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王府大街64号

    最近，我到王府大街64号去过一趟。

    这其实是老门牌，现在早不这么叫了，这里曾是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的旧址，人称“文联大楼”，多年前也早改为商务印书馆的办公地点。我去干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受一股莫名力量的驱遣，我踽踽地登上一楼半的台阶，轻轻地推开那扇久违了的大门。门开的一瞬，我几乎有点晕眩。我很害怕地窥探着，寻找着，希望它最好面目全非，不再是什么小礼堂。但它好像还是礼堂的模样，格局未变，新主人连起码的装修也没搞，一股熟悉的陈旧的气息扑面而来。大厅里没有人，很空旷，我甚至觉得很荒凉。蓦地，我的耳畔响起了怒吼声、咆哮声，然后，是什么东西重重地摔在地上轰的一声巨响。我赶快逃也似的返身跳下楼梯，冲出大门，直冲到繁华的大街上。大街平静如故。车流和人流无知无觉地移动着，像无始无终的时间。但这并未减却我的紧张，我的心还在卜卜地跳。

    到底怎么了？我模糊意识到巨响声属于幻觉，且来自遥远的时空，但我还是条件反射似的惊跳起来。我试着整理自己的思绪，好久才平静下来，想起了与这座礼堂连带的好多往事，还有那巨响声的由来。

    我是一九六五年分配来这里的，那年我二十二岁。还在学校图书馆翻杂志的时候，我就感到惊讶，为什么好多权威性的文艺刊物，像《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剧本》、《戏剧报》，还有《人民音乐》、《曲艺》、《民间文艺》等等，编辑部的地址一律标着“王府大街64号”？那个年代刊物寥寥，能将如此多的精华汇聚在一起，那该是何等堂皇而神秘的所在？我想象出入那里的人士，定然个个气度不凡，多少有名的作品曾从他们的手中发出啊。对一个僻处大西北，读着中文系，做着作家梦的学子来说，真是心向往之，却又仰不可攀。然而，造化弄人，怎么也没想到，我本人的毕业分配，报到地点竟就是这王府大街64号。

    其实我最终并未真正分到这座大楼里工作，而是分到它下属的一个小协会--中国摄影学会。当时这里作为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的大本营，并没有聚齐所有的协会，像美协、摄协等都在外面，离得倒不远。报到那天，我一瞥见这座大楼，觉得它那钢青色的身躯在蓝天衬托下，显得格外高大神圣，心里就起了一股敬畏感。文联人事处一个胖而高的中年女同志看了看我的报到证，马上说，好啊好啊，这两天摄影学会正在要人，你就到那儿去吧。我一个学中文的突然去搞摄影，心里自然发紧。我急忙嗫嚅着，我学的不是这个……话音未落，这位女同志便疾言厉色道，你怎么可以不服从组织的分配呢？那时“组织”就是命令，何况那天我太像个乡巴佬了。我觉得她高大的身躯有种威压力，叫人不得不服。我的命运不到十分钟就决定了。事后跟几个同年来的大学生一聊，才知道把谁分配到那里都是人事部门头疼的事。滑头一点的会扶扶眼镜架，故作口吃地说，我高度近视，对不准焦距啊，要么就勾着头很木讷地说，我可是研究甲骨文的，弄得人家无可奈何，遂滑将过去。可惜我不具备这样的智商。当时的我多么沮丧啊。好在，我的失落感不久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不到一年，“文革”爆发，大家全都卷进了无止无休的斗争。什么创作啊，艺术啊，全都变成了罪恶的证据，从事这一行的人不再风度翩翩，而是个个可疑，都要被推上批判席的，只是程度的不同和时间的早晚罢了。

    当年，文联小礼堂的地位骤然显要起来。据说这里曾叫文艺俱乐部，困难时期，政治空气一度松动，此处也曾开茶座，唱评弹，吼川剧，办舞会，笙歌不息。但自一九六五年以来，两个批示先后下达，风声越来越紧，小礼堂开不完的会，娱乐活动遂渐至绝迹。我几乎每周都要来一二次，不是听周扬的传达，就是听林默涵的检查，讲的人皆一脸晦气，听的人则忐忑不安，好像都预感到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果然，到了一九六六年七八月间，风暴突起，势如狂飙，红卫兵洪流冲向每个角落，所向披靡，这座礼堂自然被率先举上了浪尖，完全变成一个大斗技场了。说来不信，那时小礼堂内外，每天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大字报铺天盖地，很像现今的庙会、博览会、商品交易会，敞开大门迎接四海串连客。大中小型批斗会不断，就像庙会里同时上演着好几台节目一样。这儿在斗冰心，因她的母校是贝满女中，就是附近的灯市口某中学，“小将”们斗起来格外起劲，抓住她回答问题时用了“报馆”这个旧词，大骂其反动。那儿在斗舞蹈家盛婕，她已被剃光了头，不知什么话激怒了“小将”，被连推带搡从楼梯滚了下来，摔伤了。“小将”们固然虔信“革命”，但也有满足好奇心的一面，平日只能在语文课本上见到的名字，忽然不但能见到本人，且可随时拎来观摩、批斗，不是很刺激的事儿吗？

    多年后我还清晰地记得，一天，一彪身着绿军装，腰扎宽皮带，臂佩红袖标的男女“小将”闯了进来，围住几个“黑帮分子”批斗，喝令他们“自报家门”：报名字、头衔、出身、罪行。有一老戏剧家，高举罪牌，在报出自己的资本家出身后，决不停顿，紧接着大声补充说：“我老婆是贫农！”当时谁也没料到他会这么“不老实”，全愣住了。我想，这若干秒的静场是有潜台词的，那意思是，既然我老婆是贫农出身，你们斗我就有斗“贫农的丈夫”之嫌。不料有一女红卫兵立即呵斥道：“混蛋，谁问你老婆了！”我想这女孩儿一定在家娇纵惯了，平时就没大没小的，不然反应不会如此之敏捷。现在，这位老前辈已经谢世，他在惶急中的本能自卫，制造了一个冷幽默，至今想来令人苦笑。却也有胆子极大的人，当时或稍后，有位女同志贴出了为她的“黑帮丈夫”辩护的小字报，她采用的逻辑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红小鬼”说起，说得全是最革命的话，弄得造反派一时很窘，虽极恼火，又找不出多少有力的话反驳，只好大骂其嚣张，或念叨“是可忍孰不可忍”之类。多年过去了，想起她作为一个女性，敢在那黑云盖顶的时候挺身而出，我还是佩服的。有时，柔弱的恰恰是刚强的。

    出没在这里的“牛鬼蛇神”的名单确实太壮观了：除了周扬，林默涵，刘白羽等，人在外单位，不时可提来批斗外，像田汉，阳翰笙，光未然，邵荃麟，郭小川，贺敬之，李季，冰心，臧克家，陈白尘，张天翼，严文井，侯金镜，吴晓邦，吕骥，李焕之，冯牧，葛洛，韩北屏，戴不凡，屠岸，贾芝，陶钝，张雷等等，都是本楼的人，那无异身在囹圄，插翅难飞。每个喧嚣的白天结束后，他们才会有片刻喘息，洗去满脸污垢，但关在地下室的他们，又有几人能够安眠？

    我回忆着自己当时的感受，二十二岁的我，作为一个酷爱文学的外省青年，能见到这么多仰望既久的文坛大家，私心以为是一种幸运，可是，见面在如此不堪的场合，亲眼看他们一个个如囚徒般狼藉，又有种珍贵的瓷器被一排排击碎了的感觉。

    那时受难的决不限于所谓“黑帮分子”，有些被认为最无瑕疵的人，也会在一个早晨厄运突降。《文艺报》的朱某，刚毕业的大学生，戴一副黑边眼镜，挺文气的，听说还是烈士子弟，又分到了这么好的单位，我真羡慕，觉得他太幸福了。有天我还目送他锁了自行车走进大楼，视线要能拐弯，还会一直目送下去。那时他正忙于“造反”，不料有人秘密举报，说他在“毛选”上搞“眉批”。这太骇人听闻了，用当时的话说，叫狗胆包天。而事实是，他学毛着时爱在空白处写点感想，大约有几句话露出了商榷的架势。他搞“反动批注”的问题被迅速报到公安局，说是马上要逮捕，其实公安局也不怎么想受理，因为太多了，逮捕不过来。于是由一女同志看守他。他推说要上厕所，进去不再出来，待冲进去一看，手表搁在窗台上，人不见了。与此同时，正吃午饭的人觉得窗外有个大鸟样的东西从天上掉下来，发出巨响。大家忙出去看，见他趴在地上挣扎，还在找眼镜呢。看他疼得满地打滚，有人说“活该，反革命”，也有人主张急送医院。到了医院却无人敢治疗，因为他是“畏罪自杀”者。不一会儿，他就死了。生命啊，卑微如一片落叶，着地无声。

    还有一场面，我每一思及，便不寒而栗。那是批判中国文联副主席刘芝明。刘已是垂暮老人，晃悠悠地站着，垂首静听批判，突然，会场外冲进一人，这人的名字和模样都不记得了，只见他手拿两样东西：一张报纸，一双鞋，好像掌握了重大机密似的威风凛凛。他径直冲到麦克风前高声宣布：现已发现，刘的最新最重大罪行，他胆敢用我们最最最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包鞋”！此言既出，全场几乎大乱，口号声此起彼伏，像一口沸锅。只见这人二话不说，冲到刘的面前，抡起鞋底，照着头和脸左右开弓，嘭嘭嘭的拍击声响了很久。我不忍看，却没法不听。至今我还听到这嘭嘭的击打声，好像就在昨天。有时我会好奇地想：不知那个打人者现在在做什么，是不是也像所有慈祥的老爷爷一样正在含饴弄孙呢？那天我也跟着呼口号了吗？好像呼过，不，一定呼过。

    最难忘的还是批田汉，这位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先驱，戏剧界的泰斗。揭发人好像是田汉身边的什么人，他那冷酷、嘶哑的声调和闪动在镜片后面刀子一样锐利的目光，足以使被批判者崩溃成一摊泥。他一条一条地揭发着田汉怎样毒害青年，怎样刻骨反动，就像一层一层地剥着人皮，批判稿厚得一世也念不完，控诉渐近高潮，台下群情激昂，有人忽然奋臂高呼：“跪下，叫他跪下！”也许因问题提得突然，先静场一息，继而“跪下”声就连成了一片。但田汉居然不跪，僵持着，有人上前按他的头，他还是硬挺着脖颈不跪。人们恼了，吼声暴起，声震四壁。继而，全场静寂如死，似有所待。只听见咚的一声，田汉终于自动跪下了！跪得很突然，声音很响，像一座大厦，甚至一座山样轰然倒塌，真是惊心动魄。这一声震碎了我年轻的心灵。这一声从此永远烙刻在我的记忆中了。

    是的，田汉跪下了，这个当年鼓动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人跪下了，这位国歌--半个世纪来响彻在祖国天空的庄严歌声的词作者跪下了，这个占了现代文学史一个长长的章节，作为一个时代的重要代表的人跪下了。他究竟在给谁下跪呢？也许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意识到，他跪下的一瞬，时间更深地楔入了黑夜，黑暗遮没了光亮，愚昧压倒了文明。受凌辱的难道仅仅是田汉一个人吗？不，受凌辱的还有让他下跪的人，还有我们自己的历史啊。

    现在的我，也就是已经五十多岁，白发悄悄爬上鬓角的我，伫立在大街上，定定地凝望着老门牌王府大街64号，这长方形的青砖砌成的大楼。真是物犹如此，人何以堪？据说五十年代后期大楼新建成时，虽因经费压缩，减了规模，它却仍不失为一幢恢宏的建筑，可是现在，它已被暴风雨褪去了钢青色，显得灰白，像一头青丝转眼间白发丛生一样。它杂在今天高楼大厦的群落间，无论色调还是建筑风格，都显得那么老气横秋。是的，它走了太多的路，它老了，在我的视觉里，它渐渐幻化成一只陷身狂涛巨澜中的孤舟，不断地被抛起，又不断地被掷下。现在的作家协会和文联早搬到新楼了，于是，这王府大街64号也就只能作为历史陈迹碇泊在这儿了。如果把它看作一个特定时段中国文艺界的象征，也许是恰当的。它肯定具有研究价值。对于它的历史反思，它在中国文艺史上的功过，早晚该有人会做的吧。

    然而，我心中的困惑并未完全解开，我不是想追问哪一个具体的人或者哪一件具体的事，我想追问的是人心，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人的精神秘密。忆当年，“小将”们的顽横固然可憎，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经历了漫长的精神磨砺，有的虽只知反复陈述知青生活的苦难，却也很有些人敢于反思这一段变态的人生，可我们知识者、干部或被称为文艺家中的某些人呢，似乎很忌讳再提起这些事；而许多事恐非一个“迷信”和“冲动”可以了结。不是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吗？为什么昨天叫着“同志”，恨不得亲热地拥抱，转眼间就铁青了脸，瞪着敌视甚至嗜血的眼光，半点同情心也没有了？为什么人会一面自己受害，一面琢磨害人？为什么在中国最高的文艺殿堂，上演着这般冷酷的“戏”？这暴力倾向是原先就潜伏着，存在着的，还是一时的迷狂所致？诚然，斗人者当时往往真诚地认为被斗者是有罪的，被斗者也往往认为自己确也是有罪的，但当雨过天晴之后，我们是否就理应认为错误全在历史，自己什么错也没犯过呢？对那些打人者、举报者来说，也是绝对真诚的吗？还是出于恐惧，出于泄愤，出于利益，甚或出于以折磨别人、咀嚼别人的痛苦为乐的阴暗心理？我并不膺服那句人人尽知的“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话，此刻它竟浮了上来。我在想，光有火苗，底下没有大堆的干柴，是怎么也燃不成熊熊大火的。

    人流擦身而过，我注意着今天的男人和女人，早已不复三十年前多是憔悴、迷乱、惊恐、叵测的神色，而换上了健康、紧张、专注、急躁的脸色。人们似乎都盯着一个很实在的单一目标奔去，脚步匆匆。“人对人”粗暴侵犯的时代消歇了，代之而起的总不会是个“人对物”狂热占有的时代吧？

    一场大噩梦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而结束了，但那时代的精神因子也永远地消失了吗？我从外电或零星报道中看到，不是没有人怀恋“文革”，渴望那非人的方式重演。我从眼下层出不穷的贪污犯看出，他们抢掠金钱的疯狂决不亚于“文革”中迫害他人，攫取权利的疯狂。我不禁为之怅然：昨天与今天之间真的已隔着鸿沟？昨天的人心与今天的人心真的已全然不同？外在的文明的进步真的可以代替内在的文化的进步？某日，我偶然翻读加缪的《鼠疫》，里面竟有这样的话：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威胁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兴高采烈的人群却看不到。鼠疫杆菌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中耐心地潜伏守候……

    我再次回望王府大街64号这座老楼，心想，有些东西是应该遗忘的，有些东西却不能遗忘，永远不能。

    写于一九九八年六月至八月

    时值纪念田汉诞辰一百周年

    2.皋兰夜语

    久居兰州的人都知道，深夜出门，不用抬头，即能感到，或身后，或眼前，定有一庞然大物在冥色中谛视着你，那就是皋兰山了；也不必引颈四顾，定能听到一种哈气似的嗬嗬声在空气中鼓荡，那就是黄河的涛声了。

    记得一九八六年前后，有位兰州的故交到了北京，闲谈中顺便说起：“皋兰山上建公园了。”兴许他的语调太平淡，兴许当时的我未及细想，反正我没当回事。我估计，那无非是在皋兰山腰的某处修了个凉亭罢了。我的想象力再丰富，也是断乎达不到山巅的--在我少年的记忆里，皋兰山仰不可攀，直薄云汉，如壁立的屏障守护着兰州，兰州则是偎在它脚下的羊群。实难想象，在这陡峭的几乎寸草不生的皋兰山之巅，能建个什么公园。

    终于，在一秋日傍晚，我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兰州。下火车后猛一抬头，竟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皋兰山还是那副熟悉的静卧了千万年的姿势，老熟人似的对我歉然一笑，但仰观山顶，却全然陌生了，着名的“一棵树”没了踪影，只见原先最高处烽火台的位置上，隐约飞起层层亭台楼阁，与秋夜的星斗混成一团，细辨则有角翼然，在雾霭里明灭，如神话里的蓬莱仙境一般，好像一阵风来，那缥缈的楼阁随时有升入霄汉的可能。这就是友人所言“兰山公园”了吧，果然奇幻至极。由于地面是万家灯火的闹市，山顶是星光灼灼的亭台，而中间部分的大荒山完全融入了沉默的夜色，所谓山顶公园便有了天上宫阙、琼楼玉宇似的飘游感。我盯视片刻，觉得眼睛发酸，真不知是天宫在轻摇，还是夜气在浮动。

    我也算是到过一些地方，见过一些世面的人了，就说夜景吧，曾登上国际饭店看上海（听说现在该去登东方明珠电视塔了），也曾登上枇杷山看重庆，还在飞机上看过夜的法兰克福和罗马，但我敢说，它们尽可以其富丽或壮丽炫人，却都不如夜的皋兰山那么富于梦幻之感。我早就觉得，兰州含有某种说不清的神秘和幽邃，暗藏着许多西部的历史文化秘密，凡只到过西安没到过兰州的人，绝对不能算到了大西北；只有到了兰州，而且流连黄河滩，驻足皋兰山者，才有可能摸索到进入大西北堂奥的门径。

    我从来都固执地认为，王之涣的《凉州词》，只能作于兰州，而且描写的也只能是襟山带河的兰州。“凉州词”乃古乐府惯用的诗题，并非只能与凉州或只有亲临凉州者才能用它，这就犹如唐人写“出塞”、“入塞”的诗很不少，并非每个人都非要出一回塞一样。可是，单就这首诗的意境观之，恐怕诗人不亲自来到一个高山、长河、古城三者奇绝地扭结在一起的地方，是断难杜撰得出来的。

    我想象，王之涣是在一个早春的正午，一个假阴天，来到兰州雷坛一带的河谷的，他极目西眺，觉得黄河上接白云，仿佛是从云端挂下来的，就有了“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句子出唇；再侧目一看，发现身边的孤城兰州紧贴着崔嵬的皋兰山，四围群山如簇，使山愈大而城愈小，便生出了“一片孤城万仞山”之慨；当时天气乍暖还寒，兰州一带的杨柳还没有吐芽，王之涣打了一个寒噤，猛听得有羌笛声若断若续飘来，心里想，兰州尚且如此，那凉州以西的古战场，还不知道会怎样的苦寒呢，遂叹息道，“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啊。我这样解，唐诗专家可能要引经据典地起来反驳，但据我所知，只有兰州才具备诗中所写的特殊地貌，往西去，甘、凉、肃、瓜四州不是这样，沿黄河上下逡巡，济南、郑州、西宁、银川等地，也都不是这样。后又发现岑参咏兰州的诗：“古戍依重险，高楼见五凉。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益发坚定了我的看法。

    兰州这地方确乎有种非凡气象，黄河穿城而过，环城则是山的波涛，好似一座天然的古堡，外面的东西不易进来，里面的东西也难出去，铁桶也似的封闭。要是在西安，你会感到关中大平原的坦荡与敞开，而身在兰州，你就没法不体验一种与世隔绝的疏离感、禁锢感，连走路的步子都会放慢。从地图上看，兰州才是中国真正的中心，老人们常说，环绕兰州盆地的群山是一条逶迤的巨龙，皋兰山是龙头，九州台是龙尾，确实越看越像。小时候，我就经常好奇地久久凝视着它，盼望着又惧怕着它会抖动头颅。及长，渐渐知道了龙的传说，就想，这里是否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发祥地？惜乎只是猜想，并无如“黄陵”之类的有史可征。但凭着直觉，我相信这是一块神秘的土地，以前必发生过或不见史籍却惊天泣地的事，以后也必会弄出震撼神州大地的响动。

    考证起来，兰州的历史甚为悠久，秦置陇右郡，汉置金城郡，隋置兰州，皆为兵家必争之险要，到了今天，它更是西北重镇，交通枢纽：陇海、兰新、兰青、兰包诸线，均奔凑兰州而来，交会之后又各奔西东。川陕及沿海的货物要进入青海、新疆、西藏，或青海、新疆、西藏的产物要运到内地，大都须经兰州这个“瓶颈”。兰州的得名，一说来自于夹峙着它的一山一河，即皋兰山（兰）和黄河之滨（洲）；一说古时的兰州四季如春，盛产兰花，故有此名。对后一说，我有些怀疑。古兰州府或古金城郡，其实是一个小文化圈的别称，它还应包括河州、湟州、临洮、循化、榆中、皋兰等一大片青海与甘肃接壤的地面。新石器时代着名的马家窑文化和稍后的齐家文化，老窝都在这里，前者因临洮的马家窑而得名，后者因广河县的齐家坪而得名，你想找最地道的三足鬲和鱼纹盆，恐非此地莫属。曾使举世惊愕，众学者争执不休的“舞蹈纹彩陶盆”，即出土在这个文化地带。此盆也确实奇特得很，盆沿上的舞者，咱们的老祖宗们，头上之饰物似为发辫，披于脑后，而下体之物，就很像男性生殖器，舞者裸体而踏跳，奔放恣肆，性器官非常之突出，这就不能不使学人们大费猜详，一定要破译它的意义了。列祖列宗，你们何以豪放如此？它的笔势、动感、构图、线条均出奇的成熟，却出自五千年前的先民之手，怎不令人惊异。

    所以，兰州是封闭的、沉滞的，但又是雄浑的、放肆的。不信，你往黄河老铁桥上一站，南望皋兰山，北望北塔山，下望黄河那并不张扬却又深不可测的浑浊漩流，会感到一种山与河暗中较劲的张力，或蒙克绘画中才有的紧张感，据说现在的黄河冬天也不结冰了，于是不存在解冻问题，但在我小时候，看春天的“开河”，那刺激不亚于惊雷奔电，若是一个人独立河边，或会被它骇人的气势吓得战栗。看啊，一块块硕大的排冰，像一个个满怀仇怨、冲锋陷阵的生灵，互相追逐着、撞击着，那高扬着手臂的冰块杀过来了，那低头冲刺的冰块迎上去了，时而惊天动地地轰鸣，时而粉身碎骨地呻吟，有的冰块狂暴得简直要扑到岸边来捉你，于是冰水都溅湿了你的棉鞋。四野岑寂，整条大河犹如低吼着的、厮杀不断、尸横遍野的战场。夜幕降临，就益发骇人心目。这不由让人想起《吊古战场文》里河水萦带，群山纠纷，声析江河，势崩雷电一类的句子，遥想发生在着名的兰州河谷里的无数部落之间、宗教之间、民族之间、政治集团之间、阶级之间的征战和杀伐……

    翌日，天一放亮，我便急于寻觅登皋兰山的途径，想弄明白夜气中仙山琼阁的来由。我虽在兰州长大，却从未登上过皋兰山，在过去，那几近妄想，这回该偿还宿愿了。此时，王作人先生来了。王是我当年在兰州大学的同窗密友，现为该校教授，新闻系主任，他约我同去拜访另一同学杨临春女士。杨的寓所恰在皋兰山脚下，窗明几净，我们就坐看通往山顶的缆车缓缓上下，以及游客们的嬉笑状。杨说，千万不要白天坐缆车游山，那太没想象力了，一定要夜里上去，你才能看到一个真正的神秘的兰州。

    饭后，三个老同学散步在通往五泉山（皋兰山脚下的一处名胜）的路上，互相打量一番，感慨油然而生。作人是当年班上的英俊小生兼饱学之士，如今业已头顶微谢，一脸沧桑，他那曾经俊逸的脸庞，平添了不少岁月的沟壑。临春是着名的“校花”。当年我在班上年龄最小，虽不明内情，倒也听说，她的追求者就有十八罗汉之多。那可能是夸张，肯定有冤枉，比如仅写了一张小纸条者之类。现今的她，已是五十出头的人，正遇上私人生活的坎坎坷坷，脸色就颇显憔悴，明亮的眸子流露着呆滞，只有秋风中依然苗条的背影，还能想见昔日的丰韵。按老话说，她的出身不好，解放后家境败落，举家作为移民被遣到河西走廊某县，上高中时，寒暑假没钱回家，她就住在学校里，三九天还穿着一双球鞋。她后来的境况时好时坏，似乎一直摆不脱出身的阴影。她是在外面闯荡多年后回到兰州的，我们开玩笑地说，这叫归正果。看着她的背影，心头忽然升起一种苍凉感：我们这代人的青春真像小鸟一样不回来了么？

    他俩都说我不见老，我惟有苦笑，我说，这可能因为咱们西北人皮肤“厚黑”，少不显少，老不显老吧。临春忽然向我提了个严肃问题，她说，当年咱们班分配到北京的十几个人，为什么除了一二个，不出几年全都纷纷回来了，有的是老婆拖后腿，有的是生活不习惯，一个个直到回到老家的热炕上方觉安妥，你说，这仅仅是甘肃人家乡观念太重，畏惧交往，习性保守的缘故吗？我想了想说，这问题太复杂了，几句话何能说清，直到今天，在北京的甘肃人仍颇为寥落，牛肉拉面的打遍全国并不证明实质上有多大改变，比如，中直系统的全国作协会员近千人，而多年来其中的甘肃人竟只我一个，陕西人则多得多，你说怪不怪？也许，这些都与眼前的这座大山有关系吧。

    我小时候就觉得，兰州这座城市有种诡异而神秘的气息，当地俗谚云，“兰州地方邪，说龟就是鳖。”比如，过日子禁忌特别多，一言一动，甚至吃什么不吃什么，都能引起大人们的一番指责或恫吓，而大人们自己，也似乎个个寡言罕语，说出话来神龙见首不见尾，叫你摸不着头脑。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出于害怕，因为在他们的经验里，希望的事总是落空，担忧的事总要发生。后来渐渐明白，兰州地面，哪方人氏都有，汉藏蒙回无不靡集，而且教派繁多，关系复杂。从老人嘴里，偶然能听到血脖子教与关里爷、苏四十三血战华林坪，马五哥与尕豆妹、新兴教、随教汉人、西路军、民国十六年大地震、民国十八年大旱、血洗邱宅一类的传说，无不染着血腥气，而这些传说反过来就更增加了这座城市的神秘。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中有一段话说：“汉代以后，汉族对于西北各民族之征伐或抗拒，多以兰州为极西之支撑点，即到现在，兰州仍然成为汉族在西北与回蒙藏各族交往之中心，自政治方面言之，中国现在政治力量西部之极限，仍以兰州为止。北过黄河，西过洮河以后，军政权力，尽在回族手中。”范公这番话虽说在一九三六年，对揭开兰州历史上的文化密码，却具有高度价值。

    但兰州人也并不缺乏幽默感，有一首年代久远的谣曲，俏皮而无奈地表达了劳动者对苦难的反讽，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最绝妙的中国式的黑色幽默，倘用沙哑的嗓子哼唱起来，定叫人鼻酸而笑：

    走了个阿于县哪，买了个破沙锅，

    试着去吃饭哪，倒把那嘴划破，

    哎世上的穷人多呀，哪一个就像我。

    买了个破皮袄啊，虱子虮子多，

    穿在了我身上啊，雀儿它来作窝，

    哎世上的穷人多呀，哪一个就像我。

    娶了个大老婆啊，脸上的窝窝多，

    买了一升面啊，倒搽去了一半多，

    哎世上的穷人多呀，哪一个就像我。

    盖了个破房房啊，窟窿眼眼多，

    鸽子来踩蛋啊，倒把那梁踏折（读舍），

    哎世上的穷人多呀，哪一个就像我……

    我觉得，兰州城的性格，就像它那典型的大陆性气候一样，晨与昏，夜与昼，骄阳与大雪，旋风与暴雨，反差十分强烈；又像皋兰山与黄河的对峙一样，干旱与滋润，安静与狂躁，父亲与母亲，对比极其分明。这里既有最坚韧、最具叛逆性、最撼天动地的精神，也有最保守、最愚昧、最狡诈、最麻木、最凶残的表现。马化龙、马明心、苏四十三们的伟大的殉道精神，已在张承志沉郁苍凉的笔下复活，虽然我早在几十年前就听过这些回族英雄的传说，却无力写出。作为西北人，我感谢张承志和他的《心灵史》。但我认为，哲合忍耶诚然是一种宗教精神，但它的根须却是深扎在西北的大漠中的，这里的人民不论信教与否，都曾表现出同样万死不辞的血性，这就不单单是哲合忍耶所能囊括的了。广为流传的长诗马五哥与尕豆妹，是民间艺人根据真人真事编唱的，老兰州人都会哼几句“马五阿哥的好心肠呀，羊肚子手巾者包冰糖”之类。这故事叙述一对受封建宗法和门阀观念压制的男女青年，婚姻不幸，就不顾一切地“通奸”，向着阴沉而凶残的宗教势力挑战，遂招致了杀身之祸，终以“血脖子精神”喋血刑场。使我奇异的是，这故事中“性”的描写极为大胆野气，其反叛性的异乎寻常的决绝，中原文化恐不可能有此胆魄。但我又觉得，它的反叛精神是非理性的，自在的，原始的，带有一种可悲的封闭色彩。

    大概就因为这一切，我十分看重皋兰山顶上建公园这件事，觉得它似乎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兰州要超越，要登攀，要与山外世界对话，要升高立足点，打破万年的闭锁，汇入大时代的冲动。传说霍去病西征到兰州，正赶上黄河冰封，战士喝不上水，真是“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皋兰雪满山”啊，他一怒之下跨上红鬃烈马，要冲到皋兰山外去，却没能上去，只在山根下用马蹄踩出了五眼清泉，遂有了名胜五泉山。这自然是传说而已。但民族英雄苏四十三反抗乾隆暴政，坚守在皋兰支脉华林坪，被切断了水源，他欲翻山突围而不可得，终于悲壮就义，可就不再是传说，而是史实了。传说也好，史实也罢，似乎都在证明，皋兰山不是那么好超越的。

    到兰州第三天的深夜十二点左右，机缘来了。我们看完秦腔回来，司机小马忽然说，你不是想上皋兰山吗，走。我以为小马在开玩笑，半夜三更的，找死啊。然而，说话间车已窜出闹市，箭镞一般沿伏龙坪逶迤直上了。此时，不见有下山的车，夜在前方展现出一个庞大黑影，黑影的顶端有点点灯火在夜气里浮游，极为缈远。我们的汽车便向着这黑絮般的夜和星星似的灯奋不顾身地扑去，我想它远看一定像一粒萤火虫罢。虽然疾驰的车子左面不断闪出闹市灯海，我哪里顾得上细看，只是屏住气，死死攥住扶手，直到攥出满手的汗。我决不是一个胆小鬼，走过很多夜路，但我要说，像这样紧偎着绝壁，下望着夜市，一边是命如悬丝，一边是赏心悦目，将死亡与闲适奇妙糅合的地方，在任何一个都市也难觅到。

    蓦然间，一九四九年八月的皋兰山重现在眼前，我又看见马步芳的骑兵沿山上临时公路昼夜转移。从山下仰望，可以清楚看见山腰间黄尘滚滚，万马攒动，每隔五分钟光景，必有一匹马同骑兵一起被挤翻下来，那只能是当场摔死。那时，不及六岁的我，就专门痴痴地清点着摔死者的人数。兰州战役是着名的恶仗，皋兰山支脉狗娃山战役，在战史上也很有名。我在一份材料上看到，当马家军一败如水，土崩瓦解时，马步芳神情黯然地对其子马继援说过，我们由当初的十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十几万人，又由现在的十几万人，回到原来的十几个人，真是天意难测啊。他好像怀着一种对自身命运和地域文化的秘密无力索解的遗恨。

    的确，在西部，有些事是很邪乎、很不可思议的，譬如，河州有个叫摩尼沟的荒远村落，你可能连听都没听说过，它竟然培育并输送了近代以来统治西北的一大串政治首脑，尤其是主宰青、宁的所谓“西北五马”，除马鸿逵系河州另一村庄人，其余的皆出其里，而耀武扬威了几十年的“马步芳军事集团”，最早也从这里起家。不过，这一切都与一个名叫马占鳌的人联系在一起。此人名声并不特别彰显，但所起作用极大，他实在是西北的一个幽灵，少数几个改变过西北史的人之一。由于张承志的《心灵史》，人们爱谈哲合忍耶，其实更应注意的也许是马占鳌。如果说，哲合忍耶的领袖马明心作为一种精神象征是伟大的、不可企及的，那么，叛变者马占鳌作为一种精神象征则是无节操的、投机的、阴郁的。然而，可怕的是，历史在很长的时期里，竟然选择了、肯定了、袒护了马占鳌式的自全之策。这就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

