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醒了之后的开始作”

    1985年，写完《小小吉兆村》的佩甫，写作上更进了一步，但到底要写什么怎么写，他意识上还不明确。他继续与朋友们深夜长聊，他依然焦灼痛苦，那交流相撞的火花并没有让他灵窍顿开、实现质的突破。他深深知道：一个作家如果不改变这种状态就会终生痛苦，作家就会当得很窝囊。但写作难关的渡过必须求于自我，而非外界。真是想得太累了，孤深的夜晚，他辗转难眠，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回想童年生活的温暖和快乐，想起在蒋马村姥姥家玩耍的情景。往事不断延展，他的心灵得到抚慰，感到一阵阵的安宁与轻松。于是，童年在他以后的生活里，不断以各种形态逼上心头，有时是几声稚气的儿歌，有时是一个庞大的草捆，有时是一段苍老的传说，有时是一缕牲口屋暖暖的香臭……渐渐地，那些情景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它们占据了佩甫的心，成为他心里真切清晰起来的声音。“已是久远的过去了，总还在眼前晃，一日日筛漏在心底，把久远坠坠地扯近来。便有一首小小曲儿在耳畔终日唱：云儿去了，遮住了远远的天，在远远的天的那一边，有我姥姥的村庄……”[1]敏感的佩甫细细谛听着，他激动地感到了生命深层的一脉脉苏醒，他激动起来，决定跟着心灵的歌声写写试试。

    在回忆的指引中，佩甫写出了《红蚂蚱 绿蚂蚱》。往前探求的这一小步，却是佩甫写作转折的一大步。有时候，人在这个阶段和那个阶段的临界，就只是相隔一层纸，有些人坚持着捅破了，就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有些人叹息着放弃了，就只能在原来的格局范围内兜来转去，一辈子“小鼻子小眼”的。在《红蚂蚱 绿蚂蚱》的写作中，佩甫实现了文字与生命的打通，发现了端坐心中的“小脏孩”，这个“小脏孩”是他的文命精魂，他遵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遵从了自己的命，从此，他以这个“小脏孩”的眼睛看世界，倾吐着他的感受和思想。

    也许，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小孩，那是命运赐予他的那些经历所哺养出的生命精魂，是他最真实的“本我”。只是，许多人的心，或淹没在了一辈子的操劳忙碌中，或迷失在了功名利禄的谋取中，或沉湎在了随众而欢的纷杂享受中，不能感知到那个小孩的存在，并与之渐行渐远，直到年华老去。佩甫的记忆被刹那间唤醒，他感到了身体里一个活泼而真实的“小脏孩”正在清晰跃动，他发现这个小孩原来一直在守着童年时光所赐予自己的经验宝藏。“李佩甫怀着神秘的喜悦发现了经验世界中早已存在却未曾发现的‘深层’。原来在自己的心灵仓库中，已经储存了这样多‘干货’，凝聚了这么多生动的画面和完整的人物故事，只要‘请’它们出来就可能是珍品。只要有高妙的法儿把它们和盘托出，就能现出这个世界的斑斓。”[2]于是，佩甫按捺不住狂喜的心情，放这小人儿到广阔的乡村记忆里自由奔跑，然后忠实地追寻着他的足印，一笔笔写下关于村庄的文字。

    《红蚂蚱 绿蚂蚱》原名是《童年的小木碗》。人的记忆有时挺怪，关于某段往事的回忆好像有个什么物事是阀门或者开关，人常常由此开始，顺畅进入那段岁月的世界。也许，佩甫每每想起那段经历，首先浮现的是那个小木碗，“儿时，在姥姥的庄子里，捧着乡下孩子的小木碗，我就这样一家一家地吃遍全村。吃了，和小小的‘老表们’滚在土窝里脱土馍馍，木碗儿扣出光光圆圆的一坨、两坨、三坨……撒一泡热尿，那‘馍馍’碎了，又脱”[3]。然后，他想起了狗娃舅、队长舅、瞎子舅，想起了谷场、老磨、老坟地……和1990年发表的《黑蜻蜓》一起，这两篇小说是佩甫“乡村情感”的源，离佩甫最近，“是对诗化了的乡村记忆的一种唤醒。也是我寻找写作领地的一种过程。是醒了的开始作”[4]。

    《红蚂蚱 绿蚂蚱》在全国文学界产生影响，带来了佩甫写作运势的拐点，变“投稿”为“约稿”，他轻松了许多。更重要的是，《红蚂蚱绿蚂蚱》让他明确定位了自己的写作领地。尽管从《二怪的画》《多犁了一沟儿田》《十辈陈轶事》到《蛐蛐》《森林》，他在迷茫中的探索已经朝向了领地的方向，《小小吉兆村》的跋涉，让他已悄无声息地将近边缘，但让他明确地眼清心定、看到了创作方向的，是《红蚂蚱 绿蚂蚱》。关于这个作品在创作过程中的意义，佩甫这样写：“《红蚂蚱 绿蚂蚱》里，有我对那片土地透骨的热爱。不用想，日子会跳出来。那种天然的熟悉，一风一雨、一草一树非常熟悉。所以我说，过程是不可超越的。写出好小说必须找到熟悉的生活源泉，找到一口井。我的源泉就是平原，我在这里长大，无论是四季变化、植物生长、人的生命状态都是我最熟悉的。世界各国的作家，最后都要有自己熟悉的土地，才能走向极致。”[5]

    那时候，50后这批离开家乡到外面世界生活的文学青年，已经从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等的写作启示中，“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1985年，莫言在《中国作家》第二期上发表了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放出了生命中的小黑孩儿，“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6]。那时，年轻作家的写作雄心就是以家乡原型为据点，圈建起自己的文学领地，这种观念和做法持续至今。有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阎连科的“耙耧山脉”、刘庆邦的“豫东平原”、张炜半岛上的“野地”……而作为城市孩子的佩甫，能有幸发现一片只属于自己的土地，是直接决定创作心境和状态的大事！他很赶趟儿，在1985年就找到了。他醒了，焦躁不安从此消散，写作自信鼓荡起来，心稳稳地放在肚里，写什么已经不是问题了，只要专心致志地精耕细作，就可以了。

    他更加感恩这段在姥姥家度过的童年。后来，他将感恩扩延至脚下这片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村庄、庄稼，以及每一个劳作着的人。佩甫进入了创作的高产期。从1985年至1992年，是佩甫创作过程中的黄金八年，这时他精力旺盛，产量颇丰，迅速趋于丰富与成熟，形成了独特的作品风格。这个时期的作品有《红蚂蚱 绿蚂蚱》《李氏家族》《女犯》《红炕席》《送你一朵苦楝花》《金屋》《黑蜻蜓》《画匠王》《无边无际的早晨》《村魂》《田园》《豌豆偷树》《乡村蒙太奇》，还有18集的电视连续剧《颍河故事》。

