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义和团在中国乡村形成了一支足以和教民对抗的力量。这不会重新给乡村带来秩序，只会带来更大的混乱。

    “美好的人性来自于美好的制度”。人们平时不作恶，主要是因为作恶会带来法律的制裁和良心的谴责。现在，村民和教民互相仇视，都认为攻击对方是一件光荣正义的事，政府和乡绅又失去了维护地方秩序的能力，那最后只能导致冲突和仇恨不断升级，最终发展到动刀动枪互相仇杀的地步。

    仇恨的具体来源，首先是教会对教民的偏袒。

    教会偏袒教民的行为本身就不是公平的，而且教会用“帮人打官司”这种很功利的理由吸引人入教，自然很难吸引到真正虔诚的信徒，不少人是为了占便宜或者自保入教。他们入教后，其中一些人免不了利用教民的特权去欺负非教民。

    比如在山东省的某个集市上，有个屠夫在卖肉时将一个羊头挂在摊位上，有教民看见，告诉外国教士，说这是在故意诋毁洋教，因为“羊”和“洋”同音。结果屠夫被告上公堂，在洋人的压力下，被判有罪。而教民借着教会的势力霸占田产、欺压普通百姓的事更是屡见不鲜。

    另一方面，义和团对教会、对外国人的复仇也不加区分。

    在义和团看来，外国人是“鬼子”，信教的中国人是“二鬼子”。既然都是鬼，那就都该杀。义和团进攻教堂、攻击教民的时候，往往是无论好人坏人，只要是和外国沾边的人一律都杀，房子一律都烧。哪怕是教民家中妇女儿童，也常常惨遭毒手。

    在愈演愈烈的冲突中，外国人不干了。

    由于很多教民拥有教会提供的步枪，在教民和非教民的武力冲突中，往往是教民占优势，死伤要比非教民少得多。但是西方传教士们不管这些是非曲直，一旦出现有教民死伤的教案，传教士都会报告给本国的驻华公使和记者，内容当然会偏向教民这一方，强调教民多么温顺无辜（当然，的确有教民无辜受害的情况），强调行凶者残暴野蛮。负责调查案件的清方官员虽然会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清方官员欺上瞒下的作风由来已久，外国人根本不相信清方的调查结果，他们只信传教士的陈述。

    久而久之，在外国公使团和报刊舆论的印象里，中国各地都出现了盲目排外的惨案，义和团民野蛮地屠杀传教士和教民，中国大地已经变成了暴徒的乐园。

    当时有很多外国传教士深入中国乡村，在冲突中，时不时有外国人被害。这给外国公使带来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作为外交官，有义务保护所有在华的本国人。于是外国公使一次次给清政府递交措辞严厉的照会，指责清政府没有好好维持地方秩序，威胁清政府如果再不能保护传教士的安全，他们就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清政府这边又是什么反应呢？

    清廷高层对义和团基本上分成两种看法。

    第一种主张坚决镇压，这是最自然的想法。因为从白莲教以来，各类民间会社一直都是朝廷的敌人，而且一些义和团组织真的打出了反清的口号，还和官军作战过。清政府作为继承了几千年封建帝制统治经验的老牌皇权政府，当然知道其中的危险性。

    镇压的第二个理由是害怕列强像上次德国强占胶州湾那样，借口保护传教士再次出兵。和近乎于乌合之众的义和团相比，列强才是最可怕的敌人。清廷最首要的目标是千万别再跟外国人打仗。

    但是，清廷也有一些人主张不镇压义和团。这些人倒不是认为义和团真有神力——古人不傻，“刀枪不入”这种传说验证起来太容易了，直接抓住几个义和团首领开一枪试试就行。当时的直隶总督裕禄就干过这事儿，“砰砰砰”几枪都打死了，然后就上奏朝廷说这帮人只会装神弄鬼，连普通的拳脚武艺都不行。在清廷高层里，只有少数不懂实务、喜欢高谈阔论的官员才相信义和团的神话。

    清廷官员反对打击义和团的主要理由是：义和团是基层百姓对抗教民的主要力量，如果朝廷镇压义和团，义和团都没有了，那最终所有的百姓都会为了自保加入教会，那咱大清最后岂不是没有百姓了？所以这些官员主张要把义和团利用起来，只要义和团不对抗朝廷，就应该允许他们活动。