    马占鳌原是河州摩尼沟的一位回民领袖，又是一位道行颇高的阿訇，主要活动在清朝同治年间。由于他抑富济贫，敢作敢为，曾在民众中享有很高威信。面对左宗棠的血腥镇压，他曾高张义旗，在新路坡一役中，巧施“黑虎掏心”战法，打得左宗棠部损兵折将，鬼哭狼嚎，溃不成军。他的军事奇才，使左宗棠惊骇万分。就在他的反清事业如日中天，人望几达顶峰之际，他突然提出降清的叛变主张，不免惊呆了他的战友。他先是派遣本族的十公子到左营投诚，继而他自己披戴枷锁亲到左营请罪，并为清廷的征剿和屠杀出谋划策，于是深得左氏的器重与赏识，那丑态很像洪承畴、钱谦益之流。但历史好像并没有惩罚这个叛徒，反而由此奠定了他的家族基业，开创了一个马氏家族统治甘、青、宁的漫长时代。有篇文章说得好，“惟河州的马占鳌不但无灾无害地善终，而且由于他的青云直上，形成了此后七八十年军阀割据的局面，这种离奇的情况，一方面表现出马占鳌投机取巧、工于心计，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清朝以回制回政策的毒辣。”我感到，马占鳌其人虽已湮没无闻，但他那保守与狡黠、愚昧与精明相结合的消极的智慧，他的家族门阀利益至上的顽固意识，作为一种具体化的地域文化精神，是否并未完全散尽，至今还想在暗中挽住历史的脚步呢？

    过去常说陕甘不分家，又说青甘不分家，它们其实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传统。陕甘传统中含有较多开放的、向内地文明靠拢的因素，但它却柔弱、苍白，青甘传统带有更为封闭、蒙昧、保守的游牧文化色彩，但它犷悍、蛮勇，更富于生命强力。青甘传统的实质是封建化、家族化、门阀化，当年马步芳、马鸿逵们的用人，就曾有“甘、马、回、河”之说，必须是同教门、同地域、同家族之三同者，方可信用。还有个金树仁，三十年代初期的新疆统治者，居然也是河州人。在此人治下，全疆一度是甘人的天下，当时谚云：“早晨学会了河州话，晚上便把钢刀挎”，意谓只要认了老乡，马上就有官做，其狭隘保守的程度可见。近代以来到建国之前，兰州似经历了从陕甘传统向青甘传统的倒退，直到解放后，这一倒退的态势才被遏制了。但这种封闭性，作为一种惰性的地域文化心态，一旦成形，要改造就恐非一夕之功。

    十五公里提心吊胆的险路总算跑完，这辆无畏的汽车也终于在山顶的平坝上歇了脚，车里的几个人全都汗津津的，气咻咻的，好似狂奔的不是车而是人，大家相视而笑，笑意中藏着历险后的庆幸和宽慰。“看哪”，谁向山下遥指，紧张立刻转化为兴奋，发出一片惊呼。就在我们眼底，呈现出一片狭长的、璀璨的、深邃的灯光之海，宛若颠倒了的银河。灯光有白的、黄的、蓝的、橙的、红的，各个闪动着慧眼，于是，它们涌动着、呼吸着，如同有生命的潮汐。兰州并未睡着，愈是暗夜，它愈是光彩射目。黄河呢，这白昼奔腾不息的长龙莫非躲起来了？不，在两岸长串灯光的夹峙下，明显地有一条“黑河”，那就是她。我推想，在她的深渊，一定奔涌着黑色的、凶险的波涛吧。这时我才留意到，天上的星宿离我们极近，大有“扪参历并仰胁息”之感，再转身向南望去，好不吓人，但见夜暗里蹲伏着无数弓起脊梁的巨兽。同行的甘肃作家王家达告诉我，那是比皋兰山更高的马含山峰群，要在黄昏时辰看，别是一种阔大气象。

    夜深沉，寒气袭人，我却伫足山顶不愿离去。我在想，对兰州来说，皋兰山无疑是它的见证。四十六年前，马家军企图凭借天险负隅顽抗，终究不敌，兰州遂告解放。现在，古龙要彻底翻身了，古城要跨进现代化的门槛了，人们干脆在皋兰山顶建起公园，这太有挑战性和想象力了，一条龙紧锁兰州的历史结束了，人们已擒住了龙头，真正的驯化自然的时代开始了。我猛然觉得，此刻我登上的何止是山的峰顶，实乃一种精神境界的峰峦。回头一瞥，心头一惊，更高的马含山在黑暗中默默注视着兰州呢！

    一九九六年九月

    3.依奇克里克

    第一眼望见你，我就被你刻骨的苍凉打懵了，就知道此生再也不会忘记你了。这世上有的场面，只要一撞入眼帘，就能让人头皮麻炸，电击似的一颤，然后烙进记忆的穹庐。快两年了，路途多么遥远，可你的模样在我完全无意识的时候会冒出来，又悄然隐去，如云影掠过戈壁滩。这或许是你给我的一种神秘的暗示，希望我用笔把你的不灭的存在昭告于世人。

    其实，你只是一片废弃的油井和一座倾圮的油城，默默地藏身于天山南麓，条不知名的山沟。按地理方位算，你处在“塔北隆起带”，当在轮台、库车之间，正是岑参诗中“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地方。那天，我们本不是去看你的，而是去看正在穿凿中的将深达九千米的亚洲最深井“依南一号”的，却偶然地瞥见了你。

    我们乘坐的是“沙漠王”，巡洋舰吉普的第二代，马力大，底盘重，不怕颠簸，最宜于跑戈壁瀚海。可惜，拐进一片干涸而宽阔的漫滩，汽车就扭起了秧歌，越扭越欢，后来干脆跳开了桑巴舞。轮子从尖利的石头上碾过，似有赤裸的脚掌踩过刀尖的痛楚。抬眼望去，鹅卵石的波涛一直排向天边。没有人，连一只野兔的踪影也没有，仿佛登上月球般荒凉。虽是正竿时分，却有疹人的恐怖袭来--没有人的地方就会生出恐怖的。此刻要是把谁推上车，他还能活着回去么？风像个隐身强盗，吹着尖利的口哨，围着车子打转，随时准备下手。再看两岸山的波涛，呈赭红色，狰狞百态，气象森凛：或如狮虎伫立，或如巨鹰攫人，或作尖塔状，或作钟乳状，或作孝感麻糖千层饼状，眼看要压下来，一齐瞪视着渺小的汽车在河谷里摆簸。

    我忽发奇想：石油这种与人类命运攸关的珍贵燃料，就像飘忽的仙女，总爱跟人捉迷藏，不是遁入莽原和海洋的底下，就是潜进无垠的沙漠，非要累死找她的人不可。石油仙女的魔力也真大，直堪与传说中妖艳的海伦媲美，海伦诱发了特洛伊战争，石油仙女折腾得萨达姆和布什双双失眠，导火索似的引爆了海湾战争。我们的石油工人，却像勇武的骑士，仙女躲到哪里，骑士就追到哪里，风尘万里，一往情深，甘作二十世纪的游牧人。可为什么，驱动文明车轮的神油，非要藏在人类无法生存的绝塞？文明与洪荒是对峙的，为何文明发展的最深根基却又蕴藏在洪荒之中？有人说，宇宙是人的放大，人是微缩的宇宙，还有人说，世界是意志的表象。那么，人和原油，是否都是神秘的生命意志外化于大地的具象？我发现，到了这儿，一切都能被更深地感悟。

    那天，我们的汽车还真出了毛病，司机下去一看，轮胎扎进一只石牙。他说，千万不敢拔，不拔还能跑，一拔就只能瘫在这儿了。他抬头看着天说，万一遇上暴雨，咱们全得完蛋，跑都没处跑啊。我想起斯文·赫定写新疆的着作里，多次描绘过的“干沟”：那是指天山南北孔道间的一段河谷，盛夏万里无云，天边突然有一团不祥的黑云探出，霎时间，暴雨掀天揭地，干沟翻成怒海，人畜顿成鱼鳖，无一幸免。只消几十分钟，浩劫即可完成。直到一九九五年，还发生过一起整车旅客罹难干沟的惨祸。所以，提起干沟，没有不心惊胆战的。我们感觉着一沟热风翻涌，惟有太息。

    哦，依奇克里克，谁能想得到，你就是在这个时候蓦然现身的，令人猝不及防！

    当时汽车总算离开河谷，爬上高岸，我们可作壁上观了，我心想，哪怕你真个洪水滔天，其奈我何？正得意问，忽然发现拐弯处，有一条新的河谷地在展开，定睛细看，只见密麻麻一片蜂窝状的东西摆在谷底，呈一字形，像大地震后的遗迹，又像大火焚毁的集镇，还像影片里被劫掠过的村庄，裸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万分苍凉乃至于恐怖。里面的人呢，怎么全失踪了？抛下经营多年的家园，不心疼吗？到底是地震、洪水、野兽，还是神秘的外星人把你们掠走了？我以为，在最骇人心目的景象中，废墟要算一种，它简直像一具尸骸，仰躺在那儿，使人急于探知它的来历和藏在残垣断壁中的秘密。我是见过，些废墟的，比如圆明园，高昌故城，交河故城，但眼下的景象却不同，像是个活物，好像炊烟刚刚散尽，主人离去不久似的。这就是你，一条名叫依奇克里克的山谷和同名的废油城所给予我的击打般的第一印象。

    一孔孔遭尽风吹雨打的黑窗洞，像盲人忧郁而深思的眼窝迎视着我。漏斗状的旋风一圈圈跟了过来，尖啸着旋过身旁，旋过街巷，又像你不安的灵魂向我倾诉。你的规模真不小：有操场，戏台，小学校，成排的泥坯房，宽的街巷，虽大多已坍塌，却不难见出一个村社的形态。我当然知道，独山子是新疆最早的油田，发现于解放前，继之是北疆的克拉玛依，发现于一九五五年；而你是南疆最早的油田，发现于一九五八年。从五十年代中期到“文革”结束，你聚集过七千石油健儿，最多时达到十万人。你是一所严酷的学校，培育了第一代新疆的石油人：教会他们从地壳深处钻油，锻造其顽铁般的筋骨，磨炼与恶劣环境周旋的能力。人们都说，没有依奇克里克，就没有今天准噶尔和塔里木的广大油田。从这里走出去的人，遍布全疆，有的还远走江汉、胜利、大庆。你的出名，还因为你的北面有“健人沟”，南面有新兴的“依南油井”--新疆石油人的秘密好像全在这儿了。

    我知道，你原先只有地窝子，后来才有了干打垒，至于土坯房、自磨电和家属、学校，那是最后阶段的事了。一道道暗红的山脊紧贴你身后，好像人一抬头就能碰到鼻子尖，你最大的财富是满眼戈壁滩的石头。你啊，冬天的雪有半人深，夏天硕大的蚊子能钻透衣服叮人，春秋沙暴多，它一来，天地失色，呼吸憋闷，能见度只有一米，只隐约看见人的牙齿在闪动。人们一年四季都穿着棉袄，就是那种四十八道杠杠的工服。汽车半月会来一趟，运来物资，再拉走一车车原油。当时大学生比牛毛还多，上趟厕所没准就能撞上两个。一封信要走几个月，新婚的人两年才探一次家。没有电灯，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没有八小时工作制，只有繁重的两班倒。从山边的钻井下班的人，顾不上脱衣，死猪也似的倒头便睡。山谷的夜黑沉沉的，只有野狼的嗥叫在寒风中远游。那时，你与外界基本是隔绝的。后来，有了一只小半导体，每晚几百人围着这小玩艺听，把声音放到最大，大到好像一条街都能听到，才不那么孤寂了……

    哎呀，怎么老说这些，多没劲啊，你难道不觉得，这一切并不怎么新鲜有趣，在老掉牙的故事片里不也能看到吗？怎么就不说说，七千人，二十年，封闭在一条山沟里，把人的体能耗到极限，也只出产了可怜巴巴的一百万吨原油，生产力多么低下，设备何其落后。今天，不用走远，只要看看轮台的东河塘联合站，电视监控，自动分流，十九个人穿着白大褂儿就管起了一大片油田，相当于以前上万人干的活，年产六十五万吨呢，你还有什么好夸耀的？

    是该想一想了，依奇克里克，你究竟是耻辱的象征，还是光荣的大纛？我在一块滑洁的大石上坐下来，摸出一支烟点燃，透过急风掠走的烟圈，打量着你。我想起有人当笑话告诉我，说某油田有个青工名字叫“石生”，二十多年前，就出生在依奇克里克，他这名字有来历，一说是因为他的母亲感到即将分娩的疼痛时正好坐在一块大戈壁石上，但另一种说法却是，当年他的父母难得一见，是夏夜在一块大青石上做爱才有了他的。我更相信后一说法。我不但不觉得可笑，反而感到有种苦涩的激情和前无古人的浪漫撞击心头。

    一九六五年，你最大的一口油井在经历了长久的钻探和焦灼的等待后，终于喷油了。那一夜，狂喜的人们热泪纵横，点起火把，敲起脸盆，彻夜在山谷里欢呼、笑闹、奔跑、唱歌，脸盆都敲碎了还在敲，火把照得斑猫和塔里木兔惊惶四窜。没有人布置以这种方式庆祝，一切都是自发的。这是，场无人喝彩的演出。当时，整个民族即将卷进“阶级斗争”的大厮杀，谁还顾得上天山深处的这群挖油汉子？对依奇克里克人的情感来说，这也是压抑很久的一次井喷。你们说过，日日夜夜的辛苦有了回报，这就够了，“我们的兴奋点是油啊”，这朴素的话语多么令人深思！那是个说大话不上税的年代，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哪一样不急等着石油解除焦渴？口腔运动可是变不出一升油来。你的封闭和远离反倒有助于盯紧出油这个目标，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没有先进的设备，没有雄厚的物资，就只有靠团队精神，靠肉搏，靠“熬鹰”来弥补了，不然怎能夺取油呢？你抗拒不了潮流，扭转不了混乱，但你必须给狂躁的城市提供燃料，于是你只能在夹缝中战斗，奇迹般地维持了另一种秩序。在今天，你的意义或者说遗产，难道仅仅是那点原油吗？

    我曾被你的一堵土坯砌的大照壁吸引，旁边还有戏台和操场。照壁上的宣传画早已剥落，剩下一行语录独对风雨，那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照壁，这戏台，这操场，太容易与残酷斗争连在一起了。我问一位同来的老钻长，“文革”这里斗得够凶狠的吧？谁知回答竟是：风平浪静，世外桃源。他还说，我就挨过批斗，斗完后我的心情不是更坏了而是更好了。我以为他在搞反讽，说怪话，嘿嘿地笑了，不料他严肃地说，你当我在说笑话吗，我才不说笑话哩。这儿的人来自四面八方，原先谁也不认识谁，现在为了出油，谁也离不开谁，就像一家人，一个大家族。石油这一行，最讲“师”道尊严，比如玉门出身的老师傅，就像酋长一般威严。整个“文革”，也有个别捣蛋的，但始终只有一派，斗不起来，你想嘛，当领导的没有特权，要说有就是吃苦的特权。大家穿得一样，吃得一样，连饭盒都一样。上并，领导得冲在前头，批判会领导也得冲在前头，他得像完成生产定额一样完成政治任务啊。

    我仿佛沿着时间隧道逆行，来到了三十年前一个夏日的傍晚，眼前幻化出一幕滑稽突梯的场景：我的身旁，匆匆走过梳洗完毕的工人们，他们换上干净衣服，取出手帕包着的红宝书，在大喇叭播放的语录歌声中，涌向操场。气氛欢快，如过年闹社火。一伙人把一人压在身下，硬是掏走了他的烟给大伙儿分发了；另一小伙子的帽子被人藏起，他追寻着，一回头，却见帽子被抛上了天空，众人皆畅快地大笑着。小一会儿，大会开始，一切模仿内地的批斗会，先是念老三段，晚汇报，接着一声断喝，钻井大队的书记被“揪”上台，垂首站在台侧。然后是各分队代表的发言比赛，有人刚一上台，底下就笑，笑得莫名其妙，谁念得好，就鼓掌，谁念得结巴，就哄笑，发言内容与批斗对象毫无关系，书记有时还不顾此刻的角色，纠正起发言人念的错别字。最后，书记像卸装似的把胸前的牌子一摘，缓步走到麦克风前，清清喉咙说：“下面，我把明天的生产任务布置一下。”夜色渐浓，人们才恋恋不舍地散了场。有人把书记拉进小屋，沏上好茶说，你今天站得不错，腿累不累？

    一九七九年夏天，大撤离的日子到了。依奇克里克，你的表现又一次使我意外。按说，油井枯了，留下已毫无意义，走出封闭，到条件好的地方去，该是求之不得啊，可实际情形却是，人们并不愿离开，磨蹭着，就像快出嫁的姑娘舍不得离家，对于外面即将开始的轰轰烈烈的改革，人们既感新奇、向往，又显得迟钝、茫然、畏怯。有人说，这是因为过惯了家族式的、封闭的、整齐划一的生活，某些方面退化了，不知该怎样适应外面陌生的世界。也有人说，多少年的青春、理想、汗水和精神追求，全都扔在这块土地上了，怎么忍心离开它？虽然有的东西正在过时，但它和我们的生命连在一起撕不开，我们怎能像别人那样轻易抛下？

    我听说，在整理东西和等车搬运的日子里，人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了附近的“健人沟”散步，面对这条与天山山脉千万条山谷并无两样的山谷出神。“健人沟”，好怪的名字！原来它是为了纪念一九五八年牺牲于此的两个年轻勘探队员戴健、李月人而命名的。戴健，女，时年二十三岁，湖南长沙人，地质学校出身。李月人，男，年仅十九岁，刚参加工作。那年，戴健已完成任务，本应回南方与未婚夫筹办婚事，她却主动放弃了，继续入山勘探，突遇山洪，攀援不及，被裹着泥沙和滚石的洪水卷出了十几里，死时手中紧攥着资料，观者无不为之动容。现在有一出歌剧叫《大漠女儿》，是写杨虎城之女杨拯陆为找油而牺牲的，与戴健之死很相近，只是前者被冰雪冻死，后者被山洪淹死。想想戴健，作为一个少女，还没来得及品尝爱情的酒浆，作为一个女性，还没有哺育可爱的婴儿，就被洪流吞没了。她死时身在异乡，身边只有天塌地陷似的暴雨和一万头猛兽似的黑浪，她的呼叫没人能听见，她像一个蜉蝣似的在洪荒宇宙中隐没了。依奇克里克，你看见了这一切，却没办法救她。如今我们来到这里，红色的山脊逶迤着，周围静得吓人，只有风儿呼喊着说，她就在这里。追想四十年前事，我对依奇克里克人的恋家情结似有所悟。

    依奇克里克。我觉得你不仅是一片物质的废墟，更是一片蕴藏丰富复杂的精神遗产的废墟，以至使我一时理不清头绪。今天是昨天的继续，今天我们日益雄厚的石油工业决非从天而降，而是以你这样的血肉之躯一步步铺垫的，包括你提供的经验、智慧和教训。尽管你把人的体能利用到了极限，但你的科技水平、管理方式和产量的严重滞后，仍然证明精神不是万能的，不走现代化之路就没有出路。你是一种过时的生产方式的象征。然而，现代人早就发现，物质的东西过分壅塞，精神就没有地盘，有时想激动都激动不起来，不得不苦苦地呼唤激情。无论物质技术条件如何发达，作为主体的人依然需要拼搏、牺牲和奉献，否则人就不能发展。这也是被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依奇克里克，你的伟大和复杂，正在这里。

    我们离开你时，看见废油井旁只有一个维族瞎老汉和一条狗守候着，斜阳残照里，有人在一点一滴地打捞着你的余沥。才十八年，你已成废墟，古老如一个世纪，令人无限感慨。向南看，“依南一号”高耸的井架冲天而起，直插霄汉，它将是亚洲最深井。我们向它走去。我很惊讶，在这同一条山谷，昨天与今天、历史与现实，竟只有一步之遥。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塔里木归来初稿

    一九九九年二月重写

    4.还乡

    一九九0年三月末的一天，我在西安，本该向东赶回北京的，却鬼使神差地冒出一个念头：往西，回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看看。这念头来得突兀，又执拗得不可抗拒，连一分钟也等不得了，我像急于找回什么东西似的，当晚跳上西去的火车。

    过路车拥挤。云贵川甚至远如两湖一带的劳工，在蔡家坡、宝鸡等站一股一股往上涌，他们要到西部去发财。等我意识到，该赶快上趟厕所时，一切都来不及了：我被如潮的人流挤压并固置到一个角落，膝下、头顶、后背全是四肢的网络；人味儿、烟味儿、汗酸味儿塞满车厢，好像划一根火柴，就可以引爆。我只好收腹吸气，竭力把自己想象成一片山楂片，或是一条瘦鱼，独自在灯影里发怔。

    此时，不争气的尿憋得我额头发麻，只有靠大力提气稳住。环顾车厢，除非我能贴着人头飞翔，否则断难接近厕所，而且即使接近了，厕所门口犹如蜂窝，站满了人，我怀疑那是一扇永远也敲不开的门。

    我暗想：多年来，我出差不是卧铺，就是飞机，来去潇洒得很；目的地又都是省会一级的大城市，有接有送，何曾受过这等洋罪。幸亏我是男人，万不得已有个塑料袋也能应付，要是年轻的女性呢，我不敢想下去了。人生总难免遇到某种最尴尬，最狼狈，最无可奈何的境况，这是否就是一种？比它更复杂，更深隐的还有多少种？而我又体验过多少呢？

    看着身边一张张疲惫的、汗津津的面孔，看着因过多的忍耐变得神情有些呆滞的男女，我忽然有种跌落到真实生存中的感觉。我平时对人生的了解，太片面，太虚浮了，生活的圈子愈缩愈小，感性的体验愈来愈单调，虽然也大发感慨，也大谈社会，实际多是书本知识和原先经验的重复。我们虽然明白，如今是个既有高楼大厦，地铁飞机，卫星导弹，卡拉OK，又有陋室茅舍，荒山鸟道，人满为患，四脖子汗流的时代，但你必须亲身流流汗，才能真知。席勒说过“人生反被人生遮掩住了”，可谓警语。“城市化”割裂了我们的感觉，我们不再与生命之源保持和谐了。也许我的挤车回乡，含有寻觅更真实的人生的潜在动因吧。

    还好，我没被憋死，下半夜车到天水时，我有种欣欣然的解放感，甚至有点感恩戴德，似乎只要准许我下车，什么行李呀，辎重呀，金银财宝呀，全可以抛掉。人呵，有时有无尽的奢望，有时一点给予即倍觉幸福；到了外物负载得过于沉重时，生命往往会跑出来示以颜色。谁能说，享用山珍海味的快感就一定超过了淋漓尽致地撒一泡尿，睡席梦思床的舒服就一定胜过在热炕上打鼾呢？

    我的故乡藏在莽荡群山的夹缝里，渭河拐弯的地方。从县城去那里，一般转乘火车；若能弄到汽车，有一土路可达，约六十里许。

    我在县城先找到我的亲房侄子天宝，小名狗娃子，我隐约觉得他似乎就是我要找寻的人中的一个。论辈分他是侄子，其实年龄比我大，是县里一个部门的头头。他的长相与某些伟人颇相像，长方大脸，厚实魁梧的身坯，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浓密的大背式传统发型，倘用器宇轩昂四字，足以当之。记得小时候，他是什么烈性牲口也敢降服的，拳头扫平全村的顽童，我们对他既亲近又害怕。土改那阵，他顶多十二三岁吧，每到天黑总提一柄明晃晃的大刀，到河边护村队跟大人一起守夜，烤洋芋吃。那时的雾好像也特别大，雾幔从凤凰山拉下来，把渭河滩、磨房、高粱地严严盖住，他在雾中飘忽前行，他的刀一明一灭，我尾随他去过几回。正月十五闹社火，皮影戏开场前，他头扎白羊肚毛巾，在人圈里舞红缨枪，风车似的旋动，英武非凡。在孩子群里，他就是主见和勇敢的象征。他很早就是县里四个兜儿的干部。我读大学时放假回乡，总去看他。他一面弹着烟灰，一面讲“又红又专”的道理，我频频点头。现在他说起话来还是果断得很，大巴掌一挥，气势很大，依稀可辨少年时代的风采。

    我们一见面他就说，二十多年了，你回老家看看吧，就坐我的吉普，我陪你去，当天来回。我除了感谢，还暗中艳羡地方干部的权威。其实，一到县城亲友们就争相告诉我，天宝有罗马尼亚吉普。乖乖，不简单哪！

    罗马尼亚吉普开过来了，并非想象的那么神气。车门总也关不严，司机老罗总用脚踢它；沙发座里像藏有硬物，直扎屁股，猛一颠，叫你浑身出凉汗；里程表已坏，是个黑洞洞，像老人没牙的嘴。更有趣的，走着走着，老罗就停车，跑到前面，掀起前盖，用手又拉又揪又拍某个部件，我就莫名其妙地想起一句唐诗“轻拢慢捻抹复挑”来。可天宝依然有不易察觉的自负。

    车爬到凤凰山顶时，落起小雨，游丝一般，路面仅被打湿，泛着白光。天宝忽然紧急挥手，老罗遵命刹车。只见天宝挪身下车，稳健谨慎地以伟人般的步伐边走边审视每一寸路面，老罗则像堂吉诃德的随从桑丘，亦步亦趋，像低头找什么东西。

    我大惑不解：这点小雨算什么呢？干吗要停车？出于好奇，我也跟上来，也弓腰审视每一寸地面，但看不出有啥奥妙。结果，天宝用庄重的口吻说：“这样的路，这样的天气，非出事不可！”老罗不知是受了启发，还是惯于从命，立刻点头道：“不行哎，这路怕走不成了。”我感到太怪了，想分辩，但一看他俩脸色的严重，竟张不开口；我想笑，脸上的肌肉却僵住了。

    怎么劝说天宝也没有用，越说，他越固执，摇摆大手，用固执来掩饰恐惧。他把前景描绘得可怕无比，好像开下去必死无疑。我这才注意到，他那原先炯炯的眸子闪动着怯懦的光，倔巴得像个老农，我甚至生出一丝怜悯了。听说，这些年他辗转过好多单位，有时愉快有时很不愉快。有一年他来北京，说是来“看病”，其实无病可看，每天访游名胜，细问才知道他正在闹情绪。还听说，他曾在某处经历过一次车祸，别人都栽到崖下，他一个前滚翻就出来了，仅擦破头皮。莫非人生的暴风雨，人事关系的烦恼，抑或昔日的噩梦，把他吓出了毛病？

    救驾的人终于来了，一辆卡车昂首嘶鸣，飞驰而来，在天宝身边停了几秒。里面的人说句什么，就大大咧咧开了下去。原来，车内是位副县长，要给老家送点煤和粮食。我颇有深意地瞟了一眼天宝，他倒无需转思想弯子，只吩咐老罗开车继续前行。

    细雨中的路面不起尘埃，清风徐来，草木轻摇，天宝来了兴致，扭头说，这天气坐车最舒服了，我报以颔首微笑。其实，他也许永远不会想到，此刻我心中涌起的是一种莫名的失望情绪。我当然知道，世间原本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可人又是一种没有永恒的念想就活不下去的动物，于是才在心灵深处贮藏许多美的回忆的吧。你经历过的生命的辉煌，你品味过的诗意的瞬间，你热恋或倾慕过的女子，甚至一种吃食，一个物件，在世俗生活的潮流中都会变色变味。美，最怕第二次光顾。那么，是否最好不要轻易“启封”？不要重新碰“她”？这岂不又有违人类追求美的天性了吗？

    哦，故乡在雨后的雾岚中出现了，她静静地斜倚在河谷里，似在等待我的到来。渭河如弓弦划出一道弧线，好似我臂弯上鼓突的血管。

    可是，我的渡船呢？我的因独轮车滚过而呻吟着的草桥呢？我的蓝蒙蒙的布满松柏的坟院呢？我的波光闪闪的水渠呢？我的高低错落的永远哼唱着的磨房呢？还有我的鳞次栉比的乌黑瓦屋顶上软软的、悠闲的炊烟呢？怎么全都不见了。是我的眼睛迷蒙了吗？我只看见一座曾在电影里见过的钢铁吊桥悬浮于渭河之上，又看见昔日低矮的瓦屋群里，像突起的蘑菇似的，伫立着不少两层小楼，让人想起京沪线上的江南农村。不过，待我抬头看见四嘴山上蹲伏的家庙时，才实实在在觉得到家了。家庙油漆一新，灼灼照人，是这里最雄伟的建筑。两年前，老家来信募捐，说要翻修家庙，还说我名列乡贤第二，曾让我哭笑不得。现在“乡贤第二”终于回来了。

    汽车下到谷底，沿着渭河跑起来，路边是刚放学的娃娃，赶集的村民。奇怪，他们管自走路，对汽车和车中的“乡贤”并无兴趣，不复多年前对汽车的好奇。记得有一年我从城里来，一个跪在场院用梿枷打麦的小脚老婆婆问我：“都说汽车汽车的，到底是驴拉哩还是人掀（推）哩？”我说：“驴也不拉人也不掀，它自己跑哩。”老婆婆惊诧道：“噢，这么说它是个活的？那它吃啥哩？”我说：“吃汽油哩。”老婆婆于是拉长声啧叹了许久。唉，我的故乡曾经是多么贫穷和蒙昧啊。而现在，还有谁稀罕汽车呢？

    我低头下望，看见河里前拥后簇的浪花在急急赶路，它们像不断伸出的手爪，似要揪扯住我，仰面诉说沉埋河底的往事和无尽的悲欢。我有些悚然了。还是一个突遇的场面，把我拉回到现实中来：车进村口时，我瞥见卖凉粉的小摊，那个左手平托一块粉、右手用刀快切的老妇，不正是五娘吗？我差点大喊起来。不料，天宝却淡淡地说：“什么五娘？她要活着，还不快一百岁了？那是她女儿淑贤。”我惊异地回望叫淑贤的女人，那面相，皱纹，装束，真是酷似五娘，且含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神秘和苍凉。这一瞬间，我感到了时间的古老，又体味着岁月的无情。

    天宝和他的车到别处去了，我独自沿着泥泞的、熟悉而又陌生的村路走下去。路上不时遇到一些我好像认识，又不认识的男女。甘人老实，不敢贸然向生人，特别是干部模样的生人打招呼，或者他们也在回忆，于是双方皆鹄立着，相顾无言。我此时忽然觉得，人一到这里，连走路的速度都放慢了，昨日的拥挤、浮嚣、嘈杂全都远遁，周遭的宁静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隐隐有渭河的涛声传来，偶然有唧喳的春雀儿掠过，让人想到，城里人按钟表的节奏旋动，这里可是依自然的节奏生活，你本身就是自然的一分子，你与蜿蜒的路，高阔的天，含烟的树融为一体了。

    我终于跨进了门楣上写着“耕读第”三个大字的家门，字迹的斑驳显示着它的古老。陇东南一带，即使赤贫的农家也不忘在门上漆这三个字，表示对农耕、读书、孝悌的敬重。这个门我不知进出过多少回了，此时跨入，顿感生疏；异母兄嫂、侄儿女辈蓦然相见，大有“相对如梦寐”之感。然而，正像很多文章里写过的，欢乐的气氛很快把我包裹。亲房本家一些上年纪的人，也朗声呼喝着我的小名，跺着泥鞋来了。我被推搡到炕上，盘膝而坐，连忙一遍又一遍地抛撒香烟，把糖果点心塞到挂鼻涕柱的碎娃们手里。不知怎么一来，我开始改用略显生硬、毕竟地道的乡音说话。改为乡音既使我腼腆，又使我暗暗得意。这才体味出，尝见上海人的一见面即用上海话叽里呱啦交谈，那么得意洋洋的原委。过去我以为那是很可憎的。我望着炕沿下一些叫不上名字的碎娃，我的后裔，看他们用黑忽忽的眼珠盯视陌生客的傻憨态，恍惚觉得，他们中间的一个就是我。时间猛然间倒流回去，真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处。

    此时，我嗅到了一股熟悉的气味，一股湿秫秸烧进灶火，浆水面溢出锅，或者洋芋豆腐粉条大杂烩的浓厚气味，它直冲鼻腔，有大年初一早晨的感觉。我知道厨房里正在举火做饭。哦，我有些明白了，我从几千里外跑来，跑到这疏隔几十年的地方，原来就为了寻觅这股混含着秫秸、洋芋、浆水面的味道而来，为了成为这块土地上的一员而来。多少回了人到这里，心儿安详，睡觉踏实，一夜醒来，推开沉重的木窗，尝见大雪压弯枝桠。这里自有温暖宽厚的胸怀。困难时期我在省城饿得受不了，偷偷跑回，嫂子也饿得面色发绿，却不顾几个侄儿女的哭闹，抖空面袋，给我烙了几个大馍。我像大富翁一样，怀揣这几个高粱面馍，满足地回到城里。“文革”时母亲受冲击，命如悬丝，多亏回到这里躲藏，才保住了一条命。这里有种无可言说的安全感，依托感。我相信，一切饱尝孤独，挫折，虚假之苦的灵魂，一切曾被生活欺骗过的人，都会产生一种回归乡土的冲动的。

