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怎么能去当间谍，而且是美国最大的间谍头子？
他们夫妇俩已经适应了中国这种他们称为“拜占庭式”政治气氛中的生活，准备在北京居住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了，他和芭芭拉还叫孩子们及一些亲友来中国度假游玩。他不愿意像前任布鲁斯一样，只在北京住了十来个月就离开了。
芭芭拉学中国话进步很快，她已经能操着北京话上街问路、买东西了。她还正津津有味地开始学习中国的建筑、艺术和历史等。两人都对中国有了兴趣，有了感情，十分愿意为促进和发展美中两国人民的关系贡献多一点力量。
这期间，整个联络处还正在为福特总统访华加紧作准备。那一天是11月1日，布什骑着自行车去打网球回来，还约了几个中国朋友来家看彩色电视。大家一起骑着自行车穿街走巷，吆五喝六地大声说着话，布什感觉自己挺有中国味的。
他刚回到家，接到的却是基辛格发来的一纸调令：
致布什大使：
总统计划在11月3日(星期一)华盛顿晚上7点半宣布几项重大的人事变动。其中，比尔·科尔比将调离中央情报局。
总统要求您同意他提名您担任中央情报局新任局长这一决定。
总统认为对您的这一任命将对国家十分有利，所以他非常希望您能接受。您一直在为国家兢兢业业地工作，我同总统一样，希望您能接受新职，为国家作出新的贡献。
亨利·基辛格
1975年11月1日
他接到这封电报时，眼睛都瞪大了，简直不相信这一新任命是真的：怎么去当中央情报局局长？
芭芭拉看了电报也极为吃惊。
布什又看了一遍电报。任命宣布的时间是11月1日，现在已是11月3日了。
时间太紧了，打电报询问细节已经不可能了。他从基辛格电报的字里行间体会到了，华盛顿需要一个迅速的答案，不允许提出任何问题。
他在心里考虑：去，还是不去？他还担心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会不会是他政治生涯的结局？他对政治抱着浓厚的兴趣，没能当上副总统，他是很不甘心的。而中央情报局局长这一职务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被看做是继续升官的跳板，因为局长不能带有任何党派色彩的政治观点。这年他刚满五十岁，自己的政治前途会不会终结在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务上？
另外他还有一个担心，就是这件事在外交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这一年多来，为发展美中两国之间相互尊重和友谊的气氛，为排除思想上的偏见，进行有益的相互接触，他和芭芭拉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他曾说：“我们以低姿态和非正式的方式消除了两国之间的一些怀疑和不信任的因素。中国政府会想什么？
外交家布什竟一直是间谍？”
当他将这个担心告诉一个西方国家的驻北京大使时，这个大使让他别担心。这个大使还告诉他一个关于“中央情报局局长大使”的故事。
那是霍梅尼上台之前，1973年间，担任过中央情报局第八任局长的理查德·赫尔姆斯被任命为美国驻伊朗大使。消息宣布的那天晚上，德黑兰举行了一个欢迎仪式。一个身为老克格勃间谍的苏联大使问一位伊朗政府官员：“部长先生，您对美国佬将他们的头号间谍派来你们这儿当大使有何想法？”1976年-1977年的美国中情局长老布什这位亲西方的伊朗政府部长喝了一口香槟后，笑着回答说：“阁下，我认为这比苏联人做得好。苏联人只派出了第十号间谍。”
他听了乐得哈哈大笑，但他对中国人将对他的任命有什么反应，心中仍然无数。
这项任命宣布后，首先是经常为他在北京带路的中国向导大为惊讶，说：
“布什先生在这里已经有一年多了。在此之前，他任职于联合国。可是，谁会想到他竟然是一个间谍呢？”
在12月2日，他陪同福特总统会见毛泽东时，毛泽东曾经在谈话之间对他说：“你升官了？”然后，毛又对福特说：“我们不想让他去。”毛还问布什：“你为什么不看看我？”
他曾想，这或许是毛泽东的一种客气应酬的说法。
