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宽广起来，再踏“返青”路

    2003年，佩甫到了“知天命”的50岁。尽管，人到40岁不一定“不惑”，那“惑”还会接二连三地困扰心头，人到50岁也不一定“知天命”，不勘大势、锱铢必究仍从很多人的日常言行中冒涌而出。但50岁的时候，是会对天命定数有了更多的体认吧？

    后来，佩甫生活中又出现了一些事情，这是否是促成其心态变化的部分机缘呢？人的变化常常是许多因素的合力，一下子很难说清楚。

    2004年冬天，佩甫父亲去世。父亲于1990年开始瘫痪，14年后离开。在中原，亲人刚离开时的寂静夜晚，子女们要通宵陪伴灵前，以尽心意。那一刻，在昏暗摇曳的烛光中，关于逝者生平的回忆，点点滴滴地会不断浮现在后人脑海，不断被这个人那个人诉说着打捞出来。在这个夜晚，他一生的形象，完整而清晰。佩甫父亲的一生，在这样的夜晚，在佩甫心头，是怎样一串图像呢？这个鞋厂老工人，退休后还经常给家里人做鞋，就在他去世的一年多以前，他还在床上为佩甫做了一双黑色的皮棉鞋，至今仍在佩甫家的鞋柜里，每年都要被他拿出来穿一穿。

    这就是生命吧？两个鲜亮的生死端点间的一段浮浮沉沉，这就是命运吧？多少的酸甜苦辣。可一旦放在无垠的时间、无垠的天地中，又算得了什么呢？

    2006年的一天，佩甫受平顶山作家、多年好友孙喜彬的邀请，到石人山（现在叫尧山）游玩。一同前去的，还有佩甫另一个多年好友、现居襄县的作家陈辉鑫。几个人在青山碧水间游玩了一天，晚上就在宾馆住下，天南海北地畅侃起来。不知不觉间，他们开始探讨命运这回事。陈辉鑫多年研究命学，出于好奇，孙喜彬报了一个自己熟人的八字，陈推算出了此人的身份与现状。于是佩甫也好奇地报了一个自己熟人的八字，陈的话与他们人生轨迹的应验“就像是子弹一样，一下子就射中了”他。是巧合还是其他？佩甫心生兴趣，他想研究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段时间里，我读了许多关于命相的书籍”，一本本书翻下来，《三元经》《神白经》《阎东叟书》《千里马》《搜髓论》《造微论》《宝鉴赋》《玉匣子》《相心赋》《天理赋》《玉宵宝鉴》《壶中子》《定真赋》《三命通会》……一个个琢磨过来，他“像是得了魔怔，完全陷进去了”。怎么解释呢，这命？联系一下人，比如一个他偶然认识的女孩子，“你想，她才一个月大，鼻子尖就被老鼠给啃了；三个月大，耳朵又被猪啃了；长大后又当‘三陪’……她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呢，凭什么？”[1]可继续深究，“就读出荒唐来了。”他认识到：命相学是“既不能证明也无法证伪”的，是有变量又有恒量的，是古代人总结出来的“活人的哲学”。恒量或许是命的底本，但变量是人生起伏的调控力，要志在有为。仔细品品，《周易》颇苦。就像木心读《周易》时感到的：“《周易》也和老子哲学通，都是吃足苦头的经验。……读《易经》，读《道德经》，我都为古人难受。他们遍体鳞伤，然后微笑着，劝道：‘可要小心，不要再吃亏。’”[2]

    这样的一段研究过程走下来，他对人、自己、国运民生的认识有了变化，心里有了更多的理解、体恤和接受，他将这些变化化为一种新心态，落实到了《生命册》的文字里。

    《城的灯》写完后不久，佩甫就开始酝酿这“平原三部曲”的终曲。他心里清楚这部作品的意义，所以他一边做着手头的事情，一边为这尚无眉目的新作积极准备着。期间，他应约写了一个剧本《兄弟啊兄弟》，延续之前的《难忘岁月——红旗渠的故事》，写新的一代人在新形势下，如何走着一条从乡村到城市谋生的艰难打拼与蜕变之路。为了创作该剧本，佩甫对那些从林州出来的打工者、包工头、小老板等，断断续续进行了一年多的采访，积累了几十万字的采访笔记。后来剧本完成，被拍成24集的电视连续剧，更名为《红旗渠的儿女们》，2007年初在央视热播，主演有陈思成、段奕宏、汤唯等。

    另外，他还受河南电视台邀请，写了一部反映都市商战生活的电视剧剧本，故事梗概写好后，因为电视台人事变动，剧本中止了。根据这个故事梗概，佩甫写出了长篇小说《等等灵魂》。《等等灵魂》的题记是：“印第安人说：别走太快，等等灵魂。”商场上人们为利润明争暗抢、你死我活之战，让佩甫深切地感受到了时代速变得可怕，他希望人的心能慢下来，等着灵魂附体上来，再一起前行。

    2007年，《等等灵魂》在《十月》第1期发表，3月，单行本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另外，他写了一篇文章《她离我们很近》，讲到一个饭局上听说来的故事：一个迟到者的女邻居，生活得顺风顺水，工作、婚姻、孩子都很好，“没有任何迹象，没有一点征兆，一切都很正常”地，她却“突然跑上九楼，噗一声，跳下去，碎成了一摊地图”[3]。佩甫转述这个故事的意图是什么？他敏感地意识到了个人生活不为人知的复杂性，还是命运转承流变间的莫测？他真切感到了近在咫尺者不为人知却难以化解的精神困境？

    这年夏天，佩甫还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了一趟美国，为时一个月。

    回来后，佩甫开始构思新长篇。他坐到书房，让自己沉静下来，开始写。可是那么折磨人，开了好几个头都不成功，最长的一次已经写到一万多字了，感觉还是不对。佩甫开笔第一句话要定下整个作品的情绪走向，然后下面才能顺畅写出。他决定放下不写了，他知道自己的情绪没找好，情绪不对小说的调子就不对。他需要去养养情绪，让该聚拢来的感觉丝丝缕缕地合和于心，然后再去诉诸笔端。于是他到“童年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当时我的感觉就是乡村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乡村了。有一天早上九点钟我围着村子转了一圈，那是一个有三千人的大村，可我一个人都没有碰到，却碰到了一只狗。这和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乡村真是截然不同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村里剩的都是老人，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让我重新体验到生活在城市、乡村的感受，重新唤醒了我的记忆，我就又开始动笔”[4]。他回到的不是姥姥那个村——蒋马，而是知青插队时的村子——侯王，他住了一个多月，方便面吃了好几箱。

