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共关系面临破裂的边缘。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披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通过重建新四军军部、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等措施，迫使蒋介石收敛其反共活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在极困难的局面中保存下来。面对困难，中国共产党实施精兵简政、建立三三制政权、公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间党派对蒋介石希望落空，台湾革命同盟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国内政治力量出现重大分化。
在军事上，日军继续保持对正面战场的作战，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攻陷香港。正面战场进行了豫南会战、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和第三次长沙会战等几次重大战役，打击了日军。八路军、新四军积极在敌后抗击日军侵略，八路军在华北开展反治安强化运动，新四军在华中进行反清乡斗争。
在经济上，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以克服经济困难。重庆国民政府全面实施田赋征实和专卖制度，并与美、英达成平准基金协定。
在外交上，美国总统特使居里访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对日、德、意宣战，国共双方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盟军合作抗日进行积极的努力，中国抗日战争纳入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之中。中美英苏进一步加强合作，四国军事会议召开；飞虎队成立，以加强空中攻击和运输力量。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召开。美、英宣布撤废在华特权。
在文化教育上，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延安大学开学。
年是克服困难、转向胜利的一年。
皖南事变
9月德意日三国结成轴心同盟后，日本为施行南进政策，急欲结束中日战争，因而加紧了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英美则要求中国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这样，就从客观上加重了重庆国民政府的地位，蒋介石认为这是打击共产党力量的大好机会，乃于1940年10月19日指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发出致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的皓电，诬指八路军、新四军自由行动、自由扩充、破坏行政系统、吞并友军，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
面对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进攻，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复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对皓电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并坚决拒绝国民党要八路军、新四军限期撤到黄河以北的命令。但为顾全团结抗战的大局，佳电表示同意将皖南新四军部队移到长江以北。关于北撤路线，中共中央提出，一由皖南原地经铜陵、繁昌直接北渡皖北；一经苏南，然后由镇江过江到苏北。经国民党同意，新四军决定经苏南北移。
尽管中国共产党作了很大的让步，但蒋介石蓄意要消灭中共在南方的抗日武装。1940年11月1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拟订《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分期迫使共产党军队撤至黄河以北。计划第一步，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所部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转用兵力肃清苏北新四军；第二步，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所部于2月28日以前肃清黄河以南新四军。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齐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941年1月底以前全部撤至黄河以北。12月9日，蒋介石手令长江以南新四军于12月31日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1941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黄河以南八路军于12月31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同时，蒋介石密令顾祝同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立即解决江南新四军。顾祝同遵令在皖南集结了7个师8万人的兵力，以上官云相为总指挥。
为使皖南新四军迅速北移，以免遭国民党军的夹攻，毛泽东、朱德等指示新四军迅速渡江，绝对不要延迟，但项英拒不执行中央迅速北移的指示。12月14、24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朱德等两次指示叶挺、项英立即北移，但项英仍拖延北移。12月26日，中共中央对项英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项英才决定新四军于1月初开始北移，但这时国民党军聚歼新四军的部署已基本完成，一场恶战难以避免。
年1月4日晚，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泾县云岭出发，计划经茂林，越丕岭，取道旌德、宁国、广德、郎溪到苏南溧阳，然后从镇江渡江北上。5日，新四军到达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袭击。6日，上官云相等部8万多人，在蒋介石"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密令下，向茂林地区新四军皖南部队发起突袭的总攻击。新四军被围后，仓促应战，英勇自卫，寻机突围。但由于决策犹豫，致国民党军逐渐合围，失去突围时机。8日，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临危动摇，离开部队。新四军同国民党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9日突破重围，过青弋江，入石井坑固守。10日以后，部队给养困难，在此情况下，叶挺致书上官云相，望以抗战大业为重，不再自相残杀，并表示愿往其总部相商。上官云相回信表示欢迎。13日，国民党军发起总攻，新四军主要阵地被突破，转移途中又遭国民党军堵截包围。在此情况下，叶挺被迫于14日到上官云相总部谈判，当即遭扣押。新四军皖南部队虽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至14日，阵地完全被国民党军占领，除黄火星、傅秋涛率1000余人突围外，其余7000余人被俘或牺牲。项英、周子昆被叛徒杀害，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又于1月17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通令，诬称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至此，国民党反共达到顶点。
面对国民党制造的千古奇冤，中共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共中央除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军事上坚决自卫外，在政治上进行了猛烈的反攻。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决定在各抗日根据地，经过刊物、报纸、会议、群众大会，对国民党顽固派提出严重抗议；在宣传上无情地揭破国民党当局自抗战以来的倒行逆施；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充分提高警觉和加强作战的充分准备；在国民党统治区采取各种不使党的组织遭受破坏的、侧面的、间接的方式，去动员舆论与群众，为坚持抗战争取民主而斗争。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要求陈毅等人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同日，中共中央还决定刘少奇为新四军军分会书记。23日，陈毅等17名新四军将领发表就职通电，声讨反共顽固派。28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重建。同时，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整编为7个独立师和1个独立旅，组成新四军主力部队，兼辖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5个军区。第一师，师长粟裕，政委刘炎；第二师，师长张云逸，政委郑位三；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第四师，师长兼政委彭雪枫；第五师，师长兼政委李先念；第六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全军共计9万余人。1月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提出解决皖南事变善后办法12条，内容包括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惩处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3人，恢复叶挺自由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平毁西北封锁线，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与此同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和《新华日报》也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1月18日，《新华日报》开天窗刊登了周恩来手书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和"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两段话。中国共产党重建新四军和解决皖南事变善后办法12条的决策，赢得了国内外进步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给蒋介石反共气焰以沉重打击。
皖南事变发生后，震惊了国内外。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国民党内爱国民主人士也纷纷反对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资产阶级中间派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国际舆论也纷纷责难蒋介石国民党破坏抗战、反共的反动行径。所有这一切，使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被迫缩小事态。1月28日，蒋介石在演讲中称新四军事件完全为整肃军纪，不牵涉其他问题。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为掩饰在皖南事变中的罪行，诱骗中共七参政员出席，遭到拒绝。2月28日，中共参政员提出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临时解决办法12条，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军事进攻，承认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合法地位和敌后抗日民主政权，释放皖南事变中被捕干部和士兵，发还所有枪支，释放叶挺等。蒋介石没有接受，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从而争取了中间派，孤立了蒋介石。在3月6日国民参政会演说中，蒋介石被迫表示皖南事变不牵涉党派政治，保证以后决无"剿共"军事。会议仍选举董必武为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至此，蒋介石以皖南事变为中心的大规模反共活动被打退。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为解决侵华军队的军事费用的需要，在其占领区强制推行"军用手票"，简称"军票"，属于不兑换的纸币。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于1938年3月10日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联银券，与日元同值，在北平、天津、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使用。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后，于1938年5月16日成立华兴商业银行，发行华兴券，流通区域为上海、南京及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军票、联银券、华兴券的发行，满足了日本占领区经济掠夺的需要，破坏了中国的法币制度，造成中国金融体系的混乱。
