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年甲午战争战败给中国的知识界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当时的知识分子们极为痛苦，纷纷为中国寻找出路。他们中有一些人想到了“君主立宪”的道路，希望清政府能自己进行政治改革，走和日本一样的道路。他们的代表就是康有为、梁启超那群人。

    但还有另一群知识分子，他们想到的办法是用暴力彻底推翻清政府。把皇帝轰下台，在中国建立一个只有议会，没有君主的国家。这些立志造反的知识分子，在当时被称为“革命党”，代表人物就是孙中山。

    孙中山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在香港学习西医，不久弃医从政，立志推翻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孙中山就在海外建立了“兴中会”。他在海外到处组织集会、公开演说，募集捐款，说服留洋学生加入“兴中会”，用募集来的钱和学生在中国搞武装起义。

    然而“书生造反，十年不成”，孙中山家境贫困，自己只是个普通的医学生，他造反需要的钱，都是靠他用嘴说来的一笔笔捐款，既有大商人的慷慨解囊，也有普通老百姓的一毛两毛。打仗是天底下最花钱的事，这点钱用来打仗，怎么能够呢？

    孙中山也没有军队，他用来起义的骨干，都是他说服来的进步学生。进步学生统共能有几个人？肯舍出命去打仗的就更少了。

    孙中山闹革命，实际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所以从甲午年一直到清朝灭亡前这十几年里，他一共在中国发动了10次武装起义，全都以失败告终。期间消耗了无数的金钱和人命。

    但并不是说这些起义就毫无意义。孙中山的武装斗争起到了很强大的宣传效果，让他在革命党人中建立了极大的声望。

    到了载沣执政的时代，革命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这个时机成熟也和甲午战争有关。

    很多民国时的革命人士回忆自己求知历程的时候，都说是甲午战争改变了他们的思想。在甲午战争之前，他们对时政并不关心。当甲午战败的消息传来后，他们大为震撼，开始苦苦思考中国为什么会被小小的日本击败。他们那时大多只有十岁出头，读书的时间不是很久，思想还没有被儒学禁锢。他们开始从传统的四书五经中抬起头来，去学习西学、了解世界、追问中国落后的原因到底在哪里。

    后来清朝末年慈禧搞新政，是先从废科举、兴新学入手。这么做的道理很简单：人才是万事的根本。兴新政无论做什么都需要大批的新学人才，人才培养又需要时间，所以这事得最先干。

    于是，清政府开始鼓励学生到国外留学，规定无论是公费还是自费留学，学成归来后只要能通过考核，就给予进士、举人等出身。这几个出身是那个时代当上官员、跻身上层社会的唯一机会，因此留学者趋之若鹜，尤其以最近的日本居多。当年那些被甲午战败震撼的十几岁的孩子，到了这时刚好到了十七八岁、二十岁出头的年纪，正是留学生的主力。他们在海外接受了更为开放的思想，很多人认同革命，甚至剪掉辫子，加入了革命党。

    等到载沣上台后，这些人大多学成归来，而且多是二十多，快三十的年纪，正是精力最为旺盛、斗志最为昂扬的年龄。

    当这一代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革命党的活动也就到了最高潮。

    二

    晚清末年的革命团体有很多，影响最大的当属孙中山的“兴中会”。但远不止“兴中会”一家，另外还有黄兴、宋教仁的“华兴会”，蔡元培的“光复会”，陈独秀的“岳王会”等等，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

    这些革命团体在各种政治、组织问题上并不统一，甚至分歧很大。但是当时的清廷太强大、革命团体太弱，为了能消灭共同的敌人，一些革命团体联合起来。其中“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的骨干成员联合在一起，组成了新的组织“同盟会”，领导者由孙中山为正、黄兴为副。

    如果用武侠小说里的门派来打比喻的话，那么“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就相当于“华山派”、“衡山派”、“泰山派”。“同盟会”就相当于这几大门派搞了个“五岳联盟”，公推孙中山为“五岳盟主”，黄兴为副盟主。

