一

    清朝末年的历史大事全都是大清国的“倒霉事”：要么就是外国人如何如何来欺负我们了，要么就是革命党如何如何闹革命。可是这些事件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时间轴上的，头几件事的间隔时间很长，越到后面越短：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间隔了14年；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间隔了34年。

    这之间都隔了一辈人甚至两三辈人，后面的进程就加快了：

    从甲午战争战败到戊戌变法，中间只隔了3年；

    从戊戌变法到八国联军入侵，中间是2年；

    之后再过12年，清政府就灭亡了。

    后面这几件事加在一起也就只有17年。这17年里，清廷出现一场又一场的动荡，直到最后直接走向完蛋。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甲午战争是清朝走向崩盘的转折点，甲午战败和巨额赔款把清政府的国力逼到了极限。再往后清政府的财政、执政能力都在不断下降：政府能力越差，局势就越烂；局势一烂，税收上不来，政府能力也就更差。最后束手无策，只能眼看着矛盾一个接一个地爆发，把自己送到终点。

    义和团运动，就是一场清政府无力阻止，甚至是无力控制的事件。

    义和团运动的源头，在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天津条约》。《天津条约》规定，外国传教士可以进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这打开了基督教进入中国的大门。

    中国老百姓对于宗教信仰这种事，很多人都是马马虎虎、稀松二五眼。也不管什么佛教、道教的区别，大家说哪个神灵验，咱就拜拜。朝廷要是禁止我拜呢，我就不拜，也就那么回事儿。

    欧洲人不同，欧洲传统文化对宗教信仰特别虔诚，甚至很多人认为信仰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在晚清的中国，有不少狂热的传教士。

    对于当年的外国人来说，在中国生活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在那时的驻华公使和其家属对中国的描述中，时常可以看到“肮脏”、“恶臭”、“无法忍受”之类的描述。这还是在“首善之地”的北京，外国使馆区还就在紫禁城边儿上。全国最高档的地段条件还这么差，更何况是在普通乡村。可是当时有很多西方传教士不辞辛苦深入乡村传教，尤其是沿海省份，遍布传教士的身影。

    按理说，在中国传教并不难，因为中国老百姓对宗教很宽容。中国人缺少“异教”的概念：在很多地方小庙里，往往这边供着一个观音菩萨，那边供着一个玉皇大帝，正门口还立着一关帝爷。老百姓都拜完了一出门，又给村口的狐大仙磕了三个头，最后回到家里再给家里的灶王爷烧个香，一点儿都不冲突。因为这份宽容，外国宗教在中国向来畅通无阻，印度佛教就是最成功的例子，如今已经变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了。

    但是，传统中国人对于外来宗教也不是无条件地接受，要接受得还得有个大前提：这个宗教不能和儒家道德产生冲突。

    这是因为儒家道德是传统中国的治国之本，在统治者千百年孜孜不倦地努力下，儒家道德已经深入中国传统百姓的骨髓。各路宗教主张什么神神鬼鬼的都可以，但要一旦主张“不孝”，主张“男女平等”这种违背儒家道德的信条，那就麻烦了，马上就不会有人信你了。所以我们今天熟悉的汉传佛教，其实都经过了儒家道德的改造，和原本的印度佛教已经有很多不同了。

    比如佛教讲“众生平等”，这个“众生”当然也包括男女平等，父子平等。但是儒家不讲众生平等，儒家讲的是“三纲五常”，讲的是长幼尊卑。结果佛教到了中国后，就渐渐不敢讲父子平等了，反倒在中国冒出了很多《父母恩重经》之类讲孝道的经文。

    再比如，佛教主张出家，要求僧人出家后和原来的家庭断绝一切关系，这样才能安心修行。但这又和儒家的“孝道”冲突了。所以后来的汉传佛教就要求出家前必须先征得父母同意，也不禁止出家后继续孝顺父母。有些尽孝事迹突出的出家人，甚至还会被收入到《名僧录》一类的著作里，特别加以表彰。

    只有符合儒家道德的宗教，才能在旧中国生存下去。

    基督教的问题在于，它极端排斥异教。《圣经》里上帝宣布的“十诫”中，第一诫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诫还说：“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所以信奉了基督教后，什么观世音菩萨、玉皇大帝、关帝爷、财神爷、灶王爷、土地公公都不能再信了。这和中国人宽容的宗教观是不符的。

