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小说领军人物杨晓敏

    胡平

    提到中国的小小说，便不能不提到其领军人物杨晓敏。杨晓敏是帅才，在他麾下，聚集有小小说作家的军团。阅读他的理论评论集《小小说是平民艺术》，可以看出他对于这支队伍中每员大将、乃至许多士兵的熟悉程度，对于小小说创作现状的深刻分析，以及对于当代小小说发展历史的整体把握。杨晓敏脸庞方正，浓眉大眼，长有坚实的下颚，属于那种给他一个支点，就能撬动地球；有了目的，便不能罢休的人。他可以滔滔不绝地向你诉说三个小时有关小小说的一切，你会不由自主地受到他的感染、随之为小小说的事业而感动。一切事业都需要有激情的人去推动，而杨晓敏已经为小小说事业投入了数十年的激情。我曾两次参加在郑州举办的“小小说节”，其场面的辉煌应该说胜过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颁奖晚会。杨晓敏不是小小说作家，但他比任何一位作家对小小说的贡献都大。

    我也欣赏作为理论家的杨晓敏，他关于“小小说是平民艺术”的论断，是著名的宏论，在小小说界影响甚广。这个定位是中肯的，也是重要的。首先，它强调了小小说是平民社会发育的产物，“是大多数人都能阅读（单纯通脱）、大多数人都能参与创作（贴近生活）、大多数人都能从中直接受益（微言大义）的艺术形式”。他甚至分析到，在作者方面，小小说作家与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与为生计而艺术的作家是不同的，属于“第三种人”，他们是为参与而艺术的作家，无功名之累，无生存之虞，只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而艺术——显然，这已经是平民阶层的趣味了。在文体方面，他认为，小小说的删繁就简，重视新闻价值和讲求节奏，也适应了大众读者的需求。因此，小小说的兴起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其次，他又认为，小小说可以属于大众文学，却未必属于通俗文学，因为小小说具备小说的基本功能，追求艺术品位，具有纯文学的性质。从这些阐释中，能够看出杨晓敏的理论探索来源于实践过程，一字一句皆有根据。譬如他对于小小说作家的理解，就并非普通书斋教授所能企及。同时，他的理论观点又直接作用于实践过程。作为编辑家和组织者，杨晓敏通过编选、评论、评奖输出了自己的观念，实际地影响了小小说创作的面貌。《小小说选刊》月发行量长期保持在30万份以上，自然和杨晓敏的编辑思想有关。

    杨晓敏的许多理论观点富于独创性，且有气魄，同样显示了帅才的胸怀。譬如他认为小小说文体的文化意义大于文学意义，教育意义大于文化意义，社会意义又大于教育意义，就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观点。通常小小说理论家们习惯于反复论证小小说的文学性，致力于维护它的正统地位，而杨晓敏的思路则显得更为开阔，他认为文变染乎时序，文化阅读与文学阅读的界限正在不断被打破，拘泥于传统小说观念，也许恰恰会使小小说丧失自身生动的时代感。他看待小小说社会功能的观点也与众不同，在坚持其艺术价值外，更看重其对于提高大众文化水平、审美鉴赏能力、提升国家整体软实力的作用。所以，他关于小小说的理想是一种难得的宏观的文化理想，也更具有现代色彩。

    杨晓敏是忠实职守的小小说评论家，他为大部分最杰出的小小说作家发表过专论，这些文字建立在大量阅读作品的基础上（也许国内很少人能比他在这方面阅读量更大），且善于知人论文，因为这些作家都是他的朋友。仔细探究他的评论，就体会到，他能够清清楚楚地区别开每位作家创作风格与他人的不同，道出其中一二三四，并且能够详述每一位作家在艺术上走向成熟的历程。用“如数家珍”一词形容他的叙述，是恰当的，这叙述中既有理性，也有感性，因为谈及小小说作晶、小小说作家、小小说刊物、小小说活动，都如同是在谈他自己，他与整个小小说事业，确已融为一体。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著名评论家）

    一个辛勤耕耘者的文体理论

    雷达

    杨晓敏的《小小说是平民艺术》是一部富于实践品格的、建立在大量阅读经验和文本分析基础上的、关于小小说文体理论的建设性著作。在小小说这个年轻的、新兴的、理论准备还相对薄弱的文体领域里，这部著作显然具有一种奋力开拓的品质。

    我首先想强调的是，杨晓敏是一个小小说（也称微型小说）园地里辛勤的耕耘者，一个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编辑家，一个不无想象力的、热衷于推动小小说创作繁荣的活动家。他关于小小说的全部理论，都是与他近二十年编辑生涯中的各种感悟、与他对小小说的地位的苦苦思索、与他为小小说作品的审美价值的大声呼吁密切相关着。所以它是一种活生生的、具有很强实践性、实证性的理论。杨晓敏八十年代从部队转业，经组织分配，就一直在百花园杂志社的两个刊物工作。他把生命交给了小小说。他自己说，“从那一天起我就属于小小说了”。读小小说，编小小说，倡导小小说，在工作、生活和思维方式上，无不深深打上小小说的烙印，以至凭窗而立，俯望伊河路上熙攘的人流，恍然觉得他们太像小小说了，从而悟出，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由无数小小说组成的。真妙语也。由于热爱，也由于理想，杨晓敏和他的同仁们，对倡导小小说不遗余力，数百次地举办征文，坚持评奖，组织笔会，编辑出版丛书、增刊，从中发现新人，推出精品。一方面培养、造就当代小小说创作的主力阵容，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人才资源积累；一方面使《百花园》和《小小说选刊》处于广大读者的热点式关注之中，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逐渐形成良性循环。在他看来，小小说要自立门户，不再是短篇小说的一个分支或附庸，有独立的文体意识和理论，就必须要有明确的自我定位。在办刊方面，他们对《小小说选刊》的定位是：精品意识，读者知音，作家摇篮。对《百花园》的定位是：海内外倡导小小说的标志性刊物，全方位展示当代小小说的创作大观，适宜社会各界阅读和珍藏。——这些写于九十年代的办刊宗旨的关键词，表明了他们当时难得的清醒和坚守。

    在如何看待小小说的文体价值和地位的问题上，我认为杨晓敏的立足点是比较高的，他能从时代发展和文明发展的高度，从全民文化素质和国家软实力提高的角度，从艺术走向千家万户，再也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的角度，来看小小说的崛起和流行。现在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只知道固守纯文学的立场，眼见传统文学边缘化，便倍感痛惜、悲观，以为传统文学的中心价值受到威胁，就是一种下滑甚至堕落，看不到大众文化中新兴力量的蓬勃朝气。杨晓敏的眼光要开放得多。他认为，文学创作曾经只是属于少数文化精荚的事，“小众化”使文学不能大量生产；发表园地的缺乏，制约了更多有才华的人登上文坛。所以在他看来，缺乏文学读写训练和缺失中等文化程度教育的庞大基础，迟滞了我们从文化大国迈向文化强国的步伐。于是，新时期自然滋生出对新文学样式的诉求，小小说虽然早已有之，但它在今天的兴盛、走红和大发展，订数激增，显然是应运而生的现象。“它顺应历史选择的新的读写时尚，它是现实生活中的直接对话，它不是大菜，但方便可口，色香味俱佳，又有足够营养。它是一种近距离的诱惑，能开掘出平淡人生中隐藏的生活秘密，充实着人生的阅历和识见。它不仅为徘徊在文学边缘的人拓宽了大面积的文化参与，圆了文学梦，而且它自身就携带着相当的亲和力和文化权益”。这些话是有见地的。所以，在他看来，“小小说的社会学意义超出了它的艺术形态意义，小小说除了文学写读的追求外，还具有文学启蒙、文化传播、普及教育的作用”。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杨晓敏把小小说定位为“平民艺术”。这是他的一个一贯的核心观点。从作者队伍的构成，参与者和受众的状况，以及所表现的热点内容等方面来看，其平民性、草根性确实是比较明显的。杨晓敏接触过大量作者作品，他有他的依据。但是，我对此说还是有所保留，或有所补充。我认为，平民化是对精英化而言的，大众化是对高雅化而言的。如果说过去的小小说确乎是平民艺术，那么从现在开始特别是未来，就未必如此。需要注意到，随着全球化、高科技化、城市化、新媒体化时代的来临，小小说的功能和受众面正在发生变化，已不限于旧的圈子，而是契合了多媒体、快节奏、高科技时代的潜在要求，像手机文学、短信文学一样，它将更加发挥快速、灵活、短小、精悍等特点，它汲取生活中最有意味的瞬间和最出人意料的突转，从而满足更现代更年轻一代的心灵需要和审美需求。对小小说，蓝领需要，白领也需要；打工者爱看，大教授也爱看。小小说文体与时代脉搏息息相通，这一文体从来都是通过表现其时代情绪以直接获取活力，而时代也给予这一文体以新的发展空间。

    对于小小说的艺术特征、文体定位，历来都是论者最感兴趣也争议最多的一个问题。我是赞成“麻雀的：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五脏包括人物、情节、结构、语言等要素，但它们并不是平均数，而是各有倚重，千差万别，有多种风格和多种手法的。而小小说的精品，总是以风格的独异和思路的奇险而给人陌生化的一击的。杨晓敏说，优秀的小小说，是智慧的浓缩和凝聚，是机巧的提炼和展开，兼而负有传递信息的特殊使命，是训练作家最好的学校，我觉得都很有道理。近些年来，小小说的发展是惊人的，有了专门的小小说作家队伍，很多作品进入了中小学教材。杨晓敏主编的两种小小说刊物，南昌的《微型小说选刊》，订数都达到了五六十万份之多，年产量合起来有上万篇之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观。我们再乜不能用老眼光看小小说了，它不再是短篇小说的“分支”机构，它毫无愧色地成为小说大家族中最小的弟弟加入了“全家福”。现在迫切需要做的，是大力克服平庸化、浮浅化乃至模式化倾向，给人民大众提供出更多优质的小小说精品。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原主任，著名评论家）

