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学4-天兵天将大战百岁鬼王——八国联军入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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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清政府和八国联军之间的战争,其实只涉及中国很小的一部分,主要发生在直隶省以及周边的一小部分地区。清军参战的部队,也只限于北方数省的军队,而不是全国参战。

    这不是一场全国战争。

    中国南方的汉人督抚,如李鸿章和张之洞,他们熟悉洋务,相信科学,自然不信义和团的神力。他们常年接触外国人,深知同列强开战的后果,因此都反对清廷利用义和团同列强开战。列强也知道这一点,英国的主要利益在长江沿岸。在开战前,英国主动联系南方各省的督抚,要求万一开战了双方还能保持和平。南方各省也欣然同意。

    后来慈禧颁布上谕,要求全国同仇敌忾对抗列强,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拒绝承认这份上谕。李鸿章甚至声称这是“乱命”。他们和各国达成协议,他们统治的省份保护各国的使馆不受义和团的进攻,同时外国不派军队进入这些地区。

    山东的袁世凯虽然和直隶近在咫尺,却也坚决反对开战。他借口英、德两国对山东虎视眈眈,回绝了慈禧北上参战的命令,也避免了在山东同列强发生冲突。因为这些拒绝参战的省份分布在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因此这起事件被称为“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是清朝洋务派的理性选择。

    从恶意的角度讲,可以理解成是这些省份督抚的自保行为。从善意的角度讲,这些督抚是在国家必输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减少国家的损失。东南互保,可以减少战争带来的经济损失,不让这些省份受外国人侵占,减小了这些地区被瓜分的风险。万一北京陷落,还可以把慈禧太后或者光绪皇帝转移到南方,有了回转的空间。

    历史的实际进程也证明了,东南互保比不互保对清廷的好处更大。东南各省在战后清廷恢复运转上出了很大的力气,说明这些人还是在为朝廷着想而非私欲。慈禧也明白这一点,因此在战后并没有惩治这些督抚——虽然地方督抚权力膨胀,但战后的慈禧仍旧有能力调动他们,贬斥一些人还是办得到的——相反,慈禧还重用了不少人。

    回来再说和八国联军的战争。

    因为东南互保,和八国联军交战的主要是直隶地区的清军。这些清军也不傻,打仗时,他们驱使义和团冲在最前面——你们不是自称有神力吗?当然有危险你们先上啦。万一神力不管用,去消耗外国人的弹药也是好的嘛。

    大部分义和团众并不胆怯,因为他们都相信“大师兄”们的宣传。

    前面说过,义和团的神力是用来吸引人的,所以本质上是一种表演。既然是表演,那就要讲究出奇制胜,讲究不断创新。戏班子也总得换曲目呀,总一个花样谁还看。

    所以义和团“师兄”们自称的神力经常推陈出新,远不止“刀枪不入”:

    他们中有人声称,自己可以在睡觉的时候灵魂出窍,去查看洋人的阵地。又说只要掏出一把铜钱朝洋人一扔,或者用高粱杆朝洋人一指,洋人的脑袋就会落地。又说玉皇大帝已经派神兵下凡,南天门已开,天兵天将到,都归义和团首领统帅。又说开战后天兵天将就会下凡,到时洋人的枪炮都会失灵。又说,义和团的成员每人带着一个装米的小口袋,每次只吃数粒米,就不会饥饿。又说,义和团员吃馒头的时候,一个馒头不吃完,剩下一小部分揣到怀里,过一阵子拿出来又是完整的一个馒头。

    洋人增兵也不可怕,洋人增兵必然要坐船,到时候只要“大师兄”向海中念咒,用手一指,洋人的兵船就不能移动,在海中自焚。后来真正打仗的时候,又有义和团领袖在公开做法后拿出一包螺丝钉,声称是从洋人火炮上拆下来的。

    天津义和团在冲向外国阵地时,义和团领袖发给拳民一人一根高粱杆,告诉他们到了阵前,这些高粱杆就会变成真枪。当时还盛传义和团中的女性组织“红灯照”可以在天上飞行,放火烧洋人的房屋。有个女孩离家数天,回家后父母问她去哪了,她就回答说,我去了俄国,用法术烧了他们的京城,父母也就信了。

    其实,大部分义和团领袖也知道自己说的是骗人的鬼话,因为在实战中,很多“大师兄”都没有冲到第一线。但是大部分普通团民都信了,他们真以为自己能“刀枪不入”,举着大刀长矛朝敌人的炮火冲锋,有的人身中数枪还坚持着不倒下。

    但是,再多的鬼话、再英勇的血肉之躯也敌不过机枪和火炮的扫射。团民们纷纷倒下,“大师兄”们只能不断解释为什么法术会失灵。其中的一种解释是,外国人会用阴险的办法破坏义和团的功法。

    如在一次作战失利后,义和团解释说,这是因为外国人的队伍中有赤身裸体的妇人出没,破坏了义和团的法术。又盛传外国人的大炮上全都坐着裸体的女性,因此破了义和团的“避炮之法”。这既符合“女性的阴气会破坏功法”的设定,又符合“外国人不知羞耻,男女混杂乱交”的想象——让人忍不住吐槽的是,既然功法这么容易破,那这东西又有什么用呢?

    义和团又说,主持防御的外国主教是个活了200岁、拥有极大法力的“鬼王”,驱使其他“鬼卒”同义和团作战。战争中火焰焚烧的黑烟,被说成是洋人布的“黑沙阵”,施展该法的洋人法力无边,已有八百余岁。又说洋人用死人骨头布阵,称为“死骨阵”,该阵法最难攻破。

    “大师兄”们的解释不过是动动嘴皮子,却难为了老百姓。为了防止妇女的“污秽”让法术失灵,天津的义和团禁止妇女上街。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有些妇女想要逃离天津,她们按照义和团的要求穿上红色的衣服,以免被义和团所杀。结果见到她们的外国士兵因此认为她们属于“红灯照”而开枪射杀。

    有了“大师兄”们这些巧妙的解释,虽然前线的义和团被大批屠杀,后方的老百姓还在盛传义和团的种种神术,说义和团的大师兄只靠作揖就可以在一瞬间接近洋兵,随意砍杀。又说只要作揖,或者在手掌上写字,外国人的房子就能燃烧。又说洋人埋的地雷都叫义和团给破了,全都化成黑水。又说某洋楼上大炮的螺丝钉全都失踪,“洋人皆守炮而哭”。

