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此次飞往北京已经是第五次了。
飞机从河内刚起飞不久，盥洗间就大忙起来了。基辛格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几乎都患了痢疾，大家只能埋怨河内的政府宾馆提供的食物不干净。但却有人不同意“食物不洁”说，而将拉痢疾归于“中国风水说”。此人说，中国在地理方位上崇尚“东”，连毛泽东的名字就是“泽东”，毛泽东也有“东风压倒西风”
之说。由于我们不谙风水，前年博士从卡拉奇往北飞与这次从河内往北飞，都不吉利。看来我们今后只能像尼克松总统一样从中国东边的夏威夷飞往北京。
好些人听了深以为然。
专机经过巴黎，先抵达河内，在河内与越南领导人讨论“医治战争创伤”
的问题。然后，飞机再经香港飞往北京，基辛格那两个处理中国问题的主要助手温斯顿·洛德和约翰·霍尔德里奇已经从华盛顿赶到香港，等候上机。
1973年2月15日，飞机从香港起飞后，基辛格头脑里想的整个都是中国问题。有人回忆他这次访问，说他此次去北京更显得踌躇满志、甚为自得。因为最为令人头痛的越南战争刚刚停止，他与越共的谈判专家黎德寿上个月刚刚在巴黎达成了停战的最后协议。在与黎德寿的长期谈判中，两个代表团都是各吃各的饭，互不来往共餐。不像礼仪之邦的中国人，上午可以在会上喊着“打倒美帝”的口号，下午却可以寒暄笑着与你同餐共饮，甚至用筷子给你夹菜。
这次达成最后协议，美越两国代表团终于共同围着一张餐桌，吃了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顿饭，还相互敬酒祝贺。美国终于能从越南脱身了，剩下该做的就是考虑怎么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的关系了。
尼克松连任总统后，在国内的地位加强了，这使总统有机会逐步兑现在第二任期内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诺言。基辛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奉总统之命飞来北京的。如果说1972年美中关系有了惊人的突破，那么1973年总统连任之时双方应该在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上有一点实质上的进展。
他在2月上旬离开华盛顿之前，曾经指示霍尔德里奇起草一份可供选择的方案，列出美中双方可以在目前尚未建交的情况下设立哪几种使团。他当时就叮嘱说：从目前事实出发，设立大使馆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却需要有外交使团的地位。他刚才看了看霍尔德里奇从香港上机后交来的方案报告，所列的办法中有“贸易使团”、“利益小组”、“联络处”、“领事馆”。领事馆是最不可取的，因为领事馆不一定具有外交使团的地位。看来，霍尔德里奇的思路是一些国家在类似情况下曾经使用过或者可以考虑使用的解决办法，用以保持双方的官方接触。美国在古巴曾设立过某种“利益小组”。他向霍尔德里奇询问：哪一种选择容易为中国方面所接受？
霍尔德里奇答说：我个人认为提出设立贸易使团的办法最有可能获得成功。
他问：何以见得？
毛泽东与基辛格谈话。
霍尔德里奇解释说：早在去年(1972年)中日两国建交之前，中国方面在一个“友好”协会的支持下，日本方面由一个“私人”商业团体出面，通过这些理论上属于非官方的渠道，分别在东京和北京设立“廖承志办事处”和“高崎办事处”，并且双方多年来通过这些办事处一直保持联系。因而我考虑，这种办法对中国人来说丝毫不会引起政治上的困难。
他想了想，又问：“联络处”是个什么概念？
霍尔德里奇说：这是外交史上从未有过的概念，我想“联络处”的成员可以是常驻外交官。
他稍作考虑就说：这次会谈，我们将考虑日本方式的互派贸易使团作为首选办法，向周恩来提出。
专机在广州稍作停留后又往北飞，飞抵北京首都机场已经是2月15日下午。
他感到在北京受到的欢迎要比前几次热烈，他的专机破例地被引导驶至机场的主楼前，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等来到舷梯前迎接时，笑容满面。他知道，中国领导人看到尼克松连任总统十分高兴。
他到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国宾馆时，竟然发现解放军卫兵向他立正敬礼，这是前几次访问所没有过的。他挺愉快地举手还礼。他甚至得意地对周恩来说，我当过兵，我的军礼是很娴熟潇洒的。
他与周恩来都是深谙谈判艺术的大师，能从谈判中品味一种独有的欣悦。