    更重要的是，儒家有个很重要的“祭祖”仪式。我们曾说过，中国古代没有普及教育，儒家道德之所以能深入每一个百姓的心中，靠的就是婚丧嫁娶这些民间仪式，其中最重要的是祭祖。在祭祖活动里，所有的家族成员要按照辈分、性别、远支近支在固定位置站好、按照严格的顺序行礼。这个过程是在强化每个人在宗族中的地位，把儒家的“长幼尊卑”靠仪式给固定下来。只有固定了人跟人之间的位置次序，然后才能谈得上“三纲五常”，才能谈得上各种儒家道德。所以在旧中国，一个家族的祖坟、宗庙是最重要的建筑，祭祖是最隆重的仪式。祭祖仪式搞不好，这个家族、这个村落的道德秩序就很难维持好。

    可是基督教不允许信众跪拜任何偶像，这个偶像连祖先的牌位也包括进去了。所以当时的中国人只要加入了基督教，就不能再祭祖。这么做就等于背叛了整个宗族，在当时属于大逆不道。

    除了祭祖外，婚礼、葬礼也是传统社会强调儒家秩序的重要仪式，结果基督教也把这两个仪式包揽过来，要求由牧师住持西式的婚礼和葬礼。另外，中国传统农村的很多公共事务，如修庙、祭祀等大型活动都是由各家集资完成，加入了教会就意味着不能再参加这些公共活动，不再出钱，这也和传统社会产生了矛盾。

    这就是说，当时的百姓一旦加入了基督教，就等于和整个宗族、和传统生活决裂了。

    那正常情况下，谁还愿意入教呢？

    传教的困难还不止这些。

    二

    西方人同中国人完全不同的相貌、语言和生活方式，也加大了传教的难度。

    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恶作剧视频：

    有个女生在半夜里穿着白色的衣服，散开长头发，用头发遮住脸，站在阴暗的楼道里。遇到有人路过，她就半低下头，双手下垂，慢慢朝人家走过去。视频里大部分路人都以为遇见了女鬼，被她吓得半死（当然也有少数好汉打丫一顿）。

    我们冷静地想一下，其实这件事很奇怪：那些被吓到的人，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

    他们只是看到了一个披头散发的白衣女人而已。这幅场景虽然很怪，但并不属于超自然现象，并不能证明这个女子就是鬼，为什么很多人第一反应就认为她是鬼，就吓得要跑呢？

    这是因为人类的思维方式有一个特点：在遇到不熟悉的事物时，会自动把它比附成自己熟悉的东西。

    当我们毫无防备地在半夜里遇到一个披头散发的白衣女子时，大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场景很古怪，第二个反应是立刻从记忆库中寻找类似的旧记忆来解释它。于是大脑找到了我们曾经看过的那些日式恐怖片，马上判断“妈呀这不就和我们看过的女鬼一样吗？这是女鬼！这是女鬼！”接着，大脑就调取记忆中关于“女鬼”的所有知识，鬼片中女鬼瞬间移动、张牙舞爪、肢体乱扭的恐怖景象马上被调取出来，安到眼前这个女孩的身上。于是我们就会错误地以为，眼前这个女孩也会在下一秒里突然张牙舞爪了。

    对于古代的中国人来说，西方人高鼻梁、深眼眶、蓝眼睛、白皮肤、黄头发，说话呜噜哇啦，这是从没见过的古怪样子。在中国人记忆里，与之最近的形象是什么呢？正好是传统文化中的小鬼。所以普通百姓很容易把西方人当成了真鬼，这才有了“洋鬼子”这个称呼。

