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盛顿的气温高达30多摄氏度的时候，在马里兰州西北部的阿巴拉契亚山地浓郁的绿树丛中，戴维营的气温只有十多摄氏度。逶迤起伏的群山错落有致，清澈的蓝天，清澈的湖水，苍郁的森林。
戴维营，是着名的美国总统山间别墅。从山顶到山麓的树丛间，掩映着一栋栋用树名起名的别墅，错错落落，曲径通幽，房屋周围或是披覆着高大的橡树，或是耸立着挺拔的白杨，或是环绕着丛丛槐树、枫树。它始建于战前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就地取材，石木构建，因这一带属卡托克廷山区，最早这儿就叫“卡托克廷山庄”，只是一般的有钱人来这儿避暑。1942年罗斯福总统觉卡特主持埃及、以色列的戴维营和谈。
得这儿不错，就选择了这儿做总统在白宫以外的休养地，改名“香格里拉”，意即“世外桃源”。从那时起，经过相当现代化的修整，由海军管理，为历届总统所使用，作为休假、娱乐和会晤各国领导人的非正式场所。艾森豪威尔任总统时，觉得这个“香格里拉”
名称有点过于虚无缥缈，就用自己五岁的长孙戴维之名重新将它命名。从此，这个地方就叫做戴维营。在这儿，罗斯福会晤过丘吉尔，艾森豪威尔会晤过赫鲁晓夫，尼克松会晤过勃列日涅夫。
他特别喜欢戴维营。他喜欢在这儿的斯内克河钓鳟鱼，在河边的白杨树林里采野生越橘，自己动手烤制越橘烤饼，当夜色降临的时候，一边喝鱼汤，一边品尝烤饼，享受在壁炉旁静坐的乐趣。那是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的紧张繁忙过后难得的休闲。
但是，更使他兴奋的并不是这里有美丽幽雅的景色和舒适宜人的气候，而是从9月4日起，关于中东和平的戴维营首脑会议开始举行。在两个星期内，在他不知疲倦的斡旋下，经过了四次中东战争浩劫的两个敌对国家的首脑——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都来到这里。三个国家的领导人与外界隔绝，全力以赴，关起门来谈话，终于在9月17日达成了双方可以共处的和平协议。
9月17日，星期天，他和萨达特、贝京从戴维营赶回华盛顿。飞机是在黄昏时分从山顶的直升机机场起飞的。
他们回到白宫已是晚上10点15分。他们直接进东厅举行了文件签字仪式并发表了讲话。这是最好的电视广播时间，挤掉了原来的电视节目。然后，萨达特和贝京就离开白宫去睡觉。他也感到疲倦极了，很需要美美地睡上一觉。
卡特主持埃及、以色列的戴维营和谈。
他来到卧室，躺下了，却没能立刻入睡。
他躺在床上，听到广播传来的种种反响：
——他们在引述他所说过的话：“我们希望促成仍在正式交战的埃及和以色列代表之间形成对共同目标和相互理解的认识。……”
——一位共和党参议员评说，我想我们的参议员应该提名吉米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美联社记者沃尔森的评述：这是吉米·卡特通过锲而不舍的毅力及对和解的力量深信不疑，实现了这具有基石意义的和平协议。谈判屡次处于破裂的边缘，领导人屡次要退出谈判。但是，最终协议还是达成了！
在世界舆论的一片叫好声中，他忽然间想起了在遥远的北京进行着的另一个谈判。从7月初开始至今已有两个多月了，伍德科克这个老头怎么样啦？为什么老是不能传来谈判有所突破、有所进展的消息？
如果美中建交谈判仍在原地踏步，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呢？
卡特亮出“底牌”后，决定直接起草一份建交公报让伍德科克带回北京
到了这年的9月份，卡特有些着急了。卡特有获得成就、追求卓越的强烈欲望。除了刚刚解决了巴拿马运河问题，卡特还成功地使埃及和以色列这两个有宿仇的国家首脑达成了和平协议。此时，卡特更觉得美中关系正常化停滞不前令他有点难以忍受。他决定要发起达成一项中东和平协议时，他的建议很简单：让正在交战的双方领导人来戴维营，他将劝说他们就一项和平计划达成协议。有人称他是癫子，基辛格博士飞了多少趟中东，在中东形成了“基辛格旋风”，都没能办到，这位不善于跟国会打交道的总统就在戴维营坐等，能行吗？
当初的怀疑和反对者，现在却不能不说：我们的总统在安排两个有宿仇的国家首脑的交往行动上表现了非凡的能力。
也有人说他像佐治亚州的甲鱼一样固执，他说，我有自信才会固执。
他是自信而不盲目，固执而不死板。他有决心使美中关系正常化在他的任期内实现。
他在回忆着自己对美中建交谈判的安排：在北京的谈判开始进行的时候，为了促进谈判成功，他还特地下令采取了另外几个步骤来改善美中双边关系。7月间，总统的科学顾问富兰克·布莱斯率领了一个有史以来的最大也是最高级的代表团访问北京，将早就准备的一批与中国进行科学和学术交流的官方项目带到中国去，国家航天局、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总署和美国地质勘探局等十五个重要部门的高级官员都是代表团成员。他还又派了另外两个内阁成员率领代表团访问北京，一个是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率领的美国能源代表团，一个是农业部长罗伯特·波格兰率领的美国农业代表团。这些代表团的访问都十分成功。
伍德科克在北京进行谈判的同时，8月份以后，布热津斯基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也在华盛顿进行了数次接触。
卡特试图加快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从戴维营回来的第二天，即9月19日，他就会见了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想给正在进行的美中建交谈判以进一步的推动。他说美国已经接受了中国关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全部三个条件，也向中国摊出了“底牌”，提出了华盛顿方面的三个条件：