    微言大义 尺幅千里

    何向阳

    晓敏先生数年前曾与我讨论过这样一个观点，大义是讲，从文化的意义上说，文学是有两个结构的，一个是“金字塔”，一个是“橄榄形”。前一个结构，大家认同的比较多，而后一种却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他的意思我明白，虽然我一直是一个相对顽固的“金字塔”结构的支持者，我一向认为文学的金字塔倒不在其贵族性，它的意义更在于创作者的积淀累加，底座的坚固，劳作的艰苦，方能达到那个艺术的塔顶。这一观念至今于我并没有变。但是这多年来，我渐渐理解了晓敏的“橄榄形”——那个在写作意义与文化意义上的平民性。我想它是一种对于创作对于阅读的更平常心的视点，也许，某种意义上，那个高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作的打破域限，文学的重回民间，或者是一种文学内部的大众化的参与、共享同步的民主气象。我试图理解它——在文化的意义上。

    而真正理解他，是读到了他书中的这样的文字，“缺乏文学读写训练和缺失中等文化程度教育的庞大群众基础，迟滞了我们从文化大国迈向文化强国的步伐。”很平实的一句话，却有着一些穿透性。我明了了他全部所为的一个最终指向，并感念于他身体力行的文化理想。

    今年是建国60周年，六十年来，我们国家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我们的民族精神与文化思想也同时获得了卓有成效的发展与更生。但是，在盘点以往成就时，我们往往会更注目于经济起飞、社会变革等方面的指标，会重视文化、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指向，却较易忽视文学文化内部的某种文化思潮、某个艺术门类乃至具体到某些文学文体的革新对于社会前进的巨大的动力的能量。而深谙文化的力量亦即文化在时代精神、民族性格以及理想人格诸多人类的上层建筑领域建构中不可替代的作用的，晓敏是较为先知的一个。当然，这种文化建构的清醒自觉，大多时候所依据的不仅是智慧，更是一种理想。许多年前一直到今天，晓敏先生与我数次谈到他的理想。他的理想并不具体到只是小小说一种文体所起的作用，而是这种文体所创造出的某种文化的平等，这种平等，存在于创作内部，存在于阅读之中，他致力于建设这样一种文学图景，一种有着“橄榄形”外形，但更重要的是有着“橄榄枝”寓意的大众参与、百姓共享的平民式的文学图景。当然，他的努力目的，不是为了打碎和解构他书中常常谈论到的精英文学，而是想在多元的文化中，创造出一种新质以作为精英文学的补充。

    于此，“金字塔”与“橄榄形”，是并行不悖的。

    谈话中，我有时脑海中会闪出一组电影镜头，一个从高原雪域下山的人，他的身后是冰峰，地上也结着冻，然而这个身材高大、风尘仆仆、奔走不辍的人，一直不放弃行走，走过了山川、峻岭，走到了平原，他仍在走。走，与其说成了他多年的习惯，不如说已成了他生命的本能。

    那么，他的目的地在哪里呢？

    答案或在他十八岁入伍进藏，三十二岁退役回城，三十三岁到五十三岁的这二十年的“小小说”的编辑、组织、倡导、写作、著书立说中？在以此延伸出的“高端论坛”、“小小说节”、“金麻雀奖”中？在他主编的累计过亿发行量的杂志，在他编选的已超百种的《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中国小小说典藏品》《中国小小说精品库》《中国当代小小说排行榜》《当代小小说名家珍藏》中？或在他和他的杂志社毕二十年之功培养出的百多名小小说创作的优秀作家的作品中？或者，就在他的这部论小小说的平民性的书中？

    我曾两次参加他和他的小小说团队主办的“小小说节”，2005年，2009年，记忆中的场面感人动人，两三百人的作家，是由成千上万的小小说作者中精选出来的，他（她）们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来自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及澳门的华人写作者，在短短的会议中，他们平等研讨，深入到某一本书、某一部小说，某一部小说中的某一个细节时，那种态度的认真，气氛的热烈，教我感念。会中，我收到过许多小小说著作，也收到过来自新加坡、香港写作朋友用心制作的图画、书签，真正是以文会友。文学聚会本应如此热闹、开心。文学创造也是需要气场的。但我知道，这气场后面，有许多人的努力。众多人的营造中，有一个人的“气”，在那里，二十年，而不知疲倦。这个人，就是杨晓敏。二十年来，他从青年、盛年到壮年的最好时光，都付于他的理想。此中不折不挠，此中苦辣酸辛，只有深味理想之魅，同时具备信念之坚的人，才可穿越，才可完成。

    所以，这个基础上，再读“缺乏文学读写训练和缺失中等文化程度教育的庞大群众基础，迟滞了我们从文化大国迈向文化强国的步伐”这个文化观点，会心得不同。

    相对于新中国六十年的文学而言，小小说这种文体大约只有不到三十年的历史，如果以1982年《百花园》编发“小小说专号”算起，小小说确是与改革开放同步成长的一个文学新品种，某种意义上，它也是新时期以来小说领域发展最为迅速的一个品种。从无到有，从出生到成熟，当然在倡导者、组织者、出版者、写作者的共同推进。但另一方面，小小说创作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还是怍为一种小说文体，都没有太多引起传统评论的重视，我想，这或可与它的年轻有关，当然也不排除经典/大众观念中评论家的认同习惯。从某种程度上，确如晓敏书中所言，小小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就是在这走着的路上，小小说培养了它自己的小小说评论队伍，我在会上，多次与同样来自全国的小小说评论家相遇，他们在专业层面对于小小说的推动功不可没，当然，杨晓敏更是这评论家中身先士卒的一个。

    我关注小小说现象的另一个心得，是小小说现象早已越出了单一的文学创作范畴。这是晓敏书中讲的三个“大于”：“它的文化意义大于它的文学意义”，“教育意义又大于它的文化意义”，“小小说的社会意义又大于它的教育意义”。我看到了“橄榄形”的形成过程，和小小说作为一种新文体对文学的团结、发展和繁荣所做的努力，它在教育、启蒙、传播、消费以及大众审美和国民素质提升，甚至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力的转化、促动形式诸领域的贡献，有待各方面专家的深入研究。作为小说读者，我感念的是小小说创造者们在时代文化中某种可贵的担当。这种担当，虽然人微力薄——如小小说只限定于1500字篇幅的文体一样，但是，它同样体现了小小说的宗旨——微言大义，尺幅千里。

    我曾引用杨晓敏先生新作中的一个观点，他说，政治家的理想，是用主张来振兴国家；军事家的理想，是用武力来强悍国家；实业家的理想，是用生产力来支撑国家。那么文化呢？文化人的理想是用一种现代文明的尺度，来提升国民素质、审美水平和认知能力的。他接着说，“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不是谁都可以有机会担当的，然而作为一介书生，只要心向往之，就能以智力资本来完善人生的”。“智力资本”，我认同于这个词汇。一介书生，以一己智力资本，来介入整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这是自有文字以来中华历史中多少热血的士大夫以至知识分子以生命押在上面的事情。现在，我仍愿以此作结此文，是的，从来都是，因有热血之人，方有万世不朽的浓情文章。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著名评论家）

    精英牵手大众 事业孵化产业

    范咏戈

    读过《：栽种小小说纪事》两本丛书——杨晓敏著《小小说是平民艺术》和秦俑编选的《一个人的文化理想》，受益匪浅且感慨良多。“小小说精神”、“杨晓敏现象”理应成为当下文学的热门话题。梳理、研究小小说的体裁特征、审美特性当然很有必要，这是发展这一文学体裁的前提条件之一。

    从小说学的角度来看，这方面研究显然还有待深入。在我看来至少小小说不会是近二三十年才降临文坛上的文学新族类。从我国明清笔记到蒲松龄，从文艺复兴薄伽丘的《十日谈》到近代毛姆的小说，仅从篇制必须短小上看，他们的许多作品都可以归入纯粹意义上的小小说。《小小说是平民艺术》《一个人的文化理想》是来论小小说的，是小小说很有创新的理论建构。它们和杨晓敏推动的小小说创作一样都有文学史的价值。但是我要谈的不是这一点，我历来认为：要推动文学和批评的发展，既要研究文学是什么，更要研究文学是怎么存在的。有时后种研究更迫切和重要。而杨晓敏思考后一个问题更深入，更直接。简要归纳的话就是这样两句话：精英牵手大众，事业孵化产业。其实不用多论也很清楚：两个命题都是悖论。在无为者来看是水火不容的两极，很难找到契合点。杨晓敏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从别人看似走不通的两极走出了平衡与平坦。任何一个正视现实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在当前的物质社会的条件下，纯文学受到多重挤压，并且还在继续边缘化。

