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延安整风继续进行。中共中央调整和精简了中央机关，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被首次提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专制统治进一步加强；《中国之命运》发表，第三次反共高潮发动并被制止；盛世才在新疆秘密屠杀共产党人：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召开，宪政运动再度兴起，宪政实施协进会成立。汪伪国民政府对英美宣战，并确立战时体制；日汪联合上演交还租界闹剧；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再次改组，开始纳入汪伪国民政府的战时体制。
在经济上。中国共产党继续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和大生产运动，重庆国民政府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
在军事上，日军继续加强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对正面战场的军事进攻，八路军进行了像林南战役那样的反"扫荡"作战：新四军除进行反"扫荡"、反"清乡"斗争外，还反击了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的挑衅；八路军打退了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的局部进攻；东江纵队正式成立；正面战场进行了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等重大战役；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开始进行缅北、滇南反攻作战；吴化文、庞炳勋等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投敌，变成伪军。
在外交上，共产国际解散，中国共产党解除对共产国际的各种义务；以中美、中英新约签订为标志，许多国家纷纷废除在华特权，中国国际地位进一步加强：中美英苏签署《四国普遍安全宣言>，就结束战争和战后安排作了部署；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与罗斯福、丘吉尔共同签署《开罗宣言》；日汪签订同盟条约，汪精卫出席大东亚会议，汪伪国民政府进一步纳入日本的战时体制，成为其附庸。
汪伪国民政府对英美宣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国民政府作出种种姿态，要求日本允许其向英美宣战，但由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和汪伪国民政府的自身难保，这一要求未获日本同意。伴随中途岛海战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作战的惨败，日本开始考虑汪伪国民政府参战问题。1942年11月27日，日本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决定，以允许汪伪政权向英美宣战，作为打开日中局面重大转机的政策。12月21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规定，汪伪国民政府参战，是打破中日战争现状的一大转机；为促使其对英美宣战，应专心加强其政治力量，并力图消灭重庆国民政府借以抗日的口实。当天，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将日本的决定告诉了应召去东京的汪精卫，双方还商定1943年1月中旬以后，汪伪国民政府对英美宣战。
年1月6日，日本大本营破译了美国特密第7号电报，获知美国通过与中国谈判，签订中美新约，将于最近经参议院审议生效，决定将汪伪国民政府的参战日期提前。1月7日晚11时，日驻南京伪国民政府大使重光葵奉外务省之命，会见汪精卫，转告日本政府要求汪伪国民政府提前对英美宣战，汪精卫表示1月9日实行宣战。1月9日上午10时，汪精卫召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对英美宣战。当天，汪伪国民政府发布对英美宣战布告。
汪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汪精卫、立法院长陈公博、司法院长温宗尧、考试院长江亢虎、监察院长梁鸿志共同签署了对英美宣战布告。布告称："前年12月8日大东亚战争发动之始，国民政府根据中日基本关系条约之精神，声明决与友邦日本同甘共苦。自是以来，着手新国民运动，从事保障治安，改善民生，期于增进国力，协助大东亚战争之完遂。乃英美等国仍沿用其百年以来分裂东亚之政策，且变本加厉，竟勾引渝方分子，参加所谓英美战线，出兵缅印，以东亚人残杀东亚人。最近因其暴力已次第为友邦日本陆海空军所击破，侵略东亚之根据地亦已丧失，乃益逞狡谋，且嫉视国民政府统治区域之和平发展，唆使渝方分子，不断侵扰，以阻挠各种建设之进行，并迳以自国飞机，借渝方为根据，向我武汉广州等处，屡施轰炸，残害平民。在渝方分子，甘受英美驱使，躬为英美叛逆，固属可耻，而英美对于东亚处心积虑，尽其挑拨离间之能事，以图遂其最后并吞之欲，尤为东亚民族所当同仇敌忾。国民政府为此宣告，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一扫英美之残暴，以谋中国之复兴，东亚之解放，满泰两国，夙敦友好，对于东亚共荣，尤具同心，今后当益谋提携，以期共同建设以道义为基础之东亚新秩序，德意诸友邦，数年以来，在西方与英美势力周旋，迭获胜利之光荣，我国今兹参加大东亚战争，当相与呼应，以期对于世界全体之公正的新秩序有所贡献，凡我国民，当知此为实现国父大亚洲主义之唯一时会，中华民国之复兴，大东亚共荣建设之实现，世界全体正义和平之获得，胥系于此。其一德一心，戮力始终，以贯彻此伟大时代之伟大使命。"汪伪国民政府发布对英美宣战布告后，伪外交部也随之将此通告日本的盟国德国、意大利及其他各国傀儡组织。日本政府、伪满洲国政府也发表声明，对汪伪国民政府向英美宣战表示支持。
为鼓动汪伪国民政府参战，1943年1月9日，日驻南京伪政权大使重光葵与汪精卫签订《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协定书》，规定：日本政府应将日本国在中华民国之内现今所有之专管租界行政权交还伪国民政府；承认伪国民政府尽速收回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权，及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行政权；承认伪国民政府迅速收回北京公使馆区域行政权；日本国政府对于日本国在中华民国国内现今所有治外法权业经决定速行撤废。随后，日汪之间上演了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的闹剧。
年2月9日，汪伪国民政府成立接收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两委员会，特任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为两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圣五、吴颂皋、周隆庠为接收租界委员会委员，罗君强、李圣五、吴颂皋、周隆庠、汤应煌为撤废治外法权委员会委员。3月4日，日汪开始进行交还专管租界的谈判。14日，双方签订了《交还在华专管租界实施细目协定》，规定在3月30日交还杭州、苏州、汉口、沙市、天津、福州、厦门、重庆等地专管租界。16日，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特派陈君慧、吴颂皋、陈群、傅式说、李士群为接收天津、汉口、厦门、杭州、苏州等地日本专管租界委员。3月22日，褚民谊与重光葵签订《北京公使馆区域收回实施条款及了解事项》。3月30日，日汪双方分别在汉口、天津、苏州、北平、杭州举行交还接收日本专管租界及北平使馆区仪式。6月30日，褚民谊与日驻南京伪政权大使谷正之签订《关于日本交还上海公共租界条款》及《了解事项》；7月23日，褚民谊又与意大利驻南京伪政权大使贾良谊签订《关于交还上海公共租界实施条款》及《了解事项》。7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上海法租界举行接收租界仪式，并将租界区域改为第八区，特任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兼任第八区公署主任。8月1日，汪伪国民政府在上海公共租界举行接收公共租界仪式，并将原公共租界区域改称第一区，由陈公博兼任区公署主任。至此，日汪交还租界的闹剧结束。
汪伪国民政府对英美宣战，表明其进一步沦为日本侵略战争的贩夫走卒和罪恶工具，而日本所谓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实际上不过是一种骗局。就在日本交还在华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的同时，1943年7月31日，褚民谊与重光葵签订《关于对在中华民国之日本国臣民课税之条约》及《附属协定》，规定：日本国臣民不受较次于中华民国国民之待遇，如侨民有应依据司法手续者，在服从中国裁判管辖权以前，由日本国领事官行之；8月1日起实施。这一协定的签订，证明日本撤废治外法权不过是一个骗局。
汪伪国民政府确立战时体制
汪伪国民政府对英美宣战后，进入所谓战时状态。为实施战时体制，1943年1月9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通过设立最高国防会议及《最高国防会议组织纲要》。《纲要》规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战时设最高国防会议，决定关于国防之重要事宜；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战时每月开会一次，闭会期间，其职权由最高国防会议执行；最高国防会议每周开会一次，有必要时得开临时会议；最高国防会议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为主席，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及常务委员一人，行政院院长、副院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总参谋长及陆军、海军、内政、外交、实业、宣传各部部长为委员；中央及地方军政长官有必要时，得由最高国防会议主席令其出席或列席。根据上述原则，最高国防会议以汪精卫为主席，陈公博、周佛海、王揖唐、鲍文樾、叶蓬、任援道、陈群、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等为委员。最高国防会议的设立，适应了汪伪政权战时体制的需要，实际上取代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职权，确立了汪精卫一派在伪政权中的绝对主导地位。