卡特因主持埃及、以色列的戴维营和谈成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其一，美国将继续保持与台湾的商务和文化的联系；其二，美国相信中国与台湾之间的问题得到和平解决；其三，在关系正常化之后，允许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
卡特认为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第三条，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后，华盛顿有权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他向柴泽民解释说，没有一个美国总统会赞成终止对台湾销售武器，他也理解中方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并表示华盛顿将会避免对台出售进攻性武器。同时，卡特总统也表达了美国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视。
这样，在卡特会见柴泽民之后，美方觉得“底牌”已经亮出，双方能否达成协议，就要看中方能否接受美方的条件了。但到了10月上旬，中国方面对卡特向柴泽民发出的谈话并没有作出积极的回答。
研究中国问题的罗伯特·罗斯对中国领导人的沉默作了如下分析：
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容忍华盛顿坚持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后继续对台出售武器是困难的。北京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领导人相信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政府的承认，将迫使华盛顿对这一原则作出相应的承诺。然而，美国继续对台出售武器将在一个决定性领域中向北京的国家主权提出挑战。继续对台出售武器也将维护台北的防御能力并象征着美国继续对台防御的承诺，这就削弱了中国孤立台湾的能力，也削弱了迫使美国默认北京的要求的能力。
卡特为了推动中美建交谈判，准备采取一种主动进取性的姿态。他在10月11日从外地回到华盛顿，立即就会见了布热津斯基及刚从北京奉召回来的伍德科克。他强调了将1月1日作为结束关系正常化谈判的预定日期，并指示布热津斯基直接起草一份建交公报草案让伍德科克带回北京。
当伍德科克返回北京时，公报草案还未草拟好。这时，华盛顿发生了关于美中关系正常化日期问题的争论，布热津斯基要在公报上把1月15日定为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日期，而万斯国务卿则反对确定任何具体日期，而表示宁愿根据美苏军控会谈的进展来确定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日程表。最后还是由卡特总统裁决，卡特不仅要在公报上写明日期而且赞成确定为1月1日，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之快大大超出了布热津斯基的期望。
对台军售和美越建交：影响中美建交的两个矛盾问题又需总统决断
在卡特期望美中建交谈判能尽快获得进展的时候，又有两个可能影响谈判达成协议的敏感问题捅进了椭圆形办公室，需要他拍板决断。
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向台湾出售先进飞机的问题，另一个是美越关系正常化的问题。矛盾双方仍然是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实质上就是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矛盾冲突。
在美中建交谈判刚刚开始的时候，卡特曾经指示国务院作一个友好姿态，于7月1日宣布取消向台湾出售64架性能十分先进的P4战斗机的计划。但在9月初，建交谈判停滞不前的时候，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在华盛顿就一篇新闻报道约见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提出质询，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据这篇新闻报道透露，美国有关当局正在考虑向台湾转移销售十分先进的飞机。
其实，这篇新闻报道并非捕风捉影、空穴来风。台湾军方一直希望能从美国购买更具进攻性性能的P4、F-16战斗机，但由于这批飞机带有明显的进攻性质，台湾的请求一直遭到福特政府的反对，卡特政府也于7月1日宣布停售了一批F-4战斗机。这次，原来美台合作生产F-5E战斗机的协议将于1978年失效，而新的协议必须及时产生。台湾方面跟美国防部磋商之后，国务院的台湾科准备了一份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卖更先进的战机给台湾。台湾要求购买的机型是在F-5E上配置改进的导航系统和更加先进的空对空导弹。这种改进型定为F-5C。它虽然只有单引擎，但比F-5E的双引擎更有力。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接受了台湾科的建议，国防部也答应极力推进将F-5G售给台湾。
