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中国政治上的首件大事，当推延安整风。这是中国共产党克服困难、加强党的领导的重大举措。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中共实施党的领导一元化，都是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中国参加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成为世界四强，则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另件大事。国共在皖南事变后重开和谈，表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艰难曲折中得以巩固和发展；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决定对共产党采取宽大政策，是共产党针锋相对斗争、国民党被迫承诺的结果。盛世才在新疆反共，则是国民党内反共分子的拙劣表现。汪伪国民政府在沦陷区推行新国民运动，是日伪对沦陷区人民施行奴化教育的重要措施。
在军事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部成立，蒋介石出任最高统帅；史迪威来华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国远征军人缅作战，都是中国与盟国军事合作的重要举措。华北日军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作战，日伪军对新四军根据地发动"清乡"攻势，八路军、新四军进行了频繁的反"扫荡"、反"清乡"作战。正面战场进行了著名的浙赣会战。
在外交上，中美、中英间开始了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的谈判，拟订了中美、中英新约草案。中美达成了<抵抗侵略互助协定>。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访华，加强中美合作。
在经济上，中共中央为解决财政经济困难，实行减租减息政策；重庆国民政府为控制物价上涨，实施日用必需品全面限价。驼峰空道开通，成为中国滇缅路封闭后，大后方唯一通向外界的通道。
年仍是中国抗战十分困难的一年，也是克服困难、迎接转机的一年。
中国成为世界四强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扩大，欧亚美许多国家纷纷对日宣战。12月9日，中国国民政府对日、德、意宣战。当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提出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同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提出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应当包括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的政府、党派及一切阶层的人民，包括日本国内的反战人民和日本殖民地朝鲜、台湾、越南的人民在内。这个统一战线既是上层的，又是下层的，既是政府的，又是民众的联盟。10日至11日，蒋介石在重庆两次邀集英、美驻华大使及武官，建议举行同盟国首脑会议，商讨全球反法西斯作战战略和共同宣言。12月22日，丘吉尔、罗斯福在华盛顿举行会谈，重申先欧后亚方针，并议定联合国家宣言草案，中国被列为签字国四强之一。
年1月1日，美国、英国、苏联、中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希腊、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卢森堡、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马、波兰、南非联邦、南斯拉夫等26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对法西斯轴心国共同行动宣言》，又称《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前4个国家为美、英、苏、中，其余国家按国名第一个英文字母顺序排列，这是中国在形式上第一次获得世界四大国的地位。中国签字代表是宋子文。
宣言全文如下："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对于具体表现于1941年8月14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之共同宣言即通称的大西洋宪章中的目的原则之共同纲领，业经予以赞同。深信为保卫生存、自由、独立与宗教自由，并保全其本国与其他各国中之人权与正义起见，完全战胜敌国，实有必要，并深信各签字国正从事于对抗企图征服世界之野蛮与残暴的力量之共同斗争。兹特宣言如下：（1）每一政府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以对抗与之处于战争状态之’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2）每一政府保证与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凡正在或行将提供物质援助与贡献以参加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之其他国家，均得加入上述宣言。"至此，以美国、英国、苏联、中国为核心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结成。英、美政府参加反法西斯同盟和对德、意开战，壮大了反法西斯阵营的力量。继"26国参加《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后，从1942年6月至1945年3月，先后有墨西哥、菲律宾、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伊拉克、巴西、玻利维亚、伊朗、哥伦比亚、利比里亚、法国、厄瓜多尔、秘鲁、智利、巴拉圭、委内瑞拉、乌拉圭、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叙利亚、黎巴嫩加入。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是战胜法西斯的坚实基础。中国成为世界四强，则是中国人民四年来抗击日本侵略者应得的回报。
同盟军中国战区成立
随着中国对日抗战的持续进行和欧洲战争特别是苏德战争的爆发，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共同对日德意作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军事合作更是迫在眉睫。1941年12月8日，蒋介石召见美驻华大使高思和苏驻华大使潘友新，强调协调作战的必要性，敦促中美英苏荷澳等国结成军事同盟。中国共产党也积极主张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10日至11日，蒋介石邀集英美驻华大使及武官，商讨联合对日作战问题。蒋介石提议：同盟国间设立联合军事参谋机构，协调全球作战计划；成立亚太地区中美英荷澳五国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中英组织联军共同防守缅甸。11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建议三国首脑在反轴心国组织某种联合军事会议；蒋介石还向罗斯福建议，请华盛顿提出五国联合军事行动的具体计划。
月11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联合作战协定》，规定三国共同地并以它们支配下的一切手段对英美作战，直至胜利；若非三国相互完全谅解，三国决不单独对英美休战或媾和。为加强反法西斯国家的团结与合作，12月16日，罗斯福向蒋介石建议，于17日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蒋介石也向各盟国提议统一指挥，实行军事联盟。17日，中美英苏四国军事代表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商定在重庆设立中美英苏荷五国联合作战机构，由美国总代表主持。22日，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华盛顿会晤，将世界战场分为欧洲大陆、中东与北非、北大西洋、太平洋四大块，决定了盟国分工合作和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23日，中美英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举行，会议决定：在重庆设立由何应钦主持的中美英联合参谋会议；在缅甸设立中英联军统帅部；建立中国远征军；美国向中国境内及人缅作战军队提供武器装备；美国派遣空军人缅作战。
年12月30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议组织中国战区以完成共同抗敌力量之联系与合作，并提出由蒋介石指挥现在或将来在中国、越南及泰国境内的联合国家部队。罗斯福还提议：在蒋介石指挥下，由中美英三国政府代表组织一个联合计划作战参谋部，尽可能邀请苏联参加；希望在中国战区统帅、印度英军司令及西南太平洋司令3个总部之间，保持密切联系。12月31日，罗斯福再次致电蒋介石，建议组织中国战区，以提高中国的地位。电文称："为立即完成我等共同抗敌力量之联系与合作起见，今正在南太平洋战区成立一最高统帅部，指挥全部美、英、荷军队。此项联合国在中国战区之共同活动亦需有同样统帅部，事属当然。余今征得英、荷政府之同意，建立麾下负指挥现在及将来在中国境内活动的联合国家军队之责。余等并建议：该战区包括联合国家军队可以达到之安南及泰国国境。余并相信：欲使此统帅部发生效力，应立即由中、美、英三国政府代表组织一个联合计划作战参谋部。倘麾下认为可能而苏联表示同意时，苏联代表亦应参加。此参谋部应在麾下指挥下服务。当命印度军司令及南太平洋战区司令与麾下统帅部取得最密切之联系。该三总部间应互派联络员。上项办法足使麾下之意见与势力影响及于各战区作战与一般战略之策划。"1942年1月2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同意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电文称："承嘱担任联合国现在与将来在中国战区，以及安南、泰国境内联合国军队可能到达区域一切军队最高统帅之责，深知此项任务对有关各国及其人民与我中国本身所负责任之重大，就个人能力与资历言，实不敢贸然应命，然念此统帅部成立之后，足使中国战区与联合国间得统一其战略，促进其全盘作战之功效：既经阁下征得英、荷政府之同意作此建议，自当义不容辞，敬谨接受。"年1月3日，同盟国宣布，推蒋介石任盟军中国战区（包括泰国、越南及将来可能为盟军控制区域）最高统帅。1月5日，蒋介石在重庆就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1月4日，蒋介石致电在华盛顿的宋子文，要求罗斯福派遣一位可资信赖的高级将领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19日，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推荐史迪威担任此职。23日，美军总参谋长马歇尔通知史汀生表示同意。3月4日，史迪威飞抵重庆，正式出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和中国战区参谋长。
中国战区最初辖区为：中国、泰国、越南和缅甸北部，后又决定将缅甸南部、越南南部改归南太平洋战区，旋又改为东南亚战区。中国战区统帅的权责是独立的，而东南亚战区统帅则受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管制。日本投降后，中国战区负责接受中国大陆（东北除外）、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地区的日军投降。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中国战区也随之撤销。
汪伪开展"新国民运动"
为在沦陷区内施行奴化教育，维持日伪的反动统治，1941年11月9日至11日，伪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仿照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做法，开展新国民运动。会议发表的宣言称，新国民运动就是使人人认定和平反共建国为中国唯一出路，要集合人力物力，以促进全面和平的实现。12月31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76次会议，通过《新国民运动纲要》。1942年1月1日，汪伪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了《新国民运动纲要》。