    然而，归来的踏实感却转瞬即逝。我发现，与亲友们的谈话进行得艰难，好像几十年的沧桑用几句话就说完了，总是我问得多，他们答得简短，或者简直就是“嗯”，“啊”，“对着呢”，“好得很”之类。常出现冷场，大家都憨笑着。饭菜端上来了，“陇南春”斟满了酒杯，似乎一个小高潮又掀起了。大家尽量热情地向我这“北京稀客”敬酒，“满上”，“再满上”，“干了”的吆喝声打破了沉闷。但是，我又发现，每当举杯喝酒时，我是主角，我存在，一旦酒杯落下，酒酣耳热的亲友就无形中把我撇在一边，津津有味地谈论谁家的媳妇打公公，谁谁到兰州办货去了，谁谁谁一怒之下到青海去了。大概估计我也听不懂，连看都不看我。这时我非但不是主角，连配角也不是，甚至不存在了。我荒诞地想，我跑了几千里，莫非专为喝几杯酒而来，好像我的任务就是喝酒。啊，难道独在异乡的“稀客”，才是我的真面目吗？

    侄女改兰早先来过北京，我们就谈得多些。她也是我隐约觉得要找寻的人中的一个。这三十岁刚出头的小媳妇，耳坠、戒指、项链都戴全了，黄金把她黑葡萄似的俊脸映衬得格外动人。别看她打扮上追逐时髦，其实性极憨厚。她最怕城里伶牙俐齿的女售货员，得了恐惧症，每次买衣服由于心怯总买错尺码，只好送人了事。春节火车上明令禁带烟火，她全然不知，大模大样地扛着礼花炮竹上车，结果给抓了典型，闹得一车人捧腹大笑。有一次她赶集时钱包被偷，不知回来如何交待，就怯生生地对丈夫世仓试探说：“嗨，今天集上丢钱包的人多得很哪”，世仓翻着眼说：“咱的钱包没丢就对了，说啥哩”，她于是不得不拖着哭腔说：“哎，咱的钱包也丢了”，一时传为笑谈。俗话说，傻人有傻福，“瓜（傻）娃子头上有青天”，尽管她傻乎乎的，命运竟强似众姐妹。她学过织毛衣的技术，前几年政策活了，她大胆买来几台机器，就发起来了，产品销行西北五省。她生性良善，出手大方，乐于资助兄妹，就并不遭人嫉妒。我望着眼前这健壮的少妇，无论如何难以与当年卖到北山当童养媳，又逃回来，被她母亲用柴禾抽得满院滚的黑瘦丫头联系起来。

    不过，她清澈的黑眼睛里似有空落、愁闷的意绪。她征求我的意见，说到市针织厂当个女工怎么样？我说，那你可就没那么多钱好挣喽。她说，我不管钱不钱，现在整天圈在家里，急挖挖的，人快成织毛衣的机器了，有啥意思。她说，她攒了钱，要去看大海，要到南方转转。她的血管里有我们家族的遗传，跟我，样，也是个不安分、喜冒险的家伙。她的想法，未尝不同时反映着一种属于未来的东西吧。

    我还要去找寻此行欲找寻的最后一个人，这个人属于过去，已沉埋地下几十年了，他就是我的父亲。提起他，我就想起了坟院。昔日的坟院，松柏森森，坟冢累累，是个神秘、幽静、肃穆的所在。不管我走到哪里，如何一日日地老去，那一团风景常悬在心中，似斩不断的生命根系的图画。现在哪里还有昔日的踪迹？我三岁那年，戴过孝，跪过、哭过、祭奠过的地方又在哪里？只见开旷的场地上矗立着一排排青砖小楼，据说这一片集中了近年来致富的人家。我们凭借几棵老树，才大略确定了父亲坟茔的方位。那多半只是一种推测。二哥烧起了冥纸，大家皆屏息竦立着，默默无语，各想心事。我想，这是否正是地下与地上，亡灵与生灵默契交谈的时刻？关于这个“人”的故事太长了，难以尽述，只想说，作为一个旧中国的乡土知识分子，他曾经幻想过也努力过改造乡土社会，现在他的坟头虽然平了，但平地上终究兴起了新的建筑，新的生活，想来他不会怨他的后代儿孙吧，说不定他还会感到真正的欣慰呢。

    晚雾悄悄地升起来了，我们也该回县城了。吉普开到河边时，我很想看到灰颈鹤。那是一种长着细细的腿，长长的颈的极可爱的大水鸟，幼时常见它们从冬至春成群地在河滩散步，孩子们即使挨近它们，它们也从容自若，并不惊飞。怎么现在连一只也没有了？天宝倒随口说出了一句让我吃惊的话。他说：以前的好多东西现在都没有了，现在又有了许多以前没有的东西。是啊，万物皆流，无物常住，我这次的还乡，究竟是失望，还是充实，说不清楚，只是隐隐想到，人是一种喜欢飘浮的动物，在人的灵魂中必有一种随时要飞的物质，压力来时，人可以坚实地踏在大地上，压力一去，又会飘飘然，结果招致更人的压力，如此循环，以至生命的终结，而我的还乡，终究起到了一点施压和清醒的作用。一切都被时间卷去了，再也难以找回当年的感觉，但又并非一切都被卷去，当我们承认世界和人生的有限性时，我们才会倍感某些情感的珍贵啊！

    一九九一年四月写于安外东河沿

    5.足球与人生感悟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世界杯足球大战的帷幕终于降下，球场上那震耳欲聋的喧闹声、咆哮声、擂鼓助威之声消歇了。带着大欢喜、大悲哀抑或深刻隐痛的人们也已风流云散，一切复归于岑寂。然而，事情真的像叔本华说过的，人生无非是在痛苦（或欢乐）与无聊之间来回摆动的“钟摆”吗？因熬夜而双眼发红的球迷们，现在是否只剩下在无聊和新的等待中打发日子呢？不，不是这样。只要你肯把眼光从绿茵场转向人生的广阔疆场，那么，每一个揪心的回忆都可能沟通人生的意蕴；每一个出人意表的瞬间，都会提供某种神秘的暗示。如若不信，请与我同行，让我们的魂灵重归喧嚣。

    一

    有一则“外电”评述道：由喀麦隆领头的一场“人民起义”虽然终于被旧秩序“镇压”下去了，但一场足球革命却势在必行。这个提法太棒了，俏皮而深刻，把人们在整个世界杯赛中隐隐感到但又无可言说的感觉说了出来。

    喀麦隆队的表现既属“革命”性质，那就必然带来一些新生事物所具有的新鲜东西。似乎并非什么立体打法呀、多元化呀之类的技术问题。它究竟是什么呢？看喀麦隆与阿根廷的首场比赛，阿队虽然姿势优美，技巧娴熟，但总觉虚飘；而喀麦隆硬扎、狠准，有如顽铁，元气淋漓，致使南美特长无以伸展。每遇中场双方“夹球”、阻截，总是阿队员甩将出去，跌跌撞撞，跟头翻得多，可见体力的不支。为什么喀麦隆守门员总敢大脚开球，一下子踢到后场？根源还在底气和实力，在于他的前面有堵铜墙铁壁。他知道，反击不会迅速到来，他的队友会阻截得住。花拳绣腿遇到喀麦隆，几乎无用，就像舞刀的遇上鲁智深的禅杖；任何队与之拼搏，大约都倍感疲乏，赛后非得大睡几天不可吧。

    何以如此？我想，喀麦隆队是从非洲的沙地、农田、丛莽挺立而起的。那黝黑的皮肤，劲健的四肢，猿猱般灵活的弹跳，都带着农业文明的刚健清新和原始强力。他们更贴近大自然，因而更能发挥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力与巧。阿根廷本来也不是经济多么发达的国家，但它的球员大多效力西方，将体能商品化，享受高薪，饱受赞誉，平时物质和精神的诱惑也多多，久而久之，远离家园，就不由得显出文明的弱态，体质的虚浮。当然，你可以用西德、意大利等国的频频得手驳倒我，但我要说，球赛的输赢是一回事，从球赛中展示的双方的精神力量是另一回事。能不能说，喀阿之战是来自田野的自然魄力与精美化的商品体育的一次精神较量呢？至于日后喀球员声誉大起也卷入商品化，也到西方去赚大钱，那是以后的事，又当别论。

    阿根廷失败后大呼：“我们被抢劫了！”（这句话已成为一切失利者自慰的口头禅，有趣。）马拉多纳则惊呼：“我从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仿佛被踢断了腿，内心空荡荡的。”彼时彼际，人们还不认识喀麦隆，还想靠自欺讨生活，还惧怕这严酷的事实。其实，“被抢劫”的是喀麦隆，他们没有窃取任何东西。同样程度的犯规，对阿队作为一般问题，对喀队则不是黄牌，就是红牌，直弄到九人对十一人的局面。然而，喀麦隆还是赢了。

    我能感觉到，喀麦隆队似早有思想准备。他们懂得，一个新生的东西要崭露头角，要站住脚跟，总得付出代价，总要吃些亏，受些委屈，总得经历一个逐渐被承认的曲折过程。这个过程有时还会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过早地要求“公平”、“公正”、“合理”，虽然有理，却要不来；企图省去被承认的过程，与时间作对。也不可能实现。大约正因为如此，那一张张黧黑的、憨厚的、纯朴的面孔，经常呈现出“无表情”状态，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罚而不怒。那神情似在说，让一切付诸时间吧。在喀麦隆与英格兰为争取进入“四强”的战斗中，喀队几乎已经胜利，终因连罚二记点球而停在“四强”门槛边。那天的黑衣法官是门德斯，也就是在决赛上重施点球法宝的那一位。不知为什么，我总疑心在喀英之战中，这位裁判大人的内心独自是：你喀麦隆能进八强就顶破天了，还想干吗？我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事实上，万事万物何尝例外。搞创作，做实验，推行改革，谁也很难不在歧视、轻蔑、刁难中忍耐，而后逐渐奋起。

    我曾看见一件印刷的占巴比伦的浮雕，叫《垂死牝狮》，是古代珍品，表现一只无比勇猛、浑身散溢着蛮力的狮子，虽身中数箭，依然怒吼趱行，气势骇人，大有“困兽犹斗”之悲壮气概。我心目中的喀麦隆队，正是此种意象。你看他们，猎获阿根廷，收缴罗马尼亚，横扫轻视他们的哥伦比亚，最终倒在“四强”门边。至今谈起，其势令人生畏。他们的革命性乃在扬厉了人类原初的生命活力。

    然而，喀麦隆精神还不限于此。报端曾披露他们的赏钱如何如何之高，好像球员的顽强全凭金元支撑似的，后来喀队驳斥了此说之不确。有赏钱大约无疑，但喀队的节节胜利，要我说倒恰恰来之非功利的较为高尚的情操。因急切的功利目的而狂躁奔突者，和在健全的理性精神驱动下积极拼抢者，区别是看得出来的。哥伦比亚门将伊基塔天真固天真，矫健固矫健，但他在远离球门的地方忽然弃职改行，大露盘带之姿，实不无自炫的虚荣。这还只是虚荣，至于被黄金腐蚀者恐也不乏其人。君不见，连金灿灿的奖杯都被熔化了。喀麦隆队不是这样，他们团结一致，“团结得像一个人”，又不束缚每个人的自由创造，甚至在四名主力损折的情况下，也未能杀其锐势。在喀队每个人的心头，燃烧着民族自豪感的烈焰。他们说，我们不但为非洲，而且是向全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

    也许我把喀麦隆人有点理想化了，但我确实在他们身上感觉到斯巴达的精神复活，奥林匹克精神的发扬。古希腊伯里克利时代是令人神往的，那蓬勃的朝气，那坦荡无邪的眼光，那对人的体能和美的讴歌，那勇猛尚武的豪放，确是人类的骄傲。喀麦隆人不是古希腊人，但这不影响他们汲取或沟通人类的力与美的历史。固守温泉峡的三百壮士，无一投降和逃亡，后人立碑云：“亲爱的过客，请带信给我故乡的人民，我们在此矢忠死守，为祖国粉身碎骨！”

    勇敢无畏的喀麦隆队，你们是否也是如此？

    二

    男儿有泪不轻弹，马拉多纳哭了，哭得多么伤心！你是在为裁判的苛刻而哭吗？你是在为你的球队和你的祖国的失利而哭吗？你是在为得不到高额的赏金许诺而哭吗？你是在为决战中你的无所作为而哭吗？你是在为你将告别你曾洒下无数汗水、留下无尽悲欢的绿茵场而哭吗？也许是，也许不是。在我看来，你是为你所承受的苦难和你在黄金和名声的枷锁中日甚一日地丧失自由而哭呀！

    马拉多纳该指责的地方太多了，但我还觉得，他的形象愈来愈可爱，对“伟大的球员”的称号，我也有些愿意接受了。你看他，矮矮的身，浓浓的眉，憨憨的态，没见他畅怀大笑过，脸上永远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悲悯神色，颇有种受难耶稣的样子，或者现代“拉奥孔”。踢球本是寻求自由和展现健美的活动，可在他那里，连足球的定义似乎都要改变。他的自由被掠夺了，他永远陷入比别人多得多的重围、剿灭之中。足球成了一种苦刑和重负，这是否足球在特定人物身上的一种异化形态呢？他一得到球，足球便迅速变成橄榄球，追、打、踢、绊全都接踵而来。每每看到他被“拥抢”，被“横扫”，被“老鹰抓小鸡”，他于是马失前蹄，转圈儿翻跟头，长时间亲吻草皮，我感到他从事足球已从寻求自由转化为承受额外的苦难。妙的是，习惯成自然，在他身上犯规正在日益合法化。也许，有人在他身上犯了八次规，只有一次被罚，他反会感激起裁判来。他没有怨言，“全都背起来”，他的忍耐精神让人感动。他，似乎已经认命了，该怎么踢还怎么踢。

    “手球事件”，群情哗然，风雨满城，他的行为确乎不太光彩。有人挖苦得妙：“世人只知他脚下的功夫迷人，孰不知他手上的功夫也极有造诣。”但他后来是说了实话的，“当时我不由自主就把手伸了出去”，结果遭到更多的詈骂。其实，生活中有多少人，办了错事却千方百计自辩。马拉多纳真实招供，反倒不见容于世。说真话的遭打，说假话的受奖，《立论》里的情形不又复现了吗？要是仅在球场上遭打倒也单纯，问题是球场外的喉舌对马拉多纳特别关顾，污蔑、造谣、逗火儿，以至通过警察找岔子激火来破坏其情绪。马氏好像并不天天辩诬，他该怎么踢还怎么踢。

    据说马拉多纳的资金有上亿元，开了托拉斯，还有专职的经纪人，不知确否？还好，我从他心理上、行动上、精神上不怎么看出被金钱的斧子、色欲的魔爪斫丧过的印痕，他依然有内在的蛮魄。他也没有因名声的重负而不敢动作，一筹莫展，处处考虑塑造光辉形象。首战失利后，他哀号过，但毕竟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不能这样呆下去，我们必须鼓起勇气重新爬起来！”勇哉斯言！阿根廷终于越打越好，从低点向高峰回升。

    马拉多纳哭了，哭得多么伤心！我猜想，你虽然没有勇气砸碎黄金的枷锁，但在心的深处，你一定渴望做一个自由的人，幸福的人，哪怕从此不再被人注意呢！

    三

    若说马拉多纳可爱，喀麦隆的老将米拉就叫人感到可亲。可亲在何处？看来看去，我总觉得米拉像中国佛庙里的某一个金刚，他面部的表情可用“宠辱不惊”四字概括。他的踢球似乎真有古希腊人的纯真。别人射入球总要大跳大嚷，他则不同，却跳起了迪斯科。这个跳，太天真了，太真纯了，太不功利了。功利的人是跳不起来的，硬要跳，也不会那么自然，放松，有趣。只有内心没有瑕疵和阴影的人，才能跳得那么潇洒啊。我很少看到米拉与裁判争吵。他似在默默忍受和坦然对待自己的处境，不怒，不怨，只去奋斗，让事实说话。这种人在生活中是最可畏的。一九八四年他就挂靴了，带着孩子消闲度日，这次召回，他说“选择权在教练，我只尽力而为”。有一次，他对场上一位躁切的犯规者说：“嗨，你不要把输赢看得那么重嘛！”这决非扭捏作态，实乃看不下去的好言相劝。虽然优秀射手很多，我却以为，米拉的频频破门，首先得力于非功利、超功利的自由感。美即自由。米拉的每一进球，都把美感和欢乐送给人间。

    那么，功利心重、只有紧张感而乏自由感的优秀射手是谁呢？最典型者，斯基拉奇也。也许西方人很欣赏这位机智的、高效率的偷袭专家，我却一面承认他的厉害，一面对他“鼓上蚤”式的风格，有所保留。他站位佳，灵敏度高，穿插飘忽，专门“捡落”，钻空子，隐蔽性强，似乎总在寻找别人的弱点，给予致命的一击。不过，他有的进球往往有种朦胧的、混合着越位嫌疑的色彩，叫人语塞，也令人不服，甚至激起对方的恼怒。说来不信，在与阿根廷一战中，他补射的球似乎是越位。倘若队友射门，门将没扑住，他赶上去一脚破门，当然不是越位。可是反复研究电视画面，队友举脚射门前的一瞬，他已窜至门前，门将没扑住，他就近补射入网了。一切发生在一秒钟之内。他的越位被欢呼的声浪遮盖了，再也没人细究他的举动了。后来对方发觉了他的诀窍，严加防范，他就完全冻结了，仅半场时间越位达十次之多。当时我想，故意手球要罚黄牌，这种无休止的有意越位，难道不该也罚罚黄牌吗？惜乎尚无这种规则。

    也许我太苛求他了。从自由竞争的眼光来看，斯基拉奇是杰出的，只要能得分，你管我是怎么得到的。但是，若从道德化的眼光来看，斯基拉奇就有付出的少，得到的多，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利润的特点。多少千辛万苦的努力，偶因不慎，便被他顷刻之间化为灰烬。他是个破坏力极大的怪才。其实，“斯基拉奇模式”在我们的经济改革中，人际关系中，比比皆是，如何评价，亦属难题。乡村小企业家，精明的个体户，猝然之间“暴发”了。是一味挑剔，还是承认他们的价值？恐怕必须承认。斯基拉奇不但是球星，而且是最让人难忘、最有魅力的球星。听说他也是苦出身，至今还在乙级队效力，大放异彩之前是替补队员。“离离山上苗，郁郁涧底松”，他的处境和作为不难理解。有道是，“不能像大炮一样轰进去，也要像蚊子一样钻进去”（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拉斯蒂涅语）。斯基拉奇呵，你不愧是西方竞争社会中的宠儿！

    四

    看足球赛，发现场上挫折与奋起交替，失利与“投入”循环。有多少回，经过千辛万苦，前仆后继，终于攻到门前，但功亏一篑，令人扼腕，那滋味对球员一定是很苦涩的。可是，看吧，他们又投入了，又开始了，窥伺着，闪击着，冲撞着（失利的一刹那已成历史），又腾起拼搏了。他们就这样无穷地奋争着，轮回着。这多么像人生，多么像事业，多么像命运！足球的快乐、力量、刺激性，就寄寓在多数情况下劳而无功的拼搏之中。常见有些人看完一场激烈竞赛，仅因没有进球，便发牢骚说“没啥意思”，好像“意思”就在输赢。这种人很难明白，目的（如输赢之类）只是手段，过程（拼搏中的曲折回环）才是目的。所谓球赛，就是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过程，人生和命运不也是同样的过程吗？

    在绿茵场上，老庄的无为、不争、贵柔、退守之类的哲学，似乎显得黯然失色，没有存身之地，也不能给任何人提供安慰。看苏联与罗马尼亚、与阿根廷的争战，苏队的雍容大度，理智作风，我是喜欢的，它的不露声色、注重节奏感，也别有一种美感在。可是，它太缺乏争锋意识，太缺乏紧张感和躁切感了，貌似老成持重，其实禁锢活力。看到后来，离终场尚早，我却不敢抱任何挽回的希望，挽回颓势是需要精神状态的。罗马尼亚一上来就敢冲敢打，他们有取胜的必要心理基础。苏联总是不敢大脚开球，总是盘带呀，短传呀，耐心得很。这不只是战术问题，而是一种减缓时间，与时间妥协的荏弱心态。一句话，缺乏冲刺精神和拼搏精神。为什么这次世界杯“替补队员”神采奕奕，锋芒毕露？喀麦隆的米拉，意大利的斯基拉奇，哥伦比亚的雷丁，英格兰的普拉特，哥斯达黎加的梅德福，还有阿根廷的年轻门将戈伊凯切亚（幸亏蓬皮杜负伤，不然阿根廷足球的历史非得重写），都曾是坐冷板凳的角色，可正是他们创造着奇迹。人处在替补的位置上，就有“前视”的必要。人跌入填补空缺的窘境，就有压力降临，只有飞动的箭才有前途，固定安全的位置意味着僵化。有本书介绍过一位拳王，不当冠军时他打得好极了，一旦登上冠军宝座，就立刻不行了，打得糟糕，迅速垮下，下台后忽然又打得很好，这大约就属“替补效应”吧。这次小而弱的球队往往威胁老而强的球队的生存，也同此理。哥斯达黎加人在受到轻视时说得幽默：“足球赛是十一个人对十一个人，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啊。”

    巴尔扎克云：“偶然是最伟大的小说家。”其实，偶然之于足球，之于人生，莫不如此。这一回的世界杯，偶然性之显形，命运感之飘忽，巫师之受挫，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巫师曾占卜，决赛将在意大利和西德间展开，现在只好赧颜低首；赌注的最大收益者不是看客，而是老板。“运气”成了最时髦的名词。我想，运气和机会应属两个不同概念。机会是理性的，是可以把捉的，运气则带有非理性色彩，实乃主客观“合力”以意外形式的表现。人们之所以相信迷信，大约正因为有鉴于运气的不可理喻，命运的不可掌握，畏惧偶然，担心横祸发生。

    可是，“偶然”有什么不好呢？设若球赛一切如巫师所预言，那还有什么意思；设若人生的一切按部就班，那该多么乏味，多么无趣！人人都盼望走顺利笔直的路，可真要走一辈子笔直的路，真要把什么规律都洞察个精光，这世界，这人生还值得留恋吗？

    偶然之中有必然，“运气”里头含真意。世界杯最后的几场点球大战，把偶然、运气推向了极致。倘若你把足球只看作体能、速度、技巧的交锋，那你就无法理解这一切；要是你能看到足球不但比意志，更比心理的承受力和强韧度，那你就有些释然了。扑住两个点球的西德门将伊格尔内说：“我忽然意识到第四个球会扑住，就使劲盯住罚球手皮尔斯，直盯得他露出紧张神情，我心里就有底了……沃尔德上来，我又立即用双眼紧盯着他，交锋五秒钟，他便低垂了双眼，果然一脚踢飞了。”嗬，这成了眼光大战，伊格尔内的眼光是否有毒呀！有毒则未必，心理的压迫力通过眼光压倒对手倒是真的。这是心理能量的短兵相接。记得萨特的书里说过类似的现象：“我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另一个陌生人抬头盯我，立刻我成为他的一个对象，一个物，他在把我看成对象时就消灭了我的主体性，我感到惊慌。于是我反过来盯住那人，也把他看成一个对象，只有这样，才避免化为别人眼里的一个物。”这话也许没多少道理，但足球赛中心理能量的对峙，似乎尚未得到广泛的重视。

    五

    喧嚣声虽已远去，我却还在暗自思忖：足球的魔力何以如此之大？它何以有如飓风搅动全球？对一些貌似有理、其实空泛的解释我没有兴趣。为什么地球上至少有九十多亿人次目不转睛地紧盯着电视，连一向温柔娇娜的女士们也兴奋得面孔发红，争论得耳根发白？这倒底是着了什么魔？投票竞选不得不停止，国际交往不得不改期，总统潜迹罗马，总理闭门谢客，有的国家，干脆宣布全国休假。热衷功利的西方政客啊，在小小的足球面前，居然也会暂时收敛他的勃勃雄心。至于万头攒动的人群里，押宝的，打赌的，占卦的，号称“足球流氓”耍泼的，更不计其数。终场哨音响处，又有轻生的女人，上吊的男人，给人间平添无数泪痕。阿意之战后，人们涌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高呼戈伊凯切亚的名字，尊他为民族英雄；而在那不勒斯，人们低吼着“马拉多纳是恶魔”的咒语，用石块砸马拉多纳的住宅，罗马的街头巷尾彷徨着眼睛哭得红桃儿似的妇女。难道人们不知道，这是体育，这是游戏，不值得那么动情，那么伤身的吗？然而，你是劝不了他们的。想必，足球与人类本性，与社会心理，与民族感情有着极深刻的联系，否则就难以解释了。

    此刻我忽然想到古罗马的“大斗技场”。那里也曾坐满十万以上的看客，那里也是“千万人的喧哗就像火山在地下发出吼响一样；千万颗人头的转动和千万双手臂的挥舞，又好像狂暴海洋中汹涌的巨浪”。两千多年了，那情景与今天的球场多么相像！当然，“大斗技场”里扮演的是角斗士的厮杀。角斗士与猛兽的搏斗，那是奴隶社会的嗜血惨剧。但是，我总觉得，自从老泰克乌斯国王建成“大斗技场”，是否意味着千百万人聚集一起，观看格斗，对抗，厮杀，从而领略刺激、亢奋的传统开始了呢？尽管斗技场里的对象和内容换了又换，就人类需要满足观赏“力的较量”这一点而言是否始终未变？现代足球是否是古代的角斗士在形式上的替代物呢？

    不，这太抽象太含混了，这不是真正的原因。于是我又转而想到奥林匹亚神殿的雕塑，想到《掷铁饼者》引而不发的身姿，想到人类爱美、爱体育、爱竞技的天性。熔速度、力量、技巧、意志乃至舞蹈、音乐于一炉的现代足球，不正是人类展示自身力与美的绝好证明吗？足球大概正因为满足了人类直观自身力量的欲望，才大受青睐的吧。

    这好像有点说服我自己了，可总觉得过于玄妙，似仍难说明那么多人那么狂热的原委。我便又忽发奇想，想到如今的世界据说是到了和平竞争的时代，太平静了会不会觉得缺点儿什么，反倒渴望有什么打破闷局，而世界杯赛像不像一场模拟的世界大战？它虽不流血，但可否看作人类战争欲的一种替代？不然，败者何以如国丧，胜者何以如凯旋的远征军？有的动物学家和行为学家曾宣称，人类的攻击性与动物同出一源，都是原始本能的表现。科学与否我不知道，但我想，要说足球大战是把这世界上各种力量的较量“移情”到球场，以球赛的形式曲折显现，也许不无道理吧。

    哦，不，你不该提什么“战争欲”，你何不从相反的方向思索？你看，这个世界，种族、肤色、语言多么不同，可人们总有共同的欲望，总在寻求同一的规则，同一的价值，总渴望情感的交流。足球也是一种语言，一种特殊的超种族、超国界的竞争语言，一种人类语，世界语。为了人类的和平、进步、强大，为了人类自我完善，足球才成了伟大的象征呵。

    午夜消逝，天将破晓，我们不必分手。虽然我们没有找到终极答案。但就在我们的身旁，亚运的圣火即将点燃。推开窗户吧，打开门扉吧，迎着晨曦奔跑吧，太阳已在东方升起……

    写于一九九0年第十四届

    世界杯足球赛闭幕之夜

    6.重读云南

    以前我也到过云南，游过石林，登过龙门，还远走大理，在洱海上荡舟，在点苍山下望云，别人怎么玩，我就怎么玩。最远我沿滇缅公路到了芒市和瑞丽，吃傣家饭，看树包塔，然后“出国一日”--在伊洛瓦底江上跑船，逛南坎大集，在缅玉摊子前不懂装懂地挑挑拣拣，再脱了鞋钻进缅寺，膝行跪拜一番。倘要夸说在云南的游踪，似乎我并不比谁逊色。然而，我得承认，上两回的云南行，我一直显得木然，没能全身心地投注进去，颇有点马二先生游西湖的光景。比如，听说前面是蝴蝶泉了，就赶紧跑去瞅上一眼，看见别人在争购蜡染，就也凑上去买一件，究竟为什么要买要看，连自己也不甚了然，仿佛只是为了证明我曾到此一游似的。由于与云南之间一度缺乏真正的心灵感应，我以前到过云南的那点经历--何时到的，到过哪里，很快变得记忆漫漶，要不是这次我对云南动了真情，一切还真是记不大起来了。

    说来好笑，原先我对云南不但心存隔膜，还有过几分戒备呢。这是因为，多年前我受过一位北京同事的影响。那年我们同赴云贵出差。在贵阳时，天老是下雨，淅淅沥沥的，阴沉沉的，我们倚着窗为不能出门犯愁，他就说，你注意没有，这儿人的气色就跟这儿的天气一样，让人压抑得很；到了昆明，你猜他又说什么，他说，云贵一带自古是流放政治犯的地方，这里的人大多是流放者的后裔，而流放者自有流放者的习性，为了生存，行动必诡异，有股猜疑的气息。他还说到平西王吴三桂，说他怎样勾结缅甸人诱捕了可怜的永明王，并将之勒死了去邀功等等，最后这位同事说，你可要当心噢。对他的这种不负责任的无稽之谈，我本应自觉抵制才对，但我竟有点中毒了，再看某些云南人的长相眼神，走路的模样，说话的腔调，好像真有点儿古怪，这就好比邻人失斧的寓言。试想，如此不放松，看山能看出什么趣，观水能悟出什么理呢？当然，我这么说，也是有一点夸张的，实际情形是，那时的我根本没读懂云南，也不理解云南，只觉得云南太遥远，太孤绝了，像是被中原文明甩出去的一个死角，名副其实的边陲化外，我牛年马月也未必会再来，它跟我的生活能有什么干系呢。

    然而，我是完全的错误了。云南所蕴含的哲理至深，这是我越到后来越意会无穷的。最近，我们一行十多人，应邀访问了云南，走的是玉溪、昆明、西双版纳一线。这一回的走云南，不知是因为我多了一双文化的眼光，还是因为我对历史地理发生了兴趣，以往沉睡的感觉突然激活，一路上我对云南的古老，神秘，明丽，浪漫，禁不住连连啧叹。我以为，云南简直是一座巨大的少数民族的博物馆，一块巨型的人类进化史的活化石，又是一部文化人类学的大词典，一摞夹满了物种演化标本的厚厚的标本册。它一点也不孤绝，它的每一条血管和每一块筋肉，都与祖国的地理板块紧密相连。

    有一天，乘车路过昆明郊区，我看见山势呈缓坡状，山谷的裸面呈暗红色，便蓦然想到我所熟悉的兰州，那里也是一个高原盆地，其地貌与之十分相像，而兰州的红山根一带几乎与这里酷似。这给了我一点神秘的暗示。我想起，乾隆年间着名的甘肃回教领袖、哲合忍耶教派的导师马明心，他的远赴“身毒国”（即印度）学道，按说应该走西北丝路，但他选择的却是云南古道。在云南，他盘桓甚久，“进了语言不通的阿佤国，越过九条汹涌的底格里斯河”，他一定找到了他的同道者，汲取了精神营养，他的叛逆的宗教思想和宁死也要心灵自由的反抗决心的形成，肯定与云南关系极大。我还查到，有本民国十八年（1929）出版的老地图上是这么说的：“云南实有倒挈天下之势。何谓倒挈天下？潜行横断低谷，可以北达羌陇，东趋湖南而据荆襄可以摇动中原，东北入川则据长江上游，更出栈道直取长安而走晋豫，故天下在其总挈。全国一大动脉之长江，惟云南扼其上游，所为纵横旁出，无不如志，然则云南省者，固中国一大要区也。”这番话不知出自哪位老学究之口，真是见解独具啊。

    好一个“倒挈天下！”我想，所谓倒挈天下，是否有点反弹琵琶，倒提悬壶的架势，是否有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的景观，是否意味着它是源而不是流，是本而不是末呢？且看横断山脉，作南北向排列，高山峥嵘，激流汹涌，状如笔架，看那野人山、伊洛瓦底江、高黎贡山、怒江、澜沧江、大雪山、金沙江等等一字儿排开，何其险雄。而这些河流的走向，竟然有种立足云南，走向世界的气派；除金沙江为长江上游外，伊洛瓦底江的上游叫恩梅开江，它与怒江一起，最后都注入了印度洋；澜沧江下游叫湄公河，从越南入了南海；红河发源于洱海，最后入了东京湾。看，它们的外向性、开放性何其强烈。我想，“倒挈天下”似乎还意味着这样一个问题：云南，究竟是一块被主流文化遗弃的瘴疠之地，还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发祥地？一九六五年五月一日，对云南北部金沙江畔的元谋县上那蚌村来说，可能是平平常常的一天，但对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来说，却是划时代的一天。这一天，在这里，“元谋直立人”被发现了（其实只是发现了两列猿人的门齿），它推翻了一些结论，又改写了一些结论，它证明，比起北京猿人、蓝田猿人、郧阳猿人来，元谋人要早得多，早一百万年左右。更让我们惊讶的是，着名的“禄丰古猿”也出现在这一带，它比元谋人又要早八百万年，是向南方古猿和非洲大猿进化中的一种猿类。这也就是说，人类的祖先有相当一部分最早是生活在这里，而不是别处。