但在福特总统一行离京的第二天，12月6日，邓小平举行私人午宴款待即将离任的布什夫妇。黄镇夫妇作陪。
宴会的气氛是轻松愉快的。在美国出版的有关布什的传记说：“邓非常乐意帮助并尊重在北京的美国人，这使他和布什在中国首都结下了超出工作关系之外的友谊。”布什来到北京时，正是邓小平复出上台，他对邓大力抓整顿有很深的印象。布什很尊重和敬佩邓小平，曾经对人说：“他(小平)常常不能保护自己。”布什还对邓小平在与基辛格的谈判中思想敏锐、刚柔并济很佩服，认为邓是少有的能与基辛格在谈判中较量的高手。
两人寒暄起来，邓小平请他喝茅台酒，用筷子给他夹菜。
邓小平说：“布什主任在北京做联络处主任只有一年余，还不满一个任期，时间太短了。我们的黄镇将军在华盛顿快满三个年头了。”
布什说：“我和芭芭拉都愿住久一点。全中国的主要地方我都想去看一看，今年去了东北，原来我们还准备明年适当的时候去看看西南。中国的西南地区包括西藏，是很有神秘色彩的。”
邓小平笑着说：“鄙人就是从西南的天府之国来的。”邓已经获知他担心中国方面对他出任中央情报局长有看法，就对他说：“阁下在中国永远是受欢迎的，即使你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
江青连夜召见，黄镇却不买江青的账，不写批邓的有关材料
黄镇离京的时候，气氛令人窒息，悲愤埋在心头！
黄镇与朱霖是1976年4月27日离京飞返华盛顿的。他们这次回国的时间最长了，整整有半年零十天。
在这半年时间里，黄镇除了完成接待基辛格国务卿访华、福特总统访华等任务之外，亲眼目睹了令人揪心的变化：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去世，毛泽东也病重，在“四人帮”迫害下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刚刚有起色的整顿工作夭折了；4月初，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怀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活动被打成“反革命事件”……
他被“四人帮”视作邓小平的人，人家是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但由于毛泽东表了态，还要他去美国再干一两年，“四人帮”没办法撤他，就换用手法拉拢他。
就在毛泽东会见福特说“要黄镇再干一两年”那天，黄镇回到家里，兴奋地将毛泽东的话转告朱霖，还高兴地说：“你看，我们是不是要喝一点酒？”
正在此时，小儿子和平来通报：“爸，有人送螃蟹来了。有二十多只大螃蟹。”
他更高兴了：“这不正好就酒吗？谁送来的？”
“王洪文副主席派秘书送来的，还等在门口呢。”
那时候，王洪文可是紧排在毛泽东之后的大人物。他一听是王某人送的，就倒了胃口，对儿子说：“你快去告诉他，我感冒了，不能见客。”
王洪文的秘书只好将螃蟹留下，悻悻地走了。
他想了想，这螃蟹不能吃得不明不白，就挂通了外交部办公厅的值班电话，要办公厅以组织方式打电话给王洪文，说送的螃蟹收到了。言外之意，我黄镇不和你拉私人感情。二十多只螃蟹也不少，他打完电话，又把螃蟹分给了熟悉的陈丕显、孔原等人。
3月中下旬，黄镇正在做返回华盛顿的准备。当时，邓小平已经被停止了一切职务。黄镇也参加过了所谓“打招呼”会议。一天晚上，江青通知他和外交部两个副部长韩念龙、仲曦东一起去谈话。他们三人一起乘车来到江青所住的钓鱼台十号楼。江青很是得意，一副胜利者的神态。她拿出一份材料，叫他们三人看了，就说：“这份文件是主席圈阅同意的。文件上说到的两个人在外交部做了很多坏事，和邓小平搞到一起，他们的关系应该查清！你们要给主席写揭发材料，写好交给我转主席。”
黄镇首先表态：“我长期在国外工作，对外交部的情况了解很少，没有办法写。”
江青就说：“那你可以写写他们在联络处怎样整你呀！”
黄镇冷静地说：“主席对联络处的问题已有指示，要我们开一个团结的会议，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关于联络处问题，部核心小组正在开会，开完会后，核心组会给主席写报告的。我在主席接见尼克松女儿之后已经向主席表态，主席很高兴。现在我不能再写材料去干扰主席。”