    同盟会成立以后，声势更为浩大，对清廷的暴力行动更激烈，不仅起义不断，还暗杀了不少清廷大臣。

    当年慈禧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光复会”的吴樾（yuè）就混进五大臣乘坐的火车里，引爆身上的炸弹炸死炸伤数十人，五大臣各有不同程度受伤。据说为了防止被捕后经不住拷打，吴樾在行刺前特意把自己弄成了哑巴。行刺事件后，慈禧立刻下令加高颐和园围墙三尺，增派驻军日夜巡逻。

    载沣上台后，同盟会骨干汪精卫曾经试图刺杀过载沣。计划在载沣将要经过的道路上埋设炸药，由汪精卫引爆。结果事先埋好的炸药被清廷发现，清廷顺藤摸瓜把汪精卫等革命者抓进了监狱里。汪精卫干的这事儿，相当于是“阴谋刺杀国家最高领导人”，只要是在有死刑的国家里，那肯定就是一个死。那时的汪精卫还是个热血青年，早有必死的决心，在狱中作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然而那时清廷已经是内外交困，出于收买人心的考虑，最后给汪精卫判了一个无期。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在压力下宣布开放党禁，汪精卫就被放出来了。

    除了暴力活动外，同盟会还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同盟会通过不断地起义、演讲、办报纸，把“只有推翻清政府才能救中国”的思想深入到中上层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的心中。以至于到了清朝末年，清政府在基层的威信已经不剩多少了。

    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慈禧搞新政的时候，不是派了好多留学生出国吗？这些留学生到了外国，被人嘲笑头后的辫子是“猪尾巴”。留学生自己也觉得丢人，好多人一生气就把辫子给剪了。但是回国要被朝廷抓，那怎么办呢？好些留学生回国的时候就买一条假辫子装上。当时留学日本的鲁迅就干过这事，回国的时候自己装了个假辫子。结果他回到家乡后受到各种人的嘲笑。鲁迅这人脾气也大，又觉得假辫子戴着太难受了，一生气，假辫子也不戴了，就这么秃着脑袋走大马路上，结果骂他的人更多了，走在路上都有人骂他“假洋鬼子”什么的。

    我要说的不是旧势力可怕，我要说的是，鲁迅回国那时候慈禧太后还没死呢，结果他公然剪了辫子上街，竟然没有人报官，也没有官府来抓他。想当年清军入关的时候，“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是最强硬的政策，为了个辫子问题杀了多少中国百姓，可到了这时候，公然剪了辫子也啥事没有。这说明大清国的基层政府已经没有执行力了，基层官员要么心里也对大清不满，要么就估摸着不定哪天就革命了，不肯为大清卖力。

    执行力弱到如此地步的政府，离灭亡也就只有一线之隔了。

    更厉害的是，同盟会还派了很多成员加入新军，在军队中宣传革命思想。

    现在的新军同过去的清军可不同了。清朝末年废除科举虽然给旧式知识分子留了一丝活路，但是科举之路关闭得还是太快，还是有很多读书人被堵上了出路。过去，读书人无处可去的时候还可以去当教书先生。但是在新学制度下，要当老师必须先读完六年小学和六年中学，旧书生连老师都当不成了。结果很多读书人发现，参加新军是一个不错的出路，因为读过书的军人很容易被提拔成军官。

    于是很多读书人参加了新军。现在国家这个样子，但凡是个读过书、肯思考的人，都能感觉到清政府岌岌可危。革命党人又特意在军队里宣传，最后导致不少新军士兵都加入了革命党。在有的军队中，革命党甚至占了大多数。

    湖北武昌的新军就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

    为了提高战斗力，张之洞曾经在湖北办了全国唯一一所军内学校，供军人学习文化知识。但那个时代，军队的高级官员多是上级委派的，受过教育的军人一般只能升到排长一级，很多中低级军官空有知识却没有上升的渠道，这就在军中滋生了不满情绪。这些不满现状的知识型官兵和革命党的宣传正好碰到一起，不少人加入了革命党。

    武昌的革命党实力不断壮大，就开始酝酿起义。

    在武昌的革命组织并不是孙中山的同盟会（五岳联盟），而是另外两个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不属于五岳联盟的昆仑派和崆峒派）。这两个组织的领袖见到武昌革命军的数量不断扩大，又恰好遇到四川爆发“保路运动”，他们认为起义的时机已到。

