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真是一件苦差事啊！苦不是三天两天、三年两年，也许是与生命一起相伴终老的。除非你拿起别人或真或假的赞誉的那片叶子遮在眼前，和着自己的奢想，真可以不见森林不识泰山，相当自得自满地“大”下去。可如果你眼界里始终有个森林，始终记得那泰山的矗立，要怎么样呢？会有无形而沉重的压力吧？这压力会反成动力吧？让你心里暗暗有个目标：无论如何要成为这森林中不一样的一株，无论如何要以泰山为激励、尽可能攀爬到自己限度内的最高海拔。可是，这会是一个很苦的磨炼过程，这将考验出一个作家真正的文学品性——他对写作的情感、态度与意志。
很早的时候，佩甫就意识到了“最重要的是独一无二”，“独一无二”是所有写作者都追求的东西，可如何实现却是个很大的难题。自己的“独一无二”在哪里？《红蚂蚱 绿蚂蚱》吗？这田园牧歌式的诗意吟咏是许多乡土作家共有的内心深情；《李氏家族》吗？在许多家族小说组成的序列中，它并不太有脱颖而出的异秉；《金屋》吗？《黑蜻蜓》吗？《城市白皮书》吗？……尽管各有某些方面的意义价值，但都不是代表佩甫文学价值的那个“独一无二”。
一时间，佩甫的写作陷入了停滞。这段时期从1992年持续到了1997年。1992年他在车祸后完成了剧本《颍河故事》，几乎耗尽了自己乡村经验的储蓄；1993年，他在《小说家》第5期发表了《乡村蒙太奇》，不再能够提供关于乡村生活的新经验、新认识、新写法，他暗自焦灼起来。于是，他希望通过题材转移来实现文学突破，就开始写城市，他写了《满城荷花》《钢婚》《学习微笑》《城市白皮书》。他想将写乡村得心应手的经验复制到新领域中，他写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但写得紧促、不理想。后来，他就放下小说写了一些剧本——电视连续剧《平平常常的故事》《难忘岁月——红旗渠故事》、电影剧本《挺立潮头》。
可是，不能就这样认了。越是这种时候，越能反激起佩甫内心深处的不服，那好胜的血性一旦迸发，他就会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毅力不折不休地贯彻到底。人生也好，写作也好，不进则退啊。“退一步海阔天空”是一时的缓兵之计，是图谋更长远处的以退为进，可不能是做事的习惯态度和方法。那时他一如既往地生活着，但许多个难眠之夜，佩甫都受到焦灼困惑的炙烤，他一遍遍在经受中冶炼自己，一遍遍在冶炼中寻找突破的可能。逐渐地，他结合自身特征悟出了几个简单道理，他深信这些道理的力量，就立即在生活和写作中运用。佩甫也许不太聪明，但他有自己简单心性、机敏灵秀中的独特智慧：他相信自己悟出的道理，也相信一些简单的常识性道理，并不遗余力地落实到行动中。比如，他意识到，相比于灵感迸发的顿悟，面壁更厉害。他说：“有些人一辈子雕了千万个佛，没被记住，有些人一辈子就雕了一个佛，深入人心了。”于是，他将此作为这个阶段实现突破的态度和方法。他明白认识提升对写作的重要意义，他在许多年的写作经验总结中不断强调“让认识照亮生活”，于是，他就长期将实现认识突破作为实现写作突破的可靠途径。
清初诗论家叶燮将艺术家的创造力分为“才”“胆”“识”“力”四种因素，他认为“识”是决定性的首要因素。他在《原诗》里写道：“大约才、胆、识、力，四者交相为济。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坛。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托。……惟有识，则能知所从、知所奋、知所决，而后才与胆力，皆确然有以自信……”可见“识”的升华异常重要。
但不是每个创作者都能在创作过程中迎来“识”的升华。许多人的这一刻，因知识、思考、悟性等方面的聚力不够，或因为其他种种障碍，认识常常来不了。
可是，佩甫的这一刻，在他44岁——正当年富力强时，到来了。他靠的还是老态度——“持其志勿曝其气”，和老方法——大量行走、大量读书、大量思考。他不怕下笨功夫，不讨巧不惜力，于是，那该来的就一点一点聚拢而来、结晶成团了。有时候，笨功夫才是最好的捷径。“一个人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做些什么，决定他自己的命运。你这个时候在花功夫，或者在玩游戏，反应出来的东西全然不同。”[1]我想，能在这个时期写出《羊的门》的李佩甫，正应了这句话的暗含，他是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做了很多、想了很多，不断“自修自炼”，完成了这部《羊的门》。
他头脑清醒，意识到在这个阶段“必须建立自己的思维体系和语言体系”，建立后就是“别人切入不进来”的。但在哪里建立、如何建立呢？他再次回归豫中平原去寻找，他明白作为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的命定，“我们是有限制的，我们只能往下走，走近土地，往上走我们是走不过人家的。”[2]但他希望能实现这种限制内的极致，对这块土地认识和表达的极致——一种生存哲学高度上的精神赋象。当一个人走到自我极致的时候，就是自我实现了。
他想“冲得更高”，于是他主动将姿态降到更低，低到伏在了泥土里，去仰视一棵又一棵毫不起眼、形态各异的小草。
他在豫中平原那几个县的村落间到处行走，感受那一望无际的田野间吹来的风，感受那街道、房屋、人群挟来的气息，感受自己那颗心再次碰触这一切时的欣悦、疑惑、不安或者痛楚。仅在1996年他被派到许昌市下属的县级市长葛挂职锻炼的时候，就认真地转着看了长葛市的七个乡镇：坡胡镇、石固镇、后河镇、官厅乡、大周镇、古桥乡、南席镇。同时，他还就着机会做起了市政府办公现场的“观察员”，在人们的实际言行中捕捉官场人际关系的微妙和叵测。一边是乡村生活的规则，一边是官场现状的本质，二者之间看来并没有深刻的质的不同。原来，自己以前作品呈现出分明不同的倾向性，更多是源于自己的情感意愿啊，并不是通过分析和认识得来。原来，中国是一个大场，乡村和城市在生活表象的某些不同外，运行着共同的规则、受制于共同的决定因素啊！那在这个场中的人们呢？那“忙着生忙着死”的人们的命运呢？佩甫感到自己触到了黄土地内里的坚实层。于是他再次回到蒋马这个从小生活过的地方，那个曾经住着姥姥的院落已经破败，荒草长得繁盛。他发现，草在农村，无缝不生、郁郁葱葱，田地的庄稼棵旁边、地头沟渠里、颍河两岸的堤上堤下、农家院落的墙角、已经是柏油路的村街的两边，甚至带点土的墙头、瓦屋屋檐的青瓦间缝里……这许许多多的草好像许许多多的农民，他们同样毫不起眼、随处可见，农田里、城市工地上、路边小店小摊、工厂车间旁……他们卑微得不被注意，但那生的意志和能力却同样蓬蓬勃勃啊！
刹那间，佩甫心中闪过一道亮光，不由激动起来，好像一个关乎土地、生存、命运的秘密，突然飘到了眼前。他要将之紧紧攥在心里！于是，他在蒋马住了下来，仔细感受、熟识那些草。从小到大，从这些草身边走过多少遍啊，却从没有记住它们的长相和名字，要补上这诉说大地秘密的生命课啊，要好好补上！他找来年老的远房舅舅带着自己，来到村头、蹲在田间，一棵一棵地辨认那些草，将它们的形态铭刻在心。原来那些草长得形形色色、各不相同，但那不相同的外表下，却又多么类同啊！
这时候的佩甫，心态开放，他继续不间断地大量阅读历史类、社会类、文学类书籍，这些是进一步思想的可能借助，但若凭“言上生言，句上生句，意上生意”则会虚浮牵强，必须与自我观察、感受等实感经验相融。另外，他还有意识地将接触到的各方面信息纳入思索范围，在扩大化的深入追问中，他努力寻找不同信息的内在关联性，努力探及这块土地的内核，以及这内核与民族命运、人们生存状态之间的关系。
1995年，同为河南作家的侯钰鑫写了《中国女杰刘志华》。刘志华所领导的新乡小冀镇京华村，同样是中原富裕村落的模范，她的经验是什么？还有其他几个模范村，为什么靠的都是一个领头人的作用？为什么这些村庄领头羊的影响力可以延伸那么远？远到县、省，甚至更远？1996年，作家张宇写了《南街村话语》。河南漯河临颍的南街村，为什么是这种富裕途径？它行之有效的领导经验是什么？这经验来源于什么？为什么会行之有效？这是晚清至今中国社会一直追求的现代形态蜕变的实现吗？对这种富裕，站在群众立场该怎么看？放进历史进程又说明了什么？它和它栖身的土地之间是什么样的深层纠葛？联系以前见过的许多个村庄里村长和百姓之间的关系，佩甫心里的苦涩一层层荡漾开去，并伴生起逐渐强烈起来的荒诞感……他开始了这段思考过程，犹如踏上一条长路，“这条长路犹如长夜。在漫漫夜色中，谁在长思不绝？谁在悲天悯人？谁在知心认命？”[3]佩甫不透不休地反复琢磨。他自觉不够聪明，但他对自己满怀信心，他过去的生活经验和写作经验让他底气强劲，他深信“聪明跟不聪明，前后不错五分钟”，只要诚恳用心，“人一我十，人十我百”，有什么做不到的呢？于是，认识逐渐提升了起来，看问题的视角点不断上移，一直到全球视野范围与漫漫几千年历史进程的时空点上，在这个更大的“尽大地撮来如粟米粒大”的格局中，他实现了对土地认识的“穿越”和“俯视”。
这是写作路上的一个重大关口，他闯了过来。靠的是态度，和态度在行为中的落实。那个年纪的佩甫，想拿出一个有分量的代表作震一下中国文坛，他坚定地认准了，就不管不顾豁出去地要写一把。当然，底因是他对文学信仰般的、愿意把自己献祭出去的情感。他深信“文字是神圣的，是用血肉喂出来的，喂文字只能使用一种‘饲料’，这是一种特殊的‘饲料’，那就是真诚”[4]。他铁下心，决定豁出去，定要写到自己的极致，管他最后能不能发表呢！在一个人的写作道路上，不同作品起着不同作用，有些是练笔，有些是铺垫，有些才是代表作。每一篇作品都有自己的极致在，但作者没有能力沿着每一次构想都通向自己的极致，所以要珍惜、抓住。佩甫内心的声音很洪亮，于是他撒开来，由着自己的思想左冲右突，由着自己的感情和情绪自然流露，他写得很快，酣畅淋漓。《羊的门》是他所有作品中“写得最快乐、最自由的”，他在产生快乐的同时，还产生了自己的思想。写作不再是苦的了，写作带来的精神享受超过了任何其他事情。快乐——这才是写作持续进行下去的精神动力。
