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后，系统总结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和各项政策，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纲领。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抛出了和解的绣球，但国民党却密谋更大规模的反共行动，先后发出佳电和齐电，勒令新四军北移。国民政府为坚持抗战，明令重庆为陪都：派员主持第十四达赖坐床典礼，密切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国民政府明令孙中山为国父，高度肯定了孙中山的历史贡献。汪伪国民政府粉墨登场，成为最大的傀儡政权。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成立，国内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汪运动。
在军事上，日军攻陷澳门和封锁香港；正面战场进行了枣宜会战，有效打击了日军：八路军进行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主动打击日伪军；新四军江南主力北渡长江，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积极进行反顽斗争，发动了白晋战役和黄桥决战。
在经济上，日军压迫法、英当局封锁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中国对外交通线断绝。国民政府积极寻求外援，与美国达成华锡借款和钨砂借款，美、英宣布以巨款援助中国；盛世才与新疆密订《租借新疆锡矿密约》。为解决财政经济困难，国民政府明令取缔囤积居奇，实施田赋征实。
在外交上，中美英三国开始酝酿合作；日本诱降蒋介石集团的"桐工作"宣告失败；日汪开始所谓调整"国交"谈判，最后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日本正式承认汪伪国民政府。
在文化上，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艰难条件下，首次向外播音。
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
国民党顽固派在军事上制造反共摩擦的同时，在思想上也展开反共反人民的宣传攻势，由此在1939年前后，中国政治思想界展开了关于三民主义问题的争论。1938年12月10日，国社党负责人张君劢在蒋介石授意下，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要求中共自动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取消边区政府，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1938、1939年间，共产党叛徒叶青连续发表《中国底现阶段及其将来》、《中国政治问题》、《与社会主义者论中国革命》等小册子，以三民主义为幌子，歪曲和反对共产主义理论，篡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鼓吹"一次革命论"，成为国民党在政治思想上向共产党进攻的急先锋。1939年5月，蒋介石作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讲演，抛弃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以三民主义的某些词句攻击和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民主主义。
与此同时，民族资产阶级摇摆不定，企图走中间道路，幻想抗战胜利后出现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内有右倾思想的人和某些进步学者，也在理论上混淆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界限，把三民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混同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向何处去"就成为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回答的问题。为给中国人民指明正确的革命道路，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进攻，打破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幻想，纠正党内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想，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巨大的理论研究工作。1940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改题为《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论》以论战形式的文体，从15个方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毛泽东首先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发展规律。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陛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这是由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的。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必须首先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中国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才能使革命进一步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
毛泽东回顾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指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从它的准备阶段算起，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整整100年，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在五四运动前后起了一个变化，其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其后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特点。
毛泽东具体分析了中国革命之所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从国际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里，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从国内看，五四运动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已经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了。这是因为，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历来是革命的对象，不是革命的动力；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是革命的动力之一，但其具有两面性，不仅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而且有跟随大资产阶级充当反革命助手的危险，这样，中国无产阶级必然担起了革命领导者的重任。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成为中国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是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的核心思想。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了比较完整的阐释，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它区别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又必须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它又区别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几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毛泽东批驳了基马尔主义，论证了资产阶级专政在中国行不通。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资产阶级专政的路，乃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无论国际国内环境都不允许。国民党顽固派高喊基马尔主义，并不是要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而是为掩盖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党专政，这只能是自寻死路。
毛泽东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指明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毛泽东指出，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互相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但是它的目的不是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这就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为中国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准备了条件。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其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毛泽东进而揭露了"一次革命论"、"一个主义"的反革命实质：故意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用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义里面，其目的是想根本消灭任何革命。"一次革命论"的本质就是不要革命。毛泽东论证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强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共产主义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共产主义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
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政治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以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作为这个政权的构成形式。经济纲领是：把操纵国计民生的即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此基础上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允许那些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文化纲领是：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新民主主义论》科学地总结了我国100年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特别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深刻揭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规律，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纲领，创立了完备的新民主主义学说，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并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十四世达赖坐床大典