    顺便说一下，这个“保路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

    “保路运动”是载沣另一个作死政策的结果。载沣不仅在内阁问题上收权，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他也希望收权，想要把各省的财政权和军权都收回到朝廷手里。这事原则上当然是对的，可这不是废话么——谁不想收回权力啊？你以为慈禧不想啊？之所以这两项大权收不回去，是因为朝廷太弱，地方太强，没能力收嘛。慈禧都干不成的事，那载沣就更干不成了。

    载沣收回地方权力的命令自然受到各省督抚的抵制，没人执行，他除了再次得罪地方实权派外，没得到半点好处。但载沣还不肯罢休，他还要收回各地的铁路权和采矿权，这又是个原则上无比正确，实际上会得罪地方的政策。

    当时，已经有一些省份的铁路采用商办、民办的方式开始建设。载沣提出的政策是，要求各地把已经收到的投资都退回去，投资人出了多少钱，你就把钱给人家补上，然后铁路再由国家投资去干，这铁路就变成国家的了。这个方案原则上没毛病，到了四川却出问题了。

    四川铁路的股份中既有官商的巨额投资，还有相当的部分是靠强行摊派从普通百姓手里硬收的，甚至有农民为此卖了土地。可是收上来的这么一大笔款项，竟然被主持铁路的人给贪污了，钱也追不回来了，根本没法给老百姓还。载沣这边呢，既要坚持收回铁路，却不愿意用国库去为贪污犯填补亏空。最终载沣宣布：朝廷不掏钱，但是铁路必须交出来。

    这个决定一下，整个四川上到乡绅下到普通百姓都毛了。他们可分不清谁是朝廷谁是地方官，在他们看来，这不就是政府先大肆收钱，收完了赖账吗？期间涉事的贪污分子和革命党人也趁机鼓动，于是，四川出现了大规模的暴乱，这就是“保路运动”。见四川官府已经控制不住了，清政府连忙从附近的湖北省调军队去镇压。

    因为湖北的清军已经被调走，武昌正是空虚的时候，于是武昌的革命党便计划在1911年10月11日起义，没想到正在积极筹备的时候出了意外。

    三

    10月9日的中午，“共进会”的领导孙武正在武昌的俄租界里制造炸药，不慎将纸烟火掉到火药里，导致火药爆炸，孙武的面部被烧成重伤。俄租界的巡捕听到爆炸声闻讯赶来，幸好现场的革命党人已经撤离，孙武被送到了一处安全的医院里。但是革命党撤离得太仓促，留下了很多旗帜、文件等物，这些都落到了巡捕的手里。另外，巡捕还逮捕了革命党人的家属。俄国巡捕随后把这些东西交给了武昌的清政府。

    武昌是湖北省的省会，有湖广总督在这里坐镇。湖广总督之前已经知道新军部队中有很多官兵参加了革命党，但是为了避免激起军队哗变，他对军中的革命党一直采取缓和的处理手段，明知道有革命党也不抓。这次发现了革命党的机关，他采取的也是一样的原则。他利用查抄到的革命文件和被捕者的口供，重点搜捕军营外的革命党，但是尽量不涉及新军官兵。

    于是，清廷在武昌城内展开了大搜捕。

    尚在武昌的革命党人面临一个艰巨的问题：现在怎么办？

    武昌的革命党有两个，其中“共进会”的领导孙武已经受伤住院了，能主事的只剩下“文学社”的领导蒋翊（yì）武。到了10月9日下午五点，蒋翊武决定在当天夜里提前起义，并约定以参加起义的新军炮队发出的排枪为信号。结果这天夜里革命党的信使到达炮队的时候，新军士兵已经睡觉，没能发出信号，起义也就没能发动。

    到了第二天10月10日，清廷的搜捕还在继续。越来越多的革命机关被破获，不少革命骨干被抓捕。见到形势严峻，蒋翊武等人只能逃离武昌。眼看着武昌的革命党人就要被清剿完毕了，这时湖广总督却犯了个错误。

