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道院纪事》是一部关于人类意志力的小说。小说由两个故事构成：第一个故事讲的是国王劳师动众建造修道院，即国王的意志；第二个故事讲的是发明“大鸟”这种飞行器，即人类联合的意志。国王的意志是以人民的血汗和牺牲为代价，使人类相互对抗，而如果人类的意志联合起来并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那么，不但能对国王的意志提出挑战，而且最终能实现人类的梦想。
但这不是一部历史纪实小说。这部小说应该是想象的产物，小说赋予“历史”以超现实的夸张和变形，使历史看上去像一个神话。小说描述了许多奇迹。比如，在修道院停放的尸体不腐烂也不僵硬，四肢还像活着时那样任人轻轻挪动。这尸体放在那里，能使盲人复明，能使跛子走路，后来人们埋了尸体，奇迹不再。比如，书中的女人布里蒙达在早饭前具有超人视力。更大的奇迹应该是“大鸟”飞升的叙述：一块块琥珀吸引垂死者的意志，从而使“大鸟”靠众多意志的力量升上天空。什么是奇迹？奇迹即是超越我们自身限度的事物，但它应该蕴藏在人类内心的深处，是人类内心深处的景观。人类通过梦想抵达令人激情澎湃的神秘区域。
我猜想萨拉马戈的小说受到马尔克斯的影响。我指的是马尔克斯的小说可能是萨拉马戈灵感的源泉。比如，修道院和飞行器，在《百年孤独》中就有一个用钟摆机器制造一个飞行器的故事，还有一个飞行员飞过修道院因为爱上一个人而一头扎了下来的故事。比如萨拉马戈的另一部小说《失明症漫记》显然受到《百年孤独》中“文明失忆症”的启发。又比如，他们的叙事同样具有巴罗克风格。但即使这样，他们彼此的区别相当大。马尔克斯更原始，更感性。马尔克斯的世界具有人类原初的单纯力量，但又有一种庞大的多种成分混合的喧嚣。而萨拉马戈是个理性的世界，他的创作方式需要想得更清楚，需要更强的逻辑能力。
七、污秽尘世中的女性光芒
试图用一个词概括一位作家是不可能的，但词语有这样一种功能，写在哪里，哪一部分就会裸露，当然相应地，其他的侧面就可能被遮蔽。但不管怎么说，这是写文章的很好的办法。当然这不是我发明的，这套我是向评论家们学来的。评论家总喜欢用一个旗号来概括数量惊人的小说。
因此，我有理由不去谈马哈福兹这位笨重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其他好的或不好的方面，只谈谈他笔下的女性。他笔下的女性确实写得好，他对待女性的态度充满了尊敬和爱怜，同时似乎怀着某种深远的内疚和忏悔。马哈福兹喜欢关注那些风尘歌妓，在他的笔下，这些女性似乎是另一种类，她们饱满、健康、敢作敢为，与一般的良家妇女比，她们显得更为光彩照人。这大概是因为她们活得更真实、更本性的缘故。考虑到马哈福兹生活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埃及，考虑到伊斯兰教对妇女的比较严厉的禁忌，马哈福兹这样写就需要有一定的勇气。马哈福兹说，“这些堕入风尘的女子比身上贴着虚假光圈的政治人物要高尚得多”。
在《梅达格胡同》中，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恐怕就是那个叫哈米黛的姑娘。这个有着乌黑的长发，紫铜色的皮肤，身材苗条，浑身焕发青春魅力的姑娘的命运非常令人揪心。她和阿巴斯相恋，但她渴望嫁一个财主。后来哈米黛真的遇见一个有钱人，但这个有钱人是一个妓院老板，在他们的新婚之夜，这个有钱人对她说：一个美国军官肯为一个处女花五十镑的大价钱……阿巴斯一直在寻找哈米黛，一天，阿巴斯在一个酒吧看到哈米黛正在一群士兵中间饮酒取乐。阿巴斯和士兵们打了起来。阿巴斯被打死了。在小说中，哈米黛的性格十分复杂，她是冒险的又是保守的，是纯真的又是世俗的，是感性的同时又是有心计的……评论家在谈到这部小说时，认为马哈福兹借这个叫哈米黛的女人影射着埃及的历史和现实。
在《声名狼藉的家庭》中，马哈福兹刻画了一位有着吉卜赛人一样热情的少女。小说起始于一次邂逅（这是古典小说惯用的手法，比如蒲宁的《幽深的林荫道》也用这种方式结构故事，现代作家不会再用这种做作的方式了），因邂逅引发了记忆深处的少女时代的故事。这则表面上看起来是关于少女的爱情故事，因为同“现在”相联系，因此也是关于少女命运的故事。在记忆深处闪着炫目光亮的少女最终成为一个黯淡的靠政府救济金生活的老女人。但后来的黯淡使少女时代的光芒有一种令人心痛的效果。少女出生于一个“有许多可怕的闲言碎语”的家庭，这个家庭喜欢“不戴面纱，涂脂抹粉，在外面走”。这一家的女人有着“放荡”的名声。小说在描述爱情中的双方时表面上看是纯真美好的，但在文字深处，我们可以体验到双方对此事的完全相反的反应，少女的大胆和坦诚与男人的阴暗和胆怯纠缠在一起，成为小说叙事的动力。马哈福兹总能够这样有力地把握人物心理的微妙之处。
我在《三部曲》里读到了马哈福兹对女性的强烈的愧疚感。在威严的丈夫的意志下生活的艾米娜的卑微令人心碎。小说开头，因丈夫出差给这个家庭带来极大的欢乐，但同时展开的是艾米娜对得到的欢乐（仅仅是去了一趟清真寺）的不安和内疚，于是我们看到这欢乐被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压抑着，使欢乐成为一种折磨人的力量。这种力量导致了艾米娜被一辆汽车撞伤。丈夫知道了艾米娜违反他的意志去了清真寺，把她驱逐出了家门。在小说最后，老年的艾米娜可以不受束缚地去朝拜清真寺，而她的丈夫成了一个独守空室的老朽。这一方面确实是真实的世俗图景，同时，也是马哈福兹对女性愧疚感的一种补偿。