    二

    法螺总有吹破的一天。义和团的真正实力不堪一击,清政府的正规军也是一样。

    清军自从甲午战争后就一直没有恢复过来,在和八国联军的战斗中犯的还是和甲午战争一样的毛病:虽然武器先进,但是训练、指挥和管理还都是旧式军队的样子(袁世凯的小站军是新式军队,但是大部被袁世凯带到了山东,只在天津留下了3000人)。京畿地区的清军总数是八国联军的数倍,可是没有建立统一的指挥部,没有制定统一的作战计划,各部清军自行其是、行动混乱,很快就被以日军为主力的八国联军击溃。

    开战一个多月后,有一天北京城里突然枪炮声大作,老百姓盛传清军借来了西洋的“回回兵”,正在扎营演练大炮。不久人们发现,原来是八国联军已经攻入了北京城,所谓的“西洋回回兵”,其实是英国人手下那些用布包头的印度士兵。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最高兴的是被包围在使馆区的外国人。从慈禧下令进攻使馆区开始,这帮外国人已经在包围中据守了近两个月。

    围攻使馆区的是清军的正规部队,义和团只参与了很少的战斗——清廷对外宣称围攻使馆的是义和团,为的是给将来议和留个退路。然而,拥有绝对优势的清军在一个月多的时间里并没能攻破外国军队的防线,给列强卫队造成的损失也不大。为何会这样,史学界到现在还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就是清军战斗力太弱;也有人认为是慈禧故意放水,只想把外国人当成阻拦八国联军的谈判筹码,而不是真的想杀光他们;也有人认为是负责进攻的荣禄私自放水,因为他一直反对同列强开战。

    总之,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后,这些外国人的情况总的来说还算不错。在北京的外国人被分割成两个部分,其中使馆区的情况比较好,有400多人防守,兵力较强,伤亡较少。只是生活在这里的中国教民比较惨,他们要面临饥饿和疾病的威胁。由于食物有限,外国人只能先顾着自己吃,教民中只有愿意干重活的男人才能得到一点,其他人除非生了病,否则都没有吃的,只能自己想办法。

    另一处被包围的西库什教堂更惨一些,欧洲人包括平民在内只有71人。他们的守卫比使馆区更少、面对的炮火更猛烈,还同样有食物严重不足的情况。被围攻期间,西库什教堂一共死亡400多人,大部分是中国教民,主要死于疾病和饥饿。

    整个公使团里,唯一受伤的是荷兰公使(就是在接到清廷的最后通牒时,在会议上哭了的那个)。在整个战斗里,他一直躲在英国使馆的地窖里不肯出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他从地窖里出来查看联军是否到达,结果被一颗流弹打中大腿。因为他是公使中唯一受伤的,回到荷兰后,他成了国家的英雄。

    至于义和团呢,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当天,非北京籍的义和团连夜逃出北京城,北京籍的义和团则脱下制服、扔掉武器,回到自己的家中。一夜之间,整个北京城的义和团消失得干干净净。

    事后,残留的义和团中还有人振振有词地解释:“灭洋人本不难”,这次失败,是因为不虔诚的人太多,得罪了神仙。而且“时候尚未到”,“待时候一到,洋人自然绝灭矣”。还说“不信义和拳之人,老师皆知之,待事定之后,一一查拿”。

    ——咱输人不输阵,仗是没打赢,嘴皮子上可不能败!

    三

    慈禧因为能接触到最高等级的情报,她对局势的发展比其他人更清楚。在八国联军入城之前几天,她就知道这场战争必败,开始和大臣们商议逃跑的事。就在八国联军入城的十几个小时之前,她还干了一件不可告人的事:杀珍妃。

    珍妃是光绪皇帝最喜欢的妃子,但光绪的皇后不是珍妃,而是裕隆。因为皇后是谁,这事光绪说了不算。

    光绪是慈禧最重要的政治筹码,从决定让光绪继位开始,慈禧就谋划着如何在光绪亲政后继续维持权力。把光绪的皇后安排成自己人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慈禧选择裕隆,是因为裕隆是慈禧弟弟的女儿,也就是慈禧的亲侄女,等于说她是慈禧的本家人。但有个小问题是:裕隆长得太难看了。网上有几张隆裕的照片,您可以搜来看看,顺便再搜搜同时代的珍妃、婉容、王敏彤、孟小冬等人的照片。一比就发现了,我们说裕隆长得不好看,这不是化妆或者拍摄技术或者时代审美的问题,她是真不好看,而且裕隆的岁数还比光绪大两岁半。

    光绪挑选皇后那天,在皇宫里召见包括裕隆在内的5名备选女子。光绪面前有个长桌,桌子上有1柄如意,4个荷包,光绪想选谁为皇后,就把那柄如意给她,选谁为嫔妃,就把荷包给她。

    光绪也是男人啊,看女性的第一印象也是看长相,这么一个不太好看的裕隆,他当然不喜欢了。于是光绪一上来拿着如意走向另外一个女子,刚要把如意递给她,就听到旁边的慈禧大声叫“皇帝”。光绪愣了一下,见到慈禧示意才明白,不得已把如意给了后来的裕隆皇后。随后慈禧叫身边的公主把两个荷包递给了另外两个女子,就是后来的瑾妃和珍妃。而皇帝最早看上的那位女子则落选回家,嫁给了一个普通的世家子弟。

    也就是说,裕隆不是光绪看上的女子,是慈禧硬塞给光绪的。

    而且裕隆脾气还不太好。

    裕隆父母的品行都不怎么样,裕隆的父亲——也就是慈禧的弟弟——胸无点墨,好吃懒做,最大的爱好是抽鸦片,每天烟不离手,毒瘾极大。裕隆的母亲为人蛮横无理。慈禧他们家出身不高,慈禧的父亲是中层官员,和满朝的王公贵族相比是个排不上号的小户人家。慈禧发迹以后,裕隆的母亲一方面仗着有慈禧撑腰横行霸道,一方面又总觉得别人瞧不起她。