《新国民运动纲要》是汪伪政权开展新国民运动的纲领性文件。《纲领》宣称，新国民运动不另标主义，而要着重于精神力的建设，不仅要使民众确信并努力于中日全面和平的实现，尤其要适应大东亚战争的需要，成为日本奴役下的新国民。所谓新国民，必须具备8项条件：要牢记大东亚主义，从今以后，把爱中国爱东亚的心打成一片，东亚诸国，互亲互爱，团结起来，保卫东亚；团体要组织化，行动要纪律化，绝对服从日伪的统治；经济上要以铢积寸累的精神，来发达国家资本，增加生产，节约消费，以保证日本军事之需要，要倡导公而忘私的精神，为日本的侵略战争牺牲一己以救国家；要精诚团结等。总之，就是要进行精神总动员。精神总动员的内容，就是沦陷区的每一个人都要拿出自己的力量，协助日本进行侵略战争；同时，要做一个顺民，不能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残暴统治。
侵华日军为使汪伪政权以全力协助日本进行侵略战争，决定成立专门机构，以促进新国民运动的开展。1942年5月29日，汪伪国民党中央召开党务会议，决定成立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作为新国民运动的主持与实施机关。6月2日，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第114次会议决定成立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直属伪行政院，以伪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兼任委员长，伪行政院副院长兼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及伪内政部长陈群、伪教育部长李圣五、伪实业部长梅思平、伪宣传部长林柏生、伪社会部长丁默邨、伪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等为常务委员，林柏生兼秘书长。1942年12月28日和1943年1月4日，相继在上海和南京成立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分会，伪上海市长陈公博、伪南京市长周学昌分别兼任分会主任委员。1943年1月13日，伪最高国防会议决定将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改隶伪国民政府。1月28日，伪最高国防会议通过《修正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组织条例》，将伪省市长及主持宣传、教育、特务等汉奸要员都列为该会的委员，并令各伪省市政府成立分会。
新国民运动分3期推行。第一期为普遍宣传阶段。通过报刊、电台广为宣传，使一般国民了解做新国民的意义；在各学校以《新国民运动纲要》为特别课程之一，并由各地宣传教育机关派员分赴各校讲演；举办万众签名运动，宣誓奉行新国民运动，誓词为："余誓以至诚接受最高领袖之指导，服膺三民主义，厉行新国民运动，完成中国革命，实现东亚解放，尽忠竭力贡献一切于国家……如有违背誓言，愿受一切制裁。"3月11日，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南京分会在南京进行了民众签名活动。随后，上海等地也相继进行了签名活动。第二时期为实际训练时期，选择各学校各机关团体优秀分子进行集体训练。新国民运动的主要对象是青少年。1942年7月4日，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制定《新国民运动青年训练纲要》、《第一期组织计划大纲》、《中国青年模范团组织原则》、《中国童子军组织原则》，决定普遍设立中国青年模范团和中国童子军。7月10日，伪国民政府发布训令，称："国民政府为谋新国民运动之积极开展，有行政院新运促进会之设置。根据本年元旦所颁布之纲要，于精神物质两方面，对于全体国民实施训练，并以全国青年团与童子军之普遍设立，用作训练之机构。中央及地方各机关，务须深体斯旨，紧密联络，积极整备，以利进行。国民全体，应尽其最大之努力，肩负其对国家对东亚之使命，使此两运动积极推进，以底于成功。"7月27日至8月17日，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举办优秀大学生暑期训练班，参加训练的有南京、上海各大学学生45人。训练内容以新国民运动为主旨，分军事训练、政治训练、社会服务3科。第三时期为推广期，由接受训练分子扩充普遍于一般民众。1943年6月24日，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设立暑期集训委员会，汪精卫任委员长，下设公务员集训营及青少年集训营。南京公务员集训营负责训练伪中央政府及南京特别市政府科级以上人员，上海公务员集训营训练伪中央及上海市各机关荐任以上人员。1944年，伴随日本侵略者败迹的日益明显，新国民运动也无形停顿。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6月，法国投降德国，英国单独对日作战，无力顾及在远东的利益，因而需借助中国力量保护它在远东的殖民地。1941年12月23日，中英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当天，中美英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举行，会议决定建立中国远征军。滇缅路是中国抗战期间的一条重要交通动脉，因而中国方面对于派军队人缅作战甚为积极。"1942年1月14日，国民政府令第五军入缅支援英缅军作战。从此时起，由第五、第六、第六十六军共10余万人组成的中国远征军第一路，筹划人缅同日军作战。1942年初，日军威逼泰国，谋取缅甸，英缅军受到严重威胁。1月23日，英缅军总司令胡敦要求中国派军人缅协助英军作战。2月3日、16日，英缅军又先后两次提出同样要求。2月1日和16日，中国第五军和第六军相继开始向缅甸进发，由于全靠步行，补给无着，加上英方态度反复，进展不快。
年3月4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发布实施缅甸中部作战命令。7日，日军占领仰光，英军向缅中退却。3月12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正式成立，并发表告英缅印各邦人士暨侨胞书，宣称中国军队入缅的目的，全在协助友邦，伸张正义，维护人道，争取民主国家最后胜利，建立世界和平。15日，蒋介石调西安行营主任卫立煌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卫立煌未到任，由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代理。4月2日，蒋介石派罗卓英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负责指挥远征军作战，但必须服从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指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罗卓英，副司令长官杜聿明；下辖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下辖第二○○师，师长戴安澜；第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第九十六师，师长余韶；游击司令部，司令黄翔。第六军军长甘丽初，下辖第四十九师，师长彭璧生；第九十三师，师长吕国铨；第五十五师，师长陈勉吾。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下辖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新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新二十九师，师长马维骥。
年3月8日，中国远征军先遣第二○○师附骑兵团和工兵团一部，作为先头部队到达缅甸同古（亦称东瓜）。9日接收英军防务，11日在皮尤河两岸构筑阻击日军的前哨阵地。18日英缅军全部撤退，日军跟踪追击，到达皮尤河南12公里处，与远征军发生激烈的前哨战。19日，远征军歼日军先头部队一个小队，即撤回后方既设阵地。从20日起，远征军第五军第二○○师坚守同古，师长戴安澜立志"誓与东瓜共存亡"。当天，日军向远征军第二○○师发起攻击，并逐日增加兵力，战况颇为激烈。24日晚，第二○○师后方联络线被切断，遂转移同古阵地固守。25日，同古被日军三面包围，戴安澜遂调整部署，放弃鄂克春、坦塔宾前沿阵地，将全师集结在同古城内。26日，日军占领同古机场，同时以3个联队兵力围攻同古城，以主力猛扑城西北角，中国军队浴血奋战，阵地屹然不动。28日起，日军在同古北构筑守势阵地，对廖耀湘新二十二师进行防御，集中主力对戴安澜师阵地发动猛攻，并施放糜烂性毒气，第二○○师伤亡惨重。夜11时，日军一部迂回戴安澜司令部。为解戴安澜师之围，新二十二师主力猛攻南阳车站，日军增援反攻，双方激战竟日，均无进展。由于远征军对西、南、北三面日军进行牵制性攻击，日军对同古城攻击减弱，但对戴安澜司令部攻击仍很激烈。由于守备皮尤河亘毛奇一线阵地的英缅军第一师已全部转移到普罗美，而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后续部队一时输送不到前方，日军在仰光又有一个师团登陆，戴安澜师补给中断，第五军军长杜聿明遂决心放弃同古。3月29日夜，戴安澜师守同古部队向东突围，沿色当河东岸到叶带西归还建制。30日拂晓，第二○○师安全渡过色当河，同古保卫战结束。同古保卫战历时13天，中国远征军在没有空军协同作战的情况下，同4倍于己且配有步兵、特种兵和空军的日军作战，不但掩护了英军的撤退，且歼敌5000余人，为中国远征军赢得了声誉。
同古保卫战结束后，中国远征军长官部拟定了平满纳会战计划，以阻击兵团扼守斯瓦河北岸，利用狭长森林地区，将日军包围于平满纳附近加以歼灭。根据上述计划，中国远征军进行了兵力调配，但因中、英军在东、西两路告急而被迫放弃。1942年4月1日，从普罗美和斯维当撤退下来的英印、英缅军两个师如惊弓之鸟，5日放弃阿兰庙，以后逐日撤退不停。4月14日凌晨2时，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面告远征军代表侯腾，告以日军第三十三师团沿伊洛瓦底江两岸北进，将英缅军包围于仁安羌以北，要求远征军救援。17时，远征军长官部令第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孙立人部前去解救。17日，日军陷缅甸仁安羌，英缅军第一师及装甲第七旅共7000余人被包围于仁安羌以北地区。18日拂晓，孙立人新三十八师先头第一一三团到达宾河右岸，并发起攻击，午刻将日军击退。19日，逼近日军阵地发起攻击，至14时，攻克501高地，击溃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主力，毙敌1200人，全部收复仁安羌油田区，救出被围英军7000余人及被俘英美传教士、新闻记者等500余人。仁安羌一役轰动英伦三岛，战后，英国政府授予孙立人帝国勋章。
从放弃平满纳会战开始，中国远征军在指挥上发生分歧。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和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主张进行曼德勒会战，而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则主张集中兵力退守棠吉和梅苗，保全腊戍。由于英国没有防守缅甸的决心和准备，作战中又未能和中国远征军配合，蒋介石又处处迁就英美，致使远征军处于被动局面，连遭失败。4月19日，日军第五十六师团迫使远征军第五十五师与军部失去联络。由于中英军队一直忙于部署曼德勒会战，致使日军乘虚北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远征军长官部于4月28日下令部队逐步撤退。中国远征军新三十八师奉令作为后卫部队，掩护英军和远征军撤退。29日，日军攻陷腊戍，缅甸局势急转直下。史迪威、罗卓英率远征军司令部人员由瑞保转移甘布鲁，旋转至印度。中国远征军群龙元首，分散混乱，各自寻求自己的归宿。甘丽初第六军自4月25日起向景东方向撤退。戴安澜第二00师及黄翔游击司令部两个团向景东转移，渡南卡江回国。杜聿明率第五军廖耀湘第二十二师、余韶第九十六师和第五军直属队及第六十六军孙立人新三十八师向八莫、密支那转移。张轸指挥的新二十八师、新二十九师连续丧失腊戍、南坎、八莫、畹町、芒市等要地。中国远征军所经之处，多是崇山峻岭、山峦重叠的野人山及高黎贡山。森林蔽天，蚊蚋成群，人烟稀少，给养困难，又碰上雨季，山洪暴发，加上日军的截击，死伤无数。由于蚂蝗、蚊虫及热带小虫叮蚊，破伤风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行军途中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总数约10万人的部队，撤退回国者仅4万人左右，而撤退中死亡人数超过战斗死亡人员一倍以上，装备大部丢弃。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最终以失败告终，也没有完成打通滇缅路的任务。
