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为了“正在成长的一代”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断了19年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发表致辞，他肯定了文学的独立性，表达了对文化事业和从业者的尊重，强调为社会主义社会负精神之责仍然是一以贯之的要求。这是文学应作用于人类精神的社会性功用的延续性要求，与曾经的“改良”“群治”“启蒙”一脉相通。另外，致辞提出要鼓励、尊重和保证个人创造性，“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然后，致辞要求文学要开放性发展：“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合和发展古今中外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这些，无疑极大鼓舞了全国文艺工作者的热情。从反右运动至这次文代会（甚至从1951年批判《武训传》开始），中国文艺界经历了一场太长的严冬，等到春天姗姗来迟时，已经有一些茁壮的枝叶早随风吹雨打去，生命沤烂在了泥土里，有一些一片一片飘零在枝头，再难返青，但也还有一些顽强地抽出了枝、发出新芽，甚至凭着“活久见”再次绽放了艺术生命的光华。巴金写出了《随想录》，路翎在《红果树》中感叹难以写出满意之作的、激情在胸中空燃成灰烬的痛苦。而杨绛呢，活了105岁，从1981年她70岁开始，写出了一生的绝大部分作品，《我们仨》《洗澡》等代表作，都是高龄时所作。不过，整体来看，这代人的文学生命，和肉体生命一样，大多数还是大受损伤、元气难复。有时候，个体生命因际遇遭逢而受到伤害，假以时日会反哺或反弹出文学的绝唱，而有些时候，伤害却带来文学生命难以治疗的创伤和无力补给的损耗，让他们想蹶而终不能振。

    但，这是一代50后作家的春天，是历史对一代人命运的成全。在春天的一阵阵惊雷中，在禁锢几十年的大解放中，他们开始了真正的成长，在一段相对自由、友善、纯粹的时代语境中。

    他们的成长，从怀疑开始。那怀疑的种子，在少年时期已经种下。佩甫也是如此。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一件让全国人民瞠目的事情：林彪叛逃、坠机。那时，佩甫刚刚下乡6个多月，知青们在一起聚谈这个让他们惊讶的大事时，开始疑惑、追问，大家敬爱的林副主席、无限忠诚毛主席的林副主席，怎么就叛逃了呢？到底怎么回事？他们曾经坚硬的“相信”发生了裂缝，尽管真相仍无从知晓。1973年，北岛写了那首著名的《我不相信》，铿锵有力地表达了一代青年面对所置身的时代的心声和态度。就这样，从小被灌输进脑海的信仰猝不及防地坍塌了，好像一座被虔心瞻仰的巨大雕像突然沉入水中，那植入心田的“神”或“英雄”顿时现出泥塑真相，那被热烈地奉为理想追求的“价值”“意义”也随之散了、淡了，精神上的空茫、困惑、创痛传染菌般真切地迅速弥漫开来。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陆陆续续的平反、矫正纷至沓来，对过去事件的反向定性和说法更冲击着他们的感知和判断。从此，在外在环境的鼓舞、开放、滋养中，在自身意识的怀疑、反思、清洗中，他们开始了真正的自我成长。

    回头看这代作家的命运轨迹，大同小异，他们生活的重要拐点是写作带来的，此后，他们的生活与写作就贴合着自然向前。不过，具体过程还是各有不同的。佩甫也是因为写作调到了郑州，是在1983年，但他经过了两个来来去去的周折。

    第四次文代会后，河南文学界开始了新兴。这段时期的河南文学场，健康、蓬勃、简单、友善。那时候，南丁等老一代作家，对年轻作家予以无私、热情的关心和支持。1978年，佩甫连发三个短篇小说，让老作家们感觉这是棵新苗子。于是，1978年年底，南丁负责筹备《奔流》的复刊时，就将佩甫、夏挽群等暂时借调过来做编辑。但三个月后，佩甫又回到了许昌的厂里，夏留了下来。1979年的一天，佩甫正在街上走，碰到市文化局的一个干部，问他愿不愿意到文化局上班，创作时间上可以有保证。他很动心。但机床厂属于重工局，重工局不同意他调走，这事情就搁置起来。10月，他去《奔流》编辑部送稿子，遇到了老乡段荃法，段荃法听说这事后，就主动给相熟的许昌市市委副书记写了封信，这封信，帮佩甫解决了重工局拖着不放的难题。年底，他就调到了许昌市文化局。因这工作关系，他看免费戏的机会就多了，但随着增长的见识，他开始不喜欢看戏了。他意识到戏剧里的某些民间伦理指向和精神文化元素，陈旧贫瘠，已经不再是这个时期自己的需要了。但要什么能满足此时的精神渴求呢？佩甫更加饥渴的心，渴望着文化知识上的饱餐，尤其是文学方面的营养。这时期，他已经有了明确的人生方向，也甘愿为此付出任何辛劳。于是，就在1979年，他报考了河南省电大的函授班，选择了中文专业，开始系统啃起了这方面的知识。

    1980年初夏，河南省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文代会，而第一次文代会是1954年。在会上，南丁当选为河南省作协副主席，他积极为河南的文学事业和新人的成长做长远谋划。第一个举措就是筹办《莽原》。此时，南丁自己的创作热情高涨，并已经写出了至今仍为其代表作的《旗》，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反思”先例。从青年到中年的丰富阅历和思考，让他觉得“有另外的东西想写，那些积存郁结在心中太久太久的东西想宣泄出来”。但他受命负责筹办此刊，感到培养河南作家队伍也是自己的责任，于是就“搁置起正在恢复的重新开始的小说创作进程，全力投入这个大型文学期刊的策划与筹办，可以说还是有点牺牲精神的，是真心想为河南的文学创作事业做一点事情”[1]。当时，河南有两份期刊，一份是《河南文艺》，一份是《奔流》，不够满足盛起的文学创作需要，况且，它们多发短篇小说。而筹办的《莽原》，定位明确，就是要顺应文学中篇崛起的潮流。1981年5月，《莽原》开始发行。它负载了一代老作家对河南文学的希望，他们希望“以此为阵地，在三五或者五七年内，逐步建立起一支我们自己的写中篇小说的作家队伍”[2]。《莽原》实现了自己的心愿，短短几年，它刊发了震惊全国文学界的许多经典作品，并培养起了年轻的创作队伍。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李佩甫的《红蚂蚱 绿蚂蚱》，张宇的《活鬼》，田中禾的《五月》，乔典运的《满票》等，都在此首发并被连续转载或评奖。

