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往世到今生的“活”

    1986年，佩甫在《小说家》第5期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1987年，该小说的单行本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1998年，佩甫在《十月》的第5期发表中篇小说《败节草》。2001年，他将《败节草》的内容拆分为12部分，嵌到《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中，作为“羊”的部分，与“奶奶的瞎话儿”、鼠牛虎等11个属相相错并合为小说的三大板块，以《李氏家族》之名，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后，《李氏家族》之名就此沿用。2015年9月，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李氏家族》，作为“中国当代作家长篇小说典藏”书系之一。

    1986年，佩甫刚刚在《莽原》第1期发表过《红蚂蚱 绿蚂蚱》，就在《小说家》的第5期发表了《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这么迅速的出手，是有写作野心的青年佩甫第一次发力，他闷不吭地暗中攒劲儿，突然出了一记重拳。

    1985年，佩甫写完《红蚂蚱 绿蚂蚱》后，记忆之门被打开了，积年累月的各种储藏物冒出一大堆，那情景，很像《百年孤独》中，那个胖乎乎的吉普赛人墨尔基阿德斯拽着两块磁铁走过时的经典意象：“他拽着两块铁锭挨家串户地走着，大伙儿惊异地看到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纷纷从原地落下，木板因铁钉和螺钉没命地挣脱出来而嘎嘎作响，甚至连那些遗失很久的东西，居然也从人们寻找多遍的地方钻了出来，成群结队地跟在墨尔基阿德斯那两块魔铁后面乱滚。”[1]记忆就这样开了闸，许多想到想不到的都源源不断地涌入脑海，一桩桩一件件成群结队纷至沓来。而且，它们被激活了生命，兴奋地蠢蠢欲动、川流不息。原来，许多过往并没消逝，只是沉睡了。原来，写作有时就像这个吉普赛人嘶哑的喊叫：“一切在于如何唤起它们的灵性。”[2]

    不可遏止地，佩甫想起了许许多多。他先是想起了姥姥讲过的一个个“瞎话儿”。小时候的乡村，黑乎乎的夜里，孩子们瞪着明亮的眼睛，辗转反侧，胡思乱想睡不着，怎么办？缠着大人讲“瞎话儿”。或许，“瞎话儿”这词的源义就是指“黑灯瞎火”中的“话儿”？“瞎话儿”是大人哄孩子睡觉的法宝，是屡试不爽的民间摇篮曲。有时是白娘子、牛郎织女之类的神话传说，有时是傻子卖牛、憨子见丈母娘之类的民间笑话，有时是关于孙悟空、狐狸精之类的被口头演义了的文学典故，而有时，就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从大槐树下开始的先辈故事。蒋马村的姥姥搂着小佩甫，在他睡不着的夜里，缓缓地讲起了“瞎话儿”。随着那讲述，祖先们的“象”初印在一个孩子的心头。在一个个数不清的夜里，姥姥讲了许多流传在中原民间的传说，那一个个口头相传的祖辈们的故事，将童年佩甫带入了文化和历史，丰富和启发了一个孩子的想象，并成为他后来思想的酵母。成为作家以后，佩甫开始依循这些“瞎话”想象并解读先辈们的生活，他相信这口头语言的可信性。“我一直觉得民间传说也不是空穴来风的。都是当年的现实生活加以后人的传承，口口相传之后演变而来。生活变成故事、故事变成寓言、寓言变成传说、传说变成生活，这样一步一步来的，都是有根基的。但是不一定是原本，它经过了人们记忆的篡改修饰，或某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修饰或人们的感悟修饰或自然灾害或某一种灾难的修饰。”佩甫想起了姥姥讲过的故事：“老鼠精”横行的故事、一个女人用白面馍馍擦屁股被龙抓走的故事、蝗虫铺天盖地毁庄稼的故事……可当心神顺着往事回到近处，不由自主地，佩甫想起了许多刚改革开放后见到听到的事儿：在县里工作的那谁终于跟乡里媳妇离了婚，蒋马村的砖窑厂办得热热火火，女大学生进城几年变了心……还有曾经读过的那些地方志的印象和感受，都一同涌了上来。

    所有这些，共同孕育了佩甫的第一次认识——模糊而强烈的第一次认识。这认识，成为他终生思考的基础和方向。以后那些不断明晰而深化的认识，是此次认识不同程度的“后知后觉”性延展。

    佩甫的写作激情被充分鼓荡了起来，他听到内心铿锵有力的催促：要写！赶快写！佩甫是急性子，爱冲动，他一分钟也不愿再耽搁，渴望立刻从烦琐的编辑生活中解脱出来，全身心地投入到这被历史记忆、当下生活共同刺激出的表达欲望。于是，他立刻向单位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把自己封闭了起来。

    佩甫刚到郑州的时候，在省委第一招待所住，两个人一个屋，一人一个床位。后来以团结户的方式住在省文联，三户人家一套房，但佩甫很高兴，他可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了。（后来，那两户人家陆续搬走，这套房就剩佩甫一家了。）1985年，佩甫的家属调来郑州，不久，他开始写作《李氏家族》，“大姑娘坐绣楼般”闭门不出地写。“一位朋友读了《红蚂蚱 绿蚂蚱》后喜悦惊叹不已，对着李佩甫说，你再也写不过这篇作品。李佩甫听了，好几天不安稳，想了阵子，让妻子把门反锁上，待在房子里一个月，写了一篇格局更大、人数更多、时空更阔的长篇——《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3]饥饿的时候，随便凑合着吃点东西；有人敲门来找的时候，他装作听不见，任谁来都一概不开门。只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悄悄下楼，漫无目的地出去转转。一个月后，如此专注投入的佩甫酣畅淋漓地写了十来万字，基本完成了这部作品。

    可以说，这几年是佩甫“一生读书消化力最强、工作最勤奋、想象力最丰富、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一个刚刚发现自我的作家，那么快地写出了代表他第一个写作高峰的作品，这部作品堪称他日后写作的母本，此后的大量作品，几乎都是这个作品延续性的铺展或深化。《李氏家族》的写作前后，佩甫写作欲望迫切、情绪状态高涨，在一定的宏观构思外，保有了相当充分的混沌意识状态。因此，这部小说不像后来那些长篇相对齐整——茅盾《白杨礼赞》中的白杨树一样，枝枝叶叶全紧贴主干、束拢着朝上，而是四散出历史人事、当代生活那些一言难尽的复杂况味。