一年前，中国曾把越南战争和台湾问题视为同美国改善关系的两大障碍。现在美国终于在巴黎停战协定上签了字，这意味着美国已经决心从印度支那撤退，从而消除了中美改善关系的一大障碍。在这次访华的会谈中，基辛格对周恩来说，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方面设想在总统第二任的头两年削减美国在台湾的驻军，在后两年“准备以类似日本的方式实现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所谓日本方式，就是同中国建交，同台湾保持民间往来。由于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逐步缩小，所以双方一致认为现在是加速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适宜时机”。为此，双方约定要扩大两国在各方面的接触。
两人讨论到双方设立使团机构问题时，周恩来很快就作出了反应。据当时在场的霍尔德里奇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一书中记述：
周恩来注意地倾听了基辛格博士提出的意见并考虑了几种可供选择的办法后，毫不迟疑地同意采取设立“联络处”的方案。更有甚者，周在稍加思索后，不仅要求在华盛顿设立的中国联络处同在北京设立的美国联络处在规格上必须是相等的，而且他立即提出设立联络处的有关事项：人员享受外交特权，通讯往来要可靠安全，从有关部门获得安全保卫，以及东道主国家协助解决联络处人员的住房用地和办公场所用地等等。此外，他还敦促要尽可能快地开设联络处。我们就自己方面作了一番计算和考虑，得出结论：由于考虑到本国政府机构的手续程序，设立联络处最早的时间大致也要到5月中旬。于是，基辛格博士和周总理一致同意我们的意见：立即着手进行筹备，联络处按照上述日期开设。
其实，中国的档案材料表明，中共中央政治局早在1971年5月间就考虑过设立联络处这个意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中美关系正常化不可能一步到位，设立联络处是朝前迈了一步；同时，联络处的建立并不与反对任何形式上“两个中国”的政策相抵触。这种过渡性的解决方法，是独一无二的，在国际关系中是没有先例的。
2月1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进行第三次会谈时，周恩来告诉基辛格说，关于我们昨天讨论的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周恩来总理用回述的方式告诉他：毛泽东主席了解到，你们在中美关系上准备采取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双方各自在对方的首都设立你刚才讲的联络处，不作为正式外交机构，但享受外交待遇，可以做正式外交机构可做的一切事情。第二阶段，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毛主席还了解到，美方将在尼克松总统的第二届任期内实现这两个阶段。
基辛格毫不犹豫地表示，这就是我们的意图。说罢，他从周恩来脸上的神情看出了亲自掌握着双方会谈的毛泽东对此是满意的，他并猜想今晚有可能获得毛泽东的接见。
晚餐后，从10时15分开始，在基辛格下榻的钓鱼台四号楼旁的三号楼举行双方第四次会谈。晚11时左右，周恩来正在谈国际形势，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匆匆走进会场，迅速递给周恩来一张字条，又匆匆出去了。
周恩来很快地扫了一眼字条，用一分钟将刚中断的话题说完，就宣布：“博士先生，告诉你一个最新消息。毛泽东邀请你和他见面。你可以偕你的同事洛德先生同去。”
这次专门点了温斯顿·洛德同去，又一次体现了周恩来用心之细。这是给洛德一个机会，可以第一次出现在与毛泽东合影的照片上。此次事出有因，1972年毛泽东会晤尼克松时，洛德担任记录也在场，但美国方面要求中国不要把洛德的名字写入公报，并把其从照片上剪掉，以免触犯国务院，因为国务院的官员一个也未获参加。周恩来这次这样一宣布，是给洛德的一个补偿，但也就等于将基辛格的其他随行人员都排除在外了。
这是毛泽东的一个破格的接待。当时，按照外交惯例，毛泽东没有礼仪上的理由会见基辛格博士。这次接见的本身意味着毛泽东对中美关系迈出新步子而给予的赞许和重视。
会谈暂停，大家立即出了三号楼，大红旗车已经停在楼前。车子从钓鱼台驶进灯火辉煌的中南海门口时，洛德瞧了一下手表，正是夜里11时30分。
毛泽东对基辛格谈朋友与苏联进攻……
1999年伊始，一本叫做《基辛格秘录》的书在美国问世，引起了举世关注。
