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风雨，邓小平斩钉截铁地下令：“起飞！”

    邓小平有中国人的习惯，选择吉日良辰。他从北京乘坐中国民航波音707专机飞往美国作为期八天的访问，启程这天，是中国农历羊年的大年初一，即1979年1月28日(北京时间)。

    这天，北京天很阴冷，一大早就下着小雨。

    陪同邓小平出访的有方毅副总理、黄华外长等。前往机场送行的有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耿飙、陈慕华副总理，人大、政协、军委的领导人及国务院好些部长们。按预定时间早上8时30分起飞，送行仪式按时举行，在舷梯下握手道别，并在舱门挥过手，中外电视记者都拍了新闻镜头。然而就在飞机在停机坪上徐徐滑行时，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从上海传来了虹桥机场有大风大雨的气象预报，能见度已经下降至1公里以内，根本不符合起飞需1．5公里能见度的要求。不能起飞就需要等候，机窗外还可看见送行的李先念、王震等领导人仍然在向启动的飞机招手。

    怎么办呢？

    有人提议说：“是不是让先念等同志先回屋里，与小平同志一起休息，等起飞时再握手告别一次。”

    邓小平望着窗外在雨中送行的人们，觉得不能让大家都跟着一起在机场等，就指示说：“我们的飞机先滑行出去。让他们都离开后，我们在跑道上转一圈后，再转回停机坪来等候。”

    告别仪式后，舱门关上，飞机徐徐滑行，送行的人纷纷乘车驶离首都机场。

    之后，邓小平的专机又从跑道上滑回停机坪来了。

    邓小平说：“我们就不下飞机了。”

    在飞机上等了半个小时后，大家都焦虑万分，照此再继续耽误下去，就要影响既定的邓小平访美日程安排，这就有可能导致有的访问安排要取消。

    又过了数分钟，上海方面传来消息，风雨仍有，但气候有所好转，能见度刚刚超过1公里，还没有达到1．5公里。

    将天气情况向邓小平报告后，邓小平说：“起飞吧，飞到上海看看。”

    当时坐镇首都机场主管邓小平专机起飞的一个空军副司令员就犹豫起来了，为了邓小平的安全，降落机场能见度不达到1．5公里，怎么能起飞？

    邓小平斩钉截铁地下令说：“起飞！”

    专机机组是由技术熟练、飞行经验丰富的徐柏龄机长率领。经过不到一个半小时的飞行，到达了上海虹桥机场上空，只见机场上空，风雨交加，雾气弥漫，能见度仍然只有1公里。上海是非得降落加油的地方，要不专机就飞不过太平洋；另外，还有美国派来的空军驾驶员和领航员两人要在上海登机领航。

    飞机缓缓降落，轮子放下来了，就在迫近跑道时，徐柏龄发现有一只轮子偏出跑道之外，如这只轮子落到草地上，飞机将会出事故。在轮子即将触地的邓小平在越洋专机上。

    瞬间，徐柏龄迅速将飞机拉了起来。第一次降落失败了。

    由于飞机是急速拉起，导致大家紧张气闷并提心吊胆，有的人都紧张得出冷汗了。据当时在场的唐龙彬说，系了安全带的邓小平仍然很沉着，闭着眼睛半靠在椅背上，没有受刚才的险情所打扰。

    专机在虹桥机场上空的风雨中又盘旋了一圈之后，徐柏龄镇静自如地发布命令，操纵飞机，指挥机组进行第二次降落。

    此时，机舱内寂静无声，许多人都闭上了眼睛。

    倾听着轮子放下来的声音：……

    当大家感到机轮触地的震动时，都不约而同地睁开眼睛，欣喜地高呼：

    “降落成功了！成功了！”

    唐龙彬曾在1974年跟随邓小平去美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这次又跟随邓小平出访美国。他在回忆此次降落险情时是这样说的：