    或许，这部小说就是多种因素合力下的势在必出，这让人联想起许多作家来，他们的作品样貌并不是形成于写出后，而是前在地存在于尚未开始时。写作，就是对这个前定的寻找、发现、实现。返回到佩甫刚被点燃的33岁看，他个人的认识、情感、抱负之外，文学场上的“寻根”热方兴未艾或许也是助力之一。1985年，韩少功发表了《文学的根》，他写道：“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4]当时，贾平凹写了带有秦汉文化色彩的“商州”系列小说，李杭育写了“葛川江”系列小说，这“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5]佩甫也“开始……重新审视脚下的国土，回顾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学觉悟”。[6]他将“瞎话”氤氲出的童年经验有意向历史深处延伸，从大李庄的过往先辈中寻找一个民族精神史的渊源，再让历史隧道中的光照亮今人的种种特征，从而开始了其一生思考内容的核：生。“这个民族，中原文化它有个最下线，人们能够活下来有个底板就是比较昂扬的四个字：生生不息。”[7]“生生不息”是佩甫对世代轮回中超韧生命力的惊讶与赞扬，但同时，暗含着另一种逐渐清晰的感受和判断：失望。为“生”所做出的种种，尽管顽强坚韧，有时也似乎显出些生命传承意义上的伟大和庄严，但那不计、不顾时的冷酷与恶，那造成的别人的痛楚与眼泪，也真让人在胆战心寒中深觉质疑和否定。

    《李氏家族》是新时期文学以来，第一部将家族生活溯源到历史命运的长篇家族小说，是佩甫对累累往世到今生之“活”的追究：我们中原人，是如何活过来的？现在，我们是如何活着的？“活”对我们都意味着什么？

    《李氏家族》从远祖离开大槐树开始：“在一个滚动着橘红色落日的黄昏，族人们齐齐地跪在一棵巨大的老槐树下（一代一代的后人，一代一代的讲述者都曾说是老槐树，那是槐树吗？）”[8]事实上，那远祖并非李氏人蛮荒时期的祖先，但绝大多数河南人的家谱上溯点确实是——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底下，时间是明朝。元朝末年的战争、干旱、蝗灾、瘟疫，竟使“插根筷子都能发芽”的中原大地尸体遍野、几无人烟。没办法，到明朝后，“从洪武二年到永乐五年，中央政府组织山西人移垦河南，分布在河南8府，12州，88个县。当时，官府在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广济寺内设总迁移机构，办理移民迁移手续。据云，广济寺有棵大槐树，来自山西各县的移民在此编队遣送，洪洞大槐树变成了山西移民离别故乡的启行地。”[9]这些洪洞后裔们，在此后生活中，保留了一些移民印记。比如“双指甲盖”——为防止移民逃跑而砸烂的指甲盖；背手走路——佩甫小说中披着褂子背着手走路，是村支书的威风，但在迁移过程中，是被捆过久的习惯；把大小便说成“解手”——被捆绑途中，大小便时可以要求押差解开双手。许多县志和家谱的记载都从这里开始，从这点来讲，《李氏家族》已经超出了大李庄、蒋马村，在大中原上向四面八方铺展开去。

    所以，从开始的端点看，李氏人的“活”就是在惨苦的人生途中的一路跋涉，那延续下来的一代一代，也是在艰险、残酷中维系了家族血脉的传承。12篇“奶奶的瞎话儿”就是《李氏家族》历史纵线上的发展脉络，李氏人是这样“活”过来：季和老祖定居河滩——“淼”在祭拜“神虫”时逃跑了——嬴将60岁以上的人一律活埋——衡苟活地穴，以智慧解决村人问题，被隆重请出后传习礼仪。——子顺家族富裕，但媳妇们内斗激烈，还糟蹋粮食遭天谴——银莲复兴家族，为传亲生傻儿毒死同族孩童，被众女人狠治而死——几妯娌齐心养大傻子继业，跨越伦理人情求公公和儿媳得以延续香火——留根家不识字蒙陷受欺，他进京装瞎冒死告御状，官司打赢并立意供儿子们读书。——李振基中状元得官，但因为直谏而惹得满门抄斩，留血书“永不读书！”——丐爷凭着足够的胆气、残忍和谋略，在众丐们争抢权杖时带着巨财悄悄返乡——盖儿爷暗害结拜弟兄土匪张黑吞儿子，但家族还是败了。——李兆祥试种烟叶发财，但后来因贪财陷入别人计谋，稀里糊涂惨死。

    12个李氏后代的当下故事被以十二属相为名一一历数，作为小说的另一条主线，拼贴成李姓人的现世命运图像。他们这样活着：李金魁在败节草的启示后一步步从乡通讯员做到了市长；李满凤有主见，性烈能干，操持好娘家事儿操持好婆家事儿，最后选择在监狱门口开饭店等待“相好的”李二狗；军人李志全带着农村人的宽厚木讷以生命拯救了取笑他的城市兵，死后被人惦记感激；李春生为晓霞辍学苦干办窑厂挣钱，但上了大学的晓霞却变了心，于是他带着炸药去与她同归于尽；公办教师李家福使心眼跟女人离了婚，女人咬牙咽泪、苦苦撑起这带着孩子过下去的日月；李宝成第四次“竞选”上村长，办窑厂、挖鱼塘想带领村人致富，但败给了那些只想贪占便宜的私心；李大有设计让麦囤人财两不失地续娶了新媳妇，用不断施与的小恩惠笼络住了全村人的心；放羊的哑巴成了强奸犯；晚玉跟来村里贩卖服装的跑了，不久挺个大肚子回来，被父母拒之门外；李连升吹响器碰上了对手玲，她要嫁给他，因母亲反对没成，玲出嫁后，他陆续娶几个女人都不行；木匠李小囤在城里与寡妇玉萍结婚，开起了家具店；李二狗靠“不得不胡弄”当了经理挣了钱，着实烧摆一阵子，最终因诈骗罪锒铛入狱。

    “在李佩甫的意识中，祖先从来没有‘死去’，他们仍然‘活着’，他们虽已成为一堆堆‘土馒头’，但仍以某种强大而隐蔽的方式包围着我们，传奇般地幽游在大地、村落和每个后人的精血气脉里。”[10]佩甫就这样将古人的生命形态定格在文字间，作为生存的标本、民族性的标本，其光影可以映照今世子孙的真容。“活”过来老不易啊，一代代黄口小儿为这生命的延续付出过多少代价！“一个此刻还活在这世上的生命是经过了千万代先祖、百万年岁月，其间历经多少天灾、战祸、饥饿、杀戮或意外而残存下来的命脉，这里面必然有它荒谬却庄严的意义。”[11]延续下来了，可每一代的现世日月也都要他们拼出全身心的力量去攫取才可维持。