达赖喇嘛是西藏最高政教首脑。1653年，清世祖顺治皇帝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赐予金印、金册，确认其封号及在西藏最高政教地位。自此，经中央政府批准和册封成为定制。从1728年起，清政府在拉萨派有驻藏大臣对西藏实行有效的控制，一直到清朝灭亡。1793年，八世达赖会同清大将军福康安、驻藏大臣和班禅，议定《西藏善后钦定章程》，规定达赖、班禅转世须由金瓶掣签决定。英国把印度变为其殖民地后，一直想把西藏纳入其势力范围。1904年英军侵入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北方。达赖喇嘛因在抗击英国侵略一事上与清驻藏大臣和九世班禅意见分歧，而导致双方失和。辛亥革命爆发后，趁机宣布独立，脱离中央政府，迫令清驻藏大臣和清军退出西藏。1912年6月，英印殖民当局把十三世达赖从印度送回拉萨，以便把他当作英国侵略西藏的工具。1913年，参加在印度西姆拉召开的所谓中英藏三方会议，签订了《西姆拉条约》，并以秘密换文的方式划出了所谓麦克马洪线，企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并迫使班禅出亡内地。1925年后，十三世达赖开始摆脱英国的控制而转向祖国，罢免了亲英的藏军总司令和掌握拉萨司法行政权的英籍警察专员的职务。1928年与南京国民政府联系，并设驻宁办事处。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派员到达拉萨，受到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的欢迎。1930年，达赖派代表回访。"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南京政府无暇顾及西藏问题，加上英国侵略分子的唆使，藏军与南京国民政府军队发生了冲突，但双方很快于1932年达成停战协定。
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阿旺罗布藏塔布元嘉穆错）在拉萨圆寂，藏中事务暂由司伦、噶夏负责。21日，国民政府追赠达赖喇嘛"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封号。达赖圆寂为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西藏的控制以及班禅回藏提供了契机。12月22日，汪精卫电唁达赖逝世，又电邀班禅人京会商藏事。1934年1月18日，班禅应国民党中央电召，离绥远经北平转赴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临行前，班禅发表谈话，认为解决藏事须由宗教人手，必须宗教推动方可言政治。当月，西藏司伦噶夏益仓及僧俗官民大会举热振呼图克图为总摄政，掌握西藏政教大权，军权仍由司伦噶夏负责。热振立即致电国民政府，报告他当选的消息，要求国民政府对他的职务加以确认。这是辛亥革命以来西藏第一次将它的官员任命提请中央政府确认。1月3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议准热振呼图克图代摄达赖职权。2月23日，热振呼图克图正式就职。这时，前达赖心腹、西藏亲英派首领隆夏尔阴谋组织亲英政府，反对汉人进入和班禅回藏，破坏热振与中央政府恢复联系的努力。热振毅然于1934年5月10日将隆夏尔逮捕，并于30日处决，打破了亲英势力的反动企图。
为改善与西藏的关系，国民政府决定派代表团赴拉萨向达赖致祭，并任命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黄慕松为致祭达赖专使。1934年4月26日，黄慕松一行离京赴拉萨。8月25日，黄慕松到达拉萨，受到西藏僧俗官民的热烈欢迎。第二天，黄慕松人布达拉宫谒见热振呼图克图等人，商议择日致祭达赖典礼，并商谈有关西藏建设问题。10月1日，黄慕松在拉萨举行十三世达赖致祭典礼，并代表国民政府追封十三世达赖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黄慕松回南京时，留下了一个联络机构与电台，以方便西藏与中央政府保持联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热振呼图克图派代表到重庆，向国民政府保证在民族生存的斗争中与中央政府忠诚合作，并聚集三大寺院的喇嘛为中国抗战的胜利举行祈祷。为表达西藏僧俗对抗战的支持，西藏地方政府还捐献了价值50万元的场1万张羊皮。
十三世达赖圆寂后，按藏传佛教惯例，必须寻访灵童作为达赖的候选人。经过多年的寻找、筛选，1939年7月13日，十三世达赖转生后身（即行将继位之十四世达赖）在青海塔尔寺附近寻获，系5岁幼童拉木登珠。由护送员马元海及藏方寻觅大员护送回藏，国民党中央也拨款10万元作护送费用。9月15日，拉木登珠被护送至拉萨。随即，西藏僧俗在热振呼图克图领导下，积极进行十四世达赖坐床大典。为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大典，1939年11月1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启程赴西藏，1940年1月3日抵达拉萨。2月5日，国民政府明令特准青海灵童拉木登珠继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命令称，青海灵童拉木登珠慧性湛深，灵异特著，查系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应即免予抽签，特准继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令着行政院转饬财政部拨款40万元，用作坐床典礼经费。2月22日晨6时，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在布达拉宫正殿举行。吴忠信主持坐床典礼，中央及西藏官员500余人出席。行礼时，吴忠信坐于达赖之左，面南平坐；中央官员坐东面西；摄政热振呼图克图率各僧官坐西面东；噶伦及藏中俗官坐南面北。典礼隆重庄严，历时3个小时。为庆祝坐床典礼，拉萨市内举行赛马跳神表演；陪都重庆也在长安寺举行庆祝大会，市区悬旗结彩，遥示庆贺。蒋介石等亲临长安寺观礼。吴忠信还授予热振摄政带有金质特许状的称号、金印和二级吉祥如意大勋章，其他噶伦成员也被授予三级奖章。通过这次坐床大典，中央政府在西藏的传统地位得到加强。
热振亲中央政府的做法引起了亲英集团的不满，他们强迫热振于1941年提出离职3年，回藏北热振寺院静休，后又将热振残酷地剜目毒杀，西藏地方政权被亲英分子所控制。1947年印度独立后，仍从幕后支持西藏上层集团中的分裂分子搞所谓西藏独立活动。1951年春，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亲政，派代表团与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谈判，李维汉与藏方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共同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使西藏和平解放；达赖也与班禅言归于好。1955年达赖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1959年西藏地方政府中少数人和上层反动分子撕毁协议，发动武装叛乱，达赖随叛军逃往印度。此后，达赖一直在国外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
毛泽东纵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
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日，继续同国民党反共投降逆流作斗争，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因此，正确地制定和执行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具有决定意义。与此同时，党内"左"的倾向开始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他们错误地估计时局，忽视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的事实，把第一次反共高潮看成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马日事变的重演，认为国共合作马上要分裂，主张对顽固派无限制地斗争下去。党内右的倾向仍然不敢对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行坚决抵抗，唯恐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所有这些，都严重地妨碍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为正确地开展对顽同派的斗争，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纠正"左"右倾错误倾向，争取时局好转，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全面系统地闸述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策和策略。
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国抗战形势的基本特点，即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方向和共产党的团结抗战方向在进行激烈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把统一战线中的各个阶级、阶层和派别划分为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和顽固势力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但是，发展进步势力是一个严重斗争过程，不但须同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作残酷的斗争，而且须同顽固派作残酷的斗争。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在中国，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争取中间势力是党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极严重的任务，但必须具备一定条件：（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或变为顽固派向我进攻的同盟军。争取中间势力同争取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区别，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是作为革命的基本同盟者去争取的，而中间势力是作为反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去争取的。中间势力中的不同势力，也应有区别的争取。
孤立反共顽固势力，就是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投降政策采取坚决斗争加以孤立。顽固派采取两面政策，一面主张团结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将来准备投降的步骤。我们应尽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又必须同他们的反共投降政策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这就是我们对付顽固派两面政策的革命的两面政策，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同顽固派斗争，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大规模内战不可缺少的手段。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有理、有利、有节三个原则。有理即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有利即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有节即休战原则，对顽固派斗争应适可而止，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这样，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