尘封了20多年之久的中美在70年代极机密的谈判记录，包括尼克松、基辛格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物的对话全文，随着这本书而大白天下。书中还收录了尼克松、基辛格与苏联领袖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葛罗米柯等人的谈话纪要。这套近500页的秘录，是基辛格本人交给国会图书馆藏之高阁的孤本之外的最完整和最权威的版本。基氏的孤本，目前仍列为绝对机密，非经他本人特许，外人不得借阅。基氏还规定他的秘录必须等他去世五年之后方能解密，公之于世。但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的学者专家们，经过六年的努力，利用美国国会通过的资讯自由法(FOIA)，迫使美国政府将原先列为高度机密乃至只能目视的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文件解密。据说，没有解密的文件，则由专家们分头从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的文献、国务院档案以及曾和基辛格共事的官员们的私人文件中去搜求。其整个过程神秘诡异，就好像侦探办案一样。
因为有国内的资料档案，加上上述这本刚出版的《基辛格秘录》参考，我们得以在本书的有关章节中，更加详尽地记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与尼克松、福特、基辛格等人的谈话内容。
1973年2月17日晚间11时35分，周恩来带领基辛格、洛德走进毛泽东居住的中南海游泳池的书房。毛泽东由身旁的护士搀扶着站起来，与客人握手寒暄。摄影师在一旁忙着拍照。唐闻生、沈若芸都在场做翻译。
毛泽东说：我看起来还不差，但上帝已经对我发出邀请。他又对洛德说：你真年轻，在座的数我最老。
周恩来说：我是第二老的。
毛泽东笑着说：你们也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所以我们彼此是敌人。
基辛格说：以前的敌人。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关系算是FRIENDSHIP朋友。
基辛格说：这是我们的想法。我对周总理说过，我们还没有跟其他国家会谈得像跟你们会谈时这般坦诚布公。
毛泽东说：我们别说些假话或耍诡计。我们不会偷你的文件，你可以随意放，测试一下。我们也不搞窃听。这些小把戏都没什么用。
我曾对你们的记者斯诺说过，对重大事件而言，你们的中央情报局没有什么帮助的。
基辛格说：这确实是真的。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
毛泽东说：他们做得不好，例如，他们就不了解林彪。
同样的，他们也不知道你想来中国。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的时候也说过，每个人都有依其需要行事的方法。这也导致贵我两国的携手合作。
基辛格说：是的，我们都面对一样的危险。有时我们会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是一样的。
毛泽东说：这样很好。只要大家的目标相同，就不会我伤害你，你伤害我。然后我们可以共同对付一个冒牌货。
(说至此大笑)当然，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批评你们，你们也会想批评我们。这照你们总统的说法是受了意识形态的影响。你们会说，共产党滚开，我们则会说，滚开帝国主义分子。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样的话，不这样做的话不行。
基辛格说：我想我们双方都得忠于自己的原则。事实上，如果我们的话都一样，可能会把情况弄混。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我们已经决定在双方首都设立联络办事处，以维持(常驻联合国首任代表)黄华和白宫的联系。
毛泽东问：重要性何在？
周恩来说：联络办事处将处理一般民众的交流事务。至于保密性强以及紧急事务则不包括在内，这将交由黄华代表的管理处处理。
毛泽东对基辛格说：黄华命苦。他在你们那里干得很好，现在赶回上海，背给扭伤了。
基辛格说：他返回任所时，我们会给他找个好大夫。
毛泽东说：黄华好像在你们那里比较安全，他一回到上海就摔跤。
周恩来听了大笑。毛泽东又对基辛格说：从你们总统观看中国杂技团演出开始，我想越南问题会快解决了吧。还有谣传说，你也快摔跤了。这件事，在场女士们可不太满意。
全场都笑了，尤其女士们笑声最响。
毛泽东也笑着说：有人说，要是博士垮了，我们也将没活干了。
中国和美国贸易量少得可怜，但逐渐在增加。你要知道，中国是很穷的，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女人倒是过剩。
又是一片笑声。基辛格也俏皮地说：女人过剩，就向美国出口吧，又没有配额限制，我们免税了。
毛泽东笑着说：如果这样，我们可以给你们几个，或者千把个。
周恩来也说：一定。要自觉自愿。
