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个损八国联军的相声，说闹八国联军那年，清廷官员请八国公使吃晚饭。吃的是中国的传统名菜，蒸熊掌。

    各国公使都围着桌子坐好了，每个人面前摆着一副筷子一个小碗。一揭开面前这碗一看，每个碗里有一个馒头。为什么放个馒头呢？因为蒸熊掌这个菜又是油又是蜂蜜，特别黏，用筷子吃的时候吃着吃着两根筷子就粘在一块儿了。所以一个人面前有一个馒头，用来抹筷子用，说白了，就是抹布。

    外国公使们哪懂得这个啊，就只有日本公使门儿清：“各位别慌，我滴，见过这个东西。这个滴，叫做‘点心’！”说着拿起馒头三口两口给吃了。其他七国公使都赞叹，你瞧瞧，不亏都是亚洲人，人家就是懂行，那咱也都吃了吧。大家三下五除二，把面前的馒头都吃了。

    这请客的清朝官员一看就傻了，总不能告诉各位公使，您刚才吃的是抹布吧？没办法，只要叫人把碗和筷子都撤了，咱不能再用筷子了，咱改用西式吃法，改用刀叉吧！

    于是刀叉摆上来，主菜蒸熊掌也端到桌子中央。揭开盖，各位公使一看：呵！这熊掌晶莹剔透，香气扑鼻，口水立刻都流下来了，就等着请客的清朝官员宣布开吃。可结果呢，这清朝官员还特啰嗦，举着酒杯祝福各国友谊长存什么的乱七八糟说了一大堆，就是不开饭，给各国公使急得啊，一个个眼睛都离不开那熊掌了。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屋外吹来一阵大风，把屋里的蜡烛都吹灭了，一时间伸手不见五指。黑暗中，就听日本公使一声惨叫。清朝官员赶紧叫人快把蜡烛点上，点亮了一看——

    日本公使的手里抓着一个熊掌，手背上插着七把刀子。

    这相声当然是胡编出来嘲笑外国人的，不是真事。但是这个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闹义和团的时候，各个列强在派兵问题上的处境：

    中国就是那块熊掌。要么大家就都不抢，谁都不吃亏。可要一旦有人下手抢了，其他所有人立刻就会一起跟进，谁不跟进谁就吃亏了。

    德国上次强占胶州湾，就相当于有人去抢熊掌了。他一抢，就引来了一波瓜分狂潮，中国被占去了不少土地。之所以这波狂潮后来停了下来，是因为各国开始担心再这么瓜分下去清政府要崩溃，到时候大家已经得到的利益全都要打水漂。这么互相警告着，这股瓜分狂潮才逐渐停下来。

    现在情况又变了，已经不是“防止大清崩溃”，而是到了“要是大清崩溃，咱们该怎么办”的时候了。列强使馆现在有五百来号人，这些人打打义和团绰绰有余，但真要到了大清进入无政府状态的时候，这些兵用来扶植新政府就远远不够用了。所以早在北京义和团人数增多之前，各国公使就谋划着进一步增兵。这样一来，现在又回到了那个抢熊掌的不稳定状态：那么多国家中，只要有一个国家决定要增兵，就会出现连锁反应，逼得其他国家一起动手。

    这次最先动手的是俄国。

    俄国同中国接壤，对于在华利益最为积极。俄国的思路是，既然现在列强对中国进行军事干涉已经不可避免，那我们不如就先下手为强，争取先获得军事优势。而且俄国还有便利条件：它之前已经占领了旅顺，这次直接从旅顺的军事基地调来大军进入北京，那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啊。等其他列强反应过来，咱们已经先控制形势啦。

    这段时间里，各个列强都已经是蓄势待发的状态，听到俄国正在组织对华远征军的消息，各国马上行动起来，一致通过了增兵北京的决定。此时义和团还没有和北京城内的外国人发生直接冲突，但是增兵的名义还是要“保护使馆”——当然不能直接说我们就是来瓜分中国的嘛。

