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他要到国会山上来开会，年轻的妻子姗伦要他到林肯纪念堂前去试一试，让海鸥来检测一下他是恶还是善。她说，那里的海鸥很通灵性，绝不会落在恶人的肩上，只会落在心善者的肩头。
2月初的这天，国会参议院外委会要开会对他的首任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的任命进行确认。这个确认工作首先就是要在参院外委会进行一次程序性的辩论。他也知道，曾经有总统任命的驻外大使人选被参院外委会否决。对他的任命经国会确认后，他才能赶赴北京主持预定3月1日举行的美国驻华使馆的开馆仪式。卡特曾经对他说，鉴于他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这一任命是能在国会顺利通过的。对于听取这场与自己有关的辩论，他早就做了思想准备。但是他更感兴趣的，是按姗伦的意思来测一下善恶。于是，参院开会之前，他独自提前来到了国家大草坪。大草坪的东端是国会大厦，西端就是那座神殿似的林肯纪念堂。
当他沿着草坪走到林肯纪念堂前的时候，群集的海鸥在他身旁的倒影池边嬉戏。他想起，那年(1963年8月23日)20万人在这里举行和平集会，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在纪念堂东台阶上，发表了那篇金声玉振的着名演说《我有一个梦》。姗伦还告诉他，马丁在演说开始前，就有好几只领头的海鸥轮流在其肩头驻足。想着想着，这时，他突然感觉到右肩头有一丝极为轻盈的颤动，竟然有一只海鸥收起翅膀驻足在他的肩膀上。他很高兴，似乎这只海鸥懂得他的心思。
他生怕惊飞了它，就小心侧脸望着这只海鸥。他心里甚至想，要是这次外委会有些人投反对票，他的首任驻华大使的任命通不过，他也不在乎。他在乎这些神灵似的小鸥鸟确认了他的心是善的。
他按时来到了国会大厦，出席在参议院会议大厅举行的外委会对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任命确认的程序性辩论。辩论会一开始，首先是与台湾关系很密切的参议员赫尔姆斯对他作了强烈的批评。赫尔姆斯说：“在建交谈判的过程中，伍德科克先生没有能够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一个直接表示不会对台湾动武的承诺。我当然充分意识到，伍德科克大使所执行的政策是白宫和国务院所制定的；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伍德科克先生自己曾经主动介入，努力争取得到中国方面的承诺。”
针对赫尔姆斯的批评，他在答辩中为自己在建交谈判中的表观作了辩护：
“我个人认为，坚持要求中国放弃武力攻台，只会使建交谈判遇到路障、陷入僵局而已，因为所谈判的是主权问题。这实质上是试图让一个主权国家承诺不使用武力来对付认为是它境内一个省的问题。”
赫尔姆斯即刻反驳说：“在我看来，伍德科克先生不愿意在北京共产党政权那里为台湾的安全争得任何利益。”
伍德科克又辩驳说：“我们的确在建交谈判中明确地坚持了台湾问题应该和平解决的这一立场。我们完全有权力在必要的时候采取任何行动保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因而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已从中国政府得到了最好的保证。我当然不会反对在国会即将制定通过的有关美台新关系的法案中强调美国在台的安全利益；但是，我想提醒的就是，如果该法案的语言与中美建交协议相抵触的话，那将是最不幸的事情。”
雷纳德·伍德科克的驻华首任大使资格确认程序在2月8日参议院外委会上通过，投票结果是14比1。那张唯一的反对票就是赫尔姆斯参议员投的。
但是，在投票顺利通过后，又横生出波折来。
由于参议院的传统习惯允许个别参议员延迟对政府官员任命的确认，耿耿于怀的赫尔姆斯参议员威胁说，要动用这一惯例，“冻结”参议院大使确认投票。
外委会主席丘奇表示同意，将确认延迟至外委会结束对台湾关系法的审议工作。
丘奇解释说：“最好能让参议院知道，委员会对台湾问题提出何种建议，因为这样会影响部分议员们的选票。”
卡特获知后十分焦急，中美双方议定的3月1日双方同时开馆的时间就要到了。如果届时因确认问题伍德科克未能去北京，这将使白宫十分难堪，也会对卡特的对华新政策造成不良影响。2月12日，卡特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改变了过去的强硬态度，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不会接受来自国会的任何提案。我只是认为，任何提案在向台湾提供安全承诺方面都不能走得太远，否则将不会被接受。”
正在此时，中国开始了在中越两国接壤地区进行一次自卫还击军事行动，中国的战斗部队有节制地越过了边境线。