    虽然原则是尽量不抓新军内的革命党，但还是有一名排长在10月10日的早晨，在自己部队的操场上被捕。另外，还有三名被捕的革命党人在这一天早上被处决。

    这两件事在参加革命的新军官兵中引起了巨大的恐慌。湖广总督虽然打算放过新军，可是又不能明说——要明说，革命党就更无法无天了，自己的官位也会被人弹劾。普通官兵不知道大搜捕会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会不会轮到自己。有人传说清廷已经得到了革命党人的名册，正在按照名册逐一搜捕。甚至有人说，凡是没有留辫子的人都要被抓住杀掉。

    面对大搜捕的恐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决定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发动起义。到了10月10日傍晚的时候，两名革命士兵受到军官盘查，二人在匆忙中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换句话说，武昌起义其实是在没有计划、没有领导的情况下，仓促之间偶然打响的。

    从人数上说，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属于少数。但是在这两天的搜捕中，因为传说没有辫子的军人，甚至是所有汉人军人都会被捕，导致很多没参加革命党的汉族士兵也加入了起义。只有那些满人占大多数的军队才仍旧忠于清廷。按照周锡瑞先生的估计，起义时的武昌城内的革命军比清军稍微多一点，革命军有近3600人，清军3000出一点头。革命军多属于受过教育的现代化部队，战斗力要比清军更高。经过激烈的战斗，革命军获得了胜利，湖广总督逃出武昌城。

    革命军人控制了武昌，但是还缺少一个统筹全局的领导。原本领导起义的两名革命党人都不在——孙武正在医院里养伤，蒋翊武之前逃离了武昌。而且领导也不能从革命党中挑选。因为参加起义的新军并不全都是革命党人，他们中有些人仅仅是相信了之前大搜捕的传言，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活命而起义。这些新军并不需要一个革命领袖来领导他们，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他们熟悉的、能够信任的领袖。另一方面，武昌城里的实权派除了军人外，还有乡绅，起义军要想长久统治武昌城，最好还能取得这些乡绅的支持。

    所以，武昌的领导者最好是一个在军队和当地乡绅中都很有威望的军队将领。想来想去，这个人选只能是原清军旅长黎元洪。黎元洪为人宽厚仁慈，在士兵中颇得人心，在乡绅中的名声也不错。

    可是黎元洪并不是革命党，甚至在起义当天他还杀过革命党。革命军占领武昌后，黎元洪害怕被革命党人抓住杀死，想要逃跑，但是他没能及时逃出武昌城，只能躲在参谋的家里，结果被革命军士兵搜了出来。

    当听说要推举他为革命领袖时，黎元洪吓坏了，先是告诫革命军人说，附近屯驻的清军十分厉害，劝说士兵们回到自己的军营里。见推辞不掉，又连声说“勿害我！勿害我！”——这个反应非常符合人之常情。因为当时整个中国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武昌造了反，参与者只有这么几千名新军士兵，怎么能对抗全国的无数清军？以当时的情形看，起义的结果九成是完蛋，黎元洪要是当上这个领袖，完蛋后第一个枪毙的就是他，他哪能答应呢？于是他开始绝食。

    可黎元洪没想到的是，武昌起义正好踩在清政府离心离德的临界点上。各省的地方实权派因为“皇族内阁”已经对清廷失去了最后的耐性。当时全国的情形，就好比一群热血青年面对一个混混已经忍很久了。那混混吆五喝六的还不自知，这边厢各位青年已经悄悄攥紧了拳头，人人都憋着想揍他一顿。而武昌起义，就好比人群中先跳出一人高喊“揍丫的！”后面的形势就是棍棒板砖齐飞，不可收拾了。

    武昌起义成功后，在短短的时间里，中国的南部的大部分省份，甚至包括和北京近在咫尺的山西省全都造了反。一个半月内，已经有三分之二的中国宣布独立。参加革命的有各省的革命党、乡绅、新军、民间会社，甚至还有清朝的巡抚。

    革命形势大好，黎元洪也就不必绝食啦，欣然当上了湖北革命军的大都督。

    四

    清政府这边呢，载沣一下子就被打蒙了：说好了不就是各地革命党的小动乱吗？怎么突然间半个中国全都造反了？咱还能不能愉快地继续立宪了？

    革命军遍地而起，载沣赶紧派人剿灭。可是他任命的那些陆军大臣全都是皇亲国戚，都是靠血缘上台，没有一个真能干的。而且清军最精锐的北洋军是袁世凯一手培养出来的私人军队，除了袁世凯别人都指挥不动。