    云南就是这般奇妙：你在地球的任何角落都不会再找到类似云南的地方了，但你在云南却几乎可以找到外面许多地方和许多历史断层的生态模型，不管是关于气象的，动植物的，还是关于地缘的，风俗的。解放初期不必说了，那时的云南，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各种社会形态俱全；那时的民族种类也多极了，竟多至一百二十多种。同一种民族的人，往往由于交通阻隔渐生变异，愈变愈繁复。据说苗族就曾有白苗、青苗、红苗、花苗、东苗、西苗之分，瑶族则有八排瑶、蓬头瑶、平头瑶、锦田瑶、大山瑶、平地瑶之别，傣族曾分水傣、旱傣，彝族曾分黑彝、白彝，如此等等。那么现在呢？现在它的生存样相也依然是多样的，仍具博物馆性质。比如，在滇川交界处的泸沽湖上，摩梭人带有母系社会性质的阿注婚姻就并未完全绝迹；而在玉龙雪山、中甸草原，信奉东巴教的纳西人，不但至今使用着高级的象形文字，而且残留着悲怆的“情死”现象，其事迹令人回肠荡气，感慨无端。作家汤世杰的长篇小说《情死》和长篇随笔《殉情之都》的大受文坛青睐，有由然矣。依我看，汤世杰笔下的男女主人公写来白璧无瑕，柔情似水，作者对他笔下人物的理解也很有高度，他说：“尽管历史条件和自然环境限制了这个北方迁徙来的民族的发展，但这个宁可用死亡换取心灵自由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冬日穿行在云南的崇山峻岭、激流险滩之间，仰观明丽的云儿朵朵，俯瞰长满黄灿灿油菜花的坝子，我们该作何感想呢？我们尚弄不明白，上帝对云南究竟是太钟爱了。还是太冷落了？若说不冷落，何以通过地壳运动，把它抬高、悬置和封闭起来，使其交通极端困难，让马帮单调的铃声延缓着它的历史脚步；若说不钟爱，何以又给它那么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物产，使之具有金属王国、动植物王国的美称。直到今天，云南也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内陆农业省份。甚至在某些角落还能找到原始社会的残痕，但我以为，云南吸引人们的，决不仅仅是它在商业化和都市化之外的奇风异俗，而是它的杂色的文明有可能给予现代人的精神滋养。记得有位学者说过，文明人有时很野蛮，而野蛮人有时倒很文明。人类的文明不是哪一国哪一族的专利，它是众多国家民族在漫长历史中的创造，而悠悠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它何尝不也是一个多元而丰富的文化共同体呢！

    一九九七年三月

    7.圣果

    我并不是个很爱吃水果的人，水果在我的生活中近乎可有可无，常常是吃光了想不起再买，至于水果的营养学价值，每种含有几多维生素，我更无研究。但今年夏天在南疆，我却与水果发生了平生以来最密切的关系，我不但吃了超过以往多年所吃总量的瓜果，而且品尝到了从未见过的奇珍异宝，我的水果观彻底改变了。

    过去看《穆天子传》，说是西王母在昆仑之巅瑶池之上用蟠桃款待她的情人周穆王，甚觉荒诞：那么肃杀的雪峰，那么凛冽的天气，谈恋爱、吃水果，浪漫固浪漫，未免太受罪了吧，窃怪编书人连起码的真实也不顾。可是，脚一踏上新疆地面，就不由得你不相信。比这更神奇的故事你也会相信。

    先是在吐鲁番，满眼是极度的荒凉，寸草不生的秃崖绵延，众人皆说葡萄沟到了，我却遍寻不见，不明白葡萄沟能藏在哪里。待汽车一眨眼转到干沟的谷底，一眼望不透的葡萄架便突然涌出，簇拥着一沟的珠翠欲滴，伴以渠水的低吟浅唱，如同仙境一般。由此我始相信，造物主毕竟是公平的，它总把最干旱的与最湿润的，最苦涩的与最甘甜的，最单调的与最丰腴的东西搭配在一起，寻找某种平衡。对生活在最苦焦最贫瘠地方的人，上帝也要给一点安慰，让他们能活下去，尝见那里的老乡也在争夸自己的家乡好，我便兴此感慨。对春风得意的宠儿呢，上帝又总要给他找一点不痛快，此即“毓才与艳福，天地悭其兼”。于是我想，是不是为了补偿塔克拉玛干的漫天黄沙，上帝才把全部的果汁倾洒到新疆的大地上？

    头一次让我吃惊，是在库车的“巴扎”看一群维族农民，在树荫下吃哈密瓜。内地人吃瓜，总是把一只瓜均匀地切成牙儿，大家文质彬彬地吃这一只瓜；而这里却是每人开一个瓜就着馕吃，少妇少女们面前居然也放着半个瓜。他们吃得瓜汁四溢，津津有味，边吃边打趣。有一中年汉子，一个不够又伸手要，大伙儿报以欣赏的笑骂。待吃饱了，他们一个个站起来，互相瞅一眼，满脸的皱纹全舒展开来，那知足的模样，在正午的骄阳下灿烂极了。尤其有个维族姑娘的笑，直要羞晕朝霞，笑弯秋月了，她的血液里一定流淌着瓜果的甜汁吧？我在一旁看得发呆，继而忍俊不禁。后来听人说，新疆人平均消耗瓜果的量是内地人的八倍还不止。新疆人的买瓜，不是吃一个买一个，而是几十公斤上百公斤地买，这倒不是他们多么有钱，而是他们的生命需求和食物链的结构使然。新疆这地方，日照长，霜期短，昼夜温差大，土壤中的矿物质丰富，最宜于瓜果的生长，其品质的优良，也是任何地方不能比的。这里的人，须忍受更长时间阳光的炙烤和风沙的吸吮，体内的水分迅速脱失，怎么办呢？只好再到这片土地的产物中去索要，于是就大吃其水果了。“早穿皮袄午穿纱，晚抱火炉吃西瓜”正是他们生活常态的写照。从暮春到岁末，这片神秘的土地几乎四季瓜果飘香。当我们穿过南疆一座座县城的街巷，触目皆是瓜果的海洋。看那络绎不绝的运瓜车，路旁山丘般堆积的瓜摊，真要替新疆人犯愁，这么多的东西，哪一天才吃得完，运得出去哟。

    我们内地的人，一般只知道新疆出西瓜、哈密瓜、葡萄、香梨之类，以为这就是新疆水果的全部了，所谓“吐鲁番的葡萄，鄯善的瓜，库尔勒的香梨没有渣”。其实，新疆水果远不止这么几种，它有几十种以至上百种，有些水果的名目我们连听都没听说过，什么阿月浑子、阿拉托哈其、伽师瓜、巴旦姆、安居尔……这百十种奇异的水果，大都出产在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和田、喀什、阿克苏一带，谁也不可能把它们吃全。若说这次在水果问题上我长了点见识，也仅仅因为吃到了几种鲜见的佳果。

    第一种是沙枣，它好像不登大雅之堂，但也不可小视。那天，我们的汽车沿着沙漠公路奔向西南，纵穿塔克拉玛干，快到民丰时，眼底依然是无垠的沙幔，黄色的空气狂躁得发烫，大伙都觉得焦渴难当。忽然有人指着车窗外一株孤零零的大树叫道：看，沙枣树！车上人就说下去看看。只见在一干涸的水渠旁有一巨树，须得仰视，上面结满了红皮带白点的小果，地上也落了厚厚一层。看来它是野生的。我小时候在兰州也吃过沙枣，但太小太涩，这沙枣就大多了，晶亮浑圆，皮像烤面包皮似的。初尝，有涩味，细品，甜丝丝的，像沁凉的白砂糖，余味悠长。试想象，长途跋涉的拉骆驼的脚户哥儿，快渴死了，突遇这沙枣树，嚼上一把沙枣，兴许就又活过来了。我当即装了一衣袋，回北京好久了，硬硬的还在，只是干缩了，掏几个连皮嚼嚼，仍然甘美无比。我就不由想起这棵孤独地站在沙海边沿的沙枣树，心想，你这没有人知道的无名树啊，怀抱一树红玛瑙般的鲜果，顶着万丈风沙，忍过多少寂寞的岁月，你究竟在等待着谁啊？

    第二种使我惊奇的水果是纸皮核桃。到达和田的当晚，我们逛夜市，到一十字路口，灯火通明，人声喧阗，一长溜街上，全部是卖小吃的。透过锅灶和炭炉的热气，看见卖拉条子的，卖抓饭的，卖烤馕的，卖羊肉串的，一齐在竞声叫卖，香气随之四溢，而卖劣质磁带的小贩故意把音响放得极大，使人无法交谈，大家只好默默跟着人流挨进。我忽然发现灯影里，几个维族农妇用小碗冒尖地盛了一种东西在卖，似乎是核桃仁，但又自疑，季节不对呀？再说，那么鲜嫩，那么白净，怎么会是黑而硬的核桃仁呢？但它确乎就是核桃仁，且是刚刚从树上摘下的薄皮核桃仁。薄皮核桃也在一旁堆着，圆而软，翠绿如青果，很难想象核仁就是从它身上剥出的。我当即买了两碗装在塑料袋里，让同行者们吃，大家一边咀嚼，一边赞赏它的甜脆清香，于是你一把我一把，很快吃了个精光。我觉得这玩艺太奇妙，决非等闲之物，回到宾馆，赶快查书，方知薄皮核桃者，“纸皮核桃”也，它个大，皮薄，早熟，含油量高，脱仁易，风味甜香。“张骞使西域还，乃得胡桃种”，就是指的这个。《本草纲目》说它“味甘性平，温补肾肺”。但不知为什么，移种到内地它就完全走样了，真也神秘莫测。

    我真正大开眼界是在第二天。原以为当地政府会安排我们首先参观和田玉厂或地毯厂什么的，谁知领路的汽车一头向西北方向的绿洲扎去。走着走着，汽车钻进葡萄架搭成的绿荫里，阳光从串串葡萄和枝叶的缝隙泻下，金光万点，炫人眼目，好像走在一条梦幻之路上。我想这样的路可能只是一小段吧，谁知越走越长，似永无尽头。陪同我们的张明强主任说，这就是江总书记题词“天下奇观”的千里葡萄长廊啊，在塔克拉玛干边缘，这样的长廊有一千多公里长呢。我问，不是果树都承包了吗，这长廊算谁的呢？答曰，各家分段管理。又问，葡萄丢了怎么办？答曰，从未发生过偷盗事件。我们遂惊讶得面面相觑。随后我们被带进一巨大果园，其中琪花瑶草难以尽数，我们看了巨型核桃树，还有四百年的无花果王。张主任说，新疆向来有庭院种植业的传统，这样的果园在和田地方多得很。我打量庭院里轻轻摇曳的各色果树，陡然冒出《红楼梦》里的话：“闻说道，西方宝树唤婆娑，上结着长生果”，这“婆娑”既可作宝树解，又可作光明解，还可作树影摇动解。我想，佛教壁画上的西方极乐世界图，说不定就是依照这种庭园作蓝本幻化出来的。

    就在这天，我平生吃水果的高潮出现了，那就是主人款待我们的水果宴。绿荫下，地毯上，几十个水果盘错杂罗陈，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俱全。伽师甜瓜，火洲西瓜，无核葡萄，马奶子们，已不算新鲜，奇的是有这么几样：一种叫阿月浑子，又叫无名木，果呈乳白色，尖顶露一点儿猩红，果仁翠绿，吃来清香爽口无比。另一种是蟠桃，正是齐天大圣冲击王母娘娘蟠桃筵的那种蟠桃，它扁圆，金黄，顶部有一点可爱的红晕，吃来芬芳酸甜。想到孙悟空吃了它长生不老，我也就格外多吃了几个。还有一种叫安居尔，其实就是无花果，当地人说它是“树枝上的糖包子”，但你切勿与内地无法食用的小无花果混淆。它的果形也是扁圆的，米黄色，它也并非无花，只是花藏在花托里，你看不见，吃时须用树叶托着，像吃粽子一样，吃来果肉细软，透着花的芬芳。据说此果有解毒、消肿、下乳、利尿之功效，果王的叶子还能治白癜风，于是它在新疆水果中享有显赫地位，有水果皇后之称。

    此时，有一鬓发皤然的维族老者站在无花果王树下向这边张望，我觉得他够老的，就问乡长，这老人多大岁数了，乡长略加沉吟说，九十多吧。见我好奇，他补充道，我们这个乡百岁老人好几位呢，他不算大的。我说沙漠地带气候恶劣，人不是都短寿吗？乡长说完全不是这样，你可能不知道，中国的长寿老人新疆多，新疆的长寿老人我们这里最多。我追问为什么，乡长举着一牙甜瓜笑道，吃水果啊。他笑说，我们这里的人几乎天天吃水果，水果能一直吃到第二年的春上，人们在玉米糊糊里放杏干，在汤饭里放葡萄干，连吃馕也不忘抹无花果酱。就说我上的这块瓜，其实是南瓜，我们拿它既当菜又当甜瓜吃，别看天上的风沙大，我们的肚子里滋润着哪，你说，人能不长寿吗？听了他的话我哈哈大笑，旋即又有所悟，看来我是长期忽视了水果的威力。我想：我们一路走来，沙海浩漫，但又总能发现一条条绿洲，流沙的恣肆怎么也压不住绿浪的汹涌；这里人的生命不也一样，正因为有了风沙的侵犯，生命才格外地顽韧和绵长。

    南疆的奇果给我们的印象太生动了，可惜无法携带。于是，当我们在喀什的中亚商贸中心发现了专售干果的摊位，发现了杏干、无花果干、巴旦姆干时，就来了个抢购风潮，每人都背了十多斤。回到北京，把它们分送给众亲友，一时很得意。可是不久，关于新疆的记忆似乎从眼前的生活中淡出了，嚼着这些被抽走了水分的干果，昨天像一个遥远的梦。现在当我走过市场，看到北京的小贩在叫卖一律标着“新疆”招牌的水果时，我发现自己又变得不爱吃水果了也许因为真假难辨，也许因为没有了大漠、黄尘和龟兹歌舞相伴，也许因为再也找不回身在新疆时的感觉了，我说不清楚。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8.冬泳

    我本没有资格谈冬泳，因为我的冬泳史只有一年，能谈出什么呢？然而，冬泳给我的刺激和体验委实太新鲜、太强烈了，我还是忍不住想把切肤感受向人诉说。

    “日记”载，我是去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下水的。在此之前，我对冬泳茫无所知，从未亲见，更无丝毫精神准备、理论准备和身体准备。我之蓦然下水，完全出于我的喜欢冲动冒险的性格。那段时间，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个转折，由相对清静的单位调到一家文学刊物做副主编，生活节奏忽然打乱，继而由平衡而失重，除了每日坐班、看稿，还要和各种人事周旋，其中的奥秘既难一下子谙熟，“花面逢迎”的本事又天生不会，遂产生某种心态上的紧张感。有几天我真是烦恼透了，不知怎样才能摆脱物化的或心造的樊笼。这时，心底升腾起一个声音：若不通过某种极端的行为，精神的闷局断难打破；至于这种行为应该是什么，却并不明白。总之，我有种隐秘的渴望。

    记得那天是在《电影艺术》编辑部参加座谈会，碰到该刊热情而诙谐的编辑陈宝光。他说，他正在坚持冬泳，为此，他的脸变白了，头发根儿变硬且不掉发了，每天似有双倍的精力云云。我不明白，脸何以会变白，看他歪着脑袋抖动头发，将信将疑。我虽不奢望宝光式的奇效出现，但对冬泳忽然心向往之，当即决定，当天就下水。宝光瞠目，倒吸一口气，骇住了。他劝我还是循序渐进，从秋冬过渡，来年再说。然而，我意已决，不可动摇。宝光无奈，只得依了我的任性，陪我来到什刹海湖边。

    其时，湖中尚结着未融尽的残冰，所谓冬泳是在临岸一方十多米的冰水中进行；只见萧索的湖边，集聚着一些冬泳者和围观者。冬泳者赤身露体，咬牙切齿，蹦跳驱寒，围观者则厚裘加身，包裹严实，岿然不动，阵阵寒风扫过，冬泳者咝咝吸气，围观者缩颈弓背，对比煞是鲜明有趣。宝光是这里的常客，为人又随和可亲，他一冒头，人群中便爆发一串嬉笑调侃的吆喝，他一面打招呼，一面侧身打着滑溜趋前，我随其后，有些腼腆。宝光一来就把我的情况和下水的决定介绍给他的众“哥儿”，群情于是哗然，好奇地围上前来。有几个老成持重的劝戒我，还是回去先从擦冷水澡练起；有好几个好事者则极力怂恿，催我“快下快下”。事已至此，骑虎难下，只得横下心来，迅即脱光，扑通一声就跳将下去了。

    脑后传来依稀的喝彩声、煽动声，水中的我则只觉浑身如针刺，如鞭抽，尤其下体某个部位抽着疼，疼得僵木，真要命。下去一分多钟光景，就爬上来了。低头一看，呀，浑身像刚出油锅的鲜炸虾，艳红艳红的，大腿根部红得发紫。有一人（邮电部的老韩，后来成为我的“泳友”）走近前来大声说：“好样儿的，还真不赖，明天若不感冒，你再来，加大运动量。”在穿衣的过程中，顿感全身发烫，犹如火烤火燎，又像无数小烙铁在后背上烙，舒服异常。奇怪，牙根并未打颤。归途上，先是推车一路小跑，精神果然健旺，仿佛卸下千斤重担般轻松。夜幕已下垂，我骑车极快，睥睨街灯和行人，险些出事。都四十五岁的人了，忽然有种小伙子的狂傲在心头冲撞。进家门，亢奋未消，饥肠辘辘，竟等不得了，伸手去抓盘中食物。晚饭后，仍然兴奋，想到某些事真是无聊，在时间面前根本不屑一顾，又感到有一气写许多文章的底气。此时方知，一个人精神上的强健与否，固然取决于思想、心理之素质，却也不可小觑生理、身体之状态。那天，还有种想戒烟的念头，惜乎至今终未实现。一笑。

    从那一天起，我开始了业余冬泳活动，继而是春泳，夏泳，秋泳，直到最近--冰封雪盖又一个严冬。我成了什刹海边“哥儿们”中的一员，我也混迹其间“砍大山”。平时，我是喜欢把瞬间感受写一点哲理式随笔的，翻检起来，居然有几则是关于冬泳的，不妨摘录如下。

    一则是：

    人是个感觉动物，似乎总为寻求某种感觉而存在，一切皆虚，惟感觉是实。坚持了一个月的冬泳，每次跃入水中，冰凉之感袭裹全身，特殊感觉无以言传。老杨说，为这一刹那的感觉，“给个神仙也不换”，妙语足可解颐。上岸后，通身像擦了清凉油，外凉内热，这感觉确乎很美。我在岸边跳呀，跑呀，笑呀，闹呀，世间一切烦忧全忘光了，好像一盘被洗过的录音带，仿佛进了圣境，放松而空灵，恬静而喜悦。然而，瞬间的感觉转瞬消失，消失以后，我又变成了一个世俗人，一个凡夫俗子，又会想起种种不快来。

    另一则是：

    人最初与大自然混沌不可分，后来进化了，拿起工具，蜕去兽毛，与大自然变成主体与客体、对立又依存的关系。然而，自然无时无刻不在竭力同化人，企图把人同化为自然物，而人又无时无刻不在抗拒这种同化，试图完全摆脱动物性。不过，挣脱与回归的悖论永远不会终结。人为了强化自身，净化自身，在某种意义上又需要回归自然，冬泳即是一例。它貌似反自然，其实正与远古的自然和人认同。在这一活动中，人最能唤醒自身关于原始的御寒、适寒的本能记忆，也最能体验天人合一的境界，返璞归真的妙谛。还翻出一则：

    全脱光了，无所挂碍，才会自由；跳进水中，自然的怀抱，才会使童心复萌。

    我杂入了冬泳者的人群，这里三教九流无不麋集，人人平等，人与人的关系简化为一个“泳”字。“泳”字之外皆无须问，无可说，无价值。可惜，我的感觉不比宝光好，不如老韩和楚师傅，也不及小史和小庞。因为我感到了我不易察觉的窘态、忧郁和自尊。虽然我也在说在笑，总不如他们那般放纵和洒脱。此时，谁管你是什么或者你有什么，谁的感觉最充实，谁的体能和活力发挥得最充分，谁就最强，最值得羡慕。

    什么是幸福，什么是自强，什么是力量，内容丰富，一语难以说清。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不是某些身外之物。某些身外之物其实是最大的虚幻。可是，有多少人却在追踪着这虚幻之影啊……我又何曾全然免俗呢！

    ……

    不再摘引下去了。请读者原谅我的袒露：这些话或不宜掬以示人。一时的灵感，经不起推敲的，但既要谈冬泳，就没法不说这些。我早就意识到，无论在生活中或文字中，我始终不会隐藏自我。那些既能巧妙绕开自我，又能写出花团锦簇文章者，我羡慕，却学不会。命运注定我只能是个本色演员，而非性格演员。

    于是，我的生存环境除具体单位，又多了一个不确定的人群。两个环境判然不同。在冬泳者的环境，谁也不问各人的历史、职务之类，只要记住姓什么和在哪儿干活就足够了，奇怪的是，每天一小时的邂逅，不附加任何功利目的和尊卑之分的相处，却使人们的感情日臻深挚，几日不见，如三秋兮，互相打听来否。时间一长，各人的个性渐露行迹，“本真的我”赤诚相向。老韩开朗而老练；老楚是幽默大师，满腹笑料随口抛洒；小史粗豪，顽皮，大大咧咧；小庞一团和气，不露锋芒；老杨独立意识强，即使换衣也与人保持适当距离，颇有“举酒白眼望春天，皎若玉树临风前”之慨……真可谓五色杂陈，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过，在对冬泳的需要上，我暗忖与他们略有差异：冬泳是否有益于呼吸道、消化道、心肺肾功能之类，我实不甚在意，我之日益离它不开，更倾心于它对意志的磨炼，勇气的生发，精神和心态的调整。我不是那种能久久浸泡在冰水中的“勇敢分子”，但我明显感到掌握适度的话，它决非自虐自伤的无益之举。

    去年，我的游泳史上的另一桩大事，是学会了高档次的“蝶泳”。夏天，高洪波、刘齐跟我游过几回泳，后来他们就懒得动弹找借口不去了。近日高听说我学会“蝶泳”，表示不信，更可恶者，是他时常讪笑，又不肯亲到现场一顾。这使我有些愤愤然。转思，世事往往如此，何必要向别人证明自己呢？证明得过来吗？重要的是你在这一活动中是否享受到自我实现和强化意志的感觉；快乐不在活动之外，更不在虚幻的炫耀中。嘲弄和讪笑只能促我加紧训练，我埋头，打水，再打水，跃起，舒臂，再埋头，再打水……自由终于来临，连严苛的业余教练楚师傅都首肯我的“蝶泳”已经过关。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信非虚语。

    今年，什刹海的冰结得特别厚，每天清晨都有热心的冬泳者用冰镐、铁棍敲开冰层，为一天的后来者开辟场地。他们不约而来，乐此不疲。放眼冰湖，滑冰的红男绿女如燕子般穿梭，嬉闹的儿童们跌倒又爬起，耐寒的情侣们相挽相扶，好奇的“老外”胡子上已结冰花，却举着摄像机拍个没完，就在他们的近旁，冬泳者在水中时隐时现。噫，这真是一个五彩缤纷、生机盎然的生命世界！我想起“人在冰上走，水在冰下流”的诗句，又想起“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古语。

    我又一次跃入冰水。生命的形式多种多样，生命活力的表现也千姿百态，每一个精神个体都该展露他的风格，既然瑰丽的大自然不止一种色彩，我们的生活和生命难道不该多样些，更多样些么。

    一九九0年二月十二日

    9.辨赝

    玩古之风，平地而起，不知不觉间，从南到北冒出了无数的文物商城、古董地摊、民间工艺一条街之类物事，其规模之大，从业者之众，令人惊叹。北京东南角有个潘家园星期天市场，不到者不知道，初到者吓一跳，仅卖古董的一角场地，全盛时有近千个摊位，万头攒动，摩肩接踵，北调南音，喧若鼎沸，所陈物类之繁，莫可细数，举凡轻瓷重铜，老玉古钱，玛瑙晶翠，奇瓦怪砚，石雕木刻，青灯古佛，应有尽有，让人恍惚间怀疑，这是在“文革”后的中国吗？这是在现代化京都的边上吗？这么多的老古董何以如一夜之间从地底涌出？

    其实，就在潘家园地摊附近，还有北京古玩城大厦、工艺街、朝外文物市场等等商店，经营项目类似，气魄也都不小。这还没把官园、什刹海旧货摊计算在内。这似乎有点让人担心，果真有那么多人买古董吗？在寒风中鹄立的摊主们，守株待兔一日，真会有什么收获吗？其实不用担心，一般说来，有多大市场就有多大需求，或者，有多大需求就会形成多大市场，古董业的繁盛，恐怕是当今值得注意的一种商业现象，也是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古云，玩物丧志，但要玩物还须有玩的气候，大率承平日久，天下晏然之际，玩古之风便会蓬勃起来；大率渐入小康之境，手头略有几个闲钱时，玩古之风也会蓬勃起来。我们不愧是文明古邦，好古之风由来久矣。人们摩挲一件玉雕，把玩一面铜镜，旋转一只瓷瓶，事实上是在品味一种文化，吸引他的既有外观的美，更有某种凝结其间的精神和意蕴。更何况，除了真正的玩赏者，还有囤积癖、占有狂、倒卖倒买者流，这市场焉能不兴旺？就出售者一方来看，他们之风尘仆仆，千里奔走，不惧寒暑，要将摊位坐穿，最大的秘密可能是，古董无定价，卖不好或仅得数十元，但时来运转瞬刻可致万金，乃致富捷径，况且真假莫辨，扑朔迷离，回旋余地大，颇可一展身手。

    不可思议的是，我也渐渐跻身玩古者的行列，真是风气所被，概莫能外。朋友说我是不是提前进入了老境，我看不是，我小时候就喜欢石雕木雕什么的。我想，寻根是人的天性，玩古可能也是人的天性，气候适宜，就会萌动。年来，我用很小的资本买了些玉呀佛呀青铜器呀之类的小玩艺，开头还很得意，以为慧眼独具，淘筛有术，每每炫耀于朋友之前。转的地方多了才发现，不但大多是假货，价钱方面也上当了。例如批量生产的铜鼎铜佛，在潘家园南墙根一件只需四十元，在什刹海同样东西就会要价一百元。再如号称“明仿宋”的哥窑瓷器，他张口就要五千，你多转转，会接二连三地碰上这类“珍品”，要是真买的话，一番讨还，可能就下滑到五十元了，令人啼笑皆非。目下的古玩，基本都是仿制品，不过借仿制品让人们满足一下玩古欲，不然满街都是宣德炉，宣德炉何必还要叫宣德炉？待--识透了这些把戏，我的玩古热也就降温了。

    但我的兴趣又转向了化石。与滔滔假古董相比，化石是诚实的。请问，还有比石头更实在、更牢靠的东西吗？我于是打定主意，做一个化石收藏者。我实在喜爱化石，它能把我带进苍茫悠远的太古，一只三叶虫，一条游动的鱼，一片冷杉林，忽然在沧海桑田的大变中压在了山岩的下面，经过几百万年的闷暗岁月，终于化为石头，但它还是虫、还是鱼、还是树，它用永恒的姿态表现着生命不灭的意志。抚摩着这石质的翅，石质的鳍，石质的树皮和树叶，怎能不惊叹时间与生命的合二而一？化石是一切雕塑中最伟大的雕塑！你想，正在水边盘桓的鸟，正在水中游动的鱼，忽然在迅雷不及掩耳的遽变中凝固了它的姿势，貌似悲惨，其实完成了天地间最悲壮的涅盘，进入了永恒的归宿。这让我想起着名的雕塑《阿波罗与达芙娜》，日神阿波罗追逐着河神的女儿达芙娜，眼看要追上了，手都快摸着达芙娜的长发了，拒绝爱情的达芙娜惊恐地呼喊道，爸爸，快救救我吧，你把我的美貌毁掉吧！话音未落，她的头发化为树叶，丰乳缠上一层树皮，双腿变成了树根。化石的境界庶几近之。据说人类成熟后的时间还太短，至今尚无人化石发现，可见要修炼成化石，多么不容易。

    起先我搞到两块硅化木，木桩子似的戳在窗台上，那树皮和年轮清晰可辨，煞是有趣，继而又搞到几块松杉枝叶似的小石片，像微缩森林似的，也很提神。接着我就开始收集动物化石了，我觉得动物化石要更活泼而富有生命情趣。市面上有一种所谓锦州狼鳍鱼化石片，还有蜥蜴化石，我都买了，朋友说这是假的，平板板的像刻画上去的，我不信。不久，在潘家园我看到这种化石片像小山似的堆积着，才有些怀疑。我就问一位兜售者--一个模样十分憨厚的穿军大衣的小伙子：这化石有没有假的？他竟坦率得出奇，说，有真有假，随手指着一小块蜥蜴化石说，这是假的，但又泛指着大堆化石说，这都是真的。我看他实在，就进一步问，你有没有凸出来的、身子完全变成石头的那种鱼化石？他说有啊有啊，就很神秘地从纸箱中掏出两块大石板，上面果然有鱼的痕迹，他指给我说，这是一整条鱼的化石，剖开石板，就一凸一凹成了这形状，你看，无不对应哪。这还能假吗，我当即用一百八十元买了下来。回来一看，凸的那面有点脏，就去洗，用刷子轻轻一刷，赭色的“化石皮”竟掉了一块，里面的颜色裸露了，跟石板一模一样，白刺刺的。再一细看，为了让鱼凸出来，这石板被暗暗剥去过一层。我于是全明白了，坐在那里生气，想象着作伪者在炮制时的丑态。第二天一大早，我赶赴潘家园，那憨厚的小伙子居然在，四目盯视片刻，他有点躲闪，我只说了句“你的化石，噢不，你的石板，我不要了”，就静待着大争吵。奇怪的是安静极了，他的脸在晨光中微赧，他什么也不说，准确无误地掏出了我昨天给他的钱数。我走了，不愿看他的尴尬，也不知他用何等目光看着我的背影。

    上当上怕了，也来了气，就在一瞬间，我忽然痛下决心，要买就买个真货，买个高品位的真化石。我知道附近豪华的古玩城里有一只乌龟化石，此刻，我集合了身上所有的钱，如果还不够分量，我愿把我整个身子投放进去，直到把它买到手。

    多么敞亮的大厅，多少光怪陆离的玩艺儿，一走进这富丽堂皇的所在，我心里就踏实多了。据说柜台都出租给个体户了，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此高雅的地方，不上档次的东西想进也进不来呀。在某柜台，满面春风的女售货员小贾为我隆重地请出了罕见的宝物--乌龟化石。它果然神秘不凡，古意盎然，仿佛经历了亿万年，偶然遗落在石缝里。它没头，也没爪子，只剩下完整而坚硬的龟背，约巴掌大小，但动势宛然。与一大坨石头连在一起的龟背，已完全石化了，但纹理尚清晰，看起来老玉似的透亮。更绝妙的，是它竟然还有龟甲的残余，虽一小片，却黑油油地放着光。啊，这自然的奇迹，太令我惊喜了。我抚摸着它，幸福得晕眩。攀谈起来，小贾竟是我的半个老乡呢，她说，她的老板是青海地质队出身，本想自己收藏的，既然我想买，又是老乡，那就只好割爱；现在标价一千八，当然可以商量，但进价就七百元，恐怕少于八百就不好说了。是啊，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八百就八百。掏钱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形象很豪放，很高大，心想，熬夜写几篇东西，这钱我能挣回来。我说宝龟有点脏，回去清理清理，小贾淡淡提醒道，这是贵重东西，别用水什么的乱弄，就用小刷子刷刷，保护好原貌。

    是夜，台灯下，我贪婪地、反复地赏玩着宝龟，连连啧叹，真是造化的极致啊。只是，石坨子的后背有一小块多余的石棱，使它在放入我特意为它腾出的玻璃匣子时总也放不平，何不削平之？我就用刀轻轻一撬，当啷一声，小石块掉了，用手一捻，怎么变成了粉末？再用刀在龟背的隐蔽处一刮，又有粉末纷纷落下！像神灵附体似的，我的思路立刻闪电般地想到了大西北原野上雨后的干胶泥，不跟这一模一样吗？要是趁湿再把乌龟壳往下一按，形状和纹路不全出来了吗？那么龟甲呢，这总假不了吧，它应该是石化了的，让我用刀挑挑，咦，怎么它有纤维，这就是说，它是把现在的龟甲粘上去的了。多么巧妙的构思，多么机密的设计！