韩叙表示了中方的不满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坚决反对在这个关键时刻对台提升武器转让的机型。布热津斯基和奥克森伯格都认为，在伍德科克正在北京进行一线谈判的时候，向台湾出售先进战机会为建交谈判设置不必要的障碍，使谈判更难进行。他们促请总统决断，在这个时候不要批准F-5G售台。正在期望美中建交谈判获得成功的卡特总统当然不愿意谈判为此受阻，所以就决定拒绝向台湾转让F-5G，而只是延长合作生产F-5E的协议。卡特总统对国务院指示，他的对台军售政策只能跟他向北京作出的承诺相一致，即只出售防御性武器。在F-5C的售台计划遭否决后，台湾方面又提出要购买F-4战机，也只能是遭到了国务院的拒绝。
当时有消息说越苏之间准备签订盟约，中越关系越来越恶化。1978年9月29日，助理国务卿在纽约会见了越南驻联合国代表，越南的代表正式表明越南将放弃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款，以此来换取与美国的关系早日正常化。10月，在万斯国务卿的同意下，美越开始就一些建交问题进行谈判：解决冻结双方资产问题、计划互设大使馆等。这个时候，美国行政当局如何权衡同中国、越南进行的关系正常化谈判，成了矛盾的焦点。万斯和霍尔布鲁克主张，美中、美越两个建交谈判可以同时进行。但是，布热津斯基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两个谈判应该分开次序，先后进行。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呈送到卡特面前时，他没有马上表态。
10月11日，卡特在会见回国述职的伍德科克时，就这个问题征求伍德科克的意见。对当时中国的情况已十分了解的伍德科克建议说：“住在北京才会感受到中国人对越南反感的程度有多么强烈。在这个时候，美国与越南的谈判很可能会使美中建交谈判复杂化。”伍德科克说，现在中越关系已经恶化，且极为敏感，总统应避免与越南过早地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免美中关系正常化受到干扰，因为美中建交才是“最重要的”。
他很重视并接受了伍德科克的建议，决定在美中关系正常化之前，美国暂不考虑与越南进行建交谈判。但这个决定没有告诉越南人和中国人。
美方“底牌”打出一个月后还没有得到答复，中国怎么啦？
在伍德科克动身回北京之前，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会见了柴泽民，传递了卡特总统的口信，称卡特总统希望加速正常化谈判进程。他说，现在正常化“是一个特殊的时机”，美方希望明年国会一开始就辩论美中关系问题，否则一旦美苏核条约或者其他问题列入议程，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实现将不得不推迟至1979年秋后了，时机不当，会出现困难。
回到北京的伍德科克在接到公报草案的电传后，于11月2日举行双方第五次会谈时，将它交给了黄华外长。美方提出的建交联合公报草案共十六条，将美方的“底牌”基本打出。草案内容包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相互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行政部门将为调整与台湾的关系向立法部门提出特别立法。草案提出：中方可以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别国无权干涉，中国统一问题是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的事情，中方还应表示，统一问题将和平地实现；美方将表示，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中方立场不提出异议，重申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公报草案还提出1月1日为宣布实现正常化的时间。
必须指出的是，华盛顿几乎在指示伍德科克于11月2日在北京打出底牌的同时，于11月6日宣布继续执行与台湾合作生产四十八架F-5E的协议，并表示顾及中国方面的关注，减少向台湾出售更先进的飞机。
中国人当然注意到，已经离美国底牌中所提出的“1979年1月1日为两国建交日期”不到两个月了，谈判还没有达成协议，美国的底线信号是：坚持在关系正常化之后继续对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
信号的含义是很清晰的：要么建交，要么放弃。
到了11月底，一个月即将过去了，距离1979年1月1日只有一个月了。
美方还没有得到中方作出的正式回答。包括布热津斯基和万斯在内的白宫与国务院的有关官员，对于能否在年底前实现关系正常化仍然心存许多怀疑。
伍德科克递交了建交公报草案后，在北京的联络处里等候得十分焦急。事后他曾回忆说，在递交了美方公报文本后的整个11月份，他都处在一种敏感、紧张而不安的心理状况之中。
中国到底怎么啦？
据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朱启祯、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回忆说：
中美建交谈判到最后，一个问题卡住了，就是美国卖武器给台湾这个问题。我们是三大原则，这三大原则美国接受了，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但是在出售武器给台湾这个问题上，美国不让步。
中国需要最高领导层决策。而邓小平正在出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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