《羊的门》是一个寓言，它以结实繁杂的现实人事砖瓦搭建而成，其题旨、涵义在第一章就已经完成。佩甫很重视开篇。他在2015年11月18日河南省文学院举办的创作研修班的课上，专门讲了古典名著的结构特征，着重分析了几部经典的开篇气象。他当时就流畅地背出了《三国演义》开头引用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然后继续背了那首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羊的门》的开篇，他就是如此追求的。《羊的门》的第一章是一首诗，其弥漫而出的韵调是统摄性的；其所营造出的气象，笼罩在整部小说的上空。
《羊的门》写了一块土地的命运，一个民族生活的寓言，一个苦涩荒诞的现代截片。它写了土地之子们整体命运的因果，写了历史循环中的重复性再现。这些意蕴，在第一章就氤氲而出了。
第一章是整部小说的总领，有《诗经》的比兴手法和意味，佩甫完成了对豫中平原的绘形、立象、写意。这是一块“展展的一马平川”，经受“连年的战乱、天灾”的“绵羊地”，“绵羊地”在此既是外形类比，也是意义暗蕴。“绵羊是常见的饲养动物，隶属于哺乳纲、偶蹄目、牛科、羊亚科。……现在世界各地均有饲养。性情胆怯……”[5]它们“仿效性、合群性强，有跟随头羊的习性……性怯懦，少自卫能力，易受兽害。”[6]羊性喻指了平原上的人性。然后，佩甫详细、深情、带些感慨地刻画了平原上“最为低贱的植物”——草，他列举了24种草，描写了它们的“各种各样”，也参悟了它们那“默默让你踩”的“生生不灭”的生存韧性。这些不起眼的植物，庄严地入了文本，成为解密大地、喻示民性的符码。它们是：狗狗秧、甜甜牙棵、乞乞牙、格巴皮、星星草、败节草、小虫儿窝蛋、猫猫眼、面条棵、野扁豆棵、灯笼棵、剪子鼓棵、蜜蜜罐、猪耳朵棵、灰灰菜、白蒿、毛妞菜、麦郎子、毛毛穗儿、水萝卜棵、驴尾巴蒿、马齿苋、野蒺藜、涩格捞秧。于是，这些因缺乏庇护而心怀“真真切切的”“恐惧”的草，只能可怜地“小中求活”了。可你捏一捏，那单薄的细小的茎，却顽强地挺出脆弱的坚硬来。就像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骨头是软的，气却是硬的，这“三寸不烂之气”让“一代代后人”在残酷险恶中仍得以繁衍。这就是平原的精神了。何况，这气竟然产生出“广为流传的传说”，草也会成精，这就是呼天成，他的宣言是：“我不信猫不吃生姜！”（“猫吃生姜羊爬树”是指能力范围内不可实现的事）他不服！不信！他就要犟上了！他非要做大家认为不可能的事！
就这样，第一章写出了这方土地上的人们如此宿命轮回之因，而以后数章中，在此刻的历史横截面上活着的各色人等、各样事情，不过是此大因之果。而这因的不同因素——佩甫的多重思考，集中在了呼天成身上。因此，理解了呼天成，就理解了这块土地，理解了我们的当代生活，理解了《羊的门》的意义，理解了佩甫矛盾复杂的思想感情。
那么，呼天成这个形象要怎么来理解呢？他形象内涵的苦涩寓意又是什么？
在这样的土地上，跟许许多多草必然长成此类形态一样，呼天成——这个“草精”似的人物，也是必然会产生的，他汲吸天地精华、摄取现实经验，必然要长成这个样子。
呼天成是呼家堡的“主”，他的影响力却远远超出了呼家堡的范围。他有“主”的意识，这产生于他20多岁的一个时刻，产生于他认识到的村民现实，产生于自我内心强烈的价值实现意志。那次，他在村头拦截偷队里庄稼的村民，在扫视了密密麻麻的人群之后，他发现：“那一层一层、看上去很坚硬的人脸在一刹那间碎了，碎成了一种很散很无力的东西，那些脸就像是掉在地上的豆腐，一个个软塌塌灰蒙蒙的，灰出了一片迷茫和簌然……这就是书上所说的‘人民’吗？”[7]呼天成产生于这样的民众基础中。在中原农村，村民们遇事时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没有人管”“没有办法”，“或许是村落社会内最为普遍的一种心态，我们千万不要低估这两句村民习用语的文化学含义。‘没有人管’是说‘要有一个人来管他们’，‘没有办法’是说他们无力通过合作协商想出一个办法，而只能靠别人来替他们做主。”[8]这样一大群无知盲目、遇事只是承受而不能寻求解决之道的“二不豆”们，在精神内核上有极大的惰性，他们草般贱韧，羊般无主，没能力承担和改变自己的命运，需要一个责任感和能力都强大的“牧羊人”，既手握皮鞭管理他们的日常，又能领他们到丰沃的草场。他们对这样一个人物深怀期待与依赖。于是，“在村落文化内部，有时会孕育出一种‘能管事’且‘有办法’的人物，这种人物绝不是村民协商选举产生的，而是自己冒出来的。……他有能力认识全村的共同利益，并有能力带领村民去实现这种共同利益。……他的威望与智慧成为公共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9]于是，呼天成心里腾腾窜起自信与激情，他曾在故宫看到龙椅的感受瞬间被放大忆起：“他说不出来心里是一种什么感觉，可他却体味到了那无比的高贵和高高在上的威严。”[10]他要这种超出众人、“领袖”众人的高贵与威严，他要生命价值的这种实现。权力实现是千百年来“官本位”文化思维下中国男人所追求的生命价值体现。于是，“年轻的呼天成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产生了一个近乎伟大的念头：我就是他们的主，我要当好这个主。”[11]
但呼天成的产生也具有偶然性，不是每个村支书都有这样的天赋悟性、机缘与能量，也不是每个村支书都这样硬气、深谋、严修，他是既得中原天地文化补养、又重自身深省苛律的“草精”。用一句话概括他的成功经验的话，那就是：他太懂得人术。他的胜利史就是一个个对人、对己的战胜史，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术”，但“术”前要先战胜人心，“镇住了心，就镇住了人”。他深谙土地文化的内核蕴含着现实规则中的有效主导力量——人情。他善于经营人场，对落难高官、青年才俊，他是患难中送真情，以“私恩”来编织牢固可靠的人际网，关键时刻能得“公报”；对村民，他高度集权，不仅规划了村民整齐一致的日常生活模式，还用“文革”中“开会”“批斗”的方式，统一着村民们的思维模式。于是，这块土地就在“专制”“独权”的土壤层里，不知不觉间渗进了新的历史沉淀物——“文革”，且业已在民众日常生存、新一代成长中开始起到作用。他建立了权威，但看似运筹帷幄、战胜了这一切的呼天成，真的将自己炼成了深具外圆内方智慧韬略的“圣者”吗？他对着秀丫的裸体炼自己的意志，到最后，连基本的生理欲求和能力都丧失了。这很讽刺啊。
悲哀啊！这是这块土地上人的命运的悲哀。无论是呼天成还是村民，没有谁作为个体生命拥有过自己的空间，这命运似乎难以逃脱，因此读《羊的门》有种要被淹没的感觉，好像水要消失于水中、人要消失于人场中。这也是佩甫内心深处的悲哀，他也同样难以挣脱。这就是土地蕴含的内核吗？“人”从来没有作为过“个人”、作为过“自己”？佩甫深陷在一种连同自己命运在内的土地之子爱恨交织的悲哀中：因为能不动声色操控县市官场运作的呼天成，他掌握的生存谋略与技术就不只是掌控一个村庄，而是适用于一个极其庞大的场。呼天成不仅属于中原，也属于中国；呼天成不只统领呼家堡，他的运作还成功到了省市甚至全国。佩甫对大地生存哲学领悟得越准确越深刻，心里的悲哀感、绝望感就越多一层，也就越清醒地走近这块土地的滞限——一个民族走向民主、文明征途上的邈远。这现代“人”所遭遇的一切是祖辈许多年前曾经遭遇过的，也是我们的后代在若干年中仍将遭遇的。我呼吸到了那风中阴魂的气息，在一簇一簇的青草间，在红房青瓦高楼大厦间，在川流不息的人海中……在看得见的视野中看不见地盛在。因此，当有人“请教李佩甫：如果有人把呼伯作为一个成功的天才去模仿您怎么看？作家的回答是：那我很悲哀”[12]。
但是，在呼天成去世的时候，“村里唯一的老闺女徐三妮突然跪了下来，她跪在地上，泪流满面地说：‘呼伯想听狗叫，我就给他老人家学学狗叫！’于是，她竟然趴在院门前，大声地学起狗叫来……
“沉默，很长时间的沉默。而后，全村的男女老少也都跟着徐三妮学起了狗叫！
“在黑暗之中，呼家堡传出了一片震耳欲聋的狗咬声！！”[13]
为什么？难道仅仅是民众心理上的奴性与崇拜使然？事实上，更多的是感恩与报偿心理。活得太穷、太卑贱的呼家堡人，在呼天成的带领下，富裕了，扬眉吐气了，享受到了周边村民们艳羡的目光，许多人还在集体事业的建设过程中，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属于“人”的尊严感和价值实现的满足感。也就是说，这样的呼天成，在这个时代的村庄建设中，起到了积极有效的实际作用，这是从不同视角去看，可以发现的另一面，尽管这一面的实质仍是再次印证了当代生活实际与“现代生活”的距离。关于这一视角的“看”，佩甫是客观的，他甚至在作品的最后部分饱含真诚的深情——以站在村民利益视角上的深情，赞叹了呼天成身上无私、担责的集体事业领导者的品性。佩甫甚至固执地将之推演成“一块净土”的建设者和守护者：“这是一块净地。也是一份事业。是我花了40多年心血种下的。现在到处都在腐烂。外边的腐烂我们管不了。我只要你保住这一块净地。”[14]为什么这样呢？联想到《城的灯》中的刘汉香，他们身上都寄寓了佩甫对这块土地情感使然的理想成分。呼天成体现的是佩甫社会理想中实现人民物质富裕的担责部分，他致力于实现的集体富裕是集体主义教育渗透进成长期的50后作家的理想构成部分，他的某些特征也是佩甫肯定的，比如他大多时候出于公心的无私、不搞特权的低调、兢兢业业建设的奉献精神。