    这种借口别说瞒不过慈禧，连自己人都觉得说不通。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就很不理解，她对英国首相说，如果咱们的外交官在中国有危险，那咱应当把公使立即召回才对呀。首相的回答是：如果召回英国公使，北京就可能成为俄国人的天下。

    各国都想抢在旅顺俄国人的前头。就在刚毅巡视拳民仅仅4天后，停泊在大沽口外的各国舰队就匆忙组织了一支由8个国家一千多人组成的联军（后来增加到两千人左右），由英国海军的西摩尔上将率领，携带大炮等重型武器从天津出发，开往北京。

    西摩尔联军出发的消息对慈禧来说无异于一记重锤。慈禧一看，这边义和团碰都没碰你，五百来号洋枪洋炮就搁我们皇宫门口。我还没说什么呢，没过两天又来一千多号？这事儿必须不正常啊，你们肯定是想图谋点儿什么啊。

    所以慈禧立刻电令直隶总督裕禄全力阻挡西摩尔联军。可是上次四百多人裕禄就不敢挡，这次一千多号人更不敢拦了。西摩尔联军带着好多大炮辎重，行动不便，计划是从天津坐火车去北京。裕禄就说前面的铁路已经被义和团破坏了，劝他们不要前进。结果联军早想到这一点，随军带着修理工人和修理工具，没理会裕禄直接坐火车就走了。

    就在西摩尔军开向北京的同一天，总理衙门的人事出现了重要变更。“大阿哥”的爸爸端郡王成了总理衙门的领班大臣，他同时带领三个新大臣进入总理衙门，这几个人都主张强硬对待外国人。尤其是端郡王，他极端排外，主张跟外国人交谈不要用平等的“照会”，而是要回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的状态，向外国人居高临下发诏书、敕令。

    这个人事变更是个重要的信号，说明慈禧开始选择强硬的对外政策。

    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切断了北京的电报通讯，不允许从北京向外发电报。这是为了避免北京城内的外国公使里通外合，和西摩尔联军互相联络。

    结果，形势开始朝着慈禧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

    二

    西摩尔这个人，算是中国人的“老朋友”了。40年前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西摩尔只有17岁，他的叔叔是侵华英军的舰队司令。当时西摩尔跟着他叔叔在军舰上服役，结果仗打到一半的时候，西摩尔突然病倒了，因此错过了很多战役。

    一名军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战争中建功立业。西摩尔因为生病，错过了跟随英法联军在中国大地上耀武扬威的机会，这成了他的一大遗憾。事隔40年，西摩尔带领八国军队重回中国大地，他自然特别“珍惜”这次机会。西摩尔求战欲望强烈，一心要立个大功。

    西摩尔联军原本计划从天津坐火车到北京。结果登陆以后，裕禄就告诉他们，天津和北京之间的铁路线都被义和团破坏了。

    听到这个消息，部队里有些人开始犹豫了。因为这支部队是从各国军舰中拼凑出来的，成员大都是水兵，他们只擅长在固定的掩体里射击，不擅长远距离步行。他们还携带着大量的辎重、武器，尤其是为了攻克厚重的北京城墙，还要携带笨重的大炮。这么一支队伍，没有火车是万难前进。有些国家的军人一听说前面的铁路线被破坏，就对进军有点犹豫。

    可是，英国之所以要仓促派出西摩尔联军，是为了抢在旅顺的俄国人前面。当时已经传来俄国军队开拔的消息，英国国内命令西摩尔必须立刻进军。于是西摩尔不顾其他人反对，率领以英军为主的第一梯队先登上了火车。其他国家军队一看不能光让英军抢先啊，只能随后跟上。这支军队就这么匆匆忙忙出发了。

    走了没多远，联军果然发现铁路中断，好在咱还带着修路工具，那就停下来修吧。就在这个时候，义和团展开了对联军的进攻。

    因为相信自己不会死，义和团作战极为英勇。团民经常冒着枪林弹雨无所畏惧地冲锋，但是他们的装备仍旧以大刀长矛为主。这种打法如果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前膛枪时代，没准还有一线胜机，但此时已经临近一战，已经是陆军普遍装备马克沁机关枪的时代。冷兵器一方就算人数再多，面对重机枪的胜算也是零。在联军的炮火面前，义和团死伤惨重，相比之下联军损失微不足道，只被打死了7人。