    刹那间，我感到恐惧，我为我的发现而恐惧，我为人的可怕而恐惧，我还感到荒诞和滑稽。看看窗外的暗夜，我简直要窒息了。我顾不上想到别的，只是恐怖地感觉到，在某个遥远的角落，暗藏着一个我的对手，他曾像我一样狂热地喜爱过化石，所以他知道我一定要来买化石的，这一只胶泥乌龟就是他特意为我制作的，我好像已经看到了他阴沉而叵测的背影。我有些害怕了，宁愿没有刚才的发现，宁愿相信它是真的化石。我还忽然冒出了阿Q情结：这玩艺放在家里跟放在博物馆有啥区别，假就假吧，何况，“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嘛。但我毕竟心里难受，觉得有一种东西就像胶泥乌龟似的在一块块地崩塌--对人的信心吗？

    第二天，我和我的朋友大维出现在古玩城，我一眼就瞥见了柜台边我的同乡小贾，她笑靥依旧，不过忽然给我胶泥面膜的感觉。我说我不要了，她笑着说，这是从何说起呢，你是看过几次才买的，我说我看了几次都没看明白，说明这东西太神了。她突然粉面含威提高八度厉声叫道，难道说它是假的吗？我微笑说，是的，它是假的，还是留给你的搞地质的老板自己收藏吧。这时围了许多人，有好事者掰下一小块“石头”放到嘴里尝了尝，又吐出来，说真是泥的。小贾总算把钱还给了我。一个憨厚的商场的中年人诡秘地凑近我，说，钱还你就算了，快走，这里很复杂。言下之意会有什么不虞之灾似的。

    走出古玩大厦，正午的阳光晃眼，像白炽灯似的不真实，周围的建筑物海市蜃楼似的浮动着，像无根的浮萍。一瞬间我甚至怀疑自己存在与否，便下意识地摸了摸门廊的石柱子，硬硬的，凉凉的，说明还是有真东西在。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觉得好像度过了人生的一个大坎，绕过了一个陡弯，从现在起，我该平静下来了，我该去做我该做的许多事了。

    一九九五年八月

    10.乘沙漠车记

    沿沙漠石油公路疾驰四小时，便从轮台抵达塔中。时近黄昏，塔中宛如一只孤独的舰艇，碇泊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腹地，让人惊异于它的浪漫的存在。所谓“塔中”，乃是塔里木石油局中部指挥所的简称，石油人喜欢叫它塔中市，说它是全中国最小的一个市，方圆不足一平方公里。老远就望见两支并排高举的天然气火炬在燃烧，据说它们以每秒烧掉一张一百元钞票的速度烧了好几年了。下了车向火炬走去，在这万古岑寂的沙海窝里，头顶是高旷无极的蓝天，它们倒像从外星球飘来的两团火球，悬空浮摇，使人恍然进入充满魔幻气的天国。只有正中一杆国旗，才把人拉回现实。快沉下去的太阳，硕大而圆，鲜红欲滴血，周遭沙海茫茫，夕照勾出的轮廓，或如无边的波涛涌来，或如侧卧的女人曲线起伏，沙纹清晰可辨，幻化着五颜六色的光晕，委实迷离。

    奇怪的是，热而无汗，浑身干爽，好像根本用不着洗澡。在车厢式的工区食堂吃自助餐，虽然简单，色味颇佳。住进对面的塔中宾馆，其设备之全竟不亚于内地的一般宾馆。我甚至看见一二姑娘的裙子从眼前飘过。刹那间，那些有关沙漠的种种诡异可怖的说法，全都没了踪影。斜倚在火炬的反光闪动着的窗台，我忍不住对石油作家王世伟说，这里并不怎么艰苦嘛。世伟用大眼睛异样地瞅了我一会儿，似有深意地说，明天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的安排是乘“沙漠车”，为的是让我们“体验体验”。我早就注意到路边蹲伏着的一群庞然大物，方鼻子后缩，长身子耸起，轮子至少有二米多高，模样像吓人的巨兽，细看又觉憨态可掬。这肯定是赫赫有名的“沙漠车”了，它能在无路的沙幔中行走，是沙漠石油钻探的开路先锋。准备让我们乘坐的两辆是小型的，叫尤迪摩克，后轮却也有一人多高，属奔驰公司产品，有沙漠小卧车之称。上车时，我们作家团的团长，已六十出头的陈昌本，一手拿采访本，一手扳住扶手，一个腾跃就上去了。他拒不坐较为安全的后排，显得很无畏。自进入塔里木油田以来，他几乎夜夜安排我们采访，我困得直打盹，又不便走开，只好忍着，他倒好像有使不完的精力，记录起来没完。作家张平自恃年轻力壮，也非要坐前排，一副当仁不让的样子。我们这辆车的人由《石油报》的老李带头，倒比较听话，让坐哪儿就坐哪儿。

    坐沙漠车有种骑骆驼似的居高感。开头还好，微醺似的颠簸着，让人想起小时候骑毛驴的感觉，颇为潇洒。大家均嫌坡不够陡，要求再生猛些。待进入真正的沙海，发觉情况不对了，远看平缓的沙丘，置身其中才知陡峻得很，斜射的朝阳拉出长影子，好像掉进了群山万壑的迷阵。只见前面的车，或作壁虎爬升状，或作猛虎下山状；我们这辆，则反复作托马斯旋转。遇到高坎，须怒吼多声才能攀上，遇到深谷，如瀑布入涧，叫人两眼发黑。大家全傻眼了，谁还敢出声，心儿狂跳，攥横梁的手满把出汗，乘石景山游乐园的过山车怕也没这么紧张。不幸终于发生：前面的车在一次俯冲时栽进沙窝不能动了，我们这辆也陷进流沙，呜呜地干嚎着，我跳下车不由分说立即用双手猛刨轮下的沙子，惹得大伙全笑了，陈新增适时地为我抢拍下这一历史性镜头。此时才知前面的车中，昌本的头磕了一个大包，张平膝盖碰破，血流如注。我们赶忙去慰问伤员，经紧急处理，血止住了，不知从哪儿弄来大宗卫生纸，把张平的腿包个严实。他们那辆车真是抛锚了，须等待总部的大型车来拖，负责陪同的工长含笑道歉，说两个司机都是新手，转过脸却狠狠剜了小司机一眼。小司机顽皮地吐了吐舌头，说这下可得写检讨了。

    驻足沙原等候援救，此时顿觉，周身似有几十个火炉烘烤着，脸上似有几十条火舌狂舔着，人一张口就有一团团火吞进肺里，太阳如惨白的火盆悬在头顶，好像上帝徐徐放出白焰，正得意于他烹调的烧烤。有人惊呼塑料鞋底变形了，有人仰脖痛饮矿泉水。至此我始信，白昼地表温度七十多度，能煮熟鸡蛋的话。我原先想，流沙不是满温顺的吗？只要有足够的脚力，徒步穿越未必不可能，现在看来近乎玄想。《石油报》的小路见多识广，他说，也不是绝对不可能，有个逃犯，抱了个西瓜，白天躲在沙坡背阴的坑里保存水分，夜里靠北斗星辨认方向赶路，渴了啃一口西瓜皮，熬了六七天，真给他小子跑成了，到头还是给抓了回来，但他的经验对我们很有用。也不知这是他编的，还是真事。

    这次进新疆，我随身带了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八年探险》和斯坦因的《沙埋和阗废墟记》，有空就读几页。怎么评价他们的功过是一回事，单看他们的冒险精神，吃苦精神，你却没法不佩服。不过，他们那时进塔克拉玛干，主要靠当地的骆驼队。想想骆驼，也着实伟大，不负戈壁之舟的美称，倘若世无骆驼，人类面对广袤无垠的沙漠，就只能发苦海无舟之叹。丝路文明作为人类伟大的文化奇迹，少了骆驼的功劳恐怕不能成立。记得大画家吴作人四十年代到西部，首先相中了画骆驼，他是被骆驼在困境中的韧性震撼了，他画熊猫之类那是后来的事。现在好了，现代化的戈壁舟沙漠车出现了，且不断换代，比之骆驼，不知先进了多少，实为科技文明对于征服沙漠的一大贡献。看啊，飞机在蓝天翱翔，潜艇在海底游弋，沙漠车在沙原奔驰，科学技术真也威力无边，物质文明的成就多么值得自豪。

    乘沙漠车后的当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开着沙漠车，有点像乘坐“探路者”号在火星上行走，又像乘“阿波罗”号登上月球，因失去了地心引力，漂浮着，晃荡着，惬意极了，转眼车速变得极快，神秘浩瀚的死亡之海，在我的胯下服服帖帖地掠过，我一会儿发现了比尼雅古城大得多的无名古城遗址，一会儿找到了比克孜尔千佛洞更加瑰丽的无名万佛洞，可是突然，我和沙漠车被一巨大黑洞吸了进去，我觉得自己在急速地坠落，向黑暗幽邃的地心栽下去……惊醒时大汗淋漓，我想我一定大声呼救来着。

    梦境终究是梦境，但地心的吸力似乎含有某种神秘的暗示，接下来我在油田耳濡目染的事实，不断把生活中严酷的一面展露出来，逼我思索诸如人的作用，灵魂的净化，科技与人的关系之类的问题。我在这里决非矫情地故作高深，对过去那种鄙薄科学技术，空喊人的因素第一的老调，我也大不以为然，但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我却在想，究竟是谁在征服沙漠，是沙漠车还是驾驶沙漠车的人？究竟人是车的附庸，抑或车是人的仆役？即使全面进入了信息时代，人的智能达于颠峰，脏活累活全交给机器人干了，人之为人的高贵，是否仍在于他并没有失却宝贵的道德激情、宽广的仁爱胸怀和坚忍不拔的毅力？

    一位中年司机对我说，在没有路的沙窝里运器材，一天能走几十公里就算快的，那时从轮台到塔中，要走一个多月，哪像现在有了沙漠公路，脚一踩油门，呜地就到了。在沙海里开车经常遇上沙暴，天地失色，状如黑絮，能见度不到一米，沙粒把鼻眼全塞严了，气都喘不过来，渗进眼窝鼻孔的沙，一个月也洗不干净。噢，怪不得我在沿途的油田招待所发现，洗脸池边总备有大量棉球，不知何用，敢情是给石油工人清理鼻孔眼圈用的。我还注意到，沙漠车里放有不少卫生纸和空纸箱之类，甚感奇怪。问这位司机，他一个劲地笑，就是不说。问急了才说，在沙地开车最难熬的是酷热，最热时，空调根本不起作用，驾驶楼都快烤红了，座位烫得沾不得，只好蹲着操作，有时干脆赤身裸体--沙漠缺水，被汗浸透的衣服到哪去洗啊。可人身上有的部位出汗特多，时间长了会溃烂，这就需要夹着卫生纸了，用量还不小。但屁股还是烂，烂了只好用土法恶治，就是曝晒，有时我们会一齐冲着太阳晒屁股，反正沙漠里没有人。他还说，装矿泉水的空纸箱不能丢，沙漠里蚊子很毒，大便时把纸箱掏个洞坐进去，可以防蚊；就是矿泉水的空瓶子也别乱扔，沙漠容易迷路，用空瓶子装了尿给后面的人做路标，风还吹不动哩。听了这些，我先是大笑，笑出了泪，过后却是说不出的沉重。我想象着，那是怎样一种滑稽而又悲壮，野性而又豪放，令人发笑又令人感伤的情景啊！它肮脏吗？粗鄙吗？不，一点也不，我看到的恰恰是洁净。

    是的，我很愿意用“洁净”这个词。沙漠多么荒远，沙子何其粗砺，但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又是最干净的，最能澡雪精神，恢复自然人式的纯真感。记得那次乘沙漠车回来，一只苍蝇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我们连连扑打。一直沉默的司机忽然说，别打它了，就让它免费坐一段空调车吧，它能在这儿冒出来还真不容易呢，没准跟我们有缘分。车到塔中，司机似乎有意又似无意地拉开车窗，待苍蝇出去了，他才慢慢地合上窗户。我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我觉得别人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一时间车厢里静极了，人家好像全忘了下车。

    沙暴、酷热、焦渴固然难熬，更严重的是还会遇到生命威胁。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位师傅和他的徒弟碰上沙暴，大半个车身被埋，怎么也开不动了，他们明知道飞机和救援者难于发现他们，可还是等待着。沙暴停了，水喝光了，东西也吃光了，每个白天都没有任何消息，于是他们盼着夜的来临。到时他们就一件件地脱下衣服，拧成火把，蘸上柴油点燃，高挑着，摇晃着，希望被发现，但等来的总是失望。徒弟奄奄一息了，挖开沙把脸埋进去，僵仆着；师傅只有冒险出走，连爬带滚地摸索，终于在摸到沙漠飞机场的钢铁轨道时昏厥了。第二天早晨，有人看见轨道上趴着个什么动物，怪怪的，走近才发现是人。那个徒弟后来也找到了，苏醒了，他一口气喝了七瓶矿泉水。我还听说，一个脱险后回库尔勒休假的青年司机，姓肖，约好与女友在孔雀河畔会面，当他一眼看到女友身后清洌洌的河水时，竟不顾一切地一个猛子扎下去，再也没能上来。有人说，这是出现了幻觉所致，也有人说，他的精神错乱了。

    这年轻生命的夭折，使我想了很久。我倒宁可认为，有了水才有了生命，生命的第一需要是水，他太想亲近水了，以至于对水的渴望超过了对异性的渴望。这是怎样令人震惊的悲剧啊，我想起一位姓顾的钻井队长十分坦率的话，他说，你们到这里来，也就是看看，假如有个人什么也不要他干，能在这里呆够两个月，就是了不起的人了。我们每天干活十几个小时，然后回车厢式的排子房睡觉，单身男人全住在一起，天天说，也没什么话可说的。这里本不会有女性，近年因增加了服务设施，才有了一点，但谈恋爱的有，乱来的没有，谁乱来就把自己搞臭了。这里人的道德观念就是如此，你们听了也许觉得好笑。有人说我们待遇高，其实也不，除了工资没有别的来源，要有就是放弃探亲假把钱加上去，有家里太穷的已好几年没回过家了。所以，在这里呆久了会有“三躁”：枯躁、急躁、烦躁，脾气再好的人也难逃这三躁。他最后重重地说，我厌烦黄色。

    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在找油，大多数人在用油。我知道煤是古森林经海陆变迁形成的，那石油呢，我猜想它可能是古动物--软体动物，鱼类，两栖类，以至爬行类如恐龙的肌体层层淤积衍化的，不然就不会那么加倍的炽烈。石油如血液般珍贵，现代文明社会须臾离不开它，今天海湾密布的战云里，不就有一股浓浓的油腥味吗？石油这东西也怪，可能它知道自己身价颇高，就总是藏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深隐在荒原、海洋、沙漠的幽邃的底层。这就增加了开采的难度，也注定了石油开采者们生存境遇的悲壮。一个人生而为石油工人，要比常人承受更多的苦难，他总是远离人群，不停地到没有人没有路，也没有起码物质条件的地方去，同时，他还要舍弃享乐，而所弃的正是普通人最看重的东西，比如家园，性爱，天伦之乐，繁华胜景之类，于是，他的宿命就像塔中的那两簇火炬，日夜不息地燃烧，直到烧尽。每念及此，我便感慨万端。

    春节期间的一个晚上，我路过一家歌舞厅，里面传出了歌声，那歌词好像是：风沙吹老了岁月，吹不老我的思念，曾经多少个今夜，梦回秦关……也许因为歌者的嗓音沙哑而苍凉，我猛然想起了塔里木油田，想起了我采访过的沙漠车司机和钻井工人们，我固执地认为，这歌像是他们在唱，唱的是他们的心情。本来，回北京后，塔里木已变得非常遥远，我甚至感应不到它的一点回声了，可是此刻，我这都市的漂泊者似乎与沙漠漂泊者的心又交融到一起了。我知道，倘若没有石油，城市会彻底瘫痪，我们会变成城里的沙漠人，然而，石油人献给我们的难道仅仅是石油吗？沙漠是冷寂的，但它的下面有火焰，都市是热狂的，但它未必不会使人变得像货币般冷漠。地球的沙化令人不安，但灵魂的沙化更让人忧思。这么想着，我被一种广大无边的杞天之忧所笼罩，怔怔地立在街头，泪水悄悄地爬上了眼睑。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初稿

    一九九八年三月改写

    11.置身西西里

    我们去意大利，首先直奔闻名全球的黑手党老巢--西西里岛首府巴勒莫，因为蒙德罗国际文学奖要在此颁发，作为主人特邀的东方客人，我们将列席这次聚会。

    清晨六点从北京出家门，一路上不断换乘飞机，由北京到法兰克福，由法兰克福转罗马，再由罗马转赴巴勒莫，记得机舱里总是不肯移动的刺目的阳光，不管怎么折腾，天总是黑不下来，我们仿佛逐日的夸父，时间仿佛凝固了。晚上“十一点”，总算抵达了目的地巴勒莫。这一天可真长啊，严格地说，我们因没吃到晚饭，北京那边的家人却该到了第二天刷牙洗脸，拎包上班的时辰，掐指一算，整整奔波了二十四小时。山东作家李贯通，累得眼皮耷拉下来，领带也歪了，丰采顿减，打着哈欠说：伙计，这辈子飞机是坐够了，我想躺在地上睡觉。

    到巴勒莫的夜班乘客颇为零落，我们几个便很显眼，一进检票门，我只觉头皮一麻，陡地一惊：只见意国警察手牵大狼犬，斜挎冲锋枪，腰里还别着短枪、匕首、报话器等什物，大皮靴格登格登地一步步向我们迎来。我们倒躲不及，乖乖地僵立着，任由警犬嗅了个遍。所幸狼狗态度平和，点到为止，警官气质不俗，一副公事公办的漠然。这似乎并不在意料之外，黑手党的故乡嘛，不久前大法官法尔考内被炸死，五千警察云集西西里的消息已有所闻，而当年着名的墨索里尼圆顶礼帽失窃案，闹得满城风雨，发生地不也是巴勒莫吗！旋即乘车入城，在一拐弯处，翻译王焕宝教授说，这里就是炸死大法官的现场。我伸头向窗外望去，只见附近第勒尼安海上几点渔火鬼眼似的闪烁，便有一股莫名的恐惧掠过脊梁。我忽然觉得，我们几个很有点像抛到海滩上的鱼，没着没落的。我还想到，如此紧张不安的气氛，不知道文学奖之类优雅的活动怎么个举行法，绅士淑女们谈文学还能谈得起来吗？

    然而，第二天一觉睡醒，奇迹发生了，昨夜的噩梦荡然无存，童话般的仙境冉冉而起：所居伊捷阿别墅面临大海，推开窗户，听到慢节奏的潮起潮落声如深呼吸，衬托得周遭分外静谧，空气是多么清新，透亮、淡蓝、明丽，透过棕榈树和廊柱的空隙，是横卧着几艘船舶的懒洋洋的海湾。这大约就是地中海式的澄澈气候和旖旎风光吧。但我总觉得这景物是不真实的，似梦似幻，好像只在电影、画框或者梦境中才会有。时近九点，下楼到庭园独步了一圈，竟未遇一人。后来才知道，意大利人浪漫而优游，早晨七八点，不少人尚在温柔乡中做梦。

    吃罢早饭，将要全程陪同我们的罗贝塔小姐来了，深深的眼窝，漆黑的眉黛，蜡人般的小巧鼻子，据说是典型的意大利南方女郎的面庞特征。因传说这里的男女黑手党成员甚多，我不由多看了她几眼，当然不可能看出什么。上午无事，罗小姐带我们来到闹市中心。不想，刚刚松弛下来的神经又紧张起来，只是另一种紧张罢了。应该说，在我们面前铺开了三股滚滚潮流。一股是街道两边密匝匝的商店流，鳞次栉比，目不暇接：汽车商店，摩托商店，皮鞋店，时装店……好像没个尽头似的。大橱窗里的时装模型，尤为新异，那举手、投足、扭臀、回眸，自有种现代派的怪诞和神秘味儿，似更增添着这座城市的深奥难测。其实，西西里岛属于农牧业省份，经济比北方诸省落后得多，巴勒莫市也不过一百万人光景，但我敢说，单就商场的密集程度而言，它超过了北京。可是，这么多商店，货物卖给谁呢？转思，它作为地中海的最大岛屿，连接欧洲和北非的要冲，又用不着操心了。在一十字路口，看到四个街角上各有一座带喷泉的雕塑，褐绿色的斑斑铜锈，说明年代之古老，它们各标志着阿拉伯人、犹太人、罗马人、以色列人聚居的四个老居民区，可见商贾汇聚的历史由来已久。

    最让人晕眩的是迎面扑来的汽车流，一辆接一辆源源不绝，且速度极快，真不知这么多人要到哪里去，在追逐什么。我还发现，每当红灯显示、车流暂停的间歇，路旁就飞出几个扛刷子的小伙子，闪电般地擦拭汽车玻璃，可得一点小费；有的车主摆手峻拒，他们也不愠不躁，另觅主顾，干得颇有章法。由此细节似可见出意大利经济在欧洲不算太景气的迹象。记得昨天看到各个机场的公用电话，档次也不一样：法兰克福的最高级，镀银色的或镀金色的电话机身闪光，配以漂亮的大玻璃圆罩；罗马的就差一级，也是金属配罩的，但较陈旧；巴勒莫的更差，窄窄的塑料机身，颇显寒伧，这是否也反映着意大利经济与德国经济的差距？

    我们几乎没看到一辆自行车，但摩托飞车却是一大景观。车手们一般长得高大、英俊，穿着帅气，尤注意发型，大背头梳理得如钢丝网罩，真是油光可鉴，根根风流，足使苍蝇蹉跌。他们的车技惊人，在车海中钻营，如浪中飞鱼，如花中蛱蝶，有时会突然在你面前来个“立正”，很礼貌地让你先通过。说实话，巴勒莫的街头秩序井然，你断难相信，这里会发生凶杀和枪战。当然也有令人咋舌的事。听老王说，有一年有一中国出访者正在马路边闲荡，呜的一声，身边擦过一辆摩托，他的提包就不见了。这位同胞还算反应敏捷，又会意大利语，便追赶着大喊：“里面没有钱，只有护照。”话音未落，他的提包在空中划了一个弧线，又飞了回来。老王感叹说，这真是万幸，丢了护照和机票，可不得了啊。听了这故事，我们都没有笑，倒是下意识地更紧密地团结在王翻译的周围。也许大家都在思忖，倘若老王被绑架，我们跌落在言语不通、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中，恐怕再西装革履、衣冠楚楚也没有用，那才叫寸步难移呢。

    还有一股广告流，也令人眼晕。虽然巴勒莫不是大都会，但我们已感受到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广告流的包围了。巴勒莫的广告有个特点，同样的画面一贴一长溜。有一广告，画一女郎弯弓搭箭，欲发未发，我们的汽车跑起来，就有一支支箭迎面射来的动感。还有一种六条腿的狗的广告，到处都是。起初不明白，以为是什么宗教标志或图腾徽记，后来弄清楚，那是意大利石油公司的广告，意谓：加了我的油，你就变成六条腿了。还有一种汽车公司的广告，也是别出心裁。画的是三条跷起的女人大腿，在三条腿的根部汇合处，则是一眉飞色舞的女人头像，意思也是：你只见过两条腿的人，买了我的汽车，即可领略三条腿的女人跑得有多欢势。后来还听说过一种电视广告，就更加匪夷所思：每晚定时在电视上出现一绝色女子，她脱去大衣然后宣布，第二天她将脱去上衣，第二晚她果然脱去上衣，后又宣布，第三天她将脱去长裤，就这么依此类推；谁也不知道她要宣传什么，只觉得有趣，就紧迫不舍。果然最后一天她如约脱光了，来了个还算健康的人体艺术摄影。此时，屏幕上才打出一行醒目大字，曰：“某某保险公司，说到做到！”众皆粲然。做广告不但夸示产品的优良，还要运用象征手法，启发你的想象力，或制造悬念，吊你的胃口，也真是挖空心思到家了。难怪这块国土上早就产生过威尼斯商人夏洛克式的人物，以及他那充满灵感的“割一磅白肉”的借据了。

    不知为什么，站在这熙来攘往的异国的街头，我有些怅然。昨夜还在为黑手党的肆虐担心，现在却被新的疑虑代替：在这商品化的社会里，精神的位置在哪里？文学还有地位吗？人们还会光顾文学奖一类的活动吗？国内的纯文学尚且被经济大潮挤到一边，也被文学内部的通俗潮挤到一边，一再地失落，圈子愈缩愈小，何况这里乎？说不定所谓蒙德罗文学奖也就是几个文化人聚到一起，如小型沙龙，冷清清自拉自唱一番罢了。我甚至已想象出即将出现的场面有多么尴尬了。

    但我知道，我所看到的一点东西，不过是这座城市皮毛的皮毛，距离她的心脏和灵魂，真不知有多么遥远。我不断自问，你跑到这里来是想看到什么，寻求什么？仅仅是为了所谓的“一开眼界”吗？并不。我一向有种探究人的内心奥秘的欲望，现在面对着肤色、面目、行为方式、文化背景均极悬隔的人们，这种欲望就益发强烈。我想窥知，这些匆匆的男女过客，心里想些什么，最关心什么，他们的信仰、良知和渴求是什么，他们怎样看待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怎样的历史文化血脉孕育了他们特殊的文化性格。诚然，政局不稳，黑手党猖獗，是实情；人人为赚钱奔忙，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巨大的商业化机器，也不虚妄，但这些终究是表相，文化传统和精神根基才是更稳定、更深层的支撑力。在短短的几天里，我固然不可能找到答案，但我要寻求。路易吉，巴尔齐亚在他轰动一时的《意大利人》一书的卷首语中，引述过奥登如下的话：“在欧洲有哪个国家，其人民的性格受政治变动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会像意大利人这样小呢？”这话是很耐人寻味的。如此看来，什么商品呀，广告呀，并非西西里人的特色所在，只因我初涉西方社会，倍感新鲜罢了。他们的特色，也许正在不受外物影响、变动甚小的方面吧。

    精神的存在有待一双精神的眼睛去发掘。果然，在以后的几天里，我更多地看到了传统文化的庞大身影无处不在，至今仍力图主宰人们的心灵。如果说我一开始便看到了“真”，那么现在就时常感到“善”和“美”的包围了。在市中心广场附近，有一长方形的巴罗克风格的古建筑，已是褐绿色，屋顶上的青铜骑士雕塑群像，一个个跃马昂首，伫立于苍穹，别有一种古风余韵。这建筑是马西莫歌剧院，建于十八世纪初，曾是欧洲第二大歌剧院，地中海最大歌剧院，因上演维尔第的歌剧，名重一时。真所谓繁华过后成一梦，如今它是这般老迈、式微，但人们并不遗忘它，它周身围满脚手架，据说因经费原因，修修停停已多年。我注目良久，眼前幻化出薄暮时分，华灯初上，穿着夜礼服和百褶裙的贵族男女纷纷步入剧院的情景，他们之中，也许有痴恋烧炭党人的少女法尼娜，也许有《牛虻》里的亚瑟和琼玛，也许还有皮兰德娄讲述的凄伤故事中的主人公，那手捧西西里柠檬的青年密尔库和思断情绝的乡村女歌手苔里娜，一种沧桑之感忽地涌上我的心头。但歌剧艺术并未在意大利稍衰，至今仍是人们最喜爱的，与足球共称意大利人的两大骄傲。我想起国内为振兴歌剧呼吁多年，成效甚微，倒是赵本山们的“小品”畸形发达，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民族欣赏习惯的差异，还是文化境界和审美水准的距离。其实，何止歌剧？作为古罗马文明的故园、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祥地，意大利的建筑、雕刻、绘画、音乐，无不精美绝伦。在这些方面，巴勒莫与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相比，自然是小巫见大巫了，但即便如此，你仍会深深感到，这里是黑手党的渊薮固然不假，但它更是艺术的王国，艺术精神已沁透了城市的躯体。看路灯辉映下的“羞耻喷泉”，你会为裸体石雕的美妙叫绝，抬头看山顶上残阳斜晖中的古堡，你会为历史的庄严神往，甚至在街角你看到老百姓自发地保护的一小块方尖碑，也会为人们珍惜文明成果的情操所感动。从本质上说，艺术乃是自由的象征和人类力图超越自我的表现，它具有天然的解毒作用。很难想象，一颗幽暗的罪恶灵魂或者一个只知数钞票的经济动物似的人，会真正倾心于艺术。

    我们参观最多的还属教堂。尝听到有出访者抱怨说：“一天到晚看教堂，真没劲！”说这话的，可谓只知看热闹，不知看门道。意大利的教堂之多，决不亚于国内的佛寺，所不同者，佛教在我国已近衰落，而天主教虽几经变迁，教廷对教义的阐释虽迫于科学的发展一改再改，但它作为精神象征的地位并未改变。一个人从生到死，哪件大事能离得开教堂呢？教堂不仅是精神堡垒，而且是搜集艺术珍品的殿堂，它倒是集认识、教育、审美功能于一体。我常在想，倘若没有教会这块沃土，西方艺术还能如此绚烂吗？反过来说，没有艺术魔力的张扬，宗教的神圣感和神秘感还能如此久长吗？为了提高宗教的感化力，各种艺术家们真是殚精竭虑。蒙特利教堂的穹顶画也许还不算最有名，但那巨大的耶稣的一双永远追踪着你的勾魂摄魄的眼睛，会让你颤栗。且不同的角度耶稣有不同的神情。新的科技手段也开始进入教堂，如复杂的现代声光设备代替了管风琴。在一教堂，我们想细看壁画，苦于光线不足，经人指点后将五百里拉硬币投入一黑箱，只听咔嗒一声，立刻光明大放，一室辉煌，可惜好景不长，刚到两分钟，它就很客气地熄灭了。

    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一队队儿童在教堂里围着牧师听讲的场面，不由得让我想起我们参观历史博物馆或阶级教育展览会的情景。看来，他们的“思想工作”也抓得挺紧。我注意到，各教堂都设有多座“忏悔室”，那是个小木屋，三个门，中间是教士席，有小窗通二厢，教士安坐中央，可倾听跪伏者低诉自己的罪愆。记得我国最早走出闺门、走向世界的知识女性钱单士厘（晚清人），在她的《归潜记》中也曾详述“忏悔亭”的形状，所谓“中室与旁室不相通，惟有铜网一小方（亦有以不透明玻璃代者）漏达声浪而已。旁室无门，无座位，有小几，为诉忏者跪久倚手之用”等等。一百多年过去了，这忏悔亭倒毫无变化。我没见到一个人忏悔，便怀疑它是否已沦为观赏物了。但据罗贝塔说，自有人忏悔，但要在指定时间进行，她又笑着补充说，是不是真心忏悔、毫无隐瞒，那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了。

    印象最深的是建在海岸高岩上的罗萨尼亚教堂。罗萨尼亚是位女圣徒，十二世纪人，终身不嫁，把一生献给慈善事业。我看到她的一尊卧像，周围撒满了供奉者的钱币，她的神态既痛苦又甜蜜，似正进入一种“神圣交感”的境界，与贝尼尼塑造的圣女苔列莎很相像，确有股令人既惊讶又感伤的力量。听说她最灵验，类似中国的海神。我们看到神台下堆放着一些旧轮胎、铁锚、救生圈之类，不解其意，经打问才知道，那是海上遇难的水手有幸苟活下来，奉献给她的。更奇特的是一面大墙上，挂满了银制的人的各种器官的影型，举凡手、脚、心、肺、肾、眼睛、耳朵，应有尽有，如挂了一墙小首饰。原来是病苦之人为祈祷解脱痛苦而奉献的。究竟是病愈后的感戴，还是病苦中的希冀，就不得而知了。

    在教堂外的台阶旁，我们见到一个乞丐，是一中年男子，穿粗呢西服，样子不怎么褴褛、可怜。地上铺一张纸，经翻译，知道上书：“请帮帮我这穷人吧。”我想此人堪称心理学家，因为他能抓住人们步出教堂心情激动的瞬间化缘，但那盒子里的收获似乎并不丰盛。王宏甲热衷搜集民俗，就要抱住乞丐的肩膀合影，但相机出了故障。谁知这乞丐竟示意我上卷并扳动一小部件，果然障碍排除，照片拍成了。如此乞丐，倒也罕见，我们不禁面面相觑。

    出了教堂，在一海岬上，我们看到了罗萨尼亚的另一尊铜塑像。她面对大海，一手高举十字架，一手紧握权杖，神色冷峻，狂风刮起她的长发，不复那尊卧像的温柔。我定定地望着这位狂风中的圣女，刹那间似乎明白了许多。任何一个民族，要在历史长河的惊涛骇浪中前行，就必然有它的文化根系。精神动力和宗教信仰，这些东西沉埋在集体无意识的深层，虽然时移事迁，它那基本的框架却不会改变，向真向善向美的精神不会绝灭。

    第三天下午，我们接到通知，当晚十点去参加一直等待中的蒙德罗文学奖授奖仪式，这也是我们此行最主要的活动项目。会议在哪里举行，将出现什么情景，我们都在心中暗暗悬揣着。汽车又一次路过炸死法官的现场，又一次穿过火树银花、光怪陆离的商业中心，终于在一座叫玛丽亚的教堂前停下来。我们有过各种猜想，但谁都没想到会在教堂举行。门口已停了很多车，男女警官林立，有的在用报话机联络什么，气氛似乎又紧张了。