毛泽东强调，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决不会变更。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在统一战线中，决不能重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也不能重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十项原则：（1）一切抗日的人民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3）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4）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5）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6）对于反共顽固派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7）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8）对汉奸亲日派也应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之，对其亲日的方面加以打击和孤立，对其动摇的方面加以拉拢和争取。（9）既须对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10）既须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必须将德意帝国主义同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毛泽东还具体制定了共产党关于政权组织、劳动、土地、税收、锄奸、人民权利、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项具体政策，强调指出，惟有实行上述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才能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
毛泽东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和各项政策，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坚定的原则性和斗争艺术的灵活性巧妙结合，对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克服党内"左"右倾错误倾向，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汪伪国民政府成立
汪伪国民党六大召开后，汪精卫以伪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身份，开始了组建伪中央政府的活动。
年1月23日至26日，新老汉奸在青岛开始了筹建伪中央政府的谈判。参加会议的有汪精卫派代表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林柏生等，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代表王克敏、王揖唐、朱深、齐燮元等，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代表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等。会上，周佛海与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代表李守信会谈，签订了蒙古自治政府之地位及与中央政府关系的书面协定。会议决定了伪中央政府大纲、政纲及政策，决定伪政府名称为国民政府，国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首都定为南京。会议决定中央政治会议于3月初在南京召开，伪中央政府于3月中旬成立。会议还对《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伪临时及伪维新两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国民政府机构预定一览表》，以及关于召开国民大会和实施宪政等问题，或原案通过，或授权汪精卫提交中央政治会议决定。
根据青岛会谈达成的协议，3月20至22日，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汪记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邮、曾醒、刘郁芬、李圣五、叶蓬，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代表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朱深、殷同，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代表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高冠吾，国家社会党代表诸青来、李祖虞，中国青年党代表赵毓松、张英华，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卓特巴扎布、陈玉铭，以及其他方面代表。会议授权汪精卫决定中日新关系调整方针；通过国民政府成立大纲案，拟定伪政府名称为国民政府，首都设于南京，国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但另附加标志；伪国民政府于3月30日成立。会议决定，在宪法未颁布以前，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各院各自对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中央政治委员会为全国最高指导机关，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任主席；设立华北政务委员会，接办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取消后政务；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撤销后，已办政务由伪国民政府直接接收。成立宪政实施委员会，负责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国民政府还都后，宣布重庆国民政府对内对外各种法令及条约、协定、契约等一概无效，所有重庆政府军队应即停战等待命令，所有公务人员应于最近期间到南京报到。会议决定了伪国民政府各院部会及"绥靖"主任人选，并以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伪国民政府主席，在林森未到任前，由汪精卫代理。这次伪中央政治会议为伪国民政府的成立，完成了各种准备工作。
年3月30日，汪精卫率伪国民政府各院部会首脑，前往原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大礼堂举行宣誓就职典礼，宣告汪伪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在就职典礼上宣读了《国民政府还都宣言》，声称根据中央政治会议之决议，还都南京。全国以内，只有此惟一的合法的中央政府。实现和平与实施宪政为政府最大之方针。对外与日本共同努力，本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原则，以扫除过去之纠纷，使无遗毒。对内革除独裁，对共产党必当摧陷廓清，使无遗毒；重庆方面如仍对内发布命令，对外缔结条约协定，皆当然无效，重庆及地方公务人员务须于最近期间回京报到，所有军队即日停战，以待后命。当天，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及两政府联合委员会发表《解散宣言》。伪临时政府发表的宣言称，国民政府改组还都，宣布实现和平与实施宪政之两大目标，均能吻合临时政府本来目的，两者自当归于统一。伪维新政府发表的宣言称，中央政府即日成立，同人等赞成于先，尤宜辅助于后，所有原设之维新政府，应即宣告解散。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政务院院长卓特巴扎布也发表谈话，宣称蒙古政府乃建设东亚之一羽翼，今后将坚持东亚诸国共存共荣之一贯方向，一致迈进，与往昔无殊。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政府外交部郑重声明，南京汪伪政府或中国他处存在之其他伪组织，其任何行为当然完全无效，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予承认。
汪伪国民政府在继承法统的口号下，其组织机构完全采用了国民政府的组织形式。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由汪精卫代理。国民政府下设五院。行政院长汪精卫，副院长褚民谊。行政院内政部长陈群，外交部长褚民谊，海军部长汪精卫，军政部长鲍文樾，财政部长周佛海，教育部长赵正平，司法行政部长李圣五，工商部长梅思平，农矿部长赵毓松，铁道部长傅式说，交通部长诸青来，社会部长丁默邨，宣传部长林柏生，警政部长周佛海，赈务委员会委员长岑德广，边疆委员会委员长罗君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济成，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杨寿楣，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司法院长温宗尧，副院长朱履稣。司法院最高法院院长张韬，行政法院院长林彪。监察院长梁鸿志，副院长顾忠琛。监察院审计部长夏奇峰。考试院长王揖唐，副院长江亢虎。考试院铨叙部长江亢虎，考选委员会委员长焦莹。国民政府文官长徐苏中，参军长唐蟒。
江伪国民政府地方政权机构主要有华北政务委员会，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广东等省政府及南京、上海、汉口3个特别市政府。还有一个以徐州为中心包括22个县的苏淮特别行政区，后改为淮海省。
汪伪政权还设有庞大的中央和地方军事机构。中央最高军事机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参谋本部部长杨揆一，军事参议院院长任援道，军事训练部部长萧叔宣，政治训练部部长陈公博。地方军事机构有：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郁芬；武汉"绥靖"公署，主任叶蓬；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齐燮元；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任援道；苏豫边区"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胡毓坤；闽粤边区"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黄大伟。
汪伪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产物，是作为日本推行侵华政策的工具而存在的傀儡政权。汪伪政权成立后，日本由于仍致力于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工作而没有立即予以承认。1940年10月桐工作失败后，汪精卫派周佛海去日本乞求日本承认。同时，伪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推汪精卫正式出任伪国民政府主席。11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正式出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并发表就职通电，称中日即将缔结的条约为两国之百年大计，惟重庆现在尚倡言继续抗战，言念前途，阻碍尚多。吾人惟有以不断之努力，蕲全面和平之早日实现。11月30日，汪精卫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阿部信行签订《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规定：两国政府为维持善邻友好的关系，应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并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讲求互相敦睦的措施；两国应在其领域内铲除共产主义分子及其组织；驻扎必要的军队于蒙疆及华北的一定地区，实行两国间紧密的经济合作，开发华北及蒙疆的特定资源，尤其是国防上必要的资源，对其他地区国防上必要的特定资源的开发对日本提供必要的便利；对长江下游地区的通商贸易及日本与华北和蒙疆地区间合理供给物资方面，尤应紧密合作。这一条约，远远超过卖国条约"二十一条"。当天，日、汪和伪满还签署了《日满华共同宣言》，宣称三方互为善邻，紧密合作，以形成东亚永久和平之轴心；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同日，日本宣布：日本正式承认汪伪国民政府，汪伪国民政府正式承认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正式承认汪伪国民政府。德国也于当天宣布承认汪伪政权。