    佩甫是《莽原》的第一批编辑。1981年，在许昌的佩甫接到了两封信，一封是夏挽群的，夏已经是《奔流》的副主编了，他诚恳邀请佩甫来做编辑；另一封是段荃法的，问他是否有意来郑州，加入新筹办的《莽原》。佩甫想了想，去了《莽原》，先是借调，同来的还有杨东明等。来了后，他认真学习怎么做编辑，一本《编辑手册》都被他翻烂了。但几个月后，他的工作关系转不过来，失落地，他再次回到了许昌。他是遇挫就更铆足劲儿，发狠地拼，他继续读书、思考、创作，很快，又有几个中短篇小说发表。1983年，南丁被任命为河南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佩甫再次从许昌借调到了《莽原》。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了徐慎，徐慎让他去找当时已上任为河南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的南丁谈谈，说南丁挺欣赏他。佩甫脸皮薄，很犯难，他觉得自己跟南丁不熟悉，不知道该怎么去该怎么谈。于是，就此搁下。后来，徐慎再问时，发现他竟然没去，就让在场的老张斌当即带着他去，佩甫硬着头皮跟着去了。多年后，佩甫还记得，当时南丁笑眯眯地吸着烟，话很少，听他谈。可他记不得自己说了什么，好像是现代主义之类的东西，很紧张，然后就走了。可第二天，南丁就将调动表格放在了佩甫面前。从此，他正式调到《莽原》任编辑，开始了在郑州的写作生活。那时，南丁印象中，佩甫“朴实诚恳，谦逊好学，倒是块做编辑的好材料，就调至《莽原》编辑部工作。一面工作，既要读大量未印成铅字的原稿，又要读大量已印成铅字的中外古今多个流派的作品；一面学习，上电大啃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以补偿历史对他的亏欠；一面仍坚持业余小说创作。三面出击，也够苦的了。好在年轻气盛，各方面都还令人称道”[3]。

    佩甫是个好编辑。曾经，他的稿签是被许多作家传看的。那时候，文联、《莽原》都有图书馆，各种杂志都挺全，佩甫常去那里翻阅。80年代，50后作家贪婪地大量吃进洋面包，消化、吸收多少因人而异，消化什么、吸收什么也因人而异。所以，余华会投缘川端康成、卡夫卡，莫言会被马尔克斯一下子点亮开窍。而佩甫，在大量阅读中，惊奇地一脚踏进了世界文学的大花园，他激动地发现：文章原来还可以这样写！但他并没找到哪个跟自己特别契合的对象，他还是觉得跟俄罗斯作家更声息相通。但是，阅读让他知道了世界文学的高线在哪里，让他接触到了许多新的表现方式，也让他在新异的满足中不断剔除、清洗原本的文学观念，产生和深化更贴合自身经验的新认识。受益于读书外，佩甫的写作，也受益于做编辑。他在阅读别人稿子的同时，不断修正自己的行文，不断增加“对文字理解的宽度”。早期成长的编辑经历，是非常好的正规性训练。做编辑的年轻佩甫，只看作品，不讲其他，那时他负责郑州以北的约稿，河北、北京、东北三省、内蒙古，都是他跟作者在联系。有次，著名作家杨沫的女儿打电话说母亲写了一个新作品，佩甫听了后很激动，当即就坐车去北京，不仅见到了闻名遐迩的老作家，还在街上第一次喝了酸奶，5毛钱一瓶，第一次见到了塑料吸管。还有这种喝的！在后海的一个四合院，他拿到了杨沫的那篇稿子，看看觉得不行，写得很概念，出于对于一个带病写作的老作家的尊敬，佩甫将复印稿带了回去，再看，还是觉得不太好，于是，他就婉言谢绝了。（后来，那稿子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做编辑的佩甫，把文学水平看成能否发表的唯一标准，不考虑市场效益，不谙熟人情世故。

    写作最初，佩甫还受益于第一期的文学讲习班。那是1981年，《莽原》创刊不久，借为《莽原》组稿的名义，南丁办起了河南省文联有史以来的第一期文学讲习班。佩甫参加了这第一届文学讲习班。开班是在河南教育学院，人数近四十人，班长是张斌，成员有李佩甫、孙方友、张一弓、杨东明、刘思谦、刘向阳、赵富海、南豫见等。这个班，后来被称为河南文坛的“黄埔一期”。南丁在开班演讲中，风趣幽默地说：“搭个窝，你们下蛋吧！”他提出了要求，希望大家自由创作，不要受什么题材限制。在班里，佩甫沉默寡言，除了听课，基本上都是趴在桌子上写东西。“在文讲班，李佩甫少言寡语，不善辞令，除听课外，我见到的他永远伏在书桌上写东西，我说：看看吧。他立即用书将稿纸盖住：不能看，不能看。脸色绯红。那年佩甫二十八岁，尚未婚，开玩笑提到他的女朋友，佩甫也是脸色绯红。”[4]文讲班结束后，南丁还安排了出省采风活动，他们一行人远行云南、四川、上海等地，见了世面，长了见识。采风活动结束后，佩甫回许昌，举办婚礼。

    1984年，河南省召开了第二次青年创作会议，距离1956年的第一次青创会时隔28年之久。学习班和青创会之后，佩甫对文学的理解和信心大为加强，很快就写出了代表这段时期的三个代表短篇《蛐蛐》《森林》《小小吉兆村》，显示了他自我创作上的趋于成熟。

    南丁对好几个青年作家都给予了关心和帮助，田中禾、张宇、杨东明、孙方友等，他对佩甫的成全关照，也在持续。1987年，佩甫已经升为《莽原》编辑部二室主任。南丁想提升他做编辑部副主任，“别看他不吭不哈，寡言少语，却有心计，有大志，内秀呢”[5]。但他发现，佩甫志不在此，他“来家几次小坐，话题是希望能给他时间从事专业创作。说是几年的编辑工作确实给了他许多不可替代的补益，但当前有几个东西想写，按捺不住冲动，需要整块的时间，以后如需要，还可重新做编辑工作。话依旧不多，但很执着。……有些相信他终会成大器，势头又正旺，就觉得延误了这位人才的黄金时间，也是罪过，也就未敢不同意。……从事专业创作后，第一件事就是冒着料峭的寒风回到他插过队的村子里，去寻找感觉，强化情绪。这种寻找，这种强化，我记忆中，他不时插空进行，他在实践着另一句未说出的老话：‘生活不能浮上来。’……开放，打开窗读现代主义的作品，闭紧门拒绝涌动的现实生活，总不能算是完整的开放。两个不能，恐怕也不仅是为文之道”[6]。佩甫就是这样，固执而绝不旁骛，他决心已定，只要写作，许多挂碍人的东西，他大都不放心上。很快，佩甫就调到文联创作室做专业作家。

