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说小说家对道德问题不感兴趣，小说家喜欢道德事件，这些事件总是会考验人性的，像偷情啊，婚外恋啊，这种不太正常的男女关系，小说家都会比较喜欢，因为这里面有戏剧性。你想啊，如果你的行为违反普遍的道德，总是一种非常态下的行为，这种行为在那个强大的“正常”背景下，会变形的，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会出来。
所以小说家对道德事件的敏感不是道德本身，而是道德之下的人。有一部小说叫《丑闻笔记》，小说讲的是一个道德事件，一个有家庭的漂亮的女教师和一个中学生——十六岁——发生了性关系。这个关系最终被孩子的父母发现，于是事情闹大了，女教师有可能判罪入狱，媒体对这种桃色新闻向来是非常感兴趣的，连篇累牍。女教师家门口被媒体包围。
但小说不是直接去写女教师和男生的性关系，小说有一个刁钻的角度，是通过一个非常寂寞的老太太，她是女教师的同事，快退休了，没有成家。这个老太太和年轻女教师产生了友谊。老太太非常关心这个年轻女教师。因为寂寞，这种关心有侵略性。怎么说呢？大家一定有这样的人生经验，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可能碰到类似的关系，你交了一个朋友，这个人没太多朋友，他会对你特别好，这种好，甚至有一种占有欲在里面，也就是说，他会对你和别的朋友玩产生嫉妒心理。这种心理当然不是太正常。现在，这个老处女就是这样，对年轻女教师很好，因为这种好，她介入到年轻女教师的私人生活中。而在这介入中，道德一直是老处女的一面大旗，因为这面大旗，老处女的介入有了正当性，实际上，这旗帜下有着她个人的欲望。这个桃色事件就是通过这个老处女的眼光来写的。
这是非常好的角度。本来，如果去写那个桃色新闻，你基本上写不出什么新意来，只不过是一个社会新闻而已，而这样的新闻一年不知要发生多少次。现在，这个老处女介入了，于是这个道德事件成为一个人性事件，成为一部关于人的寂寞及其控制欲的小说，它的主题完全是另外一番气象，变得非常有意思，有新意了。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道德的侵略性。我们看到道德的热情如何超越生活的边界，侵入到另一个人的私人生活里面。道德这种公共性的原则，对私人生活的领地的侵占是经常性的。
有一部电影叫《十戒》，是波兰的斯奇洛夫斯基的电影，他是个世界级的大导演，我蛮喜欢他的电影的。《十戒》中有一个故事，女儿爱上父亲的故事。女儿和父亲住在一个单元里，母亲已死。女儿对父亲的爱不是女儿式的，而是女人式的。女儿的种种天真作为中有着性的意味。做父亲的当然要回避这种情感，女儿非常痛苦。现在我们来看这种痛苦，这种痛苦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前面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上帝创造人，但没有一个人是相同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个人心性，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喜好，这种喜好其实是很难去规范的，比如有人是同性恋，有人还是双性恋，这个真是很难自己去选择的。现在，那个女儿喜欢上了父亲，也是不由自主，因为她觉得她的灵魂和他契合，所谓爱，就是一种个人心性的相互吸引、喜悦和理解吧。抛开其伦理的父女关系，对这个女孩来说，那个叫父亲的男人，就是她爱的对象。这种爱对个人来说是真实的，这种爱产生的喜悦和痛苦同我们通常所谓的正常的爱是一样的。但因为那个伦理的存在，这种爱变得更为痛苦和不易。这个故事最后，父亲走了，女儿翻出母亲留下的一张遗言，母亲想告诉女儿，她不是这个叫父亲的男人生的。但在关键的地方，那个关键的词语已经被撕掉了。我们作为观众，都希望他们不是父女关系，可是我们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我们只好仰天叹息。从这部电影里，我们可以发现，小说家不关心表面的东西，比如道德，它是破冰而入，进入到人的内心的深处，人的艰难选择，人的痛苦和无以解脱的困境。