因此，呼天成的形象是复杂的，佩甫写作他时的思想情绪，也是复杂的。不仅仅是呼天成，佩甫在写蔡花枝、呼国庆、范骡子、浪八圈、孙布袋、八哥等人时，也尽量给以尽可能多的理解，于是，他们就体现出了形象本身具有的生动而多层次的张力。佩甫真是放开了写的，写进了深处，写出了无处遮藏的个人心境。甚至，一向写到男女关系就点到为止、匆忙闪过的佩甫，在写呼国庆与谢丽娟的相交相合过程时，却是情绪激昂、放肆挥发，这在他的写作中是绝无仅有的。
让人物在主题方向中尽可能展现自身，让土地在被表现过程中呈现出生命母体在历史进程中的复杂性，佩甫做到了，尽管仍有一些小节地方的生硬，但瑕不掩瑜。于是，佩甫对这块土地、对这里的人们产生了懂得之后相互冲撞的矛盾心态，这心态也被具体显现：他怀有深情，这养育了许多生命的土地啊！他感慨，这经历种种磨难但依然生生不息的人们啊！他怀疑，这阉人的土地，到底是养人还是伤人啊？他否定，这同化作用巨大的场还在出产那么多一模一样的村庄和人，哪里是历史的进步啊？他甚至愤怒、鄙视和绝望……因真实呈现、自然呈现而不显那么单一的《羊的门》，就这样成了佩甫写作的高地，当然也暴露出了他的精神在不同分裂地带上难以继续生长的局限。
《羊的门》集中写了这块土地当下历史阶段最尖锐的问题，“说明了人身依附具有普泛的意义，说明就没法实现现代性”[15]。“我们实在需要些作家！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已经受了什么报应，若此后再糊涂愚昧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他又能理解在文学方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够尽些什么力，且应当如何去尽力。”[16]
1998年上半年，《羊的门》写完。年底，《羊的门》签给了华夏出版社，责任编辑是高苏。1999年7月出版。这部小说出版后，在全国引起反响。佩甫对自己的写作充满了自信，在河南省文学院举行的一次小型会议上，一向谦虚的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毫不客气地说，我认为我是个中国作家了。”1999年，由河南省文学院主办，在河南新乡小冀镇温泉度假村召开了“文学豫军”研讨会，王富仁、李陀等来自北京、上海的著名作家、评论家，探讨河南文学实现“中原突破”的可能性。在会议上，主要被拿来讨论的，就是《羊的门》。
但人有人的命运，小说有小说的命运，《羊的门》尽管广受好评，但命运多舛。很有意思，1999年好像是佩甫的收获年，他编剧的电视连续剧《难忘岁月——红旗渠的故事》在央视播出后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他被评为“劳动模范”“省管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羊的门》出版不到一个月，中央电视台有人打电话说要将《羊的门》拍成电视剧，要买断改编权，给最高价。但就在第二天上午10点，华夏出版社编辑打电话说出事了，上面要求他们做检查，说是河南有人告到了中宣部。一时间谣言四起，有人甚至说佩甫已被抓了。当时河南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出面做了一些具体的保护和协调工作。但《羊的门》央视也不再改编了。2000年，《羊的门》参选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本来呼声很高，排名靠前，也被通知要他撤回来。一时间，给他带来的名利损失还是不小的。但是在民间，《羊的门》的盗版书长久地遍布在大街小巷的书摊上。回顾起那段往事时，佩甫曾这样说：“写完后书出了，我觉得这是我要写的。曾经有一个晚上，好像满天空都是飞舞的钞票，但是很快被一阵大风吹得一张不剩。当时我有点沮丧。但是对我的创作没有太大的影响。”[17]直到2013年8月，《羊的门》才重新在作家出版社再版。直到现在，尽管《生命册》让他获得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但许多读者心里还在回味《羊的门》的切肤入骨之痛，还依然认为这个才是佩甫写得最好的代表作。我也这样认为。有时我会猜想：同样的佩甫，如果不是在那时各种内外因素互汇的促成下写出了《羊的门》，假以时日，早几年或晚几年，另外一种状态下的佩甫，也许写不出《羊的门》了。起码，不是这样饱满、分明的《羊的门》了。
第二节 为了心中的“绝对需要”
2000年，《羊的门》的风波逐渐平静下去了。但是，对佩甫的写作心态还是产生了影响。佩甫从小就对教训机警敏感，别人在哪里栽过的坎儿他会谨记在心，自觉内诫，何况是自己遇到的？何况，这《羊的门》不能再版、盗版铺天盖地充斥了民间书摊的事实，时不时地刺痛他、提醒他。他“无形中更谨慎”了，甚至有些保守起来，写作前、写作中，安全性的弦不自觉地绷了起来。于是，创作就不是自由心境下的自然舒张，是缩了些手脚的受限表述。
2001年，佩甫搬了家，从经七路文联家属院的两居室搬到了红专路上的金城东苑。直到现在，他还住在那里。
2001年6月，佩甫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申凤梅》，这部小说是在他受邀创作的同名电视剧的基础上写成的。申凤梅是一代戏剧大师，她于1927年农历腊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河南省临颍县窝城镇司庄的涂庄村。刚出生的她，家里实在太穷，就被父亲放进一个荆篮里，拿到村外雪地上扔掉。后来，村里一位大娘发现后，将她带了回去。11岁时，她经亲戚介绍，到许昌县的张潘镇学习越调。学戏很苦，但她刚毅、倔强，不学会、不学好誓不罢休。很快，她就成了民间演出广受欢迎的“角儿”。1963年，她率团进京表演，连续演出了《李天保吊孝》和《收姜维》，得到了周恩来“你们河南的诸葛亮会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度好评。1995年7月20日，申凤梅在周口去世。她的一生，让人感慨唏嘘、敬重缅怀的地方太多了。她去世后，有许多回忆文章和传记出现，当时，影响最大的是老作家段荃法的长篇传记《申凤梅——从流浪艺人到艺术家》。
段荃法，1936年出生于漯河市舞阳县北舞渡镇，2010年去世。他和南丁一样，是“文革”后对河南青年作家做出过帮扶作用的老前辈。段荃法与佩甫几十年来“亦师亦友”，关系深厚、亲近。佩甫在当工人时期，刚发表过处女作，是段荃法热情主动地帮忙，将他调到许昌县文化局。后来筹办《莽原》，段荃法第一时间给他写信，希望他能来郑州。到郑州生活后，佩甫经常去他家串门，他家那时“就是一个文学的聚会场所，像我辈一样的许多文学青年都到他那里求教……无数个夜晚，去了也就去了，有烟有茶有水果招待，从不嫌烦”[18]。段荃法是“干瘦的一个人，一说到文学，两眼放光。”晚年他生病住院，佩甫经常不分早晚地去陪伴，有时就“那么默默地坐着”，“神色淡淡的”。他去世后，佩甫写了篇文章《魂兮归来》，深情难抑。他写道：“段荃法老师早在五十年代就是全国劳动模范，参加过全国的群英会，作为青年文学界的代表曾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的作品《“状元”搬妻》《雪英学炊》等早在五十年代就闻名于全国文坛。改革开放后，他以《天棚趣话录》《乡音》《活宝》《鬼地》《布袋子》为代表的系列小说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他的作品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国人……他常年担任作协的领导、组织工作，他参与创办了河南大型文学期刊《莽原》并担任首任主编，扶持、培养过无数的文学青年，包括我们这一茬在内的很多作家，都曾受到过他的指点、教诲和体贴入微的爱护。”[19]佩甫与他，还曾合作过一本书——《圣士灵光：许慎故里文化名胜展》。
佩甫所写的申凤梅，在段荃法作品的基础上，紧扣她“戏比天大”“戏比命大”的生命之魂，描写了她跌宕的命运，投射了自己将之置于底层生存、中原人精神中的理解和态度。申凤梅也是一株在民间土壤中长大的植物，她的一生是一个中原底层孩子的艰难成长史，而她的精神，却是闪耀在民间舞台上的明亮光柱，持久地向四周放射出熠熠光辉。
2001年的一天，佩甫接到了中国作协的通知，要他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俄罗斯，这让从小吃过俄罗斯文学“洋面包”的他激动不已。他写道：“闷坐在七月里，望着电脑，做着汉字的一次次拆解、组合，就觉得日子也仿佛在哪里陷住了，钝得化不开。突然，就有了一个机会，说让我出去走一走，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到俄罗斯去，就觉得像是一个梦！在感情上，俄罗斯文学近乎于‘摇篮’！很久很久了，在一些难忘的时光里，我的少年，我的青年，赔上了多少个日日夜夜？读了那么多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却从未想到要去那里看一看，不是不愿，而是觉得那梦太遥远了，不敢想啊。如今，能到‘摇篮’里走一走，去圆一个梦，不是很好么？圆一个梦吧。于是，匆匆的，就去了。……怎么说呢，在心中，俄罗斯是文学的‘摇篮’，是新鲜的，温润的，浪漫而高贵的。”[20]这一趟行程，他来到了闻名的阿尔巴特街，看到了行走中的俄罗斯女人，小时候读俄罗斯文学时那让他羡慕喜欢的“天然的高贵”感觉又再次真切地浮现心头，他想：这才叫做“气质”！关于人、尤其是女人的“气质”——“那真像是一株株美丽动人的小白杨！那头是高高的昂，胸是直直的挺，光一个‘挺’好像是不够的，那‘挺’是鲜活的，弹动似的鲜活！优雅似的鲜活！生命仿佛在那一‘挺’中灿烂了！那一‘挺’就挺出了民族的骄傲！那一个一个的姿态，绝无雷同，这是一个一个民族的母亲啊！”[21]原来，人“挺”的姿态，早就是少年佩甫记忆中的理想图像了！原来，这“挺”的精神种子，早就种在了一个中国孩子的心田！后来，他在中原人过于沉重的生存中，看到了太多低伏的人的形态，就一边感喟、一边不断滋长不甘与失落的情绪，反而，那关于“挺”的生命身姿、精神状态的记忆和向往，就不断地被激活，并因清晰地痛感缺失而更让他渴望——焦渴般迫切渴望。