    但是，一踏进教堂，仿佛进入避风的港湾，我们立刻感受到一种高雅、温馨、安详的情调，似乎屋外汹汹的商品潮，抑或黑手党的阴影，全都远遁敛迹了。眼前确是一块超凡脱俗的空间。平时做弥撒的地方，摆上了观众席，主教大人的讲坛，成了评委们的座位。来人不少，约三百多人，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奖者，特邀代表，大多是当地的文化界人士。真没想到，这座动荡不安的城市，还蕴藏着这么多彬彬有礼的文人雅士。

    蒙德罗是巴勒莫海滨一个风光迷人的小镇，文学奖即由此得名。自一九七五年设立至今，已历十八届。它设有处女作奖、翻译奖、意大利作家奖、外国作家奖、特别奖等多项，评奖范围是该年度的作品，对象则以本国为主，兼及世界五大洲，评委均由教授专家组成，旨在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和文学繁荣。中国作家王蒙和翻译家吕同六，曾经获过此奖。这项奖的骄傲是，有四位获奖者后来或同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据我国驻意文化参赞李国庆先生说，目前意大利最有影响的文学奖，就是它了。它的发起人是兰蒂尼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兰蒂尼先生曾是西西里的着名法官，仪表堂堂，魄力非凡，他的热衷于此道，完全出自对文学的热爱。此刻，这位总导演静静地坐在一角落里，正心情激动地观看他操劳的成果的展示。

    这确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发奖会。国内的发奖会，大都是领导出席，分宾坐定，然后宣读名单，获奖者鱼贯上台领奖状，再推举一名代表上台念发言稿，说些感谢领导、感谢评委，继续努力之类的套话，最后演些小品歌舞之类结束，未免板滞。这里则是由电视节目主持人手握话筒，全权主持仪式。获奖者上台后，当即有评委一人起立，宣读对其人其作的书面评价，并颁发证书。证书素朴大方，不见大红大紫或钢印图章之类，乃一白纸，除印上作品作者名字，下面全是评委的亲笔签名。然后主持人提问，获奖者即兴回答。由于获奖者的年龄、性别、个性殊异，常常妙趣横生，颇不单调。墨尔本的提麦因女士，研究但丁有成就，她却幽默地说“我没有研究但丁，我只是读但丁”，突出一个“读”字。台下报以热烈掌声，想必人们为她的谦逊和真诚鼓掌。那种不认真读原着的研究者还少吗？小说《十一月的飓风》的作者，捷克作家哈巴尔，据说名气不在昆德拉之下。他是个老人，一生经历复杂，受过不少苦，他不修边幅地倒披一件毛衣上台，站久了就自己搬一把椅子来坐，惹得台下爆出一片善意的大笑。我团代表杨牧，即席朗诵诗歌，他动作夸张，带表演性质，女上们不断掩嘴吃吃地笑，笑得我们心里发毛，生怕砸锅。原来这是文化差异所致，等到翻译了内容，台下的掌声又十分热烈。这里，不同种族、国家、肤色、语言的人们汇集一堂，却毫不隔膜，气氛是那么友好、轻松、活泼，好像有股热流在每个人心头激荡，那就是文学。不记得是谁说的：一个民族没有了文学，就意味着精神的死广。

    梦幻般的长笛声轻扬起来，泉水般的钢琴声滑过了大厅，会上穿插的文艺节目，一律是阳春白雪，绝无杂耍闹剧的地位。我望着圣母塑像慈祥而严肃的神情，环视周围典雅的圆柱，穹顶壁画中翱翔的天使，听着仿佛只有天上才有的音乐，有种灵魂深深飞升的感觉。这哪里是一次普通的文学颁奖，这是人类文明成果的一次辉煌展示，是美的骄傲的炫耀，在这样一座不安的城市举行，尤其显示着文学艺术顽强的生命活力。

    明天我们将告别西西里，前往罗马，那里会有更多的艺术瑰宝可观，但我仍依恋着这块神奇的土地。歌德说过：“不亲眼看看西西里，便不能透彻了解意大利。”西西里把传统与现代，古代英雄的美德和现代都市的罪恶，深固的家族观念与商战技巧如此奇妙地交错在自己身上。不是说它“变动最小”吗？这一方面固然是它背负着传统的沉重包袱，另一方面它又无时不以人性之光、理智之光反抗着物欲的压迫。再见吧，西西里，我此生大约无缘再踏上你的土地，但我会永远记住你的启示的。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日

    12.听秦腔

    我的一大爱好是听秦腔，爱听到了酷爱、入魔、自唱自叹、手舞足蹈的程度。到北京都二十五年了，这癖好居然有日甚一日之势，不免搔首自叹，这是否一种遗老心态？我曾宣称“秦腔是中国戏曲中最伟大、最深厚的剧种”，招来过一片讪笑和讥诮，却无愧无悔。内子是北京土着，小儿女都在北京长大，我每放播秦腔，便遭到他们的顽强抵抗，小女捂着耳朵跺脚尖叫，小儿涨红了脸摔门而去--破坏了他们要听流行歌曲的雅兴，那一刻他们甚至是仇视我的。然而，我的秦腔癖有如钢筋般坚固，最终还是我征服了他们。于今，妻子和女儿不但默认了秦腔的合法，有时还跟着节拍轻轻附和，只有小儿冥顽不灵，始终对秦腔不屑一顾，或暗暗冷笑。

    我积有三十多盘秦腔磁带，北京固然大，无奇不有，我深信在拥有秦腔上我必在“首富”之列。这些磁带来之不易，每到西安、兰州便广为搜求，有时索性到朋友家里巧取豪夺。在西安，王愚、张素文夫妇是我的兄长辈，为我翻录、选录秦腔废寝忘食。有一回，王愚直录到鼻尖冒汗，脖梗上青筋噗噗地跳，他一面捶着腰背，一面说，达弟啊，也就是你，换谁我也不卖这个牛劲。李星和我年纪仿佛，又同好秦腔，对他我就不客气了，进剧场，跑商店，选磁带，每回必得陪同到底。我的那套《百名演员集锦》，就是花七十元托他搞到手的。在兰州，我和作家王家达一见面，话题马上就转入秦腔。在大学读书时，他是我研习秦腔的引路人。谈起名老演员如刘毓中、田德年、苏育民，我们感慨唏嘘，无限神往；谈起早夭的一代名伶苏蕊娥，《花亭相会》的婉转多情，我们轻轻叹息，不胜其情。我发现，我俩对秦腔名角都有种“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崇拜心理。尽管谁都知道秦腔演员的文化水平一般不高，有的还不乏俗气，但我们谁也不提这些，惟恐破坏了心造的圣像。等到我要检阅一下王兄装磁带的柜子时，融融乐乐的气氛就突变了。他局促不安，支吾其辞。毕竟是远道客来了，最后他还是慷慨解囊，送我一二盘市面已脱销的磁带。

    说起来，某些西北人对秦腔的痴迷也着实叫人错愕。我有个侄子，比我还大两岁，是个八级钳工。记得小时候，他的床头就总有一摞戏本，至今他已四十六七岁，胡茬子都白了，多年不见，我偶翻他的床头，居然还是一摞戏本，令人怅然。听说“文革”前国务院有位主任叫贾拓夫，是陕西人，每天下班一进家门，双手把帽子往茶几上一放，咳嗽一声，便只说“秦腔”二字，家人便用老式留声机为他放秦腔唱片，日日如此，年年如此。又听说，西北某大学学生宿舍，全是本地农村学生，只有一个南来的学子。这位江南秀士对秦腔深恶痛绝，秦腔声一起，他便溜出宿舍，到校园里胡转，孰不知他已获罪于众同窗，终有一天，为秦腔争论起来，有人逼问他的看法，他直言不讳，尖酸刻薄，众人大怒，挥动老拳，把这位秀逸之士打得鼻青脸肿。他爬起后到校方告状，校方惟苦笑规劝而已。这些传闻或有所夸张，但多年前在扬陵镇我倒是亲见，几个赶车的脚户哥儿，因春节期间电台的秦腔节目太少，蹲踞在车头上，朝着路旁的大喇叭吼骂。

    有时候，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都八十年代了，我对秦腔的流连何以始终不渝？而整个西北高原上，陕甘宁青新的市镇，虽然已是影视业发达，迪斯科风靡，西部摇滚沸反盈天，可“古调”秦腔居然还能“独弹”，还能存活，真也是一大奇观。它的生命力何以那么顽健？在我倒是犹可理解：从小就在乡下戏台边上厮磨，村中男女谁能演戏，村人心悦诚服的青眼至今记得；及长，又在城里的戏院子买。毛钱的站票看，台上台下同悲共喜，实为我的心灵社会化的重要途径。说秦腔已渗进血液，并不为过。可是，对一个古老剧种的活力，就值得研究了。贾平凹写过名篇《秦腔》，说是秦川的地理构造与秦腔的旋律惟妙惟肖，秦腔又与西凤白酒、长线辣子、大叶卷烟、羊肉泡馍共为秦川人的五大生命要素，故而秦腔是秦川的天籁、地籁、人籁。他的说法当然不无道理，却杂有浓厚的“陕西沙文主义”倾向，视野未免窄狭了。其实，陕西而外，青宁甘新，哪里没有高亢激越的秦腔回荡，哪里不是大大小小的“秦剧团”星罗棋布，何独八百里秦川然？要揭开秦腔的生存之谜，必须站在整个西部的高度，不能光在西安城墙周围打转。依我之见，地理结构重要，历史结构更重要，浑茫的历史感才是秦腔的魂灵。说穿了，秦腔迷人，乃在“苍凉”和“悲慨”二大特色上。它善悲剧，不善喜剧；善伦理戏，悲欢离合的苦情戏，不善政治戏和理性戏。看《放饭》，谁不感到命运之飘忽；看《探窑》，谁不赞乱世男女之爱情坚贞；看《火焰驹》，谁不恨奸佞之陷害忠良；看《周仁回府》，谁不敬友情之高洁……西部这块地方，秦汉威仪自不必说，“十六国”时烽烟不绝，什么前秦后秦前凉后凉南凉北凉的，世事如转蓬，更有大唐的“初、盛、中、晚”的无尽纷争，留下多少悲欢，该唱出多少慨叹？它是人命危浅之地，苦役流放之所，慷慨悲歌之疆。它的历史和生活本身就有“苍凉悲慨”的韵味。寻根是人类固有的情结，历史意识是现代人直观自身的表现，秦腔便是满足着这种欲求。可以说，秦腔是西部人思维方式、情感方式、伦理方式的艺术化、抽象化、程式化，只是人们不自知罢了。当今研究西部文学，倘不知秦腔为何物，便无从研究，只能隔靴搔痒耳。

    不过，话说回来，一个剧种要在今天站住脚，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可不行。光是一些演员唱，大家不跟着唱，就会越唱越萎缩。现代西部青年对秦腔厌烦者日多，秦腔演员“走穴”的，改唱通俗歌曲的，争上电视剧的，也不鲜见。我对秦腔前途不免担心。直到去年春天在兰州的茶园听了一回秦腔，才算放下心来。

    那天，王家达兄约秦腔着名新秀窦凤琴给我们唱几段，却苦于无人伴奏，他便建议一起到茶园去，说那里有现成的乐队。窦凤琴名气很大，磁带销行西北各地，一见面，竟一点架子也没有，宛然一位朴实俊俏的甘肃农村姑娘，颀长身材，清秀面庞，话不多，只微微地笑。她是从生产队、公社、县城直到省城，一级一级唱出来的，尤其受到家乡农民的崇奉。

    一进茶园，我和小窦都被眼前的散漫场面吓住了，小窦红着脸，摇头悄声说：“不唱不唱！”那场面也确实让胆小的唱不出口。兰州的茶园历史悠久，风味独具，这我知道，但见，半露天的席棚下，密密麻麻全是围桌而坐的茶客。与南方茶园不同，这里是一色的篷布躺椅，放脑袋处油渍斑斑，证明着茶园的古老。喝的盖碗茶也别致，叫“三炮台”--茶、冰糖、桂圆合成，喝茶人一面用碗盖刮撩，一面品茗。整个茶园人声鼎沸，花生瓜子壳遍地，跑堂的个体户提壶穿梭如织；打麻将的，玩扑克的，看书的，下棋的，应有尽有，好不热闹。怪就怪在你热闹你的，我热闹我的，相安无事。在茶园中间，民间秦腔班子吹拉弹唱正在兴酣处。一位七十多岁的尕老汉，正在仰天长啸，唱《辕门斩子》呢。打板的，拉板胡的，弹三弦的，全戴茶镜，微眯着眼，下巴一伸一缩的，沉醉其中。那老汉唱到“手捶胸，足顿地，怎不心伤”一句时，突然猛跺地面，底气十足。几个时髦女青年被惊得哈哈大笑。看来，那老汉不是为了表演，完全是自娱。更可怪的，一位女服务员，在戏唱到需要女角时，放下铁壶，款款走上前去，接唱一段，然后平静如常，又提壶续水去了。再一看，戏班子近旁，还有好几位在清嗓子，跃跃欲试，准备上场呢。这种茶园戏班，是业余爱好者自动凑集的，唱家也自告奋勇，不时会从茶座上站起一位。不过，并非谁想唱就可以唱的，这组织也有规矩，需事先串连，听说有人要唱还得赞助，犹如时下自费发表着作一般。秦腔的流传，与这种民间形式关系密切，仅兰州就有几十家茶园。因属业余，这里更多保留了秦腔的野味、野趣。

    在王兄和我的怂恿下，窦凤琴有点坐不住了，却又畏惧这阵势。试想，一个蜚声西北的名演员，要在这种土场子上亮相，该得有多大勇气呀。最终小窦还是被王兄硬拉到台前，与乐队小声协商，决定唱《斩秦英》。只听小窦一声高腔出唇，拉板胡的老先生立刻暗暗点头首肯，待唱到“骂一声，小奴才，不死的冤家”，全场忽然静得骇人，下棋的、打牌的全翘首环望，总觉今天的唱家有些异样。小窦那高、亮、甜、脆，具有透明感的声音在旋舞，那气势昂扬、一波三折的腔调在回荡，那融汇了歌曲发声方法的甜美和流畅在尽情扩张着。一曲终了，全场如地震，如沸锅，“美气”，“好！好”的粗嗓门满场乱吼。这时，一向不善当众讲话的王兄忽然一脸激动，一脸严肃，说：“刚才唱戏的女同志，就是咱省的窦凤琴。”“啊？窦凤琴！她咋跑这儿来了？”“什么？窦凤琴！放着大剧场不捞外快，到这来了，啧啧。”于是，躺椅乱响，人群骚动，全挤到我们桌前。茶园的个体户乐坏了，捧来大把花生瓜子糖堆满桌面。窦凤琴不习惯这种场面，飞红了脸，频频点头，冲出重围，一溜烟出了茶园，喊也喊不住。

    要问：秦腔会绝灭吗？我说不会；秦腔会大兴旺吗？颇难；秦腔能打出潼关去吗？答曰：更难。

    一九九0年三月十日

    13.追忆一九六五

    真是不可思议，我到北京都三十一年了，比我在老家呆的时间还长。可我的外省人意识好像并未改掉多少，我总是习惯于站在旁观的立场，看北京怎样在历史的风雨中不断变幻着、更新着自己的形象。我发现，不管我如何熟透了北京的千百条胡同，我骨子里还是外地人，一旦遇上北京人与外地人吵架，我的同情会即刻向外地人倾斜，颇厌憎京油子贫嘴寡舌欺生的蛮相，不过，一俟我自己与外地人遭遇，我又会突然意识到，我也是北京人哪，我的生活、生命，再也不能与这座城市分离了，主人意识便也回归了。这可说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双重视角，而我观察北京的起点，却是三十一年前进京的第一天，把它与今天对接起来，比照昔日的世态和今日的繁嚣，由此感受着时光流逝的迅疾，体验着观念的巨大悬隔，吟味情感的历史价值。

    准确地说，三十一年前的那一天是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六日。那年夏天我大学毕了业，被分配来北京工作。这一命运的转折来得太突然了，叫人惊喜交加。对于我所在的大西北的那座封闭城市来说，只有绝少的人才会碰上这样的好运。那时的毕业分配，根本没有双向选择，人才流动，乃至托福之类的事，经济是计划的，人生的步骤也是计划的，每个人从生到死的生活道路，可用“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来概括。我们的分配方案中有两个西藏名额，没有哪个同学不是率先把西藏填为第一志愿，再做些其他选择的。这种选择也仅仅是参考而已，决定命运是在八月初宣布分配结果的一刹那。我原想，能留在兰州、留在寡母身边就不错了，谁承想，分到了可望而不可及的北京，怎不大喜过望。我等不得半个月的假期了，兴冲冲提前来到北京报到。

    那个时代，在我们那儿，上一趟北京比现在的出国还难，有个新疆老汉到北京见了一回毛主席，迅即成为全国的美谈，家弦户诵。那时，我们常哼哼的一支歌是青海民歌《金瓶似的小山》，歌里唱道，北京城里的毛主席，虽然没有见过你……那时，谁家有人到北京出差，不但是自己的，且是全家以至亲戚们的光耀，足可风光一大阵子。我的女友因其姐夫去北京开了一次会，致使我们的一次约会气氛格外温馨，心情格外激荡，好像去北京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

    总之，那个年月去北京是极为隆重的大事，后来“文革”中竟发展到须经严格的政审，加盖革委会大印，方有资格买到进京车票的地步。哪里像现在这般自由，只要有钱，哪里都能去，京城每天客流量十万百万，打工仔满城飞，环球的公司，外地的酒楼挤挤插插，好不热闹。现在，我有时坐在公共汽车上，一路暗数路边兰州牛肉面馆的铺面，心想，当年在京的甘肃人的总和，恐怕也不及今天兰州面馆的数量之多吧。从这进京的一难一易中，从看重“政治”到看重“经济”，虽只是现象，其含义却远非封闭或开放可以尽之，它自有更深刻的意义，那就是，在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商文明的过渡中，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首府地位虽然保持着，但它的功能和性质已悄悄发生了质的转换。

    至今犹记得，那年来京时，我坐的是硬座，学生娃嘛。在车上两个晚上怎么熬过来的，统统忘记了，反正一点儿也不困。我从未出过甘肃，更未坐过这么长时间的火车，兴奋可知，我不怕路长，惟恐路短。一路上大睁双眼，盯视窗外，夜里也不改变姿势。拂晓，车过定县，我望着湿漉漉的田野，心想，这一定是林道静下乡闹暴动的地方，车过保定，我引颈四顾，寻觅古城墙，想着《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故事。关于那时的种种细节不再想得起来，惟一浮现的，是那时人的面孔和神态，有种无法言传的时代印记，似有点儿木讷，有点儿僵硬，不似现今的车上人那么活络，那么放肆，那么善于站位，灼灼目光总在探究着什么。

    那天上午九时许，车抵北京站，我夹杂在人流中扛着行李缓缓走出地道，突然，我觉得喉头有些发紧，眼圈热辣而潮湿，忍了又忍，忍不住泪水还是夺眶而出。幸好谁也不认识我，倘若有人注意，大约看到的是，一个身穿蓝制服、土布鞋，面孔黑红的小伙子，脸上泪光闪闪的形象，说不定有人还以为他遇上什么灾祸受了什么委屈了呢。是呵，我怎么了，我为什么控制不住自己，我究竟在为谁而哭？是因离乡而思乡，还是因踏上了首都的土地，是想起了遥远的母亲，还是为自己能进入北京倍感幸福，是自卑的泪，还是自豪的泪，好像各样成分都有，真是复杂难言。

    出了站，本该先找到单位报到，可我问路时总不忘连带着打听天安门广场，我知道，有种强烈的渴望是压不住了，我终于还是先不报到，一路打听着去了天安门广场。后来才弄明白，我那天跑了好多冤枉路，创了超负荷竞走的奇迹，要知道，我是背着沉重的行李啊。当广场展开在眼前的一瞬间，我完全被它宏伟浩阔的气势镇住了，慑服了，心儿在突突地狂跳，我像赶路的乡下人一样，倚着行李卷儿慢慢靠在华表的底座上，久久凝视着这魂牵梦绕的地方。我觉得，广场不可想象地大，它使人渺小，又使人高大，让人庄严，也让人净化。后来，我无数次地到过广场，却再也不像第一眼看它时这般广大无边，再也找不到最初那无法言传的感觉。现在的年轻人，由于眼界开阔，见多识广，抑或由于神圣感和权威感的淡化，大概难以完全理解我当年的痴迷相，但细细想来，这痴相并非全不可取，就我来说，我是多么希望找回当年清新的感觉啊。

    报到后，我被人领到机关食堂吃午饭。我一看黄瓜居然被炒成片吃，芹菜居然不吃叶儿却吃秆儿，不禁掩嘴胡卢而笑。在甘肃，黄瓜是只能生吃，芹菜是只吃叶儿的。我哪里知道，无穷尽的可笑事还在后头，不过，不是我笑人，是人家笑我。我的出现，我的黑不溜秋一身土气，立即引起了一些好事者的注意，他们吃完了不肯走，围着看我吃东西，故意逗我。如问，你从哪里来呀，我答以兰州，就有人说，兰州还有大学呀，我说“当然”，他们就嘻笑。接着，又有人说，听说兰州只有一棵树，长在公园里，礼拜天大家都去看那棵树去，其他人便又哄笑起来，我马上反驳道：“胡说，兰州是瓜果城！”不料他们笑得更凶了。可见，那时的我不了解北京，而那时的大多数北京人也颇封闭，对大西北的实情知之甚少。如此隔膜，我的境况不可能太好，一度修马路，挖水库，打前站之类的活儿都优先派我，直到“文革”开始，大家纷纷写大字报表态时，有一人忽然当众指出，你们看，那个兰州来的小伙子，写大字报从来不打底稿，大家才像头一次发现我似的开始正眼瞧我了。

    如今，当年的北京和当年的“我”，早已消隐到历史的雾霭里去了，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风雨荡涤，北京变得空前的漂亮，连独步一时的十大建筑，也显出了老态和寒伧。城变了，人也变了，北京人的寿命增加了，听说连平均身高也增高了。然而，一座城市的变迁，不但不在它的物质外壳，甚至也不在它的生物外壳，它的秘密溶解在城市人的灵魂中。物的进步和精神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我们的任何行为都受到以往行为的影响，正如现在的行为必将影响未来一样。无论一个人还是一座城市，都是一个统一体，因之，有些东西需要扬弃，有些东西值得珍惜。

    傍晚，我喜欢伫立在我家所在的安定门立交桥头，看桥下滚滚车流像无数带光的箭镞向我射来，又在我的脚下化为闪光的瀑布轰响着一去不返。这时，我会忽然想起进京的那一天，想起那一天的眼泪和广场，并在心的深处轻呼，三十一年前的“我”，你在哪里？

    一九九六年十月

    14.云烟缥缈

    烟厂举办笔会，对烟鬼自然最有吸引力，何况是威名赫赫的玉溪卷烟厂。洪波邀我参加笔会时，大约记着我是个资深烟民，他在电话里便也等着听一声惊喜的绝叫，我却用平静而沙哑的声音告诉他，早在半年前我已悄然戒烟了。他似乎有些扫兴。我当即说，这样去更好，这对我恰好是个考验，而且，透过一个三十多年老烟枪的眼光审度云南烟草业的浮沉，也许会别有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客观和冷峻。

    烟之于云南，有如命脉，你可以不知道云南的其他物事，但你不可能不知道云烟；而所谓云烟，又有大烟和纸烟之分。旧社会所谓“云土”者，指的是大烟，即鸦片烟。那时的一份文件这样说：“畴昔全省鸦片年产三千万元，自禁绝后，农产殆无可观矣。”足见烟土在云南经济中曾经多么重要。现在鸦片基本绝迹，当然暗地里的贩毒者未绝，吸毒者未绝，云南由于传统和边境的原因，似尤胜于别处，而国际大毒枭昆沙之流的魔影还时隐时现，且放言“要给地球注射一万支海洛因”云云，但吸毒、艾滋病之类毕竟更具国际性，乃现代文明恶疾，我们正在尽力消灭之。应该说，在我们这儿，鸦片横行的时代终究已成历史。

    然而，大烟隐去了，纸烟又走上台前，成为主角，命运似乎注定云南的经济无论如何离不开一个“烟”字。红塔集团总裁字国瑞先生告诉我们，去年玉溪卷烟厂上交国家的利税高达一百九十三亿，占了云南全省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六；而声名远播的玉溪厂仅五千职工，统计下来，人均创利税竟高达四百万元，无异于一个人等于一个大企业。听至此，我先是一惊：烟的利润之高我知道，但高到如许程度，却没想到。继而我又为之亦喜亦忧：喜的是，玉溪卷烟厂活力勃勃，保持了高速腾跃发展，创造了奇迹；忧的是，倘若玉溪烟厂一朝停产，云南的经济也许就不堪问了。

    从根本上说，云烟能创造如此高额利润，是与人类对烟草的需求分不开的。烟究竟是有益无害还是有害无益，争论一直没有停息，而人类几千年便也在这争论中始终与烟为伴，现在当然是吸烟有害论占了上风了，但人类似乎尚未下定与烟告别的决心。这个决心太难下了。据说湖南有位老人活了一百零二岁，别人间他的长寿秘诀，半天，他只吐出了两个字：吸烟。别人一追问原委，他才说，你们看见我房梁上挂的那块腊肉没有，已经挂了好几年了，它从来就不会坏，因为它是用烟熏过的；人也一样，经烟一熏，就不会坏了。听的人无不为之咋舌。记得夏衍先生九十岁那年写过一篇文章，叫《九十自述》，登在《收获》上，其中也说到吸烟问题。他说，有人说吸烟有多大危害，完全是胡说，我吸烟吸到了八十五岁，“文革”中还一直吸的是劣质烟呢，我之所以戒烟，只是因为有天早晨自己忽然不想吸了而已。夏公平时出言很留余地，这回谈吸烟不知为何如此斩钉截铁，颇出意外，所以我一直记着。我还注意到，为自己开脱或寻找依据的烟民，大抵喜欢援引某些伟人既吸烟又长寿的例子，好像这么一来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并喝退他那厌恶烟味的妻子了。我们访问团的顾问汪曾祺汪老，就是一个执迷不悟的烟民，他送给玉溪卷烟厂的题词居然是：“宁减十年寿，不离红塔山。”何其顽皮。当然了，这些经验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们对烟的顶礼膜拜和阿谀之词，一旦放到科学家的显微镜下一照，便立即黯然；君不见，有多少死心塌地的烟民，身染重病后也不得不与心爱的烟卷告别。不过，有了这么多异端邪说作根据，有了这么多顽健的烟民作强大后盾，烟草业的老板、经理、总裁先生们，你们也该感到“吾道不孤”，称心惬意了吧？

    不过，话说回来，烟民固嗜烟，但并非嗜一切烟，也并非所有的烟草业都能扶摇直上，倒霉的厂家多得是。云烟的名贵、畅销，首先是与云南的烟叶之好分不开的。有位专家直言不讳地告诉我，烟好抽不好抽，主要看尼古丁的含量足不足，尼古丁也许确乎有害，但它同时能给人带来欣快感，事情就是这么矛盾。云南烟叶为什么好呢，因为云南高原的土壤是酸性的红壤，这本身就有利于烟叶之生长，而它的无与伦比的气候：日照时间长，无霜期长，雨量适中，特别是一日之内温差大，更是有利于烟碱的积聚和增厚。这还不算，大植物学家蔡希陶又在二十年代为云南引进了优良烟种“红花大金元”，不啻如虎添翼，完成了云烟种植史上的一次大革命。想想看，如此条件下诞生的烟叶，能不佳绝天下吗？普洱茶好，云南药材好，“云腿”好，云烟更好，天何独钟于云南乎？一九二二年，用“红花大金元”烟叶试制的“大重九”香烟问世了，从此掀开了云南烟草业的风雨历程。我们在玉溪烟厂参观时，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现象，那就是玉溪--所有的香烟都不是用当年的烟叶制成的：“红塔山”用置放了二年半以上的烟叶来做，“阿诗玛”用置放了二年的烟叶来做，“红梅”则用置放了一年半以上的烟叶来做，这叫作“自然醇化”。噢，敢情“红塔山”好抽的秘密在这里。一位正在烟叶库搬运的工人笑笑说，这其实是公开的秘密，但没有雄厚的周转资金垫底，谁敢这么干哪。我徜徉在巨大的烟库里，看排排林立的烟叶的高墙，暗暗呼吸着正在“醇化”中的缥缈的烟香，有种喝了好酒后的沉沉欲醉的感觉。啊呀不好，我突然意识到，我的烟瘾还没断根，抽烟的冲动给勾起来了，我赶紧逃离了烟叶库。

    我带着严防“烟瘾复辟”的高度警觉继续在烟厂参观。我想，虽然我个人不抽烟了（这一点我要大声地对自己反复说，尤其在烟厂这一严峻氛围中），但我要客观指出，玉溪卷烟厂为我们中国人争了一口气，创造了骄人的战绩。当我听说玉溪卷烟厂现为亚洲第一大烟厂。并在烟草行中排名世界第五位时，不由感慨系之。前四位据说是美国的“万宝路”，英国的“555”，法国的“雷诺”，英国的“罗浮门”。好啊，老牌帝国主义全都凑齐了，但他们再也不敢小觑中国，必须老老实实把玉溪厂排到第五位了。真是解气。我明明知道鸦片烟和纸烟性质迥然不同，但我还是想起了鸦片战争和林则徐。那时候，侵略者把毒品倾销给我们，他们自己不抽，却诱逼着我们抽，然后吸我们的血，那时烟的利润高达二千倍，致使我国白银外流，银价上涨，国将不国，那时靠索取鸦片商人贿赂发财的无耻官僚如蚁，目之所遇，多是形销骨立、面如土灰的烟鬼。当此危殆之时，林则徐拍案而起，“春雷忽破伶仃穴”，虎门销烟何决绝，他不愧为世界反吸毒的伟大先驱！可惜那时我们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是市场上，都显得多么衰弱不堪哟，林则徐终究作了列强祭坛上的牺牲品。想起这一切，真是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啊。时间来到本世纪的七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随着外国电器、电子计算机、外国参考片、卡拉OK、肯德基们的涌入，外国的香烟也大模大样地进来了，于是，经理先生们以夹一根“万宝路”、秘书小姐们以夹一根“摩尔”为时髦，倘若再在马路边上有事没事地掏出“大哥大”，装模作样地说一通鸟语，那就更时髦了。眼看着“希尔顿”、“登喜路”、“万宝路”、“555”及“骆驼”们又要压倒我们了，眼看着洋烟贩子们又在窃喜了，虽然不再是鸦片，不再是经济侵略，但被人压得抬不起头总是可悲的，就在这时，“红塔山”们“拔烟南天起”，遏制了这股危险的势头。在大量的市场较量中，洋烟渐感不支，有的落荒，有的被击溃，有的不得不杀价，“红塔山”的售价已高踞于外国名烟的上头，据说“红塔山”的牌名现已价值一个天文数字了。这些均为市场规律使然，洋商也奈何不得。

    在玉溪郊区，在一片平畴上，玉溪卷烟厂显得并不突兀，甚至有些平淡，但你走进车间看看吧，你会惊讶于它的现代化程度之高。灵活的机器人在运货，在装箱，它好像长了眼睛，会巧妙地躲开观者，有条不紊地做事。每过三分钟左右，它就把几十件香烟送上轨道去入库，而运送原料的无人驾驶车，比司机还要狡猾地穿插其间，你不必担心发生“车祸”。巨大的卷烟机最为奇妙，它的指法赛过了世上最伶俐的姑娘，它一分钟即可卷出一万两千支烟，等于每秒两百支烟，也就等于每秒印一张一百元的人民币，而这种机器有十几台呢。有一瞬间，我产生了幻觉，觉得巨大的车间里，一百元的纸币像雪片似的降落着，降落着，耳畔则响起最优美的音乐，让人飘飘欲仙。此时，我的烟瘾好像又从喉咙深处唤醒了，我快步走出车间，好让自己的头脑清醒一些。

    我和朋友们来到了距离烟厂不远的一个山丘上的“红塔”之下。这红塔远没有香烟盒上印的那座红塔玲珑和气派，甚至有几分寒伧。这种塔，在随便什么山野里也不难找到，它只够得上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资格。但我没敢小看这座塔，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嘛。据介绍，它建于元代，比较古老。它原先是座斑驳古旧的青灰色塔，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崇尚红色，狂热的人们便将之涂成红色，红塔遂产生。那时烟厂出过些“宝石”啊、“春耕”啊之类牌子的烟，没什么影响，谁也没料到，二十多年后，伴随着“红塔山”牌香烟的走红，这塔不但冲出滇中，且以挡不住的势头驰誉世界。若按照堪舆专家或风水先生的眼光看，此塔定然不凡。过去我们常说延安的宝塔虽不高却气吞山河，玉溪红塔固不如延安宝塔，但在经济界也称得上气冲霄汉了。玉溪人尊重红塔，前不久还刷过一道漆，红灼灼照人，但他们并不迷信红塔，他们不断思索着、总结着作为经济奇迹的“红塔山现象”的内在与外在原因。

