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
第一个误区是“失则多”。多即是贪多，就是说人学习往往易于浮躁，想一下子穷尽天下所有的学问。学问无穷尽，贪多浮躁的结果往往是一事无成。古话讲得好：“大道以多岐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列子·说符》）大道的叉路口越多，羊就容易丢失，就越难以寻找。而学者如果什么都去做，频繁地改换研究对象，就容易失去了学者的生命价值，没法做出学问来。
第二个误区是“失则寡”。不能贪多浮躁，涉猎范围太窄、过于单一而孤陋寡闻也不行。我在前面反复讲，人一定要把知识变成自己的一部分，不要把自己局限到某一个特定的学科里面，一定要开阔自己的眼界，适当的关注其他学科的知识和发展。一个人要想做好学问，必须把握相当广博的知识，才能够厚积薄发，学问的根基才能扎牢。广博并不就是贪多，贪多失于太杂，广博则更多要求在相邻的学科里面汲取营养。
第三个误区为“失则易”。有的人做学问不往深处钻研，往往只是在表面做文章。古代有一个笑话嘲笑这类人，讲一个人学习没有恒心，其学剑不成改学书，学书不成改学音乐，学音乐不成就改学医。学医倒是下了一定要坚持学会的决心，三天之后感觉成功了，恰逢自己有病恙，于是开了一剂药方吃下去，结果一命呜呼。所以说，为学一定不要浮于表面，以不懂为懂，那样不但一事无成，还反而可能造成大错。
第四个误区是“失则止”。为学浅尝辄止是不行的，学问没有尽头，向学也没有停止的时候，正如古人说的那样，即使衰老了为学也是“秉烛之光”，这是照耀人生的东西。学习不能坚持，却以糊弄为能事，一旦形成了习惯，这一生在不知不觉中就毁掉了。我一直讲，能成就大事或能做些事的人，不在于聪明才智，而在于坚持。不怕慢，不怕笨，只要坚持做就会有成绩。这里讲的“止”，不仅仅是行为上的停止，更多的是心里缺少了上进，放弃了追求。
读书和做学问的目的，是要把知识与道理都变成自己心中的、行为上的东西。程颐说：“余非有智识之人，余能由学问而求知识者也。”讲自己是靠在学习中思考，增加了自己的知识，而深层的含义在于，他是在讲人的知识和智慧，是通过苦苦的探索获得的。我们要明白，人的聪明不是来自知识，而是来自对知识的探求。聪明是日积月累的结果，人的智慧，则是在求知识的过程中慢慢发展起来的。
“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颜氏家训·勉学》）读书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开心”，即通过读书，能让自己内心完全打开、不断放大，用心涵养万物。天下的万事万物及其道理，自己的内心都能非常清楚，对于种种的人情世故，心里也就很明白。第二是“明目”，就是通过读书来扩展自己的视野，从而使自己成为有眼界、有格局的人。人读书而“开心明目”，归结到最后还是要“利于行耳”，读书到最后一定是要致用的，要用来利于人的行为举止。
§§§第一节持恒
为学，很重要的一点是坚持。“学若牛毛，成如麟角”的原因，就在于很多人缺少了持恒之心。大部分失败者都是跌倒在黎明前，而成功者往往是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咬紧牙关走了过来。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坎坷都是要淘汰下去一批人的，这是社会自身的选择机制，优秀的人、有成功潜质的人，只有通过持久的努力才能最终达到成功的境地。求学正是如此，我们要勇敢地面对知识上的困惑、学术上的难题，在困惑、艰难的时候也坚持下来。学习应该当成人生中最快乐的事情，每天像吊嗓子一样去反复练习它，不厌倦地把它变成自己的一种内在修养方式。当学习成为自觉行为的时候，在知识层面上就是无敌的了，正如当仁爱扎根内心，精神境界就无比宽广一样。
一、善学
孔子说：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
自己整天不吃饭，不眠不休地去思考，好像是没有用处的，不如好好地学习。这告诉我们所有人，为学在于实践，必须是踏踏实实地做才行。
求学大抵有两个倾向：一种倾向是思而不学，对很多问题苦苦的思索，但就是不能补充知识来解决它，这只能是无益之思。另一种倾向就是只知道苦学，却总没有自己的见识和见解，这也只能是无用之学。孔子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我们要在学习中细思，也要踏踏实实的去学，思和学是要结合起来的。但坚持不断地学习还只是基础，朱熹告诉我们：
无一事之不学，无一时而不学，无一处而不学，各求其中节，此所以为难也。（《朱子语类》）
天下的万事万物都在给我们造就学习的机会，每时每刻都是我们学习的时间，无论何地也该是我们学习的处所，但能做到这些而得到人生益处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我们一定要从面对的困难中，从日常生活中去寻求办法、学习知识，让这种时时的学习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
发明家的优点是，他们在百姓日常生活中发现了问题，然后用其专业知识予以了解决。在理论研究中也是如此，比如人文社会科学中就有很多问题等待着去突破，以教育学为例，诸如教育不公平、教育资源配置、教育风气不正等，都是关系很大的问题。我们就是要在生活中坚持求知、坚持探索，才能使自己的为学与知识有实际的用处。我们常说：“学问贵细密，自修贵勇猛。”所以我们求知的时候，一定要从最细微处体察。读书就该选一些好书慢慢地读，细细地思考，把它融入自己的骨髓里面。“密”就是讲自己的心思，正因天下万事万物，都是错综交织在一块的，只有为学的心思细密了，对书中的微言大义也才能想明白，对生活中的一些道理也才能体察深刻。我们讲为学宜要持恒，在于其为精思的基础，在于其是对生活的深刻体悟，非坚持而不能长进。
为学要持恒，就是为学之志向的持恒，因为“志”为“帅”、为指导。王阳明*是明朝的大学问家，深悟其中之理，他在《悟真录》中讲：
*王阳明（1472—1529），即王守仁。幼名云，字伯安，号阳明子，谥文成。精通儒、释、道三教，是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
故立志者，为学之心也；为学者，立志之事也。
这是为学与立志的相互关系。要想在为学上持恒长之念，就一定要确立自己为学的志向。正如我们以前讲的，一个人必须有凤凰高翔九天的大气象、大志向，为学之事才能长久。人生于世间，就应处于一个进步的过程，且是不进则退的痛苦过程，假如没有大气象、大志向，人就很难坚持走一条艰苦的、向上的路。王阳明教导自己的学生：
凡学之不勤，必其志尚未笃也。从吾游者，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仰为上。（《教条示龙场诸生·勤学》）
在阳明先生看来，一个人学习不努力，原因在于他为学的志向还不笃实、不坚定。要能够真正在求学之路上有所成就，其实不在于聪慧与否，而是在于要有发奋的精神，只有对学问由敬畏而生严肃谦逊的向慕，才能终有所成。所以王阳明说，要跟从他学的人，不看他天性是否聪明，也不看他思维是否敏捷，主要看他是否勤奋、是否谦虚，是否有坚定的向上之念。勤奋而且能坚持追求向上，这样的人的前途才是未可限量的。
持恒为学者，总是能表现出来大气象、大格局，也往往是能自树立的人。章太炎**先生讲：“学问须有自己意思，专法他人，而自己无独立之精神，大为不可。”要想坚持做学问，就要做有价值的学问，这样才值得为之坚持不懈地努力。为学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见解，有独立的精神，不要一味地去学别人。比如练书法，开始照着帖子练，到一定的时候就要超越其上，专事模仿是不能树立的。没有独立的精神做研究、做学问，即使有志向坚持，也没有什么滋味在了。
**章太炎（1967—1936），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学者，研究遍及经、史、子、集各部。
学者分四种：第一流的学者，有开辟之功，能以一己之力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开辟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这样的学者往往是历史创造的，很难得。第二流的学者，能把某一领域的研究往前推进一大步，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能够更深入、更扎实，这还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功劳。第三流的学者，是那种能够填补空白的人。因为人文学科所谓的填补空白，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空白，有的是他人已经研究过但不深入；有的是价值很小，大家不屑于研究的。这一种学者就是在已经建成的大厦上再加一块砖瓦，完善一下，但并不是关键的添补或修缮。第四流的学者，就是混碗饭吃，把做研究、做学问视为职业，他们往往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其研究的材料、观点、方法都是毫无缺漏的，没有任何可使人指摘的地方，但他们的研究成果是一点价值都没有，对整个学术界来说也是可有可无的。
我们为学，一定要有自树立的志向，一流学者不可妄求，二流与三流总是不要妄自菲薄的，一定不要放松要求，沦入四流的境地。古人言：“学问以澄心为大根本。”（明·吕坤《呻吟语》）努力纯粹自己的追求，不要把学问视为追求利禄声名的工具。学问是靠心来做的，要用自己全部的身心去做。假如只是把它视为工具，必然不能长久的坚持，也难以有什么成就可言。读书做学问的目的，还是要提高自己的修养，学问可以做不大，修养一定要提高。读书多，义理明，自己的精神气质都会发生改变，这就是修养的问题。我们持恒为学，就在于其终究是树立自己品行的途径。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的字里行间，不是包含的知识，而是灌注着自己为学所领悟的“道”，是修身之道、学问之道、为人之道，一定要慎之。
二、博学
《中庸》中说：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以此行之，才能得到持恒求学的真价值。“博学之”，是讲学问的基础一定要厚实，要通过坚持学习，让自己的知识丰富起来。做研究就是要让自己掌握的基本理论扎实起来，对自己所学领域的基本常识一定要明了于心。比如学中国文学的，对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就要很清晰，心中要有一部文学史存在；学历史的，心中要有一部中国通史。在本领域之外，还要能涉猎相邻的范围，扩大视野。不能因为自己所学的是魏晋文学，就对其他的时段茫然无知，也不能因为所学的是古代文学，就对现当代文学置之不顾。学古代文学不懂文艺理论，学语言学的不懂文学作品，这样的知识基础是很浅薄的。