白宫高层人士早就知道这场战事会发生，这一行动也自然成了许多国会人士关注的焦点。赫尔姆斯更是借此反对对伍德科克大使的确认，这个极右参议员说：
“在中越战争爆发时确认伍德科克的大使资格，将在许多人心目中产生一种错觉，好像美国参议院同意中国的行动，在这件事上加盖了认可的图章。”
马里兰州共和党参议员查理·麦修斯和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早川就表态说，他们之所以反对伍德科克的大使身份，主要是因为中国对越南的军事惩罚行动。麦修斯如是说：“美国不应该向一个麻烦地区传递一个错误信息。我们将清楚地告诉中国人，他们不能一面进行战争，一面又期待着与我们的新关系得到发展。而传递这个信息的最好办法，是延缓对伍德科克大使的任命，延迟到将来较为合适的时候。”
丘奇主席则为卡特政府的任命辩护说：“我相信任命一个驻华大使并不意味着美国支持中国的行动。当总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他并没有建立一个与中国的盟国关系。承认中国并不是官方承认和批准那个政府的所有政策。总统所做的一切只表明……美国30年来的亚洲政策一直抱有的一种幻觉，终于被打破了。过去这个幻觉便是，中国政府只有一个，而且在福摩萨(台湾)岛上。”
伍德科克大使在国会为台湾问题激辩。
多数党领袖罗伯特·伯德参议员持有与丘奇相同的观点。他说：“要是我们参议院推迟确认伍德科克的大使资格，那将使苏联人乐得手舞足蹈，他们会得到他们不应得到的好处。苏联人知道美国与中国两国关系正常化是一个事实，但是他们一定非常愿意看到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又增加了一种障碍。”
参议院在程序表决之后就是全体会议最后表决。赞成票与反对票的比例是82比9。伍德科克的大使任命最终获得通过。除了民主党议员查理·麦修斯以外，所有反对票都是保守的共和党参议员投的。有趣的是，国会里一些最为保守的人士，诸如巴里·戈德华特和保罗·拉克索尔特也投票支持伍德科克。虽然戈德华特曾经在早先的程序投票中反对伍德科克，但他最后改投赞成票。戈德华特说：“总统是有权力选择他自己的大使的。”
伍德科克终于在3月1日开馆仪式前赶到了北京。与此同时，中国驻美国首任大使柴泽民于同日在华盛顿举行了中国驻美大使馆开馆仪式。
1979年3月1日，中国驻美大使馆正式开馆，换下了中国驻美联络处的老牌子。
几经曲折，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终于顺利举行开馆仪式
中越边境战事2月17日凌晨打响刚一个钟头，信息就传到了白宫。
当时正是华盛顿时间2月16日下午。就在这数天前，伊朗正发生霍梅尼的革命，被称为“真主的灵魂”的霍梅尼从巴黎飞回德黑兰，宣布废除帝制，美国驻伊朗使馆两天前曾经短时间被人占领，在伊朗东北部监视苏联导弹试验的一个情报监听所里一些美国空军雇员被抓走了；经过几天努力，使馆已经恢复正常，被抓走的美国雇员也已经获得释放。为此紧张了几天的卡特正要松一口气时，就传来了中越边境发生战事的消息。
由于邓小平访问华盛顿期间，与他秘密地讨论过中国要对越南惩罚的事，因而他对这场战事爆发并不感到意外。他一直是十分关注着邓小平访美之后的有关反应和邓小平的动态的。
据说，在邓小平离开后，他曾经分别询问过万斯和布热津斯基：“中国人会不会真正地对越南进行邓说的惩罚战争？”
作为国务卿的万斯如是说：“我看不会。越南人刚刚跟苏联人结盟。真要打起来，苏联根据盟约必然介入，中国人目前还不是苏联人的对手。再说，邓小平也不傻，虚张声势要打而已，有《孙子兵法》传统的中国人绝不会去同时面对一南一北两个敌手。”
万斯是有名的律师出身，因而卡特笑着说：“你这是律师的观点。根据是苏联人不会违背刚刚签订的苏越盟约。”
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如是说：“我看中国人准会教训越南人。
我从与邓的这次接触中，感觉要打。中国《孙子兵法》有‘远交近攻’之说，邓此次访美解决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从战略眼光考虑，他可以惩罚越南这个近邻了。”
卡特问：“你觉得打起来苏联会介入吗？”
布热津斯基笑了笑，说：“我了解苏联人，他们只会为自己的迫切私利才会介入，他们不会仅为越南人介入。而目前，苏联人没有要与中国人打仗的迫切需要。去年，他们还一度想缓和与北京的紧张关系。”
卡特自己是认同布热津斯基的观点的，也很欣赏其能从战略上来分析具体问题，因而嘱咐布热津斯基要预先考虑美国对中越交战将采取什么对策，以应付万一。
邓小平于1979年2月5日飞离美国，返程途中顺道在日本访问了三天，于2月8日下午回到北京。一个星期之后，2月17日凌晨，中国边防部队从广西的龙州、镜西和云南的河口、金平地区出击，对越南在中越边境用以对中国进行挑衅的各种军事据点实施粉碎性打击。