    即使我们不使用尼采“上帝死了”或海德格尔“茫然无家可归”去概括，你也不能否认由于价值的多元与混乱，纯文学在读者要什么和作家给什么这两个基本的点上，由于价值错位和判断障碍，而显得尴尬，这也包括纯文学期刊。大家已习惯了一种说法，即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足鼎立，长期并存。杨晓敏对这一说法作了一个小小的却是很重要的修正。他把三足鼎立用精英文化、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划分。把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分开，把小小说定位在“大众文化”而非“通俗文化”上，而不是如一般论者那样视大众文化为通俗文化。于是，小小说的生存定位就有了一种新的时空即文化理想。小小说的受众是平民，但小小说却并非仅为它的受众提供通俗的东西，小小说还保持着高雅文化的品位，只不过形态变了。短平快，节省了阅读时间，加快了阅读节奏，品位却不低俗。文学的基本元素：人文关怀、人性表现没变。却体现了文化公平，所以正如晓敏所说，小小说的文化意义大于文学意义。这正是杨晓敏扶植小小说这一体裁健康发展的文化眼光。说到事业孵化产业，这和杨晓敏坚持的小小说文化理念是相关联的。他首先是把小小说视为事业。但是他更看到了小小说文学消费性的一面，以及小小说尤其可望成为文学消费的可能。所以才有“小编辑大发行”（它的发行量在许多文学期刊中是天文数字），才下力气培养一拨拨数以百计的作者群体，才有那么多延伸产品：各种小小说选本、“金麻雀奖”、“典藏品”、“小小说节”等，产业又反哺了事业，形成良性互动。杨晓敏不简单，他使人想起陶行知这位平民教育家，在蔡元培那样的大教育家面前，陶行知却提倡教、学、做合一的“小先生”制，杨晓敏称得上是一位“耕耘一个文学小品种，成就一个文化大工程的事业家”。在今天大家探讨如何救赎文学时，“杨晓敏现象”极富启示意义。

    （作者系《文艺报》原总编辑、著名评论家）

    从量变到质变的小小说

    贺绍俊

    小小说是小说大家族里的小弟弟，这不仅在于它的篇幅最短小，还在于它真正作为一个独立的文体被大家所认可也是近些年才有的事情。本世纪初，由《小小说选刊》和《百花园》出面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小小说研讨会，会上还隆重地为在小小说创作上卓有成就的作家颁奖，当时我觉得这是在为小小说举行“成人礼”。今天，我们更加高兴地看到，小小说不仅独立成人，而且气宇轩昂，精神焕发，大有作为。

    中国当代的小小说还经历了另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代小小说的兴起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随着各种报刊的大量涌现，城市快节奏的生活使小小说这种短小精悍的样式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几乎所有的娱乐性的报刊都会刊登小小说，以此活跃版面，吸引读者。当时的小小说特别芜杂，并没有严格的文体概念，只要短小，具有可读性，就冠以小小说的名称，它有可能就是过去被称为小故事、小笑话或者是小品，甚至是报刊用来填充空白的轶闻趣事之类的东西。随着小小说的迅猛发展，开始有了专门发表小小说的刊物，有了专门从事小小说创作的作者队伍。正是经历了这样一次量的积累，小小说才从众多的短小类作品中脱颖而出，人们才有了小小说的主体意识，才有了对小小说文体的建构。于是当代小小说从另一途径完成了一次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这一次的量变到质变过程中，尤其应该提到一个人的贡献和功绩，他就是《百花园》和《小小说选刊》的主编杨晓敏。杨晓敏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具有明确的、强烈的小小说主体意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下半期以来，不少人都看到了小小说的红火趋势，国内办了多家小小说的专门报刊，杨晓敏主编的《百花园》和《小小说选刊》只是其中之一。但是唯有杨晓敏在思考小小说的独特的美学价值，在规范小小说的文体类型。他不仅进行理论探讨，而且以自己的刊物为大本营，推行自己的理论主张。在十余年的实践中，杨晓敏的小小说大本营培育了一批有着小小说文体意识的作家，提升了小小说的品位，将小小说扶到了“成人”阶段。如果没有杨晓敏等人的自觉和努力，我想，小小说也许还是一个野小子在文坛外面漂流。如今，小小说面对那些大部头的长篇小说，或者是那些在文学期刊上享受着“正宫娘娘”待遇的中篇小说，丝毫也不必自惭形秽。在短篇小说越来越式微的情景下，小小说反而越来越阵营庞大、声音响亮。也就是说，小小说在实践层面已经完成了一次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只要人们尊重事实，不带着偏见去看待小小说，就应该承认小小说已经是一个具有独立品格的文体，有其自身的审美特性和写作规范。

    当我们承认小小说是一种独立的文体样式时，还需要在理论上再进行一次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相对于小小说的创作实践，关于小小说的理论研究要滞后很多，杨晓敏、王晓峰等批评家以及小小说作家们在理论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前一阶段的理论建树由于是在小小说还缺乏应有的文学位置、还处于被歧视和忽略的状态中，因此其理论焦点主要放在为小小说争得一席之地方面，其理论主张突出了小小说与其他小说类型的差异。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倾向就是将小小说视为是大众文化的一种样式。这样的立论固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这种立论显然是有片面性的，它会使得人们忽略了小小说的精致性、典雅性和应有的艺术品位。比如有的人就认为，小小说是与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相对立的。我以为，如果在理论上长期持有这样一种片面的观点的话，无助于小小说在艺术上的突破和提高。杨晓敏有一句经典性的名言，他说“小小说是平民艺术”。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它强调了小小说的思想智慧来源于平民，它能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它不是深奥的，也不是先锋的。但是，对杨晓敏的这句话不应该做过度的、片面的阐释，不要认为平民艺术就等同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以精神消费为目标、可以进行大量复制、具有模式化和类型化特征的文化形态。赵本山式的电视小品是大众文化，但小小说显然不应该是赵本山式的以搞笑和娱乐为宗旨的电视小品。小小说是什么，小小说是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文学样式，它是以高度浓缩的方式来处理思想智慧，是一种凝练的艺术表达。小小说可以有多种审美样态，可以是学者式的深邃，也可以是日常式的机智。但无论如何，小小说总是内涵丰富、意蕴深厚，是耐人寻味的。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平民艺术，小小说必须是一件艺术品。它既然如此短小精悍，就更不能粗制滥造，必须是精雕细琢的。我发现，杨晓敏在他的倡导和推介小小说的过程中就是以这样的标准去要求小小说的。在他的评论集里，他为近百位小小说作家写过评论，几乎每一篇评论都渗透了他的神圣的“文化理想”，这文化理想是大众文化难以承载的。总之，我们应该在理论上正视小小说，通过理论研究，使小小说获得更有意义的质变。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著名评论家）

    令人感动的是文化理想

    孟繁华

    2006年3月15日的《中华读书报》发表了舒晋瑜长篇访谈性的文章《“中国小小说教父”的梦想》，她翔实地记述了杨晓敏先生为当代中国小小说作出的贡献和他的文化理想。在今日中国，“梦想”这个词已经多年不见，就像我们在文学作品中很难见到浪漫和感动一样。因此，看到舒晋瑜转述的杨晓敏先生情真意切的文化“梦想”时，我真的被他感动了。现在，我同时看到这样两本书，一本是文学界朋友谈论杨晓敏先生的书，它被命名为《一个人的文化理想》；一本是杨晓敏先生的评论著作《小小说是平民艺术》。这两本著作使我们有机会从“外”到“内”了解杨晓敏与小小说的关系，以及他在这个领域中的地位和贡献。

    多年来，小小说在文学界的地位一直悬而未决，在各种文体中它的边缘性也许只有杨晓敏等人才有切肤之痛。主流作家和批评家几乎不了解这个文体究竟发生了什么，也很少有人投入精力专门研究这个文体。在这种情况下，是杨晓敏以矢志不渝的精神一直奋斗在这个领域，并以他的理论、才干、贡献等被坊间称为“小小说之父”。有材料说，二十多年来，杨晓敏参与编辑和主编了《小小说选刊》《百花园》《小小说出版》（原名《小小说俱乐部》）等，总发行量逾亿册，主编或与人合作主编的各类小小说丛书、精选本、增刊60余种、200多本（卷）。这样的工作不要说做，就是想一想都会让人望而生畏。但正是这样坚忍不拔的工作，杨晓敏才有可能将“小小说”打造成为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独立王国”。

    小小说如果作为一个独立的文体的话，显然它还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如何建构这个文体的独立性或独特性的理论，显然是杨晓敏长期思考的问题。后来他总结出小小说是“平民艺术”：“小小说是平民艺术，那是指小小说是大多数人都能阅读（单纯通脱）、大多数人都能参与创作（贴近生活）、大多数人都能从中直接受益（微言大义）的艺术形式。同时具备这三种艺术功能的文学品种并不多见。长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不可能让大多数人都能参与创作，诗歌也并不适宜于大多数人阅读，既然如此，这种无形中的距离感又如何使普通民众直接从中受益呢？而故事、小品文虽然具有上述三种功效，同样充满平民意味，但总体上属于通俗文化或泛文化之列，而极少能称其为‘艺术’的。”在杨晓敏的小小说理论表述中，我认为这段话是最重要的，也是杨晓敏小小说理论的核心内容。它并不高深，也不“学院”，但如果没有长期的思考、特别是组织、实践经验，要说出这些话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我看来，杨晓敏的“小小说人生”中，最令人感动的还是他的文化理想和情怀，他对这个文体的一往情深，是因为“小小说能让普通人长智慧，对传统的文化普及方式应该是一种有益的补充。我们大部分的人是没有能力去看《红楼梦》，去看‘卡夫卡’的。你总得有一种循序渐进的文化滋润，来弥补这么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这已经不只是个人趣味，它背后隐含了讲述者对国家民族的文化关怀，也可以说是“宏大叙事”。当文学的个人性可以自由张扬、个人的主体性和“私人写作”已经实现了的时候，有必要重建新的“宏大叙事”。事实上，杨晓敏钟情的小小说在民间有巨大的读者群体，他们早已取得成功，这个成功是“平民艺术”的成功，今天引起主流批评界的注意，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包括这个文体和它的“掌门人”，显然自信地在等待历史的机遇，而他们终于被历史所选择。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著名评论家）