    在侯王，白天他到处走走看看，他发现过去一望无际的苇塘已经不见了，这个曾经的编席窝子只能在记忆中存在了。夜晚他也出去转，黑沉沉的寂静里，过去一大片此起彼伏、嘹亮雄壮的狗叫声现在稀落冷清了。他喜欢一个人到广阔的田野里转，那里是各种庄稼和草的自由天地，那里，风鼓荡进胸中，一株株大小植物的形状映入眼帘，一片片叶子的青味、一朵朵花的淡香飘扬而来，心情顿时澄空愉悦起来。有时候，他不定跟村里的谁坐着聊天，天南海北、过去现在、家长里短，扯起什么是什么。他还专门去找个老木匠，“跟他讨论平原上的树，一个树种一个树种地问，得出的结论是：所有植物离开土地后都会变形，只是有的变形大，有的变形小。”[5]

    这是现在的村庄，它和过去不一样了，“古老的、有传统意义的、纯粹的乡村已经不存在了”。它和村里人一起，也正经历着属于它的命运变迁。这些大势使然中的“变”，从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村庄能怎么样呢？个人能怎么样呢？佩甫能怎么样呢？也许，要接受，然后顺“势”求“为”，才是合乎理性、合乎历史、合乎大道的选择。

    但佩甫觉得心里发疼——这身在故乡却要怀念故乡的疼啊，无处排解了。他将这疼揣回郑州，开始写作。

    就这样，他将侯王确定为《生命册》里无梁村的地标，原本构思的人事就扎了根儿，通了地气儿，一个个开始焕发出他们生命本体的生机；就这样，他内心多年的深情再次得到唤醒，他再次深感“我的心，……亲爱的故乡，她是你的”；就这样，他的观察、思考跟广阔而真实的生活、命运融合在了一起。他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将这部作品的生命气息存养心中了。

    以前，佩甫经常在书房用台式电脑写作，但这次不知为什么，在书房里就是写不成，于是他就到卧室里的笔记本电脑上写，心一下子安了，自然而然、不紧不慢地，他写了下去。

    这是佩甫写作时间最长的小说了，花了三年时间。这也是他写作内容跨度最长的小说，他回头写了50年来的“脚印”史。之前佩甫小说的时间跨度，大多是30来年。30来年，一个人从儿童成长为完成初期事业打拼的壮年，那时的佩甫，写李治国、冯家昌等，看到了小时候的“营养钵”怎么对他们后来的长势起着作用，没看到他们完整人生轨迹里的后来变势。而此刻的佩甫，渐奔“耳顺”的60岁，见证了李治国们从壮年渐趋晚年，人生相对完整、稳定的图像了。再写他们，需要50多年的时间段了。从30多年写到50多年，不是简单的事情，需要主体先完成一个自我才能来实现的，主体要变。但这变化是要思想调整到了才能完成。

    这时的佩甫，意识到个体、村庄、国家的每个阶段其实都是命运流转的历史过程的必然，他宽广起来了。这宽广让他的认识更高了，胸怀更大了，气息更沉了，心态更和了，眼神更柔了，更重要的是——思维更辩证了。他明白，盛衰都是有周期的，阶段是构成过程。那将当前的时代发展置放在漫长历史的大时间轴上考量，它就是民族历史沉浮间的一段，无论眼前如何，未来一定会发生变化。如果时段是事物发展势态中的必然，那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理解、接受让再“返青”、从头叙述的佩甫，语气不再峻急、绝对、带意气，趋向了从容、大气、沉稳。“写《生命册》时少了原来那么多的‘火气’，多了些平和，这是由对生活认识的变化决定的。《生命册》是‘平原三部曲’的总结，相对而言，显得更宽阔和丰富。”[6]

    要撑起50多年的叙述，说实话不太容易，但深刻体认到命运感的佩甫，思想心态发生了变化，反而更定了。主体的定带来了《生命册》区别于之前作品的变化，首先在进入写作时的情绪上就不一样了。可以看出，在《生命册》中，他尽可能以悠缓的叙述语调进入写作，并保持“贯气”地到了最后。这一定程度上的叙述转调，对习惯于急迫诉说的佩甫来讲，需要较长时期的认识准备、自我克服和有意调整。何况，《生命册》是他字数最多的小说。

    佩甫在调整。他对人物的理解与表现、他面对社会现实时担忧但沉和下来的语态、他敞开自我生命来融入和反省的坦剖，都是他敬重文字的努力调整。不过，这些调整是有限的，是在大结构、大主题保持与以前一致的框定下进行的。因此，就主题走向、人物形象、小说形式等来讲，他主要还是延续了以往的写作经验，不过，有完善和突破。

    有些小说读起来很有意思，可以找到一些关键字句出来，将这些关键字句联在一起，它们就会像瓦屋房梁上的椽子，前后左右地呼应着支撑出整部小说的屋宇。《生命册》里的关键词句是这几个：“我是有背景的”——“我把自己移栽到了城市”——“会变形”——“我怀念”——“再也回不去了”——“寻找让筷子立起来的方法”。这些是对小说主要内容的高度概括，也是佩甫体现在《生命册》里的思想、情感的凝结，是理解这部作品的钥匙。

    佩甫的写作，先要完成“虚”——思想认识，然后才落到“实”——字里行间。可是很奇怪，有时会觉得他其实务虚能力很强，靠思辨的追究、靠直觉的开启，他常能悟到高处，直抵本质，但他的文字并不能实现同层次的配合，常有些疙瘩或裂缝，并会因过实而滞仄了“虚”在文中栖身的空间。

    每次写作，都是一次重新开始。但每次开始时的“重新”，是怎么样的才好呢？佩甫的重新，是从基本主题、基本人物谱系、基本结构上的再来。这次的《生命册》，更是有意识地全面“返青”，在“返青”途中实现了局部的突破和升华。

