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李唐之先世及其统一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父子起兵反隋，攻占长安，建立唐王朝，然后逐步镇压了农民起义军，消灭了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文明、富强的国家。

    涉李唐世系，近人曾提出两项问题：其一为缪凤林汉胡混合之北统，兹列举李氏之血统如下：

    除独孤、长孙都属鲜卑无疑外，窦氏之先，相传自后汉奔匈奴；故说者亦视如漠北之族。吾人对上古史能深入研究，此等问题，已觉不甚重要。

    莱忙脱氏言：“德人自夸为优越人种，且是纯粹的诺曼种；实际上则彼辈已是最复杂的混血，此种现象，世界上各民族殆莫不皆然。”刘盼遂曾著《李唐为蕃姓考》三篇，最后又自取消其说，然犹有人深信不疑者。

    其二倡自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彼以赵州昭庆县原有宣皇帝（熙）、光皇帝（天赐）合茔，其地与赵郡李氏祖居之常山郡相接，因谓“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十一页）且宇文泰入关之后，曾令相从之汉人，改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李唐改赵郡郡望为陇西郡望，即在是时云云。（十二页）

    同姓而因缘攀附，是陈氏所承认之事实，（十一页）如果李唐出自赵郡，则赵郡之李，方攀附不暇，庶姓更不敢小觊，何以皇族反不及赵郡之可贵，而太宗有“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之语。（《旧书》六五《高士廉传》）宇文泰入关，下距唐初仅八十年，如其改自赵郡，高祖尽应知之，即使彼不自言，他人亦当记忆，公私著述更少不免透露真相，如李密之例，（见《述论稿》一六页引文）今竟无之，此为李唐非原出赵郡之反证。况随宇文泰入关之北族，虽暂改河南郡望为京兆，但到唐时已大都恢复其河南郡望，唐室如真出自赵郡，又何爱于陇西而坚持不改？陈氏之说，殊未可信。

    吾人试从当日整个局势观察，便知统一要求之十分急切；缘突厥在秦、晋边缘已固植其廿年（自开皇十九年起）来之实力，西边新兴之吐蕃，又方跃跃欲动（唐立国之第十七年，即领兵廿万，要求尚主），如果我国内部再混战下去，则五胡之乱，燕、云之割，或不难搬演于中原。凑巧着，始毕兄弟勇而寡谋，一般起义者之志愿，多不过要求换一个好首长，而李唐于篡隋之翌年（武德二），立能宣布明令，规定租庸调法，（《新唐书》一）一方面谋巩固自己财政之基础，另一方面则示群众以扫除隋炀之暴敛，其措施总比余子为较有条理，因而取得多数拥护，趁着人心思治，遂不数年而六合复定。

    唐自太原起义，武德元年降薛仁杲，二年执李轨，关西悉定，三年走刘武周，四年擒窦建德，降王世充。五年又破斩建德余党刘黑闼（小股如梁师都等可不计），仅六年而海宇大定，白居易诗：“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钺定两京，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本自《贞观政要》十）以武德四年为四海清，则仅及五年。

    犹有易储一事，隋以储位之争而勇、秀废锢，唐以储位之争而建成、元吉被杀，二十余年间故事重演，太宗诸子，复有承乾与泰之相倾。原夫专制君主，无不欲万叶永基，然因此一念，遂生矛盾。勇为太子，未尝建立武功，而广则有平陈之大勋，建成虽屡次临戎（武德三、四、五、六及八年），而勋业远非太宗之比，储位之危，实为父者有以启之。幸唐高祖即行禅位，犹胜隋文一筹。考周初，泰伯、仲雍，远征吴地，突厥习俗，亦长子远征（后来蒙古即习其俗），隋、唐狃于儒家储贰镇中之说，家庭变故，所以不断产生也。

    平阳公主，高祖第三女也，隋末，与其夫柴绍在长安，高祖起事，绍间行赴太原，公主自归县庄所，散家资，招引亡命，得数百人；遣家僮马三宝说降胡人何潘仁、民军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又取厔、武功、始平数县，申明法令，禁无侵掠，得兵七万人。后与秦王会于渭北，置幕府号曰娘子军。（《旧书》五八）我国女子能立武功者少，故特记之。

    §§§第一节太宗克定突厥及漠北

    （一）东突厥始毕自雁门之役，气焰益张，隋末群雄又多倚为奥援，愈有凭陵中原之志。维时东自契丹、室韦，西至吐谷浑、高昌，皆为臣属，恃功骄倨，请求无厌。曷萨（婆）那可汗当宇文化及将败时，奔回京师，始毕以旧嫌之故，要唐杀之。

    始毕卒（武德二年四月），弟处（叱）罗继，未几亦死（三年春），弟颉利嗣，来寇益急。高祖遣李瓌赍帛数万段与结和亲，然仍拘留唐使，协助唐敌，兵不少戢。处罗子郁射设又入据河南五原、榆林之地，接于灵州，高祖至欲迁都樊、邓以避之，秦王力谏而止。七年秋，率始毕子突利举国入寇，秦、齐二王出屯豳（）州，而器械不足以御敌，城池不足以据守，突厥万骑，奄至城西。秦王冒险，率百骑驰诣虏阵，与颉利对语，又遣骑别责突利，因之，叔侄携离，颉利请和，结盟而去。

    盟血未干，故态复作，九年八月，乘太宗新立，领兵廿万，直逼京师，至于渭水便桥之北。太宗亲率六骑出渭水，与颉利隔津而语，责其负约，颉利再请和，刑白马设盟，引兵退。

    贞观初，颉利遣十万骑讨回纥于漠北，反为所败，又内攻突利，宠信胡人，部下携贰，降唐者相属。三年冬，命李靖、李（世）将分道出师讨之。翌年正月，靖袭颉利于定襄，获炀帝后萧氏及其孙政（正）道，颉利退保铁山。靖出其不意，疾行掩之，遂擒颉利送京师，碛南大定，漠南诸蕃君长请上号为天可汗。突厥可汗衔有t nrit g，义为似天，即《尚书·尧典》郑注之稽古“同天”也，又有t nrid ，义为由天，即天生或天子也，唐译作登里或登利，天可汗之义本于此。近人有证天可汗本自Tabghac者；按此名亦拼作Taghac，Tawghac（蒙古时译作桃花石）。突厥人用此名以称中国，早在五九八年以前（《西突厥史料》一七六页），下去贞观初，逾三十载，与太宗称天可汗何涉，学人缺乏历史时间性，此其一著例也。

    §§§第一节太宗平服西域

    西突厥之领地，略见前《隋史》六节，在汉以来所谓“西域”之内，强盛时往往与我争霸而扼我之吭，故首叙西突厥。

    （一）西突厥西突厥自处罗归隋，后来别有统（Tona）叶护继起，勇而有谋，并铁勒，下波斯，控弦数十万，徙庭于千泉，遂霸西域。武德五年，遣使来请昏，时颉利势方张，高祖采远交近攻之策，许之，遇西方路梗而未果。贞观初，统叶护卒，国内大乱，分裂为两部。约贞观十三年顷，其部长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均室点密五世孙）先后来归。及唐师伐高昌（见下文），有阿史那贺鲁者屯兵可汗浮图城，惧而来降。因以其地为庭州。

    （二）天山南路三国：

    （甲）高昌即汉之车师（又作姑师），东汉西城长史及戊己校尉并居于此。晋以其地为高昌郡。吕光及沮渠蒙逊皆因之。魏太武时，有阚爽者自为高昌太守，太平真君中（约四四二以后），爽为沮渠无讳（蒙逊子）所袭夺。无讳死，弟安周代立，文成和平元年（四六○），又被茹茹所并。茹茹以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称王自此始。孝文太和五年（四八一），高车王逐杀阚氏之后人，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国人杀之，改立马儒。二十一年（四九七），马儒请于魏，举国内徙，群情不愿，相与杀儒而推其长史麴嘉主国政。嘉，金城榆中人也，其后亦尝表求内徙，魏廷却之（《北史》九七）。文泰，贞观四年（六三○）曾来朝，然与西突厥通，西域使来中国者稍被阻绝。伊吾尝臣西突厥，至是内属，文泰与西突厥共击之，又合兵破焉耆五城，虏其人，焉耆诉诸唐，屡责不改。贞观十三年，命侯君集等讨之，翌年（六五四），文泰忧惧而卒，子智盛（后赐名智勇）出降。于其他置西州及安西都护府。

    高昌，今吐鲁番一带，在西域诸国中，汉化最为深入。近年考古发掘，得氏朝墓砖百余，（黄文弼编《高昌专集》）其传世年号等乃渐可详考，兹据罗振玉《增订高昌氏年表》，撮录如次：

    嘉，魏孝文帝太和廿一年（四九七）——孝明帝孝昌三年（五二七）？

    光，魏孝庄帝永安元年（五二八）——废帝建明元年（五三○）。

    坚，魏普泰元年（五三一）改元章和（凡十八年）——西魏文帝大统十四年（五四八）。

    玄喜，西魏大统十五年（五四九）改元永平（凡二年）——大统十六年（五五○），又改元和平（凡四年）——西魏恭帝元年（五五四）。

    宝茂，西魏恭帝二年（五五五）改元建昌（凡六年）——周明帝武成二年（五六○）。

    乾固，周武帝保定元年（五六一）改元延昌（凡四十一年）——隋文帝仁寿元年（六○一）。

    伯雅，隋文帝仁寿二年（六○二）改元延和（凡十二年），又改元义和（凡六年）——唐高祖武德二年（六一九）。

    文泰，唐高祖武德三年（六二○）改元重光（凡四年），又改元延寿（凡十七年）——太宗贞观十四年（六四○）。

    氏有国，至智盛凡九代，一百四十四年而灭。（《唐会要》九五）

    （乙）焉耆高昌之役，焉耆王引兵助唐，故高昌破后，还其侵地。寻叛归西突厥，十八年，遣郭孝恪讨之，执其王，以其地为焉耆都督府。高宗时使前王归国。

    （丙）龟兹初臣西突厥，焉耆之叛唐，又发兵助之。廿二年，遣阿史那社尔等讨破之，执其王归，别立王弟主国政，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兼统焉耆、于阗、疏勒，谓之四镇。

    唐初舶运未盛，我对西方，凡物品运输，官私往来，都以遵陆为主道；尤其高昌至龟兹绾毂丝路，是经济大动脉所在，不能不出全力以维持。十箭雄踞西北，领导高昌三国，梗我交通，唐用兵力对付，势非得已。（《新书》二二一下称，太宗谓安国使曰，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诸胡大悦，其重要可想。）质言之，唐太宗讨东突厥（西突厥未直接用兵），讨高昌三国，系为自卫而战，为经济争生存而战，近年来有些作者或不研讨事实，统置于侵略之列，（屡见于《历史教学》）而编纂者曾未提出讨论，岂必要唐朝束手待毙而后免于侵略之罪名耶？高昌八城皆有华人，（《北史》九七）北庭原属车师（即高昌），故平定之后，开置郡县。焉耆、龟兹之设镇，止驻兵以维交通，仍立国王主持政事，臣其人而不有其地，焉得以侵略目之？

    羽田亨著《西域文明史概论》，谓大体上至唐代止，西域所住之汉人，皆以屯戍军及官吏为主，数目甚少，且不与土人杂居，故东西文明各维持其传统，无显著的融合。及唐经营西域，实际始有发展。惟是中国经营，又不彻底，都护、长史无民政关系，从属之最大目的，只在防止北方民族之占据，保护汉土与葱岭西诸国之交通，免贸易上发生障碍，初不夺取其地之统治权。西域最初对汉之文明，亦取排斥态度，如各国人因龟兹王摹仿汉天子仪节而有驴非驴、马非马之讥，是也。此一连串的批评，纯从帝国主义侵略的观点出发，不能深切认识汉、唐民族所以成其伟大。据管窥所及，汉、唐对待兄弟民族之政策，其特点有四：1.不强迫同化，只顺其自然。2.不掠取俘虏分散为奴婢。3.不使杂处通婚。4.不排斥各族不同之宗教，任其自由信奉。（如隋炀不许启民易汉族冠服，唐太不把突厥迁往江南，都是最好的例子。）唯如是，故汉文化之铺开，比较迟缓，然终不至因暴躁冒进而换取异俗之深恨。蒙古时代有回鹘“亦都护”，余证为伊兰语翻译西汉“都护”一词之遗音，伊兰语开口好用i，加于“都护”之上，遂成idiqut，及回鹘西迁，又从伊兰人转贩得来。汉化之深，经千余年而不坠，惜一般历史家之数典忘祖也！

    往西南及远西，可附记者二事：

    我国与印度向无直接战争，间接者惟王玄策之役。贞观十七年三月，卫尉寺丞李义表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奉命送婆罗门返国，十二月，至摩伽陀（Magadha）。十九年正月，至王舍（R.jagrǐha）城，登耆崛（Grǐdhrak.ta）山，勒铭其地。二月，又奉敕立碑于摩诃菩提（Mahabhodhi）寺。此次往返，皆经泥婆罗（Nepal，近译尼泊尔，清人称为廓尔喀“Gorxa”）国。翌年，玄策复使摩伽，从骑三十人。未至，王尸罗逸多（HarshaSil.ditya）已死，其臣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拒玄策，从骑皆没，遂剽诸国贡物。玄策奔吐蕃西鄙，召诸国兵，泥婆罗以七千骑、吐蕃弃宗弄赞赞普（KhriSrongbtsonSgam—po）以千二百人来会，玄策率之，破摩伽兵，禽阿罗那顺及其妻、子，虏男、女万二千人，杂畜三万。东天竺王尸鸠摩（Sri—Kumāra）送牛马三万犒军，迦没路（Kamarupa，地在东印度）王献上地图。廿二年五月，阿罗那顺逮至阙下。其后显庆二年，玄策三次使天竺，送佛袈裟（kasaya），亦取道泥婆罗；此行曾西至厨宾（龙朔元）。所著有《中天竺行记》十卷，今不传。

    贞观末尚有一外国来贡，迄今犹未决定其主名。《旧书》一九八《拂蒋传》载：“贞观十七年（六四三），拂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水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旧书》夺“水”字，据《新书》补。）拂国王是某国之王，解者凡有四说：（一）东罗马王Heraclius之弟Theodorus，但其人已于六三八年被杀。（二）东罗马之大臣ValentineCaes r。（三）罗马教皇Theodorus，即位于六四二年十一月。（四）叙利亚总主教之号，即Patriarkis。我往日亦曾提意大利王Rotari之一说，但第一音组Ro究不能对“波”。前文四说之中，我早说对音以Patriarkis（省去尾音）为最近。今考《旧书》称：“拂国一名大秦”，而《景教碑》则云：“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贞观九祀，至于长安”，景教固来自叙利亚，是此之“拂”得为叙利亚也。阿罗本之来，与波多力之贡，后先仅九年，谓其接踵而至，事亦甚类，当日有“拂国诸蕃”之称（见下七节），可知拂不定指东罗马；以称号为人名，又以大主教为王，亦旧日言语不通常有之误会。综合观之，此王名为叙利亚文之大主教，殆可无疑。

    §§§第三节高宗继成大业

    高宗本庸懦，然以承贞观余荫，武将多材，且获降附突厥之效力，故其前半叶之开疆辟地，有时且过于太宗，是则时势造成，非彼之力量所致。兹分西北、东北两项记之。

    （一）西北

    西突厥阿史那贺鲁降而复叛（永徽元），前后遣梁建方、契何力、程知节等进讨，皆无功（永徽及显庆元）。显庆二年，更以苏定方为帅，领回纥等兵，分南北两道进军，先破之于金牙山，乘胜追击，十二月，复大战于伊丽水（今伊犁河）上，杀获略尽。贺鲁西走投石国（Ta kand），副将萧嗣业追擒之，收人畜前后四十余万，西域悉定。诏分其地置潆池、崑陵二都护府，以步真为潆池都护、继往绝可汗，分押五弩失毕部落，弥射为崑陵都护、兴昔亡可汗，分押五咄陆部落。其所役属吐火罗等国遣使内属。龙朔元年六月，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并请于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十六，州七十二，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参《圣心》二期拙著《课余读书记》三四——三七页）隶安西大都护府，仍于吐火罗立碑纪德，我国声威之远暨，蒙古前所未有也。各府名如下表：

    各都督府之名称，除波斯外，均是唐人采用古语，无关实际。惟国及州城所在，则表示当日西域诸国之领域。此一次建置，向来不为我国史家所重视；一则因囿于闻见，对八九十个地名，无法探讨。二则不明历史之过渡性，以为悬隔万里，事同儿戏。法国学者沙畹曾谓所置府州，具重要科学性质，亦不过就中亚地理立言，对于唐代声威之影响西域，毫无阐发，殊为憾事。考西突厥统叶护盛时称霸西域，授诸国以颉利发（ilt bir）之号，每国派驻吐屯（tudun）一人，收其征赋。及显庆三年（六五八），西突厥全境悉隶我国，以前监统之权，亦自然随战胜而归我国继承。唐朝如依此执行，最低限度亦可监督各国之财政。然中国对外，向主怀柔，不主侵略，今只在名义上设立州府，免去苛赋，诸国应无不乐于顺从，其立碑颂德，可信言出由衷，惜此古迹与拂林碑，均湮没不得见也。（显庆年中，波斯人阿罗喊（Abraham）曾充拂国诸蕃招慰大使，于拂西界立碑，见景云元年《阿罗喊墓志》。）

    此十六国之今地，就大体言之，吐火罗、哒、诃达罗支、厨宾、失范延、石汗那、护时健、多勒建八国均在阿富汗，怛没、乌拉曷二国在乌兹别克共和国，解苏、骨咄施、俱密、久越得犍（亦作Kabudian）四国在塔吉克共和国，波斯即伊朗，护密多之一部应在我国境内。

    在龙朔元（六六一）之前，西方各国先后来归，亦尝分设府州多处，并以次记之：

    康国康居都督府永徽年（六五○——五五）设，今乌兹别克共和国。

    何国（ko anyah）贵霜州永徽后设，今地同上。

    拔汗那（Ferghāna）休循州显庆初设，今地同上。

    葛逻禄（Qarluq）阴山、大漠、玄池三都督府显庆二年（六五七）设，原居金山之西，北庭西北，今新疆北部至蒙古西部。

    龟兹龟兹都督府显庆二年设。

    石国（Ta kand）大宛都督府显庆三年（六五八）设，今乌兹别克共和国。

    米国（Ma margh）南谧州显庆三年设，今地同上。

    安国（Buxara）安息州显庆时设，今地同上。

    东安国（Xarghan）木鹿州显庆时设，今地同上。

    史国（Ke ）沙州显庆时设，今地同上。

    （二）东北

    （1）百济本马韩故地（伯济），汉成帝鸿嘉三年，扶馀族人温祚率众南王其国，因以百济为号，当今朝鲜半岛之西南部，东至新罗，东南渡海至倭国，北至高丽。与新罗世仇，高祖、太宗屡遣使和解之，其王义慈不听。显庆五年，高宗命苏定方统兵伐之，虏义慈及其太子隆等。百济旧分五部，因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都督府，卅七州，二百五十县，立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及县令，设熊津都督镇之，得户廿四万，口六百廿万。同年八月十五日，定方立纪功碑，碑为五层花岗石塔，高三十五尺；文刻于塔之第一层，高四尺五寸，题《大唐平百济国碑铭》，字作正楷，径一寸五分，今存忠清南道扶馀县南二里，俗呼为平济塔。及大军西旋，余部复叛，围留守郎将刘仁愿于百济府城，并请援于倭，倭遣秦田来津帅师五千赴之。刘仁轨奉诏发新罗兵救仁愿，龙朔三年（六六三），孙仁师又领兵浮海至，各军既合，遇倭人于白江口（今东津江流入熊津江处），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秦田来津战死。（参《旧书》八四及蓝文徵《隋唐五代史》上编一二三——二八页）今亦有刘仁愿纪功碑存扶馀县，惟末截已残缺。朝廷于是授扶馀隆熊津都督，遣还本国，隆惧新罗，寻归京师，自此益为新罗所兼并。

    （2）高丽先是，贞观十六年，西部大人泉盖苏文（泉是姓，盖苏文为三字名）性凶暴，诸大臣与其王建武（彼国称为荣留王）谋密除之；事泄，盖苏文假校阅为名，邀请大臣参观，勒兵尽杀之，并弑王而立王弟藏为王（彼国称为宝藏王），自号莫离支，专国政。十七年，唐遣使谕令勿攻新罗，盖苏文执不从。太宗谓左右曰：莫离支贼弑其主，尽杀大臣，用刑有同坑，百姓转动辄死，怨痛在心，道路以目，因其弑君虐下，败之甚易也。十九年，命分水陆并进，御驾亲征，先后破盖牟（盖州，今辽阳、沈阳之间）、辽东（今辽阳）、白崖（或白岩，今辽阳东五十余里太子河北岸）诸城，进次安市（今海城南十五里之营城子），城坚弗能克。会仓储将竭，士卒寒冻，乃班师。此后廿一、廿二年及高宗永徽六、显庆三年（均程名振），虽有小接触，无大功。龙朔二年，统兵者任雅相卒于军，庞孝泰与战于蛇水，军败，孝泰及其子十三人皆没于阵。乾封元年，盖苏文死，子泉男生为两弟所逐，脱身来奔，因命李伐之；总章元年九月，拔平壤城，虏高藏，设安东都护府，统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仪凤二年，散徙其一部人于河南、陇右，自后新罗，渤海渐并其地。

    唐得高丽而不能守，《述论稿》以为“实由吐蕃炽盛”（一三九页），余谓此非主要之原因也。其一在“辽东道远，粮运艰阻”（郑元踌对太宗语），海航操纵，难得其人。其二、突厥脱离，北边屡警，环顾内外，情势迥殊。其三、东北两蕃（契丹、奚），渐多作梗，顾此失彼，有同捉襟。圣历间（六九八——九）拟命高氏子孙自统安东旧部，事不果行，唐遂永失其控制高丽之实力，开元廿四年更明令“坝江已南宜令新罗安置”，（《元龟》九七一）且进一步承认新罗之吞并。

    §§§第二章 唐前期农民战争

    §§§第一节社会矛盾的日益发展

    从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至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是为唐前期。

    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全国尚未统一。时值隋末丧乱，社会残破，经济凋敝，又因镇压农民起义，削平群雄而征战不已，加之水旱频仍，广大农民赋役负担十分沉重。因此，在唐高祖李渊执政的武德时期（公元618—626年），尽管唐王朝已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革隋弊政，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但是究属草创，故农民反抗斗争时有发生。

    杰出的封建政治家唐太宗即位后，励精图治，他以隋为鉴，接受魏征提出的偃武修文治国方针，比较认真地推行了“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政策，调整了生产关系，缓和了阶级矛盾，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唐太宗执政后期，逐渐骄奢，好尚珍奇，纵情畋游，不乐谏诤，昵近小人，加重了广大农民的赋役负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发展，农民反抗斗争在全国各地不断爆发。

    唐高宗即位后，在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辅佐下，朝政比较清明，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到其执政后期，为了防御吐蕃和突厥的不断进扰，征发数十万大军前往西北地区戍守和作战，“征科赋役，差点兵防，无钱则贫弱先充，行贷则富强获免”。繁重的兵役和徭役，几乎完全压在农民身上，以致“夫妻不得相保，父子不得相养，自剑以南，爰至河、陇、秦、凉之间，山东则有青、徐、曹、汴，河北则有沧、坛、恒、赵，莫不或被饥荒，或遭水旱，兵役转输，疾疫死亡，流离分散，十至四五，可谓不安矣。”

    武则天执政期间，重视农业，发展生产，进一步发展科举制，破格用人，抵御吐蕃、突厥和契丹侵扰，户口由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的三百八十万户，增至六百一十五万六千千百四十一户，为唐王朝在开元年间臻于鼎盛奠定了基础。

    武则天执政期间，尤其是晚年，由于任用酷吏，奖励告密，滥封官吏，佞佛建寺，筑明堂、天枢，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批农民破产逃亡，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断加深。

    公元705年，宰相张柬之等发动宫廷政变，迫使武则天下台，唐中宗恢复帝位，但朝政大权却落入皇后韦氏和安乐公主之手。她们结党营私，卖官鬻爵，广占田园，苛剥封户，骄奢淫佚，“盛兴佛寺，百姓劳弊，帑藏为之空竭”，甚至企图步武则天后尘，僭称女皇。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短短八年间，宫廷政变迭起，皇帝屡易，朝政腐败，加剧了社会矛盾。

    唐玄宗上台后，政局才趋于稳定。他在著名宰相姚崇、宋辅佐下，锐意求治，澄清吏治，限制直接掠夺封户，沙汰僧尼，捕杀蝗虫，发展生产，减轻农民负担，防止边将闹事，因而社会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至开元、天宝之际，“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户口增至八百余万户，号称“开元盛世”。

    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更加激烈。由于官僚机构愈益臃肿，养兵越来越多，与边境各族战争连绵不绝，不堪繁重赋役而破产逃亡的农民难以数计。在表面繁荣的背后，是“闾阎困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应当指出的是，唐前期少数民族、尤其是岭南、剑南和黔中等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深受阶级和民族双重压迫。少数民族首领、官僚和富豪蓄养和掠卖奴婢比较盛行。如贞观初，岭南少数族首领冯盎，占有“奴婢万余人”。唐睿宗时，监察御史李知古欲掠姚州（今云南姨安）蛮“子女以为奴婢”。在镇压少数民族反抗斗争时，唐统治者更是乘机大肆掠夺人口。如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四月，大丞相府谘议参军窦轨镇压稽胡起义时，掳男女二万口。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五月，行台仆射窦轨打垮始州（今四川剑阁）、巴州（今四川巴中）、阆州（今四川阆中）等山僚起义时，又掳男女二万口。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三月，益州行台尚书郭行方击破眉州（今四川眉山）、“洪，雅二州”山僚起义时，俘男女五千口。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夔州都督齐善行围剿巫州（今湖南黔阳西）僚民起义时，俘男女三千余上。同年，右武侯将军上官怀仁镇压巴州、洋州（今陕西西乡）、集州（今四川南江）和壁州（今四川通江）僚起义时，掳男女万余。翌年四月，上官怀仁将巴、洋、集、壁四州僚起义平定时，又掳男女六千余口。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三月，广州总管党仁弘讨伐罗州（今广东廉江北）、窦州（今广东信宜南）僚起义时，掳男女七千余口。唐统治者将掳掠来的少数民族男女，有些作为奴婢，赏赐给“有功”将领和达官贵人，供其驱使。这就更加激起少数民族的不满与反抗。唐前期少数民族起义较多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总之，唐前期虽是李唐王朝创建并日益向上发展和繁荣的时期。但是，在这一个多世纪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这个社会基本矛盾不仅依然存在，而且随着李唐统治者的压榨逐渐强化而日益发展，民族矛盾也不断发展，在有些时候和地区还比较尖锐。

    §§§第二节开元之治及乱机所伏

    前人少所儆惕，故极盛往往转入始衰。开元之治，在历史上号称隆盛，旧纪开元十三年，“东都米十钱、青、齐米五钱。”《新书》五一，“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论者多归功于贤相姚（崇）宋（璟）。崇奏十事，如政先仁恕，不倖边功，宦竖不与政，绝外边贡献，停道、佛营造，皆切要之图；璟却谀尚实，不事虚文；比之初唐房、杜，确加一等。然二人执政各不过三年有奇（崇，开元元年十月——四年闰十二月，璟，开元四年闰十二月——八年正月），窃以为有更要之偶然性存焉。

    先是，朔方军北与突厥以河为界，河北岸有拂云堆神祠，突厥将入寇，必先诣祠祭酹求福，因牧马料兵而后渡河。会突厥默啜尽众西击突骑施（Türgi ，即西突厥十箭之一），朔方总管张仁愿奏请乘虚夺漠南之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绝其南寇之路；唐休璟以为两汉以来皆北守黄河，恐劳人废功，终为寇有。仁愿固请不已，中宗许之，遂以景龙二年（或误景云三年）筑三城于河北，三旬而就，以拂云祠为中城（约今包头左右，突厥文呼佛为Burxan，拂云即其音译），与东、西两城相去各四百余里，首尾应接，北拓地三百余里，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及开元四年，默啜被铁勒九姓所杀，骨咄禄子小杀与其弟阙特勤收集余部，继立为毗伽可汗。于时旧部酋长南投者颇多，西方十姓亦不为之用，毗伽方事抚绥，无力南犯。开元六年两次下诏，期以八年秋大举北伐，无非志在恫吓；而八年秋突厥入侵甘、凉，亦不外先发示威，双方政策，可谓针锋相对。毗伽有谋臣暾欲谷（Tonjukuk），年已七十余，号称足智。毗伽欲入寇，暾欲谷曰：“我众新集，犹尚疲羸，须且息养三数年，始可观变而举。”又毗伽闻唐定期北伐，大恐，暾欲谷曰：“王唆兵马计亦无能至此，必若能来，候其临到，即移衙帐向北三日，唐兵粮尽，自然去矣。”（《通典》一九八）质言之，两方均不欲战，故数年后毗伽便认玄宗为父，偃旗息鼓，言归于好，唐亦得以休养生息，《旧书》本纪赞所以提“虏不敢乘月犯边”也。

    突厥之外，西北患在吐蕃，惟开元末以前无大争战。东北两蕃（契丹、奚。奚原称库莫奚，始见于《魏书》二登国三年——三八八），虽时服时叛，然影响极微。乘武后峻法之余，易以宽仁，民尤得各安其业，凡此种种皆造成开元致治之要素也。然中唐以后之危机，亦于是形成。

    （1）藩镇“节度使”非官也，终唐之世，不列于品秩，故除授之制只曰“充”，都督乃其本官也，自隋炀罢总管，唐兴复旧，仍加号“使持节”，武德七年，改总管曰都督，（《通典》三二）不过名义上之变更，权限如旧。大都督从二品，中正三品，下从三品，并为职官。睿、玄继统，官制渐紊，差遣尤繁，天宝之末，杨国忠至身领四十余使。（《旧书》一○六）

    节度使名目之流行，既非如总管改都督经过明诏颁布，复废置无恒，缺厘正之条例，是以追溯其朔，书说不同。（参《十七史商榷》七八）原夫“节度”字最初之用法，只是术语，换言之，即规定其职权之范围；试观贞观三、四年诏诸军并受李靖节度，（《会要》七三）太极元年有诏令幽州都督裴怀古节度内发三万兵赴大武军（《册府元龟》二五九；于时幽州未设节度使），开元二年制姚崇可持节灵武道行军大总管，管内诸军咸受节度，（《文苑英华》四五九）三年制郭虔可持节充朔州镇军大总管，和戎、大武及并州以北缘边州军并受节度，（《元龟》一一九）又李邕《臧怀亮碑》，“复拜公朔州军副大使，节度河东道诸军州兵马”，（《全唐文》二六五）上项之“节度”字皆是“节制”之谓，可见直至开元九、十年顷，犹有用“节度”作术语而不入使衔者。惟因其语已流行，“节度使”之称，遂变为不成文之惯例。质言之，节度使本初唐都督所嬗化，至于晚世，然后“都督”“节度”之名，参差互见。据《唐六典》，开元廿五年顷节度使有八。藩镇之祸，不由于有节度使而由于赋与之职权太重，故酿成尾大不掉之势。

    元朱礼论方镇云：“其所隶之州，初无定域，或兼十余州，或只三四州，今日以其州隶于彼，明日又以其州隶于此”；（《汉唐事笺》后集三）此则唐代因承六朝弊习，将区域作调剂之具，对行政系统，确属纷纭，但非如朱说“自太宗启之”耳。

    （2）宦官中唐以后，宦官之祸，与藩镇同烈，其弊则肇自唐初，至开元、天宝，乃更进而干预政事矣。贞观时，宦官张阿难官至监门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封汶江县开国侯，食邑七百户（《昭陵碑录》下；将军、银青、开国侯均从三品）。贞观四年，内侍王某授右监门将军，进爵为公，曾与李靖同征吐谷浑及出使吐蕃。（《关中金石记》二）武后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新书》一二四）又神龙三年，吴文授镇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开元九年《吴文残碑》；镇军从二，大将军正三品），势力日增，故姚崇有宦竖不与政之要约。考唐制内侍省置内侍二人（据引日唐书》四四。《旧书》一八四及《新书》二○七作四人）管领，阶不过从四品上。武后时宦官数稍增，中宗时更至三千余，《旧书》一八四）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在位既久，中官衣朱紫乃至千余，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门施荣戟。杨思屡亲行阵，黎敬仁、林招隐奉使宣传，尹凤祥主政书院，其余尚有牛仙童（使幽州，受张守厚赂被诛）、边令诚等；凡殿头供奉、监军、入蕃、教坊、功德主当，皆为委任之务。监军权过节度，较富之地，一至军所，便冀千万。《南诏德化碑》称，玄宗“降中使贾奇俊详覆，属竖臣无政，事以贿成”，则更因任宦官而招致属国离叛。尤甚者，政事可否皆操于高力士，每四方进奏，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宇文融、李林甫、李适之、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拱、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辈皆因之以取高位。玄宗在禁中呼为将军，（《语林》一）肃宗在春宫时呼为二兄，诸王、公主呼阿翁，驸马辈呼为爷，（《旧书》一八四）其妻（唐代宦官常有妻，见《潜研堂，吴文碑跋》）吕氏之祖处贞，且烦张说、张九龄为作碑志，势焰熏天，不言而喻，遂开中唐以后宦官干政之先声。

    §§§第三节自府兵起源以至于隋

    自中唐以后，至最近以前，一般人对于府兵制度，常常发生极大的误会；其一认府兵为“兵农不分”或“兵农合一”。白居易《复府兵置屯田》云：“于是当要冲以开府，因隙地以营田，……俾乎时而讲武，岁以劝农，分上下之番，递劳逸之序，故有虞则起为战卒，无事则散为农夫。”（《白氏集》四七）刘蒉《对策》言：“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居闲岁则弓力穑，将有事则释耒荷戈。”（《旧书》一九○下）杜牧《原十六卫》云：“三时耕稼，……一时治武。”孙樵《复佛寺奏》：“开元之间，率户出兵（率若干户共出若干兵也），籍而为伍，春夏纵之家，以力耕稼，秋冬聚之将，以成武事，如此则兵未始废于农，农未尝夺于兵，故开元之民力有余也。”（《可之集》六）以上皆唐人之言，因之，宋张洎奏：“唐承隋制，置十二卫，府兵皆农夫也。”（《宋史》九三）司马光《通鉴》目张说建议召募为“兵农之分从此始”。最近专研者如柳诒微、谷霁光、陈寅恪诸家亦认唐之府兵为“兵农不分”或“兵农合一”。

    其二认为府兵兵力极强，禄山之叛，方镇之祸，皆废府兵制所促成。《玉海》一三八李繁《邺侯（繁之父李泌）家传》云：“隋受周禅，九年而灭陈，天下统一，皆府兵之力也。时晋王与杨素等凡十八人总管，率师五十万伐陈。……后北破突厥，西灭吐谷浑，南取林邑，东灭流求，皆府兵也。”又云：“自置府兵，未有能以之外叛内侮及杀帅自擅者。自废以来，召募长征健儿而禄山得以为乱，至今不定。”又杜牧《原十六卫》云：“至于开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胜矣，请罢府兵，诏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请搏四夷，诏曰可。于是府兵内铲，边兵外作。”宋叶适《习学记育》三九亦将周之灭齐，隋之统一，归功于府兵。