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全国人民纷纷起来声讨，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讨汪洪流。重庆国民政府和美英等国也否认汪伪国民政府。
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
华北是日本所谓的国防上、经济上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在扶持汪伪中央政权成立的过程中，日本决定保持华北地区的特殊地位。1939年12月30日，在《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中，决定依照分治合作原则，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接管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解散后的主管事宜。密约对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权限作了如下规定：（1）在中央政府规定范围内，处理华北地方与日中协力事项有关防共和治安合作事项。（2）在中央政府规定范围内，处理华北地方中与日中协力事项有关的经济合作，特别是国防上必要的地下资源的开发、利用及日满蒙疆和华北之间的物资供求的事项，其中包括，对日本开发和利用地下资源提供特别的便利，为与日满蒙疆和华北间的物资供求提供便利并使之合法化。（3）处理有关聘请任用日本顾问和职员。保持联银券的发行与使用，并维持其币制的稳定。（4）华北政务委员会所需经费，由中央政府统筹支付；关税、盐税、统税为中央税，但在一定期间，关税收入剩余的5成、盐税收入剩余的7成及统税收入的全部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财源；税务及监督由中央和华北分别办理。官吏的任免，特任官和简任官由中央政府任免，但在一定期间内，简任官可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加以推荐。简任官是指省主席及省厅长级的官员。华北政务委员会有权与日"满"进行处理纯粹地方性问题的交涉及处理和蒙疆地方的关系事项。从日汪密约对华北政务委员会权限的规定看，华北政务委员会虽在名义上隶属于南京中央政府，但实际上将拥有高度自治权力，从人事任命到对内施策以至对外交涉，汪精卫都无权过问。华北政务委员会仍采用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五色旗，"国歌"采用《卿云歌》，与汪伪政权不同。
年3月20至22日伪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华北政务委员组织条例》，规定：国民政府为处理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京、天津、青岛三市境内防共、治安、经济及其他国民政府委任之各项政务，并监督所属各省市政府，特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办政务，由国民政府令华北政务委员会接收，并遵照中央法令从速调整，公务人员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尽量任用。华北政务委员会设委员长1人，委员17至21人，常务委员5至9人，人选由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提请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后，国民政府特派。委员会下设政务、财务、教育、建设、实业、治安6个总署及政务、秘书两厅。政委会有权任免荐任省主席以下官员，并得设顾问、参议、谘议及专员若干人。华北政务委员会负责处理防共及治安、开发华北资源、调节华北资源及对外物资需给关系，管理固有财产、处理对外关系之地方事件，发布命令及单行法规，设置"绥靖"部队并指挥之。华北政务委员会下设省及特别市，省以下设道、市、县。
年3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解散，华北政务委员会宣告在北平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常务委员为王克敏、汪时璟、齐燮元、王荫泰、汤尔和、殷同、朱深；委员有董康、王揖唐、苏体仁、余晋和、江朝宗、赵琪、马良、潘毓柱。内政总署督办王克敏、财政总署督办汪时璟，"绥靖"总署督办齐燮元，实业总署督办王荫泰，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建设总署督办殷同，政务厅厅长朱深，秘书厅厅长祝书元。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齐燮元。
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伪国民政府，实际上受日本华北派遣军直接控制，是日本在华北实行殖民统治的主要工具。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后，重要人事多次变动。1940年6月6日，王克敏辞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政总署督办等职，改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和伪国民政府委员，由王揖唐继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政总署督办。1943年2月8日，华北政务委员会改组，朱深任委员长，汪时璟任常务委员兼财政总署、内政总署督办，齐燮元任常务委员兼治安总署督办，苏体仁任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王荫泰任常务委员兼实业总署督办，张仲直为政务厅厅长，刘玉书为北京特别市市长，齐燮元任华北"绥靖"军总司令。7月2日朱深病死，4日汪伪国民政府再次委任王克敏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7月6日，王克敏正式就职。王克敏重新上台后，改组了华北政务委员会，除王克敏任委员长外，常务委员为王克敏、王荫泰、汪时璟、王谟、苏体仁，总务厅长官王荫泰，"绥靖"总署督办杜锡钧，经济总署督办汪时璟，农务总署督办王荫泰，教育总署督办王谟，工务总署督办苏体仁，内务厅长王荫泰，财务厅长张仲直，总务厅次长张仲直。1945年2月8日，汪伪国民政府免王克敏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总署督办，改由王荫泰继任。王荫泰上台后，改组了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总务厅长苏体仁，内务厅长苏体仁，"绥靖"总署督办门致中，经济总署督办汪时璨，农务总署督办陈曾拭，教育总署督办文元模，工务总署督办唐仰杜，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汪时璟。
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王荫泰召集全体伪职人员会议，要求大家等待中央来人接收。不久，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到北平，接收了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工作，华北政务委员会遂解体，王荫泰等汉奸被捕。
枣宜会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英法对德宣战，结束了中国长期孤立抗战的局面，对中国抗战是一个很大的鼓舞。1939年底至1940年初，中国正面战场发动冬季攻势，由第二、第三、第五、第九战区担任主攻，其他战区进行牵制作战，反攻重点是武汉地区。中国军队的冬季攻势作战，给日军特别是武汉地区日军以有力打击。日军为解除鄂北、豫南方面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决定发动宜昌作战。1940年4月7日，日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制定宜昌作战计划，拟于雨季前在汉水两岸击破第五战区主力。作战自5月上旬开始机动，首先将第五战区兵团主力歼灭于随县、襄阳一线以北地区，随后将汉水右岸之军压至宜昌附近予以歼灭。作战拟分三期进行：第一期作战区域为襄河东岸；第二期作战区域在襄河西岸，攻占目标为宜昌；第三期作战预定第三师团于安陆渡汉水，第三十九、第十三师团在其以南渡河。参战部队为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第四十师团等，后又加入第六、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师团等部。
为阻止日军西犯，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于4月中旬制定会战计划：以江防军郭忏部利用襄河东、荆河右岸阵地拒敌渡河，不得已时退至荆门、当阳东南地区与敌决战；右集团军张自忠部守备襄河河防及大洪山地区，以一部兵力固守襄河西岸阵地区，巩固大洪山南侧各隘路，主力配于长寿店以北地区，迎击敌人进攻；中央集团军黄琪翔部负责随县枣阳地区正面防务和桐柏、大洪两山的游击战；左集团军孙连仲部负责迎战信阳方面之敌；机动兵团汤恩伯部担任侧击西犯之敌任务，集结于枣阳东北地区；大别山游击军李品仙部负责对沿江敌据点和平汉路南段的游击战。
年5月1日，枣宜会战开始。日军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第十五、第四十、第六师团等部，分别由信阳、随县、钟祥三地突破第五战区临时阵地，向枣阳方面进行包围。日军第一路由长台关经明港转向泌阳、唐河向枣阳攻击；第二路由信阳至桐柏而西向枣阳；第三路由随县北攻至高城，经唐县镇、随阳店向枣阳；第四路由随县经安居镇、环潭镇、吴家店以向枣阳；第五路由钟祥北攻长寿店、张家集、汪家店、田家集以向枣阳；第六路由钟祥北攻洋梓，沿汉江以东直向枣阳。日军的战略意图是包围中国军队主力并聚歼之。中国第五战区除以一部正面抵抗，一部固守桐柏山和大洪山，主力则向侧翼机动，力争外线。由于中国军队已跳出日军合围圈，日军合击企图扑空。8日，日军攻陷重镇枣阳。
日军攻陷枣阳后，蒋介石估计日军会向原阵地退却，遂令李宗仁乘敌退却之有利时机，发起反攻。5月10日，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开始向枣阳日军反击，第二、第三十一集团军由北向南攻击，第三十三、第二十九集团军自南向北攻击，第三十九军等部由西向东攻击。至12日，迫使日军向枣阳以南收缩。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率部由宜城东渡襄河，向日军出击，在枣阳南瓜店地区予日军以重创。15、16日，日军以重兵向张自忠部反扑，双方展开激战，伤亡惨重。战至16日下午1时，日军占领南瓜店阵地，张自忠身中数弹，被迫拔枪自戕，壮烈殉国。中国军队发起反击后，一度收复信阳、枣阳，使日军陷入被动。5月19日，日军对孙连仲、汤恩伯、郭忏等部发起反攻，曾一度占领襄阳，逼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老河口，中国军队被迫后撤，日军跟踪追击。21日，日军停止追击，在唐河以南地区待命，第一期作战结束。
月31日晚，日军实施第二期作战，日军第三、第三十九师团等部以毒气为掩护，分由襄樊、宜城间欧家庙、王家集、小河、明正铺强渡襄河，企图占领襄樊、南漳，攻略沙市、宜昌。至6月10日，日军连陷远安、荆门、当阳、江陵、沙市等地。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国军队没有给予有力的阻击。为保卫宜昌，蒋介石派陈诚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并以孙连仲、孙震、汤恩伯、刘汝明等部组成左兵团，由李宗仁指挥；以冯治安、王缵绪及江防军各部组成右兵团，由陈诚指挥。从西北向东南对渡河犯襄河之敌侧背攻击，压迫于襄河及湖沼地带而歼灭之。由于日军合拢之势已定，而宜昌四周地势平坦，无险可守，陈诚遂决定放弃宜昌。6月12日，日军攻陷宜昌。6月15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按原定一周内撤出宜昌的计划，命令占领宜昌的日军于6月17日撤回汉水东岸。6月16日，中国军队乘机反攻宜昌、当阳。17日，中国军队克复宜昌。随后克复沙市等地。日军为威胁重庆后方，决定重占宜昌。6月18日，原已撤出的日军第十三师团等部分路向宜昌进攻，中国军队与之进行激烈的阵地争夺战，双方伤亡惨重。19日，日军第十三师团再次攻陷宜昌。6月24日，蒋介石下令李宗仁、陈诚等停止对宜昌日军的进攻。枣宜会战结束。此后，中日双方在宜昌、江陵、钟祥、随县、信阳一线对峙。枣宜会战共歼日军2.5万余人，中国军队死伤6万余人。
在战斗中牺牲的张自忠将军赢得了全国人民的高度评价。5月28日，重庆国民政府举行追悼大会，蒋介石亲自执绋。7月7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8月15日，延安各界也举行张自忠等阵亡将领追悼大会，毛泽东亲自挽词"尽忠报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拨款重修了位于重庆北碚梅花山的张自忠将军陵园。陈嘉庚访问延安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洋800万华侨以颗颗赤子之心，纷纷向国内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援助，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积极动员广大南洋华侨，支持祖国抗战大业。