毛泽东继续笑着说：这样倒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但是，博士先生，我可要提醒你，如果让她们到你们那里，绝对是个灾难哟。
笑声又起。基辛格说：我们和中国进行经贸不是只考虑商业利益。
毛泽东说：你要是要我们中国女人，我们可以给你1000万。
在座的女士们笑得特别厉害。在将话题转入到与日本的关系问题之后，毛泽东又说：今天我说了一些无聊的话，为此，我必须向中国的妇女们致歉。
基辛格说：在座的女士都是很称职的翻译。主席现在正在学英文吗？
毛泽东说：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字，但不懂文法。
唐闻生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
毛泽东说：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纸老虎。
基辛格听了大笑说：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
接着，毛泽东与基辛格谈了如果苏联进攻中国时双方的想法。
毛泽东说：假如俄国攻击中国，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将采用游击战和持久战，我们会让他们到任何想到的地方。他们想到黄河流域，那好啊，很好啊！假如他们进一步到长江流域，那也不坏啊！
基辛格笑着说：不过，如果他们使用炸弹而不派兵呢？
毛泽东说：我们要怎么办？也许你可以组成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将让他们猛攻一番，而他们将损失许多资源。
基辛格说：假如他们攻击中国，我们肯定会基于我们的理由反对他们。
毛泽东说：但是你的人民并未觉醒，欧洲和你们都会认为祸水流向中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基辛格说：欧洲想什么我无法判断，他们不会做任何事，因为他们基本上与此事无关。我们考虑的是假如苏联占领中国，将影响其他国家的安全并造成我们的孤立。
在会见时，基辛格细细地端详着毛泽东。他觉得眼前这个老人虽说也是高龄，动作已经迟缓了，但思维竟然如此敏捷睿智，眼光如此广阔深邃，谈话如此幽默轻松，后来他常说，听毛泽东谈话使他感到了一个世纪伟人的魅力。他觉得毛泽东要比一年前在此会见尼克松时身体好多了，他看出毛泽东皮肤的浮肿已经消失了，眼睛也比去年灵活有神。会见进行了将近两个钟头。
2月18日凌晨1时10分，在周恩来示意下，摄影师又从门外走进书房里来。
基辛格知道会见要结束了，就说：主席，我真的发现你的气色要比去年好。
毛泽东不要别人搀扶，自己站了起来，笑着说：是的，我的情况比去年好。
你看，摄影师已经进屋来“攻击”我们。请代我向尼克松总统致意，同时也向尼克松夫人致意，很抱歉上次无法与她及罗杰斯国务卿会面。
这天天亮不久，一张还带着油墨清香的《人民日报》送到了基辛格下榻的钓鱼台四号楼的套间里。这份当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毛泽东和基辛格在中南海书房一起会谈的大幅照片，并用了一个通栏大标题来报道这次会见。基辛格看了格外高兴，据他身边的人说这天早上博士的食欲特别佳。
这天下午2时35分至晚7时，周恩来与基辛格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举行了第五次会谈。两人共同商讨了两国互设联络处的若干细节。基辛格向中国方面通报了美国准备对欧洲和中东采取的新的外交主动步骤。中方也对美方表示了好意，同意在越南释放美国战俘的时限内，释放两名在越南战争中入侵中国领空而被俘的美国飞行员。
双方还谈到了一个名叫约翰·唐纳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此人于1952年11月29日乘间谍飞机窜入中国东北境内收集情报，被中国逮捕，并于1954年11月判处无期徒刑。在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期间，美方多次提出要人而未获解决。1971年12月13日唐纳被减刑，改判有期徒刑五年。此次，中国方面向基辛格暗示，只要美方提出其家庭有困难就可以提前释放。
周恩来与基辛格第六次会谈。
基辛格离开北京返回美国不到一个月，唐纳的老母亲生病，美方将此事通知了周恩来。没几天，即1973年3月12日，唐纳获释后经深圳出境回国。这样，中美两国在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最后一笔老账也就解决了。这是后话。