    这两种意见一比较，结果是第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原因很简单，外国公使威胁说，清廷再不控制义和团，外国人就要带兵干涉，这是迫在眉睫的危险。教会势力扩张虽然也是灭国亡种的事，但这不还没死到临头么？反正目前教民在全国百姓中还属于极少数，全国被教会占领那还得有日子呢，这事回头再说吧。

    当然，清廷也不能不考虑第二种意见。这两种意见一综合，最后清廷对义和团的处理方式是半镇压式的：朝廷给地方官员颁布的上谕措辞严厉，要求全力镇压义和团。这一半是真要求镇压，一半也是做给外国公使们看。另一方面，朝廷私下里给地方上的压力不那么大，有点睁一只眼闭只一眼。一些义和团组织被剿灭后，只是把首领处死，其他百姓放回家乡，而不像当年打击太平天国那样一定要斩尽杀绝。

    朝廷的命令是半真半假，这命令到了地方上，因为每个地方官的政治立场不同，执行起来也是两种效果。

    直隶总督裕禄就对辖区内的义和团坚决镇压，屠杀到底。因为直隶总督责任重大，负责京畿的安全。义和团在直隶越闹越大，威胁京师，他当然得把危险尽早扑灭，要是哪天义和团冲进紫禁城，他脑袋就甭要了。

    山东省是义和团闹得最厉害的地方。山东巡抚毓（yù）贤和他的继任者袁世凯都是比较能干的人。他们两个人都看到了义和团运动的根本原因在于教民欺负百姓，在于官府处理教案不公，因此他们对义和团都采取“剿抚并用”的办法：只惩治义和团的首领和行动最激进的团民，对于一般的团民，只是驱散回家，不进行处理。

    二

    然而，无论是残酷镇压还是“剿抚并用”，这两种办法都没有效果。

    根本原因在于，教会偏袒教民的问题不解决，老百姓加入义和团的动力就不会消失。

    残酷镇压表面上是有效的，因为义和团还都用着大刀长矛，镇压他们的清军使用的是步枪甚至机枪火炮，在正面战场可以轻松屠杀义和团。但是义和团本身都是老百姓，一旦正面被打败，就分散回到家中，回到乡村里，等到官兵走后再重新组织起来，官兵总不能把老百姓都杀光吧？

    “剿抚并用”也是一样，杀掉首领，驱散团民，看上去恩威并重，给老实百姓一条活路。可是百姓回到家乡后还是要受到教民夺田夺产的欺压，等到教民的压迫大于官府的威胁时，老百姓又会重新组织起来。

    这就是说，清朝末年的义和团问题已经超过了清政府的处理能力，并不是哪个官员能力很强，拥有超人的智慧，就可以把这件事解决的。

    毓贤和袁世凯都看到了义和团兴起的原因是“官府处理不公”，那么，他们身为地方大员，用心判案，顶住公使团的外交压力，就案件本身据理力争，可不可以解决问题？

    这个想法有一点道理。

    因为我们说过，列强虽然在触及国家利益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耍流氓，但是对于平时的小事，多少还是要讲点道理，得顾及一下基本的外交规则和本国记者的报道。而且有的外国公使其实很讨厌本国的传教士。因为那些传教士信仰狂热，他们不顾公使的警告，非要深入充满危险的中国内地。可一旦他们出了事，还要本国公使去搭救，一些公使对此也有怨言。

    那么，如果一个能干的清朝地方官能在民事案件中顶住压力，坚持公平断案，从而让外国公使也觉得你很“公正”。久而久之，不就可以把义和团运动的源头消灭掉了吗？

    这是不可能的。

    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叫“公正”？

    在学校里，两个同学吵架，一个同学嘴太臭了，用脏话侮辱对方的母亲。另一个同学正好是单亲家庭，一听就急了，“咣”，给骂人的孩子来一拳。老师来了，把两个人都叫到办公室。现在问你，老师该处罚谁，才算是“公正”？

    被人侮辱母亲，该不该揍他一顿？要我说，该。但是老师绝对不会这么说。假如这次允许被骂母亲的孩子打人，那下次别人骂你父亲，你能不能打？要是被骂二叔呢？要是不许打，那二叔招谁惹谁了？这次骂人用的是脏话，是该揍，可他下次没用脏话，给别人的母亲起了个外号，那该不该揍？再下次没起外号，就是客观评价一下别人亲人的缺点，该不该揍？就算该揍，是该揍一拳还是两拳，是打够五分钟还是打残为止？这里面到底怎么处罚算是公平，怎么不算呢？当老师判决某个孩子没错的时候，另一方会不会不服气，觉得老师“偏心眼”呢？