    但是，西摩尔联军也不好过。因为联军远远低估了铁路被损毁的程度，他们每走过一段路就要停下来修铁路，修路的时候还要提防义和团的骚扰。为了防止义和团占领已经走过的车站，联军还要分出一部分士兵把守。

    联军一开始以为只需要坐一两天火车就能轻松到达北京，现在面对他们的却是接连数天的修路和战斗，士气开始低落。尤其是义和团经常选择在夜晚进攻，还常在外国士兵落单的时候偷袭，这给联军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好不容易走到一半，到了廊坊的时候，联军发现前方的铁路损毁的情况太严重了，不仅枕木被焚烧，义和团还把大量石块堆积在原来的铁轨上。等于说现在不是修铁路的事儿了，想恢复交通那得重新铺一条铁路，联军意识到继续修路已经不可能。而且这天夜里，5名意大利水兵在站岗时玩牌，又被义和团民剁成了碎块。

    重压之下，联军的精神已经快要承受不住，结果更崩溃的是，他们之前铺好的铁路又被义和团拆毁了。而且义和团还拆掉了沿途的电报线，因此联军也没法同北京使馆或者大沽口的联军军舰传递消息。

    也就是说，此时西摩尔联军前进后退都不可能，对外也失去了联系，彻底困在廊坊了。

    铁路修不好，此时进军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弃火车，靠步行走到北京。可是这支联军部队以水兵为主，如果放弃火车，就意味着放弃现成的防御工事，放弃大炮等重武器，背负着伤员去面对如潮水一般的义和团民。就算一路幸运地没团灭，打到了北京，可没有重炮又如何攻陷厚重的城墙？

    而且补给也出现了问题。因为一开始估计只需要两三天的时间就可以到北京，后面又有铁路可以源源不断运送补给，所以联军携带的食物和饮水只够几天使用。结果因为长时间困在半路上，食水很快就没有了。饥饿还可以忍受，干渴最难忍。虽然每三名士兵有一个可以用来过滤水的小型木炭过滤器，但过滤出的那点水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军人们不得不从充满了人畜尸体的小溪中喝水。

    西摩尔又试图搞几条船用来运输，沿着河北上，结果又受到清军的猛烈阻击。最后，西摩尔联军只能选择缓慢退回到天津。

    这就是说，西摩尔联军在出发前预计两三天能到达北京，结果在十几天的时间里，在北京和天津之间进退不能。而且这个时候北京和天津之间的电报已经中断，京津之间又到处都是义和团和清军，外国人的信使也无法通过。因此在北京的外国公使团和在大沽口的列强舰队眼里，他们看到的是西摩尔联军就这么消失在地图上了，无法联络，死活不知。

    这个情形，让两边的外国人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三

    先说在西摩尔联军进军的时候，北京发生了什么。

    听到西摩尔联军进军的消息，清廷的政策开始转向支持义和团，对义和团的镇压逐渐停止，义和团的活动也逐渐公开、合法化。

    从此，义和团运动越来越激烈，北京的形势变得更加紧张。义和团已经公开在北京城里进行暴力活动，他们不仅烧毁教堂、杀掉教民，还到处搜查市民，百姓家里只要拥有外国器物，就有可能被杀死。甚至仅仅搜出了“洋灯、洋瓷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皆毁物杀人。”北京各家百姓开始往外面倒煤油、扔洋灯，生怕和外国事物扯上关系。卖外国商品的商店原本叫“洋货铺”，店主为了避祸，用红纸将“洋”字糊上，改写一“广”字，改成“广货铺”。天津的人力车来自外国，原本称为“洋车”，如今都改名叫“太平车”。车夫用红纸写上“太平车”三个字贴在车尾，免得惹麻烦。甚至连王公大臣也开始请拳民到府中练拳、当保镖。一位翰林官员向慈禧提出，在京的外国人在四面被围的情况下，有可能冲进紫禁城捕获皇室成员作为人质。慈禧立刻下令加强了紫禁城的防务。