周恩来与基辛格的第六次会谈是18日午夜零时25分开始进行的。会谈地点在钓鱼台三号楼。双方对此次基辛格访华的新闻公报的措辞进行讨论，很快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会谈的小厅里暖气开得很足，待周恩来与基辛格走出来的时候，室外寒冷而清冽的空气扑面而来，两人都感到很舒畅，都不约而同地舒展胳膊而深吸了一大口空气。两人对望了一下，都笑了。周恩来抬腕看了一下表，已是深夜2时10分，严格地说来，已经是2月19日凌晨了。气氛显得较为轻松，两人的兴致都很高，因为天一亮基辛格就要飞离北京了，周恩来就说，我陪你散步走回你住的四号楼去，作为对你的送行。
钓鱼台宾馆的大院子里，万籁俱寂，在不很明亮的路灯之下，两人一边走一边说话。在四号楼的门厅口，周恩来显得很轻松地与基辛格拥抱，握手道别。
但是，周恩来一回到自己的大吉斯车上，就催司机尽量开快点。
当车子进入中南海停在西花厅门前时，闻声迎上来的秘书刚刚为他打开车门，他就关切而着急地问道：“南昌那边有消息吗？”
秘书迅速回答说：“今天下午他已经平安抵达鹰潭。要是快车不晚点，明天中午他就可以上路。”
秘书没有说这个“他”是谁，我们可以猜得到他是什么人物。
开往北京的46次特快挂上了一节“东南亚外宾”的专用车厢
在那个年代，像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宾努首相、老挝苏发努冯亲王及越南的有关领导人这样的“东南亚外宾”，是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特别的礼遇的。1973年2月20日上午11时许，从福州开往北京的46次特快经停江西境内上饶地区的鹰潭站。当时，鹰潭只是铁路线上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子而已，但是铁路部门已经得到中央办公厅的有关指示，在这一趟特快上加挂了一节专用车厢，以接待在鹰潭站上车的“东南亚外宾”。
31在列车徐徐进站时，上饶地区革委会的领导人、鹰潭镇党委书记与鹰潭站的站长，亲自陪同着一家男女老少，从接待室走了出来。由于东南亚外宾也是亚洲黄种人，加上地方官员亲自送站，不细看的话，就以为真的是送外宾了。
但细心的人可以发现被送的主宾是年近70岁的矮个子老人，身材壮实，步履稳健，精神矍铄，目光炯炯，穿着雪花呢大衣。
这个老人的面影好熟悉哟，这不就是邓小平吗？！
搭乘这趟列车专用车厢的这家人，确实是邓小平的一家四代老少。有邓小平、卓琳、继母夏伯根、女儿邓林、邓楠、女婿张勤和一个刚出世不久的小外孙，还有秘书王瑞林。
“东南亚外宾”，这是他即将离开江西的特殊日子里作为打掩护的特别称号。
现在已经无从查考，究竟是谁给他“发明”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称号了。
这个称号，在那个极“左”而动乱的岁月里，对于他出访及回京，可以说起了不可小看的掩护作用。
在林彪事件之后，邓小平的政治生活面临转机。周恩来总理安排他于1972年11月中旬起，从井冈山开始，对中央苏区老根据地及江西农业生产、景德镇陶瓷厂等作一次考察访问，并特别叮嘱有关部门要注意他的安全问题，绝不能出事情。事先给邓小平要去访问考察的县镇或者单位打招呼，这可是一个涉及安全问题的难题。虽说林彪集团已经倒台，但是将邓小平定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造反派头领人物还在台上，各地造反派及一些靠造反起家的人物还十分活跃，极“左”的思潮还在到处泛滥。再加上对邓小平又没有正式宣布平反复出，他头上还戴着一顶“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帽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去各地访问露面，如果不采取一些特别措施，难保不出意外。首先就挑选老革命根据地，是考虑到那里的人民对老红军老同志革命感情深，造反派的势力相对薄弱一些。为了加强安全保卫工作，事前都是通知说有“东南亚外宾”去访问，使邓小平的出现带有一定的突然性。
史爱国在《初访井冈》一文中对当时的情景作了有关记述：
在枫树坪，三湾的群众惊讶地看着正在参观的“东南亚外宾”。这位“外宾”身穿灰色中山装，脚穿一双旧黑皮鞋，身材不高，却很精神，偶尔流露出四川口音。他们越看越面熟。
“邓小平来三湾了！”
“昨天通知要来参观的‘东南亚外宾’，原来就是邓小平。”
人们奔走相告，从家中，从地头，自发地聚集到三湾招待所的大门附近，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几年来销声匿迹的邓小平。
在邓小平的访问考察结束不久，1973年2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江西省委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通知：中央已作出邓小平回京的决定并再三说明邓小平这次回京，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周恩来亲自安排的。汪东兴指示省委用汽车直接把邓小平一家从南昌送到鹰潭，再换乘福州至北京的特快列车。