    此时此刻，大家都兴奋万分，但我注意到，小平同志镇静自若，就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依偎在座椅上思索着即将到来的重要访问。飞机原定在上海停留一个小时，因已耽误了一些时间，飞机在沪加油后，小平同志就要求机组抓紧起飞赶路。

    专机经过15个多小时的飞行(中途在阿拉斯加州的安科雷奇空军基地停留1小时)，于北京时间29日凌晨4时半、美国当地时间28日下午3时半飞抵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从机窗望出去，整个城市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显得格外俏丽。鲜艳的五星红旗和星条旗，以及五颜六色的彩旗迎风飘扬，在凛冽的寒风中欢快地啪啪作响。

    邓小平一下榻就去赴布热津斯基的家宴

    华盛顿那几天刮着很大的北风，下着大雪，一片银装素裹。但到了1979年1月28日下午(华盛顿时间)，天气由阴转晴。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乘坐专机抵抵达当晚，邓小平出席布热津斯基的家宴。

    达时，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受到了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及夫人和国务卿万斯及夫人等的热烈欢迎。

    经过一昼夜的长途飞行，邓小平走下舷梯时依然神采奕奕、情绪饱满。他没有戴帽子，身穿深色呢子大衣。他微笑着向来欢迎的人们频频挥手致意。天很冷，风很大，吹拂着他那不长的头发。在接受了献花、握过手后，中国客人就乘车而去。邓小平一行下榻在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大厦。

    这年邓小平已经74岁了，经过长途跋涉刚在布莱尔大厦安顿好，他就应邀到华盛顿的麦克莱恩的布热津斯基的家里赴家宴。原来，这是八个多月以前在北京谈好的聚会。去年5月下旬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那次访问促进了双方签订关系正常化协议，邓小平在北海公园的仿膳饭庄宴请布热津斯基，两人谈得很广泛很融洽，甚至谈到了各自的家庭和经历，从此建立了特殊的关系。当时，双方都感觉到两国关系正常化将有进展，布热津斯基就说希望能在华盛顿设家宴回请他。他微笑着答应了赴宴。

    当时在场的美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在题为《回忆邓小平》的一次讲话中记述：

    邓小平谈话时非常诙谐。在晚餐开始的时候，布热津斯基问他的客人，中国是否有人反对关系正常化。邓小平很快就回答说：

    “有。”

    大家转过头去看他。我自己想：“这将是令人高兴的夜晚。多么坦率啊！我们将了解中国制定政策的过程到底发生什么情况。”

    稍停片刻之后，邓小平接着说：

    “台湾有人反对(关系正常化)。”

    席间，布热津斯基说：“中国人与法国人有一点是相同的：都认为自己的文明高于别人。”

    邓小平想了想，说：“我们这样说吧：在亚洲，中国菜最好；在欧洲，法国菜最好。”

    在这次家宴上，邓小平邀请布热津斯基再次访问中国。邓小平说：“朋友之间多来往走动。你下次去可以多走一些地方。”

    1984年布热津斯基再次应邀访华的时候，还特地去与邓小平初次深谈的北海公园仿膳饭庄寻忆旧事。

    “慈善的神灵打开了所有的门窗”

    邓小平抵达华盛顿的次日上午10时。湛蓝的天空下，白宫南草坪的树丛上还挂着白雪，第一次在白宫并排飘扬的五星红旗和星条旗显得格外鲜艳夺目。

    有记者说，真是老天爷也极为照应美中关系历史上这个庄严的历史时刻。

    明媚的阳光下，卡特和邓小平并肩走过红地毯，检阅仪仗队，乐队高奏两国国歌，鸣放19响礼炮。邓小平是第一个访问美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他享受着政府首脑的待遇。由于他当时的职务是副总理，因而有美国记者大发感慨地说，一个国家的总统举行正式仪式，隆重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并陪同其检阅三军仪仗队，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这是邓小平与卡特的第一次见面。

    在检阅仪仗队后，卡特总统致辞说：

    今年开始了有意义的我们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今天我们又迈进了一步。……我们期望，这种正常化能帮助我们一同走向一个多样化的和平世界。