年8月14日，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在新加坡宣告成立，陈嘉庚被推举为主席。该会以为祖国的伤兵难民筹赈为宗旨。随后，南洋各地爱国救亡团体相继成立。1938年夏，印尼华侨领袖庄西言和菲律宾华侨领袖李清泉联名致信陈嘉庚，建议统一南洋华侨救亡组织，统一领导南洋各地救亡斗争。陈嘉庚对此十分赞成，并主动承担组织和筹备工作。1938年10月10日，来自马来亚、缅甸、北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西婆罗洲、巴达维亚、菲律宾、安南、暹罗等地45个华侨组织的代表164人，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集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作为南洋华侨救亡斗争的最高领导机关。选举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陈嘉庚在会上作了发言。会议决定在新加坡设立南洋华侨总会总办事处，负责日常事务。会议通过了《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代表大会宣言》，拥护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抗战到底，号召海外侨胞各尽所能，各竭所有，增筹款项，推销公债，以救济中国抗战之难民。会上，各地代表认捐每月国币400余万元，作为赈济伤兵难民之用，直至抗战结束。会后，在各地建立了85个分支机构，发动华侨支持祖国抗战。
南洋华侨总会成立后，积极领导南洋地区爱国救亡活动，其中成效卓著的有：（1）捐款捐物。南洋华侨领袖是捐款捐物的模范。陈嘉庚自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成立后，带头认捐每月国币2000元。1940年为扩大集美五所中等专业学校，捐资200万元；又与华侨领袖侯西汉、郭兆麟合资在重庆创办中国药产提炼有限股份公司；创建新加坡制药厂，免费为祖国提供急需药品。李清泉带头认购救国公债40万元，并赠10万美金作抚养难童用。新加坡华侨胡文虎一次捐款200万元。巴达维亚筹赈会主席丘元荣除捐款数十万元外，还发动捐献奎宁凡和金鸡纳霜凡运动。（2）动员华侨青年回国参战。为与国内同胞一同保卫祖国，陈嘉庚等华侨领袖积极动员和帮助华侨青年回国参战。这些华侨青年为祖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贡献。如南洋华侨林日尊屡建战功。1940年5月在成都反击日机时，不幸中弹为国捐躯；爪畦女华侨李林不仅参加了八路军，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牺牲后被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誉为"女共产党员的光辉模范"、"全国同胞所敬仰的女英雄"。
陈嘉庚在领导南洋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同时，也希望回到祖国实地去看一看。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作战，与正面战场的丧师失地形成鲜明的对比，延安成为中国的希望所在；而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破坏了抗战大业，也使陈嘉庚对蒋介石国民党有了新的不同的认识。基于这些认识，陈嘉庚决定回祖国特别是到延安去看看。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庄西言、李铁民率南洋华侨归国慰劳团自仰光飞抵重庆。陈嘉庚此行目的，一是向抗战军民致敬慰之意，二是考察战时国内状况，带回南洋向华侨报告宣传，使华侨增加爱国热心，以财力助祖国抗战。
陈嘉庚一行在重庆稍事停留后，即率南洋华侨归国慰劳团第一团于1940年5月31日抵延安慰问。延安各界5000余人举行盛大欢迎会。陈嘉庚在会上即席演讲，激励人民坚持抗战，打倒汪精卫派妥协分子。在延安期间，陈嘉庚走访了一些中共领导人，参观了陕甘宁边区，对中共在艰苦抗战下坚持抗战的行动，表示了由衷的敬佩，对中共在抗战中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6月1日，毛泽东、朱德等宴请陈嘉庚一行。后陈嘉庚参观访问了第四军校、安塞县等处。6月7日，延安各界千余人举行晚会，欢送陈嘉庚、侯西汉、李铁民等南洋华侨归国慰劳团。毛泽东、朱德、吴玉章、萧劲光、王明等人出席。朱德在会上致词，希望陈嘉庚等人把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的情况介绍给千百万侨胞。陈嘉庚也发表讲话，希望国共两党消除摩擦，加强团结，一致对外。8日，陈嘉庚一行离延安经富县赴宜川，前往山西考察，并对甘肃、青海、河南等省进行了考察，于7月21日返抵重庆。
回到重庆后，陈嘉庚于7月24日应国民外交协会邀请，作《西北之观感》的讲演，称赞共产党上下刻苦耐劳，努力求进，在如此艰苦抗战中，大家都应该有这种精神才对；他呼吁中国各党派加紧团结，因为这不仅关系国家一时的艰危，而且关系民族永久的存亡。7月28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陈嘉庚。陈嘉庚向蒋介石谈到了赴兰州、西安、延安、山西、洛阳、汉中考察之观感，对抗战胜利的信念更加坚定。在谈到国共关系时，蒋介石声称若不消灭共产党，则抗战决难胜利。陈嘉庚答称，华侨甚盼祖国团结，一致对外。29日，蒋介石设午宴招待陈嘉庚，30日，陈嘉庚离重庆考察西南各省。陈嘉庚在给蒋介石的回信中强调："余乃凭良心与人格，将所闻所见发表，无论何处，余决不能昧良心，指鹿为马也。"。回到新加坡后，陈嘉庚据实报告了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号召华侨拥护抗战，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陈嘉庚访问延安，有助于广大华侨和海外各种进步势力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战事业的了解。
滇越、滇缅路封闭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为实施南进政策，利用英、法两国无力顾及远东事务，压迫两国牺牲中国利益而保全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广州武汉沦陷后，连结中越两国交通的滇越铁路是中国对外联络的唯一铁路要道，国际援华物资大多仰赖此路运抵中国后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为实施南进政策，打击重庆国民政府，多次压迫法国政府封闭该路。欧洲战争爆发后，法国贝当于1940年6月组阁，日本认为时机成熟，乃于6月18日向法驻日大使安里提出抗议，不准军用物资经越南输入中国，并要求派出监督团实地监督。6月20日，法国政府接受日本的要求，封锁滇越铁路，同时中断由同登经南宁转中国内地的公路运输。日本则派出以西原一策为团长的监视团40人进行监督。滇越铁路封闭后，严重影响了中国军需物资的进口。6月2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并警告日本，如取道越南攻华，或在越南等地有武力侵略行为，中国政府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之自卫措施。6月2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起声明，抗议法国禁止中越货运，认为法国此举不仅违背国际公法、中法条约及国联决议案，而且助长侵略者，要求迅即恢复运输，并拒绝日方所派监视人员。
滇越铁路封闭后，日本又压迫法越当局允许日军侵占越南，并假道入侵中国云南。为打破日军企图，9月11日，中国自行炸毁滇越铁路河口大桥。9月13日，国民政府军令部电令龙云、张发奎等人布置防御。9月22日，华南日军分三路向越南进兵，一路由平面关进占七溪，一路由镇南关进占同登，一路由爱店进占支马。当天，日本与越南在河内签订协定，规定：日方可使用越南空军根据地；日军得以6000人驻守各根据地；日军得自华南假道越南进入中国境内，其通过之地区必须划定界线；越南允许日军若干在海防市登陆。9月25日，同登日军约1个师兵力占领谅山，复以一部向河内挺进。26日，日军8000余人在海防市登陆，并占领保护海防之涂山炮台，旋向河内前进。29日，日军约1个师团兵力由桂南进入越南。此后，日军利用所占领的法越领土进行侵华战争，其空军自越南基地起飞，空袭中国的城市和港口，轰炸滇缅公路。日军侵占越南后，国民政府于9月25日提出抗议，指出，法国与日本缔结的允许日军进驻越南的协定，不论中日间已否按国际法宣布处于战争状态，均构成严重违反国际法及国际睦邻关系之基本准则，实系敌视中国之行为。声明：中国政府对日军侵入越南并利用越南入侵中国一事，保留采取一切必要自卫措施的全部行动自由，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法国政府负责。
滇越铁路断绝后，滇缅公路遂成为中国抗战后方通向海外的惟一陆上通道。日本在压迫法国断绝滇越铁路后，又要求英国封闭滇缅公路。1940年6月24日，日本外务次官谷正之向英驻日大使克莱琪正式提出，禁止通过滇缅路向重庆政府运送军火及汽油、卡车等可能增加其抗战能力的物资。7月12日，克莱琪与日外务大臣有田八郎会谈，英方接受6月24日日本提出封锁滇缅路要求。7月18日，英国、日本关于封锁滇缅路运输的协定在东京签字。协定规定：自即日起，禁止军械、弹药、汽油、载重汽车及铁路材料经缅甸运人中国。同时，缅甸禁运之货物，香港亦予禁运，至10月18日宣告废止。当天，缅甸国防部发布布告：奉命禁止摩托、汽油、铁路材料、汽车及军火等物资经缅甸运往中国。英国首相丘吉尔当天也在英国下院宣称，英国封锁滇缅路，是觅致公允的解决办法。要达到与日本改善邦交的目的，有两个要素，一为假以时间，一为解除紧张空气。一方面日本反对军用品经缅甸输入中国，以致空气日趋紧张；一方面英国如允永久封锁滇缅路，则不能履行对中国应负之义务。丘吉尔表示，准备对中日两国竭尽绵薄，以和平及和解步骤求其成功。7月25日，丘吉尔在接见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郭泰祺时说，英国封闭滇缅路，在于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
英国封闭滇缅路，原指望以自己的妥协行动迟缓日本对南亚地区的侵略。但日本却变本加厉地推行南进政策。1940年8月1日，第二次近卫内阁公布《基本国策大纲》，将南进政策提到国策高度。9月22日，日军侵入越南，直接威胁到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等英属殖民地。9月2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对日本禁运。对此，英国在中国的促进下，决定如约开放滇缅路。与此同时，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郭泰祺于9、10月间拜访丘吉尔和英国外交界人士，要求重开滇缅路。丘吉尔表示，英国政府决定重开滇缅路。10月8日，克莱琪正式通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英日间关于停闭滇缅路之决定，无续订之必要，英国决定于18日起，重新开放滇缅路。当天下午，丘吉尔和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在下院正式宣布重开滇缅路。10月16日下午2时，英国驻腊戍海关开始验货。10月18日零时7分，满载货物的卡车60辆驶离腊戍。至此，中断3个月之久的滇缅路重新开放。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曾养甫亲赴仰光主持通车事宜。当天，香港政府辅政司发表声明，恢复滇缅路封锁前香港与中国间的贸易关系，以前禁运之汽油、铁路器材等，一律解禁。滇缅路重开，表明英国对日姑息政策走向尾声。这一举动，支持了中国的抗战事业。11月9日，蒋介石致电丘吉尔表示感谢。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对日本战俘实行优待政策。1940年7月7日，朱德、彭德怀发布对日本俘虏政策的命令，规定：日本士兵被俘或自动来者，绝对不准伤害或侮辱，并须以弟兄待遇之；对负伤或患病之日本士兵须特别注意给予治疗；愿回国或归队之日本士兵，尽可能予以方便；愿在中国或中国军队工作之日本士兵，应予以适当工作，愿学习者应使其进适当学校；愿与家族或友人通信之日本士兵应尽可能予以方便；对战死或病死之日本士兵，应予埋葬。在八路军优待俘虏政策的影响下，部分反战日军士兵痛恨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开始了有组织的反战活动。