    “活”对一代代中原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活”是中原人至关重要的物质内容，也是至关重要的精神信念。“活”是个人生命拿一生光阴去挣来的衣食持续，“活”是一代代中原人的奋斗实务，总有沉重的负累压得他们终生疲怠，一天天的柴米油盐、一家子的衣食住行，物质层面的基本保障常要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去挣取；那眼前之“物”一件件来得好辛苦，“物”的分量就大过、重过它们自身，挤兑了心灵之“虚”的存身空间，淤堵了精神气节的发育通道，并激发出许多可悲而聪明的“生存术”。从过去到现在，李氏族人“活”得酷烈、辛苦、渺小。他们个人生命的光华被耗尽、吞噬，生存将灵魂拘囿在眼前之实上，蜷萎了灵魂向虚而生的意识和能力。

    “活”是个人生命在族群历史链条上执着实现的传承功能，是一代代中原人的生命信念与伦理价值所系，为血脉传承生命是李氏族人自觉遵从的天命，当一代代双指甲盖的李氏新子孙出生那一刻，他们吃尽的苦难、历经的坎坷、饱受的凌辱顿时现出神圣光辉。我相信，佩甫在写到这些的时候，会感慨一种生命延续的庄严，会惊叹践行这使命到来时的牺牲与努力，但也会感到这一切所内含的生命价值上的抵牾性、荒谬感，会怀疑这顽强“续生”的信念对个体生命意义实现的到底有多少。

    “活”是我们的“役”，从祖先在蛮荒之地创生开始，到今天每个人灰头土脸地穿行忙碌，“活”一直压榨着、剥蚀着我们的灵魂。《李氏家族》最后的结语是：“时光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一个家庭就这么一代一代地走过来了。血脉是连着的，永远连着。”[12]经过历史上一场场的杀戮，那“伐气”还浮现在一张张苍黄色的脸上；经历过一朝朝的专制，那“奴气”固化到了骨头缝里；经历过生活实务的一次次折磨或诱惑，那与生俱来的真容已长得越来越“小鼻子小眼儿”，不堪入目处多多。

    《李氏家族》是佩甫小说的母本。一方面，它是母体性结构，以后的中篇和长篇几乎都是她结构模式的延续或者微变。另一方面，佩甫在这篇小说中明确地写到了“颍河”这个代表他写作领地的核心地理表征，他初绘了以后文学王国的版图。并且，经由对先祖们和今世子孙生活命运的叙述，他抵达了终生写作的思想方向——那难尽的“生”之沉哀及其背后的种种因素。这血脉延续中一代代人的“生”，这积攒了千年的不释沉哀，是李氏人从出生那刻就附在身上的底色了。但“活”如果不是生命展开的基础，而是目标与内容，如此的“生生不息”又如何呢？

    《李氏家族》具有“过时不候”的偶然性，那时的佩甫只为表达内心所感受到的，只想着赶快写出来。佩甫是情绪型写作，他携带着家族血脉记忆的因子在那个时间点充分爆发，迸发出不可遏止的创作灵感和激情。就是从《李氏家族》起，佩甫开始思考改革开放后农民们的生活变化和思想变化，开始了对这块土地历史性的一次次再认识，他不断地发现新东西，不断地扩而大之，在历史因袭与时代变动间，开掘着自己思想生存的空间。

    第二节 被“摄去魂魄”的村庄

    《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发表后，尽管时有关注，但并没在全国文坛引起期望中的震动，这让暗中攒着大劲儿的佩甫有些失落、不服。直到1989年，“《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发表三年后，突接《中篇小说选刊》来电，称小说被选载，就狂妄地想：识货！”[13]年轻气盛的佩甫，“脸，不苟言笑；血，却在胸中骚动和张狂”，他将那股郁积之气敛聚成强大的动力，将意志的强拳握得铮铮作响，心里就源源不断地滋出汩汩的狠劲儿来：我就不信了！再写一个更好的！

    这个新长篇就是《金屋》，1988年发表在《当代》的第5期。两个长篇的间隔仅仅两年。这两年间，时不时有躁动情绪冲动在胸中，但佩甫常常将之强行按捺下来，努力以充足的素材准备、实在的感受积淀和充分的理性认识，来寻找这新长篇的意义指向和形象载体。他明白：首先要心思清楚地探到自己认识的极致——超出大众理解度的“我”的“独醒”。

    1986年年底，佩甫随河南文联的一个采风团，去新乡参观一个很富裕的回族村。当时，整个社会都沉浸在对改革开放新气象的礼赞中，人们尚沉浸在对富裕之梦的渴望中。这次采风的初衷，就是让作家实地感受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新变化，老百姓过上的幸福安康的新生活。还没有进入村庄，他们视野中就出现了一排排高大整齐的两层、三层新楼房，这些楼房的外墙贴着金黄色的瓷砖，在阳光下发出刺目的光泽。同时，一缕缕难闻的腥膻气迎面扑来，熏得人直拿袖口捂鼻子。佩甫对气味及其敏感，他常因气味的唤醒而进入往事回忆——牛粪味儿、晨雾气儿、风沙味儿、青草气儿……在闭目细细辨析气味儿的时候，佩甫常常将对事物的具象感受升华到抽象认识上了。这金碧辉煌的楼房、腐臭腥膻的气息，让佩甫感到突兀不适。在中原生活的回民，常是村子里早富起来的人们，他们比汉民更勤劳吃苦，多以宰牛羊、贩卖皮肉为生。佩甫他们了解到，这个村子的富裕，也主要是靠贩卖牛羊的皮肉。走进这一座座亮堂堂的高楼大院，佩甫觉得空荡荡、乱糟糟的，每一家都是。阔大的房间里，胡乱散放着小木凳、小木桌，雪白的墙角靠着几把沾着泥土的铁锄。只有进到卧室后，才发现与这新房相称的物件——床上摞得很高的新被子，多是丝绸被面，非红即绿，硕大花朵的图案鲜亮耀眼。富裕的农民除了被子外，无以呈现他们的富裕。或者富裕本身，就不该仅仅是物质上的繁盛，还需要些什么。佩甫陷入疑惑，他觉得这富裕太贫瘠，缺了什么。缺什么呢？回到郑州很久了，他将那房中情景和心头疑惑再次回审，明白了：家家户户都没有书。富裕的新房里，没有书的影子，也没留一点书的位置。后来，这不安和疑问，随着时日，逐渐强烈起来。