    副总理先生，昨天是旧历新年，是你们春节的开始，是中国人民开始新的历程的传统日子。我听说，在这新年之际，你们向慈善的神灵打开了所有的门窗。这是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也是团聚与和解的时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是团聚和开始新的历程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

    在卡特总统致欢迎词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事。卡特说到一半的时候，离讲台左侧四五米远的记者群里突然冒出一男一女，挥拳舞臂，大声呼叫。这时，在记者群中的秘密特工立即冲上前掐住那两人的脖子，极其迅速地邓小平与卡特总统在白宫南草坪的欢迎仪式上。

    拉了出去。

    卡特没有中断讲话，仪式照常进行，在场的人们也都不动声色。处置这一突发事件前后只用了两三分钟。

    紧接着，邓小平致答词。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白宫致辞。邓小平说：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位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重要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世界人民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倍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我们两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通过共同的努力对此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

    中美两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欢迎仪式结束时，卡特引导着邓小平，朝白宫屋里走去。两人一边走一边邓小平在欢迎仪式上讲话。

    说话。卡特对邓说：“1949年4月，我作为一名年轻的潜艇军官，曾在青岛待过。”

    邓小平则说：“是青岛吗，当时我们的部队已经包围了那个城市。”

    跟在身后的布热津斯基开玩笑说：“那你们早就认识了。”

    两人进入了内阁会议室，开始进行实质性会谈。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方毅、黄华、柴泽民、章文晋、浦寿昌、彭迪、卫永清、朱启祯、冀朝铸；美方参加会谈的有：蒙代尔、万斯、布热津斯基、伍德科克、霍尔布鲁克、奥克森伯格。

    宾主间先寒暄打趣。卡特说：“我们已经有14位领导人访问过中国，你是第一位访美的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美国占了便宜，14比1。”

    邓小平说：“有好客传统的中国欢迎你们多占便宜。我现在就邀请总统阁下、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以及其他美国朋友邓小平在卡特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访华。”

    卡特风趣地说：“如果所有这些人都接受你的邀请，我这里就没有人工作了。作为总统我首先表示接受邀请，让其他人等一等，以后再去。”

    邓小平强调了中国需要很长的和平时期来实现现代化

    会谈一开始，邓小平就掏出烟盒来，礼貌而幽默地问：“白宫可不可以吸烟？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在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

    卡特正在掏谈判提纲，就笑着说：“没有。只要我当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吗，我在佐治亚州种植了大量的烟草。”

    邓小平开心地笑了，点着了烟，看着卡特的提纲说：“你准备好了，你先讲。”

    开始时，卡特有点显得小心谨慎，按提纲准备的要点开始讲。是从对世界事务的观点讲起的。卡特先表示了美国关心两个问题：一是亚洲和世界的稳定；二是苏联军事力量的迅速增长。卡特说，使美国在世界事务中保持强大和有益的影响是美国总统的职责。美国同情全世界人民想改善生活、更多地参与政治、摆脱本国政府的迫害和不受任何外部强国控制的日益强烈的愿望。美国还认为，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一些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卡特相信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有利于保护我们今后的安全。

    卡特曾在回忆录记述说：邓小平聚精会神地听着，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睿智而明亮的眼睛不时向左右扫射。当翻译翻出卡特的话时，他时而发出笑声，时而向在场的中国人有力地点头。

    接着，卡特请邓小平谈谈他的看法。

    邓小平说，我们的看法是世界很不安宁，毛泽东和周恩来很久以前就指出了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想打仗。中国人需要很长的和平时期来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发动战争的很可能不是苏联就是美国。中国领导人一向认为，苏美这两个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十之八九会扩大它们的影响。

    几年来，中国人已经开始意识到，对他们来说，来自美国的危险越来越小，更可虞的是苏联。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国家有必要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这一反霸的统一战线坦率地讲也包括美国在内。中美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对付苏联称霸世界，美国理所当然是一支重要力量，但美国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从自己所负责任的角度来说。有某些不足之处。