至1942年8月初，中国远征军一部撤往印度，一部退往滇西，与日军隔怒江对峙。6月29日，蒋介石下令撤销中国远征军长官部，另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任副总指挥，驻印军共8000余人，改编后在加尔各答西北的蓝姆伽训练。7月15日，进入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改称中国驻印军。驻印部队及以后从国内运去的部队，改编为新一军和新六军，接受美军的训练和装备。新一军辖新三十八师、新三十师、第五十师，军长孙立人；新六军辖新二十二师、第十四师，军长廖耀湘。退至滇西的远征军及新增加的部队，于1943年春重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2月1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长官司令部设于云南楚雄；下辖长官司令部直属的第五十四军及第一九八师，驻祥云；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下辖第七十一军、第六军及直辖的第三十六师，集团军总司令部设于大理；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下辖第二军、第五十三军，集团军总司令部设在弥渡。重建的中国远征军也接受美军的训练和装备。
抗日根据地普施减租减息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洛川会议上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减租减息政策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1938年2月10日，晋察冀边区颁布了《减租减息单行条例》，规定地主土地收人一律照原租额减少25％，钱主利息收入年利率一律不准超过1％。晋冀鲁豫边区也作出了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的规定。为推动减租减息政策的深入开展，193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要求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的区域，必须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改良人民生活。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获得了广大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欢迎，加强了农村各阶级的团结，对巩固抗日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但运动的发展不平衡，许多地方还没有普遍的认真的彻底的实行；有的地方出现了农民不交租交息的"左"的偏向；减租减息的办法和标准也不统一。
为进一步贯彻减租减息政策，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对减租减息政策作了全面而具体的规定。《决定》指出，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也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决定》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1）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故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尉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生产与抗日的积极性。（2）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党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绅士。故于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只是对于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汉奸分子，才采取消灭其封建剥削的政策。（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富农，不但有抗日要求，而且有民主要求，故党的政策不是削弱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但富农有一部分封建性质的剥削，为中农贫农所不满，故在农村中实行减租减息时，对富农的租息也须照减。在对富农减租减息后，同时须实行交租交息，并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一部分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土地的地主，其待遇与富农同。上述三条原则，是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土地政策的出发点。中共中央还颁发了这个决定的附件，规定了执行土地政策的具体方法：关于减租，以二五减租为原则；关于减息，以一分半为计息标准。
各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进一步制定和修改了有关土地问题的条例和法令。1942年9月，晋绥边区颁布了《减租交租条例》；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关于减租实施的补充办法》，12月9日通过了《土地租佃条例》；1943年2月，晋察冀边区颁布了《租佃债息条例》及施行细则。减租减息运动在各抗日根据地全面展开，1943年达到高潮。减租办法，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从原租额中减去25％；利息则一般减到不超过当时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允许的程度，一般在减息后定为一分半左右。但运动的发展仍不平衡。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党内指示，要求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指示发布后，各根据地开展了查减运动，减租减息政策得到了全面而深入的贯彻。
通过减租减息，租率降低，落后的租佃形式被废除，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随着农民土地的增多，农村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推动了根据地的其他各项斗争，为巩固解放区革命政权、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延安整风运动
为克服解放区面临的严重困难，争取抗日战争和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清算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加强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在1942年前后，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开展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共分三个阶段。即准备阶段、普遍整风阶段、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
整风的准备阶段，从1940年底就开始了。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对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策和策略作了全盘的概括，要求全党既要警惕重犯右倾错误，又要警惕重犯"左"倾错误。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了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反对理论和实际相脱离的主观主义学风，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这个报告为整风运动作了思想动员。7、8月间，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报告的精神，相继发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确认从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遵义会议前党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会议还讨论了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和解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干部的整风会议。同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要求中央及各根据地都成立高级学习组，学习与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历史经验。毛泽东担任中央学习组组长，各地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领导。延安有120多名高级干部参加学习，核心有40多人，全国参加学习的共有300人左右。1941年7月，刘少奇在中共华中局党校作了《论党内斗争》的讲演，总结了历次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阐明了如何开展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
普遍整风阶段从1942年2月开始到1943年10月结束，是整风运动的核心阶段。从1942年2月1日到4月2日，是普遍发动阶段。从4月3日至8月初，是学风学习阶段，着重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延安和全党的整风学习。延安有1万多名党员、干部参加了整风学习。从8月初至12月中旬，是党风学习阶段，着重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中央强调了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党领导一元化的问题。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从1942年12月18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文风学习的通知》，到1943年3月，是文风学习阶段，主要是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从1943年3月至10月，是普遍整风的总结阶段，对普遍整风阶段的学习和每人的思想进行总结。
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2月8日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6月8日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这些文件对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内容、方法、步骤等都作了规定。整风运动是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根本任务的，其中尤以批判和纠正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树立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为核心。毛泽东深刻揭露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学风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风的对立，指出，党的历史上一切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是由于他们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主观主义是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都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对主观主义就是从思想上彻底清算机会主义错误。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反对宗派主义就是从组织上彻底清算机会主义错误。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和宣传工具，是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所以要彻底埋葬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就必须反对党八股。通过整风，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中的指导地位。