    但这感受和困惑的种子，无法在这回民村落地生根、长成文字的树，他必须将这种子揣在怀里、带回故土，种到豫中平原的土壤里，种到蒋马，种到侯王，种到每一个名字不同、相貌一致的豫中平原的村庄里。很多作家都表述过类似的写作经验：无论他身居何处，但每一次写作都是一次返乡，他必须将人事放置在家乡的特殊环境中去构思，才能找到自己的表达。那里是作家本人血肉生长的地方。也许放那里后，会很快打通感受和理解的通道？也许不过是个人的表达习惯而已？佩甫也这样，他必须将这回民村的楼房和燥气带回颍河岸边的村落中，灌注进蒋马和侯王，他的感受和思想的电路才会开始运作，文字的生发、完成才有可能。佩甫带着这种子，多次回到故乡的乡下，到处转悠，认真看、认真听、认真想，渴望从人们并不觉察的现象之变中捕捉那时代新变中尚未清晰呈现的“象”——农村命运和农民精神之变象。“这个长篇我酝酿了有半年时间，也到乡下跑了许多地方。主要想再现农村在这么一个历史阶段中的生存状况，尤其是人们的精神状况。写了《李氏家族》之后，想往前走一步，试图切入人的精神宇宙。”[14]佩甫深切感到参观到的炫目而刺鼻的富裕，移栽过来后，将是激起故乡人心理巨澜的大石头，将带来生活方式和精神伦理上的颠覆性变化。他感到了人们急慌忙碌中的精神裂变，欲望燃烧出了火，炙烤着无法承担的灵魂；感到了村庄几千年来稳定的结构秩序之基在松动，被动裹挟进了势不可挡的溃散历程。在旧习惯的强力盘踞、新力量的勇猛冲袭间，乡村的命运之变还是来了，任谁都无法阻挡和抗拒。这颗反映回民村的种子在多次行走、观察、辨析中，萌芽生长。佩甫把这芽苗植到一个构想的村庄——扁担杨，既实又虚的平原村落生存场。在这个村子里，他设置了三个核心人物——村长杨书印、青年杨如意、族长瘸爷，三个不同代表间相互发生矛盾和斗争，意义的象征性就有了丰富的形象载体。他还将麦玲、春堂子、林娃河娃等几个被烧红了头脑的年轻人安排在了这里，还有小独根、小阴阳先生的神叨之语……于是，一个村庄的命运和作者的认识就有了多个具象的注脚。

    就这样，在《金屋》的扁担杨村，佩甫思考的核心——村场关系结构基本成型，在这个农村命运的象征寓言里，他关注并表现了政治形态与经济形态的实际运行，无意间，他再次逼近了中国社会规则中的民间本相和人性本相。佩甫的研究范围就这样确定下来，以后的写作，就是现象——原因追究方向的漫漫征途。佩甫就此心无旁骛、踏踏实实走了下去，但行路真难啊，有时寻到一个地方后会发现前方没了路，四顾彷徨不知该如何另辟他途；有时凿到了一个层面后，发现下层更坚硬无比，使尽力气换了工具或方法，还是开掘不了多少；有时明明正志得意满自感非凡，下一秒却懊丧绝望、自觉无能……写作，真无法摆脱“戴着镣铐跳舞”的命定，只能靠在局限中实现某方面的极致作为策略？

    《金屋》是《李氏家族之第十七代玄孙》所掀起的农村现实景观的集束聚焦和延续性深究。《李氏家族》通过认识过去来理解现在，《金屋》则致力于通过认识现在来前瞻未来。佩甫的写作就是这样，这一部小说的未解或新识将是下一部小说的主题，如此相扣相连地不断深化中，他完成着与时俱进的台阶式思想提炼。《李氏家族》最后这样写道：“八十年代了，年轻的族人并不把这千古大事放在心上。在纷纷攘攘的世间，各自要做的事那么多，欲望被花花绿绿的世界烧着，怎能让老人家就这么放心地走呢？”[15]那些让七奶奶“放心不下的事体”同样让佩甫疑惧不安，在这尚不能说清道明却强烈鲜明的危机意识中，佩甫写下了这部《金屋》。《金屋》写成于1988年，发表在当年《当代作家》的第6期。关于《金屋》的写作初衷，佩甫这样自陈：“主要想再现中国农村在这么一个历史阶段中的生存状况，尤其是人们的精神状况。写了《李氏家族》之后，想向前走一步，试图切进人的精神宇宙。我不知道《金屋》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也不知道要表现的东西是否完全表现出来了。对写这样的长篇我曾经游移过。开初写得很躁。写了几万字后，曾想放弃，后来咬着牙搞完了。也许这个长篇仍是过渡性质的，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我觉得，我已经把这一组人物的灵魂扔进‘油锅’里去了。”[16]佩甫想写一部反映“中国农村在这么一个历史阶段中的生存状况”，想透视广大农民被“扔进‘油锅’中承受煎熬时精神宇宙”的影像。

    是的，在这个阶段，扁担杨已被“摄去魂魄”了，被那座突如其来的“金屋”。小说的开头富有意味：

    阴历九月初八，一个吉祥的日子（也是罪孽深重的日子，不久的将来，村人们会这样说），杨如意的新屋落成了。那一挂长达两万头的爆竹足足炸了一个时辰，把村人们的耳朵都震聋了。弥漫的硝烟在扁担杨的上空缭绕盘旋，久久不散，尔后飘落在农家那大大小小的院落里。硝烟过后，村子里巍然地竖起了一座金碧辉煌的两层小楼”。[17]

    金钱时代就这样迅速以惊天动地的形式宣告了到来，它“巍然”屹立成村里人生活的巨大压力，它“一下子摄去了所有人的魂魄”，它勾出了灵魂深处的欲望并让整个村庄陷入惊惶失措、忙乱无力的“失迷”与挣扎中。这座“金屋”是新时代胜利者的强悍宣言，带着村人堪不破的神秘惑乱了他们的心，成为笼罩住他们精神的洪荒猛兽。他们一个个陷入“金屋”的折磨，杨如意和他的“金屋”——这些个跟他们没有丝毫血脉关系的“野种”却在他们的土地上硬矗了起来！他们震惊，在下意识的疏离与防范中，他们被引诱出了燃烧的欲望，幻想着自己走进并占有这里。但空有强烈欲望而无计可施，他们就像扑向时代火轮的一群群飞蛾——不能操纵方向盘，那就在车轮下被碾轧了吧！来来、麦玲子、春堂、林娃河娃，这一个个煎熬着的年轻人在“金屋”的刺激下，感到了新世界的逼进，他们无法再安守父辈们守着土地的生活，那像小绿虫一样的人生：“小绿虫太渺小了……从此小绿虫便拱进了土里，在腥叽叽的泥土里一沟一沟地拱，一沟一沟地拱，小绿虫只有无休无止地拱下去……”[18]他们将要踏上与父辈生活不同的新命途——与外界粘连日渐紧密、与乡村本土日渐远离的命途，但他们“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不能担当自己的欲望和命运，只能走向自我的毁灭。

    扁担杨的人们想要抵抗、拒绝，他们愿意守住原来的样子生活，他们请来族长瘸爷，瘸爷请来阴阳先生，但终究是徒劳。就连那具有生存智慧、善于谋术的村长杨书印，也被斗败了。时代发展是谁的个人意志都改变不了的，何况，扁担杨那过去岁月中的两个统治者——杨书印和瘸爷，并不是村庄的正气化身，各有着不为人知的肮脏和孱弱，如何成为村里人驱除邪气的依靠？