    两人一致认为，如果我们两国联合起来对付苏联，那将是个严重的错误，只会进一步孤立苏联人。

    会谈进行了1小时20分钟。然后，邓小平由万斯陪同用完工作午餐后，来到白宫外交接待厅。这时，一群守候已久的记者蜂拥而至，纷纷询问邓小平与卡特谈了些什么问题。邓小平不像一般领导者拒绝记者说“无可奉告”之类的套话，而是以他特有的诙谐幽默语气对记者们说：

    “我们无所不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记者们的提问虽然被邓的这句话挡得严严实实，但他们却对邓小平的幽默和智慧感到由衷的佩服。

    午餐后，卡特和邓小平的第二次会谈开始了。着重谈的是与苏联有关的国际局势问题。卡特对苏联势力的扩大感到关切。对于美苏关系，卡特认为，最好是在苏联采取建设性态度时同他们合作，在他们不采取建设性态度时与他们竞争。美国希望永远避免战争。卡特还谈到希望中国人利用在北朝鲜的影响来帮助安排朝鲜和韩国间的直接会谈。

    邓小平说，他不反对正在进行的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有这个协议可能是必要的。但是，他认为这第四场谈判的结局肯定同另外三场一样——限制不了苏联扩充战略军事力量。他谈到了有关希望中国影响朝鲜的问题。他说，许多人向他提出过朝鲜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北朝鲜发动进攻的危险。

    他说，他希望南北朝鲜能通过谈判达到统一。他说，苏联同北朝鲜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很牢固，近来，由于苏联人试图影响北朝鲜政府的政策，两国关系已削弱了；如果中国试图对北朝鲜施加压力，也会失去影响。

    这时，卡特与邓小平让顾问与助手们都离开，两人间谈了一些最机密的问题。对此，卡特的自传里作了这样的记述：

    差不多已到该为参加晚宴做准备的时候了，但邓要求我们离开一下那一大群顾问们，以便同我讨论一件更为机密的事情。于是，弗里茨、赛伊、兹比格和我陪同邓及其译员从内阁会议室走到椭圆形办公室。我们仔细地听这位中国领导人扼要地讲出他的一个暂定的计划：

    中国越过边界去给越南一次惩罚性的打击。邓问我对此有何意见，我试图劝阻他。我指出，由于越南人越过边界侵入柬埔寨，成了侵略者，他们正在受到谴责，在世界上越来越孤立。但如果中国部队向河内进军，却反而会引起人们对越南人的同情，有些国家还可能会认定中国有错误。此外，我还说，美中建立新关系的诸多理由中，最好的一条就是，新关系会对亚洲的更加和平与更加稳定作出贡献；而中国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却会否定这个最好的理由。邓副总理感谢我所提的意见，但又补充说：中国很想让它那些狂妄的邻国知道，它们要是对中国和本地区其他国家捣乱，那是不会不受到惩罚的。

    由于时间相当晚了，我提议明天上午再谈。邓对此表示同意。

    下午的会谈持续了两个半小时。

    邓小平与卡特举行中美双方会谈。

    后来有的西方评论家注意到，邓小平这次在白宫谈到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就与毛泽东强调战争不可避免有不同之处。邓小平强调的是中国不想打仗，中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来进行实现现代化的经济建设。这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

    一个反对中美建交的参议员不得不说：你们把我打败了

    尽管它有珍贵的云石雕刻大壁炉，四壁装饰着英国橡木镶板，极显豪华与典雅，但与中国那能容纳五千宾客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相比，这个号称白宫第二大厅的宴会厅简直就像一个大一点的单间而已。这个宴会厅在肯尼迪时代经过装修改建，也只有140余个舒适的位子，好些美国社会名流、政府要员及大企业家都没法参加这个宴会。这次宴会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和美国三大电视网同时实况转播，被人们称为“全世界大多数人都睁大眼睛注视的宴席”。