    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根本没有统一的答案。

    所以老师处理这件事的方式非常简单粗暴，就问：“谁先动的手？”谁先动手，谁就错了。

    这合理吗？当然不合理。正因为老师简单粗暴的规则，所以“聪明的”坏孩子可以用不带脏字的语言围攻嘴笨的孩子还不受惩罚，嘴笨的孩子因为不堪侮辱奋起反抗，结果反倒被叫到办公室里罚站。这太不合理了。

    但是，这不合理的处罚能保证老师“公正”。因为老师在开学之初就公布了“谁先动手谁就错了”的规则，并且每一次都严格执行它。这样，哪怕嘴笨的学生心里面委屈、有怨气，他也得承认这个处理结果本身没有问题，老师没有“偏心眼”。

    这就是说，要做到被处理双方都服从判决，都觉得处罚者“公正”，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把所有的规则都事先向大众公开，并让大部分人接受。

    第二，每次处理案件的时候，都严格执行规则。

    比如今天的法制社会，是怎么让大众都觉得公正的？首先，通过各种普法教育（尤其是中小学义务教育）向大众公开各种法律条文，解释这些法律的合理性。然后，用警察、法院、律师这一大堆机构保证严格执法。这两件事都做到了，大众才能心服口服地接受法律约束。

    在传统中国的农村里，这个向大众公开的规则是儒家道德。每一个中国人从小都受到儒家道德的教育，长大以后犯了错误，乡绅当众一点评，说你这事什么什么地方做的不道德，乡亲们一听是这道理没错，这个被指责的人最起码也得是“口服心不服”了，他没理可讲了。

    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官府不仅要让中国百姓觉得信服，他还得要跟外国公使“据理力争”，得让外国人表示信服。可是外国人不接受儒家这套规则啊！

    在正统的儒家规则看来，夷狄就是豺狼，外国人就是禽兽，身为外国人就是原罪，义和团赶杀外国人正是符合儒家道德的正义之举。这套规则你让外国人怎么接受？

    那咱们退一步行不行，咱们不讲道德了，咱们只讲法律，咱们跟外国人讲《国际法》行不行？外国传教士有“领事裁判权”，不受清朝法律管辖，那教民还是大清的国民啊，得接受《大清律例》吧？我们就严格按照《大清律例》的条文，秉公处理教民和村民的冲突，那能不能让外国公使认为你“公正”呢？

    还是不可能。

    前面说的“公正”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公开规则，让大众接受”算是通过了（其实《大清律例》里很多内容外国人觉得无知野蛮、并不接受）；可是第二条“严格执行”还是做不到。

    我们想想，当初欧洲为什么要死那么多人来发动资产阶级革命？为的是给创造一个“公开、公平的市场”。

    要维持市场的公平，就需要公平的法院。要法院公平，就需要法官不能独断其事，必须有人监督。而且还不能只受一两个人监督，因为监督人数太少就容易被收买或者要挟，法院必须接受人民大众的监督。

    比如美国的法官，上面受到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监督，最高法院受到议会的监督，议会受选民的监督。同时，各级法院的所有判决书都要公开，受到全社会媒体和选民的监督。

    可是清政府呢……

    不怨人家外国人不信任清政府，单看清朝人自己写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官场上乌烟瘴气、玩弄司法的事情太多太多了，这是缺乏监督的必然结果。在这种环境下，就算地方官再努力、再公正，你给外国公使出示的案件调查结果，人家一概不信啊！

    也就是说，就算清朝地方官知道了义和团的结症所在，就算地方官再努力秉公执法，还是不可能解决问题。

    于是，教民和义和团的矛盾越来越激烈。义和团打杀教民和传教士的事件越多，外国公使就越愤怒。外国人认为，清政府你们堂堂的正规军对这么一群闹事的普通农民都镇压不住，这肯定是故意手下留情啊。而且有些义和团还打出了“扶清灭洋”、“顺清灭洋”的旗号，更让外国公使疑心他们背后有清政府的扶持。

    随着义和团运动不断升级，外国公使给清政府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不得不撤掉了山东巡抚毓贤，换上了袁世凯。

