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缩略时代

    我想为今天的时代寻找一个印象式的命名，却一直找不到。有一部着名的长篇曾用了《浮躁》的题目，意在隐括时代，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智慧的概括，可是现在还用“浮躁”已不够了。我终于想到了两个字，叫做“缩略”--缩者，把原先应有的长度、时间、空间压缩；略者，省略、简化之意。称我们的时代是“缩略时代”，也许更准确些。

    在今天，缩略现象几乎俯拾即是，连语言也在缩略化。比如，出租车日渐普泛化，总用“的士”称之太麻烦，就缩略为“的”，坐出租车叫作“打的”，还管两元钱一公里的皇冠车叫“豪的”。又如当今情人现象是一部分人的公开秘密，见惯不惊了，女方就被简称为“蜜”，乃“秘书”的畸变和升格。“钱”这个词的使用率高到不能再高，反复出现，也不如省略之，就简称为英文字母“T”，手拿装钱的红包去送礼，叫“托T”，十分形象传神。倘若用心搜集，这类缩略语可开出一大串。

    其实，语言的缩略化，根子还在生活本身的缩略化。比如，爱情是美好的，是超乎功利之上的两颗心的热烈融合，是需要细细品味的灵魂的音乐，但是，太缠绵了，太古典了，太叫人等不得，于是压缩之，尽快转化为“性”，遂有人发出“爱情死了”的悲鸣。友朋之情，患难之交，师生之谊，本该作为一个长期的情感过程互相扶助，但这过程太稳定了，太磨人了，不如压缩之，直接甩出千把元钱找齐，人情债一笔勾销，当晚即可安心入眠。看大部头的着作，徜徉在人类精神的宝库，固然充实，但是太累人了，不见实效，不如转化为看看影视，省却多少麻烦。哲学、史学、经济学、文学、美学等等学问，源远流长，研究起来太费劲，不如转化为通俗读物、白话今译、生意入门之类的小册子，彼此都方便。一部作品出世了，对它的评价原本要经历一段逐步认识和检验的过程，但是现在的人觉得太漫长了，太容易被淹没了，太不醒目了，于是研讨会和发布会这类新事物就出现于商品时代，致使从写书到出版到盖棺论定一步到位，被缩略为一个极短暂的过程，事后谁也顾不上再管它了。这种方式已成为作者自救的方式，没有法子的法子。甚至，人生过程也在缩略化，本来，人生各阶段各有韵味，童年稚气，少年多梦，青年豪勇，中年多思，既不能互相代替，也无法相互超越，可是现在的人觉得这一切太按部就班了，不如压缩之，重点是压缩童稚期和多梦期，尽快转化为挣钱、赢利，人于是由此而早熟，而提前实惠化、世故化，心灵由此而提前苍老了。

    “缩略”是赶路人与时间搏斗的一种方式，就说文学吧，我们仅用了十年光景，便把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全部演练了一遍，人家的一百五十年缩略为我们的十年，世界文学一体化的工程便告“完成”。再说消费吧，我们刚为购到一辆新自行车高兴了几天，旋即卷入了谈论购买私人轿车的热浪，工业化还没实现，就大做起后工业社会的迷梦。也许，赶路人自有不得不缩略的苦衷，缩略乃时代潮流使然，其中不乏积极因素，但从根本上说，所谓缩略，就是把一切尽快转化为物，转化为钱，转化为欲，转化为形式，直奔功利目的。缩略的标准是物质的而非精神的，是功利的而非审美的，是形式的而非内涵的。缩略之所以能够实现，其秘诀在于把精神性的水分一点点挤出去。像压缩饼干似的，卡路里倒已足够，滋味却没有了。古人云：“贪看名山者，须耐仄路；贪看月华者，须耐深夜；贪见美人者，须耐梳头。”而缩略者恰恰缺乏这种耐心。物质过程与精神过程，功利过程与审美过程，原是两种不同的节奏，需要互济互补，现在只求适应第一种节奏，第二种节奏便失去了位置，被缩略了。从哲学上看，缩略的依据是实利主义：凡能直接获益的就是好东西，重要的是看对我有什么用；追求藏诸名山，传诸后世的永恒，那是傻子的价值观；理性精神和深刻的思考已成多余，当务之急是应付一个个生存问题。于是，我们想起了“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句话。

    缩略有危机吗？当然有。表面上看，好像问题解决了，过程省掉了，棘手的矛盾绕过去了，一个跟头翻了十万八千里，但绕过去的终究还得绕回来。省略了不该省略的，早晚会找麻烦，看不见的精神会向看得见的物质讨回代价，这就叫补课。问题的症结在于，对历史来说，缩略的缺失自有补偿的方式，但对一次性的短暂人生来说，失去了的往往难以找回，这可能就是生命面对历史的无奈。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2.论尴尬

    汉字实在奥妙，它那遣词之讲究，造语之活脱，常令人在击节赞赏之余，想到我们祖先的智慧真是深不可测。任你多么复杂的情绪和场景，经过高级的神经活动一创造，居然可以用一二方块字表述之。它让你心折，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感到朦胧和遗憾。

    “尴尬”一词，就非常微妙。近年来，人们对外来语“幽默”忽然大加称赏，研究者纷起，越谈越起劲，研究到后来，除了指责中国人不幽默之外，一致认为幽默是不可穷尽的。其实，我们老祖宗发现的“尴尬”，其复杂性和丰富性是并不亚于“幽默”的，只是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罢了。我们应该注意到，尴尬有别于诸如高兴、悲伤、忧愁、惊讶、愤怒等一切色彩较单一的词，它的意思须得细细体味，方能得之。人们对西方现代哲学提出的“荒谬”、“烦”、“恶心”之类津津乐道，却很少想到，“尴尬”对人类某种奇特境况的概括，要更为高明。

    我们每个人几乎天天接触到尴尬，我们也常常无奈地感叹一声：真尴尬！或者说别人尴尬，或者说自己尴尬。但我以为，其中颇多尴尬的误用，就像我们常把滑稽，逗乐，胡闹，打情骂俏以至恶作剧的人夸奖为会幽默一样，我们也常把难为情，不好意思，进退两难，工作上碰到困难和麻烦，生活中遇到冷眼与难堪，以至在严肃场合不慎放了一个屁之类，全都说成是尴尬，于是在造成了幽默的滥用的同时，又造成了尴尬的泛化。

    那么，尴尬的本义究竟是什么？它究竟何时堂而皇之地变成了书面语言？

    尴尬一词确乎是够古老的了。从这两个字的发音“甘嘎”推测，我觉得它很像古时南方人的方言土语，连嘴形都可想见，却没有根据。只查到：按《说文》，指不正也，按《集韵》，指行不进也。那意思便是，以不正之人行不能进之事。在现在的《辞海》里，解释跟古代也差不离，认为：对人来说，指处境困难或行为不正，对事来说，指事情棘手，不易处理。这样的解释现在似乎很难令人满意，因为尴尬本身早发展了，关于尴尬的解释却还停留在古代。

    但在古代，尴尬的含义，确实大致如上所说。例如在《水浒》里，陆谦这小人害苦了林冲，后来又追到草料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店小二见过他，就告诉了林冲：“却才有个东京来的尴尬人。”显然，这里的尴尬是说陆谦神态反常，不是好东西。又如，杨志押送生辰纲，怕遭劫，不准众军汉停歇，就说：“前日行的须是好地面，如今正是尴尬去处。”此处的尴尬确是指困厄而棘手的处境。在《儒林外史》等书中，尴尬的用法也大体如此。

    只有到了《红楼梦》，尴尬的含义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不但意义拓宽了，而且意义也复杂含蓄多了，以至到了可意会不可分解的程度。第四十六回“尴尬人难免尴尬事，鸳鸯女誓绝鸳鸯偶”，就是关于尴尬的形象化诠释。脂砚斋特意说道：“只看他提纲用‘尴尬’二字于邢夫人，可知包藏含蓄，文字之中莫能量也。”这是真正懂得其中三昧的评价。如果说，早先书中的尴尬人，是指不正派、不正经的人，那么，邢夫人就无所谓正不正。她之所以尴尬，乃因为书中说她“弄左性，劝了也不中用”，为人“愚强”，是很接近于今天常说的“格色”，别扭，难打交道，难缠，拎不清之类意思的。邢夫人也确实不可理喻，非要帮老混蛋贾赦讨贾母的贴身丫鬟鸳鸯做妾，劝都劝不住，凤姐见她是如此的“尴尬人”，也只好由着她的性子去碰钉子，触霉头，闹到尴尬够了为止。从这里，我们第一次读到，“尴尬人”不再是简单的“行为不正之人”，“尴尬事”也不再是简单的棘手事，它们的道德判断已弱化，而是突出了境况性和境遇性，表现为主体与客体的严重错位，人与环境无法适应的狼狈情状。

    历史在发展，尴尬的意味也变得越发复杂而玄奥，我以为，尴尬的贬义在逐渐消失，它越来越成为人类站在旁观席上观看自身不自由状态的一种评价。我们仍然很难给尴尬下一个严密的定义，但我在生活中留心到，发生了如下情况或类似于如下情况者，大约属于尴尬无疑：

    一对年轻干部结婚了，分到了二室一厅，不久他们又离婚了，只好暂时还在一个门出入，各住一间，有时免不了在那间小厅碰头磕脑，但都尽量节省语言。他的新对象来了，她就躲出去，她的新朋友来了，他也躲出去，于是人们经常在附近的街头上发现他或她在散步。但有一天，要逃出去的一对和要冲进来的一对恰恰撞到了一起，躲闪不及，又不便介绍，四人相对无言，于是，大家一起体验了尴尬。

    一个既随便又自负的小伙子，每天在小哥儿们中间寻开心，优游度日。有一天，他来到一个陌生的办公室，里面有好几位漂亮妞儿，他给她们讲了股票行情，又讲了一桩社会新闻，讲得头头是道，姑娘们全用钦佩的目光看着他，他兴奋、得意，不由觉得自己高大起来。此时，门呀地开了，一个平时跟他闹惯了的小兄弟发现了他，不由分说就朝他后屁股一脚，数落道，你小子跑这儿躲清闲来了，又胡吹什么呢？又想蒙人不是？于是，他的脸微红，他体验了尴尬。