    就这样，佩甫来到郑州，并一下子进入河南文学的中心场，享受着命运所安排的厚遇，得到集中而高端、经典而有效的壮养，真是恰逢其时——恰逢文学良势之时，恰逢自我时运之时。那时的文人们，“和尚不亲帽子亲”，纯粹而充满激情，他们常常彻夜长谈，在热烈的氛围中，讨论读过的书籍或作品，相互阐述思索或顿悟的写作经验，彼此不断撞击出思想的火花，相互点燃。在佩甫看来，这是共同成长的互赢，“你给我一个苹果，我给你一个苹果，咱俩都有了两个苹果”。同时，因对文学的共同情感，作家们心无设防、真诚无间的友情也在无形中结下了。2013年，鲁枢元出版了自己写于80年代的日记《梦里潮音》，书中反复出现这些类似细节：“傍晚，鸿生、孙荪、艾云……，四人谈至次日清晨四时许”，“晨，去文联参加座谈会”，“购书《诗学 诗艺》《西方现代文论选》《西方美学史》”等……读完后，感觉那代人对文学的真情、热忱、投入，那段时期整个文学场的干净、热烈、自由，都让我等后辈深怀敬羡。佩甫也经常跟大家交流，当时他在文联住，是一个单间，他经常去找段荃法、张一弓、张宇等长谈，时不时地，远在南阳的乔典运也专程过来住段时日，与大家来交流心得体会。那时，在相熟的人中，佩甫也开始畅所欲言，逐渐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学观念。比如，他那时说：“积累生活是‘老汤’。”于是，他这样想了，就这样说，也就这样去做。

    这样的情景不仅是河南如此，全国各地大致相同。一大批青年由此成长起来，至今仍是文学界、学术界的顶梁柱。但是，80年代的疯狂吃进却不能真正弥补他们精神成长期的亏欠，写作到成熟时期的突破，童子功就显出了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小时底子的不厚造成他们难以突破、超越自我，大都无可奈何地做了程度不一的自我重复。这代人跟前辈比，早期学养积累匮乏，童年、少年时期因时代文化语境的空荒而造成精神营养的不良，后来的“恶补”也无法补起知识结构、文化结构的残缺。西方文学改变的是他们文字的外相，但不是骨血，也无法是骨血。骨血是生命初期的熏染积淀，80年代以后的种种努力让他们发现自我、大幅调整，但文字的基调，如无法置换的童年一样，是生命无法改变的“底色”。早期经历对他们有成全，那时形成的单纯相信和献身精神并未消失，转化为了文字的精血，支撑他们长时间地带着饱满的情绪和持久的耐力，专注于文学创作而少有旁骛。他们的个人生活与社会潮流从生命之初就绑定在一起，因而他们的观察习惯和思维习惯是面对着社会学层面的“他者”或众人的，是由对他人生活现象的认识生发而来的感与思。他们有难以克服的限制，比如“他们在骨子里有一种先入为主的东西，拿这个去比，把生活这里削掉一点，那里砍掉一点，最后放里头正好。他们骨子里都有这个东西”[7]。佩甫，就是这样，早期经历的成全与局限集于一身，在文字中彰显分明。

    第二节 “自我”初现

    刚刚调到郑州的佩甫，住在经七路文联大院内的一个小单间里。这期间，他广泛阅读、勤于练笔，主动拓展写作领域，积极思考并探索新的写作方式，逐渐完成了一个初写者的习作期。习作期作品是作家的蹒跚学步，还没形成清晰稳定的自我风格，常被忽略。佩甫习作期（1977-1985）的作品在以后的文集中绝大多数没出现过，在评论中也鲜被提及。这个时期的佩甫，敏感内秀，有股真诚的不屈不挠的劲头，进步速度挺快，几乎每篇作品都有某个方面的改变和突破，而这些突破点也被他在以后的创作中继续践行，逐渐成为表达习惯。这个时期的创作已经内隐了他后来文本和思维的主要特征，一棵树的“自我”形态，已经初具。

    与许多作家一样，习作期的佩甫度过了边“随”边“破”、边“破”边“立”的练习期。1978年的三个短篇，像“高八度”的时代潮音，随着“伤痕”“反思”浪潮的迅速漫涌而自然降调，佩甫也在新思潮裹挟中开始了个人思考和清洗，并从过去经历与现实的比对中、从与长者和同辈的交流中、从大量其他文稿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写作观念。他意识到了文学不能为表达高涨而空泛的社会热情而概念化地存在，应该表达的是生活——活泼的、有心跳的人们的真实生活。可一支稚嫩的笔，想深入生活内部、切进人心内部，不是件轻易的事情。好在，佩甫从不缺乏坚持与努力，他务实刻苦，有定心，有定力，还是在1981年后开始初接实际生活的“地气”，开始以“意识流”切入人们的内心世界。不过，如佩甫所言，“过程是不可超越的”，那一篇篇摸索期的写作，如一层层无法省略的台阶，必须一步步认真走过。那过程中，兴奋、迷茫、烦躁、痛苦、幸福时而混杂、时而更替。

    详细分析这几年的习作，发现其实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81-1982年，这个时期的作品有《憨哥儿》《二怪的画》《多犁了一沟儿田》《我们锻工班》《十辈陈轶事》；1983-1984年的《青春的螺旋线》《小城书柬》《蛐蛐》《森林》；1985年的《车上没有座位》《小小吉兆村》。将这三个阶段铺展来看，可见佩甫早期写作的用心和努力。

    1981-1982年间的五个短篇小说中，沿袭以前写工人生活的是《我们锻工班》，《憨哥儿》是写接班进城的农村青年在工厂的遭遇的，其他三篇写农村生活。佩甫善写农村生活的特征这时开始显现：他的笔端一旦触及乡村生活，就自如灵动起来，不再像之前作品那样生硬拘谨。为什么呢？《我们锻工班》刻意将叙述扯到青年工人的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的日常琐事上来，分别表达他们各自的苦恼快乐与彼此间可贵的兄弟情义。这部小说涉及了工人真实的生活现象，写得拘谨、略显呆板，但他在结构上下了功夫，先分写个人，再合写并流，却因过多顾及群像而失于粗糙，形象并没生动鲜活地立起来。相比较而言，憨哥儿、二怪、黑子、德贵、队长、秋嫂、赖货家女人、坷垃奶奶、桂桂，这些从乡村生活观察中走出来的人物，却一个个生气逼人，举手投足都“真实”得让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感其心。