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后，在与日本筹商建立伪政权的过程中，曾计划成立伪中央银行，以确立伪政权的金融基础。1939年12月30日日汪签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规定，除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属的华北地区继续行使联银券并承认联银制度外，原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设在上海的华兴商业银行须继续存在。如果新中央银行成立，新币发行时，取消华兴商业银行的发行权，已发行之华兴券须收回。应积极维持军票之价值，并以此作为由日本输入物资的决算手段。汪伪政权建立后，1940年4月11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任命以周佛海为主席、钱大槐为副主席的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1940年5月3日，周佛海召集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伪银行名称为"中央储备银行"，定于10月10日正式成立。但日本军方担心伪中央银行成立后，影响军票的发行，一度反对成立伪中央银行。7月15日，日本政府同意汪伪政权成立中央银行，但对其作了非常苛刻的规定：必须聘请日本人作顾问；外汇须存于日本方面的银行；中方为军票对策的实施，应对日方提供一定数量资金的协助；确认日方在军票对策上所采取的各项施策，并承认将来有权扩张军票对策的有关措施；中方有关新币的流通地区及发行量，应随时与日方商议；中方如实行与军票对策有影响的措施时，须事先与日方协商；新中央银行的运营，不但不与军票对策抵触，而且须以相互协力为宗旨。10月2日，日本成立新中央银行及新通货对策委员会，作为支持汪伪政权成立中央银行的指导机关。12月6日，该委员会作出了《中央银行详细指导暂行要领》，规定了新中央银行及其发行的新通货的职能，以及与联银券、军票间协调事项和流通区域等。12月17日，周佛海与日方签订《关于成立中央储备银行之觉书》规定，中方聘请日人一名为最高顾问，及顾问和辅佐若干人；有关银行的营业、理事会的重要决议，对政府的贷款及公债的承受，国外汇总和外国银行的关系事项，有关法币、军票、日本通货事项，与蒙疆及华北的关系事项，都必须经顾问的咨询与同意。根据这些规定，伪中央储备银行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对沦陷区进行残酷掠夺的金融工具。《觉书》还规定，伪中央储备银行由日本斡旋向华兴商业银行借款5000万元；保有的外汇须存入日本银行，由双方组成外汇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确认军票与联银券的现成事实，并维持其价值。
年1月6日，伪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宣布成立，总行设于南京中山东路1号，周佛海为总裁，钱大槐为副总裁。伪中央储备银行对外宣称"中华民国国家银行"，业务范围分特殊业务和普通业务两类。特殊业务包括：发行本位币及辅币之兑换券；经理国库；承募内外公债并经理其还本付息事宜。普通业务包括：经理国营事业款项之收付；管理全国银行准备并经理各银行汇拨清算事宜；代理地方公库及公营款项之收付；经收存款；伪国民政府发行或保证之国库券、证券、公债及息票之重贴现；国内银行承兑票据及国内商业期票、汇票之重贴现；买卖国外支付汇票；买卖国内外殷实银行之即期汇票、期票；买卖伪国民政府发行或保证之公债库券；买卖生金银与外国货币；办理国内外汇兑及发行本票；办理以生金银为抵押之放款；以伪国民政府发行或保证之公债库券为抵押之放款；伪政府委办之信托业务；代理收付各种款项等。
伪中央储备银行除在南京设总行外，又在上海设分行，并在苏州、杭州、蚌埠、芜湖、南通、无锡、嘉兴、常熟、太仓、扬州、镇江、广东、汉口及东京等地设立支行或办事处。流通区域为上海、南京、杭州及苏、浙、皖、粤、鄂等日军占领区。伪中央储备银行开业时，号称资本金1亿元，但实际上除有200万元的开办费外，其余款项不过是在日本正金银行办理了内部转帐。开始发行壹元、伍元、拾元3种兑换券和壹分、伍分、壹角、贰角、伍角5种辅币券；后又发行壹仟元、伍仟元、壹万元券。总行设业务、发行、国库3局及总务、秘书、稽核、调查4处，均在上海办公，后又添设信托局及旧币整理委员会。中央储备券发行后，与重庆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等价行使。
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后，收兑法币，套取外汇，后又争购战略物资，搜刮沦陷区人民财产，扰乱中国金融秩序，为日本侵略者服务。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伪中储券仅在少数地区流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至1942年8月，不仅在陇海路以南所有日军占领区流通使用，而且成为唯一的通货。1942年3月23日，伪财政部宣布中储券与法币脱离等价，比价为77：100；3月27日，周佛海发表声明，禁止法币流通。至1943年2月15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及苏浙皖三省等沦陷区先后被全面禁止使用法币。日本投降后，伪中央储备银行于1945年9月被中央银行接收。
台湾革命同盟会成立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祖国大陆战局的发展和一城一地的得失，牵动着海峡对岸台湾同胞的心。他们响应国共两党的召唤，冒着生命危险，回到大陆参加抗战，总数达5万余人。台湾同胞回大陆参加抗战后，先后组织了民族革命总同盟、青年革命党、国民革命党等政团组织。1940年3月29日，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国民革命党、台湾青年革命党、台湾革命党等5个政团在重庆联合组成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主张集中一切台湾革命势力，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之统治，争取台湾同胞之自由解放；同时加紧动员台胞，扩充台湾义勇队，协助祖国英勇将士，驱逐倭寇出中国。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的任务是：（1）促进成立革命政党；（2）建立祖国与台湾的正常关系；（3）发展台湾内部革命斗争；（4）开展前方及沦陷区台胞的革命工作。
年2月10日，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改名为台湾革命同盟会。该会由执行委员、监察委员25人组成。总会设主席团，负责全面工作，谢南光任主席团主席。下设总务部、组织部、宣传部及行动部，分由郭天正、谢挣强、林哨鲲、李万民负责。总会设于重庆，各地设立分会或直属区分会。
台湾革命同盟会成立后，于1944年在重庆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拥护祖国抗战，要求光复台湾"和"建设自由平等进步康乐的新台湾"为斗争目标。该会以光复台湾相号召，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并制定了发动台胞抗拒缴纳赋税、反对抽征壮丁来大陆征战与开拓、组织被征来大陆的台胞哗变、破坏台湾的生产与交通、扩大台胞义勇队参加祖国抗战、扩大反法西斯宣传、扩大阿里山区的游击队、统一台湾的革命组织等十大行动纲领。台湾革命同盟会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光复台湾之唯一途径。要求加紧团结台湾各族各界反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积极参加祖国抗战，以促日寇早日灭亡。该会成立后，积极推动大陆和台湾的抗日斗争，直至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台湾光复。
日伪推行"治安强化运动"
年春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占领区推行了两年之久的"治安肃正作战"遭到失败后，为确保其在华北的占领地，使华北沦陷区成为其进行长期战争的物资供应地，开始推行更为凶残毒辣的"治安强化运动"。1941年2月15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计划，决定从1941年3月至1942年10月，在华北地区开展5次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为此，要求扩大、加强和训练自治自卫组织；扩大、加强民众组织；治安军、警备队单独或与日协同进行讨伐及示威行军等。其后，日军又制定了《肃正建设三年计划》，规定：第一年要使治安区扩大到20％，准治安区为50％，非治安区为30％；第二年要把治安区扩大到40％，准治安区降到40％，而非治安区降至20％；第三年则要求治安区占70％，准治安区占20％，非治安区占10％，使华北局势与伪满洲国相似。日军还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叫嚣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一元化的总力战，以达到"确切使匪民分离，掌握民心，确保华北占领"的目的。
日军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敌占区）、准治安区（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敌后抗日根据地）三种不同地区，并施以不同的办法。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严密施行身份证办法和户口调查，推行连坐法，设立联合乡、集团村，扩大自卫团、警备队，加强特务活动，企图肃清抗日分子和抗日活动。同时，对人民进行欺骗宣传，攻击八路军和共产党，宣扬"王道乐土"，建立与发展敌伪统治下的所谓群众团体。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恐怖政策与怀柔政策兼施。怀柔政策与治安区相同。恐怖政策为，修筑封锁沟墙和碉堡，实行绝缘政策，强迫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将群众集中赶进四周筑有高墙深沟的"人圈"。人圈内的人不能与外界接触，不准种10里以外的土地。将所有的壮丁编入自卫团，晚上值勤巡逻，白天罚做苦役。经常对人民实行"大检举"，以"思想犯"、"政治犯"、"通匪犯"、"运输犯"等名目任意杀害居民。还不时派出快速部队，在划定的无人区内反复进行搜检，名日"剔抉"。1942年春，日寇从古北口到山海关的长城两侧，制造了一个长700里，宽五六十里，面积达4.2万平方里的无人区。对非治安区，日军以"扫荡"为主，采用分进合击、梳篦式"清剿"、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剔抉等方法，并在"扫荡"中实行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
从1941年春至1942年冬，日伪在华北推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沦陷区人民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摧残、劫掠和屠杀。
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1941年3月20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从3月30日至4月3日，在华北进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这次"治安强化运动"时间虽短，但对抗日力量的摧残却极其严重。
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从1941年7月7日开始，为期2个月，至9月8日结束。以"实行剿共，巩固治安"为重点。其问，将华北所有保安警防队集中编制，华北各伪宣传机关成立华北宣传联盟，并在河北伪省府成立"强化治安运动河北本部"。
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从1941年11月1日至12月5日，重点是配合对华北各根据地的"扫荡"、"蚕食"，彻底进行经济封锁和物资掠夺，对敌占区内实行对食盐、火柴、石油、布匹等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以经济手段配合政治措施，加强对人民的控制。
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从1942年3月30日开始，为期2个半月，至6月中旬结束。由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兴亚院联络部指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出面领导，以新民会为核心力量，提出"东亚解放"、"剿共自卫"、"勤俭增产"的口号，以期实现把华北广大地区变为日本侵略战争后方基地的目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从1942年10月8日至12月10日，以摧毁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力量，开展收粮工作，达到所谓"确立大东亚战争必胜的协力体制，彻底剿灭共军，提高民众建设新华北的意志"为目的。