    他的名字和中国当代小小说连在一起

    张陵

    我一直很敬佩杨晓敏。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当代小小说的繁荣发展，为中国当代小小说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的视野摇旗呐喊，推波助澜。在很多时候，几乎就他一个人在呐喊。他并没有感到孤独。因为他坚信，中国当代小小说创作大有可为，前途光明。可贵的是，他是在小小说创作还不是很成熟的那些年头，就坚信小小说有美好未来的。仅这一点，就值得我们高度评价。最近，他把这么多年来，在支持评论研究中国当代小小说方面的实践心得与理论认识集在一起，出版了《小小说是平民艺术》一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优秀编辑、评论家、组织者的劳动、良知和胆识。可以说，中国当代小小说能够发展到不断走向成熟的今天，杨晓敏为之付出了比任何一个人都要多的心血。也许，我们能够说，他的名字将和中国当代小小说连在一起。

    杨晓敏对当代小小说的乐观与信心是有坚实的社会现实基础的。或者说，中国当代社会的阅读文化的选择有力支持了他的理论认识。他只是比我们任何人更快更早地捕捉到时代的信息，敏感到一个新的阅读变革时代的到来。当代中国，在现代生活节奏与高科技发展的多重冲击下，传统的阅读方式正在发生大的变化，人们自然会要求和选择一种更适合的文化接受方式，也因此必然会催生一种更有时代感的文体。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主导性的文体。小小说就是时代主导文体之一种。它应改革开放时代的要求而生，也会在改革开放时代文化的发展中成熟。事实证明，中国当代小小说的确是这样走过来的。最初，多数人哪怕喜欢小小说，也不一定会认识到它可能参与一个时代的阅读变革，并担任如此重要的角色。坦率地说，当年，我读到这些几乎和说教式的寓言没有多少差别的小小说时，很怀疑它会像今天这样具有这个文体所独有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事实上，它在不断深入人心的实践中嘲弄着我们对它的怀疑。

    一种文体成熟需要创作实践和理论实践的不断探索创新。对小小说而言，由于不断有优秀作家的参与，已经有一大批优秀作品，并开始有意识从短篇小说的格局中摆脱出来，形成自己独有的创作规律。然而，相应的理论工作远远没有跟进，也就是说，理论评论的实践落后于创作的实践。好在有《小小说是平民艺术》等一大批理论评论作品证明理论评论家们在努力工作，在探索。说实话，探索总结这种时代文体的创作规律比小小说创作要难得多，理论进展也会慢得多。不过，我们从杨晓敏的努力中，仍然可以收到理论积极进取的信息。例如他关于“小小说是平民艺术”的观点就很重要，我也很赞同。的确，小小说必须紧紧围绕“平民艺术”这样的中心来开拓它的思想格局和艺术格局。一方面，要坚持反映普通百姓的生活意志情感情怀，一方面，又要发展出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由此，我想到蒲松龄的小说精神。小小说的内涵可能会和《聊斋》的内涵更融和一些。这也许就是“小小说是平民艺术”这个论断的理论认识。

    我非常赞同冯骥才先生关于“四个柱子”的说法。他认为中国小说是由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小小说这几个柱子支撑起来的。大作家认可小小说很重要，说明小小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对小小说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个要求显然不光是他个人的，还是时代——小小说怎样成为一根与时代相称的文学“柱子”。这个课题要由作家们来完成，也特别需要理论评论家来完成。我们从创作规律中得知，在小小说还未成熟之前，短篇小说最难写，要求最高，也就是说，短篇小说的艺术规律最难掌握。因此，短篇小说的理论发展和突破也最为艰巨。而在我看来，小小说尽管看上去很平民化通俗化，但也是最难写好的。在我看来，难度也许甚至会超过短篇小说——因为对这个“柱子”的思想艺术规律的认识，我们还非常陌生。它要成为能支撑起一个时代文化的“柱子”，一定会有自己不同于别人的特点，一定会形成独特的规律，找到它接近它是我们理论评论的艰巨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晓敏的探索是迎难而上并取得了相当的理论成绩，在积极推动小小说创作繁荣的同时，也为当代小小说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作者系《文艺报》副总编，著名评论家）

    浅议杨晓敏对小小说发展的理论贡献

    何弘

    放眼世界各国，鲜有人会被某一文体的写作者毫无争议地尊为“教父”，而杨晓敏几乎是唯一的例外。在最近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小小说从短篇小说中分化出来，发展成一个独立的文体，并迅速繁荣兴盛起来，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并得到素以正统自居的文学界的承认，跻身神圣的文学殿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尽管媒体传播方式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改变了读者的阅读习惯、欣赏趣味，使小小说的发展具备了适宜的土壤，并在自发状态下开始萌芽，但如果没有杨晓敏的积极倡导、推动、实践、传播和理论探索，小小说的发展可能会是另外一种局面，能否成为一种被全社会和文学界广泛接受的独立文体还很难说，因而也就很难走出一条清晰的独立发展的道路。正因如此，杨晓敏被看作是“中国小小说教父”。在文学发展史上，好像从来没有一种文体的发展与一个人联系得如此紧密，从来没有一个人对一种文体的走向产生如此深远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影响。对于中国小小说的发展，杨晓敏的推动是全方位的，缺了任何一个方面可能都不会有今天的繁荣局面。但是，在杨晓敏为小小说发展所做的诸多贡献中，我以为就文学以及小小说这种文体自身的发展来讲，最有意义的一点就是他确立了小小说的文体定位、界定了小小说独立的文体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以为尽管专门从事小小说理论研究的专家不少，但为小小说发展做出最大理论贡献的仍是杨晓敏，他的《小小说是平民艺术》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小小说的“圣经”。

    《小小说是平民艺术》是杨晓敏对小小说的文体规范、社会与艺术定位、发展方向等阐述最为完善的一篇文章，对中国小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篇文章曾收入杨晓敏的理论评论集《小小说是平民艺术》。本书以这篇文章为核心，收入了其他一些理论文章及作家作品评论，共17篇。2009年，杨晓敏以这本书为基础进行扩展，收入50多篇文章，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新的《小小说是平民艺术》；同时，秦俑编选了媒体对小小说及杨晓敏的关注情况、小小说创作研究者撰写的相关文章、杨晓敏的部分小小说作品及评论、一些知名文学家和领导撰写的有关小小说的文章、杨晓敏事业年表等，作为《小小说是平民艺术》的姊妹篇，以《一个人的文化理想》为名出版。这两本书合在一起有个很大气也很贴切的说法，叫“栽种小小说纪事”。我以为这几个字确实形象而传神地道出了杨晓敏及其同仁二十余年来引领、推动、扶持中国小小说的心情、作为及他们对中国小小说事业的贡献。

    “栽种小小说纪事”两本书中，《一个人的文化理想》涉及的内容包括了杨晓敏等为发展繁荣中国小小说所做的各个方面的工作；而《小小说是平民艺术》则更多地体现了杨晓敏对中国小小说发展的理论贡献。

    杨晓敏对小小说发展最具理论意义的贡献是他确立了小小说独立的文体地位。

    杨晓敏对小说有一个非常有意味的分类，他把传统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统称为“长小说”，与之相对的“短小说”单指小小说。他认为：“小小说是一种最具读者意识的小说文体。它的兴起，是对‘长小说’而言的文体创新。”（《小小说是平民艺术》）这种划分清楚地把小小说从传统的“长小说”中分离出来，从此，小小说不再只是写得更短的短篇小说，而有了自己独立的品格。他说：“小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创新，它不是小品，不是故事，不是短篇小说的缩写。而是具备独立品质和尊严的一种文学样式。”（《小小说是平民艺术》）“短小说”概念的提出，明确了小小说的文体特征和独立的文体地位，使小小说具有了与传统长篇、中篇、短篇小说相对应的地位，从而得以独立发展。这一点在理论上无疑具有开创性、建设性的意义。对小小说文体意识的自觉，是杨晓敏构建其小小说理论体系及推动小小说发展的基本出发点。正是因为把小小说界定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小小说才被打开了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走上了独立而健康的发展道路。

    杨晓敏对小小说发展最具学术意义的贡献是他确立了小小说的文体规范。杨晓敏进行小小说文体规范的工作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首先是从理论上对小小说的文体特征进行界定。他强调小小说具有所有小说样式共有的思想容量和精神价值：“作为小说一种，小小说不仅要具备人物、故事、情节等要素，更重要的是，它还携带着作为小说文体应有的‘精神指向’，即给人思考生活、认识世界的思想容量。”（《小小说是平民艺术》）在此基础上，他特别强调了小小说独特的外在表现特征：“小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创新，自有其相对规范的字数限定（1500字左右）、审美态势（质量精度）和结构特征（小说要素）等艺术规律上的界定。”（《小小说的大众文化意义》）而他“小小说是平民艺术”的定位则是对小小说内在审美特征和表现形式的良好概括。这样，杨晓敏就从理论上阐明了小小说是一种小说样式，它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和内在审美特征，因而是不依附短篇小说而存在的一种独立小说文体。而这样一种独立的文体以其特有的手段，构成了一个自足而完整的艺术世界：“无论如何，在一两千字的篇幅里，是必定要摒弃言之无物的。它容不得耍花招，所有的艺术手段，只能用来为内容服务。小小说不是故事。就其文体而言，小小说自有它的字数限定、审美态势和结构特征。它的规范性更有别于散文、小品等。一句话，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也是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小小说是平民艺术》）