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7月，刘少奇写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一文，提出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武装自己。王稼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8月，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提出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即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针。这是开展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整风的步骤是：首先认真学习研究文件，领会文件的精神与实质，掌握思想武器。然后联系实际检查思想，检查工作，研究历史，并且互相批评，互相帮助。在此基础上，写出个人思想总结。再从个人思想、工作、历史的检查，进一步发展到对于自己所在地区和部门的工作的检查，又发展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和实质，认真地研究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的历史。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规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整风运动得以普遍而正确地开展。在普遍整风的后期，又开展了审查干部运动，但掌握审干大权的康生却错误地发动了抢救运动，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发现并纠正了审干运动中的错误，使审干运动得以走人正轨。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从1943年10月开始至1945年6月结束。1943年10月10日，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整风运动由普遍整风阶段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一方面组织一般干部进行人生观的学习，要求党员和干部进一步改造世界观，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另一方面组织高级干部学习党的历史。这时参加学习的高级干部范围比准备时期大大扩大了，包括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委员及八路军、新四军主要负责人共300人，其中延安占1／"3，各地占2／3。对于党的历史，特别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这一时期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详细地阐述了这次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方针，代表中央政治局对高级干部学习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结论，为整风运动作了总结。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深入讨论了党的历史，总结了整风运动的成果，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作了极重要的准备。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整风运动的成果。
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继思想解放运动之后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通过整风运动，使广大党员干部从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使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在思想基础方面立于不败之地，为党的七大的召开、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思想基础。整风运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
美英对华巨额贷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三国在联合对日作战的同时，中国还积极寻求美英的经济援助。经过4年多的艰苦抗战，中国的财政经济状况十分窘迫，财政赤字越来越大，除了增发货币、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外，只有寻求外援了。
年12月29日和30日，蒋介石接连致电在美国的宋子文，要其向美国政府接洽借款5亿美元。具体方式为：（1）由美国政府利用平准基金直接向中国贷款5亿美元；（2）由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准中国政府开立信用透支5亿元；（3）请美国政府准中国在美国发行美金公债5亿元。30日，蒋介石还约见美驻华大使高思，要求美国对华提供5亿美元财政援助，支持中国抗日的意志。12月31日，宋子文向美国财政部钱币司司长怀特非正式地提出借款要求。1942年1月12日，宋子文开始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进行谈判。摩根索提出，将贷款的方式改为美国直接向中国军队提供军饷，宋子文对此极感兴趣。1月15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认为美国的建议存在诸多弊端，可使中国军队与国家政府及社会经济形成对立或脱离关系，使中国经济、政治与法币加速崩溃；中国经济形势危急，故致军事不济，若拟增强军事，决非单纯军费之所能解决，必使经济与法币信用提高与稳定，方能解决军事困境。美国的意图是想靠提供军饷来控制中国军队，这是蒋介石难以接受的。宋子文接到蒋介石电文后，于1942年1月21日致函摩根索，代表蒋介石正式拒绝了美方的建议。
年1月30日，宋子文面见罗斯福总统，面陈对华提供无条件贷款的紧迫性。经罗斯福同意后，美方放弃支付中国军饷的方案。1月31日，摩根索告知宋子文，美国政府将立即向国会提出对华贷款案。至此，美方同意提供财政贷款。
从1942年2月初起，宋子文在是否要对借款用途作出限定问题上，与美方多次交涉。摩根索要求宋子文拿出中方的借款条件，宋子文则不愿作出相应承诺。蒋介石也指示宋子文，必须是无条件借款。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赫尔、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等也敦促罗斯福加快对华贷款的步伐。罗斯福接受了他们的意见。1942年2月7日，美国国会通过第422号公法，授权财政部长在总统同意下，代表美国向中国提供不超过5亿美元的借款或信贷或其他财政援助。2月12日，罗斯福在该案上签字，使之具有法律效力。随后，双方拟订和修改了借款协定。3月21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在华盛顿签署《中美5亿美元借款协定》。规定：美国财政部同意以5亿美元之贷款，列入其国库帐册上之中国户内，并愿于中国财政部长申请时，将该贷款转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或中国财政部长指定之其他代理机关之内；中国政府可以直接或经由财政部长授权之代理人或代理机关申请转帐，并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动用该款；将决定一切财政条件之时间延至战后，在决定最后条件及利益时，必须充分认识在战后及战时均宜维持中国一切健全及稳定之经济的及财政的关系，并改善全世界之经济的及财政的关系；这笔贷款可用于中国方面下列支出：增强其币制、货币及银行制度；投资生产事业并促进生产与分配；阻止物价上涨，促进经济关系之稳定，制止通货膨胀；防止食粮与其他原料之囤积；改良运输及交通工具；促进人民生活之其他社会的及经济的措置；租借法案以外之军事需要；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开始生效。美国对华5亿美元贷款，既是一笔巨额无息借款，又是长期借款，是抗战期间美国对中国数额最大、条件最优惠的一笔借款。
在寻求美国对华贷款的同时，中国也开始了向英国借款的接洽。1941年12月30日，蒋介石电令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要求英国给予中国1亿英镑的贷款。1942年2月2日，英国外相艾登通知顾维钧，英国决定给中国5000万英镑。3月，英方提出了借款草案，对借款用途有所限制。对此，蒋介石指示顾维钧，中英借款条文性质不宜越出已签订的中美5亿美元借款合同条文之外，若另有拘束或限制条件则不如不借。随后，英方对借款合同作了修正。5月13日，英方提交修正草案，中国方面仍不满意，顾维钧与财政部次长郭秉文与英方进行了多轮交涉，终于达成协定。1944年5月2日，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与英国外交大臣在伦敦签订《中英财政协定》，又称《中英5000万英镑借款协定》。协定规定，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借款总额不超过5000万英镑，用于：（1）中国因战争之需，购买由英镑区内各国生产或制造的物资；（2）支付在英镑区内与购料有关的服务费用；（3）充作中国发行内债基金以制止通货膨胀，但两国对内债发行条件应取得一致意见，且首次提用之款不得超过1000万英镑；（4）支付中国在印度和缅甸军队之薪饷及当地其他开支；（5）支付两国政府随时商定在英镑区内所担负的与战争有关的其他服务费用。两国并将最后决定此项给予财政援助之条件，包括报答英国政府之利益在内，延至战后；在决定最后条件及利益时，必须充分认识在战后及战时均宜维持中国健全及稳定之经济与财政情况，并宜促进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间互利之经济与财政关系，且改善全世界经济与财政关系。
美英对华巨额贷款，有利于稳定中国的经济与财政，支援了中国的抗战事业，但也增大了中国经济的对外依附性。
盛世才反共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疆成为苏联援助中国的必经之地，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采取了联苏和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了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并派遣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大批干部到新疆工作，他们在各条战线上，为建设新疆、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从1937年到1940年，共产党帮助盛世才政府先后举办了县长训练班、政治干部训练班，培养各级管理人才；废除乡约、农官制度，建立区、村政权；取消锡伯营、察哈尔营等封建军事组织，设立县制；成立省政委员会，以及各县的县政委员会，吸收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参加，协助政府推行各项工作。这些措施，对新疆各族人民的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共产党员在新疆省政府中担任了要职。共产党员汪啸春在担任《新疆日报》社副社长期间，大力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黄火青在任反帝会秘书长期间，积极开展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抗日活动；毛泽民在1939年担任财政厅长后，采取了改组省银行，改革币制，稳定物价，建立经济预算和核算制度，减轻税收，发放工、商、农、牧业贷款等措施，促进了新疆经济的发展；林基路在担任新疆学院教务长期间，倡导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建校方针，贯彻"学用合一"的革命学风，聘请进步教师，改革教学内容，使新疆学院成为培养革命青年新的阵地。