    袁世凯比毓贤更加能干，义和团不是一被官兵镇压，就分散回到乡间吗？袁世凯的做法是用部分兵力在交通要道镇守，避免义和团聚拢，再用机动兵力对付大股义和团。他还要求各地乡绅保证自己的地盘里没有义和团。这招更聪明，因为乡绅和普通义和团民不一样。官兵来了，义和团民一跑就行了，乡绅有身份有田地，跑不了，所以山东的乡绅都纷纷退出义和团。

    这些招数虽然聪明有效，可还是治标不治本，义和团仍旧不可阻止地壮大起来。

    三

    山东省是义和团活动最激烈的地区。随着义和团运动扩大化，以及袁世凯对义和团的镇压，一部分山东的义和团民跑到了隔壁的河北地区，也就是当时的“直隶省”。

    义和团是个根植于乡村的民间会社。我们曾经说过，清朝的普通百姓不爱国，只爱自己的家乡。那些由农民组成的义和团大都只想保护本地家园，只想在没有教会欺凌的情况下安心生产，没有动力远赴他乡。因此，从山东流动到直隶的义和团民主要不是农民，而是从事运输业的百姓。

    就像农村有自治的乡绅、民间会社一样，在古代中国沿着大运河、主干道上从事交通行业的百姓，也有自己的组织。这就是漕帮、盐枭、马贼之类的民间帮会。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可以在中国内河里行驶轮船，后来又大规模修建铁路，这些运输业者大量失业。他们把失业归咎到外国人的入侵，因此仇视铁路、蒸汽船乃至一切外国事物，他们也就成了义和团中的积极分子。

    这些人和由普通农民组成的义和团不太相同。

    运输业者平时不扎根在土地上，他们时常跨省跨市，所以不留恋故土，在山东和在直隶进行运动对他们没有太大区别；

    他们可以到处游走，本来就有自己的帮会，因此更容易形成大规模的队伍；

    普通农民还有自己的土地，还希望能回到土地上生产。运输业者因为已经失业，他们无依无靠，在运动中有更大的经济索求，对教民和外国人的攻击和抢劫也就更激烈。

    总而言之，这些从山东来的义和团到了直隶后，带动起当地百姓，直隶地区的义和团就这样闹起来了。直隶总督裕禄担负着保护京师安全的重任，对义和团坚决镇压，毫不留情。可是屠杀也无法阻止团民和教民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不久以后，直隶就闹出了一件大事。

    这事还要从第二次鸦片战争那时候说起。

    在距离北京直线距离70多公里的涞水县有个小村子，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村子里有6个村民参加了民间会社。那时正闹太平天国，清政府对民间结社极为警惕。村长阎老福就向官府举报了这6个人。因为当时清政府已经承认了《天津条约》，允许传教士在内地传教。所以这6个人立刻加入了教会，官府也就拿他们没辙了。随后在教会的保护下，这个村子里教民的声势越来越强。

    这样就过了30年，到了义和团运动的时候。

    在初中，我们学过鲁迅先生的《社戏》，说的是中国传统农村有个传统：在过节的时候大家凑钱搭台唱戏。另外，中国农村还有一种“请神”的习惯，就是到了某个节日，把庙中的神像打扮打扮，请出来游行、祭祀一番后再送回去。涞水县这个村子的“请神”习俗，就是把神像请到村子的戏台前，请众神来听戏。

    结果闹义和团的前一年，这个村子把戏台搭在了一名教民家的门口。基督教最忌讳异教的神像，现在村民要把神像放到教民的家门口听戏，教民就认为这是极大的侮辱。于是教民大闹起来，推翻了神坛，和村民发生了冲突。

    积蓄已久的村民教民之间的矛盾爆发了，混乱中，村民洗劫了当地的教堂。事情闹大了，外国传教士便出来干涉此事。在传教士的压力下，当地官府判定村长阎老福是罪魁祸首，赔偿教民250两银子，还要宴请教民和神父，并当众向他们磕头。对于阎老福这样有身份的乡绅来说，这自然是很难接受的惩罚。但他最后还是屈服了，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又有20多户人家入教。

    到了第二年，义和团运动发展到河北地区，阎老福看到了报复的机会。他从周围地区请来义和团，准备对本村的教民下手。这时，直隶总督正严厉打击义和团，看到义和团聚集，县令立刻带了4名衙役来调查，结果见到义和团人多势众，只能撤退。当晚，义和团开始对教民动手，他们烧毁了教堂和教民的家，杀死了数十名教民（按照清朝官府的说法，只有5人被杀，不清楚是教民还是村民）。

