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的舒适区”。说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一个让人感到特别舒适、安全的区域，这个区域就好像是寒冬里家中温暖的被窝，人们轻易不愿意离开。

    举个例子，不少男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都经历过这样的心路历程：

    在青春期前和青春初期，也就是七八岁到十一二岁的时候，男孩子之间竞争的资本是体力和勇气。哪个男孩子跑的最快，爬的最高，敢从最高的地方跳下来，他在同伴中的地位就最高。所以我们普遍觉得七八岁的男孩子特别“淘”，登高爬梯地总要去做危险的事，因为这种行为是他的“心理舒适区”，他通过这种行为得到了在同伴中的地位，也就在这种行为中得到了安全感。

    进入了青春期后，男孩子开始对异性产生兴趣，希望能吸引女生的注意力。可是这个时候男孩子还不知道该怎么和女生相处，他们沿用过去的经验，以为淘气逞强是赢得女生注目的关键。所以我们看五六年级的男孩子，特别喜欢对着女生淘气，喜欢捉弄女生，喜欢在女生面前追跑打闹。平时几个男孩子自己玩还挺安静的，如果这时候突然来了一个漂亮的女孩，这几个男孩子立刻就跟打了鸡血一样，一会儿大声叫一会儿大声笑，一会儿你打我一会儿我打你。

    假如这时你对他们说：“孩子，这样追女孩子是不对的，你应该变得很成熟、很绅士，能体贴地考虑到女生的感受，还要保持适当的内敛、神秘，那样才能赢得女生的喜欢。”这群十一二岁的孩子有可能听不进去，因为“淘气”是他们熟悉的心理舒适区，而“绅士”是他们从未涉足过的陌生领域。

    男孩子什么时候会发现淘气这条路行不通呢？是在受到女生打击的时候。某一天，当他看到女孩子对高年级的成熟男生表示仰慕之情，当他发现女孩子对自己上蹿下跳的淘气行为露出不屑的眼神，这时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行为很不妥，他开始痛苦地反思，发现原来绅士的行为更有范，更吸引人。他开始改变自己，不再淘气，进入了假装深沉的中二时代。

    这个从淘气变成中二的变化，就是一个人在外在的压力下，不得不逃离心理舒适区的过程。

    一个社会也有自己的“心理舒适区”。因为一个社会要变革，就要支付巨大的变革成本。这个成本包括消灭既得利益者的武力斗争，包括建立新秩序的花费（比如建立新机关、培养新人才都要大笔花费），更包括新旧制度交替的时候给社会造成的暂时混乱。另外还有一项隐藏的风险成本：万一变革的方向错了怎么办？那可就连家底全赔光了，王莽就是前车之鉴呀。

    对于在野的变革者，这些风险对于他来说问题不大，因为国家不是他的，毁掉了就毁掉了，就算亏了本亏的也不是他的（所以当权者常指责革命者只知道破坏，不知道建设）。但是对于当权者来说，变革掉的都是他自己的东西，他就需要好好掂量掂量变革的成本和收益问题了。

    具体来说，需要有两个条件，才能促使当权者下决心改革：

    第一个条件最关键，需要改革的利益大于改革的成本。因为当权者在这个社会里已经是地位最高的人，吃香的喝辣的已经没什么追求了。而改革一旦失败，最惨的后果是死无葬身之地（如王莽），所以一般的利益很难刺激当权者改革。一般情况下，这个“改革的利益”指的就是“不改革就死定了”。

    第二个条件那就是改革的前景清晰可见。改革既然是一场风险巨大的豪赌，自然风险越低越好。假如之前已经有类似的国家进行了类似的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那我们照着人家的样子去改革，风险就比较很低，当权者也容易下决心。

    我们照此来看义和团运动以后的晚清政局，第一个“不改革就死定了”百分百地满足了：

    前面说过，一旦政府无法维持某个地区的秩序，它就失去了统治这个地区的合法性。而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这两件事里，清廷既无法解决直隶地区的义和团问题，也无法阻止外敌入侵首都，连朝廷事后的存废也只凭洋人的一念之间，最后连首都的防卫也都让给了外国人，那你还有什么统治国家的合法性呢？