    上引多唐人言论，闻见较近，似乎少可致疑，试平心静气察之则不然。《家传》云：“府兵之制，史册不甚详”，与李泌同时之刘秩、杜佑，在《通典》内并未替府兵立专节，可想安史乱前，材料已极端缺乏。且就实际上论，府兵废于开元十一而杜牧以为开元末，孙樵还盛称开元府兵如何如何，可为失笑。且据《家传》自言，唐盛时府兵约六十八万，而彼又谓隋文伐陈之师尽属府兵，则是空室以行，殊难置信。《家传》之“郡守以农隙教试阅”，陈氏已驳其非西魏当日真相，“农隙必不能限于每隔十五日之定期”，可疑者断不止此，抑开元初朝端尚多明识之人，假府兵如此可恃，张说改制，何未闻交章论奏？甚至无一人出而阻止，偏于六七十年后，乃大夸其功烈，可信乎？不可信乎？

    为要解决此项疑问，非再度作深入分析不可。惟是事历西魏、北周、隋、唐四朝，其间不无若干变化，每朝史料复多寡弗齐，如概括论述，或无当于实际，故依各朝先后分言之。

    （一）北魏兵制

    陈氏谓府兵为鲜卑兵制，已无可疑，故北魏兵制，吾人所知虽有限，要不可不先观其究竟。据《魏书》一八淮阳王深（渊）言：“昔皇始（三九六——七）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又《北齐书》二三，正光末（——五二八）魏兰根说李崇曰：“缘遏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又《魏书》五八《杨椿传》称：“自太祖平中山（皇始二），多置军府，以相威摄，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务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军之兵，渐割南戍，一军兵才千余。”综此数条观之，“镇”是兵队之驻地，“府”是兵队之泉源，故镇之外有府户。所谓“军府”、“府户”，正府兵所自防。

    漠北民族以游牧为生，其制总是兵、牧合一，有事则合而防御，无事则散而归家。又所习者骑，千里非遥，逮乎南迁，渐成土著，情势大异，故“以移防为重”，或则“渐割南戍”。固定于一处者乃末年流弊，谷氏断为“兵士土著”，实非初制。谷氏又将“府户”同于“民”，且云：“镇领民户，田守兼重，在这种情形之下，兵农未尝分离，……军镇为兵民合一”，镇兵是否业农，今姑不论，果府户同于民户，兰根又何须请府户悉免为民？《魏书》八七《刘侯仁传》又何以有“有司奏其操行、请免府籍、叙一小县”之建议？知“军镇为兵民合一”之不确也。唯谷谓府户“世执兵役，非中旨特许，不得请免府籍”，申言之，即府兵为世兵制度，所见最的。

    复次，太和十九年（四九五），诏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魏书》七下）显因迁洛而有此选充，是值得注意之一点。

    （二）西魏府兵（附东魏、北齐）

    《周书》一六称，大统十六年（五五○）以前，除宇文泰、元欣外，任柱国大将军者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当爪牙御侮之寄。”《北史》六○称，“每大将军督二开府，凡为二十四员，分团统领，是（为）二十四军，每一团仪同二人，自相督率，不编户贯。都十二大将军，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无他赋役；每兵唯办弓刀一具，月简阅之，甲、槊、弓、弩，并资官给。”同时大统八年（五四二），“仿周典置六军，合为百府。”（《玉海》一三七引《后魏书》）九年，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十六年，籍民之有材力者为府兵。（同上《玉海》引）此即一般史家所谓府兵之始，其制度无疑是自北魏，可从北齐方面比较知之，《魏书》一○六上云：“前自恒州已下十州，永安（五二八——九）已后，禁旅所出，户口之数，并不得知。”所言为东魏及北齐初之情形，惟其归入“府户”，不编户贯，故口数弗详；吴廷燮谓管兵之人，多收户口以为兵，西魏与东魏同，是也。又近世出土墓志，发见北齐许多兵府名号，如非东、西魏同承北魏，无缘两朝制度甚相类。由是知陈氏称宇文泰别采取一系统之汉族文化，以异于高氏之系统，不尽合于事实，两国相争最要莫如兵，然其制皆出自鲜卑，无特殊对立之处，十二将军即永兴五年之十二将，（《魏书》三）犹未脱鲜卑气味也。

    《家传》又记府兵缘起云：“初置，府不满百，每府有郎将主之，而分属二十四军。海军以开府一人将焉，每二开府属一大将军，二大将军属一柱国大将军。……等六家主之，是为六柱国，共有众不满五万。……初置府兵，皆于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调，郡守农隙教试阅，兵仗、衣驮牛驴及糗粮旨蓄，六家共备，抚养训导，有如子弟，故能以寡克众。”此一段文字首须除去疑障者三处：（1）“六户”，《文献通考》一五一改作“六等之民”，陈氏从之，且据《魏书·食货志》献文帝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谓西魏依此分民为九等，“六户”盖指九等户中自中下至上上凡六等之户而言。余从其文义推之，六户既有“中等以上”，同时自有“中等以下”，换言之，“中等以上家”只“六户”之一部分。假依陈释，直须云“六等户以上”，何必构成“六户中等以上”之艰涩辞句？考《隋书》二四《食货志》：“寻而六镇扰乱，相率内徙，寓食于齐、晋之郊，齐神武因之以成大业；……是时六坊之众，从武帝而西者不能万人。”又“及文宣受禅，多所创革，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六坊旧无成说，《通鉴》一五六胡注：“魏盖以宿卫士分为六坊”，犹是拟议之辞。滨口重国称，六镇反后，魏末禁军之组织，统之者为领军将军，下置左右卫将军务二员，每辖武卫将军各三员，共为六员，各掌一坊之羽林虎贲，是为六坊，说见《东洋学报》二四卷一号四九——五一页，亦举不出明确的书据。寻绎隋志文义，六坊之众，显即六镇内徙之鲜卑，其中一部随魏孝武西入关，惟不如留东者多，《家传》之“六户”，同于《隋书》之“六坊”，宇文泰设六柱国，似用以适应六坊之分隶，仿周典云者汉文人为之缘饰而已，简言之，东西魏最初之兵源，均取六镇鲜卑为骨干，必限于中等以上家者犹诸北魏之取强宗子弟。三等九品乃输赋多寡之分级，与兵制完全无关。（2）“郡守农隙教试阅”之误，陈氏已辨之（见前文），所谓“唐人追述前事亦未可尽信”也。柱国之下，更有大将军、开府、仪同等节级督率，何劳乎郡守？（3）“六家共备”之换言，即许多物资须由府兵本人自备（参下节），其代价为“无他赋役”，即北魏时之“偏得复除”。《通鉴》一六三误改为“六家供之”，须知六柱国皆奔随入关之人，焉能家家都有大宗财产以供如许之府兵设备。

    大义既明，则知“门栏陛戟，警昼巡夜”，西魏府兵所任者纯属禁卫军职务，同于蒙古时代之怯薛歹（K ikt i，华言禁旅）。然数不满五万，不逮太和三分之一，时方频岁战争，警卫犹虞未足，岂敷疆埸调遣？大统九年之募自关、陇，于势不得不然，北齐处优势，既有百保鲜卑，尚须“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夫，以备边要”，（《隋·食货志》）可以相例。抑入关之六坊，不满万人，而西魏府兵将达五万，其间显曾取汉人为之扩充，非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三六页）所云始自周武。又谷氏认西魏府兵为兵农不分及兵农合一，按十五日上则任警卫，十五日下则习战事，不知从何觅余隙以务农也。

    （三）北周府兵

    涉北周兵制，得如下之史料数条：

    保定四年（五六四）九月，命宇文护伐齐，征二十四军及左右厢散隶及秦陇巴蜀之兵，诸蕃国之众二十万人，（《周书》一一）

    建德三年（五七四），十二月丙申，改诸军军士并为侍官，（《周书》五）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隋书》二四）

    六年（五七七）十二月，移并州军人四万户于关中。（《周书》六）

    宣政元年（五七八）十二月，命宇文逌伐陈，免京师见徒，并令从军。（《周书》七）

    此项材料，首先表现出府兵数并不多，故保定伐齐，宣政伐陈，都要向各方极力张罗，乃能出发。职是之故，统治者遂悬一免其县籍之优待条件，以广招徕。然赋役凭籍帐，狡黠者乘机钻隙，于是相率挂名兵籍，借以逃避赋税，结果兵源之获益无多，课入之损失反极大。《隋·食货志》所谓“是后夏人半为兵”，实含讥讽语气（据大象中户数与口数之比例，每户平均只得二口半，亦可作尖锐之反映，参前《隋史》十八节72页注），不知者竟谓北周得此大量华人补充，因成其平齐之大业。则由昧于《隋·志》言外之意也。再简括一句，北周府兵除募华人扩充之外，其余制度，相信与西魏无异。

    更有与府兵无关而陈氏误会以为改制者。《周书》五，保定元年三月，“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率岁一月役”，《通鉴》一六八胡注云：“八丁兵者，凡境内民丁分为八番，递上就役，十二丁兵者，分为十二番，月上就役，周而复始。”此是成丁平民每岁应征工作（即力役）之规制，与府兵无关，胡注大致不误，盖依西魏制定，府兵半月上半月下，并非八番、十二番也。陈氏讥胡注以“民丁”释“丁兵”，不知此时为兵民分治，则由于误将“丁兵”一词析为二事；按《周书》七，大象元年二月，“发山东诸州兵，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起洛阳宫，常役四万人以迄于晏驾”，此之“兵”系指应役之平民，盖暂时取消保定元年所减定之三十日役，恢复以前之八丁兵制，故增为四十五日役也（一年三百六十日，以八人轮番，则每人应作工四十五日，以十二人轮番，则每人只作工三十日）。其后开皇三年，“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隋书》二四）又比保定再减少三分之一，然此皆属于庸役之制，于府兵无关，故附正之。

    （四）隋府兵

    隋制改革之重要者在开皇十年。北周末扩充府兵，致国家财政大受损失，隋文为救其弊，故十年诏曰：“魏末丧乱，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隋书》二）论其作用，正如吴廷燮所云：“隋开皇时尽放军户为民，故户口大增于前。……兵军还民，荫庇自绝。”因之，有应辨正者二事：

    1.谷氏认隋“非兵民合一”，而陈氏却以为然；陈据垦田二句，谓“与《北史》所载府兵初起之制兵士绝对无暇业农者，自有不同。此诏所言或是周武帝改革以后之情状，或目府兵役属者所垦，而非府兵自耕之田，或指边地屯垦之军而言，史文简略，不能详也”，既曰史文不明，岂能即据以立兵民合一之断论？抑此二句不过谓每侍官占田若干及其家庭状况，都应依照平民一样，造籍造帐，并未包含侍官业农之意味（“垦”之意义不是“自耕”），安见其与府兵初起时不同？盖授田、还田，皆凭户籍，军无户籍，乃破坏均田制之最大阻力，然此诏所要求者只其籍帐同于民，若夫指挥调度，仍一循北周之制，“军府统领，宜依旧式”，已明白指出，无用犹疑。何况“农”仅“民”之一分子，纵让一步言之，“兵民合一”讵能引申为“兵农合一”之结论耶？开皇三年，“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军人即军民之讳改，陈说同，明明“军”与“民”分举，陈氏竟解为“境内兵民合一”，是陈说已内在矛盾。如果开皇三年军与民已无区别，又何需如陈氏所解释至十年而特令合一。

    2.谷氏以为撤罢新置军府系维持重首轻足之形势，是亦不然。果如其说，何不全罢某某边区的军府而所罢者只限于“新置”？军府之设置愈多，斯避赋之途径愈广，旧置者本有若干年历史及曾立功绩，朝廷为维持此项制度，当然予以照顾、保存。新置者则否，彼辈蜂拥而来，目的多为逃避赋役，开皇十年所处置，一则增国课之收入，二则塞逃避之途径。炀帝昧于此旨，征辽之时，增置军府，扫地为兵，自是租税益减，（《元龟》四八四）又大业九年，募民为骁果，置折冲、果毅、武勇、雄武等郎将官以领之，骁果之家，蠲免赋税。（《隋书》四）前后对照一下，便活现出开皇十年废新府之目标所注矣。

    其次，隋以府兵分隶于左、右卫等十二卫及东宫率府，置卫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将军即西魏开府之任（《家传》）。诸府皆领军坊，置坊主，乡团置团主（坊、团之名，均源自西魏），大业三年，改原有之骠骑将军府为鹰扬府，归十二卫统辖。（均《隋书》二八）以上所举，无非名目、阶等，隶属之更改，实质上无大变化，陈氏乃云：“隋代府兵制变革之趋向，在较周武帝更进一步之君主直辖化即禁卫军化”，殊不知西魏初置，职主禁卫，北周因之（见前文），于唐亦然（见下节），隋处于承上起下之时期，无所容其“化”也。

    §§§第四节唐之府兵及骑

    唐制之大要如下：贞观十年置折冲府（即隋之鹰扬府），分上、中、下三等，府置折冲都尉，其副曰果毅都尉，管有卫士一千二百人者为上府，一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会要》七二）府皆有名号，（《新书》五○《兵志》）“成丁而入，六十而免”。“总名为卫士，皆取六品以下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点充”（《六典》五，易言之，即子孙非白丁而有职役者不点，故用“及”字）。“拣点之法，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唐律疏议》三）番上之法，在五百里内者五番，五百里外七番，一千里外八番，各一月上。二千里外九番，倍其月上。若征行之镇守者，免番而遣之。（《六典》五）凡充府兵者“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觿、毡帽、毡装、行滕皆一，麦饭九斗，米二升，皆自备”。十人为火，“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五十人为队，“仪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新·兵志》）。总数约六十八万人（《家传》）。

    武后以后，府兵法寖坏，卫佐以之给姻戚之家，为僮仆执役，京师人相诋訾者即呼曰侍官。（《家传》）其家又不免征徭，番役更代，亦多不时，遂渐逃匿，宿卫不能给。（《会要》七二及《新·兵志》）元深（渊）称北魏镇兵之坏云：“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魏书》一八）“役同厮养”，事虽隔世，覆辙相同。先天二年（七一三），曾令卫士取年二十五已上者充，十五年即放出，频经征镇者十年放出，（同上《会要》）竟不实行。开元十一年（七二三），张说为兵部尚书，因简京兆、蒲、同、岐、华等州府兵及白丁共十二万人，号曰长从宿卫，一岁两番，令州县毋得杂役使。十三年，更名骑，分隶十二卫为六番，皆免征镇赋役。天宝时骑法又稍变废。八载，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此后但存官吏、兵额而已。（《会要》及《新·兵志》）

    根据前文来分析，我对唐之府兵，得到如下五点的结论：

    （一）府兵不是普遍的征兵普遍征兵说发自何兹全，其不能成立，理甚浅显；果为普遍征兵，关内之府数断不至五六十倍于岭南、江南之府数也（见乙表）。陈氏《略论稿》又引《通典》六龙朔三年七月制：“卫士八等以下，每年五十八放令出军，仍免庸调”（陈引误为“每年放还，令出军”），谓八等指户籍等第，“然则此制与其初期仅籍六等以上豪户者不同，即此制已推广及于设置军府地域内全部人民之确证也”。按“六户”非六等以上户，已辨见前节；府兵之家既不免征徭，自然有户等之别，从何见得府兵制普及于军府地域内之全部人民？且全部人民包含各种阶级，就让一步而言，只能证为“兵民合一”，不能证为“兵农合一”，一言以折之，无论普及全国或军府地域，都不至弄到无兵可交之地步。

    （二）府兵之主要任务为宿卫武后时岁旱，兵当番上者不能上，苏瓌奏宿卫不可阙。（《新书》一二五）《家传》言诸卫将军称番上府兵为侍官，言侍卫天子也，又府兵为卫士，神策等为禁军。《新·兵志》云：“其番上者宿卫而已。”谷氏撰文亦称：“当日军备中，至少府兵一项，最重宿卫一点。”再从其隶属观之，左右卫领武安等五十府，威卫领宜阳等五十府，骁骑卫领永固等四十九府，武卫领凤亭等四十九府，领军卫领万年、万敌等六十府，金吾卫领同轨、宝图等五十府，太子卫率领广济等五府，司御兵率领郊城等三府，清道率领绛邑等三府，此十二卫之职掌为宫禁宿卫。又从其后身观之，骑初名长从宿卫，分隶十二卫为六番，职务仍是宫禁宿卫。夫府兵原日所隶者及后来代之而起者均以警卫为主要任务，府兵不应独异，于理甚明，《唐律疏议》二八云：“卫士于宫城外守卫，或于京城诸司守当，或被配于王府上番”，可为的证。若夫调拨征镇，事属偶然，故《唐律》分为卫士或征人（《疏议》一六：“征人谓非卫士，临时募行者”），军名或征名（同上：“军名先定，谓卫士之徒”，同上二八：“名属军府者总是有军名”，又“征名已定，谓卫士及募人征名已定讫”），科罪有轻重之别，由此，更可见府兵之非普遍征兵制。

    （三）府兵不是兵农合一《疏议》一六云：“《春秋》之义，春、夏苗、秋弥、冬狩，皆因农隙以讲大事，即今校阅是也”，只是援引古义以缘饰今制。自《家传》呆读旧文，有“郡守农隙教试阅”之言，《新·兵志》更坐实其“居无事时耕于野”，遂造成兵农合一之长期误解。按《疏议》，征人冒名相代者罪在里正、县典、州典等，卫士以上冒名者罪在队正以至折冲，系统厘然，顾陈氏仍信《家传》所言为唐制，则未知折冲上隶诸卫，非郡守权力所及，况（1）侍官同于清之“侍卫”，在乡居缙绅之列，安知其下番之后，全事耕农；唐制明言拣自六品以下子孙，尤见府兵之选，多来自士族，焉得谓之农？（2）农民系于田，离田则无以自活，不易亡匿；即稍有逃避，兵源窘乏，亦断不至达到“宿卫不能给”之地步。（3）府兵制之坏，“番上者贫羸受顾而来”，（《家传》）农民常贫农居多，岂易有力雇人代替？陈氏《略论稿》又引《贞观政要》二，简点使封德彝等欲中男十八已上简点入军，魏徵执不可，且云：“若次男以上尽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以为从租赋一语推之，“则当日人民未充卫士时亦须担负租赋杂徭之义务，是一人之身兼充兵务农之二业也，岂非唐代府兵制兵农合一之明证乎”？按唐制贵族及士农工商阶级均可受田，惟自耕或否则非政府所过问，有受田之权利，自然有纳租赋之义务，故点府兵之家不见得定是农家，尤其纳租赋之家更不尽是农家。如谓未充府兵时须纳租赋便是兵农合一，论理上太说不过去。此外有须附带说明者，唐制中丁为户主者可受永业田（见下均田节），杂徭中又或指定以中男充当（见下租庸调节。中丁、中男均即魏徵所谓次男），故魏徵有从何取给之驳诘。总言之，叶适谓府兵为“兵农各籍，不相牵缀”，大体上无可非难。

    （四）府兵在原则上为世兵的征兵制唐代最初之府兵，似有一部分接受自隋朝，又一部分是太原元从（据《家传》：“太原从义之师，愿留宿卫为心膂不归者六万，于渭北白渠之下，七县绝户膏腴之地，分给义师家为永业”，又“元从军老及缺，必取其家子弟、乡亲代之，谓之父子军”），观于成立骑时加入潞州元从，（《新·兵志》）固可互证。但当扩充过程中，亦似尝于指定区域采取拣选征充方法（如《文苑英华》四六四载天授二年增设郑、汴、许各八府，汝二府，卫五府），但一经拣定，仍为世户。换言之，州内住有此项世兵者便为军府州，凡军府州地域都可适用乡亲递补的条件，其立法颇与清世八旗兵相类。唯其如此，然后唐代各道军府数目何以互相悬绝，同一道内之军府分布何以疏密迥殊，突厥、吐蕃入寇之冲途何以毫无布置，方可豁然明白；盖（1）开皇十年勒军人属县籍，此辈须供职长安，除关内之外，必多改属较近之河东、河南二道。（2）太原从义之师必多原籍河东，故河东道府数反居河南道之上。后人不明其故，于是陆贽疏以为军府八百而关中占五百，乃太宗居重驭轻之意，《会要》谓“关内置府二百六十一，精兵士二十六万，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玉海》二三八引）《十七史商榷》七九谓“京兆郡多至府百三十一者，以其为京师也，河南郡则三十九稍多，以其为陪京也”，近人谷氏更推波助澜，都不足深辨。至于《会要》称，“河北之地，人多壮勇，故不置府”，（《玉海》引）《家传》又称，“玄宗时奚、契丹两蕃强盛数寇，河北诸州不置府兵番上，以备两蕃”，对河北不置府，解说各异。按兵取强悍，古今通则，前说之妄，不辨而明。河北诸府是否玄宗时全废，现无确证，但改骑前宿卫已不给，各道之府同为若有若无，不独河北然矣。王夫之《读通鉴论》二二云：“唐之府兵，世著于伍，垂及百年而违其材质，强使即戎。”认府兵为世兵，固不自我始。

    （五）府兵是游牧社会的落后兵制充兵者要自备许多物资，以现在眼光看之，颇觉可怪，而不知游牧部落皆如是也。俞正燮之《作丘甲义》云：“古足兵皆在民间，《誓》，乃甲胄，乃干，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官不与也。《周礼》，师田军旅，族师简其兵器，县师使皆备旗鼓兵器，是皆在民也。……秦始皇收天下兵器，……亦六国民兵。”盖春秋至战国期间，我族尚未脱离游牧兵制。府兵防自鲜卑，故后来契丹、蒙古，大致与之相同，朱礼云：“当唐盛时，天下户口八百余万，而府兵四十万，皆自食其力，不赋于民。凡民之租调以奉公上者二十分之十九，其一为兵，是以国富、民裕，亦不失其兵强也。田制既坏，府兵亦废，而唐常有养兵之困。”（《事笺》后集七）甚至西域人志费尼（Djouvini）对于蒙古战士不特无饷，且每年还有定额献纳，亦极致钦慕。然而环境不同，方法就未必能钞袭，《魏书·燕风传》称，“军无辎重樵爨之苦，轻行速捷，因敌取资，此南方之所以疲弊而北方之所以常胜也。”北族战胜后准其军队虏掠，俘虏又得配给，反纳殊不为苛；我国文化前进，以秋毫无犯为口号，岂能适应？若徒因府兵可省度支，不从整个制度作深入之分析，此与保守派之空想唐、虞、三代，曾何以异。其次，漠北人惯于马上生活，倏忽百里，内地则交通匪易，旅费不资，“多惮劬劳，咸欲避匿”，（先天二年诏）朱礼云：“其余隶他道者其隔远又何如？……武后时，兵当番上者以贫不能致，则其远，故败吾法也。”（《事笺》七）又《文献通考》一五一引章氏云：“唐以远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纷扰。……又唐在二千里外者亦不免，此法所以坏也。”府兵之不适合于住国，番上尤其要因，制度本身确自有内在的矛盾，不复能继续维持下去。或误为吐蕃强盛促使府兵崩溃，则须知府兵之主要任务，在宿卫不在守边，统治者不可一日无宿卫以自固，故府兵去而骑立，骑废而禁军起，改变者只兵源及其组织，初非直接受吐蕃侵略之影响。

    经此分析，唐代府兵之渊源，可以下一断论：即西魏、北齐同防自鲜卑（北魏），历周、隋以传于唐，是也。陈氏《略论稿》大致主张隋、唐制度承北齐不承北周，论兵制时亦不能扫除成见，一方面谓“后世史家以隋唐继承（西）魏、周之遗业，遂不能辨析名实真伪，往往于李唐之法制误认为（西）魏、周之遗物，如府兵制即其一例”，别方面又谓“后期府兵之制全部兵农合一，实于齐制始见诸明文”，按所谓“明文”系指河清三年（五六四）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隋书》二四）宋陈傅良《历代兵制》五据之以为府兵法之始基。按“兵”字可训作“民丁”，说见前节，“力役”与“军人”异，令文绝未提及“出军”，傅良实误将赋役令与军役令混而为一，明乎此，则齐制兵农合一之说完全失其根据；未见有异于西魏之制矣。

    由是言之，府兵之属，如仍代列缙绅，自可雇人替上，如其沦为破落，又易逃亡，直至“侍官”恶詈，视若畏途，府兵已达到不能不变之境地，王夫之云：“府兵者犹之乎无兵也”，确一语破的。虽然，隋、唐保留此制，亦自有其用意。文官迁转，出途许多，武员则诸卫军将各有定额，容纳无几，贞观承奠定之余，前在战阵立功者如任其置散投闲，一则无以示奖劝，二又不足备警急。上府折冲都尉正四品上，果毅从五品下，别将正七品下，中下府以次递降，其余校尉、旅帅、队正、队副亦是品官，皆储材之选，升转之阶，府兵废而官吏仍不废，读史者可以悟矣。

    随废府兵而连带引起者尚有募兵、边兵两个问题，今请先论募兵，边兵则于下节专言之。

    征兵与力役同一性质，同出于原始社会，后世乃有志愿募兵，两者孰利，为争讼未决之问题，或又主寓兵于屯（今军队协助生产，即其遗意之变通）。世无久远不弊之制，是在乎随时刷新。《荀子·议兵》：“人主欲得善射、射选中微者，悬贵爵重赏以招致之。”首见选募之法（即职业兵），汉武帝以后常行之。入唐则贞观十八年发天下甲士召募十万，并趣平壤，以伐高丽。（《旧·本纪》三）太宗对群臣曰，朕今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通鉴》一九七）龙朔元年，于河南、河北、淮南六十七州，募得四万四千余人，往平壤带方（《通鉴》作镂方）道行营。（《旧·本纪》四）咸亨三年正月，发梁、益等十八州兵募五千三百人往姚州击叛蛮。（《旧·本纪》五）《唐律》亦早有“征人”之规定。据是观察，知封建时代，常不得不兼用募法；盖人口既多，如普遍征兵，国家无需此巨大之军备，抑亦费用太大，官吏又易因缘为奸，不如召募之便利也。谷氏以为府兵之利在众强长久，“募兵的弊病甚多，兵的分子不良，亦其一种。府兵得免此弊。1.简点丁壮，须验才力。2.入籍以后，不得改业。3.农隙工余，须行自习，府有冬试，番上有校阅……4.后备丁壮增多，可养成全国皆兵而无以兵为职业的风气”。其实募兵亦可挑选。1、2两点，并不见得募兵弗如府兵，以言操练，则职业兵更优为之，谷氏所提，未足以判二者之优劣。

    邓广铭在其《试谈唐末的农民起义》一文，追论骑之召募，又以为开元时失业农民已非常众多，将要纠合起来，打击李唐统治，“李唐政府当局在这一可能还只是一种可能而尚未成为事实的时候，先已体察出这危机，便把军事制度作了一番改变，诱使逋逃之人，争来应募。”吾人试回头一看，宿卫不给，除召募外有何救急之法？又再往后一看，安、史之乱，曾引不起农民大起义，是知如此分析之尚难成立也。

    §§§第五节边兵

    未进入讨论之前，首须明了初唐时期国际间之大势与夫国防情形之急剧转变。自太宗平定突厥，三方大致无虞，而且边境得突厥诸族之拱卫，非徒无需乎边兵，有时藉其协助，还可向外伸展。高宗中叶以后则不然，始而西及西南受吐蕃之严重威胁，继而突厥脱离，北边复树一劲敌，最后则东北两蕃，亦时思蠢动。为布置国防，大增边兵，自是环境所驱使，绝非主在宿卫的府兵可以兼揽此重任。

    吕振羽对此一问题的观点是：“为着加强对被统治者的武装镇压，又助长藩镇制度的发展。”按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是对立的矛盾，唐代藩镇之祸，完全导源于安史，其原因下文再有论及；现在所欲说者矛盾并非无法统一，如果把藩镇单纯地看成是无可避免之流弊，辩证法的作用岂不是因此而削弱？何况依下文表列，武后、玄宗两朝的增兵，都设在外敌可能入侵之要道，并非设在内地，只说为对人民镇压，也不符合事实。

    抑府兵之数，是否足以内巩京畿，外备征御，尤为亟须展开讨论之问题。假依《家传》约六十八万人，只是可能征用之总数，然府兵为番上制，试酌中取八番算之，则同时上直者不过八万人，能否肩负此两项重任，大有疑问。职是之故，不得不取资于别项兵源。朱礼云：“一再传后，府兵内铲，边兵外作，伐叛讨逆，多倚镇兵，此与汉之调发郡国何以异”，（同前引）似憾其不能利用府兵者。但假使不依番例，多发府兵，则必须变制。况一经战阵，逃亡、伤虏复多，禁卫之旅，将益缺额，又何以善其后？而且太宗伐高丽用突厥及兰、河二州降胡，（《元龟》一一七）拒薛延陀用突厥兵马，（同上九九一）是亦镇兵之流，太宗已自开其例，非一再传始破旧制。再从边兵方面观之，天宝初，河西节度领兵七万三千，陇右七万五千，原以备吐蕃，未几，安史难作，兵皆东调，吐蕃由是乘虚内侵，陇右十数州相继陷没。以我国幅员之广大，当日寇敌之环绕，缘边必须置兵，断为不易之论。汉踵秦制，郡国置材官，（《汉书·刑法志》）属于秩比二千石之都尉，（同上《百官表》）本文、武分途，建武以后，乃渐并尉（或都尉）职于太守。（《后汉书》三八《百官志》）唐初，州郡兵马原令刺史掌之，自至德后节度使权重，各置镇将领其事，收刺史之权，遂尔自作威福（见元和十四年乌重胤奏）。其弊不在乎有边兵，而在节度使之权过重。安史弄兵之得以蔓延，不在乎府兵之废，而在乎无良好兵制以善其后。

    朱礼云：“人以为府卫之法坏而后有方镇之兵，不知府卫之法成而方镇之形已具，府卫坏于内而方镇遂成乎外，内兵不足以捍外患，而至于倚镇兵，其来非一日之积矣。盖太宗既分天下为十道，又于军、镇、城、戍之兵，为十二道而置使处之，总之以都督者，此其为方镇之兆，特待时而张尔。”（《汉唐事笺》后集三）推方镇之祸于太宗，对唐制殊未了了。

    太宗分十道，只地理上之区划，初与兵制无关，更未尝有十二道之设置（见下文）。景云二年（《通典》一七二及《旧书》七同，惟《旧书》三八讹三年），拟分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统诸州，时议犹以权重不便而罢，太宗何曾有此倒行逆施？

    开元廿一年，分国内为十五道，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如西汉之刺史，此为监察上之分区。天宝元年，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以备西边。曰朔方，曰河东，曰范阳，以备北边。曰平卢（原治柳城），以备东边。曰陇右，曰剑南，以备西（南）边。曰岭南五府经略，以备南边。（《唐语林》八）次焉者有经略使一，曰长乐，福州刺史领之。守捉使二，曰东莱，莱州刺史领之，曰东牟，登州刺史领之。（《通典》一七二及《旧书》三八）此为兵防上指挥之分划，只施行于沿边地域，腹内如河南、江南、山南等都未设节度使，且与当日地理区划之十道，采访区划之十五道，其用各异，读史者最应分别清楚，无使混淆。至于边州军镇，除设置年份未详者外，如玉门军属河西，武德中置。（高祖）合川郡守捉属陇右，贞观中置。

    江源郡（即当州）属剑南，贞观廿一年置。（以上太宗）

    河源、莫门、积石三军均属陇右，仪凤二年置。

    云中郡守捉及大同军均属朔方，调露中置。（以上高宗）

    建康军属河西，嗣圣初置。

    清夷军属范阳，垂拱中置。

    丰安军属朔方，万岁通天初置。

    威武军属范阳，万岁通天二年置。

    天兵军属河东，圣历二年置。

    新泉军属河西，大足初置。

    岢岚军属河东，长安中置。（以上武后）

    定远城、中城、东城及西城均属朔方，景龙中置。（中宗）

    平卢军属平卢，开元初置。

    绥和、平夷二守捉均属陇右，开元二年置。

    洪源郡（即黎州）属剑南，开元三年置。

    白水军属陇右，开元五年置。

    安人军属陇右，开元七年置。

    瀚海军属北庭，横野军属河东，恒阳、北平二军属范阳，振威军属陇右，宁远军属剑南，均开元中置。

    临洮军属陇右，昆明军属剑南，均开元中移置。

    威戎、宁塞、镇西三军属陇右，均开元廿六年置。

    天宝军及平戎城属剑南，均开元廿八年置。

    宁寇军属河西，天宝二年置。

    振武军属朔方，天宝中置。（以上玄宗）

    知者四十，其置在贞观前者只三处，何因而归咎太宗？再就地域分析之，则西南边十九处（陇有十三，剑南六），北边十五处（朔方八，范阳四，河东三），西边五处（河西四，北庭一），东边一处（平卢），西南边最多，置于开元年间者占十四，以其时吐蕃最可虞也。

    朱礼之误，误于《新书·兵志》；《兵志》既将部分设置兵防之十节度使，混同于原日全国地域分划之十道，复大错特错，于十节度之外，无端创出“江南道”、“河南道”二名，连十节度为“十二道”，于是有“福州经略军一日江南道，平海军一、东牟、东莱守捉二、蓬莱镇一曰南道”之误文。钱大昕《考异》四五曾引《新书》三八，登州“有平海军，亦曰东牟守捉”，以辨《兵志》之误一为二；又引莱州刺史领东莱守捉，登州刺史领东牟守捉，辨天宝以前初无河南节度之名。余按不特河南无节度，江南亦无节度，长乐只福州刺史兼领之使。《新书·地理志》莱州云：“又有蓬莱镇兵，亦曰挽强兵”，蓬莱镇疑亦莱州刺史兼领。《新·兵志》种种错误，朱礼非徒不省，更以归咎太宗，可谓不白之冤。

    朱氏一面致慨河北、陇右折冲府之少，一面又痛斥河北（范阳、平卢）陇右（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分镇之大，且申言：“其曰军、曰守捉、曰城、曰镇，隶焉者大者二十余，小者亦不下十余，以天下之极边，为天下之重镇，而抚之以都督，其品秩与十六卫将军同，乃在六尚书之上，而与左右仆射为一流，所为五大不在边者，果若是乎？”按府兵之主要任务为禁卫，道远则难致，朱氏亦既知之（见前廿一节），是不应慨边地置府之少也。都督有大（从二）、中（正三）、下（从三）之异，仆射从二，六尚书及卫大将军皆正三，大都督只有扬、幽、潞、陕、灵（幽州即范阳，灵州即朔方），如就中都督言之，则阶低于仆射，又非在六尚书之上。若高宗以后，吐蕃跳梁于西南，两蕃觊觎于东北，突厥猖獗于朔漠，边置重兵，由大将就近指挥应付，实迫切之图。惟通十节度镇兵凡四十九万，而范阳、平卢约占十三万（加入河东则为十八万余），则分配数目未免太大，玄宗之误，在于不善运用此种制度，而不在于边置重兵，吾人安得因噎而废食也。

    或又批评唐代“其先也欲以方镇御四夷，而其后也则以方镇御方镇”，（《唐语林》八）朱礼亦云：“于是外镇盛强，其反者以镇兵，而讨平之者亦以镇兵”，其观念无非深信陆贽“居重驭轻”之原则。然中唐时除去长久分裂之河北及短期割据之数镇外。其余镇兵饷项，依然仰给中央，唐朝仍可以指挥调度，所失只在无久远处置之方；试观裴度平淮蔡，李德裕平泽潞，可作明确之反证。假如认定兵必驻内而后能消弭叛乱，则历史上变生肘腋者例固不少。神策军之地位固同于府兵（见上节），唐代迄未见其如何得力，且成为政治上之蠹虫，是知握指挥之权，尽操练之素，则无论外兵、内兵，同一收效，如其不然，内兵之为害，与外兵等。例如元和七年李绛奏，唐之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镇兵，原以备御吐蕃，使与节度使掎角相应。今则每有寇至，节度使邀与俱进，辄云申取中尉处分，比其得报，虏去已远。纵有果锐之将，闻命奔赴，节度使无刑戮以制之，相视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请据所在之地，士马及衣粮器械，皆割隶当道节度使，俾号令齐一，如臂使指，斯吐蕃不敢入寇云云；府兵纵使保存，未必即能却安、史之凶锋也。