盛世才对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政治影响的日益扩大十分恐惧，因此转而采取抑制和反对共产党人、迫害进步力量的政策。1938年，盛世才利用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以反对托派为名，把派来新疆的25名联共党员逮捕送交苏联，甚至连他的妹夫王寿成（即俞秀松）也不能幸免。盛世才还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诬告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阿布列索夫是英帝国主义间谍、挑拨苏联政府与新疆政府的关系，结果导致阿布列索夫被苏联处决。1939年，盛世才将从事宣教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调往边远地区。1940年，盛世才又解除了毛泽民财政厅长的职务。随着国内皖南事变和国外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法西斯势力十分猖獗，国内反共势力气焰嚣张。在这种情况下，盛世才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法西斯力量无法阻挡；共产党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即将被消灭，因而彻底撕下了进步的伪装，公开反共。1942年4月12日，盛世才背信弃义，诬陷中国共产党，捏造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以所谓保护和另有任用为名，将南北疆各区县的共产党员全部调回迪化，先后集中在羊毛湖和八户梁等处，并命令航空队全体学员离开航空队，也集中在南梁招待所，实际上是将共产党人和各界进步人士全部软禁起来。9月17日中午，盛世才派全副武装军警包围软禁在新疆的共产党人住地八户梁，把陈潭秋、毛泽民等软禁在邱公馆；下午，盛世才又将林基路、李宗林、李云扬等共产党在新疆全部人员100多人软禁起来。1943年9月27日，盛世才下令将陈潭秋、毛泽民等秘密杀害。不少人或被秘密杀害，或被折磨死在狱中。
盛世才的反革命活动，得到了重庆国民政府的支持。1942年初，盛世才派五弟盛世骥到重庆面见蒋介石。8月15日，蒋介石飞兰州处理新疆各项问题。8月20日，蒋介石指示盛世才抗苏反共方针：（1）中央军由兰州进驻安西、玉门，控制在哈密的苏军；（2）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员，中央收回外交权，使苏联在新疆的外交纳入正轨；（3）肃清新疆共产党；（4）令苏军撤离新疆；（5）收回迪化飞机场。8月30日，宋美龄携蒋介石致盛世才函飞往迪化，吴忠信、朱绍良、毛邦初等随行。宋美龄与盛世才在迪化进行了秘密谈判。31日，宋美龄携盛世才致蒋介石复函飞抵西宁。盛世才在复函中称遵照蒋介石指示，切实奉行。至此，盛世才正式服从国民政府领导。随后，盛世才政府宣布改组，取消了亲苏和共政策，解散了反帝会，成立新疆省和县各级党部。国民政府乘机派人控制了新疆省政府各个部门，国民党军队也源源开入新疆。蒋介石任命盛世才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新疆省党部主任、新疆边防督办、新疆省政府主席、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主任、中央军校第九分校主任、西北运输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九集团军副司令等要职。1943年9月4日，盛世才到重庆述职。1944年8月29日，国民政府明令裁撤新疆省边防督办公署，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盛世才调任农林部长，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政府主席。至此，盛世才在新疆的军阀统治宣告结束。
延安文艺座谈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经过彻底改造，还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还没有解决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思想感情还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由于解放区面临严重的困难，他们对解放区的现实生活产生了一些错误的看法和情绪，轻视工农，脱离实际，对火热的抗日斗争漠不关心。他们主张艺术第一，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未能正确解决歌颂光明与暴露某些阴暗面的问题；反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工农兵群众缺乏了解，作品中流露了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间，流行着许多不正确的观点，例如，"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等等。更为严重的是，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研究员王实味于1942年3、4月间，在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文章，散布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污蔑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在杂文《野百合花》中，王实味把延安污蔑为"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地方，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没有民主自由、等级森严的场所。这些说明，延安文艺界需要整风。
为切实解决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批判王实昧等人的错误，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大会一共开了三次。5月2日，召开第一次大会，毛泽东作了启发性的讲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言部分；5月8日，召开第二次大会，代表们进行了积极的讨论；5月23日，召开闭幕会，毛泽东作了总结发言，这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
毛泽东在讲话中，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并强调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要做到为工农兵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那种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方面来。那么，怎样为工农兵服务呢？也就是普及与提高。所谓普及，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就是从工农兵中提高。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毛泽东论述了文学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强调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文艺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而就更带有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但是，普及和提高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两者的关系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毛泽东还论述了文艺和政治、文艺和整个革命事业的关系及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指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毛泽东还指出，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就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革命的文艺批评必须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
毛泽东还对"人性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等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和糊涂思想作了深刻的批判。毛泽东号召从事文艺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党外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整风运动，经过整风积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人民创造出更多的优秀作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领域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一条无产阶级文艺路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延安文艺界在会后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讲话，并据此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展开了整风运动。与此同时，文艺界对王实味展开了深入的批判。中央研究院连续召开座谈会，批判了王实味思想上、政治上的严重错误。范文澜、周扬、艾思奇、罗迈等对王实昧的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延安文艺界和中央研究院还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等不良倾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通过整风，大大提高了文艺工作者的识别能力，分清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界限，进一步明确了文艺与政治的正确关系。除延安外，其他根据地文艺工作者也积极学习毛泽东的讲话，开展整风运动。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委和中共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着重解决了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斗争的态度问题。会后，延安文艺界提出"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的口号。许多党内外文艺工作者纷纷到工人群众中去，和他们打成一片，如萧三、艾青、塞克到了南泥湾，刘白羽、陈学昭到部队和农村，高原、柳青到陇东等。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要求全党的文艺工作者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开辟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新阶段。文艺工作者深人部队、农村、工厂，奔赴前线，和工农兵群众共同生活，共同战斗，创作了许多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等的《白毛女》等，文艺创作获得了巨大的丰收。
浙赣会战
4月18日，16架美国空中堡垒巨型轰炸机，自黄蜂号航空母舰起飞，轰炸东京、横滨、神户、名古屋等地，当晚在杭州湾中国机场降落。这次空袭给日本当局造成极大的压力，日本大本营担心以后美机会经常从太平洋起飞轰炸日本，然后降落在中国东部地区机场，或直接从中国机场起飞轰炸日本。为阻止美机轰炸日本本土，1942年4月21日，日本大本营授意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准备浙江作战，其目的在占领和破坏中国东南金华、衢州等地的机场，使其国内免受空中威胁，并打通浙赣铁路，切断中国东南的交通运输。30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作战命令，要求中国派遣军摧毁浙江航空基地。4月24日，日本大本营制定浙江作战方案，计划从浙赣路东西夹击，从5月中旬开始，从绍兴、诸暨、金华进击，以部分兵力从杭州、富阳、兰溪方面击溃中国军队，攻克金华，然后占领玉山和丽水等主要机场。驻守京沪杭地区的日军第十三军从杭州沿浙赣线西进，驻武汉地区的第十一军则由南昌向东推进，配合第十三军作战。驻守浙赣地区的中国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决定将主力部署在浙赣铁路东段，即金华、兰溪、衢州地区同日军决战。