“审”即是详细，“审问之”就是要对自己所学的对象多问几个为什么。看一本书，脑子里一定要有所思考，其内容如何？哪一句话最精彩？自己是否同意书中的主要观点？为学就是要养成这样的一个“审问”的习惯，读一本书才能吸收一本书，知识才会不断地增加。
“审问”之后一定要“慎思”，并且还要“明辨”。因为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超越书本，吸收养分的目的在于丰富自己、提升自己。读完他人的文章，一定要考察书中的线索、脉络，总结他人学问的特点，自思用同样的材料，自己能不能做得更为高明。比如看到一本研究《论语》的书，就要慎思对其结论是否赞同。如果赞同，要理出他论述的逻辑，要阐明“自己用同样的材料能不能说得更透”、“逻辑上是不是可以更为严密”、“是不是还有未尽的可以补充之处”等类似的问题。一个人只要用心思考，就能发现任何一个学科都会有很多问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而是否有成就的关键就在于自己能不能慎重对待、能不能细细分析辨别、能不能更为努力地去坚持解决它。
最后一点为“笃行之”。对于做研究的人其有两个含义：一是在学习和思考的同时，要能够把自己的所思写出来。谈了很多高论，却没有形诸文字，是不行的。不要只是能够做空头学问家，只有写出来人的思路才清楚，也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成果，这样为学才有价值。二是要把自己学到的道理、道义都用在实际中指导自己的行动。即是知行合一的道理，每悟出一个道理来，就要使之用在现实的生活中，而不要把这个道理变成空空的理论。“学而时习之”，不单单是要我们时时的复习知识，还是要我们时时的运用那些知识。所以说“持恒”不仅仅是人学习、求知识的一个方法，同时也是如何做人的一个方法。
三、勤学
前人论述为学须持恒的例子还有很多。“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劝学》）坚持不停地去做，金石之质地都能刻镂雕琢出花纹来，为学的坚持，功效就在于此。学问之功，贵乎循序渐进，经久不辍。循序渐进即是由易到难，而最重要的是要能“经久不辍”，不能有一日之偏废。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很知名的人，我们一直引用他的话，因为讲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到他就到了尽头。他讲为学持恒云：“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曾国藩家书·修身》）这是他讲给孩子们听的，很切实。
学问之道是没有穷尽的，要想追求没有穷尽的东西只能靠恒心；学习的事情，贵在每天都不间断，不要因杂事而耽搁误却，就是预先做也不行，因为每天要有每天的计划。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农村农忙放一周的假，老师留下任务要求每天认一词、造一句、写一段话。我回到家里，因为家里忙，第一天把一周的都写完了。结果到第二天就下雨了，学校提前开学，老师检查作业，说我虽然写了很多，但是不能表扬，因为规定是一天一词一句一段，在一天就全做完了，后几天一定就再不会学了。这是和曾国藩的意思相合的。宋代欧阳修曾说自己做学问，是在“马上、枕上、厕上”，意思是讲每时每刻都在不停地学习。我们要学习这种精神，利用一切时间来读书，要把读书变成一种习惯，日积月累知识就会很渊博了。
曾国藩学问好，是一个很勤奋的人，每宿都会抄诗。他在家书中也会经常讲一些很切实的道理来规劝、指导自己的孩子。其指出“学者于看、读、写、作，四者每日缺一不可”（《曾国藩家书·家教》），并且对于这四者都有很精当的论述，我们可以作为借鉴。“看”就是多看书，涉猎要广泛一些。而在这大量的书中，有的书观其大略即可；而对另一些书，要能够喜欢并且玩味，有价值的书则更要反复涵咏、好好地钻研透彻，以资吸收营养。当年我听裘锡圭先生讲《论语》的时候，他用的书是非常破旧的，可以看出已经被翻过无数遍了，书里面用红笔、蓝笔批注了很多。像《论语》这样的书就是适合慢慢地翻，每次读的感觉都会不一样，都会有不同层次的收获。读书，一定要清楚哪些书可以不看，哪一点必须记住，一定要在效用上求长久，懂得学那些可以长久有益于自己行为的知识。曾国藩一生戎马，自己还写了很多的书来总结一生的经验。他打比喻，称看书就要像攻城略地一样，要坚持为之，不停地扩大范围；而读书则要像防守一样，一定要固守。
至于“写”、“作”二事，非时时实践不能有成效，要讲求持恒。他说：
至写字不多则不熟，不熟则不速。无论何事，均不能敏以图功。至作文，则所以浦此心之灵机也。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如泉在地，不凿汲则不得甘醴，如玉在璞，不切磋则不成令器。（《曾国藩家书》）
练习书法，一定要多写多练，只有如此才能达到手熟而迅速的地步。书法，要求纯净心思，不能有功利心、急切心，要把其简单化并长久地坚持下来。我们讲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就要在一点上持久的努力，才能更容易地见出成绩来。而对于“作”，即是说写文章也一样的道理。好文章得之于活泼灵动的心思，自己要把道理想明白通晓再发而为文。一个人没有对知识的长久积累，心中对事情和道理不能明白、不能通晓，处于滞纳中是写不出好文章来的。人的心思，是越使用才能越灵动。
我们读书也好，写文章也好，目的就是要承继传统经典所记载的先贤们总结出来的那些至理，并且能够为自己所用。心思的运转一定要放在这些至理上，不要旁骛到杂乱的事情，这是人生的大事。读书还要有超越前人的志气，并为之而不断地努力。我们做学问，意气风发的时候还不敢有决心、有志向超越前人，最终也难能有大成绩。为学，就如切磋璞玉，一定要下得工夫、定得恒心，才能把自己的人生琢磨得光彩照人。
四、正学
做学问、做人都是一生的事，做教授、做博导，也就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事，所以我们要想清楚我们要做什么。参加工作时，总想赶紧把职称的问题解决了，这是一时的，可以用三年时间、五年时间，按照这个规则去玩、去做。有一些东西它是需要一生积淀的，比如说做学问也不可能是给单位做的，或者是给哪个领导做的，那是给自己做的。要把这一时之事和一世之业区别开来，跟着时髦走，学问永远沉淀不下来。如果大家现在去看那些发表的论文，可能这个时间内流行这一种，可能再过一年就流行那一种。比如说这两年，流行的都是研究方法的思考的思考，这个很好发表，或者说研究某一个问题，人都凑上去了，一写就发。如果我们总是跟着这个跑，最后自己就变成个游击队员，没有根据地，也没有自己的，站不住，也成不了大气候。所以说，有时候有些文章是写出来应付的，有些文章是要写出来作为自己一生坚持的东西。这两者要结合起来，前者是职业，后者是事业。
学问要有淑世情怀，就是要关注现实。参加工作之后，有的老师要面临申报项目，国家社科项目、教育部项目也好，很多是有社会指向的。这无可厚非，一代有一代之学术，这就恰恰告诉我们，自己的学问研究一定要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离开了社会的学问，实际上是死学问，书斋里的学问是长不大的。
学问要有建设指向。年轻人有时候有一种激愤之词，也爱发牢骚，骂遍了周围所有的人，不管是含沙射影也好，言辞犀利也好。我们作为一个时代的学者，作为一个时代的研究者，对这个时代问题的解决，一定要是一种建设的态度。所谓建设的态度，就是我们要从正面，要从变得更好这样的方向去理解。可以学鲁迅那样去批评，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更适合于建设，毕竟破而不立的那个时代过去了，我们现在更需要去立。
社会中有很多问题，别人可以骂，但是学者不能骂，学者是要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比如说农民工问题也好，比如说贪污腐败也好，比如说这个社会没有诚信也好，人没有精神追求也好，甚至我们所说的文坛一塌糊涂也好，甚至作家没有骨气也好，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为什么我们不去想办法解决它？你可以写文章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有参与的意识，我们参与进去后，这些问题才能慢慢的解决。要想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好，那么，我们就在这个现有的学术环境中，争取做学术的主流，进入到这个学术发展的方向中，而不是逆流而上。
学问要有交流意识。“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礼记·学记》）有时候同事在一起很少谈学问，实际上，我们要慢慢地去交流，只有在交流中，越是专业领域内越接近的，甚至研究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人，在不同的辩论才能够提高，才能够在别人的指点中，或者说批评中，来提升自己。学问要有学术眼光。学术眼光，其实就是一个眼界的问题。
那么，要培养什么样的眼光呢？
一是纵通与横通。所谓的纵通，是我们研究一个现象，要把这个现象的历史发展脉络给它了解清楚。比如说，它从古代的时候到现在，在整个这条线索中的作用是什么，它何以会成为这样一个特质。所谓的横通，在这一个点上，就像我们做函数曲线上那个坐标点上，同时代的人中，他何以成为这样的特点。这个现象为何在这个国家里发生，这个思潮为何在这个国家里发生，它相邻的或者说文化习惯、文化氛围相似的地方为何没有产生。这是通过比较的方法，在共时和历时的发展中找到一个切入点，需要我们在研究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立意，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把自己的学术找到定位，才有可能让自己的研究更有针对性。