    大抵朱礼论兵制诸端，都不切要，唯云：“凡天下之物，极于成者必坏，而萌于始者必极于成而后已，犹言人之生也，稚而壮，壮而衰，衰而老，老而亡，此其常也”；颇与今世发展、矛盾之说合，则其一节之可取者。

    §§§第六节农民的反抗斗争

    唐高祖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除瓦岗、河北和江淮三大义军等仍在继续战斗外，各地还有一些农民反抗斗争。关中地区，隋末以来，战乱不已，又频遭天灾，饥荒严重，农民“往往聚结”起义。“厔、司竹，余氛未殄；蓝田、谷口群盗实多，朝夕伺间，极为国害，虽京城之内，每夜贼发”。土门（今陕西蒲城西）“境多盗贼”，县令李大亮用招抚和捕杀并用手段，将这些迫于饥饿的起义群众镇压下去。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吕宝生率义军七千攻破厔（今陕西周至），骠骑赵钦领兵征讨，义军损兵百余。稽胡义军进攻富平（今陕西富平），被将军王师仁击败；义军五万人又进攻宜君（今陕西宜君），与大丞相谘议参军窦轨战于黄钦山，义军从山上纵火，官军后退，窦轨斩其部将十四名，亲帅数百骑督战，下令“闻鼓声有不进者，自后斩之”，官军被逼前进，义军弓射不能阻敌而失利。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初，张子惠义军打败右骁卫将军王老德。唐王朝复命左屯卫将军何潘仁来攻，义军击杀何潘仁于司竹（今陕西周至一带），又在厔阵斩骁骑将军赵钦、王姿罗。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初，唐高祖命太子李建成将兵征讨稽胡刘成义军。两军遭遇于州（今陕西县），义军失利，损兵数百，千余被俘。李建成设诈释放义军渠帅数十人，并授官爵，令还本部招抚起义群众，刘仚成等首领请降。李建成以起义军尚多，恐夜长梦多，遂扬言增置州县，命起义群众前往筑城，趁机“阴勒兵士皆执之”，加以杀害。刘仚成闻其阴谋逃走。李建成“竟诛降胡六千余人。”为了彻底消灭转移到山林的刘仚成义军，唐高祖复命李建成率军“跨谷弥山，穷其巢穴，元恶大憝，即就诛夷”。十一月，林州总管刘大破义军，“（刘）成仅以身免，部落皆降”。在这一年里，蜀中农民起义军聚结于各地，被益州道行台右仆射窦轨先后镇压。因“南方寇盗尚多”，唐高祖以左武侯将军张镇州为淮南道行军总管，大将军陈智略为岭南道行军总管进行镇抚。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六月，瓜州总管贺若怀广至沙州（今甘肃敦煌西），该州人张护、李通起义，贺若怀广倚子城待援。凉州总管杨恭仁发兵往救，被义军打败，贺若怀广也被杀死。义军立沙州别驾窦伏明为主，进逼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长史赵孝伦击退义军。九月，窦伏明以沙州降唐。渝州（今四川重庆）人张大智起义，刺史薛敬仁弃城逃走。十月，张大智攻打涪州（今四川涪陵），刺史田世康、益州行台尚书郎郭行方和开州刺史冉仁德等联兵围剿，张大智“以众降”。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二月，始州僚起义唐王朝遣行台仆射窦轨率兵进讨。洋、集二州僚起义，攻占隆州（今四川阆中）晋城。四月，通事舍人李凤起打败万州（今四川万县）僚起义军。六月，泷州（今广东阳春西北），扶州（今广东罗定西南）僚起义军，被南尹州都督李光度等镇压。

    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十一月，眉州（今四川眉山）山僚起义，至翌年三月，被益州道行台尚书郭行方镇压。正因为各地农民起义“尚繁”，所以唐高祖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十月，特别下《阅武诏》，“大集诸军，朕将躬自迅抚，亲临校阅”，“欲畅兵威”，以便镇压农民反抗斗争。

    唐太宗执政初期，农民反抗斗争就零星地出现了。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山东大旱，青州（今山东益都）“有谋反者，州县逮捕支党，收系满狱”。唐太宗命殿中侍御史崔仁师前往处理。崔仁师用严罚首领、释放其他人的手段，将起义镇压下去。贞观初年（公元627—631年），京师长安有造反者，唐王朝命广德郡公李安远统领逻骑督察。江州（今江西九江）的农民起义军在长江里活动，唐王朝以江州刺史左难当为静江大使进行镇压。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罗、窦二州诸洞僚民起义，众至“数万，屯据险要”。唐王朝派重兵进剿。诸军先锋高罗总管冯盎，率部落兵二万，攻破险要，义军失利。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八月，龚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桂平东北）东西五洞僚民起义，翌年正月被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击败。

    在唐太宗执政中、后期，农民反抗斗争逐渐增多，规模也不断扩大。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二月，巫州（今湖南黔阳西），夜郎（今湖南芷江西南）僚民起义，被夔州都督齐善行打败。八月，霸州（今四川汶川西北）僚民起义，“烧杀刺史向邵陵及吏民百余家”。同年底，巴、洋、集、壁四州山僚起义，攻打巴州，唐王朝遣右武侯将军上官怀仁率军征讨，在壁州击破义军。贞观十三年（公元609年）四月，巴、洋、集、壁四州山僚起义被上官怀仁镇压下去。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三月，罗、窦二州僚民再次奋起反抗，唐王朝以广州都督党仁弘为窦州道行军总管，率重兵进剿，义军失败。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正月，唐太宗幸洛阳，行至温汤，卫士崔卿、刁文懿“惮于行役，冀上惊而止，乃夜射行宫，矢及寝庭者五”。这是服役的府兵对唐太宗游幸无节的反抗，崔卿等被处死。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四月，松州（今四川松潘）松外蛮起义，右武侯将军梁建方奉命发益、眉、荣、梓、利、绵、遂、巴、卢、渠、达、集和渝等十三州大军前往围剿，“下其部落七十二所”，杀千余人，松外蛮义军逃至山谷坚持斗争，梁建方用“谕以利害”和“威信”的手腕，将义军瓦解。七月，剑南地区人民反抗斗争又掀起一大波澜。直接导火线是唐太宗为明年大举攻打高丽，命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道伐木造船，大者长百尺，广五十尺，每艘大船需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州县督迫严急，百姓被逼得倾家荡产，“剑外骚然”。苦于造船之役的眉州（今四川眉山）、邛州（今四川邛崃）和雅州（今四川雅安）僚奋起抗役，声势浩大。唐太宗诏发陇右、峡中兵二万余人，以茂州都督张士贵为雅州道行军总管，与右卫将军梁建方联兵镇压，起义失败。

    唐高宗统治时期，人民反抗斗争始终不绝。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十月，爆发了著名的陈硕贞起义。睦州清溪（今浙江淳安）女子陈硕贞，“自言仙去”，后“自天还，化为男子，能役使鬼物，转相荧惑，用是能幻众”。这种讲神仙，有召神劾鬼法术者，是道教符篆派特征。唐婺州司功参军事崔玄籍镇压陈硕贞起义，被封建文人喻为“破张鲁于汉中，殄卢循于海曲”。张鲁是东汉末年以天师道（即五斗米道）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政权三十年的首领。卢循是东晋末年孙恩、徐道覆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起义也是利用天师道组织的。说明在唐人眼中陈硕贞是张鲁、卢循一类人物。睦州又是属于汉魏以来天师道广泛传播的滨海地域，利用早期道教发动的黄巾等起义，都与这一地区有关。就是说，这个地区有利用民间道教进行反抗斗争的历史传统。同时，唐代江浙滨海地区，属于天师道系统的符篆派比较流行。因此陈硕贞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是顺理成章的。《续高僧传·法融传》关于陈硕贞起义“傍误良善”，使僧徒遭到官府搜查的记载，也反映了它是利用道教，而不是利用佛教的农民起义。

    起义发动后，陈硕贞自称文佳皇帝，以妹夫章叔胤为仆射，建立农民政权。同县人蒋宝率众响应。起义军杀死官吏和地主，攻陷睦州属县、桐庐（今浙江桐庐）、于潜（今浙江昌化东南），进攻歙州（今安徽歙县），不克。陈硕贞命童文宝率四千义军掩袭婺州（今浙江金华），“凡在僚属，莫能拒捍”。婺州刺史崔义玄率兵顽抗，义军大败。十一月底，崔义玄与扬州长史房仁裕联兵进攻义军，陈硕贞、章叔胤不幸被俘，英勇牺牲。这次起义，是唐前期规模和影响较大的一次农民反抗斗争，给上台不久的唐高宗沉重打击。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起义领袖陈硕贞是一位女子，说明中国古代妇女在反封建斗争中作出了杰出贡献。

    姚州（今云南姚安），自龙朔年间（公元661—663年）设置都督府以后，官吏“唯知诡谋狡算，恣情割剥，贪叨劫掠，积以为常”，引起当地蛮民强烈不满，长史李孝让、辛文协被杀。唐王朝遣郎将赵武贵讨击，被蛮民打败。又命将军李义总等征讨。蛮民首领设蒙俭、和舍等凭借山险，连接十部蛮首，徒众五万，攻扰边疆。左三军子总管刘会基率军暗设伏兵，右三军子总管高奴弗率军扼南山南部要害之地，左一军子总管孙仁感率军阻北山北部，切断义军退路，妄图一举消灭义军。义军毫无惧色，英勇抗击官军。翌日，中郎将令狐知通、银州刺史李大志、嶲州都督府长史梁待辟，右成卫龙西府果毅都尉康留买等，又分别领兵增援，战斗十分激烈，“飞尘埃而匝地，白日为之昼昏”，自卯及申，转战三十里，结果义军失利，损兵千余。义军夜间收集余部保守重岩，准备乘机突围。官军诸路齐进，将义军四面围困。次日，义军又与官军激战。义军再次失利，义军首领诺没弄、杨虔柳等壮烈牺牲，首领和舍等降敌，首领蒙俭等突围，继续坚持斗争。

    胜州（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西南）州界，长期以来一直有依托山险劫夺富豪财物的义军。麟德二年（公元665年），胜州都督田仁会发骑兵将义军镇压。

    乾封二年（公元667年），琼州（今广东海南岛安定东北）都督李逸，“控驭失所”，当地洞僚起兵反抗，攻占该州，唐王朝一直无法将其镇压下去。

    咸亨初（公元670—672年），关中发生旱灾，饥民遍地，“盗贼公行”。咸亨三年（公元672年）正月，姚州蛮民又奋起反抗，唐王朝发梁、益等十八州兵募五千三百人，以太子右卫副率梁积寿为姚州道行军总管前往镇压。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在缑氏（今河南洛阳东南）景山，为太子弘营筑恭陵，陵将竣工，又嫌其不够壮丽而改筑，“功费钜亿，万姓厌役，呼嗟满道”。留役滑、泽等州丁夫数千人，过期不让回家，丁夫“夜中投砖瓦以击当作官，烧营而逃”。

    仪凤中（公元676—679年），形势险要的崖山（今广东新会南）兴起一支起义军，潮州（今广东潮安），泉州（今福建泉州）人群起响应，声势浩大。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关中水、旱、蝗灾相继，瘟疫流行，“死者枕藉于路”，京师长安人相食，“盗贼纵横”。唐高宗被迫就食东都，“虑道路多草窃”，特命监察御史魏元忠检校车驾前后，以防农民起义军袭击。攻打潮州的义军被官军击降。

    唐高宗在位末年，农民反抗斗争掀起新波澜。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四月，绥州（今陕西绥德）城平县人白铁余，率领部落稽人发动起义。这是一次利用佛教、经过长期准备的反抗斗争。白铁余先埋金铜佛于地，聚乡民发掘，乡民以为神，白铁余乘机说：“见圣佛者，百病即愈”。一、二年后，数百里内，“乡人归伏”。白铁余遂正式发难。起义军占领城平县，进攻绥德、大斌二县，杀官吏、豪富，焚毁其住宅财物。白铁余自称“光明圣皇帝”，置百官，建立政权。所谓光明圣皇帝，大约是比喻唐高宗是黑暗皇帝，白铁余本人是光明皇帝，光明必定战胜黑暗。唐高宗诏右武卫将军程务挺、夏州都督王方翼将兵征讨。官军攻打城平县，火焚义军营栅，义军失利，白铁余被俘牺牲，起义失败。

    眉州（今四川眉山）蛮民聚众起义，唐王朝多次讨伐，均以失利告终，遂以名将徐世之孙徐敬业为刺史。义军风闻新刺史至，闭营以待。徐敬业带一、二佐吏前往义军营寨，对义军说：“国家知汝等为贪吏所苦，非有他恶；可悉归田，后去者为贼”。又召义军首领，杖数十后让其回家，其余人一律不问。起义就这样被瓦解了。

    文明元年（公元684年），绥、宋二州，“屡奏乱常之党”，荆（今湖北江陵）、并（今山西太原）两府，“频言构逆之徒”。武则天敕令天下州县长吏提高警觉，防止民众“或妄说妖讹，潜怀聚结”，“或自衒医占，诱惑愚昧”。如果爆发起义而又不能镇压，或本地造反事为外地告发，情节轻者、州县长吏年终考核时贬为下等，情节重者、则随时解除官职。她还派遣御史和台郎至各地访察州县长吏执行情况。

    尽管各地官府加强对民众的控制，但是起义仍在不少地方不断爆发。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潮州蛮民又聚集起义，漳州镇将陈元光征讨，被义军杀死。长寿年间（公元692—663年），姚州、嶲州（今四川西昌）蛮民起义，武则天命监察御史裴怀古前往招抚。在他“申明赏罚”的欺骗下，不少起义者归附朝廷，裴怀古遂俘获起义首领。果州（今四川南充）起义军，夺取富豪钱财，官府视其为患，屡次讨伐，也无法消灭义军。唐王朝应果州流溪县丞邢昙之等奏请，将利州刺史于知微调至果州，才把义军镇压下去，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武则天命容州都督张玄遇进讨岭南僚民起义军。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宰相狄仁忧心仲仲地上疏武则天：“方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本根一摇，忧患不浅”。圣历年间（公元698—700年），由于契丹和东突厥的残酷杀掠，武则天频征赋役，官吏又从中牟利，致使广大农民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家道皆破，逼得河北地区许多农民“露宿草行，潜窜山泽”，而“山东群盗，缘兹聚结”。在蓬州（今四川仪陇南）、渠州（今四川渠县）、果州、合州（今四川合川）和遂州（今四川遂宁）等地的深山老林里，则有被统治者诬为“光火大贼”的三万余逃走户，他们是“实缘官人贪暴不奉国法，典吏游容，因此侵渔，剥夺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业”，而逃亡到这“不属州县”管辖之地的贫苦农民。这支起义军不仅使朝廷失去了三万余户缴纳的巨额赋税，而且“攻城劫县，徒众日多”，被视为“蜀川大弊”。武则天接到臣下这一报告后，自然不能容许他们存在下去。新任眉州刺史冯元常对起义军“喻以恩信，许其首露，仍切加捕逐”，虽有一些义军将士面缚归降，但无法彻底摧毁这支起义军。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因不满地方官吏“侵逼”，始安（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桂林）欧阳倩聚众数万举兵自救，“剽陷州县”，夺取财货。武则天以裴怀古为桂州都督充招慰讨击使。裴怀古行至南岭，就“飞书招诱，示以祸福”；及至始安，又亲赴义军营寨“慰谕”，义军溃散。

    唐中宗恢复帝位后，不仅没有革除武则天统治时期、特别是晚年的一些弊政，而且朝政更加腐败，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因米价上涨，东都洛阳“盗窃甚众”。唐王朝不开仓赈济饥民，左屯卫大将军兼检校洛州长史张仁愿还“一切皆捕获杖杀之，积尸府门”。翌年六月，姚州蛮民又起兵反抗唐王朝压榨，被姚嶲道讨击使、侍御史唐九徵击败。唐中宗时爆发的宣州（今安徽宣城）钟大眼起义，声震常州（今江苏常州），刺史薛登惧而“严备”，诬之为“狂寇”，足见其威势之大。原汝州武兴县主簿张昭奉命征讨。他用“明之以信，示之以威”策略，使起义农民各归乡党，将起义瓦解。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也有起义军行踪。

    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底，监察御史李知古奏请发兵攻打姚州西贰河蛮民，蛮民降附后，他又奏请筑城，征收重税。唐睿宗不顾大臣反对，发剑南兵筑城，置州县。李知古“因是欲诛其豪杰，没子女以为奴婢”。姚州西贰河蛮民愤怒无比，酋长傍名联合吐蕃攻杀李知古，“相率反叛，役徒奔溃，姚、嶲路由是历年不通”。同州河西县（今陕西合阳东）有起义者。太极元年（公元712年）五月，益州（今四川成都）僚民起义。

    唐玄宗继位后，立即改革武则天晚年以来弊政，力图振兴李唐王业。由于积弊较深，难以迅速消除，所以农民反抗斗争继续在一些地方出现。

    先天年间（公元712—713年），广州都督周利贞，肆无忌惮地压榨岭南夷僚，夷僚忍无可忍，群起反抗。唐玄宗被迫下诏按问，将周利贞贬为涪州刺史。

    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唐王朝发布《禁断妖讹等敕》称：“比有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因为妖讹，广集徒侣，称解禅观，妄说灾祥，或别作小经，诈云佛说，或辄蓄弟子，号为和尚，多不婚娶，眩惑闾阎”。这是指农民利用弥勒下生发动起义。由于隋末农民大起义时，有些农民和僧人利用弥勒下生发动起义，故初唐统治者曾严禁弥勒净土弘扬，只许弥陀净土传播（其实二者均属净土宗系统信仰，无本质区别）。敕令所说上述活动“触类实繁，蠹政为甚”，并责成地方刺史、县令“严加捉搦，仍令按察使采访，如州县不能觉察，所由长官并量状贬降”，说明弥勒净土仍在民间广泛流传，在开元初年被农民当作组织起义的工具。

    开元七年（公元718年），抚州（今江西抚州）刺史卢元敏奏请复置南丰县，以加强对农民反抗的控制，因为这里“川谷重深，时多剽劫”。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四月，六胡州爆发了一次规模相当大的康待宾领导的少数民族起义。“苦于赋役”的兰池州胡，在康待宾领导下，据长泉县发难。他自称叶护。攻占六胡州，有众七万，进逼夏州（今内蒙古自治区白城子）。唐玄宗命常侍赵元通、御史大夫韦抗前往招慰，以防事态扩大。可是，起义群众“俱不禀承”。于是唐玄宗诏朔方大总管王睃、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共同围剿。王睃贪功求赏，上表声称“朔方兵自有余力，请敕（郭）知运还本军”。而郭知运已领兵来会。二人不和。王睃所抚降者，郭知运复纵兵击之，故降者再抗。唐玄宗又以太仆卿王毛仲为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天兵军节度大使张说相知镇压康待宾，并于同年五月发布敕令：如能“生擒及斩获康待宾等一人，白身授五品，先是五品以上授三品；如临阵先锋能破北胡部落，所获资财、口马、牛羊，并使入立功人等，一切不须官收，仍别加官赏”，为其将卒打气；同时，又用“叛人内有能自杀获送者，应酬官赏，乱尝（常）之罪，一切并原”作诱饵，分化瓦解义军。为了打破官军的围剿，康待宾联合党项攻打银城（今内蒙古自治区神木南）、连谷（今内蒙古自治区神木北），“以据食粮”。张说将一万步骑出银城东合河关掩击义军，康待宾大败。唐军追至骆驼堰，党项叛变，反戈击康待宾，义军西撤入铁建山。讨击使阿史那献以“党项翻覆，请并诛之”。主张“伐叛柔服”的张说向朝廷奏置麟州，镇抚党项余众，孤立康待宾。七月，王睃击败义军，康待宾不幸被俘，押送京师，唐玄宗召集四夷酋长，将康待宾残酷地杀害，还屠杀义军将士三万五千骑。

    康待宾余部退至山谷沙薮间坚持斗争。唐玄宗命夏州都督阳钦明、左监门将军安庆前往招辑，各令复业，并威胁道：若不顺从，犹豫观望，则另加处分。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八月，康愿子在庆州方渠县（今甘肃环县）再次起兵反抗，自称可汗。攻打州县，“谋掠监牧马，西涉河出塞”。唐玄宗命朔方军节度大使张说率兵征讨。九月，官军与义军大战于木盘山，义军失利，三千余人被俘，康愿子及其家属被解往长安杀害。为了防止这里少数民族继续反抗，唐玄宗将河曲卞州残存胡民五万余口，强行迁往许州（今河南许昌）、汝州（今河南临汝）、唐州（今河南泌阳）、邓州（今河南邓县）、仙州、豫州（今河南汝南）等地，空黄河以南朔方千里之地。

    康待宾起义是唐前期规模较大的一次少数民族反抗斗争。唐统治者动用了陇右诸军、河东九姓马骑、三城士卒和六郡骁骑的重兵，费了一年半之久，才将起义勉强镇压下去。

    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朝廷欲废仙州建制，中书侍郎崔沔极力反对。认为该州历来是逃亡农民聚集之处，“旧多劫盗，兼有宿寇”，故特意“置州镇压”。一朝废弃此州，恐后患无穷。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溪州（今湖南永顺东）蛮覃行璋领导的起义，拥众数万人。从唐玄宗称其“破伤州县，残害吏人”来看，这支义军曾攻占州县，杀死官吏和地主豪绅。唐玄宗以监门卫大将军大宦官杨思为黔中道招讨使，率六万大军征讨。义军战败，覃行璋被俘，杨思残酷杀死三万余义军将士。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正月，邕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南宁）僚梁大海、周光等，据宾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宾阳南）、横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横县）等地，反抗唐王朝的统治。二月，唐玄宗又命杨思统兵征讨。年底，梁大海等三千余人被俘，杨思又惨杀义军将士二万余人。然而，岭南各族人民未被吓倒。二年以后，春州（今广东阳春）、泷州（今广东罗定南）等地僚民首领陈行范、广州僚民首领何游鲁和冯璘等发动起义，攻占四十余城，陈行范自称皇帝，何游鲁称定国大将军，冯璘称南越王，“割据岭表”。唐玄宗再次起用杨思，命其统领永州（今湖南零陵）、连州（今湖南连县）、道州（今湖南道县）及淮南弩手十万重兵进讨。十二月，杨思与义军大战于泷州，何游鲁、冯战败牺牲，陈行范撤至深州云际、盘辽诸洞。杨思倾巢追击，陈行范被杀，杨思再次屠杀六万义军将士，抢掠“口马金玉巨万计”，起义失败。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歧州（今陕西凤翔）发生孙彖反抗事件。翌年，这里又发生防丁高元逃避徭役，郎光、郎隐聚集朋友“捉里正殴打，转将高元隐藏”反抗事件，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醴泉（今陕西醴泉北）人刘志诚（一说刘志成，一说刘诚）起义，从史称他为“妖人”，“颇解杂占”，进攻咸阳（今陕西咸阳）时，“见昭陵（唐太宗陵墓）山上有黑云忽起，志诚谓其凶徒云：‘此云将有暴风，若冲头立，恐有破败”的记载来看，刘志诚懂阴阳五行和占卜等方术，故有“妖贼”之称。他率义军将进攻长安，咸阳官吏“烧便桥以断其路”，长安为之震动。起义旋被京兆府镇压。歙州休宁县回玉乡人洪贞聚众起义，坚持斗争两年左右。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的农民反抗斗争，还有活跃在豫州郾城（今河南郾城）一带的起义军，在山林坚持斗争多年的蜀中山南起义军等。

    唐前期农民反抗斗争，是在唐王朝从建立到不断巩固、发展和兴盛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由于当时阶级矛盾只是在某些时期和地区比较尖锐，所以在一个多世纪里，没有出现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战争。不过，地区性的小规模反抗斗争却一直不断，也有少数声势较大的起义。这个时期农民的反抗斗争，有助于促进当权统治者革除某些弊政，或多或少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贞观末年农民反抗斗争，尤其是雅、邛、眉三州僚民起义，给唐太宗以深刻教训，因此他在去世前的遗诏中，特别提及停止攻打高丽的战争准备，同时罢“诸营作土木之功”，减轻农民的赋役负担，以缓和当时比较尖锐的阶级矛盾。永徽初年睦州陈硕贞起义，震撼了唐王朝在浙江一带的封建统治。唐高宗执政初期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经济继续发展，被誉为有“贞观遗风”，与贞观末年至这个时期农民反抗斗争有一定关系。此外，那些由于土地兼并、繁重赋役而破产的大批逃亡农民，在山林川泽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从事垦荒生产，推动了这些穷乡僻壤的经济开发，扩大了全国的耕地面积，是唐前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章 唐中期农民战争

    §§§第一节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从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至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是为唐中期。

    从开元末年起，唐玄宗自恃承平，以为天下大治无复可忧，遂怠于朝政，深居宫中，沉湎于声色和求长生之中，特别是得到杨贵妃后，更是成天与她一起过着骄奢淫佚的腐朽生活，朝政为“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十九年之久。李林甫贿赂宦官和嫔妃，得知唐玄宗的动向，迎合其意，恣其所好，以博取唐玄宗的宠信。在朝中，他杜绝言路，妒贤嫉能，屡起大狱，诛逐贤良，谄附者虽为小人也予以重用。继其后任宰相的杨国忠，是无赖赌棍，依仗杨贵妃的裙带飞黄腾达后，颐指气使，贿赂公行，穷奢极侈，权势煊赫，朝政更加败坏。

    开元、天宝以来，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制也为募兵制所取代。加之与吐蕃、契丹和南诏等的战争，不仅耗费了大量资财，增加了人民的赋役负担；而且使地方军阀的势力大大膨胀起来，加深了中央政权与地方军阀的矛盾和斗争。

    历时近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北部中国社会经济遭到浩劫。战后的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田园荒芜，人口锐减，城邑毁灭，极目所见，到处都是一片凄惨的景象：“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西北一带，在潼关失守、河洛阻兵后，由于唐玄宗急忙将这里防御吐蕃、党项等的朔方、河西和陇右的精兵调往平叛前线，吐蕃遂乘虚而入，数年之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陷，广大人民“或为虏掠杀伤，或转死沟壑”。

    南部中国地区，因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炅坚守南阳（今河南南阳），使欲南侵江南一带的安史叛军无法得逞，“南夏得全”。真源令张巡，与睢阳太守许远，率领当地军民在雍丘（今河南杞县）、宁陵（今河南宁陵）和睢阳（今河南商丘），“抗方张不制之虏，鲠其喉牙，使不得搏食东南”，因而南部中国没有遭到安史叛乱的直接祸害。但是，在此期间，这个地区也先后受过一些兵火的袭扰。如唐肃宗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十二月，永王璘起兵东南时，唐王朝命高适等将兵征讨。永王璘在吴郡、广陵和当涂等地与官军交战。翌年二月，永王溃败于新丰，被杀。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十一月，淮西节度使王仲升奏请除掉倔强不受命的副使刘展，刘展起兵反抗，相继攻占润、升、宣、湖、濠、楚、舒、和、滁、庐等州，所向披靡，横行江淮间，地方长吏望风溃逃。唐肃宗敕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帅军讨伐。田神功击刘展“及楚州，大掠，杀商胡以千数，城中地穿掘略遍”，以抢劫商人窖藏的钱财。次年正月刘展叛乱被平定时，田神功军又“大掠十余日。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蒙受了一次极其沉重的打击。从此，这个封建王朝就由它的兴盛顶峰跌落下来，并一蹶不振。安史叛乱前，全国有户九百六十万余户。由于战祸酷烈，加上农民逃亡、地主隐匿户口，至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叛乱平定时，全国有户仅二百九十余万户，比原有户数减少了三分之二强，交纳赋税的民户也相应地大大减少了。藩镇割据之地的赋税又被截留，朝廷财政十分困窘。

    唐王朝为了应付巨大的军费开支、满足统治集团腐朽生活的需要，想方设法地搜括民脂民膏，“科敛凡数百名，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又铸造当十、五十的大钱，强令百姓使用，引起物价飞涨，饿殍遍野。时人指出：“今天下残破，苍生危急，受赋役者多寡弱贫独，流亡死生，悲忧道路，盖亦极矣”。

    唐统治者对东南地区的榨取尤为苛酷。还在平叛期间，就以“今方用兵，财赋为急，财赋所产，江淮居多”，加强搜括。叛乱平定后，唐王朝的财政来源主要仰赖江淮一带，因此搜括更加变本加厉。租庸使元载“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赀产，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计其大数而征之；择豪吏为县令而督之，不问负之有无、赀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谓之‘白著’”。这种追征安史之乱期间八年积欠租调的“白著”，实际上是官府赤裸裸地抢劫民众。时人高云作《白著歌》讽刺曰：“上元官吏务剥削，江淮之人多白著”。唐王朝对“不服者，严刑以威之”，致使“民有蓄谷十斛者，则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泽为群盗，州县不能制”。此外，州县官还强迫富人督办漕运江淮钱财于京师，“谓之船头”。又“主邮递，谓之捉驿”。使有些富人的利益也受到损害，这就逼使更多的人“去为盗贼”。

    江淮地区广大人民，在蒙受上述诸种人祸残害的同时，又不断遭到水、旱、蝗虫等天灾的袭击，禾稼无收，瘟疫流行，痛苦不堪。如乾元中（公元758—760年），“江淮凶饥”。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三吴饥，人相食”。广德年间（公元763—764年），常州（今江苏常州）“岁仍旱，编人死徙踵路”。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巴南诸州“仍岁水旱，迫于冻馁，或至流寓”。吴楚大旱。

    对于广大人民所遭天灾，唐统治者不仅不予赈恤，而且催赋逼税、差科徭役更甚于前。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左拾遗独孤及上疏说：自安史叛乱以来，战争不断，农民无法安心生产，“贫人赢饿就役，剥肤及髓”。唐代宗在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的一份诏书里，也不得不承认巴南诸州近年以来“子弟困于征徭，父兄疲于饷，赋益烦重，人转流亡”。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4年），宦官主持的“宫市”，尤为害民。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京畿官吏不顾旱灾欠收，无情搜括民赋，激起人民的极大义愤，“至有县令为部内百姓殴击者”。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上半年大旱，关中欠收，京兆尹李实“方务聚敛进奉，以固恩顾，百姓所诉，一不介意”，“人穷无告，乃撤屋瓦木、卖麦苗以供赋敛”，优人成辅端作歌讽刺，李实诬其诽谤国政，德宗杀之。唐中期人民反抗斗争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于全国各地发展起来的。

    §§§第二节唐之中衰

    全氏书又谓高宗长期幸洛，因而维持国威于不坠，如从整个局势来观察，其说亦不能成立。

    太宗尝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通鉴》一九八）高丽白崖城之役，阿史那思摩中弩，亲为吮血，契何力疮重，自为傅药，（同上一九七——八）太宗一生无狭隘民族之褊见，不徒发诸言论，兼能躬自实践，故征讨四方，常获得异族之效力。继体者，高宗昏庸，武后阴鸷，尤其武后诛锄异己，勇悍之士，栗栗自危（汉人如王方翼之流徙，程务挺之被杀，外族如泉献诚、阿史那元庆，均为来俊臣所构陷），老将凋零，新进又暗于兵事，故在内则有突厥之脱离复立，在外则有吐蕃、契丹之侵略事张。

    （1）突厥自贞观初（六三○）降附，垂五十载，至仪凤四年（六七九），阿史那泥熟匐自立为可汗，同时二十四州首领并叛，唐兵往讨者初虽小胜，然旋蹶旋起。永淳元年（六八二），阿史那骨笃（咄）禄收集亡散，势益猖狂，此后（不知确年）遂徙回漠北。武后荒淫，屡用白马寺僧薛怀义统兵以抗突厥，其毫无战绩，不问可知。

    骨咄禄卒（天授二——六九一），弟默啜（B k—cor）继立，对唐益轻视，要索六胡州及单于都护府（即永徽时瀚海都护之后身）之地，则天赐以杂彩五万段，粟数万石，以求息事（圣历初——六九八）。默啜无厌，仍长驱入河北，陷瀛、檀、定、赵、恒、易，掠财帛亿万、男女万余人而去。

    （2）吐蕃其语原为何，迄今无定论（大约与古突厥文Tüpt有关，参《史地译丛续编》六一——三页），西藏人自称其地曰Bod，我曾证其即隋之附国（附之古音为biu），或谓藏语stod—bod即“上国”之意，本属西羌族类，据说始祖名鹘提野（伯希和还原为Ol—de—sbu—rgyal，余据Thomas之拼法，谓应与藏文Ho.lde—spu—rgyal相当），犹言“来自天上君临人类之王”。贞观八年，其赞普弃宗弄赞遣使求尚公主，太宗不许，于是勒兵二十万，入寇松州，声言不得公主且深入。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弄赞亲迎于柏海，羡慕华风，归则筑城郭、宫室以居公主。高宗即位，奏请蚕种、酒人与碾硙等工，皆给之。龙朔三年，侵并吐谷浑。

    先是，隋炀平吐谷浑后，留其质子顺不遣，及大业之末，前王伏允悉收故地，复为边患。唐高祖虽遣顺归国，而入寇如故。贞观九年，诏李靖等合突厥、契苾之众，分六道往攻，大破之，顺斩其相，举国来降，伏允自缢死。顺继立，以久质于隋，国人不附，未几被弑。子诺曷钵嗣，太宗封为乌地也拔勒豆可汗，十四年，又妻宗女弘化公主。至是，为吐蕃所攻，诺曷钵不能御，携公主走投凉州，高宗诏徙其余众于灵州，置安乐州以处之。

    于时，吐蕃方面，禄钦陵（Khrihbrin）兄弟方当国，频岁入边，尽破西羌羁縻诸州，北服于阗（麟德二），取龟兹（咸亨元），安西四镇并废，薛仁贵复丧师于大非川。仪凤三年，特以中书令李敬玄督师，与战青海上，王师大败，敬玄仅得脱，高宗召群臣会议，阖朝无善策。吐蕃屡寇不休，万岁通天二年，始遣使请和，朝令前梓州通泉尉郭元振往。钦陵力言，安西四镇即旧日突厥五俟斤辖境，与吐蕃唯界一碛，汉兵易从此侵入，要求唐朝拔去镇守，使各国离立，作为汉、蕃之中间地带，元振婉辞却之。既而赞普害钦陵专国久，讨之，钦陵兵溃自杀，边患始稍纾。

    （3）契丹始见《魏书·献文帝纪》（五世纪后半）。古突厥文作Kitai。贞观廿二年十一月，契丹帅窟哥、奚帅可度者同内属，以契丹为松漠都督府，奚为饶乐都督府。万岁通天元年（六九六），松漠都督李尽忠因被营州都督赵文翙所侮，杀文翙而据营（《旧书》一九九下讹“荣”）州，后遣兵讨之，死大将数人，契丹攻陷幽、冀诸州。尽忠死，别将孙万荣代领其众，翌年六月，被突厥及奚在后掩击，万荣死于部下之手。