    “东南互保”是地方省份给朝廷的重要信号，潜台词是“朝廷你要是再治理不好国家，我们就不陪你玩下去了”。要不是李鸿章没答应当总统，这大清现在都已经亡国了。

    所以，现在的清廷必须立刻、马上变强，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二

    早在西逃的路上，慈禧就下决心要改革。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半年后，《辛丑条约》还没签订的时候，慈禧就以光绪的名义宣布要“预约变法”。向天下预告，我们要变法了。

    但是到底该怎么变呢？

    一些不涉及政治权力的实务没什么可争议的，直接就变，比如废科举、练新军之类，都是康有为等曾经提过的。当年慈禧也都研究和认可了，现在都重新翻出来一一上马，这没什么好犹豫的。

    但涉及到上层政治权力的改革就麻烦了。麻烦的原因就是前面说的风险问题，政治改革改成什么样？谁能保证咱改革的方向就是对的？

    在八国联军入侵5年后，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帮助清廷下了这个决心。

    作为列强，俄国和日本都努力扩张在亚洲的地盘。俄国在占领了我国的黑龙江和松花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又强行租借了旅顺，下一步开始谋划占领整个东三省。日本的战略，则是在占领朝鲜半岛以后，下一步占领东三省，再下一步吞并整个中国。所以俄国和日本在抢夺东三省这件事上发生了直接的冲突。

    俄国看不上日本，在西方列强的眼里，日本人也属于黄皮肤的“劣等民族”，只比清政府好一点点。以西方列强的武力，还打不过一个刚刚维新的亚洲小国吗？

    日本也知道己弱彼强，但日本人当时有一种思想，认为随着地球被世界各国瓜分殆尽，总有一天亚洲各国要被西方列强全部吞并。为了抵挡未来西方人的进攻，日本人必须统治全亚洲，带领亚洲各国同西方人决战。而占领我国东三省又是统治亚洲必备的一步，因此日本人认为，这场同俄国抢夺东三省的战争是一场“不打赢我们就完蛋”的战争。就像当年同大清打甲午战争一样，日本这次也是堵上了全国的本钱，要和俄国誓死一拼。

    于是日俄两国就在我国的领土和海洋上展开了一系列战争。结果无论是海战还是陆战，日军都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这件事对清政府来说，首先是一个巨大的耻辱。东三省是大清的“龙兴之地”，原本是连汉人都不许进入的最神圣的地方。如今两个外国侵略者为了抢夺这块土地公然开战，清政府竟然只能眼巴巴在一边看着。这跟俩流氓为了抢潘金莲在武大郎面前开打，完全没意识到人家老公还站在一边儿呢有什么区别？

    当然，咱首都都丢了，京畿防卫都让出去了，日俄战争的羞辱也算是虱子多了不咬吧。

    另一大刺激，是日本的获胜。

    俄国是连英法都忌惮的西方强国，在战争打开之前，全世界都不看好日本。亚洲国家从来没有正面干过欧洲列强的例子。日本获胜后，全世界都目瞪口呆。要知道日俄战争不是一场战斗，而是打了很多场。无论是海战、是偷袭、还是拼火力“刚”正面，日本全都获胜。证明了日本的获胜不是偶然，而是日本的实力的确超过了俄国。

    我们今天总结日本的获胜的原因，是从经济到战略思想、再到战术指挥多方面因素共同造就的。但当时那些关心政治改革的中国人，他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两国的政体上。当时俄国还是沙皇当道，采用的是君主制度，而日本是君主立宪制。很多中国人就认为，原本弱小的日本能战胜强大的俄国，正说明君主立宪制度全面优于君主制度。

    日本的制度、文化与中国相近，之前国力比中国弱。日本采取了“君主立宪制”后却能打败强大的沙俄。那我们大清要是也如此改革，还不得一飞冲天？

    日本战胜俄国后，很多主张“君主立宪制”的国人都大受鼓舞，有一种“日本的今天就是我大清的明天”的感觉。而且就在俄国战败一个月后，俄国沙皇也在压力下宣布施行君主立宪制度。到了这个时候，全世界的大国里还实行君主独裁制的就只剩下大清国了。

    这个形势太明显了：立宪是毫无争议的大势所趋。

    就在俄国战败两个月后，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奏请朝廷立宪。慈禧也大受时局震动，她派出五位大臣出国考察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尤其以德国、英国和日本这三个当时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为考察重点。待五大臣考察回来后，对国外制度赞不绝口，清廷立刻向国内外宣布预备立宪，正式承诺咱们要改成君主立宪制了。