二是博采与精见。我们知道学问有两种：学者也是有两种：一种是狐狸型的学者，一种是刺猬型的学者。狐狸型的学者兴趣非常多，经常一个点一个点地去走，这地方研究的差不多的话，可能就换一个角度去研究了；还有一种刺猬型的学者，就是一个领域钻进去。这两类学者，是根据自己的才性不同而有所选择。你是那种见识非常多，观点特别多，而且总有出人意表的想法，那你可以去博采，在不同的点上去做。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扎实的，做起来的时候观点不多，靠深挖和长时间的积累才能够形成高度的，那我们就要去做精见。
学问的入门有两种，做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下写了300年，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可能就围绕一个人写，但两者没有高下之分。研究的方式，要看自己是怎么样的性情？但是这两者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如果要想精见，精见得深，那你也要能够博采。我们做学问的高度，就像我们在家堆石子，底座越大，往上面堆的就越高。青年学者要从学位论文里跳出来，不是说我们的学位论文不好，而是学位论文写出来是要四平八稳给别人看的，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却是要自立体系，另成新说。
三是深入与浅出。读书一定要趴下去读，但是表达一定要直起腰来去表达。有的青年学者总是在想着学某一个名家，或者某一个人的口吻去写。我们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学会养成自己的表达，而且要能够说得明白。我们研究有的问题可能非常深，但是要能够用非常专业的学术规范去把它表达出来，也要能用非常浅显的语言，写给普通的老百姓读。这里边就是把做学问和做老师结合起来，专业的学术论文可能写的非常专业，比如有时候有一些公式的推导，可能给行内最高层面的人看。但是我们给学生讲的时候，要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包括我们有时候写文章，有的时候如果自己想不明白，就在那里倒圈，倒半天，实际上让有经验的学者，一句话就把概括了。语言精练的就像老吏断狱一样，一下子抓住问题的根本。读研究生的时候，或者刚写论文的时候常常是这样子，用语言的深刻来显示自己思想的深刻，实际上语言的外表并没有多少东西，思想也没有多少东西，但是故意地绕来绕去，让别人不明白，实际上正是自己没想清楚。真正意义上的名家，都是浅显易懂的，没有故弄玄虚。如果写出的文章，让外行人说是行业黑话，让内行人看什么都没有，那便是误入歧途了。
§§§第二节养学
在治学阶段要学会独立思考，能从大家习以为常的地方发现问题，并主动寻找答案，再用规范化的语言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实现由文学爱好者到文学研究者的转变。作为一名合格的文学研究者，应该具备哪些素养呢？
一、知识素养
所谓知识素养，就是对本学科的一些基本知识做到成竹于胸，这是文学研究最基本的前提。
第一，文献。文献是进行研究的对象。比如说，有的同学喜欢李白，那么《李太白全集》就是他的基本文献；有的同学喜欢苏轼，那就要读苏轼的全集；有的同学仅仅喜欢研究苏轼的诗，但也要读苏轼的全集。因为我们要研究某一位作家的某个局部，就首先要研究这个人的全体。现在有些同学的文献功底还有欠缺，论文开题报告中所列的文献，都是照着网上论文的文献抄来的，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如果真正想做学问，就需要自己亲自去查找。比如有的同学想要研究《文心雕龙》，首先就要查《文心雕龙》有几种版本，每种版本的特点分别是什么，哪个版本是我们最常用的，这些情况都要做到胸中有数。有的同学喜欢《楚辞》，首先要读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其次，要看朱熹的《楚辞集注》；如果要成为一名研究者，就还要读《山带阁注楚辞》、《楚辞音义》等相关文献；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知道《楚辞》翻译的版本、《楚辞》的研究大家都有哪些。这都是基本的文献训练。有的同学喜欢唐宋文学，首先就要读唐宋文学的作品集，如《唐人选唐诗十种》等典籍，仅仅会背《静夜思》、《登幽州台歌》这样的诗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基本概念。基本的概念主要指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些合称、并称等，像初唐四杰、大历十才子、前七子、浙西六家等，这些流派都包括哪些人，我们要做到脱口而出，因为这些是建构自己知识体系的一个前提。一名古代文学的研究生，至少能够做到按照时代的先后顺序说出100个先秦到清代的重要作家，这都是最基本的常识。另外，我们也常提到一些特有的术语，比如风雅颂、诗六义、盛唐气象、建安风骨、山水诗派、田园诗派等。这些概念大家在本科阶段都曾经背过，但到了研究生阶段，就要能够讲出一番新意来。有的同学一提到山水田园诗派，就说陶渊明的诗风是自然，孟浩然的诗风也是自然，王维的诗风还是自然，这就说明我们的概念很匮乏。在本科阶段可以这样去背诵，但是到了研究生阶段却不行，我们要能够分清孟浩然和王维的区别；同属豪放词派，也要分清苏轼和辛弃疾的区别。总之，要能够清楚两个风格相似的诗人之间的差别在哪里。举例来说，孟浩然一生想入仕，但又郁郁不得志，因此不得不寄情于山水，他是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待自然的，放不下这个世界；王维则受佛学影响较深，诗中流露出忘记尘俗的宁静和安逸，处处是放得下的平淡。苏轼豪放，是因为他心中有一种旷达的情怀；辛弃疾则是一位大英雄，抒发的是英雄的豪言壮语。再比如，明代前七子和后七子有共同的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他们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李梦阳和何景明就曾在如何学习古人的具体方法上发生过争论。公安派的三袁兄弟，都持“代有升降，法不相沿”的主张，要求文学要创新，反对复古。但时代稍晚的袁中道，则对袁宏道前期的主张做了些修正，重新提出要向汉魏唐诗学习，注意法度。像这些深层次的差异，我们要在研究生阶段分辨清楚，不要模棱两可，含混不清。
第三，基本常识。在学习中，我们会遇到一些由概念而产生的知识结构。举例来说，唐代分期为初、盛、中、晚唐，我们要知道每个时期的起迄点在哪一年。如果了解得更深刻一些，还要知道为什么这样划分。比如说，大历年间的诗歌失去了盛唐时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由雄浑转向淡远，因此成为中唐的起始点，诸如此类的常识，都要熟悉掌握。还有一些基本常识，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我们就要把这些不同的观点、有争议的问题研究清楚。这些看上去不是基本概念，但它恰恰是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很多研究都是从这些有争议的地方开始的。例如，李白的出生地、去世原因、丧葬地点以及他的一些作品也是存在很大争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对这些观点有所了解，然后要知道哪些常识是大家普遍采用的，其根据何在。从远古到明清，甚至到近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都有大量的问题存在争议。不论我们选择什么研究对象，都很有可能遇到这种困惑。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基本的常识弄明白。即使我们不能把中国文学史的所有知识全部掌握，但至少我们要明白自己研究对象的特点。
我们在分析一个作家的时候，还要有一些基本的思路：第一，从作者的生平入手进行研究。从作者的生平入手，就像阅读他的简历一样，他在哪里出生，在哪里读书，何时参加科举，认识哪些朋友等，这要求我们对作者一生的经历了解得清清楚楚。第二，从研究对象的思想倾向入手。中国古代的文人，有的始终充满儒家的入世色彩，有的一直怀抱道家的超脱情怀，还有一部分人则是在得意时充满儒家思想，失意时便在道家的思想中寻找解脱。所以说，从思想倾向入手，也是了解作家的一个重要途径。第三，从作品入手，分析作者每篇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例如，大家都熟悉的《赠汪伦》，要了解李白的这首诗，首先就要知道汪伦是何许人，他为什么会让李白如此看重。据《随园诗话》记载，汪伦非常倾慕李白的才华，就给李白写了一封信：“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一看有“十里桃花”、“万家酒店”，便十分兴奋地受邀而去。可是到了之后才发现，所谓“十里桃花”，是说当地十里之外有个桃花潭；“万家酒店”则是一个姓万的人开了一家酒店。虽然被愚弄，但李白还是被汪伦的盛情所感动。两人游玩数日，临别时李白留下这首诗，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趣谈。也许前人已经写过这样的文章，再写不出什么新意。但经过这样一种训练，我们就能体会到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另外，《岳阳楼记》、《醉翁亭记》等文章也都可以这样去做。要从事学术研究，就要具备还原故事的能力，比如说，读《送孟浩然之广陵》，我们就要想到这首诗李白在何时何地赠给孟浩然的？为什么他要给孟浩然写这样一首诗？他对孟浩然是什么态度？两个人的年龄相差多少？这些问题都应该是在读书时想到，久而久之，通过这种途径加深自己的学术底蕴，每读一本书都可以提出无穷的问题。列出一个好题目，就意味着文章成功了一半，因为组织材料来证明是比较容易的。所以，一个好的研究者，不在于他能解决多少问题，而在于他能提出多少问题。
总的来说，大家一定要有一些基本的常识。要知道，中国古代文学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本身，大到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知识体系，小到某一篇作品背后的社会背景，都是我们所必须掌握的。只有具备了这些常识，在读书的时候才能够不断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从中寻找出有益的论文选题。