最高国防会议成立后，为适应战时体制的需要，汪伪国民政府对中央和地方机构进行了调整。1943年1月13日，最高国防会议召开首次会议，决定将行政院全国经济委员会及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改隶于国民政府；将原考试院铨叙部改隶于行政院；将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与赈务委员会合并，改设社会福利部；将粮食管理委员会改为粮食部；取消边疆委员会，于内政部内设边疆局；撤销侨务委员会，于外交部内设侨务局；将水利委员会与交通部合并，改设建设部；将行政院秘书处、参事厅、法制局等合并，改设秘书厅；每部改设次长一人，辅佐部长处理部务。任命陈君慧、顾宝衡、丁默邨为建设、粮食、社会福利部长。
年1月20日，汪伪最高国防会议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调整汪伪国民政府辖区地方行政机构，将各省政府主席改为省长制，现任省政府委员免去委员名义，调任为参事，兼任厅局长、秘书长改为专任；特任李士群、傅式说、高冠吾、杨揆一、陈耀祖为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广东省省长。会议还修订了全国经济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经济委员会由行政院院长兼任委员长，由行政院副院长和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副委员长，外交、财政、实业、建设、粮食各部部长及华北政务委员会财务、实业、建设总署督办为当然委员。特派汪精卫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周佛海为副委员长，褚民谊、梅思平、陈君慧、顾宝衡、汪时璟、王荫泰、余晋和、周作民、唐寿民、吴震修、项康元、李升伯、江上达、孙仲立、汤澄波、朱朴、孔宪铿、任西萍、胡泽吾、周化人、何炳贤、李景武为委员，陈君慧为秘书长。特派王揖唐、周作人为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聘任汪时璟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与此同时，汪伪国民政府按照《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的规定，逐步采取了加强汪伪中央政府的权力，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减少地方特殊性的若干措施。为改变华北政务委员会自成一体、政出一门的现状，汪伪国民政府根据1943年1月9日制定的《最高国防会议组织纲要》和1943年1月20日修订的《全国经济委员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被特任为最高国防会议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加强了伪中央政府的所谓统一。2月2日，汪伪国民政府发布训令，宣布从2月5日起，去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上方附加的三角形黄色布片；与此相适应，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也于2月3日宣布，从2月9日起，改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禁止悬挂五色旗。此举被汪伪方面吹嘘为"从此不但在实质上，并且在形式上表现了南北的统一"。
月8日，汪伪国民政府发布改组华北政务委员会令，准王揖唐辞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特任原常务委员朱深继任。齐燮元为常务委员兼治安总署、内务总署督办及华北"绥靖"军总司令，汪时璟为常务委员兼财政总署督办，苏体仁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王荫泰为常务委员兼实业总署督办，张伸直为政务厅长，刘玉书为北平特别市市长。王揖唐一直反对华北的中央化，为汪精卫所不喜，撤换乃是意料中事。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改组，表明其实际上已纳入汪伪国民政府的战时体制。7月2日朱深病死后，7月4日，汪伪国民政府任命王克敏继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为表示与伪中央一致，王克敏亲去南京拜谒汪精卫。10月4日，汪伪国民政府撤销苏皖豫"绥靖区"，设立军事委员会驻华北委员办事处，以统一中央军事机构。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中央化，是汪伪国民政府实施战时体制的一个重要内容。
为加强汪伪国民政府的中央集权，1943年9月3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特派亲汪的郝鹏举为苏淮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兼保安司令；11月25日，最高国防会议决定设立徐州"绥靖"主任公署，任命郝鹏举为"绥靖"主任。1944年1月13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取消苏淮特别行政区，改设淮海省，任郝鹏举为淮海省省长。在华中占领区，1943年5月6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设置伪江西省政府，任邓祖禹为伪省长，所辖地区为南昌、九江、新建、安义、永修、南新、广济、德安、瑞昌、星子等10县。10月19日，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改汉口特别市为普通市，改隶于伪湖北省政府。至此，汪伪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对华中、华北地区伪政权的统一。尽管这种统一只是做做表面文章，但却是汪伪国民政府在实施战时体制的情况下完成的。
中美、中英新约签订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敬。中国人民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急需国际社会给予道义上的支持。于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断达10余年的废约运动的呼声，再度高涨。从1941年4月起，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郭泰祺开始同美英当局就废除不平等条约进行过初步磋商。5月31日，美国国务卿赫尔与郭泰祺发表换文，表示：一俟中国境内和平恢复后，美国愿与中国政府协商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6月11日，英国副外交大臣白特勒在英国下院开会时宣称，英国愿于战后放弃在华特权，并解决领事裁判权、租界等问题。显然，美英两国均无意在战争期间放弃在华特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在美英远东战略中的地位顿趋重要，中国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中的重要一员。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中，中国在形式上又跻身于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列。于是，中国朝野要求取消各国在华特权的呼声不断高涨。1942年2月，蒋介石访问印度，支持印度独立，中国舆论界也要求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同时，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分别占领了上海、天津、广州等地英美租界，英美两国在华特权有些实际上名存实亡。美英两国也认为，理想的时机好像没有到来，但目前可能是采取确切行动的最好时机。1942年9月5日，美国就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事照会英国，指出中国政府正在对外政治关系上采取主动，目前可能是采取确切行动的最好时机，此时废除在华特权，可以达到三个目的：（1）具体地协助中国，以增强中国对日作战的效能；（2）洗刷中美关系上现存的所有不正常事项；（3）正式规定美英人民在中国所享的一般权利完全和他们在其他友邦一样。18日，英国正式复告美国，表示愿与美国合作，跟中国解决治外法权问题。随后，美英两国分别将此情况电告其驻华大使高思和薛穆。10月3日，美国驻英大使通知英国外相艾登，美国建议美英两国在10月9日同时在华盛顿和伦敦约见中国大使，用绝对机密的口头方式说明几个月以来美英会商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的情形。艾登不赞成美国的机密方式，主张两国发布公开的联合文告，10月10日见报。美国国务院同意发布公开文告，但不赞成联合文告，主张由美、英分别发布。艾登表示同意。10月9日，美国国务卿赫尔面交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一份关于美国政府决定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的草约。美国声明称，美国政府准备立时与中国政府谈判，缔结一规定美国政府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当天，英国外相艾登面交中国驻英代办陈维城一份关于英国政府决定迅速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的声明。21日，艾登又宣布上海公共租界将在谈判之列。10月10日，美、英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声明，宣布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权益。
月11日，中美新约在华盛顿开始谈判。10月24日，美方提出中美新约草案。11月10日，中方就草案内容提出了修正意见。中美双方分歧主要集中在废除美国在华沿海贸易、内河航行权问题上。中国强烈要求废除美国在这方面的在华特权，而美方名义上同意，实际上仍保留了该方面的特权，并声称该问题与治外法权无关。由于中国方面态度强硬，美方被迫作出让步。经过多次交换意见，1943年1月11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和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签署《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
年10月28日，英国政府令英驻华大使薛穆与中国政府开始谈判废除英国在华治外法权等事宜。11月12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薛穆在重庆会谈，就取消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双方缔结平等新约等问题举行谈判。会谈中，中方提出香港新界问题与租界性质相似，应予解决；英国则认为新界问题不在谈判范围之内。中国政府因害怕谈判破裂，乃声明保留日后重行提请讨论之权。经多轮谈判，1943年1月11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印度驻华专员黎吉生在重庆签署了《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条约与换文》。