    三

    简单地说，所谓“君主立宪制”，就是要在君主的统治之外，增加《宪法》和议会。君主的命令不能违反《宪法》和议会的决定。其中议会的议员又是从各地选举上来的，皇帝不能左右。

    说白了，这就是要皇室和地方实权派分享权力。同时全国的权贵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

    那么，慈禧的立宪是不是实现了这一点呢？

    在慈禧公布的立宪计划《钦定宪法大纲》里，规定未来的清政府采取君主立宪制。也就是把国家的权力一分为二，皇帝和国会（中央一级的议会称为“国会”，）各拥有一部分权力。

    那国会又是谁来掌握的呢？分两步。

    首先，先在各省内部选出省议员，建立各省的议会。

    第二，由省议会推举出中央议员。这些中央议员再加上一部分由皇帝钦定的皇族议员，一起组成国会。

    在正式立宪之前，清政府先在各省建立了用来筹备立宪的机构，称为“咨议局”，类似于省议会。这些咨议局里选出的议员，都是各省的商人、乡绅等地方实权派。

    ——也就是说，如果清政府将来实行宪政，不出意外，国会将会掌握在大商人、乡绅、地方实权派的手里。

    国会光在地方实权派手里还不够，我们还得看看这个国会将从皇帝手里分得哪些权力。

    在现代国家里，有4个权力最为重要。

    首先，最重要的是军权。

    军权最可怕，谁拥有军权，谁就可以完全不听国会和法律的命令，想干吗就干吗，进而依靠军队实行独裁统治。把军权交给任何一个单独的部门，都可以使这个部门过于强大，所以在现代国家，军权一般都打散了分散到各个部门的手里。比如在美国，总统是三军统帅，但是总统宣战必须经过国会的同意。直接管理军队的国防部是一群和军人没有直接关系的文官。国防部再往下面才是职业军人，但职业军人又不允许参与政治。再比如宋代，也是一大堆部门共同控制军队。

    在《钦定宪法大纲》里，军权归谁呢？归皇帝一个人，国会不得干涉。

    下一项权力是“立法权”。

    “立法权”就是制定法律的权力。这项权力也超级重要，因为现代国家是“依法治国”，做一切事情都以法律为准。所以法律的制定直接决定了各项国家政策。

    比如，我们说过为了国家强大，应该建立一个平等的市场。可如果少数人拥有不受限制的立法权，他就可以破坏商业平等。比如说我是立法者，我发现对手公司的某种主要商品里有一种原料对环境有些许害处，那我就可以以“保护环境”为理由，立法提高对这种原料的惩罚性税收。如果对手公司依赖进口原料，我就可以以“保护国有经济”为理由，提高关税，增加进口原料的价格。甚至我可以通过一项“我的亲朋好友经商免税法”，那这市场上的普通商人谁都别玩了。

    在《钦定宪法大纲》，立法权归谁呢？分两半，国会和皇帝一人一半。国会负责制定法律，但是皇帝不签字就不能生效。

    第三项权力是“司法权”。

    光制定了法律还不够。俗话说，“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法律都是一条条死板的文字，不可能适应生活中千变万化的情况。法律文字还需要有人去解释、去应用。解释和应用法律的权力，就是“司法权”。

    现代法院行使的就是“司法权”，负责解释具体法律条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如何应用到每一个案件里。因为法律条文只有有限的几个字，生活中具体的情况却是千差万别，所以这个解释的权力也很大。司法机关甚至可以以“违宪”为由，直接把总统赶下台。比如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小布什和戈尔对选票结果有争议，双方都认为自己占理。结果最后是美国的最高法院一锤定音，说小布什更占理，总统就让他当了，输掉官司的戈尔也就乖乖接受现实了。可见司法权有多重要。

    在《钦定宪法大纲》里，司法权是归皇帝一个人。

    第四项权力是“行政权”。

    简单说，就是任免和指挥各级官员的权力。

    在现代国家里，官员的上头有法律管着，官员如果违法老百姓分分钟起诉你。但俗话说得好，“县官不如现管”，即便在法律的限制下，政府官员还是有相当大的权力。而且这里还有个能力问题，“不违法”只是政府官员的最低要求，光不违法还不行，还得能干活，得把国家高效地管起来。有经济危机解决经济危机，有外交纠纷解决外交纠纷。如果一个国家光有好的司法系统，没有好的行政系统，最极端的情况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政府不能有效运转，无法维持秩序保护人民，那就只能等着被推翻了。