中越间战事打响后，国际舆论迅速作出了反应。从全面来看，对中国是有利的，大多数国家表示中立和主张谈判解决，只有苏联及东欧集团十分恼火地大骂。还有不少国家表面上中立，实际上偏向和同情中国，同时也担心苏联介入而使冲突扩大。在中越边境的枪炮声中，国际社会注目的焦点是中苏美三方的微妙关系。
布热津斯基领会了卡特总统的指示，早就开始考虑美国的对策。为了避免出现美国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局面，脑筋很活的布热津斯基想出了一个点子。这就是：美国既批评中国的军事行动，同时也谴责越南占领柬埔寨，并要求中、越双方各自撤军。估计越南与苏联根本不会接受美国这个建议，此计在外交上可以给中国打掩护而又不牵连美国。
卡特在白宫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进行紧急磋商。副总统蒙代尔、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国防部长罗德·布朗、国务卿万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布朗、中央情报局局长菲尔德·特纳等要员都到会。会议一开始，布热津斯基就首先介绍有关情况：越南已经很明确地将自己和苏联集团拴在一起了，而苏联则通过同越南于去年(1978年)11月4日缔结《友好合作条约》，通过将苏联海军与空军力量进驻金兰湾而被看成站在越南身后的一个坚定的军事盟国。美国情报系统看到了也强调了苏越关系的这种特殊之处。该条约一签订，苏联随即进入金兰湾的海军基地，大家都知道，这个基地是美国在越战时期所建造的基地。这象征着什么，不言也自明。情报表明，苏联在这个基地上又加强了种种军事设施，是为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穿越印度洋到红海中苏联控制的索科特拉岛这条线上航行的苏联舰队，提供停靠、加油和维修的据点。而苏联空军“熊”式远程侦察机也以金兰湾为基地。
最新情报表明，苏联在这里设置了一个中队的米格-21战斗机和用以跟踪美国在西太平洋军事行动的其他电子装置。以设备之完善而言，金兰湾和索科特拉都比不上美国在菲律宾的苏比克和克拉克两个军事基地，然而它们是苏联海空军扩大远距离活动范围的有力助手。美国对此情况的严重性不能低估。
在作了战略分析之后，布热津斯基即针对中越战争提出了早已经考虑好的方案：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应该同时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挂钩；与此同时，向苏联发一信息，敦促他们不要采取可能导致形势更加严重的行动，特别是不要采取调兵遣将或者其他形式的军事行动。布热津斯基还极力主张，在此信息中增加一句话，表示美国也准备采取类似的克制态度。他解释说，必须使苏联意识到，这里是对等的，这句话包含着要是苏联动手的话，美国也要作出军事反应。由此可见，美国对中越边境战争的指导原则是：不直接卷入，同时敦促苏联不介入，力争冲突不扩大，确保美中两国刚开始正常的关系不因此受影响。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后，白宫及国务院先后举行新闻发布会，在公开表态中，对中国是形式上有批评，既谴责越南侵略柬埔寨，也谴责中国对越南实施的自卫还击；但实际上是帮中国的忙，要求中、越从越、柬“双撤军”，并指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扬格积极推动联大安理会开会讨论整个印度支那的形势，以此来压越南和苏联。
中越战争打响的当天，卡特曾经通过美苏热线电话告诫勃列日涅夫，不要采取任何可能恶化目前局势的行动。两天后，勃列日涅夫通过热线传送给卡特总统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件，但卡特丝毫不为所动，命令万斯和布热津斯基按照既定的政策执行。卡特总统还在致勃列日涅夫的信中表示，苏联如果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将重新估价其在远东的安全地位，并在军事上作出反应。同时，美国在联合国中坚持，必须把中国同越南撤军同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联系起来。
勃列日涅夫对卡特总统的态度极为恼火，却又无可奈何。
2月20日，中越战事爆发后的第三天，卡特总统在佐治亚州理工大学的一次讲话中，淡化了中国对越的军事行动。他对美国公众说，那个地区的军事冲突只是共产党国家之间一次并不很重要的冲突，它不会危及美国的利益。他谈到中国对越军事行动是这样形容的：“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们看到了越南人入侵柬埔寨，因为这个结果，中国在中越边界采取了穿越行动。”