    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想，是否有如下三方面暗自起着作用？其一，佩甫写作需要距离，他写自己身边的人事，包括自己，会有顾虑，而乡村的舅们、姐姐嫂子小妹们、支书队长们，相对而言是一个被牵挂的远圈子，感情相连却往来较少，不会有对号入座引起不满等麻烦，可以放开来写。同时，距离能让他安心地长久凝视和回刍，品咂出中原生存独有的一嘴涩味。其二，就文学传承来讲，佩甫他们这代作家的起笔，因时代原因，基本上都是从模仿孙犁、赵树理、柳青开始的，而佩甫在师承链条上，还有一个河南前辈李準，李準对佩甫的乡土文学写作，也在初期起了一些作用。（李準曾经有写作的三大法宝——红线穿珍珠等，在佩甫他们初写时广为人知。）这些作家的作品，都是写农村生活的，他们的写作风格和经验，让初学者很难使用到其他题材中，这也让佩甫怀着试一试的心理借鉴着来写那时刚承包到户的“新农村”人事。其三，佩甫的农村生活经验储存相对丰富，印象深刻，情感积累日渐深厚，处于呼之欲出的状态。此时他还没有明确意识到这就是他的方向，是他的宿命，但他在摸索着渴望突破、想改变一下写作内容时不由得转向了对乡村生活的叙述。

    这五篇小说中，佩甫已经站定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终生立场：“底层”立场。他体现出的情感倾向、思想认识，他不可遏止的愤怒情绪和是非爱憎，他城乡二元的文本结构与人物形象的社会等级设置，都与此有因果关联。作家的立场就是他文学世界的基点，是他文字与外界发生关系的结点，作家立场的不同，直接决定着他们文学世界的迥异。年轻的佩甫站在这里看世界，心里冲荡着对不公不良现象的不平不容情绪。他在《我们锻工班》中，对办公室主任、王副厂长女婿多占房等不平现象不满；在《憨哥儿》中，对那个有“供销科科长”父亲做后盾的年轻人冷言相讽，并有意体恤地让许多人追求的漂亮姑娘独独钟情于这老实厚道的憨哥儿。他在《二怪的画》里，对“有一身好筋巴骨”却娶不来一房媳妇的二怪同情，对村里大队小队干部搞特权的“人四劳六”的不公平分配方式极力批判……佩甫心胸中总燃烧着对不公不等的怒火，这态度和情绪自然分明，令他自然地担上了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社会批判”意识和职责，并成为毕生担当。（也或许是早期经历和阅读，让他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写作观念，于是在开始写作时如此践行。）

    他开始不断思考“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他意识到了要写“真实”的生活，生活的“真实”才是作品的生命力。于是，他渐渐从概念性的“茧”中破壳，贴身到“真实”的生活层面，深呼吸那草木和人所散发的气息，并努力贴到他们的心上，探探那内在世界的峰峦起伏。在这个致力于趋向“真实”的过程中，佩甫初现了“自我”。尽管此时那政治性大主题的“皮”还没蜕干净，还覆盖在文本的上面，但当这一层被忽略时，那个年代农村的“画面”就亲切地呈现了，人们的形象和感受也朴素而生动地“真实”呈现了。《二怪的画》《十辈陈轶事》《多犁了一沟儿田》就是当时农村在“包产到户”后，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和心理波澜。“过程是不可超越的”，佩甫乐观地相信着这新政策能改变人们的生活，能实现人们的抱负和理想，能让憋了一肚子窝囊气的年轻人通过自身奋斗扬眉展颜。佩甫的乐观情绪和二怪、黑子、桂桂等的乐观一样，简单而相信，这也是当年改革初期普遍性的整体情绪反映。

    这几篇小说，已经开始出现一些佩甫后来不断深化和重复的内容。乡村逐渐开始诱惑着佩甫的笔。他开始写田野，将之作为小说开头，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惬意。此后，他许多小说的开篇，都是从叙述田野开始的。他趋向于写那高天阔地中绿茫茫的庄稼，和那地头“耿耿地站着”的汉子。如《多犁了一沟儿田》《二怪的画》《十辈陈轶事》是如此，《蛐蛐》是如此，《黑蜻蜓》《田园》《红炕席》是如此，《羊的门》更是如此。他开始涉及乡村的人情关系，和这关系对人心灵的压迫。《二怪的画》里，佩甫开始着重写乡村等级社会的不公、贫穷与欺辱对一个有志青年的压迫了，而这将是他此后乡村书写的重要主题：支书村长与不屈奋斗着的青年们之间的关系，其中表现出的社会规则、文化传统、人心底色等，将是他延续终生的思考命题。在这里，乡村场的“成长课”已经敲了预备铃，一批批孩子们将在这个背景中及早走向人生。同时，他开始用河南方言的调子进入文学语言的表述，比如他回味村里的夜的语言：“五更，苍苍的，天地尚分不清鼻眼儿”。

    具体将这几篇小说放到佩甫的写作过程和谱系中看，会发现几个开端：《十辈陈轶事》中，佩甫开始写那个替“不争气的男人”扛家的女人——赖货家女人的坚韧与辛酸，这是他以后怀着同情与敬佩一再叙写的姐嫂辈女人：二姐、李满凤、香叶、李喜花、虫嫂等，她们一生含辛茹苦支撑一个家，却卑贱得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佩甫牢记着她们的辛苦，理解了她们的命运。《多犁了一沟儿田》中，他写出了乡村场中道德模范的威信与优胜。小说中，最终解决黑子和德贵纷争的不是队长，而是“方圆几十里有名儿的贤惠女人”秋嫂。秋嫂守寡多年，上孝瘫痪婆婆，下亲三个孩子，平时团结邻里。因此她有话语威力，三言两语驯服了两个男人。秋嫂这类民间道德典范的权威性，将持续在以后作品中发酵。佩甫诉求民间道德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方式在此露出芽端，他在后来的写作中，也多次让民间道德现身来解决精神危机与现实困境，比如《金屋》里的瘸爷、《城的灯》里的刘汉香。……这无疑显露出佩甫精神世界的构成中，民间伦理与道德是基层构架，哪怕他后来读《圣经》并一再引用其语句作为重要小说的引言，但那并没有真正构成他精神世界的另一维。秋嫂和刘汉香们，实际上就是佩甫的道德观、价值观，是佩甫个人精神认识上的限度，这限度后来拘囿了他的思想延伸与视野开阔，拘束了他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降低了作品从实到虚的上升空间。