    武后之世，得以支持不至于大乱者，厥有两因：（一）继承平之后，民生尚未大困。（二）一般人受佛教之迷醉。

    §§§第三节风起云涌的人民反抗斗争

    一、唐中期人民反抗斗争的主要特点

    唐肃宗时，全国各地就开始出现了人民反抗斗争的大好形势：“今山谷江湖，稍多亡命，今所在盗贼，屡犯州县；今天下百姓，咸转流亡；今临敌将士，多喜奔散”。此后，东起徐、海，西迄陇右，南抵岭表，北至幽燕的广大地区，人民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其主要特点如下：

    人民反抗斗争主要集中在江淮以南，北方较少。至德年间，“江淮多盗”。南充郡（今四川南充）民何滔执其太守杨齐曾起义，被剑南节度使卢元裕攻破。乾元中，澧州（今湖南澧县）一支不到百人的起义军，打得“州将失守”。上元、宝应间，“许钦等乱江淮，十余年乃定”。苏（今江苏苏州）、常等州“草贼寇掠郡邑”，唐代宗遣中使马日新与李光弼将兵征讨，一个名叫张建封的人，向马日新表示，愿去“说谕”义军。他“入虎窟、蒸里等贼营，以利害祸福喻之。一夕，贼党数千人并诣日新请降”。宝应元年（公元762年）舒州（今安徽潜山）人杨昭，因岁饥无食，聚众杀刺史刘秋子，官军溃败。洪州观察使张镐用偷袭战术击败义军，杨昭牺牲。新安（今安徽休宁）大豪沈千载，趁当地发生天灾，人饥相食，聚众起义，战鼓之声，闻于州郡，当地长吏难以对付，洪州观察使张镐派重兵才将其镇压。广德初，宣州（今安徽宣城）农民起义军“连陷县邑”，地主豪绅“罹难者比肩”。武康（今浙江杭州西北）朱潭义军进攻余杭（今浙江杭州），唐将辛孜筑城于吴撼山，以镇压朱潭和姚廷等义军。大历初，江南东道的潘狞虎义军，以小伤为据点，胡参义军以蒸里为中心，进行反抗斗争，整个江南东道为之震动。左武卫中郎将柏良器率兵征讨潘狞虎、胡参义军，义军失利，牺牲三千人，被俘一千人，起义失败。永泰初年，剑南东川“寇盗充斥”。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桂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桂林市）人万重光，发动临桂等九县起义。

    在北方，均州（今湖北均县西）和房州（今湖北房县）的农民起义军十分活跃。梁（今陕西南郑）、宋（今河南商丘）之间二千余人聚集起义，蕲县令李澜到义军中诱降，义军受骗归降。徐州刺史曹升乘机领兵掩袭义军，义军突出重围后，攻入蕲县，杀李澜。大历年间，南阳（今河南南阳）地区农民起义军势力颇大，一些与起义军对抗的僧徒等“尽被诛戮”。莫州（今河北任邱）受灾欠收，“人饥多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泽州沁水县（今山西沁水县）李有经聚众三千余人，进攻翼城县（今山西翼城），绛州刺史李宪率州兵和神策镇军打败义军，李有经不幸被俘。元和九年，河南府尹、县令和捕贼官等，因镇压当地农民起义军无能，“各罚一月俸料，其捕贼官至较考日，仍书下考，其留守下本巡所繇，宜委权德舆节级科罚”。

    不少农民起义军，凭借山岭险要，机动灵活地进行反抗斗争。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汝（今河南临汝）、蔡（今河南汝南）等州，有高晃等领导的五千余人的一支义军，在山区活动，战斗力很强，后被山南西道节度参谋元结招降。乾元中，睦州（今浙江建德）饥民“相扇啸聚，而新安县负山洞之阻，为害特甚”。常州张度利用饥荒聚众起义，以阳羡西山为据点，进行反抗斗争。官军进逼，义军便散于坡谷隐蔽，官军懈怠后，他们就出来攻州打县，“累年吏讨不克”。新任刺史李栖筠，“部设权略”，将起义军根据地捣毁，张度六和七个儿子皆牺牲。颖州（今安徽阜阳）义军夺取经过州界的舒（今安徽潜山）、庐（今安徽合肥）、寿（今安徽寿县）三州送往京师的租赋。三州都团练使张万福领轻兵偷袭义军，义军没有料到他会突然来到，被迫仓促应战而失败。宝应初年，蜀中大乱，“山贼拥绝县道”，甚至引起唐代宗的忧愁，剑南节度使严武推荐利州刺史崔旰将兵征讨，义军溃散。广德初年，余姚（今浙江余姚）龚厉父子趁唐统治者忙于平定安史之乱，依据山岚之险起义，“劫明州之人，掠余姚之地，负阻海口，凭陵江干”，坚持斗争两年多，并不断壮大，斗争也日益深入，“将拟得东瓯故地，窥南越僭迹”，地主豪绅坐卧不宁。江东节度使鉴于义军聚散无常，山潜海匿，难以力制的特点，采用计攻之策。使军将潘景兰领辎驮数十，假扮为商旅，在山谷间来往，作为诱饵；又遣军将吕道光领陌刀手一百名伏于便道，军将左璋率弩手一百五十名为左翼，军将余能变率弩手一百五十名为右翼，军将张思览率陌刀手二百名为中军，攻至青烟洞口，龚厉父子率义军出战，先遇伏兵袭击，继而左璋等军将率领的官军联合夹攻，义军虽处恶境，但毫不畏惧，“转战数十里”，在牺牲三百余名义军将士后，龚厉父子仍收集余部八、九十人“更登高冈，背勇借势”，继续抵抗，直至英勇战死。广德中（公元763—764年），苍山（今山东苍山）李浩起义军五千人，在今山东胶东地区活动，被沂州刺史郑云逵“谕降”。永泰初（公元765年）宣州（今安徽宣城）王万敌（一说王方）义军，是由于官府“征赋，或有不供者，因聚而为盗”。这里山谷深邃，舟车不通，义军据险为根据地。王万敌被镇压后，为防止人民再以此处造反，唐王朝割太平九乡置旌德县镇抚。建中年间（公元780—783年），溪州（今湖南沅陵西北）向子琪义军，“连结夷獠，控据山洞，众号七、八千”，被黔州刺史郗士美“设奇略”镇压下去。东阳（今浙江东阳）县有“山寇”，梁（今陕西南郑）、汉（今四川广汉）之间，自安史之乱以后，直至唐德宗建中、兴元之际（公元764—785年），一直有“山贼剽掠”。贞元年间（公元785—804年），处州（今浙江丽水）山区农民起义，“荡覆城寺”。贞元十四年，栗锽发动山区农民造反，攻“陷浙东郡县”，杀明州刺史卢云，声势颇大。这支义军后在台州（今浙江临海）败于浙东团练观察等使裴肃，栗锽不幸被俘。

    依托江河湖海反抗唐王朝的农民起义军也很多。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二月，吴令光聚众于四明（今浙江宁波）之间，以大海为掩护，经常出没于台州、明州和温州等沿海地区，抢夺地主豪绅的财物，地主豪绅惊恐异常，“海路塞，公私断行”。尽管唐玄宗声称吴令光义军是小小的“草窃，固当自毙，岂足在怀”，但他却为此特别颁布《遣裴敦复往江东招讨海贼敕》，裴敦复会同晋陵郡太守刘同升、南海太守刘巨鳞率军进剿。四月，义军失利，吴令光被俘牺牲。至德年间，江东的海陵一带，有一些起义军屯聚洲岛，没收附近乡村地主的财物。乾元、上元之际（公元759—760年），开州（今四川开县）饥民聚集河湖，杀死当地地主豪绅，烧毁其宅舍等。上元元年，自洛阳至淮水、泗水，缘汴河州县一带，农民起义军到处可见，严重威胁着唐王朝的漕运要道。唐代宗特别指令宰相王缙与沿线有关地方长吏会商，于夹河两岸每两驿置防援兵三百人，并拨给侧近肥田沃土屯种，以保卫这条财政命脉，镇压农民起义军。广德年间，浙西有活动于海上的张三霸起义军，江中有“横江之盗”。浙东有“海盗”。舒州（今安徽潜山）濒江傍山，也有农民起义军出没，足迹及于城市。刺史独孤及用“惠以柔之，武以之”的手腕将其镇压。信州贵溪（今江西贵溪）以西，“山水回合，群盗潜藏，舟行舡，人不自保”。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吴、楚地区大旱，饥民聚于河湖起义者十之七、八。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江贼三千余众入寇”洪州，江南西道节度使曹王皋遣大将伊慎击退起义军。

    在唐王朝政治中心的长安城内外，不断爆发人民反抗斗争。唐肃宗时，“京师多盗贼，有通衢杀人置沟中者”，官吏为之丧胆。广德元年冬，吐蕃进攻长安，唐代宗狼狈逃至陕州（今河南陕县），百官藏匿，一些溃卒和长安郊区农民，在高玉领导下，以长安南边的终南山子午等五谷为据点，在东起虢州（今河南灵宝），西迄歧州（今陕西风翔）一带，攻打乡村，剥夺豪富的资财，有产者惶恐不安。唐代宗以太子宾客薛景仙为南山五溪谷防御使将兵围剿。由于起义军凭借山险，又“西与犬戎连接，北与逆竖交通，更唱迭和”。故薛景仙虽素以勇猛知名，但出兵数月，耍尽招抚和追捕伎俩，均不能将起义军消灭。唐代宗又命兵部尚书李抱玉兼风翔节度使，率重兵围剿。李抱玉探得义军将领行止之处后，先分兵屯守终南山诸山谷，再使牙将李崇客将精骑四百，自洋州（今陕西西乡）发动突然袭击。高玉正与诸将在桃虢川聚会，猝不及防，高玉突围至南梁州城固县（今陕西城固），为山南西道观察使张献诚所俘，被杖杀于长安，义军牺牲四千五百人，高玉之妻等被擒，牛马八千头匹被官军掳掠，义军溃散。永泰元年（公元765年）长安城里又有“白昼椎剽”而“吏不敢诘”的起义者。永泰中，在奉天（今陕西乾县），邠州（今陕西郴县）一带，有“草贼数千人”。大历末年，长安城里也有“盗贼”踪迹。贞元年间，被宦官抢走驴和柴的农夫，愤“殴宦者”。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残害百姓的酷吏嗣道王李实被贬通州长史时，恨透了他的长安市民“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吓得他偷偷溜走才免遭惩罚。唐宪宗元和初年（公元806—810年），“京师多盗”。长安郊区起义军的活动更加活跃。唐王朝为了防止义军混入长安，危及其统治，规定京畿内，军镇将卒出入不得持戎具，诸王驸马权豪之家，不得按试鹰犬畋猎之具，诸县镇军放牧牛马也禁带兵器。

    在唐中期人民反抗斗争中，少数民族起义占有重要地位。乾元元年，左拾遗李鼎祚奏请割剑南的泸、普、渝、合、资、荣六州界设置昌州，以便更好地控制当地农民和少数民族。翌年，昌州城为张朝等领导的起义军焚毁。大历十年，西川节度使崔宁又奏请重置昌州，“以镇压夷、僚”，说明这里的少数民族仍在坚持斗争。广德元年，州（今陕西富县）、坊州（今陕西黄陵）稽胡起义。由于吐蕃多年进扰，巴南地区征役繁重，又连年天灾，巴州（今四川巴中）迫于饥寒的夷僚，于大历七年“相聚山泽，围州掠众”，巴州刺史于邵驱州兵拒战十二日后，于邵遣使“说喻”，并亲自出城见义军，义军受骗归降。资州、泸州的夷民起义军，攻打巴川县，受到巴川县令兼南镇军兵马使赵延之的袭击。巴南的蓬、渠、集、璧、充、通和开等州，也有夷僚起义。唐代宗在《大历七年大赦》中，虽然承认巴南诸州起义是“迫于冻馁，或至流寓”，但对起义者仍采取软硬兼施：“如能相率来归，各安生业，并无所问，咸许自新，敢以赦前事相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泽，挟藏军器，百日不首，复罪如初”。由于这次起义声势不小，故唐王朝在起义平息后，特别放免巴南诸州二年租庸及诸色征科，并责成本道观察使和刺史、县令切实加以招抚。元和元年，由于边将贪残刻薄，对党项族百般压榨，“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便贿方物，征发役徒，劳苦既多”，遂引起河西党项族的反抗。黔中观察使窦群为政烦苛，元和六年（公元811年），黔中大水坏城郭，窦群征发谿洞少数民族修城，“督役太急”，辰州（今湖南沅陵）、锦州（今湖南铜仁东）生蛮十分愤怒，溆州（今四川宜宾）蛮首领张伯靖乘机聚众起义，“杀长吏，据辰、锦诸州，连九洞以自固”，窦群镇压不了被贬官。朝廷又命黔中经略使崔能、荆南节度使严绶、湖南观察使柳公绰联兵围剿，仍“三岁不能（平）定”。这次起义后被宰相李吉甫的“压以大兵而招之，可不战自定”的阴谋瓦解。

    下层军官和士卒的起义，也是唐中期人民反抗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以兵变形式出现的起义，是由上层军将和唐王朝的压榨造成的，唐王朝也不得不承认“战士暴露，颇闻阙乏，或有结聚，及有违军令”。有的这类起义并有不少贫苦农民参加。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唐王朝流亡政府所在地的蜀郡（今四川成都）连续发生剑南健儿贾秀等五千人、行营健儿李秀，以及蜀郡军人郭千仞等发动的兵变，唐玄宗甚至亲自“招谕”，也无济于事。这些兵变最后都被唐统治者武力镇压。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绛州（今山西新绛）将士因“粮赐多阙（缺）”，突将王振利用他们的怨怒鼓动闹事，夜烧牙门，劫杀朔方等诸道行营都统李国贞父子及三员大将。广德年间，江左兵荒，领汴滑军的宦官马日新贪婪暴虐，萧廷兰“乘人怨诉，逐之而劫其众”，发动兵变，大历初年，番禺（今广东广州）冯崇道、桂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桂林）叛将朱济时等“阻洞为乱，前后累岁，陷没十余州”。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泾原兵五千，在奉命征讨卢龙朱滔等藩镇叛乱时，因不满朝廷的菲薄待遇，在长安哗变，推举原幽州节度使朱泚为主，国号秦，改元应天，德宗狼狈逃至奉天（今陕西乾县），后天逃至梁州（今陕西汉中），唐王朝调集重兵，经过八个月的苦战，才将泾原兵镇压下去。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沧州刺史李固烈离任时，准备拿走军府绫、缣和珍宝数十车，士兵们愤怒地说：“马瘠、士饥死，刺史不弃毫发吾急，今刮地以去，吾等何望”，遂共杀李固烈，举行兵变。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振武节度使李进贤不恤士卒，判官严澈“以刻剥为能，边军苦之”，出兵备回鹘时，所给资装多虚估，将官杨遵宪住在屋里，而士卒露宿屋外，怨气满腹的士卒们，在苏国珍倡议下，夜间焚杀杨遵宪，回军驱逐李进贤，不久这次兵变被朝廷血腥镇压。

    此外，还有手工业者的反抗斗争。如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七月，商州（今陕西商县）红崖冶铜丁匠李藏芬等三十一人，杀死长吏，他们后被官府杖死。下层僧徒发动的起义，如大历末年，东阳捍狼山僧惟晓等，联合数郡的造反。

    二、三大起义

    在唐中期人民反抗斗争中，规模最大的重要起义有以下三次：

    1.浙东袁晁起义

    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八月，台州（今浙江临海）人袁晁据翁山县（今浙江舟山岛）起义。他原是一名县衙小吏，因同情起义农民受到鞭背而造反。起义军攻占台州，刺史史叙狼狈逃走。九月，攻占信州（今江西上饶）。十月，攻占温州（今浙江温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尽有浙江之地”。袁晁改元宝胜，以建丑月为正月，建立农民政权，数十名公卿，均由百姓担任。起义军攻城陷州，烧毁和没收官府、地主豪绅及寺院的厅、钱财，有些地方长吏被杀死，不少有钱人纷纷逃亡，“江介大恐，民斯绎骚”。而广大“疲于赋敛者多归之”。德清县（今浙江临溪南）人朱、沈皓等聚众响应袁晁，分守两洞，攻占城垒。“宜春盗帅，家兵遍山，吏不敢问”。袁晁起义军迅速扩大为二十万人，声势浩大。

    东南地区燃起的这一团巨大烈火，使唐统治者极为惊恐和仇视。因为自从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兵燹连年，州县为墟，社会经济残破。朝廷的兵食所资在东南，而东南地区的军事力量一直比较薄弱。“江淮三十余郡，仅征兵二万，已谓之劳人。将卒不相统摄，兵士未尝训练”。地方长吏也不大称职，“淮左江东三十余郡，无一良二千石，岂唯不才，乃皆中人以下之不逮，其间败衂，略难胜述”。如果东南半壁为农民起义军所据，朝廷财政主要来源被切断，不仅即将平定的安史之乱有卷土重来之患，而且唐王朝的统治也将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尽管当时唐统治者内忧外患不迭，但刚即位的唐代宗，还是急忙从平叛前线抽调李光弼的军队渡江镇压袁晁起义。李光弼遣其部将张伯仪将兵，与袁、王栖曜、李长荣、柏良器等诸军从衢州（今浙江衢县）和婺州（今浙江金华）两个方面向起义车发起攻势。

    李光弼是与郭子仪齐名的所谓“中兴”名将。所部兵将是平定安史叛乱主力之一，战斗力较强。浙西和其他一些州的地方长吏整军配合作战，有的地主豪绅也据险自保，对抗农民起义军。袁晁起义军人数不少，却是一哄而起，缺乏必要训练和作战经验。袁晁又没有及时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宝应元年十二月，唐军与起义军大战于衢州（今浙江衢县），起义军失利。翌年四月，起义军与唐军再次会战，经过“联日十余战”的殊死搏斗，起义军战败，袁晁不幸被俘，后在长安就义。其弟袁瑛率领五百骑兵，突围至宁海县（今浙江宁海），占据县西北四十里的险要紫溪洞。唐军驻兵洞口，封锁粮道。袁瑛和义军将士在外无援兵，内尽粮草的情况下，英勇奋战，不肯屈膝，最后全部饿死洞中，表现了农民英雄的高尚气节。

    这次起义对唐统治者的打击十分沉重。因此袁晁被镇压后，唐王朝将其首义之地——明州翁山县废除，并留下一些镇压袁晁起义的将领兼任当地州县长吏，以继续镇压人民反抗斗争，如张伯仪任睦州、杭州刺史，王栖曜任常州别驾、浙西都知兵马使。此后，来浙江供职的官员，也往往以袁晁起义为戒。如唐德宗时，出任浙江东西观察使的韩，“时里胥有罪，辄杀无贷，人怪之。曰：‘袁晁本一鞭背史，禽贼有负，聚其类以反。此辈皆乡县豪黠，不如杀之，用年少者，惜身保家不为恶。’又以贼非牛酒不啸结，乃禁屠牛，以绝其谋。婺州属县有犯令者，诛及邻伍，坐死数十百人。又遣官分察境内，罪涉疑似必诛，一判辄数十人”。贞元年间任台州刺史的陈皆，“以台州有连山负海之固，尝为袁晁、龚厉所据，不有备预将虞后艰”，出钱募兵，以加强武备。

    2.宣歙方清、陈庄起义

    唐代宗广德初，苏州（今江苏苏州）人方清“因岁凶诱流殍为盗”，义军依黟（今安徽黟县）、歙（今安徽歙县）间，“据山守险，州郡不能制”，发展到数万人。与占据广德县（今安徽广德）山洞的陈庄和陈五奢领导的义军联合，以宣州秋浦县（今安徽贵池）西一百四十里的乌石山，并太平等古城为据点，“遂绝江路，劫掠行旅日久”，严重威胁长江航道。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方清义军攻占歙州，歙州人杀其刺史庞濬以应义军。吴仁欢组织地主武装，据八乡之地，倚休宁山险对抗起义军。方清屯兵祁门县，并于此“置昌门县，以为守备”。陈庄连陷江西州县，及长江以北的舒州（今安徽潜山）。淮南节度使崔园以张万福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盗贼，连破其党”。官军偏将吕太一、武日升相继倒戈，归附义军，义军声威达于今江苏、安徽和江西的七州之地，并有“跨据大江，吞噬东土之计”，所谓“残害生人”，“东南厌苦”，说明义军对地主豪商等的打击十分严厉。唐代宗采用江西观察使判官李芄提出的“以秋浦置州，扼衿要，使不得合从（纵）”，亦即用置州防守要地，将方清与陈庄两支义军分割开来，以便各个击破的谋略，将宣州的秋浦、青阳、饶州的至德合置池州，命李芄摄行州事。并命正在江南镇压人民反抗斗争的李光弼分兵围剿方清、陈庄起义军。李光弼在镇压袁晁起义后，立即遣其行军司马袁傪将兵前往宣、饶，同时征调诸道兵协同作战。左武卫中郎将柏良器、江西观察使李勉、歙州刺史长孙全绪等相继出兵。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官军攻破起义军据守的石埭城，方清牺牲，陈庄在乌石山降敌，起义失败。

    3.西原人民起义

    唐代西原，在“广、容之南，邕、桂之西”，即今广西僮族自治区西部左、右江流域一带，是我国古代僮族聚居的主要地区之一。

    唐初，唐王朝在此设置羁縻性的西原州，领罗和、古林、罗淡三县。州县长吏均由原溪洞首领充任，推行“以夷制夷”的政策。西原人民不仅遭受本族首领压榨，而且要向唐统治者“纳质供赋”。

    安史之乱后，由于财政困难与日俱增，唐统治者对西原人民的搜括也显著加紧。有的地方官不按“夷獠之户，皆从半输”的规定征收税米，私自“遂勒全输”。一些贪官污吏还“别竖名色，妄配乱征”，邕管经略使“多不得人”，这些封疆大吏的“侵欺虏缚”，在西原人民中积下了深重的“怨恨”。特别是其中某些将官为了“邀功求赏”，向朝廷“争献谋计，惟恐后时”。因此镇压西原人民的战争连绵不绝，弄得州县残破，田畴多荒，抛妻弃子，“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此外，邕、容、桂、广等道“观察使所奏监州官，多是本土富豪百姓兼杂色人……既不谙熟文法，又皆纵恣侵欺，多取良家以为奴婢，遂使豪酋搆怨，溪洞不安……，生人转困”。据史籍记载，这种“虏劫溪洞或典买平民”为奴婢供官吏家内使唤，和转卖给长安等地贵族官僚和富豪之家充当奴婢的现象十分盛行。正是这种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和剥削，逼使西原人民不断掀起大规模反抗斗争。

    安史之乱爆发后，尽管岭南一带远离叛乱前方，但唐统治者仍多次下达诏令，强行征发丁壮，命其自备资粮奔赴北方参与平叛。唐玄宗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由岭南、黔中丁壮组成的五万唐军，在河南叶县（今河南叶县南）地区，被安禄山的叛军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军资器械，弃如丘山。败讯传至岭南，引起西原人民极大愤怒，他们立即拿起刀枪，“相挺为乱”，掀起了反抗唐王朝的英勇斗争。

    唐肃宗至德初（公元756年），西原人民在黄乾曜、真宗郁领导下，与陆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合浦西）、武阳（今广西僮族自治区罗城北）、珠兰（今广西僮族自治区珠兰）、金溪和黄澄（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扶绥）等一百余洞共同起义，推举武承斐、韦敬简为帅，号中越王。其他领导者也多称王侯：廖殿为桂南王，莫淳为拓南王，相支为南越王，梁奉为镇南王，罗诚为戎成王，莫浔为南海王。署置官吏，建立政权。义军旌旗蔽野，鼓角沸天，攻州陷县，焚烧地主和官家宅舍，诛杀地主官吏，并将他们掠夺来的财帛分给穷人。“方圆数千里，控带十八州”，义军迅速壮大为二十万人，并打算“先破岭南，后图岭北”，声势十分浩大，地主豪绅之家坐卧不安。

    由于西原义军凭借山险与官军周旋，使官军往往陷于被动挨打的困境，历时四年，也未将义军镇压下去。唐统治者遂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加强政治欺骗。乾元初，先后派遣中使魏朝璨等，对起义军领袖“慰晓”，饵以官爵，“赦其罪，约降”。义军领袖不予理会，率领起义军进攻连州（今湖南连县）。唐统治者恼羞成怒，增调广（今广东广州）、柳（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柳州）、梧（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梧州）等州兵，以及西原、环（今广西僮族自治区环江）、古等州首领的部众共二十万人，向西原起义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在强敌面前，西原起义军毫不畏惧，英勇抗敌。“自春徂冬，凡经二百余日，前后苦战，各三十余阵”。在敌人以昼继夜，或围或攻的打击下，起义军终于战败，黄乾曜、真郁崇、廖殿、莫淳、梁奉、罗诚和莫浔等不幸牺牲，五千余名将士惨遭杀害。尽管武承斐、裴敬简面缚降敌，但是广大起义军将士誓死不屈，“或连袂坠谷，自成积观之尸；或带刀投江，有同漂杵之血”，显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

    “农民被打败了，但是他们还要不断地起义，他们决不会因为第一次的失败而灰心丧气”。张侯、夏永、梁崇牵、覃问和吴功曹等，将被打散的义军重新集结起来，并联兵向官军发起新的攻势。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十二月，西原义军一举攻占了道州（今湖南道县西）“据城五十余日”。桂管经略使刑济击败西原义军，执吴功曹等。翌年，西原义军复围道州，刺史元结坚守一百余日。遂转攻永州（今湖南零陵），打下邵州（今湖南邵阳市），留数日而去。

    唐代宗大历初年，唐代人民反抗斗争的浪潮在全国、尤其是江淮一带更加汹涌澎湃。在此大好形势鼓舞下，西原人民的斗争也逐渐与当地汉族等民族的斗争相结合，彼此呼应，共同杀敌，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战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湖南观察使辛京杲命其牙将王国良戍守邵州武岗（今湖南武冈西南），阻遏西原义军北上，因辛京杲染指王国良家财，遂加以死罪，并“虐其士卒”。王国良“因人所苦，遂散财聚众，据县以叛”。他与西原义军联合，保守山险，攻州打县，声势所及，“濒湖千里”。唐王朝命荆南、江西、黔桂出兵共同镇压，却“连年不能克”。

    大历六年（公元771年），岭南蛮酋梁崇牵自称平南十道大都统，占据容州，与西原义军张候，夏永等连兵攻城陷邑，前容管经略使陈仁、李抗、侯令仪、耿慎惑、元结和长孙全绪等，虽任容州刺史，都不能至容州，而寄任于藤州或梧州。新任容州刺史、容管经略使王，至藤州后，对其僚佐等说：“吾为容州刺史，安得寄理他邑”。于是出私财招募将官，并以请好爵激励士气。不到数月，杀义军将领欧阳。王又亲至广州，向刺史兼岭南节度使李勉请求援兵，收复容州。李勉畏惧西原义军，不愿出兵，但答应移牒诸州，并扬言出兵驰援，以壮王之势。接着，王翊与义州刺史陈仁璀、藤州刺史李晓庭等，缔结军事同盟，复募兵三千余人。经过这番紧张准备后，王翃藏起节度使“止用兵”之牒，向西原义军大举进攻，经过“大小百余战”，破义军数万人，梁崇牵等七十余名将领被俘，容州失守。王复驱军分别袭击西原义军，占领郁林（今广西僮族自治区贵县东南）等州。

    大历八年（公元773年）九月，岭南节度使、广州刺史吕崇贲，为其部将哥舒晃所杀，“五岭骚扰”。唐王朝命江西观察使路嗣恭为广州刺史充岭南节度使，自江西统兵征讨。王遣其将李实率部参与围剿，西原义军领袖覃问，乘王兵力薄弱之机，全军偷袭容州，为狡猾的王的伏兵所败，覃问被擒，义军大败。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潘长安领导西原人民继续斗争。他自称安南王，联合夷蛮，昼伏夜聚，打击地主豪绅，拥兵二十余万，声威所被，“南距雕题、交趾，西控昆明、夜郎，北泊黔巫、衡湘，弥亘万里”。唐王朝命领桂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李昌夔，持节招讨，潘长安被俘，其他人均被强令还旧居。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德宗以嗣曹王李为潭州刺史、湖南都团练使，率军征讨王国良。李一方面“城叙州以断西原”，即切断西原义军和王国良的联系，对王国良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又三次遗书软硬兼施，然后趁王国良犹豫之机，亲自假称使者，混入其营，进行策反。王国良在“错愕迎拜”中降唐。

    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七月，西原黄洞人民在黄少卿领导下，奋起斗争，不断攻打邕管，围经略使孙公器，攻占钦（今广西僮族自治区钦州北）、横（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横县南）、浔（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桂平）、贵（今广西僮族自治区贵县）等州。黄少卿子猛将黄昌沔，先后击破十三州，大大动摇了唐王朝在岭南地区的统治。唐王朝诏令桂州观察使杜式方围剿，接着又命郎中裴某前往招抚。黄少卿厚待传达“招令归复”诏书的说客，并以小婢二人换取说客的佩刀。元和三年（公元808年），黄少卿投降朝廷，被封为归顺州刺史，其弟少高，做了有州刺史，唐统治者长期无法镇压下去的这支英雄义军，被招降了。可是不久，黄少卿等“复叛”。

    出于镇压西原义军的需要，唐王朝“合邕、容为一道”经略使治所设在容州。有些朝臣认为这一措施不当。邕州刺史李元宗，也对途经该州的监察御史杜周士说，从他本人在岭南五管为官三十载之经验来看，这种处置不宜。而一心贪功求赏的容管经略使留后严公素，遣人“盗其槁（稿）”，杜周士忧愤而死。严公素还弹劾李元宗曾擅自将罗阳县归还西原义军将领黄少度。李元宗无奈，“引兵一百持印章依（黄）少度”。

    元和中（公元810—815年），黄少度、黄昌率西原义军攻占宾（今广西僮族自治区宾阳南）、峦（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横县西）二州。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又攻打钦、横二州。邕管经略使韦悦击退义军，夺走宾、峦二州。这年，义军复攻岩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来宾东南）。“利虏掠，幸有功”的桂管观察使裴行立、容管经略使阳，向朝廷上奏进一步围剿西原义军的建议。而企望“中兴”唐王朝的唐宪宗，也想凭借当时平定淮西等藩镇之势，一举消灭长期坚持斗争的西原义军。于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迫不及待地大发江、湖兵马，会同容、桂两管进讨。西原义军奋勇反击两年多。官军既遭义军顽强阻击，又“被雾露毒，相枕藉死，百无一还”，大量军费的消耗，更加深了朝廷财政的困窘，朝野莫不归咎于裴行立和杨，这两个刽子手“皆无功忧死”，“岭南嚣然”。

    唐中期，唐王朝一再调兵遣将，反复围剿西原义军，有时也取得某些胜利，但始终无法将他们彻底镇压下去，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唐王朝方面来讲，其本身存在以下主要弱点：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如在如何对付西原义军问题上，有“尽诛叛者”和侧重慰抚、羁縻的不同主张。有些刺史为自己打算，不能协同作战。有的地方长吏则乘镇压西原义军之机陷害别人，加深了隔阂。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从敌人营垒中分化出来，有利义军。此外，岭南地区官军兵力单弱，而远从中原等处征调而来的官军，又往往不谙山川，不服水土，战斗力较差。

    唐中期西原人民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唐统治者始终无法将其镇压下去的根本原因。而西原人民反抗斗争之所以走着曲折的道路，有时遭到失败，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些义军领袖对唐王朝剿抚兼施的手腕缺乏深刻认识，有时为其招抚所惑，上当受骗。

    唐中期各族人民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进行的连绵不绝的反抗斗争，尤其是唐代宗大历年间风起云涌于江南一带的农民起义军，攻城陷邑，打得官军损兵折将，“邕容兵连败，缩首不出，犹鼎鳖耳”。义军还广泛地焚毁官府和僧俗地主的宅舍，地主豪绅“罹难者比肩”。不少义军还多次截断漕运，严重威胁了唐王朝的财政命脉。应当强调指出的是，江南义军杀死了不少残酷掠夺人民财产的“豪吏”，迫使唐统治者不得不改变长期以来赋税征收的混乱状态，采取一些减轻赋役的措施，直接推动了唐王朝以两税法代替租庸调法。租庸调法的破坏，是由均田制瓦解引起的。而农民的逃亡斗争，又是导致均田制瓦解的重要因素。两税法的实施，在法律上承认客户的合法性，田产少或无者少纳或不纳两税的规定，也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唐中期农民逃亡斗争规模比唐前期更大，聚集在山林川泽中的这些逃亡者，垦辟了大量荒地，开发了当地经济，安史之乱以后江南一带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并日益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与此密切相连。

    §§§第四节四镇始末及其南方屏障

    龙朔设府后（见前七节）不久，吐蕃即觊觎四镇，弥射于龙朔末被杀，（《元龟》四四九）步真亦以乾封二年（六六七）死，其余众遂附于吐蕃。（同上九六七）咸亨元年（六七○），四镇并废（见前十二节）。西藏文字母相传系七世纪中叶弃宗弄赞普时代自东印度摩揭陀国所输入，近年经佛兰克（Francke）之探究，乃知彼时吐蕃方陷于阗，藏文字母实由于阗婆罗门传授。（Hoernle著《佛学艺文遗卷·序言》一七——八页）四年（六七三），弓月、疏勒二国王入朝请降。（《旧书》五）上元二年（六七五），于疏勒置疏勒都督府，焉耆置焉耆都督府，于阗置毗沙都督府。（同上四○）仪凤二年（六七七），西突厥复连吐蕃寇安西。（《新书》三）裴行俭乘送波斯侍子之便，执其可汗，立碑碎叶。（《张说之集》一四。碎叶即Su-ab，今之Tokmak，属吉尔吉斯共和国。据《新书》三，事在调露元即六七九年）其副王方翼随筑碎叶镇城，（《旧书》一八五上）乃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元龟》九六七）此为四镇再置之颠末，与前异者用碎叶代焉耆。

    永淳元年（六八二），十姓复反，方翼破之于热海（Issik-kul，今属吉尔吉斯共和国），屡次奏捷。（《说之集》一六）会东突厥离唐独立，北方多难，无暇西顾，武后垂拱二年（六八六），又弃安西。（《全唐文》一六五员半千文）长寿元年（六九二），王孝杰大破吐蕃，克四镇，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遣汉兵三万镇之，（《旧书》一九八）是为四镇之第三次设立。

    小勃律（今Gilgit）国东南三百里为大勃律（今Baltistan），南五百里失密（Ka mir），北五百里当护密（Waxan）之娑勒（Sarhad）城，东少南三千里距吐蕃都城。（《新书》二二一下）吐蕃每假其道以攻四镇，开元十年（七二二），又夺其九城，国王使求救于北庭，节度使张孝嵩曰：“勃律，唐之西门，勃律亡则西域皆为吐蕃矣。”因遣疏勒副使张思礼将蕃、汉步骑四千，昼夜倍道往，与国王合击吐蕃，大破之。（同上及《通鉴》二一二）天宝初，吐蕃卒诱使附己，都护田仁、盖嘉运、夫蒙灵三次往讨，均无功。六载（七四七），又诏安西都护高丽人高仙芝领马步万人征之。仙芝自龟兹出发，行十五日至拨换城（大食文Barxuan，今温宿县），廿余日至疏勒，又廿余日至葱岭守捉（Sarikul），又廿余日至播密（Pamir）川，又廿余日至五识匿国（Sighnan）。乃分为三军：一军统三千骑趣吐蕃连云堡，自北谷入。一军自赤佛堂（未详）路入。仙芝自护密国入，约于连云堡相会；堡城下有婆勒川，仙芝率军径济，破之。三日，追至坦驹岭（DarkotP.海拔四、五七六公尺），恐兵士不肯下，使人假装胡服来迎，且言娑夷河（张以为GilshitR.）藤桥已斫讫，仙芝遂传令下岭。下岭后四日至阿努越城（Arniah），遂破小勃律，虏其王，沿婆勒川、连云堡路而归。诏改其国曰归仁，置归仁军，募千人镇之。（《旧书》一○四及《新书》一三五）沙畹尝言，万人之高原行军，即今世计划最精之参谋部，亦难为力，其艰巨可想。