    这段时期，佩甫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认识和写作风格，之后的写作，就是这风格的延续和认识的再堆积、再深化。在思想认识上，既有对乡村记忆的默念怀想，也有对乡村历史的想象追溯，还有对乡村当下的急惶恐虑。在叙事结构上，有时候，他以人物或场景的拼贴组合出一个村庄的风情；有时候，他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双线交替将小说直接扯入阔大的几十年的时空构架中追昔比今；有时候，他以不可抑制的强烈情绪用第一人称的“我”或第二人称的“你”，来倾诉解不开的困惑和挣不脱的自缚。

    但无论何种文本外相，佩甫创作的“小脏孩”的基点都就此奠定，保持终生。这“小脏孩”是佩甫文字的生发处，并在以后的写作中成了他不变的叙述视角，带着这“小脏孩”的情感倾向和思想指向，他由此处观察世界、理解世界。后来，这个“小脏孩儿”在文本中变换成不断出现的“黄土小儿”，这“黄土小儿”有时是佩甫的“我”，有时是李治国们的“我”，这些“我”之间的同质点，是都接受过乡村∕大地恩养的灵魂。佩甫跟着这“黄土小儿”们的脚步，走进了那个生动而沉郁的世界，这世界是“我”们生命的来处和资源，是被吞进肚里、供日后不断反刍的“原料”。但这“黄土小儿”的灵魂有时感到宁静而诗意的沉醉，有时感到亏欠而无法偿还的沉重压力。

    佩甫这段时期的小说里，这个“黄土小儿”明显出入了四次，这四次是佩甫主体情感投射明显的四个中篇小说：《红蚂蚱 绿蚂蚱》《黑蜻蜓》《无边无际的早晨》《田园》。佩甫浓墨重彩地渲染着乡村对“黄土小儿”的恩养，不觉“在回忆中写作，在写作中回忆”，进入了对“大地”恩养的感念。而这恩养不仅是饥饿年代的填饱肚子，已经是回忆时丰富而温馨的精神哺养。

    佩甫在《红蚂蚱 绿蚂蚱》的开头引用了泰戈尔的那句话：“旅客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边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这每一个字都契合着佩甫苦寻几年一朝得来的心情，同时又暗含了他以后创作的策略和决心：守“家”、掘“深”。这个作品像他模糊涵蕴了许多年而终于唱出的牧歌，关于几多的舅们的生命牧歌。在那段匮乏岁月，舅们善意的关怀营养了他的成长，将动人的人性图景刻在他的心底，佩甫满怀感激，和着瞎子舅的琴声，唱出了“姥姥的村庄”的醇味儿。

    之后的《黑蜻蜓》是理解佩甫和他作品的钥匙，也是最切近他个人生活、内心情感和性格的作品。佩甫以表姐为原型来写，表姐是佩甫最亲近、最熟悉的乡村人物，也是佩甫与乡村世界间关系缘起的解释。《黑蜻蜓》发表24年后，佩甫再次以表姐为原型写了篇小说《麻雀开会》，可见表姐的重要性。两篇小说有许多雷同的细节，应该是表姐这个原型的真实事情。表姐比佩甫大三岁，小时候，她像个小大人，带佩甫在田野里扒红薯烤了吃，那“带一点点甜头的焦煳味”让佩甫终生难忘。表姐出嫁后，佩甫眼见了能干的表姐怎样在艰难的日月里变得“又黑又瘦”，他看见过她拉着架子车到城里卖瓜，下暴雨了，她“两手撑着一块破塑料布，浑身水淋淋的，就像个落地的傻斑鸠”[7]。她晚上睡在猪圈看守防贼偷；她“半裸着两条杆子腿”“和泥脱坯”；她在为姥姥守灵的时候被“附体”……他见证了表姐一生的艰辛和坚韧，也见证了表姐的要强与重情，他开始琢磨表姐生活背后那个异常强大的词：命运。同时，他从表姐的命运联想到了许多乡下人的命运。倾听乡村的召唤、以文学来负荷乡村，就这样被佩甫承当成了命运，他这样一再书写乡村也是在顺命而作。“我常常把那件枣花布衫当作乡村的旗帜，远远地望见了，就急煎煎地向它奔去。它也仿佛具有某种灵性，老远老远，就听见它说：‘兄弟，你回来啦，兄弟。’”[8]

    佩甫在《无边无际的早晨》和《田园》中，继续延展他的感恩，但不再是切及自身的“回忆”，而是推己及人，触及那些离开者的精神流浪与归“栖”渴望。他所感恩的，也从具体的舅们、表姐，推及到了大地。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仍然是乡村∕大地恩养下成长起来的“黄土小儿”，是纯净而自由的大自然怀抱的精魂，跟佩甫实际生活远离开来，但他们和佩甫矛盾而压抑的灵魂仍声息相通。《无边无际的早晨》中的治国从小吃百家饭长大，在乡村时他渴望离开这村庄外出好好谋生，在“谋”中“谋”后的日子里，在当了乡长当县长的上进途中，他常常带着愧疚怀念起曾经恩养过他的一个个乡亲。他在怀念中诞生了“自我”：“他肚子里拱出一个黄土小儿。那‘黄土小儿’赤条条的，光身系着一个红兜肚儿，一蹦一蹦地跑进麦田里去了。那‘黄土小儿’在金色的麦浪里跳耀着，光光的屁股上烙着土地的印章。那‘黄土小儿’像精灵似的在麦田里嬉耍，一时遥遥地提着水罐去给四婶送水；一时跳跳地越过田埂去为三叔捶背；一时去捉兔子，跃动在万顷麦浪上；一时又去帮乡人拔麦子……”[9]他的“自我”跟大地融为一体，他因个体与大地的分离在外面世界的生存中而逐渐失去“自我”。他痛苦着。《田园》里的杨金令在城市世界受了伤，他在回乡的日子里养好了身伤、养好了心伤。他是怎么养好的？乡亲的恩遇和大地的启示。养好后呢？他只能离去，但这离去时的“狗剩儿”“眼里流出了两行热泪”，他将那个“黄土小儿”揣在了怀中一起带走了。“狗剩儿的精血溶成了一个小小的洁净的没有被奸污过的魂灵。那是一个在田野里翻跟头，在颍河里撒尿，在麦场上捉迷藏的魂灵……”[10]但这两篇小说都透露出了佩甫灵魂的真实痛苦：如何反哺这些恩情？反哺情怀是佩甫延续至《生命册》的愿想，也是他内心深久感到的负荷和召唤，他在热热的文字中缓释这负荷，呼应那召唤。

    童年的乡村恩养对佩甫精神世界的铺底太重要，以至于他将之作为一生观察和写作时的精神参照系，并成为他识人辨世的度量器。即便在批判性强的文本中，仍有心底的这股吟咏在暗流。在这几篇小说中他有意忽略了人物或情节的负面指向，原因是他想放大那可贵的乡土之魂——民族精神中的美好人格、朴素人性中的温暖善良、文化传袭中的重情守义。随着自身精神在生活中的失望，他一再让自己的灵魂回到这里寻找抚慰和寄托。他执着苦恋这乡土之魂，并一意孤行地将之强化成飘扬在他文本上空的精神招引幡旗。从此，他沿着回忆启示的“井”不断深掘，在对社会变化和人心变化的观察中，他不断产生新的困惑，随之久久停留，反复思索，达到认识上的递进式提升，然后将这认识再通过文字传达出来。佩甫的小说实际归纳起来就一部：李佩甫的中原认识，而每一篇，都是一级向上延伸的台阶。