    话说裕隆有个妹妹嫁给了个王爷,婚后小两口打架,裕隆的妹妹受了委屈找他妈告状,把两口子闺房里的气话都一五一十报告了。你说两口子打架,那位又是养尊处优的王爷,气头上肯定什么话都说,免不了有些过火的话,这种闺房里的私话自然不能当真。裕隆她妈可倒好,把这些话全都报告给了慈禧。慈禧为了给娘家面子,就把这事闹大了,把王公贵族都找来,要把这位姑爷以大逆不道罪处死。经过其他王爷苦劝,最后改成杖责一百,交宗人府永远圈禁——就是终身监禁。“宗人府”是专门处理皇家宗室事务的机构,宗人府杖责的都是皇亲国戚,向来都不敢真打,都是做做样子就算了。结果杖责的时候,裕隆的妈妈专门派人监督,逼着行刑的人真打。打完了,人家王爷全家都去京西的墓地里给圈禁起来了。那裕隆的妹妹呢?那个时代又不能离婚,只能带回家住着,等于守了活寡。

    裕隆有这么样的父母,在宫里又有慈禧撑腰,行事也就颇为霸道,也不懂得迁就光绪。所以光绪不可能喜欢这个姑奶奶一样的裕隆,他平时跟裕隆不亲近、不过话,用现代的话说叫“冷暴力”。裕隆呢,她仗着背后有慈禧也是趾高气昂惯了,用现代的话说叫“傲娇”,一看光绪不理她,她也不待见光绪,两个人除了在慈禧面前做做样子外,平时就跟仇敌一样。

    珍妃就不同了。珍妃比光绪小了五岁半,比裕隆好看得多。网上也能搜到珍妃的照片,以今天的审美观来看,脸有点胖(瓜子脸是最近几年才流行的审美观),但肯定不丑。更关键的是珍妃性格好,人家小两口说得来啊。

    光绪十分宠信珍妃,处理政务的时候常叫珍妃陪伴。这个珍妃也不是省油的灯。女人干政原本就是皇家最敏感的事,尤其是慈禧还是靠干政上台的,对后妃干政最为敏感。可是珍妃非常热衷和光绪谈论国事,甚至借机进言,左右光绪的决定。珍妃的兄弟还趁机在外面卖官换钱。

    慈禧的未来全寄托在光绪的身上,她怎么能容得下这么一个野心勃勃的珍妃?所以慈禧很早就对珍妃不满。

    早在甲午战争的时候,慈禧就杖责过珍妃,珍妃被打得“牙关紧闭,人事不省”、“吐痰带有黑血”,并将珍妃降为贵人,还处死了珍妃亲信的太监。

    到了戊戌政变的时候,慈禧太后和光绪反目成仇,干政的珍妃也跟着受了惩罚。慈禧用酷刑审讯伺候光绪、珍妃的太监,4名太监被打死。后来光绪被软禁在瀛台,珍妃则被关到紫禁城的冷宫里。

    所谓“冷宫”,类似于今天的关禁闭,就是把珍妃一个人关在一处宫殿里,从外面锁上门,只有一扇窗可以打开。一日三餐和洗脸水都从窗户递进去,一天倒两次马桶。珍妃吃的是下人粗食,没有人伺候她,也不许她和任何人交谈,只有两个慈禧亲信的老太监轮流监视。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这两个老太监还要在午饭时代表慈禧训斥她,珍妃必须跪在地上听,听完了要磕头谢恩。——这种整日闷坐在屋中,极端枯燥孤寂的生活不要说是对一个习惯养尊处优的妃子,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也是极大的折磨。

    但就算这样慈禧还是不打算放过她。

    八国联军是在夜里攻入北京城的,当时慈禧没想到北京会这么快沦陷,白天的时候还保持着平时的作息。这天的下午,慈禧睡醒午觉后没有叫任何宫女跟随,独自一个人来到紫禁城的“颐和轩”。赶走了颐和轩里所有的宫女、太监,叫了个最亲近的太监把珍妃从冷宫里带到颐和轩,以“洋人要打进城来,你万一受辱,就丢尽了皇家的脸”为由,让太监把珍妃推到了井里。据说珍妃当时对慈禧的诘问应对如流,她先是对慈禧说:您愿意跑您就自己跑,您可以让光绪留在北京主持大局啊。当慈禧下毒手的时候,珍妃又大叫着要见皇帝,一看死到临头,最后只能大喊“皇上,来世再报恩啦!”[6]

    从慈禧的角度讲,珍妃的确得杀。珍妃在苦寒孤寂冷宫里被关了三年,一般人早就精神失常了,最起码也是意志崩溃,见了老佛爷只知道磕头求饶。结果珍妃被放出来后,在慈禧的淫威面前还能应答自如,一句“您可以避一避,让皇上坐镇北京,维持大局。”一下子就点到了慈禧的软肋上——慈禧干政本来就是非法的,现在你怂了,你跑,正经的皇上未必愿意跑呀。你行你上,你不行你下去让皇帝上呀。可是“列强支持光绪上台”恰恰是慈禧最害怕的事,这脸打的,直接抽肿了。

    被禁闭三年还能如此应对,可见珍妃的确不是一般的人物。在这首都沦丧的混乱年月里,谁也不知道将来政局如何变化,万一列强把慈禧下台当成议和条件怎么办?万一慈禧半路上出点意外怎么办?只要慈禧出点问题,按照法理就是光绪继位。只要光绪继位,珍妃就得放出来,将来没准就是个小慈禧。当年慈禧已经极端羞辱过珍妃,等到了珍妃上台的时候,慈禧还能有好?我们说过,独裁者的政治斗争就是“大逃杀”,不是你死就是我死。所以慈禧杀珍妃这事看上去好像是在意气用事,其实是处心积虑、经过谨慎考虑的唯一选择。

    四

    杀了珍妃的那天晚上,八国联军就攻入北京城了。慈禧并没有料到八国联军来得如此之快。而且晚上联军入城时,还没有人第一时间通知慈禧,结果慈禧知道得还比一般的北京市民要晚。

    从那天凌晨三四点钟开始,慈禧的寝宫里就听到了枪声。慈禧和宫女们都没有听过枪声,一开始还以为是猫叫。慈禧事后回忆说,她当时正在梳妆,“正疑心哪里有许多的猫儿”,突然有个东西从窗户飞进来落到地上。捡起来一看赫然是子弹,才知道外国人已经打进来了[7]。

    慈禧赶忙叫光绪,当时光绪正在祭祀,一听外国人到了也慌了。慈禧之前已经为化妆出逃做了一点准备,太监李莲英匆忙拿出一包汉人的衣服。慈禧和光绪全都改成了汉人的打扮,慈禧变成个汉人老太太,光绪变成个做买卖的小伙计。