    慈禧一方面扶植义和团、积极备战，另一方面还没有放弃最后的外交努力。她还抱着一丝希望：万一能用和平手段让外国人退兵，那该有多好？

    西摩尔联军开始进军后，清廷仍旧派遣温和派向公使团游说，希望公使们能阻止西摩尔军进城，但都被公使们拒绝。

    这期间还出现了一次外交纠纷。

    在西摩尔联军出发后，在北京的各国公使听到这个消息都很兴奋。他们掐指一算，从天津坐火车到北京只用一两天的时间就够了，咱列强洋枪洋炮，一路不是势如破竹就到了？

    于是有几个外国公使想要出城迎接王师。其中有一个日本参赞杉山彬，他受日本公使的命令，来到北京城外的车站等候西摩尔联军。可是这个时候西摩尔联军还在半路上慢慢修铁路呢，日本参赞等了半天没等来人，只能打道回府。结果就在日本参赞等人的这段时间里，慈禧太后为了阻挡西摩尔联军，刚刚派了最仇恨外国人的董福祥的甘军驻守在北京城外。日本参赞的马车在回去的路上遭到了甘军的盘查，日本参赞不肯让路。甘军士兵大怒，将日本参赞从车中拖出，将其杀害并且碎尸。

    这时，清廷还没有放弃最后的外交努力。听说日本参赞被杀，荣禄立刻亲自到日使馆道歉，表示这都是匪徒干的，清廷一定会严惩凶手、赔礼道歉。日本虽然同为列强，但日本人也是黄种人，在当时西方各国歧视黄种人的氛围下，日本在列强中的地位最低，行事也最低调。因此荣禄道歉以后，其他列强的反应并不强烈。日本也比较克制，没有立刻采取报复措施。

    总而言之，此时清廷还在努力缓和同各国之间的关系，努力给和平解决危机留下最后一丝机会。

    但是外国公使却蹬鼻子上脸了。

    四

    当时驻扎在使馆区的外国官兵只有五百多人，当北京城里的义和团越来越活跃的时候，外国人觉得自己的军事力量太弱，都尽量躲在使馆区里，避免和义和团发生冲突。哪怕是后来义和团在北京城内烧教堂、杀教民，这些外国人也没敢露头，就躲起来看着。

    等到西摩尔进军的消息传来后，北京的外国人以为两天后西摩尔军就能进城，马上就会有大军赶来为他们撑腰。于是他们对义和团越发不客气起来，最后终于酿成了激烈冲突。

    根据相蓝欣先生的考证，最早的冲突是德国人挑起的。

    在西摩尔联军出发后的第三天中午，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使馆附近散步，看到三个义和团民坐着大车路过，其中一个人用鞋底磨刀。德国公使大怒，举起文明棍追打他们，有两个人逃脱，第三个人被德国卫兵抓住。德国公使下令痛殴这名拳民，把他绑在树上，然后通知总理衙门将在两个小时内处决他。总理衙门立刻派包括端郡王的弟弟在内的高官交涉，说这个拳民并没有犯错，要求德国公使放人。可是德国公使拒绝放人，说这是因为清朝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剿灭义和团。

    德国公使抓人的消息传了出去，使馆区附近逐渐聚集了数百民众，民众们焚烧了哈德门大街的教堂。于是冲突爆发，使馆卫队对附近民众不加差别地疯狂扫射，甚至见到人影就立即开枪。

    由此开始，北京大乱，义和团和普通百姓开始更加激烈地焚烧教堂、屠杀教民。任何和外国人有关的建筑都成了攻击目标，包括卖洋货的商店、西药店、医院，甚至连清政府的海关都被付之一炬。

    使馆卫兵和普通的外国公民开始主动冲出使馆区，在北京城内公开捕杀义和团，开展所谓“猎取拳民行动”。这场行动名义上是去拯救那些被义和团捕杀的中国教民，也的确救出不少无辜的百姓，把他们收留在使馆区里。但在行动中，也有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百姓随意开枪、胡乱屠杀。