    所以，行政权也是个很重要的权力。

    在《钦定宪法大纲》里，任命百官的权力在谁手里呢？还是皇帝一个人。

    另外，《钦定宪法大纲》还给了皇帝关闭、解散议会的权力。

    现代国家不是讲究权力制衡，要把权力拆开给好几个部门吗？那好几个部门要是互相打架该怎么办？比如说，总统跟议会顶牛了，总统就是想通过一个法案，议会就不允许。总统撒泼说“我就要我就要我就要”，议会铁了心“就不行就不行就不行”。两边都恨对方恨得牙根痒痒，恨不得灭掉对方，那怎么办呢？

    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各个部门之间的对抗能力要均衡。比如总统和议会之间，要么总统不能解散议会，议会也不能罢免总统（如美国）。或者总统可以解散议会，但是议会也可以罢免总统任命的政府官员（如法国）。这样谁也压不住谁，双方最后都会认识到，唯一能让政府继续运行的办法就是寻找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共同点，大家求同存异，把分歧解决了。

    但是在《钦定宪法大纲》里，皇帝可以随时关闭、解散议会，议会却不能弹劾、罢免皇帝。这就等于皇帝可以完全控制议会，议会没有半点反抗的能力。

    那么，怎么来看待这份《钦定宪法大纲》呢？

    可以说，《钦定宪法大纲》是“出让了极小的一点皇权”。出让的皇权，就是那半个立法权。此外还对皇帝的行为有些许的约束：《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已经制定好的法律皇帝不能随意修改，皇帝的命令也不能和法律冲突。另外在法律的许可范围内，大清的臣民还拥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人身自由、财产权等最基本的权力。对皇帝多少还是有点束缚。

    但是这个束缚太小了，由于皇帝拥有军权、司法权、行政权，还可以随时解散议会，因此宪法对皇权的限制实在弱得可怜。

    当然，《钦定宪法大纲》还只是一个计划，将来到底怎么执行，变数还很大。慈禧为此公布了一个9年的立宪计划，详细制定了这9年里每一年都干什么。也算是一份承诺书，把立宪搬上了日程。

    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还在争论慈禧对于立宪到底有没有诚意。她是真心想政治改革，还是只想拖延时间，应付国内外的压力？

    历史没有给出答案，因为《钦定宪法大纲》公布两个半月后，慈禧就去世了。

    四

    慈禧去世后，谁来掌管大清国呢？

    原本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慈禧并不是法理上真正的掌权者，理论上的掌权者是光绪，慈禧只是“训政”，也就是指导光绪执政。所以慈禧平时发布命令，用的都是光绪的名义，她本人的命令是不合法的。

    这么说来，慈禧去世以后应该是光绪来亲政。

    然而诡异的是，光绪刚好在慈禧去世的前一天离开人世。这个死亡时间对晚清政局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假如是光绪比慈禧晚死一天，那么光绪的遗嘱就是圣旨，他来决定接下来谁继位、谁当摄政王、谁被拉出去砍头。反之，慈禧只要晚死一天，后面的政局安排就都得听慈禧的。

    由于光绪去世的时间太过戏剧性，而且光绪死的时候只有37岁，太年轻。所以关于光绪的死因国内外学者一直都有争论：光绪到底是自然死亡，还是被慈禧谋害了？过去人们只能靠各种历史记录、传闻考证，众说纷纭，得不出一致的结论。

    直到2003年，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等单位用现代化的手段，对光绪的遗体和遗物进行了连续数年的研究检测，结果发现光绪头发中砷（shēn）元素的含量远远高过正常值。

    砷是砒霜的主要成分，当人服用砒霜中毒后，砷会残留在头发里。光绪头发里砷的分布极为不均匀，头发根部砷的含量远远高过其他部位。这就是说，光绪不仅是砒霜中毒，而且是在临死前突然服用了大量的砒霜，而不是慢性中毒。研究人员又通过检查棺椁中的砷含量，排除了光绪头发中的砷是来自外界污染的可能。又检查了光绪棺椁中衣物的砷含量，发现光绪腹部衣物的砷含量高于其他部位，内层衣物的砷含量高于外层，说明衣物中的砷来自于腐烂后的胃部。这些证据，都证明了光绪在生前服用过大量的砷。单单是在实验中监测的少量样本里，就发现了201毫克的砷，而人口服200毫克就会致死。