    袁世凯之前已经被载沣挤兑得辞去了一切职务，正赋闲在家。眼看革命军一路攻城略地就要杀过来，载沣只能先顾眼前，让袁世凯复出，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

    为什么任命为湖广总督呢？因为武昌起义就是在湖广爆发的。载沣的意思是，任命袁世凯到革命的大本营去任职，让他去最危险的地方为朝廷扛正面。

    你说袁世凯该怎么想呢？——你载沣原来想杀我，看杀不成又把我的职位都夺了。现在你火烧屁股了，需要找个送死的，想起我来了？我怎么那么好脾气呢我答应你？

    袁世凯就没答应载沣，以“足疾未愈”为由拒绝。

    载沣一看，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托人问袁世凯，您老有什么要求您就提吧。

    袁世凯就提出6个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全权指挥全国海陆军，一个是朝廷要保证有充足的军费。换句话说，他要求把全国的军权都抓到自己手里。

    但是，袁世凯提的不是6个条件么，他把这2个条件放在了最后，在前面列出来的几项要求分别是：明年立刻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此次起义的革命党；开放党禁。

    其实面对汹汹而来的起义，载沣早就答应明年召开国会了。袁世凯先提出这几个要求看上去好像在说废话，然而袁世凯这不是说给载沣听的，而是说给国内的立宪派、革命党的。他要告诉全天下：我袁世凯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绝对支持立宪，我出山可不是为了保载沣的皇族大清，我是跟立宪、革命党站在一起的。至于“宽容革命党”云云，更是在拿大清的江山给革命党送人情，慷他人之慨了。

    袁世凯这招实在聪明，只用几句空话，就把载沣立于不义之地。他还没淌水进局呢，先把自己摘干净了。

    事已至此，载沣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答应了袁世凯的各项要求。袁世凯一面命令北洋军反攻，一面还不满足，又逼载沣辞去摄政王的职位，自己当上了总理大臣——用老话儿说，就是当上了首席军机大臣。等于说袁世凯现在已经是军政大权一把抓，清廷已经是他的天下了。

    北洋军是当时全国战斗力最高的军队，没有之一。各省的革命军都是当地新军的底子。这些新军是晚清新政的时候，各地的旧式军队按照北洋军的样式临时改编过来的。有的改编尚未完成，有的徒有其表，战斗力很成问题。而且各省革命军又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指挥，于是前线被北洋军打得落花流水。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地丢。

    眼看革命就要失败，为了各省能有统一的指挥，黎元洪通电各省，邀请各省派代表聚在一起商量一下，看看大家能不能组织成一个临时政府。其他各省也都积极响应。

    新政府没有了君主，权力应该交到议会的手里。为了能尽快商议国家大事，由黎元洪等人提议，各省派出的代表组成大会，构成了民国议会的雏形。

    在那些脱离清廷的省份里，大多是革命党人（也有少数地方实权派和前清朝巡抚）获得了该省的统治权，成立了政府。这个政府是由革命党人靠军队建立的，所以称为“军政府”。另外，各省还有一个“咨议局”，是之前清朝预备立宪的时候，在各省成立的准议会，主要成员是各省的士绅和实权派。

    各省派代表参加临时政府大会，代表产生的办法是军政府和咨议局各派一人。这些人虽然不是由各地选民直接选出来的，但可以勉强看成是“地方推举出来的政治精英”。由他们组成的议会，虽然还不是真正的“国会”，但也算相差不远。

    这个“临时国会”[10]成立后，第一个任务是建立一个临时政府。然而立宪立宪，宪法最大，建立政府的前提是先拟定一部宪法。

    因为时间仓促，“临时国会”草草拟定了一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了政府的形式是什么样的，咱们该怎么建立这个政府。这部草案问题很多，但是有总比没有好。