    我们慢慢走下了红塔山，回首望去，夕阳把塔尖染得火炬般灿丽。我的头脑里有许多互相矛盾的东西在打架。我想到：人类要健康地发展，就应该戒烟，而云南经济要腾飞，又应该大力生产烟，这是一种矛盾。云南经济靠烟支撑，形势尚好，但靠烟生存毕竟是危险的，云南似应逐渐摆脱对烟的依赖，这又是一种矛盾。作为内陆农业省，且并无优惠政策，玉溪厂创造了奇迹，这当然好，但这是否能证明靠加工某些抢手的经济作物可以直接走向现代化呢？或者说，能否代替现代化的必然进程呢？这更是一种矛盾。我注意到，车间里那些高精密的机器，如帕西姆、吉弟之类，均来自美、英或意大利，说明我们还在借“机”生蛋，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科技、能源方面的综合能力。

    这时候，负责接待我们的王女士早等在山下。几天来，我们已很熟悉。她是知青出身，办事干练泼辣，头脑清晰，内在精明，颇具女强人之风。在以后的相处中，每到我们遇到麻烦时，她会突然如救星降临，例如，邓刚的木雕大佛必须托运而邓刚为之心疼不已汗流如注时，王巨才接到父病危急电需要立即乘飞机时，吕雷的机票急需更换时等等，她都能化险为夷。她的办事效率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之高令人吃惊。她长得不算怎么漂亮，却总能把人们吸引到她的身边，包括她的几个下属，个个应答如流，遇事锐身自任，让人想到贾探春派活的景况。只有在卸下一天的重担，唱卡拉OK时，我们看她手舞足蹈的样子，才发现她丰富的柔情。这是不是一种粗豪与温柔扭结在一起的魅力，一种高原性格？我忽然悟到，玉溪人取得重大成就的秘密，从根本上说，是来自他们的顽强性格、苦干精神和创新意识。人的质量才是最要紧的啊。

    一九九七年四月

    15.尔羊来思

    一日，忽然接到我的同乡，书画篆刻艺术家陈冠英、张维萍夫妇寄赠的“百羊交泰”长幅，一百方“羊”的篆刻印章拓在宣纸上，红白相间，列出赫赫方阵，令人目醒神惊，为之一震。他们知道我属羊，所以寄来百羊图，其实他们在熬过十多年的无数个昼夜后，已刻成了一千两百方生肖印章，百羊图不过是其中的十二分之一罢了，至于百龙图、百马图、百虎图、百蛇图们是怎样的壮观，我尚无缘窥其全貌。这可真是一项罕见的浩大工程，恐怕为了这一千两百方石印，光是磨落的石粉也得装上几大筐，更遑论倾注其中的灵智和心血了。

    抖开百羊图，似有一股强劲的生命热流迎面扑来，又有恍然置身兵马俑堂皇之阵的感受，所刻虽是千姿百态的羊，或静卧，或蹦跳，或健举向天，或回眸凝思，但总有种“人化”的气息流荡其间。名篆刻家唐醉石之子唐达成先生看后评曰：“气魄宏大。”不久，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专门报道了冠英夫妇的艺术成就和刻苦精神，我这幅百羊图的声价遂大增。

    冠英夫妇要我就百羊图说点什么，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好像愈是思索生命现象，困惑反而愈多。因为属羊，我有时会冒出很怪的念头，比如暗忖自己哪些地方像羊，平生的性格运命与羊有没有干系之类。再看周围的熟人，比照他们的面貌神气与他们的属相，有时候还真能让人会心一笑。现代都市人离狩猎文明、农耕文明愈来愈远了，但人们仍能牢牢记住自己的属相，也真是一个奇迹，倘若只是远古风俗的残留，恐怕不会留得这么顽固。莫非在属相与生存、生肖与生命之间，真有什么割不断的深刻的文化血缘么？印度有一首古歌唱道：“部分脱离整体只是梦幻，万物与汝共一灵魂”，似可给我们一点暗示，我们自以为远离了动物世界，现代得不能再现代了，其实，不管人类怎样智慧而尊贵，却无法摆脱宇宙生物圈中动物之一员的身份。意识到自己高等动物的优越是必要的，但时时记住自己终归还是动物也未必是坏事。人有时还真该到动物这面镜子里照照自己。

    就说羊，按训诂学，羊者祥也，吉羊者，吉祥也，把羊当作吉祥物备加尊崇的风俗由来久矣。早在夏商周青铜器中，就有三羊彝、四羊方尊一类稀世珍品。《诗经，小雅》有云：“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尔羊来思，其角溅溅”，“或降于阿，或饮于池”，绘出一幅风和日丽，百羊群聚，角角相偎，优游自得的牧歌场景。人与羊的交情，少说也有一万年的历史了，羊是驯化得最早的动物。倘说牛是劳动工具，马是战争工具，人们离不开它们，那么羊对人来说，似更富形而上的深邃意味。以羊打头的字就有“善、美、羡、姜、羹、羲、羲”等等，全是些很吉利的字，“羲”字的含义是一人正在操刀宰羊，而“美”拆开来是大羊，以羊为美也许是羊们的最大荣耀了。

    不过，在我看来，羊主要还是善的象征。它是那么沉静，谦和，不声不响，与世无争，连吃奶都跪着，仿佛满怀感激来享用大地母亲和上苍的赐予。现在的人，愈发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了，有的人每天大鱼大肉地吃着，却脑满肠肥如行尸走肉一般，更甚者还要制造罪恶，可是羊呢，仅仅是吃草，吃这最低廉、最粗糙、最微贱的东西，居然献出温暖的羊皮，鲜美的羊肉，香醇的羊乳，这还不是善的极致么？

    我最忘不了的是，有一年，“五七”干校过节宰羊，屠者无能，或太富“羊性”，杀了一半就胆怯了，结果脖子上带着血刀的羊逃逸了，一路滴血而奔，目光中满含惊惶、哀怨、失神，听说它后来死在半途上，血尽而亡。当时我真有掩面而泣的冲动，为物竞天择的无情，为生命的短暂飘忽，也为弱者的无告而泣。当然，这终不过是“君子远庖厨也”之类，一旦吃起羊肉来，我早忘了自己的悲悯，且凶狠无比。我想，人类爱羊，又不得不杀羊，心里其实是很矛盾的，面对生态与道德的悖论，贡献与牺牲的必然，便对羊深荷歉疚，于是才在无数建筑和器物上刻画着羊的庄严神圣的形象吧？

    然而，尽管羊善极，倒也不忘长出一对犄角，也知道多少需要一点抗争性，但它毕竟太忍从，太怯懦，太缺乏竞争意识了，随着草原沙化的威胁，“羊性”的不大能适应现代生存恐怕会愈益突出。于是有人向往回到远古，让羊儿们生活得更自在些，或希望逃开竞争的严酷、人性的诡异，让人也回复到本真状态。鲁迅先生说过，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可是人呢，能直立了，能说话了，能作文了，固是大进步，可也就堕落了，开始了说空话和违心的话。鲁迅先生的意思决非让人回到蒙昧状态，他只是教人正视现实，正视伴随文明而生的疾病，贯彻的还是他的精神疗救的主张。事实上细究起来，动物也并不如人们理想化的那般纯洁无瑕，猴子就很会趋炎附势，母猴一旦发现猴王失势，立刻变得冷酷无情；雌狒狒最见不得同类出现发情的鲜红标记，必碰撞到消失而后快；至于动物中争宠不休的，恃强凌弱的，更屡见不鲜，所以人类的超越动物是绝大的进步。可是，人类又面对着物化、异化的危害，文明愈发达，人性愈复杂，所以又需要大自然的洗礼，需要时时净化。我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发展和人性复归，决非回到丛林和岩穴，当是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精神极大的完美，是更高螺旋上的由混浊而清澈，由复杂而单纯。

    回头再来看这些生肖群体篆刻，它们把生肖文化高度艺术化、造型化、浪漫化了，其生命意蕴和文化价值颇为独特。十：生肖也确乎神秘，为何单单要选这十二种动物不选别的，为何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密切相连，至今也还不见足以令人信服的解答。看得出来，篆刻的作者并不拘守动物的原态，而是为其注入浓厚的人化色彩和浪漫情思，正所谓“崇其性，爱其形，蕴其情，启其人”者。在这里，动物世界是人的世界的对象化，或者说，是人的世界的扩大和还原，它们借助这原始图腾的遗留、这神秘的符号系统来提醒现代人，不妨从烦嚣中暂且抽身，在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融合中清醒地认识一下“我”到底是谁。现代人理应对生肖文化作出崭新的解释，从这幅百羊图我看到的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去探索生命的真谛。

    一九九四年九月

    16.洮河纪事

    每当晚霞照红洮河边的水月镇时，我家的耳房里，总有一伙阿爹的朋友--去洮州赶牛歇腿的脚户哥儿，坐在热炕上，围着一盆木炭火熬茶。有人喷吐着又浓烈又苦涩的旱烟，有人用幽怨的声调哼着花儿。歌儿里总说：穷人“命苦”，一旦注定了就得一世“受穷”。那时，我左右想不透这是为什么。我问过小女伴斗斗，她也不知道。因此，我只有倚枕痴听洮河哗啦哗啦的涛声，隔窗望一钩冷落的月亮。

    这儿时的情景，至今新鲜地保留在记忆里。三十年后，波声如旧，还是一样的月光水色，但是，我家翻修过的新耳房里，林场里的老尹书记--当年也常在我家歇腿的脚户尹叔，领着一帮小学徒来做客了。他们盘膝而坐，一个个瞪着稚气的眼睛，要我讲讲过去的事。玉盘样的月亮升起了，照着河上的晚雾，年轻人的心呵，有如洮河里汹涌的波涛。

    我想了想，呷一口浓茶，讲起早年间的事。

    听阿娘说，我家门前的那棵桃树，是我过百日那天爷爷亲手栽的。那时候，爷爷是鞋匠，爹也是鞋匠。后来，小桃树已长到了一把粗细，我也就成了一个小鞋匠啦。

    镇上人管我们叫“鞋匠家”。鞋匠铺里的活路真多：又是打线、搓麻绳，又是编麻鞋，又是钉掌、锥烂鞋。有时，我和爹登上高高的羊山，采来山苇子、细竹、马尾草，编上几双草鞋卖。爷们三个起早摸黑地干呀，日子照旧过不前去。

    有一次，是秋末时候，我和爹上山打马尾草去了。因为跑得远，在几天后的夜晚才回来。隔窗看见铺子里松明子鬼火似的亮着，爹痛楚地说：“爷爷还没睡哩！”

    可是，谁知道，我们进屋一看，爷爷抱着鞋夹板悄悄地……死了！

    最难忘的是大殓，天上堆着灰灰的云，风索索地响。案子上，两盘素菜，几杯淡酒，纸钱灰吹得乱飞。穷朋友们先是依照乡俗，用细绳将爷爷的手足缚死，然后，把尸首放进棺材，正要合盖，陡然间他们惊愕地面面相觑，手足无措。原来，由于积年累月弯着腰干活，爷爷的脊梁干弯曲成一张弓，棺盖怎么也盖不住。奶奶凑近一看，早哭昏了过去，半晌才握着爹的手，呜咽着说：“儿啊，咱们改行吧！”

    春天，桃花红得像一片胭脂霞。爷爷的小孙子改行了--我背起爹串乡用旧了的褡裢，揣了几个青稞馍，到遥远的小县城一家木匠铺里去学手艺。临行，阿娘对我说：“孩子，你今日走娘不挡你，这都是命定了的，昨晚我梦见一颗又大又亮的星星落到咱家屋顶上，兴许你要转运了。人都说：养儿防老，你就老老实实地学啊，熬出了师，娘可要指望你哩！”说完，她含着泪花笑了。我想，大概是：娘说的对，我要转运了。

    满脸络腮胡，目光炯炯的细高个子，我唤作“尹叔”的他听了娘的话，嘴角上掠过一丝苦笑，只是一再叮嘱我，如果干不下去，回来跟他一起赶牛。这是个古怪的人。

    邻家的姑娘，小时候的伙伴斗斗，才十六岁，已被南山里一个土财主强逼着定了亲，不久就要迎娶。听说我要走远路，她为我唱起家乡的送郎调：

    天上云彩两朵朵，

    手张雨伞送哥哥，

    把哥哥送到门外了，

    手扳着房门哭坏了！

    她强笑着走近我跟前，秀丽的长眉，水汪汪的眼睛，仿佛罩了一层悲伤，心头藏着千言万语。我拉着她的手，欢乐地说：“斗斗，我改行了，要转运气的。你，也会好起来的。”她只微笑，回转脸去，却是满手帕的泪。

    来到木匠铺里的头一天，掌柜的脸像城隍庙里的判官一般吓人，脑壳秃秃的，玳瑁的茶镜里，鼓出一双鱼眼睛。他盯住我，脑袋一晃，拖长声调说：“这孩子，身子单薄得叫人心疼啊！唉唉，本该不收的。既是收了，工钱当然照减，照减，然而，又不知饭量大吗？”这便是我的师傅。他原也是木匠出身，因为钱多了，心和富人一般狠毒。他从不肯教给我手艺，每日从早到晚，只叫我磨斧子，拉大锯，搬木料，尽干些下手活。一年过去，木匠活还是一门不摸。有一回盖房，师傅正在对卯立木，我笑着问道：“师傅，这对卯的窍在哪里？”

    “窍？--嘿嘿，不熬个十年八载还想知道窍？怕连个边儿也摸不着吧？”他冷冷地说。

    又有一回，铺里包盖外乡一座灵宫殿。临到套斗拱、扎跷角时（这算是木匠活里最难的活儿），我私下喜欢，这回大概能学点本事了。谁知这天早晨，师傅说：“给我买茶叶去！”我不知是计，便到四十里外的小集去了。回来的路上，心里十分纳闷：前两天才买的茶叶，哪里就完得这么快呢？何况师傅又是顶吝啬的。猛然，我明白了：原来师傅怕我学会“扎角”，故意支使我出来的。顿时怒火攻心，眼眶贮满了泪水。等气急败坏地赶回来，庙顶已经扎好了。人要活得有骨头，有志气，宁可饿死，穷死，也不能受这份气啊！我背上铺盖回家了。

    这时，门前桃树上的桃子熟了，只是那果实小得可怜！我从桃树下默默地走过，推开小门。

    娘说，爹被抓了，关在韩镇长家后院里。可是，同被抓去的“尹叔”，却杀了一个兵，乘夜翻墙逃走了。满镇都在议论呢。

    无论怎么穷，爹是要赎出来的。送钱不说，镇长传了话，还要一个油松木的大匾。用最好的油松，日夜不歇地做了十来天，六尺大匾脱手了，上面镌着“瑞映岷麓”四个大字。眼看匾成了，我早支撑不住，一头撞在大匾上。

    富人做尽了坏事，为什么还要挂匾呢？难道这也是命？

    匾挂上镇长油墨的门楼，爹放出来了。老人家看见为救他，家里卖得空空荡荡，埋怨我们不该救他快死的人，气上加病，不久便下世了。爹死了，我只好打短工谋生，一双腿跑遍了洮河两岸。

    一天，薄暮时分，我搭一支木筏渡河。上了筏，在跳跃不定的灯光下，我看到一张络腮胡子的脸。从那坚定锐利的目光里，我认出那是他，便惊呼了一声“尹叔”。果然是他，只是如今改行做了筏手，更显得老了。

    听我讲述家里的变故，他也不叹息，也不说话，像早知道似的。长烟管的一星火光在夜色里明灭，他拧紧刀背眉，看定映着月光的水波。

    邻筏的筏手讲起另一件事：前天夜里，落着雾一般的雨丝，南山里一个土财主的媳妇，才过门就跳了洮河，如今连尸首也没有捞到。我的心猛地抽紧，急忙问起那姑娘的身个眉眼，一把揪住筏手的衣角，激动地哭了：“斗斗，是斗斗呀！”

    我想起娘说过的：“斗斗命相很薄，小时候算卦，八字就不好得很，该不是祖坟埋错了地方？”我讲给尹叔听，他冷笑了几声，不说什么--这个人的心真硬。

    跟着尹叔，在木筏上打杂。这些筏手们叫人从心底佩服，他们胆子大，豪爽，不相信命运的诡说，深夜，他们常常聚在一起，秘密地商议什么，随即便有恶霸被抢被杀的事情来。连他们唱歌也叫人担心：当木筏穿过黑色的群山，冲上高高的浪头，又一个回旋，跃上另一个浪头的时候，这些人敞开青铜色的胸膛，扯开响当当的嗓门，唱起来了：

    大黄山上红旗插，

    洮河川里王仲甲，

    苦命的穷哥哎钢刀拿，

    要祭祖坟先把仇人杀！

    听了这样的歌使人出一口长气，觉得命运就在咱穷人手里掌握。后来才知道，尹叔是地下党的领导人，这帮筏手是游击队员。我参加了他们的组织，也有了一把锋利的钢刀。

    解放前夕的一天，洮河滩上踉踉跄跄跑过来几个人。两个夫子挑着几大箱金银细软。为头的正是韩镇长，气喘咻咻的，头上冒着汗，后头跟着他的大小老婆、儿子和媳妇，命令我们顺流运他们到省城去。尹叔欣然答应了。木筏行到“白马滩”，白浪如山，涛声似雷，筏子快得像离弦的箭，躲在篷子里的尹叔，递了个眼色，筏子猛地撞在对面的礁石上，人和东西全翻落水底，我们却从容地浮到对岸……

    木炭火嗞嗞地燃着，小学徒们的脸激动得红了，他们把尊敬的眼光投向老尹书记。老尹书记--我的尹叔庄重地说：“孩子们我们要记住：命运要自己改变，生活靠自己创造！”

    一九六三年十月于兰州

    17.唛罗街随想

    我到香港只七天，居然能自己摸到唛罗街，连久居香港的人士也颇感诧异，因为他们大都只听说有这么一条着名的文物街，却未必到过，一来港人个个忙极，无暇去，二来那地方也着实弯弯绕得厉害。说是我自己摸去的，又略带夸张，先前香港文联张诗剑先生曾带我眼花缭乱地匆匆穿过此街，我之独自摸着去，当属第二回了，这一点我必须申明，否则有冒功之嫌。那天，趁代表团仅有的三小时空隙，我像个中世纪的隐士似的，谁也不告诉，潇潇洒洒闪进香港最老式的有轨电车，晃晃荡荡，意守丹田，稳坐到“上环”站跳下了车，凭着依稀记忆，一路摸入这条街。我发现，对于心系一念的地方，人的记性总是出奇地好。

    我是什么时候对古玩发生了兴趣，已记不大清了。有一年路遥托陈泽顺君专门给我捎来一只汉罐，陈君故意搞得很神秘，好像盗了国宝后有追兵似的紧张，头上还直冒着汗，抖抖地把东西掏出来，我受其感染，立即警惕四顾。其实，那汉罐不过是个拙头拙脑、积满尘垢的灰陶罐儿，跟腌菜坛子很相像，我不知安顿到哪里好，就随手放到书架顶上。不久，有位咸阳客来了，说这东西多的是，根本不值钱，我就越发轻看了它，只因此物系路遥所赠，还是珍重，不忍弃到阳台上。路遥去世后，我看书累了，猛然抬头，会见此物憨憨地蹲在书架上，于是睹物思人，想起与路遥有关的种种。文物的价值或正在于此吧，它能因睹物而思往事，又能因其质感而让人直接抚摸历史，还能因把玩而体验美感，自然也可以是一笔物化的资金。但也有人不以为然，一位我熟悉的老者就很反对搜罗古玩，他说，人不必为物所累，任何人都不可能永远占有一种东西，任谁都是古玩的临时保管员，想看，去趟博物馆就是了，何必为它损精耗神呢？继而他念念有词，什么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之类，可谓悟道者言。

    话是这么说，玩古风仍然春风吹野火般刮遍了神州，人们的玩赏欲、好古欲、占有欲，决不因其终极的无意义而稍减，真是花自飘零水自流啊，连我也糊里糊涂地裹进玩古者的行列，不过，我只是爱看爱琢磨而已，并无搜求真家伙的奢望，我偶尔也买一二件或真或假的玩艺儿，不求其高古，但求其独一无二，造型好看。人一旦染此嗜好，有如吸鸦片一般，有瘾，隔不了多久，就要往古董摊上跑，拉都拉不住，这叫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你明明知道，那里无非是些假古董，是些真真假假的玉呀，翠呀，陶呀，瓷呀，青铜呀，古钱呀，仿画呀，真货千不遇一，你还是忍不住要去上当。尝见一商贩，起劲地兜售一大型青铜仿制品“虎食人卣”，且信誓旦旦地说这是刚刚出土的宝贝，居然有人相信，我本想上前和善地提醒他这不可能，因为它的真品一件在巴黎，一件在日本，但看贩子那一脸的顽横自负，只好把善意藏起来。若问玩古何以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细想也不奇怪，玩古之趣，大约很像钓鱼，要旨不在目，的而在过程，在于那淘筛，鉴别，辨伪，考证，杀价，争执，佯恼，成交的全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人将体验到自以为慧眼独具的满足，还有虚幻地制服了对手（商贩）的优胜。待东西拿回家，归属关系明确了，固可继续把玩数日，但刺激性可就小多了，有时还会产生放在家里和放在博物馆有啥区别的虚幻感，这就好比恋人追到手后，再也不复苦恋时那般神不守舍了。于是，为了解脱虚无，只有不间断地延长“过程”，对玩古者而言，就是不断地搜求再搜求了。大约惟其如此，从古及今，玩古者不绝，贩古者也不绝，遇到乱世，权且伏藏，一遇太平盛世，就又纷纷浮现，就像今天这样。

    虽然我只能算半个古玩爱好者，但一到香港，我还是急于打听它的文物街在哪里。我早就听说，香港是东南亚最大的文物交流中心，这些年我们的不少瑰宝都是经由香港的渠道流失的，全球闻名的两大拍卖行“佳士得”和“苏富比”，每年春秋都要在香港开槌，这已成为世界大收藏家们的固定节日。于是，我有种窥视真迹的欲望，还幻想着能由我在此鉴别出某件国宝，最好由我扮演一个勇毅地阻止国宝外流的悲壮场面的主角。这想法有几分滑稽，后来证明我那点知识贫乏得可怜。世居香港者告诉我，最古老最着名的文物街当然有，它叫唛罗街，那三个字的笔划要繁杂得多，应为“唛罗街”。它的历史即使没有百年之遥，至少也有六七十年之久，它所在的上环一带，正是港岛土着居民最早的集聚地段，研究香港史者没有不知道它的。

    记得第一次随张诗剑匆匆来到唛罗街，觉得它并不如想象得那么堂皇，顶多相近于北京的荣宝斋，却又破旧得多，好像它本身就是被繁华遗忘的一件古董，特意留下来做见证，逗人遐想老香港的模样。老街名的铁牌子居然还在，嵌在土墙上，然油漆快掉光了，斑驳如一块废铁皮，不知是何年何月所制。放眼望过去，你得承认，这条街虽小而旧，它的东西却丰富异常，满登登地要把小街撑破了或挤歪了似的。每个橱窗后面都是琳琅满目，光怪陆离，叫你不知道该进哪一家好。我看到有一家，店面清爽，店堂里只坐一满头银丝、面目雍容大方的老妪，便踅了进去。

    即使粗粗看去，这不大的店面也让人不断惊讶，红山文化的硕大老玉，盆底能隐约见出铭文的青铜器，以至宋塑，明佛，皆奔来眼底。嗬，成双的恐龙蛋也赫然在目，还有一只精妙的玉碗，好像哪本文物书里介绍过的，全在这儿集合了。至于高高矮矮的古瓷瓶，姿态各异的唐三彩，奇形怪状的紫砂壶，更令人目不暇给。我除了看，不复有问价的勇气，更消尽了购买点什么的想法。老妪闭目养神，对我的到来并无兴趣，她那张饱经忧患又风韵犹存的脸，好像凝结了某种历史的神秘，看一眼就让人忘不掉。临出门时，我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看，原是一尊黑漆漆的大木雕，用一根红绳拴在门槛边的地上，落满尘土，好像主人的弃儿似的。我低头细看，不觉一惊，这多半是紫檀的，木锈斑斑证明它的古老，而那舞蹈着的东南亚女子的姿容，用“聊斋”里的话形容，便是秋波流慧，羞晕朝霞，美极矣。我当即有了感应，想买，想为香港之行留个纪念，便举着木雕问老太太多少钱，老人慢睁双眸，缓缓伸出四个指头，我知道，这是要四百港币，我马上按内地砍一半之惯例还价，伸出两个手指，不料老人轻轻摇首，我一再坚持，老妪不为所动，只缓缓伸出三个指头，遂不发一语。到底买不买呢，三百元不是小数，何况这不能算文物，只属老工艺品，我得想一想，于是才有了这第二次的独闯唛罗街。

    这次却不见了老妪，一中年男子身穿背心，摇着蒲扇。我先疾眼瞥去，发现红绳系着的木雕硬硬的还在，就松了一口气。我是决定了要买它的，见老妪不在，我产生了侥幸心理：是不是上回老妪贪财，抬高了价？不妨趁老妪不在，与中年人商讨一番。谁知这家伙一张嘴就是五百，且纹丝不动。我急了，只好说出上回老太太答应三百就卖的事。他不信，进到里面，不一会儿，老妪复出，还认识我，还认旧账，还是伸三指，中年人始无词，卖给了我。买卖成交后，双方的脸色都放了晴，相互问长问短了。老妪仍沉默不语，但她脸上的舒展，似在鼓励我们谈话，她只做听众就很满足了。

    我问中年汉子，老人是你的母亲吧，高寿几何？汉子说，母亲快九十岁了，耳不聋，眼不花。我们祖籍是福建泉州，老人还是小姑娘时，就被人贩作为“猪仔”，用货船运到东南亚做劳工，吃够了苦头，后来才定居香港做古玩生意，她在整个港岛的古玩业都很有名噢。听至此，老妪露一浅笑。我又问道，你们的生意还好吧，这里的真东西可真多啊，都是从内地来的吧？汉子笑道，大多是从内地来的，但你也许有所不知，香港早就有古玩业的传统，香港不是文化沙漠，你们那里的文物热，或许还是我们带动起来的呢，内地的老百姓原来哪有文物意识，你知道吗，有种小恐龙化石，珍贵极了，山里的老乡竟拿它当石板砌房子，你们那里有一专家路过，乘凉喝茶时突然发现了，这就是有名的“贵州龙”。改革开放初期，因为你们那里的人不识货，港岛的古玩商确实发了一笔财，现在就不那么容易了，红木家具用车皮运的好事不会再有了。

    听他的口气，我忙问道，这么说，你的生意现在不景气？不料他说，不能简单地这么看，只能说现在正常了。生意好不好，要看货源。他指着自己的货架说，你就不懂了，这里摆的，乾隆以上的真货很少，不少是仿真的，乾隆以下的允许出关，倒有一些。我母亲一直在说，国家保存文物有限，因为文物太多了，国家的博物馆饱和以后，最好的保存法是保存在私人手里，因为私人更懂得珍惜。我们听说过内地的博物馆整箱的字画，整箱的清瓷，因为保存不善全风化了、粉碎了的事，很是痛心。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的行情变了，主要是“回流”，流回内地的收藏家手里去。中国人的珍宝始终在中国人手里，毕竟是好事啊。香港回归，我们是一家人了，国宝外流的危险会减少许多，如果货源能扩大，我们的生意还是有的做。

    这时，沉默有顷的老太太忽然说起话来，她说的可能是最古老的客家话，我是一句也听不懂，只能由她的儿子充当翻译了。她说的大意是：你莫拿我们当只知道赚钱的商人看，钱是要赚一些的，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的文物，才做了古玩生意，不爱就不做这一行了。我这一辈子，经我手的绝品、孤品也有几件，我从来不卖给外国人。树不能无根，人不能忘祖宗啊……

    她的这番话太出乎我的意料了，回想刚才与她儿子讨价还价的情形，不免有些尴尬。我有种隐隐的震惊感。古玩这一行，既产生奇货可居、利欲熏心的市侩，也能产生品行卓特、忧国忘家的奇人高士。尝听说，国外有贪啬之徒，买了梵高的名画就赶紧藏起来，秘不示人，待价而沽，为一己之私利，夺世人之眼福，他不是爱文物，爱艺术，而是爱钱，实在可恨。但也听说，张大千到了敦煌，不忍伟大的艺术再流失，甘愿留下来吃苦，在昏暗的洞窟里不倦地临摹；郑振铎发现了小贩手中珍奇的宋版书，深怕流失，全家紧缩口粮，也要买下，然后献出去。这又是怎样的情怀！还记得，内地有一普通的司机，见路边一饭馆正欲屠宰一巨蟒，毅然掏钱买下，送给动物园，虽非文物，其爱国爱文明的精神完全是一致的。

    告辞店主出来，我手捧着那尊优美绝伦的木雕，心情激动。在我看来，这木雕的形象，并不亚于维纳斯，无名艺术家的手艺太惊人了。凝视着这个低鬟微笑、凝神结想的南国女子肖像，真是可以忘饥，可以解颐啊。我想，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看着这尊雕像，我就会想起那位慈眉善目的香港老人，想起她和她儿子诉说的一切。再见了，唛罗街，再见了，可敬的老人，但愿不久我还能重新造访你们。

    写于一九九七年六月三

    十日香港回归祖国之夜

    18.旦夕祸福论

    十二月十二日夜晚，短短四小时内，命如悬丝的中国队，沉沉浮浮，死死生生，做梦般地跌进了“八强”，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的古训，演绎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恐怕莎士比亚再世，也未必能设计出如此奇巧的戏剧。荧屏前的球迷们好像荡秋千，坐天车，一会儿冰凌上卧，一会儿蒸笼里坐，跟着出生入死了一番。

    是夜共有两场球，均系决定命运之战。头一场，中日交手，此役对已经出线的日本队意义不大，而对中国队却是宝贵的一线生机，赢了、平了都行，惟独输不得，只要一输，可就葬身绝谷，万无生还之望了。这场球踢得乏善可陈，但进展还算顺利，眼看和局已定，中国队总算可以“出线”，球迷们大都长吁了一口气。可谁料到，几乎就在最后数秒钟，中国队的城池竟被不可思议地攻破了，连射进球的那位日本球员相马直树，也像闯了祸似的呆愣了一瞬，好像上帝假手于他在故意捉弄人。这一脚球，等于把中国队踢出了八强，连戚务生教练也不讳言，下一场叙利亚对乌兹别克斯坦，对中国队而言，已是无利也无望了。可谁承想，第二场球的结局竟给了中国队一个近乎无理的“还阳”机会：叙利亚人居然赢了，且赢得恰到好处。当叙利亚人踢得越来越卖劲的时候，中国的球迷们也就越来越心中窃喜，渐渐喜上眉梢，待到叙利亚人把第二个球送进乌队的网窝，另一道上帝的神谕便也突然飞至--叙利亚人一脚又把中国队踢回了八强。事后，叙利亚人和中国人都庆幸自己的胜利，不同的是，叙利亚人虽无缘晋级，却通过西绪福斯式的挣扎，悲壮地维护了自己的尊严--这是很可能要被人目为傻瓜的；而中国队则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侥幸地，或者说，终归并非侥幸地闯入了下一轮。

    我总算知道足球的魅力在哪里了，那简直就是人生精义和奥秘的最艺术化的浓缩。人生有多少山重水复，它就有多少柳暗花明，人生有多少苦辣酸甜，它就有多少云谲波诡。我也总算是知道了足球与地球的关系了，它们，一个是另一个的象征，不然足球何以与地球同圆？其实还有一个八卦，也圆圆的，怪怪的，它们都把宇宙人生的盈虚消息含纳其中。这一切，委实神秘得很哪。

    但我还是想勘破这神秘。纵观中国队在此次亚洲杯的表现，起伏极大，反差极大，一场与一场迥然不同，想赢的，没赢了；想保平，难保平；已绝望，生机现；大功成，亏一篑。而每一具体场次，那跌宕之势就更为奇妙，胜负之间，祸福之间的转场，常迅如电光石火一闪，命耶？运耶？因耶？缘耶？人力耶？天意耶？实难说清。然而，我们是否也可从中掬出一二教训加以咀嚼品尝呢？

    先说开赛第一场，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之役。按说，乌队因缺乏新手而渐呈老态，仅凭着经验和捕捉机会苦熬苦撑，就像年纪比较大的那种老鹰，只能碰运气静候地面出现动作更迟缓的猎物。但某些传媒却把该队渲染成一个膨胀的神话，弄得我队教练三心不定，不知怎么对付。于是乎，中国队采取程咬金三板斧式的策略，一而再、再而三地刮起了“急急风”，好像也奏了点效，好像也占尽了风光，其实掩盖着某种盲目和浮躁。既然对手已呈“黔驴”之姿，何不先以稳守试探之，继而以不变应万变引诱之，最终以鹰视虎越吞噬之？然而，终场前我们反倒被更疲惫的对手轻赚两球，惟有扼腕沙场，仰天长啸的份儿。这不由让人想起《曹刿论战》中“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中国队之得势不得分，终致引火烧身，很像最后旗靡阵乱的“齐师”，而乌兹别克人倒像是事先读过《左传》似的，来了个“彼竭我盈，故克之”。可叹啊可叹！