    有一次，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城墙上看到有拳民在城墙下练拳，立刻命令卫队放枪，20多名拳民被打死。还有一次，一支由美国、英国和日本士兵组成的队伍包围了一座庙，冲进去杀死了50名拳民。克林德还把住在使馆区附近的大学士徐桐堵在家里，准备随时捉拿作为人质。英国公使劝说这样会过于刺激清廷，克林德才把徐桐释放。

    义和团的行动也不断升级，他们在北京城内公开焚烧教民的房屋，杀害教民，清政府并不阻止。一次，义和团准备焚烧位于北京商业区“大栅栏”的老德记西药房。在焚烧前，义和团的“大师兄”做了法事，向附近的商家保证，大火只会烧毁洋人的房子，不会殃及中国人的房子，因此禁止附近民众用水救火。

    结果大火烧起来以后火势失控，烧到了附近的民房。药房隔壁的“广德楼”里有人出来泼水救火。义和团就说，这个救火的人泼的是污水，惹怒了神仙、破了法术，因此才让火势蔓延。这个可怜人当场被扔进火中烧死，但这并不能阻挡大火。

    最终大火烧了三天，约一千家民宅和大批商铺被焚烧。翰林院藏书阁也被殃及，无数珍贵图书被烧毁，其中包括当时仅存的一部《永乐大典》。这部巨著收录了很多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的古籍文献，这把大火一烧，无数珍贵的经典著作、历史真相也都随之泯灭了。

    翰林院距离使馆区很近，公使团为了防止大火烧到使馆区而主动放火，烧毁公使馆附近的房屋。这场大火还一度烧向紫禁城，慈禧甚至因此怀疑有人在背后搞阴谋。结果大火烧到宫门附近时，突然风向大变，没有烧到紫禁城。很多人因此更加相信义和团的神术。

    总之，北京城是一片大乱，外国人乱打乱杀，义和团也是乱打乱杀。

    面对这场混乱，清廷内部产生了争论。仇洋派主张趁机利用义和团干掉外国人，温和派认为就算杀光使馆区所有的外国人，也不可能让外国人退兵。

    就慈禧而言，她的最大目标是让西摩尔联军退兵，因此就算到了这个时候，她还是不愿意彻底和外国人翻脸。慈禧一方面下令把义和团民招募成军队，遣散年老体弱的拳民，严加管束，进行战争准备。一面派荣禄带兵保护使馆，又派两名大臣出城去劝说西摩尔联军退兵。

    但是公使团已经对清廷失去了信任，他们拒绝了荣禄的保护。那两名大臣出城后则被义和团扣留、谩骂，最后只能返回北京（当然，就算去了也没用）。

    至此，清廷所有的和平努力都宣告失败。与此同时，慈禧接到了一个让她震惊的消息。

    五

    因为电报线被破坏，在西摩尔联军困在京津中间的这些天里，停泊在大沽口外的联军舰队一直都不知道京津地区发生了什么。他们原本也以为西摩尔联军只需要一到两天就能到达北京。按说大军一进入北京，就应该立刻发来消息啊。可是这么多天过去了，无论是北京的公使团还是联军，半点消息都没有传出来。联军舰队有理由怀疑，西摩尔这两千多人可能已经丧命，甚至连在北京的公使团都有可能惨遭屠杀。

    联军舰队的任务之一是保护本国的在华公民，现在情况超级异常，必须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于是在经过国内同意后，联军舰队决定再派遣一支更大规模的军队。

    要再派遣军队，就要经过防守严密的大沽口炮台。

    当然，中国海岸线很长，从其他地方登陆也没有问题。可是之前电报中断、西摩尔联军失去联系这一系列变故，预示着清廷可能已经对外国人开战。就算没开战，联军也需要担心清廷万一突然开打该怎么办——因为在外国人这边一直盛行“清廷是义和团背后主谋”的阴谋论嘛。假如联军没有占领大沽口炮台，那么一旦开战，在京津之间的联军部队就可能受到北京和大沽口炮台两个方向的进攻。这个时候，联军又接到了清军正在朝大沽口炮台增援的消息，为了军事上的万全，联军决定先占领大沽口炮台，从此地登陆进攻北京。