中美新约共8条，主要内容是：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取消1901年9月7日中国政府与他国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之议定书（即《辛丑条约》），并终止该议定书及其附件所给予美国政府之一切权利；美国政府愿将北平使馆界之行政与管理，连同使馆界之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移交于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应担任并履行使馆界之官有义务及债务，并承认及保护该界内之一切合法权利；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之行政与管理应归还中国政府，凡关于上述租界给予美国政府之权利应予终止，美国政府愿意协助中国政府将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之行政与管理，连同上述租界之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移交于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应担任并履行上述租界之官有义务及债务，并承认及保护该界内之一切合法权利；美国人民（包括公司及社团）或政府在中国领土内现有关于不动产之权利不得取消作废，并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追究（依照法律手续提出证据，证明此项权利系以诈欺或类似诈欺或其他不正当之手段所取得者不在此限），此项权利应受中国关于征收捐税、征用土地及有关国防各项法令之约束，非经中国政府之明白许可，不得移转于第三国政府或人民（包括公司及社团）；两国政府对于对方国人民在本国全境内，予以旅行、居住及经商之权利，尽力给予对方国人民关于各项法律手续、司法事件之处理及各种租税之征收与其有关事项，不低于所给本国人民之待遇；彼此领事官在对方国双方同意之口岸、地方与城市驻扎，两国领事官在其领事区内应有与其本国人民会晤、通讯及指示之权，并享有现代国际惯例所给予之权利、特权与豁免，对方人民在此国领土内，有随时与其领事官通讯之权，对方人民在此国领土内被拘留、逮捕、监禁或听候审判者，其与领事官之通讯，地方官厅应予转递；经一方之请求，或于现在抵抗共同敌国之战事停止后，至迟6个月内进行谈判，签订一现代广泛之友好通商航海设领条约；本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发生效力。换文的主要内容有：关于通商口岸及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特区法院之制度，以及中国领土内各口岸外籍引水人之雇用，美国政府及人民所享有各权利一并放弃；两国之商船可自由驶至对方国对于海外商运业已或将来开放之口岸地方及领水，并享有不低于各该本国船舶之待遇，且应与所给予任何第三国船舶之待遇同样优厚；美国放弃在中国的沿海贸易和内河航行特权；一方之船舶在他方境内关于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所享受之待遇，应与任何第三国船舶之待遇同样优厚；美国政府放弃其军舰在中国领水内之特权。
中英新约共9条，主要内容有：英国撤废在华治外法权；取消1901年9月7日中国政府与他国政府（包括英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之议定书（即《辛丑条约》），终止该议定书及其附件给予英国政府之一切权利；将北平使馆界之行政与管理，连同使馆界之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移交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应担任并履行使馆界之官有义务及债务，并承认及保护该界内一切合法权利；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之行政与管理应归还中国政府，终止上述租界给予英国之权利，中国政府应担任并履行上述租界之官有义务及债务，并承认及保护该界内之一切合法权利；英国将广州、天津英租界之行政与管理交还中国，并终止上述两租界给予英国之权利，中国政府应担任并履行该两租界之官有义务及债务，并承认及保护该两租界内之一切合法权利；租界取消后，中国不得取消或以任何理由追究英国人民及公司或政府在中国国内现有关于不动产的权利，此项权利之行使应受中国关于征收捐税、征用土地及有关国防各项法令之约束，非经中国政府之明白许可，不得移转于第三国政府或人民（包括公司）；双方居民在彼国领土内享有旅行、居住及经商的同样权利，并给予不低于本国人民待遇的各项法律手续、司法事件处理及各种租税征收有关事项；双方领事在对方同意之口岸、地方与城市驻扎，并享有与其本国人民及公司会晤、通讯和指示权，领事官享有现代国际惯例所给予的权利、特权与豁免；经一方之请求，或于现在抵抗共同敌国之战事停止后，至迟6个月内，进行谈判，签订现代广泛之友好通商、航海、设领条约；此前中、英和印度发生任何问题依国际公法原则及近代国际惯例各派代表会商解决；本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发生效力。换文的主要内容是：英国放弃关于在中国通商口岸之一切现行条约权利；双方商船在对方开放口岸、地方及领水内享受最惠国待遇；英国放弃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特别法院一切现行条约权利，放弃在华雇用外籍引水员、要求任用英籍人士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在中国设置英国法院、在华沿海贸易或内河航行等权利，等等。
中美、中英新约的签订，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中国战时外交所取得的重大胜利。继美、英之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等许多欧美国家纷纷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签订平等新约，中国人民的废约运动终于取得了应得的胜利。但中美、中英新约的签订，并没有使中国真正走上独立自强之路，新约中的许多条款有许多对中国并不适用，而只适用于英美；且英美所放弃的有些特权，如北平、天津租界的权利，中国并不能真正获得，必须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后才有可能；香港问题仍悬而未决。
尽管如此，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中国国内两大政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立即作出反应，庆祝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月12日，国民政府为中美、中英新约签订昭告全国自强不息。当晚，蒋介石对全国发表广播演说，称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起死回生的重要一页；废除不平等条约之成功，乃我中华民族流血奋斗所造成。1月29日，国民政府通令各机关学校自2月5日至7日放假3天。2月5日，重庆各界举行有5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会后举行盛大游行。
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庆祝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指出中美、中英旧约的废除，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斗争的结果，是由于"七七"抗战的发动、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国际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形成，使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结果。废约和平等新约之订立，固然是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中的一个重大成功，可是，这还不是民族解放的彻底实现，因为必须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不如此，中国的独立解放便无法实现，中美中英间不平等条约之废除还是一纸空文。2月4日，延安各界2万余人集会庆祝废约成功，大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并举行盛大游行。
《中国之命运》发表抗日战争进入1943年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面临大变化的前夜，德国节节败退，日本不断失利。在国内，中共及解放区军民战胜了两年极为困难的局面，走上恢复和发展之路；中美、中英新约的签订，抬高了蒋介石及国民党的身价。面对国际国内形势，蒋介石喜忧参半，喜的是，一旦欧战结束，英美就可以帮他打败日本，还都南京；忧的是，德、日、意3个法西斯国家一齐垮台，将会冲击国民党买办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因而，为了在抗战胜利后仍能维持以至扩大其法西斯统治，感到有再来一次大规模反动行动之必要。1943年3月10日，由陶希圣执笔、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重庆由正中书局出版。
《中国之命运》共分8章：（1）中华民族的成长发达；（2）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3）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4）由北伐到抗战；（5）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心；（6）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7）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8）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全书共213页，10万余字。《中国之命运》对中华民族、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对所谓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所谓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歪曲和反动的论述。
全书首先鼓吹大汉族主义，用法西斯民族血统论曲解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宣称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这多数的宗族，本是一个种族和一个体系的分支，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其实质是以单一民族的名义掩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欺压少数民族的事实。