    其次，通过对代表性作家、作品的推介，确立小小说的文体规范。杨晓敏对这一点的认识特别清醒和自觉，他说：“小小说文体究竟能走多远？或许要取决于两个必要的生存条件：一是小小说能否不断有经典性作品问世，以此来锻造和保证它独具艺术魅力的品质；二是在从者甚众的写作者中，能否不断涌现出优秀的代表性作家，来承担和引领队伍成长进步的责任。”（《好作品在于奇思妙想——非鱼小小说印象》）应该说，在这一方面，杨晓敏花费的精力最为巨大。杨晓敏很清楚，“倡导和规范小小说文体的使命，自然在很大程度上要落到发表、选载小小说的主流刊物上来”（《小小说文体与刊物定位》）。二十多年来，杨晓敏参与编辑和主编了《小小说选刊》《百花园》《小小说出版》（原名《小小说俱乐部》）等，总发行量逾亿册，主编或与人合作主编的各类小小说丛书、精选本、增刊60余种、200多本（卷）。在此过程中，杨晓敏和他的同事逐步完成了对小小说文体的规范：“而所谓规范，则是在编者的遴选检索过程中，对小小说大致有个文体界定。每一种文体，都会有着巨大的文化含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小说要特立独行，自立门户，绝不能把别的文体样式拿来充塞其间，她要有明显的标志才行。”（《小小说文体与刊物定位》）杨晓敏确立小小说文体规范的努力还体现在他撰写的上百篇小小说作家作品的评论中。他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以具体的实例，指明了符合小小说文体规范的经典作品应该是怎样的作品，为小小说的创作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

    再次，通过自身的创作实践为小小说规范的确立发挥示范作用。杨晓敏尽管自己工作非常繁忙，还是抽出时间创作了《清水塘祭》系列小小说，从而使自己的理论与实践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为小小说的创作和研究提供了示范性文本。

    此外，杨晓敏还通过组织活动吸引更多专家参与对小小说的理论研究和评论，通过评奖为小小说发展提供示范和导向，并以此扩大社会影响，使小小说及其文体规范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认同。

    杨晓敏对小小说发展最具社会价值的贡献是他确立了小小说“平民艺术”的定位，明确了小小说的发展方向。

    在充分认识小小说文体特征的基础上，杨晓敏提出：“小小说是平民艺术，那是指小小说是大多数人都能阅读（单纯通脱）、大多数人都能创作（贴近生活）、大多数人都能从中直接受益（微言大义）的艺术形式。因为小小说文体的特征，就决定了它是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小小说是平民艺术》）应该说，杨晓敏对小小说的这个定位一方面建立在对小小说自身文体特征认识的基础上，一方面则建立在他对当今文学发展现状及趋势认识的基础上。对于文学如何在当今社会更积极地发挥作用，杨晓敏有清晰的认识，他说：“我以为，只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大众文化的优势，使文学和普通受众产生近距离的心理效应，文学才能更加自信和有力量。”（《小小说的大众文化意义》）也就是说，杨晓敏认为，文学要想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并使自身有更好的发展，应该改革其日趋“精英化”的现状，重新回到平民中间。而小小说作为一种新兴文体，本身就具有大众文化的品位，把它定位为平民艺术，更有利其健康发展。因为“小小说的轻捷灵便、单纯通脱的文体优势，为现代人带来了时尚性的阅读快感”，“平民艺术的质朴与单纯，简洁与明朗，加上理性思维与艺术趣味的有机融合，极其本色和看得见、摸得着的亲和力，应该是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杨晓敏之所以坚持把小小说定位在大众文化的范畴中，不仅有小小说自身文体特点的考虑，更有小小说文体发展，进而是产业发展的考虑。他说：“我有一个观点，作为小小说文体，它的文化意义大于它的文学意义。”把小小说定位为“平民艺术”，定位为“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小小说有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有了更大的表现舞台。小小说能有今天繁荣兴旺的局面，《百花园》《小小说选刊》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都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然，杨晓敏对小小说发展的贡献远不止这些，但仅从其对小小说发展的理论贡献这一点来谈，我们也可以发现，虽然“中国小小说教父”只是一个戏称，但绝非没有道理，甚至可以说实至名归；而以《小小说是平民艺术》对中国小小说发展的理论贡献，称之为中国小小说的“圣经”也毫不为过。杨晓敏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对一种文体竟能产生如此的影响，并使小小说这种新兴文体的发展成为一段传奇、一种现象。无论如何，这都值得我们好好重视，好好研究，以对文学发展和文化繁荣提供更有意义的启示。

    （作者系河南省文学院副院长，著名评论家）

    杨晓敏，一个植树造林人

    单占生

    初秋，北京的天气仍像盛夏一样炎热。在北京的一个会议大厅里，杨晓敏评论集《小小说是平民艺术》研讨会的气氛，也像北京入秋的天气一样，流动着热浪，也丰盈着果实。会议的牵头单位是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对于一个从事创作的人来说，由作协创研部组织作品研讨会该是给这位作家的充分肯定与高级待遇了。会后，我们与晓敏开玩笑，戏说，过去你给一批批对小小说创作做出贡献的人发了一打一打的奖，今天，大家可是给你发了一大堆奖。尽管没有奖状，这也该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了。

    《小小说是平民艺术》收录了晓敏相当一部分研究小小说创作艺术的文章和对小小说创作者创作面貌评价分析的文章。应该说，这里记录了杨晓敏在小小说创作出版上的劳绩。但是，这记录只是一部分，因为晓敏不是一位专门从事小小说研究的人。他是一位编辑，一位专事小小说出版的刊物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他的主要业绩更多体现在他的职业行为上。晓敏自1988年底由一个从事文字工作的军人转业到《百花园》《小小说选刊》工作之后，从事专业编辑工作不长时间，就开始以领导身份从事他的小小说事业的组织工作。一路走来，已有二十多年了。这期间，成千上万小小说作者走进他们的编辑部，难以计数的小小说作品在他们的刊物上刊发出版，读者有多少？难以计数。转眼间，小小说期刊已出版700余期，在各个出版社出版的各类小小说选本已近300本。在中国文坛有了一个名为“小小说节”的节日；与此同时，《小小说选刊》也成了她的出生地郑州的一张耀眼的名片。一个人，与一本刊物；一本刊物，与一个城市，结下了一种命理深厚的缘；一种文体，在中国文化的皇天厚土中扎下了深不可测的根。

    也许，这只是一个职业出版人应做的工作。对于晓敏的劳绩，我们可以不说什么，因为这是他应做的工作。但是，这一工作的影响和意义、价值，却不能无视。

    毋庸置疑，小小说进入广大作家的创作领域和铺天盖地的小小说阅读，在中国近三十年的文坛上，已成为一种有着特殊价值的文学现象。如果我们能用较为理性的思维对这一现象粗略地做一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小小说这一文体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变迁，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体”创建的造山运动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记得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胡适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文体沿革的历史。他用进化论的观念分析了中国文学文体沿革的动因，结果得出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的结论。把中国文学文体发展沿革的史实与中国历史文明进程的步伐作为简单对比我们就会发现，胡适的说法是符合文体发展的基本规律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对历史前进的趋向都有着特有的敏感，也只有少数人才会敏感于历史的契机，并抓住历史前进的内在驱动力完成历史赋予这代人的使命。从某种意义上讲，杨晓敏就是那些抓住历史契机而又推动历史发展的幸运儿中的一个。因为他看到了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越来越急，人们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可用于阅读的时间越来越少的特点，同时也看到了普通民众文化水准越来越高、创作欲望越来越强这个事实。正是有了这个前程，杨晓敏和他的团队以及那一大批一大批的支持者才能够做成他们的小小说事业，才能沿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体创建造山运动的余续，成就小小说这一文体的成熟。

    在新时期的文坛艺苑里，有不少创造历史的人物，也有不少值得关注的新的文体和艺术形式，而在众多新的人物和新的文学艺术形式里，在我看来，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小小说和演艺舞台上的小品。从这两种艺术形式的广为应用和广大影响的幕前幕后，我们关注后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杨晓敏与赵本山。本来，他们两位根本建立不起什么联系，可能是因为小小说和小品这两个名称让我把他们联系起来了。细细一想，他们之间在精神上和在行为方式上还真有点相似的地方：他们的工作就是他们的事业。他们的事业都是扶持一个新生命的生长、壮大、成气候。所不同的是，赵本山在他的舞台上成了一位耀眼的明星，而杨晓敏呢，杨晓敏则更像一位在一处处荒漠、沃原上的植树造林人。在小小说理论处于一片荒漠的时候，杨晓敏一边做出版一边做理论研究，并在全国各地的各种场合讲解他对小小说的理解。如此，小小说理论有了自己的基础和自己的理论队伍；小小说创作的队伍越来越大，杨晓敏又是一边耕耘自己的田地，一边又为他们施肥浇水助他们长成参天大树。凡此种种，在杨晓敏的理论评论集《小小说是平民艺术》一书中，都有麟爪凤羽的显现。我说杨晓敏在小小说园地是一位植树造林人，一方面是缘于他二十余年在小小说园地劳碌，但并没有留下多少记录，没有得到多少奖励的身影，另一方面，也是切实看到了他的《小小说是平民艺术》这一专著记录的他的结结实实的劳绩。