    明朝的贵族有留长指甲的习惯,以此来表示自己不用生产,炫耀地位。清朝贵族也继承了这个习惯,慈禧就特别喜欢自己一手的长指甲,每天坚持用热水浸泡、修整、涂指甲油,要花很多时间来保持指甲的光泽。现在要扮演汉人平民,这保养了多年的长指甲也不能留了,只能让宫女狠心剪掉。

    更麻烦的是交通工具,要化妆出逃就不能用宫里的车,必须到宫外找。可是内廷还没来得及准备,慈禧等人走到宫门口的时候,正好看见光绪哥哥的一辆骡车,赶紧就上去了。其余的随从只能坐大车店里雇来的车。这一行,慈禧只带着光绪、皇后、瑾妃、“大阿哥”,几个亲信的格格、贝子,还有李莲英和崔玉贵两位贴身太监、两个贴身宫女,再加上皇后等人的几个侍女、太监。十几个人打扮成汉人的样子,坐上了三辆车。因为车子太少,连皇后、格格也只能和宫女太监们同挤在一辆用来拉货的简陋车子里。车子底部铺着一层芦席,上面只有一个桥洞一样的棚子。

    一行人出了北京城直奔颐和园。一路上,逃难的百姓塞满街道,败兵到处抢劫,此时慈禧的身边没有一个护卫,见到路边的败兵不免心惊胆战。花了半天时间赶到颐和园,稍微吃点东西,歇了歇脚,等到几位王爷赶到后,又立刻向西赶路。

    这次还是普通汉人的打扮、普通的车子,好在车辆多了一些,也有了护卫队在后面远远跟着。

    因为怕露馅引祸,慈禧等人并没有带珍宝古玩,只随身带了一些散碎银子。事先想得挺好,有银子不就可以买东西吗?谁知道因为惧怕外国人、败兵和义和团抢劫,沿途的百姓、商人全都跑得一干二净,走了一整天愣是买不到饭吃。

    和道光的节俭不同,慈禧很讲究物质享受。她平时每天三顿饭,中间还有三次加餐吃点心,一天里要吃六顿。早餐二十几样点心,正餐是一百二十几样固定的“例菜”外带“时鲜”,有时还有各地献上的“贡菜”(每次任选其中几样吃,菜样多是为了避免下毒。吃不完的赏给妃子或者下人)。这回出逃,慈禧第一次吃了苦。出了颐和园后的第一天里,唯一能吃的是好不容易搞到的一点玉米粒和豇(jiāng)豆粒。慈禧一开始拒绝吃,后来耐不住饿,还是强忍着吃下去了。

    慈禧平时很爱干净漂亮,她曾对身边的宫女说:“一个女人没心肠打扮自己,那还活什么劲儿呢?”。慈禧每天都要花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化妆,用的脂粉都是她自己亲手制作的,还要花很长时间敷脸、敷手。慈禧的袜子是绸子做的,绸子原本没有弹性,很难合脚。所以慈禧的袜子要由技艺精湛的工匠专门缝制,为的是能和慈禧的脚严丝合缝。为了美观,还要在合缝的地方绣花。这么一双袜子,技术熟练的绣工需要七、八天才能做出一双。慈禧还偏偏每天都换一双新袜子,绝不穿旧的。到了夏天,她还几乎每天都要洗一个步骤繁复、一次用掉五六十条毛巾的澡(为了保持洗澡水干净,同一条毛巾不许沾两遍水)。别说没洗干净了,连香皂没擦干净,到了晚上让皮肤发痒,都会让她大发雷霆。

    可这次出逃也不能讲究身体卫生了。当时正是阳历八月份的天气,白天热得要命。在太阳的炙烤下,车里热得像蒸笼,每个人身上都是一身臭汗,汗吹干了变成盐碱糊在皮肤上。这些穿惯了丝绸的贵人受不了身上的粗布衣服,几天下来浑身长满了痱子,瘙痒难忍,体臭难闻。半路上还遇到了两场大雨,鞋袜全都湿透,脏袜子脏衣服也无处更换。

    慈禧鼻子很灵,最厌恶臭味,侍候她的宫女、太监身上不能有异味,更绝对不许放屁。她的寝宫里,一年到头都摆着几大缸新鲜的南方水果用来熏香。可在这日子里,她也只能忍受着身边人的汗臭、牲畜的体臭和尿骚味。

    让人难以忍受的还有蚊虫。平日到了夏天,慈禧常住在清凉宜人的颐和园里。颐和园水多,为了不让蚊虫叮咬到老佛爷,一到夏天就有工人把慈禧的寝宫用一个巨大的罩子严丝合缝地罩起来,这在北方称为“天棚”。慈禧到了其他宫殿、船上游玩,四周也都要用纱帐罩好,不许留一点缝隙。但在这八月的野外,慈禧只能忍受着被骡子引来的漫天蚊蝇,只能靠宫女没日没夜地扇赶勉强度日。

    最难的是上厕所。当时民间习俗,不愿意把厕所借给陌生女子,怕有“秽气”。第一天白天,先是由宫女好不容易央求一个大户人家,又给了不少银子,慈禧才上得了厕所。夜里住宿时的厕所更惨,粪尿遍地,肥蛆和蛤蟆满地都是,甚至每人身上都落着十几只苍蝇,顺着人脸爬。到了第二天走到荒郊野外的时候,慈禧又要上厕所,实在找不到地方,只能让宫女、格格在野地里围成人墙,让慈禧、皇后、公主、格格们轮流解手。

    睡觉也不舒服。在第一夜里,慈禧的条件最好,也只能睡在一个家徒四壁的破床上,枕着个倒扣过来的簸箕,用一把捡来的芭蕉扇盖在脸上,还要把手用手绢包上,浑身不留一点肉,免得被蚊虫叮咬。光绪连床都轮不上,只能把车垫子垫在屁股底下,背靠在墙上,坐着忍一夜。至于其他的王公大臣,只能在车里睡觉。

    第一夜过后,有附近人家察觉到过夜的是皇帝皇太后,供奉了馒头、咸菜、小米粥,这才好过一点。随后越来越多的王公大臣、士兵加入队伍,情况又稍微好一些,但仍旧缺衣少穿。一次慈禧半路上口渴,停下车叫太监去取水,结果要么是水井里没有打水用的桶,要么水井里漂着人头,这水不仅皇帝皇太后不愿意喝,就连车夫、拉车的牲口都不喝。最后慈禧和光绪只能靠咬高粱杆里的汁液解渴。