    《生命册》的扉页，引用了泰戈尔《吉檀迦利》中的几句话：“旅客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边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而这几句话，佩甫曾经在中篇小说《红蚂蚱 绿蚂蚱》里引用过。这几句话表达了一个苦苦寻觅的游子，在山重水复的跋涉后，有了“路转溪头忽见”的发现，油然而生豁然顿悟的欣喜之情。这几句话很契合当时佩甫的心境，那时他在“胡编乱造”中摸索好几年，常为“写什么”而痛苦焦虑，但当他回忆起童年，回忆起在姥姥家生活的岁月，就好像打开了一扇宝藏之门，心灵顿时踏实安稳起来。于是，他跟随着记忆的缓缓铺展，深情吟咏出既有温暖也有苦味的“几多舅们”的生活原态。从此，《红蚂蚱 绿蚂蚱》就成了他创作过程中的界碑。

    而《生命册》对这几句话的再次引用，应该不只是心境上某些程度的再次契合，而是佩甫有意让情绪“返青”——调到那曾经的最好状态，并且他再次确认了作为叙述者的“我”的身份和因之自然而来的叙述视角与腔调。这个“我”是他常用的——一个被乡村场中的“大家”恩养出的、长大后离开了的孩子，他就有了入于场中观察众人生态命相的便利，也有了出离开来、理性回审的外在视野，他既可以随时滋生对乡村的深情，也可以随时抒发对一切耳闻目睹的城乡变化的感想。这是一个可以自如穿梭的叙述者。这次，“我”被佩甫寄放进了吴志鹏的身体里，而吴志鹏，在很大程度上，也叠合了佩甫自己的经历、性格、情感和思想。因此，这段话像个开关，打上去的时候，那曾经拨动心弦的旋律就再次在心底响起，佩甫就很快回到了童年那个他思想情感的生发源点，很快蓄满了那种对家乡的不变深情，还有那深情中依然包含的被恩养者的谢意和亏欠之疚。

    《生命册》中，那些曾经在记忆中、在文字中的旧人们纷至沓来。佩甫小说中的人物，常常在几种身份类型的相互关系中完成着他的表意需要，而他所表达的“意”，常可归纳为几个方面，不同文本常是这几方面的递进式升华。《生命册》中的主要人物，在他的人物谱系中，大多可找到前世今生的血脉关联。于是，那些过去的思想借由这些人物的“还魂”再次汇聚了。但这时的佩甫，在50年的光阴里，看到了更多的故事，在阅读和思考的深夜里，他对他们有了不同于以前偏单面化理解的新认识，他意识到了人性的复杂、人生遭遇的莫测，意识到了人的性格与命运无法逃避的因果、意识到了人在环境场中被强力塑造的无可奈何……当然，借由身居场中、随时代沉浮但保持清醒、因此自保的吴志鹏，他更意识到了知识改变人的精神世界、进而影响人生的重要作用。

    于是，再叙述这一个个早已相识的人物的时候，他不再是让自己的表意需要控制人物了，而是让自己最大限度地去贴合人物，贴合他们的处境、性格、心理，贴合他们人生的河，并随之顺流而下，尽可能让他们自身呈现自身的丰富性。因此，阅读每个人物的时候，那种“命运感”会不时在心头浮起。

    这种调整在大主题、大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看似不醒目，但事实上，对佩甫来讲，是他写作过程中发生的大转化，将会持续影响以后的写作。

    老姑父是村长或村支书一类形象的延续，他不同于呼天成、杨书印，在基层威权者之外更多了些人性的复杂和柔软。他有《红蚂蚱 绿蚂蚱》中“队长舅”形象的特征，也有《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的李铜钟的某些作为，他担负着村人们的艰难生计，帮助没爹少娘的孤儿。但他更多地放射出了自己那“不一样的烟火”。他血气方刚、简单冒失，因在巡讲中看了吴玉花一眼，就坚决入赘到了无梁村。后来，在无梁村的风化里，他渐渐变得入乡随俗，成了腰里系着村印章的“酒鬼”，最后中风，被家里人嫌弃。

    梁五方的形象远祖最早可以追溯到1984年时《森林》中的爽，他有底层人改变命运的志气和付诸实施的狠劲儿，有不容于人的能干和执拗。在佩甫笔下，他的同类最多，《小小吉兆村》的山根、《金屋》中的杨如意等。但他们多拼搏得出人头地了，梁五方却因遭批斗后妻离家破，沦为了几十年的上访户，颓废邋遢，最后竟成了算卦先生。

    还有虫嫂，分明是李满凤、二姐这些“为男人打天下的女人”的后裔，但她比她们还要扛得多。她的男人是瘸子，有三个孩子要养活；她也比她们豁出去得更多，她因“偷”被人要挟脱了裤子，就索性以此为手段、明要那些交换了。后来，她三个孩子都考上大学，她进城收起了破烂。最后老了没人养，她一个人孤独地回到老家，死去的时候，却赢得了一村人的尊重。

    还有春才、慢毒药杜秋月、眼里爬满黑蚂蚁的苇香……他们都是某个前身的延续，但又有自身的异质和特性。

    无梁村的这些人，他们各自的特征和相互关系所构成的“场”境，就是吴志鹏的“背景”，是影响他生命形成的“土壤”元素。他从这里来，加之他个人的生命特征，他必得长成这样。在无梁和类似无梁的“没有一片干净的叶子”的土地上，清洗尤为重要。

    还有无梁村外的人物，骆驼、梅村等。骆驼的命运被他个人的诸种特征暗在地决定了，当他的特征与外界环境的某些元素遭遇、相互作用，他命运的起承转合就呈现出了相应反映的变化图迹。他身体有残疾，但他自信、脑子灵活，善于与人交往，于是他上大学时征服了漂亮温柔的“校花”；他好色，所以年纪轻轻前途大好时就因作风问题被开除；他好胜、善于领导管理，就能组织一帮旧友去北京给人写剧本赚钱，可被骗一场，他骨子里的狠劲儿就出来起作用了，他拿刀自残、逼得人还了钱；他有强大的胜“欲”、有精明的眼光，于是他靠炒股攒了一大桶金；他贪婪，想不断获取更多财富并且会想尽一切办法死不放弃，于是他打通了一个个官场环节、收购一个药厂并上了市；他满溢出一副成功者的自大狂傲，开始把别人称为“下人”、开始作践一个年轻人的自尊，于是他翻了船；但他仗义、担当，于是他跳楼自杀，想要保全家人和别人（尽管别人也没能保得住）。