    一个刚考上大学的年轻人，报到之前，全家和亲友都在为给他饯行做准备，临走那天，场面隆重极了，宴席丰盛极了，母亲哭了，女朋友也哭了，每个人都和他紧紧地握别。他走后，劳累了一天的家人和亲友慨叹了一番，就睡下了。半夜，忽听卜卜的敲门声，家人就问谁呀，答曰我呀，家人听出是他，颇感意外，就问，你不是走了吗，他说，车出了问题今天走不了啦。此时出现了一刹那的沉默，他和家人心头都掠过一个问题，明天还要再饯一次行，再哭一回吗？于是，他们体验了尴尬。

    一个很单纯的青工，有一天被主任召去谈心，主任鼓励他，诱导他，苦口婆心，荡气回肠，双方皆被感动，紧紧地握手，郑重地告别。不一会儿，他和主任却又在厕所相遇，主任像不认识他似的，他也像不认识主任似的，他们站在便池前相顾无言。于是，他们都体验了尴尬。

    比赛快结束时，维勒尔举起了两百五十五公斤的杠铃，打破了世界纪录，全场欢声雷动，都认为他金牌到手了，他也认为他金牌到手了，用不着再举了，便把鞋袜扔到观众席上后，与教练搂抱在一起，长时间地亲吻。几分钟后，俄罗斯的切尔维金科竟又不可思议地举起两百六十公斤，全场爆出更大的欢呼。维勒尔的冠军仅保持了五分钟。于是，在后台光着脚丫做拥抱状的他，清醒过来，体验到了尴尬。

    类似的情景我还可举下去，我曾准备搜集人类尴尬一百例，我想人类的生存千姿百态，人的尴尬状必也形形色色。但仅从上述几则例子，我们已经可以这样说，所谓尴尬：一种情况是，在主体与客体，人与环境，人的社会性与动物性，人的精神自尊与肉体需求之间出现了瞬间错位时，人的某种情绪性反映；第二种情况是，人的内心秘密在未经许可的一刹那被暴露，而人又往往没有勇气正视自己的灵魂，于是形成人的自尊与人的需要之间的冲突，尴尬便随之出现；第三种情况，也可说是最普遍的情况，是在某一情境中，出现了不该出现的人和事，看到了不该看到的情和景，于是出现尴尬。

    人活着就难免不陷入尴尬，从哲学上看，尴尬是人的不自由状态的自然流露，是消灭不掉的，进入现代以来，“尴尬人”不再具有道德上的贬损意义，每个人既可以是正常人，也可能是尴尬人，只要我们不矫情，不造作，抛弃虚伪的遮饰，敢于直面自己的灵魂，也就敢于坦荡地面对尴尬了。

    一九九六年九月十八日

    3.论超脱

    常常见到有人宣称“我很超脱”，却又发现他因为没有在主席台就坐而面露愠色；又见有人劝谕别人“你要超脱”，自己却忽然因在人生竞技场上的失利而抑郁成疾，于是我想，世间只有相对的超脱者，难有绝对的、纯粹的超脱者。这大约是世界的物质性所决定的。

    超脱之难难在：口头上超脱易，行为上超脱难；理智上超脱易，潜意识超脱难；暂时超脱易，长久超脱难；独处时超脱易，攀比时超脱难；无直接利害超脱易，关乎切身利害超脱难，希望渺茫时超脱易，临近成功边缘时超脱难；在公平原则面前超脱易，在公平的幌子下暗藏不公平时超脱难；在有所补偿时超脱易，在毫无回报时超脱难；健忘、浑噩者超脱易，精明、内向者超脱难；心直口快的“不超脱者”超脱易，常以“超脱相”示人者超脱难；在一时一事上超脱易，在基本生存需要上超脱难。

    例如，遇到职务、职称、分房、调资之类的关隘，便是考验超脱与否的重要契机，有时候，不管多么善于克制，欲望还是透过意识的或潜意识的、口头言语的或身体语言的多种途径，顽强地浮现出来。即以职称而言，除了利益成分，还包含着脸面、荣辱、灵魂的安顿、社会的评价，它激起的心理波澜就尤为剧烈。明白事理和灵魂能否开释并非一回事，看重长远价值者，未必能忍受几分钟的屈辱，因而超脱常常是离开规定情景以后的反思。

    超脱有真超脱与伪超脱之分：真超脱者眼睛盯着天空的繁星，脚下难免会踩进泥坑；假超脱者眼睛盯着地上的名位利禄，却做出飘飘欲仙的样子。

    超脱又有消极超脱与积极超脱之分：消极超脱借“超脱”之名压制正当的个人欲望，用吃亏是福、忍字为上之类的麻药使人昏沉，好让旧秩序和强盗们大摇大摆地通过；积极的超脱把人民的或人类的祸福置于眼前，把永恒的价值放到额顶，或拼死力争，或心系一念，自然忘怀了个人的得失。积极的超脱惟有少数大智慧大境界者方能靠近，古人有之，今人也有之，可以是政治家、军事家，也可以是宗教家、艺术家、隐逸者。

    超脱不只存在于玄想中，它更是一种实践过程，林则徐云，观度量，在喜怒时；观操守，在利害时；观存养，在纷华时，诚为欲超脱者遍历沉浮之彻悟语。

    一九九六年八月

    4.说运气

    巴西人靠意大利人罚点球的失误赢得了第十五届世界杯足球赛冠军，有人就不服气地说，那是全凭了幸运女神的光顾。我却要说，运气也不是凭空掉下的，运气也是公平的。

    还是让我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吧。去年我在石岛碰到过一位亿万富翁，他衣着简朴，表情木讷，沉默寡言，黝黑的脸膛说明他曾是个饱经风吹日晒的老农，更怪的是他至今并不识字，人们猜不透他发财的奥秘，他自己好像也猜不透，于是把幸运归结到他拥有的一块形状像狗的石头上。石狗的传奇在石岛被渲染得神乎其神，无人不晓，我有幸目睹过这石狗的丰采。大约有三尺长的样子，灰色的花岗岩石，姿态神貌绝似一只仰头吠月的小狗。它已被隆重地装在玻璃匣中，作为神物供奉着。听最近从山东来的友人说，自我走后，主人已谢绝任何人参观石狗，且有两条踊跃的大狼狗日夜严加守卫，活狗给石狗当保安，可谓奇观。

    其实，这石狗原来并不是现在这主人的，而是当地一个大财东的，大财东原先也不是财东，只因一日散步郊野，见群狗围一土堆狂吠不止，大奇，便挖开土堆，发现了这石狗，遂致大富。不久“土改”，财东逃往韩国，石狗就落到现在的主人手里。他起先并不看重这块石头，他的生活也一直没有什么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他骤然发家，势不可挡，终于想到是否石狗的魔力所致。恰巧石狗的本主从韩回来，欲讨回石狗，石狗的身价遂又大增。他当然不肯归还，两人倒因石狗的因缘合资搞起企业，生意愈发火爆了。现在，石岛人很乐于讲述石狗传奇，石狗的主人也很乐于讲述石狗传奇，也许他真的以为一切好运来自石狗，也许只是他的障眼法，通过满足人们崇拜运气的心理，来消解嫉妒的威压。不管出于什么，这石狗的真实来历把“运气”的神秘和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让人不能不惊异于造化的巧合。我曾指着石狗对主人打趣道：“要是你的石狗被人偷跑了，你会不会破产？”他淡然一笑说：“偷不走的，是谁的就是谁的。”我竟无言以对。

    看来，运气这种东西，由于带有偶然性、盲目性、随机性，便罩上浓厚的神秘色彩，挑逗着人们的侥幸心理。过年贴倒“福”字，出门揣上护身符，雪白的脖子上挂十字架，临时抱佛脚，一进寺庙就磕头如捣蒜，在五星级宾馆的大堂里供上财神爷，科技公司的大门口蹲踞着两头狞厉的狮子，彩票和股票市场里万头攒动，大都是怀着碰上好运气的渴望。不知为什么，愈是现代化，对运气的崇拜就愈高涨；相信运气、求助运气，几乎到了不是信仰的信仰的程度。既然如此，运气还不值得研究研究么？

    应该承认，运气是不可思议，从天而降，毫无道理可言的。就说好运，正在锄地的农妇，眼前忽然亮出一颗硕大的钻石，就不一定有多少根据，碰上了就是碰上了。当然，那一天她必须下地，窝在家里是断乎捡不到的，反过来说，为了捡钻石每天一大早就下地，一辈子也未必有此收获。而运气坏起来，又可以坏到不可收拾。报载，有一男士刚要举行婚礼，就在台阶上滑了个跟头，摔成了骨折，朋友搀起，又一个跟头跌下去，摔坏了腰脊，赶紧送医院抢救吧，不料救护车又与一汽车相撞，撞出了脑震荡，还有比这更晦气的么？自然，像这样凑巧的事毕竟不多，但运气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无处不在。你会因偶然碰到一个人，使你的生活完全变了样，你会想，若碰上另一个人，我现在是什么样子？天下好男好女千千万，不管你多么善于自由恋爱，到手的还是一个偶然。所以，智者爱默生说：“生活是一系列的意外。”

    是不是运气就没有一点规律可循了呢？是不是在运气面前人只能听凭拨弄呢？佛家喜讲因缘，这“因缘”二字拆不开，有因无缘不行，有缘无因也不行。我们承认确有极少数逸出规律的绝对偶然的现象，但一般的偶然终究含着必然，只是脱不开因缘，也就是脱不开主客体。据说滑铁卢的失利，是因为那天早晨拿破仑患了重感冒，不然世界史的这一笔要重写。就算是这样，谁让你拿破仑感冒呢，谁让你自己身体不过关呢？“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意谓假若不是东南风给你周瑜方便，你未必打得赢，说不定连二乔都要让曹操弄到铜雀台当玩物呢。好吧，就算是这样，我周瑜要纵火，恰巧东南风就来，我要是不纵火，东南风吹也是白吹。还有对于应付突发地震，人们说法也不一，有的主张逃，有的主张千万别动，结果呢，身手矫健动若脱兔的，恰好被砸，昏睡不醒麻木不仁的，反倒安然无恙，或者情形恰恰相反，人们就又迷信起运气来。其实呢，跑得快的恰好碰上倒塌，安睡者头顶上的那一块恰好不坍，所以，光看你自己跑与不跑不行，还得看房屋坍与不坍，何时坍。照此看来，大致可以断言，所谓运气者，乃是主客体的一次奇妙的，充满无数可能性的，出人意料的遭遇，由于宇宙万物自身的和相互关系的千变万化，有时主观因素多，有时客观因素强，其变化莫测，电脑也未必计算得清。不过，不管怎么变，永远少不了主客体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少了，运气就没了。