    在北京的各国公使听说竟然有几十名教民被杀死，情绪十分激动，他们称其为“涞水大屠杀”，集体向清廷提交照会，要求严查拳会。

    实际上，清廷的反应比列强还激动。附近总兵立刻调来军队镇压义和团。装备精良的清军数次获胜，杀死和俘虏了不少团民。然后，附近成百上千的义和团又聚集起来，在一次伏击中，一名清军中级将领被打死。几天后，义和团又占领了涿州城。为了防止清军调兵，义和团还破坏了附近的铁路。

    这个事件让清廷十分震惊，因为这是义和团第一次占领城市和打死清军将领。这意味着义和团已经有了和政府公开对抗的实力，而且不是远在广西、云南，它就在京城的眼皮底下！

    清廷立刻加大了对直隶地区义和团的清剿力度，负责京师治安的九门提督公布了禁止拳会活动的十条规定。其中包括禁止印刷、张贴义和团的传单，禁止一切义和团活动，如果发现有人参加义和团，邻居连坐，措施非常严厉。

    但这些措施并不能让外国公使们感到放心。

    四

    各国公使倒不是担心他们自己被义和团攻击。

    因为当时大股义和团尚未进入北京。距离北京最近的有组织的义和团足有一百余里，而且只有数千人。北京城有极为坚固、高大的城墙，只有大刀长矛的义和团民不可能攻入北京城。北京城里只有零星的一小部分团民，进行的只是练拳、宣传之类的和平活动，没有和外国人产生冲突。更何况清廷还在严厉打击义和团运动，义和团对外国人的威胁就更不存在了。

    真正让各国公使担心的，是一种传闻。

    从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初，各国公使就对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的效率不满。因为他们只偏听各国传教士的一面之词，不了解义和团运动的真正原因是教会欺压民众，而是认为义和团的兴起是出于无知野蛮的排外情绪。外国人认为，装备了新式武器的清政府对付大刀长矛的义和团应该绰绰有余，义和团愈战愈勇的背后一定有清政府的放纵甚至是支持。清廷虽然接连不断地颁布镇压义和团的上谕，但是外国列强对一惯说话不算数的清廷早就失去了信任，认为这些都是清政府敷衍外国人的伎俩。

    涞水事件后，该地区的传教士对公使团大声疾呼，坚称这场教案背后有清廷操纵。甚至认为在整个义和团运动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清廷准备全面屠杀外国人的大阴谋。这个说法太过离奇，没法让全体公使都相信，但是它免不了让人嘀咕——万一这是真的呢？而且事实是，各地的确不断传来义和团杀外国人、杀中国教民的消息。清政府之中，也的确存在要杀光外国人的强硬派，清政府过去在对外关系上也的确有不讲信誉的时候。这些都让外国公使无法排除“清政府在背后扶植义和团”的可能性。

    更让各国公使担心的是清政府倒台。自从甲午战败后，清政府的统治一天弱似一天，列强早就开始担心清政府哪天一个没撑住就灭亡了。所以在戊戌变法的时候，列强大多支持光绪，希望清廷能变法自强，能多统治几年。可是在戊戌变法后，慈禧取消一切新政，中国看不到改革的希望，这让列强对清廷的未来越发担心。

    义和团运动扩大到直隶地区后，列强们担心这会不会就是清廷崩溃的前兆——普通老百姓闹事都闹到朝廷的家门口了呀！闹成这样都镇压不下去，万一乱局不断扩大，大清国这不就完蛋了吗？

    一旦清廷崩溃，外国人就要面临两个严重的问题。

    第一，到时候社会秩序肯定一片混乱，不会再有清兵来保护使馆。那人数众多的义和团民对北京的外国公使、传教士就是巨大的威胁。而且驻扎在北京的清军中还有一些部队（如董福祥的“甘军”）特别仇视外国人。到时候恐怕也会攻打使馆。

    第二，更重要的是，清廷一旦倒台，各国的在华利益就会重新洗牌。哪个国家能抢先找到自己的在华代理人，抢先扶植它成为中国新的统治者，哪个国家就能获得最大的利益。

    为此，各国公使开始考虑是否要派兵进入北京。

    各国公使刚开始讨论这事的时候，北京的形势并不紧张——义和团离北京城还远着呢，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公使都觉得有派兵的必要。但是法国公使特别激动，因为“涞水事件”里被攻击的就是法国的教会。法国公使听信法国传教士偏激的申诉，要求立刻派遣一支军队进入北京，保护住在使馆区的公使们。