    一座“金屋”怎么就那么扎人眼、扎人心窝呢？扁担杨的人们，是败给了“金屋”还是败给了自己？那被“金屋”摄去的魂魄，原来是安居在扁担杨人自己的头脑中，还是早被杨书印、瘸爷摄去了？不过是早被摄去而已经浑然不知。也许，那些无法自明、自主的头脑，也习惯性地渴望着被占据、被管理。我想起了末庄的阿Q与大世界的革命，这关系的深重隐义原来还不曾改变。那么，佩甫是带着怎样的心态写下这部小说的呢？我想起来贾平凹2005年在《秦腔》后记里用过的三个词语：惊恐、迷惘、心酸。放在1988年的佩甫身上，更为合适。

    但佩甫希望这次写作更加理性，所以他勉力在认识层面上突进，他意识到，“金屋”是必然要蔓延在这片土地上的。1988年，他就前瞻性地预言了乡村命运的历史性必然，并明确指出这正在到来的金钱时代是新一代孩子成长的重要心理图景：“在小独根那幼小的心灵里只有这么一座楼。他一天到晚坐在院子里‘盖楼’，从来也没有玩腻的时候。扁担杨村的孩子到了独根这一代才有了楼的概念。这概念也许是模糊的，可那楼房已清晰地印在孩子的脑海里了。拴着的独根对土地、田野的印象是淡漠的，对楼房的印象却日益加深。”[19]他是有“眼力”的，他明白“扁担杨村注定要经受这么一个罪孽深重的时期，注定要有人接连不断在那邪光里经受一次又一次痛苦的洗礼。在千百次血与火的冶炼熬煎中，那一声声灵魂的呻吟也许会唤醒扁担杨村那些最优秀的后人。那些优秀者将重新去寻找、破译……那个不解之谜，直到解开他。”[20]他明白“这个年代的必然，民族代价的必然”。他是在面向未来而写作这部小说，但似乎悖论的是，佩甫用一个形似钱币的符号阴魂般出现在族人语焉不详却甚为恐惧的记载中，并由独根时不时的呓语“杨万仓回来了”回到民族历史来解释现状，是否有另一层的含义？那就是暗示这是场轮回，轮回的不是乡村整体性命运，而是物质对村人灵魂甚至乡村伦常的再次战胜和惑乱。这点饶有趣味、反复出现的细节被我看重：在过渡性的农村表面异变下，佩甫无意间抵触到了堪称民族生存底因的那个“常在”——物质实利，在民族延续的历史中，它常常能调控住人们的头脑和言行。他用这好像银币的象征性符号，又一下子将物质征服推向了历史悠悠的浩渺背景下，让重实利轻情义的实用主义民族思维在这个新时代语境下强势续接，成为被审视和反省的现象。

    但，杨如意和“金屋”，真的就胜利了吗？杨如意最后贴出告示真诚地想带领全村人致富，但那群传他流言、恨他入骨的人们定要赶他出村。“他是很想回到村里来的。……可他没想到这块土地是不容他的。族人，广大的族人也不容他。到了这时候，他才晓得，扁担杨村最厉害的人并不是杨书印，是这块土地，还有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他们才是最厉害的，再强硬的人在他们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这群常常受人欺负，吃苦受罪的人比城里人有更可怕的地方……”[21]在这里，“一种逐渐觉醒的大地意识或大地精神正从佩甫的小说世界中逐渐升起，并光明朗照。……佩甫的小说更使我相信，大地，这是一种思想，一种精神形态，一种灵魂的可见的撼人的形式。”[22]在这个小说中，佩甫开始专注辨析土地元素与人性状态、土地元素与社会问题间的关系，而佩甫的思想，实质上就是对此问题的不断追究、求证与总结。这在以后的长篇中将凝结出明显成果：“土地与植物”的复杂生成关系。之后，就有了《羊的门》中土质与草之间的土地哲学，有了《城的灯》中希冀以花来改良土壤改善人心的用心，有了《生命册》中“无梁村”那不好成材的树、“水尽鱼飞”的湖。

    《金屋》是佩甫写作序列中的过渡性作品，也是当代文坛关于乡村溃败命运的早期预知，是新价值秩序与旧伦理观念激烈较量的形势寓言。佩甫因“外子”视角而“旁观者清”，他冷静地看出了当时许多作家没有关注到的蠢动中的普遍性精神危患，且无法避免。“佩甫并不是第一个预感到危机的人，但《金屋》倒不失为当代中国小说中以极化态度和准神话方式来‘强曝’这种危机的第一部小说，虽然其结构平板而工整，其蕴含单薄而率直。”[23]这是佩甫宏观上的方向性敏感，是他从土地遗传的骨血中先天生来的中原人的“天然的警惕”。土地已经震颤着动荡起来，乡里的人们守不住眼下静得好像时间都忘了转动的日子了，尤其是那些年轻的灵魂，在“外面世界”的诱惑下，在生存压力的进逼中，他们纷纷出走，开始了身体与灵魂的都市漂泊。于是，与乡人命运绑定在一起的佩甫，就将眼睛和心灵与他们贴合一起，开始了对这些漂泊者的注视与表述，进入了关于“过程”及其生成关系的审视与揭示。杨如意、杨书印、麦玲等，这些人物作为他此前小说和此后小说中类型化人物的几种，将继续成为他的主要表现对象，这些对象将承担起传达佩甫社会认识与思想体悟的“表意符号”。当然，这些人物也将逐渐失去个体生命本有的生动差异而呈现出更多图解社会的共性，他们将越来越没有自我，而掌控着的佩甫，将经由他们完成主体形象越来越突出、堪称时代典范的精神雕塑。

    从《金屋》开始，佩甫还发现，因着血缘的狭隘，伴随着生存欲望的顽强和生存空间的逼仄，人性中的狠和恶不断施放，于是，他思想中精神救赎的萌芽悄然生发。家境贫贱的“带肚儿”杨如意在侮辱与欺凌中长大，这欺辱的施与是未被反省过的“中国式原罪”：“娃子们的恶意几乎是天生的，小小年纪便有一种血缘关系的敏感。”[24]于是，杨如意在“恶”场中养壮了自身的“毒”，追究罪因却是“他的恶的锻造是在童年一次性完成的，任何后天的教化对他来说都是无用的。”[25]佩甫触碰到了这个成长过程中的重要问题——童年毒素的畸养，而杨如意，将是他后来一群进城谋生的“黑蚂蚁”们的先行者。