    人生路和文学路就这样吊诡，此时觉得重要的日后可能渐淡渐消，不值一提；那被忽略、一笔带过的，在时过境迁后反成主调，并慢慢茁壮成灵魂世界无可替代的重要部分。

    佩甫刻苦努力、大量阅读、认真思考，但他时常陷入焦躁与困惑的情绪中，他感到了来自外国文学和其他作家的逼压。严格闭锁了几十年的文学世界，一下子全部打开，他应接不暇，有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缭乱与紧张，意识流、魔幻、黑色幽默……暂时的新奇兴奋，暂时的大量吃进的满足感很快过去，世界文学写作方式这么多样，其他作家的借鉴这么兴盛，佩甫陷入日渐清晰而深刻的焦虑中：我要怎么写？佩甫还是应着潮流，主动汲取这些新创作理念与方法，积极尝试着开始模仿。“80年代是中国作家的阅读期，所有的作家都张开毛孔吸收西方所有的文学元素和营养，中国作家被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的一句‘多年之后’打垮了，走不出这个‘多年之后’。作家们都在模仿，所谓先锋小说就是仿制好的产品。包括我自己也写过意识流，有的作品也被《新华文摘》等报刊转载，但是不成功。”[8]佩甫初期只模仿过意识流，后来是魔幻，他也渴望迅速进入“世界文学”方式的写作，但他内心里总不踏实，感到有个“化”的问题横亘在眼前。

    1983-1984年间，佩甫发表了《青春的螺旋线》《小城书柬》《蛐蛐》《森林》这四篇小说，其中，前两篇是城市青年的苦恼成长，后两篇是乡村青年的精神素描。这四篇小说的写法无一雷同，《青春的螺旋线》是日记体，《小城书柬》是书信体，《蛐蛐》是常见的顺叙方式，间杂隐喻象征，《森林》是零碎化了故事情节、用“意识流”来突出人物“内宇宙”的风暴云霓。佩甫心里很明白形式的重要性，很注意在形式方面积极探索，这探索并不盲目，是切合他写作内容的扩展调整而去尝试的。他想切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去，而日记体、书信体、精神素描使他突破了对生活现象的叙述，深入人物灵魂世界。从这个时刻起，佩甫写虚的能力逐渐增强，他的情绪开始像河水样上涨，与他小说中的人物情绪相似，不泄不通。于是，那一行行文字就是内心语言过于丰富、急切时的滚滚而下，热热的，苦苦的。日记体、书信体、意识流，这些便于直接抒发思想感情的方式，似乎让佩甫找到了适合自我的表达。至今，他使用得最多的（或通篇或部分），恐怕就是这些了。《送你一朵苦楝花》中用了书信体的变体，《豌豆偷树》中用了日记体，《女犯》《田园》《金屋》等大量小说的片段都用了“内抒发”的方式……

    将这几篇继续放在佩甫的小说创作过程中考证，会发现他渐次明朗起来的文本特征。

    首先，可以看出他紧随时代、力图把握时代变化的特点，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之变在生活现象层面、人物精神层面引起的波动：“我感觉到这里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变化像核裂变一样，动摇着、冲击着那过了很久很久又将要过很久很久的‘日月’。我看到、听到的很多事情，叫人吃惊，叫人害怕，又叫人喜悦。”[9]而这些，将是他一生写作的重心——时代之变以及由此而来的人心之变。此时，他怀着理想主义激情渴望这变化来得更迅猛些，他相信这将改变许许多多底层青年的处境和命运。可同时，他将开始参悟乡村人情场的复杂微妙，于是，他一开始就站在矛盾边缘。一方面，他一往情深地眷恋、重视乡村场的温暖人情味、乡村田野那让人宁静而沉醉的生息。但很快，对人情的看透也让他消减了这单纯热烈的情感，增加了逐渐强烈、清晰起来的凝重与忧患。这份焦灼与担心，将是他几十年随时事发展而一直背负的沉甸甸的精神负荷。

    其次，可以看出佩甫将个人愤而自狠的情绪、做法实施到了对同类青年的塑造上，实现了由外在描写到内心塑像的突破。《森林》中的三青年怀着“没有关系”的乡下“弱势”的那股愤恨、不服情绪，攒劲憋气地在荒山豁出命去干，力求改变命运打出天下。而那个《青春的螺旋线》中的叛逆少年，苛严自己、绑沙袋长跑的做法，是佩甫实际做过的，他们都类似于当时的佩甫：内心倔强而叛逆，自尊而较劲，意志坚定，耐力过人，身心饱受煎熬。“让大自然作证吧，我十个指头都磨出血来了，我已经五个晚上没睡觉了。可这鬼音符仍然离我很远，若隐若现，时有时无。”[10]这股对不公怒而自狠的情绪弥漫在佩甫此后的所有作品中，既是他明显的对抗性情感思维、双线互比结构形成的原因之一，也是他追求平等、公正、仁义的思想内核作为文字价值基点的呈现。内秀而寡言的佩甫，此时正像这个年轻人一样，在内心紧攥拳头发誓：“我要受到人们的尊重！”然后以自己跟自己发狠死磕的态度拼命干。年轻的佩甫就这样攒着一肚子的劲，时刻准备着在“沉默处爆发”，时刻渴望着自我天地的打开、自我价值的实现、自我脸面的荣光。

    其三，这几篇小说出现了因为情绪激动或固执的意义抒发而导致的节制不足、情理偏颇，他为表达淋漓而不顾现实逻辑、为突出人物某方面的单向度特征而采用超出生理极限的累加式极端写法，在此刻已显现出来。比如他让那个卖茶的瘫子老太太，负载了形象本身完成不了的精神意义——他让她“辗转了四个省，挪着，挪着，走了几千里路”；还让她做了保姆，在主人夫妇离婚弃子的情况下，主动负责养大了那个婴儿，这有些意气用事而忽视了现实可能性。佩甫爱激动，一旦情绪上来，内心就急煎煎地不写不快，不按照自我意志充分表意就不快。他有些惯着自己的情绪，不加以理性抑使，重倾放不注意沉敛。这是佩甫后来也没能避开、改变的毛病，造成了文本上的瑕疵和硬伤。