    西方商人还好，因为商人就是想做买卖，他们平时赚钱占便宜，吃喝玩乐追姑娘，这些行为方式和中国商人是一样的。

    可是西方传教士的行为就太古怪了，完全脱离了中国古代百姓的生活经验。

    比如传教士在中国建立了很多孤儿院。一方面是出于人道主义，一方面也是为了传教方便，因为孤儿可以从小接受教会的教育，很容易传教。

    可是这些孤儿院不仅收留一般的孤儿，还收留有残疾的孩子，以及年龄较大的儿童。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当时的中国百姓看来，却很难理解：中国传统百姓收留孩子，多半是因为自己无子或者孩子太少，收留孩子为的是家族人丁兴旺、有人能干活、能尽孝。因此当时的百姓都愿意收留身体健全的男孩子，而且最好是尚未能记事的幼童，让他们一懂事就知道叫爸叫妈，当亲儿子养。除了极其个别的大善人，很少有人会收留大龄儿童，更不可能收养残疾儿童。

    所以当时的中国百姓普遍不理解外国孤儿院的做法，认为外国人无利不起早，养孤儿要花那么多钱，他们不可能白干，那他们图的是什么呢？一个很“合理”的解释是，他们收养大龄儿童是为了割取器官用来配药，因为只有大孩子的器官才长成了。外国人办残疾人学校，还收留盲童，这怎么解释呢？——这些盲人学校里的中国学生，他们就是被洋人割下眼球的受害者呀！

    基督教还有个仪式：信众临终时，要向教父忏悔，有时教父还会在临终者的头、手上涂抹圣油。这在中国百姓看来也太古怪了：每当信教者临终，总有传教士千里迢迢地赶过来，在人家的身上比比划划，这都干吗呢？不明就里的人就说了：这是传教士来挖死者的眼睛。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有一年天津闹瘟疫，外国传教士开办的孤儿院里病死了很多孩子，尸体被草草埋到了附近的野地里。有些尸体被野狗刨出啃咬，样子惨不忍睹。有些中国百姓见到这些尸体，便认为这是外国人摘取儿童器官后抛弃的。正好当时又有人贩子在拐卖小孩，两件事合在一起，便坐实了“外国教士拐卖中国儿童摘取器官”的传言。

    于是群情激奋，当地百姓和外国人发生了激烈冲突，最终百姓们烧毁了法国领事馆、孤儿院和数座教堂，打死了包括牧师、修女、妇女在内的20名外国人和几十名给外国人工作的中国人。这是在近代史上很有名的“天津教案”。最后以清廷赔钱、惩办当事百姓和官员、派使团道歉才算了结。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类似的谣言和冲突非常多。

    引起谣言的还不止是收养儿童。

    西方近代社会和传统中国的另一大区别是西方更主张男女平等。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等级关系最森严的朝代。什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什么守寡立个贞洁牌坊之类的，都是那时候特流行的事。有点身份的女子都不许抛头露面，平时也要穿着包裹严谨、不显露身材的衣服，汉人女子还要裹小脚。

    那个时代的西方世界也讲重男轻女，但是相比清朝要好很多。清朝的贵族女性不许随意出门，西方女性却可以随便在大马路上溜达，可以和老公挽着胳膊并肩走。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衣服讲究曲线毕露，领子开口还挺低，动不动就露出一片雪白的大胸脯。这样的外国女子走在马路上，在习惯了封闭的清朝百姓看来，就几乎跟裸体差不多了。所以当时的中国人普遍有“西方女子不知羞耻”、“男女关系混乱”的印象。

    基督教主张男女平等，认为所有的男女信徒都是兄弟姐妹，进行宗教活动的时候不分男女，又常常在教堂内进行，外人看不到里面发生了什么。于是民间就传说，教民进行仪式时“男女杂处”，行淫乱之事。

    因为这些误解，因为基督教同儒家社会的种种冲突，导致基督教没法融入到中国百姓的生活中，传教的难度非常大。

    结果，西方传教士们想到了一个贻害无穷的办法。

    三

    当初天津教案搞得清朝上下群情激昂，都说外国人挖小孩器官太可恨，要求对外国强硬点。但处理此事的曾国藩、李鸿章以及背后主政的奕訢都是务实的洋务派，他们刚刚经历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知道跟外国人玩硬的不会有好结果，于是坚持赔款道歉，以退让的方式结束此事。

    从此往后的几十年里，清廷大搞洋务运动，对外事务都是由奕訢、李鸿章这帮洋务派主持。清廷在对教案的处理上，也都延续退让的风格，尽量减少跟列强冲突。这么一来，就让那些传教士看到了可乘之机。