    十几年后，他在一次采访中“狠狠地抽了一口烟”说：“我上世纪80年代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专门写了一篇《金屋》；到21世纪，就是写三部曲之前我发现我错了，贫穷才是万恶之源，尤其是精神上的贫穷，贫穷对人的伤害超过了金钱对人的腐蚀。”[26]佩甫意识到祸源不在于房，而在于人心承受不起的脆弱无知，在于精神上无可抵御的荒贫。于是，到后来的“三部曲”，佩甫就致力于细究民族群体精神贫穷的表现和缘由，并开始探寻“找出病症”后“开出良方”的可能。

    第三节 小说的记忆术与认识法

    在《羊的门》中，佩甫以草来喻指中原大地上的人们。后来，他以“月亮花”来喻指成为传奇的刘汉香。再后来，他以长不成材的树喻指离开大地后变化的人们。那么，如果给佩甫找个可以喻指的中原上的事物，该是什么呢？不假思索地，老黄牛的形象立刻跃上脑海。越是将二者联系起来想，越感觉两者之间的气通神合。（随着年事日增，最近这些年，佩甫常常谦称自己是“老牛破车”。）著名画家李可染喜欢画牛，他曾在画作《五牛图》上题字道：“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终生劳瘁，事人而安不居功。纯良温驯，时亦强犟，稳步向前，足不踏空，形容无华，气宇轩昂，吾崇其性，爱其形，故屡屡不厌写之。”挺奇怪的，佩甫的小说中，关于老牛的正面描写非常少，还没有关于“牛蹄印”和“牛粪味”的回忆多。在《田园》中有这样几句：“墙上呢，晃晃就有了一头老牛，老牛的鼻角拖一根长长的绳儿。仿佛就是雨天了，披蓑衣的人儿缓缓牵着老牛，一踏一踏走。”[27]在《生命册》中，是深情的一段：“我怀念倒沫的老牛。在槽前卧着，一盏风灯，两只牛眼，一嘴白沫，那份安然，宁人。我甚至怀念牛粪的气味。黄昏时分，在氤氲着炊烟的黄昏，牛粪的气味和着炊烟在村庄的上空飘荡着，烟烟的，呛呛的，泛着一丝丝日子的腥臭和草香，还有嚼过后老牛反刍的那种发酵过的气味，臭臭的，有一种续命的腥香……它游走在一堵一堵的矮墙后边，温霞霞的，那是一种混杂着各种青色植物的气场。在这样的气场里，你会自如、自贱、心态低低的，也不为什么，就安详得多，淡然得多。偶然，你抬起头，就会听到老牛哞的一声，像是要把日子定住似的。”[28]

    那么，佩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庄众曾经回忆过佩甫刚到郑州时的样子：“瘦瘦的，黑黑的。开会时老是坐在墙角角里，扎在人堆堆中，默默地听别人讲话。只有眼闪着光。猛一看，怯怯的，老实。”[29]后来，七八年之后，随着更多接触和了解，大家对他的印象深入了。前辈南丁说：“与佩甫共事几年，又同住一个大院，个人交往却不多。他偶尔来家坐，却不善谈吐，如同他写小说，极凝练，说完了就走，好像怕耽误我的时间。有次谈起写小说，他自言自语说自己：‘思想不能掉下来。’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如今的年轻人，这样说的不多，即使说，也要换一种说法，说一些玄乎得叫人费解的新词。佩甫却还说这种老话，叫我吃惊。”[30]

    那时候，佩甫和张宇是好朋友，张宇要把家从经七路文联大院搬到大西郊一个顶层房子里，佩甫就一趟一趟地往车上搬东西，然后骑一辆自行车，吭哧吭哧地跟在搬家车后面，到后再一趟一趟往楼上扛。张宇说：“在我的印象中，李佩甫是个实在人。……身体壮得像头牛，并也像牛那样老实干活，从不调皮捣蛋。但一旦惹恼了他，他又是个拼命三郎，掰手腕打架都是把好手。”[31]佩甫为人一生，忠直端正，颇有同样是这土地之子的唐代杜甫精神气质的意绪。他在生活和工作中一贯“负责谨慎”，“所给人的模样太周正平和庄严”，他常常整天整夜地“枯坐”，在“接近一种面壁状态”中认真投入地“炮制小说”，或任思绪蔓延着寻找灵感，用力专注地往下一寸寸深掘思想之“井”，他确实是“最有能耐肩着孤独走完生命全过程”的。

    佩甫如一头缓步在田野上的老黄牛。如同一头牛，一旦下到地里就心无旁骛，稳稳地“一踏一踏走”，直到把一块田地一陇陇耕完；如同一头牛，背上负载了重物，就只默默担荷着自己的使命，从不叫苦叫累；如同一头牛，在场院的阳光中、在牲口屋的暗夜里，它静静地卧着，“安然、宁人”地慢慢咀嚼那过往的一切，只有时一声低低的嘶鸣或咽部轻微的抖动，让人感到那巨大躯壳内翻腾起的五味杂陈；如同一头牛，在与主人春夏秋冬的相伴中，情深意厚，常常是农人生活中最可信赖的老友（还是可靠的财富）。

    如同牛倒沫一样，将往事一遍遍反刍是佩甫的“记忆术”，也是他的“认识”法。佩甫的小说，其实就是一遍遍反刍后的结果。“小说正是那种兼具记录与涂销双重特效的书写”，在一遍遍的反刍中，有些被深深铭记，并因印象过于深刻或所蕴含的意义指向贴合心思而不断被强化，并多次使用；有些就消散在日月中，被忘记了。“记忆是所有智慧之母”。经由对记忆的反照、审视，佩甫获得了思想认识。综观佩甫一生的创作，他孕育小说人物形象和情节走向时的构思起源是什么？是佩甫的情绪所在，是童年记忆所裹挟来的深沉念想和道德判断所搅扰起的耿耿之气；是佩甫的认识所在，是现实观想所得出的社会性、人性认识。而这两点混合着，决定了他小说语言的思维走向。不过，在《红蚂蚱绿蚂蚱》等中短篇小说中，他以缕缕升腾起的情绪为主，而在《羊的门》等长篇小说中，他以不断追溯、深化的认识为主。“我一直认为语言就是思维或者说精神的外壳，它跟人的思维层次、人的生活阅历、人的精神导向关系很大，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出现这样那样不同的句子或者语式。”[32]而这，事实上有个前后发展、相互作用的过程。在三十几年的时空架构中，佩甫先是以回望式来完成写作。回望时他目光留恋而深情，回望的据点是他童年和下乡时的记忆，他在沉思默想间反复反刍了一个个细节，这些细节和由此品出来的滋味，构成了他认识并审视眼下生活的重要态度标准，甚至是他世界观、价值观中起主要支撑的大梁。后来，他在行走中原大地的过程中积攒下许多耳闻目睹的人事，心头压上了许多对社会现象的困惑和矛盾感，在记忆层奠定的童年社会关系样本参照下，在早就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的主导下，他希望通过返归记忆、深入历史来解时代之惑、释精神矛盾。