    这说明，光绪是被人毒死的。

    谁下的毒呢？九成就是慈禧了。换成其他人，要么有条件暗杀但是没动机，要么有动机没条件，只有慈禧两者兼备[9]。

    慈禧暗杀光绪的动机很明显，只要光绪比自己活得长，将来就是光绪亲政，自己必然要遭到反攻倒算，甚至连牌位都可能移出宗庙，遗臭万年。只有光绪死在自己的前面，谁将来继承大统就全都由自己说了算，大权还是在自己人的手里。

    光绪死后，关于谁来继承大统，慈禧没有太多的选择。

    各项条件都符合的只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28岁的溥伟，一个是只有3岁的溥仪。当然3岁的孩子当不了政，如果是溥仪继位，真正的权力要交给他26岁的爸爸，醇亲王载沣（fēng）。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大权应该交给年富力强的溥伟。然而慈禧最后选择了3岁的溥仪继位，醇亲王载沣担任摄政王，真正掌握大权。

    慈禧到底为什么这么选，后人有各种解释。也许是慈禧看上载沣为人忠厚老实，相信他会继续已定的政策走下去，不会乱搞。或许还因为溥仪的生母是荣禄的女儿，被慈禧收为养女，也算是关系不一般。

    除了把权力交给载沣外，慈禧还提前把袁世凯从北洋军调到军机处，剥夺了袁世凯的兵权，为载沣将来的执政铺平了道路。

    关于溥仪的继位，还有两个小故事。

    溥仪从小生活在王府里，从没有进过宫。慈禧临终前叫人把溥仪抱进宫来。一个3岁的小孩子，突然离开熟悉的亲人，被抱到陌生的地方，怎么能不害怕呢？据说溥仪见到慈禧后开始大哭，慈禧叫人把一串事先准备好的糖葫芦交给溥仪，可溥仪根本不买账，一把把糖葫芦摔到地上，大哭：“我要嬷嬷（奶妈）！我要嬷嬷！”搞得慈禧很不高兴，对太监说：“这个孩子啊，真别扭，带他那边玩儿去吧。”

    后来进行登基大典的时候，面对漫长又莫名其妙的仪式，年幼的溥仪又开始大哭，溥仪的爸爸载沣只好跪在一边哄着他。清朝灭亡后，盛传当时载沣哄溥仪说：“快完了，快完了！”结果一语成谶，大清国真的就快完了。但是据载沣的家人讲，那个时代极为注意避讳，在登基大典这么重要的仪式上，不可能说出“快完了”这样的话。载沣当时说的是：“快好了。”

    总而言之，随着慈禧的去世和溥仪的继位，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五

    载沣这人宽厚有余，能力不足。这样的统治者可以用来守成，却不能用来革新。

    我们说过，政治维新的本质是要剥夺既得利益者的权力。那么，负责下刀的人就必须比既得利益者更狠，更厉害。在清朝末年，这件事只有慈禧一个人能干。

    慈禧的政治能力超强，强到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能排得上号。纵观慈禧执政的这些年里，大清国好几次命若悬丝——曾国藩最鼎盛的时候，只要一念之差，大清就亡了；李鸿章鼎盛的时候，一念之差，大清也亡了；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不行了，但南方各省那么多军阀，有几个人联合在一起造反，大清也是一个亡；到八国联军入侵后，无论是南方各省造反，还是袁世凯造反，大清也亡了。

    在清朝内忧外患一起来的这些年里，慈禧一直在带着大清国走钢丝。她一个不带领一兵一卒的老太太，只能凭着极为精明的人事调动，扶植一下这个，打压一下那个，把这些王公大臣在手上捯来捯去，搞得各省大员都不敢不服她。像袁世凯这种掌握北洋新军的大军阀，她一句话要交出军权，袁世凯只能老老实实交出来。

    以慈禧的能力和威望，她说要搞政治改革，让中央的王公贵族交出权力，这事她就可以办到。

    载沣就不行了，他没有政治实力也缺乏政治能力。

    俗话说“老虎不在山，猴子称霸王”。慈禧在的时候，一个个王公贵族老实着呢。等到慈禧一去世，各路神仙全都冒出来了，都觉得轮到自己扬名立万的时候了。在这些神仙的包围下，实力不足的载沣想要说搞宪政、说从此以后王公贵族靠边站，他当时就能被这帮人吃了。