    第三节 让村庄成为主角

    1977年底，佩甫第一次参加了河南省文联举办的短篇小说座谈会，之后到1986年，河南省文联举办了多次培训班、研讨会，积极为青年作家的成长搭建平台、创造机会。比如第一届第二届文讲班、青年作者读书班、河南省第二次青创会、小说创作评论工作座谈会、青年作家研讨会、短篇小说创作研讨会、第二届黄河笔会……更可贵的是，对佩甫这些还没写出成名作的年轻作家，时刻关注着的南丁，也专门为他们组织召开了个人作品研讨会，请作家、评论家聚在一起，具体探讨他们的作品。1983年，文联组织为张宇开了个人研讨会，当时参加的有于黑丁、南丁、徐玉诺等老作家，有时称河南评论界“四条汉子”的叶鹏、鲁枢元、孙广举、刘思谦，还有同时期的年轻作家李佩甫、杨东明、孙方友等。1984年中秋节，河南省文联和许昌市文联联办，在禹县（今禹州市）为佩甫开了平生第一次个人研讨会，当时，南丁、段荃法、徐慎、青勃、张有德等老一代作家都来了，佩甫老家——许昌县的县委书记张德广也参加了，另外，还请来了北京的季红真等人。佩甫感到挺紧张，压力很大，他心里清楚，自己最好的东西还没写出来。研讨会上，“李佩甫又紧紧张张地坐在墙角，默不作声，耷拉着头，用笔在小本上划拉着。在禹县，在几十人的围视下，李佩甫成了中心、‘审视’的对象、议论的话题……李佩甫的创作让大家看到了他的潜力。大伙费了时间、精神，谈感受，谈看法，出谋划策”[11]。他把众人的意见和建议工工整整地记录下来，有些确实启发了他的思考。这次研讨会，让佩甫坚定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信心，创作热情受到鼓舞。但下一步具体怎么写，如何才能真正实现突破、找到自己的写作方向，依然让佩甫困惑和痛苦。他后来回忆：“1984年在许昌开我的作品讨论会，那是个界限。那半年非常痛苦，是一种很清醒的痛苦。知道毛病，却无法改变。《森林》仅是一次不成功的试笔，没有根本性的变化。那次讨论会加速了我的‘内省’，就像是自己审判自己。”[12]

    但是，他已经踏进了河南文学的中心，在敞开的广阔接受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启示，开始茁壮成长。早期的佩甫，简单而容易冲动，会轻易相信，轻易付出，但同时，又有天生的敏感、谨慎，他会凭直觉捕捉到心里的另一种声音或提示，这些提示搅扰起内心无以名状的不安或疑惑，使行动沉着、不冒进，为在迷茫中前行保障了相对合适而正确的方向。

    来到郑州后，佩甫有个坚持到今天的习惯：散步。晚饭后，他就走出家门，一条街一条街地走。有一段时间，他常常出门向南，然后在纬三路右转，一直走到文化路，到省体育馆。体育馆里有很多人，佩甫喜欢去人多的热闹场合，但他不参与其中，旁观者一样去观察。体育馆“是个大院子，大院子有大锅式的屋顶。大锅旁是用钢丝网围起的一个溜冰场。那个溜冰场上有很多年轻人在滑旱冰。在这个旱冰场上，有一个最受注目的人。他有一个无限重复的、让围观的人耻笑的动作：‘燕飞’……他是个男人，却一次次地以女性的姿态‘燕飞’……人人都知道他‘飞’不起来，可他想‘飞’，飞得忸怩”[13]。这使他联想到创作：他有些担心，在文学创作上，也成了飞不起来的“四不像”。“洋面包”很好吃，可他却长了一个食草动物的胃。佩甫困惑、焦躁，尽管他也自觉实验了现代派的意识流，并感到与自己表达情绪的贴合，但对当时已经蓬勃起来的各种形式热，他没有底气，感到虚飘。事实上，这里存在的根本问题是：“现实主义”的观念和叙述方式接受早已深入骨髓了，作为社会现实的关注者和表达者，现代派的观念、技巧他都看，都懂，但他感到与自己有距离，有隔膜，感到表达现实经验时的不适应。这加深了他的焦虑。过去写作，没有多少经验来借鉴学习，现在是经验繁多形式多样，可合适自己的语言和方式却仍然没有寻找到！怎么办？

    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一个食草的胃还是要专注脚下那片草，让自己成为这片土地上的自己，不能是“四不像”。

    他继续不断地清理观念的陈淤、左奔右突地全面摸索，坚持专注于生活现实，坚持写出经验的真实性来。

    1985年，佩甫先写了《带锯痕的树桩》和《车上没有座位》。他逐渐褪尽了“好政策”思维，沉入了现实生活的矛盾中，生活的新现象引起他内心不能平静的自我辩论，他发现他曾经那么信仰、心甘情愿付出、自觉高尚并值得提倡的“大公”意识、牺牲精神，已经跟世界变化不相宜了，心中涌起苦涩的失落和惆怅。这在《车上没有座位》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群体社会的急进列车上，已经没有了老实奉献者的一席座位。佩甫敏感而准确地捕捉到了社会开始转型时的价值观断裂，他心灵不适了。“他”是一个开山凿洞的铁道兵，在没有座位的列车上，他那颗心还停留在与战友一起拼搏修铁路、不惜牺牲的精神高点上，却转眼身处为“钱”奔波、嘲笑献身、嘲笑信仰的人群中，他生出恍若隔代的不融感。佩甫的内心与“他”共鸣，在人群熙攘喧嚣的生存奔波中，听到了来自灵魂深处“咔嚓咔嚓”的脆弱断裂声。《带锯痕的树桩》是《森林》的续篇，三个开垦荒山的汉子已经赚到了第一桶金，他们面临着选择上的矛盾：是分钱回家盖房娶媳妇，沿袭父辈们的生活，还是继续大干，实现建设现代农村的理想？现实是：这一代农民的绝大多数和上辈一样，希望一旦显得遥远，努力的激情与坚持就一日日消减，他们更看重近在眼前的“现实”。可佩甫固执地理想主义着，他希望这一代农民能坚定走下去，破除传统农民的惰性和短浅，真正改变他的个人命运，然后是整体命运。但佩甫又很犹豫，他明白“现实”的力量太强大，强大得能改变心性、意志等，何况，卑弱生命的“现实”逼压力更大？佩甫陷在现实认识与理想冲突中难以抉择，他将内心矛盾带进了小说。