    那么石狗呢？捡到石狗就理应要发财么？依我看，石狗不过是个关于运气的寓言罢了，不信，你就什么活也别干，天天搂着石狗，不饿死你才怪哩。但石狗毕竟有所附丽，后来与其主人接触多了发现，别看他不识字，却很精于盘算，凡事想到别人前头，炒房地产，搞服装业，办旅游业，样样精明，深谙扩大再生产的奥秘，不愧为乡间经营能手。石狗，不过给他平添了一个光圈，增加了神秘性，再合适不过地支援了属于他的那种文化心理。

    最后再来看巴西队的公案。它固然靠对方踢飞点球而获胜，但它如果不是积聚二十年的决心，不是实力明显高出各队，不是打入一轮又一轮，机会比别人更多，冠军的桂冠能落到它头上么？因与缘，才与运，自我与世界，主体与客体，全都眼花缭乱地旋动着，运气难测，但是，因、才、自我、主体终究是内在的，人决不是命运的被动奴仆，王安石的“三不畏”就很叫人神往。大而言之，运气是公平的。

    白日做梦盼好运的，好运不来，忘了好运，不等好运，好运说不定就来了。幸运女神脾气怪诞，你纠缠她，她讨厌你，你不理她，有一天她就露面了。所谓运气者无他，该干什么去干什么就是了。

    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九日

    5.论疼痛

    我有过一次奇遇，那是在南方一个着名的旅游胜地，亲眼看一个妙龄女郎在推销一种治烫伤的新药，其情状甚为惨烈。她居然赤手去握一条当场被烧得发红的铁链，纤纤玉手握住火链的一刹那，似有青烟徐出，且发出某种焦糊味。她疼得直吸气，连连跺脚--如果不是假装的话。此时众人掩面，有一人还大声抗议，说这种推销手段是违法的，她也置之不顾。据她称，涂上这种新药，三分钟止痛，八分钟复原，不一会儿看她有黑痕的手心，还真个光鲜如初。推销获得了奇效，购者如堵，顷刻销出了上万元的药物，老板喜溢眉梢。我与同行的朋友受现场感染，也禁不住忙掏腰包，购了几盒。事后我想，这种推销术怎么会大获成功呢？原来是利用了人类对疼痛的感应、怜惜和同情的心理啊，真是聪明极了。

    人都有过疼痛的体验，但深浅强弱有所不同。今年春天一个夜半，我突发急性肩周炎，胳膊疼得不知怎么搁好，痛极时恨不得求人用斧头剁掉左臂，冷汗与热泪交流在一起，只能呆坐床边，挨到天明。这半夜比一万年还长。最终是以一针“封闭”缓解了疼痛。我们听说过，牙痛者以头抵墙，颈痛者以带束发，腰椎痛者以铁甲固身的情景，还听说有的类风湿患者关节强直，终身致残的不幸。此类疼痛虽无性命之虞，疼者却早受够了折磨之苦，正所谓“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

    医学家们早就指出，除去恶疾引发的疼痛，单就关节痛、牙痛、偏头痛、坐骨神经痛、背痛等等疼症来说，它们已成为人类生存中的大敌，由于疼痛而丧失活动能力的人，比起因患癌症或心脏病之类丧失活动能力的人要多得多，人类因这类疼痛所付出的金钱与代价，难以估算，因无法摆脱疼痛而演出人间悲剧的，又不知有多少。

    不过，反过来看，疼痛诚然给人带来痛苦，却也不是一点好处没有。首先疼痛是灵敏的，它是生命发出的警报，让人知道身体出了毛病，思量自身的行为与生命的规律有无矛盾，提醒人们爱护生命，调节生存状态。谁藐视生命，疼痛就出来干预。比如，一个恣情纵性，拿生命作赌注的狂徒，即便可以幸运地逃开惩罚，躲过制裁，却挡不住疼痛的突然造访。疼痛又是公正的，无论多么有名的人物，他的医疗条件多么好，他疼痛起来的感觉，与普通人并无两样。疼痛还是智慧的，当疼痛突发，让人顿觉生命不是无限的，不由思考起死与生的道理，真如醍醐灌顶。有人抚疼而思，也许就会冷却过于炽烈的功利心、占有欲，从热狂中退步抽身，学会重生轻物，顺乎自然。疼痛更是多情的，它能使人变得锐敏，清醒，唤起人道情怀，回复本性良知，哪怕只是一瞬间。不疼者往往不知疼者之疼，而疼者最易由己及人，体验并感知他人的苦楚，生出同情心，或许还会上升到为人类的境遇生出悲悯之心。由于这一切，我认为经受过疼痛折磨的人与未经受疼痛折磨的人，是不一样的。

    然而，这样说未免玄虚，回到理智层面，有谁愿意永远沉溺在疼痛中呢，有谁不是解疼止疼惟恐不及呢？疼痛如此威胁着人类，人类也就千方百计地要揭开疼痛的奥秘。现代医学证明，疼痛是人在受到伤害刺激或免疫力遭到破坏后，产生某种致痛物质，由它作用于神经末梢，遂引发了疼痛的感觉。如此看来，疼痛似乎是一个纯物质过程。可是，为什么同样的刺激有人能忍受，有人就不能忍受呢？我们还注意到，在富有温情与关爱的环境，疼痛会降低，在冷漠的环境，疼痛会加剧；刚强者能忍住疼痛，娇气者会加倍疼痛，这都说明精神和心理的作用对缓解疼痛至关重要，药物并非惟一的止痛方法。耐人深思的是，现在的人对药物的依赖越来越强了，层出不穷的镇痛药既使人免受疼痛之苦，又使人变得脆弱而娇嫩。现代人在享用文明之利的同时，也在承受文明之累。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已成神话，战争年月没有麻药动手术的事也已杳然不存，安逸惯了的人们，略受疼痛即叫苦连天。如果我们承认，商品社会的人际关系确有孤立无援的一面，那就要问，我们还有没有决绝地面对疼痛的勇气？现代医学在进步中，但人类抗击打的能力和生命的强力，是否反倒在这种进步中有所退化了呢？

    人没有痛觉是危险的，它意味着人的伤害警觉和自卫意识的丧失，人承受疼痛的能力的下降似乎正意味着生命活力的下降。没有疼痛的人生是轻飘的，因为难以真正体验人之为人的庄重和艰辛。疼痛之袭来，与其说在提醒人注意疾病，毋宁说在提醒人关注自己的灵魂状态。

    一九九八年十月

    6.快乐即自足

    我曾一直不明白，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在《愚人颂》中的一段话，何以不断地被人引用：“如果一块石头掉到你的头上，你一定会感到疼痛，但是，羞愧、耻辱和诅咒只是在你感觉到它们的时候，才会感到它们存在。只要你不去注意它们，它们不会打搅你的。只要你能自我赞美，又何必害怕世人的讥讽嘲笑？愚蠢是打开快乐之门的惟一钥匙。”

    我起先以为，这不过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或者鸵鸟策略。但后来渐渐有些明白，这是在赞颂人的理性力量，所谓愚蠢，乃正话反说，它要说的是，只有人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具有主观自觉和反思能力，能发现和识别自身与自然的异同，有决定自己幸福的能力。人的快乐与否主要不在外物，而在人自身。亚里士多德有言：“快乐即自足”，大意近之。

    你走在大街上，或独处一室，忽然想起不平之事，可恼之人，不由忿火中烧。你在想象中与之争辩，激烈时甚至幻想挥出老拳，其时，月白风清，四野岑寂，世界一点也未察觉你的沸腾，对你不理不睬；同样，你忽然想起快意之事，高兴得合不拢嘴，走路也在喃喃自语，其时，车如流水马如龙，世界也未察觉你的亢奋，也对你不理不睬。可是，前一种愤怒使你自伤，后一种愉悦使你舒畅，该怎样选择呢？

    时间是最具魔力的涂改液。愤怒之后，便是一点点的化解，旋即被新的情绪取代，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愤怒中；焦虑至极，便是一点点的遗忘，发现等待你的并非焦虑中想象的情景，人永远不可能预知某日某时你的情绪是什么。既然如此，人为什么还要愤怒、焦虑？

    感觉和观念是永远拆不开的连体兄弟，感觉在先，观念在后，但观念又不时干扰感觉，感觉也会诱发新的观念。倘若专想不平、不快、不幸的事，死钻牛角尖，最后你会大哭，以为世界的不平全降到你的头顶；相反，还是这个人，还在这个地方，还是你拥有的一切，倘若专想快慰之事，知足常乐，自我欣赏，会越想越兴奋，由忍俊不禁到开怀大笑。比如说，一位最成功的作家，要哭也能哭，他会想，这么多年了，还没有写出传世之作，诺贝尔奖也得不上，真是窝囊废，白活了，于是悲从中来，大哭一场。当然，要笑也能笑，他会想，生而为人，着作等身，比起芸芸众生来，真是风光占尽，贡献卓特，于是喜上心头，哈哈大笑。

    所以，伊壁鸠鲁哲学未必没有几分道理，他们认为，身体无痛苦和灵魂无纷扰乃是快乐的前提。可惜，人人都觉得自己活得艰难，总在艳羡别人，说：“看，他多么自在。”其实，快乐不在房子多大，级别多高，存款多少；不在为一时虚荣牺牲当下的需要；也不在将终生幸福委之于一个虚位。快乐在于自我感觉。浮士德沉浸在美好的瞬间时说：“留着罢，你，你是如此美妙”，他注重提高每一瞬刻的生活质量，这就叫快乐。

    快乐的大敌是给自己“垫砖”，把自己“拔高”，以为自己如何伟大，别人只配适应自己。一旦把自己架起来，世界就变色变味了，快乐就逃遁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7.论幽默

    想不到，幽默一词的本源与幽默的含义恰好是对立的，且非外来语，而是标准的国粹：它最早见于楚辞《九章·怀沙》，其中有“孔静幽默”一语，意谓万籁无声般的寂静。这哪有一丁点儿幽默的影子？但也有人说，幽默还是外来语，与楚辞里的“幽默”根本没有关系，不过是语词上的巧合罢了。我基本不懂外文，不知是否果真如此。我觉得，要弄清幽默的来源呀定义呀实在太麻烦，也没啥意思，据说对它的界说就不下百种，咱们何必钻那个牛角尖？与其听幽默研究家讲幽默之定义，还不如听个精彩段子来劲呢。我想，只要知道了，词典上对幽默的解释大同小异，无非是“言语和举动诙谐有趣而意味深长”之类，也就够了。对于何为幽默和如何才能幽默，需要我们每个人自己去揣摩，去创造，去体验，切忌整齐划一和横加干涉，应该允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幽默观。