    临时国会的下一步，是选出一个人来当“临时大总统”。

    既然是投票选举，那就看谁的声望高了。

    在革命党的心目里，声望最高的人是同盟会的几个领导，由高到低依次是孙中山、黄兴和宋教仁。

    在武昌起义爆发半年前，同盟会刚在广州组织过一次“黄花岗起义”。这次起义失败得很彻底，很多同盟会的骨干都死在了战斗里，号称“拿大将当小兵用”。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回到美国，为下一次起义募集资金。黄兴则去了香港。宋教仁当时在上海。

    所以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这些同盟会高层离武昌都很远。武昌起义是由不属于同盟会的“文学社”和“共进会”搞的，和同盟会没有直接的关系。

    （武昌主事者为小门派昆仑和崆峒，而非江湖中最大的五岳剑派）

    但是，“文学社”和“共进会”与同盟会之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因为当时清廷太强，革命党太弱，各个革命者之间频繁联络、合作，很多革命者今天参加这个组织，明天又参加那个组织，之间都有亲密的关系。

    比如“共进会”在武昌的领导人孙武，就曾经参加过同盟会。

    再比如，在武昌起义一个月前，“文学社”和“共进会”宣布合并，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领导，还邀请过黄兴等同盟会的高层来领导他们。恰好当时这几位当时都不能来武昌（黄兴在香港，谭人凤在住院，宋教仁不信武昌的起义条件已经成熟），结果都没来成。

    （昆仑、崆峒同五岳剑派关系密切）

    等到武昌起义成功后，在香港的黄兴立刻回到国内。因为他的声望大，武昌的革命军立刻邀请他担任“战时总司令”。

    （昆仑、崆峒邀请五岳剑派副盟主主持大计）

    比黄兴声望更大的是孙中山，但是孙中山现在还没有回国。所以黄兴也就成了革命党中，担任“临时大总统”呼声最高的人。

    但是，“临时国会”里每省的代表是两人，一个人来自以革命党为主的军政府，还有一个人来自于地方士绅为主的咨议局。黄兴在革命党中的声望虽高，但是各地的士绅未必都欢迎他。因为士绅手里有钱、有产业，他们最希望的是稳定而不是暴力革命。对于士绅来说，更合他们口味的是半只脚踏在士绅阵营，半只脚踏在革命队伍里的黎元洪。

    黎元洪平时为人以忠厚著称，人送外号“黎菩萨”。以这么一个忠厚的人来主持大局，想来社会更容易稳定，会有更少的流血和动荡。

    于是，“临时国会”关于临时大总统到底选黄兴还是黎元洪产生了分歧，久久没能达成共识。

    就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回国了。

    五

    武昌起义的时候，孙中山正在美国为下一次起义做准备。他对武昌起义并不知情，还是在旅馆里看了报纸才知道武昌闹革命了。得知起义成功后，他立刻启程回国。

    孙中山在海内外声望极大，当年他是清廷通缉的第一号通缉犯，每次回国都是偷偷摸摸、战战兢兢。这一次大不相同，孙中山到上海时，上海都督亲自派军舰相迎，上海军政府、同盟成员、大批市民和记者都到码头上迎接。

    “临时国会”正因为临时大总统候选人的问题争执不下。孙中山回来后，这个问题立刻有了结论：

    几十年不懈的宣传和起义，让孙中山成为中国革命党最有声望的人。黄兴在同盟会里的身份是个武人，很难得到士绅的支持。孙中山不同，他是个政治家。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里有“民生”一项，讲的是发展经济，振兴实业。这正是受士绅阶层欢迎的主张。

    所以孙中山一回国后，革命党和士绅找到了共同点，大家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黄兴被任免为陆军总长。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算是成立了，总部设立在南京。

    临时政府成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打不过北洋军。

    袁世凯的北洋军战斗力比革命军高过几个等级。北洋军转眼间就攻到了武昌城下，隔江炮击武昌城，曾一炮击中黎元洪的都督府，把黎元洪打得只能出城躲避。

    可是袁世凯也不打算真的就消灭革命党。因为当时的形势是全国都知道立宪是大势所趋，那帮清朝贵族又是扶不起的刘阿斗，更何况载沣之前还差一点把袁世凯给杀了。袁世凯又是在权力“大逃杀”中生存下来的老政客，视权力为毒瘾。所谓“天予不取，反受其咎”，现在这局面是把大权都送到他嘴边上了，以老袁的思路来看，不吃都对不起自己啊！