面对日伪军的疯狂进攻，华北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创造了一整套对付敌人的办法。在解放区，针对敌人的"扫荡"，八路军部队以一部力量分散与民兵相结合，用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作战形式巧妙地杀伤敌人；同时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抢不到粮食、物资；大部分主力则跳到敌后之敌后，主动地造成敌人的混乱与恐慌，然后灵活集结主力，相机消灭敌人。在游击区，针对敌人的"蚕食"政策，采取"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在敌人点线正面，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密切配合，乘敌立足未稳，给以坚决打击；如敌深入，则实行围困，迫敌撤走，或集中兵力袭占，或围点打援，迫使敌处于被动地位。在敌人点线后面，以武装深入敌占区，推翻伪组织，使敌腹背受攻。在敌占区，针对敌人的"清乡"，采取"敌进我进"方针，组织敌后武装工作队，向敌后之敌后展开全面攻势。华北抗日军民经过万余次战斗，粉碎了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沦陷区人民面对日军的恐怖政策和怀柔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日伪的反动阴谋宣告破产。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哀叹：农民对运动的推行并不认真，城市居民和知识分子也态度冷淡，就连在第一线指挥的官吏也有漠不关心、袖手旁观的。
上高会战
侵华日军为巩固南昌外围据点，打击赣西北中国军队，攻占锦江与赣江间腹地，决定在将驻防江西安义的第三十三师团主力调往华北之前，对正面的中国驻军发动一次攻势，占领中国第九战区罗卓英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地上高。日军具体部署是：以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师团和第二十独立旅团分北、中、南三路，对上高分进合击，消灭第十九集团军主力。面对日军即将发动的进攻，中国军队沿锦江南岸布置防线，以第四十九、第七十、第七十四军担任守备任务，并拟在第一、第二线阵地予日军以重大消耗，在第三线阵地与日军决战。
月14日，上高会战开始。日军分3路向上高地区发动进攻。北路日军第三十三师团自安义向奉新、棠浦进攻；中路日军第三十四师团自南昌以西万寿宫附近沿锦江北岸向高安、上高进攻；南路日军第二十独立旅团自锦江、赣江合流处的夏口南渡锦江，向灰埠方向进犯。日军发起进攻后，中国军队沿线逐次抵抗。北路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发起进攻后，中国军队凭借潦河两侧高地进行抵抗，并后撤诱敌，使日军渡过锦江。18日，日军占领赣西上富后，认为协助第三十四师团作战任务已完成，遂后撤，准备于4月中旬调往华北。中路日军于3月17日攻占高安，并向官桥、泗溪进犯，另一部向樟树、泉港进攻。中国军队死守上高外围核心阵地。南路日军于3月15日突破锦江南岸，向猪头山等地进攻，被中国军队阻于来春岭、猪头山一线。21日经灰埠渡过锦江北岸与中路军会合，向第十九集团军阵地泗溪、棠浦进攻。第十九集团军以第七十四军坚守中心阵地，以第四十九、第七十军由南向北向中压迫，包围日军。
月21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和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根据敌情变化，决定变更战斗部署，在锦江南岸采取攻势，在北岸采取守势，以确保上高。3月22日至24日，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由师团长大贺亲自督阵，在数百架飞机掩护下，向上高地区守军第七十四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中国军队拼死力拒，虽血肉纷飞、伤亡惨重，仍不后退。24日战况最为激烈。日军出动飞机百余架，反复狂炸第五十七师下陂桥阵地和第五十八师白茅山阵地，投弹1700余枚，守军阵地大部被毁，人马伤亡惨重，第七十四军预备队先后与敌肉搏7次，毙敌2000余人。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第七十、第七十二、第四十九军已进至日军侧后，形成包围之势。24日，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突围未成，大贺急电汉口第十一军司令部求援。第十一军司令部急调北路第三十三师团紧急驰援。第三十三师团一部自奉新再犯伍桥河、村前街，分向棠浦、官桥急进，以图解第三十四师团之围。中国军队放开北翼，让增援日军与日军第三十四师团会合于棠浦后，再度包围之。3月26日，中国军队展开反击，第五十七师推进至泗溪、良口一线，压迫敌之左翼；第五十八师收复云头山、罗坑等地，包围敌之右。翼；新十五师进击南坑、罗南坑；第一。七师克复胥家陵、亘离楼、谢西等地。这样，日军被合围在南北直径不满5公里之圈内。27日，日军后退不支，尽全力从我军薄弱环节谢楼附近突围。中国军队乘势攻击，占领第三十四师团师团长大贺指挥所毕家。28日，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进迫官桥，击毙日少将指挥官岩永，并克复官桥。29日，中国军队以第四十九军为右追击军，沿湘赣公路，经高安、大城道向牛行追击；第七十军为左追击军，沿伍桥河、奉新向安义追击。30日，日残敌溃逃；31日中国军队克复高安。4月2日，克复新奉、万寿宫，恢复战前态势，上高会战结束。是役，共歼日军1.5万余人，缴获大炮10门，机枪1000余挺，使日军北调的第三十三师团伤亡过半，减轻了华北战场我军的一定压力。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由于国民党推行反共反人民政策，制造国共两党危机，中间党派对蒋介石的幻想落空。为调解国共冲突，联合各民主势力进行自保，国民参政会部分参政员和个别非参政员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39年10月9日，黄炎培、梁漱溟、梁仲华、李璜在讨论国内时局时，黄炎培建议国社党、青年党、第三党、七君子派、大学教授派、乡村建设派于适当时机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各党派精诚团结，戒绝国内斗争。10月中旬，黄炎培、梁漱溟、李璜、晏阳初在重庆聚会，决定分头联络各中间党派领导人。经过紧张的筹备，11月23日，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江恒源、冷通，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国家社会党的罗文干、罗隆基、胡石青，青年党的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无党派人士张澜、光升等人，在重庆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会上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12条和《简章》，宣布组会宗旨在于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国事探讨政策，以求意见之统一，促成行动之团结。11月29日，梁漱溟面见蒋介石，说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第三者立场。蒋介石以不组织正式政党为条件允许成立。
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顽固派不仅对共产党实行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而且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肆行高压政策。民主党派为加强团结合作，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决定实行联合。1940年12月23日，黄炎培、梁漱溟、张君劢、左舜生等在重庆秘密集会，商定将1939年10月筹建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改名为民主政团同盟。25日，黄炎培又与冷通、江恒源等商谈组织民主政团同盟事，并取得一致意见。与此同时，章伯钧、丘哲也积极活动。皖南事变发生后，各民主党派从这场斗争中受到启发和教育，痛感有加强团结的必要，主张与中国共产党更密切地合作。章伯钧、丘哲、左舜生还与周恩来交换意见，盼中共给予切实援助。中共表示赞同。在此基础上，1941年2月下旬至3月中旬，黄炎培、梁漱溟、张澜、罗隆基、章伯钧等人连续召开筹备会议，推定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起草政治纲领，章伯钧、李璜、罗隆基起草组织规程，并酝酿了领导人选。
年3月19日，黄炎培、张澜、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张君劢、左舜生、李璜、丘哲、江恒源、冷通等人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开会，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盟章》。会议推举黄炎培、张澜、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李璜、江问渔、冷通、杨赓陶、丘哲、林可玑13人为执行委员，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为常务委员，黄炎培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共12条，主要内容为：贯彻抗日主张，争取国家独立自由，恢复领土主权的完整；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厉行法制，迈进于宪政之途程；反对一切暴力斗争与破坏行动；加紧经济建设；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政府一切机关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反对一党垄断等。
由于国民党不允许在重庆成立新的政治组织，于是在中共大力支持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乃派梁漱溟等人到香港筹办《光明报》。1941年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出版，梁漱溟为社长，萨空了为经理，俞颂华为总编辑。10月10日，《光明报》刊登启事，正式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参加者有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推张澜担任主席。《光明报》还刊登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
《成立宣言》宣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结合的动机是看到国家不得协力制敌，甚而至于内力相销，曾为宛转之尽力，而卒未有补。深惧国人自丧抗战前途，所以自为结合，以作团结全国之始。时局的中心问题是国家的统一，要实现国家统一，必须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对时局主张纲领》提出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10条政纲，即：（1）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2）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3）加强国内团结，所有党派间最近不协调之点，亟应根本调整，使进于正常关系；（4）督促并协助中国国民党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5）确立国权统一，反对地方分裂，但中央与地方须为权限适当之划分；（6）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7）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反对一切非法之特殊处置；（8）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护合法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9）在党治结束下，应注意下列各点：严行避免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中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政府一切机关，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严行避免为一党垄断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不得以国家收入或地方收人支付党费；取消县参议会及乡镇代表考试条例；（10）在当前政务上亟应注意下列各项：厉行后方节约运动，切实改善前方待遇；纠正各种行政上妨碍生产之措施，以苏民困，并力谋民生之改善；健全监察机关，切实为各种行政上弊端之澄清。《成立宣言》和《对时局主张纲领》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地主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主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是中间势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标志着抗日民主力量的进一步团结和壮大。
