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洞穿我们深渊的反省目光

    莫里亚克一生专注于两个世界：一个是可以在地图上指出的他的家乡法国南部波尔多地区，一个到处都是松林的地方；另一个则是人的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那里隐藏着不可名状的激情、欲望、痛苦和绝望。在描述前一个世界时，莫里亚克没有向我们指出建筑的结构、房内的陈设，也没有告诉我们松林的外部样貌、道路的去向，但莫里亚克却让我们闻到了松林地区特有的松脂香气，让我们听见了风声，感到了烈日的炙热。同样，莫里亚克在描述人的内心世界时，也不会告诉我们人物的外貌、衣着打扮、身材及发式，莫里亚克会让我们看见他笔下人物内心种种景象，从而让我们体会到为什么这个人会有如此突兀的行动，为什么一个一向平静的人会发出抑制不住的尖叫。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莫里亚克的思维，他喜欢的是“本质”，而不喜欢那些表面的东西，他希望自己的思维是一把刀子，一刀下去虽然范围不大，但会刺得很深，直扎入内心隐秘的核心。有很多时候，莫里亚克的两个世界实质上是重叠的，实际上只是一个世界，因为当小说中的人物的内心向我们展露的时候，我们同时看到了人性化的自然景观，这时外部世界的风雨雷电和人的喜怒哀乐混合了，就像镜子里外的实像和虚像。

    莫里亚克的叙事空间比较小，他一辈子都在探讨家庭内部的紧张关系。“就仿佛在二十岁时，对我以及可能成为我的作品素材的一切关上了大门……狭小的世界局限于正在改变的、可能正在消失的资产阶级……局限于一种宗教，或更确切地说局限于一种今天几乎没有剩下什么的宗教气息”。由于他的深入和锋利（无情），他让这些空间狭窄的家庭故事上升到了世界范围内的重大人类问题。莫里亚克向我们揭示了人类生活的真实境况：隔绝。而正是由于隔绝的存在，才有了莫里亚克小说中令人难忘的神秘场景和残酷事件。因此，莫利亚克笔下家庭成员间的冲突总是尖锐的无法调和的。如《爱的荒漠》中的父子关系，这对为了一个寡妇而成为情敌的父子生活在相互的猜忌和折磨之中；又如《苔蕾丝·德斯盖鲁》中的夫妻关系，小说一开始就向我们展示了作为新婚妻子的苔蕾丝不光要承受肉体的压迫（当夫妻间的身体最为接近的时候，苔蕾丝发现她的灵魂正在逃离这具压着她的肉体），更有思想的压迫（苔蕾丝发现她不能同丈夫说出她真实的思想，因为她一旦说出，丈夫就会用古怪的眼神看着她，或认为她在开玩笑）。后来苔蕾丝厌恶了这种生活，她试图毒死丈夫。当苔蕾丝把毒药投到丈夫的食品中时，莫里亚克实际上针对的是家庭内部的虚伪和专制，实际上是对摧残个性的家庭气氛的反抗。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事发后，丈夫为了顾全家族的体面，竟作伪证证明苔蕾丝无罪。莫里亚克将家庭比作囚人的牢房、孤独的深渊、漆黑的隧道、苦役船、荒漠。莫里亚克通过小说人物说：“我们和他人之间没有其他道路相通，只有触摸、拥抱……总之，是肉体的享受。”

    莫里亚克在揭示人性丑恶的主题的时候，伴随着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主题：反省。这可能是莫里亚克写作的动机。莫里亚克是一个天主教徒，因此宗教色彩是他作品的一个明显的标记。但莫里亚克从不向我们展示宗教的光辉，他向我们讲述的人类内心的“荒漠”，是人性中无边无际的黑暗，是难以摆脱的孤寂，是不能沟通的痛苦。莫里亚克就是用这种展示他所认为的人性恶的方法来促使人们走上反省的道路，他把自己的这种方法称为“用火把去照亮我们的深渊”。“这个小小的乡镇天地……为的是在上帝那无限的纯真面前验证人类根深蒂固的罪孽感。”当莫里亚克用这种悲观的目光注视着人类时，这位自称“从不对技巧考虑过多的”有着古典情怀的写作者实际上成了一位现代主义作家。