    外国人在华原本就有不公平的“治外法权”，现在清廷在教会和中国百姓的冲突中又屡屡退让，这导致教会在中国拥有了高于法律的特殊地位。传教士们就利用这个特权来吸引教民：

    凡是成为教民的中国百姓，教会都给予司法保护。

    当教民和普通百姓发生冲突的时候，教会就去找清朝地方官施压，要求地方官偏袒教民。要是地方官不听，教会就去找本国的外交官，让外交官向总理衙门施压。总理衙门一害怕，就去逼地方官让步，最后还是让教民得利。所以当时就有一句话，叫“民怕官，官怕督抚，督抚怕总署，总署怕洋人”。

    这样一来，加入教会的诱惑力大增。在官司中吃了亏的中国百姓都抢着要入教。

    一位英国驻华领事举过一个例子，说在湖北某个地方，有两个村子因为一个池塘的所有权对薄公堂。一个村子在官司打输后，决定全村都加入天主教会，随后神父立即要求重审。另一个村子见势不妙，决定全村立刻加入英国国教。

    加入教会成了中国百姓打赢官司的法宝了。

    这种情况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存在，一直到了戊戌变法中的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后，达到了高潮。

    前面介绍过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大致过程是山东有百姓杀了德国传教士，然后德军就以此为借口在山东登陆，非要强占胶州湾，最后清廷只能屈服。

    这件事最恶劣的地方在于，德国太耍流氓了。

    在胶州湾事件之前，列强发动战争多少要讲一点借口（虽然细研究起来未必成立）。比如第一次鸦片战争，借口是“林则徐烧毁的鸦片是英国女王的财产”，要求赔偿鸦片款。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是按照《天津条约》的规定进京换约。甲午战争的借口是清方擅自往朝鲜派兵违反了之前的中日协定，等。起码在表面上要找个清政府违反国际法的理由。

    但是强占胶州湾这事完全就讲不出理来：

    传教士被杀，清廷这边已经答应赔钱、惩治犯人，这么做按照国际法已经足够了。德国要是不服你可以向当地政府起诉，可以通过外交部抗议，甚至可以断交，却没有派兵的道理。再说派兵也就派兵了，可又没有赖着不走，强占领土的道理。这就好比今天有个中国人在纽约被杀，美国方面也抓住犯人了，也枪毙了，甚至都赔钱了，结果我们出兵把纽约市给占了，说“这地儿就借我们用上一百年哈！”前后完全没有逻辑嘛。实际上德国它就懒得想逻辑，就是硬来，就是没借口，你爱怎么想怎么想。

    这件事更刺激清廷的是，清方没做出任何抵抗。

    割让土地这么大的事，清廷之前几次好歹还都抵抗过，和列强开打之前还都很有信心。可到了胶州湾这里，清廷明明知道德国欺负人，明明气得要命，可是很清楚自己打不过，只能低头认错。而且不只是割让胶州湾，清廷还被迫答应在山东的大城市和传教士遇害的村庄里，由朝廷出资修建大教堂，还要在门上刻上“钦建天主教堂”。并且要在多个城市为传教士修建住宅。在这件事里完全没错的山东巡抚被革职，永不叙用。

    也就是说，德国不仅要了实惠，连面子也要走了——在学校门口不仅抢了你的钱，还要你跪下说“大哥我错了”。但是清廷因为打不过，就是没办法。

    有了这个开头，后面的列强以“最惠国待遇”为借口纷纷有样学样，都不讲道理了，都来硬要港口、要修路权。清廷也没有办法，只能都答应下来。此时的清政府已经陷入了极为无助的境地：既无法跟列强讲理，又无法打仗，唯一抵抗的办法只有用外交手段“以夷制夷”——“以流氓制流氓”。结果大家也知道，就像当年“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一样，往往是列强早就私下里沟通好了，被合伙算计的是大清。

    在这种随时随地都可能被蹂躏的情况下，清廷对于对外事务只能如履薄冰。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的借口是教案，以后清廷在处理教案上就越发谨慎，一律无条件地支持教会，就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一场胶州湾事件。