不知道这亲见的俄罗斯女人之“挺”，这土生土长的申凤梅那韧性、执着、拼命、牺牲的精神，与刘汉香形象的渐渐形成有没有关系呢？作家在长期孕养人物的过程中，他自己的骨血、他见闻中的感触，有时会像四面八方汇合而来的大小溪流，会潜移默化地形成人物的血肉、性情、人格，其间微妙而具体的关系，实在难以说清。
2002年，佩甫写完长篇小说《城的灯》，2003年3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同时，从此长篇节选出的两个中篇也发表出来，一个是《背上的土地》，发表在《中篇小说选刊》2003年第1期；另一个是《会跑的树》，发表在《小说月报》（原创版）2003年第2期。后来，《城的灯》被改编成了电视剧《下辈子再做你的女人》，由万盛华执导，任程伟、闫妮主演。
《城的灯》是佩甫搬进新房后，在书房里完成的。写《城的灯》时，佩甫原来的构思是写一个男人进了城，抛弃了乡村女朋友，女人于是也进了城，含恨奋斗，终于打败了这个男人的故事。这样的情节走向，对佩甫基本上是“烫剩饭”，没有多少难度，能快速顺畅地完成。男青年进城实现了自己的故事，他写了很多，冯家昌不过是杨如意、李金魁等兄弟中的一个，不同的是他在城市扎根的方式是当兵，因此，这个小说的不同点就是佩甫第一次具体地写了军营生活。也许他了解得很详细，也有原型，但写起军营来，或许没有切身体会做底，还是有些隔，盐有肉有，咸肉味儿却出来得不够，盐味儿怎么都像没腌进去一样。被抛弃的女人追进城市打败男人的故事，他见过，也写过。《满城荷花》中的老徐是教育局干事，嫌弃妻子想离婚，但后来老徐没混上局长且被抓进监狱，得脑血栓出来后，女人却当上了剧院经理，反过来日日“赏他一口唾沫”，“一层层的唾沫摞在脸上”后，“竟然长出了一棵小树”！后来的《生命册》中，右派杜秋月落魄中娶了农村寡妇刘玉翠，离开农村后，就骗女人离了婚，但女人不依不饶，步步追逼闹腾，令他换多次工作也难以逃脱，最后，还是复了婚。他得病后，依靠女人养着，而女人，却将小生意不断扩大，成了城市的胜利者——一个大书店的“刘经理”。
刘汉香进城见到了冯家昌，彻底心寒了，可是，佩甫却无法让她蓄起仇意，无法让她留在城市一步步实现那“不争馒头争口气”的弃妇的反败为胜。他总觉得心中有另一个意志逐渐强烈，这意志或许是那“一血一血地挺着”的刘汉香的生命呼唤，或许是佩甫自己从小埋下的“种子”已经长大，它渴望在文字中现形。结果是这意志强烈到他无法按原来构思继续，必须寻找新的主题方向和相应情节。他停了下来，这一停就是两三个月。可是，怎么写呢？这预先想好的不能用了，铺向新方向上的情节还没有着落。他急躁起来，在郑州待不下去了，就按照以往的经验和习惯，“下去走走”。
“下去走走”好哇，能缓解下这犹如在黑暗中穿行不见光亮不知出口的焦虑和迷茫，能在漫无目的的行走中等来刹那间相逢的茅塞顿开……他回到许昌，先是到了襄县，见了老朋友陈辉鑫、孙喜斌，与他们一起，佩甫放开来尽情说笑，感到轻松了许多。后来又去了鄢陵县，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县志，读了起来。佩甫突然发现这块熟悉的土地陌生起来，这生长着庄稼和草的大地，“居然是一块非常适于种花的土地”！“这里的土壤酸碱适度，气候适中，早在明代以前，这里曾经是南花北移的集散地。那时候，所有在南国生长的花木，只有在这里过渡性地生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可以北迁……在明代最为兴盛的一个时期，这里曾有‘花驿’之称，是花的驿站！”[22]佩甫一阵惊喜。然后，他陷入面对历史的沉思：“遥想当年，花车一路飘香，滚滚而来……那么，又是何年何月，这花的驿站在千年故道上消失了呢？它消失的是那样的彻底，在时光中居然连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是战争？是瘟疫？是洪水？还是别的什么？没有人知道。”[23]
这发现就像亮光，在佩甫心里一闪一闪，再不熄灭，他激动起来：中原大地不仅只生长草啊，还可以有树、可以有花！事实上也确实有树有花啊！想到那树和花的象征意义，佩甫心里有了谱。新发现就会产生新思想，产生文本的新意义可能，还可以延续并扩展之前“土壤与植物”的关系主题，多好啊！这树傲然不屈的挺拔不就是自己一直渴望在中原植下的“血分子”吗？这花沁人心脾的芳香不正对应了自己想要的对生命的影响吗？也许，写不下去的原因就等在这里啊，原来，这部小说的使命就是去寻找这块土地的“光”，哪怕这光从历史幽暗处来、照进现实中会显得虚妄。于是，佩甫心志坚定，“把原来的设计拿掉了”。
必须拿掉，不然佩甫会心存不甘，有不吐不快之抑；必须拿掉，不然与刘汉香的骨血、气质不符，有天使被硬生生拖入尘埃、沦为庸众之弊。
这是佩甫内心里的“绝对需要”。把刘汉香写成香姑，把香姑写成香姑坟，在中原大地城市乡村人的迷失与寻找中，佩甫期待着人们回过头来的时候，能“腿一软，一个个都跪下”，忏悔才是获得救赎的第一步吧？我们的心灵，如果没有发生过反思、忏悔、迷茫、饥渴、提升、净化，只是不断填充进满当当的物质性观念和欲望，填得一世界的满——如汪峰在《满》的歌里所写：“阿里的店铺满了/波音的头等满了/苹果的订单满了/万达影院也满了”。会不会反而空荒了呢？因满而空。终究，物质丰足还是替代不了精神充实，一代人会怅惘“可其他地方都没满/该满的地方都没满/可现在到底怎么办/那么辽阔的空虚/怎么填满……”这时候，人们的心灵上空需要“灯”。佩甫清楚地知道这必然到来的需要，他要点燃一盏灯，将之从人间升上天宇，照亮一大片心空。这是佩甫身上带着神性的追索，他所带的“神”，是与杜甫所带的一样的“儒神”——志在有济于社会和大众。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的《城的灯》的第276页，应该是佩甫的停顿、着力的地方。此时的刘汉香，生命被分成两段，前半段是她为了爱情飞蛾扑火地将自己献身出去，这时她是上梁村的一个女人；后半段是她决定种树种花来改变人心、救赎世道，这时她渐修成月亮镇的女神。从她成为女神的那刻起，佩甫就从许多年来社会精神病症的批判者，过渡为精神救赎方式的探索者（尽管与其他作家一样，常常是探索而不得）。但对救赎意图的不断努力和反思，却扩大了他的思想边界，救赎从此就成为他此后作品的重要主题。
前半段的刘汉香，是佩甫作品中许多女性形象的纯粹化、极致化体现。那曾经的李满凤、二姐、秀丫、梅姨……这些鲜艳过的、坚韧而富有牺牲精神、担当意识的女性，是朝向刘汉香的一路铺展，她们都曾经为了家庭或爱情，果敢地、任劳任怨地献出了自己。但她们会有贫穷的农村姑娘的某种瑕疵、弱点，但刘汉香不是，她是迄今为止，佩甫笔下的农村女性中，唯一出身高贵的——村长家的女儿，她从小就“嘴里有糖”，生活富裕，身份“高势”，她从开始给冯家昌的好就是不容拒绝的施与，她第一次给冯家昌的白球鞋让他感到了“投降”般的耻辱。可是，两人间还是有了爱情，少男少女间的爱情，纯洁浪漫，真挚脆弱。冯家昌当兵后，她又一次不加商量地搬进了冯家，与父亲断了关系，她以心甘情愿的付出和决绝的牺牲精神站在了道德判断的制高点。为了塑造她在冯家当牛做马撑起艰难日月的“功绩”，佩甫更是饱含深情和赞叹地用叠加式写法突出了她的能干：她烧鏊子烙饼、割苇子编席、借缝纫机裁剪衣服……有时是“数九寒天，门外风哨着”，有时是“三天三夜”不合眼……于是，她不仅在冯家几个蛋儿们的眼里，“就像是一幅画，一幅美丽的、母性的画”[24]，她在佩甫眼里，也是一副如此动人的画，是他关于女性的理想化想象。
问题是，刘汉香做这些的时候，怎么就自己说了算呢？冯家昌根本不在家，不知情，她怎么就放一挂鞭自己嫁过去了呢？这一段不断施恩的爱情，有没有强制性“绑架”或“逼压”的嫌疑？如果刘汉香结果圆满，她就是苦守寒窑的王宝钏；如果她最终被弃，就是含冤受屈的秦香莲。王宝钏和秦香莲，在民间道德体系中，都是被广大百姓推崇同情的女性。冯家昌呢？在道德的场域内，他很早就注定要被钉在“陈世美”的耻辱柱上了（在他当兵离家那刻起）。刘汉香不询问对方意见的做法，是有可贵的付出精神，但也有愚痴与对别人自主权剥夺的不公平。
这样一个以付出和牺牲作为生命特征与使命的女性，后来成了秦香莲。这其实也早就注定：冯家昌是要把几个兄弟都弄出去的，他能抓住的最好机会是婚姻，他能拿来交换的是自己。他几乎没有迟疑就做出选择了。男人的社会属性大于女人的，事关前程的取舍，他心明如镜般理性。他结婚了，娶了真正的高干——市长千金李冬冬。刘汉香心不甘，她要进城来亲眼见一见，亲口问一问。在城里，她看到了一个正常人装作“瘫子”在乞讨，还在对一个小乞丐传授经验；她看到了一个叫“千千结”的地方，“姑娘们一个个搽脂抹粉的，一个个穿得少之又少，露之又露”；她看到了日思夜想之人“虽然站着，可他的心早已跪了”……她生命中那潜在的“香姑”意识被激发出来了，她高贵的献祭般的大情大义也开始呈现。这是她前后期的必要过渡，但文本中的处理，并不太自然。此时的刘汉香，已经超越了个人恩怨，将之前的担负冯家扩延至众生，那美好的“母性”已距高尚的“神性”仅一步之遥了。在这些城市观察与反思中，她与佩甫的感受、心性相通了起来，于是，他们一起哀怒这“倭跪在当街”的卖脸，一起愤愤不平这“千千结”的老板怎么不“让他的姐姐、他的妹妹出来做这样的事？”一起可怜那负心人对首长谄媚时没了尊严的嘴脸……于是，刘汉香和佩甫一起决定：人要“挺”着活！“人穷志不短”，要活得硬性！哪怕是“一血一血地挺着”！