汪东兴要求务必做好保密和安全保卫工作，确保邓小平及其家人等在江西最后一站的绝对安全。
当时，江西省委书记由黄知真担任。1972年4月间，中央在北京解决江西省委领导班子问题时，周恩来就曾与黄知真面谈过，当时还曾指示江西省委将1972年，邓小平、卓琳夫妇与母亲在江西。
残疾在身的邓朴方送至北京301医院治疗。黄知真后来也获知毛泽东在邓小平信中作的“8·24”批示。江西省委在接到汪东兴的电话后，非常重视，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决定由省委书记黄知真直接抓这个工作。黄知真直接打电话给上饶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王瑞清，布置了在鹰潭的接待任务，并郑重提出三点要求：一要安全，绝对安全；二要保密，严格保密；三要热情周到。
在黄知真书记的亲自安排下，1973年2月19日清晨，冬末初春的太阳刚刚露脸时，在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那座“将军楼”院子里，两部老式伏尔加小轿车，告别了来送行的人群，在公路上扬起了灰尘，朝市区飞驰而去。车子穿过了闹市区，向东直奔鹰潭方向而去。
当时的路况并不好，车子经过一天的颠簸奔驰，在接近下午5点时抵达鹰潭镇，穿过镇街，驶进镇东信江边的与市井相隔的一个带青砖围墙的院子。
这是镇子的一个小招待所。院内绿树成荫，环境很幽静，主楼为一座宫殿式的建筑，室内盥洗设备都齐全，这里很适于警卫，无关外人不易闯入。主人说，这里曾接待过许多党政军领导人。为防意外，负责内保的上饶地区公安处警卫科长刘树兴率领一班战士担任警卫。
邓小平一家就住在二楼里。镇党委书记霍凤翠在楼上指着招待所对面一个郁郁葱葱、古树繁茂的处所，对邓小平说：“对面原是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家的后花园，几处房子是屯兵藏宝的库房，园内那几株苍郁的大树是千年古樟。
人家说，过去古樟树上常有老鹰飞来栖息，现在是很少见了。解放后，现在桂家的花园改为人民公园了。”
邓小平虽经长途的颠簸，仍精神饱满，很有兴致地问：“这里的地名为什么叫鹰潭？”
霍凤翠告诉他，相传鹰潭得名是因境内龙头山上的几株千年石樟常吸引得远近的雄鹰翱翔而至，栖息于树上，山下信江又有一泓碧潭，两样奇景，相互映衬。古人有云：“急流漩其中，雄鹰舞其上。”
邓小平听了，若有所思地说：“是啊，鹰飞得再高，也有收翅栖息的时候啊。”
夜里10时许，陪同的地方领导起身告辞，请邓小平早些休息。
据地区公安处警卫科长刘树兴说，已经夜深了，邓小平还没有睡，临窗而立，在默默思考。刘科长在院里看得见他那烟头在夜幕中一闪一闪，他抽了一支又一支。后来，他又下楼在院子里散步。
第二天中午，邓小平上了46次特快列车后，主持邓小平在江西最后一站接待的地区革委会秘书长林振福这才松了一口气，立即按原定的指示给省委办公厅打去电话说：
“请报告黄书记，鹰潭方面已经顺利完成送‘东南亚外宾’上车去京的任务。”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矮个子身上
他已经病得很重了，不能不去治疗了！
鉴于他的身体状况不能再苦撑下去，中央作出决定，3月10日，邓颖超陪他去玉泉山进行秘密治疗，对外绝对保密。
他的病情是在去年（1972年）5月12日发现的。这天，保健大夫张佐良在给他做每月一次的例行小便检查时，在显微镜高倍视野下发现了四个红细胞。
在男性尿常规检查中发现四个红细胞是多了一点儿，这可能提示他体内有隐患。
经与着名的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及邓颖超等人研究，三天后，说服周恩来再做了一次尿检，竟然发现了八个红细胞，不仅数量增多了一倍，还诊断发现了“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数天后，经京津沪三地的有名泌尿外科专家和病理专家讨论汇总，5月18日，确诊周恩来患了膀胱癌。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
11月11日，保健医生卞志强、张佐良写报告给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详细汇报了自5月份以来周恩来心脏病发展情况，并列出血压、脉搏、心电图和便血等检查数据，报告说：经过组织专家会诊，一致认为“恩来同志的心脏病发展是比较重的”，“要及时严重注意”。报告建议周恩来“宜特别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叶剑英等阅后均同意报告所提意见，强调对周恩来的健康应加以保护。毛泽东阅报告后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但他深知自己责任之重，林彪事件之后，事实上他是一肩挑着党中央与国务院两副担子，须从各方面加强工作，努力使国家尽快摆脱困境。他只能继续坚守岗位，工作量丝毫没有减少。