    不久，佩甫在《奔流》第10期发表了《小小吉兆村》。这是他的第一个中篇，人物众多、冲突集中，佩甫深度进入乡村的生存现场，探究各种人不同的精神世界，意味复杂。首次，乡村成为他书写的主角，乡村主要人际关系的构成，主要类型性格的文化特征，这些佩甫思考与表达的主要元素，闪亮登场了。客观地说，佩甫1977年开始写作，经历了煎熬的7年探索期后，写出了第一篇成熟之作——《小小吉兆村》。就佩甫整体创作脉络来看，《小小吉兆村》的出现，是为开始——新的创作阶段的开始；是为结束——这一段探索期的结束。

    《小小吉兆村》是佩甫在“贴”时代进程的表达中，同时“贴”村庄人情世故的小说。山根这个复员汽车兵，“倾家”“举债”地买了一台“七吨的大‘江淮’车”，想通过跑运输实现自己的“小康梦”，继而实现自己成立“山根运输公司”的想法。可命运多蹇，他的车“在下岗拐弯的时候跌进了南北潭——七丈深的南北潭。”他像“被打蔫了的狼”，一蹶不振。怎么办？村里的几个人纷纷心急火燎地忙活开来。先是兆成老汉“深一脚浅一脚”地奔来，心里挂念着借给山根的3000块钱，那是自己的汗水泡出来的啊，可当他看见山根，就可怜起来，急忙出去求吉昌林给帮忙想办法；吉昌林是村里十几年不倒的“铁旗杆”，这“一亩三分地”上“最有权威最有力量”的主儿，过去他当村支书，现在他当窑场老板，他“披着涤卡褂子，胸脯挺着，两手背着”，迈着“坚定而有力的”步子，四处走动周旋，去找村里的乡信贷员提醒山根的贷款，去让年轻支书吉学文开会商量办法，去山根家亲自鼓励，但在貌似热切关心的言行下，却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上的解救，他等待着败处的山根像小时候没钱葬父跪求他一样，再次来低头相求；乡信贷员兆保立忐忑不安，生怕山根这一破产连累自己，就上门劝慰并暗示他逃跑；远房嫂子李喜花持家能干，“这是个为那些不中用的男人打天下的女人哟！”她给山根送热饭，这关切让山根感动得流泪，可她在打开山根心门缝隙之后，却说出了冷酷的个人盘算：想拿山根的房子抵过来冲债；吉学文是个穿着“人民炮兵”背心的转业军人，他作为新支部书记，真心想帮山根，真心想为村民们办实事，找来两辆拖拉机来拉，没有成功，又找在县车队当队长的战友咨询，为山根想法子寻求出路。山根的危机将要渡过去了，各个债主都将心放在了肚里，吉兆村的生活很快恢复了平静。有些人和事一如既往没有变化地循环往复，有些人却成长得越来越有力量，有些人机关算尽后在这片土地上失落起来。

    《小小吉兆村》是勤奋多思的佩甫的第一篇成熟之作。佩甫在后来的多个中短篇小说集中，都将这篇小说和《黑蜻蜓》《红蚂蚱 绿蚂蚱》《无边无际的早晨》《败节草》《画匠王》等放在一起。而放置其中的《小小吉兆村》，无论从所体现出的思考、对人物形象的理解与刻画、叙述形式的探索等方面，都毫不逊色。佩甫从这个中篇开始，进入了对“土地”的关注，进入了“小村庄——大社会”的透析方式，进入了对新时期人们的社会性格、心理结构研究的创作过程。他在寻找摸索中，沿着《二怪的画》《十辈陈轶事》《蛐蛐》《森林》，走到了《小小吉兆村》，他其实已经走上了土地中心那眼井的边缘，只是，那时他还没清晰意识到。

    《小小吉兆村》里，佩甫让平原上的村庄成为主角。他写吉昌林、山根、吉学文、李喜花、兆成老汉、兆保立，是在表现村庄这个生存场域。村落是中国最小的社会单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无遮无挡地接受了那东南西北每一个方向的风，它具体细致地显示出大的国家意志、政治体制、民族性格、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等许多宏观方面的特征。它是中国社会最小最清晰的标本。吉兆村是中原农村生动的改革始变期标本。在吉兆村，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富裕梦，村子不再平静，它动荡起来了，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在新时代风潮的渐起中，开始了它历史命运的巨变。

    《小小吉兆村》初步完成了佩甫认识、表现乡村的基本人物图谱，这些人和他们间的相互关系，将成为佩甫以后小说的母版。这篇小说的基本人物形象类型是：村庄上的权势者吉昌林、叛逆青年山根和吉学文、老实农民兆成老汉、乡村工作者兆保立、强梁能干的女人李喜花。基本的人物关系是：权势者吉昌林俨然是村庄之主，他掌握着、享受着村里的权力和资源，善于“术”、工于“装”，在冠冕堂皇的“正大”面具下为自己谋足私利，沉湎于人事关系的经营与掌控，沉湎于“统治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他强大而自私，将是以后的杨书印、六叔、李海昌等多次出场的“村长”，甚至是部分呼天成。山根这个在屈辱中长大的年轻人是佩甫已经写了好几次、仍将不断书写的重要形象类型，他们负载了佩甫对社会新动向的解读，他将是以后的杨如意、二狗、梁五方等。吉学文这个年轻支书，寄托了佩甫以村庄为己任、大公无私、为村民谋福的情怀向往，他将是以后的李宝成和刘汉香。老老实实、本本分分且沉默的大多数村民，过去是鲁迅这代以“启蒙”为使命的文人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和解剖对象，现在在佩甫笔下依然如此，但因为佩甫对他们有近在眼前的熟识和血缘相连的亲情，就多了些感于生存所限的理解和体谅，但批判和解剖以现出当代国民性的纹路依然是佩甫的致力，他们是村支书呼风唤雨的基础，是村庄之所以如此的土壤，他们将是以后文本中多次出现的“群”们。乡村工作者或家属常常是村庄的辅笔，着墨上不占分量，在村里却很有分量，这是“官本位”民心的直接体现，他们是村里人，是普通村民向上诉民意求公正的首选通道，但这通道与支书是“穿一条裤子”的，因支书与群众间多是对立关系，这通道对村民就常处于闭合状态。李喜花是村庄妇女的典型形象，她在以后将继续持家，继续精明，继续带领不争气的男人和孩子想方设法地过日月，她是以后的李满凤、二姐、“窄过道儿”、虫嫂。