然后，刘汉香就准备好了“涅槃”、准备好了“圣母”归位。从276页的“人也是植物”开始，脱离了原来进城打败男人的构思方向，情节陡转为回到土地并成为传说。刘汉香渐渐离开了地面，往天空中升腾而起。《城的灯》的核心意义呈现了。刘汉香机缘巧合地来到了农科所，认识了种树的老梅，“一面之交”的两人“一下子融洽到无话不说的程度”。老梅就是等在她生命途中的解惑者、引渡人。跟老梅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刘汉香回了上梁村。她回去后就是“村长兼支书”了，当她站上“大碾盘的那一刻，她心里的钟声就已经敲响了”。她眼看了佩甫所眼看到的乡村人的另一面，那些从《李氏家族》开始，延续着存在于《金屋》《豌豆偷树》等中的另一面，让佩甫一直耿耿于怀不能释怀。之前，他在作品中感慨呼喊，现在，他想寻求改变之方。他想从精神指引和环境熏陶两方面开始改良，而刘汉香，是他配出的药。她慈爱着脚下的土地和人们，她带领全村人种树致富，她反复试验培育“月亮花”，想借“花”来改变上梁人的贫穷，借“花”的品性来熏养上梁人的精神。她想要改变大地，但这是一场梦。后半段的刘汉香所做出的一切，是佩甫想做的一场梦，他好像在写一首悲壮的诗歌，关于昂扬与挺拔、纯粹与执着。他让刘汉香昂然地阔步前进，实现她对一个村子的改变，实现她的威信和影响，实现她不屈不挠的理想主义所产生的社会感召力量。但是，佩甫深谙的现实又不断地、或隐或显地强力干涉、拖拽、消解这实现的可能性。最终，刘汉香的肉体生命还是必然“玉碎”在了现实之恶中。她在死的过程中，实现了另一重“生”——“在他们眼前，是一个半透明的胴体，那胴体在马灯的辉映下，放射出钢蓝色的幽幽白光，那光圣洁、肃穆，晶莹似雪，就像是一座浑然天成的冰雕！那两只挺挺的乳房，就像是泛着蓝光的玉葫芦，那圆润的弧线仿佛也由蓝冰雕刻而成的，一抹天然的曲线上陡地就塑着两粒放着神光的紫葡萄！而那妙曼的玉体自上而下，更是一处一处燃烧着幽蓝色的光芒……这是人么？！”[25]这是圣母女神的雕像完成，她嘴里念叨着“谁来救救他们”是她的精神旨规，似一个菩萨低头自语“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在佩甫作品中，刘汉香其实有个前身，就是《豌豆偷树》中的王文英，他也是逐渐被写虚了的人物。他目睹了现实人心的不堪后，满心焦虑的拯救意识，却行为无力。刘汉香是他的今世升级版。此世，她完成了“月亮花”的培育，将上梁变成了“月亮镇”，死后矗立成高大的“香姑坟”，让迷失过、出卖过的心，在回头的时候，有地方下跪忏悔。
但，佩甫在解释月亮花的时候，却这样写：“注释一，树的影儿。很诗意，很想象的一个词。注释二，……像是梦中的情景……注释三，又引申为梦中思念之物事。”[26]原来，“月亮花”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月亮镇”“香姑坟”呢？明知没有还非要构建这样一个虚有的精神皈依处，是佩甫内心响亮的“绝对需要”，尽管，他时时能听到同样来源于自己内心的消解之音。
这样的“香姑坟”矗立在大地上，真能成为城镇化进程中、未来人们回头检省内心时的“下跪”处吗？作品可以写虚幻之像，作家可以塑此“像”来发散清明人心、指引未来的光照，实现的关键点是这“像”的构成元素的适用性，这是可否存在于未来时空的生命力所在。那么，“香姑”的构成元素是什么呢？这构成元素与佩甫间精神构成的关系是什么？她的得失长短是否意味着作家精神元素的得失长短呢？香姑的骨血是儒教的，是同杜甫一样“忧国伤民”的情怀，浓烈得像大地上冒出的烟，有时甚至散发些呛人的味道；她还是符合民间传统道德伦理的当代圣女，宽厚善良，忠贞刚烈，富有牺牲精神，是河南戏剧常讴歌的那类女性。但佩甫赋予她的精神价值“种子”，却是借用了《圣经》中的句子：“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这些几乎对应了佩甫的精神构成，显示出佩甫的精神来源和限度。佩甫此阶段的精神构成主要是相互关联的几块：渗透在中原大地与中原人血脉中的儒家精神、民间传统道德观念、成长于小时候特殊年代的“舍小我为大我”的集体主义观念和奉献牺牲精神、《圣经》的救赎思想。当然，这些因素间是相互作用、彼此融合的。前三者是从小浸染在生命中的思想之源，而多年放在床头的《圣经》，是他后来自觉探求的意义方向，是他想让文本思想上行、实现提升的借处。佩甫是这样自陈的：“《圣经》不是源头，只是借用。有那么一个时期，《圣经》一直在我枕头旁放着，我是作为文学作品来读的，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会翻一翻，仅此。从本质上说，我们的源头或者说我的源头，仍然是中华文化，或者说是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流淌在血管里的东西，洗不掉的东西。也许，缘自儒家文化的浸泡或者说是桎梏，这是锁链也是营养钵。汉文化的一个个文字都是用血肉喂出来的，先是刻在龟背上，后又长在人心里，都是有背景的。”[27]
从晚清的“洋务运动”，一直到今天，中国人因历史、政治等原因断断续续地，都在试图通过赶上、融入世界现代性潮流来实现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发展，仍在路上。但是，这样的“香姑坟”来源于过往，想要照耀到未来时空人们的精神世界，可能性有多大？适用性有多大呢？佩甫在《城的灯》中点燃了刘汉香，也点燃了自己，但是否点燃了读者呢？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接受这形象单面、精神虚化的刘汉香吗？
佩甫的写作，好似在几个精神来源的分裂带上——儒学、民间道德与理想、《圣经》，（以后又有了《易经》的影响）。但其实他有一个宽广而持久的信仰像精神之流的河床，一直起着最终的归宿指引，那就是——大地。刘汉香是一个神话，佩甫要写这样一个神话，也许是因为他深深懂得神话这不可实现之物必会被人永久缅怀？也许不是，他就是要这样写。无关紧要了。当我们将这神话、将刘汉香回放到小说中，她身上的大地圣母意味就清晰而鲜亮起来了。大地哺养植物，哺养人类，大地以哺养的植物来恩养人类，并以弥漫着的植物气息浸染着人类的灵魂，这是大自然对生命的营养和召唤。“城的灯”可以是刘汉香，也可以是“月亮花”，花能美化人间吧？能美化人心吧？能润物细无声、长长久久地作用于这大地上的人们吧？因此，最后那五个“蛋”们跪下伏拜的是“香姑坟”，也是终究要回到的大地，他们回到大地、朝拜大地，并最终回到大自然、朝拜大自然，洗涤自心。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木心的一段话：“看起来动物性作践着植物性，到头来植物性笼罩着动物性，政治商业是动物性的战术性的，文化艺术是植物性的战略性的，今后的胜负成败我不欲断言——我有的不是信心，而是耐心，中国人的耐心好得出奇。”[28]后来，在《生命册》中，佩甫更清晰地意识到了自然生态的恶化以及其与人类精神之间的涵养关系。
佩甫在《羊的门》中，让呼家堡人下跪了，他们学起了狗叫，给呼天成送终。那时，他内心情绪复杂起伏，就像他对呼天成的矛盾态度一样。而《城的灯》的最后，他也让五个“蛋”下跪，让冯家昌学起了狗叫，却是毫不迟疑的冷眼鄙弃和无情讽刺，他鄙弃这为了生存而不要尊严和良心的行为，并不因家庭贫寒无处依凭而给予原谅。这是他的坚硬界点，他底线高，他让冯家昌“突然大声说：‘你们想不想听狗叫？我，我给各位学几声狗叫吧？’听他这么一说，兄弟们怔怔的。就见他转过脸去，忽地又转过脸来，那脸已然是一张很生动的‘狗脸’了，‘狗’说：‘我先学公狗叫，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而后是母狗叫，嘶——呜，嘶——呜，嘶呜呜呜——呜！再后是小狗叫，娃儿，娃！娃儿，娃！娃儿娃儿娃儿——弯儿！……’刚刚学过了狗叫，还没等兄弟们愣过神来，就见他趋身走上前来，竟是给兄弟们送牙签来了！”[29]
《城的灯》写完后，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关于它前后脱节、虚实分裂的状况，还招致了一些质疑和批评。以至于好几年过去了，佩甫有时仍会说：“如果按照原来的构思，她到城市生活打败了这一群男人可能更实际些，读者会更接受？不知道。当时能再停一停，不急着完成就好了。”
2001年，当时担任省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的佩甫，和院长孙荪一起，开办了河南省文学院第一次讲习班，请了许多大家来讲课。那个班的学员受益匪浅，现在好几个都成了河南文学的主要新生力量。2003年3月，佩甫接任文学院院长一职。他担心天天坐班、处理许多日常事务会让自己写作精力不够，就想找一个踏实的人来做副院长，分担些具体事务。他想到了当时在文学院做普通研究员的何弘，年轻，肯干，堪当此任。想到就做，佩甫一刻不想耽误，他马上急着找何弘，可是手边没他家电话，他索性一口气跑到何弘家，气喘吁吁地爬到7楼，很诚恳地给何弘谈了这个想法。不久，何弘担任了副院长之职。佩甫只做了7个月的院长，2003年10月，他就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同样，为了保障写作时间，他向领导提出不坐班、少参会的要求，被批准了。
第三节 认识的照亮与遮蔽
佩甫挂在嘴边的经验之谈是：让认识照亮生活。他常说：“要认识生活，认识社会，丰富自己。”关于这点，其他作家也有类似说法，比如余华曾说：“作家是否能够使自己始终置身于发现之中，这是最重要的。”[30]刘震云则多次强调“见识”的重要意义，“看一个作家，肯定不是看谁写得来感人故事，最根本是看你对生活有什么见识。”[31]当然，佩甫的“认识”、余华的“发现”、刘震云的“见识”之间，有些许字义上的偏差：“认识”带有从属“客观实在性”的观察理解的意味，“发现”内含“创造性”的研究、探索，而“见识”，是要有超出平常的才智、见出非同他人的思想。不过这三个词义在写作上的要旨是相同的，指作家对周围世界及自身的敏锐感受力和思考力，指作者行文前所达到的思想水平，而这，是具体写作能抵达何种境界的决定性因素。