    有一种说法由来已久，认为只有洋人才有幽默感，中国人天生没有。这其实是不值得一驳的胡说。我们民族固然在很长的时间里活得沉重，充满苦难，不大顾得上幽默和耸肩膀，但是，倘若不把幽默调笑化，轻薄化，而论真正的幽默，我们文化传统中的此类遗产是决不逊于外国的。且不必远说东方曼倩之徒的高等幽默，只消翻开《笑府》、《谈谑》、《笑得好》、《雅谑》、《笑林广记》及至《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一类的书，里面的一些条目，定能叫你粲然一笑或捧腹大笑。比如，有这么一条：一信徒对诸屠户苦口婆心地宣传佛理，规劝诸位千万莫要再杀生，说，你们杀什么，来世就转生什么，杀鸡变鸡，杀猪变猪，杀牛变牛啊。屠户们听了半晌，遂慨叹道：“看来咱们只好杀人了。”这好像是在讥笑佛教，其实并不那么浅，它讥笑的是对佛教的庸俗化理解。又如这么一则：有暑月戴毡帽行路者，遇大树下歇凉，即将毡帽当扇，曰：“今日若无此帽，真热死我了！”这里“戴毡帽”三字是关键，毡帽本是行路者遭受酷热的原因，反而变成了他感激的对象，岂不可笑？现实生活中找错对手或谢错恩主的事频频发生，正与此同。由这里不难看出中国式幽默的某些特点。

    幽默是不该分国界的，我们既要看到中国的绝，也要承认外国的妙，比如这则二战时期的幽默，是带动作性的，如同哑剧：火车进入隧道，车厢一片黑暗。黑暗中传来亲吻的声音，紧接着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火车出隧道后，车厢内四个素不相识的人都不吱声，惟见德国军官的眼窝发青。老太婆想，这姑娘人美心更美。姑娘想，真奇怪，这德国人宁愿吻老太婆却不吻我。德国军官想，罗马尼亚人真狡猾，他偷着亲嘴，让我暗地里挨揍。罗马尼亚人想，我最聪明，我吻自己的手背，又狠揍了德国人一记耳光，没有人发现。

    有些历来为人津津乐道的东西我倒一直不喜欢，比如苏东坡与苏小妹的“互相攻击”：苏小妹眼窝深，被东坡嘲笑为：“数次拭脸深难到，留却汪汪两道泉”，苏东坡胡须长，则被小妹讥为：“口角几回无觅处，忽闻须内有声传。”尽管苏小妹其人子虚乌有，历来的文人谈起这些，还是如数家珍，笑不可抑。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笑的，不就是眼窝深，胡子长吗，恐怕都很难称之为幽默。

    那么，到底什么是幽默呢？

    在我看来，幽默是一种智慧，是心灵自由的表现，与呆滞和僵化无缘；幽默是一种解脱，能抚平烦恼，遏制焦躁，回归宽容和善良；幽默是一种发现，能让你从错位和虚幻中认清真实的自我，变得冷静而明智；幽默是一种润滑，能消除对抗并拉近你和他人的距离；幽默是一种美丽，能使你在异性面前魅力十足，大受青睐；幽默是一种狡猾，能使你从尴尬和狼狈中逃遁，刹那间恢复从容；幽默是一种优越，能使你站在高处看自己，看世界，看命运，在嘲笑不确定对象的过程中获得自我实现的满足：幽默是一种自嘲，自嘲正是自信的表现；幽默是一种按摩，用笑声按摩躁动的灵魂，达到心平气和；幽默是一种释放，释放压抑下的忧郁，加速血液循环，产生内啡肽；幽默是一种灵感，它不请自来，过时不候，是人与情境偶然遭逢的产品，不可重复；幽默是一种天性，是身心健康的外化，水到渠成的漫溢，学是学不来的，做也做不出的，硬要模仿、制作，只能令人啼笑皆非，勉强进行面部肌肉的拉伸运动；幽默是一面明镜，能照见世人的可笑可气可爱可叹；幽默是一种真实，它把你引进荒诞和悖谬的死胡同，在哈哈一笑中，撕开遮蔽物，把真实还给真实。

    说了幽默是什么，还想说说幽默不是什么：

    幽默不是胡编乱造，神侃瞎吹；幽默不是泼妇骂街，莽汉逞能；幽默不是龇牙咧嘴，装神弄鬼，努着劲儿逗人笑；幽默不是恶作剧，专从生理缺陷，性，丑陋，病态上下手，博人苦笑；幽默不是尴尬--尴尬是在某一情境中出现了不该出现的人和事，或者是人的自尊与人的生理需求之间发生冲突所引起的难为情，而幽默恰恰是人对尴尬的超越和俯视；幽默也不同于滑稽--滑稽主要靠外在变形，乖张的动作，耍贫嘴，惟妙惟肖的模仿来逗人发笑，它作用于感官，比较轻薄，而幽默在骨子里是严肃的，有人类自我反思的无奈；幽默不能刻意制造，不能批量生产，不是胳肢人，不是自己笑得不行，别人无动于衷。

    一九九九年三月

    8.论辩诬

    人落到辩诬的地步，就有些可悲了。你想，逢人便申述，“事情不是这样”，“这怎么可能呢”，竭力要说服听众，能不累人么？莫泊桑的小说《绳子的故事》中，老农奥士高纳，素来勤俭，发现地下有一小段绳子，就掖了起来，此时恰好有人丢了钱夹子，他便遭到怀疑。在乡公所，在集市上，尽管他不断展示那段绳子，用良心和生命担保他并未捡到过钱夹子，却没有一个人相信他。后来钱夹子有了结局，他以为他清白了，就整天讲他的遭遇，奇怪的是，人们还是一味地笑，并不信服。他于是以更复杂的辩解，更充分的理由，更庄严的发誓讲他的遭遇，人们竟愈发地不相信他。奥士高纳终于消瘦下去了，卧病不起了，临终还在喊：“一根绳子，一根绳子……”有人说，这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冷酷，未免牵强了些，因为奥士高纳的听众全是跟他一样的劳苦的农夫，若说这里包含着人类性的弱点和习惯心理，倒比较真实。

    辩诬的人处在一种两难境地，虽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沉默是金，但水落石出需要时间，不大力辩解，别人会说：“看，他也默认了，要不他怎么不说话呀？”要是不停地辩解呢，别人表面上同情，心里却抱着无风不起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而且客观上起到传播作用，事情会越辩越诬。那么，水落石出就了结了吗？也未必。由于无关者大多是从能否获得趣味、谈资、优越感来听取辩诬者的申述的，过早地中断过程，他是不高兴的，他总要想出一些理由来延长他的趣味。奥士高纳便是这种潜在趣味的牺牲品。对于辩诬，目前即使在全球范围内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付诸时间，到时候人们自会找到更有趣的话题，不再关心诬不诬了。大约只有律师和法官才有超常的耐性。

    一九九五年三月

    9.论牢骚

    如今好像是个牢骚的世界，牢骚声无处不在，无处不闻：钱少的发牢骚，大款也发牢骚；乘客发牢骚，司机也发牢骚；青年发牢骚，老人也发牢骚；知识分子发牢骚，体力劳动者也发牢骚；工薪族发牢骚，倒儿爷也发牢骚，百姓发牢骚，当官的也发牢骚……倘若把大家的牢骚声汇集起来，足以震破耳膜。然而，奇怪的是，牢骚不过是牢骚。好像大家都知道卡莱尔的一句妙语：“诅咒太阳毫无意义，因为它并不能为我们点燃雪茄。”

    作为一种时代病或一种时髦，牢骚很值得研究。牢骚是因挫折和失望而产生的恶劣情绪的发泄，但在特殊的历史折光下，它本身未必是坏东西。多少年前，我们曾经度过了一个不知有牢骚、不敢有牢骚和不敢发牢骚的时期。那时，经济是计划的，人生步骤也是计划的，一个人从出生决定其户籍和血统，到上学戴红领巾，到下乡或分配工作，到领结婚证，到生儿育女，到老死开追悼会，都是规范的，同等级者大同小异，用“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一语即可囊括殆尽。倘若阶级斗争对某个人触及不深，此人完全可以不动脑筋地活下去，于是不知有牢骚，但那时也并非没有不平、打击、灾祸，因而也并非没有牢骚，只是经验证明，发牢骚的比不发牢骚的，结果要坏得多，于是不敢发牢骚。不知有牢骚和不敢发牢骚，均极可悲。

    今天的国人终于有牢骚了，会发牢骚了，乃是一大进步。然而，牢骚终究是恶劣情绪的外现，就像现代都市里空调机、汽车、烟囱中排不完的恶浊空气一样，终究有碍于健康，对其发生的原因不可不察。在一个时代结束和一个时代刚开始的巨大缝隙中，最易滋生大量的牢骚：旧秩序打破了，新秩序尚不健全，难免混乱无序，而混乱正是牢骚的温床；旧计划解体了，个人每时每刻都面临选择，但负重的主体与变动的客体不适应，难免失重眩晕，而失重也正是牢骚的起源。总之，无序，脱节，错位，找不到对手或找错了对手，牢骚便普遍产生了。

    细想起来，牢骚跟牢骚并不一样，不但因人而异，而且因对象和品位而异；牢骚也有高质量与平庸之分，有空洞与深刻之分，有消极与积极之分。对物价暴涨的牢骚是大众化的牢骚，最具人民性；因求官、求财、求名、求色的受挫而起的牢骚，或有可悯成分，但终究不高尚；由历史的错位造成的怀才不遇或英雄失路的牢骚，也许含有深刻性；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牢骚，则含有可贵的革命性因素。

    看来，在从必然通往自由的长途列车上，我们注定要与牢骚声为伴了。但愿低劣的、动物性的、充满贪欲的牢骚声愈来愈少，高级的、深刻的、为着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的牢骚声愈来愈多--最终由牢骚转化为幽默，成为人类灵智的音乐。