    其实这里面最倒霉的是光绪。当年戊戌变法的时候,他本无意造反,结果被康有为卖了;这次闹义和团,他也是强烈反对利用义和团开战。据说在慈禧的御前会议上,光绪一时情绪失控,抓住了反对攻打使馆的大臣的手大喊“救我”,意思是你得坚持住你的意见,咱不能打仗呀!结果光绪被慈禧当场怒斥。这光绪是招谁惹谁了?他反对开战,可是仗也打了,也输了,心爱的女人还被杀了,自己还要跟着慈禧跑出来受这洋罪。

    忍过一开始的狼狈后,再往西走乱兵越来越少,接驾的官员也成样子了,生活也就没这么局促了。慈禧从北京出发,一路向西过了山西,最后来到陕西的西安市长住了下来。西安就是长安,在宋朝之前是中国历代王朝首选的都城。清朝时的西安已经破败,但好处是地处关中平原,易守难攻,在军事上比较安全。占领北京城后的八国联军也确实想继续向西进攻追击慈禧,结果没走太远就因为人数太少、地形复杂、难以补给而作罢。

    现在慈禧太后终于可以喘一口气,回头收拾北京的残局了。

    五

    整个河北都是一片惨状。

    在战乱中,无论是八国联军,还是义和团和清朝的败兵,他们都有对百姓施暴的恶迹。

    在早期的义和团运动中,义和团攻击教会、教民时往往还伴随着抢劫财物。在清政府公开支持义和团后,有更多的人只是为了贪图清廷的赏钱,甚至是打算借机抢劫、报私仇而加入义和团。有的义和团民硬指百姓为教民,以此进行抢劫。有的团民随意指认富户的房屋为教民的财产,威胁烧毁,富户必须献上钱米才能幸免。甚至有的义和团组织为了争夺财产互相械斗。因为趁火打劫的太多,当时就有童谣说:“大师兄,大师兄,你拿表,我拿钟,师兄师兄快下体,我抢麦子你抢米。”

    和抢劫相比,更残酷的是屠杀。

    前面说过,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来自于教会对村民的欺压。但是教民并不都是活该被打死的混混。一些中国百姓因为和乡绅有矛盾而加入教会,不意味着他们就一定是坏人。

    儒家道德有时不讲人性。比如儒家讲“三从四德”,女子要无条件听从丈夫。丈夫虐待妻子没事,外面花心问题也不大,可妻子要想提出离婚,搞婚外恋,那就是破鞋,就成了贱民,轻则打一顿重则扔井里。所以鲁迅才说“礼教吃人”。有些不被儒家礼教所容的百姓改去当教民,有些被丈夫婆婆虐待的女子去教会里寻求保护,他们都是值得同情的受害者。还有一些中国百姓加入教会是身不由己,比如家里的男人入教了,没有地位的妇女、儿童也就只能跟着入教。一个村子里大部分人都入教了,少数人为了自保,也只能入教。还有的家庭入教是在其他教民的逼迫之下,或者是为了避免在和教民的官司中吃亏,他们也都不是坏人。

    可是义和团杀教民,往往不区分这个人到底做没做过恶事,只要是加入过教会的百姓都是屠杀的对象,哪怕是老弱妇孺也不能幸免。甚至只要是随身携带外国器物的人,都会被义和团当成“二毛子”屠杀。当时人记录,一些中国百姓只因为抽纸烟、打洋伞、戴洋人的小眼镜被杀。有几个年轻的学生,只因为随身携带的一支铅笔和一张洋纸被义和团搜出,就死于乱刀之下。

    还有的义和团声称,所有的教民头上都有十字,普通人看不到,只有拳民能看到。于是,拳民可以随意指认哪些路人是教民,被指出来的都会被杀掉。还有一种专门用来辨别教民的“法术”:让被怀疑的百姓到义和团的拳坛上烧香焚表,凡是纸灰飞起来的,都不是教民,凡是没飞起来的,就会被当成教民杀掉。

    对外国人屠杀最激烈的是山西省。

    毓贤原本是山东巡抚,因为山东义和团闹得太凶,列强认为毓贤清剿不力,逼清廷撤换。随后,毓贤改任山西巡抚。毓贤是个对朝廷忠心耿耿的职业官僚。在山东的时候,朝廷要他清剿义和团,他就专心抓捕义和团首领,调节村民和教民的矛盾。等到了山西,朝廷和洋人开战了,他就专心捕杀山西境内的外国人。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他以保护外国人为名,把山西各地外国人骗到太原,然后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杀死。此外,还屠杀了数目更多的中国教民。

    就像教民并非都是坏人一样,外国传教士也不都是奸诈之辈。有很多在华传教士,他们出于虔诚的信仰,自愿抛弃舒适的生活,不远万里深入条件艰苦的内陆传教。在传教的同时,他们也做了很多教书、治病、收养孤儿的好事。结果,这些人最后却要看着自己的至亲被砍下头颅,怀抱着瑟瑟发抖的婴儿一同赴死。

    六

    义和团和清廷屠杀无辜百姓,八国联军也不例外。

    当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时候,也有杀人、强奸、抢劫之类的暴行。但和后来的八国联军相比,当年英军还算是“文明”。那时的英军还有着“大英帝国是世界最文明的国家”之类的荣誉感,军官对士兵的暴行不以为然,还为此处死过自己的士兵。

    但是到了八国联军的年代,形势已经变了。当年打鸦片战争,英国主要图的是个开放贸易,和清政府还是处于平等的地位上。但是从德国强占胶州湾开始,西方各国这轮瓜分狂潮就没有道理可讲了,就是腆着脸硬要、硬占。那么,怎么从道义上解释这个问题呢?怎么解释这些“世界最文明的国家”臭不要脸呢?