全书歪曲、篡改中国社会历史，把中国的封建农业经济说得尽善尽美；把维护封建宗法统治的四维八德说成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德性；是中国立国的纲；把封建社会里的家族制度、保甲编制、乡社美化成最完备、最理想的社会组织；说封建时代的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把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称颂为比之于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全书极力歪曲中国近代的历史，诬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中及国民革命中积极地进行分化工作，使中国国民党的基础几至于破坏，国民革命的生命几至于绝灭。把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大害、建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只归结为列强与中国间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单独把废除不平等条约说成是国民革命的主要任务；将英美废除不平等条约渲染成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页，亦是英美各友邦对世界人类的平等自由建立了一座最光明的灯塔，中国从此开始了新机运。蒋介石企图用抬高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手法转移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
全书宣扬所谓五项建设，声称建国的基本工作，在于教育、军事与经济的合一，而求基本工作的完成，又必须就心理、伦理、社会、政治、经济5种建设制订周详的方案。心理建设，最重要的是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伦理建设以培养救国的道德为基础，即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主要的是忠孝；社会建设的基础是开展新生活运动，最重要的是地方自治的训练与公共之乐与育的设施，社会建设的基层在于乡社和强化保甲制度；政治建设最基本的是要培植民主制度与健全国防体制，但决不以欧美19世纪个人主义与阶级观念的民主制度为模型；经济建设，不外是实现工业化和保障每个国民的生活生存。
《中国之命运》大肆渲染"一个主义"、"一个党"，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攻击共产主义。蒋介石把三民主义说成是推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国家的灵魂和国民革命永远不变的最高原则，宣称任何思想离开了三民主义，即不能长存于民族意识之中。蒋介石宣称，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建国的总机关，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没有了中国，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国民党。蒋介石反对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攻击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蒋介石杀气腾腾地说，要把那些宣传有害于国家民族的"妄行邪说"的人们除掉。
《中国之命运》顽固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诬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割据地方，企图破坏抗战，妨碍统一，是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并威胁说，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样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就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了。在书的后面，蒋介石提出一个中国命运决定的关头问题，认为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全在内政。中国之命运的决定，不出于这二年之中。
《中国之命运》对当时最为紧迫的抗战问题谈之甚少，在全书213页中，只有12页半谈抗战问题。《中国之命运》集中反映了蒋介石集团极端反动的思想和主要政策，是中国买办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代表作，是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言书。该书出版后，《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于3月10日发表社论《读（中国之命运）》，宣称该书已经指示了中国革命建国的方针，已经照耀了中国独立自由的大道，要求各机关、团体、军队、学校一律通读。4月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饬各直辖党部研读该书。4月7日，国民政府文官处发出公函，要求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各级党部、各大中学、各战区、各级政治部及全体官兵等均应切实研讨与批评。
《中国之命运》发表后，中国共产党以《解放日报》为主要阵地，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毛泽东的《质问国民党》、《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周恩来的《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主义的愚民哲学》、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驳蒋著（中国之命运）》等。这些文章论述了共产党的理论、主张、任务和政策，从各方面批判了《中国之命运》的反动思想。首先，这些文章提出了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就是从思想上彻底打垮和消灭法西斯主义。其次，揭露了蒋介石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是中国封建思想糟粕和外国法西斯主义的杂种。第三，批判了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基础诚的哲学。第四，驳斥了蒋介石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种种诬蔑，说明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伟大作用。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是在思想战线上对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痛击。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海军情报署与军统美国站站长萧勃进行联系，表示愿与重庆国民政府合作建立情报机构，以搜集对日作战情报。1942年4月，美国海军部派梅乐斯来华考察，并与军统局长戴笠进行初步而又简单的合作。1943年元旦，宋子文提议中美之间进行特种技术合作。1943年4月15日，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和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在华盛顿签订《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参加签字的有美国代表、海军部战略处长杜诺万和中国代表戴笠、萧勃。协定规定双方合作的方针是：在中国沿海、沦陷区及其他被日军占领各地区，以中国战区为根据地，使用美国的物资和技术，有效地打击与破坏远东各地的日本海军、空军、商船及日军占领区内的矿产、工厂、仓库以及其他军事设备。为达此目的，军统局向美方提供有关日本陆海空军在华活动的一切情报，协助解决美方人员在华期间食宿交通问题；美方无偿供给军统局必要武器、无线电器材、气象器材和交通医药器材；美方人员享受外交人员待遇，并帮助军统局训练特务部队；对日作战结束后，中美合作所即告结束。
年5月1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Sino—AmericanCoop-erativeOrga—nization，简称中美合作所，SACD）在重庆磁器口杨家山成立。中美合作所直隶中美两国最高军事统帅部，组织机构十分庞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任主任，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任副主任，中方参谋长为李崇诗，美方参谋长为贝乐利。下设军事、情报、心理作战、气象、行动、交通、经理、医务、总务等9个组和1个总办公室、1个总工程处，构成中美合作所的内勤部分，外勤在福建建阳设有东南办事处，下辖上海、闽侯、定海、漳州4个情报站。根据协商，中美合作所人员由中美双方共同派员组成，各部门正副职的出任，原则上由军统派员任正职，美方派员任副职，但对外一切行文由正副主任共同签署。中美合作所从酝酿到成立初期，主要任务是：（1）扩大搜集与交换情报，分呈两国最高统帅部参考；（2）严密布置东南沿海的敌后情报网，准备策应美军登陆；（3）布置中国全国气象网，制定气象预报，提供美国海空军参考；（4）侦译敌方电讯，研究敌人动态；（5）加强情报通讯，争取情报的时效；（6）扩大特警训练，以达成防奸防谍、维护治安的任务；（7）展开心理作战；（8）加强秘密破坏工作，摧毁敌人的军事设施及军用物资。
中美合作所成立后，曾搜集气象情报，破译日军密码，训练10个大队忠义救国军，在海防和海南岛港口布设水雷，为抗日战争做了一定的工作。但其主要任务是帮助国民党训练各类特务，在安徽雄村、临泉，湖南南岳，河南临汝，绥远陕坎，陕西西安，贵州息烽，江西修水，福建漳州、建瓯，浙江瑞安，广东梅县等地开办特务训练班，专门训练特务，逮捕和杀害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在重庆磁器口渣滓洞设有庞大集中营。1944年，中美双方签订补充合同，由美方提供大批新式武器、器材。抗战后期，中美合作所的基本方针是帮助国民党准备内战，集中培训特务，逮捕、残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抗日战争结束后，该所所有器材人事均移交军统局。1946年3月，中美合作所宣告结束。