马哈福兹是一个以现实问题为写作出发点、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主义情怀的作家。像所有第三世界的作家一样，他具有谦虚的美德。我猜，在他们那里，谈起西方文化也一定像我们这里一样是仰着头的吧。“世界指的是西方文明”（马哈福兹语）。在获奖前马哈福兹称自己不是一个伟大作家。但获奖后，他说，“民主是建立在大多数人的意见上，既然大家说我伟大，我似乎可以接受”。这就是诺贝尔奖的力量。
八、笨拙和轻逸
从个人趣味来讲，我一般更喜欢那些有着疯狂念头的家伙。因此，我就忍不住想说一说君特·格拉斯和他最好的小说《铁皮鼓》。
一开始，《铁皮鼓》叙述的是奥斯卡的外婆的故事。奥斯卡只要一敲起他的鼓，那些沉睡的往事就会被唤醒。姥姥的故事就是伴随着鼓声诞生的。在密集的鼓声中，小说具有奔马般的速度。一个纵火犯在两个警察的追捕下，躲进了姥姥“肥大的裙子里面”。姥姥和纵火犯在这当儿发生了性关系，其结晶就是奥斯卡的母亲。其实这里格拉斯描述的场景是不“现实的”，现实的逻辑应该是：姥姥把这个纵火犯藏了起来，躲过了警察的追捕，然后纵火犯和姥姥有了纠葛，等到有“结晶”应该是个漫长的过程。但现在，在格拉斯的笔下，所有应该在“现实”逻辑中出现的世俗生活的隐秘形态都被放置在一条裙子之下，或者说被一条裙子所掩盖。这样在传统小说中可能要花十页完成的叙事，在瞬间就告完成。这就是现代小说的奇妙之处，它直接进入了身体，进入了本质。“现实”在想象中出现轻巧的面目，然后成为一柄利剑，刺在“现实”的心脏中。
小说的最初阶段，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繁殖”的主题。因此，性在这个阶段成为最耀眼的部分。奥斯卡密集的鼓声正好和性的激动人心和速度相吻合。当鼓声在追思往事时，性的形态还是比较含蓄和美好的，它至少用一条“肥大的裙子”遮掩着，它至少出现在那些照片中。这些照片显现的时间之流中，弥漫着性的气息。当小说写到1929年，性的描述开始变得粗鄙而扭曲。这是否在说明一个野蛮的时代来临了？我注意到格拉斯在描写性时的挑衅意味。如小说写到一个画家面对模特儿时，只有有了性冲动才能画出圣母像。
总的来说《铁皮鼓》具有古典小说那样的厚重和笨拙，但小说同样具有现代小说异常迅捷和轻逸的特点。小说充满了变形和夸张，充满了种种超验的事物。其实这部复杂的小说的基本元素只有两个：侏儒和鼓。侏儒是格拉斯观察世界的角度和方法，鼓则是人类的情感（或艺术）。小说就是从这两个元素生长出来的。这里侏儒既具象又十分抽象，侏儒具有广泛的隐喻性：侏儒可以代表底层社会；侏儒也代表着边缘，代表着与社会格格不入，代表着可以不遵守成人社会的伦理道德。也可以这样理解，纳粹时期的人都是侏儒，或者说只有侏儒才能在那个时期活下来。而那面鼓，在这部小说里是所有奇迹的源头，它代表着人类的想象，代表着真理，代表着反抗。这面鼓有识破假象的能力，当鼓声响起，那些在现实谎言中迷失的人们就能回到他们的童年时代，让他们随心所欲地哭和笑，他们内心的情感就会复苏。这面鼓在小说里召唤着历史和人性。因此，鼓也代表着艺术本身，而艺术的本质就是对现存思想和现实秩序的质疑，使扰乱的人心得以回归本真。
《铁皮鼓》应该算得上“宏大叙事”吧。但不知什么原因，在我们的语境里，“宏大叙事”似乎没有什么好名声。如果你去看看当下的小说，你会发现我们的作家往往有着相同的方向和姿势，但一定是逃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方向。这一点，我们还真应该向君特·格拉斯学习。毫无疑问，格拉斯先生精力比我们充沛，也比我们更关心国家、社会和政治。当然，这个人也并不一定懂政治，事实上，格拉斯先生常常受到人们的嘲笑。当然，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格拉斯先生首先是小说家，当然也是个知识分子。做小说家的知识分子比一般知识分子更加可以胡说八道一点。小说家从来不讲“政治正确”。比如两德统一问题，格拉斯当年显然是反对两德这么快统一的。并且统一这个事实让他非常伤心，并扬言不想待在那个国家。
当然，格拉斯对我们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也是要发表“看法”的。比如对911事件，他认为，一个文明社会对911之类的事件的反应，只应该有一种：文明。而军事打击难以舒缓当地人民的痛苦。我读过他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文章，当然也是很同情巴勒斯坦的，同我国政府的立场很接近。我发现在很多国际问题上，欧洲的这些左派知识分子同我国的立场往往不谋而合。
格拉斯这样做当然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读过他的小说就会知道，他是个什么事都喜欢批判一下的家伙。当然，我们很难做到以照格拉斯那样的方式参与社会。但在写小说这一领域，我们应该明白，小说的好坏不在于是否涉及社会或意识形态内容，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把鼓敲得激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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