    不管你信不信，牢骚的水平确能反映一个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水平。

    一九九五年七月

    10.说电脑

    你也买电脑，他也买电脑，连我也买了电脑，个人电脑确乎成了潮流。一项权威调查报告显示，去年的电脑销量达五十五万台，比前年翻了一番，电脑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可见，有人说，电脑是男人的第二个妻子，是妻子的第二任丈夫，不管它性别若何，买电脑者都有家庭添了个新成员的感觉大约是不错的。

    谁敢怀疑电脑的魔力呢？它是手指的加长，脑容量的扩张，是人类超越自我的绝妙创造。遥想人类文明史，先是划墙壁、打绳结，继而用刀刻竹简，再继而用笔书帛，再继而蔡伦造纸，再继而毕昇的活字印刷，再继而现代印刷术，直至电脑的发明，每一进展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里程碑。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印刷术引发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革命，帮助人类走出了中世纪，未免言过其实，但马丁，路德提到印刷术时确实说过：“它是上帝无上而终极的恩典，使福音得以遐迩传播。”纸和印刷的确为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带来过深刻影响。电脑就更不可小看了，它和卫星、光缆、飞船、信息、高速公路等等，正在翻动着人类文明新的一页。

    电脑对作家的诱惑也格外强烈，谁不想日产万言？谁不想文思如泉？何况，抄稿、改稿、储存、复印之劳就此去矣，电脑之功盖莫大焉。然而，电脑好像并不万能，它因操作主体而异。有人使用电脑，觉得有个对立面竖在面前，颇能激发征服欲，其思路因电脑而更为敞开，在对抗中感受到创造快感；有的人就不行了，总觉得有个异物卡在眼前，成为障碍，主体压抑，注意力分散，思路梗阻无法深入。这不关熟练与否的问题，而是天性使然。

    如果只有这点不同倒也罢了，问题是，我们的作家使用电脑，另有潜在的危机。我是相信，一定的用笔方式是与一定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是用电脑还是用钢笔、毛笔，不仅仅是个工具问题、技术问题。我们常常感慨语言的极限，为人类的某些瞬间情绪、闪念、异感、幻觉，用语言“不可言说”而惋叹；那么电脑对此是改进了，还是更加无能为力？电脑是电子化、精密化、平均化、标准化的产物，它与个性、通感、直觉、意象、情调、禅趣之类是不协调的，不管字库多么丰富，它仍有削平个性，力求标准化的性质，在人和电脑的关系上，我们现在只看到了利用，却看不到反利用，孰不知就在人利用电脑的同时，电脑并未完全“臣服”，它也在偷偷地、悄悄地改造着人。就像爱坐小卧车者易骨折，爱住带空调的豪华住宅易感冒一样，电脑师面临着保持个性和天性的问题。有人告诉我，书摊上凡是语言如倾盆暴雨倾泻不止的作品，大都出自电脑，我试看了几本，一问作者，果然。一位告诉我，由于太熟练了，打到后来思维跟不上手，想停也停不住。所以，语言中的虚词和水分就大量增加。我有意将同一作家用笔时期和用电脑时期的作品加以比较，细看还是有差别的，那种风格化的，尖新的，微妙的，一次性的感觉描写，现在就不时以通用化词语代之，文章带上了“电脑味”。当然也有用电脑发挥得极为出色的文章，不可一概而论。

    西方的技术乐观主义认为，科技万能，只要技术高精尖，即可永立不败之境；不久，西方又冒出了技术悲观主义，认为技术是物压抑了人，技术愈发达，人的解救愈没有指望。对我们来说，这种悲观或乐观都还谈不上，恐怕先得乐观起来。但我们的困难在于，总是错过时机，总是人与背景脱节，总是文学的进程与社会的进程错位--正要充分培育和伸展创作个性的时候，电脑来了，它既来得好，又来得让人担心。我想，只要能最充分地发掘创作潜能，对用电脑者理当尊重，对用文房四宝者也无须鄙薄。

    一九九五年四月

    11.论世俗化的折旧过程

    他狠了狠心，买了辆最新型的变速自行车，鲜亮、快当、轻巧，人骑在车上流星般飞过，多么矫健多么潇洒！这也许是他购物史上破天荒的壮举。但他旋即发现，他整个儿被不安全感包围了：因为此类车被窃者最多，他须得加两道锁，处处小心，步步提防，因为此类车异于普通车，他上街存车须交双倍的钱；倘与骑旧车者发生摩擦，对方的脸色格外严厉，好像他买了高档车就损害了别人的尊严；晚上车放到楼下，不是铃铛被卸，就是尾灯被拧……总之，为这辆车，他尝够了冷眼，受够了歧视，此车遂由原先的可心之物变成了不祥之物。他想，怎么就不能像对待平常的车一样对待它呢？

    万般无奈，他只好又骑上了旧车。这一回他的感觉妙极了：车落满尘垢，无须去擦；天降豪雨，任它淋个痛快；与人相撞，对方发现自己的车比他的还旧，便格外知趣，理亏似的乖乖离去；存车费也极合理，有时简直可以不付；小偷也很尊敬这辆车，随便扔在哪里都不要紧，某日他把车忘在一家商店门口，过了一夜竟安然无恙……总之，这旧车使他体味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感、自由感。他遵从了世俗，照世俗摆正了人和物的关系，他便得以自全。别人的新车丢了好多辆，这辆旧车依然健在，好像它的寿命可以无限延长。

    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有人硬是把新衣服弄旧了再穿出来，为什么有人遇到喜事却绷紧了嘴角，为什么有人发了大财却面露忧色，为什么有人一到关键时刻就装出老态，为什么前排明明有空位，有人坚持要在后排落座，为什么有人明明是急性子，却要学着用拖腔说话，走路慢慢悠悠……

    他终于读懂了庄子，为什么他老先生要描绘一棵无用的大栎树，刻画一个叫支离疏的畸形的人--大栎树因其无用而免却了斧斤之苦，长得比任何树都大，支离疏因畸形而躲过了兵役，做到了保身、养亲、尽年，活得比健全人还要长，这可真是有用有为必有害，无用无为才是福呵，我们老祖宗的生存哲学，真是机巧得令人咋舌。当然，剖开来看，也并非没有破绽，所谓无用，乃无用于世，所谓有用，只是有用于己罢了。

    他也终于想通了，尽管人人都希望有新东西出现，但乐于接受的却往往是旧东西，大凡崭新的、超群的、高贵的、纯洁的人物和事物，要被社会或市民们接纳并非不可能，只是必须要经历一番世俗化的折旧过程。一个战斗英雄出世了，不久便传出这英雄索要高额出场费的消息，弄得他不得不到法庭上辩白，好像不把庄严化为一笑，不还他个凡夫俗子的本相，就不承认他是英雄似的。一个天才出现了，而天才往往有怪脾气，天才的技艺为人们欣赏，天才的个性又不为世俗所容，于是在社会与天才之间展开了一场拉锯战，等到对天才的世俗化折旧过程完成了，天才也就消泯了。我想，假若我们全都旧车似的活着，活得长则可能，活得好则未必；假若我们的民族也旧车似的活着，不管怎样袭取现代化的皮毛，我们的生命依然缺少新鲜的血。

    一九九五年四月

    12.假若曹雪芹有稿费

    我怀疑，假若曹雪芹时代有稿费的话，世间还会有《红楼梦》么？即使有，还会只有八十回，而不拖长为三部曲么？曹在“寒冬噎酸荠，雪夜围破毡”的窘迫中，还耐得住性子“增删五次，披阅十载”么？就算曹雪芹不肯沾染媚俗的尘垢，出版商们能允许他维持现在的结构不动么？恐怕书名得改，包装要换，征订单要写得色香味俱全，恐怕不止是秦可卿淫丧一节得恢复，钗也好，黛也好，性活动都得大量增加。高鹗续书中的三角关系本已有违曹的初衷，现在恐怕得搞到四角、五角方肯歇手。我不怀疑曹雪芹的品格，却怀疑广大无边的“存在”的销蚀力量。

    金钱、功利与艺术、美感，在本质上是水火不相容的，真正的创作源自心灵的不可遏制的冲动，最高的艺术来自最无功利目的的创造，它具有神性，与存在、本体、永恒是一脉相通的。就这个意义来看，稿费是创作的大敌。因为，钱固然是世间一切事物普遍价值的替代物，但世间一切事物的价值并非都可以用钱来衡估；钱是从人的劳动和本质中异化出来的，这个外在本质一旦统治了人，就开始蔑视人所崇拜的神圣之物，甚至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因而，它虽可能成为创造性劳动的象征，却更容易堕为非创造性劳动的象征。现代作家一面写作一面获得稿酬，这种买卖型的支付方式本身，就在把创作这一神圣的精神劳动偷偷降低为一般的商品化劳动，就在悄悄地改变“创作”的本源意义。现代作家的身份职业化，可悲地使“写作”由手段变成目的，而“生活”则由目的沦为手段，创作已很少自然而然的进发，大多数情况下是为写而写的匠艺甚至完成生产定额的劳作。

    难道作家的创作劳动，倒可以不付报酬了吗？当然不。不付是不公平的，少付是残酷的。物质生存与精神生存向来就有深刻的冲突，就创作的本义而言，金钱与艺术确乎水火不容，但就人的生存而言，不食人间烟火，恐怕万万不行。肉身凡胎的人无法挣脱这一矛盾，现代人由于现代文明的蛊惑，商品化程度提高，就比古人更难挣脱这一矛盾。更大的威胁是，钱并不是按美的原则而是按市场的法则支付的，稿费的多寡又以自己的市场价值败坏着作家心目中的艺术价值，直到作家认同钱的价值放弃自我价值为止。

    于是，由于市场的魔力，现代作家比古典作家更深地陷入钱统治心灵还是心灵拒绝钱的矛盾。只有驱逐了钱的重压，精神才能飞扬，但现代人驱逐钱魔就像驱逐自己的影子一样困难。同样由于市场的魔力，作品中的商品化成分大大加重。世间鲜有永恒的商品（即使有，人也不愿制造），世间也就鲜有永恒的艺术。商品必须缩略耐磨损的时间，作家也就无形中缩略着审美的长度、密度和纯度。我无意贬抑市场背景下的现代作家，我也不是复古主义者，但要我说真话，那么：就美的纯粹度而言，优秀的古典艺术的确高于优秀的现代艺术；就摆脱金钱的控制而言，现代作家要比生活在自然经济下的古典作家困难十倍。这也许是文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吧。