    （作者系河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著名作家）

    行走在心灵的疆界（外一篇）

    宋子平

    我以为创作最终要回到心灵。

    每个人都不缺乏生活，我们都在生活之中，又在生活之外。说我们在生活之中，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实实在在地生活着；说我们在生活之外，是因为生活的多数时候我们丢弃了心灵的眼睛，忘记了观察，麻木了触角，流失了敏感。灵魂被放逐之后，生活中最幽微最柔软的部分就会被销蚀掉，剩下的就只是硬邦邦的每一天了。杨晓敏先生在这点上与我们的大多数不同，他珍藏起生活中的每一次心动，然后在心里耕耘，让它慢慢长大成熟。他不断地拓展着心灵的疆界，他的思维之树上挂满了果实，妖娆着呈现在我们面前。《都市与哨所的距离》这组小说就是他思维之树上果实最肥美最艳丽的一枝。

    杨晓敏先生的这组小说运用影视艺术技巧——蒙太奇手法，反映了西藏这一特殊地域的军人生活、本能欲求与精神历练，在都市与哨所那段不短的距离上，一端是繁华竞逐，一端是荒寒冷清；一端是喧嚣浮躁，一端是沉静寂寥。在同一时间不同的空间纬度上，人们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因而他们的生存方式、物质渴望与精神欲求就显得格格不入，在相遇时就会碰撞出许多火花，留下几多伤痛，也就有了说不尽的喜怒哀乐。读着这组作品，耳边不时响起《阳关三叠》那苍凉的歌声，一种悲壮感油然而生。

    都市与哨所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它可能近在咫尺，也可以远到另一颗心的背面。从都市到哨所的行走说到底是心灵的蹒跚，是对灵魂的守望、审视与回眸。杨晓敏先生笔下这一组人物都没有具体姓名，只是一个个概念性符号：军人、排长、老兵、新兵………大家都知道这些符号所代表的气质：意志、坚韧、守信、奉献，而杨晓敏先生在这些符号上面所做的思考是灵魂的涅，是心灵疆界的耕读，是军人气质塑造过程中所必须经过的肉体磨炼与精神砥砺。

    杨晓敏先生是一位纯粹的古典英雄主义者，他的《都市与哨所的距离》就是为和平时期的军人唱响的一曲英雄赞歌。在杨先生眼里，军人这个符号所代表的就是纪律、意志，是力与美的化身。军人的世界是一个硬气十足的世界，连他所使用的文字都是硬生生的，仿佛从胸腔里蹦出来一般。在《报复的缘由》这篇作品里，那名从雪国里走下来的军人，已经非常不习惯人群生活了，面对闹市的喧嚣竟有些不知所措，并且几乎丧失了语言，丧失了与人交往的能力。那些在我们看来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名词在他那里变得陌生、怪诞，以至于他必须搜肠刮肚才能找出来，而他的表达又是陌生化的，这样的语词在他意识里没有储存，更没有位置。然而他的木讷丝毫没有减损他的英气，那掷地有声的忠告一下子就抽到了胖经理心上。《限度》则写出了奉献者与享受奉献的人们之间的隔膜，和平时期的军人在人们眼里丧失了英雄感，他们的形象也就由坚韧不拔变为傻大笨粗，一句“当兵的”包含了多少蔑视与鄙薄，不说现在，就是我当年也曾有过同样的误解，我的一位闺中密友经人介绍认识了一名军人，来信征求我的意见，我想都没想就回信说军人不懂爱情。其实军人乜不乏似水柔情，《傍晚七点钟》里那老兵，在新婚之夜，面对妻子，面对那一双渴望的眼睛，硬是压下了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欲望，给妻子留下一个完全女儿身，为的是将来自己一旦遭遇不测妻子还能有一个好归宿。这是一种比儿女情长更博大更深厚的爱，是剔除了所有杂质的纯然之爱。拥有这种大爱的人，是经得起挫折也经得起误解的。润之先生说无限风光在险峰，在那连老鹰都飞不上去的生命禁区里，那一个个普通军人，创造了一个个奇迹，也创造了一个个精神高度。

    杨晓敏先生的作品主观意识非常强烈，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是作者意识的流动。英国意识流先驱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曾写过一篇小说《墙上的斑点》，在这篇作品中她告诉我们什么叫意识流，我们的意识又是怎样流动的。意识流的途径主要在于它的主观性，它的奇特的美在于流动的气氛。《裸浴》是由身体器官刺激引起的意识的流动，从意识的流动中体现作者“环境塑造人”的思想；《舞动的白纱巾》则在意识的不断跳跃中展示了不同的人生际遇与生命境界；《冬季》是一篇怀柔作品，它通过一名刚从军校毕业来到雪域高原哨所的哨长在艰苦与安逸、物质与精神的撞击与选择中完成了一个军人的心理塑造过程；而我最为欣赏的《傍晚七点钟》更是三个军人思想意识的大碰撞。

    杨晓敏先生非常善于营造气氛，有意拉开环境与人物之间的距离，使之互相陌生化，从而产生情感张力。他更惜墨如金，从不说哨所有多么艰苦，自然条件多么恶劣，而是运用对比手法，以繁华衬托荒凉，以喧嚣衬托冷寂，即便白描，也是蜻蜒点水，他说“感冒在西藏是个吓人的字眼儿，假如谁带着感冒到西藏来当兵，说不定几年后会带着感冒退伍回家”（《裸浴》）。他写雪域孤岛的枯寂，也只用了一句兵谣：白天兵看兵，夜晚数星星。（《冬季》）

    杨晓敏先生创作技巧运用得极其纯熟自然，《舞动的白纱巾》借用电影蒙太奇手法，军人站在舞厅里（另一个世界）却与舞厅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都市与哨所那样遥远的距离，一种不和谐产生了。在这种不和谐的音调中，随着人影的晃动，画面不断变化：都市——乡村——哨所——乡村——都市——哨所，从变化中呈现故事，从故事中掺入现代性的思考。

    在我的印象里，杨先生至少有三支笔，一支是写《清水塘祭》的家园之笔，一支是写办刊人精神的探索之笔，还有一支就是写军人与当代人生活的透视之笔。杨晓敏先生用不同的笔调叙写着对生活的体验，对世界的认知和对社会的审视与思考，让我们从不司侧面感受了他的沉实与丰富。

    永远的家园

    宋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孔子擎着他的如炬明灯照亮了历史前程，为兴盛后世的儒文化定下了基调。而另一位先哲庄子却带着他永恒的乡愁远逝了。这位言语文章汪洋恣肆的天才一生都在寻找着失去的家园，艰难地跋涉在回归路上。

    对于一个没有家园的人来说，寻找家园是他的梦想，是他一生的挚求。从这个意义上讲，杨晓敏先生是幸运的，他幸运地拥有那一片清水塘，拥有生命的根基和灵魂的芳草地。《清水塘祭》吟唱出另一番滋味。

    作为一名读者，我很容易把自己的生存经历和体味与所读到的作品联系起来比照，以加深自己对生活的体认和感悟。与杨晓敏先生比，我生来就是个没有家园的人，如果说生活是棵苦楝树，那么我就是枝头青青涩涩的果子。我呢？打个不太确切的比喻，就像被家人遗弃的孩子，天地苍茫，我独踽踽而行。有了这样的精神底色，写出东西来当然苍凉悲悯，不会莺歌燕舞了。这样再读杨先生这部作品，就仿佛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我先是被吸引，后被感动，继而就有了一种温暖感，它带着我梦寐以求的家园气息扑面而来，让我不由自主地跟随他走回故乡，走近人类黄金时代的伊甸园。

    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丢失家园的感觉，当你找不到家，断了回家的路，或是有家归不得的时候，你的痛苦是无以复加的。就像一只孤雁，失去了依仗，那情形，那一种感受，恰如东坡的诗句“拣尽寒枝不肯栖”，甚至还不如诗中的孤鸿，不是不肯栖，而是无处可栖。没有家园的灵魂只能终生漂泊，流浪异乡，流浪在回家的路上。

    杨晓敏先生的清水塘绮丽凄迷，又有着实实在在的含蕴——对生命的礼赞和精神的救赎。在这里我找到了生命中不曾有过的田园牧歌，找到了那种心无旁骛的纯粹，它们是那么静谧、憩美，仿如周天子治下的乡野，带着亘古的质朴和厚重的美德；更似武陵渔人走出后就再也进入不了的桃花源，滤掉所有功利，展示着一种深刻的自然本性。读杨晓敏先生的《清水塘祭》，让我不时想起沈从文先生的边城系列，他们从文笔和精神上是那么相近，那一种洞明了世事之后的澄澈、温润都散发着智慧的光芒，读来如一幅幅静丽的风俗画，亲切、充实、安详、纯净，它与自然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和谐。静美是一种至美，中国文化的支柱是动静相谐，张弛有序。杨先生承继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他眼里的清水塘像青罗带一样镶在故乡的裙边，光脚嬉戏的孩子，扭动美人腰的杨柳，顽皮的鱼儿………那《弯弯的绿界》带给作者多少欢乐，多少幸福，它湿润了作者的故乡情。故乡人的一颦一笑，故乡的一草一木早已融入作者的生命，变成他灵魂的一部分，成为他一生的精神狂欢地。