江青皱起了眉头，冷冷地问：“你和邓小平的关系怎样？”
黄镇坦然地说：“很早就在一起工作。抗日时在太行山又在一起。他担任八路军前方总政治部副主任，我先任宣传部副部长，后任民运部长。以后他调到一二九师任政委，我先任晋察冀军区政委，后又任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师长是刘伯承同志。解放战争时期，我调到总政治部，就离开了刘邓的部队了。
我到外交部以后，同他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
江青的眼镜片在灯下闪了一闪，她拿出一份某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批邓的发言，指给黄、韩、仲三人看，并特别对黄镇说：“你看，人家把你和邓小平连在一起。我在那次会上还批评了他们，我说黄镇那样大年纪，在国外工作那样久，是很不容易的。你应该写揭发他们的材料。主席在上面画一个圈，对你就很有好处的。”
黄镇态度依旧：“肯定他们不可能把我同邓小平连在一起。因为我根本没有1976年间的江青做过某人讲的那样的事情。”
江青看黄镇不买账，很恼火了：“你怎么这样自信？”
黄镇不卑不亢地说：“我按主席的指示办，我不能写材料去干扰主席。”
接着，韩念龙、仲曦东也对她表示了没有什么可写的。
黄镇和朱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返回驻华盛顿联络处的。等待他们的是国内发来的一连串要在联络处组织“批邓”的指示文件。联络处的正常工作受到了严重干扰，一些紧跟“四人帮”的人在联络处搞起极“左”的一套。同时，他的一举一动，也受到一些极“左”派的严密监视。
在联络处办公桌上的日常文件当中，黄镇看到有一份追查张建华的“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他心里骤然一惊，几乎吓了一跳。
张建华是联络处的商务参赞，是最早跟他到联络处来的老同志，为向国内引进经济与技术合作做了许多贡献。在江青借美国厂家送玻璃礼品制造的“蜗牛事件”中，张建华实事求是地作了澄清，使好些同志免遭政治迫害。老张因为不满“四人帮”的丑恶行径，在美国暗中搜集维特克来华访问江青后回国写的有关剪报和书，不慎被人发现，写了材料上告，揭发老张“秘密搜集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部里就发来指示要严加追查。这在国内，是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他知道在国内好些知道江青底细的人，横遭迫害，被关进监狱。
他一了解，老张正在受到追查，日子很难过。黄镇就找韩叙副主任和朱霖商量，布置了保护老张的具体步骤。但是，与此同时，他也被人写材料上告，告他帮助张参赞“蒙混过关，整中央领导的黑材料”，并列举种种材料，要查清他与邓小平、胡耀邦的黑关系。
国内来电指示，要联络处组织“批邓”。开会的时候，许多人都不想发言。
黄镇对邓小平当然十分了解，不愿意昧着良心“批邓”。在联络处发回国内向部党委和中央表态的电报稿中，他将所有“批邓”的字句都删掉了。他说：“凡是经我批发的文电，决不允许出现‘批邓’的字样！”
国内有人将黄镇在联络处的所作所为当做“右倾翻案”的典型，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发言披露，以争取姚文元的同意，以便在外交部或更大的范围里进行批判。姚文元惧于毛泽东说过驻美联络处还要让黄镇负责，就推说材料尚不够典型，往后推一推再说。
担任中情局局长的布什预言说，在毛、周之后邓将执掌中国最高权位
担任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布什听说黄镇返回华盛顿来了，就邀请黄镇夫妇到家中做客，以答谢其在中国所受到的接待。黄镇、朱霖应邀来到华盛顿西北布什的家里，布什和芭芭拉在门口迎接。