    别有羯师国（Ka kar或Xasa，又称杰师，今之Mastuj），天宝八载（七四九），吐火罗叶护称：邻境有师国，居在深山，恃其险阻，亲附吐蕃，知勃律地狭人稠，无多田种，镇军在彼，粮食不充，于失密市易盐、米，然得支济，商旅来往，皆著师国过。其王遂受吐蕃货求，于国内置吐蕃城堡，捉勃律要路，自高仙芝开勃律后，更益兵三千人，勃律困乏，师与吐蕃拟乘危而入，请饬安西兵马进攻，玄宗许之。（《元龟》九九九）翌年二月，仙芝破朅师，虏其王归。

    §§§第五节突骑施兴废及大食东侵

    西突厥十姓自垂拱（六八五——八）以来，为东突厥所侵略，散亡略尽，天授元年（六九○），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其余众，入居内地。留彼方者突骑施（见前十九节）首领乌质勒于圣历中（六九九）移衙碎叶，（《元龟》九六七）神龙中（七○六）死，子娑葛立。（同上）景龙二年（七○八），自立为可汗，（《旧书》七）与他部阙啜阿史那忠节不和，请徙之内地，时宗楚客等用事，取忠节赂，不纳其奏，乃陷安西，四镇路绝。（同上九七及《元龟》三三八）唐随赦之，册为十姓可汗，赐名守忠。（同前《旧书》及《元龟》三六六）后为默啜所败而被杀，开元二年（七一四），十姓来降者前后数万帐，（《玄宗实录》）内乱故也。

    苏禄者突骑施部人，颇善绥抚，十姓渐附之，众二十万，遂雄西域。七年（七一九）十月，唐册为忠顺可汗（《元龟》九六四），请居碎叶，因改以焉耆备四镇，（《新书》二二一上）此为四镇最末次之改制。十年（七二二），封阿史那怀道女为金河公主以妻之。后与安西都护杜暹不和，十五年（七二七），引兵寇四镇。（《旧书》八）晚年，国用不足，部下渐携贰，百姓又分为黄姓（娑葛部）、黑姓（苏禄部）两种，互相猜阻。廿六年（七三八），大首领莫贺达千攻苏禄，杀之。别一首领都摩度立苏禄子吐火仙为可汗，与莫贺互相攻。翌年，北庭都护盖嘉运与莫贺率石、史两国王破吐火仙于碎叶，擒之。嘉运又遣夫蒙灵率拔汗那王攻入怛逻斯（Talas今属吉尔吉斯共和国）城，收得散落数万人，悉付拔汗那王。唐于是册拔汗那王为奉化王，石王为顺义王。廿八年（七四○），吐火仙俘至京，乃立怀道子昕为十姓可汗，明年，遣兵护送赴任，至俱兰城，为莫贺所杀，天宝三年（七四四），灵讨之，斩莫贺，更立黑姓人为可汗。余按喀拉喀尔巴克自治共和国（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北部，里海稍东）之原语Kara—kalpak，义犹“黑帽”（参《隋史》一四节（己）项3.九离伏条），十七世纪末其人尚住吹河流域，与《新书》二一五下所云黑姓至“大历后，葛罗禄盛，徙居碎叶川（即今吹河）”恰相当，应即黑姓突骑施之裔，华人不达其全义，故称曰“黑姓”也。自此之后，国内纷扰，中国遂与东侵之大食相接触。

    阿刺伯人（Arabs）为闪族（Semitic）三大支之一，外人对之有种种异称（亚美尼亚文Tacik，叙利亚文Tayi，中波斯文Tk，新波斯文Tājīk，Tāzī，于阗文Ttasīki，西藏文Stag-gzig），犹云“耕种者”，唐人呼曰多食（见前十四节）或大食、大实、大石，盖通过于阗或西藏文之音译，犹诸清初通过蒙古语而有“俄罗斯”之音译也。林斡云，“这里所谓大食国，就是指今日之波斯、阿刺伯及中央亚细亚一带而言，唐宋时，对这一带地方都称作大食”；按中唐以前所记大食，率不包举中亚，林氏之言，近于淆混。

    摩诃末（谟罕默德，Mohammed）生于陈太建二或三年（五七○——一），首创天方教，其经曰《可兰》（Koran或Al-Koran），历法以六二二即武德五年为元年。总教务者称哈里法（Caliph），义为“代天行事”，类于天主教之教皇。摩诃末卒后（贞观六——六三二），总教一席，屡生争执，其徒分为两派。一为其婿阿里（Ali），流行东方者皆此派，号称“十叶”（Siyi）教。一为其从昆之裔阿拔斯（Abbas），衣尚黑，唐人称曰黑衣大食（Abbassides）。至龙朔元年（六六一），哈里法位又旁落于倭马亚（Ommia）族之人，衣尚白，曰白衣大食（Ommiades）。天宝八年（七四九），阿蒲罗拔（AbulAbbas）大杀倭马亚族，自立为哈里法，是名阿拔斯朝。此天方教创立及内哄之经过。

    在政治方面，则波斯、东罗马同疲于多年战争，大食得以新兴力量，四向扩展，贞观十年（六三六），取东罗马之叙利亚（Syria），未几，又击走波斯王伊嗣俟（YezdegeriⅢ），萨山（Sāsān）王朝遂亡。其子卑路斯（Piruz）奔吐火罗，遣使来唐告难，高宗以道远难出师谢之，会大食内乱，侵掠稍阻。卑路斯后入居长安（在咸亨四即六七三年，见《元龟》九九九），死于中国，调露元年（六七九），裴行俭谋讨西突厥，携其子泥涅师师（Narses）以行（见前廿五节），因客吐火罗廿余年，景龙初（七○七）复回长安。

    同时，武后初叶，唐弃安西（见前节），与大食最前线接触者乃为西突厥。自神龙元年（七○五）起凡十年，是为大食名将异密屈底波（EmirQutaiba）东侵时期，景龙元年（七○七）破安国，先天元年（七一二）降康国，皆尝击败突厥军队，开元三四年间（七一五——六），东、西安厥皆内乱（参前十九节及前文），又会屈底波叛其哈里法苏利漫（Suleyman），故三年安西都护张孝嵩偶有击走大食、吐蕃所立拔汗那王之捷。

    七年（七一九）二月，安国王上表言，年来被大食侵扰，请敕突骑施救护。俱密国王表言，吐火罗、安、石、拔汗那等国并属大食，臣国内库藏珍宝及部落百姓物并被大食征税将去，望免臣国征税。康国王表言，三十五年来每共大食斗战，不蒙救助，去今六年，被屈底波部侵入，臣部兵士大损，为寡不敌众，入城自固，请派兵救助。又十五年（七二七）吐火罗叶护表言，父被大食统押，身被大食重税，请敕突骑施可汗发兵除却大食。（均《元龟》九九九）凡此呼吁，都无非苦大食之苛征，回想到唐对属国之不事搜索，故切望援助，俾解倒悬。然其时苏禄方强，唐岂能越疆而理；抑大食东侵，西突厥固感切肤之痛，亦非坐视不顾也。巴尔托勒（V.Barthold）云：“苏禄既奄有中亚西部，自不能以缚刍河外（Transoxania）地方，拱手让于大食。盖如大食人既视粟特为‘天授首领之乐土’，则此富盛省份，在突厥自亦相当重要，故苏禄一朝，均协助酋豪以抗大食。大食深为所苦，因而称苏禄曰AbūMuzāhim，犹云挑战者或头触者，以象或牛喻之也。”

    明乎此之关系，则知保护中亚，抵抗侵略，自吐火仙之灭，其责任乃由突骑施而移转于唐。由是，唐除册封拔汗那及石王外（见前），天宝元年，（七四二），封西曹（I tixan）王为怀德王，三年（七四四），以宗室女和义公主妻拔汗那王，都多少示安怀之意。日人佐野猥说商业资本发达为唐代外侵一个动机，显未尝作过全面的观察。最误事者仙芝屡胜而傲，贪得无厌，玄宗复老耄昏愦，弗知应付中亚的危局，九载（七五○），仙芝绐石国王为好，随引兵袭破之，杀其老弱，虏其丁壮，掠其金宝，取石国王以献，斩于阙下。一时群胡忿激，王子乞援大食，大食遣Ziyadibncalih来援。仙芝将蕃汉兵二万深入至怛罗斯城，葛逻禄（Qarluq）部叛，与大食夹攻唐军，十载（七五一）七月，大败于怛逻斯河附近之Athlac城。唐代百年来在极西所树立之基础，遂因昧于国际情势而面临崩溃，不数年，唐亦有安、史之乱。

    是役也，中国俘虏将造纸术输入康国，成为彼国之重要出产，往日西方所用“皮纸”及埃及草纸，以缺乏美观及便利，遂渐被淘汰。又有杜环者亦被虏西行，宝应元年（七六二）循海道还至广州，著《经行记》，其书早佚，惟《通典》曾采入数条。

    有不可不顺带提示者，今塔吉克共和国之原语亦作Tajik，《元史译文证补》二六上曾因其音读相同，将塔吉克与阿刺伯混而为一。考塔吉克族最初见于国史者为《后汉书》之德若国。又别出噶勒察（Galca）一支，（名见《西域水道记》一）即《汉书》之依耐，《佛游天竺记》之竭叉。塔吉克与噶勒察为对举之辞，后者指山民，色白而发黄，前者犹云耕种之民或农民，皮肤及发均黑。

    §§§第六节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近年史学界有种种看法，或以为对国内部落和种族实施军事镇压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所酿成，或以为唐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或认为无数农民参加了那个造反，其中亦已有人提出异议。余尝细思之，此一动乱实深关乎中外之大防，应先分清敌我，勿庸轻易作公式的断论也。

    要抉出禄山谋叛的动因，先须明了东北发展及其住民之历史。周代燕国领地达于朝鲜，汉元帝以后乃渐收缩（见前《隋史》十七节），然辽水以西营、平、燕诸州，自汉至隋，皆吾有也。

    隋文时，粟末有厥稽（突地稽）部渠长率数千人内附，处之柳城郡（营州）北，炀帝为置辽西郡，（《通典》一七八）后改燕州。开皇初又置玄州，处契丹李去闾部落。（《旧书》三九）入唐以后，增设尤多。

    东北在百余年间，已招致许多外族（契丹、奚、、室韦、新罗、突厥、胡人等）入居，大有喧宾夺主之势，此等人原为照顾其有家可归，特辟地安顿，与开皇末之突厥情形相同，但与久处边疆非新近迁入之弱小民族有异；既属托庇，自应服从主人，若其诡谋弄兵，阴期夺国，直是侵略举动，岂能视为敌对斗争？如果把安史之乱如此处理，则武德、贞观间突厥之对我侵略，亦得以振振有辞矣，乌乎可。

    以如是复杂之边区，分应慎选忠诚爱国之干才，为之监护，玄宗老年昏愦，溺宠艳妻，信任黠胡，遂启狄人之贪，累民生之涂炭。《旧唐书》三九云：“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蕃诸降胡散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参《寰宇记》七一）其为胁从作乱而非农民起义，事迹甚明。正如桑原藏所指出，从禄山者孙孝哲、李怀仙等为契丹人，阿史那承庆、阿史那从礼为突厥人，安忠志、张孝忠为奚人，达奚为鲜卑人，苟读李泌“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通鉴》二一九）之语，则知贼军之中坚，大半为外来异族。再从官军干部检之，高仙芝、王思礼均高丽人，哥舒翰，突骑施人，与郭子仪齐名之李光弼，契丹人，浑惟明、浑释之、仆固怀恩均铁勒人，荔非元礼，西羌人，论惟明，吐蕃人，白孝德，龟兹人，对安史之乱，均曾在官军下建立相当功绩。由此观之，其能简单地公式地承认为民族压迫之后果耶？必持此论，则是溃中外之防篱而为敌作伥也。陈珏人曾大致说，农民决不能是这回主要参加造反的人，禄山所凭藉的兵马，依《新书》本传，养同罗、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为假子，是最基本的队伍，后来又并吞了阿布思的部落，故兵雄天下，主要是以畜牧为生的，不会都是汉人。吾人试再看颜真卿辈振臂一呼，河北响应者十五郡，求诸公私史乘，并未见农民乐意参加禄山行列之痕迹，主张农民起义说者亦可以休矣。

    说至此，吾人可进行审查禄山之履历。九姓胡于后汉为粟弋，北魏为粟特（Sogd），言语属吐火罗语系，与月氏无关，惟五胡之羯，从其以石为姓及多须两点观之，可能属于此一种，羯（古读ki t）之语原则未详。俗呼其战士曰柘羯或赭羯，但非必善战之军队，吾人研究安史之乱，首须要廓除此类误会及成见。

    禄山胡父而突厥母，生于突厥，开元初逃来，为互市牙郎（即今之经纪），给事幽州。廿四年失律，幽州节度张守请诛之，大约武惠妃、高力士受其贿，为之缓颊（详说见拙著《通鉴唐纪比事质疑》），幸免于戮。性狡黠，常厚赂往来，为之延誉，天宝元年，遂擢为平卢节度，初无赫赫之边功也。越二年，递升范阳节度，交结内宠，请为杨贵妃养儿。七载赐以铁券，进封东平郡王。九载兼河北采访，听于上谷铸钱五垆，十载入朝，求为河东节度，又许之，权兼三道，阴作反计。国忠及太子屡奏禄山必反，玄宗不听，反授以陇右群牧等都使，十年不调。十四载（七五五）十一月，反于范阳，以讨国忠为名。先三日，集大将观绘图，起燕至洛，山川险易攻守悉具；又下令，有沮军者夷三族，可见其蓄反谋非一日。陈寅恪谓：“安史叛乱之关键，实在将领之种族”，未尝无片面之理由；然封建时代将领称兵以反抗其统治阶级者，常多为同族之人，而当时异族派兵援唐者数却不少（见下文），则亦未可一概论也。窃谓中亚胡族自古习于贩贸，东来者多唯利是图（可参看下卅二节九姓胡之屡屡生事），禄山本出身市侩，复加以玄宗不次超擢，宠任无间，遂欲效法王世充而作统治汉土之计。突厥可汗之击波斯（见前《隋史》五节），成吉思汗之西征，均以中亚胡商为发动原因之一；更观禄山事起，阿史那从礼说诱六胡州诸胡数万，拟寇朔方，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合河西兵马使共杀节度使周泌，武威大城中七小城，胡据其五，（《通鉴》二一八——九）事前则“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百万数”，（《禄山事迹》上）又肃、代间曾官安南都护之商胡康谦被告谋叛，（《新书》二二五上）此种潜势力，吾人不应忽视。禄山既抱野心，其亲信部属热中利禄，当然乐听驱策，但以异族之故，汉将随附者无多，（《新》一三九《李泌传》）且承开元之盛，农民经济，尚属优裕，非群众所归，所以亡不旋踵而唐祚得延也。简言之，国内阶级矛盾，未算尖锐，故引不起农民起义，从另一面看，经济尚属繁荣，故惹起禄山之野心，其情况恰可互相说明。

    用兵最要有统一之指挥，如各自为政，则军队愈多，溃败愈易。九节度之师（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炅，兴平李奂，滑濮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琛，河南崔光远，河东李光弼，关内、泽潞王思礼），因郭、李皆元勋，难相统属，不置元帅，已现必败之征；又复使昧于军旅、毫无功绩之阉人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以牵率之，更非败不可。且当日九节度之师，号称六十万，转饷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势以速战为利，光弼主张分军逼魏州，阻思明南下，期早日拔邺，本是上策；奈被妄人朝恩所阻，使思明得觊官军之弱点，以少破众，此二失也。

    思明入邺，杀庆绪而夺其位，贼军根本未固，（见《通鉴》二二一）使唐朝当日能收拾残旅，专任大将，乘其未定，再行急击（据《通鉴》，光弼、思礼全军以归），未始不可雪丧师之耻。而乃任其从容整军，致洛阳再陷，此三失也。

    安史虽乱，唐代过去之声威，犹未尽落，外方入援者除回纥外，尚有于阗（至德元）、安西、北庭、拔汗那、南蛮、大食（至德二）、吐火罗及西域九国（乾元初）。回纥之对唐，与突厥无异，止贪财货而非贪土地，诚能利用回纥兵力，对幽州策乱地，扫穴犁庭，忍一朝之痛，仍可易百年之安，乃见不及此，此四失也。

    讨叛须拣忠诚之将，代宗竟毫无抉择，入宦官程元振、鱼朝恩之言而任仆固怀恩，发端已错。及朝义授首，所余李怀仙、田承嗣、薛嵩、张忠志辈，乘战胜之威，本可更易，即曰赏功，予以一州足矣；更不然则废去节度名称。而乃一误再误，听怀恩言（李抱玉、辛云京已上言怀恩有贰心），各授大节（如怀仙授幽州节度使，承嗣擢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承嗣辈俱图自固，修缮兵甲，署置官吏，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庭，河北三镇非复唐有，此五失也。

    总言之，肃、代昏暗，辅弼无谋，安、史虽死，而安、史之乱却未定，于是形成晚唐藩镇之祸。

    §§§第七节藩镇之祸

    投降之将而升授节钺，固益启割据之野心，杀其主将而即予留后，更昭示威信之扫地（乾元元年，平卢节度王玄志卒，裨将李怀玉杀其子而推立侯希逸，唐因以希逸为节度。军士废立节度由此始）。顾唐廷外治方镇，一若舍此而外，别无良法者，故其祸愈演而愈烈。兹略表其割据经过如左（名外有□者，是唐朝自动除授）：

    已上谓之河朔三镇（又有所谓四王，即朱滔、王武俊、田悦及彰义之李希烈）。其中如李怀仙、王武俊为契丹人，李宝臣、史宪诚为奚人，李茂勋、王廷凑为回纥人，皆东北之归化人也。又如幽州之朱泚、刘怦、张仲武、张允伸，皆幽州人，魏博之韩允忠、乐彦祯、罗弘信皆魏州人，田承嗣平州人，余或无可考见，亦必多久寄其地。计五十七人中，由唐所任者只四人，又五十四人中（除去最末三人已入五代），被其部下逐杀者乃廿二人，李泌尝论士兵之善，以为顾恋田园，恐累宗族，不敢生乱，又云：“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亡身徇利，祸乱遂生。”（《通鉴》二三二）由前观之，殆不其然。三镇之祸，非师不土著之患，正师率土著之为患也。（并参下引《旧书》）

    各镇领州之数，时有增减，上文第记其大概，可参《新书·方镇表》及《唐方镇年表》。

    河朔三镇及淄青之割据，始自代宗，除淄青外，三镇虽均中间一度曾由朝廷选任，然不旋踵而复失，成德之王氏，继世至八十余年，魏博田氏五十余年，是其最久者。此外横海、宣武、彰义，均启自德宗，宣武为时最暂，余两镇皆宪宗所收复。若泽潞则中唐割据之最后者。

    若夫镇使跋扈，初无非挟军士以自重，久之军士得势，镇使反为其所左右，稍失控制，危亡立至。《旧书》一八一《罗弘信传》云：“魏之牙中军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盗据相，魏、澶、博、卫、贝六州，召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为号，皆丰给厚赐，不胜骄宠，年代寖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其凶戾者强买豪夺，逾法犯令，长吏不能禁。变易主帅，事同儿戏，如史宪诚、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皆为其所立，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有类于春秋时代国君之政，下移大夫，大夫之政，又下移家臣，后浪推前浪，孕生自己崩溃之矛盾。《廿二史记》二二云：“藩帅既不守臣节，毋怪乎其下从而效之，逐帅、杀帅，视为常事”，下至五代诸帝，亦多由军士拥立，直至陈桥兵变（九六○），风始衰歇，计传习至二百年之久。由此而观，知参加方镇运动者无非骄兵蹇将，全为自己打算；希图夺取富贵，并不代表一定阶层；同时国计民生却大受损害，驯至国力疲弊，燕云十六州奉献于外人，辽、金、元、清之入侵，胥于是基始。或者批评，“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则由过于短视，未深察乎当日东北住民组织复杂所由造成之原因；盖幽、营一带在天宝以前内附之部族，为时不过三数世，各成聚落，只知有当地之节帅，与中央联系极弱，逮燕、云割地，陷溺愈深，反观西北，陷吐蕃虽及百年，唯其陇右人民，念念不忘祖国，故张义潮攘臂起义，不崇朝而十一州归朝，诚能比较其异同，自会豁然而领悟。陈氏《述论稿》云：“安史之霸业虽俱失败，而其部将及所统之民众依旧保持其势力，与中央政府相抗，以迄于唐室之灭亡”，（一九页）按对抗唐室者只方镇及其部将之首领，唐室固剥削，然有时地方之剥削，或比中央更甚，在广大群众视之，同是一丘之貉，初非予以支持，故部将旋起而旋蹶也。

    抑藩镇之祸，多以为不可救药，观察亦误。始终怙恶者惟河北三镇，综观经过，非无转机，惜人事不臧，如下文所举耳。

    1.宰相无谋幽州为始乱之区，去京亦最远。刘氏居燕三世，穆宗时，刘总归朝，群龙无主，既籍军中素有异志者朱克融等，遣至阙下，（《旧》一八○《克融传》）则宜宠以虚位，移于他方，或更正其罪名，使留者知警。乃宰相崔植、杜元颖等毫无谋略，既不能餍其欲望，反而勒令归镇，（同上及一五四《刘总传》）有同于纵虎还山，幽州再失之咎，崔、杜实尸之。

    继而幽、镇两藩之乱，王涯献议先讨镇冀而后及幽蓟，策本可行，然朱克融、王廷凑竟能以万余之众，抗官军十五万余，则统制不一，玩寇邀利，宰相昧机，胶柱鼓瑟，亦崔植等之过也。（《旧书》一四二）

    文宗时，杨志诚之乱，非谋定后动者，牛僧孺乃言，“安、史之后，范阳非国家所有，前时刘总向化，朝廷约用钱八十万贯，而未尝得范阳尺布、斗粟，……且范阳，国家所赖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则爪牙之用，固不计于逆顺”，以见解如此幼稚之人任宰相，国事安得不坏？理全国事，应见其大，岂能效市井商人锱铢之计？抑以八十万易八州归朝，价并不贵，如长为唐有，每岁八州所赋，何止此数？来得尺布、斗粟者，崔、杜之无能耳（说见前）。欲养叛藩以御外寇，懦弱无能，何一至于此！回纥自肃、代以后，绝少入寇，彼似了无闻知者，故曰幽州之三失，实牛僧孺之罪，后世犹多助牛以排李（德裕），世论之失其平者久矣！（僧孺毫无远见，可参拙著《会昌伐叛集编证》）

    2.将帅失策德宗建中三年，田悦之役，马燧、李抱真、李三师破之于洹水，悦归至魏州，初为部下所拒，假使官军长驱直进，魏州指顾可复，奈燧与抱真不协，（《通鉴》二二七）顿兵弗前，坐失良机，宜乎识者所痛。（《旧》一四一《悦传》）

    3.计臣短视穆宗时，田弘正由魏博移师成德，请留魏兵驻成德，其粮给出于有司，度支使崔固阻其请，魏兵甫归，王廷凑即叛。伎不知大体，成德遂非唐有矣。（《旧》一四一《俊传》）

    4.宦官误事李宝臣遗中使马承倩百缣，承倩诟詈，掷之道中（大历十）。李纳遣二弟入质，中使宋凤朝欲邀功，说德宗拒其请（建中三）。穆、敬两朝则有如讨廷凑之役，每军遣内官一人监军，内官悉选骁健者自卫，以羸懦应战，因而兵多奔北；刘悟节度泽潞，监军刘承偕常对众辱悟，及悟卒，中尉王守澄及宰相李逢吉又受其子从谏之赂，为奏请留后，皆贻误大计之彰彰者。

    总言之，代、德两朝京畿之内，累遭创夷，无所振作，犹有其困难之因。元和藉廿年安定之基，财赋稍充，复得毅决如宪宗，佐以杜黄裳、李吉甫、裴垍、李绛、裴度诸谋臣，中央威权，于是一振。凡阻挠淮西军事，如韦贯之、钱徽、萧俛、独孤朗辈，皆行罢黜，故能勒夏绥韩全义致仕，讨其留后杨惠，专任高崇文讨西川刘辟（皆元和元），斩镇海（浙西）李（二年），逮昭义卢从史（五年），发夏州兵诛振武乱军（八年），用裴度、李擒吴元济（十二年），杀沧州刺史李宗，平李师道，复淄青十二州（十四年），在藩镇方面，则有易定张茂昭（元年及五年）、山南东于（二年）、魏博田弘正，宣武韩弘（十四年）之入朝，与夫田弘正之申领籍，请官吏（七年），程权之奉还沧、景，王承宗之愿献德、棣（十四年）。故元和之治，为中唐冠。

    王夫之《读通鉴论》以为安史之后，各镇相继为乱，“而唐终不倾者，东南为之根本也”；余则谓开元之世，米斗不过十许钱，谷贱固可伤农，同时亦易免于饥饿。安史及各镇之乱，结果所至，适以破坏百姓之长年生息，群众不获其利而先获其害，比诸晚唐时代，农民久居水深火热之中渴望苏息者，情况显有不同。换言之，东南财赋之供给唐室，犹是次要，中唐得以不倾者，其主因实在大多数农民对唐作消极之支持，另一方面对野心军将不作积极之支持，故乱事无法扩大。

    §§§第八节安史乱中之回纥——不与吐蕃合作

    我国古代往往受北方强邻之侵略，当危急之际，不受侵略而反得其援助者史册上确是罕见（可与吐蕃之侵夺河、陇比观）。

    回纥（Uighur，景教徒作Ighur，Iaghur，《海屯纪行》作Ioghus）隋时称韦纥，《隋书》列作铁勒之一种，德宗时改译回鹘，或谓即汉之乌揭。其开化似比突厥较早。唐初居独洛（Tohgula）河北之娑陵水上，部内分为十姓；属部中别有九姓乌护（ToguzOghuz见《回鹘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后世又分为黄头回纥（SalikUigur）等支派。拉施特谓“回纥”之义为“联合帮助”。

    回纥，于阗文或拼作Hve：hvu：ra，其前两音相当于“回回”（见拙著《回回一词之语原》，《史语所集刊》十二本），彼族徙居天山后多信奉天方教，明、清人遂呼天方教为回回（或回）教，更进一步混称天山各种部族为“回人”，至今犹称奉天方教者为“回族”。羽田亨云：“回教”系因回纥人最先信奉而得名，立说最为得当。林幹以为“当时所谓回回，系指大食国，即现今的波斯及阿拉伯而言”，又引《正字通》云：“回回是大食种”。实未能追溯其原义。

    回纥与突厥世仇，可从古突厥文碑见之。突厥内部历次乱事，回纥几无不为积极分子。但两族之语言，差异极少（据伯希和说）。当武后初，突厥徙回漠北，回纥又尝拔刀助唐，合谋突厥（参拙著《突厥集史》八）。后来回纥破败，一部来投，居甘、凉间，一部仍为突厥所役属，此点最宜分辨清楚。

    天宝初，其酋骨力裴罗可汗，兼并漠北，唐封为怀仁可汗（《旧书》误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为阙毗伽可汗），其全衔应为登里哕没蜜施、颉翳德蜜施、毗伽可汗，天宝六年卒。

    子磨延啜立，击破西北边之拔悉密（Basmil）及三葛逻禄（cQarluq）。会禄山叛，请助讨，自率兵与郭子仪合击同罗突厥（即禄山部下自长安逃赴朔方者），破之榆林河上（至德元）。遣太子叶护将四千骑至凤翔，肃宗命广平王俶与约为兄弟，率朔方、回纥、大食等军收复长安（至德二）。回纥继随子仪追贼，破于陕州之新店，庆绪大惧，弃洛阳走河北。回纥大掠东都三日，意犹未厌，耆老复以缯锦万匹赂之，乃止。既而叶护还长安，请自归取马扫范阳余孽，帝令岁遗回纥绢二万以报之（均至德二）。明年（乾元元），磨延啜请昏，帝妻以幼女宁国公主，是为破格之例（唐代前所外降者皆宗室或外戚子），并册为英武威远毗伽可汗，其本国全衔曰“×登里啰汩没蜜施、颉咄登密施、合俱录×”，寻卒。国人欲以宁国殉，公主拒之，后以无子得还。

    继位者少子牟羽（Bügü）可汗。宝应元年秋，受史朝义所诱，方率兵向阙，遇唐使告知代宗即位，时兵已过三城（即三受降城），见州县丘圩，有轻唐之意。上亟遣药子昂往迎劳，遇于忻州南，又令仆固怀恩（九姓铁勒人，其女为可汗之可敦“qatun”）往见之，乃允助讨朝义。回纥欲入自蒲关（即蒲津关），由沙苑（同州冯翊县南）出潼关东向，子昂阻之，请自土门（井陉）略邢、洺、怀、卫而南，不可。又请自太行南下扼河阴，亦不可。乃请自陕州大阳津度河，食太原仓粟，回纥从之。诏以雍王适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会师进讨。回纥辱雍王，引左右厢兵马使药子昂、魏琚、判官韦少华、行军司马李进，各鞭一百，琚、少华均死。既而会同诸道兵进攻，复收洛阳。回纥兵大掠，人皆遁保圣善、白马二寺，回纥火之。屠杀万余人，可汗留营河阳三月，乃去。唐于是（广德元）册为“登里罗汩没蜜施、颉咄蜜施、合俱录（英义建功）毗伽可汗”（t ngrid qutbulmy 为天赋庄严，iltutmys为以功绩御国，又alpkülüiqbilg 为神武、光荣、贤智）。永泰初，怀恩反，诱回纥、吐蕃入寇，会怀恩死，二虏不和。子仪自叩回纥营，与其帅握手（握手如平生欢，见《后汉书》），让其背约。回纥请击吐蕃以报，子仪取酒共饮，回帅请设誓。子仪酹地曰：“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亦万岁！两国将相亦万岁！（互祝之词，与近世欧俗同）有负约者身陨阵前，宗族灭绝。”因与回纥合击吐蕃，大破之。然其人留京师者率负功，横行无忌。大历十三年，入寇太原，河东节度鲍防与战，不利，死者万余。及德宗立，又入九姓胡之言，欲悉师向塞，宰相顿莫贺达干（tonbaghatarqan）持不可，弗听。莫贺怒，因击杀之而自立，并诛其支党及九姓胡几二千人，建中元年（七八○），册为武义成功可汗。

    先是，回纥来者常参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值其酋长还国，逗留振武三月，耗供给甚巨，军使张光晟知其用囊盛女子阑出，因勒兵尽杀回纥及群胡，收驼马数千，缯锦十万，送女子还长安，可汗虽知之，卒未责偿。贞元三年，来请和亲，德宗积旧憾，初欲不许，继用李泌言，妻以八女咸安公主。四年，可汗上书自称子婿，愿以兵助除吐蕃，又请改“回纥”为“回鹘”，于是加册为汩咄禄（qutluq庄严幸福）长寿天亲毗伽可汗，明年卒（七八九）。

    以后国更数主，贞元十一年（七九五）奉诚可汗卒（即汩咄禄毗伽可汗），无子，国人立其相跌跌骨咄禄为可汗，即登里啰羽录没蜜施、合、汩咄禄、胡禄、毗伽可汗（胡禄=ulugh，神圣），唐称怀信可汗，永贞元年卒（八○五）。

    继位者曰保义可汗，中文全衔为“爱、登里啰、汩没蜜施、合、毗伽可汗”（爱即Ai之音译，义为月神），据此可汗之汉文圣文神武碑，其在位时为回纥极盛之世。曾北击坚昆，殪其可汗；西收北庭，越大患鬼媚碛；吐蕃攻围龟兹，汗自领兵赴援，败吐蕃兵于于术；西方某族不贡，汗复征之，遂北至真珠河（Jincüügüz，NarynR.），俘掠无数；又进攻葛禄，西追至拔汗那国；此其大较也。元和三年，来告咸安公主丧。既而屡请昏，有司度费当五百万，宪宗方内讨叛藩，不之允。及元和末，始许以太和公主下嫁，长庆元年来逆女，纳马二万，橐驼千。

    上文所言汉文碑，旧史未之及，清光绪十六（一八九○）年，芬兰人Heikel始访得之，文甚残缺，今所据者为罗振玉《辽居杂著》校本。沙畹等谓是保义可汗所立（《摩尼教考》二四页），殊有语病；考碑文言唐“×帝蒙尘”，上空二格，与称其“天可汗”同，“俘掠人民”之民字缺末笔，则知碑为歌颂保义功德而立，其文由唐人撰书者，碑阴粟特文所志之年为马年，由是可推定立于元和九年甲午（同上引书二四页）。

    回纥自有国以来，曾助唐一收长安，两复东京，殄灭朝义，除大历十三年一役及后来亡国时外（见下文），未尝扰唐边，前后三尚帝主，明以前我国北邻之最为亲善者也。至于助唐牵制吐蕃，除前文所举外，贞元六年，其相颉于伽斯（ilug si国光荣之义）拟合北庭节度杨袭古复取北庭，不幸大败，七年，吐蕃攻我灵州，回纥败之，十三年，回纥取凉州，元和十一年，吐蕃向漠北进攻，于时李绛曾言，“北狄、西戎素相攻讨，故边无虞”，（《李相国论事集》）宪宗末年，亦因吐蕃比岁为边患，故许降公主。惜肉食者无远谋，卒不能与北邻作有计划之密切联合，以消弭西边之大患。

    §§§第九节唐之马政

    我国产马无多，尤其不产良马。周穆王之八骏，《左传》晋国屈产之乘，据余考之，皆西北方之马也。汉武向大宛求。

    §§§第十节吐蕃乘虚攻陷河、陇及安西、北庭

    要了解唐代藩镇之祸之延长，同时就要明白当日对外之紧张关系。安、史之乱，各国都向唐声援（见前廿七节），独吐蕃取乘危态度。吐蕃往日以我河、湟一带设备充实，故用兵侧重争取外围（如安西四镇），及安、史乱起（七五五），侦悉河西兵内调，守备空虚，于是改计从内围进攻，河、陇先沦，西方路断，安西、北庭遂为彼囊中之物。又复结合南诏，窥伺西南，使唐常处于心腹受胁之劣势。外忧内患，相逼而来，唐之一蹶不振，亦吐蕃牵制有以致之，朱礼记陇右分镇之大（见前廿二节），观此而益知其非审时度势之论。

    吐蕃此时侵势，系取河、湟路入。广德元年十月，破泾、邠二州，直薄长安，代宗经华奔陕。吐蕃入京，立章怀太子贤之曾孙承宏为帝，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众归国，适传郭子仪引大军将至，仅留城十三日，即悉数遁去。

    建中之后，大食诃论（Haroun-al-Raschid，七八六——八○九年天方教之大主教）与吐蕃数相攻，吐蕃岁西师（《新书》二二一下）。然自时厥后，陇道不通，赴西域者须取道回纥。北庭、安西初时犹为唐守，迨贞元六年（七九○，据《通鉴》二三三。《新书·地志》作贞元三），北庭沙陀部酋朱邪尽忠降于吐蕃，节度使杨袭古率部二千人奔西州，安西道绝，莫知存亡。（据《通鉴》二三三。《元和志》四○称：“贞元七年没于西番”，大约因此。）