年11月7日，被俘日本士兵杉木一夫、小林武夫、高木敏夫等人成立日本士兵觉醒联盟，以尽全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首先要求促进日本士兵与人民从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欺骗压迫中觉醒为目的。总部设在当时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晋东南。12月23日，日本著名反战作家鹿地亘在桂林成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鹿地亘任主席。7月7日，由在延安的日本反战人士森健、高山进、市川春天发起组织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正式成立。接着，在华北、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分别建立了冀中、晋察冀、山东、淮北、苏北5个支部。反战同盟的中心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并为迫使日军撤出中国而斗争。具体任务是：暴露日本法西斯进行侵略战争的本质，加强反战同盟本身的组织建设，尽力配合、援助八路军开展对日本士兵的调查与宣传工作。反战同盟支部设组织部、宣传部、联络部、总务部、编译委员会等机构。反战同盟支部通过宣传品或前沿喊话和发出书信、慰问袋等方式，开战对日军的反战宣传工作，鼓动日本士兵到八路军中来。
年7月20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并举行俘虏解放式。33名日本盟员推举鹿地亘为会长。大会发表宣言，提出反战同盟的4项工作方针：（1）协力于中华民族之自卫解放抗战，灭绝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大陆上一切代理人；（2）拯救受压迫而牺牲于战争之人民，根据人民素志以建设民主之日本；（3）努力中日两民族之亲善提携，根据自由平等友爱之原则，以奠定东亚和平；（4）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联合世界爱好和平之民族，以绝灭人类之任何不幸。
年8月15日至18日，华北日本士兵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朱德、吴玉章参加大会并发表讲话。朱德代表八路军声明：反法西斯的日本大众士兵是我们真正的好朋友，是建立将来东亚和平幸福的好朋友。朱德号召他们把在华日本士兵团结在反战同盟的旗帜下，枪口对着日本军部。日本士兵代表茂田江致答词。大会总结了过去工作的成绩和缺点，着重讨论了日本军队内部的实际情况，讨论通过了《日本士兵要求书》。该《要求书》提出了228个要求事项，其中41％属于物质生活方面，27％是关于反对野蛮的军纪与战争的痛苦方面，它集合了日本士兵对日本军部的各种要求，被誉为"瓦解日本军队的一个新武器"。大会决定成立反战同盟统一组织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并通过纲领和会章，规定：此次中日战争是日本军部和大资本家引起的侵略战争，为日本军自占领地区撤退而斗争；为使日本士兵了解战争的本质，促进他们的政治自觉而斗争；为使日本士兵确信有打倒日本军部独裁的战争政府，建立人民政府的必要而斗争；为建立真正的东亚和平而奋斗；为实现以上目的，积极援助华北中国军之抗日战争。会议还发表宣言，并决议严惩横暴长官。
会后，华北地区日人反战组织迅速发展壮大。1944年1、2月间，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委会在延安召开会议，决定筹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并通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纲领章程》、《粉碎军部特务政策声明书》等议案，呼吁结束对华战争，撤退日军回国，严惩战争罪魁等。3月22日，以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等团体为基础的日本人解放联盟在延安成立。其宗旨是：立刻结束战争，严惩战争责任者；实行彻底的对外和平政策；实行独立、富强、民族繁荣的经济政策；肃清军部在日本政治上的势力；确定民主的政治制度；改善、提高一般人民和士兵的生活；打倒战争政府，组织联合进步的各党各派的人民政府。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成立后，在华日人反战运动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到1945年8月，华北和华中已发展到21个反战支部。抗日战争胜利后，因大多数盟员陆续回国，日本人民解放联盟乃告解散。
百团大战
欧洲战争爆发后，日军为加快南进步伐，急欲早日结束侵华战争，乃在中国华北地区推行"治安肃正作战"和"囚笼政策"；在华中地区发动枣宜作战；在西南地区压迫法、英封锁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并加紧对后方城市特别是陪都重庆的空袭，企图迫使国民政府投降，消灭八路军。为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八路军总部决心在华北战场开展较大规模的作战，以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于是，发起了大规模的百团大战。
年7月22日，朱德、彭德怀、左权等联名致电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等，称为打击敌人"囚笼政策"，打击敌进犯西安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大举破击正太路。战役兵力组成为晋察冀军区、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共22至24个团。8月8日，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致电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下达战役行动命令：晋察冀军区主力以10个团破袭正太铁路阳泉至石家庄段，重点为阳泉至娘子关段；第一二九师以8个团附总部炮兵团一个营，破击正太铁路阳泉至榆次段，重点为阳泉至张净段，另以一个团位于潞城、襄垣间，阻敌向正太铁路增援；第一二○师以4至6个团破击忻县以北同蒲铁路和汾（阳）离（石）公路，以主要兵力置于阳曲南北地区，阻敌向正太铁路增援，另以一个团进至榆次南北地区，配合第一二九师作战；总部特务团集结于下良、西营地区待命。上列各集团和总部特务团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并限于8月20日战役开始。由于八路军参战兵力达105个团，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称之为百团大战。
月20日，百团大战开始打响。百团大战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8月20日至9月10日，是交通总破袭战，以正太路为重点，向白晋路、平汉路、德石路及华北（除山东）地区各主要铁路、公路交通线展开总破击战。8月20日晚8时，晋察冀军区、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向以正太路为中心的华北日军交通线实行总破袭。晋察冀军区约有40个团兵力，在聂荣臻指挥下，向正太、北宁、津浦、平汉等铁路发起全面破袭，重点是破击正太铁路。破击正太铁路的兵力为19个团另5个游击支队和3个独立营，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分别向正太铁路东段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四、第八旅团各一部攻击。右纵队攻克天险娘子关，中央纵队攻占井陉煤矿，左纵队攻击岩峰、上安据点，并破坏了平汉铁路正定以北铁桥。第一二九师部队计约46个团兵力，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向正太、平汉、德石、同蒲等铁路和主要公路及日军据点进行广泛的破袭。重点仍为正太线，以8个团、3个独立营兵力组成左翼、右翼破击队和中央纵队，对正太路西段日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大部和第九旅团一部展开攻击，取得狮垴山和双峰战斗的胜利；另以2个团会同平定、辽县、榆社等地方武装，分别对平辽、榆辽公路进行破击。第一二○师20个团兵力，由贺龙、关向应指挥，对同蒲铁路北段和晋西北地区主要公路展开破击。至9月5日，共作战160余次，切断了同蒲铁路北段及汾离、太汾等公路。晋察冀军区和第一二九师还出动50多个团兵力，在游击队和民兵配合下，对平汉、平绥、北宁、同蒲铁路南段、白晋、津浦、德石等铁路线和一些主要公路展开破袭。9月10日，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作战结束，整个战役扩展到除山东以外的整个华北地区和主要交通线，共歼日伪军7000余人，攻击日军据点91座，破坏铁路300余公里、公路700多公里，其中正太铁路被毁2／3，使日本在华北地区主要交通线陷于瘫痪。
第二阶段作战自9月22日至10月5日。9月16日，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合发布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命令，要求各兵团扩大第一阶段战果，继续破击交通线，摧毁深入根据地内的敌据点。具体部署是：第一二。师彻底破坏同蒲铁路宁武至轩岗段；晋察冀军区破击涞灵公路，夺取涞源、灵丘，并以一部于同蒲铁路东侧配合第一○师作战；第一二九师进行榆辽战役，并以一部兵力破击白晋路北段。第二阶段作战主要是歼灭交通线两边和摧毁深入根据地内的敌军据点。
月22日，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开始。当天，晋察冀军区部队发起涞灵战役，以5个步兵团、2个游击支队、1个骑兵营、1个特务营组成右翼队，夺取涞源；以2个步兵团、1个游击支队组成左翼队，担任右翼队的掩护，并相机夺取灵丘及其附近据点；以1个步兵团为总预备队。9月22日，右翼队向涞源发起攻击，进展不顺，23日停止攻势，集中兵力拔除外围日军据点。至26日攻克涞源外围据点10余处。28日，张家口日军3000余人来援，八路军乃弃涞源改攻灵丘。10月9日，驻大同地区日军向灵丘地区进犯，八路军遂于10月10日结束涞灵战役。涞灵战役共歼日伪军1100余人。
为策应涞灵战役，1940年10月1日，冀中军区以主力10个营发起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至20日战役结束，共歼日伪军1400余人，攻克据点29处，破坏公路150公里。
月23日，第一二九师发起榆辽战役。以第三八五旅附第三十二团为右翼，攻取榆辽公路东段各据点；以第三八六旅、决死队第一纵队两个团为左翼，攻取榆辽公路西段各据点；以新编第十旅为主组成平（定）辽（县）支队，破击平辽公路和顺南北地段，并钳制辽县之敌；以太岳军区第十七、第五十七团组成沁北支队，破击白晋铁路沁县至分水岭段，并钳制敌人从白晋铁路抽兵增援榆辽地区。23日23时，左、右两翼部队同时向预定目标发起攻击，经8天激战，攻克榆社、沿壁等据点。随后，第一二九师主力转攻辽县，但由于和顺、武乡之敌向辽县、管头增援，八路军总部遂决定结束战斗。10月31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编第十旅进攻辽县战斗尚未发起便告中止，榆辽战役结束。
第一二。师主力在同蒲线忻口、宁武、朔县间展开破击战。截至9月27日。第一二○师控制了朔县至原平之间的数段铁路，使同蒲路交通一度陷于瘫痪。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八路军共作战620余次，攻克敌据点123处，歼日伪军9000余人。
第三阶段作战从10月6日至12月5日，八路军主要进行反"扫荡"作战，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主要作战地域是太行、太岳、平西和北岳区。10月6日。华北日军在遭到八路军连续打击后，乃调集兵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以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第三十六师团各一部近万人，连续"扫荡"太行区榆社、辽县、武乡间的浊漳河两岸和清漳河东西地区，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边区党政机关所在地，企图歼灭第一二九师主力和党政军首脑机关。10月13日至27日，日军驻蒙军、第一军、第一一○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临时混成第一○一旅团各一部共万余人，分10路对平西地区八路军进行合击。11月9日，日军第一一○师团等部1.2万余人，分路"扫荡"太岳区，合击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阜平。面对日军的疯狂"扫荡"，八路军总部要求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密切配合，坚决歼灭敌人一至二路，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敌之"扫荡"。八路军各部遂转入反"扫荡"作战。在太岳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部队通过关家垴、黄烟洞等战斗，粉碎了敌对太岳区的"扫荡"。在平西区，八路军主力部队协同地方武装，内外线相结合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迫使"扫荡"之敌撤退。在太岳区，经过50余天的作战，粉碎了敌之"扫荡"。