    杨晓敏先生是深得中国古文化精髓的，他的清水塘系列既有诗的意境，又有散文的寄情与哲思。中国古诗讲究诗情画意，一首诗就是一幅幅画面的叠加，王摩诘的诗句句都能入画，读杨晓敏先生的作品也有这样的感觉，他用文字描绘了一幅幅田园风光画，雅致清洁，深蕴禅意。现代人越来越重的精神背负使我们更多地去思考“生命的意义”这一哲学命题，是奋斗之后再去享受闲适的乐趣呢？还是在恬淡中品味人生真谛？富翁和渔人的问题（《弯弯的绿界》）其实就是人生选择问题，这的确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它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但作者还是把情感关注点告诉了我们。

    在杨先生的作品里，我们读到的是人性和人性的光辉。大家都知道五六十年代的生活多么窘迫，作者也说“六十年代里，故乡的生活的确清苦”。（《渔趣和名著》）可我们读来却感觉不到一点苦味，反倒异常幸福甜美，我们感受到的是昂扬向上的力量和生命的勃勃生机。学习生存技能的乐趣（《夏日的诱惑》蹬藕）、钓鱼的闲适悠然与遗憾（《垂钓的遗憾》）、读书的痴迷（《鱼趣和名著》）………所有这些都是苦日子里的甜味素，遮去了生活的艰涩，抹开了不展的眉头，使灰暗的日子皴染上喜色，充溢着笑声。我们知道中国人是葆有苦中求乐的文化传统的，早在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就非常赞赏地表扬过颜渊，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在生存这个界面上，孔夫子还不能算贫困者，再怎么说他还有三千块腊肉供他“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我们的精神大师庄子则穷得相当可以了，他“槁项黄馘”地被曹商讥笑，但在庞大富有的精神王国里，他却是坐拥宇宙的王。如果让我选择，我宁愿选择做物质世界的乞丐，精神王国的富翁，而不去追求物质世界的富有而放弃精神历练。然而文明是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物质生活，一方面又破坏着我们与自然界的和谐，杨晓敏先生的清水塘也像众多惨遭破坏的原始文明一样正从家乡地界上消逝，那《远逝的白天鹅》、那神秘的芦苇荡已杳无踪影，如今他只能在《塘边儿寻梦》了。一个祭字，道出了作者的失落、伤感与无奈，这既是他对那片滋养他精神的清水塘的怀念，也是他对现代文明蚕食家园的悲悼与伤逝，这一种人性的大爱、大悲悯是他给这个越来越荒寒的世界奉上的些许温情。

    杨晓敏先生用平实的文字表达着沉实的感受和对故乡的挚爱，平实是一种经过长期锤炼而返回了的、升华了的天真，是一颗不受拘束的自由心灵的自然流露。不用华美的文字写出优美的文章既是一种修养，又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需要知识的积淀、思想的提升与精神的超越的。平实和成熟一样也是一种智慧，杨晓敏先生用平实的语言营造了一块让我们久久怀恋并无时不在寻找着的精神绿地，他隐藏起所有伤痛，娓娓地讲述着灵魂的皈依，垒砌着人类生存的根基。

    （作者系河北省沧州市作协副主席，作家，评论家。）

    一个人的文化理想

    舒晋瑜

    郑州，因为有了《小小说选刊》，便成了文学界瞩目的所在。

    是的，这是一个令广大小小说作家和读者为之神往的小小说大本营。这个大本营所经营的选优拔萃的《小小说选刊》、专门刊登原创小小说的《百花园》、研究小小说文体的《小小说出版》以及郑州小小说学会、郑州小小说创作函授辅导中心、小小说作家网等，构成了一个琳琅满目的“小小说专卖店”，呈现出一处独特的文化景观。也许，他们倡导的小小说还没有进入国家级奖项的评选，但是他们所追求的文化理想却令人肃然起敬。

    2005年岁末，在《小小说选刊》编辑部里，我聆听了杨晓敏开诚布公的谈话。这是一位和小小说如影相随的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深情地谈小小说文体、小小说作家和小小说期刊的成长史，唯独很少讲到自己。

    但我依然清楚地探知，数十年来，每天早晨7点前后，杨晓敏会准时来到办公室，开始他一天繁忙的工作。他几乎不记得自己有什么双休日、节假日，他待在书桌前的时间，远比他陪伴家人和其他时间的总和要多。他在这里耕耘十八年，淡忘了时光流转，淡忘了世故人情。他的心里装着的，是小小说这颗日渐饱满的文学种子。他的目光关注着的，是自己挚爱的小小说刊物。小到每一篇作品的把关，大到每一次文学、经营活动的拓展，“小小说”这三个字里，倾注着他的心血和智慧。

    对自己的儿女，也不过如此吧？

    我打量着这间普通的办公室，满壁的书和杂志，立着的，躺着的，因为主人的朝夕相伴，仿佛都有了鲜活的生命，连封面上妩媚的少女、雀跃的小狗，眉眼间也都是喜庆的活泼的笑意。我不知道这个表面粗犷爽直的中原汉子，到底施展了多大的魔力，使这本小小的文学刊物从弱小到壮大，并完成了一种匪夷所思的文化产业链。

    很多人愿意用数字来见证杨晓敏的工作：从事《小小说选刊》和《百花园》的编辑工作十八年来，主编小小说期刊650余期，发行近亿册，和出版社合作编书50余种（套），发行逾百万册。一个20多人的文学杂志社，在杨晓敏担任总编的十四年里，投入数百万元，为职工买房子、办保险、改善办公条件，提高工资奖金待遇等，还上缴税额近千万元。《小小说选刊》两度获得国家期刊奖重点社科期刊奖，月发行量曾经近十年稳定在50万册以上。凡知情者，莫不感叹这本小刊物竟然能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结合得如此完美。但我更愿意用自己的耳闻目睹来验证他的一切。

    走近杨晓敏，领悟着他的每一步决策，他的艰难与追寻，他的成功与喜悦，他的坚忍与固守，我坚信，皆缘于他不可动摇的文化理想。那就是大力传播既有精英文化品质，又有大众文化市场的文化产品，使其转化成为推动时代进步的社会生产力。

    定位：倡导平民艺术

    1993年，杨晓敏开始担任两刊主编工作，他给自己的定位是“职业期刊人”或“文化传播者”。他的精明与过人之处，在于他永远能清醒地认识自己与刊物的定位，并能在各种不同时期超前地做出各种应对策略。他在内容上确立了刊物与读者阅读之间的“半拍理论”，让充满亲和力的大众文化，成为阅读主流；让发行市场多年呈现出持衡状态，体现“不饱和理论”；让编辑工作重在参与，不再是一种“闭门造车”的简单劳动。

    《小小说选刊》是最早改半月刊的文学期刊。当同类期刊面对市场经济大潮冲击显得束手无策时，杨晓敏开始自发改善、调节着与文化市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长期以来那种原始而无序的生存状态，已成为计划经济的过渡产物。发行量大小和广告费收入不再是衡量刊物优劣的唯一标准，今后必然以期刊的文化含量即精神价值体现的取向为重要判断依据。它不仅在于发行数量的递增，也不仅限于经济效益的多少，而在于刊物携带的质量精度。好的刊物要扩张市场竞争力，必须要具备一流的刊物质量，一流的编辑水准和长期稳定的读者市场。而这一切，需要办刊人具有超前的办刊思路，独到的市场操作方式，并持之以恒，以连续性的创意去完成。

    每月审读5期刊物，每年编选4本增刊，还要和出版社合作出版约200万字左右的小小说类精选本，在这里，一个人的工作盈实而充满奇妙的变数。杨晓敏有三个比喻：首先，他将期刊视为调配的艺术，每期新刊出来，有如打造出一个吸引读者的魔方，能让阅读产生欣喜的流畅感；其次，他把市场运作看成是高科技行为，像一件尖端产品，每个环节的衔接都必须和谐相连，质地优良充满美感；第三，他把期刊策划与编辑工作当做是个性化的、充满活力和创意的劳动。读者打开书的刹那间，文字就鲜活了，手心里仿佛捧着一个可以和你对视、互相交流的有灵魂的朋友。

    其实远不止这些。作为一个杂志社的总编辑，他认为，态度和责任远远不够。“让别人接受你的刊物，得以传播力和影响力为前提，它要求我们有把事情做好的超常水平。”他说，干事创业需要珍惜最佳机遇，而人才也应该懂得自己的“最佳年龄结构”。

    目标：进入文学殿堂

    有人把小小说创作戏称为“螺蛳壳里做道场”。小小说虽属方寸之地，却能提供无限的艺术空间。十多年前，杨晓敏就提出“小小说是平民艺术”的理论。他认为，平民艺术的质朴与单纯，简洁与明朗，加上理性思维与艺术趣味的有机融合，极其本色和看得见、摸得着的亲和力，应该是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小小说写作容不得耍花招，所有的艺术手段，只能用来为内容服务。“小小说是平民艺术，那是指小小说是大多数人都能阅读（单纯通脱）、大多数人都能参与创作（贴近生活）、大多数人都能从中直接受益（微言大义）的艺术形式。”这是小小说文体的理论奠基。同时，他认为：“小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创新，自有其相对规范的字数限定（1500字左右）、审美态势（质量精度）和结构特征（小说要素）等艺术规律上的界定。”他给小小说找到了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结合点，按照他的定位，小小说应该是一种有较高文化品位的大众文化，能不断提升读者的审美情趣和认知能力，又必须在文学造诣上有不可或缺的质量要求。