作家在酝酿作品的过程中，他那一阶段的经验积累、思想见地、文学观念、性格气质，还有情绪心理甚至身体状况，都是影响作品生命样貌的合力，而文字，只是这些先在性合力作用后的具象体现。在这些元素中，思想见地和文学观念起关键作用，决定了作品的骨架和灵魂。是这些“认识”“发现”“见识”决定了一个作家在文学坐标系中将站在哪个位置，决定了一部作品将产生的价值和意义。能修成不同于他人见地的作家，能够从最平凡最司空见惯的细节中发掘出闪闪发光、振聋发聩的新意或高见，这新意或高见能惊动身处其间而不觉的麻木神经；缺乏理解和发现能力的作家，不管造化恩赐给他什么奇崛的情节人物，他都会写成难脱老套的陈词滥调、难出庸常的呻吟感慨。
因此，佩甫非常强调“认识”，他很清楚这个环节的重要性，也自觉地常年不懈地努力于“认识”的提升。那么，佩甫是如何“认识”又如何表达“认识”的呢？他的“认识”有没有对创作造成某些方面的“拘”呢？
2014年12月18日到20日，河南省文学院在黄河大堤旁边的丰乐农庄举行了为期三天的“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河南省文学创作主题研修班”。“李佩甫、南丁、田中禾、张宇等结合自己多年的创作经历为大家授课，就文学创作方面的热点话题谈了自己的亲身感受。”[32]佩甫的讲座是在18日上午的开幕式后。此时的佩甫，刚刚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心情愉快，兴致盎然，不断用“不客气地说”那句惯用前缀，说得比平时多，也比平时更掏心窝子。他真诚地想将自己的文学经验分享给青年作家们，希望为他们的成长尽点前辈的心力。在这次发言中，他以亲身经验的事例鲜明地强调了自己认为的文学表达的重要前提——“看清楚了没有，想清楚了没有”，并继续生发，提出了自己多年来秉行的文学信念：“对于人生来说，小说就是‘大说’。”然后，他再次重申了他的文学价值观：“真正的文学语言应是一个时代的标尺和旗帜……一个民族的作家应该是一个民族前行的标尺。”[33]
2011年5月9日，佩甫在中国作协全委会上做了题为《文学的标尺》的发言。在发言中，佩甫将自己多年来对社会生活、文学、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这几个方面的思考做了严肃认真的总结。他反复强调：“文学……国民精神生活的标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沙盘”，“文学语言应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文字作为人类精神语言的外壳……一代人思想力的总结”，“文学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凝固剂，是民族灵魂的铸造剂”……而作家呢？要“成为一个民族思维语言的先导”，“至少要告诉人们，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最坏的”，要建设“人类精神意义上的标尺和向度”。
在这里，他阐述了自己不忘初心的文学追求。联系他在创作中的贯彻执行，可看出他的文学观念：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说明书、民族精神的“大说”载体，作家是时代进程的发现者和总结者，是心灵弊病的揭疮者和疗救者，因此也是民族精神的照亮者，是思想发展的先导者。这样的文学观念决定了佩甫的认识目的、认识方向、认识方法，和体现在文字上的认识内容，甚至这些内容的呈现形式。
佩甫的文学观念实质是儒家思想体系中根深蒂固的“文以载道”，这种思想，是他世界观、价值观的核心构成部分。追究起来，这思想的形成是在他童年、少年时期就完成了雏形的，后来的实践就是修正完善、使之呈象了。佩甫他们这代作家，“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经历过贫穷饥饿，能吃苦耐劳，幼时所受的教育、社会影响等，已将“公”和“共”强渗进了骨血，渐化为生命的血肉部分。再加上被规定了的阅读的精神影响，令他们长大后为文的“初心”，一片赤红。佩甫在处女作《青年建设者》的开头，摘引了一句雷锋的名言：“我要把我可爱的青春献给祖国最壮丽的事业。”这初期的写作方向——以写作的“献”来实现社会性功用价值，就成为这代人中大多数人的文字诉求。而这点，要从新文学的萌芽——清末时梁启超他们所提倡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说起，经过“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启蒙”期，再经过走向窄途的“革命文学”时期，和后来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等，文学的社会性功用特点，就成了这代作家在后来世事变迁中“认识”产生的基础，这基础就像河床，决定了“认识”的流向。携带着“为”的百年文学根性“基因”，随着新时期文学初始阶段，创作者怀着激情的反思和揭示，佩甫的文字随之很快从简单讴歌过渡到了怀疑和批判，然后又很快过渡到了对现象为何如此的因果追溯和辨析上了。当然，在他风格稳定后的创作中，批判现实主义的特征越来越突出。批判质疑和追因析果，就成了他的主要主题，这主题包含在以反映时代、表现社会、改良人生为目的的创作动机里。
创作动机常常是“认识”的出发点，也规定了认识的方向和方法。不同的文学观念就有不同的看世态人情的“眼睛”，会有不同的“取景器”“蹲位”和“焦距”等。佩甫的认识方向是对社会生活的“看清”，对未来景象的“预见”，因此他执着于对时代现象的聚焦把握，执着于对时代进势的概括梳理，执着于对人们精神流变的捕捉与判断。而他的认识方法，多是从个别到一般的典型性提炼法。他将耳闻目睹的许多人事在心中不断回味、不断思考，将思考后凝结的实用性特征或规则置放进中原历史和风土人情的时空框架中考量铸造，得出他关于土地和人的关系的思想模型。
那么，佩甫是如何形成“认识”的呢？《大学》里有句话：“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佩甫对其所重视的，愿意长久持行、反复为之，这也成了他提升认识的法门。他的经验是，一、多读书，读书是提高认识的重要途径。读书让人不断得到丰富和清洗，使人不断觉心明智。佩甫家的书房里，有许多历史方面的书籍。历史常以轮回方式往复，过去的经验常能照亮当下的世道人心，使作者在穿行历史时空的过程中，以更加深彻的“眼睛”审视现在。他家还有古今中外的许多文学书籍，他需要知道别人都是怎么写的，即便做不到，可是心里要清楚高度在哪里，距离在哪里。还有一些其他书。佩甫读书博杂，他知道在大视野里才能看得更清、定位更准。当一个长篇写完，经验被掏空、头脑也被掏空时，读书可以是休息操，也是再充电、补充营养的好方法。
二、密切关注身边发生的一切，以事实为证。佩甫接受生活信息的视域辐射面是相当宽阔的，故乡、城市、网络事件等大量信息都在其中。（比如他曾抑扬顿挫地讲过好几次的事：一个男孩子痴迷游戏死在网吧，临死前还很享受地说太舒服了。）对看到的这些事情，他广泛关注、细深探究、反复琢磨，以发现时代变化的“细枝末节”，并从中探查出其所蕴含的变势迹象。
三、不断反刍。佩甫强调“每次写作都是再出发”。这“再”一方面是他创作态度的认真，另一方面也隐含着他不断返回过去生活、使之作为写作内容出发处的方法。每次使用旧材料，他都尽可能想有递进式、突破式的再发现，但多次生发于同样材料中、同一方向上的再认识，到底能带来多少新知呢？他以多次反刍来升华“认识”，再让深化后的“认识”照亮以往经验蕴含的意义可能，并想让这意义成为民族生活中的精神引导。
四、在明确的未来意识中审视过去和当下。佩甫重视过去、重视现在、重视未来，在他的思想认识构成中，“未来”是很重要的思考基点。所有的“现在”都会成为“过去”，在“过去”的映衬中才能看清楚想清楚，而关注现在，就要将自己脱离现在，站在一个未来的时轴点上理性剔析，个别作家是能从现在看出未来的人。他们明白，“如果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想，应该是意味着社会内部已形成了什么新的因素、新的社会条件、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生活（包括生态环境）”[34]。
在早期的《李氏家族》《金屋》《城市白皮书》中，佩甫频频使用魔幻、意识流的技巧来丰富和突破创作，但他骨血里的传统现实主义并没因此改变。落实到文本中，佩甫的认识是以中原生存经验为底的社会关系论，他表达认识的方式主要体现在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及几种类型化形象之间的关系。从生活材料到文字，佩甫用了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到本质的提炼归纳法，像个生存规则的总结者。佩甫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和命运，是天地大场的生存之“道”，也是具体环境小场规则特征的证明。这场中的人大概分为以下几种：
乡村“统治者”们：三叔、五叔、队长舅、老姑父、吉昌林、杨书印、呼天成等；拼搏“弄潮”的年轻人：森林中的三条汉子、李治国、杨金令、吉山根、李金魁、李大有、赖货、李二狗、杨如意、呼国庆、魏征叔叔、冯家昌、苇香、江雪、梁五方、骆驼、吴志鹏等；有些知识的外来者或村里有点知识的人：老姑父、老校长、王文英等；村子里的庸众一族：罗锅、狗蛋、许三妮、老曹、麻五等；苦作中撑家扛天下的女人们：二姐、李满凤、虫嫂、窄过道、李喜花，甚至刘汉香等。