    在这种背景下，教会的行为也就越来越过分。

    四

    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后，一次山东省某个村庄的村民为了争夺村庙发生争斗，一名教民被打伤。结果德国传教士派人送信给县令，说有教民被打死了。县令一听吓疯了，赶紧赶到现场，发现这个人根本没死，只是受了“极轻微的伤”。这时，传教士拿出一份有20名“罪犯”的名单，名单上的人当场下跪，乞求入教。于是传教士称他们为“好人”，说不再控告他们，然后又拿出5名“犯罪”的名单。这几个人赶紧向教民交出了170吊钱作为赔偿。于是传教士又马上说这5个人无罪。随后，传教士又指出另外7个人有罪，要求惩罚该村900吊钱。县令为了平息事态，只能答应了传教士的要求，又让村民摆出10桌酒席作为赔偿，这件事才算平息。

    这样的事情一多，中国内地的百姓，尤其是教会势力兴盛的山东、河北一代的百姓，很多人都加入了教会。

    传教士乐了，乡绅们怒了。

    教会虽然让很多中国人入教，但是教会同中国传统社会之间的隔阂问题并没有解决。教民们不祭祖、不参加中式婚礼和葬礼、不为修庙等公共事务掏钱，使得教民被普通村民排斥。更关键的是，如果说一些村民是为了诉讼获胜才加入教会，那说明他们原本在诉讼中不能获胜。而那些负责裁判民事纠纷的，都是本村的族长、乡绅。也就是说，很多中国人之所以加入教会，是因为他们之前同乡绅有矛盾。现在有了教会撑腰，这些人免不了要报复。

    所以教民和当地乡绅之间，普遍存在激烈的矛盾。在以乡绅为首的“老实”百姓们看来，那些加入教会的人都是些违法乱纪的“二鬼子”。在教民们看来，乡绅都是处事不公、仗势欺人的土豪恶霸。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的矛盾越来越激烈。

    传统农村的宗族、乡绅除了要维持秩序外，还担负着提供社会福利的任务。如大宗族常有一些公用的田地，用来资助本族中的贫苦人家，免费供族中的孩子上学。诸如修桥补路、挖井引水一类的公益活动，也常有本地的乡绅挑头承担。既然教民同普通村民决裂，村民也就把他们排除到社会福利之外，不允许他们使用公用的水井，不借给他们农具。教民的孩子被称为“小鬼子”，村民不让自己的孩子同他们玩，不许他们进入私塾学习。在这种敌对情绪中，一旦村民之间出现纠纷，或者谁家丢了东西，都会引来村民和教民的严重对立。

    慢慢的，在那些被教会渗透的地区，中国百姓分成了“乡绅、村民”和“教会、教民”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互相对立，各不相让。传统村民这一方人数多，占有的田地多（因为大部分乡绅在他们这一边），拥有道德优越感。但是教民的背后有外国教会，当双方发生冲突的时候，占便宜的往往是教民。

    这个局面乍看上去，好像双方各有优势。实际上，教会对乡绅统治的破坏是致命的。

    在过去，乡绅是地方冲突的唯一仲裁者，村民们有了矛盾，都找乡绅决定谁对谁错。现在多了一个护短的教会，哪个村民被乡绅处罚了，转头就去加入教会，回过头就来报复，这乡绅以后还怎么管理百姓？

    乡绅靠儒家道德来维持统治，乡绅在处理民间纠纷的时候，虽然也有杀人、杖责、监禁等残酷的刑罚（比如偷情女子往往会受到残酷的折磨），但日常的普通纠纷大都不涉及酷刑。因为酷刑是法家的手段，儒家讲的是“礼”，乡绅要尽量用“礼”的手段去处罚人。

    用“礼”怎么处罚人呢？就是赔礼道歉。乡绅在裁判完纠纷后，输掉的一方除了要赔钱外，还要摆一桌酒席，把各家有头有脸的人都请来，当众给赢的一方敬酒、赔礼，赢的一方才算真正扬眉吐气。

    教会刚开始干涉官司的时候，对村民的要求是赔偿物品。最早赔偿的是教民礼拜用的芦席，价格很便宜，老百姓还可以承受。但到了后来，久居中国的传教士也懂得了中国人最看重“面子”，他们开始要求打败官司的村民办酒席宴请教民，甚至有的神父要求把酒席开在教堂里，受罚的人必须跪着为教民献上食物，同时还要击鼓放鞭炮，以炫耀教会的权威。