年11月16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秘书长左舜生、宣传部长罗隆基、组织部长章伯钧和中常委张君劢，在重庆第一次以组织名义举行茶会，招待周恩来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50余人，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正式成立。11月25日，张澜、罗隆基等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上拟成《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获得董必武等23名参政员联署，正式以中间党派身份参加政治活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以主要力量从事民主宪政运动，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内部分化也加剧。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取消团体会员制，盟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吸收无党派民主人士加盟。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6个方面46条，具体阐述了民盟提倡的民主制度。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领导机构，选举张澜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委员会主任，罗隆基为宣传委员会主任，梁漱溟为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张君劢为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大会决定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发展盟员。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组织上的飞跃。10月10日，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召集党派会议，筹备正式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职业、人身自由，开放党禁，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地位等政治主张。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盟参加了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但拒绝参加同年11月召开的国民大会，否认《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10月因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组织而被迫解散。1948年1月在香港成立临时总部。1949年1月由沈钧儒等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张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沈钧儒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民主同盟成为以从事文化教育方面工作的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
大生产运动
由于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包围封锁，加上连年的水、旱、虫等自然灾害，解放区财政经济极度困难。到1942年，华北解放区面积缩小了1／6，八路军由40万减少到30万，华北解放区人口由4000万减少到2500万。没有衣穿、没有盐吃、没有菜吃、没有粮吃、没有被盖的状况普遍存在。为打破封锁，实现经济的基本自给，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1939年春，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提出"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指出斗争已进人更艰苦阶段，财政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提高到政治的高度，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军政首长，依不同环境、条件，开展生产运动，开辟财源，克服困难，争取抗战的胜利。指示还提出"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的口号。
陕甘宁边区是大生产运动首先开展的地区，而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是由边区的部队开始的。当时一部分部队人员自己种菜、养猪、打柴、做鞋，以改善部队生活。中共中央及时总结了这一好的经验，并将它在边区推行开来。边区组成了生产委员会，作为生产运动的指导机关，并根据部队、机关、学校的具体情况规定了生产任务。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都参加了生产运动。边区党政军学人员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号召，投入了大生产运动。
边区留守部队提出了"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战斗口号，开展了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等地的屯田运动。1941年3月，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他们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和运输业为第二位，商业为第三位。除开垦旱田、水田，发展畜牧业外，还创办了纺织厂、鞋厂、肥皂厂、造纸厂，有了自己的盐井、炭窑、磨坊、油坊、骡马店。经过几年辛勤劳动，1942年，粮食自给一部分，蔬菜、肉、油及鞋袜全部自给；1943年，粮食全部自给；1944年，全部经费、物资自给。共开荒耕种了30万亩土地，打了1000孔窑洞，建起了600多问平房，置了1万多件家具和农具，使昔日野狼成群的荒原，变成"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三五九旅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二面旗帜，王震还被选为劳动模范。
边区机关、学校的大生产运动成绩也很显著，达到了绝大部分自给。1943年延安生产6000石细粮；1944年边区政府直属机关生产28800余石，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生产64000石。边区农民也纷纷组织起来，组织变工队、扎工队、互助组、合作社，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占总数的80％，农业普遍增产，有的地区达到耕三余一。
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取得巨大成果。抗战前的边区本是一个经济很落后的地方，全区耕地不过862万亩，粮食产量不过110万石。到1942年，全区耕地扩大到1248万亩，粮食产量增加到148万石，1943、1944年粮食产量增加到181万石，1943年除消费外还余22石。边区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到1942年，公营工厂发展到62个，职工近4000人，年产土布10万匹，并能炼铁、炼油、修理机械、制造武器弹药等。到1943年，陕甘宁边区已经克服经济困难，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举行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会后，大生产运动在各个解放区广泛地开展起来。1943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出了"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提出敌后根据地党政军民"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实行生产"。1943年春节期问，陕甘宁边区著名劳动模范发起生产竞赛；3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各地党委开展生产竞赛运动。到1944年，陕甘宁边区耕地面积扩大至1400多万亩，产粮200万石，棉田30万亩，产棉花300万斤（净花）。
其他敌后解放区军民，实行"劳动与武力结合"、"战斗与生产结合"的方针，在频繁的战斗环境里，不仅在比较巩固的根据地，而且在游击区和敌后之敌后，也开展了生产运动。在巩固区，利用战争空隙，抢种抢收，还进行手工业和运输业生产；在游击区，不仅进行自给性生产，甚至抢种敌人碉堡下的土地，并以武力掩护老百姓的生产。通过大生产运动，部队、机关、学校逐步达到了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人民经济也有了很大发展。1943年，仅晋绥、北岳、太行、太岳、胶东、皖中6个地区，就扩大耕地面积600万亩以上。
解放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改变了解放区的面貌，一向贫瘠荒凉的陕甘宁边区实现了"丰衣足食"的目标，其他解放区也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从而使解放区军民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解放区财政经济状况有了根本好转，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部队、机关、学校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精神状态更加振奋，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队、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更加融洽；锻炼和培育了大批干部和专门技术人才，创造了发展生产、管理经济的经验。大生产运动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建国后的经济建设作了有益的尝试。
中美、中英平准基金设立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除了在军事上发动大举进攻外，还利用军票和傀儡政权发行的伪钞，对法币实行疯狂的排斥，以破坏法币制度，套取外汇，造成中国金融体系的崩溃，从而推翻重庆国民政府，摧毁中国的抗战能力。而重庆国民政府为谋求英、美等国的支持，采取维持外汇黑市的政策，形成上海租界猖獗的外汇投机，仅1938、1939年间上海从事买卖外汇的游资就达30亿元。外汇投机的活跃，导致法币的黑市汇价急剧下降。1937年1元法币合英镑1先令2.308便士，1942年跌至3.15625便士，下跌77.1％；1937年100元法币合29.307美元，1942年12月跌至5.28125美元，下跌82％。后方外汇黑市也同样活跃。外汇市场的投机活动，造成了市场混乱，物价飞涨，法币信用一跌千丈，严重破坏了国统区的国民经济。为维持法币与美元、英镑的汇率，重庆国民政府被迫寻求外援。
年3月10日，中国、交通银行代表重庆国民政府出资500万英镑，英国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代表英国政府出资500万英镑，在伦敦签订《中国国币平准汇兑基金合同》，确定设立平准基金1000万英镑，以遏制中国法币与英镑比值之过度变动。英方提供的款项由英财政部担保，其利息在投资款借款未偿清以前，未偿部分按年息2.75厘计算，每半年一次，由中国政府在伦敦用英镑支付。15日，中英平衡外汇基金委员会成立，以管理基金。为进一步坚定法币信用，1940年另添设乙种基金，由中央、中国、交通银行与汇丰银行共同出资，但实际上并未实行，1941年4月该合同取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两国加强了对中国的援助。1940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给予中国1亿美元贷款，其中5000万美元作为平准基金贷款。正在美国寻求援助的宋子文得到这一消息后，随即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进行了谈判。宋子文指出，中国政府为坚持对日抗战，不仅要在大后方，而且要在沦陷区维持法币的稳定，特别是在沦陷区，法币是中国统一的象征。中国维持250万军队、200万游击队的开支已有3年半，而中国重工业区大部分沦于日军之手，后方工业区又常遭日机轰炸，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靠发行货币解决抗战所需，因而导致法币信用下降。经过谈判，1941年4月1日，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中央银行代表李干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在华盛顿签署《中美平准基金协定》，规定：中国政府设立中美平准基金，用以稳定法币对美元的兑换价格；中国政府银行拨与基金2000万美元及其他财产，美国依据中国中央银行的请求，于1941年6月30日前，委由纽约联邦准备银行向中国银行与中央银行购买法币，总数不超过5000万美元；中国设立一平准基金委员会，有权经理并统制一切平准基金，并得为此项基金经营黄金、外汇及信托、保险、经营投资等；基金存人美国纽约联邦准备银行；平准基金委员会5名委员中，至少3人应为华籍，并由中方在其中指定1人为主席，至少有1名美籍委员，由中方根据美国财政部长的推荐任命之；美籍委员应将委员会业已实施或计划中之一切活动随时呈报美国财政部长；委员会在利用基金中的美金进行投资及再放款时，非经过并获得财政部长或联邦之准许，不得办理；委员会应将有关基金的说明书、报告书、决算表送中国及美国财政部长各一份；对于基金及其资产已实施或计划中之一切活动情形，中国、中央银行及委员会应尽力协助美籍委员搜集完善资料；美国财政部长提前一个月通知，便可以取消以美元购买法币的义务。