    据说戚务生教练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技不如人，技不如人哪。”言下之意，一年内在新加坡和阿联酋的连连失利，主要原因是输在了技术和体能上。我决不这么看，我以为，没有比这次亚洲杯更能说明问题的了，亚洲各强技术水准虽有差距，但并不很大，而关键在心理、意志、胆魄、气势上，再深究下去，在于国民性或民族心理素质的正负面因素的影响，这才是最值得反省的。摘取了桂冠的沙特，够顾盼自雄的了吧？但据资料显示，在中沙一战中，我方的各项数据皆强于沙队，这该怎么说呢？谈起中国队，我们当然可以说，后卫刘越虽然踢得十分卖力，但个子太矮了；魏群虽然身强力壮，但踢得太老实太缺灵气了；区楚良虽然机警且弹跳如猿，但太爱盲目出击了。我们还可以说，郝海东状态不佳，黎兵缺乏想象之类，可这能算根本原因么，谁都能找出一大堆自我解嘲的理由。且看，在同一天，同是在终场前意外地被弱旅攻入一球，日本队就表现得镇静，倒使对方慌神了，惶急中自己给自己灌了一个，日队再趁势攻入一个，遂奇迹般地反败为胜。而我们呢，被乌队捡漏般地攻入一球后，便如惊弓之鸟，找不到感觉了，接着好几分钟连球也摸不到了，于是在同一位置以同一方式又奉送对方一球。同是面对失败的威胁，气度判然不同。其实，细细想来，中国队之经常溃败于须臾，与它老是在最后五分钟出问题有关。中乌之战如此，中日之战更是如此。或曰：与叙利亚的那场总没慌吧，总算够沉着了吧？也不见得。又是最后五分钟左右，又要重演故事了，幸好范志毅眼疾腿长，将快压门线的球扫出。不夸张地说，范志毅此举比攻进一个球还有价值。这一切告诉我们什么呢？也许是：上帝最不愿帮助的，是那种过于注重功利得失和守株待兔的人。换言之，在人生战场，中庸之道或无往而不胜，但在足球场上，上帝蔑视“中庸”。

    中国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道路，是多么漫长啊。中国队又是何等地多灾多难啊。为什么等待着球迷们的，总是失望复失望？为什么担心的事总是发生，希望的事总是落空？为什么演出的节目永远是“一场欢喜忽悲辛”？

    我自然无力回答如此巨大的问题。我只是隐约感到，一个阴影在中国足球队游荡，它的名字叫“中庸”。它是肇祸之由，拒福之端。它是功利主义的，因而被过多的算计压弯了腰；它是瞻前顾后的，因而总是缩手缩脚顾虑重重；它是中和的，慎审的，因而压抑了灵感、才华和爆发力；它不自觉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人际关系的智慧运用于足球，结果大错特错，例如它总想保平争胜，却总也保不平，它或会奇怪，在人际关系领域无往不利的哲学，一碰上足球何以就全不灵了；它还常常忘记了足球是圆的，是艺术的，审美的，非理性的，而错把足球当成方的，四平八稳的，遂用过于精密的规范和过于冷静的理性去治理它，焉能不凿方纳圆？大约正因为如此，中国队显得既承受不了失败的痛苦的折磨，也承载不了胜利的幸福的冲击。有人将之称为脆弱，但根子仍在中庸。中沙之战中国队被挤出四强，是再明显不过的例子了。仅开赛十五分钟，中国队就势如破竹般攻进两球。中国队还极少这么漂亮这么利落地收拾过一个强队。但接下来的情形就让人不可思议了：中国队忽然不知该守还是该攻了，于是又是在十五分钟里，被对方连灌三球，真是目未及交睫，已转胜为败，化福为祸了。可哀！有球迷挖苦说，中国队就好比从未挣过多少钱的人，忽然发了、不知怎么花好，难以承受亢奋、失重和晕眩，只好赶快输光了事。语近刻薄，却未必全无道理。我们且莫用阿Q式的口吻说，比起这回韩国二比六败在伊朗脚下，咱们强多啦。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足球场上既没有永久的赢家，也没有逢凶化吉的万全之策。汲汲于胜败的算计，很有可能掉进功利主义、商品化和机会主义的泥淖。足球也有它的精神危机。委曲求全，心照不宣，渔翁得利，苟且偷安之类，均与足球精神无缘。也许，不为胜负所困的最好办法是超越胜负，不为祸福所累的最好办法是超越祸福。我们宁可要高歌、狂舞、酣醉的酒神式的审美精神，也不要那种挨够九十分钟捞到出线权的卑微心理。高于一切的并非祸福与胜负，而是国家的荣耀，民族的自尊，奥林匹克的精神！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19.无可逃遁的反思

    亚洲十强赛结束后，我的情绪一直低落，报纸上又在炒霍顿了，又在拿几个亚洲的小赛事大做文章了，又因小胜日本而煞有介事地作出“中国队重新雄起”的论断了，好像以前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我却难以兴奋起来。时间总要过去，人总要寻找新的刺激，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但一个人、一支球队或者大至一个民族，倘若健忘到了恬然不计耻辱，懒得抚摸伤痕，不愿正视自己的重大失误的话，也就很有些可悲了。我认为，对亚洲十强赛的教训至今也没有一个像样的反思，好像报角上登过一封致球迷的道歉信之类的东西，写得轻飘飘的，礼貌周全，态度谦恭，可惜什么实质内容也没有，而一些足球界人士大约希望尽快地滑过去，绕过去，好用虚幻的承诺麻醉自己也麻醉球迷，继续做那不醒的梦。但历史无情，继冲出亚洲的多次受挫后，中国足球本世纪的最后一次冲刺也黯然告终，国人无语，不得不继续充当置身事外的看客，球迷伤心，扼腕向天，只能再苦等四年，那支充满阿Q气的“胜也爱你，败也爱你”的歌，似乎也渐渐唱不下去了。我们失去了本不该失去的一次重要的机遇，我们的弱点集中地暴露了，事情已到了不能不彻底清理的地步，难道还不该好好想一想吗？

    西方神话里的西绪福斯，每次眼看要把巨石推上山颠了，巨石又滑了下来，于是他再推，再滑落，再推，永世循环着，从中看到的是绝望中的悲壮，是人与命运抗争的不屈意志。中国足球近十来年的努力，看起来也颇像西绪福斯的石头，却显然少见西绪福斯的精神，不能说我们没有顽强拼搏过，但病根总是找不准，于是暴露出来的总是浮躁、忽冷忽热、中庸、软弱和保守，它在体制上、心理上、文化性格上所存在的问题，比之技术问题要远为严重。

    然而，有趣的是，最近很冒出了一些妙论，撮其要者，一日“游戏说”，二日“体制不同说”，三曰“技不如人说”，均颇堪玩味。在大家都很激愤时，有人出来说，足球不就是一种游戏吗，诸位何必那么激动？我佩服持这种说法的朋友的博学和冷静。是啊，足球源于游戏，据说这世界上还有许多行为都起源于游戏，比如舞蹈，文学，音乐，又比如雕塑，绘画，甚至爱情啊，人生啊也被有人视为游戏，最后连人本身也说是上帝寂寞时的游戏。说足球是游戏肯定没有错。但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人冥顽不灵，有的国家宣布放假看足球，有的总统放下正事看足球，赢了球就举国狂欢，输了球还会死人，球场的骚乱此起彼伏，永无宁日，为进军世界杯不知有多少政要巨商绞尽了脑汁，更遑论教练与球员，你看，他们连足球是游戏都不懂，不是太无知了吗？不过，游戏说者有时候游戏，有时候不游戏，比如赞叹起“小球推动大球”时就忘了游戏说。依我看，关键并不在于足球是不是游戏或源于游戏，而在于它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所占的分量，它在生活中实际发挥的作用。美国人曾经很鄙薄足球，现在态度大变，其狂热程度竟不亚于我们，可见足球的地位也是变化的。当今世界，战争甚少，和平与发展成了主流，人类的争锋和进取意识，除了体现于经济之类大事，作为一种文化，作为一种最具魅力的球种，足球的地位也跟着大为上升了，这恐怕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人们看重足球，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是，它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精神风采和意志力量，它以游戏的方式暗暗塑造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形象。五大洲的国家一齐到足球大赛的舞台上来角逐，成为“多元争极”的一种象征，除了游戏因素，还有一个更冷峻的词，就叫“竞争”，否则，它只消在自己家里游戏也就够了，不必带着这么浓厚的全球意识。这也就是不管你怎么劝说人们足球是游戏，人们还是无法平息自己的感情的原因。把足球视为国运所系，惟兹为大，甚至国王亲自撩起袖子充当教练，谁踢错了球就暗杀谁，当然可笑复可憎，但把足球看作无非是玩玩闹闹，超然到对输赢完全无动于衷，并且笑话那些认真的人，就未免近乎精神胜利法了。对我们的球员来说，对足球的意义有无清醒认识，甚为重要。我们总说球员的心理压力太重了，我看未必，我们的压力主要来自具体的功利目的，倘若出于张扬民族精神和展示力与美的冲动，这样的压力重一点倒是好事。十强赛后期的中伊、中塔之战，某些球员从惶乱到满不在乎，从盲动到无精打采，我真不知道是压力加重了还是缺乏压力。

    关于体制不同说，似乎是个禁忌，我也不便多嘴。十强赛最紧急时，有的国家如卡塔尔教练易人，收到奇效，我们这里也有呼吁换教练的，但立即用体制不同说给制止了。我只想说，体制可以不同，但足球在各国都是一样地圆，从规则到规律也都是一样地无情，规律可不管你是什么体制。既然参与全球一体化的足球竞争，就得适应一体化的规律。这跟艺术创作的道理也是相近的，你搞行政命令，不尊重艺术规律，好作品出不来还是出不来。体制要为规律服务，而不是规律俯就体制，体制的优越应体现在对规律的顺应和导引上。如果业已证明有的体制不利于规律的发扬，那就要考虑体制是不是老化乃至僵化了，而不应以“体制不同”作挡箭牌。有家媒体请我去谈足球，事先一再叮嘱，别提某教练的名字，还给我打躬作揖。这也太奇怪了，连教练的名字都不能提，还谈什么足球？不是说足球是游戏吗，怎么涉及到游戏者，就一点都不游戏了呢？不是说我们要同世界接轨吗，怎么惟独足球可以不接轨，甚至连“游戏”都不能接轨了呢？

    至于技不如人说，就比较复杂了。这几乎是挂在戚务生教练嘴上的口头禅，每次输球他都这么说，说得多了也就成了公理。技无止境，承认自己技不如人，任何时候都是正确无害的。但这次十强赛给人的一种突出印象，是证明了在亚洲十强之间，或亚洲较强的几支队伍之间，并不存在实力与技术的太大悬殊。差异是存在的，最主要的差异却在意志力、顽强程度、组织、节奏、机遇、临场发挥上。为什么被行家视为“老末”的卡塔尔，在不到一个月内，忽然由“技术粗糙”、“实力最弱”者上升为“锋线锐利”、“三条线无懈可击”的强手了呢？它连克三强，要不是最后的一球之差，它不但可进军法兰西，还会以小组第一的姿态进军呢。对此，行家只能大跌眼镜了。我们与卡队的最后一仗，性命攸关，但看到后来，连电视解说员也不得不说，“中国无法取胜”，大有技止此耳，惟有下马受缚，甘为臣虏之势。想来可悲，多年前中国的一线希望，就因为卡塔尔队赠送的“黑色三分钟”而功亏一篑，现在又是卡塔尔，又一次葬送了我们--无话可说的葬送。要问，卡塔尔队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难道又是“技不如人”吗？所谓“恐韩症”、“恐伊症”的说法这次又起来了，很可恶，依我看，若非别有用心，受雇于人散布危言以动摇军心，就一定是糊涂蛋自作聪明的胡说。我队与伊朗队的交锋，有史可证，不去说它，若说“恐韩”，举个只可意会不可类比的例子：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不是把李承晚军队整军整师地吃掉吗，何“恐”之有？天天说“恐韩”，说到后来，恐怕会真的“恐”起来，造成不良心理暗示，没病找出病来。我们与韩国队的确有差距，但主要的并不是技术，而是速度、意志与韧性。

    足球还得踢下去，用“游戏说”安慰自己并不能解除长期失败的焦虑。如果二十多年前你可以只玩乒乓不参与国际足球赛事，那么现在不可能了，你必须进入旋转的世界足球一体化的涡轮，而且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此乃大势所趋。即使你只在家门口踢球，这一行为也已加入了全球一体化的足球竞争，因为国门打开了，你的行为不再是一个国家的个体行为。你搞联赛如果老是一个水平，头两年还能哄一哄，不失为热闹，但若与各种媒体中的国际水准差距越拉越大，就会没人看，混不下去，光请外援都不行了。所以，重要的是，今后的中国队怎么办，或者换句话说，在国际足球总格局中，中国队应取何种姿态和对策。这是无可逃遁的反思。换教练，换一定数量的球员应该不是问题，但换人中国队就一定会好起来吗？我看关键在于，你有没有现代足球意识和眼光，你能否找出中国队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找不到要害，洋教练即使聪明过人，也回天乏术。曾有球迷暴躁地说，我就不信，中国十二亿人，就找不出几个会踢球的。这是气话。人多未必球队就强大，这里没有正比例关系。球队的强大与否取决于综合素质。同样，企图以蛮力取胜也不可能，现代足球的战术变化万端，每一寸草皮上的争夺都很激烈，光有决心，没有技术和实力，恐怕会找不到北，徒然扮演一个赳赳莽夫的可笑角色。就这个意义上说，戚教练的“技不如人说”又有一定的道理，只是怎么正确理解这个“技”字。我认为，实战是重要的，教训应从实战中总结，素质应在实战中增长。我少年时踢球，青年到中年又一直看球，有几条从实战出发的想法，一直憋在心中，现在到了危机时刻，我愿贡献出来，就正于足球界的专家。

    我认为，首先必须抱定硬碰硬的决绝态度，树立针锋相对的强对抗意识，发扬韧性的战斗精神。这话好像听起来并不新鲜，但恰恰是中国队最大的弱势所在。中国队习惯于打软仗，比如友谊赛，商业赛，表演赛之类，往往战绩奇佳，在外部环境正常的情况下，还常有惊人的超水平发挥，但一遇到强对抗的重要赛事，立刻就顶不住了。这不光是经验问题，首先是意志问题，我们为什么总输给韩国呢，仔细看来，韩国之胜主要胜在快速与韧性上，胜在捷足先登上，我们不知吃了多少亏。倘若我们随时想到，你出脚快，我出脚更快，你刁钻，我更刁钻，你顽韧，我更顽韧，那对方也就吃不住劲了。我们的多少次失利，总是因被对方钻了空子，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让对方在球门前轻松推入，原因在于，我们的钻空子意识不强，又缺乏严防对方钻空子的意识。倘以为钻空子壮夫不为，君子可以欺以其方，那就更要吃亏了。韩国、卡塔尔都是有极强钻空子意识的队伍，就像目光锐利的饿鹰，四处搜索，见缝插针，机会不被他们最先捕捉到才怪呢。但更重要的是韧性。中国队总是在最后五分钟出问题，就是缺乏韧性。倘若快进入尾声时，对方千方百计要破门，而我们就是不给机会，或者反过来专找他们的漏洞，在高强度的对峙之下，他们也就无计可施了。我想，在九十分钟的战场上，打法尽可能一张一弛，但神经的弦必须绷紧到极致，一秒钟也不能放松，严密注视并投入每一变动，牢记住，球赛终究以分数论英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我稍松懈，就是在为自己准备坟墓，倘能决绝如此，离胜利也就不远了。

    第二，主体要最大限度地从压抑下解放出来。看中国队踢球，总感到一种无名的压抑感，究竟压抑来自何方，我说不清楚。但至少看出中国队适应和应变环境的能力太弱。环境的因素很多，主要的有裁判和场地等。仅以裁判而论，其破坏力和威慑力极大，若不善应对，必然压抑。在裁判相对公道的情况下，中国队往往发挥正常，比如这次的亚俱杯中日赛，但一遇上偏袒而苛刻的裁判，中国队就慌神了，以至于不敢做动作，手足无措，惧怕那严苛的哨音随时会响起。要看到，裁判也是人，也不能避免人类的弱点，比如势利眼，欺软怕硬，看人下菜碟之类。正如在生活中，你对有的人可以说的和做的，对有的人就不能。目前国际裁判中藐视中国足球的大有人在，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他给中国队掏牌并无心理障碍，对别人可就客气得多也顾忌得多，此也心照不宣，不说破也罢，因为任何时候对新闯入者总会格外严厉，气也没用。我也并不主张球员围攻裁判，我曾亲眼看到某外国队在工人体育场集体退出比赛以抗议裁判的场面，却不以为然，但我又觉得，温顺似羊，逆来顺受，大气不敢出，只能助长某些心理阴暗，品行不端的裁判的气焰。俗话说，会闹的孩子多吃糖，球员与裁判之间实际也存在一个谁适应谁的问题，对于公开的压制，暗藏的偏袒也需要斗争，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公正上，甚为虚幻。所以，我更看重的，是那种在不公正的阴影威胁下不受干扰，拒绝压抑，能杀出一条血路的勇士。中国队需要的正是这个。

    中国队的压抑感还表现在，赢不得，输不得，太脆弱，好像那肠胃既不敢痛饮胜利的喜酒，也惧怕失败的苦酒，总想适可而止。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中国队几乎从未狂胜过谁，即使是弱队，也不敢或不愿狂胜。先胜后败几乎成了中国队家常便饭。事实上，立足狂胜，可能中胜，立足中胜，可能小胜，立足小胜，必败无疑矣。我一直在思索中国队的这种性格究竟源于何处，它是否是我们国民性的一种反映呢？我们有些教练，身着西服，经常出国，好像也很见世面，也在大谈足球的职业化、市场化之类，但我总觉得有的人其实是满脑袋农民意识，他们的心态带有典型的农业文化的特征。比如，见好就收，留有余地，不可冒尖，不可太有野心，总是力求稳健、踏实等等。这一切都与足球的本性相背，我宁可希望中国的球员少一些稳健，多一些恣肆，少一些中庸思想，多一些酒神的狂放。

    第三是管理与训练。我不是专家，没有发言权，但我固执地认为，足球国脚应该是一群特殊材料构成的人，他们应该比常人更少商品意识的污染，更能排拒声色的诱惑，在眼界上他们需要开放，在生活方式上他们倒应该具有某种封闭性，与繁嚣的社会相对隔离，需要用铁的纪律管理，培养勇猛的性格，他们应该是最先摆脱国民弱点的刚健的人。只有这样，我们的足球才有希望。由于落后，我们应该比别人更少享乐，更多吃苦。我曾有过恭请马俊仁出山，任中国队足球教练的想法，他的方法原始一些，但可收实效。我的想法不是玩笑，马氏训练法未必不可借鉴。

    中国足球的革命已迫在眉睫，这是个绕不开的大题目，我无力全面陈述，但我自信，以上我所指出的中国队最突出的弱点，倘能有所克服，必定会谱出新的英雄乐章，到那时候，我以惟愿杂在狂欢的人群中与大家一起流淌热泪。

    一九九八年四月

    20.观球意识流

    几把金交椅，虽然摇摇欲坠，但你就是怎么也掀不翻它们，因为它们的根子太深了。一种旧格局，虽然力不从心。英雄迟暮，但几张老脸总还能轮番晃动，眼看着几张生气勃勃的新面孔要伸进来了，可惜太嫩，在多种因素合力下，很快就相继失踪了。于是，原先的强者还是强者，原先的弱者还是弱者，风光依旧。大概只有克罗地亚队是个例外，其实前南斯拉夫的底子很雄厚，脚法精湛，只是人们对东欧那一块不特别注意罢了。于是，人们企盼的欧美非三足鼎立的格局没有成形，以欧美为中心的旧秩序，仍可放心维持到本世纪的终结。正像中国怎么也冲不出亚洲一样，亚非拉怎么也称雄不了世界。

    说什么冷门迭出，意外频频，我看一切像精确设计好的一盘棋，谁在哪个位置，大致不差，到哪里去寻找黑马的踪迹啊。意法之战被提前预告为世纪之战，我看乏味透了，功利主义的算计压灭了全部灵智，没有才华，也没有激情，只有你来我往的窥探，谨小慎微的龟缩，区别只在前者祭起罗伯特，巴乔这老法宝，后者祈灵于新星，遂使法国人声势稍胜。那点球大战也并无心儿悬在喉咙眼上的窒息，反正准上都一样，并无实际意义的不同。高龄老爷车德国队依然所向披靡，它像一只老而精密的劳力士手表旋转着，除了让我们重温“姜还是老的辣”这句祖训，还有什么呢？一场球即使踢得糟透了，靠比埃霍夫的暗器，克林斯曼的釜底抽薪，还是能得手。要是封杀了暗器，冻结了飘忽者的诡步，老爷车的好日子怕也就到了头。挪威等队似乎在使足球日益橄榄球化，蛮力可嘉，实难赏心悦目，我担心它们在降低足球的魅力。欧洲数风流人物，还看荷兰，那航线似的准确，豹子似的强悍，梅花鹿般的快捷，闪电般的一击，把高度的理性与浪漫的感性巧妙融合。看他们踢球，真如听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水银泻地。还有斗牛士西班牙，充沛着酒神精神，它过早地被淘汰，好似比才的《卡门》刚奏了序曲便戛然而止，令人慨然。

    都爱把亚非并提，其实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非洲优秀选手的个人能力早在欧人之上，一对一的较量，他们占优，他们的柔韧、弹跳、长腿、盘带，真是没的说，可叹他们像一台零件虽精美，螺丝总也上不紧的机器，整体是松垮的，只有佳句没有佳篇，只有瞬间美没有无懈可击的整体美。奥克查也罢，卡努也罢，每每孤掌难鸣。喀麦隆足协提抗议，雅温得发生了袭击白人商店的事件，不是全没来由。红牌罚下两个，以九人应战，居然咄咄逼人之势不减，有种每一分钟都可能进球的恐怖感。这是任何一支强队也很难做到的，不抑制一下行吗？明明进了三个球，只算一个，怎能不气？怎能不冲动？国际足联则对此不屑一顾，因为他们还没有强大到值得理睬的地位。世人也很快忘了他们的委屈和泪水，因为他们还不足以让世人彻底尊重和同情。进了的球不算，并非裁判个人的偶然失误，也非接受了什么秘密指令，而是有着深刻的说不清的文化原因，甚至用种族歧视都解释不了。喀麦隆人应该懂得，光是球踢得好还不行，换句话说，足球并不仅仅是游戏，有些事需要等待。摩洛哥就更悲壮了，要是他们都能进十六强，这届世界杯该多么色彩缤纷。可惜呀可惜！

    一看到巴尔德拉玛我就有气。此人号称金毛狮王，好像连教练也惧他三分，凭什么？就凭他以大师自居，洋洋得意，不紧不慢地跳狐步舞吗？他好像瓶颈，把全队的速度都给扼制住了。他的积极性越发挥，别人的积极性就越是发挥不出。该开除的不一定是阿斯普里拉，倒该是他。也许不该过多责备他个人，而是他所代表的优雅婉约的风格，该结束了。同是美洲，同是坚执一种传统风格，巴拉圭却悲壮得多，它把铜墙铁壁般的防守推向极致，险些让法国重蹈滑铁卢之厄运。墨西哥的刚健与锋利留给世人多少怀想，两次挽狂澜于既倒，非大智大勇者难达此境。谁能说，赫尔南德斯就比罗纳尔多差多少，喀麦隆的姆博马就比克林斯曼弱多少，其实，就看你把光环罩在谁头上了。

    没有任何一届世界杯比这届更叫亚洲人难堪并且清醒了，这回全面暴露了火力，也就真正发现了差距之大，幻想之渺。韩国人是以“出不入兮往不返”的决绝投入每一场战斗，惜乎意志无法帮助实力的极限。赢得惟一一场胜利的伊朗证明了他们代表亚洲目前最高水平，但他们似乎不算标准的黄种人。我真担心，这盆冷水别把希望的火种彻底浇灭。估计“人种沦”又该冒头了，不是有人庆幸中国队幸亏没参加上，不然还不知怎么丢人现眼哪。我看唯意志论不灵，人种论也未必全有理。中国男篮不是拿过世界第四，女篮不是拿过世界亚军吗？如果说，二十年前你还可以关上国门，说咱们干脆不踢足球啦，现在传媒发达，球员互访，全球一体化，这样做已不可能了，踢也得踢，不想踢也得踢，只能想办法越踢越好，后退是没有出路的。首要的是，面对世界，认识自我，步步为营，循序渐进。前些时咱们那几个飘飘然的球星，动不动就吐唾沫，打人，骂裁判，撂挑子的，是不是也该冷静一点了？

    一九九八年七月观第十六届世界杯足球赛记

    21.我与古生物化石

    我查了日记，发现我迷上古生物化石已有八年光景了。事情好像是从硅化木开始的。有天在集市，我瞥见一截树桩孤零零戳在那儿，便用手去摸，感觉冰凉至极，再去掂分量，竟沉重得抱不起来，不由大为骇怪。这便是硅化木了，俗称“木变石”。若说它是石头，分明呈现着树的形貌，那弯曲的树干，鼓突的树皮，回旋的年轮，甚至树结子，都跟真正的树桩毫无两样；若说它是树桩吧，其硬度、质地、重量分明是一块道地的顽石。这可真是生命与石头的绝妙交合，生命进入了石头，遂化为永恒。我们一直在赞美艺术的不朽，其实这才是最伟大、最浑茫、最自然的艺术，是无可比拟的雕塑。不独硅化木，品类繁多的古生物化石都不是单方面的创作，而是集合了宇宙、地球、生命的共同智慧，以极大的耐心在时间的长河中孕育的珍宝。

    我爱化石，因为化石的世界无限瑰丽和复杂，每一件化石，无论是动物的还是植物的，都能勾起我对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的生命奥秘的无尽遐想。在这里，时间往往是以百万年、千万年、几亿年来计算的。科学家们有个大致估算：平均一万只动物死后，大约仅有一只会成为化石；而设若一万块化石藏在地下，平均也只有一二块能被人发现。化石之珍稀，可见一斑。并不是什么动物死后都能变成化石的，绝大多数在迅速腐烂和风化后无影无踪了，如果是被火山滚烫的熔岩吞没，更会烧个片甲不留。昔有火山爆发后形成化石一说，其实是不确的，惟有火山灰的掩埋还有可能。于是，只有极幸运的死者恰好被尘泥或沙浆覆盖了，又遇上水的包围，沉了下去，经过千百万年和几亿年的“置换作用”，其硬壳和骨骼部分才会变成“石的内涵与物的外形”相统一的化石。化石只能存在于沉积岩中，就是这个道理。

    每当我抚摩每一块动物化石，不管是震旦角石，是三叶虫，是鱼，是龟，是蜻蜓，还是贵州龙，我总惊讶于它们灵动的身躯何以在一刹那间凝固了，忍不住要猜想，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它们突然停止了呼吸，这从天而降的大祸究竟是什么呢？这生死之谜作为极大的悬念，作为永恒的悲剧美，久久郁积在我的心间。我迷化石，主要迷的就是这种不可索解的美感。有些情况是比较清楚的，比如剑齿象群不慎失足陷入了沥青湖，久而成为化石；又如，树枝折断，带香味的树脂溢流，引来昆虫却把昆虫给粘住，再滴落到地下，久之而成为琥珀。至于猛犸掉入西伯利亚冻土层中，一朝掘出，鲜艳如生，连皮毛都还有弹性，那属于雪藏，已非化石矣。

    吕雷曾送我一只茂名龟化石，因基岩已近铁矿石化，非常沉重，他从湛江一路拎到大连，我恰不在，就再由高洪波从大连转带给我，两位所受辛劳，使我由衷感动。但这只龟的形象有点呆头呆脑，只留下一个躯壳。我知道，任何龟化石都不可能有头和爪的，因为它缩得太快。另一块我自甘肃河州购得的陆龟，也无头爪，但那高耸的背脊和微凹的腹甲甚是憨厚。它属于新生代晚第三纪的产物，因而石化程度不高，近乎硬石膏壳。这些化石，也包括寒武纪的三叶虫、鹦鹉螺，三叠纪的海百合，中生代绝灭的菊石，它们临终前的模样大多比较自然、从容，有种寿终正寝的坦然，原因是或者其物种已不能适应环境，或者遇上了海陆变迁，冰川融化，海侵和海退等等。这是很合乎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的。

    然而，小到贵州龙，大到恐龙，喜马拉雅鱼龙，还有甘肃鸟，辽宁鸟，它们本来活得好好儿的，翩若惊鸿，矫若游龙，可为什么突然就被“定格”在某一瞬间，成为永远的雕像？有些情况仅用进化论是解释不通的，恐怕要往灾变论上去想。我当然不可能有恐龙化石，尔等庞然大物，就是白送我，我也要不起，只能放到博物馆。我自然也不可能拥有鸟化石，一来价格是天文数字，二来私下买卖要坐班房。但是，像贵州龙之类，还是有机会接触的。贵州龙据说是一九五六年的某一天，地质学者胡某在黔西南乡间公干，走累了在一茶摊歇脚时，蓦然看见旁边猪圈的石墙上有此化石，大奇，遂告发现，故有“胡氏贵州龙”之称。别看贵州龙仪有十几厘米大小，生活在二亿四千万年前的它还是恐龙的远祖之一呢。现有这么一只贵州龙，它藏在哪里暂且保密，它前肢雄壮，后肢劲健，指爪关节历历可见，整个沥青色的骨骼架浮雕般凸现于岩板之上，当它长长的颈牵引着三角形的脑袋正要来个大回环，一双大眼孔正回眸射出惊愕的目光时，它就永远地停留在这一姿势上不能动了。它显然不是日渐衰竭致死，而是突然死去的，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山崩？地陷？窒息？电击？她出土于海相地层，当时的海洋会发生什么呢？我有时会想到头疼也想不明白。关于恐龙在六千五百万年前的大灭绝，更是着名的疑案。最新的权威的假说是“小行星撞击说”，说是当时有小行星突撞地球，撞出了几百公里的深坑（据说在加拿大海域已发现此大坑），刹那间尘埃蔽日，天地漆黑一团，巨石如暴雨倾泻，气温骤降似冰，氧气缺失，破坏力相当于一千颗氢弹同时爆炸。众恐龙不被砸死，冻死，也得憋死，可叹中生代的霸主英雄一时，却来不及告别一声就在白垩纪末尾绝灭了。人当然不可能窥见这一旷世悲剧，因为人的历史满打满算也才三百万年，但人却是可以幻想这一悲剧的，幻想可能比亲眼目睹更具刺激性。喜马拉雅鱼龙的遭遇则更富戏剧性，它本是海洋骄子，腾上跃下，自负得很，可是印度板块忽然向北漂移了，猛烈地与亚洲板块相撞，一眨眼就把它高高举上了世界屋脊。在那里，今人发现了它的牙化石。我想，倘若要吟味生命现象的风云莫测，大起大落，恐怕莫过于这一块块的化石了吧。

    然而，化石给人的启迪并非全是任凭大自然摆布的消极，面对着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壮阔图画，那优胜劣汰的竞争和自强自立的奋斗不是显得更重要吗？比如奥陶纪的震旦角石，呈圆锥体，流线型，要沉底它就吸进水，要前进它就喷出水，据说潜水艇还是模仿它的结构制成的。但它终究是无脊椎动物，没法跟鱼竞争，于是泥盆纪成了鱼的世界。后来，一部分鱼生态日蹙，便又有了变鳍为腿，登陆求生的壮举，带来了两栖类的繁荣。接着，为向陆路全面进军，两栖类又演化为爬行类，终有伟大的恐龙时代。可惜恐龙的适应性毕竟不能与哺乳动物相比，尽管那时哺乳动物极渺小，但继恐龙灭绝之后，就迎来了哺乳动物的大发展。说恐龙完全灭绝也不对，它的一支眼看陆地呆不下去了，便发疯般地训练奔跑，向天空发展，终于出现了始祖鸟……看啊，一批物种灭绝了，另一批新的物种又崛起了，开拓，发展，变异，真是前仆后继，生命不息。谁的抗灾变能力强，谁就是胜利者。

    那么人呢？几乎从四十五亿年前地球诞生，继而有了水，有了真核细胞起，生命就踏上了向人演化的长途，延至今天，才变出了人这个最高级的生命。人肯定也是要绝灭的，他由非人（硬骨鱼，哺乳兽，古猿等）变出，终将再变为非人或者超人。知道了这一宿命的人类，至少应该学会尊重规律，善待生灵，强化自身，切莫过早地被文明阉割了生机。人们常说，化石是地球的史册，每当我抚摩着手边的化石，翻动着这部大书，我总会作此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

    一九九九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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