    就这样，“在回忆中写作，在写作中回忆”，佩甫从狭小而具体的乡村走向了广阔而抽象的大地，乡村的各种形态情状都是大地的物质体现，而这形态情状的内在关联和蕴含却是精神的。佩甫意念中的大地是什么呢？它是巨大而厚实的物质存在，是万物寄生的母体，无限宽容地恩泽着每一个栖身其上的生命，承载着一代代生命的繁衍生息。在佩甫的作品中，它的形象是具体的，是一方平展展的中原区域，散落着许多同样的村庄，村庄周围生长着同样的、绿得深浅不一的庄稼，村里生活着一群同样复杂而简单的“民”们；它又是抽象的，是巨大而沉实的精神文化，是为人类生活和经验所渗透过的历史化风土地域，蕴含着历史积层下的文化符码，它这一方水土无声地主宰着一方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命运。

    这时期的佩甫，一有机会就去行走大地。这大地的沉郁与厚重，大地的负载与主宰，大地的热度与力量，已经他的那双脚深有感触。

    第二节 不得不见的另一面图像

    深陷童年往事的佩甫，陶醉在温暖的乡情回忆中，但这记忆的链条上时不时有一截现出的是另一面图像，带了苦涩的味道和冰冷的寒意，源于生活，也源于人情。甚至到后来，他有意向善取暖，却远不抵现实认知泛起后的凉苦。他记得蒋马村人相互关照的仁义，比如《红蚂蚱绿蚂蚱》中狗娃舅的原型狗儿，家里很穷，个子很小，一米五左右的样子，因长得矮小站不到人前，村干部和乡亲们就照顾他当了记工员，算是在大队里工作，说起来添些“荣光”好娶媳妇儿。他还记得德运舅新娶的媳妇上吊自杀了，村里人“像谋自家的事情一样认真、精细”帮他操办丧事，但也纷纷将馒头、白布等塞怀里偷偷拿到自己家。童年时期的佩甫，在观看中，心里埋下了疑惑的种子。他不明白这仁义里怎么还裹着自私？这胡吃海喝偷拿后为何又转为了关心与安慰？佩甫的疑惑不止于此，他还记得“在姥姥家里，饭一向分两种，黑窝窝是姥姥跟表姐吃的，掺了些白面的馍是我跟姥爷吃的”[11]。佩甫不解，“那时，我不懂。长大了，我仍然不懂。但我却明白了‘黑’与‘白’。我固执地认为，黑与白就是人生的全部含义”[12]。

    疑惑的种子在心里生长，让他认清了这有分别、讲等级的社会实质。

    在后来的生活中，他通过耳闻目睹积累了更多对乡村生活真相的了解和困惑，心情与文字一起愈发沉重起来。于是他忠实地将这另一面的图像连同自己的疑虑、矛盾一起“托出来”。也许，从1981年那篇尝试写农村生活的《二怪的画》开始，佩甫贯穿整个写作过程的矛盾心态就已经存在。这矛盾就是：童年回忆的温暖乡情与成年理性认识的深邃凉意、眷恋升华成的理想执念与疑惑追究后的现实批判之间，一直没有弥合的精神裂隙。佩甫的矛盾心态无法调和，这是乡村生活复杂性必然导致的结果。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他记忆中的乡村越来越退入历史帷幕，他焦虑批判的现实登据了时代舞台中心，这矛盾就成为更宽阔的鸿沟。而作为写作主体的佩甫，承受着更痛苦的撕扯与煎熬。后来，他试图在《城的灯》的理想层面搭建一下桥梁，结果仍跌坠在“五个兽”的现实深渊中。

    就这样，这个创作阶段的佩甫，有时陶醉在温暖的乡情回忆中，在诗意而美好的往事中抵达了乡土之魂的正面；但他很快正视现实见闻所示的乡土之魂真实的另一面，他在现实带出的疑惑中体验、思索、追究，终于在日后生长成一棵思想之树——根植在中原大地生存土壤中的认识之树。

    那么，这乡村场另一面的驳杂图像，都是什么呢？或者说，佩甫此时看到了哪些让他久久凝思求解的现象呢？

    这是一个混杂的乡村场，仍有人性调控和道德伦理制约下仁善闪亮的时刻，但佩甫用更多的笔墨如实托出来了乡村场另外的驳杂图景，他专注地循着图景的细节，以不断丰富的认识认真辨析这驳杂的色调。佩甫用的仍是这个旁观的“小脏孩”的眼睛，随着这目光的引领，我们看到了这些：

    乡村的生存苦哇，太苦了！穷苦穷苦，因穷而终生辛苦，拼尽一生的心力，也不过是基础生存层面的达到，凑合着基本完成物种延续必需的日常维持，就不错了！家里几乎都是农村亲戚，耳听目睹地，佩甫知道农村人生计的艰难。他曾无数次听来家的亲戚诉说那琐碎日子的辛劳，也曾许多次亲眼看到他们的生活状况。表姐结婚后，佩甫亲眼看到她像一个男人那样在脱土坯，在“黄荡荡的世界”里，表姐的“一张脸全被乱发遮住了，身上斑斑点点的全是泥巴，两条细腿杆儿一样戳在地上，朝天撅着一个土沉沉的屁股……只见二姐被汗淹了，被黄尘淹了，也被那机械的劳作淹了……”[13]这些场景，佩甫看在眼里，成为刻在心里的农村生存图景之一。直到2014年，佩甫在《麻雀在开会》中，还深深记得表姐，记得她经过的那些辛劳。但这样的苦作，表姐一生所完成的，也不过是把孩子拉扯大、给他们盖上房娶上媳妇，熬到有孙辈了，再给他们看孩子。他感到：“有时候也是在刃中游，锅里翻，那一洒阳光也是争得的，读来挣挣扎扎，猴猴气气，很不容易呀。”[14]表姐的命运是无数个农民的命运，无数个农民就这样终生操劳，没有停顿下来歇息的时候。但能对付迎面而来的基本生存之需，就很不错了。