在宋子文与美方进行中美平准基金谈判的同时，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郭泰祺在伦敦与英国就成立中英平准基金进行了初步接洽。1940年11月，英国主张宋子文赴英谈判，但因宋无法成行而作罢。英国乃派副财政大臣费立浦赴美。在谈判中，宋子文要求中英平准基金借款1000万英镑，另加信贷1000万英镑，共2000万英镑。而英国只同意平准基金和信贷各500万英镑。在英镑外汇的用途问题上，英方主张继续在上海租界内维持法币的汇价，而蒋介石则表示反对。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妥协，1939年的中英平准基金用于香港、上海以外的地区，就达成的平准基金用以维持上海、香港的法币汇价。1941年4月1日，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李于代表中央银行、费立浦代表英国财政部，在华盛顿签署《中英平准基金协定》，协定规定：重新成立中英平准基金，英国财政部提供基金500万英镑，专门用以在香港、上海或其他指定市场维持法币对英镑之汇价；中方对借款以英镑付息，年息一厘半，每半年付息一次；成立平准基金委员会，委员中至少3人为华籍，且由中方指定1人为主席，至少有1名英籍委员，由英国财政部决定任免，并随时将委员会工作无论已经实施或尚在计划者，全部呈报英国财政部；有关基金的说明书、决算表与报告应一并呈送中国政府和英国财政部；英国财政部得随时通知中国政府终止本协定，并要求中国政府清偿英国财政部认款。
月25日，《中美平准基金协定》、《中英平准基金协定》在华盛顿换文，三方还商定成立平准基金委员会，由中方3人、美英方各1人组成，以统一管理平准基金，中美、中英平准基金的达成，增强了中国的财力，稳定了金融体制，支持了中国的抗战事业，但也使英、美加大了对中国财政金融的控制。
国民政府实行专卖制度
3月24日至4月2日，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召开，会议为解决后方物资短缺，借口关心人民生活，增加国库收入，决定实行专卖制度。4月11日，国民政府财政部成立国家专卖事业委员会，由孔祥熙任主任委员，陈光甫、王正廷为副主任委员，俞鸿钧等25人为委员，徐堪等15人为兼任委员。该会设秘书处及盐、糖、烟、酒、茶叶、火柴6组分别担任设计事宜。从1942年开始，国民政府规定盐、糖、酒、茶叶、火柴、烟6项为专卖品，但实际实行的只有盐、糖、火柴、烟4项。所谓专卖，就是把上述几项生活必需品进行独立经营，纳入专卖事业委员会的管辖下，以廉价取之于生产者，而以高价卖给人民，从中牟取巨额利润。
食盐专卖。1942年1月1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决定实行食盐专卖。5月16日，国民政府立法院例会通过《食盐专卖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规定由财政部盐务总局办理食盐专卖事项，并于各集散处设立盐仓，就仓发售；对食盐采取民制、官收、官运、官卖的制度，制盐人必须经过政府批准方能进行或停止生产，制成的盐必须全部按规定时间、数量和质量交给专卖机关，由专卖机关按核定场价予以收购，政府统一管理运盐事宜。盐的配售，采取政府趸售、盐商零售的制度，由专卖机关参照场价、运费及其他必要费用，加人专卖利益，核定包价，就仓发售；按各城镇人口的需盐量，就地督导盐商设立公卖店或合作社，发给销盐许可证，按政府核定的零售价，承办零售业务。1943年10月，又向零售商征收食盐战时附税。食盐实行专卖后，虽然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人，但导致了盐价的大幅上扬。1944年3月，盐务总局在四川自流井的收购价格仅及成本的40％至50％，1944年6月仅及成本的30％，而1943年7月川康盐务管理局核定富荣盐场的盐价为：火花盐每担318.29元，炭花盐每担381元，炭巴盐每担505.9元，而在成都市场上的售价分别为：火花盐每斤25元，炭巴盐每斤35元。食盐专卖于1945年2月停止实行。
食糖专卖。1942年2月15日，国民政府公布《战时食糖专卖暂行条例》，自是日起，在四川、西康两省区域内施行。设立食糖专卖局作为办理食糖专卖的机构。川康区食糖专卖局设于四川内江，下设24个办事处、67个业务所、3个运销处，并分区组织评价委员会以评定正式收购价格。继川康实行食糖专卖后，广东、广西、福建、江西、云南、贵州等地也实行专卖，并成立专卖局。食糖的收购价、批发价由食糖专卖局核定。所有糖应由专卖机构收购运销，有时也委托私营企业开展代运代销业务。各地糖零售价由当地糖业公会议定，报专卖局备案。政府按收购价的30％向专卖机构征收糖专卖利益。1944年夏，食糖专卖停止。四川是有名的产糖地区之一，据1941年上半年调查显示，除内江与资中有9家新法制糖厂外，尚有土法制糖房与漏栅3000余家。1940年产糖量达300万担以上，但实行专卖以后，产糖成本急剧增加，如1942年白糖每万斤成本价为15.82万元，而核定价只有14.4万元，加上银行利息，核定价格仅及成本的72％，且还要负担30％的重税，严重挫伤了糖商的积极性，导致产量下降，1942年比1940年几乎减少一半。
火柴专卖。1942年5月1日，火柴专卖在川、康、黔省实施。由财政部设立火柴专卖公司，陈光甫、宋子文分任正、副董事长，刘鸿生为总经理，梁敬錞、潘公展、马克强等为董事。全国分为川康、滇、黔、闽、湘、甘、粤、陕、桂、浙、鄂、青、赣等13区，于重要产销地点组设火柴专卖公司，以资经营。国民政府还颁布了《战时火柴专卖条例》，规定火柴生产须经政府许可，并与火柴专卖公司签订合同后才能进行。火柴收购采用间接收购方式，由承销商报请专卖机关批准后购买火柴，火柴收购价、发售价由财政部核定分布，不得私自增减。财政部规定所有承销商与零售商均应依照公告价格销售。川康两省火柴，安全大盒及硫化磷头等土货，一律每盒售价6角，安全小盒及二三等土货，一律每盒售价5角。1943年7月，国民政府禁止生产黄磷火柴，加强管制火柴原料。1944年8月，火柴专卖公司撤并，专卖业务交由财政部专卖事业委员会接管，1945年1月火柴专卖停办。
烟类专卖。1942年5月1日，烟类专卖局成立，刘振东、王宪分任正、副局长。定6月1日先在四川、西康区实施。凡土烟及后方各厂所制造的纸烟、进口烟等，均在专卖之列。7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战时烟类专卖条例》，自8月1日起，在四川、西康及鄂西区域实施，再推及全国。专卖机关对烟叶生产、卷烟制造、烟类收购及运销等各个环节都实行管理，烟价也由专卖机关核定。政府按烟类收购价50％征收烟类专卖利益。1944年8月烟类专卖局撤并，所管业务交由财政部专卖事业委员会接管。1945年1月烟类专卖停办。
国民政府实施专卖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战时经济体制的需要，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但却是以牺牲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代价而获得的，既严重地打击了生产者，又残酷地剥削了消费者。由于政府官员贪污成风，越是专卖的物品，就越显得奇缺，专卖品成了转卖品而流入黑市，更带动了物价的上涨。国民政府实施专卖制度，名为关心人民生活、增加国库收入，但实际上使专卖品更加奇缺、物价更高，专卖机关的收入归国库者也微乎其微，相当一部分中饱私囊。
陕甘宁边区建立"三三制"政权
为战胜严重的困难，增强解放区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政权建设，提出了著名的三三制。
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提出了著名的三三制原则。指示指出，在抗日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相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1／3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1／3，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这样做，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给中间派以1／3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步骤。上述人员数目的分配是一种大体上的规定，各地须依当地的实际情况施行，不要机械地凑数目字。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其组织形式应是民主集中制。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
年，陕甘宁边区着手进行三三制政权的普选。5月1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提出《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21条，主要内容有：（1）规定边区民主政权的任务是团结边区内部各社会阶级、各抗日党派，发挥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战；坚持与边区境外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的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行为。（2）确定在边区实行民主政治，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上确定共产党只占1／3，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2／3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3）保证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4）改进司法制度，厉行廉洁政治，发展农业生产，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消灭文盲，推广卫生行政，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实行民族平等原则，提高边区武装部队的战斗力，加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工作，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优待被俘之敌军及伪军官兵等。《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抗日民主政权制定的一部比较典型、具有根本法性质的纲领。陕甘宁边区有80％的人参加了选举，按三三制原则，选出了边区、县、乡三级参议会，各级参议会又选出了政府委员会。
年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举行。正式参议员193人，候补参议员16人，边区政府首长及来宾共800余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指出参议会开会之唯一目的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实行三三制，有义务与党外人士合作，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员绝对不许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希望各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供意见，把国事真正办好。林伯渠作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三年来的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总决议及税收、文教、政法等多项决议，对团结抗战、三三制、发展生产、减租减息、优待抗属等各项政策都经过讨论并作出明确规定。会议根据三三制原则，以不记名方式选举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领导人，选举高岗为参议会议长，林伯渠、徐特立等18人为边区政府委员，其中共产党员7人，超过三三制的规定，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经大会通过以党外人士递补。最后选举林伯渠、李鼎铭为边区政府正、副主席。在21日的闭幕式上，毛泽东发表演说，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
除陕甘宁边区外，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贯彻了三三制原则，吸收各抗日阶层的代表人物参加各级政府。三三制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权建设的重大举措，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增强了各阶层人民的团结，加强了对汉奸和反动派的革命专政。
重庆较场口隧道窒息案
夏，重庆天气晴朗无雾，日军空军乃实施对重庆连续的疲劳轰炸，给重庆党政军机关和市民造成极大的损失。为及时疏散民众，1941年4月8日，重庆市政机关及卫戍总部召开重庆市人口疏散会议，讨论《渝市区户口疏散计划实施纲要》。会议认为，重庆市现存人口43万人，防空洞能容纳30万人，13万人须加以疏散，乃决定疏散工作自4月20日开始，30天内完成，逾期不愿疏散或无力疏散者，由警察局会同宪兵及稽查处指定地点，勒令出境，封闭其住所。10日，三青团重庆市团部、重庆市振济会及卫戍总部。联合组成8个指导队，15日分赴各疏散区执行任务。5月21日，重庆卫戍区总司令部再次发布布告，强令市民疏散：（1）凭居住证进入防空洞，无居住证者，得阻止其人洞；（2）凡无居住证者，得拒绝其购买粮米；（3）不听劝导疏散，得封闭其住所；（4）扩大疏散区之小本借贷，予被疏散人员自谋生计之便利。
尽管重庆市政府采取了一些疏散措施，但仍无法应付日机的突然空袭。重庆仅有一条公共防空大隧道，即由石灰市、演武厅、十八梯三段连成的较场口公共防空隧道。国民政府对这一战时重要民防设施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工程设计极不合理，隧道只有3处斜坡梯级式出入口，缺乏足够的通风照明设备，存在重大隐患。隧道正常容量为4384人，拥挤时可达6555人。