半年后，他的病情突然恶化。1973年1月13日清早6时许，周恩来在批阅了大量文件后，去卫生间洗漱，在小便时，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使整个抽水马桶里的水都变成了红色。医疗组向中央写了“病情报告”。但已是75岁高龄的周恩来尽管持续尿血，仍然不懈地坚持工作。
在1973年入春周恩来病情恶化的这段日子里，解决邓小平复出问题更是在他心中占据了特殊重要的位置。
周恩来不仅考虑到自己已经重病在身，而且也了解毛泽东身患重病，并不是报纸头版上常说的“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在1971年11月中旬及1972年1月中旬，毛泽东的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反复发作，导致严重的肺源性心脏病伴有肺部感染，曾两次休克，停止了呼吸，经过医疗组全力紧张救护，才抢救了过来。虽说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后，毛泽东的病情也有所好转，但老病根仍然存在。
他想方设法，克服障碍，加快了邓小平复出的步伐。邓小平是悄无声息地回到北京的，抵京的日期是1973年2月21日。
邓小平回到北京后，自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尽管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早在数月前就作了批示，但阻力仍然不小，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
至3月9日，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初步有了一个结果，他在准备次日去玉泉山治疗之前，特为邓小平复出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周恩来年谱》在1973年3月的内容中作了如下记载：
致信毛泽东，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
并告：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
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周恩来即批告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邓小平本人阅，并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周恩来经毛泽东同意请假两周，去玉泉山治疗。从他为请假而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其请假期间的工作交代，可见他身上工作担子之重，也可体会到担任过党的总书记及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最适合来替他挑这些担子。
但是，当时立即由邓小平接过担子的时机尚未成熟。
他在此次会议上提议：在他离开的两周内，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组织宣传工作由江青、张春桥批办或上报；中央军委事务由叶剑英处理和上报；国务院事务由李先念和国务院业务组处理和上报。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及干部处理问题，由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后报毛泽东批准。会后，他将政治局会议研究上述各事报告毛泽东，毛批阅“同意”。
两周之后，病情趋向稳定，他从玉泉山返回中南海西花厅。他抓紧了邓小平正式复出之事。3月28日，他在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李先念陪同下，与邓小平见了面。这是两人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冲击后的第一次见面，来不及长谈，只是谈了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国务院工作之事。