    因此，佩甫这样一个在写作中并不切近自身生活的作家，其主体形象却在字里行间的情绪流动、爱憎叹惋间，越来越分明真切起来。就像佩甫自己陈述的那样：“曾经有一段时间认为，对人类生存状态的表现只要托出来就行了，后来发现光托出来不行，创作到了一定阶段，必须有自己的思维导向。作家的世界观渗透会越来越多，到达一定的阶段，藏都藏不住，作家是无处可藏的。”[33]是的，文学就是一颗求真之心的求真之旅，任何作伪、秀饰之思都要不得。是的，每一次写作都该是一次袒露的勇敢进程，由着那真实的曲曲直直、欢喜痛楚、清洁腌臜，尽呈人前，不惧不羞、不遮不躲。

    就这样，佩甫常在“三十多年后”的抚今追昔间，诉说记忆、诉说认识。这是1985-1992年间的这个阶段写作“颍河”村落时的主要表达内容，也是1992年到《生命册》时的主要表达内容。蒋马村的童年记忆，潮水般漫上心头的那一刻，枯坐着的佩甫一定激动难捺，正在“众里寻他千百度”却山重水复无觅处的困苦中，突遇“路转溪头忽现”的惊喜，该是创作路上多大的福分和造化！（但“造化弄人”这句话，体现在作家身上也常贴切，让人滋生颇多无奈感。有时明明是有天分和抱负，却困在自我那经历、性情或格局锻造出的紧箍咒中，被框在一个定数中逃逸不出；而有时，好像是一般的才气禀赋，却在不断勤苦的努力中，成全自己到达一个“我”的极致。）佩甫在进入回忆后“醒了”，像经过了一场“冶炼”，他在“醒了的开始作”中士气高涨，七年间持续不断如井喷般写下了十几部小说、剧本：《红蚂蚱 绿蚂蚱》《李氏家族》《红炕席》《金屋》《送你一朵苦楝花》《黑蜻蜓》《画匠王》《无边无际的早晨》《村魂》《田园》《豌豆偷树》，和这些内容的派生产品——长篇电视剧《颍河故事》。而之后到现在22年间，沉敛下来的佩甫，写下了17部小说、剧本：《钢婚》《乡村蒙太奇》《满城荷花》《城市白皮书》《学习微笑》《败节草》《羊的门》《申凤梅》《城的灯》《等等灵魂》《生命册》《寂寞许由》《麻雀开会》，电视连续剧《难忘岁月——红旗渠的故事》《红旗渠的儿女们》《平平常常的一天》，电影剧本《挺立潮头》。

    佩甫写村庄，常不以人事为主线来写，而是将不同人事作为部分拼合成整体，村庄才是他叙述的主角。这种“块面拼贴法”是佩甫叙述“记忆”的结构方式，他也许是往事的浮现就常以断断续续的片段式画面来呈现，佩甫的叙述常常是散碎片段的组合，也许是这个乡村“外子”间歇式停留使之无法嵌入人物命运（二姐是亲人不在此列）的动态演变史，佩甫心底的乡村图谱、人事演变就多是整体而斑驳的场景拼合。这时期，他的大部分中篇小说都是如此结构方式。《红蚂蚱 绿蚂蚱》中，小段引文后进入回忆铺展，佩甫以十个生活场景或人事片段来拼合出这个“在远远的天的那一边”的“我姥姥的村庄”：“狗娃舅”巧妙偷红薯，“德运舅”大喜后大丧，“队长舅”给“坏分子”送粮，“选举”时大家争顶坏分子的缺额，“谷场上”烈子舅和连山舅的大比拼，“瞎子舅”领回的女人离去，老槐舅爷与汪儿奶奶间的暧昧真情，“村孩儿”被众人疼护，被剧团演员骗了感情的五姨、五奶奶领着新媳妇去老坟地认先人。这篇小说将场景和人事命运的脉络融汇一处，具体生动之外又有种天地悠悠的生之怆然感。《村魂》是由“二奶奶骂街”开场，陆续有“牛屎饼花”的教书先生和女人，“石磙”中的扬场能手麻五，“响棒槌”中的老德，“红薯窖”中会过日子的炳家女人，“鼓手”中唱曲逗人编筐骂人的王小丢，“千层底”中守几十年空房的见他娘。这是一个村庄的构成，这构成就是村庄的气韵和命运。《画匠王》中，“黑孩儿”“狗剩”“捉奸”“捏蛋儿”“国家教师李明玉”“香叶”“二拐子”“菜园风波”这些部分“拼贴”出了这个颍河岸边村庄的形象。而写过电视连续剧的佩甫，在《乡村蒙太奇》中借鉴影视镜头切换法以26个镜头来拼贴出又一个乡村形象。

    这些拼贴而来的记忆世界，是佩甫价值观的形成基点，是他观察周围的根据地，也是他固守一生的情感皈依、道德伦理判断、精神诉求的本源来处和看待世事人心的标准。村民们在饥饿的年代会将偷来的红薯分给“我”这个饥饿的小脏孩儿，这是没有被洗礼过的自然大地上的淳厚人性，是被记忆过滤后的人世美好。但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了解，乡村美德中那仁、义等诗意的薄雾渐渐褪散，中原人格的另一面真相现了原形——卑小、猥琐、残酷、势利。看那保松将自己挂在了果树上，成了声讨贫弱者残酷无情的伐旗，看那大黑二黑三黑在为轮养老父亲而捏蛋儿，看那月琴家被扒过七次根脚的艰辛盖房史，无不让人哀恨这粒米恩怨、尺寸争端所考量出的人心素养。而这日常生活中的民心表现，让佩甫的灵魂蒙上质疑的阴影的同时，压上了卸不下来的重负。众多评论者多在概括佩甫作品的思想意义，而我却想听“音”寻找他内心情绪的律动。从此刻起，他的声音将日渐焦灼，甚至不管不顾声嘶力竭起来；从此刻起，他明晰地确定了自己文学世界的意义：“文学就是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也可以说，文学是从这个世界里发出的声音。是来自灵魂的声音。”[34]他坚持多年来“认认真真地‘种’下去”，他毫不松懈以致绷得太紧，失了些表达状态的自然与从容。

    这样的散点组合是佩甫顺手、合适的结构方式，也是他回望村庄时“内视线”、思维的转移过程。实际上，他的长篇小说虽然基本结构是双线并峙式，但其展现或回忆农村生活的那些部分，也常常是散在城市生活线性叙述上的各个组合块，将之聚合一起看，和那些中篇小说的叙述内容和方式基本一致。睁开眼睛看世界，在清醒中沉淀下从社会现象延伸至人性多义、延伸至历史文化积层的理性认知，会发现：这些“认识”是佩甫后期文学的写作重心，也是他的文字致力于实现的文本价值了。