二、文化素养
广义上的文学史，研究实际上是文化史研究。为什么呢？因为单就文学作品本身进行赏析，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只能算是一种感悟。面对同样一首诗，不同心境、不同经历的人对它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以《阿Q正传》为例，一位文学爱好者读这本书，可能只会发现其中的某个部分。有人就认为孔乙己是中国的一位伟大的知识分子，孔乙己有几句话很著名：一个是“多乎哉，不多也”，这句话出自《论语·子罕》；另一个是“‘回’字有四种写法”；还有更著名的一句话是“窃书不能算偷”。“窃”和“偷”的区别是什么？“窃”是私下把别人的东西拿走；“偷”是偷人，在孔乙己看来，拿别人的书，只能叫“窃”，如果说是“偷”，那就是侮辱他的人格。从这三句话来看，我们可以知道：首先，孔乙己的训诂学不错，能区分开“窃”和“偷”的含义；其次，他的文献功底也还可以，像“多乎哉，不多也”这样的古文能随口引用；最后，知道“回”字有四种写法，说明他的文字学功底也挺深厚。这是文学爱好者读《孔乙己》得出来的结论，但实际上，这样的结论仅仅停留在现象的表层，距离深入研究还差得很远。
当然，作为古代文学研究者，一定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像孔乙己的那些常识，我们也应该掌握。比如说，简化字“云”在繁体字中分别写作“云”和“雲”。“发”在繁体字中，解释为“发财”时写作“發”，解释为“发髻”时写作“髮”。“皇后”的“后”和“以後”的“後”在简化字中都通用为“后”，而在古代，它们的用法完全不同。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一定要能够分清这些字的基本差别。这就是所谓的基本的文化素养。
古代文学研究者的文化素养，要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
第一，历史和地理知识。就历史知识而言，我们要知道研究对象大致生活在哪个皇帝的时期。以司马迁为例，他的生卒年大致和汉武帝相当，也就是说，汉武帝驾崩的时候，司马迁的寿数已经到尽头了。所以，《史记》中有一些武帝之后的记录，这就是后人补加的。只有了解大量的基本常识，大家在写文章的时候才能够使用精确的语言。比如说，春秋时期，往往使用周王纪年，有时候也用鲁国十二公纪年，那么，我们就要对周王和鲁国十二公非常熟悉。再比如，研究《论语》，就要知道《论语》版本的流传情况，知道“张侯论”是怎么一回事。“张侯论”是《论语》的一个版本，是汉成帝的老师张禹根据《鲁论语》和《齐论语》整理出来的，在经过东汉郑玄作注后，成为我们现在通用的版本。
作为研究者，还要对研究对象的官职有所了解。以唐代诗人为例，李白曾供奉翰林，“翰林”是什么职务？贺知章曾经担任太子宾客，“太子宾客”是何官职？杜甫、白居易、陈子昂都当过拾遗，“拾遗”又是几品官职？汉代辞赋中有大量的述行赋，杜甫也有《北征》和《自京赴奉贤县咏怀五百字》等类似的作品。根据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推知作者的出发地、目的地在哪里。诸如此类都是历史、地理和文献学的基本常识。
当我们静下心来研究某个作家的时候，如果把和他相关的作品读得滚瓜烂熟，将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琢磨透彻，学问自然会有很大的提升。即使是看上去很简单的作品，其中仍不乏知识点。以《静夜思》为例，“床前明月光”中的“床”是我们平时睡觉用的床吗？不是。那么，“床”在中国古代有几个义项？第一个义项，是指我们睡觉用的床，但古人一般称之为“榻”；第二个义项，指的是胡床，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马扎。胡床是在东汉时期传进来的，魏晋时期就已经非常普及。所以，《孔雀东南飞》中说阿母“捶床便大怒”，捶的是胡床；第三个义项，便是井上围栏，古乐府中有“后园凿，井银作床”的说法。再比如，温庭筠《菩萨蛮》中写到“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小山”是什么？有的人认为是屏风，也有人说是屏风上画着一座小山。“懒起画蛾眉”，什么叫蛾眉？这都涉及名物考证，都是历史知识的一部分。
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还要懂得基本的地理常识。举例来说，《孔雀东南飞》中提到“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过去有外国学者问陆倪如：“孔雀为什么往东南飞呢？”陆先生回答说是因为“西北有高楼”。当然，作为戏谈的回答是可以的。但作为一名学者，就要思考孔雀为什么要往东南飞。首先可以确定的是，这句诗用的是起兴的手法，但所有的起兴都是有根据的，为什么要以东南为方向？有学者就根据这句话展开研究，先翻阅《庐江县志》，明确了汉朝时代庐江的位置，然后根据刘兰芝回到娘家后，当地的县令向她求亲这个线索，推测出刘兰芝娘家的位置。最后他发现，刘兰芝从焦仲卿家回娘家是朝着东南方向走的。所以说“孔雀东南飞”，是用来比喻刘兰芝万般无奈地回娘家，“五里一徘徊”说的则是她不忍心离开。总之，具备了地理知识，解决这些问题就如同探囊取物般容易。
第二，天文和民俗知识。我们在读《尚书》等古书的时候，会发现其中记载了很多奇怪的天文现象，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天文学非常发达，一般老百姓都懂得不少天文知识。《诗经·七月》中写到“七月流火”，这是说大火星往西走，天就开始转凉。但现在的人多不知道这个含义，误以为就是指七月的天气十分炎热，如同火烤一般。《诗经》里还有一些说法，如“三星在户”，“三星”指的是参星，而不是三颗星；“户”是门前的意思。杜甫有句诗形容相见之难：“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赠卫八处士》）。因为参星和商星此出彼落，永远没有相见的机会。《太平御览》中记载“天再旦”，意思是太阳出来以后又下去了，过不久又出来了，这其实指的是日食。根据农历历法，日食基本上发生在农历的正月初一，月食则基本上发生在农历的正月十五，这是地球自转和公转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我们在读书的时候看到书中记载有日食或者月食，就应该知道那天不是正月初一，就是正月十五。这些都是基本的天文学常识，如果不了解，就很难理解古人的意思。
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民俗知识。在研究古代文学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很多有关民俗的描写。比如上巳节俗称“三月三”，很多诗作中都会涉及。元宵节在唐朝初年才普及到全国，那个时候往往称其为上元灯节，每逢正月十四、十五、十六都要放假，大家晚上一同放烟花、吃元宵，所谓“上元开宵禁”。从那以后，晚上开宵禁就变成一种习俗。除了一些传统节日外，还有一些日子也非常重要，比如古诗中经常会出现“人日”的说法，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中国古代从正月初一到初七都有一个小占卜，顺序依次为“鸡、狗、猪、羊、牛、马、人”，正月初一称为鸡日，如果这一天阳光万里，天气晴好，说明今年适合养鸡；如果初二天气好，就适合养狗，以此类推。而如果正月初七天气很好，就说明今年不会有瘟疫。所以，正月初七这一天对老百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农村一般都比较重视正月初五，叫“破五”，这实际上在是唐朝以后，佛教对中国节日的改造。
三、学术素养
所谓学术素养，就是从事学术研究必须具备的基本修养。那么，研究古代文学，必备的学术素养有哪些呢？
第一，文献阅读能力。良好的文献阅读能力，能使我们把一篇文章读明白。具体来说，只要我们读到某篇文章，就要把其中的字义和典故研究清楚。比如，骆宾王的《咏鹅》中有一句“曲项向天歌”，什么叫“项”？为什么不说“曲颈向天歌”？因为，“项”指代的是脖子后边，“颈”指代的是脖子前面。东汉的董宣被光武帝称为“强项令”，说的是脖子后边很硬，不肯低头，而不叫“强脖令”。再比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是妇孺皆知的诗歌，实际上，这首诗的意境来自屈原的《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陈子昂对其重新进行了解构。作为研究生，要对这些知识做到胸中有数。
除了文章中的字义和典故外，现在接触的很多成语，如视死如归、自相矛盾、掩耳盗铃、南辕北辙等，也都应该知道它们的出处。比如说，在先秦的很多寓言故事中，做傻事的都是宋人和郑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这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商人众多。周朝的文化不及商朝，虽然灭掉了商朝，但周人面对商人的文化优势，却有一种抵触心理，因此他们要在舆论上打击商人，这是舆论战。由此可见，周朝遗留下来的典籍中，对商朝的责骂和诽谤并不一定都是真的。所以，我们读书的时候一旦遇到问题，即便不是大问题，也要详加考虑，以锻炼自己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二，逻辑思维能力。写文章的时候要有基本的逻辑概念，知道文章应该写哪些内容。这就好比我们给人指路，从东北师范大学到火车站该怎么走。我们应该先说东北师大位于什么地方，火车站位于什么地方，具体应该怎么走，这是基本的方法。但很多同学却不这样去写，却总是喜欢从头说起，不管研究谁都从生平开始。实际上，如果有些生平已经成为大家所公认的常识，就没必要去研究了，做论文非常忌讳这样的面面俱到，我们要做的就是直接把问题说清楚。
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要明确自己的逻辑起点，并在此基础上，一步一步地分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最终得出结论。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需要我们有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不论证明什么问题，都要先考虑清楚它的前提条件、必要条件、充分条件是什么。只有充分考虑清楚且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顺着自己的逻辑写下去。