    对于其他列强来说，法国要是派兵进入北京，这事儿就复杂了。这意味着一旦清政府崩溃，法国在中国会获得绝对的优势。其他各国不愿意让法国抢先，一看法国公使执意要派兵，也都纷纷决定跟着法国一起派兵。

    士兵的来源倒是容易，当时由于义和团运动闹得太大，各国为了给清政府施压，已经在大沽口外集结了一支舰队。这支名义上用来保护使馆的卫队直接就从军舰上抽调，随时都能从大沽口登陆。

    六

    在正式派兵之前，各国公使当然先得跟清政府说一声，要不然就成侵略了。可是各国公使那意思也就是通知你清政府一声，也没打算清政府会拒绝——我们就算硬进来了，你也不能怎么着嘛。

    慈禧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受刺激。因为使馆区紧挨着北京皇城，距离紫禁城的直线距离只有六七百米，外国人在使馆区架起大炮都可以直接打到紫禁城里。列强派军队进入使馆区，就等于把枪口顶在了老佛爷的脑门上。

    关键是，列强为什么要派兵来？

    在慈禧这边来看，列强要派兵“保卫使馆免受义和团攻击”绝对是个借口，因为就像前面说的，义和团现在对北京构不成威胁嘛！

    那就奇怪了，那列强为什么派兵呢？

    上一次使馆卫队进京是在戊戌政变后，列强用使馆卫队威慑慈禧，要求慈禧不要废掉光绪皇帝。这一次也就不难让慈禧胡乱联想：这群外国人是不是又要来干涉我的内政？

    慈禧最担心的，是列强准备扶植光绪。

    自从戊戌政变后，慈禧一直没有停止废掉光绪的念头。因为国内外还有很多像康有为一样仇视慈禧、主张保皇变法的人。他们把光绪看成是维新的希望，有光绪在，这些人在法理上就站得住脚，慈禧一不留神就可能被他们翻盘。更关键的是，光绪比慈禧年轻，将来不出意外慈禧肯定会死在光绪的前面。那样光绪就会重新执政，慈禧之前的一切政治成绩都会一笔勾销，甚至连历史评价都难保，这不是白奋斗一辈子吗？

    因为这些原因，当年戊戌政变后，慈禧就谋划寻找新的皇帝，结果在国内外的压力下作罢。一年多后，也就是到了闹义和团这年，慈禧又想到一个“曲线救国”的办法。她先为光绪立一个皇储，然后再慢慢找机会废掉或者弄死光绪。

    找来找去，慈禧看上了端郡王[5]的儿子。选择他，是因为他是慈禧兄弟的外孙，和慈禧有血缘上的关系。在当时的环境下，地方汉人督抚和外国列强都反对废光绪，所以对外不敢公开称立皇储，只说立为“大阿哥”。

    列强派使馆卫队进京这事，距离清廷立“大阿哥”还不到半年，难免让慈禧怀疑这两件事之间有关系。

    退一步说，这次列强就算不是来保护光绪的，那八成也是像胶州湾事件那样要索取更多的利益，反正它肯定不是好事。

    总之慈禧现在最紧迫的事，是阻止外国士兵进京。

    她立刻做了几个决定。首先，派出清军加强对使馆区的保护，又颁布上谕要求严厉镇压义和团。这意思很明白：你列强不是担心使馆被攻击吗？我们加强使馆区的护卫了，也镇压义和团了，那您是不是就不用派兵啦？

    可是各国公使派卫队的第一个原因是担心清政府是义和团的幕后黑手，清政府派的卫兵越多各国公使就越紧张。第二个原因是为了在清政府崩溃后抢得先机，这自然和清军保护使馆没有关系。所以各国公使不为所动，部队照派。