    解决办法就是“黄祸论”,宣传“黄种人是智力低下、道德败坏的劣等民族”。西方国家占领亚洲不是去侵略,而是要去教化、拯救这些劣等民族——我们是去做善事的呀。

    这倒不是说西方各国都有一个专门的宣传部,为了他们瓜分中国的计划连夜炮制了一堆污蔑中国人的文章。而是说西方各国对于亚洲的印象,主要是由那些在中国居住的西方军人、商人和传教士们代为传播的。从主观上说,殖民时代的西方本来就普遍流行白人自大主义,本来就瞧不起其他民族。从客观上讲,当时的中国在城市建设、基础教育等方面也的确落后,那些在华白人哪怕是纯粹地客观描述,都会让西方读者轻视亚洲人。推波助澜的是教会和拳民的冲突,西方人单听来自传教士的一面之词,很容易觉得中国是一个落后、野蛮、狡猾、残忍的国家,“黄祸论”就这么慢慢形成了。

    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前,西方大众对中国人已经充满了恶毒的想象:认为中国人懒惰、肮脏、自私、冷漠、永远在酝酿着阴谋诡计,每一张面孔都充满了“东方的狡黠和残忍”。1892年英国的一份流行杂志做了一份特别报道,详细描述了中国人在伦敦开设的鸦片馆是如何诱惑英国人吸食鸦片的——你没看错,一个数十年来致力于不断向中国走私鸦片的国家,在指责中国人把鸦片带进了他们的国家。

    在八国联军入侵两年前,英国作家马修·菲利普·希尔在他的小说集《黄祸》里让英国水手们高声喊着:

    “地球上将清除这个种族,你难道不同意我这个观念吗?”

    “同意!同意!同意!”他们齐声回应道。“我,此时此地发誓,从此将毕生致力于消灭中国人。”

    在八国联军入侵前一年,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吉卜林写了一首叫做《白人的责任》的诗,诗里赞颂白人殖民者把文明、和平带到了落后、野蛮殖民地,教化了那里的有色人种。这首诗在当时就受到了西方知识界的一些批评,但是当时西方的主流观点是认同这首诗的看法,认为白人优于有色人种,白人有教化、“解放”殖民地人民的责任。

    在这种思想下,侵略也就成了“做善事”了。

    “黄祸论”、道德优越感,再加上传教士对义和团屠杀教民的夸张描述,使得八国联军的官兵们觉得自己是在进行一个“从野蛮民族的铁蹄中拯救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正义行动。八国联军里的奥匈帝国海军舰长就对卫队成员训话说:

    “每个人可以带回一条猪尾巴作为纪念品,只要我的兵舰不受污染即可。”——所谓“猪尾巴”,就是清朝人的辫子。

    八国联军一踏上中国的土地,立刻针对中国平民开始了带有惩罚性质的屠杀、抢劫和强奸,成百上千的女性为了避免受辱而自杀。一位英国军官记录说,他几次见到美国人埋伏在街口,向出现在面前的每一位中国人开枪。

    八国联军在京津地区占领了约一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抢劫、屠杀成了常态。联军一度在北京四周扫荡,既是为了清剿残余的义和团,也是为了“惩戒”。问题是,义和团脱下衣服就是老百姓,外国人怎么区分谁是谁呢?——也就只有“宁枉勿纵”了。用当时一位美军将领的话说,就是:“我敢说,从占领北京以来,每杀死一个义和拳,就有50个无辜的苦力或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被杀。”有的外国军队只要在一个村子里发现了义和团的武器或者旗子,就会把整个村子烧掉。

    除了屠杀还有抢劫。

    英法联军上次占领北京的时候虽然烧了圆明园,但是没有抢国库的银子。这次八国联军在北京大肆搜刮各处府衙的存银,尤其是日本,抢空了大清国库。上一次英法联军没进入紫禁城,这一次八国联军用大炮轰开了紫禁城的大门,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大模大样地住进了慈禧的寝宫仪鸾殿。后来因为德军的厨房不慎失火,仪鸾殿被烧为灰烬。

    在攻入北京城的头三天里,联军允许士兵公开抢劫。三天过后,各府衙和颐和园等皇家园林仍旧遭受不断地劫掠。和上一次劫掠圆明园一样,这一次英国军队又把所有抢劫来的东西集中在一起拍卖。因为宝物太多,一般的财宝外国人已经看不上眼。一名美国士兵自述说,他看到有人拿一美元一码的丝绸擦餐碟,用狐狸和海豹皮制成的皮大衣当床垫。他们连队大部分人有6只手表,有些人甚至有15只手表。

    不只是士兵,那些在使馆中被围困了许多天的平民一旦“解放”后,也立刻加入到了抢劫的队伍中。英国记者说这些使馆人员“和解救他们的人相比,他们有着决定性的优势,因为他们熟悉地方情形,知道值钱的东西在哪儿。他们就像进入了自己的‘地下室’一样。”

    美国随军记者记录了一件听来的事:“在英国公使馆大门被冲开以迎接联军部队才五分钟,两名在英国公使馆避难的法国妇女就冲出大门,相互比赛着跑到公使馆大街的某一家商店。这是一家和平时期她们经常去的商店,而且她们知道商店已经没有人了。十分钟后她们回来了,抱着满满的丝绸、刺绣、皮货和玉石,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她们两人在过去的几周里所遭受的贫困得到了充分的补偿。”最终,英国公使的夫人的珍宝装满了87个箱子,而据她说她“还没有开始装箱呢”。

    除了京津地区外,俄罗斯趁着庚子之乱,还大举入侵我国东三省,相继占领了沈阳、锦州、铁岭等重要城市。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在两起惨案中,俄军大规模屠杀中国百姓、抢夺财产,对妇女和儿童也毫不手软。还把在屠杀中幸存的百姓赶到宽达800米的黑龙江边,用枪口逼着他们“游回去”,绝大部分人都淹死在冰冷的河水中。

    七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因为百姓苦不苦,统治者根本不在乎。京津直隶百姓们的惨状对于慈禧来说不重要,她最关心的是列强将会提出什么条件,能不能在不下台的情况下让列强退兵。

    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和谈。咱大清要干别的事不行,战败求和那还是储备了精英人才的。最擅长干这事的人是谁呢?当然就是签过《马关条约》的李鸿章了。

    当年甲午战争战败后,李鸿章成为众矢之的。在朝廷一片喊打声中,慈禧比其他人冷静得多,她知道朝廷离不开李鸿章,对李鸿章加以维护。在李鸿章受攻击最厉害的时候,她派李鸿章出使欧美各国。等李鸿章回国后,又把两广总督的肥差给了他。