有的同学写文章喜欢兜圈子，不知道应该如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采用三段论的写作方法。具体来讲，就是把文章分为三小节，前两节各证明一个问题，第三节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总结，这是论文的基本模式。除此外，我们也可以使用“起、承、转、合”的格式：第一节为起，点明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第二节为承，讲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第三节为转，把另外一种可能性排除掉；最后一节为合，得出结论。这是一种递进式的写作方法，包括四个基本的步骤。当然，如果其他的可能性，在另外几个部分中已经排除掉了，第三步也可以省略。还有一种并列式的写法，这种写法往往把问题的答案分为几种可能，每一种可能分别占用一个小节来论述。其中，在每一节内部，为了阐述具体的观点，也可以用起承转合的方式。同样的，在起承转合叙述模式的内部，也可以使用并列式进行阐述，这些都是基本的行文逻辑。
刚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同学，在写论文的时候，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句与句之间不连贯，缺乏逻辑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构思文章的时候，先把文章的概要写出来，明确每一节分别介绍什么内容，确定每一节的内容之后，再思考具体每一段要阐明什么问题。这样如同剥笋一般，层层深入下去。一般来讲，第一段如果得出一个结论，那么第二段就要从这个结论开始写起，依次顺延。所以，论文中有些表示顺序的语言，像“第一”、“第二”、“然后”等，都是可以用的；如果需要补充的话就可以说“值得注意的是”，“需要补充的是”，或者“需要强调的是”，然后再把观点重新阐述一遍。有些观点比较难以表达，我们可以先简单介绍，然后用“换句话说”将想要表达的意思朝深处挖掘。这些都是行文的基本方法。当然，逻辑常识是学会行文的一个基本前提。从论文的某一篇，到其中的某一节、某一段，甚至是某一句应该说什么，都需要我们去建构。只要把逻辑结构确立清楚，写文章就如同行云流水。不过，架构良好的逻辑体系是以掌握基本的常识和概念为前提的，如果缺乏基本常识，文章逻辑体系即便再明晰，也是空谈。
第三，文字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是需要长期训练出来的，它需要基本的语言功底。在论述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掉游移的毛病。最高明的文章写法是“老吏断狱”，即一下子抓住文章的要点，用简洁的语言把复杂的含义表述出来。在诗歌研究领域，这种手法又被称作“截断众流”，意思是，当大家为某个问题各持己见、纷争不休的时候，有学者只用两三句话就把问题讲清楚，让其他学者心服口服。
在写作训练过程中，首先要有“老吏断狱”的判断力，准确地抓住问题的关键所在，然后，在表达的时候能够“截断众流”，用简明的语言把看似繁复的观点表达出来。为了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们可以试着写写书评，每读一本书或者一篇论文，都可以试着写一则摘要，用三五句话把文章精华的部分提炼出来。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论文写作是一个考据的过程，这就像我们做几何证明题一样，明明知道答案，还要想办法去考证，证明答案的合理性，证明其他观点都是错误的，而不是仅仅依靠直观的判断。
总之，写文章首先要有“老吏断狱”和“截断众流”的境界，具备基本的文字表达能力。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培养自己文章的情采，试着把文章写得生机勃勃，充满机趣。论文并非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呆板教条，它是可以充满才思的，所谓神来之笔，正是如此。比如钱钟书这样的一流大家，他们的论文就显得很睿智，能够在看似毫无关系的两个细节中建立起一种逻辑关系。
这里补充一点，我们阅读某位学者的论著，也要根据自己的才情进行选择。比如上面提到钱钟书，缺乏才情的人一般很难读懂他的文章，不知道人家为什么由甲观点得出乙结论，而睿智且有文献功底的人一下子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我们要根据才情选择自己喜欢的学者，试着在某一个领域内，扎下一个根。具体来说，如果我们研究李白，除了要读李白的全集，还要读研究李白的相关论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找一位研究李白的学者，通过阅读他的全部著述，摸索他的研究思路，知道他是怎么做学问的。
当然，我们的研究对象，不论是古代的某个文人还是现当代的学者，一定要和自己的性情相投。拿刘禹锡来说，他既有才情，又有豪气，即使仕途不顺，也能够把心平静下来，是一个能张能曲、能放能收的人；苏轼则才华横溢，陶渊明淡泊宁静，辛弃疾愤世嫉俗，各有各的特点。因此，写文章也要根据自己的才情，慢慢地形成自己的表达方式和文章风格。只有通过创作，我们才能体会到作家的心理。我们的诗文不一定写得很好，但重要的是，自己要体会创作的过程，明白什么叫做“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唐·卢延让《苦吟》）；什么叫做“一斗诗百篇”（唐·杜甫《饮中八仙歌》）。
研究领域和写作风格往往是紧密结合的，一方面我们要独立创作，另一方面我们要从事研究。这就提醒我们，尽量选择性格开朗、见识广博，生活和事业相对顺利的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如裴度、李德裕、牛僧孺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官至宰相，作品自然也很有见地，不同常人。在研究他们的诗文过程中，我们会受益良多。
§§§第三节深思
要为学，就是读书与深思的相辅相成，孔子早已言明：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前面讲一味苦思而不知道在读书中寻求解决之道，不是读书的良法。而现在讲死读书，不给自己思考的余地，也是收效不大的读书之法。人在读书的过程中会发现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称之为未解之谜，每一个未解之谜都值得去探索。读书就是要在其中思考这些问题，寻求解决之道，也许不能最终解决它，但是在思考解决方法的过程中，他会掌握很多材料、方法或者前人已经提出的某种假说。
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黄宗羲*，历览前朝兴衰更替，发现一个规律，即历代的财赋、税收是在不断增加的，虽然各朝都做出种种变革，但仍不能使之减少。后人称之为“黄宗羲定律”，这为后代循此思考这个问题，并找出解决之道提供了线索。这就是读书的良法。对做学术研究的人来讲，能够提出问题，就是研究成功一半了。而要能在读书中、在材料中提出有见解、有价值的问题，还得靠自己的深思才行。
*黄宗羲（1610—1695），学者称梨洲先生，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一、能思
《礼记·学记》讲：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人只有学才能进步，这是常识。但进步何来？就在于我们读书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发现自己知识上的漏洞，并予以补充完善，这样才能进步。而要能知自己不足，又非得经过自己的思考不行，查漏补缺正是一项自省的工作；浑浑噩噩的读书，是难能知不足而去努力完善的。
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点，问我们黑板上有什么，我们都答说“一点”。老师却说黑板上什么都没有，点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可以忽略不计。老师接下来又画了一个圈，问同样问题，我们回答说“一个圈”。老师又说黑板上还是什么都没有，大家要看圈以外的东西。
治学就是如此，当自己的知识只有一点，或者只有一个小圈范围那么大的时候，往往是固守于此，感觉自己知识很丰富。有人说：“识少见寡的人，发现一点灰尘便惊叹不止。”读书是求见闻开阔，一定不要使自己陷入这样的境地。
知识领域宽广无边，当他停止在一点的时候，确实会感觉这个点很密实，而当他掌握了一个圈的范围的知识之后，他才会发现未解的东西变得更多。圈内的归他所有，圈外的都是他未掌握的，圆圈越大，边缘越大，所以当他的知识越丰富，他所能接触的未解领域就越多。这时候就要放低自己了，重新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要多学、多思考才行。学的范围广博了，可资利用的材料也就丰富起来，思考才能有深度、有价值。
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叙事》里讲了学与思的关系：
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读书过程中要能在文辞之中见到事理之所在，对于意蕴丰富的话语，更要能举一反三去思考、去理解。能够举一反三地读书、思考，这样才是最为高效的。最好的学习是教一而知十，对于老师的教导以及书中的道理，能够领会透彻，得心应手地运用到实际中的很多方面来解决相关问题。对于老师来讲，学生能够教一而知十，就像一只船一样，只要老师再稍微一推，就能扬帆而顺风顺水地前行，这样的学生是很好教育的。教一学一，读一学一，自己从来不愿意多想一点，这是最低效的治学方法。
朱熹在《朱子全书》中也讲了同样的道理，言曰：
举一而反三，闻一而知十，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一至于此。