年5月15日，浙赣会战开始。日军第一飞行团开始攻击中国机场，海军亦在温州湾及鄱阳湖行动。日第十三军第七十、第二十二、第十五、第一一六师团分别由奉化、上虞、萧山、富阳等地浙赣铁路及其西侧向西南实施攻击。中国第三战区按原定计划，以一部在正面逐次抵抗，主力则向后转进，退守金华、兰溪地区，准备在衢州地区与日军决战。24日，日军判断金华、兰溪中国守军不会进行大规模抵抗，便留下一部围攻金华、兰溪，主力则向衢州追击。25日，日第十三军第七十师团向金华、兰溪发动进攻，并使用毒气作战，第三战区部队遂于28日放弃金华、兰溪阵地。5月30日，日军第二十二、第十五师团等部进至龙游以西地区，准备进攻衢州。与此同时，武汉日军第十一军第三、第三十四师团从南昌出发，沿浙赣线向东推进。面对这一东西夹击形势，中国军队被迫放弃在衢州地区决战，6月3日，蒋介石电令第三战区避免在衢州地区与日军决战，将主力撤至两侧山地，实行分段截击。6月6日，衢州失陷。浙东日军攻陷衢州后，分两路继续西犯。12日至24日，日军先后攻陷玉山、上饶、鹰潭、贵溪、丽水等地，中日双方军队在南城、宜黄、崇仁等地进行反复争夺。7月1日，东西两路日军合陷横峰，打通了浙赣线。此后，日军有计划地破坏机场和铁路，日军第二十二、第一一六师团及第七十师团彻底破坏了玉山、衢州、丽水等飞机场，并大肆掠夺战略物资。第三战区以部分兵力在浙赣线两侧钳制日军。
月初，浙赣线守军发动局部攻势，收复新登、桐庐、建德、横峰、弋阳、金溪等地，并截断富春江敌后交通线。7月11日，日军陷温州，13日陷瑞安。17日，中国军队克复瑞安与温州，并截断浙赣铁路。日军在打通浙赣线和破坏中国机场后，作战目的已经达到，遂决定停止作战。7月28日，日本大本营命令中国派遣军停止浙江作战。中国军队乘机于8月15日反攻。18日，日军各作战兵团向原防地撤退。至9月底，浙赣西段日军全部撤回原防，浙赣东段日军撤至新登、桐庐、建德、兰溪、汤溪、金华、义乌、东阳、嵊县、奉化之线。中国军队收复了日军撤出地区。
在浙赣战役中，日军按预定计划打通了浙赣线，共进展1500里，平均每天前进33里，彻底破坏了浙赣两省中国的军用机场，达到了预期的作战目的。是役，日军死1640人，伤12716人，中国军民死伤20余万人。
陈独秀病逝
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和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陈独秀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市。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1905年在芜湖组织岳王会，反对清廷统治和列强人侵。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改名为《新青年》），任主编，举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揭开新文化运动序幕。1917年任北大文科学长，主持并参予北大文科改革。1918年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8月，在上海组织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发起创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创立。在一大和五大期间，先后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总书记。在发展和壮大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国民革命、促成国共第一次合作等方面作出了主要贡献。由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导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被停止总书记职务。
大革命失败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反对八七会议的正确决策，开始转向托派。1929年10月公开打出反对派旗号，11月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1931年中国托派组织统一，出任统一后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总书记。1932年10月15日，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翌年4月被判刑13年，由于他据理力争，后改判8年。在狱中，一方面对托派纷争进行遥控。一方面抨击国民党对日妥协，并赋诗《金粉泪》56首，批评国民党朝政。
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7年8月23日作为政治犯提前获释，旋离南京去武汉。在武汉期间，积极宣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拒绝国民党高官厚禄的引诱，毅然投身到抗日洪流中去，并有心与中共合作抗日。由于王明右倾错误的干扰，加上陈独秀不愿公开与托派决裂，因而最终拒绝了中共提出的合作三条件。由于王明、康生诬指其为汉奸，使陈独秀对党的积怨进一步加深，与党的关系越来越恶化，在托派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幻想在武汉独树一帜，不拥国，不阿共，责难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结论，鼓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反击托派的极左论调。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陈独秀思想发生很大变化，散布失败主义论调，抛弃一切主义，誓做终身反对派。
年7月2日，陈独秀离武汉人川。他之所以要离开武汉，一是因为武汉战事日紧，一是在武汉经历了许多不愉快的事。在考虑去处时，他既没有答应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的建议，去美国或香港；也没有去湖南，而是决计入川。8月3日，陈独秀移居江津，在此度过了最后岁月。在江津的最后几年，陈独秀虽然表面上有行动自由，可暗地里却受着国民党方面的监视，因而他的社会活动较少，主要精力放在文字学方面的研究和著述上。在江津期间，陈独秀生活十分凄苦，为养生计，曾任《时事新报》名誉主笔，卖文为生。后因身体状况变坏，生活所需和医疗费，只好靠各方面的救助，主要是北大同学会和朋友的资助。
由于晚年生活凄苦，陈独秀在江津的几年已到了风烛残年。出狱以后，陈独秀所患的高血压、心脏病、肠胃炎等多种疾病益加严重，加上养母、好友蔡元培、大姐等至亲好友的相继去世，身心受到很大打击；而思想上的日渐消沉，也加剧了病情的恶化。1942年，他的胃溃疡和脑充血同时发病，而他却偏信江湖郎中的药方，服用蚕豆花，结果病情加剧。陈独秀自感时日不多，遂于1942年5月25日让妻子潘兰珍叫来好友何之瑜交代后事：由何之瑜负责其著作的整理出版事宜，由魏建功等整理文字学、声韵学方面的著作，由陈钟凡、台静农搜集整理散文与诗词；他死后，潘兰珍务求生活自立，交代三子陈松年日后将他及祖母棺木运回故乡安葬。5月27日晚9时40分，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终年64岁。
陈独秀死后，《时事新报》、《新民报》报道了他的死讯。北大同学会不仅捐助陈独秀生前的日常开支和医药费，而且也捐款筹办他的丧事。蒋介石也捐款1万元，陈立夫捐款2000元，许静人、朱骝仙、段书贻、王抚五、余骐、胡小石、金鸣宇、欧阳竞无等也捐了款。江津县、乡政府也参加了筹办葬礼。6月1日，陈独秀暂葬于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康庄。出殡时，江津名流绅士及附近各乡团丁、江津九中师生、双石小学学生和陈独秀亲朋好友都来为他送行。墓碑上刻有陈独秀生前好友、著名书法家兼佛学大师欧阳竞无手书的"独秀先生之墓"。
遵照父亲的遗嘱，1947年6月，陈独秀三子陈松年将祖母及父亲灵柩顺江而下运回安庆，将父亲与母亲高晓岚合冢葬于安庆北关，墓碑正中刻着"先考陈公仲甫之墓"。陈松年之所以没有刻上"陈独秀"的名字，实在是因为"陈独秀"三字给他家及中国社会带来的是非太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对陈独秀评价的日渐公允，安庆市政府在征得中央同意后，重新整修已破败不堪的陈独秀墓，并在墓碑上赫然刻着"陈公仲甫独秀母高太夫人之合葬墓"。如今，坐落在安庆市郊十里铺叶家冲的陈独秀墓，已被列为安庆市重点文物单位，陈独秀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签订
抗日战争爆发后，美国执行所谓中立政策，一方面支援中国抗战，一方面纵容日本侵略，并为其提供大量的战争物资。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为了向英法等国提供军援，乃取消武器禁运条款，实现现款自运政策。1940年法国败亡后，英国元气大伤，无力支付购买美国军火的费用。在此情况下，罗斯福总统提出了实行租借法的办法。1941年1月6日，罗斯福总统将《进一步促进美国国防和其他目的法》（即租借法案）草案提交国会审议。美国众、参两院对该法案进行了辩论。2月8日，众议院以280票赞成、165票反对通过该案；3月8日，参议院也以60票赞成、31票反对通过。3月11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租借法案。法案授权总统可以向防务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出售、转让、交换、租借或以其他方法处理任何国防物资，并可让这些国家用实物或财产，或者以任何其他直接利益或间接利益来偿还美国的援助。法案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租借法案的通过和实施，为美国公开援助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5月6日，罗斯福正式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当月，专程赴美接洽美援的宋子文，正式成为国民政府与美国洽商决定及接受租借法案项下军火装备事宜的中方全权代表。为便利同美国各界的接洽，宋子文组织了中国国防供应公司。1941年3月31日，宋子文向美方提出需要700架驱逐机、300架轰炸机及1000架飞机所需的装备，30个师的装备，改善滇缅公路及修建滇缅铁路所需的物资。1941年5月，首批7552吨租借物资启程运往中国。至1942年5月，美国向中国交货的租借物资有：枪械、子弹、飞机、通信及医药器材共6500吨，兵工材料、卡车及零件14.3万吨，铁路材料5万吨。但租借法案物资分配中明显重欧轻华，为改变这一局面，宋子文抓住太平洋战争爆发及《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发表的有利契机，争取获得更多的租借物资。1942年6月2日，宋子文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分别代表中美两国政府，在华盛顿签订了《中美两国政府关于适用1941年3月11日美国国会法案所认可及规定之互相援助以执行抵抗侵略战争之原则协定》（简称《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或《租借协定》）。
《协定》宣告：美国总统已依照1941年3月11日租借法案决定：中华民国之防御及抵抗侵略对于美国之防御关系至为重要；美国已给予并正继续给予中华民国以援助，以抵抗侵略。《协定》正文共8条，主要内容有：美国政府将继续以美国大总统准予转移或供给防卫用品、防卫兵力及防卫情报供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将继续协助美国之国防及其加强，并以其所能供给之用品、兵力或情报供给之；未经美国大总统之同意，中国政府不以任何根据1941年3月11日美国国会法案而转移之防卫用品或防卫情报，转移其所有或持有，或允许任何非中国政府官员、雇员或代理人之使甩；如以将任何防卫用品或防卫情报转移于中国政府之结果，而中国应采取任何办法，或给付款项，以充分保护对此项用品或情报有专利之美国人民之权利时，则中国政府经美国大总统之要求，当采取此项办法或付给此项款项；紧急状态终了时，中国政府当以未曾毁坏、遗失或消耗及美国大总统决定为对于美国或西半球之防卫或对美国其他方面为有用之用品，返还美国；对于1941年3月11日后，中华民国政府所供给及经大总统代表美国接受之一切财产、兵力、情报、便利或其他利益或事项，应加以充分之考虑；中国政府为酬谢根据1941年3月11日国会法案而为之援助，应给予之利益之最后规定中，其条件应不致影响两国间之贸易，而应促进两国间相互有利之经济关系及改善世界经济关系。为此目的，应包括载有美国及中华民国同意之行动，并公开使其他具有相同志愿之国家参加，借国际的及国内的适当办法，以增加为全世界人类自由、幸福、物质基础之物品之生产、使用、交换与消费，并取消国际贸易间一切歧视待遇、减低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本协定自1942年6月2日起生效，在双方政府所议定之日期以前，应继续有效。