    现在,李鸿章回报老佛爷的时候到了。在西行途中,慈禧调李鸿章北上和八国联军谈判,要李鸿章再一次坐到屈辱求和的谈判桌上。

    其实李鸿章可以不去的。在西方人的眼里,李鸿章是清廷里最开放、最乐于接受西方事务的高官。李鸿章在之前出使欧美的外交之旅里,表现极为出众,受到各国外交官和新闻媒体的一致赞扬,一度成为欧美报纸上的外交明星。等到八国联军入侵的时候,南方诸省搞“东南互保”,又看到八国联军把北京都占了,就有人提出来咱南方诸省干脆独立吧,选李鸿章为第一任大总统。这提议列强也普遍支持——他们需要的是大清政治稳定而不是分崩离析,由亲西的李鸿章来统治中国,显然要比排外的慈禧更好。这个时候李鸿章只要一念之差,什么屈辱和谈啊,什么签字当卖国贼啊,这些破事都不用管了,直接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共和第一人了。

    但李鸿章做出了和曾国藩一样的选择。

    已经75岁的李鸿章抱着病体来到北京,开始了和列强的艰难谈判。

    清廷在初步接受了列强提出的议和条款后,曾发布一道上谕,里面有一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后来这句话成为慈禧卖国求荣的名句,广为流传。其实,这个文件是一份面向全社会的,检讨朝廷在义和团事务上的种种错误,宣布朝廷外交政策大转弯的“罪己诏”。这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意思是告诉国内外,朝廷已经彻底改变过去的政策,彻底下决心跟列强和好了。用现代的话说,这句话是用来“作秀”的。

    当然,说出这种卑躬屈膝的话还是太丢人了,但慈禧也就是说给外国人听听而已,她又不傻,她并不是真的想“量中华之物力”。因为对于独裁者来说,“中华之物力”是她一家的私产。对于自己的财产,当然是能多留点儿是点儿了。

    可这事哪那么容易。

    入侵中国的列强有8国,此外,还有3国以教会、教民在义和团运动中受损为由,也加入了谈判的队伍,因此最终是11国联手向清廷索赔[8]。当年的甲午战败还算是“城下之盟”,这次侵略军是站在你的首都里跟你谈,一言不合分分钟立个傀儡皇帝给你看,比上一次是难上加难。在万难之中,李鸿章只能用尽各种手段和列强斡旋,用他的话说叫“争得一分是一分”,把联军大开口的价码一次一次往下杀价。

    八国联军这边呢,他们在占领北京后,针对如何最大化利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激进方案包括把中国变成一个四分五裂的殖民地;或者推翻清政府另立傀儡政府。

    经过讨论,这两个方案都被否掉了:考虑到中国民间有义和团那么激烈的排外运动,列强认为直接占领中国并不划算。另立傀儡政府呢,能不能控制得住中国还不好说,还不如直接利用现在的清政府,让它乖乖听话最好。于是列强们给李鸿章开了一份极为苛刻的停战要求,在李鸿章的一再杀价之下,最后形成了《辛丑条约》。

    大致内容有这么几条:

    一个是巨额赔款4.5亿两白银,合当时每个中国人一人一两。这个数字是当年《马关条约》的两倍,远远超过清政府的支付能力,只能分期付款,预计39年还清,算上本息接近10亿两白银。

    可以这么说,这笔巨款几乎是按照清政府的承受极限量身定做的,从此以后,中国人民40年内的辛苦劳作就全都是在为列强白打工了。《辛丑条约》签订之后,连朝廷给皇亲国戚每年发的生活费全都减半,清政府已经被逼到头了。

    按照合约规定,这笔巨款要一直还到1940年。但是后来清政府到了1911年就亡了,随后的民国政府仍旧承认这笔赔款。再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成了战胜国。美国为了扩大对中国的影响力,主动退回了一半的赔款,同时要求赔款只能用来兴办教育事业和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随后其他几个国家也效仿美国,各自退回了部分赔款。美国退回的赔款比例约为60%,其余各国多少不一,最少的约1%。只有日本例外,日本规定退款必须用在一系列和侵华有关的文化事业上,受到了中方的抵制,最后没有退成。

    用美国退款培养出来的留美学生,为近代中国储备了不少人才,包括学者胡适、吴宓、语言学家赵元任、哲学家金岳霖、气象学家竺可桢等等。用这笔退款还建立了用来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大学”,以及协和医院、北平图书馆等机构。其他国家退回的赔款,大多用在修建铁路、水利、电讯、文教事业上,也有一些国家直接放弃了未支付的那部分赔款,对用途不做限制。

    当然,这都是清亡以后的事了。在清朝统治时期,《辛丑条约》的赔款是压在清政府和中国百姓身上的重负,直到清朝最后完蛋,朝廷和百姓也没能在这压力下喘过气来。

    还有比赔款更狠的要求。

    八

    《辛丑条约》还要求清方拆除大沽炮台和通往北京水路的各处炮台。天津方圆二十里不允许大清驻军。扩大使馆卫队,允许使馆卫队永远驻守北京。在北京至沿海间各战略要地也要驻扎外国军队。两年内禁止中国进口武器。

    ——这就是说,列强要求清政府放弃从北京到大沽口之间的全部防御,反倒是列强可以驻军。以后,列强军队可以随时从大沽口登陆直取北京。同时,还在紫禁城的眼皮底下布下了庞大的使馆卫队,等于把枪顶在了慈禧的脑门子上,让慈禧绝不可能再有反抗的机会。

    《辛丑条约》的另一大要求,是惩治“祸首”。

    所谓“祸首”,就是列强开列了一些他们认为必须对义和团事件负责的清朝高官,共一百多人,要求处以从死刑到革职不等的处罚。这既是为了清洗排外官员,保证清廷从此乖乖听话,也是为了纯粹的“惩戒”,以彰其威。

    在这份“祸首”名单中,位置最高的几个重臣里,徐桐和崇绮(他们都是“大阿哥”的老师)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殉国自杀。另一位推崇义和团最为卖力的重臣刚毅在西逃的路上病死。

    还活着的人里,山西巡抚,就是那个屠杀外国人最厉害的毓贤被判死刑,被慈禧挥泪给斩了。从屠杀妇孺的角度讲,毓贤死了活该。但从他个人的角度讲则有点冤——毓贤是个大清官,他一辈子两袖清风,忠心耿耿地为君王卖命。朝廷要杀义和团就杀义和团,要杀外国人就杀外国人,慈禧西逃到山西时他也是竭尽全力地侍候。结果呢,朝廷需要你送死的时候,毫不留情地说砍就给砍了。忠心耿耿有什么用?没处说理去。