    小小说虽然只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却已有近50余人因其创作成就而被吸收为中国作协会员，数千人进入省市作协，数百篇小小说作品被选人大中专教材和改编为影视。杨晓敏早就意识到原创的重要性：“原创不可取代，培养一茬茬的小小说作家，就等于打开一座座矿藏，里面会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所以，他坚持把《百花园》办成一所小小说作家的大学校，定位于倡导小小说的标志性刊物。虽然小小说没有权威的光环笼罩，但因其有庞大的读者群作支撑，即使没有进入国家级评奖的范围，这支队伍一直坚持以民间调节的方式茁壮成长。

    然而，杨晓敏始终觉得有一种缺憾，一方面，小小说写作者大量涌现，致使文体质量失衡；而另一方面，真正对小小说文体进：行探讨的人却寥若晨星，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他希望小小说能进入鲁迅文学奖的评奖范围，因为这样可能得到主流评论家的参与规范。参评虽然不是终极目标，但如果小小说作家们的劳动长期得不到认可，很可能会影响到一支充满朝气和希望的年轻作者队伍的良性成长。他说，一种文体的健康发展，需要代表性作家和标志性作品，中国小说队伍中不该缺少小小说的身影。

    为了让小小说这一文体进入评选视野，杨晓敏坚持身体力行，多方呼吁。实际上，中国文学界乃至评论界的有识之士，多年来也在关注并支持小小说的生存状况。在2005年底举办的“小小说理论高端论坛”上，中国作协、中国小说学会及长期从事小小说研究的有关领导、专家、学者、评论家们，对小小说这一深受大众喜爱的文体，给予了一致的肯定和认同。

    本源：取法其上

    杨晓敏关注的目光，远远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出版者和经营者：他一直考虑让小小说文体如何走向大众，如何在保持文化产品优良质地的同时，去赢得大众阅读市场，从而形成自己的产业链。

    关于此，他又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他说，有人认为中国有企业而缺少企业家，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企业理念和企业精神，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参与和管理，没有或者缺乏携带具有决定意义的智力资本，所以不能成为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管理是软科学，复合型人才是稀有人才，国家民族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文化的竞争。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提倡发展文化产业，而要搞好文化产业，第一要义是人才。

    这是关键；第二是理念，这是动力；第三是体制，这是基本保障。

    仅就出版人才而言，一是懂管理，二是精通专业，三是能从事经营活动。

    古人说，取法其上，得其中也；取法其中，得其下也；取法其下，不足道也。杨晓敏该付出多少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既管理好单位，又掌握如此多的本领和信息？

    杨晓敏说：“杂志社订了数百种刊物和报纸，我对每一种报刊都要大致浏览一下，不在于认真读多少文字，而在于捕捉多种信息和了解各自的风格，并追踪出版业的细微变化，了解其个性和共性之间的互动关系。”

    他并没有将自己局限于刊物和书桌，也经常出去走走。每到一处，他总是尽可能选择和有才具的人物聊天，以期相互切磋交流；或去最好的街道，或进最好的书店逛逛，零距离感受现代文化信息。他说，选择好的，便抓住了核心，其余的可以简略，然后见贤思齐，细心揣摩，上升到理论来指导把握自己的工作实践，不走弯路。加上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量，他这种“取法其上”的做法，使他事半功倍。他说，我的座右铭是“耐烦”，因为即使有一流的创意，依然是要在很庸常的日子里，甚至是由一些琐屑的物事来完成的。干的，永远比想的或说的重要。这话本身就充满哲学意味。

    他可以和不同的人畅谈政治、哲学、管理、历史、人生等等，熟知许多领域的风云人物。他懂得孙子兵法，知道方法论和辩证法，亦了解张瑞敏的小球斜坡理论和柳传志谋与行的创业哲学，他将这些理论运用到刊物经营实践，自然能触类旁通。

    杨晓敏说，成功的人大致有两种。能够形成长期行为的是英雄，否则便是绿林好汉。前者可以用一个成功带来一串成功，而后者则只会是昙花一现。

    他一向自诩办刊物和传播文化属于公益事业。而从事公益事业的前提是：拿自己的资本（物质的或智力的）为社会服务，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受益，来体现自己的价值；利益如若不产生互动，不会产生更大的价值。

    前景：仍在提升

    由于小小说刊物惊人的发行量和数以千万计的写作者，使得小小说这种新兴文体长期方兴未艾，并带动了小小说类书、刊的繁荣。然而，作为智者的杨晓敏总是略带忧患意识。他说：小小说文体和刊物仍在提升阶段。这种提升一靠作者的不懈努力，在作品的生产环节下工夫，追求艺术的高度；二靠办刊人或倡导者的理念，在传播上营造好小小说文体健康生长的环境。

    由于杨晓敏的成就和影响，他曾经有多次机会离开《小小说选刊》另谋高就。有一次，因为职务的诱惑，调离郑州几乎已成定局。他在给几位同事透露这一消息时，没想到在场的人都黯然神伤。

    此情此景，使杨晓敏打消了走的念头。他说：“我幸运有这么好的同事，一直在和小小说一路风雨兼程，清早起来到晚上睡觉，做的是小小说，想的是小小说。大家的信任千金难买，不走了。”他的一些工作创意，同事们理解的或不理解的，都帮助实施了。他很看重这一点：一个好汉三个帮，凡成事者都离不开团队精神。

    十多年来，《小小说选刊》相继投入200多万元，先后在郑州、北京等地策划、举办或召开多种研讨、评奖、征文、笔会等活动。这些文学活动，引起了文学界的极大关注。2003年，他们设立“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弥补了全国文学奖项中小小说品种的空白。2005年4月，他们又与《文艺报》《文学报》在郑州联合举办“首届金麻雀小小说节”，郑州作为全国小小说中心的地位愈来愈突显。

    《散文百家》的主编贾兴安和杨晓敏曾在鲁院进修数月，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通过《小小说选刊》《百花园》这方小小的舞台，杨晓敏出增刊，编选精华本，培养和成就作家，设置各种奖项，为小小说事业推波助澜，把一系列创意体现得淋漓尽致。一个人和一种文体样式的形成，一个人和成百上千的作者队伍的崛起，一个人和十多年的大众阅读生活有着密切联系，不能不视为当代文坛的某种传奇。

    有人戏称杨晓敏是“中国小小说教父”。初时有些疑问，以为是指他在小小说领域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言。采访结束时我认同了这一说法。由于他多方面的知识储备，尤其对于小小说、文学期刊、出版经营及文化产业完整系统的理念和无可挑剔的做法，即使放到普及文化和传承文明的层面上，杨晓敏也依然有不同凡响处。

    理想：执著的信念

    最后，还是听听晓敏在“小小说理论高端论坛”上怎么说吧——

    文化可以分为精英文化、通俗文化、大众文化三个层面，并且各自有着自身的特点与作用。大众文化介于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最活跃也最具有亲和力。因为小小说文体的特征，就决定了它是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现在的理论界和评论界，喜欢两分法，要么谈精英文化，要么谈通俗文化，似乎忽略了这么一个结合点。一种文化，如果不能形成流通，不能被更多的人消费，光靠少数精英的呼喊和觉醒，还是不够的，那只能是一种弱势文化。我不敢说只有小小说找到了这个最佳结合点，起码目前它是一种比较受欢迎的文学传播形式。我有一个观点，作为小小说文体，它的文化意义大于它的文学意义。一篇小小说，要求它承载非常高端非常极致的文学技巧，或者要求它蕴涵很大的容量，是非常难的，也会限制它的蓬勃生命力。如果延伸一步，小小说的教育意义又大于它的文化意义。因为小小说文体既有精英文化品质，又有大众文化市场，对于提高全民族的大众的文化水平、审美鉴赏能力，提升整体国民素质，会在潜移默化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国家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人，与发达国家比起来，比例要小得多，做好基础的文化普及教育，应该是一个大前提。小小说能让普通人长智慧，对传统的文化普及方式应该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另外，《小小说选刊》《百花园》二十多年的发行量已逾亿册，培养和成就了成千上万的写作者，影响了两代读者。所以我认为，小小说的社会意义又大于它的教育意义。当然，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能够写出经典，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这固然重要，作家不能没有这种理想和追求，但是有更多的人，去热爱一种简约通脱，并能启蒙文学入门的文体，借此来提升自己的审美鉴赏能力，多一些思考生活和认知社会的方法，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中国又有多少优秀文化积淀和文学经典呢？从《诗经》开始到现在，孔孟老庄，唐诗宋词，《阿Q正传》，等等。但和发达国家比起来，我们却在社会文明程度上还有不小的差距，起码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是因为整体的国民文化素质没有提升到相应高度，还不能让文化转化成更强大的社会生产力。我们大部分的人是没有能力去看《红楼梦》，去看“卡夫卡”的。你总得有一种循序渐进的文化滋润，来弥补这么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这就是一个文化人孜孜不倦的追求。

    可是除了小小说，杨晓敏难道没有别的构想吗？

    他说，如果能够拥有一个出版社，多几种期刊，组建一个文化传播公司，打造一个以精短文学品种为主的小型文化产业集团就好了，这样有利于人才、网络资源互补，能改善目前杂志社结构比较单一的状况，会增加抗风险和应变能力。还可以对作品资源进行深加工、精加工，形成配套生产、传播和经营的合力，以扩张文化市场的范围，拉长产业化链条。

    想到的还是工作，依然没有谈自己。他说，有时候期待本身也是一种理想。

    （原载2006年3月15日《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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