    问题是，此时清军还没有攻击外国人，联军军队就攻打大沽口炮台，这是不宣而战的侵略行为。为了给开战找一个理由，联军借口清军试图用鱼雷艇布水雷封锁白河口，向清方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清军立刻交出大沽口炮台，否则就要开战。这个理由其实根本不成立。而且联军根本没有给清军准备时间，清方几乎是在接到最后通牒的同时，就遭到了联军的猛烈进攻。一天以后，大沽口炮台沦陷了。

    北京和天津之间的电报线虽然被切断了，但清军还有“八百里加急”的快马来传递消息。大沽口炮台的上级，直隶总督裕禄再次展现了清军一贯瞒报的优良传统。联军向大沽口炮台进攻的当天，裕禄只告诉朝廷最后通牒的事，并没有告诉朝廷联军已经进攻的消息。

    慈禧在接到“最后通牒”的消息后，极为震惊。在她看来，列强接二连三地带兵进京，拒绝一切和谈，这是要把她逼到绝路的节奏。假如这次战事再次升级，联军公然进攻大沽口炮台，那也就意味着最后的和平机会也没有了，只剩下同外国开战这一条路。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慈禧连续不断地召开御前会议。在会上，她已经下了和外国人开战的决心。

    据说在一次御前会议上，有大臣指出拳民的法术不可靠。慈禧回答说：

    “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

    她这话说得挺有道理的。历经甲午战争和瓜分狂潮后，清廷是经济经济不行、打仗打仗不行，清廷还剩下什么呢？也就剩下了这“扶清灭洋”的“人心”。假如一味进攻义和团，伤了人心，那清廷还能依靠什么呢？

    另外，慈禧对列强开战可能还和一件旧事有关。

    在西方列强中，意大利是最弱的一个。和德国类似，意大利统一的时间也很晚，是个后崛起的西方国家。而且意大利就算在统一后也很弱，曾经被人数只有意军一半的奥地利军队击败。为了跻身于欧洲强国之间，意大利和德国一样，也拼命在世界各地寻找殖民地，首选目标是距离较近的非洲。

    就在甲午战争失败的第二年，意大利一万七千名士兵被十几万部分装备了现代化武器的埃塞俄比亚军队包围，结果意大利军队被彻底歼灭，四千多人死亡，八千人受伤。这是西方殖民史上从未有过的惨败，战后西方列强相继同埃塞俄比亚建立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成了非洲各国的英雄，意大利则成了笑柄。

    在非洲受到挫折后，意大利只好把扩张的目光转向了亚洲。当时正值瓜分狂潮，意大利认为这是浑水摸鱼的好机会，也打算找中国要个港口。然而意大利公使对中国内情一点都不了解。那时正好发生戊戌政变，慈禧大肆清洗维新党。意大利公使天真地以为，这是清政府最虚弱的时候，咱正好趁火打劫。然而恰恰相反，由于列强维护光绪帝，这时正是慈禧太后对列强最恼火的时候，意大利直接撞到了枪口上。

    就在慈禧政变半年后，意大利公使自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正式向清政府索要浙江省的三门湾。为了配合勒索，意大利还专门派出舰队到中国沿海示威。之前意大利在中国已经有1艘军舰镇场子，这次为了显示武力，意大利一咬牙，又向中国派出了……3艘战舰！

    有了这4艘军舰撑腰，意大利公使十分自信，认为清政府不可能拒绝他的要求。结果总理衙门不仅将意大利的照会退回，而且照会根本没有拆封。这在外交上是羞辱对方的意思。

    意大利政府一听这消息气疯了。当时意大利正承受着被埃塞俄比亚击败的耻辱，对内对外都急于找回面子。意大利的高级官员们嚷嚷着立刻对华开战，要求向清政府递交最后通牒，外交大臣甚至提出要对清政府退回照会的行为索要赔款。呃……再说一遍，是对“清政府退回照会”这个行为索要赔款……想钱想疯了是吧。