    佩甫在《小小吉兆村》里不仅完成了村庄基本关系图谱的绘制，还在作品的内部结构上有了突破。当然，这突破是认识突破带动的结构突破，具体表现为情节勾连和人物表现方式上的突破。佩甫的认识在这时进入了乡村场内部，他感到了众多人事间相互钩扯的复杂纠缠，但如何表现这些呢？已经习惯的意识流显然不适用于面积更大的群体形象，之前用的单线情节结构也不能将所感所思的多种内容全面展现，怎么写？佩甫痛苦地思索很久，试探着用“马爮瓜结构”来有条理地表现不同人物的行动和心理。但怎么开头呢？几次重写后，他巧妙地从故事的高潮点一下子切入，让山根的车翻进了南北潭，村里各色人等就忙乎起来，纷纷在这个试纸性事件中暴露出各自的性格和心理。好像日常生活的青天白日下，突然放上个闪着刺眼白光的照妖镜，每个人都身不由己现了原形。然后是分节叙述每一个人，而每一个人都在一个中心事件上贴附着。这有些像李準“红线穿珍珠”的变体，也像田野里生长的马爮瓜，一根瓜秧细韧柔长，不同段落间分结着许多圆圆黄黄的马爮瓜，在不起眼的庄稼棵子间盘绕生长。这个结构无疑是成功的，它适用于这篇小说的内容，也适合佩甫的表达意图：通过不分主次的人物形象来表现村庄人场的生态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佩甫在这篇小说中，不由自主地怀着亲近而热烈的情感，通过明显的第二人称插叙，将自己的表情和声音响亮地带进文本。比如第一节结束：“山根，山根，有的时候，人是不是也得信信这命？”第五节结束：“可你这口热血难咽，你是老不服，老不服哇！”第十节文中：“女人哟，女人！她那身歇过吗？她那心歇过吗？”此后，佩甫的声音，在他的小说中就很常见了。我注意到，他一旦以“你”的第二人称切入文本的时候，就是热眼相对，成了他们的贴心人，这个时刻，佩甫的精神跟“他”或“她”的精神是相通的。跟生活中的沉默寡言不同，佩甫经常在小说中忍不住发声，有时过多了，过多则有累赘、干扰和破坏的嫌疑，但他好像很难控制这种冲动和欲望。也许，佩甫在单调而中规中矩的生活中无法释放丰富而深厚的情感，所以就在小说中宣泄而出，不可遏止？

    另外，在这篇小说中，佩甫几次提到了“土地”，主要是在写吉昌林的时候。他写道：“要是想和他作对，那么，除非是你离开这块土地。”“这旗杆虽然在他心里倒下了，可依然在这片土地上竖着。”[14]土地，土地上的主人，土地上的仆民……土地在作家佩甫的意识世界中，模模糊糊地向上浮起。而土地上的关系如何，是一个人能否干成事的必要环节，这点也首次进入佩甫的思虑。他在此写道：“一个人是干不了大事的。在吉兆村，你一个人注定不行。”[15]佩甫的思想领悟常常源于生活实际，是现实生活的总结和归纳。他让村庄成为主角，认识的不再是个体生命，而是群体场的运行规则，而他本人，也早已亲身体会到了村落文化和城市社会都存在的“人情关系”、身份地位的重要性。

    佩甫从1979年被借调，到1983年才正式调到郑州，几经周折，几番去来。办手续时，他亲历了别人一天盖十几个章而他一个也盖不了的苦闷和愤怒，刚安定好，又经历了一次故意怠慢。那次，他去单位电工房借一把钳子，谁知电工师傅“冷冷地说：新来的吧？我说：是。他马上说：没有。其实，我看见钳子了，钳子就插在墙上的电工包里……我赔着小心，说：师傅，我就用一下，一会儿就给你送来。他低着头，看也不看我，仍然生硬地说：没有。不借。我前天还见他对办公室管后勤的一个小职员点头哈腰的，小跑着去给人家换灯泡了……我顿时火冒三丈，这不是欺生吗？我扭头就走，到商店花三块五毛钱买了一把……不为钳子，为尊严”[16]。这因个人身份地位的人际关系，让青年佩甫的自尊和脸面受到磨损，像刀一下下划过去一样，那尊严的脸面流了血。于是，佩甫痛恨不公，痛恨关系，他发狠地让自己强大，强大到不容小觑时让那关系主动跟上来。他将自己的这股劲赋给了吉兆村的山根，让他经历挫折，但硬着性子绝不屈辱低头，而是更加拼搏。佩甫个人生活投射到作品中的少之又少，但他的性格和情绪在作品中的投射却一而再、再而三。也许有时，生长经历和生活遭遇中的某些块垒在他胸中，始终没有化解掉。“人情关系”这个决定中国人生活的重要东西，方便了很多人，也坑害了很多人，成为佩甫剖视社会、人心的主要切入路径。

    注释

    [1]南丁：《与共和国共同着命运的文学》，见《南丁文集·评论卷·微调》，河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2]同上，第88页。

    [3][5]南丁：《李佩甫和他的小说》，见《南丁文集·评论卷·微调》，河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页。

    [4]赵富海：《南丁与文学豫军》，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84页。

    [6]同[3]，第190页。

    [7]査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2006年5月版，第364页。

    [8]舒晋瑜：《李佩甫：上网写字不能叫创作，警惕庸俗化的泛滥》，《中华读书报》2012年4月25日。

    [9]李佩甫：《这里会出现森林》，《奔流》1984年第5期。

    [10]李佩甫：《青春的螺旋线》，《奔流》1983年第7期。

    [11]庄众：《琐记李佩甫》，《百花园》1988年第5期。

    [12]庄众、曾凡、李佩甫：《象征的金屋与〈金屋〉的象征——一次没有结束的讨论》，《小说评论》1989年第6期。

    [13]李佩甫：《〈生命册〉是我的“内省书”》，《中华读书报》2012年12月26日。

    [14][15]李佩甫：《小小吉兆村》，见《无边无际的早晨：李佩甫中短篇小说自选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391页。

    [16]李佩甫：《生命册》，作家出版社2012年3月版，第8页。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