    于是袁世凯的打仗原则是“意思意思就行了”。北洋军对武昌是围而不攻，时不时用大炮轰你一下，让你知道我随时有能力攻过去。于此同时，袁世凯偷偷派人联络革命党，放出可以“议和”的口风。

    在革命党的眼中，策反袁世凯是他们最大的希望。

    我们今天一说起袁世凯，想到的都是“窃国大盗”、“复辟小丑”，但这些称呼都是将来袁世凯称帝以后的事。在当时，袁世凯在支持立宪的人们眼里可是个正面人物：

    当年那场义和团运动，在立宪者们看来，清政府和义和团都是盲目守旧的顽固派。而袁世凯的表现是参加“东南互保”，既不同意清政府同列强开战，也不同意义和团的破坏，致力于“保境安民”，这是很受立宪者欢迎的立场。后来清末新政的时候，袁世凯又特别积极推行立宪，反对“皇族内阁”，因为立宪还和载沣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后又被载沣排挤。袁世凯重新出山后，第一个要求又是重开国会、宽恕革命党人。

    因为这些“光辉事迹”，当时人看来，袁世凯是个坚定的立宪派。而且袁世凯又有全国最强大的军事势力，外国列强对袁世凯也颇有好感，所以当时很多人都把袁世凯看成是立宪的希望，中国的未来。

    袁世凯倒也不是没有黑历史，当时他最大的黑点是在戊戌变法里叛变过光绪（这还是被康有为诬陷的，因为光绪被夺权其实和袁世凯告密无关）。这个黑历史让那些坚持“君主立宪”的保皇派很不喜欢他（比如康有为），但革命党反的是整个帝制，也反对光绪当权，所以袁世凯这点历史也不算什么。

    鉴于目前北洋军吊打革命军的形式，“临时国会”在孙中山回国之前就想到了游说袁世凯反清。黎元洪和黄兴都表示过，只要袁世凯肯推翻帝制，他们就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临时国会”在选举临时大总统的时候还附带条件说，一旦南北议和成立，当选者就要把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

    这点孙中山也同意。

    孙中山革命多年，每次起义都是连人带钱输个底儿掉，当上临时大总统的他手里是既没钱也没兵，拥有的只有声望而已。

    ——有个著名的段子，说孙中山回国的时候，革命军正因为缺钱发愁。当时舆论盛传孙中山回国时携带了巨款以助军饷。孙中山回国后，各界记者就问他这次带了多少钱回来？结果孙中山回答：“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

    在宪法时代，因为大家凡事只讲商量，当官又靠选举，所以政治家的声望非常重要。但是在只讲实力的战场上，声望就没太大用了。孙中山声望再大，也不可能靠声望去打败袁世凯的北洋军。

    所以孙中山一当上临时大总统就在报纸上公开表示，如果袁世凯让清廷退位，他自己就让位给袁世凯。

    对于袁世凯来说，和谈、当上大总统是他可以期待的最好结果。南京政府一放出风来，他便欣然同意。

    清廷这边，现在能说话的只剩下了裕隆和溥仪这对孤儿寡母。袁世凯和南京达成协定后，便跑到裕隆那里连吹带吓唬，说革命党人如何可怕，我们实在抵挡不住。万一革命党人杀进来，必定把你们娘俩剥皮砍头大卸八块，然后话风一转，接着又说革命党人提出了和谈条件，只要你们母子答应退位，可以保证人身安全，保证皇室称号，保证住所（暂居紫禁城以后退居颐和园），每年国民政府还给几百万的花销。

    平心而论，对于一个退位皇室来说，这条件真算是很优待了。而且袁世凯真要来硬的一点问题也没有，只不过袁世凯这人行事向来是先软后硬，他是想尽量争取新旧势力的支持，才用了这么个和缓的办法。

    裕隆皇太后这人有贪念、无能力——她但凡有一点政治能力，当初就应该低三下四地笼络光绪。到时候无论光绪慈禧谁死前面，她不都是后宫之主吗？——裕隆经不住袁世凯一吓一哄，只能哭哭啼啼地答应了退位条件。

    于是小皇帝溥仪就在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宣布退位，清朝终结，中华民国的时代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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