    外面是寒冷的冬末景色，宴会厅的四周竟然开放着各种色彩的山茶花。客人们都大吃一惊。原来，卡特对这次宴会是颇花了一番心思的。宴会上装饰着特地从卡特的家乡——佐治亚州运来的1500株各种颜色的山茶花，表达了主人的心意，也使宴会厅充满了春天的气息。

    卡特深知，宴会厅的座位再少，也不能少了两个对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过贡献的前任总统尼克松和福特。这是尼克松总统自从因“水门事件”辞职后第一次出现在白宫的公众场合。除了邓小平，尼克松成了特别引起传媒关注的焦点。1975年底福特总统访华时，邓小平尽管内部受到批判，但对外仍主持了与福特进行的外交谈判。尼克松1976年2月下旬再次访华时，邓小平已经遭到软禁，失去了领导权。这次在白宫，是尼克松与邓小平的第一次见面。在宴会上，尼克松很高兴对邓小平谈起第一次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访问。邓小平告诉尼克松：“你来的那时候，我还远在长江南边。在一个叫南昌的省城郊区的机械厂做工。得知毛主席请你来访问，我是很高兴的。”

    布热津斯基见白宫的工作人员和中国客人都对尼克松表示热烈欢迎，不禁想到副总统蒙代尔等都曾反对邀请尼克松，认为尼克松出席宴会将引起麻烦。

    尼克松很大度，认为应以美中关系为重，不想惹起麻烦。卡特总统最后还是决定邀请尼克松，因为尼克松对开创美中关系起过重大作用。

    卡特在一旁看着邓小平与尼克松说话。他在回忆录里写道：

    虽然尼克松不认识中国的现领导人，但是他很高兴在这个短暂的招待会上同他们谈论他自己以前的访问。从中国人私下的言论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始终是他们敬重的朋友，他们认为有关“水门事件”的指责算不了什么大事。

    邓小平在宴会上用祝酒词的形式宣布了此次中美会谈中的一个突破，将反霸内容写进即将发表的联合公报中。他说：

    我们两国曾经在三十年间相互处于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

    但是，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正是因为这样，我们顺利地达成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不仅如此，还在关于建交的联合公报中庄严地作出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应当谋求霸权，并且反对其他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承诺既约束了我们自己，也使我们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增添了责任感。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也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强大因素。

    宴会进行中，美国着名歌星雪莉·麦克莱恩来到邓小平面前说：“副总理阁下，我对你的个人经历极感兴趣。”

    邓小平幽默地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金奖。”

    在场者听了齐声喝彩。这时，中国驻美使馆人员陪着一个秃顶老人给邓小平介绍说：“这就是费正清教授。费先生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呼吁奔走了五十余年啊。”

    邓小平肃然起敬地与其握手。他早就听国内梁思成教授说过费正清的名字是“正直清白”的意思。他读过费先生的专着和文章，还知道费先生从1932年开始以外交人员和学者身份来华，在中国有传奇的经历，其后在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四十余年，是西方公认的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专家。

    两位老人握着的手都没有松。邓小平问：“教授贵庚？”

    “七十二岁。”

    邓小平说：“我今年七十四岁。”

    费正清惊奇地打量着脸色红润的邓小平，感叹地说：“你满头银发，我却秃头了。”

    邓小平忙说：“这证明你用脑很多，成就很大！”

    国宴结束后，卡特觉得度过了一个很愉快的晚上。在宴席上，邓小平谈笑风生，无拘无束，卡特对人说：“与邓相伴会使人觉得很高兴。”

    在整个宴会期间，邓小平喜欢谈论中国的生活和国家的面貌正在发生的变化。两人还就传教士的问题产生了心平气和的争论。卡特谈起了从小他就对到中国去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很感兴趣，就说：“在我小时候，当海军的舅舅常去中国的港口，就给我们写信描绘了中国。回国休假的传教士放了有关在中国传教的幻灯片。”

    邓说：“是的，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传教士深入到了中国的内地。在我们老家四川也能看到他们的足迹。”