    十、分裂的话语

    我把《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这部小说概括为一部关于“话语压迫”的小说。作为一个锋利的作家，伯尔对来自世俗和宗教的权力而引起的不公平有着兔子般的警觉。在这部小说里，海因里希·伯尔探讨了话语权力对私生活的粗暴介入，这种介入导致了被介入者生活的全面失控：勃罗姆因愤怒而杀人，勃罗姆的母亲被气死，帮助勃罗姆的律师和朋友都遭到了程度不同的麻烦，有的失业有的生活尴尬。

    小说的主人公勃罗姆是个富有道德感、行为检点、头脑冷静、做事有条不紊的女管家。一天，勃罗姆在一个舞会上和一个叫戈顿的男子一见钟情。而这个叫戈顿的人是警察一直在追踪着的嫌疑犯（据说他曾抢过银行）。勃罗姆把他带到自己的住所。这一切当然逃不过警察的眼睛，警察把这屋子团团围住。第二天一早，警察冲进屋子时，屋里却只有勃罗姆。于是警察就把勃罗姆带走，开始审讯她。这一切被一家《日报》知道了，于是一场关于“强盗的情人被抓”为主题的大规模的报道展开了。《日报》“像发了疯一样地大做文章”，勃罗姆的家庭，她的父母兄弟，她的前夫都成了《日报》的报道内容。勃罗姆的私人生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这些报道里，话语开始露出它狰狞的面目。勃罗姆的身世很快就意识形态化了：她的早逝的父亲被说成是“一个隐瞒身份的共产党员”；她的母亲则成了一个“偷窃教堂里的弥撒酒，和她的情夫在圣器室里胡作非为”的人；她的令人讨厌的前夫则成了她这个“冷酷女人”的牺牲品和受害者。话语远离了事实，把事物的影子说成是事物本身，并且听上去是那么理直气壮，振振有词。

    对词语的敏感在小说一开始就显露出来了。同样的事实，总可以有不同的说法。在小说的开头，勃罗姆在接受审讯时和检察官之间发生了“一场真正的有关词义的舌战”。比如，她的东家布洛纳先生对她很“仁爱”，审讯记录上却把“仁爱”写成“亲切”。又比如有人对她一味地“纠缠”，记录上却用了“体贴”这个词。勃罗姆很敏锐地指出“词之间的区别对她具有决定性意义”。正是她这种对词语的求真态度才导致了她对《日报》的做法无法忍受而最终杀了那个记者。

    伯尔在一篇叫《语言是自由的庇护所》的演讲里说：“语言释放着具有双重性的东西：一些人为之欣慰，可以使另一些人受到致命伤害。”这里，伯尔提出了语言的良知问题。因为伯尔明白，语言可以揭示真相，也可以掩盖真相，我们可以把“杀戮”说成是“解脱灵魂”，把“侵略”说成是“解放”。“语言一旦被丧尽良心的煽动者、权术十足的人和机会主义者所利用，便可能置千万人于死地……可以像机枪喷射子弹一样喷射出语言……任何一类公民都可能因为语言而遭毁灭。”伯尔接着说，语言的裁判所只能是每一个写作者的良知。

    《日报》的报道继续在向深度进展。事物在这些报道里变形扭曲，报道中的勃罗姆的形象连她自己都认不出来。勃罗姆被说成是一个激进的有着反教会思想的人（事实上她仅仅是不去教堂）；因为她的美貌，确实有人一直在追求她，但《日报》就把她说成是“绅士客人”的女客，暗示她有“娼妓式的本性”；更让勃罗姆不能忍受的是她的病重的母亲因为记者的骚扰去世了，而《日报》把这一切说成是勃罗姆对母亲伤害的结果。这是一份勃罗姆周围的人都读的报纸，因而其杀伤力无比强大。勃罗姆感到即便是周围人对她的安慰也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叫人受不了。话语的压迫让勃罗姆用了极端的手段，她非常冷静地开枪打死了那个记者。“她从十二点一刻到七点之间一直在城里游荡，设想自己也许会感到懊悔，可是一直没有任何后悔的意思。”