    唐蕃边界说

    长庆二年（八二二）唐遣刘元鼎入吐蕃会盟，五月六日盟成，吐蕃人以汉、蕃文合刻于石碑，现存拉萨，汉文已多剥泐。《西藏图考》三所录，略云：“今蕃、汉二国所守见管封疆，洮岷之东属大唐国界，其塞之西尽是大蕃地土。……唐差、蕃使并于将军谷交马，其洮岷之东，大唐供应，清水县之西，大蕃供应。”大致同《清一统志》，他本所录，文字又不尽相同。吴景敖专据《图考》，作出如下之考证：

    ……惟盟文既首载各守见管本界，复载洮岷以东大唐所管，其塞以西方是蕃境，又秦、渭、洮、岷诸州地方，蕃人统以“墨儒”称之，《藏史》纪清水勘界事曾云：“于唐土墨儒地方，甥舅各修一庙，画日月于石，以为盟誓。”是双方均认当时洮岷边塞以东之地为唐土甚明。其远在洮岷以东千里之清水故县，自不能又为两界地所在。且盟文原有洮岷以东大唐供应之规定，苟以此清水界址确为清水故县，则唐何能越界千里以事供应？反之，清水西至洮岷间既明为唐境，则清水以西大蕃供应之规定，又宁非矛盾？……长庆以后，吐蕃落门川讨击使尚恐热曾一度窃据秦、渭、洮、岷间，内向求封请援，吐蕃相尚思罗保洮河以拒之，迨恐热败，九州亦悉复，可知长庆间唐蕃两地之清水界址，原必不在清水故县，（《西陲史地研究》一五——六页）

    吴氏因本其身历，断定唐蕃国界应在今岷县西之大沟寨一带（同上一六——八页；按大沟寨应即《申报图》之大沟寨），颇坚人信，余初亦以为无可非议，近再取唐史细勘，始知吴说之谬，其证有六：

    一、盟文既别本不同，如非取得别项强证，即不能专信《图考》。据吴氏引《武备志》及《西宁新志》，均作“二国所守见管封疆，××属大唐国界，其塞以西，方是大蕃境土，……其绥氏栅已东，大唐祗应，清水县以西，大蕃供应”（同上），“封疆”下只阙两字，显非“洮岷之东”，否则正如吴氏所指出，《图考》著录之文，为何前后矛盾？此《图考》作“洮岷之东”之大可疑者一。

    二、藏语之“墨儒”，依吴说既包秦州在内，而清水又是秦州属县，是《藏史》所谓“于唐土墨儒地方”，译汉得为“于唐之清水县”。且唐蕃建中四年正月会盟于清水，正是约定疆界之首次，谓“唐土墨儒”实指清水县，尤与历史事件吻合，初无蕃人认洮岷以东为唐土之痕迹，此吴氏解释之不合逻辑者二。

    三、建中四年正月张镒与吐蕃盟文曰：“今国家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至同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旧书》一九六下，并参本篇四六节。凤州今凤县。大渡河即岷江西支，近世所谓大小金川者是。）此约定吐蕃极为重视，其累次悔盟，亦以疆埸未定为藉口，长庆初彼国未弱，多年争持之界线，何故忽肯退让至数百里以西？此吴说之不合当年事势者三。

    四、再从吐蕃之侵略观之，自洮岷以东至清水县，其武、秦、渭、成四州均陷于宝应元（七六二）或以前，原州陷于广德元（七六三）（参本篇三十节），如果长庆初蕃人愿退守洮岷，则是将六十年前吞并之五州，一旦无条件的复归之于唐，此是如何亲善之举，何以唐人竟漠然视之？且何故秦、原二州至大中三年（八四九）而后称其来归？（本篇四六节）成、武二州更至咸通中而后收复也？（《新书》四十。此外渭州有无收复，史乏明文）此吴说之显背史文者四。

    五、吴氏又称长庆后尚恐热曾窃据秦、渭、洮、岷间，因以证长庆时两国界址必不在清水；按恐热内乱是会昌二年（八四二）以后事，距长庆初已廿年，且尚恐热所据，当时是“吐蕃辖下的渭州”，非取之自唐，何能借此影射长庆间秦、渭之复为唐地，此吴氏之误解史实者五。

    六、唐秦州在今秦安县东，《元和志》三九称清水县西南至秦州一百二十五里，《九域志》则称清水县在秦州东九十里，合此推之，唐清水与今清水当相距不远。依《申报图》，今清水在东经一○六度，西去洮岷只二度或二度有奇，何尝如吴氏所云相隔千里。《元和志》又称秦州西至渭州三百里，渭州西南至岷州二百二十六里，充其量清水至岷州亦六百余里耳，此吴说之里地失实者六。

    总之，长庆盟书之国界，断与张镒约定无大出入，吴所考定，只此已可以推翻，任乃强氏认盟碑之清水即今清水县西，与旧史正相合也。

    稿既成，始知姚薇元有《唐蕃会盟碑跋》，其第三项《长庆唐蕃疆界考》研究已颇详尽。（一九三四年六月《燕京学报》十五期九六——九页）彼谓碑文“今但云谨守如故，各守见管，是必所守之界，仍遵建中清水之盟。”实是定论，吴氏盖未参及也。彼又引《甘肃新通志》一三：“清水故城在今甘肃省清水县西十五里牛头山下，俗名西城。”更求出实址，不必但作推测。

    前引碑文末四句，姚校为“其绥戎栅已东，大唐应，清水县已西，大蕃供应”，与《八琼室金石补正》七一无甚出入（《补正》只“”字写法略误），吴书作“绥氏栅”者非是。姚氏引《旧书》八三《薛仁贵传》，推定绥戎栅必居大非岭即陇山之上；（九七页）按《仁贵传》云：“军至大非川，将发赴乌海，仁贵谓待封曰，……彼多瘴气，无宜久留，大非岭上足堪置栅，可留二万人作两栅，辎重等并留栅内。”大非岭无疑在大非川之旁，与乌海均是今青海地方（参本篇十二及六十两节），姚氏乃以之相当于甘肃之陇山，未免疏忽。姚氏又谓陇州源西大中六年改名之安戎关，即栅之故址，（九七页）然据《新书》三七，此关本名大震关，与“绥戎”名称不近，故其说亦待证实。

    姚氏又云：“是介于绥戎清水中间之地，必不属任何一方”，“建中之盟，在蕃盟于清水，是其证”，（九九页）此数语亦须略作修正。据《旧书·吐蕃传》，建中三年原约“以十月十五日会盟于境上”，清水的地点显未划入蕃界，换言之，此一通道上东自绥戎栅起，西至清水县止，均属于姚氏所谓“缓冲区域”，出了清水县的地点，才算蕃界。非谓到清水县城即入蕃界也。约文解释，分应慎重，故特拈出之。

    姚文曾引《旧书》一一八《元载传》：

    今国家西境，极于潘原（姚云，今平凉东四十里），吐蕃防戍，在摧沙堡（姚云，今固原西北），而原州界其间。及《沈下贤文集》一○《元和末对策》：

    又尝与戎降人言，自瀚海已东，神乌（姚误“鸟”）、煌、张掖、酒泉，东至于金城、会宁，东南至于上、清水，凡五十郡、六镇、十五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令宁、泾原军皆出平（姚误“乎”）凉，道弹筝；宁军北固崆峒，守萧关；泾原军西遮木硖关；凤翔军逾陇出上，因临洮取凤林南关；南梁军道凤逾黄花，因狄道会陇西。

    皆可供研究天宝以后唐、蕃国界之参考，并附录于此。

    §§§第十一节宦官之祸

    唐之亡，或云由方镇，或云由宦官，其实两者兼有之。然藩帅不恭，河北为烈，河北失于处置，怀恩之携贰实致之，怀恩得副雍王适，则又因程元振、鱼朝恩之沮子仪，推原祸始，方镇之乱，亦宦官所造成者。

    贞观十一年顷屡遣阉宦充外使，妄有言奏，事发，太宗怒。魏徵进曰：“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今日之明，必无此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太宗即诏自今已后，充使宜停。（《政要》五。并参《通鉴》一九五贞观十四年十一月韦元方事及前第十九节）

    宦官揽权，酿于玄宗（见前十九节），而完成于肃、代、德。开、天之际，宦官几若无所不能，直开前古未有之奇局。尤甚者监军持权，节度反出其下（高仙芝征勃律，与边令诚同行）。后来愈变愈坏，“戍卒不隶于守臣，守臣不总于元帅，至有一城之将，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监临，皆承制诏委任”；（《宣公集》一八）例如河东帅严绶，贞元、元和间在镇九年，军政补署，一出监军李辅光之手。又如淮西之役，诸道皆有中使监阵，进退不由主将，胜辄先使献捷，不利又陵挫百端，苟非裴度奏请完全罢去，恐无成功之望。

    肃宗时，李辅国以扈从灵武功，还京后拜殿中监，兼闲、五坊（、鹘、鹰、鸡、狗为五坊）、宫院、营田、栽接总监、陇右群牧、京畿铸钱、长春宫等使；凡有刑狱，必诣取决，随意处分，皆称制敕。于是谮死建宁倓（至德二），矫诏移上皇（玄宗）于西内（上元元），杀张后及越、兖二王（宝应元），以阉宦而官司空、中书令，渎秽朝纲甚矣。究其横行之由，则专掌禁兵实为之。

    宠任宦官，汉、唐之弊政相同；汉以宦官典中书，是政权归之（汉初禁卫有南、北军，盖因方位而得名，与宦官无涉），唐以宦官典禁兵，则兵权归之，前者易制而后者难图。代宗身受辅国之逼，不能明正其罪而出以贼杀，既贼杀矣，犹复多方掩饰，追赠太傅，彼辈小人何惧而不作恶耶？程元振虽有翼戴功，然惩前毖后，假不再令专制禁兵，何至吐蕃入犯，诸道坐视，仓皇幸陕，府库荡空（广德元）。去一辅国，复养一元振，去一元振，复养一朝恩，宦官之害，遂根深蒂固，牢不可拔，故谓唐亡由于自杀，可也。

    鱼朝恩初以观军容使莅九节度之师（见前廿节），卒致滏水（乾元二）、邙山（上元二）之败，宜若有所戒矣。及又令朝恩统神策军（本临洮西之军，禄山反后，卫伯玉率之赴陕）驻陕；只因陕州迎驾功，代宗回銮后，遂超擢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朝恩于是率神策军归禁中，自充将领，且收管好峙、麟游、普润、兴平、武功、扶风、天兴诸县，势力益盛。

    唐代十六卫（左右卫及骁骑、武、威、领军、金吾、监门、千牛等七卫，后七卫亦分左右，故共成十六），本以府兵为基本队伍，府兵制渐坏，自须别谋补充；如高宗龙朔二年置左右羽林军，玄宗开元二十七年扩置左右龙武军（用唐隆功臣子弟充之），肃宗至德二载置左右神武军（因羽林军减耗寇难未息之故。《新唐书·兵志》称，禄山反，天子西驾，禁军从者才千人），仍不失为因时制宜之策，可议者，后来都付诸阉竖之手耳。羽林等军统称北衙六军，与原有十六卫对峙，故称十六卫为南衙；因此又常称宦官所领之兵为北衙。柳伉尝劾元振，兼及朝恩，请悉出内使隶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及朝恩既诛（大历五），内官不复典兵，其权本可以日削。讵泾卒溃变（建中四），德宗恨禁军本不集，仅得窦文场、霍仙鸣诸宦者从行，遂将左右神策，悉委诸窦、霍，特立护军中尉两员，则不悟其过在自己误用白志贞，初非外边武臣之全不可恃，猜疑成性，飞蛾投火，宜乎阉祸之卒不可纾矣。

    尤无识者，唐廷之纵容宦寺，不徒付以兵，抑又听其贿。代宗时，内官使四方者求赂弗禁，某次，遣使赐妃族，所得颇少，代宗滋不悦。又建中二年，振武监军刘惠光贪婪，军士共杀之。夫内使恣苞苴，为守令者苟不能敝屣一官，持正守法，势必悉索以应；内官既可贪，外官宁复廉洁自葆，由是上行下效，重重剥削，民被压迫而生变，此必然之势也。

    中唐以后，志清阉宦者有三人：其一曰王叔文。顺宗即位，叔文谋夺神策军权，用宿将范希朝为京西北禁军都将，其事殆与顺宗有默契。顺宗在位，仅及七月，然甫继大祚，即禁宫市之扰民、五坊小儿之横暴，及盐铁使之月进，又出教坊女伎六百还其家，追左降官陆贽、郑馀庆、韩皋、阳城还京师，起姜公辅为刺史，德宗秕政，廓然一清，“人情大悦”（此语见《顺宗实录》），只此小小施行，已为李唐一朝史所不多见，躁进小人，岂愿办此？岂能办此？若叔文引用者如柳宗元、刘禹锡、陆质、吕温、李景俭辈，皆知名于时，非佥壬可比，而论者乃诋以居心不正（宋洪迈），冤枉极矣！《旧唐书》一八四，称赞俱文珍忠荩，尤为无识；此因唐末留下之记事，多属小人秉笔，史家不精别择，便昧是非。余尝著论云：“宪宗中宦者计，惑于不愿立太子之谮，切齿叔文（《十七史商榷》七四《程异复用》条，谓‘宪宗仇视其父所任用之人，居心殆不可问。’犹未澈见其私欲。刘禹锡《子刘子自传》谓，上素被疾，诏下内禅，宫掖事秘，功归贵臣，于是叔文贬死云云，即欲为叔文此案辩护；不过禹锡晚年深自引晦，故有匣剑帷灯之隐耳）。文人需次稍久，郁郁不得志如韩愈辈（清《陈祖范文集》一《记昌黎集后》云：‘退之于叔文、执谊，有宿憾，于同官刘、柳有疑猜’，正诛心之论，亦持平之论，吾人不能因彼负文名而从恕也），更诋以新进（按柳、刘同于贞元九年举进士，历十二年而授从六上之员外，尚非甚躁进者），从而群吠之，酿成君臣猜忌，旧新轧轹，阉寺乃隐身幕后，含笑而作渔人。然叔文暨八司马辈非真丑类比周、党邪害正（语本前引《商榷》条），大有公论在也。”（见《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自序》。八司马即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程异。又《顺宗实录》虽有改写，然观愈作《柳子厚墓志铭》，责宗元“不自贵重”，及不能“自持其身”，可推知《实录》固不以叔文为然者）。

    以论叔文个人，则尤有可纪者：“刘辟以剑南节度副使将韦皋之意于叔文，求都领剑南三川，谓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诚于公，若与其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当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将斩之，而执谊固执不可。”（《顺宗实录》四）此叔文遇大事而能不自私且有裁酌于其间者也。得韦皋之助，或足以抗宦官，然去宦官而长藩镇，则犹饮鸩止渴、拒虎进狼耳。抑使无韦执谊之固执而终斩刘辟，又何至辟据蜀邀节钺劳朝廷征伐之师耶。

    次为文宗。宪、敬两宗之弑，唐廷无一人敢抗言其事。大和二年，刘应直言极谏试，策凡五千余言，其切论黄门太横，则言：“以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其恶如四凶，其诈如赵高，其奸如恭、显，陛下又何惮而不去之耶？”其论贪官污吏，则言：“人之于上也，畏之如豺狼，恶之如仇敌，今海内困穷，处处流散，……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又主张“斥游惰之人以笃其耕植，省不急之费以赡其黎元。”考官惮宦官，不敢取，物论皆为叫屈（《旧书》一九○下）。大和末文宗谋去宦官，未始不为刘之言所感动。换言之，此一举措，文宗实主其事，郑注等不过居辅成地位（昭宗天复《昭雪王涯等十七家诏》，有云：“并见陷逆名，本承密旨”，可证），阉寺处此，上无所施其主君摇惑，下无可其两派交争，洎杨承和、韦元素、王践言流徙远州，陈弘志杖杀，王守澄赐鸩，王守涓被诛（弘志即弑宪宗之人，皆大和九年事），事机日逼，兔死狐悲，遂不得不挺而走险，是酿甘露之变。《十七史商榷》九一《训注皆奇士》条，辨《新唐书》本传诡谲贪沓之说，语最公允。当日阉人势盛，士夫固多为作鹰犬者，《新唐书》仅据旧籍转录，正王氏所谓史官曲笔，不可尽恃也。《通鉴》二四五云：“训、注本因守澄进，卒谋而杀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训、注之阴狡”；又二六三评训、注二人云：“况李训、郑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谲诈之谋，翦累世胶固之党”；按处变用权，圣贤所许，因守澄而进，固未能定训、注终身。旧说谓训、注反覆，无非为其谋杀守澄，充彼辈之说，则邪正不分，示人以从恶须终，而绝人自新之路，其为悖理，无待蓍龟。文宗既与郑、李有密谋，（见《通鉴》二四五）则请问头巾书生，应背守澄以诛奸恶乎？抑应念私恩而忘国事乎？大义尚可灭亲，以谋守澄而目郑注曰反覆，直不啻为宦官泄愤。行谲诈之谋，犹不克翦，而谓凭三数人之公言（充其量不过一刘，于国事无大补救），可以翦恶乎？狄仁杰荐张柬之，论者极称其保唐有功；夫五王（柬之与袁恕己、敬晖、桓彦范、崔玄），武后所用，而幽武后者五王，未闻责五王之背武后也。司马光之论郑、李，与《新唐书》之论叔文，同一鼻孔出气，质言之，迂儒不可与言大事而已。然阉宦之怒郑、李、王（涯）、顾（师邕）诸君子，犹未息也，即《翰林学士壁记》之小小留题，亦芟除务尽，藉口曰“文字昧没”，美称曰“粉绘耀明”（皆丁居晦《翰林学士壁记》中语），读史者稍一失察，便为居晦之曲笔所蒙，阉寺之用心，不既阴且狠乎！阉寺之手段，不既毒且辣乎！文宗得不至灭烛之弑（敬宗），少阳之幽（昭宗）者，徒以外乏奥援（如泽潞刘从谏表请王涯等罪名），有所顾忌耳。幸奸邪虽炽，正谊终存，寺人之阴狠、毒辣，可以掩当日之目，不能盲后世之心，可以箝百官之口，不能断史家之腕，吾人生千百年下，犹得发其覆，揭其私，使郑、李、王、顾诸君子之名，不至终于“昧没”。（“阉寺处此”以下一大段，原见前引《壁记注·序》，惟字句先后，略有更动）李潜用记甘露之变，谓之《乙卯记》，李商隐诗只题《乙卯年有感》，都不敢显斥其非（《渔隐丛话》前二二引蔡宽夫《诗话》。大和九是乙卯年），可见当日宦官横行，人敢怒而不敢言之状。

    第三人为崔胤，别见下文。

    宪宗英武，视肃、代、德三宗稍胜，故元和之治，陵驾中唐，如斥刘光琦之分遣敕使赍赦书（元和三年），允许孟容之械系神策吏李昱（四年），抵许遂振于罪（五年），赐弓箭副使刘希光及五坊使杨朝汶死（六及十三年），杖死王伯恭（六年），听裴度言，撤回诸路监军（十二年），又吕全如擅取樟材治第，送狱自杀，郭醉触夜禁，即予杖杀，未尝不奋其刚断，振彼朝纲；然宠任吐突承璀，始终不悟，卒死小人之手，复何闵焉。

    自宪宗而后，除敬宗以太子继位外，无不由宦官拥立：

    穆宗梁守谦、王守澄等。

    文宗梁守谦、王守澄、杨承和等。

    武宗仇士良、鱼弘志。

    宣宗诸宦官。

    懿宗王宗实。

    僖宗刘行深、韩文约。

    昭宗杨复恭、刘季述。

    宦官之中，又以神策派占多数，握兵权也。穆宗之立，神策军士每人赏五十千，六军人三十千，金吾人十五千。敬宗之立，神策军士犹每人赐绢十匹，钱十千，视藩镇之拥立留后，曾无以异，夫何怪复恭有定策国老、天子门生之夸语，而文宗至于泣下沾襟也。（《新唐书》二○七《仇士良传》）

    §§§第十二节武宗之攘外安内

    （一）攘外者逐回纥也。回纥自太和公主出降后，国更三主。开成末，其酋帅与黠戛斯合兵，攻杀可汗，诸部溃散，或奔葛逻禄，或入北庭（时属吐蕃。《新唐书》作安西，非也），唯乌介特勤一部劫公主南来，请假振武以居。武宗听李德裕言，弗欲乘人之危，遣使资以粮二万石，但不允借振武（会昌元）。别有嗢没斯（Ormuzd）特勤一支，于开成五年先至塞上，率二千六百余人来降，特命德裕裒集秦、汉以后外国归化建立功业者三十人，作《异域归忠传》赐之，并赐姓名曰李思忠。

    乌介本军渐逼把头烽（马戴诗作爬头，经余证为今之包头），掠横水，杀戮至多。唐廷对付之法，议论不一，德裕援元和中讨王承宗、李师道，长庆中讨李齐（宣武留后）例，请令公卿集议。奈两次议覆之状，词意空洞，不切事势，于是授刘沔为招抚回纥使，张仲武为东面招抚回纥使，相机驱逐，兼令蕃将何清朝、契通领沙陀、退浑马军六千人助讨（会昌二年九月）。既而沔破回纥于大同军之杀胡山，迎太和公主回京，乌介走依黑车子室韦（会昌三）。其别支那颉啜特勤，先已东逼幽州，为仲武所破（约二年七月），共招降三万人。乌介旋为室韦所杀，余部被黠戛斯收去。走北庭者，后来逾天山取西州，今土鲁番一带之维吾尔，即其遗裔。

    黠戛斯之源流，有加以详述之必要（参《隋史》十四节及《唐史》二节）。其族在汉为坚昆或鬲昆，北周曰契骨，隋曰纥骨，初唐曰结骨，会昌时或翻作纥扢斯，元时常称吉利吉思或乞儿吉思，即前清布鲁特之一，今人亦译柯尔克子，乃极古民族之一。自太宗之后，高宗世再来朝。景龙中，遣使献方物，中宗引使者劳之曰，而国与我同宗，非它蕃比。玄宗世凡四朝献。肃宗乾元初，为回纥所破，遂被隔绝。（《新书》二一七上下及《旧书》一九五）元和时，回纥保义可汗再败之，杀其可汗（参前卅二节）。至开成末，始将漠北回纥逐走，遣使奉太和公主回，中途为乌介劫去。德裕代武宗《与纥斯可汗书》云，“闻可汗受氏之源，与我同族，汉北平太守材气，天下无双。……至嫡孙都尉提精卒五千，深入大漠。……我国家承北平太守之后，可汗又是都尉苗裔”。又云：“但以惜可汗宗盟之国，愿保先名，……便以坚昆为国，施于册命，更加美号，以表懿亲。”“须示邻壤情深，宗盟义重。”（《会昌一品集》六）直视黠戛斯为李陵之裔。余尝谓外族华化，近年研究者颇不乏人，独华族蕃化，尚少人详考。开元年，安西都护盖（汤）嘉惠《西域记》云：“坚昆国人皆赤发、绿睛，其有黑发、黑睛者即李陵之后。”（《会要》一○○）《酉阳杂俎》四云：“其髭、髯俱黑者，汉将李陵及其兵众之胤也。”又《元史》六三《地理志》云：“吉利吉思者，初以汉地女四十人，与乌斯之男结婚，取此义以名其地。”按突厥语qirq此云“四十”，苏俄学者Czaplicka一九一八年著书，亦言北方有此传说。考汉世匈奴屡次入寇，俘虏至多，此等俘虏在漠北曾构成若干突、汉混种（匈奴应为突厥族，别有说），自无可疑。然汉已见坚昆之名（们希和以为坚昆即qirqiz之单数音译），然则上项传说，应发生于汉前，谈民族学者所宜注意之点也。近年苏俄革命后，具居住叶尼塞河（YeniseiR.）之部分，特取我国旧译黠戛斯（Khahes’今哈卡斯自治省）以自称（《回教百科全书》九○七页，苏俄学者巴尔托勒说），而我国人则鲜有知者。

    黠戛斯平回纥后，初时不留居其地；咸通四年（八六三），曾遣合伊难支表求经籍，并拟每年走马请历。又欲讨回纥，使安西以来悉归唐，唐未之许。（《通鉴》二五○）七年，遣将军乙支连岁入贡，派鞍马迎册立使及请明年历日（同上）。中和二年（八八二）与高骈诏云，“黠戛、单阐，并至梯航”。（《旧书》一八二）又大顺元年（八九○），云州赫连铎引其众数万攻遮虏军。（《通鉴》二五八）同年韦昭度等亦有“黠戛斯举勤王之众”语。（《旧书》二○上）自是以还，直迄蒙古崛起（十二纪末），漠北情况只于辽太祖西征（十世纪初）及宋王延德使高昌（十世纪末）两事略见之，各部落如何转徙，殊不明了。

    （二）安内者平泽潞也。回纥甫定，复有泽潞继帅问题：会昌三年四月，刘从谏死，其侄稹秘不发丧，觊觎真授，朝臣多以回纥尚存余烬，请任稹权知军事。德裕独谓泽潞近处心腹，与河北三镇不同，向无承袭，敬宗不恤国务，以从谏继悟，今如再授稹，诸镇谁不思仿效。稹所恃惟在三镇，如得镇、魏不与之同，稹无能为矣。武宗从之，使谕镇帅王元逵、魏帅何弘敬，二人皆听命；于是制削从谏及稹官爵，分命元逵为北面招讨，弘敬为南面招讨，与河中陈夷行、河东刘沔、河阳王茂元合力进攻。弘敬迟疑不出师，乃令忠武（陈许）王宰自相、魏趣磁州以胁弘敬。时稹将迫近怀州，议者鼎沸，谓刘悟有功（斩李师道），不可绝其嗣，从谋又养精兵十万，如何可取？德裕劝帝勿听外议，传谕朝士，有沮议者斩之，众喙乃息。更令王宰改援河阳，使石雄代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节度使，互相钤制。翌年八月，稹内部不和，邢、、磁三州相继降，未几，稹亦为部下所杀，泽、潞等五州平。宋孙甫《唐史论断》下云：“上党拒命，举朝惧生事，不欲用兵，德裕料其事势，奏遣使魏、镇，先破声援之谋，且委征讨之任。魏帅迁延其役，使王宰领师，直趋磁州，据魏之右，魏帅惧，全军以出，又以王宰必有顾望，令刘沔领军直抵万善（怀州），示代宰之势，宰即时进兵。……此皆独任其策。不与诸将同谋，大得制御将帅用兵必胜之术。”又范祖禹《唐鉴》二○云：“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镇，如运之掌，使武宗享国长久，天下岂有不平者乎。”

    此两役之所以成功，皆由武宗能专信德裕，不为浮议所摇惑。德裕以为自德宗后，将帅出兵屡败，其弊有三：一、诏令下军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预闻。二、监军各以意指军事，将帅不得专进退。三、监使选军中骁勇数百为牙队，参战者皆怯弱之士，每战，监使乘高立马，自有信旗，视军势小却，辄引旗先走，余卒相随而溃。因与枢密使约，监军不得与军政，每军千人，听取十人自卫，有功随例沾赏，凡回纥、泽潞两役，皆用此制，自非中书进诏意，更无他诏自中出，故能成其功。毛凤枝评云：“每见赞皇之料事明决，号令整齐，其才不在诸葛下。”（《关中金石文字逸编》九）余谓学者能细读《文饶集》之条议诸作，当助长辨事见识不少。

    以短短四年期间而解决两项困难问题，成功之速，为天宝乱后所仅见。此外武宗朝尚有可纪之两事：

    （三）淘汰僧尼据开元末统计，全国共有寺五千三百五十八所，内僧三千二百四（或三）十五所，尼二千一百一（或二）十三所（《六典》四）。天宝八载闰六月册尊号，度僧尼十二万人。（《沙州文录补》）自元和二年后，累诏各州府不得私度僧尼，敬宗时徐使王智兴在泗州置坛，江准人闻之，意在规避征徭，影庇资产，趋之若鹜，浙西李德裕奏，如不特禁，江淮已南，将失却六十万丁壮。（《旧书》一七四）大和九年七月，亦诏不得度人为僧尼。（《旧书》一七下）及武宗即位，益恶僧尼蠹国，会昌四年三月，先敕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王寺并不许置供、巡礼。（《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同年七月，再下诏力陈释教之弊，毁寺四千六百余区，招提、兰若（aranya，皆私立寺之称）四万余区，勒归俗僧尼廿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祆僧二千余人，收良田数十万顷，奴婢十五万人，比北魏更为澈底。此事虽说道士赵归真等曾与推动，然取寺材葺公廨、驿舍，取铜像、钟磬铸钱，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孙樵云，“民瘼其瘳，国用有加”，允为笃论。宣宗务反武皇所为，诏营废寺，自即位至于大中五年，斤斧之声不绝，樵奏称中户不十，不足以活一髠，（《可之集》五及六）盖有痛乎其言之者。

    （四）裁抑宦寺武宗虽为仇士良拥立，然颇裁抑之；会昌二年将宣赦，或告士良宰相作赦书，欲减禁军衣粮、马草料。士良曰，必若有此，军人须至楼前作闹。德裕等诉于上。上曰，奸人之词也；召两军中尉谕之曰：赦书出自朕意，不由宰相，况未施行，公等安得此言？士良惶恐称谢。翌年，士良遂出宫归第，又明年，追削其授赠官阶，家财籍没。使非武宗消弭未然，何难重演甘露之变，此一事也。旧例，宣学士草制，必经枢密使，时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皆愿悫，不敢预事，故三年崔铉之相，枢密不知。老宦官尤之曰：此由刘、杨懦怯，堕败旧风故也。合前文德裕与枢密约法观之，便见武宗尚能慎选其人，此二事也。会昌五年四月初，敕索左右神策军印，（《巡礼行记》四）此三事也。蓝氏顾谓“不见有任何抑制”，（五五页）未免疏于考史。

    专制君主所不能必得者为寿命，故佛教玄想之涅槃，终不敌道家长生之金丹。宪宗饵柳泌之药而遇弑，穆、武、宣均以饵丹而促寿（穆年三十，武三十二，宣五十），覆辙相寻，曾不少悟。武宗御宇仅逾六载，此后唐事益无可为矣。

    §§§第四章 唐后期农民战争

    §§§第一节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

    从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至唐昭宣帝天祐四年（公元907年），是为唐后期。

    唐顺宗“永贞革新”失败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矛盾，以及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在中央，宦官专权，朋党倾轧，南衙（朝官）北司（宦官）相争，在地方，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宦官、朝臣与藩镇之间既互相勾结，又彼此争夺，朝政异常黑暗。在苛重赋役，剧烈土地兼并和不断自然灾害重重打击下，广大劳动人民饥寒交迫，家破人亡。

    唐后期严重的社会危机，首先表现在统治阶级的极端腐朽，及其内部的矛盾尖锐复杂上。

    唐后期最高统治者大多是纵情享乐、昏庸残暴的皇帝。如唐懿宗，每月举行十余次盛宴，“听乐观优，不知厌倦”，经常在十余万扈从的前呼后拥中，到处游玩。为迎佛骨，“广造浮图、宝帐、香轝、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凤翔法门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其女同昌公主出嫁，“赐金五百万贯，仍罄内府宝货，以实其宅。至于房拢户牖，无不以珍异饰之。又以金银为井栏、药臼、食柜、水槽、釜铛、盆瓮之属，仍镂金为笊篱、箕筐，制水精、火齐，琉璃、玳瑁等床”。两年后，她病死时，唐懿宗又极其奢侈地大办丧事，并惨杀无辜御医韩宗劭等二十多人，囚其亲属三百余名。

    为了维护李唐统治，镇压人民反抗，唐王朝大力强化国家机器，官僚机构无比臃肿，雇佣军队数量惊人。

    早在唐玄宗执政时期，全国官吏已多达三十六万八千余名。“自中世已后，盗起兵兴，又有军功之官，遂不胜其滥”。官僚可从朝廷得到优厚俸禄，享有免除赋役等特权，还能利用职权贪赃枉法，以饱私囊。如唐懿宗时，人们讽刺宰相曹确、杨收和徐商：“确确无余事，钱财揔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贿几时休”。宰相路岩的亲吏边咸，家财“可赡军二年”。甚至一个小小的长葛县令严郜，罢职后能置“良田万顷，桑柘成阴，奇花芳草与松柏交错，引泉成沼，即阜为台”的偌大庄园，其如何吮吸民脂民膏可想而知。唐后期官僚奢侈腐化成风，公卿大夫竞为游宴，沈酣昼夜。

    自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后，唐王朝养兵常八十余万。这些召募的职业兵，不事生产，一切靠朝廷供应，军费开支浩大。唐宪宗元和年间“率以两户资一兵”。至唐穆宗长庆年间，养“兵九十九万，率三户以奉一兵”。

    如此众多的官僚、军队，加上以皇帝为首的贵族、地主、商人和僧道等，组成了一个异常庞大的寄生阶级。元和年间已是“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这种情况，至唐末更加严重。

    唐后期，统治阶级内部为了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尔虞我诈，暗斗明争，闹到乌烟瘴气。

    （1）宦官专权。唐代宦官专权“祸始开元”。宦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官，列戟于门。高力士尤受重用。四方进奏，先呈他，后转唐玄宗，小事由其直接裁决。唐玄宗说：“（高）力士当上，我寝乃安”。朝政开始落入宦官之手。

    安史之乱时，宦官李辅国挟太子李亨北走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建立流亡政府，掌管军权。收复长安后，又押署制敕，政权亦为其操纵。唐代宗时，李辅国恃定策功，更加跋扈，公然对唐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其后宦官程元振“权震天下，在（李）辅国右”。宦官鱼朝恩之放肆又比程元振有过之而无不及。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任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后，中央禁军“全归于宦者”。唐王朝用宦官监军，戍卒不隶于守臣，守臣不总于元帅，至有一城之将一旅之兵，均派宦官监督，全国各地兵权也被宦官把持。宦官还掌握了出纳皇帝诏令的枢密使要职。因此，“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錡将臣，率皆子畜，藩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其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唐后期的穆、文、武、宣、懿、僖等皇帝，均为宦官拥立。唐文宗曾泣下霑襟地哀叹：“朕受制于家奴”，比“受制于强诸侯”的亡国之君周赧王、汉献帝“殆不如！”至于恣意诛戮诸王、妃主和宰相等，更无人敢言了。

    有些皇帝不甘当傀儡，利用朝臣打击宦官。一部分朝臣不满宦官独揽大权，欲借天子招牌以谋取而代之。另一部分朝臣则趋炎附势，以遂私利。太和元年（公元831年），唐文宗与宰相宋申锡密议翦除宦官，为宦官知，便诬宋申锡谋反，迫使唐文宗贬其为开州司马。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唐文宗又和宰相李训、郑注等精心策划了一个以观看天降“甘露”而一网打尽宦官之计，由于关键时刻露了马脚而失败，大批朝臣被杀。大中年间，唐宣宗与宰相令狐绹等再次商量尽除阉贵，亦因密漏未遂。宦官权势更加煊赫。他们卖官鬻爵，贪赃枉法，广占田宅，横征暴敛，生活靡烂，是唐后期统治阶级中最反动、腐朽的势力。