    卡特说：“我把母亲给的零用钱一分分节省下来，去看这些传教士所放的布道的幻灯片。看后使我懂得了把中国人看做朋友。懂得中国需要医院、食品和学校，需要懂耶稣基督是救世主的道理。我们都把这些传教士看成是杰出的人。”

    邓小平表示了不同看法，说：“许多传教士到中国去，只是为了把东方的生活方式改变为西方的生活方式。当然，他们当中也有一些是好的。他们开办的一些医院和学校至今都还在。”

    卡特试探着问：“那我们可以再派传教士去中国布道吗？”

    邓小平明确地说：“现在时代不同了，尽管我们主张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我们不赞同恢复任何外国人到中国传教的活动。中国的基督教协会也赞同我的意见。”

    卡特又建议说：“中国是不是可以考虑允许不受限制地散发《圣经》及人们有做礼拜的自由？”(在卡特总统卸任后到中国访问时，发觉邓小平考虑了其所提的那两个建议。)两人从宗教还谈到了去麦加朝圣的问题。邓小平对卡特说：“中国的穆斯林也许有七百万之多，政府不干涉他们的信仰。”

    卡特问：“中国让不让这些信徒去麦加朝圣呢？”

    邓小平说：“目前没有同意。可是，如果到麦加朝圣是意义重大的事情的话，政策是可以改变的。”

    两人当然也谈到了台湾问题。邓小平坦诚地说：“中国是愿意用和平方式解邓小平夫妇在卡特夫妇陪同下，在肯尼迪艺术中心观看演出。

    决台湾问题的，但我们不会把自己的手脚捆绑起来，那样反而不利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当时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尚未建交，会谈后，卡特很快就把这一信息转达给沙特阿拉伯的领导人。

    卡特是这样记述招待邓小平的这个晚宴的：

    在正式的祝酒词和私下的谈话中，人人都心情愉快、兴致很高，好像有意要打破常常使这种场合气氛沉闷的正式外交客套。我特别高兴的是，看到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迫不及待地当面探问他们以毕生精力研究的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代的风俗习惯。

    宴会结束后，邓小平夫妇在卡特夫妇及女儿艾米的陪同下，出席了在肯尼迪艺术中心的文艺晚会。这是一家石油公司资助五十万美元举办的，堪称卡特总统任期内最讲究的活动。

    这次晚会，主人安排了好些美国明星演员参加演出。美国着名节目主持人安娜·威尼斯勒把节目安排得极为出色。精彩纷呈的现代芭蕾舞演出使人如入仙境；着名钢琴家鲁道夫·塞金、歌唱家及吉他演奏家约翰·丹佛的表演令人陶醉。主人获知邓小平爱好篮球，还安排了哈莱姆环球游览职业文娱球队的篮球表演，博得全场喝彩。世界着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亲自登台。美国宇航员格伦为迎接中国客人也罕见地登台表演。整个晚会高潮迭起，掌声不断。最后的节目是一群天真活泼的美国儿童唱起了中国歌曲，使晚会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达到最高潮。邓小平夫妇和卡特夫妇登台与演员们见面，邓小平拥抱亲吻小演员的场面极为感人，在美国传为佳话。

    卡特在这天晚上的日记中这么写道：

    在肯尼迪中心看了一场精彩表演。表演结束后，邓和我还有他的夫人卓琳女士、罗莎琳和艾米走上舞台同演员见面。当他在拥抱美国演员，特别是唱了一首中国歌曲的儿童时，确实全场感情激动。他吻了许多演员，报纸后来说许多观众流下了眼泪。

    一直强烈反对同中国建交的参议员拉克索尔特在看了这场演出后说，我们被他打败了；谁也没法对唱中国歌的孩子投反对票。邓和他的夫人看来真的爱人民；他确实令在场的观众和电视观众倾倒。

    也许是因为他充满活力和个子矮小，邓那天晚上成了艾米和别的儿童最喜欢的人，而且看来这种感情是双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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