年4月下旬，驻武汉地区的日军第十一军为打开长江上游航线，打击中国第六战区主力，夺取中国船舶及洞庭湖谷仓，威胁重庆门户，抽调第三、第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九、第四十、第五十八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共约10万人之众，集中于枝江、弥陀市、藕池口、华容、白螺矶、宜昌一带，同时于汉口、荆门、当阳等地集结飞机248架，准备向鄂西发动进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代司令长官孙连仲，在宜昌以西石牌至石首以南之南县，沿长江一线及纵深地区，部署重兵抵御日军进攻：以第二十九集团军固守公安至安乡一线既设阵地，以第十集团军固守枝江至公安一线既设阵地，以江防军固守石牌要塞至宜都一线阵地，计划依托既设阵地给进攻之日军以消耗，待日军进至石牌及其以南之渔洋关一线时，以反攻将其歼灭。
年5月5日，日军以第三师团为主力，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及第四十、第三十四师团各一部，由藕池口、华容、白螺矶向洞庭湖北岸发动进攻，驻防该地的第六战区第二十九集团军第七十三军等部，依照预定计划，逐次抵抗。双方展开激战，中国军队不支，被迫撤往洞庭湖南岸。5月8日，日军进占南县、安乡。随后，日军从8日至12日在南县厂窖周围50华里的地区大肆烧杀抢掠，共惨杀撤退军人及当地民众和外地难民3.2万人，200多户被杀绝，摧残致伤者3000多人，被奸妇女2000多人，毁房3000多间，焚烧民船2500多艘。
日军进占南县、安乡后，第七十三军主力退至酉港、渡口等地，一部移至三仙湖、江庙，旋被迫突围，日军乘势进占津市、澧县，并继续西进，9日攻占公安县城南平。5月12日，日军分路进攻，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向新安攻击，第三师团向暖水街攻击，第十三师团由弥陀市向新江口、班竹蛸攻击，13日强渡长江，攻克公安014日，日军占领枝江城及洋溪南之高地。鄂西战事日渐吃紧，为挽救局面，中国方面出动轰炸机群，轰炸枝江、洋溪、宜昌日军据点和弹药库。与此同时，开始强迫疏散常德居民，由于组织混乱，损失无数。5月21日，日军第十三师团攻陷王家畈后，渡过洋溪河，与枝江日军合击江防军第六十七师；第三十九师团主力也与江防军展开激战。23日，日军占领渔阳关。24日，第三十九师团与第三师团主力攻陷长阳，江防军第八十六军后退。25日，第三、第三十九师团主力在空军掩护下，一部突入偏岩、津佯口间，企图攻占石牌要塞，威胁川东。鄂西战事吃紧，使蒋介石大为震惊，急令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由昆明返回作战，并电江防军各将领：石牌为本次会战转移攻势之枢纽，应抱定与要塞共存亡之决心歼灭来犯之敌。根据蒋介石的命令，第六战区调整部署，决定6月初进行反攻决战，决战线为石牌、曹家畈、木溪桥、资蚯一线；以第七十九军由石门向渔洋关前进，第七十四军由桃源向石门集结，第三十军第二十七师向榔树东南地区前进。
月26日，渔洋关方面日军第十三师团北攻鸭子口，为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所阻；另一部日军经木溪桥向石牌渗透。至此，日军已进至预定的反击决战地区，第六战区决定展开反攻作战。5月28日，鄂西守军在空军配合下开始反攻，由资蚯方面出击的第八十七军第一一八师攻克渔洋关，日军后方联络线被切断，攻势受挫。30日，第六战区部队全面反攻。31日，中美空军联合轰炸日军荆门、宜昌两机场，投下炸弹10余吨，返航时与日机数十架发生激烈空战，击落击毁日机23架，击伤8架。在中国军队的强大压力下，日军伤亡过重，于31日全线撤退，第六战区则乘胜追击，将日军第十三师团主力围困于宜都附近。
月2日，第六战区收复鄂西长阳，一部迫近宜都。3日，克复暖水街、三家厂、新安，并进至公安附近。6月8日，日军大溃退。中国军队第一二一师克复宜都，并与第一八五师联合作战，于9日克复枝江。11日夜，暂六师克复洋溪。12日，第一九四师克复磨盘洲、新江口。17日，第七十四军克复车家嘴、申家渡；第一九四师克复班竹趟、米积台等地。日军退守华容、石首、藕池口、弥陀市一线，双方恢复5月5日前态势，鄂西会战结束。是役，中国军队歼日军1万余人。
鄂西会战期间，新四军部队进行了配合作战。6月6日，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五旅全歼驻湖北潜江地区的伪第十师第二旅朱秉坤部，生俘1000余人。从6月4日至9日，新四军一部全歼伪军李炳坤部，击毙伪旅长李炳坤。新四军的作战，有力配合了第六战区的反攻作战。
第三次反共高潮
《中国之命运》发表后，国民党内反共声浪甚嚣尘上，急欲酝酿并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共行动。
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根据新的形势，作出《关于解散共产国际提议书》，决定解除共产国际各支部对共产国际章程及历届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5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除中国共产党外，苏联共产党、德国共产党等30个支部都同意解散共产国际。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秘书处及国际管制委员会也宣告撤销。
共产国际决定解散后，蒋介石认为这是反对共产党的一个借口和机会，乃指使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于6月12日召集西安30余所谓文化团体开会（实际到会者仅9人），假冒文化团体名义，致电毛泽东。电文首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国际解散、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国际解散，证明马列主义破产；叫嚣为加强中国团结，应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7月6日，重庆中央社公开发表了张涤非的反共文电，并以其为重要新闻，在全国广为刊播，大造反共舆论。除此之外，陇海路员工"七七"纪念大会、皖省临时参议会、屯溪各法团、长沙文化界、桂市记者公会、洛阳记者公会、洛阳文化界、鲁山新闻记者公会等所谓文化团体，纷纷致电毛泽东，要求即日解除共产党组织，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7月26日，《西京日报》刊登《中共应善谋自处之道》的反动文章，狂叫中共既系自外生成，今第三国际已告取消，各地支部全行解散，则中共失所秉承，自应乘此机会，宣告解散。
国民党在大造反共舆论的同时，也频繁调动军队，准备闪击陕甘宁边区。1943年6月18日，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在陕西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参加者有第九十军和暂编第二十五师、新编第三十七师师长以上军官，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决定把担任从宜川至潼关一段河防的三个军中的两个军，开到邠州、淳化、洛川一带。会后，河防军队纷纷西调，加上原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两个集团军10个师，总计四五十万人，准备分9路闪击延安。同时，决定在洛川、黄陵、同官（今铜川）、耀县等地设兵站、派出所，在洛川、宜川、韩城设野战医院并抢修同官境内的成榆公路。7月2日，胡宗南电令各部于1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7、8月间，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多次试探性挑衅性进攻。7月7日，第八十军第一六五师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警戒阵地发射迫击炮弹10余发，迫使中共洛川特委和店头办事处撤离。7月10日，国民党军向关中分区推进。第八十军第一六五师自耀县、第一军第一六七师自彬县、第八十军新编三十七师由富平、庄里镇同时向关中分区之马拦镇推进，扬言要八路军交出边区。7月13日，暂编五十六师一部劫掠镇原边境；次日，预七师第五七二团进攻陇东边境。14日，第一六七师炮击陇东。7月25日，第一六七师第五○○团一部进犯旬邑；31日，又派出便衣队袭击新宁县一区宋家坪地方工作人员，绑架群众，并向八路军警戒部队进犯；31日，另窜至新正县抢劫。一场新的大规模的反共军事行动随时都有可能发动。
针对国民党准备发动大规模反共军事行动，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予以坚决反对和回击。陕甘宁边区军民严阵以待，延安各界紧急动员，进人战斗岗位，华北八路军主力一部调到陕北和晋西北，准备歼灭进犯的国民党军。7月5日，朱德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徐永昌等人，呼吁团结，避免内战，痛切指出，若发动内战，兵连祸结，则抗战之大业势将破坏，而使日寇坐收渔利。当天，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致电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驻军各将领，揭露国民党调动大批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重开内战的阴谋，呼吁团结，反对内战。7月8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发出关于向国民党发动宣传反击的指示，指出国民党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准备以武力进攻陕甘宁边区；同时发动宣传攻势，以造成反共舆论。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要求各地在7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斗争。7月9日，延安各界3万余人隆重举行纪念抗战六周年大会，通过《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要求国民党立即撤退包围边区的军队，开赴抗日前线；惩办挑拨内战的特务机关；讨伐33个投敌将领；并提出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调动河防部队进攻边区等14个口号。7月10日，陇东各界民众万余人召开紧急大会，誓以全力捍卫乡土。大会致电蒋介石、胡宗南，呼吁团结抗日，反对进攻边区，要求制止内战。11日，庆阳分区党政军万余人举行大会，游行示威，决心紧急动员起来，准备痛击顽固派的进攻。12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历数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警告国民党顽固派必须立即撤退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队。13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各界万余人举行制止内战挽救危亡大会，通电全国要求国民政府迅速制止挑动内战行径。14日，中共太行分局召开反对法西斯内战挑拨分子、援助陕甘宁边区紧急动员大会。15日，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2万军民举行反内战示威大会。新四军领导人也发表《告全军将士书》、《告华中根据地同胞书》，号召军民为坚持团结、坚持抗战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发动强大政治攻势的同时，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势力及进步人士，纷纷指责和反对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从而引起了国际上的普遍注意，美英要利用中国抗击日本，因此也不赞成国民党在这个时候发动大规模的反共行动。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下令胡宗南暂停进攻边区的军事行动。1943年9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声称，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总报告之决议案》，一面污蔑中共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指责中共不遵守1937年9月22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的4项保证；另一方面又被迫表示对中共以宽大容忍的态度，竭诚期待该党之觉悟。这样，国民党被迫停止了这次大规模的反共行动。