思考的过程就是举一反三的过程，死记硬背的读书与学习是没有意义的。研究者要在探究事理的根本上下工夫，在融会贯通上下工夫。我们的时代要求的是创新型的人才，而要能创新就是要会独立的思考。举一反三、闻一知十，正是这样的思考能力。要想成就自己的事业，成就自己的理想，要能在工作中做得出色，就要培养自己独立求知、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书中、在老师处，不要只是得到一条鱼就心满意足，要能学会打鱼之法才欣然自喜。古人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为此而发的。
治学得益于深思，并做出有价值的成果，就要在打破成见的同时，提高自己的见识，解放自己的思想。朱熹言：
濯去旧见，以来新意。（《朱子语类》）
只有把条条框框都打破了，才能在研究的领域里做出新的格局来。袁枚也讲：
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续诗品·尚识》）
学问像弓弩一样，是培养才情能力的基础；而才情能力之箭，又必须靠见识来引导，方能正确地运用到解决问题上来。像中国古人讲史学，要做良史不但要有史才，还要能有非凡的史识。没有见识，做出来的研究成果对社会、对未来也不会产生什么好的影响。
要想增加自己的见识，就应该到社会上多接触一下现实，看一看下岗职工的生活，看一看农村孩子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有一种深沉的关照感，才能引发深沉的思考。读书绝不是从字面到字面，从书本到书本，见识也不是完全能在书本中培养出来的。自己没有现实生活的感受，没有充实的感情投入，没有深沉的责任感，思考就是无力的，也不会影响到他人。“思则睿，睿则圣。”（宋·周敦颐《通书·思》）读书而思考的人，不但能变得睿智，而且最终还能达到圣明的境地，这就在于真正的思考是对现实的深沉关切，是在不停地培养自己的担当与责任感。能够在读书时心怀天下，关心民生疾苦，这样的思考本身就是一种为人见识的扩展，是自身德行的完善。一味死读书，却不因之思索到现实的问题，读书就失去了意义。
二、善思
学问大致分两种，即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这也是现在科学研究的两个范式。尤其是人文社会学科中，历时研究主要是要找到一个事件、思想在整个历史发展中的线索、过程和作用；而共时研究则是要探索不同的事件、思想在相同历史背景下的结构状况，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交替和变异。我们读书做研究，就要既能从横的线索上思考，也能从纵的线索上思考，这样才能探明一个问题在整个学科历史中的定位。
若想把学问想清楚，把书中道理领会明白，就要能够从古至今、从此至彼地思考问题的全貌。思考就像泉水一样，我们既要不断地疏通，也要不断地扩充，这样才能使之越来越新。读书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培养发现问题的能力，通过思考提高研究的针对性，拓展研究的思路和领域。有时候思考就如活水，是没有固定角度可言的，要能在整个学问中纵横捭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人的一生形成自己的思想成果的年龄，基本上为30~50岁，50岁之前还不能培养出自己学术思考的能力，再之后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与要求了。理科做研究，能出重要成果的基本在30~40岁；文科稍有不同，可以延伸到50岁。做学术研究到很成熟的层面，就是在靠经验思考，靠经验进行研究。我们正是智力活跃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地在培养思考习惯和积累经验上下工夫，为长久的研究打下基础。“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宋·苏轼《送安敦秀才失解西归》），有一些书需要翻来覆去地读，有一些理论需要日积月累地揣摩，每一次都要能从旧材料中思考出新东西，从熟习的思维中再开出新的途径来。熟读深思之后，那种心得只有自知，也将是大有裨益的收获。
吕本中曾说我们如何治学：
后生学问，聪明强记不足畏，惟思索寻究为可畏耳。（《童蒙训》）
背记之学是不值得称道的，那只是天性聪明而至；只有那些善于思索，读书能够寻究根本的学子才是值得称道的。这其中的差别就在于用心与否。我们看文学作品，有的是用脑子写出的，有的是真正用心写就的，只有用心写就的东西才能感动人。做研究亦是如此，要把自己的心和脑结合起来才行。光靠聪明头脑而不投入感情，不能用心去思考探索，就做不到深入。如能聪明合于用心，做研究才会有长久的兴致，做出来的成果也才能有很深的人文性。
为学深思，也有一定的章法可循。首要即为能疑，继而为能问，由疑问而再深思解决之法，这是为学的一条途径。“动以静为母，疑乃悟之父。”（清·魏源《明末楚石诸禅师和三圣诗》）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静”是万物之根，静是永恒、是常态，而运动则是暂时的。这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万物都处在运动之中”的理解正好相反。中国传统哲学认为静是绝对的，运动是相对的，天下万物最后都要归于静寂。
由此生发，人如想达到开悟的大境地，就要能纯净心思，由静笃而生出对于天地人生之道的深深思索，若在此期间能够产生对平日营营扰扰生活的疑问之心，又能循此而苦思解脱之道，这就种下了澄明开悟的慧根。所以“疑”乃是一个提高的关节点，由“疑”才能生出对于另一更高境界的向往。
三、反思
中国教育理念提到，老师给学生讲授知识的时候，不要一次讲透所有知识，而要留下一部分未解的知识引导学生去主动地思考，从而给学生一个提高的空间。明代学者陈献章*被誉为“岭南第一人”，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讲：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人称白沙先生。主张学贵知疑，创立江门学派，为明代硕儒。
学贵有疑，大疑则大进，小疑则小进。疑则能进，已得知识之半。
“疑”就是让学生能够去思考。读书过程中生出大疑惑，就能有大长进，生出小疑惑也能有小长进；要想不断进步就要不断思考，不断因疑惑之心而思考解决之法，能有这样的精神，也算是已经入了学问研究之门，得到知识之半了。能生疑惑之心，就说明读书者有心，有独立思考的意识，古人看重“疑”的重要，实际上是看重这种主动的、独立的思考精神。
能疑之后，就要对疑惑的问题进行反复探究，从各个角度来发问，逐渐掌握问题的关键所在。早在《尚书·仲虺之诰》中，古人就推崇“问”的重要：“好问则裕，自用则小。”要为学就一定要有好问的精神。好问之人，一般都是在思考很熟或查阅很多材料之后，真正再也不能思考透彻了，才向别人发问的。所以好问，即使是因为不能透彻理解，他其实也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有了很深的理解，只差最后点透而已，所以能称之为“裕”。而刚愎自用之人，有了问题思索不得，就轻轻放过了。如此长久下去，不但知识面越来越窄，其为学的格局也越来越小。孔子讲自己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知识，就在于自己能做到“每事问”。
《论语》里就记载，孔子凡是遇到不懂的东西，就不耻下问，由高明而更高明。中国古代学子都要游学，要到天南海北走一走，听听不同老师的课，结识一下更多的朋友，就是为了能够在游学中向更多高明的人请教，而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增长自己的见识。“博学多识，疑则思问”（汉·王符《潜夫论·叙录》），只有广博地涉猎，扩充自己所学的范围和研究的领域，才能不断增长自己的见识；而在读书过程中必然会生出疑惑来，这时候一定要善于询问，善于向高明之人请教。《荀子·大略》中有句话说得好：“迷者不问路，溺者不问遂，亡人好独。”“遂”为水中能借以得渡之路。不能问，则终迷惑、沉溺于不知路的困境中，要在学问中有所成就是很难的。
《礼记·学记》里说：
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
正是对所读之书、所接触之事理不能清楚明白而生疑惑，才有“问”，所以“问”正是攻坚之关节。同时还要能够循序渐进地发问，“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先思考解决容易的问题，逐渐地把知识、材料、经验都积累起来，再去思考解决艰深的问题，最后才能逐渐探究到“节目”之处，也就是问题的核心之处。为学不要在起步时就做太难的题目，那样将是初学者很难驾驭的，做学问、读书一定要循序渐进，思考问题也是要循序渐进。这都是古人总结的为学的经验，其中蕴涵着很深刻的道理，我们一定要善于吸取。
“疑”与“问”不可分，都是读书深思的必经阶段。而要做到善“疑”善“问”，还是要在“学”上努力。刘开讲：
学与问，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质疑，非问无以广识。好学而不勤问，非真能好学者也。（《问说》）
我们一直所讲的做学问，实际上就是在讲学者要善于“学”、“问”并使之相辅相成的为学之道。人不努力向学，就不能增长自己的知识、经验，对于所读之书也就不能有什么见解和评判，所以想有所质疑都不得；不能做出自己有见识的质疑，不能对书中的朦胧处、不切实处而发问，读书只能是原地踏步，难能前进。问要善问，要深思熟虑之后再提问。“非问无以广识”，如果能在“学”即大量查阅资料的基础上、在深“疑”即深思熟虑之后发问请教，由高明之人帮他点透最后一层隔膜，人的学养与见识就能豁然开阔，即便是做世上任何的事情，不单是做学术研究，参加实际工作也是如此。
在一个单位里面，他如果能处处留心，善于向他人请教学习，对于单位的发展能够提出很有预见性的问题与设想，能够一下子抓到单位中某个问题或是整体发展问题的要点，那么他在工作中的发展也就是无可限量的。
所以，我们为学要能深思，要能善“疑”善“问”，不要总是浮于知识的表面，即使有疑问也是隔靴挠痒的疑问，不但不能扩展自己的见识，也不能有助于推进学问的进展，以刘开的话讲就是“非真能好学者也”，这确实是为学者的悲哀。
四、广思