    （2）朋党之争。唐后期，科举竞争激烈，士人只有奔走权门，靠其荐举，才有较大及第希望。荐举者、考试官（座主）、新进士（门生）和同年进士之间，相互提携，逐渐形成朋党。他们与凭借门荫入仕者，彼此轻视、排挤。双方之争，肇端于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制举考试，表面化于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科举舞弊，史称“牛李党争”。李党首领李德裕和郑覃，出身门阀士族，瞧不起庶族地主出身的新贵，说他们“祖尚浮华，不根艺实”，主张朝廷显官宜用公卿子弟，这些人从小熟悉官场，“不教而自成”，庶族寒门纵有出众人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不能尽悉。因此李党秉政时，多拔擢笃守礼法者，而“抑退浮薄”之人。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则认为遴选官吏，应以词采为重。他们不把那些仅凭高门望族或父祖官荫而入宦海的士族后裔放在眼里。其实，两党中人出身并不严格，李党里既不乏进士出身者，牛党里也有靠门荫入仕之辈。唐文宗时，牛李两党相互掣肘，争吵不休，许多政事无法解决。唐文宗深有感触的说：“去河北贼（藩镇）非难，去此朋党实难”。唐武宗继位后，李德裕为宰相，尽斥牛党的官僚。唐宣宗上台后，李德裕被贬死于崖州（今广东琼山）。牛党东山再起，同样不容李党中人于朝廷。牛李党争表面上围绕科举问题，实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唐后期的朋党斗争一直持续至唐亡。

    （3）藩镇割据（请阅本书第一章第一节）。

    唐后期，由于朝政腐败，战乱不已，水利失修，水、旱、虫、风等天灾接连不断，有些地方官出于升迁私利，不准农民报灾，如咸通八年（公元867年），怀州（今河南沁阳）百姓报灾，刺史刘仁规“揭牓禁之”。陕州（今河南陕县）观察使崔荛，对于报灾百姓更加蛮横无理，“指庭树曰：‘此尚有叶，何旱之有？’乃笞之”。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关东发生特大旱灾：“自截至海，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贫者蓬实为面，蓄槐叶为齑，或更衰赢，亦难收拾，常年不稔，则散之邻境；今所在皆饥，无所依投，坐守乡闾，待尽沟壑”。在这样的灾荒年月，官府不仅不予赈济，而且依旧征收赋税，“督趣甚急，动加捶挞”。百姓撤屋伐木，雇妻鬻子，也仅能供催税官吏的酒食之资。百姓对唐统治者“畏之如豺狼，恶之如雠敌”。

    唐僖宗时，翰林学士刘允章在其著名的《直谏书》里所说的国有九破：“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正是上述唐后期统治阶级极端腐朽，政治异常黑暗的写照。

    唐后期严重的社会危机，更突出的表现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矛盾的激化上。具体来说，就是（1）苛重的赋税和差役，（2）剧烈的土地兼并（这两方面，请阅本书第七章第三节）。刘允章《直谏书》中所说的人民“八苦”：“官吏苛刻，一苦也；私愤征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典型地反映了唐后期广大劳苦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悲惨处境。这就是唐末农民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

    唐后期严重的社会危机，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个方面同时表现出来了，一场急风暴雨式的阶级大搏斗即将来临。

    早在唐文宗时，刘于太和二年（公元828年）应贤良方正科的著名对策中就向唐统治者发出了警告。他说：“今海内困穷，处处流散……加以国之权柄，专在左右，贪臣聚敛以固宠，奸吏因缘而弄法”，“土崩之势，忧在旦夕”，如果遇上天灾、瘟疫，则“恐陈胜、吴广不独起于秦，赤眉、黄巾不独起于汉”。刘的话，切中时弊，但执政者恶而不听。

    “不忍见国难危”的刘允章，唐僖宗时再次冒死上书，尖锐地指出，唐末“（人）有八苦而无一乐，国有九破而无一乐”，对于那些“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的天下黎民，如果朝廷再“不理，何以归哉？”终日只知“专务游戏”的唐僖宗，报本“不理”。当然，几声逆耳的忠言岂能打动昏君之心；病入膏肓的唐王朝，也不是任何人间的灵丹妙药所能起死回生的。将它抛入坟墓的历史任务，就理所当然地落到了揭竿而起的千百万唐代劳动人民的肩上。

    §§§第二节唐后期人民反抗斗争

    唐王朝进入后期后，人民反抗斗争进一步发展，唐末爆发的以王仙芝、黄巢大起义为中心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将有唐一代农民战争推向最高峰。

    唐后期人民反抗斗争主要集中在江淮地区。自安史之乱后，江淮地区成为阶级矛盾最尖锐地区，人民反抗斗争也最为剧烈。尽管唐中期人民反抗斗争被唐统治者用剿抚兼施的手段镇压下去了；但是导致起义的各种社会矛盾没有消除，至唐后期，这些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在藩镇割据越来越严重，唐中央势力越来越衰弱的趋势下，唐统治者在江淮地区的军事力量仍然不强。农民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不断发动新的斗争。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和川（今安徽和县）发生饥荒，乌江县“百姓杀县令以取官米”。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和舒州（今安徽潜山）的农民起义军，劫持向京师长安运输贡物的船只，亳州（今安徽亳县）农民起义军，攻打地主豪绅的宅舍，没收货财，历届刺史擒捕不获，被统治阶级诬为“剧贼”。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九月，新任刺史李繁“潜设机谋”，袭击义军大本营，才将其镇压下去。唐文宗太和初，鄂州（今湖北武昌、岳州（今湖南岳阳）一带农民起义军众多，他们利用这里“囊由带江，处百越、巴、蜀、荆、汉之会”的有利地理条件，夺取来往舟楫上官府或富商的财物。太和五年（公元831年），新任鄂岳观察使崔郾，训卒治兵，依据江湖萑蒲丛生不便巨舟航行的特点，建造灵活快速的蒙冲小舰，采取严刑竣罚、跟踪穷追策略，将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吉州（今江西吉安）赤石、徐庄等地的农民起义军凭借险要的山地洞穴，筑栅七所，一面从事农业生产，一面进行反抗斗争。

    唐武宗时，全国各地农民反抗斗争掀起新高潮，江淮一带更是如此。刘大扑领导的数百名义军，以江州与洪州交界的彭蠡湖附近的山洞为据点，进行斗争。从其被统治阶级诬称为“剧贼”，并作为镇压者江西观察使周墀的一大所谓“政绩”来看，这支队伍相当精干、善战。在江南西道和岭南地区，因天旱乏食，饿殍遍野，农民为求生存而相聚起义，“荡覆乡县，势如燎火”，唐王朝命诸道节度、防御使，在辖区山河江海“切加警备，仍差巡检，更于要害处，加置军镇捉搦”，“如能设计擒获贼党二十人已上，并获赃物推问行劫纵迹分明者，量其功绩节给优赏，仍与迁职；如界内有劫杀不能捉获者，亦节级重加惩责，仍委出使郎官御史及所在巡检院切加访察，不得更使因循”。

    唐宣宗大中年间，衡州（今湖南衡阳）邓裴“以湖湘早耗，百姓饥荒”而聚众起义。起义军“剥乱乡间，陵惊郡邑，徒坚党合，事巨寇牢，或据深山，或闭官道，遂使湖岭之外”的地主豪绅惶恐不已。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四月，在湖南团练付使冯少端的围剿下，邓裴被俘，起义失败。寿阳（今安徽寿县）发生饥荒，农民聚众起义，被司农卿浑偘镇压。山南西道的蓬州（今四川仪陇南）、果州（今四川南充）农民，迫于饥寒，依据州境内的鸡山，不仅进攻剑南东川、四川和山南西道广大地区，而且言辞悖慢，深深地刺痛了唐宣宗，他极为愤怒，欲发兵围剿。宰相崔铉建议遣使招降。而当起义军受唐王朝使臣招诱，皆投弓列拜请降时，唐将王贽弘与宦官率领的官军，已偷偷进至山下，将已解除武装的起义军将士竟击灭之。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午），山南东道“封疆险阔，素多盗贼”。该道的襄州（今湖北襄樊市），每年秋天，常有众多的农民起义军“张旂结党，夜出昼藏，谓之山栅”。他们焚烧地主豪绅的庭院，没收其资财，遭到冲击的有产者惶恐不安，到处设置警备。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挑选精兵，别置营屋，列垛设摽，经常训练，又不杂抽差，故行动迅速，作战能力较强。徐商依靠这支“捕盗将”，把起义军打垮。

    在江淮地区人民反抗斗争中，私盐、茶贩占有突出地位。唐后期，随着朝廷对盐、茶控制日趋严格，对私盐、茶贩的镇压也不断加强。唐文宗时，已不是把私盐、茶贩视为一般走私活动，而是按“光火贼例处分”，即视为与农民造反一样血腥屠杀了。但是，无论朝廷刑法怎样苛酷，私盐、茶贩的斗争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愈益活跃。

    唐武宗执政初，江淮地区私盐、茶贩的活动更加频繁。池州刺史杜牧在“寻穷询访”后，向执掌朝政的李德裕上书，详细论述了“群盗如麻”的私茶贩概况：一、江淮私茶贩都是结伙而行，挟持兵杖，与巡查官府进行武装斗争。二、私茶贩在江中劫取财物，入山博茶水劫不便时，则于草市陆劫，杀死富豪，取其钱财。濠、泗、亳、徐、汴、宋等州私茶贩多劫江南、淮南、宣、润等道；许、蔡、申、光等州私茶贩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财物，都是尽贩私茶，北归本州货卖。三、私茶贩与江淮船夫、小商贩及广大民众互为表里，乡村均有兵仗，地方官吏不敢冒然前往捉拿私茶贩。四、江淮镇戍兵力单薄，戍卒宁愿纵容私茶贩而自身受罚，也不敢与其相斗，故难镇压。杜牧认为，“若令宣、润、洪、鄂各一百人，淮南四百人，海船以三十人为率，一千二百人分为四十船，择少健者为之主将，仍于本界江岸，创立营壁，置本判官，专判其事，拣择精锐牢为舟棹，昼夜上下分番巡检，明立殿最，必行赏罚。江南北岸添置官渡，百里率一，尽绝私载。每一宗船，上下交送，是桴鼓之声千里相接，私渡尽绝，江中有兵，安有乌合蚁聚之辈敢议攻劫”，这样，不仅能将私茶贩彻底镇压，而且茶利尽入朝廷公室。李德裕等大臣也向唐武宗当面奏请于淮南、浙西、宣歙、江西和鄂岳等五道，设置游奕船，沿江要害处扎营，经常在江中巡查，严惩贪赃和纵容私茶贩者，酬赏能将私茶贩完全镇压下去者。

    唐宣宗即位后，“茶、盐之法益密。粜盐少私盗多者，谪观察、判官，不计十犯”，“有盗坏与鬻鹻，皆死，盐盗持弓矢者亦皆死刑。”为加强巡查缉捕之力，唐统治者还命专管盐务的巡院，与当地州县联防。又与群臣杂议镇压措施。史称，“今日刑法颇峻”，而“盗贼益烦”，寿阳“有货茶盗斗变难制”。

    唐王朝戒备森严的宫廷屡遭冲击。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四月，在即帝位仅三个月的唐敬宗身边，爆发了一次宫廷工匠起义。染工张韶与占卜者苏玄明“阴结诸工（匠）百余人，匿兵车中若输（染）材者，入右银台门，约昏夜为变。”守卫者疑其载重而诘查，张韶以为事已暴露，遂杀其人，拿出车中兵仗，大呼攻入皇宫。正在清思殿与宦官击毬的唐敬宗“震惊”万分，急忙关闭殿门，狼狈逃至左神策军避难，旋将二太后也接至军中。阉臣仓猝由望仙门出奔，“宫门皆闭，上（唐敬宗）宿于左军，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骇”。张韶等攻入清思殿，登御榻而食皇帝御膳，将各种宝器分给大家。他们又攻打弓箭库，击败卫士的抵抗。左神策中尉马存亮遣左神策大将军康艺全、将军何文哲、宋叔夜、孟文亮，右神策大将军康志睦、将军李泳、尚国忠等率骑兵前来助战。日暮，张韶和苏玄明不幸中箭而死，起义者仍英勇搏斗，至翌日，起义才最后失败。唐敬宗回宫时，宰相帅百官诣延英门庆贺者，亦不过数十人，充分暴露了唐统治集团的腐朽和虚弱。史称张韶是“染坊供人”、“染署工”，则他当是在皇宫染坊服役的工匠。唐代官府手工业中的工匠，有短期服役的短番匠和长期服役的工匠，有些短番匠也常被以“和雇”的名义强迫留下继续服役。服役期间，倍受压榨，“工匠莫学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来奴，妻亦官人婢”的民谣，就是唐代工匠痛苦生活的真实写照。因此张韶一挑头，就有许多染工毅然随着他造反。

    三个月后，染工们的壮举在李唐统治集团中引起的惊悸犹未完全消除，宫闱深处又发生了一次“妖贼马文忠与品官季文德等凡一千四百人将图不轨”的事件。

    唐文宗即位时，京师行政长官就向他奏报长安郊区经常有农民起义军出没，建议官健子弟若要习射，请令本司各制射垛教试，不得将弓箭出城，以防止有人假托习射把兵器送给农民起义军。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底，“如闻近日京城频有寇贼”的诏令，说明唐文宗认可的上述禁令难以阻遏农民起义军的发展壮大，并由京畿逐渐潜入京师活动了。深感威胁的李唐统治集团，认为现有京兆府县的有关镇压机构太少，“防制实难，须假军司，共为捕察”，同时指令皇帝的御林军——左、右神策军，与京兆府联兵追捕农民起义军。凡是他们认为“是杀人及强盗罪迹分明，不计赃之多少”，便予决杀，并将这一诏令颁布全国，“其外县有军镇处，亦准此处分”，妄图以此高压手段，扑灭京师和天下的人民反抗斗争火焰。

    唐武宗崇奉道教，热衷烧炼金丹，以求长生不老。为便于向道士询问神仙之事，迎其“下凡”，他命左、右神策军每日派军健三千于皇宫内苑运土，兴建高一百五十尺富丽堂皇的望仙楼，唐武宗求仙心切，欲楼早成，每日下敕令催筑，甚至取消每年寒食节放假七天的惯例，强迫军健拼命干活。军健“怨恨，把器仗，三千人一时衔声”愤怒抗议，唐武宗非常“惊怕”，急忙赏赐每人绢三尺，放假三天，以免事态扩大。

    少数民族反抗斗争十分活跃。唐后期少数民族起义主要集中在剑南、关陇和岭南三个地区。

    剑南。唐文宗开成年间，剑南东川一带“岁饥，盗赘结，酋豪自王，伪署官吏，发敖，招亡命，联蓬、泸、嘉、荣诸州，蛮落摇乱，根株磐炽”。剑南东川节度使卢弘宣发布告示，进行招谕和威胁，受骗投降的起义群众，强壮者被编入官军，体弱者被遣归乡里，首领遭到捕杀。唐宣宗大中末年，昌州（今四川大足）、泸州（今四川沪州）刺史贪残，以弱缯及羊强迫僚民购买，米麦一斛得钱不及一半，僚民愤怒异常，遂立酋长始艾为王，焚掠梓、潼一带，后被刺史刘成师诱降，七十余名首领牺牲。余部撤至剑南东川，又为节度使柳仲郢招降。唐懿宗咸通三年（公元862年），资州（今四川资中）。泸州夷起义，攻打巴川县。

    关陇。唐文宗太和开成年间，由于封疆大吏禁止商人贩卖党项羌需要的弓矢铠甲，并“恣其贪婪，不顾危亡，或强市其羊马，不酬其直（值），”引起党项羌的怨恨，遂相随聚众反抗，以致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盐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定边）之路梗塞不通。唐宣宗执政初年，居住在夏州（今陕西横山）和松州（今四川松潘）的党项羌，也经常起兵反抗唐王朝的统治，骚扰附近州县。唐统治者发诸道兵征讨，连年无功，劳民伤财。右补阙孔温裕上疏劝谏，唐宣宗大怒，贬其为柳州司马。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十一月，唐宣宗以翰林学士刘瑑为京四招讨党项行营宣慰使。十二月复命凤翔节度使李业（一说李安业）、河东节度使李栻并兼招讨党项使，合两节度之兵进剿。唐宣宗也很清楚，党项羌起而反抗，皆因边帅“多怀贪剋，部落好马，悉被诛求，无故杀伤，致令怨恨”。因此，翌年正月，又以右谏议大夫李福为夏绥节度使，进行招抚。然而进剿与招抚都难以将党项羌的反抗怒火扑灭。同年三月，唐宣宗以宰相白敏中充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等使，发兵时，还亲往安福楼饯行、赐物，开府卫之以禁军，礼与唐宪宗元和年间裴度讨伐淮西时相埒。四月，白敏中军于宁州（今甘肃宁县），远城使史元破平夏党项于夏州三交谷。唐宣宗一方面命夏绥节度使李福继续存抚平夏党项，在银、夏二州境内授以闲田，让其从事生产；另一方面，选择比较廉洁的儒臣，代替原来贪暴的边帅，以平息党项之怨。八月，南山党项也请降。多年的积怨是不可能立即消除的，故第二年四月，党项复扰边。

    岭南。唐后期，西原人民继续进行反抗斗争。唐穆宗长庆初（公元821—822年），容管经略使严公素再次向朝廷上表，建议围剿黄少卿领导的西原义军。自称热悉岭南事的兵部侍郎韩愈，认为他的建议是重复裴行立、阳旻的错误，若行其议，则岭南决无宁日。他主张：（一）将容管经略使从容州迁至邕州，西原义军不敢轻易来攻。（二）在当地招募容邕人为兵，以利攻守，又免劳师费饷之弊。（三）以改元赦免西原义军，并择有才能威望和熟悉岭南事者为经略使，如果处置得当，西原义军必定望风降伏，岭南地区永绝叛乱。唐穆宗没有采纳韩愈的主张，而是坚持进行武力镇压。

    西原义军在黄少卿领导下，不仅打败了官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而且主动出击。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六月，西原义军进击邕州，破左江镇。继而移军钦州，攻克千金镇，刺史杨屿抱头鼠窜于石南栅。翌年正月，西原义军复攻钦州，杀将吏。十一月，西原义军与环王合兵攻占陆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钦州东南），杀刺史葛维。东起今广东西南部，西迄今广西僮族自治区西南部的十八州，均为西原义军之天下。

    唐文宗太和年间（公元827—835年），经略使董昌龄父子多次打败西原义军，“首恶皆擒”，“讨平峒穴，夷其种党”，被俘的起义群众和义军将士，有些被强行分配到附近州县，令自营生，有些则以奴婢之名，赏赐给屠杀义军“有功”的刽子手们，从此，西原义军人民反抗斗争转入低潮。

    西原人民反抗斗争在沉寂了二十七年后，在唐懿宗咸通初（公元860—862年）又重新活跃起来。当时南诏在岭南地区频频进扰，咸通二年（公元861年）南诏入邕州，城邑居人什不存一。连年不绝的战争，使这里的人民遭受了空前浩劫。与此同时，为了更好镇压岭南人民反抗斗争，唐王朝于咸通三年（公元862年）分岭南道为东、西两道，后者的治所设在离西原州较近的重镇邕州，又将桂州管内龚、象二州，容州管内藤、岩二州划归岭南西道，以改变过去“委人太轻，军威不振”状况，加强对西原义军的镇压。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贪虐残暴，“设炮烙之刑，阖境怨之”。因此广大人民只好横下一条心，拿起武器再斗争，“远近罹盗扰”见于皇帝诏书，充分反映了人民反抗斗争的广泛开展，及其对唐统治者的沉重打击。

    唐王朝将从血腥镇压庞勋起义起家的著名刽子手辛谠，调任岭南西道节度使。他到邕州后，派使者与南诏结欢，拆散它与义军中兵力最强的西原浓洞义军的联盟；同时又以美货收买义军的某些首领，妄图扑灭斗争烈火。但是，久经考验的西原义军将士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诡计，他们在广大人民支持下，一直坚持斗争到李唐王朝的覆灭。

    从唐肃宗至德初兴起的西原人民反抗斗争，使一面反抗唐王朝封建统治的鲜艳战旗，在幅员辽阔的岭南地区上空，迎风飘扬了百余年，它不仅为有唐一代农民战争史增添了光彩，而且在中国农民战争的辉煌史册上亦属凤毛麟角。西原人民起义的历史，雄辩地说明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色厉内荏、人民的力量不可战胜，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

    具有反封建性质的兵变不断发生。唐后期，中央政府与地方藩镇为了争权夺利，镇压人民反抗，竞相养兵。由于朝政腐败、士卒待遇菲薄，妻儿不免饥寒，又受将官欺凌，在连绵不绝战争中，充当统治者的牺牲品。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唐秘宗采纳宰相萧俛的建议：“密诏天下军镇，每年限百人内破八人逃死”，称为销兵。被裁减的士卒，生活更加没有着落。有些地方藩镇，是用钱买的官。得官后，千方百计搜括民财，掠夺麾下士卒，以捞回更多东西，时人讥之曰“债帅”。在藩府代移之际，他们又往往奏称仓储丰实，朝廷则以“羡余”多为政绩优，褒其美职高秩，“藩府财赋，所出有常，苟非赋敛过差，及停废将士，减削衣粮，则‘羡余’何从而致，比来南方诸镇数有不宁，皆此故也”。士卒的反抗采取兵变方式。士卒们杀死切齿已久的上司，烧毁官衙、抢掠钱财后，一哄而散。其结果，大多旋被镇压，或为朝廷新任命的节度使用屠杀与欺骗的手段镇压。也有一些兵变士卒逃往山林川泽，或加入当地农民起义队伍。如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六月，河阳军卒愤恨节度使李泳“寓籍禁军，以赂得方镇，所至恃所交结，贪残不法，其下不堪命”。士卒们焚毁节度使衙门，杀死李泳二子，“大掠数日方止”。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五月，湖南军乱，都将石载顺等逐观察使韩琮，杀“待将士不以礼”的都押牙王桂直，被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镇压。六月，洪州都将毛鹤（一说毛合），逐其观察使郑宪。唐宣宗以光禄卿韦宙为江西观察使，征发襄、鄂、许、蔡等邻道兵征讨。韦宙攻克洪州，杀毛鹤等五百余人。同年八月，宣歙将康全泰（一说康全大）逐其观察使郑薰，攻掠郡县，郑薰逃往扬州。淮南节度使崔铉兼宣歙池观察处置使率兵讨伐，康全泰被杀。这些兵变，是统治阶级营垒的分裂，削弱了镇压人民的军事实力。“潭、广、宣、洪，士马纷扰，得以恣其杀戮……贫富相易，父子不相保，人不聊生”的记载，反映了士卒们的反抗对当权统治者的打击，以及后者的恐惧心理。

    北方人民反抗斗争较少。唐后期，北方人民反抗斗争比较沉寂，在西北和广大黄河流域，只有以下规模较小的零星起义，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87年）唐州（今河南泌阳）起义者“昼劫县官”。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起义军相当活跃，以致当地官吏不得不向朝廷奏请将已废的天平、平阴两县，复置平阴县，加强治安，镇压起义军。唐武宗会昌年间，西北边陲的沙州（今甘肃敦煌）爆发了驿户氾国忠、邢兴和张清等倡首的起义。当时占领沙州的吐蕃奴隶主贵族残酷压榨当地人民，其中驿户又受驿将王命铨等的虐待。氾国忠等劫马取甲，夜越重城，千里奔袭沙州。由于蕃官防务松弛，没有料到起义者猝至，人吏散乱，难以抵御。起义者攻入子城，杀死监使，判咄等数名蕃官。蕃官节儿等被迫纵火烧舍，伏剑自裁。氾国忠等后被沙州贺□勾结寺院上层僧侣设诈擒获，钉枷押往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起义失败。唐宣宗大中七年（公元853年）底，华州（今陕西华县）一支力量颇强的农民起义军劫下邽县。

    §§§第三节浙东裘甫起义

    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十二月，浙东“起自农亩”，的裘甫（一说仇甫、求甫）率百人起义，攻陷象山（今浙江象山），屡败官军。明州（今浙江宁波）地方官惊恐万分，昼夜紧闭城门。起义军进逼剡县（今浙江嵊县），“浙东骚动”。浙东观察使郑祗德遣讨击使刘勍，付将范居植将兵三百，会同台州（今浙江临海）军进剿。

    咸通元年（公元860年）正月，裘甫义军与官军大战于台州唐兴县天台山桐柏观前，杀范居植，刘勍仅以身免。裘甫乘胜率千余义军攻打剡县，该县素无武备，“官吏奔骇”，义军据有县城。“开府库，募壮士，众至数千人，越州大恐”。当时浙东、浙西长期安定，人不习战，兵器甲胄多朽钝，士卒不满三百，兵力十分薄弱。郑祗德召募新兵，“军吏受赂，率皆得孱弱者”。他派子将沈君纵，副将张公署、望海镇将李珪率领新兵五百进攻裘甫。二月，两军大战于剡西。裘甫设伏兵于三溪（今浙江嵊县西南）之南，而列阵于三溪之北，拦截溪水上流，但使有水可涉。交战不久，裘甫假意败走，当官军追击半涉溪水时，义军立即决截放水，大水滚滚而至，官军猝不及防，大败，“三将皆死，官军几尽”。裘甫义军取得这些胜利以后，声威远扬，于是原先战斗在山岭海岛间的小股农民起义军，以及其他流亡农民从四面八方前来聚义，裘甫义军迅速壮大到三万，分为三十二队，队有小帅，小帅中刘暀最有谋略，刘庆、刘从简则以勇力著称。远地的农民起义军也“皆遥通书币，求属麾下”。裘甫遂“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废弃唐王朝年号，“改元曰罗平，铸印日天平”，建立农民政权。又大张旗鼓地聚资粮，购良工，治器械，“声震中原”。

    郑祗德一面不断向朝廷上表告急，一面向邻道求救。浙西派牙将凌茂贞（一说凌茂正）将兵四百，宣歙遣牙将白琮将兵三百驰援。这些兵将骄横不法，郑祗德“馈之，比度支常馈多十三倍，而宣、润将士犹以为不足”。他又要当地土军充当与起义军作战的挡箭牌，同时，“诸将或称病，或阳坠马，其肯行者必先邀职级”。这样腐朽的军队，无法派遣，只好龟缩在城里。义军的游骑至越州会稽县平水镇东的小江，城中豪富之家，“储舟裹粮，夜坐待旦，各谋逃溃”。

    “每以越盗为忧”的唐懿宗，见郑祗德懦怯无能，地方官军难以镇压裘甫起义军，决定选派“在安南威服华夷，名闻远近”的前安南都护王式，代替郑祗德为浙东观察使。三月，王式在唐懿宗召见他时说，只要多给他兵，必能节省军费，并迅速镇压裘甫。如果兵少，不能打破义军，拖延岁月，义军势力会更加扩张，江淮一带的义军必将蜂起响应。朝廷财赋尽仰江、淮，如果阻绝漕运，“则上自九庙，下及十军，皆无以供给”。唐懿宗乃摒弃了近臣所持“兵众则餽多”的异议，立即诏发忠武、义成和淮南等诸道兵。

    袭甫分兵进攻衢州（今浙江衢县）和婺州（今浙江金华），婺州押牙房郅、散将楼曾、衢州十将方景深将兵据险拒守，义军难以攻取。袭甫又分兵进攻明州，该州地主豪绅为了保护货财和身家性命，串通一气，“出财募勇士，治器械，树栅，浚沟，断桥，为固守之备”。裘甫又遣兵进攻台州，破唐兴（今浙江天台）。接着，裘甫亲率万余义军攻夺上虞（今浙江上虞），入余姚（今浙江余姚），杀其县丞、县尉，东破慈溪（今浙江慈溪西南），占奉化（今浙江奉化），进诸暨（今浙江诸暨），据宁海（今浙江宁海），诛其县令陈仲通（一说陈仲翁），分兵重新围攻象山，势如破竹，地主豪绅惶惶不可终日。

    朝廷命王式将兵围剿裘甫的诏令下达后，地主豪绅才心神稍安，而正与义军将领饮酒的裘甫却“闻之不乐”。义军将领刘暀对他说：我军有如此旺盛之众而策画未定，实在可惜。又说风闻王式智勇无敌，四十天内一定到来。建议裘甫立即引兵攻占浙东政治军事中心越州（今浙江绍兴），借其城廓，据彼府库，遣五千义军把守西陵（今浙江萧山县西），循浙江筑垒以拒王式，并大集舟舰，伺机长驱进攻浙西，飞跃大江，夺取扬州货财，充实自己，然后还军修守石头城（今江苏南京），“宣、歙、江西必有响应者”，再遣刘从简领兵万人循海袭取福建，这样，国贼之地尽入我手，则终身无忧。刘暀这一建议，在当时有利于打破唐王朝的围剿和起义事业的发展。但是裘甫没有采纳，佯称“醉矣，明日议之”。进士出身的王辂却说“今中国无事”，刘暀之策难以成功，故提出拥众据险自守，陆耕海渔，急则逃入海岛的所谓“万全策”，这实为一个被动挨打的不安全策。史称裘甫畏惧王式，“犹豫未决”，而事实上他是赞许后者的。

    四月，王式至浙东。与一般将帅发兵后立即围剿农民起义军不同，他按兵不动，首先在官军内部修军令，严军纪。经此整顿，“告馈饷不足者息矣，称疾卧家者起矣，先求迁职者默矣”。其次，捕杀为保全身家性命而与义军暗中往来的文武将吏，处罚将吏中横滑者，严门禁、警夜周密，使义军难测其动向。第三，不置烽燧，“选懦卒，使乘健马，少与之兵，以为候骑”，以安定民心，并防止操利刃的勇卒轻易与义军交战而贻误军机。第四，选用龙陂监好马二百匹，召募“习险阻，使鞍马”的吐蕃、回鹘比配江淮者为骑兵，这些人原来处境穷困，王式既犒饮，又赒其父母妻子，皆泣拜欢呼，愿效死”，以加强官军战斗力。第五，“集土团诸儿为向导”，充分利用浙东地主武装配合作战。第六，令义军叛将洪师简、许会能为前锋，使其“立效以自异”。第七，“命诸县开仓廪以赈贫乏”，缓和阶级矛盾，企图以小恩小惠阻止农民起来造反，从根本上切断义军与农民的联系，并防止义军获得粮仓后更加壮大。第八，在上述基础上布置兵力：从诸营士卒及土团子弟中，选拔四千人，使导军分路进攻义军，而府下无守兵者，则以土团千人补充。命宣歙将白琮、浙西将凌茂贞帅本军，北来将韩宗政等帅土团，骑将石宗本率骑兵为前锋，从上虞趋奉化，以解象山之围，号东路军。以义成将建、忠武将游君楚、淮南将万璘帅本军与台州唐兴军合，号南路军。从东、南两面向裘甫义军推进。同时下令“毋争险易（避免打硬仗，减少伤亡），毋焚庐舍，毋杀平民以增首级（与义军争夺民心），平民胁从者募降之（进行诱降），得贼金帛，官无所问（纵容官军抢劫财物，以鼓励士气），俘获者，皆越人也，释之（瓦解义军）”。由此可见，王式在镇压裘甫起义军时，不仅重视军事，而且非常重视政治作用，并将二者结合起来，说明他确实是一个极其阴险狡猾的家伙。

    一切准备就绪后，王式向裘甫义军发起了大举进攻。南路军首先攻占义军的沃州寨（今浙江新昌东南）、新昌寨。四月二十三日，检校尚书工部郎中，前兼台州刺史李师望，奉诏分统义成、武宁、兖海、宣润等道兵一千七百人，与义军大战于天台观前，义军失利，官军占领唐兴县。五月，又大破义军刘暀、毛应天部于唐兴南谷，毛应天牺牲。东路军在宁海破义军孙马骑部。这时，应王式之请，唐懿宗又增派忠武、义成和昭义三道兵至越州助战。王式令忠武将张茵将兵三百屯唐兴，截断义军南出之道；义成将高罗锐将兵三百并拨部分台州土军，直趋宁海，攻打义军。昭义将跌戣将兵四百，助东路军阻遏义军进入明州的道路。接着，王式向义军发起了新的攻势。南路军大破义军于海游镇（今浙江宁海南），起义军退入甬溪洞（今浙江宁海西南）。官军屯于洞口，义军出洞拒战，失利。高罗锐袭破义军别帅刘平天寨，“自是诸军与贼十九战，贼连败”。刘暀对裘甫说，原先如果听从我的计谋入越州，就不会陷入今日困境。他愤怒地杀死王辂等进士，并说：“乱我谋者，此青虫也”。

    不久，高罗锐攻陷宁海，虏逃散之民七千余人。裘甫率万余义军退屯宁海西南陈馆下。东路军在宁海西北的上疁村，击败义军孙马骑部，收降义军将领王皋后，移军大破裘甫，数千义军将士牺牲，裘甫委弃大量缯帛于路以阻追兵。由于王式为防止裘甫撤至海岛坚持长期反抗斗争，已命高罗锐把守宁海东北入海口，又令望海镇将云思益、浙西将王克容将水军巡逻海上，在宁海东与义军将领刘从简率领的水军相遇，刘从简不知官军猝至，弃船走山谷，义军的战船被焚毁十分之七。裘甫遂由险峻的黄罕岭（今浙江奉化西北、剡县东）悄悄撤退，于六月初重新回到剡县。张茵在被俘义军叛徒带领下，翌日跟踪追至，置营垒于剡县东南。越州风闻裘甫又入剡，“复大恐”。王式命东、南两路官军急趋剡县，共同围攻裘甫。

    剡县城防坚固，义军守备严密，官军云集围攻，终不能破城。为粉碎官军欲断剡县水源阴谋，裘甫率军出击，“三日，凡八十三战”，城中的“女军”，也“乘城摘砾以中人（打击敌人）”，打得官军十分疲敝。裘甫“佯讫降”，以便突围。被王式识破后，裘甫又与官军接连鏖战三次。六月二十一日夜，裘甫、刘暀和刘庆率百余将士复以出降的形式打算突围，当裘甫“遥与诸将语，离城数十步”时，被王式早已伏下的官军“疾趋，断其后”，裘甫等措手不及，不幸被俘。刘暀、刘庆等二十余人在越州被王式残酷杀害。义军将领刘从简乘诸将陶醉于“擒（裘）甫，不复设备”，率领五百将士突围至大兰山（在今浙江奉化西北），据险自守。七月初，官军战败义军，刘从简撤至台州，为叛徒杀害。八月，裘甫在长安英勇就义。

    浙东“倚山濒海，易以捍守”，自魏晋至唐，一直是农民进行反抗斗争的重要据点。这种悠久的革命传统哺育了这里农民。裘甫起义前已有不少小股义军活跃在山海间，反映这里阶级矛盾尖锐，革命时机业已成熟。在这样好的条件下，裘甫本可做出更理想一些的起义事业来，但是作为义军领袖的裘甫，缺乏远大目标和战略眼光，没有看清全国起义高潮即将到来，不能根据蓬勃发展的斗争形势，将起义从浙东一隅引向全国并及时提出推翻唐王朝的鲜明战斗口号。浙东官军虽弱，但王式率领大批援军到来后，官军实力已大大增强。裘甫在强敌面前，缺乏敢斗必胜信心，犹豫观望，坐失战机，陷于被动挨打困境。王式仅用六十六天就一步一步地将起义镇压下去。

    裘甫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却拉开了波澜壮阔的唐末农民战争的战斗序幕。这次起义，前后八个月，革命烽火燃遍今浙江一带，屡败官军，杀死地方长吏，严重威胁唐王朝的漕运，威震东南，给予唐末统治者第一次沉重打击。