    为什么啊？佩甫心怀巨大的不解、不平，他以表姐的形象向社会追问，向命运追问，向历史追问。

    这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乡村场，像任何一个中国人场的缩影，原型般展演着社会生活环境“场”的种种本相与陋习。这里有村官的仗势欺人，混合着村民因顾念利益而不论是非的媚上或怕事，这“欺”就是对某个人或家庭的集体性围剿，“恶”不堪言。《豌豆偷树》集中展现了这些。佩甫有个表弟就在蒋马村小学当老师，佩甫经常去他那里小住，对农村小学情况比较了解。这篇小说的形式就是一个民办教师的日记，表达了佩甫对乡村教育的思考和关怀，这思考，正是后来佩甫“土地——植物”核心思考内容的重要方面。小说主人公王文英是个小学民办老师，他甘于清贫，一心一意地爱着孩子们，希望为村里培养些人才。有个叫王小丢的孩子，刻苦聪明，是块好料。但他家穷，长辈们在村里没地位，有次村里退押金，人家都退了，偏他家的就不给。在绝望中，这孩子以上吊的方式向村长要。钱要回来了，可他被毒打一顿，学也不让上了。王文英迫于无奈告了村长，村长被抓走了。王小丢考上了县重点中学，而王文英在一个暴雨天在教室里被砸死了。这篇小说中，佩甫重点呈现了乡村场的三个方面：等级欺压——在乡村，村长、支书是最高等级，村民在他的管制下生存，许多人自觉地助纣着他的意志；成长毒养——王小丢的记忆一定很深刻，他眼里“蕴含一层黑气”，这是乡村经历的仇恨、屈辱给他的含有毒素的营养；同化作用——乡村场的同化作用太大了，那曾经有理想、围着驼色围巾的“右派”，在村里生活了几十年后，泯然众人矣。环境就是这样以生存的逼压渐蚀了人的“自我”，这样的场，事关孩子的成长，被佩甫格外看重。此后，他在大部分小说中，多次重复着这三个主题。

    乡人的灵魂老愚、老小、老恶啊。他在《红炕席》里，就写了一个编席能手五哥的事情。五哥心灵手巧，编的席卖得大好。佩甫刚下乡当知青的时候，村里为他们盖的房子还没好，他暂时寄居在一个裴姓老乡家里。侯王是个席窝子，那时，“靠着村西那片一望无际的苇荡，这里家家户户编席为生”[15]。这家人就经常编席，佩甫于是就熟悉了编席的流程：割苇、浸水、破篾、碾篾、编。但后来，村里“风气坏了”，大姑娘私奔小媳妇躁乱不宁，日子过不好了。村里人想来想去找不出原因，后来他们一致认为：是五哥的自残让席子有了“蛊”。但“怎么会呢？那不过是一张席，一张五哥精心编制的炕席。……怎么会给村人带来祸害呢？……说起来该是没人信的，可村里人都信。正是红炕席使汉子们失去了生命之阳”[16]。群体地妄加猜测且深信不疑，是村人无知、缺乏思考能力的证明。《画匠王》里，铜锁弟兄捉完奸，弟弟提出用50元钱也睡一晚嫂子，哥哥狠着声要60元答应了；老黑老了，三个儿子都不情愿养，捏蛋儿来分……《乡村蒙太奇》里，月琴家盖房子，先后扎过七次根脚都被广臣家扒掉了；保松辛辛苦苦种的果园，在成熟的时候却迎来了全村人包括其亲弟弟组成的“贼”队，“人们从四面八方奔向果园，一个个嗷嗷叫着，简直像从地里钻出来的鬼魂一样……”[17]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啊？他们是一个个贫穷的弱者，没有正见，没有定见，没有自我约束与思量，他们多凭本能行事，有时为个一碗面条的小善，有时为个偷苹果摔屎尿的小恶，缩在群体的壮胆中去抢毁，一旦事出恶果，他们又一个个愧疚不安、担当不起了。贫弱者的“恶”都那么怯懦，对人伤得起却担不起，藏在“众”的遮掩中偷偷摸摸释放罢了。乡村原来也是个生存丛林，家族血缘的情分挺淡薄，常被拿来作了伪饰。被压抑地活着的乡人，是强大生存压力的逼使，还是素质确实不够？乡人活得太小了，“小”得没有胆量，看见个人物就试试巴巴地送讨好眼神；“小”得没有气量，一把菜的得失就挂在心上成了恩怨；“小”得没有担当，亲爹亲娘都不愿好好恩养；“小”得没有眼光，短浅到眼前的高低贵贱就是态度和眼神的标准；“小”心脏里盛了一盆子糨糊，不分是非黑白……

    可是，如果没有昂扬扬的生，舒展展的活，这一辈子，窝囊！

    我喜欢另一类穷人，他们也要隐忍生活的艰辛与等级差距下的贫穷，和尊严、脸面上的屈辱，但他们不苟且，正直而健康地活着。在我们艰难的谋生中，如果乡人能活出一个“人”的端然，呈现一张“人”的生命庄容，将意味着“个体生命”意识的真正建立，我们百年力求的“启蒙”重任就可以欣慰而退了。

    这样的乡村场，远没有褪尽历史羁绊，远没有现代社会的概念认知，却被裹挟着进入了它历史性的转折命运。于是，乡村被热烈的时代氛围所浸染，乡人的头脑和灵魂经此释放出大量欲望的热能，大地开始躁动起来，几千年稳定的农业文明中的乡村结构，在人们生活、思想发生大变动的历史转型中，开始崩坍。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建立，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在深圳落户，南下打工潮从此开始。许多年轻的女孩子、男孩子开始从家乡出来，坐到了大小工厂的流水线上。后来，外资、合资、自办企业向更多区域迅速扩展，未婚男女已婚男女、甚至些许中老年农民，纷纷外出打工谋生，移民潮声势浩大起来，延续至今。中原腹地的一个个小村子，再无安宁时刻，人们再无法安守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精心侍弄“一亩三分地”以“吃上白面馍馍”为满足的年月了。

    年轻男女在这股风潮中，激发出不安分、要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同时也爆发了行动上、情感上、思想上的——离开乡村。他们再不愿延续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渴望去寻找、融入新的现代生活。这代青年的命运将是中国此历史阶段的最强音。佩甫在表现这点时，仍带着困惑不解和深深疑虑。他明白，年轻人的渴望像燃烧的“麦秸垛”，他们背叛传统生活是合时代进程的乡村之变，可这些，在没有历史前鉴的情况下，让那时期的佩甫感到忧虑不安，他在展望、思考时陷入迷茫，一时难有理性明晰的认识。但，何止他？从社会构想决策层的“摸着石头过河”，到基层老百姓的“赶鸭子上架”，关于未来，都是个全球发展背景下的大方向，如何结合我们民族的具体实际去走有效之路，哪一条是合适路径，怎样走最好，都不得而知。因此，付出代价是必须的，但如何谨慎而行，让空间意义上的大中国、时间概念上几代人的大整体偿付更小的代价，是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