要在“学”上努力，到底还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见识。我们有时候看别人的文章，有的浊气逼人，有的非常爽利，有的格局广大，有的则气象狭仄。能流传千古的好文章还是要靠见识，见识不到，文章的气象、韵味也就不足。君子立身处世的见识是根本，做学问的见识也是根本，读书而深思以探究其理，目的就是为了扩展、提升自己的见识。见识又从何而来？《论语·述而》中讲：
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
多闻为见，识即是多思，只有多闻多思才能提高自己的见识。人有时候看不透、看不穿道理，就在于自己不能多闻多思、不能下工夫去锻炼思维能力。陈寅恪先生主要研究历史，很有大的“通识”，他的见识是极高的。他研究很多问题，其眼界首先就放得很宽广，但同时还能细致周密地考证出一事一人一制度之“然”与“所以然”来，总结出来的都是真经验。这就是我们为学要师法的榜样。
其实做研究就是两条途径，一个就是抓住主流大势，一个是做细节上精深的研究。胡适、梁启超皆为第一路径，而王国维先生就是第二条路径。但是我们不管走哪条路径，都是要结合自己的性情、思维长处、知识积累与研究领域的特点来做最刻苦、最深入的思考。读书绝不是读死书，一定要多思考，通过思考来提高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看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研究古代文学的人最终连一首古体诗都不会写，对那些经典的诗作也不能做出深刻的鉴赏；研究教育的人可能连自己的孩子都教不好；研究哲学的人连《论语》、《庄子》这些基本的典籍都没弄懂，更谈不上把其中的道理用到自我的修养之上，这样的读书就是读死书。
我们讲为学宜要深思，就在于人不停地求学向学，是要把活泼灵动的心思用到对天地物理、人生至理的深深思索中，然后能够扩充自己、修养自己，从此中获得安生立命的本领。“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荀子·非相》），就是对读书而能深思之、大用之的总结。
“以近知远”，即是通过深思，人就能够凭借眼前的知识，而推知到很深远的知识。《吕氏春秋·察今》中也讲：
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
为什么能够如此？就在于天地物理是一样的，社会人情古往今来总有不变的地方。正如我们现在都很喜欢传唱的流行歌曲，不单是现代社会有，明清的人也有自己的流行歌曲，上溯至宋、唐、汉一直到先秦，其时的人也都有自己时代所喜欢的歌曲。而且我们考察历代民歌的主题，会发现这些歌曲有着共同的关注，即人们的爱、恨、别离之情，这是千载以来都不变的。先秦的《诗经》里唱“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邶风·击鼓》），现代歌曲里也有诸如“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他一起慢慢变老”之词；汉代乐府旧题有“行行重行行”，翻成现在歌曲中的词语就是“走走走走，走啊走”。不但情理相同，词句都差不多。
再比如我们做历史研究，会发现汉代有一个典型的现象叫“崇妻党替母党”。因为东汉后期的几代皇帝，即位时候都比较年幼，不能处理政事，往往是由皇太后代为掌权。皇太后掌权，就必然要依仗自己家族的势力，重用的亲信往往是自己的弟弟或哥哥，也就是皇帝的舅舅们，此为皇帝的母党一系。而当皇帝渐长，亲政以后就要把权力夺回自己手中，这时候其依仗的往往是自己皇后家族一支，把舅舅家的人赶走。这种现象在历代都很明显。再来观察我们自己的家庭关系，年幼时候一般是和自己的舅舅亲近，而结婚以后就会逐渐疏远了这种关系，开始和自己的大舅哥、小舅子们亲近起来。研究古代社会关系的时候，对于有些现象要做一种深层的、人文的思考，不要只是看到了政治的权谋。历史虽是已经死亡的历史，但它同样是几千年前、几百年前那些有血有肉的人们创造出来的，这一点是要深知的。故而研究社会发展，就要能够深思各种现象，并把握到其中蕴涵的那些古今相同之理，做到能以近知远、以今知古，方是能体会大道之士。
“以一知万”是另一种大用处。北大有一处地方叫勺园，就是取一勺之水能窥天下之水的道理，即有“以一知万”的意蕴。《华严经》上讲：
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
“以一知万”是中国人思维的一个特征，古代讲观人，是在细节处着眼，认为一个最不经意的细节就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本质特征，这也是同样的道理。做学问也是这样，一定要能够通过深思达到“以一知万”的境界。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思考问题要从小的地方着手，入口要小，挖掘要深，容量要大，这是为学的一个诀窍。
举例子来讲，读历史书就能读到东晋有一句民谣，叫做“王与马，共天下”。一般人读到此处可能就忽略掉了，不会去细究一句民谣的内涵，但是田余庆先生就能由此切入，联系到魏晋的门阀制度而做出了一个很大的成果，最终写出经典的历史研究著作《东晋门阀制度》。所以我们读书要广博，但是思考一定要从小处、从精细处着手，这样才能由一斑而窥全豹，达到“以一知万”的高境界。
“以微知明”，即是我们常讲的“见微知著”的道理。在每一个小细节处都能不轻易放过，从而加以细细琢磨与思考，就终将洞晓到整个事物的影响或结果；或者是能在领略到学问的一点微妙之义理后，就能循此而不懈深思，也终将能探究到学问的实质与发展趋势。《韩非子·说林上》说：
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故见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能从一个微细的地方，察觉到大的历史线索或历史发展方向，这就是圣人的境界。我们做学问即是如此，科学研究亦是如此，从细微的地方入手，在细微变化中发现大的规律。这都是能深思的大用处，也应是我们深思所要追求达到的境界。
§§§第四节明理
我们讲为学之道，持恒为长久坚持的要求，读书为扩充知识的要求，深思是精于理解的要求，而其最终都要归结到一个目的，即是明理。只有在为学过程中明事理、明人理、明社会之理，才能把为学与人事、社会结合起来，才能使之有所用途。清人彭兆孙言：
读书为明理，明理为做人也。
在明理之后，是有着对于人身修养的要求与期许的。
一、物理
陆九渊讲出了读书为学须明何种“理”。他讲：
读书须明物理，揣事情，论时势。
“物理”即是我们所说的人情物理，也就是万事万物的道理。能明物之理，就能顺物知情，去揣摩现实中碰到的一切人事与人情，然后能看透周围的世事，最终生发到对整个时代、社会发展趋势的认知。很多人读书时困守于书本，也困守于书斋之中，与现实生活和社会是隔绝的。隔绝得太久，没有丝毫对社会的真切认知，就会连听别人的谈话也不大能明白人家的意思，因为社会上的人说话往往都是很含蓄的，含义很丰富的。为学就是要立志明于整个天下之大事，这对做人、做事、做研究都是很根本的。不明世情与时势，往往会导致一生的困顿。
西汉后期的大学者扬雄即如此。扬雄在文学史上的评价虽然很高，但是他一世遭际困苦，是很潦倒的一个人。扬雄早年追慕司马相如，努力雕琢辞赋去献给当朝皇帝，但是却经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因为当时汉朝已经处于社会崩溃的前夕，那些粉饰太平之作，也就难得受到当权者的青睐。后来他自己觉得很后悔，说学辞赋是雕虫小技，转而做政论文，但其时已经是王莽新朝，社会处于复古的混乱中，他更难得被重用，终其一生都很低微。后来因事受累，扬雄欲投阁自杀而不得，据《汉书·扬雄传》记载：“然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所以说做人也好，做学问也好，要想有显示之功用，就一定要能明于当时事理。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让大家做人、做学问而从俗，而是讲学问要关注于现实，要对自己当世的发展有利，不但学问做得有价值，自身也能庶几有成。
姚鼐*是“桐城派三祖”之一，学问很好，文章也做得很好。他说读书人当求心性修养，要能通过读书而明心见性，由正心而修身养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即使文章写得像韩愈一样美，学问像郑玄一样深厚，也算不得是什么大学问。要把为学视为是知行合一之事，不要嘴上、手里一套华美文章，而心中是另一套龌龊道德。做学问确乎是一个苦差事，不但要读明白、想明白，还要做明白。
*姚鼐（1731—1815）字姬传，室名惜抱轩，曾参与《四库全书》编撰，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
我们习惯讲老师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现实中人人都当如是，读书的时候要培养自己，积累知识也修养德行，这样走上社会以后就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就能够聚集起可以帮助自己成功做事的一个圈子。做教师的人更要对这一问题加以深思，也要思考自己对于本学科的基础知识是不是都掌握了？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讲清楚？而在知识之外，自己能不能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要常反思自己的这些不足之处，不断地提高自己。因为在自己所培养的学生之中，有的可能就是未来的大学者、大科学家，老师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可能就影响了一个孩子一生的命运。做老师也确实是一个苦差事，是一个考验良心的职业，不仅仅要求有知识，还要求有修养，更要求要用心，所以还是应当从明理处提高自己，才能做好这个职业。
左宗棠对于读书明理，有很详尽的论述。他说：
读书做人，总在明理二字。读书时，须细看古人处一事，接一物，是如何思量，如何气象。及自己处事接物时，又细心将古人比拟，设若古人当比，其措置之法，当是如何。我自己任性为之，又当如何？然后自己过错始见，古人道理始出。断不可以古人之书，与自己处事接物，为两事也。
最后一句，讲的实在是好，读书就是要把道理与实际结合起来。左宗棠在这里对读书如何明理讲得很细致。读书过程中，看到古人处一事、接一物，都要在自己心里细细揣摩一番，深思古人为何做如此想？为何做如此行？其中利弊如何？其中又有怎样的气象？都要一一揣摩透彻。历史书中的记载，往往是能表现出某人大优点或大不足的事迹，体味这些事迹，反思其中道理，在每一道关口自己能否坚持，而对整个局势自己又能否清楚把握，这不但需要坚强毅力来忍耐，更需要极高明的对事理的见识才行。