抢救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负责审干和反奸工作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以"左"的思想和逼、供、信的做法，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假特务案。1942年12月16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所作的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中，夸大敌情的严重性和干部队伍不纯的情况，使审干工作一度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从12月起，康生在西北公学搞了一个试点，制造了一个所谓的敌特案件，唧轰动一时的张克勤案件。
张克勤时年19岁，1937年在甘肃加入地下党，后经甘肃工委和林伯渠同意送延安深造，在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学习。因其父亲在兰州被敌人逮捕自首，本人对领导提意见偏激，于是康生就将他看管起来，并从一开始就采用逼、供、信、车轮战等进行逼供，经过六天六夜的肉体折磨，张克勤被迫供出"甘肃党是红旗党、假共产党"的假口供，以便过关。康生利用这一案件，到处宣扬"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对共产党内奸政策的新策略，从而得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不可靠，必须重新估计的错误结论，并随即开展了大规模的追查，把来自甘肃、河南、湖北等地的地下党和进步青年中他认为可疑的人，捕押起来，审问逼供，搞出了所谓一批特务。
年4月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等机关中，已被他们打人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因此，决定在整风运动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运动，审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与历史，并对确有证据的内奸分子，开展群众斗争。随后，延安各机关、学校普遍开展了审干运动，方法由内部转为公开，即开展群众性的坦白行动。到7月初的短短3个月里，有400多人被迫交代了政治问题，有相当一部分人被迫承认自己是"红旗党"，是特务。7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要他在《防奸经验》第6期上刊登下列内容："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但是，由于党中央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未能及时纠正审干运动中已发生的问题。7月15日，康生在延安中直机关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强调清除内奸，是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认为还有一些失足的人至今没有向党坦白，他们要在这紧迫的时间中挽救自己，而共产党员们也要在这短促的时间内抢救他们。这样，康生就掀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10多天内搞出了大批所谓特务，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据统计，在"抢救运动"中，延安各县共抓了2463个所谓特务，有的县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几乎全部被打成特务。如子长县39个外来知识分子干部，有37个被打成特务，并被组成所谓国民党县党部。"抢救运动"使许多同志政治上、人格上受到侮辱，心灵上遭受创伤，肉体上遭受折磨，甚至自杀身亡。
中共中央、毛泽东及时发现了"抢救运动"的错误，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1943年7月30日，毛泽东指示停止"抢救运动"。8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指出，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是和内战时期曾经在许多地方犯过的错误的肃反方针根本对立的。这个错误方针，简单地说来，就是逼、供、信三字。审讯人对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采用肉刑、变相肉刑及其他威逼办法；然后被审人随意乱供，诬谄好人；然后审讯人及负责人不加思索地相信这种绝对不可靠的供词，乱捉乱打乱杀。10月9日，毛泽东又明确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由于中共中央、毛泽东及时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一系列甄别工作的指示，决定进行甄别工作。随后，延安和各地区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对受冤屈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赔礼道歉。毛泽东对反特扩大化承担了主要责任，进行了自我批评，并说："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及区别对待这两点。"中共中央实事求是的做法，得到了受害同志的谅解，他们愉快地接受党的派遣，投身到伟大的革命战争中去。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年12月，林森被推举为国民政府代理主席，1932年起任国民政府主席，为不负实际政治责任的政府首脑。抗日战争爆发后，林森随国民政府迁居重庆。1943年5月12日晨，林森准备接见外宾时，忽觉右肢屈伸不便，原定之外事活动被迫取消。迨至26日，心脏渐呈衰竭。29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决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第13条，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因故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长代理。8月1日下午7时4分，林森在重庆山洞双河街官邸逝世。林森死前，留下遗嘱，勖勉国人一致服从蒋介石命令，努力奋斗，俾国族早日复兴；捐资50万元，资送研习自然科学学生出国深造。
林森死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于8月1日晚11时举行临时会议，居正、丁惟汾、戴传贤、孔祥熙、于右任、叶楚伧、孙科、陈果夫、何应钦、李文范、张道藩等人出席。会议由居正主持，决定接受林森医护委员会历次会议决议案；为林森逝世，全国一律下半旗致哀3日；推居正、丁惟汾、戴传贤、孔祥熙、于右任、孙科、何应钦、叶楚伧、王宠惠、陈果夫、吴铁城、邓家彦、李文范、程潜、白崇禧为林森治丧委员会委员；选任行政院长蒋介石自即日起代理国民政府主席。8月2日，林森遗体大殓。8月7日，重庆各界公祭林森，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及各国驻华使节和民众团体与会。当天，桂林、成都、贵阳、长沙、兰州、洛阳等地亦举行公祭。8月15日，延安各界千余人也举行了公祭林森大会。
蒋介石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后，并不满足于当一有名无实的国家元首。于是，1943年9月10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及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由国民政府主席于国民政府委员中提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国民政府主席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9月13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居正、戴季陶、于右任、孔祥熙、叶楚伧、覃振、朱家骅、刘尚清为国民政府委员，通过蒋介石兼行政院长、孔祥熙为行政院副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长、叶楚伧为立法院副院长，居正为司法院院长、覃振为司法院副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刘尚清为监察院副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朱家骅为考试院副院长。
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后，独裁统治地位进一步加强，集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国防参议会议长、三青团团长、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长、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办事总处主席等要职于一身，不但掌握了国民党党政军特大权，而且控制经济、财政、金融各界，甚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亦到处插手，成为共和政体掩饰下的最大独裁者。1943年10月10日，蒋介石正式就任国民政府主席。