所以，不要指望小说家成为一个道德家。相反，小说家因为对人尊重，对个人真理的理解，而常常遏制不住地对道德家嘲笑一番。总是这样的，在小说里面，那些最面目可疑的人物，往往同道德有关系，是所谓道德的维护者，道德的管理者，小说家在他的小说里会极尽挖苦之能事。所以，在小说里面，那些教会的牧师或主教或僧侣往往是一些负面形象，这些道德人士往往同偷情之事联系在一起，这是很有意思的。
这里指的“道德”，我们可以引申一下，可以引申到我们普遍接受的观念，我们的公共想象，我们既定的历史叙事等等领域。比如，我们一说起恐怖分子，脑子里一定会出现一个凶神恶煞的形象，一个不可理喻的反人类形象。这是我们普遍接受的观念。但小说家总是要质疑这种看似正确的观念。有一部电影叫《天堂此时》，故事讲述了巴勒斯坦两个自杀式爆炸者的故事。我们通常把这样的人叫恐怖分子。但小说总是要穿越意识形态，呈现人的真实境遇。当我们接近人的境遇时，我们的判断会变得复杂起来。本片颇有信服力地讲述了萨伊德——本片的主人公——的心路历程，他的爱、尊严和梦想，我们发现作为人的根本价值在他身上都有。他的父亲曾经因叛国罪被巴勒斯坦某组织判处死刑，对萨伊德来说这是他身上一个耻辱的标记，他必须清除这一标记，因此，他加入了该组织，并用极端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忠诚和清白，也就是说，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重获尊严。当我们跟随萨伊德，踏上他的牺牲之路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同情心都落在萨伊德这一边，即使他最后炸死了一车以色列的军人和平民。这就是叙事艺术的力量所在，它总是挑战我们既定的观念和逻辑，让那个看似无比正确的意识形态变得可疑起来。
我们对历史的叙事中就存在这种公共想象，存在这种看似正确的观念。比如，我们对“文革”的想象，这种想象是建立在新时期以来“伤痕文学”、“右派文学”等一系列的叙事基础上的，久而久之，这样的叙述就成了一个庞然大物，成了我们头脑中的“历史正确”。但我多次说过，小说家不对“历史正确”或“政治正确”负责，小说家的立场只能是人的立场，小说家永远站在人这一边，并通过对个人真理的发掘去动摇诸如道德这种我们习以为常的公共观念。小说家要写出人在历史洪流中的血泪和欢欣，写出每一个个体在历史和现实中不一样的面貌，这是小说的根本职责。
谢谢各位。
同学：艾伟老师您好，在刚才的讲座中，你一直在强调，小说一定要尊重个人的道德，个人的伦理。但是，如果一个作家，当他完全顺从个人伦理的时候，他会不会产生这样一个悖论，小说因此远离了善恶和是非，从而变成一种欲望化的杰作。如果作品没有了一种超越性，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还需要一种公共的道德或者是适合人类普遍性的道德？如果需要的话，那么这两种道德如何和平相处呢？怎么处理这两种道德呢？
艾伟：毫无疑问，一个作家他肯定有他的社会承担和道德判断。道德其实每时每刻都润物细无声地作用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甚至已内化成我们的一种本能，我们还没来得及思考，道德律已降临在我们的意识中，规约着我们的行为。但即使这样，我们每个人的道德感觉是不一样的，有人认为某一行为是不道德的，有人恰恰认为那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这种不一样，才是人参差多样的原因之一吧。
我今天在这里主要是谈作家在小说中怎样处理他的人物，如何想象人。作家写人首先是要把人写得像人。作家不是为某个概念写作，也不是写道德概念下的人，把人简单地分成好人或坏人。这世上每个人都是复杂的，比如一个黑社会成员，他在外面可能无恶不作，但他在兄弟内部可能很有情义，对家里人也很温情，比如像《教父》里科莱昂家族的几代教父，就是这样，那是很复杂的。作家在面对一个具体人物的时候，即使他的道德感很强，还是必须先放弃道德判断，进入人物的个人真理，进入他的伦理立场，去理解他书写他，而在这个过程中也许我们习见的公共道德会发生根本性的动摇。