    如此说来，现代作家就永远超不过古典作家了吗？当然也不。我是强调着历史条件和难度的差异罢了，何况文学的历史乃变化史，非进化史。事实上，曹雪芹的时代以至更早，虽无稿酬制度，却有类似的物事，比如官位，虚名，宠信之类，为此写作者大有人在；虽无市场化的出版机制，书肆刻坊倒也不少，不然“狗尾续貂”式的续作不会那样多。而曹雪芹们，也并非完全没有得到过稿费，只是他得到的是“预支稿酬”--他曾度过一段锦衣玉食、裘马轻狂的充分得意的时刻，那时物欲限制着精神的伸展，一旦报酬失去，尘缘斩断，再来反思人生，遂走向大彻大悟，其创作也才真正出于刻骨的怀念，永恒的忏悔，存在的大惑，求道的茫然，他也才靠近了具有神性的艺术的本质。

    负荷沉重的现代作家，既无法摆脱锱铢必较的市场的笼罩，也不能脱离现代人文环境而遗世独立，他们怀着比古代人更发达的七情六欲，注定了要在物质与精神的二律背反中忍受更大的煎熬。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悲哀。然而，他们的存在困境又正是他们的优势所在，如果他们坚持不让物欲主宰心灵，并且深刻地写出了人们挣不脱物欲的痛苦和反抗物欲的勇气，他们就展现出古典作家不曾有过的现代魅力，就在通往终极关怀和人的自由的永恒之路上作出了卓越贡献。还有比这更鼓舞人心的么？

    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日

    13.生命与时间

    论时间

    对时间我有自己的理解。

    时间是什么？钟表上的刻度毫无意义，它是一个假相，只给人提供虚幻的满足，以为所有人拥有的时间都是相等的。它根本不能计算时间的长度、含量和性质。那么，用产品来估量时间总该准确了吧？不，它把时间机械化、数理化了，精确固然精确，却忽略了时间的精神性特质。

    真正的时间是：早晨刷牙时，上班的途路上，工作之中，傍晚散步时，欲睡未睡之际，萦绕在头脑中最频繁的那种东西。生命就是被它们耗掉的。这种东西的价值高（如科学，实用，审美等），时间的长度就长，含时量就多；这种东西价值低，无意义（如怄气，内耗，说空话，相互算计，忧闷，烦恼，悔恨等），时间的长度就短，含时量就微少。毛泽东、鲁迅、爱迪生、爱因斯坦们，时间多得用不完，我们则是些时间的乞丐。有人活了一百二十岁，活的时间可能极短，有的人还很年轻，已经活得够漫长了。

    轻与重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含义是什么？何为轻，何为重？何以不能承受？译者韩少功说得太少，太空灵，其他人又说得太多，太滞重，于是，这句话已成为时髦，却又时髦得不明不白。或曰，“轻”乃是太幸福了，或曰，“轻”类乎逃避自由的意思，有道理，但不确切。

    仅从写特丽莎一段看，“轻”含有灵与肉分割，肉体背叛灵魂的意味。这是一种轻渺，其实痛苦，空幻，不能忍耐。“轻”既是解脱，又是玩世。“害怕他来的担忧逐渐变为害怕他不来的恐惧”，正是在轻重之间摆动。背离灵魂的审视，是无重可言的，但这轻同样不堪忍受。性爱的高峰体验该算是一种轻的表现吧，人变得比大气还轻，剥离了真实的生存，但瞬间的感觉瞬间即逝，本欲超离重，一俟回落大地，却感到了更大的沉重。

    如果说，责任、使命、功利、机遇和由之而来的沉重感、艰辛感是“重”，那么理想、自由、纵情、梦幻和由之而来的解脱感就是“轻”。没有重，就没有轻；没有轻，重也不成其为重。有谁幻想永远耽溺在“轻”的境界里吗？他将咀嚼无意义的深刻痛苦。反之，舍“轻”就“重”就好了吗？那又会饱尝媚俗的屈辱，仍然没有意义。面对雅努斯的双面像，昆德拉陷入了两难境地。我以为，昆德拉其实是暗暗接受了尼采的“永恒轮回说”的，在他看来，“轻”是虚无的，短暂的，一次性的，“重”才是永恒的循环，其中没有任何新东西，因而是“最大的重负”。既然人注定了要承受“重”及其派生物“媚俗”的重压，那么，“轻”对于生命反倒变得不能承受了。昆德拉对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持怀疑态度，他于是既否定选择的意义（重），又否定不选择的意义（轻），认为二者皆属无路可走，不能承受。那么他就什么都不肯定了吗？不，他肯定充满双重性矛盾的人自身，对萨宾娜们，托马斯们，特丽莎们，他倾注了深深的理解，像理解自己一样的理解。诚然，他有虚无的气息，但这虚无是深层的虚无，比起一些浅薄的不虚无来，他倒显得不很虚无了。

    人是会飘浮的动物

    人是一种会飘浮的动物。万有引力定律不仅适用于物质界，同样适用于精神界，可能宗教就是精神万有引力中的一种畸形力。在人的灵魂中，必有一种不安分的、随时欲飞的东西，压力存在，人便劬劳在大地上，脚踏实地，压力稍去，人又会飘忽起来，结果招来更大的压力，就这样循环往复，直至生命的终结。可怕的不是压力太大或者太小，而是失去了对压力的感觉。人们常说的，只有深刻地思考死亡问题，才能有深度地理解生存问题，即压力之一种。

    生命极难侍弄

    生命是个极难侍弄的东西，人的生命则是地球上最难养育的生物。太重，会压折，太轻，不利于生长。田野上栉风沐雨的农妇，比都市的女性更容易衰老，我不知是因为太重还是太轻，是容颜的衰老还是心灵的衰老。但我知道，丧失目标感，丧失记忆和内省能力，是要承担大量虚无、孤寂之苦的，那种衰老才更具绝望的性质，化妆品对之无能为力。不是说一切以顺乎自然为上吗？那么自然又是什么呢？简言之，灵与肉的不断冲突和平衡。无论灵，无论肉，长期压抑，都要跑到对方那里拱出脓包，以求出路。人啊，你这文化的动物，真是个极难侍弄的东西啊。

    肉体的神秘感和人的升值与贬值

    燠热的都市，地铁车厢里多么拥挤！男女擦肩摩踵，不以为意；男女以身相撞，不复顾及礼义；更有袒胸露背的女子，刻意暴露身体某些部位的女子，在谈笑自若。我忽然就想到了一个问题：肉体的神秘感与人的贬值和升值。

    封建社会，妇女受压迫深重，肉体禁忌森严，这是人类的桎梏，多少人因肉体而蒙受罪愆。可是，那个时候灵魂锁闭，贬值，肉体却有其神秘感和神圣性，因之，性爱对人的诱惑和冲击也特别大。掩藏的部分愈多，窥视的欲望愈强，获得的机会愈少，感受的刺激也愈丰富。然而，现代社会，性禁忌解除，性观念开放，服装革命，人体研究科学化，致使灵魂的开启伴随着肉体神秘感的减弱。原本是人对人性开放的追求，不意走向了反面，人类在降低自身的魅力。

    你要重新提倡封闭和禁锢吗？这是不对的，也是不可能的。但要看到，人的解放总会付出代价，实利的获得往往带来美的失落，反禁锢与失落同在。也许，怎样塑造现代健康而神秘的女性美，是人类自我拯救的诸多难题中的一个。

    人的价值沦丧着，人的肉体却充满神秘；人的价值提高了，人的肉体魅力却降低了，这是怎样的悖论呢？

    女人不需要提醒

    人是最灵敏的动物，感应性极强，是为万物之灵。你信不信，你喜欢一个小孩，或这小孩也喜欢你，你们站在一起，不用说话，就感知了。你在讨厌、反感一个熟人吗？记住，他同时也在讨厌、反感你，无需语言，心理的神秘电波早传导过去了。别以为只有你讨厌人家，人家也讨厌你。

    还有一种互相看透了的嫌恶。你未必得罪了她，甚至有益于她，但她在你面前表演得太充分了，不自禁地暴露了灵魂中全部的丑，于是，到她安静以后，始而羞愧，继而莫名地羞恼。这是一种被人识透了以后的忿怒。她要攻击知道她的人，或制造口实，或先下手为强。潘金莲遭武松的呵斥，哭了，并诬陷武松，便是一例。

    往往是：有多少好感，便潜藏着多少厌烦，好感时不觉得，但潜能总要释放，于是，到了互相呆不下去的一天，事物展露出反面，就开始了坏的假设，对方便一无是处了。如果暂停往还，到一定时候，等好和坏全部排泄尽了，他们又会友好起来。但这要等一段时间，有时需要很长时间，有的一生都不再等到。男女之间如此，女人之间尤其如此。

    女人由于生理素质上的软弱，极富于灵性，她们会想出种种你想象不出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如故意遗失，无端馈赠，旁敲侧击，迂回包抄等等。她们的有些举动或许几年以后才让人明白过来。我有位朋友，热烈追求某女性，对方态度不明，他以为话未点到，想明确表示一下“我爱你”之类。我想，这其实是用不着说出的。女人不需要提醒。

    流水无惧

    住在东郊乡村时，门前有一条不洁的河，村民们不断投以垃圾、秽物，但终因它是流动的，垃圾难奈其何，鱼虫们照样存活着，繁殖着。清晨，城里的捞鱼虫者络绎不绝。后来，河堤用水泥加固，严禁倒垃圾，外观遂整葺一新，但流速变得极缓慢，鱼虫们居然绝灭，捞鱼虫者也没了踪影，小河很寂寞，阴郁天气那堤坝怙恃下的一汪绿水，还会泛起阵阵腥恶。

    河如此，人又何以不如此？人生世间，难免会有垃圾、污物投来，流言、诋毁袭来，倘若你不停顿，流动，向前，总会换来清新，倘若停滞不动，纠缠不休，纵使就此纤尘不染，你的精神能不委顿吗，你的生命能不晦暗吗？

    苦乐三境界

    哲人说，人生有三重境界，叫“真、善、美”。冬泳也有三重境界--“苦、乐、无苦无乐的天人合一”。

    第一境是，“我怕冷，不想去，但为了锻炼毅力和体魄，我一定要去”。这里，意志的外力，理性的监督，促使我下水，功利性占主导位置，勉强自我的成分很重。我也愉悦，也兴奋，也发热，也会得到片刻奇妙的麻醉感，自我确认感，但未脱出强制性，从根本上看，未脱出苦境，有苦中作乐的味道。目前的我，正徘徊于此境。