国民党大批军政要员投敌
年初，汪精卫集团出逃、叛国投敌后，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提出"曲线救国"的谬论，诡称汪精卫不是汉奸，而是曲线救国。张荫梧提出"曲线救国"谬论后，蒋介石颇为欣赏，并像瘟疫一样在国民党官员和将领中蔓延，形成"叛将如毛，降官如潮"的丑恶局面。
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前后，汪精卫为扩展自己的军事势力，相继收买了若干游杂部队及"忠义救国军"，并在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的撮合下，收罗了已经投敌，或是尚未投敌流落在北平、开封、上海、南京等地的原国民党军事将领，如刘郁芬、鲍文樾、郑天章、杨毓殉、富双英、刘培绪、张诚、胡毓坤等，并任命他们担任伪军事机构的要员。1941年2月15日，活动在苏北、扬州、泰州一带的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纵队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在泰州发表声明，宣布率部投敌。随李投敌的高级将领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七、第十纵队司令丁聚堂、颜秀五、张松山、何春林、陈才福、秦庆霖、范杰，共计3万余人。1941年4月，在苏北地区的国民党苏鲁战区第八十九军副军长兼第一一七师参谋长潘干丞、鲁苏联军西北集团军总指挥刘相图相继投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在战争初期的暂时优势，中国抗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客观上促使大批国民党军事将领投敌。1942年4月22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政府主席，时任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孙良诚，在鲁西南定陶、曹县地区，率第六十九军、第十三旅及特务旅共2.5万人投敌，随同投敌的高级将领有新编第六师师长王清瀚、暂编第三十师师长赵云祥、第一八一师师长陈光然、新编第十三旅旅长黄贞泰、特务旅旅长郭俊峰、冀察战区游击第一纵队司令丁树本、第二纵队司令夏维礼等。1943年1月28日，时任国民党苏鲁战区新编第一师师长兼第四师--师长吴化文发表通电，公开投敌。随其投敌的有新编第四师副师长于怀安、山东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宁春霖、山东省政府保安第二师师长张步云等共4万余人。2月25日，国民党第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在湖北咸宁地区被俘投敌。
年4月16日，日军4万余人分路向太行山区的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所属的新编第五军、第二十七军、第四十一军发动全面进攻。24日，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被俘，被解往新乡日军司令部，旋即发表通电，宣布投敌。5月10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在山西陵川地区作战被俘，率部7万人投敌。随庞炳勋及孙殿英投敌的该部将领有第二十四集团军参谋长赵星彩，第一。六师师长李震汾，冀察战区挺进第四纵队司令侯如墉、副司令于光辉、参谋长李志希，新编第五军副军长杨明卿、参谋长冯养田，暂编第三师师长杨克友、副师长王遂庆，暂编第四师师长王廷瑛、副师长王瑞亮等。6月6日，国民党鲁苏战区鲁南指挥部总指挥荣子恒率所部第一一二师及第三三四旅投敌。
年8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公布了《两年来国民党58个叛国将领概况》，计有国民党叛国将领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毕戴宇、金亦吾、李长江、王劲哉、吴化文、赵瑞、杨诚、荣子恒、杨仲华、吴漱泉、刘月亭、王清瀚、赵云祥、陈光然、黄贞泰、郭俊峰、丁树本、夏维礼、孙玉田、赵星彩、李震汾、侯如墉、于光辉、杨汝贤、冯养田、杨克友、王遂庆、王廷瑛、王瑞亮、赵天时、任兰圃、薛豪平、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军、苏振东、李德兴、丁聚堂、颜秀五、陈才福、秦庆霖、范杰、于怀安、宁春霖、厉文礼、齐子修、邱吉胜、刘景良、李其实、张良才、徐继泰、韩子乾、景顺扬、李志希、陈孝强。从1940年到1944年，国民党投敌将领67人，投敌军队50万人，占伪军总数的62％。
在大批国民党军事将领投敌的同时，大批国民党党政要员也纷纷投敌。1943年9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国民党62个叛国投敌的党政要员概观》一文，揭露了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陈璧君、缪斌、庞炳勋、顾忠琛、何世祯、陈孚木、溥侗、恩克巴图、克兴额、曾仲呜、吴开先、许崇智、吴径熊、李福林（以上均系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陈群、梅思平、李圣五、陈耀祖、陈春圃、陈君慧、林柏生、丁默邮、李士群、鲍文樾、刘郁芬、汤良礼、赵尊狱、萧叔萱、朱履龢、蔡培、周作民、颜惠庆、金永昌、周学昌、蔡洪田、汪曼云、王天木、李浩驹、张永福、王克敏、马君图、刘云、林虎、赵正平、焦莹、叶莲、苏体仁、卢英、林知渊、黄香谷、萧淑宇、陶希圣、高宗武、甘介侯、李犹龙、李郁才等叛国投敌的国民党要员的情况。
中英美苏四国签署《普遍安全宣言》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由防御转人进攻，出于尽快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共同愿望，中美英苏四国进一步加强了合作，并对战后世界问题作了一些有益的安排。
年1月14日至23日，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就中国抗战问题制定安纳吉姆计划。会后，罗斯福、丘吉尔分别派遣代表到重庆，向蒋介石传达了卡萨布兰卡会议的内容。2月11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表示，在击溃德军后，即全力击败日本。次日，罗斯福发表广播演说，表示决在此次战事中作战到底，直至联合国家军队在柏林、罗马、东京街头作胜利游行为止。7月29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决定，德日意三国必须无条件投降。
为商讨具体作战计划，1943年8月17日至24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会议，讨论欧亚战场对轴心国作战问题。中国代表宋子文力争参加这次会议。8月18日，宋子文拜访美国国务卿赫尔，认为：盟国间现有的行政和军事机构中，不论是规划作战方案还是战后和平，其成员仅限于美英方面的代表。中国代表多次要求参加这些机构，但均遭拒绝。甚至这些机构在拟订有关的方案或计划时，也不邀请中国代表参加。中国代表虽有一两次出席英美联合参谋会议，但仅以作证资格，并未参与实际协商，也没有参与决定同中国关系重大的作战方案。卡萨布兰卡会议的结果将关系到未来国际关系和战后盟国的格局，中国政府将无法向其国民和军队解释下列事实：中国未能参与盟国作战方案及盟国和平计划的商议和决定。宋子文建议，现有的联合机构，应加以扩大，中国代表应以平等地位加入；建立盟国间机构，以确保通过协调，使共同作出的决定付诸实施，中国亦应有代表加入；魁北克会议联合宣言中，应包括上述内容。在宋子文的力争之下，罗斯福、丘吉尔同意他参加22日至24日的会议。会议确定1944年5月1日开始实施在法国登陆的霸王作战计划，签订了美英共同研制原子武器的秘密协定，批准参谋长会议制定的盟国在亚洲对日作战的计划，准备在德国崩溃后的12个月内击败日本。根据会议的决定，8月26日，东南亚盟军总司令部成立，由英国联合作战大臣蒙巴顿任总司令。10月19日，蒋介石以中国战区统帅名义在重庆召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蒙巴顿、史迪威、陈纳德及美陆军后方勤务部长索姆威尔等人。会议决定：以蒙巴顿为反攻缅甸总指挥；中国远征军于1944年1月15日发动攻击。
在举行军事战略会议的同时，如何在外交上采取同一行动的会谈也在进行。1943年10月19日，英美苏三国外长艾登、赫尔、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讨论与决定加速粉碎法西斯同盟和欧洲战后安排有关的军事、政治问题。会前，罗斯福决心以四大强国外长会议发表宣言。20日，赫尔会见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30日会议结束。会议发表的公报称，此次会议最重要者为缩短对德及其欧洲附庸的战争问题；现已确切规定联合军事行动计划，以便战后继续合作，建立普遍安全。10月30日，美国国务卿赫尔、英国外相艾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和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共同签署《关于普遍安全之宣言》。
宣言规定，四国一致决心遵照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家宣言及以后历次宣言，对它们现正分别与之作战的轴心国继续敌对行动，直至各轴心国在无条件投降基础上，放下武器时为止；感到有使它们自己和同它们同盟的人民从侵略威胁下获得解放的责任；承认有必要保证由战争迅速而有秩序地过渡到和平并建立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使全世界用于军备的人力与经济资源达于最小限度。为此，中美英苏四国联合宣告：保证用以对其各别敌人进行战争的联合行动，将为组织及维持和平与安全而继续下去；它们中与某一共同敌人作战者，对于有关该敌人的投降及解除武装等一切事项，将采取共同行动；它们将采取它们认为必要的一切措施，以防止任何破坏对敌人所规定的条件的行为；它们承认有必要在尽速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这些爱好和平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人为会员国，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起见，在法律与秩序重建及普遍安全制度创立以前，各该国将彼此磋商，并于必要时与联合国家中其他国家磋商，以便代表国际社会采取共同行动；战事终止后，除非为实现本宣言内所预期的目的，并在共同磋商后，它们将不在其他国家领土内使用其军事力量；它们将彼此并与联合国家中其他国家会商及合作，俾对战后时期的军备的管制，获得一实际可行的普遍协议。
《关于普遍安全之宣言》的签署，使中国真正列入四大强国之列，并为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奠定了基础；也为联合对法西斯轴心国作战直至取得最后胜利作了必要的安排。