次日，3月29日，周恩来约邓小平去毛泽东处开会。社会上好些画册都登载过毛泽东与邓小平这次见面的照片。在见面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议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常加讨论”。
邓小平复出的各项程序都已经完成了。周恩来需要挑选一个时机，让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公开露面。
4月2日，周恩来又上玉泉山做手术。4月9日，周恩来手术后下山前，邓小平、卓琳上山与周恩来、邓颖超作了长谈，两对夫妇共进晚餐。谈话内容无从查考。
两天后，4月12日晚上7时30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欢迎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到达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出席宴会。邓小平身穿灰色中山装，出现在热闹的宴会厅里。
他的突然露面，特别引人注目。这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在“文化大革命”
中被打倒数年之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见面。
在宴会开始前，在宴会厅旁的一间会议厅里，周恩来和所有到会的中国政要与西哈努克夫妇见面谈话。西哈努克亲王见到邓小平时很显惊讶，在与邓小平紧紧握手时说：我真的很高兴见到你了！
这次晚宴，除了毛泽东以外的所有政治局委员们都出席了。当时在场的阿尔巴尼亚外交官雷兹·马利列在其回忆录《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一书中，是这样记述这次宴会的：
大厅里所有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为看到邓小平而惊复出的邓小平与西哈努克在一起。
喜。大厅里响起了嗡嗡声，人们交头接耳，谁也没有认真地听宴会上的讲话和一个接一个的祝酒词。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邓小平身上。巨大的好奇在人们心中涌现：发生了什么事？还会发生什么事？我同桌的几个外国人看到我是同中国领导人一起进来的，以为我会告诉他们一些具体情况，便雨点般地向我发问。然而，我也不比他们知道得更多。
邓小平是被打倒沉寂多年后初次露面，而打倒他的“文革英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这个晚上也都在同一个场合里。这个场面也使那些敏锐的外国使节与记者很感兴趣。一位有幸参加了这个不寻常宴会的东欧记者，注意到“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在那些不可一世的对手面前，邓小平“只身孤影，缄默无声”。这位记者记述说：“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相反，他正在查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曾剥夺了邓的一切权力；而那边，则是政治的牺牲者，他现在又站在象征权力的大厅里，并且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双方又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
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发出的消息说：这个晚上，所有的人都盯望着身材矮小而神色安定的邓小平，上千双眼睛都像聚光灯一般聚焦在他身上。他原来的反对者们，也不能不暗暗地打量着他，而晚宴原定的主角——总是携带着美丽夫人的西哈努克亲王反而成了陪衬。
法新社驻京记者评述说，邓小平的突然出现，说明他是强有力的，是打不倒的，这也是70年代往后的中国政治舞台要发生新变化的明确信息。
港澳及西方所有大报以大字标题，赫然报道了邓小平复出的消息。同时，中国国内所有报纸发表了新华社的电讯通稿，在报道出席宴会的那些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字之后，又见到了副总理邓小平的名字。
而那些在全国各地农场山村劳动改造的各级大小“走资派”们，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希望。就连一般的老百姓，知道了这则消息，都会不无惊喜地相告：
“邓小平出来了！邓小平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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