月5日，百团大战宣告胜利结束。百团大战历时3个半月，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伪军25000余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000余人，缴获各种炮53门、各种枪支5800余支，破坏铁路470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八路军伤亡1.7万余人。百团大战是华北八路军在战略相持阶段进行的大规模战略性进攻战役，给日伪以沉重打击，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声望；但这次战役过早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从而导致日军在华北实行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
国民政府明令重庆为陪都
8月，日军发动对上海军事进攻后，南京成为日军随之攻击的重要目标，国民政府迁都势在必行。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作《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与抗战前途》的报告，指出淞沪战事处境艰难，北战场形势亦不利，迁都重庆势在必行。但今天主动而退，将来可以主动而进。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上海战事急转直下。11月11日，蒋介石会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决定迁都重庆。12日，上海沦陷，迁都重庆工作乃紧锣密鼓地进行。11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决议迁都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当晚乘舰西上。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迁移重庆，财政、外交两部及卫生署迁往汉口，交通部迁往长沙，各军事机关仍设南京。
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发表移驻重庆宣言。宣言称："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国民同仇敌忾，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各省，均有极急剧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煨烬，军心仍如金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民族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特此宣言，惟共勉之。"21日，蒋介石为迁都重庆电勉全国将领作更坚决与更勇敢之奋斗。蒋介石称，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实为进一步展开战略之起点。
国民政府宣告迁都重庆后，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欢迎国民政府移驻重庆。11月26日，林森率国民政府文官处、参军处、主计处三处职员一行800余人抵重庆，重庆市民10余万人夹道欢迎。12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办公；国民政府行政院电各省、市政府已迁渝办公。国民党中央党部也随之迁渝。12月6日，国民政府举行迁渝后首次扩大纪念周，林森主持会议。当天，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常务委员联席会议举行，决议通告各级党部及各机关，即日起在重庆开始办公。武汉沦陷前夕，在武汉的军政机关也迁入重庆。
国民政府军政机关迁移重庆后，重庆成为国民政府之战时首都和军政中心。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明令改重庆市为行政院直辖市。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重庆为陪都，以成为战时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及战后西南建设之中心，并由行政院督饬主管机关参酌西京之体制，妥筹久远之规模。国民政府令称："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迁渝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渝，树抗战之基局，赞建国之大业。今行都形势，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自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恢宏建置，民意佥同，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着由行政院督饬主管机关，参酌西京之体制，妥筹久远之规模，藉慰舆情，而彰懋典。"抗战期间，重庆一直是国民党的军政和经济中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于1946年5月1日颁布凯旋令，定于5月5日国民政府自陪都重庆凯旋南京。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典礼在南京中山陵举行。至此，重庆的陪都使命宣告完结。
黄桥决战
5月4日，中共中央向东南局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要求新四军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和根据地，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率部于7月间渡江北上，执行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开创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陈毅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给东南局的指示，成功地进行了反顽斗争，争取了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的中立。接着，将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共9个团7000余人。
新四军进占黄桥后，使苏北国民党顽固派、鲁苏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感到莫大的威胁，企图乘新四军立足未稳之机歼灭新四军。
年9月3日，韩德勤调集所部向新四军进攻。陈毅、粟裕争取了李明扬、陈泰运右路军，使其进展缓慢；而集中打击左路军于营溪地区，迫敌回窜。9月13日，新四军攻占姜堰，但为统战工作需要，随即退出姜堰。9月30日，韩德勤率26个团共3万余人，分三路向黄桥地区进犯。以第八十九军和独立六旅为主力，组成中路军，分经营溪、古溪、加力，进攻黄桥北面和东南地区；以李守维、李明扬及陈泰运部为右路军，以保安第一、第五、第六、第九、第十旅为左路军，掩护主力之两翼，进攻黄桥以西及东南地区。为粉碎韩德勤的进攻，陈毅、粟裕针对顽军内部派系斗争情况，经由北洋政府时期江苏省长韩国钧等地方耆宿的调停，争取了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保持中立，主动撤出姜堰，由李明扬、陈泰运部接防。决定利用韩德勤部轻敌冒进弱点，诱顽深入，在运动中予以歼灭。具体部署是：以陶勇第三纵队坚守黄桥，叶飞第一纵队、王必成第二纵队隐蔽于黄桥西北顾高庄、横港桥一带，并先派出一部分部队，采取运动防御战术，诱顽进入黄桥阵地前沿后，即全线出击，以分割包围手段，逐个予以歼灭。10月1日，陈毅发出《为黄桥决战告指战员同志书》，号召为压倒反共投降势力而战，为保护苏北民众利益而战，为爱护光荣的新四军而战，为保护黄桥抗日根据地而战。
月3日，韩德勤部分路向黄桥进犯。10月4日，黄桥决战开始。韩部孙启人第三十三师进逼至黄桥东北前沿阵地，向坚守黄桥的陶勇第三纵队发起猛烈进攻，一度攻入黄桥东门。翁达独立六旅也从高格南下，进逼黄桥。第三纵队顶住了韩德勤部对黄桥的猛攻，并为第一、第二纵队集结兵力赢得了时间。当天下午，翁达独立六旅抵达黄桥以北五六里处，队形呈长蛇阵，首尾长八九里。新四军遂采取"黄鼠狼吃蛇"办法，多路向其突击，将其斩成几段，分割于高桥一带。第一纵队作为主要突击力量，将翁达独立六旅包围，经3小时激战，全歼该旅3000余人，旅长翁达兵败自杀，团长韩振翼被击毙。王必成率第二纵队直插分界，切断顽军归路，构成合围态势。随后，第一、第二纵队南下，与守卫黄桥的第三纵队完成了对顽军第三十三师的包围。10月5日，第二纵队在第三纵队配合下，围歼一度攻入黄桥镇东的第三十三师，生俘师长孙启人。韩德勤乃于连夜率后方部队向兴化溃逃。6日，又歼第八十九军军部及第一一七师，军长李守维仓惶逃命坠人八尺沟河中溺毙，生俘师参谋长张晤。新四军又追歼敌残部于营溪，并乘胜攻占海安、东台等地。在黄桥决战时，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部陈兵于泰兴、泰州、姜堰、曲塘一线，严守中立，配合了新四军作战。10月6日，黄桥决战结束。
在黄桥决战中，新四军歼灭韩德勤部1.1万余人，俘虏军官600余人、士兵3200余人，缴获长短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169支。新四军亦伤亡900余人。黄桥决战扫除了新四军苏北抗战的主要障碍，打开了新四军华中抗战的新局面，确立了新四军在苏北的优势。10月10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与八路军第五纵队于东台以北白驹镇会师，胜利完成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国民政府推行田赋征实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土沦陷，军粮民食难以保证。1938年临汾战役后，第二战区部队被迫转移到晋西、晋西北、晋东南山岳地带，造成米价上涨，军粮难以征集。1939年10月，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下令实行田赋改征粮食。令称："田赋改征食粮，一方面是为解除人民平价购粮之苦痛，一方面是为解决军队吃饭问题之困难。过去平价购粮，粮价贵的地方，军队付价不及市价十分之一；贱的地方，市价亦比平价高过三四倍。所以军队集中的地方，人民受不了供给粮食的痛苦，安分者叫苦连天，不安分者逃赴敌区。今年驻军多的县份，土地多荒芜无人耕种，即系人民逃亡之故。至于军队，因平价强派粮食，人民不愿交出，有沿门搜索甚至跪地哀求，而不得升合者；有以半数士兵去发动食粮，而空手返回者，纷纷请求要粮饷划分。我一方面为解决人民逃亡之危机，一方面为解决军队吃饭的困难，才决定停止平价购粮，实行田赋改征食粮，供给军食。"这一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随后，浙江、福建相继仿效。
为解决军粮民食，国民政府决定在全国推行田赋征实政策。1940年7月2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本年秋后军民粮食统筹办法》，规定以征购与实谷折征田赋，两者并行。接着，蒋介石签发批语："以后征粮，应以谷米为准，而不以货币为主。"并要求有关部门切实研究具体实施办法。11月13日，行政院会议决定，为救济军民粮食，平均民众负担，拟准备各省自1941年起田赋酌征实物，其征率由财政部会同各省市酌定。1941年3月26日，行政院颁布《田赋改征实物暂行通则》，规定田赋改征省份，应自即日起，尽量征收实物。各省征得的粮食应尽先充作军粮。田赋改征或加征后，人民所增加的负担不得超过物价增加数60％。4月2日，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各省田赋暂归中央接管》，规定：中央为适应战时需要，得依各地生产交通状况，将田赋之一部或全部征收实物。6月20日至24日，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召开，通过了田赋征实的四项原则：（1）凡军粮民食亟待解决调剂的地方，其田赋自1941年下半年起，战时一律征收稻谷、小麦或杂粮等实物，产粮不足地方，呈经中央核准者仍征国币；（2）田赋征收实物的标准，依本年度已附税总额，以战前粮价与原纳货币数，每元稻谷2市斗（产麦区得征等价小麦，产杂粮区得征等价杂粮）；（3）各省征实办法及细则，由各省财政厅于7月31日以前拟订呈准实施；（4）各省征收实物，采经征和经收划分制度，经征事项，均由税务机关负责，经收事项，由粮食机关经手办理。会议又议决发行粮食库券办法，用库券去征购粮食。1941年7月23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施行《战时各省征收实物暂行通则》，对田赋征实的四项原则作了确认。1942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战时田赋征实通则》，规定：战时田赋一律征收实物，其有特殊情形地方，经呈准后，得将应征实物，按照当地市价折纳国币；对田赋征实标准作了变更；改原来的每元折征稻谷2市斗为每元折征稻谷4市斗或小麦2市斗8升；征收国币或兼征国币地方，其已实行公库银行代收税制者，经收款项事宜由代理公库之银行办理，未实行公库银行代收税制者，应依有关规定办理；征收机关应以辖区收粮数额之多寡，附设仓库，办理实物之收储拨交事宜；1941年度上期以预算作正开支；各省县（市）政府对于田赋征实工作，应负责督饬办理。