    另外一个“祸首”是端郡王载漪(yī),就是“大阿哥”他爸。

    慈禧明面上下令将载漪剥夺爵位,流放到新疆伊犁,永远不许回京。实际上慈禧偷偷留了情,载漪压根就没有去新疆,而是住在了内蒙古的亲戚那里,继续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当然,这和西逃之前万人之上的荣华富贵是没法比的了。

    端郡王的儿子,那个“大阿哥”也受了连累,被剥夺了皇储的身份,和他爸爸一起流放。

    顺便八卦一下,这个“大阿哥”的家庭教育很不好。“大阿哥”的爸爸,也就是端郡王是个有名的花花公子,“大阿哥”自己更是吃喝玩乐样样精通,不学无术。据慈禧身边的宫女说,“大阿哥”举止远不像光绪帝那么端庄稳重,他平时对宫女眉来眼去,说话油腔滑调。在宫里一有不顺心的事就大喊大叫,谁哄都没有用。据说有一次光绪站在廊下,“大阿哥”突然从背后偷袭,打了光绪一拳,把光绪打到地上起不来。后来光绪找慈禧哭诉,“大阿哥”被打了二十棍。

    清朝皇帝向来以超严格的教育著称,现在慈禧打算要这么一位继承大统,这大清国也算是败相尽露了。

    “大阿哥”作为皇储,在慈禧西逃时原本一直被慈禧带在身边,除了皇帝皇后外,地位就数他最为尊贵。如今被剥夺了名号,成了普通旗人,自然也就不能和皇帝皇太后一起居住。据说他被赶出去时,身边只有一个老妈子。他“出宫时,涕泪滂沱”,被荣禄一路搀扶着出去,“情状颇觉凄切”。因为他平时举止轻浮,很不得人心,连太监宫女都不喜欢他,以至于“宫监等均在一旁拍手,以为快事也”。

    “大阿哥”这人是典型的纨绔子弟,人品不坏,但是超级没脑子,一点生活和政治常识都没有。有这么一件事,在慈禧西逃的时候,长长的一条车队,前面是慈禧的车,“大阿哥”的车在后面跟着。一路上“大阿哥”很无聊,就吹奏各种乐器玩,结果有一次他吹起了唢呐。可民间习俗,送葬的时候才吹唢呐。你在后面吹,慈禧在前面走,你这不成了给老佛爷送葬了吗?老年人原本就怕死、避讳多,慈禧又是个超级迷信的人。在一笑一颦、一个小表情都极为慎重的宫廷里,“大阿哥”这么做简直是没心没肺到极点了。幸亏慈禧身边的宫女反应快,抢在慈禧听到之前阻止了他,这才避免了一场风波。

    这位“大阿哥”被贬后,还继续当他的公子哥。他不懂得经营家产,甚至连怎么变卖家产、卖多少钱都不知道。他只知道吃喝玩乐,听戏、喝酒、抽大烟,一掷千金捧名角,挥霍无度。后来清朝亡了,“大阿哥”在民国的国会里当上个挂名的参议,每个月可以领到钱花。民国政府还有个《清室优待条件》,每个月也给他一大笔钱。可后来时局变化,他的挂名参议没有了,冯玉祥又强行修改了《清室优待条件》,把末代皇帝溥仪轰出紫禁城,把各个王府占有的田地也收走了。“大阿哥”没了收入,他的家产被人连骗带卖,最终挥霍一空。在晚年,他双目失明,靠着别人接济的一口饭、一点大烟灰度日,最后在日本侵华时期凄惨身亡。

    接着说《辛丑条约》。

    除了赔款、驻军、惩治“祸首”的要求外,《辛丑条约》还有一些纯粹羞辱性的条款。

    因为德国公使克林德和日本参赞杉山彬在义和团事件中被杀,《辛丑条约》规定清廷必须派贵族使团分别赴德国和日本道歉。赴日本道歉还算顺利,给德国的道歉出了个插曲。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不是特别狂么,他就要求去道歉的贵族载沣在面见自己时三鞠躬,其他人随行人员要下跪磕头。这个要求受到清廷的激烈抗议,清政府甚至为此拒绝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其他各国也觉得德国因为这件事延误了《辛丑条约》的签订是没事找事。在各方压力下,德国才作罢。

    《辛丑条约》的另一个羞辱性要求,是要清廷在北京克林德公使遇害的地方建立纪念碑。在其他义和团运动激烈的地区,也要修建纪念碑。北京的“克林德纪念碑”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牌坊,最后耗费白银120万两。这座碑一直竖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战结束,德国战败的消息传来,当时的国民政府立刻拆毁了这座羞辱性的建筑。不久,又把拆毁的牌坊移到今天的中山公园南端重新建立起来,牌坊上的字也抹去重新篆刻。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保卫和平”四个字。

    《辛丑条约》签完了,八国联军事件算是告一段落。不久以后,李鸿章就积劳成疾,因病逝世。当时慈禧还西逃在外,消息传来,不仅慈禧震惊,连“随扈人员,乃至宫监卫士,无不相顾错愕”,大家都感到帝国少了一大支柱。不久荣禄也病逝。这两个人都是慈禧最为仰赖的重臣,二人去世后,慈禧无人可用,便把袁世凯提拔上来,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袁世凯是继李鸿章后,大清最有能力的洋务派大臣。当年在小站,他把新军练得有声有色;在山东,他有效地控制了义和团运动;在《辛丑条约》签订后,他把慈禧回京事宜办得十分妥当,让好享受好面子的慈禧舒舒服服、风风光光地回了北京。

    在他当上直隶总督后,还有个小插曲。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天津附近不能驻扎清军,袁世凯这个直隶总督也就有名无实,无法真正控制天津地区。结果袁世凯发现了条约中的一个漏洞:条约规定不许驻军,没说不许派警察啊!其实当时的大清国并没有警察,袁世凯从自己的新军中调集了最精锐的部队,让他们穿上警察的衣服,就硬说他们是警察。这样,数千新军堂而皇之地驻扎进天津城,使得条约中禁止清军驻军的条款成了一纸空文。

    在八国联军的入侵中,清军一败涂地,于是袁世凯带到山东去的小站新兵成了清廷最可仰赖的精锐部队。不久慈禧下令,让袁世凯扩充小站新军,建成了更为庞大的“北洋新军”。这时,袁世凯成了继曾国藩和李鸿章后,清廷最离不开的汉人大臣。

    当时有不少清廷大臣把重振国事的希望寄托在了袁世凯的身上。可谁又能想到,最后就是这个人敲响了大清的丧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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