    第二境是，“我不能不去，因为我体验到了快乐和兴奋”。此时，意志的监督松懈了，我已不觉其苦，不需要强制，我能适应，我不再冷，一种趋乐的心性驱动我下水。这是求乐的境界。这个境，并未最后超离功利目的，只是适应性的增强而已。

    第三境，似很少有人抵达，它已无所谓苦乐，既不是害怕，也不是不害怕，它是一种自由状态，就像鱼之于水，既能在夏天的水中游，也能在冰水中游。此境已臻天人合一，自我与宇宙全息，从心所欲，自然而然。是否为了锤炼意志，是否为了愉悦性灵，是否为了强筋健骨，都不明显，自然包孕在其中，无需特意追求。这一境要达到最难，苦乐、喜怒、利弊、得失，全部退隐，本真的我浮现了。

    “境界”是人对宇宙人生的觉解程度的标尺。冯友兰先生曾将人生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种。这里的冬泳三境界，可否也聊备一格？

    观念的力量不可低估

    观念的力量不可低估。有时给人输入一个信息可致人于死命。将军的一个喷嚏和后来的怒吼，送了小公务员的命；鲁四老爷夫人的一声断喝，使祥林嫂倒毙在风雪除夕之夜；顺治皇帝打了他弟弟一记耳光，其弟无疾而殁。还有大量的求官、求爱、求财者或什么也不求的善良者，因突如其来的信息而致死的例证。人是一株多么脆弱的会思考的芦苇啊。

    人之患癌症是否也是如此？在一个信息或某种心理暗示之下，他自己便忽然疑心起来，总觉不适，可能会真的患上绝症。是他自己让自己患病了吗？我们常亲见或听到，有些平素很健康的人，一旦查出绝症，不出二月便猝然去世，真是恍若梦境。于是，我不无天真地想，要是他不去检查呢，要是他不知道呢，要是他完全不以为意呢，他还会一个半月就死吗？说不定他今天仍然好好儿地活着。--医生肯定会驳斥我的，但我忍不住要这么想。

    人首先还是感觉动物

    人是理性动物，但首先还是感觉动物，批评性言语于感觉总不舒服。大凡人，包括德高望重的人，听批评的第一感觉仍是反感，不舒服。这是这种语言自身的能量必然引起的反应。如果他理智，懂得分辨，善于反思，会渐渐平心，转觉豁然的。

    当然，这是不包括那种以最激烈的语气向对方大声提出“你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我对你有意见”式的“意见”的。

    等待是件可怕的事

    等待是件可怕的事情。我指的不是在影剧院门，口等情人而不可见的小愤慨，我指的是那种精神上缠裹为解不开的“死结”，意气上钻进难以转圜的死胡同，意志上非要弄个水落石出才产生的“等待”。人的疾患，人的憔悴，人的白发，人的衰老，可能正是在这种等待中悄然出现的。等待，是一柄利斧，对灵魂施行无声的砍伐。没有等待，生命将没有着落，有了等待，又渺远难求，迟迟不来，遂使人感到莫大的焦灼。我想，那些自杀者，大约并非一切幻灭者，而是无法忍耐等待的漫长，无法忍受因等待所致的目不交睫，脖梗发烫，终于放弃了等待的缘故。

    为自己建造囚笼的现代人

    人为了生存、舒适而改造自然，可真的舒适起来，就又损伤了他本身这个自然。在人与自然的长期搏斗中，人加长了手臂和腿脚，加强了神经和脑力，创造了高度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按说是够强大的了。于是他理直气壮地登上了大自然的皇帝宝座，尽情享用自己丰盛的战利品。可是，没有料到，战利品们幻化成大群妖冶放荡的妻妾，又来日夜不停地销蚀人自身。意志软化了，野性驯服了，耐力减弱了，蛮魄消解了，卧在病榻上的现代人终于恍然大悟，他的一切努力似乎只是在为自己建造一座精美的囚笼，编织一条柔软的绞索。

    于是，有人玩命地搞起汽车拉力赛、登绝壁、高空坠落、橄榄球、赛马之类的冒险游戏，街头上游荡着反文化的“嬉皮士”和“花之子”，面对文明的重压，他们想在不放弃物质享受的条件下，向刚健的原始主义回归。回是回不去了，找不到自救之途的人们成了精神上的漂泊者。我们没有走到这一步，但我们需要时刻思考怎么办。

    强者的含义

    强者的含义也许有一千条，我确信的只有一条：强者，必须是能主宰自己那份时间的人。

    受到误解、委屈、冷遇，总去叩他人的门扉，去剖白、解释，想尽量缩短被委屈的时间的，不是强者；遭到流言的袭扰，于是忧谗畏讥，手足无措，惶惶不可终日的，不是强者；总是处在等待状态--等待安慰，等待理解，等待捧场，等待别人命令自己的，不是强者；总把生活的目的归结到一个个诱人的“外物”上，以是否得到它来安排自己一生的时间表的，不是强者；在需要当机立断，果决行动的时刻，优柔、拖延、惰性十足的，当然也不是强者。

    反之，即为强者。那种在生死抉择和千钧一发之际，选择了最朴素、最自尊、最勇敢的死法的，是更强者。他以毅然切断时间的方式，延展了时间。老子云，死而不亡者寿；鲁迅云，死者若不活在活人的心里，那就真真地死了。

    总有话说

    你勤奋写作，他说，写倒是写了不少，就是欠深度；你大力发掘深度，他说，深倒是深了些，就是写得太少；你积极肯干，他说，肯干倒是肯干，就是急躁了些；你平心静气，恭谨从事，他说，怎么没有锐气了；你学会了翻跟头，他说，你还不会倒立；你学会了倒立，他说，你还不会钻圈，总之，可敬的先生总有话说，全听他的，不累死才怪。

    一九九三年八月

    14.不要与时间进行无谓的纠缠

    我发现，到处都能听到有两个声音在争辩，已经争辩了几千年，还在继续争辩。

    一个声音说，请不要与时间进行无谓的纠缠，时间有自己的规律，是隐蔽的干预者，你只要“顺其自然”就好。还是让出通道，让时间走自己的路，不要与时间闹别扭。记住，绝名弃利，绝圣弃智，抛弃“成心”、“我执”，抱着安时处顺，死生如一的心态，你就能超脱功利的罗网和现实的藩篱，达到形全精复。你看不见吗，那些把自己放到火上烤的人，最后还不是落个为人作嫁的悲剧。重要的是贵柔，无为，不争。不争，才是最大的争啊。

    另一个声音说，你说得妙极了，可给我的感觉是，你似乎是站在一切变化之外的旁观者。变，只变别人，化，只化别人，你的时间比谁都长，空间比谁都大，你看别人从生到死，从飞扬到灭亡，从劳碌奔忙到销声匿迹。可你自己呢，好像不在其中。你不是有知、情、意的活人吗？你没有七情六欲吗？世界上做不完的工作和你自己的困难，你打算交给谁去做呢？“与世无争”，能当房子住，能当钱花吗？这世界的每一寸进步，争尚且争不来，何况“不争”。谁甘愿忍受永远的贫穷和困顿，谁甘愿承担落伍者的悲哀？除非你宣布退出生活，除非你不吃不喝不住不行，否则你如何安时处顺，如何不竞不争呢？你教我们都龟缩着，不言不动，无待无欲，究竟是要坐收渔人之利还是静候命运的拨弄？你满心想坐看别人的毁灭，弄不好你反会先于别人毁灭。请问，无为、不争、息欲止求有什么用？行动，才是最大的争啊。

    第一个声音不服气地说，你太不恬淡了，你和时间贴得间不容发，那么燥热，那么急于事功，你不可能站到云端俯视一下你自己，当心啊，有一天时间会厌烦你，抛弃你。我并不站在时间之外，我既在时间之中更在时间之外，我用另一双眼睛注视着我自己。

    第二个声音更加不服气地说，你说得动听极了，可惜，一遇上人欲横流的社会，就会全使不上劲。比你聪明的人多啦，儒的礼仁，道的自然，佛的轮回，卡夫卡的城堡、地洞，加缪的西绪福斯的石头，巴斯卡尔的“过程”，叔本华的生活之欲……又说清了多少呢？……

    两个声音的争辩仍在继续，我轻轻地退到屋外，仰视耿耿星河，俯察浩浩历史，忽然觉得，儒释道也好，各样哲学也好，争论的问题其实是一个，那就是：人与时间。

    一九九三年八月

    15.坚忍者说

    一

    我的朋友是个风湿病顽症患者，坏的时候脚掌畸形，骨节变粗，爬楼像战士匍匐前进似的，疼痛异常。但她一向乐观，开朗，常喜欢用家乡话跟我开玩笑，一见我就大喊一声“洋芋蛋”。我欣赏她的坚韧。可是有一天，她忽然笑着笑着就哭了，泪水挂在腮边。“你怎么了？”我甚感惊讶，她默不作声。

    不久，我自己在“体检”中查出意想不到的异象。虽然我早在心中演习过“坚强”，这异象依然发出无法控制的破坏力，精神在一瞬间沮丧，生活态度突然向消极方向滑去。我还是我，且毫无异常感觉，仅仅因为一个暗示和符号，就全变了模样。我想起朋友的眼泪，无泪的我比不上有泪的她。

    入永远有个隐形的对手，那就是命运。命运窥伺着你，说不定什么时候拨弄你。柏拉图说，大家都很不幸，走运的只有一二个，即属此意。一个进取者，忽然病魔缠身，便如出师未捷而含恨的战士，他会想，我真诚、善良、刻苦，可灾祸为何偏降到我身上，天道何以不公如此，于是转而怨恨命运，流下伤感的泪水。人为命运流泪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人在厄运面前能做些什么呢？什么空间是人可以主宰的？我们经常轻松地说着身残志不残的话，其实，在病苦中煎熬的人，就是说这句话，他的内心也不全是欢乐。然而，如果说肢体的残损不由人决定的话，心灵的残损与否却有希望取决于人，这是命运的魔力不能完全控制的领域。假若一个人由于肢体的残损进而造成心灵的残损，岂不更加悲哀。而人的魅力，人的令人感动的精神恰在于决不把自己能够支配的领域让给外力，萨特曾有“我不是瘸子”的名言：一个瘸子，既可时时自认为是瘸子，等待同情，陷入自怜，也可以不认为自己是瘸子，坚持自己是人，跟大家一样的人，选择健全自立的活法。不过，这需要一颗怎样强有力的心灵啊。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就了永恒。