    “这个世界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坏人”，佩甫曾这样说，他对人的多面性、复杂性、人在偶然事件来临时不可预测的多种可能性，增多了理解和关注，这在骆驼的形象上体现了出来。他对人的命运与自身特征、外在环境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参悟，也通过骆驼显示了出来。

    还有梅村。这个形象尽管被作者安排着经历了人生的几大转折，被设计了以日记来自呈，但还是形象模糊。她是吴志鹏年轻时爱着的女人，漂亮、善良，在吴志鹏杳无音讯后，她先是找了个有家室的诗人，后来嫁了一个高干，再后来跟了一个好色的画家，最后离婚，一个人带着孩子过。当吴志鹏带着一箱子的“阿尔及利亚玫瑰”找到她的时候，玫瑰已经枯萎了。而她“已经不是昔日的梅村了。那是满脸怨气的一个女人，走在路上的中年女人”[7]。

    佩甫在人物形象上努力突破，但在某些地方仍显出不力与粗糙。比如他想尽力避免与过去细节的雷同和重复，但仍会有“背草捆”等细节的重复性再现。他很苦恼这“写着写着就滑过去了”的惯性，这些生根的细节总要在不同作品中跳出来佐证人物的艰苦、超韧，不然用什么细节去表现呢？他不知道。这其中内含了经验细节不足、想象力弥补不上的困窘。

    而吴志鹏呢？佩甫认为他就是自己的状态。沿着吴志鹏的人生，《生命册》这部小说的主干立了起来，在写作吴志鹏人生经历的时候，佩甫放进去了许多自己的经历。比如他把1992年车祸后，在眼科病房的经历写进去了，相关的人物部分是真实的，比如那支书儿子、副厂长的事情。那感受也是真实的，比如住院期间的不安、焦灼，比如他无奈地反复默念“心静自然凉”。吴志鹏深感负累的“给口奶吃”“见字如面”的条子（这些条子在小说中起到了结构上的链接点作用），在佩甫心上，同样是沉重的压力。想帮啊，那些亲人一样无助的、没有指靠的人，面对了他们生活中解决不了的诸种难题，老想帮啊！可是帮不了啊，自己是进了城，可那一条条求人的路，走着老难，刀片刮脸样疼啊！况且，许多事情，在别人脚下有路，轮到自己去走，却没了啊！许多次，佩甫在这样的压力下，深感无力与苦恼。“我的心一阵一阵揪着疼，就像是在火上烤。我知道我欠他们的，我欠他们很多很多。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心里说，我怎么不是省长呢？我要是省长，全都给他们办了。我很想腐败，可我没有腐败的条件哪！”[8]

    吴志鹏最后还是回到了家乡，这故土却让他陌生、感慨、失落，那曾经望不到边际的苇塘已经不见了，“水尽鱼飞”了，怎么办？眼前一片迷茫，但他坚定地想：要找到“筷子竖起来的方法”，一定要！

    佩甫很看重吴志鹏这个形象，“我个人认为，写的最好的人物是这个吴志鹏。为什么他能成功，能避开许多灾难性的事件？他通过大量阅读，通过知识不断清洗自己，认识自己，虽然他有很多困境，虽然他背后有三千多双眼睛在看着他。我觉得他是我所有小说人物中塑造最丰富的人物。读书是一个人生活经验积累最好的捷径。我觉得他是一个楷模式的人物。他是不断地在认识自己，修正自己，对自己的生命状态和背景、出身环境有很清醒的认识。每个人都不是单个的人，都有复杂的背景，是许多人的关系的合。”[9]这是他的理性思考对这个形象的意义赋予，实际文本中，吴志鹏并没能达到这样，他形象模糊，其内审意识和精神充实的光，并没能悬在高处、明亮地照彻四周。

    回望佩甫的创作历程，他是将几十年得来的叙述经验都用在了《生命册》中。

    用植物——土壤关系象征人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影响关系是他的思想结构，也是他文字的意义之核，他将生命与土壤间的生成关系作为抽象主题思想的寓意所在。延续着《羊的门》中的24种草，《城的灯》中的“花”，他在《生命册》中写了树。他以无梁村那些离开土地就会变形的树，来喻指在社会生存中纷纷走到自己反面的那些人们。“这里不长栋梁之才……平原上的树有一个最可怕的、也是不易被人察觉的共性，那就是离开土地之后：变形。”[10]这里，蕴含了一个长久追究人性的作家的内心感慨。可是，新一代要继续成长啊，不是吗？他们还要在这关系中变成活得“小”、活得憋屈的新一代吗？靠这样的一代一代，这块土地“现代性”的未来有希望吗？

    佩甫在这部小说中，将人与土地的生成关系上升到了人与自然“水尽鱼飞”的依附关系层面上，他说：“当我越走越远，当岁月开始长毛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一望无际的黄土地，是唯一能托住我的东西。”[11]这契合了当下生态变异的事实，也是佩甫思想的又一次递进式提升。

    在整部小说中，佩甫仍然使用双线并进的叙述方式。一条线是纵的发展史，吴志鹏和骆驼几十年的命运起伏，反映着时代人心之变；另一条是故乡不同人物生活的拼合，他们各自沿着各自的命运轨迹走着人生，共同构成了吴志鹏成长的“背景”。这种写作方式是他第一部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的写法，当时是融合了《红蚂蚱 绿蚂蚱》这个中篇的结构特征。而在吴志鹏表达观点的时候，常用的语式是“我告诉你……”这是佩甫在《送你一朵苦楝花》《城市白皮书》等许多作品中，直陈观点时的惯用语式，好像这样就按下滔滔不绝顺畅诉说的开关了。另外，某些细节部分，也保留着过去经验的痕迹，比如“汗血石榴”的意象很像《满城荷花》中“小金桔”的意象……