    同时，勃罗姆的朋友们也陷入了困境。她的女伴及女伴的父母被说成是斯大林主义者（仅仅因为女伴的父亲逃到苏联并死于苏联）；勃罗姆的东家布洛纳先生的业务因为这事而凋零，使这个绅士成了一个不洗澡不讲究仪表的人，最后还在公共场所同人打了架。话语的重压使人们的生活完全脱离了正常的轨道。在这场大规模的语言的压迫中，最终以语言的全面胜利而结束。伯尔本人也因为这篇小说受到了“话语的压迫”，他的这部小说被说成是一部比“巴德尔—迈因霍夫”恐怖集团还要危险的作品，是一部鼓励暴力的小说。当然伯尔最终赢了，因为他在197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一下子成了德国的英雄。在获奖后的答谢词中，伯尔讲了作家在德国的处境：托马斯·曼被驱逐和开除国籍；赫尔曼·海塞移居国外，早已不是德国国籍；奈莉·萨克斯为人所救，死里逃生。看来，这些总是要发出异类的尖叫的德国作家注定是一群不为人所容的人。

    十一、森林大火

    怀特是那种雄心勃勃的小说家，这从《人树》的长度可以看出来。《人树》的中译本有702页，这个叙述斯坦·帕克一家从拓荒创业、生儿育女到最后斯坦去世的故事，具有欧洲古典小说气势恢宏、浑然一体的特点：人物众多，时间跨度大，故事应有尽有。怀特的叙事十分放肆，他的叙事空间宏大得望不到边际，因此，小说中的人物就有了一种遥望的姿态，就好像他们在回望一切的源头。在怀特的小说中自然是当然的主角，当怀特描述自然的柔和与暴戾时，我们能感受到作家特有的热情，感受到他过剩的精力和生命中的固执和倔犟。

    怀特在控制诗史般的场景时，他向我们展现了上帝创世般的耐心和精细（怀特让小说有着一个《圣经》般的开头，他的野心在一开始就昭然若揭）。在这部小说的第十二章，怀特描述了盛夏的一场森林大火，这里，我们可以见识怀特收放自如、得心应手的写作技巧。叙述在这时显得迅猛、坚定、毫不犹豫。天气是如此炎热，大火也许还在某处酝酿，但叙述里已经有了火焰般的热度。帕克的妻子艾米去阿姆斯特朗家送鸭子，在阿姆斯特朗家的窗口，艾米窥见男人们正神情专注地望着马德琳小姐裸露的双肩、胳膊与乳峰间的曲线。接着，艾米到了烟雾弥漫的厨房，或许是因为见到刚才那一幕，在这个粗俗的场所，已近中年的艾米说出了她一直存在的浪漫的梦想：“我们结婚的时候种了一株玫瑰，可从来没有谈论过它，那是最漂亮的东西中的一样。”艾米在丈夫面前一直表现为洁净的内心此时展露了它炽热的面目。

    接着，大火来了。“烟火已经发怒。暴躁的烟柱在丛林之上腾空而起。在这不成形状的团团黑烟中，好像有什么东西正被强迫着注入空间……”“一只狐狸惊叫着，从一片矮丛中跑出。它身上的火比它本身还凶猛……一只鸟从半空中跌落下来，除了鸟嘴全身冒火，掉进在烈火中痛苦挣扎的树枝之中。”当然，怀特不会忘记描述那些灭火的人，“火还没到，热气就把树叶烤焦了，手上的汗毛也燎得精光”。这些人都知道“企图同这场大火决一死战简直毫无意义”。

