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之毒

    第二辑

    从世俗意义上来说，索菲亚有很多美德。托尔斯泰对自己的财产失去兴趣后，经营家产的重担都落在了索菲亚的身上。她替托尔斯泰生了五个孩子，把托尔斯泰的生活管理得井井有条。事实上，托尔斯泰晚年虽然越来越不能忍受索菲亚，只要见到她，他就心烦，但他也不得不承认，索菲亚是一位好妻子。“尽管我的过去是肮脏和不道德的，你却和我一起生活了近五十年，你爱我，为我生育、抚养、教育孩子，照顾我，没有屈服于任何一个像你这样充满活力、健康美丽的女人很容易被征服的那些诱惑，纯正地生活过来了，这使我不敢对你有任何责备……”

    信仰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于心灵的满足之中。托尔斯泰晚年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动，动不动就会流泪。当他的儿子看不惯他的作为，骂他神经病的时候，他不发火，只是泪流满面，以此表明自己原谅他的鲁莽。他经常说基督的伟大就在于他受难，在于他逆来顺受。“有人打你左脸，你就把右脸也转过去。”托尔斯泰的感动有时候是建立在自己的受苦之上的。托尔斯泰在1886年，曾徒步去奥普京修道院，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农夫，穿着粗布大衣，像一个苦行僧一样生活。他一路感动。这种感动也许是因为想到自己这样一个老爷，也在一路受苦，就有一种来自信仰的自我满足。在心理学上，这是一种“受难—快乐”模式，或“受虐—快感”模式。在宗教上有一种鞭笞自己的肉体而产生心灵满足感的方式，就是一种典型的“受难—快乐”模式。托尔斯泰这一时期确有一种自比基督的潜在雄心。事实上，他宽大的骨架，他的脸形及眼神和基督确有几分相似。

    现在，他已经厌烦了索菲亚包围着他的庸俗而腐朽的生活，他正在离家出走的路上。托尔斯泰内心的感动到达顶点。他觉得他正在接受神的考验。他知道他活着的时日不多了，但他认为他最后的一个月比他长长的一生都要重要。他拒绝坐上等车厢，他和私人医生坐在又冷又大的简陋的三等车厢里。车厢里脏而臭，到处都是垃圾。当火车停在阿斯塔波沃车站时，附近的农民听说托尔斯泰在火车上，纷纷赶来，要见托尔斯泰。后来，考虑到托尔斯泰的身体，他们派代表上火车见托尔斯泰。寒冷的车厢使托尔斯泰的病情恶化，当夜，他发起了高烧。他不得不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下车。由于当地没有旅馆，托尔斯泰被安排在车站站长的卧室里。

    托尔斯泰病重的消息迅速从这个小站传遍了全世界，阿斯塔波沃成了全世界关注的中心，成批的记者聚集到了这里，读者的慰问电雪片一样从世界各地飞向小站。家人也都赶来了，但托尔斯泰拒绝见索菲亚。可怜的索菲亚，在听到托尔斯泰出走的消息后，吓得跌倒在冬季寒冷的水池里。但托尔斯泰不愿见她。

    六位医生轮流照顾他。这令托尔斯泰反感。他说：“世上不只有列夫·托尔斯泰一人，还有别的病人需要照顾。”

    他感到自己快死了。他昏迷了过去。他开始说胡话。他临死前唯一的念头就是逃离。他说：“赶紧逃走，赶紧逃走……我要出去找一个地方，好让谁都找不到我。让我安静一点。”他昏过去后，索菲亚来到了他的身边。

    这时候，在遥远的莫斯科，东正教会正在讨论是否恢复托尔斯泰教籍的问题。讨论的结果是：不同意恢复。他们派人前去看望托尔斯泰，希望托尔斯泰临终前放弃他的“异端邪说”，那样的话，可以得到来自教长的临终祝福。当然，他们的这个目的并没有达成。

    他的儿子，谢盖尔，记录了他临终时说的几句话：“真理……我很爱……大家……”真理，这里有特殊的含义，可以理解为上帝之道，世界之善，或爱本身。

    托尔斯泰的遗体放入了灵柩，由农民抬着，准备安葬在雅斯纳亚·波利亚纳。一路上，有成千上万的送殡的民众护送，队伍长达数公里。当局怕民众闹事，出动持枪的宪兵维持秩序。当托尔斯泰下葬时，有人高喊：“警察，跪下。”宪兵们于是都跪下了。

    托尔斯泰走了。世界并没有按他的学说演进。他晚年的行为，可能有些走火入魔，但在他那里却是十分的真诚。托尔斯泰是一个身心俱佳的人，正是在这一点上，成就了他伟大的人格，进而成为他作品的最为闪光的部分。作为这世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他创造了无数光辉灿烂的人物，他的作品温暖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具有了永恒的品格。