从1940年秋季以后，日机一般都是白天空袭重庆。1941年6月5日夜，日机20余架分3批轰炸重庆，历5小时。这是日机第一次夜晚袭渝，由于习惯于白日空袭，市民骤闻警报，十分慌乱，乃如潮水般涌入市中心较场口大隧道防空洞内，洞内几近饱和，达6500余人。由于空袭持续时间很长，重庆防空司令部下令锁闭所有大门，不准市民在轰炸间隙出洞换气；加上天热人多，秩序混乱，缺乏指挥，致发生严重窒息。慌乱之中，人们纷纷涌向出口处逃命，践踏凌藉，妇孺啼号，少壮呼叫，凄惨欲绝。警报解除后，洞内死尸堆积如山，死亡992人，重伤151人。当晚以26辆卡车运尸，竞日不绝，消毒除尸，臭气熏天，经旬不消。
惨案发生后，蒋介石于6月6日视察惨案现场，并指示重庆市长吴国桢今后采取凭证入洞办法，避免死伤。当天，重庆市临时参议会驻会委员会举行会议。会上，吴国桢报告了惨案死伤情况，议长康心如提出4条1隘时动议：（1）请市府迅速查明肇事原因及真相；（2）查明肇事责任者，请市府严加惩办；（3）请政府密切注意，勿使此类事件发生；（4）请政府从优办理善后及死伤者抚恤。7日，蒋介石下令惩办主管防空人员。令称："查本月5日晚间敌机袭渝，市内某隧道发生窒息惨案，以致避难民众死伤多人，实深震悼，所有负责当局实难辞其玩忽之咎。防空司令刘峙及兼副司令胡后翰、重庆市长吴国桢，着即革职留任，仍责成各该员一面赶办救济抚恤事宜，一面迅即负责改善防护设备，以观后效。"当天，蒋介石又令重庆市抚济机关对空袭被灾难民加倍发放急赈，死亡者120元、重伤者80元、轻伤者40元。
重庆较场口隧道大惨案发生后，群情激愤，纷纷要求查明肇事原因。6月8日，蒋介石令组织隧道惨案审查委员会，指派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张伯苓、重庆市参议会议长康心如、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行政院代理秘书长蒋廷黻、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监察院秘书长程中行7人为委员，吴铁城、张伯苓、康心如组成主席团；又令组织防空洞管理委员会，派谷正纲为主任委员，刘峙、贺国光、吴国桢等7人为委员；组织防空洞工程技术改进委员会，派陈立夫为主任委员，曾养甫、徐恩曾、孙越崎等8人为委员。7月2日，重庆大隧道窒息案审查委员会发表《大隧道窒息案审查报告书》，查明死亡992人，重伤151人，儿童死亡146人。肇祸原因乃在工程之草率、管理之欠妥善。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免重庆防空司令刘峙兼职，任命重庆卫戍司令贺国光兼任重庆防空司令，撤销重庆防空司令部工程处副处长谢元模职务。此案遂告一段落。
日伪发动"清乡"运动
年初，日本为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除加紧对重庆国民政府采取和平攻势外，还加紧在华中进行"清乡"。为此，日军提出了以长江下游地区为起点，逐次进行"清乡"的方案。1941年3月24日，汪精卫秉承日本主子之命，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41次会议，通过成立"清乡"委员会案。5月11日，汪精卫发表关于成立"清乡"委员会的谈话，宣称"清乡"的目的是确立治安，改善经济；"清乡"的方针是以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相辅而行；"清乡"的步骤是分期分区进行，即先在一地做到确立和平，然后再推展到其他地方，以促进全面和平的实现。5月16日，汪伪国民政府公布《清乡委员会临时组织大纲》，规定"清乡"委员会为各省市办理"清乡"事宜的最高指导机关，直属于伪国民政府，与伪行政院、立法院等5院及军事委员会处于并列地位。5月22日，"清乡"委员会宣告成立。汪精卫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汪曼云为副秘书长，陈群、梅思平、杨揆一、鲍文樾、任援道、赵正平、李圣五、林柏生、丁默邨、李士群、赵毓松、罗君强、岑德广、陈春圃等为委员，实际由李士群主持工作。
年7月1日，日伪"清乡"开始。首先在苏南太仓、昆山、常熟、吴县、无锡、江阴、常州、丹阳、镇江、扬中10县进行。这一地区又分作3期进行，每期3个月。第一期"清乡"区为吴县、常熟、太仓、昆山等县的一部或大部地区。日军在外围地区增设大量据点，构成大面积包围圈，然后日伪军1.5万人突然合围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在占领常熟东塘市等抗日政权所在地后，又反复进行梳篦式"清剿"与搜索，寻歼新四军及中共党政机关。然后在"清乡"区建立长达130公里的封锁网，进行全面封锁；并建立警察保安武装，推行保甲连坐制度。7月30日，伪"清乡"委员会发布《清乡地区整理保甲肃清零匪暂行办法》，将"清乡"地区划为"清乡"、自卫、保甲3种区域，分别采取不同的办法，逐步建立日伪政权。所谓"清乡"区，即原为抗日根据地区域，"以宣传、招抚、赈济及组织壮丁队，搜捕零匪及匪物等项为主要工作"；所谓自卫区，即紧接"清乡"区之里层地区，以严密布置岗哨、编查保甲户口、搜捕"零匪"、构筑碉堡、封锁"匪区"、整理交通道路等为主要工作；所谓保甲区，即紧接自卫区之里层地区，应按保甲条例严密组织。"清乡"区恢复后，应于20日内促进为自卫区，自卫区应于一个月内促进为保甲区，保甲区应于两个月内一律组织完成。在军事"清乡"和政治"清乡"的同时，日伪还掠夺物资，实施经济"清乡"。日伪规定，严格禁止枪械弹药、火药及其原料、鸦片及麻醉品以及其他绝对禁运品在"清乡"区内运输或运出运人；火柴、水泥、棉纱、布匹、烟草、酒、汽水、酒精、盐、面粉等物资在境内运输或通过封锁线，必须持有运输许可证；金属、矿石、米、小麦、面粉、棉花、茧、麻及麻制品，牛、猪、羊、鸡蛋及蛋制品，猪鬃、禽毛、肠衣、茶、桐油、生丝及废丝、烟叶、皮革及空瓶等物资，由境内口岸载运出境，或运往上海，须申请发给原产地证明书，并由日军在上海的审查机关发给许可证，方能载运出境。凡违反封锁之行为者，视情节轻重，分别处以死刑、无期徒刑和15年以下、2个月以上有期徒刑。从10月1日起，苏南地区"清乡"进入第二期，将"清乡"区扩至吴县西北部、常熟西部、江阴东部、无锡北部地区。1942年2月中旬，日伪开始苏南地区第三期"清乡"，区域为昆山、吴县、无锡3县铁路以南地区及江阴、武进两县的部分地方，直至5月底结束。在苏南"清乡"期间，侵华日军总司令烟俊六及汪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曾多次到"清乡"区视察、督导。
日伪军对苏南地区的"清乡"，尽管采取了各种罪恶措施，但未达到预期目的。1942年6月4日，汪精卫主持召开"清乡"工作会议，决定将"清乡"区域扩至苏浙沪各地。会议决定，在"清乡"工作中，要加强军事与政治间的一体化，以更加残酷的坚壁清野的办法，将抗日势力彻底肃清；在军事"扫荡"中，要采用鳞次跃进式，以绝对优势兵力消灭抗日武装。会议还决定，第二阶段"清乡"主要在太湖东南和上海地区进行。其中，太湖东南第一期"清乡"地区为苏州至嘉兴铁路线以东，嘉兴以东之沪杭线以北至上海市西端的境界，以及围绕已经"清乡"的地区，包括青浦全县、吴江县、松江县大部，嘉兴、嘉善、昆山、吴县各一部分，以及黄海以西之沪宁线、以南之嘉定县一部分。太湖东南地区"清乡"从7月1日开始至9月底结束，日伪军集中兵力对抗日武装进行"清剿"，并沿沪杭铁路及苏州至嘉兴公路的两侧架设电网，建立封锁线，设置大小检问所。第二期"清乡"从10月1日开始至1943年4月结束，日伪军在"清乡"地区建立了长达187公里的封锁线，设置大检问所21个，小检问所19个。上海地区的"清乡"由伪上海市长陈公博独立实施，强调以八分政治来配合军事"扫荡"，主要在南汇、奉贤、北桥三个地区进行。9月1日，上海地区第一期"清乡"开始。日伪军在南汇、奉贤、北桥3个区内"扫荡剔除"，并沿3区周围建有167公里的竹篱封锁线，设置大小检问所，编组保甲，实施户口异动登记。1943年3月，第一期"清乡"结束。5月1日第二期"清乡"开始，区域为崇明、嘉定、宝山3区，在3区周围建有221公里的封锁线和大小检问所25个。第三期"清乡"从12月开始至抗日战争结束为止，区域为川沙、浦西、浦北3县。
从1943年春起，日伪"清乡"进人第三阶段，区域为镇江、苏北地区。镇江地区是新四军活动的主要地区，区内有新四军茅山根据地。从1943年3月开始，日伪即在这一地区疯狂进行军事"扫荡"，并在镇江港、镇江县、扬中县之间，扬中县、丹阳县间，及周围地区，筑起数百里的竹篱笆封锁线，设置大小检问所57个。苏北地区是新四军苏中四分区活动地区，"清乡"开始后，南通、海门、启东、如皋等据点日伪军对苏中四分区新四军发动猛烈进攻。从6月1日起，又开始政治"清乡"，设置封锁管理所4个，大检问所31个，在南通、海门、启东等地建立碉堡21个及大大小小的监视楼。苏北地区"清乡"原定9月底完成，因遭到新四军的沉重打击，被迫从10月起延期3个月。
抗日战争后期，日伪"清乡"进入第四阶段。1943年5月20日，伪最高国防会议决定，撤销"清乡"委员会，"清乡"事务交由各省市政府办理，实行"清乡"机构一元化，标志着"清乡"运动进入最后破产与彻底失败的阶段。第四阶段"清乡"区域主要在安徽、广东、湖北等地。1944年3月，伪行政院会议决定划芜湖、当涂两县及两县四角地带（东至丹阳湖，南至清水河，西至长江，北至姑溪河以内区域）为第一"清乡"区，于3月底开始"清乡"。日伪在这一地区修筑大小检问所41个，碉堡35座。日伪对湖北汉阳、武昌，对广东东莞、宝安、中山、新会、南海、番禺、顺德等的"清乡"，一般是早出晚归，以抢夺粮食等物资为主要目的。
在中共抗日武装和沦陷区人民的沉重打击下，日伪的"清乡"运动最终宣告破产。日伪通过"清乡"运动强化汪伪政权，消灭新四军，减轻日军在占领区的军备力量，掠夺占领区物资的罪恶目的，也最终失败。
飞虎队成立
早在1937年4月，美国空军军官陈纳德应宋美龄邀请来华，受聘为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顾问，任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飞行教官。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纳德着手募集志愿航空人员协助中国抗战。1940年夏秋之间，日军疯狂轰炸后方重要城市，给中国后方的党政军设施和人民生活造成重大损失。为增强中国空军力量，粉碎日军对后方的空中打击阴谋，蒋介石于1940年10月17日约见美驻华大使詹森，提出切盼两三个月内能得到美国装制齐备之飞机500架，以济眉急；如果美国空军志愿飞行人员来华助战则更佳。蒋介石又召陈纳德到重庆，提出购买美国新式飞机和雇用美国飞行员的计划。随后，陈纳德和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毛邦初去美国接触此事。
年11月25日，中国向美国提出战斗机500架和飞行员的计划。12月1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财政部寻求可行途径，准，许军事援助中国。海军部长诺克斯表示愿意和中国合作成立一个美国志愿队计划。12月29日，罗斯福发表著名的炉边谈话，宣布美国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兵工厂，应以大批军需物资援助中国。罗斯福的讲话，为陈纳德组建飞虎队创造了条件。1941年1月2日，陈纳德提出组织美国空军志愿队计划，准备在中国建立一支小型的装备良好的空军，切断日本在中国大陆上的供应线及其前进部队，打击日本的南进攻势。具体步骤是：第一阶段，轰炸台湾、海南岛、广州和越南的日本飞机场港口及驻军；第二阶段，轰炸日本本土，用燃烧弹炸毁日本重工业心脏的本州和九州。1月6日，罗斯福将《进一步促进美国国防和其他目的法》（即"租借法案"）草案提交国会审议。3月8日，租借法案被国会通过。该法案规定，总统可以向防务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出售、转让、交换、租借或以其他方法处理任何国防物资，并可让这些国家用实物或财产或者以任何其他直接利益或问接利益来偿还美国的援助。租借法案的通过，为美国公开援华打开了大门，也为飞虎队来华参战提供了法律依据。
年4月15日，罗斯福总统发出一个不公布的命令，准许美国陆海军后备役飞行员加入空军志愿队。同一天，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与中央飞机制造公司正式签订合同，规定中央飞机制造公司负责与美国签订合同并支付费用，陈纳德离美国赴香港。与此同时，罗斯福总统又批准了空军志愿队第二批轰炸队员，计有120名驾驶员、181名机关枪手及空中报务员等，限11月中旬到达中国；另有同数人员于1942年1月到达中国。
陈纳德到达重庆后，将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汇报。7月23日，赶赴仰光，寻觅地点来集合和训练志愿队员。7月28日，美国空军志愿队第一批人员，由旧金山辗转夏威夷、新加坡到达仰光，再转乘火车到东瓜。中国政府向英国空军借得距泰国边境30公里的开道飞机场作为其基地，陈纳德又到新加坡拜访英空军司令，要求准许空军志愿队可在东瓜使用P-40型飞机对地上目标的练习扫射。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将陈纳德指挥下的美国志愿空军正式组成中国武装部队，由陈纳德任总指挥。因飞机头部画虎，故称"飞虎队"。飞虎队下辖3个驱逐中队，共有P-40B机100架、P-40E机25架，空、地勤人员最多时曾达270余人。志愿队成员由来华参战的美方人员和航空委员会派赴该队的中方人员共同组成。10月24日，陈纳德派出一批战斗机飞临泰国上空。12月中旬，因得知日机将袭击昆明，志愿队第一、第二中队于17日迁驻昆明；第三中队留在仰光协助英国空军作战。12月20日，日机10架空袭昆明，中国空军及飞虎队立即升空迎击，击落日机4架。飞虎队在7个月中共作战50余次，从未败过，共击落日机299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纳德指挥飞虎队担负保卫仰光到昆明的滇缅路的任务，使当时中国通往外界的唯一陆上通道维持交通达12个月之久。1942年6月初，由于雨季来临，缅战告一段落，飞虎队全部迁人中国，竭力袭击进犯昆明的日军，并成立一支空运队，经驼峰航线向中国运送军用物资。航空队有10人获英美两国颁发的优异飞行十字勋章，陈纳德获中国的三麾勋章、大不列颠帝国勋章和美国优异服务勋章。