    更过分的是，有时被逼道歉的就是乡绅、族长本人。这种行为给乡绅统治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为什么呢？

    一般的民事纠纷其实很难分出明显的对与错。比如两个儿子争夺遗产，互相指责对方不孝，不应该分那么多。这孝与不孝，分辨起来就太难了。

    比如这家指责对方：“你们净给老人吃素的，你们两口子自己偷偷吃肉！”

    那家就反驳说：“老人就爱吃这口，吃肉不好消化你连这都不知道就说明你没伺候过老人！”

    这家说：“我每个月给老人送粮送米邻居都瞧见了！”

    那家说：“老人天天饿不着冻不着谁差你那口吃的，你每次来都绷着个脸不给老人好脸色！”

    这家说：“你这死不要脸的我那是绷给你看呢！”

    ……妈呀，这样吵下去没完没了，谁能分辨出谁对谁错？

    老人留下一百贯钱，给老大家分六十贯公平，还是分六十一贯更公平？这根本没有正确答案。如果这件事放到今天，就需要受过专业训练的律师，经过长时间的取证和法庭辩论，耗费大量的人力来判断。这在司法系统几乎不存在的古代乡村是怎么解决的呢？就是找几个德高望重，最受尊敬的乡绅、族长，让这些老人“说句公道话”。因为这些人平时就是道德模范，就受尊敬，他们的裁断能得到大部分乡民的认同，这时候不服气的一方也就只能接受现实了。

    也就是说，乡绅之所以拥有维持地方秩序的能力，是因为他们在乡村里“德高望重”。

    但是现在教会逼乡绅向教民请酒席甚至是下跪道歉，这不仅是对乡绅个人的侮辱，更是对乡绅威望的摧毁，对乡村道德秩序的破坏。这就好比今天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有一个邻班老师把你们班的班主任拎到讲台上，让班主任当着全班面给他跪下来叫大哥。就算这个邻班的老师有理，他这么一做，你想想班主任以后还怎么管理全班同学？谁还听他的话？

    所以外国教会的种种做法，对清末乡村秩序的破坏是毁灭性的。他们彻底摧毁了乡绅统治乡村的根基。从此以后，乡绅没法再维持基层秩序，没法保护那些遵守儒家道德的乡民了。

    这会造成什么结果？答案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五

    在讲太平天国的时候我们说过，当官府、乡绅没有能力保护基层百姓的时候，一定会有百姓自发组织起来维持秩序。具体的表现，就是各种民间秘密会社。从嘉庆开始，中国各地陆续出现的白莲教、天地会、捻军、哥老会都属此列。

    教会问题也是一样。当普通百姓在受到教民欺负，当乡绅能不保护百姓、官府不能主持公道的时候，那老百姓怎么办？那就只能自发组织起来，自己保护自己了。

    这就是“义和团”的雏形。

    早期的义和团，是以民间宗教和民间拳会的形式存在的。

    直到今天的农村仍有这样的现象：谁家的年轻男人多、能打架，谁家在村子里就不吃亏，反之就会受欺负。说白了，就是“拳头决定地位”。在古代更是如此。一个庄稼汉要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除了读书、发财这两个概率很小的途径外，最好的办法就是练拳、能打架。在家乡里，能打架就不挨欺负，出门在外，能打架就可以减少被抢劫的几率。

    尤其是在地方政府难以维持社会秩序的年代里，练拳对于自保就更为重要了。在古代中国，一到了兵荒马乱的年代，就会有大量的百姓找人拜师学拳，这些学拳的村民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拳会”。“拳会”既是学拳的组织，也是百姓的互助组织，当成员受到外人欺负的时候，大家就组织起来反抗。

    在清末的山东、河北等地，就有很多这样的拳会，它们逐渐被称为“义和拳”或者“义和团”，它们的成员被称为“拳民”或者“团民”。

    这就是说，义和团是一种民间自发的拳会组织，它和太平天国不一样。太平天国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权，有最高的领导，有层层机构，一声令下能够统一行动。义和团则是以乡村为单位的松散组织，附近几个村子合成一股，推举一个人当“大师兄”，这就是一支义和团队伍。各个义和团之间有时也会互相联络，组织一些大规模的行动，但大都是临时行为，大部分时候是松散的。