《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奠定了中美两国合作互助的原则，使中国在获得美国大宗军事援助方面，有了充分的法律依据。从此，美国对华援助由经济而扩至军事。至抗日战争结束，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达8.7亿美元，其中兵器、飞机、坦克及其他车辆、船只、各种军用装备等约占5.2亿美元。美国对华租借物资对中国抗战事业最终取得胜利，起了积极作用。中共中央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至1943年1月14日结束，共进行了88天。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266人，其中陕甘宁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学各系统负责干部97人，分区党政及军队旅一级负责干部52人，县级党政及军队团一级负责干部117人；旁听会议的209人。会议期间，延安中央高级学习组全体成员及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一部分学员干部也到会旁听。会议正式代表按5个分区分为5组，除开大会外，必要时还开小组会。在会议开幕、闭幕和讨论边区经济财政问题时，还邀请了政府和财经机关的党外负责人参加会议。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彭真、叶剑英、吴玉章、徐特立、康生等出席了会议，并分别在会上作报告。毛泽东在会议开幕式、闭幕式都亲临大会，并发表讲话。毛泽东在开幕式讲话中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打倒敌人，如果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敌人，闭着眼睛捉麻雀，就会亡党亡国亡头。会议期间，毛泽东还作了两天关于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12条的讲演；并用一个月时间搜集和整理历史和现状的材料，写成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整党、整政、整军、整民（人民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整关（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整财、整学，并以此来贯彻整风和精兵简政。陕甘宁边区主要领导人陈正人、林伯渠、贺龙、高岗等分别向大会作了整党、整民、整政、整军、整关等问题的报告，高岗在会上作了高干会议结论的报告。
会议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着重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肯定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依靠山地农村，进行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的路线是正确的，从而解决了长期以来对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争论。会上，边区党内老干部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张邦英、刘景范、霍维德、王世泰、贺晋年等以及其他许多一贯拥护正确路线的同志，相继发表讲话，证明当时"左"倾路线怎样危害革命工作、危害党内团结和党同群众的联系。高岗对西北近20年的政治社会历史和边区党的历史作了结论发言，对于过去的争论如何是路线的争论，错误路线如何是不懂得中国和西北的实际情况，如何是违背了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一个错误的路线如何必然要对党与人民造成不堪设想的损失与罪恶，都作了说明。通过讨论，大家进一步了解了整党的丰富内容和伟大意义，了解了真正的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规律，了解了边区历史，不但奠定了今后边区党的建设和团结的巩固基础，而且为这次大会确定了基本方向，即着重讨论思想和自我批评。
会议对当前工作中的一些偏向问题，主要是对党内闹独立性、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等，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从县团级干部到边区许多高级负责人，共70余人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了思想，明白只有一个路线上、政策上、组织上完全统一的党，才能称为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党，才能更有利地支持抗战，支持团结。大会对党的统一战线、宽大政策、加强民主和建设的主张作了详尽的解释，强调必须继续反对关门主义残余，三三制必须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为政治基础，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基础；加强民主的真正中心问题，在未经土地分配区域是贯彻减租减息，在已经分配土地区域是达到丰衣足食；建设边区是今天党政军民的共同中心任务，而建设的另一方面就是精兵简政，就是减少一大批脱离生产的人员使其转入生产，就是减少各种不必要的开支，厉行节约。
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会议决定：边区一级党政军民工作都统一于西北局，分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工作都统一于党的地委会，县、区以此类推，纠正了过去把党政军民平列起来看的不正确观点；由留守兵团发起拥政爱民运动，并向边区政府和各民众团体提议发起拥军运动，克服党政军民各部门本身组织关系上的某些缺点，如党的某些下级对上级的指示不够尊重，军队中某些干部瞒上不瞒下等等；民众团体应该在群众日常具体要求的基础上，由群众自愿组织起来，彻底地打破形式主义的老公式，适应边区的实际要求，灵活采取减租会、合作社、变工队、纺织小组、工会、学生会、放足会、秧歌队、剧团等各种各样的形式；决定整顿党的组织，而其中最基本的工作就是重新登记党员。
会议讨论了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为会议写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着重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提出了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指出发展经济的基本方向应该是农业、手工业，基本方法是在公私兼顾的原则下组织劳动力；为完全解决经济财政问题，必须厉行精兵简政；毛泽东号召边区党员干部一定要把经济工作看作第一位的工作，转人生产和普遍参加生产。会议对王震等22名生产建设中作出成绩的干部进行了表扬，并各奖毛泽东题字一幅；对三五九旅、延安县南区合作社、延安县等在经济建设中有特殊创造的单位，各奖锦旗一面；对6名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的干部，进行了惩处理议对教育问题没来得及进行详细的讨论，但指定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在会议闭幕以后，继续进行研究。
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党的全部历史经验和教训，纠正了当时党内一部分干部中思想上的错误和工作上的偏向，统一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明确了党政军民今后各方面工作的任务，增强了党内的团结和克服困难、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大大推动了陕甘宁边区各项工作的开展。
国民政府实施限价
战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是关税、盐税、统税和田赋；抗战爆发后，工商业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沿江地区相继沦陷，关、盐、统三税收入锐减。为筹措战费，平衡战时收支，国民政府实施通货膨胀政策，以发行法币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手段，结果导致法币滥发，物价急剧飞涨。如以1937年1月至6月后方七大城市重庆、成都、康定、兰州、西安、昆明、贵阳的平均物价指数为100，则1938年上升为131，1939年上升为220。1940年以后，由于日军加紧了对后方的封锁，法币流通区域的日益缩小和支付职能的削弱，法币发行的增加及后方粮食严重欠收，物价上涨更剧，大大超过了法币发行增加的速度，1940年物价指数和法币发行指数分别为522和480，1941年分别增为1333和921，1943年分别增为12792和4598。
物价飞涨严重影响着战时后方经济生活的稳定，国民政府为平抑物价，采取了一系列办法。1939年2月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通过《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决定各地设立平价委员会，评定当地日用必需品的价格。12月5日，国民政府经济部又公布了《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办法》18条，规定：经济部设平价购销处，主持办理西南西北各省日用必需品的平价购销事宜，其营运资金由四联总处拨付。办理日用必需品的平价购销，应依照下列原则：采购日用必需品，应维持其最低价格，以维护生产者利益；批售日用必需品，应规定其最高价格，以维护消费者利益；维护商人的正当经营；规定批发零售价格，应采取稳定主义，避免剧烈更动，更不得依随市价涨落，牟取不合理之利润，规定了批发及零售日用必需品的最高利润率。其后，经济部规定日用必需品为棉花、棉纱、棉布、麻织品、毛线、粗呢绒、皮革及其制品、米、面、油、肉、蛋、煤、木炭等。
尽管国民政府实行了平价政策，但由于物资紧缺，物价猛涨，囤积居奇现象屡禁不止，1941年2月3日，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26条，严厉取缔囤积居奇。国民政府认为，囤积是指非经营商业之人，或非经营本业之商人，大量购存国民政府指定之日用重要物品而有囤积居奇行为者；代理介绍买卖，并无真实卖货主，而化名购存国民政府所指定之重要物品者。日用重要物品分为5类：（1）粮食类：米、谷、麦、面粉、高梁、粟、玉米、豆类；（2）服用类：棉花、棉布、棉纱、麻布、皮革；（3）燃烧类：煤炭、木炭；（4）日用品：食盐、纸张、皂碱、火柴、菜籽、菜油；（5）其他经济部呈准指定者，国民政府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条款，并责成同业公会负检举之责，并奖励密告。该《办法》的公布，对于打击囤积居奇现象，保证日用必需品的供给，平抑物价，安定人心，都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后方粮食严重欠收，粮食供应严重短缺，粮价居高不下，不法商人乘机大肆投机，为此，国民政府于1941年5月12日公布了《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暂行条例》16条。规定：战时非经营粮食业之商人屯粮谋利者，或粮商不遵粮食主管机关规定出售者，或粮户及农户余粮不按粮食主管机关规定出售者，均以囤积居奇论罪。凡囤积谷5000市石以上，小麦3000市石以上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凡囤积谷3000市石以上5000市石未满，小麦1800市石以上3000市石未满者，处以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下者递减有差。
尽管国民政府采取了许多补救办法以平抑物价，但物价涨幅越来越大，国民政府决定实施全面限价。1942年10月28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一次大会上提出《加强管制物价方案》，规定实施管制物价的重要方针为：实施限价、掌握物资、增进生产、节约消费、便利运输、严密组织、管制金融、调整税法、紧缩预算、宽筹费用。其中实施限价是中心工作，规定择定军用及民生必需最重要之物品若干种，从某一期间起，在后方各省一律分期分区分类实施限价，严禁黑市，如发现市场价格涨至规定限度以上时，主管机关得禁止买卖，或封存其货物，并视其情节，按军法惩处，将其违法物品没收充公；实施限价之物品，初步就各省各物之生产与消费要地，择定重要据点，首先集中力量，严格管制；其余各地则颁行管制法令，责成各该管理物价机关执行，以建立全面管制之基础；各择定实施限价据点之各种运输及工资，一律命令自发布之日起，实施限价。
年12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名义，通电有关各部及全国各省市政府，宣布："各重要市场之物价工资，一律自32年1月15日起实施限价，并以本年11月30日各该市场价格作评定标准。"当天，国民政府明令公布《限制物价办法》，规定：（1）各省市政府对于所辖区域内重要市场之物价、运价、工资，应于1943年元月15日起一律实施限价；（2）关于物价、运价、工资之限价，应以1942年11月30日各该市场之原有价格为标准，由各该当地政府予以订定；（3）实施限价，应特别注重民生重要必需品如粮、盐、食油、棉花、棉纱、布匹、燃料、纸张等物及运价、工资；（4）各该当地政府应督率各地同业公会，按照上述限期与标准，妥议价格，务须达到同一地区、同一时期、同一物品只有一个价格之目的；但中央有专管机关之物资，其价格之订定，应由各该专管机关会商各该当地政府办理；（5）各该当地政府对于议定价格应予核定，并在辖境内公布施行；（6）各同业公会所属之公司行号及其会员，应遵照核定价格，于交易场所或物品上标明，非经政府核准不得变更；（7）实施限价后，应严切禁止黑市，如有违反法令、擅自抬价者，主管机关应即取缔，并按军法严处。1943年1月15日，国民政府开始实施全面限价，对粮食、盐、食油、棉花、棉纱、布匹、燃料、纸张等物品做到同一时间、同一地区、同一物品只有一个价格。