    这时候，小说出现了一个皮肤“皱皱巴巴，好像半透明的鳞片”的老头，他的双手像火柴棍，放在“树节似的膝盖上”。聪明的读者都会猜到一个奇迹，一个伟大的转折就要到来了。这是小说家常用的诡计。果然，这个像一只蜥蜴的老头说：风要转向，家园将要保住。当然这个预言得到了应验。但是，怀特没有让这个预言家成为一个英雄，他让人们很快忘记这个人。刚刚还处在绝望中的人们这会儿显得踌躇满志，好像大火的转向全是他们的功劳。我喜欢这个略带喜剧性的场景，在这个场景里，我听到怀特向人类发出了尖刻的嘲笑。

    火势转变了方向，转向了马德琳小姐那里，转向了人压抑着的火焰般的情欲。这时外在的火焰和人内心的火焰同时燃烧。大火把马德琳小姐围困在阁楼里，男人们抱着水管向马德琳的房子浇水，水射到她的身上，她的胸前湿透了，衣裙贴在胸口，“就像没有穿衣服似的”。这时，艾米叫帕克去救马德琳。帕克在接近马德琳前，他已经为她那柔软的肌肤而紧张不安。当他站在她面前时，她穿着长袍，光彩夺目，飘飘欲仙，“他几乎希望发生一场灾难，把他们俩都毁了”。“他突然希望自己的脸能陷入她的肌肤之中，去闻闻那温馨；希望分开她的两个乳房，把脸贴在乳峰中间”。他把她抱了起来，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是肌肤相触，而是筋骨相连，他们部分地失去了知觉。

    接着下起了大雨，火被扑灭了，世界恢复了它原有的宁静。原来裸露的一切都隐藏起来。艾米虽然渴望在灯光诚实的照耀下，双手捧住丈夫的脸，看清楚他的思想，但在这部小说里，艾米一辈子也没有了解帕克的内心世界，最后导致了艾米对帕克的不贞。就这样怀特描述的火灾不但灼痛了小说中的人物，也灼痛了每一个读这部小说的男人和女人。

    十二、双重加缪

    有时候，创造一门哲学是一回事，但他真实的内心世界恐怕又是另一回事。在大约写于1955年左右（即加缪去世前五年）的小说《叛逆者》中，加缪把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迷惑留给了我们。这是一篇关于仇恨的小说，小说充满了对人的不信任和对这个世界的失望。小说中人性固有的恶轻而易举地让理念中的善成为一种幻觉。

    一个传教士怀着善良的愿望，去野蛮人那里传播文明。无情的现实打破了他的幻想，他遭到了野蛮人的残酷的折磨：他们把他的衣服剥光，把他的头发剃掉，把他的舌头割去，让他成了一个奴隶。痛苦和折磨使他改变了原来的信仰，他否定原来所受的教育，成了一个叛逆者。他决定为主子服务，只有这样他才能摆脱奴隶的地位。后来，又有一个传教士来传道，是他亲手杀了这个来代替他传教的人。他成了一个被野蛮人极为欣赏的人物。

    在我的感觉里，加缪内心的热情和巨大的虚无感是同时存在的。虽然加缪一生都在否认他是个虚无主义者。我想，加缪身上有两种禀赋：一种可能同他出身贫穷有关，从他身上我们总可以见到洋溢的热情和上进心；另一种则是卡夫卡式的，他具有一种刺穿世界谎言的能力，总能非常迅捷地抓住这个世界的本质。而他的哲学就是这两种禀赋的混合体。所以，他在否认个人在宇宙中的任何意义（荒谬）的同时，也不忘告诉人们什么是幸福：西绪弗斯把巨石推向山顶，而巨石又一成不变地滚下来，加缪认为西绪弗斯心灵深处充满幸福，因为这尝试本身使他满足。因此，加缪的哲学就转化为这样一个问题，其本质已不再是人活着是否有意义，而是带着命定的那份折磨，如何去生活。但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当加缪写作时，对躯体及世界肉感的认同可能把他引向另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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