    这样来看，《生命册》就是一部大盘点之书，既是作家几十年思想认识的总结，也是几十年累积的写作经验的总结，更是对不再能回去的故乡的深情强调。因此，他在希望与失望间徘徊中，仍“真心期望着，我能为我的家乡，我的亲人们，找到一种……‘让筷子立起来’的方法。如果我找不到，就让儿子、或者孙子去找”[12]。

    但是，尽管故乡的现状和走出故乡流浪谋生的故乡人的现状，确实让人不由地无奈叹息，但这城乡互融、同质化发展的新背景下，这乡村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新变中，有没有在生活深层或边角中掩藏着值得挖掘和探寻的、合乎未来发展的新精神变异呢？尤其是在年轻一代的观念世界中？有没有悄然发生某些重大的、正面的裂变呢？关于乡村命运，关于乡土文学，有许多值得深入寻找和思考的新空间、新方向。

    但是，这是50后这代作家止步了的地方。

    2010年11月23日，在郑州黄河迎宾馆召开了“坚守与突破——2010中原作家群论坛”。这次会议，请来了许多人来把脉河南文学的再发展，河南籍的作家和评论家们也大都回来了。会议要结束的时候，传来佩甫母亲住院的消息。母亲是糖尿病晚期。不久，母亲去世了。佩甫心里很难过，也很自责，以至在那段时间，说起母亲的病他就掉泪，觉得母亲的糖尿病发现得太晚了，是自己没细心，没尽到责任。

    2012年，《生命册》在《人民文学》的1、2期上连载，3月，小说单行本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一部书写出来后，就走向了自己的命运，难以预期。研究了多年易学的佩甫，会不会测算他这个心血之“子”的命运呢？现在看来，《生命册》是他作品中命最好的。2012年底，《生命册》获得了“人民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奖；2013年10月，获得了第二届施耐庵文学奖；2014年，又获得了《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2015年8月16日，《生命册》获得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他成为河南本土作家中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人。

    第二节 就这样，做次“过客”？

    2017年，《花城》第3期发表了李佩甫最新的长篇小说——《平原客》，不久，《长篇小说选刊》第4期和《中华文学选刊》第8期都予以转载。2017年8月，单行本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综观李佩甫的小说，尽管常有基本主题、基本人物谱系、基本叙述结构的重复，有时甚至有相同细节在不同小说中反复出现，但每次阅读，都能感受到他对中原大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以贯之的真诚炽热的情感。他以多情对大地和大地上的万物，于是他累积了来自大地万物这样那样的、厚厚的“疼”：曾经的池塘一片干涸，他疼；一张苍老凄苦的脸从身边经过，他疼；一段乡人无告无依的故事进入耳朵，他疼……他在《生命册》里写道：“树疼吗？我替他疼。”这些“疼”，化为了他文字世界里最感染人的魂魄。

    写《平原客》时，他心里一定也有难以抚平的感慨唏嘘与疼痛。《平原客》是有原型的，原型就是2005年河南省副省长吕德彬的雇凶杀妻案。

    吕德彬，1953年5月生人，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大马乡义女村人，小时候家里贫寒，生活清苦。1975年，他被推荐到河南农学院学习，当时学院因“文革”迁到了许昌市蒋李集。大学毕业后，他考取了该校的第一批研究生。1982年，他与第一任妻子结婚并留校任教，并争取到了去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的留学机会。1988年，他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的博士学位，学成归国。曾担任河南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农学院院长、副校长等职。2003年任河南省副省长。2005年6月，被撤销副省长职务，后因雇凶杀妻被逮捕；当年9月30日，他被判处死刑；10月17日，以注射方式被执行死刑。

    这样的履历，就是一个人的一生吗？不过是生活经历的节点概要。他度过了怎样的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呢？他有过怎样的欣悦和悲苦呢？这些节点间起承转合的细节，那些事情，那些心情，才是一个人一生的实质内容吧。

    可是，他已经留下了人生的痕迹。更多的人，去了就去了，悄无声息地，好像从未来过一样。

    可是，这样一个小麦专家，一个留学归来的学者，竟然把人生走到了这里，不免有太多让人扼腕叹息、唏嘘不已之处。

    吕德彬与佩甫是同年生人，算是许昌同乡了。当时这个案件就引起了佩甫的关注和感慨，以至于他念念不忘，去他老家采访、将他放在心里不断对望、探测，11年后，将他写进了小说。

    “大约有十多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关注平原上的一个案件。……我曾经专门到他的家乡去采访。对这样一个杀妻的凶犯，村里人却并不恨他。村人告诉我说：这是个好人。是他家的风水不好。他家后来盖房盖到‘坑’里去了。这样一个人，本质上不是一个坏人，可他为什么要雇凶杀人呢？

    “这位副省长的第二位妻子，原是他家的小保姆，也是农家出身、百姓家的孩子，大约也是一心奔好日子的。当她终于成了副省长夫人后，战争却开始了，两人相互间成了敌人，她顽强地战斗着，且越战越勇，直至战死……这是为什么呢？”[13]

    李佩甫想追问的是人的命运。命运莫测，何以至此呢？

    小说中的李德林与案件中的吕德彬，人生经历基本类似。李德林是梅陵人氏，留美归来的博士，国家首席小麦专家，农业部专家组顾问，先是担任“农科大”副校长，后来升任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可是，他的婚姻却将他一步步逼到了人生的死角。他的前妻是农科大的老师罗秋旖，城市生活的背景和习惯让她与李德林生活习惯邋遢的农村父亲难以共处，与李德林的老乡们隔膜很深，每一次因父亲或老乡闹矛盾，李德林都以“投降”来换取家庭和平，可每一次“投降”，都是一次伤害与疏离。不久，两人离了婚。孝顺的李德林托学生刘金鼎（后来成了副市长）找了个农村姑娘徐亚男做保姆来照看父亲，姑娘对老父亲伺候周到，做老家的家常饭得心应手，让李德林感到从未有过的亲和、温馨，他索性将保姆变成了妻子。可是，成为妻子后的徐亚男一下子夫荣妻贵，从长期的卑下突然走向人上人的高位，农村背景的她没有与新身份相适应的教养和能力，很快变得蛮不讲理、偏激、颐指气使、动辄撒泼，甚至因为李德林的出轨而时常殴打、审讯、威胁他，这让李德林陷入更大的后悔、难堪、苦闷，还有无法解脱的绝望。终于，他和刘金鼎密议并实施了雇凶杀人，可惜，很快就被中原神探——绰号“刀片”的赫连东山侦破。很快，他和刘金鼎，还有所雇二凶，被执行死刑。