国民政府实施限价，不失为抑制物价上涨的一项应急措施，对于平抑物价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限价政策本身很不完善，有的限价，有的不限价；有的地方限价，有的不限价；无特权者限价，有特权者不限价，并利用限价政策，哄抬物价，从中渔利，从而使物价上涨更剧，严重影响了战时后方各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抗战后期，国统区物价飞涨，国民政府在加强物价管制方面又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但由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本身的矛盾，结果使加强物价管制的一系列措施显得苍白无力。
国共重开和谈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关系严重恶化，各种联络均告中止。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国民政府对日、德、意宣战，国共关系的改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乃至进一步发展国际反日是统一战线，再次成为当务之急。以1942年1月林彪由苏联回国为契机，国共双方开始接触，试图重新缓和两党关系。
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公开表示：中国共产党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来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与此同时，毛泽东致电驻重庆的中共代表，要求立即开始与国民党方面就缓和两党关系进行商谈。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进行了接触和商谈。8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希望在西安会晤毛泽东。周恩来随即电告毛泽东，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与蒋介石会见不会有好结果，建议让林彪代毛泽东同蒋介石会见。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与蒋介石会谈问题，决定先派林彪去，看情况再定。9月14日，林彪偕伍云甫、周励武从延安出发去西安，与蒋介石会谈，因蒋介石已回重庆，遂于29日离西安，于10月7日到达重庆。
月13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中共中央代表林彪，张治中、周恩来在座。林彪说明毛泽东本拟亲自来谈，只因有病无法前往，待身体康复后仍愿来与蒋一晤。林彪转告毛泽东的意见，希望国共两党今后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林彪还提出中共有几十万军队在敌后抗击日军，要求扩编军队、发给药品，并承认新四军。蒋介石答应叫何应钦发给药品，但拒绝承认新四军。16日，张治中与林彪、周恩来进行会谈。林彪提出"三停三发两编"，即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和允许中共军队编两个集团军。张治中要求中共方面最好多谈一般原则，不涉及具体问题。
为此，中共方面决定调整谈判条件。10月26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议：（1）先尽力缓和两党表面上的关系，在根本问题（军队、政权等）上只从原则上说服国民党加以改变；（2）再次见蒋时，不提全部要求，或只谈原则，不提具体问题，或说愿听调遣，但有困难，要求停打接济。28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周恩来所提方针。
月27日，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通过《特种研究委员会报告本党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一面决定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一面又诬蔑共产党私自组织军队，要依法予以制裁。中共中央认为，这次会议对1939年到1942年国共不良关系作了一个总结，开辟了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及具体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它是严厉的，但却表示时局好转的开始。据此，毛泽东主张尽快开始与国民党正式谈判。12月16日，蒋介石再次约见林彪和周恩来，表示国民党对统一团结问题不是政治手段，并答应发给药品，但仍不承认新四军。12月24日，周恩来、林彪约见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正式提出中共方面的谈判条件：（1）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报；（2）军队问题，希望编4军12师，请按中央军队待遇；（3）陕北边区，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地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4）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在只能作准备布置，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时），亦可商承移动。并声明，如此4项可以谈，林彪即留此继续谈，倘相距太远，就请蒋介石提出具体方针，交林彪带回延安商量。30日，张治中通知周恩来，认为条件相距太远，未作决定。1943年1月9日，张治中约见周恩来、林彪，认为中共所提4项要求与国民党中央及何应钦、白崇禧1940年10月皓电要求甚远，解决问题须根据皓电精神，正式谈判须由何应钦、白崇禧主持；八路军人太多不行，且须遵照皓电限期开动。1月14日，张治中又约见周恩来，提出希望中共放弃军队，为周恩来拒绝。
针对国民党的态度，毛泽东于1月16日致电周恩来、林彪，询问解决问题的时机是否成熟。周恩来立即回电称，估计此次谈判仍在两可间，或拖延或相机解决，目前趋向是政治解决，但局部压迫决不会放弃。答应以皓电为基础，在于使我们站在更有理地位；何应钦、白崇禧主持谈判是事实，就是张治中出面，何应钦仍是幕后人。两方条件相距太远，目前不会接近。周恩来还提出结束此次谈判的两个办法：（1）说明我们所提4条与皓电精神基本相同，只是数日时间之差；如国民党不同意，要他们提出对策，由林彪带回延安；（2）向他们直接要方案，或由林彪向蒋介石要求提示后返延。其后，随着何应钦去印度，两党接触宣告停顿，国民党特种委员会决定，在目前情况下原则上不解决问题，一切留待以后解决。随着5月共产国际的解散，国民党估计中共陷于严重困难，因而更无意与中共谈判解决任何问题。6月4日，张治中正式通知周恩来，谈判须搁一搁。这样，两党谈判实际上并未真正展开即告中止。
宋美龄访美
宋美龄因操劳过度，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尤其是慢性荨麻疹复发，在重庆那种多雾的情况下变得苦不堪言。加上1937年她在上海巡视战地时，遭日军炮火袭击，座车翻车，她的肋骨和脊髓骨都受伤，以致长久以来，腰背骨头常因气候变化而酸痛，所以急需赴美疗疾。同时，为争取美国更多的援助，宣传中国的抗战，蒋介石也希望宋美龄访美。有鉴于此，1942年8月22日和9月1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两次邀请宋美龄访美。1942年10月罗斯福特别代表威尔基访华时，也建议宋美龄到美国去进行一次亲善访问。11月16日，蒋介石致函罗斯福，决定宋美龄赴美，并称："内子非仅为中之妻室，且为中过去十五年中，共生死，同患难之同志，对中意志甚明了，当非他人所能及。故请阁下坦率畅谈，有如对中之面馨也。"年11月17日，一架从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租来的波音307型同温层客机阿帕切号载着宋美龄，秘密从重庆机场起飞，开始了宋美龄的美国之行。同行的有两名护士和宋美龄的外甥女孔令伟。宋美龄从重庆起飞后，辗转飞行，于11月27日抵达美国纽约。随后，宋美龄住进了纽约哥伦比亚长老教会医学中心哈克尼斯医院，在此就医。住院期间，罗斯福夫人埃莉诺一罗斯福曾去医院看望她。1943年2月，宋美龄出院，2月17日，抵达华盛顿，罗斯福总统热情接待了这位中国第一夫人，让她住在海德公园他的私人行宫内。罗斯福对宋美龄的印象是，外表温柔而内心狠毒。在一次晚餐中，罗斯福问宋美龄，假如中国在战争期间遇到工人罢工的话，应该如何处理。宋美龄安详地用一个涂色的长指甲在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一道，作了一个优美的杀头手势，使罗斯福等人惊讶不已。
年2月18日，宋美龄由罗斯福夫人陪同，前往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据美国报刊报道，宋美龄脸色阴沉，身材娇小苗条，身穿一件黑色紧身的富有魅力的中国旗袍，下摆开叉几乎高到膝盖，一头柔和的黑发风雅地盘在颈后，她佩带的饰物是价值连城的宝石，纤指上涂着红指甲油，脚上穿透明长统袜和轻便高跟鞋。她举止端庄，说一口地道的英语，声音柔美。议员们被她的优雅风度、妩媚和智慧迷住了，起立欢迎长达4分钟之久。随后，宋美龄开始发表演说。
宋美龄说，余向贵国国会演说，实际上即系向美国人民演说。以言余之祖国，则流血牺牲，肩荷抗战之负担，不屈不挠，已逾五年有半。当1937年日本军阀发动其全面对华战争时，各国军事专家咸认中国无一线之希望，但日本并不能如其所曾夸耀，迫使中国屈膝，于是举世人士，对此现象，深感慰藉，并谓当初对于日本武力，估计过高。虽然，自日本对珍珠港、马来亚以及南洋一带加以背信无耻之袭击后，战争之贪狂火焰，弥漫太平洋上，而各该地域，相继失守，一时观感，遂又趋向另一极端，于是怀疑忧惧之狰狞面目乃大暴露。世界人士由此遂视日本人为尼采所称之超人，在智力上与体力上均超越于其他国人。就现时流行之意见而言，则又似认为击败日本，为目前比较次要之事，而吾人首应对付者，则为希特勒。但事实证明，并不如此。且即为联合国家整个利益着想，吾人亦不宜继续纵容日本使其不独为一主要之潜伏威胁。吾人慎勿忘日本今日在其占领区内所掌握之资源，较诸德国所掌握者更为丰富。吾人慎勿忘如果听任日本占有此种资源而不抗争，则为时愈久，其力量亦必愈大；多迁延一日，则多牺牲美国人与中国人之生命。吾人慎勿忘日本乃一顽强之民族；吾人慎勿忘在全面侵略最初之四年半中，中国孤独无援，抵抗日本军阀之淫虐狂暴。日本之武力，必须予以彻底摧毁，使其不复能作战，始可解除日本对于文明之威胁。宋美龄强调的重点是：盟军应改变偏重欧洲战线的观点，打败日本比打败德国更为重要。
在谈判中美关系时，宋美龄说，中美两大民族间160年来之传统友谊，从未染有误会之污痕，此在世界历史中，诚无出其右者。吾人渴望并准备与诸君及其他民族合作，共同奠定一种真实与持久之基础，以建设一合理而进步之世界社会，使任何恣肆骄狂或劫掠成性之邻国，不复能使后世之人，再遭流血之惨剧。中国在其反侵略战争中，从未计及其在人力方面所受之损失。中国对于其本身所负之各种责任，深切明了；对于如何而可在原则方面妥协让步以获得种种权益，则从未顾及。我中国人民根据五年半之经验，确信光明正大之甘冒失败，较诸卑鄙可耻之接受失败，更为明智。
宋美龄的演说，获得巨大成功，不时博得议员们的阵阵掌声。2月19日，宋美龄在罗斯福总统的陪同下，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记者招待会，172名新闻记者参加。宋美龄强调现在中国需要更多的弹药，尤其急需飞机，要求罗斯福总统更多、更快地提供对华援助。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的演说，征服了全美国，美国最著名的《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都以她为封面人物。之后，宋美龄开始全美巡回演说，《时代周刊》及《生活》杂志的老板亨利。鲁斯出面说服大富豪洛克菲勒担任"欢迎蒋介石夫人公民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由270名纽约著名且有影响力的人士组成。宋美龄的全美巡回演说历时6周，穿越东西海岸，包括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重要城市。
宋美龄在巡回演说中，介绍中国军民抗战情况，要求美国增加对华援助。在纽约市政厅、纽约麦迪逊广场演说时，宋美龄强调，美国人民对于吾人努力于共同作战所畀予之援助，吾人具有真诚与热烈之感激。在此次世界战争中，吾人正不惜牺牲吾民族之精华，并牺牲吾人所有之一切，以期有所贡献于此次世界大战而建立一自由正义之世界。为使此次战争其能结束一切时代之一切战争，使一切国家，不论大小，均能于未来世代中彼此生存于和平安全与自由之中，国际间必须实行真正与最高意义之合作。宋美龄的巡回演说，在全美形成了一个对华救济捐款的热潮，工人、农民、商人、教授、教士、学生踊跃参加。6月28日，宋美龄结束访美，自美国乘机回国。7月4日，返抵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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