    所以载沣上台后，选择了对他最为保险的政策：尽可能团结满洲贵族，巩固满人对政府的控制力。

    第一件大事，就是干掉袁世凯。

    当年慈禧没死的时候，载沣和袁世凯就有激烈的矛盾。矛盾之一是袁世凯主张大刀阔斧地搞立宪，载沣却主张保护满人贵族的利益。甚至传说在一次立宪筹办会议上，两人吵到激烈之处，载沣曾经掏出手枪来要杀袁世凯。

    载沣要干掉袁世凯的另一个理由是，袁世凯虽然交出了军权，但是北洋军队对袁世凯个人的忠诚度极高，简直就是袁世凯的私人军队。袁世凯是汉人，对于清廷贵族来说，他只要活着，就是心腹大患。

    另外，还有段不太可靠的八卦。传说光绪和慈禧死后，裕隆太后在光绪所用的砚台内发现光绪亲笔所写的手谕“必杀袁世凯”。裕隆就把这张手谕交给了载沣，载沣不置可否。

    从情理上讲，此事似有可能。光绪因为当年袁世凯告密一事，十分憎恨袁世凯。据说他被软禁瀛台的时候，一大乐趣是叫太监把纸剪成乌龟的样子，在纸上写上“袁世凯”的名字，用弓箭射，射完了再撕得粉碎。光绪一辈子受慈禧压抑极大，平时偷偷摸摸写点“杀袁世凯”的字条藏起来，是有可能的。载沣是光绪的亲弟弟，他对袁世凯下手也可能有为哥哥报私仇的动机。

    总之，国仇家恨加在一起，让载沣一上台就想处理袁世凯。结果机灵的袁世凯看到风声不对，立刻跑到了天津，由英国驻华公使亲自为袁世凯说情，出面保护袁世凯的生命安全。袁世凯在天津上奏折，以“足疾”为由辞去一切职务。载沣一看杀不成，也就顺水推舟，接受了这个结果。

    赶走袁世凯后，对于载沣来说最急迫的事是加快改革进程，尽快把大清变成现代化国家，否则亡国就在眼前了。

    改革具体来讲，还分实务和立宪两部分。实务就是怎么搞好经济、搞好产业，立宪就是政治改革。这两部分之前全都有慈禧制定过既定方针，似乎载沣只要按照计划老实执行就是了。然而载沣在这两件事上，都犯了错误。

    首先在实务部分，载沣遇到了经费不足的问题。

    之前无数次的战争和赔款已经把清朝的国库掏空了，更不用说《辛丑条约》还是根据大清的收入量身打造的。可是办新政还处处都要钱，其中花费最大的，是建立军队。

    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后，清政府终于发现按照旧式方法训练的军队，虽然用上了新式武器还是战斗力不足。于是清廷决定按照袁世凯练北洋新军的模式，在全国推广新军。这练新军，就需要大笔的钱。除了陆军，载沣还想在短时间内恢复海军，在全世界到处买军舰。我们说过，建立海军是最花钱的事。新式陆军还可以利用旧军队改编而成，武器还可以用旧式的凑合凑合，可海军的军舰都是实打实的一艘艘钢铁巨怪，是个十足烧钱的无底洞。

    载沣着急训练军队倒是情有可原，一方面国内革命党叛乱不断，需要军队镇压。另一方面俄国和日本一直图谋瓜分中国，日俄战争都在东三省打起来了。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丧失国土就在眼前。

    问题是，再紧迫的事也得看客观条件啊。明明没钱还非要投入巨资，最后只能是对百姓层层加税，一遍一遍横征暴敛。当年康熙爷说“永不加赋”——没错，我们倒是不加“赋”了，我们加的是“捐”：老百姓买个菜也捐，喝个茶也捐，日常生活无处不捐。随着税赋逐渐超过人们的忍耐底线，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在不断下降，现在对清政府来说已经不是保护不保护国土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继续维持政权的问题了。

    而且，清末新政还有一个经济收入上的悖论。

    传统中国，为了在生产力很低的情况下管理庞大的国家，采用的是“小政府”模式。就是说，古代政府的规模很小，职能很少。我们今天觉得，维持社会治安、普及教育、救济贫苦、消防救灾、修建桥梁道路，这些社会基层的工作都应当由政府承担。但是在古代中国，这些工作都是交给地方上的地主、豪强自己去做，政府不管——除非是遇到地主解决不了的大问题，如大规模洪涝灾害，大股的土匪叛军，政府才管。