    他在哪里走错了路呢？李佩甫在小说中感叹：“如果他知道他的未来就是一个杀人犯的话，他就犯不着远涉万里，去美国读博士了。杀人还用苦读么？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14]他如果没有当副省长，而是一直做个小麦研究专家，会怎样呢？人生到终点，他才深深读懂了自己的心意，他“最喜欢一个人坐在麦地边上，点上一支烟，默默地坐着，倘或说这是在与小麦对话，那是一种心碰心的、无语的交流。是呀，坐在麦地边的田埂上，脱掉一只鞋（他喜欢穿布鞋），把鞋垫在屁股下，光出一只脚丫，用脚趾去蹭田埂上的热土，闻着小麦或青涩、或甜熟的香气，就那么默默地坐着……这是他人生最惬意的时刻。”[15]

    可人生之路怎么走，好像由不了他。不知道“是谁有这么大的力量，一下子就把他套住了”。当一段世间的故事尘埃落定，当一个生命的背影渐行渐远，那命运之河从发端处流淌而来、行走一路的曲折蜿蜒就格外醒目。站在小说文字的边沿看李德林、徐亚男、刘金鼎、谢之长、赫连东山等众多人物命运的河道，我们发现，原来，人不是自己长成了这样，是被赋予成了这样；我们的生活，也不是自己过成了这样，而是被安排成了这样。而这一切，不知何时悄悄开始，不知何时悄悄变化，“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头发白的时候也没有……”[16]

    这样看，李德林、徐亚男、刘金鼎、谢之长、赫连东山等，终此一生像什么呢？中原大地在这个时代的匆匆过客吗？“在平原，‘客’是一种尊称。上至僚谋、术士、东床、西席；下至亲朋、好友、以至于走街卖浆之流，进了门统称为‘客’。是啊，人海茫茫，车流滚滚，谁又不是‘客’呢？”[17]寒来暑往、春夏秋冬，坦阔而广袤的中原大地默默地养育着所有来到她怀抱里的数不清的生命，每一天每一秒都有来的，也都有去的。

    以前，李佩甫写小说，常常以积攒多时的情绪为叙述驱动力，他不由地会在字里行间发大力、飙狠劲儿，不由地就让强烈的表意需要拘禁了人物们的自我伸展。可是，写《生命册》时，在大主题、大结构与过去保持一致的情况下，他还是尽可能地让自己去贴合人物，尽可能让他们自身呈现自身的丰富性。将《平原客》置于李佩甫的创作序列里，这小说才可能显示出不一样的意义。

    借着这样特殊而典型的素材，《平原客》明明就是在探讨人的命运：人的出生和命运，人的性格和命运，人的遭逢和命运……那些过往小说中的社会性、时代性主题已经在文本里退为其次了，但李佩甫还想抱持着，以增大小说的思想内涵，他甚至还想延续以往的主题表达，再增一点新的砖瓦以衬托高度。他说：“我写的是一个特定地域的精神生态，也可以说是一部‘人民批判书’。”[18]“从某种意义上说，腐烂是从底部最先开始的，可以说是全民性的。”[19]可被他解放了的大部分人物，更多地想诉说的却并非这些。这是一个讯号，他开始进入新认识、新状态下的写作，已经不是旧思想体系可以装得下的了。说实话，我真的怀疑：植物与土壤的生成关系，已经被他发挥到了自己的极致，再往下挖掘，又能出哪些新呢？在新态势下，反倒不如索性转变就大幅度地转变，清空原来常用的经验，把过去的思维也换个方向，看看会出现什么。

    第三节 比才华更重要的，是情感和态度

    到2013年10月15日，佩甫该退休了。退休之前，他曾多次眼泛亮光地构想以后的生活，他说：“剩下的日子归我自己了，我想一个人去云游，到处跑跑看看，谁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谁，回来写一些随笔。”从退休到现在，那种他一度急切向往的、自在闲游的日子，并没有被付诸实践，那预想中的随笔也没有出现。不过，这三年间，他写了一个中篇，一个短篇，还有一个新长篇——《平原客》。

    2013年，中篇小说《寂寞许由》在《鸭绿江》第8期发表，后来被《小说选刊》第9期转载。2014年，短篇小说《麻雀在开会》在《莽原》第6期发表，获得《莽原》年度文学奖，并在《海外文摘》2014年第12期被选摘，获得《海外文摘》文学奖。2015年，被《中华文学选刊》第2期选载。

    《寂寞许由》的主要人物有三个：许由、郭守道、“我”。这三个人相互映衬，共同指向着人存在于世的深刻本质：寂寞。不管古往还是今来，不分高士还是凡胎，无论生前还是身后，寂寞是心头难与人说、难被人解的情绪。想想谁的一世飘零，不是千古寂寞身呢？哪里有另一颗心灵，可与自己胸腔里的这颗，共鸣互振、声息相通？那就守着这份寂寞，自吟低曲或自唱高歌吧！好在，作家有文字可自诉，算是很幸福的事情了。许由寂寞，他“农耕而食，重义轻利，广有贤名”，但也受误解和冷落。数千年后，那坐落在鄢陵县陈化店乡许由寨村的墓，却“只不过是一堆稍大一些的土丘”，“阳光下，那墓前连棵草都没有，静静的。没有香火，没有贡品，也没有人……”[20]郭守道寂寞，为了把去世朋友的专利成果转化为产品，他“魔怔般陷入其中多年，他把辛辛苦苦盖起来的楼房卖了，他已倾家荡产”[21]，他以农民——一个不切合实际的身份，到处以各种合适的不合适的方式拼命“钻挤”着想要实现这愿望。但一直不被理解和支持。后来，阴差阳错地，因一个日本商人的介入，反促了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他那么多年没“钻挤”过的硬墙刹那间“泥化”，想法迅速实现了。可是，他猝然去世了。“我”寂寞，一个作家去挂职锻炼，但生性不愿求人，就只能担任一个徒有虚名、位列第八的副市长，没有具体事务可以分管，形同摆设、门庭寥落。可“我”认了，因为“说实话，我不想当摆设，可我也不想‘跑’，这是我的底线”[22]。但又怎样呢？上天给人东西的时候，这东西就是双面的，你要了正面的荣光，就要付出背面的代价。“我”失了那官职的荣光，却也就此自由，不用忙碌地陷于接待、接访，在大把空闲时间里，“先后跑了十一个乡，六十七个村子，可以说是大开眼界。”[23]失哉？得哉？