    这个时候，英国公使出面调停，指责总理衙门原样退回意大利照会的行为不可容忍。总理衙门不怕意大利，但是不敢得罪英国人，只能回复说我们没那意思，算是给了意大利一个台阶下。意大利也知道自己没有实力开打，一看有英国调停，也就顺坡下驴不打了。

    结果这时候还出现一个外交事故，意大利公使在同一天里收到外交部的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要求他立刻向清政府提交最后通牒，第二封电报要求提交最后通牒一事暂缓。结果意大利公使忙中出错，把两份电报的时间搞混了，他以为最后的命令是提交通牒，于是就以十分傲慢的态度把最后通牒交给总理衙门。他这个最后通牒一提交，各个列强立刻表示反对，意大利政府一开始还不知道这事呢，还跟各国装傻说我们没打算打仗啊。结果最后发现是自己人闹了乌龙，只能尴尬地把最后通牒撤回，连着把驻华公使也撤回到国内。

    这场“三门湾”事件在清政府看来，是一次空前的外交胜利。头一次，清政府只靠强硬拒绝就获得了完全的胜利，没有付出任何代价。

    其实，这次成功还是有很大的偶然因素。一则在于意大利最弱，二则在于西方列强也没人支持意大利索要中国领土——各强国瓜分还来不及，谁也不肯让最弱的意大利占便宜。

    但是有可能，这次外交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清廷强硬派的自信。成了慈禧最后决定同列强开战的原因之一。

    另外，西摩尔联军在京津之间受挫也可能增强了慈禧的信心——你看，光靠义和团的进攻也可以阻挡列强的军队嘛。要是清朝的正规部队和义和团联合起来，没准胜负还未可知呢。

    因为以上这些原因，在联军占领大沽炮台的第三天。慈禧终于下定决心，在内部做出对列强开战的决定。她对外宣布，联军索要大沽炮台的行为已经等于向清朝宣战（因为裕禄的瞒报，此时慈禧还不知道联军已经对大沽口炮台开战），因此清政府要在24小时之内将所有外国人驱逐出京。未来24小时一过，清方不再负责在京外国人的安全。

    六

    当天下午五点，清政府的最后通牒交给了在华的外国公使团。这下子公使团乱成了一锅粥。之前他们还做着西摩尔联军神兵天降的美梦，结果神兵苦等不来，等来的却是清廷的翻脸。

    公使团展开了激烈的争吵。

    有的人认为留下只能等死，必须撤退——咱这五百来号人怎么能打得过清政府的正规军？但是，公使们又对撤退时清廷提供的卫队不信任。万一清廷卫队不好好出力，咱们撤退到半路上遭到义和团的袭击，岂不是死得更透？西摩尔联军的两千人都打不进来，那这五百多人的卫队还要护送大批的文职人员、妇女儿童，这一路的安全更不可能有保证。再说了，万一这要是一个陷阱，要是清政府的卫队突然转身袭击咱们，那又该怎么办？

    公使团最大的希望，是劝说清政府允许西摩尔联军进入北京，护送他们出京。但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阻止西摩尔进京恰好就是慈禧的首要目标。

    还有外国传教士考虑到，此时使馆区还有两千多名正在避难的中国教民，其中不乏妇孺，一旦外国人离开，这些人必死无疑。法国公使和美国公使则主张，现在只能考虑保护外国人，已经顾不上中国人的安全了。

    还有一些外国人认为在使馆区据守的安全系数更大一些。可是因为对外通讯已经切断，公使团仅仅从清廷的照会中知道了列强舰队对大沽口炮台下了最后通牒，还不知道联军是否已经占领大沽炮台。假如联军已经占领大沽炮台，那么公使团凭借着五百多卫兵，只要坚守一两周的时间就能得到联军的支援。可是假如联军没有发动进攻，或者大沽炮台迟迟没被占领，公使团的坚守就变成自取灭亡了。