芭芭拉特地用中国话来表示欢迎。布什则笑着说：“总统、国务卿都可以请你到白宫去做客，遗憾的是我没法邀请你去中情局的弗吉尼亚总部去做客，但是请你们夫妇到家里来会晤显得更亲切。”
黄镇一走进会客厅，就看见墙上挂着一张邓小平的大照片。他正在为“批邓”的事痛苦和烦恼，见了这照片，一下就动了感情，血都涌上了脑门。在国内打倒了邓小平、在华盛顿的联络处里无法挂邓小平照片的时候，想不到在这个美国要人的家里看到了它。
布什注意到了他脸上感情的变化，就有些得意地说：“我离任离开北京之前，邓小平副总理宴请了我，谈得很愉快。”
黄镇高兴地说：“你别忘了，当时我和朱霖都在场。”
布什又说：“我们在北京的时候，邓副总理给我们解决了不少困难。”
黄镇问道：“你在中国时，听说过‘刘邓大军’吗？”
布什点点头，说：“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横扫中原的一支有名的野战部队。”
黄镇介绍说：“刘就是刘伯承元帅，邓就是邓小平。那个时候，他当野战军的政委，我在这支部队的一个军里当政委。”
工作中的黄镇布什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后，少不了对中国现在出现的风云变幻给予特别的关注和分析。布什对目前邓又一次被打倒是不以为然的，因而很乐观地对黄镇说：“主任阁下，凭我的了解和感觉，将来最有可能在毛与周之后继承最高权位的，不是别人，而是邓。”
黄镇听了甚为兴奋，但因为内外有别的纪律和对方的身份，他觉得不适于跟对方讨论这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因而含蓄地用幽默的语言说：“你年轻时候当过飞行员对你很有好处，使你习惯了在飞行以外的方面也能从视野开阔的高处观察与考虑问题。”
两人接着转换了话题。
布什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十分神秘的机构，于是就给黄镇说了一些中情局的逸闻趣事。布什说，在其上任前不久，有人在中情局已退休的同事中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以考查大家对自艾伦·杜勒斯以来五任局长的评价情况。在所发的调查表中有两道有趣的填空题。
第一道题是关于“愉快岛”的：“假如我在海上航行触礁落到一个荒岛上，这个岛上食品充足，气候宜人，有苏格兰威士忌酒供应，又有其他船只经过的一切希望，我将选择与……在一起。”
在被测人员中有3/4选择了艾伦·杜勒斯。
黄镇说：“我知道他是杜勒斯国务卿的弟弟，一个名气很大的特务头子。大家为什么选了他？”
布什说：“因为艾伦最善于讲故事，大家说跟这个局长在一起好相处。”
第二道填空题是关于“可怕岛”的：“假如我触礁的是一个可怕的荒岛，那里食品奇缺，没有娱乐，生存希望极小，我急需逃跑，我将选择与……在一起。”
黄镇笑说：“这个可怕的荒岛是测验看哪一个局长能跟下属共患难。”
布什说：“其他的局长票数差不多，只是我的前任科尔比票最少，只得了三票。”
黄镇听了哈哈大笑，半开玩笑地说：“你们评议局长也有点像共产党，要走群众路线哟。我关心的是阁下得了多少票？”
布什说：“幸亏当时我还在北京担任联络处主任，还没有被投票的资格。”
这次在布什家里做客，使黄镇感到很愉快。布什对中国政局发展所说的话，给黄镇心中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按照有关规定，获得了如此重要的情况，当晚需立即向国内报告，但是，这次属于特殊的例外，不能报告，只能在内心里高兴而已。
果然，只经过一年左右，邓小平就复出了。布什在卡特政府内阁中已经不再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务，黄镇很快就应布什的要求，安排其访问中国并与邓小平会面。这是后话了。
1989年2月，老布什总统访华会见老朋友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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