    四、永远死了吗

    死于：1922年11月18日（终年五十一岁）

    死因：肺炎

    地点：巴黎阿默兰街44号

    葬于：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

    “我没几天可活了。”

    每次说起自己的身体状况，普鲁斯特总是这样申明。他说：

    “我在咖啡因、阿斯匹林、哮喘之间苟延残喘，算起来七天中倒是有六天是在生死之间挣扎。”

    普鲁斯特这么说完全是真诚的，但每当他这么说，周围的人都认为他夸大其词，认为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臆想狂。他的股票经纪人有一次就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你已经说了十五年了，眼看就要到五十了，可你还像我刚认识你一个德性……”

    一次，他向朋友奥德赫发出同样的抱怨。奥德赫规劝他：“不要一天到晚头脑中老是想着自己的病情。你得承认，比起欧洲的一团糟，你现时的情况要好得多。”

    可这次好像是要确证自己并非言过其实，普鲁斯特在第二年就真的过世了。

    普鲁斯特十岁那年得过一次哮喘病后，这病就终身跟随着他。这个病让他对什么都过敏，乡间的花粉，图书馆的尘埃，更不要说突然降临的寒流。他只好待在窗户紧闭的屋子里面。他从不见太阳，也不呼吸新鲜空气，更不要说去锻炼身体了。要是离开屋子，那一定是去赴宴。一次一次的得病使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他又患了失眠症，几乎每夜都睡不着。他害怕任何声音，害怕阳光。他拒绝闲人进入，屋中漆黑一团，简直与坟墓无异。

    他一辈子迷恋于他的床。在床上，他幻想着人间的奢华生活和一切富丽堂皇的事物。由此，他展开了同时间的搏斗。《追忆似水年华》可以说是一部关于重获时光的小说，在这部书中，一切细节——我们的无知和经验，都充满了永恒的意味。当然，这种迷恋也让他成为一个自恋狂。

    社交是他离开自己房间的唯一理由。虽然整天病恹恹的，但他本质上是一个纨绔子弟。他对社交有一种狂热的迷恋。他的通讯录上都是显贵；喜欢去里兹饭店大请其客，出手阔绰；费尽心力巴结、讨好沙龙里的贵夫人。安德烈·纪德甚至由此断定他是个喜好风雅、趋炎附势的社交名流。

    1922年10月的某一天，普鲁斯特参加完博蒙家的晚宴。回来的时候他着了凉，并得了上支气管炎。医生告诉他，只要好好休息就会没事。但那时候，普鲁斯特正在修订他的《失踪的阿尔贝蒂娜》。也许他已预感到了什么，总之，他没有休息，而是拼命工作。

    他的父亲和弟弟都是医生，但他似乎不怎么信任医生。他小的时候，有一位医生曾声称发现了根治哮喘的办法，结果小普鲁斯特让他做了一个鼻子软骨的切除手术。手术做了两个小时，普鲁斯特可以说吃尽了苦头。医生说：“你现在可以放心到乡下去了，花粉过敏、发热之类的毛病再也不会有了。”但手术后第一眼看到怒放的紫丁香，他便哮喘发作，差点小命不保。从此后他就对医生失去了信任。他的小说只要写到医生便形迹可疑。

    这次，他虽然病得很重，但也不准备听医生的话。他对女仆塞丽斯蒂说，不要让谁进入他的房间，他要工作。忠诚的女仆严格执行他的吩咐。他躺在床上口授，塞丽斯蒂替他记录。

    这部长长的叫《追忆似水年华》的著作，普鲁斯特已经写了十五年了。写作这部书是源于父母的相继谢世。普鲁斯特一直没有正经的职业，靠父母养活。他有很深的恋母情结，心智也不够成熟，对世事多愁善感，对男人的兴趣比对女人要强烈。父母死的时候，他还没结婚，可以说一事无成。他觉得自己应该干点什么了。1907年的某一天，他对女仆塞丽斯蒂说：“我要开始写作了。”

    他说到做到，他躺在床上，果然开始了绵绵不绝的回忆和写作。十五年就这样过去了，他终于完成了七卷本著作《追忆似水年华》。

    弟弟罗贝尔听说普鲁斯特拒绝治疗，便闯进了他的卧室。他要把普鲁斯特送进医院。但普鲁斯特粗暴地加以拒绝。他说：

    “让我安静一点。我不会离开这个房间的。”

    他死亡前的最后一夜，他在修改小说中关于老作家贝尔戈特死亡的文字。完了后，他让塞丽斯蒂出去，他要休息一会儿。但塞丽斯蒂感到不对头，偷偷藏在幕帘的背后。

    “塞丽斯蒂，你为什么不走？”敏感的普鲁斯特感到屋子里有人。

    “先生，让你单独在这儿我不放心。”

    “塞丽斯蒂，你撒谎，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又大又黑，一身丧服，非常难看，我很害怕。”