    慈禧见软的不行，又要来硬的。她指示直隶总督裕禄阻止外国士兵进京，可是裕禄表示不敢——好几大列强一起进兵，这真要打起来，哪儿打得过呀！

    两招都不管用，清廷无奈之下只能同意各国卫队进京，但是要求每个国家的卫队都不能超过30人。结果列强也不理这个要求，最后除了日本外，每个国家都超过这个人数。于是就在清廷忙着镇压义和团的同时，英、法、俄、美、意、日六国官兵356人在大沽口登陆，随后乘坐火车进入北京。几天后又有法国和奥匈帝国官兵93人赴京。这449人，再加上使馆区里原先就有的外国护卫，一共五百多官兵都驻扎在紧邻紫禁城的使馆区里，给慈禧的喉咙里塞了一块大石头。

    慈禧在整个义和团事件结束后，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这话是慈禧为自己决策失误所说的辩解之词，不可全信，但不妨据此猜测，或许慈禧在义和团事件中真有一段时间对列强的行为十分动怒。也许慈禧指的就是各国使馆卫队进京这件事。

    七

    慈禧对列强的不满由来已久。

    最早是戊戌政变后，慈禧最恨的康有为在英国的帮助下、梁启超在日本的帮助下分头逃跑。后来列强又不允许慈禧杀掉光绪，这两件事都触动了慈禧的根本利益，让她对列强愤恨不已。

    义和团的首要敌人是外国人而不是大清。就在使馆卫队进入北京不久，裕禄不敢抵抗列强的时候，在保定附近发生了义和团袭击外国军队事件。一队俄国哥萨克骑兵被派去保护外国人，大量饮酒后在农民家里休息，没有派岗哨站岗。结果被义和团袭击，一名军官被杀，另一名军官被割了鼻子。

    站在清廷的角度想想，外面那些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那么积极地揍外国人，你清廷还在义和团后面镇压，你好意思吗？

    从义和团运动刚开始闹起来的时候，清廷内部就有人主张把义和团的力量纳为己用。所谓“变拳为团”，就是把非法的民间会社变成官方承认的团练。鼓吹这事最积极的，就是“大阿哥”他爸爸端郡王，另外还有刚毅等几个人。他们都是高高在上的满洲贵族，喜欢空谈，动不动就说义和团神力无敌什么的。

    稍微务实点儿的官员都反对这种想法。战斗在第一线的裕禄就告诉朝廷说义和团根本没有神力，战斗力也弱，不可能打败洋人。袁世凯则认为义和团是一伙乱党，不仅攻击外国人，也会犯上作乱，不能用。地方上那些洋务派的汉人督抚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也是类似的观点。

    可是，列强卫兵强行进京这件事强烈刺激了慈禧。卫兵进京后，慈禧对于“变拳为团”的建议处于非常纠结的境地。一方面，她很怀疑义和团的战斗力，但另一方面，她用了各种办法阻拦外国军队进京都没成功，反倒是义和团在前线拼命抗击外国人。她这边还在剿灭义和团，这不是自毁长城吗？

    在纠结中，慈禧决定派支持义和团的刚毅出城“巡视”拳民，实际上是考察义和团到底有没有神力。

    刚毅巡视拳民对外界是一个信号，那些善于揣测上意的清廷大臣们立刻意识到朝廷对义和团的立场有了转机。直隶地区的清军对义和团的镇压逐渐减弱乃至停止，双方处于一种互不侵犯的暧昧状态。

    当时负责把守北京城门的八旗亲贵大多支持义和团，趁着朝廷对义和团立场暧昧的机会，他们故意放宽门禁，放义和团入城。于是在此期间，大批义和团民进入北京，在北京城内公开活动，官方不加干涉。

    随着义和团人数的增多，义和团的行动越来越大胆，北京城内的气氛逐渐紧张起来。义和团到处宣传，说天兵天将就要下凡，到时候所有的教堂都会被夷为平地，所有的洋人和教民都要被杀。因为害怕被认为是教民，北京城内的百姓开始按照拳民的要求磕头、礼拜，也有很多百姓加入了义和团。城里铁匠铺生意也变得十分红火，大刀长矛的价格成倍增长。

    此时，北京城内的义和团还没有和外国人发生任何冲突，但是清廷态度的暧昧和义和团的盛气凌人，让全城笼罩在一股紧张的气氛中。人们预感到将要发生大事，只是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发生。据说一天有人在大街上大喊一声“来了！”，店铺老板便以为是洋人或者劫匪要来，纷纷关门谢客。某天午后，有一个顽皮的少年大喊一声“泼水！”，附近居民不知道原因，都纷纷向大街上泼水。

    北京城气氛的紧张，刺激外国公使开始了更大的动作。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