    《送你一朵苦楝花》发表于1989年，佩甫第一次明确使用第二人称叙述，感到与人物“有种兄弟姐妹般的亲切”。佩甫想聚焦“背叛”写下困惑，想在“假想”的城市谋生之“兄”朝逃离乡村渴望进城之“妹”的倾诉中，将盲目无知的“妹”之迷失灵魂与萎缩负累的“兄”之痛苦灵魂一起裸着呈现，在相互比衬中透视农村这代青年的精神图谱。但诉说式的写法，让“一直是凭情绪写作的”他，在不知不觉中高高挂起了自己的矛盾灵魂，进行了他所有小说中最深入自我精神的审视与反省。佩甫被这第二人称的内诉式写法带出了寡言、苦闷、压抑的“自我”，借“小妹”不管不顾的胆量与行为，他透视了“我”这个限于平庸生存的知识分子那“披枷戴锁”的怯懦，在暗夜里清晰自己、释放渴望的虚妄。尤其是后半部分，他大段大段地检省自己不敢“坦露真诚”，“戴着面具”生活的无奈与虚伪，大段大段恨骂自己“在暗夜里神行七百里去与那‘阳光’汇合”“神思在‘阳光’的门前彳亍独行”“却不敢按响门铃”的犹豫懦弱。可是，佩甫诉说的意志过于强烈，急切倾放、敛收不够，致使小妹的故事反倒缺头少尾，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出现了用经验联想无法填补起来的情节断裂处。于是，写作主体那个自责又自辩的不甘、不安的灵魂，是小说感染力很强的实体部分了。《送你一朵苦楝花》是佩甫第一次暴露他内在灵魂分裂中的挣扎、在自问中自审的作品，《生命册》中他再次言及自身，却没有这时更坦诚切近。小说的写作有时就这样有趣，写着写着就会与原初构想发生抵牾或背离，但致使产生背离的那个强大内驱所透露的信息会更逼近作家那段时期的内在真实。

    当然，佩甫表层叙述的重心是面对“小妹”“七次出逃”的思考，他聚焦年轻人的背叛，敏锐捕捉到了社会大变将起时乡村躁动不安的低压期，他甚至感到了随之将来的传统道德伦理观念在乡村社会的断裂与消失。在《金屋》中，这股“小妹”的叛逆情绪在麦玲体内熊熊燃烧，更加浓烈，也在《黑蜻蜓》中二姐的儿子们心里着了起来。当时，“以写作改变命运”的那些农村作家不这样认识，他们对逃离土地深有同感：乡村对乡村的年轻人而言，就像个无望的牢笼，无法承载年轻人从心底蹿腾起来的欲望或理想；乡村秩序中的道德伦理观念，对他们也是想要冲破、必将冲破的束缚。他们渴望外面的世界，尽管这空旷而巨大的存在落实到身上，是各种各样的辛酸和艰难，但那是他们寄托了梦想的新生平台，他们带着乡下人的决勇、韧性和刻苦去搏一个乡村无法成全的人生实现。

    但佩甫，却开始焦虑“背叛”。对“背叛”的注视，还是让佩甫感到了大地命运的前兆，也让他渐渐更替认识，城市和乡村都是大地上的人群聚居区，这物质大地和那精神大地其实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在《苦》中，他写道：“可是，我的小妹，你生在这块土地上，又怎能逃脱这块土地呢？”[18]土地上的城市和村庄，只是人类社会的区域划分，其间有差别有共性，佩甫这段时期内将二者对立起来，作为他不同情感取向的分别代指，但就在这种对立设置中，佩甫还是感受到了那深层的一致性，并在以后的长篇代表作中逐渐超越对立思维而趋于城乡一体的认识。

    这个时期佩甫的创作，基本上是现象在前，认识在后。1993年左右的一段苦思后，他的写作就是认识在前，现象在后了。这是一个作家创作过程中不可调换的成熟次序。佩甫的创作，始终在“现实”之中。“现实”是佩甫写作的方向与引领，他尊重现实，但也因此拘囿于现实，“现实”最终成了他写作的局限，是否符合现实经验也是他评判别人作品的主要标准。不可否认，是对现实的遵从让他机敏地感受到时代飓风从生活的青萍之末渐起，也让他捕捉到现象层下所蕴含的生存真相，但同时让他无法超越，保持纯粹，即便正书写到兴头上的理想也会被意识中的现实之线最终扯入尘埃。可佩甫在作品中和生活中，对理想从来就没放弃过，只是，他更多的是对理想的坚执姿态和精神取向，没有赋予理想更多的实际内涵和想象。于是，他因现实的犹疑而表达得不彻底不清澄，好像喝着老陈酒慢慢沉醉时忽然杂入刺激神经的“醒”物，让人在出离现实的温情沐浴时还要遭受着现实劣寒的提示与袭扰；他又常常在对现实畸态的批判和审省中不时杂入朴素仁善的刻意，这点仁善的光芒在现实中又是卑弱的，无法构成与批判相反衬的意义张力，反而干扰了文本的完整度。就这样，佩甫在记忆情感与认识理性之间矛盾着，他无法将二者混溶，也无法舍弃其中之一，只能有所偏重地在不同文本中表现这被撕扯着的分裂灵魂。但笔的世界是想象的世界，它要宽广过现实，高远过现实，自由过现实，它要能上天入地飞升到现实无法企及的层面。但佩甫那支笔，常过于沉重地跌坠在现实的牵扯中，就像佩甫的那颗心，过于专注于现实纠葛的总结，尽管掘得用力，也往务虚上行进着，但生存经验式的务虚，最终还是无奈地失于“务实”，不能显示出提领整篇小说的力量。有时候，现实无法表达现实，而非现实也许能更尽致地表达现实。

    第三节 “三十二年后”的“外子”叙述

    80年代初的佩甫，对小说如何结构很在意、很用心。有一段时间，他不厌其烦地反复拆解经典小说的结构，希望获取适用自己的经验。但是，并不容易。写作过程中的许多开悟，看似偶然天成，事实上有一个前期辛苦积累的过程，是一定程度的量变引起了质变。在不断拆解的过程中，佩甫忽然感到：结构好像并不只是文本呈现出来的外部构造关系，结构根本上指向创作主体的内部特质。于是，佩甫产生了明晰的焦虑：他急于找到适合自己经验、认识、思维、感情、性格等的结构。结构是被寻找之物，它决定于作家的内在特质，以诸种要素组接的外在形式呈现。而《小小吉兆村》之前，佩甫在习作期的摸索中，尽管尝试使用日记体、意识流等创作方式，但并没有寻找到合乎心意的结构。

    但是，从《红蚂蚱 绿蚂蚱》开始，他的结构方式逐渐成形，并契合了他的思维和心理。看看开端就知道了。一个文本的开端就是结构的开始，“开端就是意义产生意图的第一步。”许多作家都会有对如何开始的恐惧和焦虑，佩甫也有。但是，《红蚂蚱 绿蚂蚱》后，他如何开始的困扰开始消散，一种稳定的结构方式产生了。

    那么，这段时期以及后来，佩甫的小说大多如何开始呢？这其中隐含着创作主体怎样的结构秘密？

    《红蚂蚱 绿蚂蚱》的开头是：“已是久远的过去了。总还在眼前晃，一日日筛漏在心底，把久远坠坠地扯近来。”[19]

    《黑蜻蜓》的开头是：“没有人记得那个小脏孩了。三十二年前，小脏孩跟在二姐的屁股后边，一步一步向田野走去。”[20]