    塞丽斯蒂终于违背了普鲁斯特的意愿，让医生进了他的房间。但他已经不行了，死在弟弟罗贝尔的怀抱。

    普鲁斯特最后修改的关于老作家贝尔戈特死亡的文字：

    “……永远死了吗？谁能这么说呢？……人们将他埋葬。但是，下葬的那天夜里，整整一夜，在烛光照亮的书橱里，他写的书三本一叠摆在那里，相互交错，就像张开翅膀的天使，对已故之人来说，仿佛象征着他的复活。”

    普鲁斯特死后，葬于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普鲁斯特墓碑几乎被他的名字占满。没有墓志铭。他生前是个话痨，《追忆似水年华》是如此滔滔不绝，旁逸斜出。但在黑色的大理石上，他只留下他的名字。也许，他明白，他的个人精神都融入了他著名的《追忆似水年华》之中了。

    第三辑：无限之路

    本能的力量

    ——性在革命意识形态中的处境

    革命曾经是狂暴而壮阔的，具有无与伦比的先锋性和感召力。在革命过程中人性展现出无限的可能性和巨大的能量，革命的历史是泥沙俱下的，也是鱼龙混杂的，它的底部律动着个人的心跳，混杂着个人的理想、野心和私欲。但所有这一切都笼罩在一种创世般的天真氛围中，具有强大的精神性。与革命相伴相生的是风流韵事，似乎风流是革命的孪生兄弟。

    但不管革命如何壮阔，如何解放了个体生命，革命成功后，因为政权的合法性需要，必须对原本泥沙俱下或鱼龙混杂的历史进行重新构建与修饰，这个修辞术我们可以称为革命意识形态。经过革命意识形态的叙述后，革命的历程变得一尘不染，革命者都成了胸怀世界、理想高远、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纯洁的群体，成为刀枪不入、不食人间烟火的钢铁战士。当革命被建构后，革命的话语会反过来规约世俗的生活，使公众按照建构的理想模式而生活。

    革命意识形态是以“公”为核心的一种价值体系，它倡导公众“大公无私”。在这套价值体系中，“私”是必须去除的原罪。这里“私”的范畴是无比复杂的，它不仅仅是指私心、私利等，更指一切可以由个人支配的事和物，比如财产和身体。身体更是处在物质和精神的重叠地带，既是物的享用者，又是私欲的发源地，因此是“私”的最核心部分。而性作为身体的衍生物，更是私中之私。性本来就是隐匿的，有着私人属性，所以在革命意识形态中天然地成为“私”属原罪的一部分，成为禁忌，无法取得合法性地位。在革命意识形态中，一切与“私”有关的事物总是鬼鬼祟祟的，是见不得人的，是必须被丑化的，性也一样被丑化了。革命意识形态中的“性”是和邪恶的事联系在一起的。

    但人的本能需求及审美渴望并不因此消失。合法从来是一个诡异的词，只要某种事物有它的力量，来自人性本能，它最终会在所谓的“合法”尺度的伪装下，找到它的位置。

    在革命时期的电影里，性的出现符合逻辑地和“恶”势力相关，性的挑逗行为或意味往往成为刻画坏人性格的工具。在这些电影里，性虽然被贬低，但作为观赏的革命群众，依旧可以从这些“女特务”“女流氓”身上，获得对女性的审美想象。在革命时期的电影中，女特务总是漂亮的，她们口红鲜艳，穿着合体的衣服，曲线毕露，高跟鞋让她们亭亭玉立。她们抽烟，风情万种。抽烟时翘着兰花指，撅着妖艳的嘴唇，吐着垂死而腐朽的烟圈。她们说起话来，声音性感，充满挑逗。女特务是坏女人，她们的工作就是勾引革命者。这让革命时期的电影有了那么一点艳情。这就是为什么在革命时期我们如此热爱电影中的女特务的原因。

    在电影《英雄虎胆》中，男主角曾泰打入到敌匪内部。在革命的语法中，敌人当然是极度的“坏”，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于是假扮敌匪的革命者曾泰的“性”在这样的环境中合法化了。有意思的是，敌人为了试探或考验曾泰，派了女特务阿兰接近并勾引他。这个剧情的设置有着一个革命意识形态前提，就是革命者是不近女色的，是不会堕落的（性在革命者身上不合法）。电影的设置非常有趣：王晓棠扮演的阿兰出现在英雄面前，阿兰美貌非凡，有所有女特务都有的女人味，更值得称道的是作为敌匪的阿兰竟然对曾泰产生了情感，这让这一革命者和敌人构成的关系有了“爱情”的味道。这在革命时期的电影中绝对有点惊世骇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性作为一种本能的力量如何在革命语话的缝隙里顽强拓展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我记得当年，我看到电影结尾处，革命者曾泰一枪毙了阿兰时，心中充满了惆怅——我非常希望曾泰和阿兰能终成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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