同学：艾伟老师，如果这个所谓的黑社会头头，他为了兄弟之情触犯了更多人的利益的时候，那您的立场是什么呢？
艾伟：这个问题看起来很有正义感，好像没有什么疑问，其实也是疑问重重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假设这个黑社会分子是你的哥哥——假设啊，在生活中他对你很好，非常疼爱你这个妹妹，你想要什么他都给你，你和他情义深厚，然后你听说他犯罪了，这时候你的立场是什么？我能用公共的道德来评判他吗？我想，那时候你一定会用你的立场看问题，你一定不想你的哥哥受法律制裁。这时你的立场其实和公共的道德立场是对立的。因为在你的感觉里，你的哥哥不是个像检察官起诉书里写的坏人。我们写作的人肯定不是检察官，但有可能是你，作家不可以把人物写成一个控诉报告。人间的事没那么简单，人间的事永远是复杂多态的。
其实这就是叙事的秘密。当我们从某个人物的角度去叙述这个世界时，我们会发现一切没有想的那么简单，即使他干了违背道德的事，我们也许还会同情他。比如《教父》，这本书完全是从科莱昂家族的角度叙写的，所以在这样的叙事中，别的黑社会家族就比较不讲理很残暴，几乎没有温情。但想想，如果这个故事从另一个家族来看待科莱昂家族，可能科莱昂家族也是凶神恶煞。我们现在总是会把侵略者想象得十分可恶，但如果叙述进入侵略者的内心，我们的感觉就会不一样，也许还会原谅他。这是小说最擅长处理的领域，所以我们总是说小说使这个世界更丰富，因为小说是拒绝对人格式化的。
同学：艾伟老师您好，我能理解艾伟老师说的这个观点，但我想文学还是要干预现实生活的，人做了坏事是应该承担一定后果的，比如《悲惨世界》里面方汀这个人物，她年轻时候犯了很多错误，最后这些错误给她带来了生命的一些不好的，别人想帮助她，也帮助不了，因为她作出了错误的选择，她就得承担她的错误。这里面其实还是涉及作家的道德，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艾伟：你说的很对。你举的例子和我举的《苏菲的选择》是一个道理。《苏菲的选择》中，她选择留下儿子，女儿到焚尸炉烧死，那这个罪她一定要承担下去，她无法逃避。不过，我觉得雨果在写方汀时没道德判断，而是满怀同情。我觉得雨果是非常尊重个人真理的。比如沙威，他是冉·阿让的对立面，但雨果一点没丑化他，沙威身上还是有大量的优秀品质的，比如忠诚和良知——此人良知不灭啊。我这里强调个人真理，是因为这世上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个人心性不一样，有些人会去犯罪，而有些人你叫他去犯罪他都没有力量。
同学：艾伟老师您好，您的作品对女性心理描写比较到位，您作为一个男性，为什么对异性的描写入木三分，对同性的描写反而不那么逼真？您怎样看待“对女性描写最有影响的一个年轻作家”这样一个评价？
艾伟：谢谢。不过，我觉得我对男性的描写也挺好的呀，比如《爱人同志》里那个刘亚军，我喜欢刘亚军超过女主角张小影。当然，大家的看法一定是有道理的，如果你觉得不逼真，我继续努力，以后写得更细腻些。
同学：艾伟老师您好，很多作家在写作时受过一些其他作家的影响，您受过其他作家的影响吗？比如一些西方的作家。您觉得一个作家是凭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观察写作，还是凭积攒一定的阅读量或者是借鉴一些外国的作家后写作？在国内借鉴外国的东西很常见，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艾伟：这个问题很好，作家肯定是需要经验作依凭的，如果你写没有经验过的东西，你会觉得不踏实，你是没有自信的。比如如果你没去监狱看过，你是无法写的，你写时心里会虚掉的，去看过就不一样了。我在写《爱人有罪》时专门去拜访过一个教会的牧师，我进去时他同我握手，我发现他的手是冰冷的。这可能同个人的体温、血液有关，但这个细节扑面而来，我甚至可以依凭这个细节而去写他。如果没有去拜访过，你很难找到这样的细节。我们说经验重要，它的重要性就在于此。它是写作的起点，是依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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