    《寂寞许由》让人感到佩甫的叙述更自由、阔大、散淡含蓄了。他延续着《生命册》的写作心态，已不再“急言竭论”了，他相信“诗本道情性，不须大厥声”，因此他平静地将“意”隐含在文字间，他讲究“隐”了，甚至有了轻松的、摆弄结构的心理。他将小说的核——他心中那理想精神的力与光，裹在许多事端的叙述里，以轻笔闲带而出，有点“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的意味。小说结构看似自然，实则颇费心思。小说的背景是许由，所以从许由起，以许由结，许由就成了几千年来这块土地的辽远的文化符号。小说的主笔是“我”，所以以“我”到天仓三年的耳闻目睹、心境变化为线索和主要内容，但“我”其实是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虚晃”。小说的内核是郭守道，他是佩甫过后十几年仍念念不忘的人物，他寄予了佩甫对于这块土地上的人的理想——高桥揽月式的理想。

    看《寂寞许由》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会想起翻读《诗经》时的怅然若失。相隔了几千年的光阴，我们脚下这片黄土地，随着一阵远风来，耳边还会飘荡起一曲“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伴着这样的遥想，我常不由得跑了神儿，渐渐陷在一种久久的困疑与怅惘中：这块承载着我、承载着佩甫、承载着许许多多生命，承载了许多年的土地，它曾经质朴的、一派天然的浪漫主义还有吗？后来那许多文人志士的气血和精魂有吗？有的话，在哪里？没有的话，是怎么消失的？它在河南作家的灵魂里，在佩甫的灵魂里，还有丝丝缕缕的游荡吗？

    应该还在。许由寂寞，但许由墓还在，在鄢陵县陈化店乡的许由寨村。尽管，这座墓在村子的最后边，前面一排排崭新的楼房都比它更高大、明亮，且背朝着它，但它是这个村庄几千年来的魂。历史精魂在大地上的遗留，有时是许由墓，但有时就是郭守道。郭守道这一个民办教师，他骨血里的“义”是怎么来的？他命运多舛却从不放弃的“执”算不算得上“舍生取义”？这老郭，是血脉遗传基因的结果，还是“诗”的结果？（他第一次见到“我”时说：“我写过诗。”）有时，就是“我”——这个被佩甫托了意的叙述者。

    《麻雀在开会》是佩甫将写过的往事从头再说，依然是写从小带他走进田野的二姐的，他曾经在《黑蜻蜓》里写过。不过，《黑蜻蜓》里，二姐的命运是经过佩甫想象虚构的，《麻雀在开会》里的二姐，却是她本身的还原。她还是像在《黑蜻蜓》里一样终生辛劳、命运坎坷，多子多儿不多福、几个媳妇轮着欺负她的生活延续，不过她一如既往坚韧地活着。她信了天主教，她帮几个儿子带孩子，她骑着三轮去城里送菜……表姐老了，她“头发全白了，一脸老皱，两只眼窝深陷着”，可是她却骑着辆机动三轮车，在城市的街道上“横冲直撞”，“轰轰”地、如入无人之境地开来开去。“表姐真的是达到了一种自由境界了”。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有时候”，“无端地、不由自主地，”“会想起”小时候的那个情景：“长长的电线杆上落满了麻雀，披着霞光的麻雀们一字排开，整整齐齐地在电线上卧着……这时，我从地上抓起一个土坷垃，扬手就要砸。表姐忽然抓住了我的手，轻声说：别打，别打，麻雀在开会呢……那时候，她的目光清澈如水。”[24]

    这两个小说，佩甫再次温习过去的生活经验，但他的着眼和挖掘，却不再是社会性规则以及它拘囿下的生命特征，而是人身上，社会化生存和艰难命运都遮掩不了、限制不住的生命光泽。他自己的精神世界，不知不觉也发生了变化，过去他坚定持守的“儒”，已不断渗入了“道”的浸润。

    读这两篇小说的时候，我眼前会有六个大字飘过来飘过去，那是《生命册》中不断重复的六个字：“我是有背景的。”佩甫的背景是什么呢？他与这背景间，保持着一种什么样的联系呢？

    《生命册》中有句话：“当我越走越远，当岁月开始长毛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一望无际的黄土地，是唯一能托住我的东西。”[25]“那一望无际的黄土地”就是佩甫的“背景”了吧？曾经，它以红薯等恩养了那个“小脏孩儿”的生命，以二姐、几多的舅们温暖了他的记忆，后来，它就开始恩养他的文字了。可为什么偏偏是他，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大地对人、对万物是没有选择、没有区别的，它无限宽厚、无限慈爱地承担一切生命的存在——新生的与腐朽的、圣洁的与肮脏的、幸福的与痛苦的……可大地对人又是有选择的，它沉默但眼明心亮、处事公正，它将无限深广的内在宝藏，留给了那些怀着敬爱之心、真正走入土地的人们。于是，主体持何态度、如何行为就成了他与大地间联系的关键。佩甫是自觉地与大地保持了终生联系，他生命的根须直接、持久地深植进这片黄土地里。他与土地上漫长的历史紧密相连，与历史时空里的文化存在紧密相连，与土地上的田野河流紧密相连，与土地上营营活着的人们紧密相连……这相连就不断营养着他的血肉，丰富着他的灵魂。他的文字是从这广阔而深远的“背景”里发出来的讯息和声音，因此他每次写作时的寻找情绪、写对第一句话，事实上就是在找让那一刻的他与这土地种种蕴含间开始发生关系的启动按钮。就像《麻雀在开会》的开头，他这样写：“我一直以为，气味是一种唤醒剂。在我，那是烤红薯的气味。而且必须是烤煳了的那一种……带一点点苦甜头儿的焦煳味。”[26]这篇的按钮就是这焦煳了的烤红薯味儿，一旦准确按下，那记忆之门就立刻打开，关于二姐的过去与现在、“我”与她有关的感受与思考，就自然而来。