但是，美国政府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核心组织特别协调委员会(SCC)的会议上，也有人提出要取消已经准备启程的美国政府代表团的访华计划。
这个访华计划是在邓小平访美期间商定的。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由美国财政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率领的中美建交后第一个美国政府高级代表团访问中国，并由此部长主持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开馆仪式。
针对这种情况，睿智的布热津斯基在特别协调委员会上建议首先对总的原则达成一致意见，即：不要让中越之间的危机影响美国分别同苏联、中国的双边关系。结果这个意见获得了一致的赞成。这样，后面再提出讨论取消布卢门撒尔访华提案时，布热津斯基名正言顺地指出，取消此访华计划不符合大家刚才都赞成的既定原则，即：不要让美国同这两个主要强国分别保持的双边关系受到影响。同时，他还亮出一封来自伦敦的电报说：请到会诸位留意一下英国首相卡拉汉的这封电报，电报称英国工业大臣将于当天前往中国，卡拉汉决定不取消此行，因为那样做不符合英国的利益。
会后，布热津斯基把特别协调委员会此次会议的书面报告呈送给卡特总统决断。卡特阅后，即果断地在报告上批示：布卢门撒尔应该去。
与此同时，国会传来消息，有人提出的因中越战争而推延对首任驻华大使伍德科克任命认定的提议，遭到了否决。
于是，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和夫人于1979年2月24日在中越战争的炮声中开始了对中国的访问。这是中美建交后访问中国的第一个美国政府高级代表团，意义非同一般。2月27日下午，邓小平就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布卢门撒尔部长，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3月1日下午，布卢门撒尔部长与伍德科克大使一起，在北京举行了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开馆仪式。
苏联对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高级官员在这种时刻访华十分恼怒，攻击西方世界对中国搞“绥靖”，并指责美国纵容和默许中国“侵略越南”。苏联政府曾经于2月18日发表声明，指责中国推行“霸权主义”，说中国“侵略”了越南，并声称要根据苏越同盟条约履行其“义务”。但苏联实质是色厉内荏，只是给越南空运了一些物资，虚张声势地派遣了一些舰只到南中国海游弋，在中苏边境并没有轻举妄动。
当时，中国从战略上着眼于中美以及其他国家同苏联及其盟友的扩张与尖锐对立的国际格局，而采取了惩罚越南的自卫还击行动，实际上是敢于对大小霸权主义者说“不”。这对于一切受到大小霸权主义者威胁的国家和人民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和鼓舞。中国主动从越南撤军后，越南却赖在柬埔寨不走，使越南在国际舆论谴责声中，陷入十分被动之境地：事实也让越南明白了，虽说刚刚签了盟约，苏联也是靠不住的。
刚刚建立的中美关系，在这次中越战争中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1979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普赖斯为团长的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议员团时，就这样说：我们在教训越南时，对美国政府的立场和表明的态度是满意的，就是提出中国从越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就是对这个态度我们满意。4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丘奇主席率领的美国参议院外事委员会访华团时，又从全球战略的高度，对教训越南的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邓说，在美国的时候，我就对卡特总统说，我们要教训一下越南，虽然我们当时的题目只是限制在中越边界范围内，但实际上不是从中越两国角度，也不是从印支角度考虑，而是从亚洲、太平洋的角度，也是从整个全球战略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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