    《无边无际的早晨》开头是：“国的好运是三十六年前开始的。三十六年前，国光荣诞生在大李庄那堆还未燃尽的草木灰上……”[21]

    《红炕席》的开头是：“五哥是二十七年前走向河坡的，在日末的黄昏。”

    《满城荷花》的开头是：“一觉醒来，已是三十年。”[22]

    《钢婚》的开头是：“三十六年前，倪桂芝住在槐树街六十六号，六十六号是一个很顺的门牌。”[23]

    《连环套》的开头是：“朵的命运早在她未出生前六十年就已埋下了很重的一笔。朵怎么也料想不到，还在她未出世的时候，世间已经为她预备下了一个小小的人生之环。”[24]

    《败节草》的开头是：“儿时，他的记忆是从一株草开始的。”[25]

    《城的灯》的开头是：“桐花的气味一直萦绕在童年的记忆里。那年他六岁，六岁是一个可以镌刻时光的年龄，于是他记住了那天晚上的风雨。”[26]

    另外，《田园》《乡村蒙太奇》《画匠王》《金屋》《李氏家族》《生命册》等，尽管没有明显在开头进入多少年之前来引起追述，但小说开头依然是时间性的，小说内部依然萦绕着从过去到现在变化过程中的时间感。

    佩甫非常重视小说的第一句话，他为第一句话枯坐过一两个月，也为这第一句话废弃过十来万字的成稿。他说：“第一句话对我来说是一锤定音的，对整个通篇的走向、语言的基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领导着作品往哪个方向前进。”[27]事实上，他在寻求统摄性的、能笼罩全篇的韵调或意象，这样的开头就是结构，结构一旦得来，其自身就会给文本的继续提供出路。有意味的是，他的开头透露出他文本的结构特征——大棚式时空架构，行文中的双线并进是大棚内故事叙述中的双梁组织。这架构的两端分别是两个时空基点，一个是叙述人此刻视角的当下时空点，另一个是他回望追述时的往事起点。在开头，小说讲述人的观察点、文本故事的起点就已经搭建起来，他站在几十年后的此刻，反思人事命运的来路，刻画下平原百姓命运流转中的酸甜苦辣，表达出叙述者发于深情的理性透视。这个横跨古今、两地的时空架构，像起笔之初就撑起在天幕下的大棚，笼着众多人物的人间活动。这是佩甫的写作视域，是他观察和思考时截取的社会人生的一部分，他眼神中流出亲亲热热的无限慈柔，脚站在这大棚世界的外边，长伫、久思。他撑起来的时间，大多是三十多年，大多从童年时期的成长开始，写到入世之后的步步艰辛。

    这是一个与乡村有血缘关系但非亲生的“外子”（指那些不是在乡村土生土长，长期寄养在乡村或经常走亲戚而暂住乡村的城市孩子），在“三十二年后”的回望中，写下的一系列对这个乡村社会的观察和理解。

    是佩甫在拆解经典结构时的借用，还是自身的认识和感受引领他到了这种结构发现？抑或是二者不期然地相互作用了？

    1985年的豁然开朗后，佩甫带着“小脏孩儿”的记忆和情感进入写作。1986年是个关键年，佩甫清晰地意识到了两个他的认识论中的核心关键词：距离，过程。

    佩甫意识到正是距离——时间距离、空间距离，产生着相对客观而正确的认识。说起来，也是敏感的他在生活小事上得到的领悟。

    佩甫老家一个远房亲戚的儿子在郑州打工，有一天休息，他就到佩甫家来。闲聊的时候，佩甫问他经常回去吗，他说不经常。佩甫问他再回家什么感觉，他顿时激动起来，声调也随之增大几倍，他说：“乖乖！一回去才发现俺家窗户那么小！那么小！！”后来扯东扯西地说了什么，佩甫已经不记得了。吃完饭，亲戚走后，他那句“一回去才发现俺家窗户那么小”在佩甫心里扎了根，佩甫久久沉思，试图破译这句话的内涵。之后，他破译了这句话，也加深了对社会转型期农民们精神世界的了解。到1998年，对这件事他还记忆深刻，写进了《败节草》。在小说中，李金魁跟爷爷一起进城到姑奶家走亲戚，回来后，“他站在空空荡荡的院子里，像个小木桩似的立着，一句话不说。……最后，他慢慢地嘘了一口气，还是说话了。他说了一句让三个大人都莫名其妙的话。他站在院子里，望着眼前的茅屋，说：‘窗户太小了。’”[28]

    这是一个人认识的开始。他经由一个更大世界的刺激，开始让原来的经验缩位（或叫复位），当事物在大的参照系中被还原到本来的样子和位置，对事物和自身的理解、定位就产生出来。就像佩甫去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的经历一样。小时候，佩甫感觉天安门广场无比巨大，人民大会堂无比威武，但他在80年代去北京，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真正就在眼前时，一下子却比预期感觉小多了。后来，在人民大会堂转悠的时候，佩甫特别想抽支烟，忍几忍，没忍住，就在一个角落里抽了一支，抽完发现周围找不到垃圾桶，烟头怎么办？几经犹豫，他悄悄塞在了一个柱子缝隙里。

    当人的眼界和心胸扩大了后，原先以为的世界就小了。反过来想，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作家有生活，但同时陷落在生活的汪洋大海中，写作上得不到提高的原因。没有更大世界的眼界和心胸，就缺少对自己生活的照亮和认识。

    对作家而言，经验在前，认识在后。因此，认识过程就要有个事后透视点，也就是作家写作时的观察思考据点。佩甫将据点设在了时间之后、空间之外，带着三十多年后的旁观者的亲热与警觉（三十多年，是一个人从童年到入世后的洗礼和完成，他基本定型了人生与思想，可以成为一个很合适的分析对象了。分析成长中各种元素影响的因果，分析社会性规则如何一步步改变了一个人，相合着分析“文革”、改革两段时期的时代转变。），他开始在距离的反差中审视“过程”——时间距离（古与今）、空间距离（城与乡）。

    此刻佩甫已经意识到了：过程。过程是促成他形成社会认识、文学认识的关键。说起来，可能与一次采访有关。在佩甫的作品中，有一篇从未被关注的小说，对他的认识却起到了推进作用。那篇小说是《女犯》。

    1986年，佩甫多次到河南省第二女子监狱采访，写了纪实文学《女犯》。那次采访让佩甫震惊、痛心。犯流氓盗窃罪的吴洁，索贿诈骗的“市场女皇”徐伟，屡次偷窃的杨萍萍，因爱受伤后报复男人的姜英等，她们在花样年华就此沦落。她们来到监狱还相互厮杀，有个小姑娘能吞一把针！这些脱出之前现实经验的强烈刺激，让佩甫久久难忘。他不断追问：这是为什么？这个“为什么”的缠绕让佩甫调查卷宗，沿着她们的经历上溯，他发现：经历对她们命运和心性的形成有重大作用。于是，在写作中，他怀着同情，详细叙述了她们的变化过程，将写作重心放在生活环境对她们的塑造上，这环境既包括时代风气变化的大环境，也包括个人成长遭逢中的小环境，人在环境中处于受制状态。这个意识是佩甫创作序列中的关键点，他文本蕴含的关键词——“过程”清晰而出。佩甫意识到人是在环境的熏染中逐渐成为这样的，人是在人际关系中被塑造为如此的。后来，他对过程更加重视，开始带着“过程”感去看人看事、写人写事。他将更多人事放在过程中追究因果，“过程”无形中成为他的思维习惯和文本结构的基架。对“过程”的重视与思考，让佩甫选择了“三十二年后”的时空架构。（“三十二年”是我从佩甫《黑蜻蜓》中引来的数字，用来代指这类时空架构中的时间距离。）