    人为命运流泪是可以理解的，人不为命运流泪是伟大的。

    二

    我不是坚忍者，但我最钦慕坚忍者。坚忍者能把人的力量推到极限，能创造使造物主瞠目的奇迹；坚忍者能承受住屈辱、诬陷、流言和幸灾乐祸的诡笑，不迁累他人，不乞求同情，不躲进醉生梦死之境；坚忍者是敢同威胁生存的各种难题搏斗的人，是坚持自己的选择不肯滑向平庸的人。精卫、刑天，夸父、西绪福斯，那是神话中的坚忍者；在浩淼的历史和人生中，数不清的革命家、军事家、宗教家、艺术家、科学家，构成了坚忍者的大军，他们是人类的脊柱。但坚忍者未必都是成大事业者，他可能只是一个草莽英雄，一个寡言的农夫，一个无闻的民间艺人，在精神的质量上，却并不逊于伟人。衡量坚忍者的标尺只是坚忍，而不是其他。当我踏进敦煌、龙门、麦积山的幽暗石窟，借着微光，看着那些神情永恒的佛塑时，就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耳畔响着永远的斧凿声，眼前幻化出带着永远的表情和姿态的艺匠。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没有人不倾倒于他们的艺术，坚者硬也，忍者耐也，坚忍者的品性是“硬”和“耐”，荀子有言：“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可是，有没有一种性质极柔弱，内质极刚硬的坚忍者呢？作为人，他们遭受的打击是最深隐，最无声，最酷烈的，而他们拥有的反抗力又是最脆弱的，他们主要用心灵的方式表现他们的坚忍。我想起了一些女性的名字。她们的爱遭到世人的唾弃、环境的威压，本已够孤独，够痛苦的了，可是，更大的打击来了，她们的所爱怯懦了，负心了，背叛了，她们于是受到双重的夹击和挫辱。世界对她们来说已毫无亮色，在一片死寂的黑雾里，插在心口的刀还在不停地搅动，伤口在不停地滴血，但她们并不哀鸣和祈求，并不低头和屈从，用焚毁自己或决绝的逃世来表达她们那不可辱的神圣的自尊。杜十娘、李香君、林黛玉、尤三姐、安娜·卡列尼娜……就都是这样的坚忍者，她们是人类的星辰。俗云，齿亡而舌存，柔弱者未必柔弱。人的坚忍只能用人的尺度衡量，那就是心灵的强度。

    一九九三年七月

    16.学者

    清晨，他的心境好极了，无人造访，没有电话，他觉得心安。他正准备攻克一个冷僻而有价值的题目：研究《离骚》中“乱曰”一词的复杂涵义，进而重新评价屈原其人其文。资料卡瀑布似的摊开来，他时而摘录，时而疾书，感到很过瘾。他偶尔想到一些朋友在报纸上写些小打小闹的玩艺儿竟沾沾自喜，不由掠过一丝冷笑。他紧闭门扉，时有飘然出世之慨，心想，要是能永远这样生活下去，该多么幸福。

    傍晚，累了一天的学者有些口渴了，去买水果，杂入了喧嚣的闹市。他在一个小贩那里挑了十只鸭梨，要价八元，他以为耳朵出了毛病。这不能怪他，他极少购物，脑里还萦绕着往昔的价格。当证实他并未听错时，他有些忿忿然了。他又转了几家摊位，比较了一番，发现还是原先的小贩便宜些，只好忍气吞声地付了钱。他看见有人把家里的旧杂志摆在路边，卖出去的极少；有人把家里的气筒提到路旁，打一次两角，光顾的也不多；他还看到一个乡下姑娘在卖扫帚、炊帚、竹篮之类的小物件。他刚拿起一个炊帚摩弄着，税警来了。卖杂志的、打气的、乡下姑娘全都风一般地没了踪影，只留下他捏着那柄炊帚发怔。

    晚上，他又回到桌前，资料卡们已被悄悄地推到了桌角，他决心试写一篇随笔，计划着每周一篇，总比卖炊帚的姑娘挣钱容易些吧；他准备能写什么就写什么，见效愈快愈好。他想起一句格言：“用双手谋取世俗的物品，用头脑获得神圣的思想”，顿时有种似是而非的安慰。他想到前天有位女编辑向他约稿，要他写篇豆腐块式的小东西，被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不知还能挽回否？这时他忽然有些燥热，随笔的“头”总也开不好，稿纸已撕去几页，坐的姿势也调整了几次，仍觉别扭。他真有些口渴了，拿起十只鸭梨中的一只，美美吃了一口，埋下头去……

    口渴的楚辞学者的新计划实行得怎样，随笔写得顺利不顺利，我们均不得而知，只是几天后，有人发现有个既像他又不像他的人，蹲在路灯下，正心不在焉地看两位老人下一盘象棋。

    一九九四年四月

    17.一句话的联想

    我发现，无论走到哪里，有句话的使用频率总是最高的，几乎要成为第一话语，那就是：当有人告诉你某个传闻或你告诉别人某个传闻后，总不忘赶紧添上一句叮咛：“可别给别人说啊。”这类传闻往往与单位的圈子、熟人的圈子、职业的圈子有关。“可别给别人说啊”这句话，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有如口头禅，似不加这个“保险”，就有灾殃似的，加上了就心安得多。既然这个话语如此重要，不妨思索一二。

    我也这么说过，而且改不掉，但我还是觉得这很可笑。既不让别人说，又何必说给别人听，既要说出来，又何必立即收回？说者真的只想说给第一个听者听就打住吗？当然不这么简单。说而又止之，是一面希望达到传播、宣泄、影响他人的作用，一面又保护自身不致暴露，不受伤害，其根源既可追溯到“文革”，也可追溯到整个历史，它是人们趋利避害的生存经验的不自觉的遗传。

    其实，不要给别人说大抵是一句空言。在今天，流言的传播是世界上最迅捷、最无孔不入的飞翔物，微机、光缆、信息高速公路也不一定赶上它的速度。越叮咛“切勿外传”的，越加速传播，越不愿扩散的，扩散得越快，越不愿外人得知的，外人偏能得知，世事就是这么悖反，人就是这样把握不了外面的世界，弄得人凡事偏要反着看。再者，“君子无隐”的时代似早结束，现代人呈现着空前的复杂和多面，每个人的秘密都增加了，古典的道德感正在丧失，热衷于褒贬别人遂成为时尚。

    问题在于，为什么明明知道这是一句空言，人还是忍不住要不断重复这句话？为什么明明是自由感的丧失，人还是要逃避自由呢？这就与我们民族的文化性格关系密切。我们的民族性格从闭塞的地缘中形成，视野脱不开家族、乡土、地方性的狭局，目光中没有陌生人，思维跳不出固有的圈子，一说话就生怕圈内的“别人”听到，便很自然。事实上，社会日日开放，那点生怕“别人”知道的话，感兴趣者日稀，效用日微，等到人人都奔波正事，无暇顾及别人的飞短流长，“可别给别人说啊”的附加语就会自然地寿终正寝；而到了这附加语消灭的那一天，也许就是国人（包括我自己）真正的心理健康、精神自由的时候。

    一九九五年四月

    18.生存技术质疑

    在中国，倘要抹杀一个人，莫如“搞不好人事关系”一语最厉害了。有人费尽苦辛，工作调动即将成功，当问及某公此人如何，只见某公蹙眉、摇首，一副苦相，叹曰：“唉，能干倒能干，就是搞不好人事关系啊。”调动事遂告寝。那位扛着“搞不好人事关系”评语的人，纵有天大本领，恐难避免四处碰壁的厄运了。

    试问，何为“人事关系”？这种关系为何要通过“搞”才能“好”？着一“搞”字，即含有人为经营，费劲巴力的成分，是否意味着制作、投合，甚至阿谀、装蒜，是否还意味着隐去真面，换上一种“真诚的虚伪”？依此推论，“人事关系”者，是否是一种镀着人情色彩的利益关系？它貌似融融乐乐，其实质恐怕是，变公平竞争为暗中排挤，变公开批评为暗中诽谤，至于欲抑先扬，明升暗降，左右逢源，党同伐异等数不尽的名堂，似均属它的题中应有之义。重要的是不要说破它，否则就是冒“搞不好人事关系”的风险了。

    我疑心，凡善“搞”人事关系者，是否被环境同化彻底，个性也丧失得彻底者之谓？凡“搞”不好人事关系者，是否棱角尚未磨圆，尚不懂得察言观色，本性蠢蠢欲动者之谓？马拉多纳的住宅一连几天被记者们围得水泄不通，头顶上还有直升飞机盘旋，他失眠，烦躁，本来就易怒的他，狂暴得不可收拾，便掂一杆猎枪开始射击，此时惟有射出的子弹方可解心头之恨，结果他被送上了法庭。他实在是个典型的“搞不好人事关系”者。倘若换成会搞人事关系者，把记者们恭请到客厅，香烟、糖果、咖啡地招待一通，打几个“辛苦了”、“天气不错”的哈哈，临走还不忘送上一份礼品，试想那结果将会多么圆满，多么令人舒心惬意。然而，马氏倘由搞不好人事关系者一跃而为会搞人事关系者，世间还有超级巨星马拉多纳么？恐怕面目虽酷似马拉多纳，别说球星，仅作为有个性的人也已不复存在，消融到人海里去了。

    我想象过，假若人人都变成了善“搞”人事关系者，一如人人都在寺庙里抽到了大吉签，这世界会是什么模样。到处都是谦恭、平和、哼哈、圆融，个个都修炼得四面见光，八面玲珑，满世界是真伪莫辨的笑面人，能不幸福得油腻么？一个怒冲冲的世界叫人受不了，一个笑眯眯的世界也会让人晕眩。看吧，厕所坏了，臭气冲天，大家都坐着，却无人动手；歹徒来了，大家仍笑着，却无人出头；腐败蔓延着，大家还笑着，并无不平；阻力、矛盾、难关横在眼前，大家依然笑着，远远地躲开它。因为谁都知道，要动手，要出头，要愤怒，要参与，就要冒“搞不好人事关系”的风险了。

    我当然懂得，生存技术和生存价值之间具有内在矛盾，生存价值总要通过一定的生存技术去实现，社会不可缺少人情的润滑剂，然而，现在可悲的是，生存的价值不见了，还剩下了生存的技术。为了我们民族的个性和活力，我真希望少一些“会搞人事关系”的人，多一些“搞不好人事关系”的人--如果他并非自私贪婪之徒的话。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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