珍珠港事变后，美国对日宣战，飞虎队志愿性质已无存在的必要。1942年7月4日，中国空军志愿队改组为驻华美空军第二十三驱逐机队，陈纳德少将改任美驻华空军总司令。美国飞行员33人及地面部队队长3人作战英勇，功绩卓著，中国政府分别授予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等云麾章，并以星翼徽章授予每个队员。在此后9个月作战中，击落日机149架，投弹214吨，轰炸了汉口、香港、河内等地，取得了衡阳和广州空战的胜利。1943年3月11日，美驻华空军改编为第十四航空队，在驻中缅印美国陆军总司令之下，由陈纳德指挥。为支持陈纳德的空袭计划，罗斯福答应给第十四航空队充实到500架飞机，并且让它每月从供应中国的4000吨物资中获得1500吨。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5月共6个月作战中，击落日机1634架，摧毁大量日军机车、卡车、铁路和桥梁等，破坏了日军的供给线。陈纳德也擢升三星中将。在抗日战争期间，飞虎队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给日本空中力量以有力的打击。
第二次长沙会战
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南进政策逐渐占了上风。为实施南进，日本大本营决定加大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打击力度。而武汉日军第十一军为解除中国第九战区对武汉的威胁，打通粤汉路，决定在1941年9月发动第二次长沙作战，全力打击中国第九战区精锐主力，摧毁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为此，日军集结第三、第四、第六、第四十师团，另有4个支队，第一、第三飞行团和海军第一分遣支队协同，总兵力12万余人，拥有大小炮410门、机枪1600挺、战车50辆、装甲车40辆、军艘20余艘、汽艇200余只、飞机100余架。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矶亲自指挥。
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率领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以及战区直辖的第九十九军、第九十七军和暂编第二军，共14个军36个师零8个纵队，约27万人左右，针对日军的进攻态势，采取正面逐次抵抗，将日军诱往长沙东北和东面山地的既设阵地前，用火力杀伤之；同时以7个军的重兵集团威胁左翼日军的侧翼和后方，使其不能形成对长沙地区的合围；另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趁日军在汉口兵力空虚之际，以第五、第六、第三战区部队向宜昌、荆门、南昌等地发动进攻，以钳制日军，并相机收复失地。战役防御重点在新墙河至汨罗江一带，阻击日军南犯。
月7日，中日两军开始前哨战。日军第六师团由湘北出发，自东、西、北三面围攻大云山，围歼第四军欧震部和第五十八军孙渡部，并于8日占领大云山。9日中国守军反击，于10日收复该地并包围日军一部。9月17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开始。日军第三、第四、第三十九、第四十师团约12万兵力，在阿南惟矶亲自指挥下，向长沙发动进攻。当天拂晓，日军主力分四路强渡新墙河，向南岸中国驻军发动攻击。中国军队第四军欧震部以一部正面抵抗日军，主力会合第五十八军孙渡部、第二十军杨汉域部占领侧面阵地，侧击和尾击日军。18日，日军平野支队在海军护卫下，在湘江口两侧青山强行登陆，中国守军第一九七师万倚吾部虽奋力抗击，奈因四面环水，使日军登陆成功，得以策应主力正面攻击。19日，薛岳电令第九十九军傅钟芳部、第三十七军陈沛部主力在汩罗江南岸设防；第四军欧震部、第二十军杨汉域部、第五十八军孙渡部对渡过新墙河之敌攻击前进。不幸这一电报为日军情特机关侦破，日军遂包围第九战区阻击部队。9月20、21日，日军渡过汨罗江。21日，薛岳令第四、第五十八、第二十军自平江以北向日军后方攻击，第二十六、第七十二、第七十四军向浏阳方面日军侧背攻击，第三十七、第十、第九十七军和暂二军自长沙以东迎击日军正面。
日军渡河成功后，继续向长沙方向攻击前进。9月22日，第三、第四师团攻击第三十七军陈沛部阵地，24日突破该军防线，进至新开市、麻峰嘴一线。第六、第四十师团围攻第二十六军萧之楚部，25日夜逼近该军司令部，该军被迫向更鼓台、石湾方向突围。随后，第六师团向平江迫进，24日攻占长沙东北面的金井，与第三、第四师团同时向长沙逼近。中国守军在日军强大火力攻击下，呈溃散之势。26日，第七十四军王耀武部与奔袭长沙的日军第三师团相遇，第七十四军乘日军立足未稳，即发起攻击。27日，增援日军绕至第七十四军侧背，致该军伤亡惨重，被迫撤退。当日，日军第四师团及早渊支队沿白沙河谷向长沙挺进。早渊支队攻占南岸阵地后，突破中国守军第九十八师阵地，南渡浏阳河，攻击长沙。27日下午和晚上，早渊支队攻人长沙。日军攻占长沙后，认为对第九战区主力第七十四、第三十七、第十七、第二十六、第十军予以重大打击，达到作战目的，且日军连日作战，消耗甚大，决定停止大规模进攻，并逐步撤退。与此同时，中国第九战区增援部队陆续到达。将日军困于捞刀河与浏阳河之间，准备反攻。9月30日，长沙城郊日军请求增援，但其求援信鸽被中国守军第九十八师所获，薛岳遂令第七十四军王耀武部追击。10月1日，长沙附近日军开始退却，中国守军第九十八师王甲本部在捞刀河岸伏击早渊支队，第九十九军袭击后撤的日军第三、第六师团，第二十七集团军所辖部队阻击北撤日军主力。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得知日军撤退消息后，命令薛岳令所部追击。10月2日，薛岳令夏楚中第七十九军主力向新市长乐街追击；韩全朴第七十二军经平江西北山地向杨林街截击；孙渡第五十八军经浯口向长乐街、关王桥截击；欧震第四军、杨汉域第二十军、傅仲芳第九十九军两个师分别在金井、麻峰嘴、青山市、马鞍铺自东向西截击；萧之楚第二十六军、王耀武第七十四军、邹洪暂三军清扫浏阳、捞刀两河岸战场；王劲修率第四、第五、第八挺进纵队于咸宁、蒲圻间截击；第六、第七挺进纵队于新墙河、杨林街、忠林街间截击。中国军队各部随即展开反攻，追歼残敌。10月5日，日军残敌一部由营田、湘阴乘船北逃，第九战区所部乘胜追击，日军渡过汨罗江。10月8日，第九战区追击部队渡过新墙河，中日双方恢复战前态势。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
为牵制日军，配合第九战区作战，中国第六战区发动宜昌反攻战。10月3日，第六战区完成对宜昌日军第十三师团的包围。6日，担任主攻作战的第九师乘隙攻人宜昌东北。随后，第九师张琼部、新编第三十三师张世希部、第七十六师王凌云部向宜昌发动猛攻。日军第十三师团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写好遗书，准备自杀。10月10日，日军被迫退出宜昌城。13日，日机投掷毒瓦斯弹，中国军队被迫退至城外。随后，日军增援部队赶到，与中国军队激战，才解了十三师团之围。
第二次长沙会战共歼日军4万余人，粉碎了日军的作战企图；而宜昌作战则是1941年正面战场唯一的一次主动发动的进攻战役，共歼日军7000余人。
狼牙山五壮士
狼牙山位于河北易县西南、涞源东南、满城西北、易水河畔，海拔1105米。山上尖峰、巨石突起，形同狼牙，故名狼牙山。狼牙山是晋察冀边区东线的大门，狼牙山五壮士的壮烈事迹就发生在这里。
年8月14日，日军7万余人在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分13路大举"扫荡"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和平西区。其中，日军一部3500人兵分六路，围攻狼牙山地区，企图消灭我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杨成武部第一团。为了保存力量，第一团奉命转移，撤到狼牙山山脚下。9月25日傍晚，主力开拔，转向外线，只留第一团第七连负责掩护狼牙山里隐藏着的一个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及涞源、易县、徐水、满城4个县的政府机关和群众三四万人。
第七连接受掩护任务后，充分利用这里的地形，与日军展开智斗。日军一个联队发动猛攻后，七连掩护群众转移到深山，之后便和敌人兜圈子，再伺机把敌人甩开。经过多次苦战，七连撤离阵地，只留下七连二班、六班在山上坚守，待完成任务后伺机撤出。二班奉命坚守北山脚阵地。六班原有9人，除3名伤员、1名病号外，只有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和胡福才5人。他们的任务是坚守到第二天12时以前。狼牙山五壮士在掩护完七连主力撤退后，边打边退，撤退到狼牙山主峰棋盘陀。
为拖住敌人，五壮士进行了精心的准备。他们把手榴弹捆成一束束，埋在山上必经的险要处，准备边战边退。第二天拂晓，日军五六百人发动进攻，但被成束的手榴弹所阻，日军恼怒无比，遂用山炮、机枪向山上狂轰滥炸。五壮士则乘机利用炮火烟幕，向山上转移，并以冷枪射杀敌人，吸敌上山。日军攻上山以后，发动多次猛攻，山上到处是弹坑，杂草、灌木都烧光了，五壮士嘴唇干裂，衣服烧破，忍饥挨饿，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激战到太阳西移，五壮士超额完成了阻敌于正午的任务，遂开始撤退。日军紧追不舍，五壮士被迫撤到三面都是悬崖的棋盘陀顶峰。傍晚，五壮士退至顶峰，已无路可退，于是在弹尽粮竭的困境中，纷纷搬起石头，砸向敌群。这时，敌人蜂拥着攻上来，五壮士仅存最后一颗手榴弹。情势十分危急。班长马宝玉手里拿着最后这颗手榴弹，猛地甩向敌群，然后，他们利用这短暂的间隙，摔断自己的枪支，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光荣的八路军，八路军誓死不当俘虏"的口号，毅然决然准备跳下万丈深崖。马宝玉走在前头，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来！"随即第一个纵向深谷。副班长葛振林第二个跳了下去。随后，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一齐跳下悬崖。
五壮士跳下深崖后，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光荣牺牲，葛振林、宋学义跳下之后，被半山腰树权挂住，才死里逃生，但均负了重伤，葛振林跌坏了脊骨，宋学义摔断了腰骨，后在当地群众帮助下，回到部队。五壮士的壮烈事迹，在抗日根据地引起巨大反响。为表彰五壮士的壮举，激励解放区军民奋勇抗战，1941年11月晋察冀边区反"扫荡"作战结束后，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召开嘉奖大会，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代表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向葛振林、宋学义颁发了奖章、奖品，并命名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三人为烈士。从此，狼牙山五壮士英名流传于世。1958年，河北省易县人民在狼牙山主峰建造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堂，聂荣臻元帅亲笔题写了"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的塔名。抗日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李鼎铭先生提出精兵简政的建议，主张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杂乱的现象。毛泽东对此案十分重视，不仅在提案上画了很多红圈，还把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并加了如下的批语："这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中共中央随即采纳了这条建议，并将其作为一项政策予以实施。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规定主力军大力实行精兵政策，同时大力武装和发展不脱产的民兵。在某些最困难的地区，甚至实行主力部队完全地方化。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12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发出指示，指出精兵简政是健全行政机构、提高行政效能的最有效的方案，号召把多余的机关加以裁减归并，把过多人员尽量缩编。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强调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要求全部脱离生产人数不超过甚至更少于居民的3％。
精兵简政是1941年至1943年间中国共产党实行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精兵，就是缩编主力部队，充实编制，加强地方部队和发展民兵，并且加强整训，达到精干、机动、灵活、提高战斗力的目的。简政，就是精简机构，裁减冗员，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的目的。各抗日根据地都把精兵简政作为中心工作之一，积极实行。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在1941年冬精简了24％，1943年又精简了35％，并建立了各种工作制度，实行合署办公。1943年3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明令公布施行《简政实施纲要》。该《纲要》共分11节，有11万字，对陕甘宁边区实施简政工作作了详尽的规定。晋冀鲁豫边区是实行精兵简政的模范。边区政府规定，一切脱离生产的武装部队不能超过居民人数的2％，政府工作人员不能超过1％，民兵不脱产人员也不能超过5％。各根据地经过精简后，党政军脱产人员一般只占全区人数的3％以下，军政党开支大为减少，人民负担得到减轻。