这“场”的核心是权力拥有者，他们将“官”的威力和影响扩散到其他人的生活中，在不同人的诸种反应里，关系的特征以及关系背后意味深长的东西被呈现出来。佩甫在已形成的“认识”的引领下，叙述时主要致力于提取这些人物身上共性的社会属性，忽略彼此间的差异性。佩甫不断以“认识”来照亮对人物言行的理解、对人情关系的理解，并将每类人物都写出一个集大成的极致代表来。
借人物与情节表达认识外，佩甫有时忍不住在文本中直接议论，或稍作掩饰地以某人物之口（如《城市白皮书》中魏征叔叔的话）或借解释词义，来大段大段地总结，声音亢亮。日常生活不善言辞、略显闷的佩甫，进入叙述时很容易就激动起来，难以长久地维持从容，难以将“我”消敛进文本，会影响文本“自我”的完整性和表现力。但思想如果化为水渗融进文本的土壤、“润物细无声”，在艺术审美性上会怎样呢？
2003年入冬时的第一场雪后，我第一次去佩甫老师家拜访，他签送了我几本书。其中的《羊的门》后来被一个在县财政局的亲戚借走，在她同事朋友间热闹传看，后来没了踪影。当时记得她说，早看这本书就好了，就可以早透一些人事，就知道在局里如何与人相处了。佩甫的“认识”在现实生活的运行层面竟具有了技术指导的实用性。可是，读者却会忽略佩甫“认识”的深层内涵和良苦用意：他深入历史文化、人性、物性、民族思维习惯并做了因果追究，是想引起关注、省思的。懂了“因”才会有“明”，有了“明”才会有改变或修正。悖论的实际接受现象是：许多人停留在社会关系的“果”层，并按照这“关系”说明书来运营生活。也算是“认识”“照亮”的“明”吧？
认识上的这样的“明”会不会演变出另一重幽暗的“遮蔽”呢？会不会让下一个境界的“明”跋涉更远、更坎坷的路程？
佩甫努力于认识生活，然后努力于表达认识，他写作时对面是有人的。有时候，作家写作时对面坐一个或一群什么样的人很重要，他们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很重要。佩甫写作时对面会坐什么样的人呢？他们以什么样的眼神看着佩甫、期待他的文字呢？有时候我会感觉，佩甫写作时面对的读者，好像是一群迷茫着眼睛、昏昧着心神的人们，他们需要佩甫将社会、人生、地域、历史、文化等问题剥离得清清楚楚，然后教导他们，引领他们。佩甫写的时候，犹如手里拿一个手电筒，他将一束光芒聚焦在一个暗处，反复地指给这群读者看，反复地给他们解说，真心诚意、苦口婆心。或许，这样的聚焦可以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艺术效果，但目标明确、长盯“一斑”，会不会有对“全豹”的更多细致特征造成忽略、从而造成认识上的“遮蔽”呢？更大面积地照耀会避免“遮蔽”吗？也不见得吧？说不清楚。遮蔽的产生有时是因为“看”或“思”的方法，有时却是因为这放眼望去的主体者的方法与能力。不过，这样的“照”法和“说”法，也许就是佩甫尝试几回合后有意确定下来的、适合他自己的。起码，在这样写的那一段时期内，他认为是。
佩甫小说中，有些次要人物尽管是昙花一现，可他们的鲜亮生动、别具味道却让人惊艳。比如《红蚂蚱 绿蚂蚱》中的王小丢，比如《羊的门》中的八圈、孙布袋，比如《画匠王》中的李宝成，比如《豌豆偷树》中的王文英……这些人物不具备“同色”特征，因此在“同化”作用甚大的社会中处于不具典型性的边缘，反而给个人生命的“各色”留了个宽松舒展的空间，他们散发出另一样的精神光彩和性格张力，表现出了超出社会生存层面的生动和美。作家在处理人物形象时，有重“求同”者，有重“求差”者，有重“同”时，有重“差”时。“求同知道人的类型，求差知道人的特性。我们能了解什么事有他的‘类型’……又知道什么事有他的‘特性’，凡属个人皆无法强同。”[35]佩甫惯用的典型性提炼法遵循的是“求同”原则，这样方便总结出社会时代的普遍性特征。而事实上，“一花一世界”的妙处在于差别，深刻、丰富而别致的关于人的特性的心领神会，可能在于“求差”原则的贯彻。个人存在于世间，会具“同”处，但也会“各有生意，各具生理”。
被遮蔽了的，不仅是这些次要人物形象，还有那些主要的担负表意功能的类型人物，他们被过分突出了社会群体中的特征，比如村长或支书们，作为权力拥有者的身份是叙述的重心，而作为他们个体“我”的那些特性和表现被删除或弱化了，比如他们如何跟妻子相处体现丈夫的身份，如何跟孩子相处体现父亲的身份……写到家庭日常细节处，佩甫常不知如何表现，他写起天地，写起田野，写起晨雾和黄昏，兴致勃勃、神采飞扬，但一旦写到客厅、卧室、厨房，文笔就僵硬呆滞。就像伍尔夫曾经写《托马斯·哈代的想象力》时的感觉：“一写到客厅、舞会和俱乐部，写到那些有闲暇和教养的人和发生在他们中间的风流韵事，他就捉襟见肘、局促无措了。反过来也一样，我们对他笔下的男女人物和发生在他们中间的事情，也同样感到陌生和难以理解。”[36]佩甫心里那么喜欢“梅”，曾将三个重要的女性人物以之命名：《无边无际的早晨》中“圣洁的”的梅姑，《豌豆偷树》中王文英幻想的善良温柔并知心的梅，《生命册》中牵动吴志鹏情思的梅。但他写这些个“梅”们，有力不从心、虚多于实、慌乱掠过的嫌疑。
有时候，写作像行船于海面，浩瀚莫测的生活是一望无际的海水，典型性人物或事件是显现在外的冰山、海鸥、风浪等，在船行的过程中，方方面面观察冰山、海鸥、风浪等很重要。尤其是现在，发声的急切存在于许多胸膛中，可是，海中蕴含了许许多多，船行一路，不止有冰山、海鸥、风浪等，更有些隐秘细微的存在，闪闪发亮在波纹上。作家生活在生活中，生活的意味，相信是多于被概括出的那些的。
有时感觉，那些“各色”人物虽不能负担主要的表意功能，但他们好像对沉实而凝滞的板结般的大地，潜藏着不一样的启示和意义。每一个事物，大到天地，小到蝇蚁，都不是单面呈现，而是复杂微妙的组合。“照亮”领域外的世界，因“照亮”而沉陷进黑暗而沉默的盲区。手持手电筒的人，会让“认识”遮蔽了“认识”。可如果能前后左右灵活摇动、多方面“格物”、多方向“致知”呢？将偌大世界尽收眼底、尽收心底，会不会有出乎自己预料的新发现、新认识？
也许，这里存在的是作者大还是人物大、意见大还是生活大的问题。如何解决这问题，是作家们的重要区别。当然，这里也存在着敢与不敢、能与不能的问题。
佩甫的小说，结构多是双线并进互补式的，不同篇目会有微调，但基本框架是固定的。结构的稳定性源于其认识的稳定性。他心里的勇猛无惧，不断向外强力撑出更大的文字空间的劲儿，在《羊的门》后逐渐有些消淡。他“稳”中求进了。
2012年10月11日，让全国文人激动不已的一个消息瞬间传遍每个角落——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让同为50后作家的佩甫很欣慰，他在接受大河网记者采访时说：“当之无愧，值得祝贺。”他发自内心地觉得这是中国作家的大喜事儿，尤其是他们这代50后作家的大喜事儿。他多次说：“莫言给我们这代作家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佩甫内心里，有和深切的社会责任感一样重的文学使命感。多少年来，文学对于佩甫的意义，是出口、寄托、追求，几乎是佩甫整个的世界。他愿意沉溺其中，甘愿以委屈、牺牲去维护一个少受干扰的世界。他把他的情感、思想、痛苦都投射到了这个世界。他的文学世界是一句句大地的声音，从遥远处而来，从历史深处而来。佩甫对土地一次次凝视、一次次反刍、一次次深思。但，每个作家都有自己逃不过的茧缚，因为性格，因为经历，因为情感，因为思维，也因为胸怀。佩甫是相对单一且“执”的性格，当他将目光紧紧地锁在大地上的时候，就会久久注视，难以旁骛，难以顾及天的高远，和大雁、麻雀飞过时各自活泼生动的英姿。
这几十年，中国的变化太快了。以经验丰富为主要特征的这代50后作家，在繁殖力过强过速的新经验更迭中，缺乏了消化析理的时间距离，表现出了急迫发声、有时却无力表述的现象。是现实确实很难把握？还是他们的知识素养、方法和习惯，不足以把握了呢？或许，是二者间合力起来的作用？以对时代特征的把握为主要写作主题和追求的这拨作家，在面对种种现状和未来的时刻，茫然了起来。比如，他们绝大多数以写乡土文学为主，但他们的思想、情感、经验大多还停留在70、80年代的乡村生活中，难以出离。就像贾平凹在《秦腔》后记中所写的那样：“现在的故乡对于我越来越成为一种概念……故乡将出现另一种形状，我将越来越陌生……现在我为故乡写这本书，却是为了忘却的记忆。”[37]
可是，诸多不舍与不适，都阻挡不了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进程。放在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来看，中国的列车必然驶进未来“现代性”文明时期，这代作家，以“摸着石头过河”、经历过时代的几个不同阶段为优势，却对进程的复杂性了解不够、认识不够，被变化大的故乡生活“甩了出去”。
遥想当年，鲁迅写闰土、祥林嫂等，他内心是有明确的关于未来社会中现代人的形象的，而当代作家写当下，却很难有这种清晰意识，多见出眼神恍惚、内心慌张。“中国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不用一个世界性的视野，无法说。”[38]这里，暗含着这代作家不完备的、影响后坐力的文化构成问题。
时代变化的主要载体是年轻人，他们身上携带着许多关系未来面貌的新元素，对这些新元素有多少认识，将决定作家对当下的认识和对未来的判断。莫言感到了这一点：“我们对年轻人的了解越少，就跟当下的社会越远。因为，社会当中最活跃的、最有创造力的还是年轻人。”[39]而佩甫，很早就知道通过关注年轻人来把握时代，但他80年代初就聚焦的“第三代农民”已经进入中老年了，于是，他也和同代作家一样，想努力进入下一拨年轻人的灵魂中，但显然，难度挺大，隔膜较深。