    与“背景”主动保持真挚、畅通、长久、息息相关的联系，是佩甫小说打动人心的主要力量。他的小说并不算完美，有一些经不起辨析和追究的瑕疵，但他的小说，就连那些类同性人物和重复性细节，阅读的时候，都让人真切地感到自己内心深受感染、不由自主的呼应。我想，原因主要在于他信而无妄、能从“我”心里不断生发有热度、有激情的力量。他对文字保持一以贯之的真情实感，他愿意牺牲生活中的许多东西来成全写作，他愿意在时间上、精力上去大量付出，他还尽可能保护自己的精神不受或少受污染与损害，他深知心灵上的杂质，只要有，只要积累够量，就一定会败坏文学的生命。他在日常生活中常警惕着，不让自己去触碰保持精神清洁的底线，他谨慎地阻挡一些东西进入生命的通道。他是一个厅级干部，每年有3万元的签单权，可是每次请人吃饭，他都自掏腰包，他不用那个钱，“不惯自己这个毛病”。他坚持文学是精神之光的信念，他相信这光应来自能发光的心灵。

    以前，我以为，作家的根本区别是才华，是才华决定了作品的艺术生命。可现在，尽管我依然承认，才华是作家写作的必然基础，可我开始怀疑，且越来越坚定地认为，比才华更重要的，是作家的情感和态度。再好的才华，没有与之匹配的情感态度的保证，就不会有多少实现可言。就像村上春树说的那样：“写出一部上乘的……小说，对某些人来说也并非多大的难事。要持之以恒地写下去却是难之又难，绝非人人皆能。……必须具备特别的资格，而它与‘才华’恐怕是风马牛不相及的。”[27]

    我想，村上春树这话的关键是“必须具备特别的资格”，贯彻在写作中的特别资格，其基本的所指应该指才华这硬实力以外的软实力——情感、态度、意志力等。

    我不知道佩甫的才华有多少，也许他更像是勤恳耕耘的劳动模范？但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尽己所能地抵达了他写作可能的高限，实现了他个人才智范围内的“高桥揽月”。“‘高桥揽月’……古时，有一孩子，爬到桥洞里掏鸟蛋，一不小心，鸟蛋从桥洞里掉下来，鸟蛋落呀、落呀、落呀……那鸟蛋在下落过程中竟奇迹般地完成了孵化过程。就此，小鸟儿在落地之前脱壳而飞。说来，‘高桥揽月’这一景观是很有文学意味的，这应是天仓人想象力的极致了。”[28]

    高桥揽月，这中原人的浪漫主义，内含着方法，透了通了，就去力行，这也不失为一种智慧吧。

    佩甫对文学有敬畏、有神圣感，他知道“情感是写作的灵魂，作家情感的真诚度对作品质量有很大影响”，因此他文不虚作，“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佩甫专一，他的专一“让他摸到真东西，老老实实、心无旁骛地参透”[29]，他珍惜有幸找到的这支笔，他说“除了这支笔不能丢掉，其他的一切都可以丢掉”[30]，佩甫在写作中强调“咬住”，他知道十人有九个都能做到“理上通”“嘴上行”，只有那最后一个能落实到行动上。践行这个关卡，拦住了许多人，有聪明的，更有笨的。

    人拿出多少来养文学，文学就会拿出多少来回馈人吗？不知道。热爱写作就去爱，何必计算呢？但写作过程中，生命不断借由文字经受的冶炼和修行，对写作者来说，是重要的。是文字，让写作者从过去的一个个“我”，成为今天的样子。是文字，让佩甫从大杂院里、庄稼地边的“小脏孩儿”，不断蜕变，成为现在的这个李佩甫。

    所以，他常说，写作是他生命中很幸运的事情。对于其他从事写作的人，是不是也都是幸运的？也许是，合适了就是；也许不是，不合适就不是。是的话，那就像他一样谨记：“成事不易，敬慎始终”吧！

    注释

    [1]李佩甫：《生命册》，作家出版社2012年3月版，第275页。

    [2]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1989-1994：文学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1页。

    [3]李佩甫：《离我们很近》，《长篇小说选刊》2007年第3期。

    [4]姜妍、江楠：《李佩甫〈生命册〉：我们的当代文学落后于时代》，《新京报》2012年3月1日。

    [5]李佩甫、舒晋瑜：《李佩甫访谈：看清脚下的土地》，《上海文学》2012年第10期。

    [6]左丽慧：《每一次创作都是新的开始》，《郑州晚报》2015年8月17日。

    [7]李佩甫：《生命册》，作家出版社2012年3月版，第278页。

    [8]同上。第17页。

    [9]《实录：河南作协主席李佩甫谈新书〈生命册〉》，见网页－03－31/1511296905.shtml。

    [10]李佩甫：《生命册》，作家出版社2012年3月版，第111页。

    [11]同上，第424页。

    [12]同上，第433页。

    [13][17][18][19]李佩甫：《蝴蝶的鼾声》，《长篇小说选刊》2017年第4期。

    [14][15][16]李佩甫：《平原客》，《长篇小说选刊》2017年第4期。

    [20]李佩甫：《新世纪作家文丛·败节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第39页。

    [21]同上，第21页。

    [22]同上，第12页。

    [23]同上，第14页。

    [24]李佩甫：《新世纪作家文丛·败节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11月版，第262页。

    [25]李佩甫：《生命册》，作家出版社2012年3月版，第424页。

    [26]李佩甫：《新世纪作家文丛·败节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11月版，第253页。

    [27]村上春树：《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南海出版公司，2017年1月版，第35页。

    [28]李佩甫：《新世纪作家文丛·败节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11月版，第7页。

    [29]南丁：《李佩甫和他的小说》，见《南丁文集·评论卷·微调》，河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页。

    [30]孔会侠：《李佩甫：有了“光”，生活才会有温暖和方向》，《青年报》2016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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