中共中央也积极实行精兵简政政策，精简机构。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指出，根据中央精简政策和过去的经验，适应当前工作条件，中央机构必须重新加以调整，以便中央机构更加简便和灵活，使事权更加统一和集中，以达到更能增强领导效能的目的。根据这一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以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秦邦宪）、凯丰组成，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胡乔木任秘书。宣传委员会负责统一管理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包括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党校、文委、出版局的工作。同时决定毛泽东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任书记，杨尚昆任秘书。组织委员会负责统一管理中央组织部（包括中央党务委员会）、统战部、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海外工作委员会。为保证党务各种政策能同军事行动取得更密切的配合，决定刘少奇参加军委并为军委副主席之一。
为使各地工作既有分工又有统一领导，决定华中地区、陕甘宁和晋西北地区党、政、军、民工作分别由刘少奇、任弼时统管；大后方工作、敌占区工作分由陈云、杨尚昆负责管理。会议决定撤销调查研究局，组成一短小精悍的中央研究局，刘少奇任局长，杨尚昆任副局长；决定将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邓发为书记，蔡畅为副书记；取消中央财政经济部，在书记处下设经建材料组，由张闻天主持；撤销中央机要局，成立中央机要科。
会议推选毛泽东任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从而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会议调整和精简了中央机关，加强了中央的集中领导。
精兵简政政策的实施，巩固了抗日根据地，解决了根据地面临的巨大财政经济困难，提高了行政效率和军队的战斗力，减轻了人民负担，为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条件。
中国对日德意宣战
自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不宣而战侵人中国后，中日两国即处于战争状态，但国民政府一直未对日宣战。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日本政府向全国发出由天皇裕仁核准之对英美宣战宣言。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通过对日宣战决议，罗斯福以海陆空军大元帅资格下令各地应战。英国首相丘吉尔也在下院宣布对日宣战。欧亚美许多国家纷纷对日宣战。
在英美对日宣战的情况下，重庆国民政府也决定对日宣战。12月8日上午8时，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听取了外交部、军政部、中宣部的情况报告，决议对日、德、意宣战。下午3时，蒋介石约见美驻华大使高思、英驻华大使卡尔和苏驻华大使潘友新，并由各大使转三国元首书面建议一份，强调协调作战的必要性，并表示中国决不避任何牺牲，竭全力与英美苏及其他友邦对侵略者共同作战，建议全体反侵略国家对轴心国一律宣战，以造成彻底的联合战线。下午6时半，外交部长郭泰祺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国政府将对日、德、意宣战。
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布告，宣布对日宣战。宣战文如下："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所以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经声明者。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残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戌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
当天，国民政府又宣布对德国、意大利宣战。宣战文称："自去年九月德意志、意大利与日本订立三国同盟以来，同恶共济，显已成一侵略集团。德、意两国始则承认伪满，继复承认南京伪组织，中国政府业经正式宣布与该两国断绝外交关系。最近德、意与日本竟扩大其侵略行动，破坏全太平洋之和平，此实为国际正义之蟊贼，人类文明之公敌，中国政府与人民对此碍难再予容忍。兹正式宣布，自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午夜十二时起，中国对德意志、意大利两国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德或中、意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
中国对日德意宣战，表明中国的抗日战争与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汇合起来了。12月10日，蒋介石为对日德意宣战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号召与英美苏等友邦并肩作战，内以恢复领土主权，外以昌明国际正义，消灭共同之公敌。
香港沦陷
东方明珠香港自从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后，成为英国在远东的经济和金融中心。抗日战争爆发后，港英当局对日本持妥协方针，采取所谓中立政策，加上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认为新加坡的战略地位比香港重要，因而香港虽是英国在远东的重要基地之一，但防卫力量十分薄弱。1938年日军侵占广州后，英国方面出现放弃或固守香港的不同意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不久，港英当局才加紧采取增兵、设防等紧急措施。至1941年11月，驻港英、印军队，加拿大军队及香港义勇军共1.4万余人。在陆上沿九龙以北的德林格防线设防，海岸上筑有防御设施，但香港要塞在日军绝对的制空制海权下，实际上仅只一个孤岛而已。
日军对香港一直虎视耽耽。1941年11月1日，日本天皇裕仁签署了在1941年12月8日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绝密命令。11月6日，日军大本营给中国派遣军下达命令，要求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以第二十三军指挥的第三十八师团为基干部队，协同海军准备攻占香港，11月底完成作战准备。第二十三军随之制订了作战计划，决定与第二华遣舰队协同，自陆上正面迅速攻破九龙半岛及香港岛；在确认南方军已在马来西亚方面登陆或空袭之后，开始作战；攻破九龙半岛后，即迅速准备攻击香港岛，攻击方式以强袭在北岸登陆，逐次扩张战果；以一部分船舶，在香港岛南方佯动。日军用于香港作战的部队有第二十三军第三十八师团、第五十一师团第六十六联队、第一炮兵队、陆军航空兵第一飞行团一部及飞行第四十五战队，第二遣华舰队从海上予以协助。12月2日，日军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下达攻占香港命令。12月8日前，日军已在深圳附近展开，完成进攻准备。
月8日晨3时40分，日军大本营接获已开始进攻马来亚之后，分别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烟俊六、第二十三军司令官酒井隆发出特殊紧急密电"花开矣"，又以普通密电通报了日军已在马来亚开始进攻。酒井隆乃下达命令，于12月8日晨4时开始对香港的进攻作战。晨4时，日机12架轰炸香港启德机场，摧毁英军仅有的5架飞机；接着，大批日机对香港军事要塞和重要交通设施及水库进行猛烈轰炸。日海军从海上封锁香港，陆军则从深圳以东进入九龙半岛。英军由于兵力不足，又疏于防范，使日军进展顺利。12月12日，香港当局宣布放弃九龙半岛，决守香港。当天，日军占领九龙半岛。随后，日军炮兵连续向香港岛实施猛烈的炮火轰击。英军退守香港岛后重新布防，与日军隔海展开炮战。日本海空军也全面出动，使香港岛处于日军全面封锁包围之中。日军一面加紧猛攻，一面加紧劝降。日军以3名英籍妇女为人质，到港岛劝说港督杨慕琦投降，遭到拒绝。18日晚，日军第三十八师团三个步兵团分三路同时渡海，奇袭成功，占领香港岛东北部。由于日军占领黄泥涌水库，切断了香港的水源，加上日军猛烈进攻，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看到英军继续抵抗已无意义，且英国政府已事先指示他，如迫不得已可权宜行事。于是，杨慕琦便渡海到九龙半岛酒店日军指挥部，向日军司令官酒井隆投降。至此，历时18天的香港保卫战以英军失败而告结束。
在香港保卫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纵队，于12月13日沿东江向西，对广九线、深圳一带日军侧击。15日继续向广九布吉方面集结之日军袭击。20日又向西南方向攻击。还先后营救陷港国际友人及同胞数千人，其中有国民党驻香港代表陈策及其他国民党要员、英国官员、香港大学教授、新闻记者等。宋庆龄、宋霭龄及平准基金委员会中方委员陈光甫、美方委员福克斯、英方委员霍柏杷等人也在香港沦陷前顺利离港。
年2月20日，日本政府宣布香港为日本占领地，正式设立占领地总督部，任命矶谷廉介为香港总督，平野茂为副总督。从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香港人民在日本军队的刺刀下度过了3年零8个月的苦难岁月。
第三次长沙会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策应进攻香港的作战行动，牵制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南下增援广九方面，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发动第三次长沙战役。日军由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矶指挥，集中第三、第四、第六、第三十九、第四十等师团各一部及独立第十一、第十四旅团，配以炮兵、工兵、战车及舰艇部队，共约12万余人，拟于岳阳地区实行正面突破。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吸取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教训，采取名为"天炉战法"的后退决战的作战方针，彻底破坏道路，在中间地带坚壁清野，诱日军深入，设置纵深的伏击区，把入侵之敌诱至决战地区，从四面八方构成一个天然熔炉，予以包围歼灭。具体部署为：先以一部兵力利用新墙河至长沙的有利地形，进行逐次抵抗，待敌到达长沙地区后，再择机与之决战。
年12月24日，日军第六师团向新墙河地区第九战区第一三三师阵地发起攻击，并强渡新墙河。26日，日军第六、第四十师团主力沿泪罗江向中国守军第三十七、第七十九军阵地发动攻击；当天，日军第三师团主力也到达泪罗江岸，与中国守军第九十九军激战。28日，日军第六、第四十师团分别在新市、磨石滩等处渡过泪罗江，遭到第三十七军的顽强阻击，30日迫第三十七军向东侧山地转移。本来日军已于25日晚占领香港，第十一军牵制第九战区部队南下援港任务已经完成，但阿南惟矶为雪第二次长沙会战之羞，不经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批准，于12月29日下令第三师团攻击长沙，第六师团一部也攻击长沙，主力攻击长沙以东的（郎木）梨市，第四十师团向金井挺进，保护主力侧后翼。31日，日军第三师团渡过泪罗江，主力移至檗梨市和东山附近。1942年1月1日晨，日军开始进攻长沙。日军第四十师团占据金井并掩护侧背，第三师团向长沙东南郊发动袭击。中国守军第十军李玉堂部第十师与日军激战一昼夜不支，日军突人白沙岭阵地。中国第二十七、第三十、第十九集团军杨森、王陵基、罗卓英部及第九十九军傅仲芳部主力，奉令向长沙包围。1月2日，日军继续向长沙猛攻，日机也狂轰滥炸。第九战区以少量兵力在内线坚守，而在外围布置重兵，准备围歼日军。
年1月2日，中国第四军欧震部进占跳马涧东西线，第七十九军夏楚中部抵浏阳河右岸，第二十六军萧之楚部到达万家桥、洞阳市一带，第二十军杨汉域部及第五十八军孙渡部到达长江源附近，第七十八军夏守勋部与日军第四十师团在金井、脱甲桥一带激战，第九十九军向捞刀河前进。第九战区围歼日军态势已成。1月3日，日军第六师团主力向长沙守军第一九○师阵地攻击，日军第三师团与预备第十师激战，至4日，双方展开激烈的拉锯战。与此同时，长沙外围中国军队在合围成功后，发起攻击作战，第四军攻占林子冲等地，第七十九军到达浏阳河东岸，第七十八军迫近春华山，第三十七军攻占金井并向日军第四十师团攻击，第二十、第五十八军到达伍家埠、汉家山一带，第九十九军到达龙头。为免遭中国军队围歼，日军于1月4日开始撤退。第三师团由长沙东南郊向东瓜山撤退，第六师团由长沙东北郊向（郎木）梨市撤退。中国军队以4个军尾随追击，2个军向日军左侧侧击，1个军又1个师向日军右侧侧击，3个军对日军进行堵截。
日军撤围后，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无法脱离战场，每天后撤平均不及10公里。为尽快脱围，日军急调担任掩护任务的第九独立混成旅团火速增援，却被中国军队包围于花门楼、古华山地区，激战至8日，几乎全军覆没，未能与主力会师。长沙撤退之日军第三、第六师团于1月6日分由长桥、牌楼铺北撤。1月7日，中国第二十六军跟踪日军向捞刀河以北追击，第七十九军追抵捞刀河北岸滨坳附近，第四、第七十三军过捞刀河北追击。1月8日，日军由捞刀河北岸退至栗桥、春华山以南，沿途遭第七十三、第二十、第五十八、第三十七军截击，第四、第二十六、第七十八军将日军包围于栗桥、影珠山以南。与此同时，中国空军也轰炸长乐街、新市、语市口之敌，进行配合作战。在中国军队的强大攻击下，1月12日，日军退过汨罗江北岸，中国军队也随之追至汨罗江南岸。1月15日，日军退过新墙河。第九战区部队追至新墙河南，以一部兵力向河北岸追击。16日，双方恢复原态势，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
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死伤5.6万人，缴获步枪138支、轻机枪115挺、山炮11门、无线电台9架，遭到惨败。中国军队伤亡约3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有力地支援了同盟军的反法西斯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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