    这个意识，在《红蚂蚱 绿蚂蚱》中还没有出现。《女犯》之后，《黑蜻蜓》《红炕席》《无边无际的早晨》等中篇小说和代表性的长篇小说《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等，“过程”都是佩甫思想行进所贴附攀沿的核心骨架，衍生了他思想的血肉，也是理解佩甫文本世界的路径。不过，《红蚂蚱 绿蚂蚱》时，佩甫就产生了与后来“过程”有关联的先兆：时间感。佩甫的时间感很强，从对“童年的小木碗”的回忆起，经过对“李氏家族”的历史追溯，再经过对女犯们成长变化过程的审视、对二姐一生遭遇和命运的铺展，佩甫的时间观初步形成，只是此时还框囿在对生活过程的感悟中。佩甫在小说集《无边无际的早晨》的序言中这样写：“日子很碎，不是吗？……在过程里，人成了一片一片的点，那就是生命的亮点。正是这些亮点把时间分解了，时间成了一个一个的瞬间、一片一片的记忆，成了活鲜的有血有肉的人生，成了一种有质有量的东西。……在这样的时空里，人成了时间的切片。”[29]佩甫的小说结构依循的就是他的思维或者情绪，那断断续续的往事就像散碎的日子一样，他常常将它们拼贴在一起，一片一片地回味、咀嚼。也许，佩甫保持不变的散步就是神思在时光荏苒中的穿梭？他像一条鱼，游在灯红酒绿、人流涌动的“街”上，看着、听着这欲望泛滥的声浪，遥想起小时乡间宁静的夜晚，这灵魂就倦弃了身处的一切而皈依到有温暖人情的村庄。

    佩甫的城乡二元模式就这样产生了，并被人认为是佩甫小说结构和价值取向的根本体现，其实这是浅阅读的表面化判断，佩甫的思维不是城与乡的对立，在1985年前的短篇小说中他曾经有过如此简单而偏激的情绪倾向，但《红蚂蚱 绿蚂蚱》后就渐渐冷静求实起来，他的思维实际上是过去与现在的对立，只是那过去常常在文本中具体为合情感价值所在的乡村回忆，而那现在常常是合时代发展的欲望化城市生活。

    这种结构，是马尔克斯“许多年之后”的影照。可以说，很少有哪个作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能超过马尔克斯、卡夫卡。对50后这代作家而言，马尔克斯的影响是最大的。世界文学对中国作家的重要影响，是促成了他们对“自我”的发现，完成了文学观念的清洗和启智。佩甫感到：拉美作家对本民族历史带着宿命般神秘气息的书写、对黑暗现实直面而充满张力的揭露与批判，突然撬开了中国作家的天灵盖，他们返回自身生活的来路，感受到了从记忆深处弥漫而来的本民族的历史，带着遥远时空的神秘信息真切逼近。在这种影响过程中，有些作家是刹那间与文学大师心灵相通时被启发点燃，感觉打通在前，实际操作和理性认识在后；而有些作家则必须经过长久的艰苦辨思与寻找，才有所认识、继而有实获。佩甫是后者。佩甫在80年代也是大量吃进世界文学的营养的，但他不是在激动得茅塞顿开时，能立刻即兴借用或化用的作家，他所有的吃进必须在慢悟后与自我经验融契才能用。佩甫最早使用的是现代文学常用的表现方法：意识流。他最早在《森林》中用意识流来切入人物的“内世界”，后来又不断用意识流切入许多人物的“内世界”，包括叙述者自己。后来，他在思想逐渐提升后，就加重了对“意义”的追求，经常使用象征手法来以某些“意符”式物件或细节来暗示“意指”了，比如《金屋》中“金屋”的时代意象、古幽灵般的钱币形象，《羊的门》中的草类形象，《城的灯》中的月亮花等。而马尔克斯对佩甫的影响，不仅是“魔幻”那笼罩在生存场上的神秘而宿命的气息描述，最主要的是《百年孤独》中“许多年以后”的语言结构方式，这和佩甫在《红蚂蚱 绿蚂蚱》中欣喜发现的、进入自我写作世界的门那么相和，而这句话所启示的岁月悠悠感更熨帖了佩甫回望往事时的感受。不仅佩甫，这代作家都主动走进了马尔克斯“许多年之后”的时空框架，且大部分人这辈子的写作，好像也很难走出来了，但又有什么关系呢？拿马尔克斯“许多年之后”的旧瓶装他们的新酒，既可以装莫言酱红色的高粱酒，也可以装佩甫土黄色的玉米酒，拔开“许多年之后”的瓶塞，扑入口鼻的还是他们各自的生活味道，这味道才最重要。何况这瓶子，还是合适的。

    诸种因素形成合力后，佩甫就将此作为小说的结构原型。这结构，是他进入创作时的思维走向，也是他语言和情绪的基调。

    但佩甫是一个乡村场的“外子”。这个身份以及由此产生的视角，给他也带来一定的局限。1987年，佩甫刚成为河南省文联的专业作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冒着料峭的冬寒急不可待地回了插队的侯王，在那里住了一段日子体验生活。那时，他刚刚写完《李氏家族》，感到经验的耗费很大，几乎把储存透支了，必须下去走走再积攒新的了。一个原因是佩甫靠实感经验来写作，损耗自然就会大些。而另一个深层原因却是：佩甫是乡村生活的“外子”，并不是从小就在乡村泡大的孩子，而是在记忆和行走中熟识了乡村的，经验的量和层还是受到了局限。对乡村他的熟识，细细品来，与阎连科、刘庆邦、莫言等这些土生土长的作家对乡村的熟识，是有区别的。佩甫也是以“地子”身份进入对平原的关注和书写，但这个“子”，尽管有血缘关系，紧密相连，尽管从心态到笔势都与乡人主动同荣辱共命运，但终究不是亲子，而是“外子”。