    总之，留下也很危险，撤退也很危险，公使团们商量了半天也没一个结果，荷兰公使甚至在会上哭了起来。

    最后，公使团决定回复照会给总理衙门，就说答应离开北京，但是因为需要准备行李和交通工具，需要延后一段时间。实际上这是一个缓兵之计，公使团希望能再等几天，或许还有更多的消息，或许西摩尔军就能到来。另外，公使团还要求第二天和总理衙门直接会面，讨论中国卫队的细节，这有助于判断清政府到底是不是想真诚护送。

    公使团把这份照会发给了总理衙门，期待着清方的回复。但是外国公使收到照会已经是下午五点了，等他们商量完后再回复照会给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已经下班了。按说总理衙门每天24小时都有人值班。可是总理衙门总领清廷一切对外事务，他们对清廷高层的决策一清二楚。之前几次的御前会议上，慈禧已经决定要开战，所以总理衙门的大臣们都忙着赶在开战前把自己的家人、财产转移到北京城外。因此这天晚上连负责值班的官员都不在，只有一个做不了主的小官值班。所以总理衙门这天就没有回复公使团的照会。

    可是外国公使们不知道这些，他们从晚上一直眼巴巴地等到第二天早晨9点，还是没有等到总理衙门的回复。最后通牒的期限一共就只有24小时，这又多半天过去了，公使团里很多人都沉不住气了。有些人认为这是清政府在故意拖延时间，没准清廷早就下定决心屠杀外国人了，根本没打算给外国人撤离的机会。

    德国公使克林德——就是那个挑起和义和团的冲突，又在城墙上射击团民的家伙——最沉不住气，他不顾其他公使的劝说，坚持要亲自去总理衙门理论。他希望其他公使能跟他一起去集体抗议，但是没人愿意。克林德一看只能自己去，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他没有带德国卫兵，只带了一名德国翻译和两名骑马的中国侍从。结果走到距离总理衙门不远的东单牌楼，克林德被一名中国士兵开枪打死。德国翻译大腿中了一枪，挣扎着逃到了美国教会的传教点求救，然后晕了过去。

    按照相蓝欣先生的考证，克林德之死不是有意的谋杀，只是一场偶然的冲突，而且是克林德先开的枪。但是德国翻译醒来后，言之凿凿地说凶手是清朝士兵，而且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刺杀。公使团听到这个消息后大为震惊。既然清政府敢公开谋杀外国公使，那就说明清廷没打算让外国人安全离开，一定会在半路上谋杀他们。所以大家也不用纠结了，唯一的活路只剩下拒绝清政府的最后通牒，武力保卫使馆区了。

    这一天是清政府最后通牒到期的日子，也是在这一天里，朝廷终于收到了裕禄的报告。裕禄报告说联军已经进攻大沽炮台，但是他隐瞒了炮台已经被攻陷的事实——或许他不想让慈禧觉得大沽炮台只守了一天就被攻陷是他无能。下午4点，最后通牒到期，清军立即朝使馆区开火。

    第二天，慈禧发布上谕，历数列强如何欺人太甚，号召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和列强一决雌雄。这个上谕后来被很多历史学家当成是慈禧的“对外宣战诏书”，甚至给这份文件起了一个名字，叫《对万国宣战诏书》，说慈禧狂妄至极，向全世界国家宣战。

    实际上，这份文件是一个发给内阁看的“上谕”，并不是对外的诏书，也不是交给外国人的照会，没有在当时公开张贴，也没有交到外国人的手里。上谕里只说列强如何欺负人，没有提到任何外国的国名，也没有任何关于宣战的词语，更没有“向英吉利宣战、向法兰西宣战”之类的话。所以，这个上谕其实不是对外宣战的诏书，只是一个对内要求政府各部门统一思想、一致对外的动员令。因此也就不能说慈禧主动向万国宣战。按照国际法，在这次战争里，列强和清政府其实都没有正式宣战。以联军在大沽口的行径来看，实际是联军对大清不宣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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