为配合田赋政策的施行，国民政府还实行粮食征购和粮食征借制。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各战区粮食管理办法大纲》，各战区即专设军粮局或粮食管理处等机构，办理粮食征购供给事宜。粮食征购制规定，以随粮带购、征一购一为原则征购粮食。征购方法为：以新购数额的3成平价支付现金，7成发放粮食库券，库券利息为年息5厘，以实物计算，从征购之年后的第三年起分5年平价偿还。1942年起，国民政府改用随赋征购，征购部分给予现金极微，而发给粮食库券。1944年，国民政府下令废除粮食库券，把征购改为一律征借，只在缴纳的田赋单上注明，代替凭证。
田赋征实全面实行后，开始主要是征收粮食。1943年征实推及到棉花，实行棉田征棉，规定每元折合皮棉5斤。1944年又扩大到糖类。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除田赋征实不变外，其余恢复征货币。
田赋征实政策的实施，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对于解决军粮民食、抑制粮价、支持国民政府持久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田赋征实政策，破坏了公平原则，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据1942年调查统计，四川省稻田每市亩平均产量4市石，其所负担的征实、征购、县公粮附加、地方积谷和收粮时规定溢收15％的折耗等项，共计2.38石，占每亩收获的59.1％。如此沉重的负担，实际上是对农民的残酷掠夺。与此同时，一些官吏利用田赋征实，大发国难财。浙江黄岩县长周俊甫在田赋征实项下，按照平价购稻谷2000石，以时价抛售市场，牟取暴利。豪强富户瞒报田亩，逃避负担。地主、富农更是千方百计向农民转嫁负担，造成后方租佃纠纷叠起，大量农田抛荒。据估计，抗战后大后方良田变荒田约840余万亩。田赋征实虽有利于军粮民食的供应，但由于地主、商人囤积居奇，粮价并未得到缓和，反而暴涨。1942年粮价比1940年高达5922％。
中美易货借款
中国盛产桐油、钨、锑、锡等农矿产品，其中，钨、锑、锡产量均占世界首位。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为筹措战争经费，决定以农矿产品作抵押，向美国借款。
年9月，中国银行家陈光甫赴美，寻求美援。12月8日，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会商决定，为避免政治性借款，由中国在国内组织复兴商业公司，并在纽约设立世界贸易公司，双方订立售桐油合同。1939年2月8日，中美签订《桐油借款合同》，规定由美国进出口银行给世界贸易公司贷款2500万美元，年息4厘半，5年还清，用以采购美国物资；由中国复兴公司负责采购桐油22万吨，分5年运往美国，在世界贸易公司以每吨440美元出售，所得价款的半数用于偿还进出口银行贷款的本息，半数采购美国物品，由美国船只承运。中美桐油借款对支援抗战起了积极作用。1942年3月，中国提前2年偿还借款本息，为赢得以后借款建立了良好的信誉。
陈光甫达成中美桐油借款后，仍留在美国，代表国民政府，向美国商请以滇锡作抵押借款。经过多次交涉，1940年4月20日，中美双方正式签订《华锡借款合约》及其附件《售购华锡合同》。合同规定，自1940年5月1日至1947年5月1日，中国复兴公司售予美国世界贸易公司头等华锡（须保证99％之净度）4万吨，每吨3000磅；货物交运数量，大体每季交货须相当于约定当年应交最低额的1/4；每批华锡买价，应照该批锡货抵达美国口岸一周之前、两周间纽约平均市价，每磅减低一美分计算，倘当时纽约市场无华锡之市价，则应依照当时海峡殖民地锡品之平均市价计算，惟须减去（甲）当时华锡与峡锡通行价差，及（乙）每磅美金一分。美国华盛顿进出口银行对中方在美采购代理人——美国世界贸易公司于1949年6月30日以前，随时作商业性质之信用放款，其总数以2000万美元为限额，作为桐油借款合同以外之增加贷款；世界贸易公司将所得银行贷款如数用以为中方购运美国农产品及工业品；贷款年息4厘，每半年付息一次，由中国银行作无条件担保；华盛顿进出口银行于贷款总额中，至少应划出100万美元，作为购运采锡机器、设备及材料，以供中国增加锡产之用。该合同的实施，将使美国获得专一的锡品供应，也使中国获得了经济上的支助。
随着纳粹德国向法国进攻及贝当政权的投降，欧洲局势日益恶化，美国要求中国加人英美同盟，决定给重庆国民政府以更多的援助。1940年6月下旬，重庆国民政府派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与国民政府美籍财政顾问杨格赴美寻求援助。宋子文到达美国后，极力游说美国政界、财界扩大对华援助。美国提出以钨砂作担保。经多次交涉谈判，1940年10月22日，中美双方签订《钨砂合同》和《钨砂借款合同》。合同规定，中国资源委员会售交中国钨砂约值美金3000万元，由金属准备公司收购付价；每年由美船装运之吨位，不得少于50％；钨砂应在5年内分批装运，每批不得少于2000吨，每吨2000磅，每季所装至指定口岸砂量不得少于该年度订交数量1／4；购买价格，按装砂船只到达美国口岸前两个月期间内，美国工矿杂志之《矿市周报》所发表中国产含三氧化钨净度65％之钨砂，其纽约交货之平均市价，减去美国关税，即为所交钨砂之基本价格。美国进出口银行贷予中国中央银行美金2500万元之借款，将钨砂运销美国所得之净收益作为担保，时间在1940年12月31日以前；该项借款由国民政府无条件担保偿付，年息4厘，每半年付息一次，本金于5年内偿付。11月19日，宋子文以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名义，向美方开具了偿付钨砂借款本息的保证书。
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给中国1亿美元贷款，其中5000万美元以中国的钨、锑、锡为抵押品，5000万美元用于维持中国法币。宋子文等闻悉后，与美方进行了5000万美元金属借款的交涉。1941年1月31日，中美签订《金属合同》，规定由中国资源委员会售交中国钨砂、纯锑及锡，金属准备公司收购付价，购价总额计美金6000万元；每批交货不得少于2000吨，从订约之日起分7年按所定货额交付；每季运交指定口岸之量，不得少于该年订交量的1／4。2月4日，中美双方签订《金属借款合同》，规定美国华盛顿进出口银行将一次或分批以美金5000万元为度，贷款予中央银行，其中最多以美金2500万元用于资助输运华锡及其他军用原料往美，其余款额则用以供给输华美国农工产品之购价；中央银行应按照贷款总额发行美金5000万元之期票，交给美国进出口银行，并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担保偿付，年息4厘，全部本金在7年内还清。
中美易货借款，支持了中国的抗战事业，也使美国对华输出大量产品，使美国渐渐独享对国统区的经济特权，从而使中国国民政府在战后沦为美国的附庸。延安新华电播电台首次播音年红色中华社成立后，社内有一个新闻台，每天以红色中华社名义发几条新闻出去，用无线电明码向全国广播，内容是报道苏区建设消息、红军捷报或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声明、宣言等。当时，上海中央局及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等苏区都抄收这些新闻。而对外播发的新闻消息不是由新闻台发，因为新闻台没有发报机，而是送到军委三局用军用电台更换波长呼号后播发。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就想办广播，只是由于器材、设备的缺乏而未能如愿。1939年夏，周恩来因臂伤赴苏联养病，1940年3月回到延安，带回一部广播发射机，中共中央遂决定建立延安广播电台。为了适应当时的条件和要求，延安无线电技术人员经过辛苦的探索和反复的试验，对这台发射机进行了改装；通信材料厂又克服重重困难，制造了各种必需的器材；缺少动力设备，就把一部破旧的汽车头拆修改装成发动机；没有汽油，就用燃烧木炭产生的煤气来代替；没有发射塔，就用木杆在山头上架设天线。经过几个月的奋战，1940年12月30日，在延安城西北的王皮湾村山沟的窑洞里，建立起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并首次对外播音。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口语广播电台，也是新华社第一次用口语发布新闻。当时条件非常简陋，为隔音防潮，只好在窑洞四面墙上挂上粗毛毯子；没有唱片，常常由播音员唱一支革命歌曲。后来，毛泽东主席知道这一情况后，把他收藏的20多张唱片送给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口语广播电台的建立，是在周恩来领导下，依靠军队的技术力量从摸索中装配起来的，广播对象主要是敌后根据地军民，也兼及国民党统治区听众，以后又试办了对日军的日语广播。由于当时电力很小，器材又缺乏，播出的声音有时清晰有时模糊，有时因发生故障而中断。这样，断断续续地坚持了两年多，到1943年春天，发射机发生严重故障，被迫暂时停止播音。经过技术人员一年多的修复、改装，1945年9月5日恢复广播。当时发射机发射电力为300瓦左右，在延安西北10余公里的盐店子村建立了发射台，又在裴庄的山沟里修了播音室。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音后，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之时，电台积极报道解放区军队胜利进军和受降的消息，并揭露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内战的阴谋。当时每天播音两小时，即从中午11时30分到12时30分和下午6时至7时。节目有新闻、评论、解放区介绍（包括解放区生活、解放区政策讲话等）、通讯、故事、记录新闻。从1946年9月5日起，下午6时至7时播音时间延长到7时30分，并增加广播评论、演讲、人民呼声（专门播送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言论）等节目。以后又每天增加了半小时的对国民党军广播节目。
年3月，国民党军进犯延安，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被迫迁移到延安东北的瓦窑堡，并于3月20日起改名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随即又转移到太行区涉县的沙河村，同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在一起。1948年5月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也转移到西柏坡。从1947年9月5日起，每晚播音时间延长到3个小时，增设了简明新闻等节目，后又增设了英语节目。延安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积极宣传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报道解放军战绩和解放区建设成就，鼓励进步青年投身革命，鼓动国民党军放下武器，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延安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声音，被誉为茫茫黑夜中的灯塔。当时，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华东、济南等新华广播电台都转播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节目，就连海外的《华侨导报》、《怡保日报》等华侨报纸也经常刊登延安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
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迁到北平，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也迁到北平，并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不久，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和新华社分开，成立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管理北平和全国的广播电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后又改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为中国国家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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