    《红蚂蚱 绿蚂蚱》中的《德运舅的大喜日子》这部分，佩甫这样写：“院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娃儿们更是像过节一样窜来窜去，捧了个小木碗来，拿个馍就跑，快快。一会儿又来了，总也不断。一村的狗都来打牙祭，伸着长长的红舌头，等着赏赐。我贪看稀奇，只傻傻地站，又老碍人的事……”[30]佩甫就是以这样的“外子”的眼去看院里的人生。在《红蚂蚱 绿蚂蚱》与《黑蜻蜓》中，还有后来《生命册》的倒叙部分，他明显地入了场，好像将自己放进了生活内部，但他其实是乡村生活的旁观者，只不过他不是擦肩而过的旁观者，而是死死盯住的瞩目凝视者。佩甫在对乡村人物和景致的描写上画面感很强，真不知定在脑海中凝视了多少次，思考了多少次，又寻找语感了多少次。他在行走中阅读了多少张农民的脸才这样写道：“他两眼耷蒙着，一张脸像是揉皱了的破地图。地图上爬满了蚰蜒般的小路，小路弯弯曲曲又四通八达，高处发黄，低处发黑，那回旋处又是紫灰色的，仿佛流动着什么。但仔细看又是静止的，静得十分浩瀚。这是一张没有年月没有日期的地图，而四时的变化、岁月的更替却清清楚楚地印在上面。风刮过去了，蒙上一层黄尘；雨淋过去了，溅上些许湿润；冰雹砸在上边，敲出点点黑污；尔后是阳光一日日地暴晒，一日日地烘烤，烤得像岁月一样陈旧。于是这地图就显得更加天然，更加真实，叫人永远无法读懂……”[31]这是一个“外子”带着好奇的探究与想象性总结所写出来的。

    “外子”的经验局限让他在叙述人物时常常出现单面向和雷同化特征，而一个土生土长、在乡村日夜泡大的作家，对人与物的熟悉是具体的一朝一夕，是生动可感而微妙的许多细节，这些细节常常不用刻意调动就会主动跳跃而出，细节又能在想象或回忆中不断生出细节，经验的泉涌就是喷之不绝的活水，而不是一方水泥砌就的蓄水池，枯竭了就注些水进去。而佩甫，也或许过于注重表意的需要而做了裁剪，他的人物多是单向度进展，少有呼之欲出的鲜活与脱离意义指向控制的妙然自现，于是这进展过程中的叙述，有时就不免有理解不够的地方。他与他的人物间，大多时候相隔一层，两两相望却无法息息相通，但客观地说，佩甫还是尽力去走进他们的生活和灵魂去体验了，这种体验的局限性和表达的局限性，也许就像佩甫的性格、佩甫与他们的距离那样客观存在，不易改变。

    另外，佩甫的小说中也出现了一些情节的反复使用：比如“点心匣子”、背草捆的小人、写满字的烟盒纸等等，这一点常被读者诟病。相同的细节，相同的表意指向，不由人想追问：作为虚构的小说，作家的想象力在哪里？佩甫是一个看重经验的作家，来源于生活的观察和体验的实感经验让他充满写作的自信和底气，对他来说，经验的边界或许就是想象的边界。为什么细节一再重复？经验的局限只是浅层次外因，为什么经验这样局限？归根结底，还是他对农村生活的了解和体验是有限的、不够全面的。多久的旁观也不会跟年年月月中浸泡着一样，旁观能表现出由现象而究出的“意”，却难还原乡村人生命个体的多态风致。有时候，我们对作家塑造出来的人物的喜爱，不是他多么有代表性，而是他的生动性，或者说，是他身上呈现出的区别于他者、新鲜可感的“差异性”，是“差异性”让他有“他之为他”的可能。佩甫曾说李洱很聪明，将他经验的一点小油花都能充分照亮，而佩甫自己，又何尝不是将自身储存发酵的直接经验、间接经验都利用榨尽了呢？

    在这个时期，佩甫写乡村的中篇，大多用的是拼贴式结构，将一个个人物的片段组合在一起，构成对村庄的表达，也跟这“外子”的记忆特征、经验局限有关系。不过，在后来的长篇小说写作中，他还是努力突破着这点，将多个人物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推进情节发展。佩甫是心里很清楚的作家，他清楚自己能应用到创作上的长处，但他也清楚自己的局限，他也清楚要去克服的必要性，以及克服的难度。

    注释

    [1][3][19]李佩甫：《红蚂蚱 绿蚂蚱》，见《无边无际的早晨：李佩甫中短篇小说自选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192页。

    [2]孙荪：《捕捉变化中的乡土精灵——李佩甫散论（上）》，《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4]孔会侠：《以文字敲钟的人——李佩甫访谈录》，《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8期。

    [5]舒晋瑜：《李佩甫：上网写字不能叫创作，警惕庸俗化的泛滥》，《中华读书报》2012年4月25日。

    [6]莫言：《讲故事的人》，出自莫言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词，见2012年12月8日各大网站网页。

    [7]李佩甫：《麻雀在开会》，见《新世纪作家文丛：败节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11月版，第257页。

    [8]李佩甫：《黑蜻蜓》，见《无边无际的早晨：李佩甫中短篇小说自选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65页。

    [9]李佩甫：《无边无际的早晨》，见《无边无际的早晨：李佩甫中短篇小说自选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48页。

    [10]李佩甫：《田园》，见《无边无际的早晨：李佩甫中短篇小说自选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341页。

    [11]李佩甫：《黑蜻蜓》，见《无边无际的早晨：李佩甫中短篇小说自选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66页。

    [12]同上，第67页。

    [13]同上，第85页。

    [14]李佩甫：《一个时代的标本——读〈风中之树〉》，《人民日报》2002年12月14日。

    [15]李佩甫：《生命册》，作家出版社2012年3月版，第34页。

    [16]李佩甫：《红炕席》，见《无边无际的早晨：李佩甫中短篇小说自选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438页。

    [17]李佩甫：《乡村蒙太奇》，见《无边无际的早晨：李佩甫中短篇小说自选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330页。

    [18]李佩甫：《送你一朵苦楝花》，见《无边无际的早晨：李佩甫中短篇小说自选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148页。

    [19]李佩甫：《黑蜻蜓》，见《无边无际的早晨：李佩甫中短篇小说自选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57页。

    [20]李佩甫：《无边无际的早晨》，见《无边无际的早晨：李佩甫中短篇小说自选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1页。

    [21]李佩甫：《满城荷花》，见《无边无际的早晨：李佩甫中短篇小说自选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416页。

    [22]李佩甫：《无边无际的早晨：李佩甫中短篇小说自选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430页。

    [23]李佩甫：《连环套》，见《无边无际的早晨：李佩甫中短篇小说自选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514页。

    [24]李佩甫：《败节草》，见《新世纪作家文丛·败节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11月版，第41页。

    [25]李佩甫：《城的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1页。

    [26]孔会侠：《情感是写作的灵魂——对话李佩甫》，《江南》2016年第5期。

    [27]李佩甫：《败节草》，见《新世纪作家文丛·败节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11月版，第49页。

    [28]李佩甫：《无边无际的早晨：李佩甫中短篇小说自选集》的序言，华夏出版社1997年8月版。

    [29]李佩甫：《红蚂蚱 绿蚂蚱》，见《无边无际的早晨：李佩甫中短篇小说自选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199页。

    [30]李佩甫：《无边无际的早晨》，见《无边无际的早晨：李佩甫中短篇小说自选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7页。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