    古代官府管理的事务很少，好处是政府的花费小，百姓的税收负担也就小。因为在古代，行政效率超低，政府随便办点事情都要耗费大量的文案工作，快马加鞭地往来数月传递文件。古代对官员的监管效率也低，政府每多干一点事，中间就会多出好多贪腐的机会。所以尽量把政府的工作下放给地主和乡绅，让老百姓监督自己知根知底的同乡人，这是效率最高的办法。

    但是工业时代的政府就不能这样做了。在工业时代，国家没办法把老百姓一辈子都困在一个小村庄里，因此不可能依靠村庄本地的乡绅、族长去建立一个小型的公益社会。因为人口一旦随意流动，人们就没法判断其他人是否为村庄尽了义务，乡绅也不可能提供各种福利给流动往来的百姓。人口流动也导致乡绅的家法、私刑对百姓失去了约束力。

    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不得不把上述社会职能都担负起来。政府要建立警察局、消防局、福利院、要提供低廉甚至免费的基础教育。政府要做的事情多了，花费多了，对百姓的税收也就增加了。

    换句话说，在工业时代，“小政府”需要逐渐变成“大政府”。

    问题是，工业国家的政府职能扩大是渐进的：因为这些国家商业发达在前，资本家们已经先有钱了。这些资本家掌握了议会以后，大家一商量，觉得由国家统一提供社会福利对全社会都有好处，这才一点一点从财政中拨出钱来，逐渐提供了这些职能。

    现在清朝立宪是反过来的：清朝之所以立宪，是因为国家要完蛋了，没钱了。原本就没钱吧，结果为了一次性转型，还要立刻扩大政府职能，还要增加政府的支出。在立宪前老百姓的负担就已经到头了，现在立宪还要多花钱，这老百姓能答应吗？

    就比如废科举，办新学。这当然是功在千秋的大好事。可是原本的科举教育是由乡绅办的福利，老师大都是些落魄不得志的老书生，随便给点钱一个人就能把学校办起来。现在废了科举，私塾都取消了，政府得自己办新学。所有的校舍、老师、教材、教具，都得重新筹办，老师还得从稀有的新学人才里找。这一大笔开销乡绅也不愿意掏，就得政府掏。朝廷掏不出，就得逼着地方督抚掏。督抚不愿意掏，就加征各种税，各种“捐”，负担又回到了乡绅和普通老百姓的头上。最后乡绅和老百姓们一看——嘿，你这朝廷搞的什么玩意儿啊，变革了半天，私塾先生都被你们赶走了，还要我们加倍掏钱，这国家哪里变好了？

    六

    实务改革载沣搞不定，政治改革他更搞不定。

    西方推翻君主专制的时候，最积极的是大商人、大工厂主，因为他们手上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国家生产了巨额的财富，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政治地位。那些旧君主、旧贵族对国家的经济贡献很小，却拥有各种特权，可以利用特权去掠夺商人们的财富。所以商人们一看，我实力明明比你强，我为啥要听你的呀，就起来闹革命，要求政治权力了。

    清末立宪也是这种情况。

    在搞立宪的人里，有些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就是想让国家富强，不再受外国的欺负，比如梁启超。但更多的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盘算。比如慈禧搞立宪，目的是要让“大清的统治千秋万代继续下去”，所以她搞的那个宪法大纲非常吝啬地只出让了一点点皇权，她就像是个必须割舍财富的守财奴一样，只希望能用最小的代价换取皇位永固。

    另一群搞立宪最积极的人是各省的汉人督抚，以及各地的大商人、乡绅、地方实权派。他们的动机和欧洲那些搞立宪的大商人们类似：洋务运动这么多年来，这些地方实权派已经成了为国家经济贡献最大的一群人。但是在君主独裁的制度下，这些人的权益朝不保夕，只要朝廷随便一句话，他们就会财产充公、人头落地，这种情况任谁都不乐意。而且八国联军的入侵还证明清政府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统治职能，对内不能富国强兵，对外不能抵御外敌，作为实权派来说，谁愿意被这么一个无能的朝廷指挥，陪你一块去送死呢？