    §§§第四节庞勋起义

    唐王朝虽将裘甫起义镇压下去，但唐末以来，各种社会矛盾仍在继续激化，农民反抗斗争在全国各地不断爆发，如唐懿宗咸通初年（公元860—862年），寿州枞阳（今安徽六安）义军“四起，其邑将危”，义军设伏于丛莽间，一举击杀裨将何武，“兵尽骸（骇）逃”。咸通三年（公元862年）九月，邕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南宁）军卒发动兵变，驱逐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他狼狈逃至藤县（今广西僮族自治区藤县），“诈为敕书及攻讨使印，募乡丁及旁侧士军以攻邕州”，这种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动辄溃败”。蔡京又到桂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桂林）避难，“桂州人怨其分裂，不纳。（蔡）京无所自容”。咸通八年（公元863年），怀州（今河南沁阳）农民驱逐刺史刘仁规，“相与作乱”，刘仁规藏匿村舍，“民入州舍，掠其家赀，登楼击鼓，久之乃定”。至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在桂州爆发了著名的庞勋起义。

    为了防御南诏的不断进扰，唐王朝曾于咸通三年敕徐、泗二州募兵两千至岭南戍边，分其中八百人守桂州，约定三年代还。六年过去了，徐、泗观察使崔彦曾等仍以所谓军帑空虚，发兵所费颇多为借口，拒绝戍兵多次提出的代还要求，并要他们再戍守一年。戍兵家人将此消息飞书桂州，平时受尽都押牙尹戡，教练使杜璋、兵马使徐行俭等将官欺凌的戍兵们忍无可忍，都虞候许佶、军校赵可立、姚周、张行实、王幼诚、刘景、付寂、王弘立和孟敬文等九人遂乘当地桂管观察使易人而新使未至之机，带领戍兵，于咸通九年七月哗变，杀死都将王仲甫，公推粮料判官庞勋为首领，突入监军院，抢出兵器，“卷旂而归”故乡徐州。

    戍兵们在庞勋率领下，从桂州结队出发，沿途“剽掠，州县莫能御”。朝廷风闻桂州戍兵哗变北归，于八月派高品张敬思“赦其罪，部送归徐州”。庞勋等以为朝廷不追究擅归之事了，故当崔彦曾的使者不断前来“慰抚”时，也多次回书致意，“辞礼甚恭”，并停止剽掠”。九月，庞勋的队伍行抵潭州（今湖南长沙），唐监军“以计诱之，使悉输其甲兵”，要解除戍兵们的武装。而山南东道节度使崔铉，则严兵把守要害之地，企图将戍兵们一举歼灭。他们不敢入境，并开始认识到“朝廷所以赦之者，虞缘道攻劫或溃散为患耳，若至徐州，必葅醢矣”。于是庞勋等人拿出私财，打造兵甲，虚张舟航旗帜，“剽湘潭，衡山两县”，沿江东下，经过浙江西部，进入淮南。

    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懦怯，“以不奉（诛讨庞勋等）诏令”为借口，没有采纳都押牙李湘提出的伏兵高邮县、尽擒戍兵的建议，还“遣使慰抚，供给刍米”以求苟安。庞勋吸收逃亡士卒和贫苦农民加入戍兵行列，“招集银刀等都窜匿及诸亡命，匿于舟中，众至千人”。庞勋等至泗州（今江苏盱眙北），刺史杜一面“飨之于毬场，优人致辞”，一面严加戒备，故戍兵不敢轻举妄动。行至徐城（今江苏盱眙西北）时，庞勋和许佶等对戍兵们说：“吾辈擅归，思见妻子耳。今闻已有密敕下本军，至则支分灭族矣。丈夫与其自投网罗，为天下笑，曷若相与戮力同心，赴蹈汤火，岂徒脱祸，兼富贵可求。况城中将士皆吾辈父兄子弟，吾辈一唱于外，彼必响应于内矣。然后遵王侍中故事，五十万赏钱，可翘足待也”，除赵武等十二人忧惧欲逃外，皆呼跃称善。庞勋杀赵武，遣使携其首于崔彦曾，声称庞勋等远戍六年，怀念乡里，而赵武等“因众心不安，辄萌奸计，将士诚知诖误，敢避诛夷”，以麻痺对方。十月，使者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崔彦曾用严刑逼知真情，乃囚使者。庞勋在符离（今安徽符离），通过邮路致书崔彦曾，提出停止尹戡、杜璋、徐行俭职任，还徐戍卒“别置二营，共为一将”的要求。当时庞勋等离彭城仅一百二十里，阖城惊惧。崔彦曾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商讨对策。团练判官温廷皓说：攻打戍兵有“三难”，而原谅他们有“五害”。“三难”是“诏释其罪而擅诛之，一难也。帅其父兄，讨其子弟，二难也。枝党钩连，刑戮必多，三难也”。“五害”则是，“当道戍卒擅归，不诛则诸道戍边者皆效之，无以制御，一害也，将者一军之首，而辄敢害之，则凡为将者何以号令士卒，二害也。所过剽掠，自为甲兵，招纳亡命，此而不讨，何以惩恶，三害也。军中将士，皆其亲属，银刀余党，潜匿山泽，一旦内外俱发，何以支梧，四害也。逼胁军府，诛所忌三将，又欲自为一营，从之则银刀之患复起，违之则托此为作乱之端，五害也。”诸将也都认为，若放庞勋等入城，“必为逆乱”，后患无穷，不如乘其远来疲弊，将他们镇压。崔彦曾遂一面命牙将田厚简“慰劳”戍兵，进行欺骗，一面命都虞侯元密等将兵三千讨伐庞勋，并命宿州（今安徽宿县）出兵符离，泗州屯兵虹县（今安徽泗县）互为犄角助战。元密等至任山（在今江苏徐州西南）以北数里外埋伏，欲于戍兵进入驿馆后擒杀。庞勋捕得元密的“逻子”（暗探），遂作“偶人”为兵列于山下，悄悄离去，还攻宿州。至深夜，元密始知庞勋已撤走，又恐中伏击不敢追。次日，庞勋至符离，宿州乔翔将兵五百出战于虹县灵壁东的濉水上，望风奔溃。庞勋进击宿州。当时宿州缺刺史，又没有剩余兵将，观察副使摄州事焦璐决汴水以断北路，妄图阻止庞勋进攻宿州。由于水流尚浅，庞勋率军涉水而进，宿州遂为庞勋占领，焦璐狼狈逃走。当时“淮北大水，征赋不能办，人人思乱”。庞勋将从官府没收的货财分给百姓，同时募兵，“亡命者从乱如归”，一日之间参军者数千，大批农民加入庞勋军，桂州戍卒兵变开始向农民起义转化。庞勋加强城防守备，自称兵马留后。次日，元密军始至宿州城外，其时汴水水流已深，元密引兵渡水围城，“会大风，贼以火箭射城外茅屋，延及官军营，士卒进则冒矢石，退则限水火，贼急击之，死者近三百人”。当天夜里，庞勋使妇人打更，搜集三百艘大船，满载资粮，在夜色掩护下悄悄撤离宿州，顺汴水而下，向泗州驶去。翌晨，元密始知，“狼狈追之”。由于未暇进食，追及庞勋时，既饥又乏。庞勋停舟河堤下，伏兵千人于舟中，列阵堤外迎敌。元密军将至，阵上的庞勋军都走投陂中，元密以为怯战而逃，纵兵追击。这时，伏兵从舟中突然杀出，前后夹击，“自午及申，官军大败”。元密始知中计，慌忙引兵逃走，“陷于荷涫，贼追及之，密等诸将及监阵敕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余皆降于贼，无一人还徐（州）者”，“亡命者归贼如市”。庞勋从被俘官军知彭城无备，遂乘胜北渡濉水，踰山直趋彭城。崔彦曾一面移牒附近州县求救，一面堵住城门，强迫百姓上城防守，“悉诛贼家属”，但“内外震恐，无复固志”。唐朝末年，彭城结聚山林的小股农民起义不断出现，咸通四年（公元863年），农民起义军还曾一度攻“入徐州，杀官吏”。唐统治者对他们或血腥镇压，或招入军中，或遣送到岭南戍边，庞勋麾下的骨干许佶、赵可立、姚周、张行实等就是当年“徐州群盗，州县不能讨，招出之，补牙职”。庞勋带领六、七千人的队伍，打回彭城，慰抚城外居民，“无所侵扰，由是人争归之”。义军很快攻克外城，崔彦曾退保内城。广大民众帮助义军攻城，“推草车塞门而焚之”。庞勋率军在大火浓烟中四面斩关而入，拿下彭城，活捉崔彦曾等文武官员，将戍兵们痛恨的尹勘、杜璋和徐行俭“刳而剉之，尽灭其族”，当天就有一万余人参加庞勋队伍。庞勋以许佶为都虞候，赵可立为都游奕使，“党与各补牙职，分将诸军”。又命原徐州旧将刘行及将千五百人屯濠州（今安徽凤阳东），李圆（一说李员）将二千人屯泗州，粱丕将千人屯宿州，“自余要害县镇，悉缮完戍守”，建立政权。

    由于彭城向为关东重镇，感化军节度使治所，“自隋氏凿汴以来，彭城南控埇桥，以扼汴路，故其镇尤重”。庞勋占领该城，沉重地打击了唐统治者，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民众的反抗斗争。因此，庞勋扩军，民众踊跃参加，“至父遣其于，妻勉其夫，皆断组首而锐之，执以应募。”“不旬日，其徒五万”。原先活跃在光州（今河南潢川）、蔡州（今河南汝南）、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兖州（今山东兖州）、密州（今山东诸城）、沂州（今山东临沂），以及淮浙一带的小股农民起义军，也相继投奔到庞勋的旗帜下，桂州戍兵哗变已发展为戍兵与农民相结合的农民大起义了。

    庞勋命谋士周重起草了一道表文，上奏朝廷，声称“臣之一军，乃汉室兴王之地，顷因节度使刻削军府、刑赏失中，遂致追逐。陛下夺其节制，翦灭一军，或死或流，冤横无数。今闻本道复欲诛夷，将士不胜痛愤，推臣权兵马留后，弹压十万之师，抚有四州之地。臣闻见利乘时，帝王之资也。臣见利不失，遇时不疑，伏乞圣慈，复赐旌节。不然，挥戈曳戟，诣阙非迟”。就是说，庞勋打算拥兵徐州，要求唐王朝承认现状，任命他为节度使，否则就要率军打进长安，称王称帝。

    尽管唐统治者不同意庞勋提出的要求，但却要利用这一点因而抚之，一面派人不断与庞勋周旋，一面利用争取到的时间，调兵遣将，以便时机成熟时，一举将起义镇压下去。庞勋对唐统治者的阴谋缺乏认识，没有乘攻下彭城、广大农民革命热情高涨的大好时光，猛烈扩大战果，把斗争推向新高潮，而是相反，在政治上，消极等待唐王朝的任命，他因而不杀崔彦曾等也是出于求节钺的需要。在军事上则采取满足于抚有四州之地的保守主义方针。总之，把自己局限于徐州及其附近一隅，没有及时提出符合广大农民愿望和要求的明确斗争钢领，涣散了斗志，整个起义陷于被动局面。因此，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尽管庞勋义军打了一些胜仗，但进展显然迟缓。

    刘行及攻打濠州，至涡口时，“道路附从者增倍”。濠州兵仅数百，刺史卢望回素无设备，不知所措，遂“开门具牛酒迎”义军。而泗州刺史杜却早已“完守备以待之，且求救于江、淮”。故当义军将领李圆的百名前锋至该州时，杜假意迎劳，诱入城中全部杀害。李圆率军围攻，杜凭坚拒守。由于泗州地当淮河与通济渠交会处，向为兵家必争之冲要，庞勋增兵至万余，但终不能攻拔。十一月，徐州邻近诸州也纷纷派兵占据要害之地，以对抗义军。不过，因其兵少，义军势众，故屡败于义军，义军攻破鱼台、金乡、砀山和单父等十余县。

    唐王朝派高品康道伟赍敕书至彭城，进行“抚慰”。庞勋亲至郊外迎接，“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陈甲兵，号令金鼓响震山谷，城中丁壮，悉驱使乘城，宴请康道伟于毬场，使人诈为其他义军降者数千人，“诸寨告捷者数十辈”。庞勋这样做，一是以示欢迎，二是（更主要的）显示自己的实力。康道伟回京时，庞勋“复作求节钺表，附道伟以闻”。有人见庞勋热衷求节钺，就乘机进言：“留后止欲求节钺，当恭顺尽礼以事天子，外戢士卒，内抚百姓，庶几可得”，庞勋“虽不能用”，但颇为欣赏，故在唐皇帝死亡的所谓国忌日，遵照朝廷惯例至寺院行香，犒劳将士时，也象地方节度使一样，先向朝廷所在的西方拜谢。

    唐王朝一切准备就绪后，又遣敕使至徐州，继续与庞勋周旋。庞勋以为必赐旌节，“众皆贺”。而敕使带来的只是“但赍崔彦曾及监军张道谨，贬其官”，而无节钺。庞勋大失所望，“遂囚敕使，不听归”。

    接着，唐王朝以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当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征发魏博、延、义武、凤翔诸道兵以隶三帅。同时命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浑、达靼和契苾酋长各帅其众，共“二十万”人，分南、北两路讨伐庞勋义军。又诏司农卿薛琼出使淮南、庐、寿、楚等州，“点集乡兵以自固”，利用反动地主武装协同作战。

    当时“两淮郡县多陷，唯杜守泗州”。庞勋因李圆久攻泗州不下，以吴迥为将，昼夜“百道急攻”。敕使郭厚本将淮南兵一千五百人救泗州，至供泽镇（在今江苏淮阴县境），畏惧义军，逗留不进。泗州团练判官辛谠，夜乘小舟潜至洪泽镇求教，郭厚本不答应。吴迥攻泗州更急，城中几不能御。辛谠复往郭厚本处求救，受到淮南都将袁公弁反对，经辛谠力争，又“恸哭终日”，郭厚本才发兵五百（一说三百）。辛谠驱兵至淮北进攻吴迥，杜倡于泗州城上布兵与之呼应，义军败走。庞勋命刘佶将精兵数千驰援吴迥，再攻泗州。濠州义军将领刘行及遣其将王弘立引兵前来助战。唐镇海节度使杜审权也命都头翟行约将四千官军救泗州。义军歼翟行约于淮南后，进围郭厚本和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派来援救泗州的李湘率领的五千官军于都梁城（今江苏盱眙南）。义军致书于令狐绹，表示只要朝廷赐予节钺，就立即归顺，令狐绹在向朝廷奏请节钺的同时，命李湘戍守淮口，不得随意行动，因而李湘军。解甲安寝，去警彻备，日与贼军相对，欢笑交言”。十二月初，义军发起突然袭击，步骑直捣李湘营垒，其军猝不及防，“五千人皆被生絷（活捉）”，一举攻占都梁城，并将俘获的李湘，郭厚本押送徐州。义军遂占据淮口，切断了东南漕运入长安之路。此后义军设置水寨，用铁索横断淮水，昼夜不息地急攻泗州。

    为了打破唐王朝的战略包围，庞勋乘诸道官军尚未到齐之机，主动出击。当时，康承训军扎营新兴镇（今河南宁陵县南），屯兵柳子镇（今安徽宿县西北）的义军将领姚周出兵拒战。仅万人的康承训寡不敌众，退屯宋州（今河南商丘），以待援兵。庞勋分遣其将丁从实等各将数千人南攻舒州（今安徽潜山）、庐州（今安徽合肥），北击沂州（今山东临沂）、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占领沭阳（今江苏沭阳）、下蔡（今安徽风台）、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巢县（今安徽巢县）、滁州（今安徽滁县）、和州（今安徽和县），杀滁州刺史高锡望，和州刺史崔雍望风而降。

    闰月，戴可师将兵三万（一说二万）在淮南进攻义军。义军多次失利，“尽弃淮南之守”。戴可师进而围攻都梁城。城中义军很少，遂诈称“方与都头议出降”。他以为义军窘迫欲降，就主动后退五里。义军于深夜从城西涉水撤出都梁城。翌日清晨戴可师入空城，恃胜不设备。恰逢大雾弥漫，濠州义军将领王弘立抓住战机，率军数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由捷径奔袭都梁城。戴可师正大醉，“官军不及成列，遂大败，将士触兵及溺淮死，得免者才数百人，亡器械、资粮、车马以万计，贼传可师及监军、将校首于彭城”。庞勋借此大捷之威，进围当时江、淮往来唯一要冲——寿州（今安徽寿县），夺取诸道向朝廷缴纳的贡献和商人货财，再次切断了唐王朝的汴路漕运，给唐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庞勋又“作露布，散示诸寨及乡村，于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

    庞勋不仅以凌厉的攻势一举打垮了官军的南面进攻，而且在北面战线上也粉碎了敌人的政治诱降，王晏权“数月招携，啗之以利，民口卒无革心者”。王晏权是王智兴侄儿。唐王朝以其为北线之帅，本欲借王智兴原在徐州多年为将帅的“威名”，“以怖贼，及是，反为贼困，不敢战”。义军向王晏权发起多次进攻，“王晏权兵数退衄”。

    在有利形势下，庞勋没有趁势转入外线作战，而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都梁城大捷后，庞勋“自谓无敌于天下”。进围寿州后，“勋益自骄，日事游宴”。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惧怕义军继续进攻淮南，利用庞勋求节钺的弱点，遣使表示“许为奏请节钺”。对唐统治者仍抱有幻想的庞勋，“乃息兵俟命”，令狐绹则“收散卒，修守备”，伺机卷土重来。

    唐王朝在命诸道兵急赴战场的同时，又走马换将，把丧师怯战的王晏权和令孤绹撤职，以左卫大将军马举（一说马士举）为淮南节度使，充徐州南面招讨使，以泰宁军节度使曹翔为徐州北面招讨使，屯兵于滕县（今山东滕县）、沛县（今江苏沛县）。前天雄节度使何全皞也遣其将薛尤将兵一万三千人助战，军于丰县（今江苏丰县）、萧县（今安徽萧县西北）从西北威胁义军大本营——徐州，康承训则将诸道军七万余人屯柳子之西，自新兴至鹿塘（今安徽永城南）三十里，壁垒相望，从西南进逼徐州。在官军重兵压境三面包围下，义军处境十分不利。因为义军分戍四境，兵力分散，徐州城中义军不到数千人，义军诸寨还纷纷要求增加兵力。由于应募者寡，“民多穴地匿其中”，庞勋派人“搜掘为兵”。同时，与庞勋一起哗变的桂林戍兵“尤骄暴，夺人资财，掠人妇女，勋不能制”，逐渐丧失了人心。因此，义军控制的。境内之民皆厌苦之，不聊生矣”。当时江淮地区又有旱灾和蝗虫，野心勃勃的义军将领孟敬文甚至企图取庞勋而代之。

    咸通十年（公元869年）正月，官军进攻丰县，庞勋命心腹将将兵三千驰援。进攻海州的义军，因遭官军破坏桥梁的暗害和伏兵的突袭而全军覆没。进攻寿州的义军也被从淮、浙而来的官军所破，损兵数千。辛谠搬来的浙西官军携带米、盐，则在楚州（今江苏淮安）突破义军水陆防线，进入被围的泗州城。

    二月，义军将领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请独将所部三万人破康承训军，得到庞勋赞同。王弘立引兵渡过濉水，袭围鹿塘寨，“自谓功在漏刻”、麻痹轻敌，在沙陀骑兵和寨中官军的反击下，义军大败，“官军蹙之于濉水，溺死者不可胜纪，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斩首二万余级。弘立单骑走免，所驱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复还营，委弃资粮器械山积”。为了瓦解义军，唐王朝救令“诸军破贼，得农民，皆释之”，故此后每当义军与官军作战时，有些义军就溃散。三月，康承训打败王弘立后，率军进逼柳子，与义军守将姚周“一月之间数十战”，其后康承训因风纵火，姚周弃寨撤退时，又遭沙陀骑兵追击，“自柳子至芳城，死者相枕”。姚周将麾下数十人（一说十骑）奔宿州。该州义军守将梁丕“素与之有隙，开城听入，执而斩之”。周重声泪俱下地对庞勋说：“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谋，今一旦覆没，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号，悉兵四出，决力死战”，又劝庞勋杀崔彦曾，义军将领都表示赞成。

    在此生死存亡关头，庞勋当机立断，接受了周重的建议。四月，庞勋杀死崔彦曾及其幕僚等，并“断淮南监军郭厚本、都押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训军”，同时召开大会，对大家说：“勋始望国恩，庶全臣节；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勋与诸君真反者也，当扫境内之兵，戮力同心，转败为功耳”，“众皆称善”。庞勋的言行说明他在残酷的斗争中逐渐认清了唐统治者的虚伪面目，毅然改正求节钺的错误，决心与敌人血战到底，因而得到了广大义军将土热烈拥护。庞勋命全城男子集于毬场，挑选丁壮，得三万人，重新制办了旗帜，组建了新军。许佶等共推庞勋为天册将军、大会明王。他谦逊地辞去了王爵。此后庞勋再也没有向唐统治者求节钺，并以极大努力领导义军顽强战斗，但为时已晚，当时整个局面已不利于义军。

    由于魏博官军屡围丰县，庞勋决定首先从此打开缺口。他深夜潜入城中，纵兵围困近丰县城的一座官军营寨作诱饵，伏兵要害之地，以消灭运动中的大量援敌。另外四寨官军果然来救，被伏兵杀二千人。魏博军畏惧义军势众，“知（庞）勋自将，惊而溃”。正在围攻滕县（今山东滕县）的曹翔风闻魏博军溃散，赶紧引兵退保兖州（今山东兖州）。义军“悉毁其城栅，运其资粮，传檄徐州”，出师数日，“摧（敌）七万之众”，声势复振。

    庞勋乘丰县之胜引兵西击康承洲，至萧县，又约襄城、留武、小睢等寨义军共五、六万人，准备于四月二十九日夺回柳子。庞勋的进一军事计划不幸被混在义军中的淮南败卒密告康承谰，后者立即秣马整众，暗中设下伏兵。襄城等地义军先至柳子，中伏败走。庞勋仓促引兵自三十里外奔赴柳子时，诸寨义军已败，庞勋军“皆不战而溃”。康承训倾巢而出追击，以骑兵邀前、步兵蹙后，两面夹击，义军损失数万人，“（庞）勋解甲服布桥而遁，收散卒，才及三千人，归彭城”。

    马举将精兵三万，分三路北渡淮河援救泗州，他用纵火焚栅之法，打败义军，义军大将王弘立英勇战死，吴迥退深徐城，义军不得不从围攻七月之久的泗州撤围。五月，当沂州（今山东临沂）官军围攻下邳（今江苏邳县南）时，庞勋命郑镒率所部援救，郑镒见庞勋屡败、官军势强，率部投降了官军。

    六月，唐王朝又诏黔中观察使秦匡谋参与围剿。马举从泗州出兵攻打濠州，占领濠州管辖的招义（今江苏盱眙西）、锺离（今安徽凤阳东北）、定远（今安徽定远东南）。义军将领刘行及在濠州城外筑寨拒守。马举用佯攻其西、猛击其东南之策，焚毁其寨，刘行及退入城中坚守。马举在城东、南、西三面掘堑，继续围攻濠州。庞勋命吴迥屯兵淮水北岸，助刘行及御敌。马举派兵攻打吴迥，义军损兵数千，营寨被平毁。唐王朝又以神策军将军宋威力徐州西北面招讨使，将兵三万屯军丰县与萧县之间。曹翔引兵相会，共同进遥徐州。

    七月，康承训攻克临涣（今安徽永城东南），进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占领滕县（今山东滕县），进击丰县、沛县（今江苏沛县）。

    在敌人步步进逼、义军不断失利情况下，义军内部矛盾也日益暴露。一些义军叛逃，保据山林，反过来劫杀义军，其中尤以五八村最甚，叛徒陈全裕拥叛卒数千人，“战守之具皆备，环地数千里”，深为义军之患，后被康承训招降。沛县义军守将李直诣彭城计事，裨将朱玫举城降于曹翔，并在其指使下，攻占义军的丰县、徐城和下邳。庞勋兵攻打陈全裕和朱玫，皆不克而还。小校诸葛爽见庞勋势衰，遂裹胁百余人，与泗州守将阳群（一说汤群）降唐。蕲县（今安徽宿县南）土豪李兖也杀义军守将，举城降于康承训。

    康承训乘机长驱直进，攻拔宿州之西的第城驿，围困宿州。宿州是义军拱卫大本营——徐州的重要屏障。义军将领张儒、刘景、张实等将兵数万，列壁相望，环水自固，以拒官军。张实向庞勋建议道：“今国兵尽在城下，西方必虚，将军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亳之郊，彼必解围而西，将军设伏要害，迎击其前，实等出城中兵蹙其后，破之必矣”。庞勋采纳其策，命其父庞举直和许估镇守徐州，亲率二万义军西征，力图扭转不利战局，挽救起义大业。

    同年八月，康承训焚毁宿州外塞，义军退保罗城。康承训见硬攻不行，就“遗辩士以威动（张）玄稔”。宿州把守子城的义军将领张玄稔，原系徐州旧将，“尝戍边有功，虽胁从于贼，心尝忧愤”。见官军攻城甚急，宿州危在旦夕，遂夜召亲信数十人谋划投降。他派心腹张皋深夜前往康承训营联络，以便里应外合。九月，张玄稔一伙用突然袭击的诡计杀害张儒、刘景等人，开门出降，康承训兵不血刃地垂手而得宿州。张玄稔还引狼入室，向康承训献毒计道：“今举城归国，四远未知，请诈为城陷，引众趋符离及徐州，贼党不疑，可尽擒也”。他纵火焚宿州，如城陷军溃之状，引兵至符离，符离义军不知其诈，张玄稔杀守将，收兵万人。张玄稔至徐州，围而不攻，先向城上义军发起攻心战，说“朝廷唯诛逆党，不伤良人；汝曹奈何为贼城守？若尚狐疑，须臾之间，同为鱼肉矣”。潜伏在徐州城里的崔彦曾亲信原徐州故吏路审中，偷偷打开徐州“南白门，官兵入”，庞举直、许佶率领义军将士坚守子城，“拒守者三日”。在从北门突围时，庞举直和许佶不幸被追兵击杀，义军将士临危不惧，萸勇杀敌，宁愿赴水而死，也不屈膝。

    康承训占领徐州后，立即引步骑八万追击庞勋。庞勋奔袭宋州（今河南商丘），虽陷其南城，终因城中有备，难以攻取，遂强渡汴水，南攻毫州（今安徽毫县）。康承训军先锋朱邪赤心所将数千骑兵尾追而至。庞勋引兵循涣水东进，将归彭城，未进饮食，至蕲县，将渡涣水。唐将李兖“发桥，勒兵拒之”。九月九日庞勋至县西，官军大队人马赶到，向义军发起总攻，庞勋及义军将士忍饥英勇抗敌，终因众寡悬殊而失利，庞勋英勇战死，近万名义军将士捐躯，其余绝大多数义军将士宁投水死也不苟活，表现了农民起义军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宋威攻取萧县，宿迁等寨降于军官。但是，濠州义军在吴迥率领下巍然屹立于敌人深堑重围中，孤军奋战，儿童和妇女也“运薪塞隍”御敌，马举“白夏及冬不克”。十月，义军粮尽，才不得已夜中突围，吴迥在招义牺牲。至此，庞勋起义失败。

    庞勋起义是继裘甫起义后又一次大规模人民反抗斗争，是对唐末统治者的第二次沉重打击。在短短的一年零二个月里，起义军转战于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湖南、安徽、浙江、江苏、河南及山东广大地区，攻占过徐、宿、濠、滁、和等“十余州”，拥“众二十万”。庞勋起义军“斩官吏”，打得官军数易将帅，狼狈不堪。特别是庞勋起义军一再截断江淮至长安的漕运通道，卡住了唐王朝的经济命脉，几置其以死地。由于“庞勋盗据徐州，久屯戍卒，连年飞，物力方虚”，“罄国币以佐军”，不仅大大加剧了唐王朝本已极其困窘的财政危机，而且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如专权宦官以镇压庞勋为借口，讽令地方藩镇贡奉助军钱，并从中索贿。检校兵部尚书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牛蔚，“尽索军府之有三万端匹，随表进纳”，没有另给宦官重贿，“中官怒，即以神策将吴行鲁代还”，庞勋起义还打乱了唐王朝封建统治秩序，咸通十年正月，“以徐州用兵罢元会”，甚至不得不破例，“礼部贡举，宜权停一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天下缘此以至瓦解”的史论，就是这次起义在有唐一代农民战争史上重要地位的写照。

    正因为庞勋起义猛烈地冲击了唐王朝的反动统治，唐统治者恼羞成怒，在将起义血腥镇压下去后，还要对起义军将士和起义军群众报复，如官军攻占徐州后，“悉捕戍桂林者亲族斩之，死者数千人”。在《平徐州推恩制》中，凡庞勋亲属及桂州回戈逆党为贼胁从、及纵因战阵拒敌官军、招谕不悛、惧法逃走”者，列为惩处对象，并特别规定：徐、宿、濠三州城内，“庞勋及桂州逆党亲属，并为庞勋腹心谋议凶徒，须加刑戮”。对于逃亡义军将士，张贴告示，要他们“两月内所在陈首”投降，还要对起义将士和起义群众在起义过程中捣毁、或没收的地主豪绅的田宅、仓窖等产业归还原主。

    广大义军将士和起义群众没有被唐统治者的血腥屠杀和经济剥夺所吓倒、征服。幸存下来的部分义军将士和起义群众，继续坚持斗争。史称：庞勋“余党犹相聚闾里为群盗，散居兖、郓、青、齐之间”。唐统治者十分恐惧，宰相路岩、韦保街上表弹劾康承训“不能尽其余党”之罪，唐懿宗将其贬为蜀王傅、分司，旋再贬力恩州司马。又命徐州观察使夏侯瞳“招渝”。义军将士不为所骗，依然进行反抗斗争。唐传宗即位初，反抗斗争更加活跃，“州县不能禁”，朝廷“敕兖、郓等道出兵讨之”。这时新的革命高潮已经来临，王仙芝、黄巢起义相继在山东爆发。这支队伍，有可能和王仙芝、黄巢率领的起义大军相结合，一起进行彻底推翮李唐黑暗统治的新斗争。

    §§§第五节王仙芝起义

    裘甫、庞勋起义虽然先后被镇压下去，由于促成这些起义爆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并未解决，并且日趋激化，所以农民反抗斗争仍在发展之中。

    庞勋起义失败不久，光州（今河南潢川）农民就把刺史李弱翁驱逐了。翌年四月，宰相路岩充西川节度使，当他出长安时，“路人以瓦砾掷之”，为防止遭到百姓更历害袭击，路岩请求权京兆尹“发人防卫”。乾符元年（公元874年）十二月，商州（今陕西商县）刺史王枢，“以军州空窘，减折籴钱”，不堪压榨的民众“相帅以白挺殴之，又殴杀官吏二人”，新任刺史李浩杀民众李叔汶等三十余人，尽管朝廷谏官们污蔑农民造反是“乱上下之分”，要“严诛以惩来者”，然而，也不能否认“刺史不道，百姓负冤”的事实。正因为百姓“无所控诉”，遂相聚起义，“所在蜂起”，终于发展为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

    乾符二年（公元875年）五月，濮州（今山东鄄城东北）人王仙芝在濮阳（今河南濮阳南）聚集数千人起义（一说有众三千），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向天下诸道发布声讨唐王朝的檄文，“言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号召全国广大农民起来造反。王仙芝手下有尚君长、柴存、毕师铎、曹师雄、柳彦璋、刘汉宏和李重霸等骁将，在今河南、山东等地攻州打县，夺取地主豪绅的财物。

    六月，王仙芝攻占濮州、曹州（今山东曹县北），天平节度使薛崇出兵镇压，被义军击败。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西南）人黄巢，与其兄弟黄思邺（一说黄邺）、黄思厚、黄万通、黄揆、黄秉、黄存、黄钦和外甥林言等聚众数千人起义，响应王仙芝。他与王仙芝一起“攻剽州县，横行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在王仙芝、黄巢起义军的推动下，农民反抗斗争迅猛发展起来，至同年十一月，农民起义军“剽掠十余州，至于淮南，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

    刚上台的唐僖宗急忙诏令淮南节度使、忠武节度使、宣武节度使、义成节度使、天平节度使和监军，加紧“讨捕及招怀”，妄图用军事镇压和政治诱降的软硬兼施手段，将方兴未艾的农民起义扑灭。

    同年十二月，王仙芝攻打沂州（今山东临沂），官军守城拒战。平卢节度使宋威上表朝廷，请求以步骑五千别为一使，兼帅本道之兵讨伐农民起义军。唐僖宗遂以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特赐禁军三千，甲骑五百，并命河南地区藩镇所遣诸军均由宋威指挥。

    乾符三年（公元876年）正月，天平军节度使遣将张晏等援救沂州，当该军还至义桥时，“闻北境复有盗起”，留其抵御，张晏等不服从命令，并叫闹着回天平军节度使驻地郓州（今山东东平）。都将张思泰、李承祐走马出城“裂袖与盟”，以美酒佳馔慰谕，才将他们敷衍走。为防止事态扩大，唐王朝只得诏令本军进一步抚慰，不许追究。

    二月，唐王朝诏令福建、江西、湖南诸道观察、刺史，都要训练士卒；同时诏令天下乡村设置弓刀鼓板，组织地方武装，“以备群盗”。四月，又密诏宣武节度使、感化节度使和泗州防御使挑选精兵数百，于巡内游弈，“五日一具上供钱米平安状闻奏”，以免东南地区运往长安的漕运网船为农民起义军夺取。

    七月，宋威将兵击王仙芝于沂州城下，义军失利。鉴于官军势强，义军兵力尚弱，为了保存实力，王仙芝遂避开优势之敌，化整为零。宋威捕捉不到义军去向，便向朝廷谎报战功，奏称“（王）仙芝已死”，遣散诸道人马，他本人也回青州（今山东益都西北）老窝去了。王仙芝迅速集结队伍，继续攻打州县，故为时不过三日，正当朝廷文武百宜弹冠相庆“胜利”时，州县的告急奏报已纷纷飞入京城。唐僖宗复命诸道兵进讨，而刚得休息的兵士皆忿，思乱。

    王仙芝乘敌人兵力空虚之机，于同年八月长驱西进，攻占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上任伊始的郏城令陆存，“微服将遁”，为义军俘获。他伪称做饭的“庖人”，义军首领命其溲面煎油作食。因久作不成，吓之以剑。陆存惊慌失色，“急撮面，两手速拍曰：‘祖祖父父，世业世业”，狼狈不堪，“众大笑”。王仙芝“不十日破八县”，兵锋直指东都。

    唐僖宗大为恐慌，急命忠武节度使崔安潜主动出击，从义军背后插一刀，同时火速调兵增援。他命昭义节度使曹翔，将步骑五千，与义成节度使共卫东都宫。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镇守洛阳。又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选步骑二千北上驻军汝州（今河南临汝）、邓州（今河南邓县）要道。凤翔节度使令狐绹和邠宁节度使李侃选步兵一千、骑兵五百进屯屏障长安的战略要地陕州（今河南陕县）和潼关（今陕西潼关），拼凑起一条以洛阳为中心的防线，妄图阻遏王仙芝西进，并将义军聚歼于洛阳东南部一带。在官军云集、敌强我弱形势下，九月初，王仙芝毅然率军猛攻汝州城，在城东苦慕店，除一骑漏网外，官军全部被俘，占领汝州城，取得杀死唐将董汉勋、刑部侍郎刘承雍，生俘刺史王镣的重大胜利。“东都大震，百官脱身出奔。”有产者也纷纷“挈家逃出城”，整个洛阳城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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