    义和团能在山东、河北地区迅速壮大，根本原因在于教会对这个地区的渗透最严重，当地乡绅和地方政府无法维持基层秩序，无法保护没有入教的百姓。教会的势力越大，教民对村民的攻击越严重，加入义和团的百姓就越多，义和团就越壮大。

    以往，义和团这种民间会社对于朝廷来说肯定属于非法组织。因为普通老百姓最大的敌人往往是强迫他们交税的政府和乡绅。但是这一次，义和团和乡绅的利益大体是一致的，大家的敌人都是教会。所以在一些地区，义和团打出了“扶清灭洋”或者“顺清灭洋”的旗号，表示我们不和政府为敌。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各个“义和拳”组织逐渐改名为“义和团”，取的是“团练”的“团”，这样起码表面上我们是政府支持的合法民兵。有不少乡绅也支持义和团运动，甚至加入义和团。

    由于乡绅不是义和团的敌人，甚至主动为义和团提供钱物，提供道德上的支持，所以义和团的壮大速度，也要比过去的民间会社更快。

    另外，义和团的壮大还和当时的经济形势有关。我们不难理解：百姓收入越低，加入民间会社的动力就越大。

    偏偏这些年来，清朝的整体经济情况是一天比一天惨，尤其是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远超清廷的承受能力，老百姓早就被压榨到了极限。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更直观的压力还有外国的经济入侵。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商品终于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市场。工业产品的竞争力跟自然经济下的手工产品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上。外国的棉布售价仅为中国土布的三分之一，质量却更高。这样一来，就有大批的手工业者失业。

    到了甲午战争后，列强在中国大规模强占土地，驻扎军队，为了能快速运输物资和军队还大规模修建铁路。这又造成了铁路沿线大量的船夫、纤夫、车夫、脚夫和客栈店主失业。

    其实从长远的角度看，外国工业商品的进入对中国经济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外国商品的性价比更高，等于让中国的消费者用更少的成本获得了更大的收益。消费者因此节省下来的钱，会用来投资或者购买其他商品（比如买衣服用不了这么多钱了，多余的钱可以拿去盖房子），也就扩大了其他行业的效益（盖房子的人多了，砖头的价格就提高了）；其他行业效益增加，会刺激该行业扩大生产（砖头的销量增加了，砖厂会招聘工人扩大生产），这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职位。那些因为外国商品入侵而失去的就业岗位，会在其他行业得到补偿。因此从长远来看，外国产品的入侵其实能搞活国内的产业，让全社会都受益[4]。

    同样的道理，修建铁路能够降低沿途的运输成本。外国经营者把铁路租给中国商人，中国商人就能用更低的成本运送物资，降低商品的价格，对整个社会的经济也有好处。

    ——但是，这些好处是从宏观、从长远的角度来说的。从微观的角度讲，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能因此得利。那些扩大了规模的行业，他们所创造的新岗位不可能正好还给那些已经失业的手工业者。比如一个扩大生产的砖厂，他更愿意去招聘一个浑身是力气的壮小伙，而不是一个在家织了一辈子布的老年妇女。所以这些外国商品的进入、铁路的修建导致大批中国手工业者和交通业者失业，生活水平降低，他们自然会加倍怨恨外国人。

    再加上山东、河北地区又出现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更加刺激了义和团的发展。

    六

    义和团另一个吸引百姓的地方，在于它宣称拥有神力。

    我们今天都知道这世界上没有鬼神，没有咒语仙术，但这种唯物主义观念是在最近五六十年里才普及的。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里，上到高级知识分子，下到普通百姓，大部分人都以为神鬼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宣称拥有某种神力是中国古代民间会社最有效、最常用的宣传手段。从当年的黄巾军一直到太平天国运动，屡见不鲜。