事实上，中国农村已经在“现代化”过程中了。在城乡合流的当前趋势中，在电视、网络、微信构成的全民性公共空间中，城乡人不分彼此地同时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和意见，同样的渗透、影响和改变，在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中，较以前强力异变了，且不见得是坏事儿。其对人的负面作用被许多人忧心忡忡，但其对人的积极作用、时代力量使然的农村人的精神“现代化”，应该被正面、理性地估量认识。农村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精神构成，变化极大。相反，文学的反应速度与能力明显跟不上。
已经在“未来”着的中国，其“象”却难以辨析。而这，是这个时代许多作家拘囿于国情民情、自身眼光和素养的更大的晦蔽。就像段崇轩所言：“只看到当下农村的穷困衰落而看不到农村的历史走向和文化演变，是最普遍的一种创作倾向……只关注农民的精神困境和悲剧命运，而看不到他们精神人格的蜕变和自新，是另外一种典型的创作倾向……我决不否认那种展示式、暴露式、批判式的创作，但如果我们的作家只停留在这样一个层面，缺乏对生活深层规律的透视，对乡村未来走向的探寻，对农民精神演变的把握，对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下的农村农民现状的鸟瞰，只是一味地同情、叹息和无奈，我们的文学还有多少意义、力量和价值呢？这种现象再次暴露了我们的作家精神世界的严重贫乏。”[40]
贴着时代、身在时代中，却想表达出这个时代的历史性特征；想与时俱进地把握时代的最新动势，但却已经被变化中的时代抛在后面了。这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他们重新调整自己、重新认识的基点。而且，他们这代作家以乡土文学为主，几十年来以故土为文字王国，可现在，他们被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精神变化都很大的故乡生活“甩了出去”。甩出去的原因是他们没跟进上，对这新状况罩不住。与时代生活粘着在一起，没有时间距离、没有空间距离，有意识地保持有限疏离、采用不明确的“未来”眼光，这样的看，会有多少有效性？缺乏必要的能看清的时空距离，还抱持旧经验执而不放，不放则不空，可空才能让感受和思想生生不息地运转起来。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不可缩略，距离的必要性在于，只有在距离造成的相对自由中，我们才能完成对生命经验的反刍，完成对现实生活的认识，长远的目光能看透眼前的事情，能见识到表面现象掩盖下的真实。那就超越时代性的时间和空间去看，会怎样呢？心灵空间越辽阔越自由，精神寻求的辨析历程越持久越清晰。作家的极致可能就是孙悟空，既能入地，找出隐藏在世间生活底部的土地爷，发现这种种事情的内在玄机，又能上天，拉出那逍遥世外却远控着万事万物的神仙们，让他们露出真容，并参破这世间生活逃脱不出的遥远因缘。既要做孙悟空，虚构就显得更重要了。一直以来，虚构都是挺考验作家才华和能力的，虚构的浅层是故事层面上关于真实而有意味的细节的想象，能达到已属不易，但虚构还有其深层，是创作主体的精神营构，是他们用文字和形象为自我的思想、情感、信念、性格等搭建的栖居桃源，是他们在现实的土地上用现实的一砖一瓦建造起来的庙宇，这庙宇却能指向蓝天、面向彼岸。
归根到底，认识是能力。作家写作，评论家写评论，当某个焦虑挥之不去、某个想法难以深入的时候，常常是知识根部某方面的空荒发出的信号。这信号在提醒着改变与补充，是好事儿。谁不是在受限中写作呢？谁没有面临过创作困境呢？但在一个“限”中常受、在一个“境”中久困，就有问题了。因此，如何让这“限”变得小、如何突破一个困境来进一层，是写作过程中要不断解决的事情。这里，会涉及知识体系的构成、辩证思维力甚至技术水平等构成的硬实力，所谓“艺高人胆大”，但也会涉及态度、灵活性、意志力等软实力。李安在拍《卧虎藏龙》时，在竹林上对打那场戏难度最大，且没有经验可借鉴。袁和平急了，他问李安：“你到底是要打还是要意境？”李安说：“我们能不能打出一种意境？”李安拍电影，很忌讳经验重复，他多次强调好奇心、尝试新东西、开掘未知部分，多次强调死缠烂打的劲头，或许可以借鉴到写作上。“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是事物的得失规律，但只是规律一种，并不见得适用任何情况。尽量往外推自己院子的藩篱，尽量多拆除对于人事间的壁垒与定见，尽量将探照的光辐射到更广阔的领域，尽量让多元的新营养进入生命，会怎样呢？行不行试试看，尽力试试，行了就行，不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注释
[1]张文江：《〈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外一篇）》，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8月版，第144页。
[2][4]孔会侠：《情感是写作的灵魂——对话李佩甫》，《江南》2016年第5期。
[3]张炜：《张炜自选集·融入野地》，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
[5][6]“绵羊”的词条解释，来自网页www.baike.com。
[7]李佩甫：《羊的门》，华夏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79页。
[8][9]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的观察和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6月版，第521页。
[10]李佩甫：《羊的门》，华夏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78页。
[11]同上，第81页。
[12]曲春景：《权力文化的叙述结构》，《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3期。
[13]李佩甫：《羊的门》，华夏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432页。
[14]同上，第430页。
[15]南丁：《简评〈羊的门〉》，见《南丁文集·评论卷·微调》，河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221页。
[16]沈从文：《沈从文谈艺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版，第25页。
[17]舒晋瑜：《李佩甫：上网写字不能叫创作，警惕庸俗化的泛滥》，《中华读书报》2012年4月25日。
[18][19]李佩甫：《魂兮归来》，选自“漯河作家协会的博客”，网址：。
[20][21]李佩甫：《访俄散记：从莫斯科到彼得堡（上）》，《中州统战》2001年第3期。
[22][23]李佩甫：《城的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373页。
[24]同上，第106页。
[25]同上，第395页。
[26]同上，第347页。
[27]李佩甫：《〈生命册〉是我的“内省书”》，《中华读书报》2012年12月26日。
[28]木心：《鱼丽之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150页。
[29]李佩甫：《城的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404页。
[30]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
[31]朱凌：《刘震云：“我是生活清道夫”》，《东方教育时报》2013年1月4日。
[32]尚新娇：《河南作家“把脉问诊”》，《郑州晚报》2014年12月22日。
[33]李佩甫：《文学的标尺》，出自2011年在中国作协全委会上的发言。
[34]张贤亮：《小说中国：张贤亮文学性政论随笔》，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版。
[35]沈从文：《沈从文谈艺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版，第33页。
[36]弗吉尼亚·伍尔夫：《托马斯·哈代的想象力》，见《伍尔夫读书心得》，刘长荣译，文汇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188页。
[37]贾平凹：《秦腔》，作家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563页。
[38]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1989-1994：文学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1页。
[39]莫言：《下一部小说写什么？挺头疼》，《文汇报》2016年9月21日。
[40]段崇轩：《精神世界贫乏的乡村小说作家》，《中华读书报》2005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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