    所以这些地方实权人物对立宪的呼声最高。他们希望通过国会的形式参与朝政，让朝廷分出一部分权力给他们——你搞不定，那你下来换我上呀。所以在慈禧宣布计划搞立宪后，各地的反响特别热烈，立刻出现了很多立宪团体，写文章、搞集会、搞联名上书，支持立宪。当然，慈禧的那份立宪大纲是不怎么样，可这不还没正式立宪么？宪法还没定，这就是还有机会嘛。

    慈禧在的时候镇得住场子，这些人还不敢闹得太过分，等慈禧去世后，各地立宪派都闹了起来。有的人担心载沣未必会履行慈禧的立宪承诺，有的人早就对9年的期限不满，认为得加快立宪的进程。一时间各地要求及早立宪、立刻立宪的呼声越来越高。

    其实在立宪上，载沣是按照慈禧原来宣布的9年计划，老老实实执行着的。但是国内外各种立宪组织都等不及了，他们多次请愿，要求朝廷在一年以内立刻召开国会。载沣一看，这立宪还哪儿都没到哪儿呢，你们这不乱来么？一律以“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又未划一”为理由拒绝。

    结果到了载沣掌权两年后，各地的请愿运动到达了高潮，19名督抚联名致电军机处，要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并于明年开设国会。还有什么各地咨议局、教育会、商会，各种组织都强烈要求立刻开国会。

    注意，这里最重要的是那19名督抚，这实际上是地方大员集体跟朝廷叫板了：朝廷你听着嘿，我们各省地方大员一致要求你立刻开国会。你要是不做……后果怎么着你自己猜吧。

    载沣这时候不妥协已经不行了，只能答应缩短立宪期限。承诺在第二年，也就是1911年设立内阁，1913年设立国会。载沣倒不是说空话忽悠人，承诺完后，他很快就拿出一份每年都需要干什么的时间表来，还公布了当年的国家预算。

    因为载沣的承诺，国内的压力终于小了很多，大家一看不就还剩两三年嘛，等等就等等吧。

    结果1911年的内阁，就搞出事了。

    “内阁”，就是中央政府里负责实际工作的部门。内阁的主要成员是各部部长——教育部长啊，农业部长啊，文化部长啊，等等，再加上一个总理用来统筹工作（有的内阁不设总理）。议会是负责制定法律的，是负责为国家指示方向的，而具体一件件的国家大事，就由内阁开会商量着办。用现代公司来打比方的话，议会有点像董事会，而内阁就是总经理和各部门经理。

    载沣打算先建内阁后开国会的动机之一是，他认为民众更关心的是减税，但国家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陆军和海军。载沣担心一旦成立国会，国会为了减税，会停止陆海军的建设。为了实现自己的建军计划，载沣希望先搞一个自己能控制的内阁，抢在国会成立之前把该做的事做完。

    所以载沣建立的内阁，绝大多数都是“自己人”，各部部长都是原来的各部尚书——就是说，国家机构就是换了个新名字，其他什么都没变。连英国的《泰晤士报》都讽刺说，这样的内阁和旧军机处没有什么区别。这还不算，当年清政府为了满汉团结，规定每个部都必须有一个满族大臣和一个汉族大臣。那现在咱要搞政治改革了，没有旧规矩那一套了，所以“满大臣”、“汉大臣”的划分也就没有了。结果现在的13个内阁大臣，一共有8个满洲贵族，1个蒙古人，只有4个汉人。汉族大臣的数量反倒比过去更少了。

    地方的实权派一听，全都哗然了。因为他们期待的内阁是英国模式：内阁总理由国会多数党的党魁（即党的领袖）担任，再由内阁总理去任免阁员。换句话说，将来谁控制了国会多数席位，内阁就是谁的。如果采用这样的制度，那么国家权力很容易就掌握在地方实权派的手里。

    可现在呢，载沣组织出一个“皇族内阁”来，和大家的期待完全相反。按照惯例，君主立宪制国家的皇族不能担任重要职位，你得避嫌。但是载沣这个名单，却把大权都收到皇族的手里——可是各地欢迎立宪，就是为了要皇族交出政权呀，否则还立宪做什么！

    于是各地激烈抗议，可是这回载沣没有退缩，还搬出《钦定宪法大纲》来，说任命百官的权力属于君主，议会不得干涉。

    这个结果犹如一盆冷水，浇到各地实权派的头上。朝廷把实权派最后一丝希望也给堵上了。那怎么办啊？

    那软的不行咱就来硬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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