    义和团是一种自发的民间组织，它常选择在农村集会的时候宣传：在一块场地上公开练拳，借此招揽百姓加入。既然目的是招揽人，练拳就有很强的表演性。就像是跑江湖的卖艺赚钱一样，赚钱多少的关键不是功夫本身的真假，而是表演效果能不能抓人眼球。这种表演与其说是武术，不如说更像是杂技和演戏。

    在太平天国中非常重要的“神仙附体”，也是义和团最喜欢的表演项目。

    既然是面对普通百姓的表演，附体的神仙也就得符合普通百姓的口味，都是些民间戏曲里最常见、百姓最喜欢的角色，如《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猪八戒、二郎神；《三国演义》里的关羽、张飞、赵云；《封神演义》里的哪吒、姜太公；《水浒传》里的武松、鲁智深；《八仙过海》中的八仙；甚至还有戏曲里的黄天霸。附体的过程也充满了戏曲元素：有人敲锣打鼓、有人焚香祝祷、附体后的拳民浑身摇摇晃晃，说话咿咿呀呀，动作和语言都如同在唱戏。

    一旦附体以后，附体者就宣称自己拥有各种神奇的法力，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刀枪不入”。

    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其实是卖艺拳师常用的戏法。这种戏法用江湖的术语说，叫做“半腥半尖”——所谓“腥”，就是骗人的假玩意；所谓“尖”，就是真本事。“半腥半尖”，就是有一半是真功夫，有一半是骗人的。

    在今天的武术、杂技团体里，仍旧能见到类似“刀枪不入”的硬气功表演，这是刻苦训练加上特定技巧才能实现的表演效果。刻苦训练，指的是表演者通过锻炼身体增强被击打部位的肌肉，在被击打的时候绷住肌肉增加抗击打的效果。特定技巧，指的是刀砍下去时要垂直于被砍部位。砍人者把刀高高举起，快速落下，看上去很用力，在接近被砍者的一瞬间要收力。

    这种一半真本事，一半靠骗术的技术，表演效果最好。

    义和团还增加了新的花样。

    过去所说的“刀枪不入”里的“刀”和“枪”，指的是冷兵器里的大刀和长枪。到了义和团这里，为了针对外国人，就把“枪”解释成了外国人的洋枪。表示我们义和团不怕洋枪打。

    表演的秘诀是把枪里的金属子弹换成了不伤人的绿豆。还有一种更有技术含量的假子弹：用香灰团成球，外面裹一层铁砂，从表面看就跟真的铁子弹一样。等子弹打出去后，香灰变成一股青烟，不留痕迹，外人不容易看出破绽。挨子弹的人还可以事先在手中藏一个真子弹，用手捂热。等到同伴开枪后，做出空手接子弹的动作，然后当众出示这枚热子弹。俩人合作，天衣无缝。

    除了“刀枪不入”外，有的义和团还声称能治病，只要把他们提供的符纸烧成灰，和水服下就能治百病。又或者打仗受伤出血，一贴义和团的符纸血就止住了。“免费治病”是民间宗教用来吸引人的一贯把戏，义和团自然也不能免俗。

    当然，后来义和团真跟洋人开战了，这种“刀枪不入”的神话就不攻自破了，只要对方一放真枪，再英勇的团民都会倒下。可是对于这种情况，义和团的领导者还是有办法解释。一种解释是，说那些被击中的人曾做过偷盗、奸淫一类的事，犯了义和团的戒条，功法就不灵了。一种解释说，女性“阴气”太重，义和团发功失败是因为附近有妇女的“污物”（如有人泼洒妇女来月事时用过的洗澡水，或者携带女子月事时使用的经布，或者仅仅是因为有妇女路过）。甚至下雨都可以成为理由：有一次义和团对外解释，是因为天上下雨，所以神灵不附身。又有一种解释说，你别看那些拳民被打死了，其实过几天就会复活。万一几天后尸体腐烂生虫，被百姓看到，还会解释说，这是“随老祖师入终南山”了。

    那是个没有照相机也缺少报纸的时代，老百姓传播消息几乎还靠口口相传。淳朴的百姓不可能亲身去检验这些解释，这套说辞堪称无懈可击。

    义和团在利益上符合普通百姓的需求，在思想上迎合普通百姓的口味。在清政府、乡绅失去对乡村统治的同时，义和团也就不可阻止地壮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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