孔子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就是要多看到别人的好处，不要总是在对书中的道理，对他人的行为做出“任性为之”的批评，即使他人有见不到处，自己也该反思此情此景下，能不能做得更完美。只有如此，才能见出自己可能犯的过错，才能懂得古人行事确实有很高明的道理。读书的目的、做学问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能明白道理，如果把“古人之书”与“自己处事接物”当做是漠不相干的两事，读书即为死读书，做人将会浑噩一生，这就是愚钝的行为。历史是一面镜子，现实也是一面镜子，我们要不断从中间找到反差，以有利于自己的提高。
二、情理
大儒王阳明亦有同样的见解：
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自然笃实光辉。（《静心录·与黄宗贤五》）
大家读书中，往往会有某句话让他读得动心，他就能很长一段时间都记住这句话；某句话能使他把书放下仔细地思考，他也能很深刻地记得并且理解这句话。如果读书始终是没有一点动心，没有一点停下来思索的时刻，这样的读书也是白费了。只有在读书中常常动心，常常主动地思索，才说明读书中有道理值得自己去琢磨、去品味，才能渐增读书乐趣，才能长久保持读书的新鲜感，才能持续地获得新知。读书，就要从书中那些能够深入心髓的地方用力，在书中最为精华的地方，最有意蕴的地方好好地琢磨思考，以求对其中道理的深刻认知。
读书时，不妨把流传很广的古人名言摘记下来，记住三五句关乎心性修养的话，并且将其变成自己一生的行为来支持自己的发展，读书才算是读明白了。诸如《大学》、《中庸》之类的书中都含有很深刻的道理，不能只看其表面的意思，而是要明白其深层的道理，并施行到自己修身与为学的实际中，这就算是把《大学》、《中庸》读透了。《白虎通》说得好：
学之为言觉也，悟所不知也。故学以治性，虑以变情。故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子夏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读书、学习就是为了让人觉悟。所谓的“觉”就是觉醒，把以前所不知道的、不能明白的道理一下子全都开悟明白了，读书学习培养的就是这样的能力。
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的典籍，并不是告诉我们一些基本的结论，大部分都是在讲涵养性情、明心见性的道理。这也是中国古代科技不太发达的原因。自然科学重在求真，就是要探索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而人文社会学科则重在求善，是为了人心性的完善，并不是去追求一个事情是不是最真的道理，我们能说诸子百家的哪一个学说是完全准确的呢？求真的东西可以经过反复的科学实验来证明，而求善的学问也是非得人亲身的践行才能领会它的意蕴与价值。任何一种求善的学说都不一定绝对准确，要把这种学问在践行中有所辨别，这也是为什么前人讲它是心性之学的道理。比如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涉及对一些人、一种思潮的评价时，就不能用对或错来定论，而是要看它是否契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有时候评价儒家的学说，认为其害了中国的文化，这就是不对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一种思潮有时是起积极作用，但如果稍微一转移就起消极作用了，最重要在于让这种思潮与社会结构相契合。因此，这是合不合适的问题，而不是对或错的问题。当然人文和艺术还有另外的追求，就是“求美”，但是对于美的理解也是有时代性的。
不同的时代对于一个问题的看待角度也是不一样的。求真的学问是超越于历史与时代之上的，但是求善的学问却是随着时代的变动而不断地变化的，具有我们所说的时代性、阶级性，也还具有某一个国家的区域性、民族性。中国古代的学问基本上是讲求善的，不是实际“百工之肆”中“致其事”的学问，而是要君子涵咏体悟的“道”，为学者要对传统学问的本身认识清楚。我们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从中思考的问题与社会、人情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学到传统文化的精髓。
做学问来涵养自己的性情，是中国古代所讲为学的立足点，就是为了培养一个成熟的人、一个完美的人。古人言：
学必以涵养性源为本，而以变化气质为征验。
现在的学科划分越来越细，我们从事这些学科的学习，最重要的不是知识的提高，而是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在一起涵养完美的性情。从而可以使自己心胸更豁达一些，视野更开阔一些，待人接物更妥当一些，做事的志向也更坚定一些。人每往前进步一点，接触的人就变了一批，要多向周围的人学习，在不知不觉间就改换了自己的气质。知识是学无止尽的，修养和做人更是要不断进步，以求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
三、事理
人生于世，在能自觉培养自己心性之前，其全部的修养基本上都来自老师的教育和家庭的教育，不能自主即为“天性”。人在家庭里学父母，在学校里学老师，并不能自觉地有对完美修养的追求。但是当读书到一定的层面，或者走上社会独立之后，人就要开始有意识地向周围人学习，逐渐地改变自己不好的习惯，补充自己性格上的不足，转变自己为人处事的方式。如果能这样持续地修养，在言语、行为、性格上慢慢地改变，就能不停地向高处走，向善处走，向成功处走。
人要想做多么成功的事业，就得有多么高的修养、多么大的格局，就得有多么开阔的立意和多么坚定的志向。一定要明白走上社会以后，自己就已经是一个要完全对自己负责的人，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事不得不做，要有够开阔的格局才能承担这一切，才能在社会中安身立命。读书的时候，一定要在如何做人做事处多多用心，在整个性情与思路改变以后，能够时刻自觉地完善自己，他才能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人，一个能够成就事业的人。
郑板桥说：
善读书者，曰攻曰扫。攻则直透重围，扫则了无一物。（《随猎诗草》）
“攻”是讲要在不懂处深入钻研，“扫”是讲要广泛地涉猎。善于读书的人，对于书中那些触动了自己内心的知识，对于那些正契合自己所思所想的道理，就一定要想办法使之变成自己的行为，使之变成自己解决问题的思路。
善读书者，即是要有把天下道理穷尽的雄心，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宋代张孝祥有一首词叫《念奴娇·过洞庭》，其中有句云：
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
为学者对于研究领域中的书要全部找尽，犹若“尽挹西江”；而后就是慢慢地琢磨、思考，犹如“细斟北斗”，然后从其中找出一条可供自己研究参考的思路来。“万象为宾客”者，就是讲学问最终可以做到触类旁通、处处逢源的佳境，一切材料都可以触发自己研究的灵感与思路，都可以被自己得心应手地运用。前面也讲，为学求知并非是靠眼睛去看，而是要用心感受，能够用心为学，以“攻”以“扫”地直透所有的道理，就能进入“万象为宾客”的佳境。
读书如果能使自己气质变化，这样的读书才算是有结果。变化气质是要用心去体悟道理，“攻”也罢，“扫”也罢，都是要在书中探寻到于自己有利的道理。我们读《论语》，就能知道孔子是很懂人情物理的。《论语·宪问》中记载：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中国文化中常讲“以德报怨”，往往是听起来很高雅，仿佛胸怀很博大的样子，其实这是不符合人情的。“以德报怨”，就类似于《圣经·新约》中“有人打他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的精神，这是宗教的行为，怎么能要求所有的常人来这样做呢？孔子回答得好，就是要“以直报怨”。如果有人对他有所怨恨，自己要首先反省本身有没有不对的地方，能够感觉问心无愧，那就不要理会这种怨恨，就要坚持自己的行为。自己若是正道直行的君子，时日长久了，他人也就会明白，同样正直的人会因意识到误会，而消解掉不必要的怨恨，而如果对方是小人，那就让他怨恨去吧，因为君子与小人本就是不同道的。以公平正直来面对怨恨，以恩惠来酬答恩惠，这才是合于人情物理的。若不如此，只是一味讲“以德报怨”，对于《老子》中“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的质问，又作如何回答呢？
我们这一讲是为学之道，其中道理很深，因为为学并不仅仅是读书求知识之道，其实际上还是修养心性之道，是完善自我之道。韩愈说：
读书患不多，思义患不明。患足己不学，既学患不行。（《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
这可以作为我们为学上一个总结性的告诫：
第一，要时时追求扩大自己的知识，要视广博为能，以有未知之事、有未闻之理为耻。读书还要慎思、深思，对书中道理绝不朦胧放过，要探究出其中的深义才罢休。
第二，要能时刻检点自己是否有自满之心、懈怠之心，要警醒自己学无止境，古人尚且有“秉烛”之喻，今人怎能易于自满自欺呢？而对于已经学到的知识，要自我反省是不是没有努力去践行，是不是不能把已经明白的道理变化为自己的行为，一定要避免学而无功
的事情。
第三，为学之道就在于完善自我心性上。“学而不化，非学也”，“化”即是每学到一个新知识，每理解一个新道理，都能使之内化在自己身上，渐渐地自身也就可以被这些知识、道理所“化”，自己的心性、修养、行事都能合于天地至理，合于社会人情，这就是我们为学所最终要达到的境界。
做学问，要明理；明理，才能做到清通简要，才能具有学问的气象。我非常喜欢业师袁行霈先生的一段话，以此作为结尾吧。
学问的气象，就像释迦之讲法，就像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宏，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人自服，无庸标榜而下自成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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