    在长篇中，佩甫基本以双线结构来实现他的认识传达。这种结构，在《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中体现最充分。程德培曾经将这基本结构称为“两地书”，他说：“李佩甫的长篇结构基本上是一种‘两地书’：乡土和城市、昨日与今天、一群人的故事和一个人的命运彼此交替运行，努力让时间呈现空间的图形，造就一种结构上的历史现实。”[35]形成这种结构模式的根源是佩甫的认识方式或思维方式决定的。“他要么单纯眷恋温暖，要么狠狠批评，但他好似无法将二者很好地混溶一起，去呈现复杂存在的复杂意味。”事实上，是他无力或不习惯去做到那样。佩甫常常强调记忆有过滤或篡改的特性，也就是说，记忆会根据记忆者的愿想而选择性强化。那么，记忆者的愿想就是核心元素了。这愿想是如何形成的呢？简单概括，就是记忆者在后来生活经验中逐渐形成的强烈心理需求和精神渴望，这需求和渴望的内容又是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分泌物。具体到一个作家，他的愿想就是他寄寓在文字上的意义追求，具体到佩甫，就是他希望借由文字完成“立此为戒”的社会改良与人心启蒙。如此，佩甫必用双线式结构的认识方式根源就是，在比较中鉴别。有时是借修饰和提纯后的记忆原色为出发和参比，来审视一切世道人心的本相，如《生命册》；有时是在城乡生活的分述中实现对城乡整体性社会变迁及其背后政治文化的把握解读，如《羊的门》；更多的时候，佩甫就是按照情感意愿和价值判断所需将乡村和城市作为对立的象征体，态度分明地将爱憎褒贬给予双方。

    在这个创作时期，佩甫是“更多的时候”的状态。本来，记忆的温暖感受就让他的情感自然归属于乡村，而同时期城市生活的烦恼和不适又让乡村记忆成为精神安慰，乡村写作带来的创作困局的破解和创作方向的明确更让他在感恩庆幸中多了倚重与眷恋。再加上，“乡村——城市”的对立式二元结构本就是乡土文学流脉中的基本模式，这不可能不与佩甫的乡村情感和城乡认识产生某个阶段的契合与影响。这种简单对立关系主要体现在《金屋》《田园》和另外一些中篇作品的细枝末节中。这个以突出乡村形象的阶段中，城市形象是用来对比的少量提及，是主题需要的辅助性反证，常常用隐笔带过。比如《金屋》中，城市生活的体现就在于杨如意笔挺地站在楼顶傲视全村那孤独时刻的回忆，交代这些回忆的时候，佩甫是侧面简单叙写过程，将他在外面混世的关键点勾勒出来而已。他用将近一页的描写，将杨如意用六年时间领悟世事规则、打通关节建立涂料厂的故事就简写完毕。比如《田园》中，城市生活就表现在回故乡养伤的杨金令痛苦而了悟地幻化出的女人意象里，这意象是城市生活诱惑而残忍的暗喻，是“狐骚味”香水的气息、“红色高跟鞋”的“践踏”、女人“金针一样”飘逸的秀发……这部分写得匆促敷衍，暗含了佩甫对乡村的过度钟情和急于耽溺。佩甫的情绪一旦写到农村就不由地饱满而高涨，一涉及城市就气短起来，先丧失了表达情绪，有些索然，也有自身经验的避闪。这个时期，佩甫的“面壁”和“反刍”还未进入痛苦阶段，显出悠然舒缓的主体享受的一面。

    但是，佩甫在城乡背景下进行思考，提炼认识，再用认识返照城乡生活的写作方式，已经明晰显现。而佩甫在这个阶段的这一次要端倪，成为后来写作的明确方向，这就是他的“井”了，这就是他“掘井”递进的方法了：他沿着上一阶段产生的思想萌芽递进到下一阶段的思想收获，再用新获得的思想认识之光重新认识那些过往岁月的有限经验。从此，这个时段可感可触的一些人事细节将变成思想的材料和认识的证据，而思想和认识，将成为文字跃然纸上、不加掩饰的主体。以致“当我们试图像以往的评论通常所做的那样，从思想内涵的角度切入李佩甫时，却发现他的思想都明明白白地写在小说中了，或通过人物之口，或通过叙述人之言”。他将常常不管人物性格和命运是否合适、情节发展是否需要，随时跳出来表达“认识”之“重”。

    此后，佩甫将密切关注现实之变，紧粘在现实的肌体上努力辨析时代性精神的纹理。“认知或者说创造性地透视一个特定的地域是需要时间的。不光需要时间，还需要认识。时间是磨，认识是光。”他将努力以“认识”的光穿透“时间”的变，写那一部一部事关中原、中国转型期的观想之书。

    注释

    [1][2]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高长荣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3][14][16]庄众、曾凡、李佩甫：《象征的金屋与〈金屋〉的象征》，《当代作家》1988年第6期。

    [4][5][6]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7]孔会侠：《情感是写作的灵魂——对话李佩甫》，《江南》2016年第5期。

    [8]李佩甫：《李氏家族》，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6页。

    [9]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6月版，第521页。

    [10]王鸿生：《20世纪神话诗学问题》，《花城》1994年第1期。

    [11]张大春：《聆听父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60页。

    [12]李佩甫：《李氏家族》，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331页。

    [13]李佩甫：《在“瞎话”中长大》，《中篇小说选刊》1989年第4期。

    [14]李佩甫：《李氏家族》之引子，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6月版。

    [17]李佩甫：《金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15页。

    [18]同上，第84页。

    [19]同上，第125页。

    [20]同上，第301页。

    [21]同上，第296页。

    [22]耿占春：《无罪的大地》，见《金屋》中的代序，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14页。

    [23]王鸿生：《追问与应答——李佩甫和他的神话视界》，《上海文学》1991年第6期。

    [24]李佩甫：《金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20页。

    [25]同上，第21页。

    [26]李佩甫：《别走太快，等一等灵魂》，《北京青年报》2012年3月13日。

    [27]李佩甫：《田园》，见《无边无际的早晨：李佩甫中短篇小说自选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28页。

    [28]李佩甫：《生命册》，作家出版社2012年3月版，第397页。

    [29]庄众：《琐记李佩甫》，《百花园》1988年第5期。

    [30]南丁：《李佩甫和他的小说》，见《南丁文集·评论卷·微调》，河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90页。

    [31]张宇：《实实在在的李佩甫》，《文艺报》1987年1月17日。

    [32][33]鲁枢元、李佩甫：《关于文学与精神生态的对话》，《莽原》1994年第4期。

    [34]李佩甫：《序言》，见《无边无际的早晨：李佩甫中短篇小说自选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页。

    [35]程德培：《李佩甫的“两地书”——评〈生命册〉及其他六部长篇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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