日汪缔结同盟条约
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败退及在中国战场陷入困境，日本政府在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后，试图加强汪伪政权的力量，以挽救行将覆灭的厄运。
年5月31日，日本御前会议制定《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决定修订1940年11月30日与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签订的《中日基本关系条件》，重新缔结《中日同盟条约》。6月23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三课课长永井八津次大佐询问周佛海，对修约有何意见。周佛海称，日本不应以修改条约为招致重庆讲和之谋略手段，应以加强汪伪政权之政治力、收买中国民心为主要目的，所以反对保留驻兵权。日本外相重光葵也反对陆军以诱使蒋介石与日本实现和平，作为修改条约的主要目的的主张。他认为，由蒋介石来实现日中全面的和平，除非日本投降，否则无望。重光葵的主张得到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赞同，日本大本营遂按重光葵的主张起草条约草案。
月8日意大利无条件投降后，日本大本营与政府联络会议于9月18日至10月7日，对同盟条约的有关内容作了商讨和确定。（1）关于修订目的。双方认为：彻底具体实现处理对华问题根本方针，为解决中国问题加强必要的政略态势。（2）修订时机。日本于9月20日决定了同盟条约的具体条款后，而后伺机进行修订。（3）关于条约内容。为诱使重庆国民政府停止抗战，取消了驻兵权，规定了撤兵的条件。关于驻兵权，对在华北、蒙疆的防共驻扎，为维持共同的治安在必要期间内治安驻扎，以及舰艇部队的留驻等，不作为驻兵权对之要求；同时放弃《辛丑条约》规定的驻兵权。关于撤军问题，表示恢复在中国的全面和平与重庆国民政府结束交战状态时，全面撤军。在军事上乃至经济上需要紧密合作的特殊地带，对已有限制的蒙疆、华北、长江下游地区及华南沿海岛屿的事项予以废除，不在各地另行约定。
月13日下午5时，日本驻汪伪国民政府"大使"谷正之面见汪精卫，递交了日本决定的同盟条约文本。第二天，汪精卫与周佛海对之进行了详细研讨。周佛海认为，条约所规定者均须全面和平实现后始能实现，是乃望梅止渴。因而提出，除撤军须待战争终了始能实现外，其余在和平实现前，亦应逐步实现。15日、18日、19日，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周隆庠与谷正之及日本参赞太田一郎，书记官清水堇三等人进行了三次研讨。10月28日，日本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决定立即与汪伪国民政府改订同盟条约。29日，汪精卫召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该约及附属议定书。30日，汪精卫与谷正之在南京签订《中日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
《中日同盟条约》共6条，规定：（1）中华民国及日本国，为永久维持两国问善邻友好之关系，应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并于各方面讲求互助敦睦之方法。（2）中华民国及日本，为建设大东亚并确一保其安定起见，应互相紧密协力，尽量援助。（3）中华民国及日本，应以互惠为基调，实行两国间紧密之经济提携。（4）为实施本条约所必要之细目，应由两国该管官宪间协议决定之。（5）自本条约实施之日起，中华民国二十九年11月30日即昭和十五年11月30日签订之关于中华民国日本国间基本关系条约，连同其一切附属文书，一并失效。（6）本条约自签字之日起施行。《附属议定书》共2条，规定：（1）日本国约定于两国间恢复全面和平，战争状态终了时，撤去其派在中华民国领域内之日本国军队。日本国根据北清事变北京议定条款，及其有关文书所有之驻兵权，概予放弃。（2）本议定书应与条约同时实施之。为此，两国全权委员会将本议定书签字盖印，以昭信守。
签字后，汪精卫与谷正之在南京原国民政府大礼堂召开了所谓"首都民众庆祝签订中日同盟条约大会"。
大东亚会议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及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全面溃败，日本政府一方面加紧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一方面策划召开所谓大东亚会议，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抗衡。1943年5月31日，日本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决定了《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决定与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修订1940年11月30日签订的《中日基本关系条约》，重新缔结《同盟条约》；在10月下旬前后，将汪伪国民政府、伪满洲国政府、泰国、缅甸、菲律宾等日军占领区内各傀儡政府召集到东京，以此表示日本完成战争的决心和大东亚共荣圈的确立。
日本政府把与汪伪国民政府签订《同盟条约》作为诱使重庆国民政府放弃抗战的重要措施之一，因而对《中日基本关系条约》作了修正。1943年10月30日，汪精卫与日本驻汪伪国民政府大使谷正之在南京签订了《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同盟条约》共6条，主要内容是：中日为永久维持两国间善邻友好之关系，应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并于各方面讲求互助敦睦之方法；中日为建设大东亚并确保其安定起见，应互相紧密协力，尽量援助；中日应以互惠为基调，实行两国间紧密之经济提携；为实施本条约所必要之细目，应由两国该管官宪间协议决定之；自本条约实施之日起，《中日基本关系条约》连同其一切附属文书，一并失效；本条约自签字之日实施之。《附属议定书》规定，日本约定于两国间恢复全面和平，战争状态终了时，撤去其派在中国领域内之日本军队；日本根据《辛丑条约》及其有关文书之驻兵权，概予放弃。《同盟条约》签字后，汪伪国民政府召开所谓首都民众庆祝签订中日同盟条约大会。汪精卫发表讲话称，该条约的签订，扫除了英美侵略势力，不仅使中日方针一致，而且结成了永久友好关系，因此，重庆国民政府应抛下抗战，回复和平。
月13日，谷正之在向汪精卫递交《同盟条约》的同时，面告汪精卫，日本拟于11月5日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11月1日，汪精卫偕周佛海、褚民谊、陈昌祖、周隆庠、薛蓬元离南京飞往东京参加大东亚会议。11月5日，大东亚会议在东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汪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伪满洲国政府总理张景惠、泰国总理銮披玟的代表汪瓦搭雅、菲律宾总统何塞·皮-拉乌雷尔、缅甸总理巴英，印度临时政府主席钦德拉·鲍斯列席了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发表了题为《互相尊重独立自主，同心协力共存共荣》的讲话，鼓吹亚洲各国应该与先进国日本同心协力，并盼望日本极力援助中国的所谓解放；他还表示要死心塌地地效忠日本，协助日本一面促成重庆国民政府将士与人民之觉悟来归，完成统一；一面要在其统治区域内肃正抗日思想，保障治安，增加生产，以增强分担保卫东亚责任的能力。会议共进行了两天，于11月6日收场。与会各国签署了《大东亚共同宣言》，宣称大东亚各国应互相合作，完成大东亚战争，从美英之枷锁下解放大东亚，完成其自存自卫，以下列纲领为基础，建没大东亚，以求贡献于世界和平之实现：（1）大东亚各国互相合作，确保大东亚之安全，并以道义为基础，建设共存共荣之秩序；（2）大东亚各国应互相尊重其自主独立，实现互相敦睦，确立大东亚之亲睦友谊；（3）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其传统，发挥各民族之创造性，以提高大东亚之文化；（4）大东亚各国应在互惠之下紧密合作，谋求其经济发展，增进大东亚之繁荣；（5）大东亚各国应与万邦敦睦友谊，消除人种差别，普遍进行文化交流，进而开放资源，以贡献于世界之发展。
会议结束后，汪精卫一行于11月9日返回南京。汪精卫发表讲话，宣称大东亚会议是纯为强者对弱者之扶助的会议，是东亚各民族为其生存独立而奋斗的会议。11月11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追认了《大东亚共同宣言》。
常德会战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局向有利于同盟国方面的转变和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失利，日本中国派遣军急欲在中国战场采取攻势作战，以摧毁中国第六战区根据地，牵制中国军队向云南和缅甸增派兵力，并策应日军在南洋方面的作战。1943年8月28日，中国派遣军总部制定《昭和18年（1943年）秋季以后中国派遣军作战指导大纲》，提出，要确保在中国的占领区，在华北消灭中共的军队，在华中派第十一军和第十三军的主力进攻湖南的常德和安徽的广德；同时使第三飞行师团协助地面部队作战，击溃在华的美国空军。9月27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853号，准予进行常德作战。9月28日，中国派遣军总部下达了常德作战的命令，令第十一军司令官于11月上旬发起作战，进攻常德附近，摧毁中国军队战力；第三飞行师团长担负侦察部队主力，配合作战。作战方针是：进攻敌人政略、战略要冲常德附近，追索敌中央军，予以痛击，以促使敌之继续抗战企图逐步衰亡；同时牵制敌人向缅甸方面调动兵力，以策应南方军作战。作战要领为：第十一军主力（加上其他方面转用来的部队共35个步兵大队）由董市及石首附近向前推进，击败各地之敌，攻占常德附近，继而追索常德方面猬集反攻之敌，予以歼灭；作战目的一经实现，即视当时敌在缅甸反攻等形势，适时开始返还，剿灭残敌，恢复原来态势。10月6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在汉口召集作战部队的参谋长会议，并下达发动常德作战的指示，命令各部队分别集中，准备作战。为准备常德会战，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将皖南、赣北及武汉、随县、枣阳、信阳等地部队陆续秘密向湘北、鄂西第六战区进发，计有第三、第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九、第四十、第五十八、第六十八、第一一六师团，第十七旅团及伪军第五、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一二八师与日军第十一军直属之田岛队、小山队等，共约10万余人，由驻武汉的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10月下旬，日军集结于华容、石首、沙市、江陵一带，并在监利、沙市间江面集泊舰船30余艘，在滨湖河汊集泊汽艇300余艘及民船千余艘，准备向常德地区大举进攻。
针对日军的部署和作战意图，中国方面决定了诱敌深入、然后将敌压迫至洞庭湖畔击灭之的作战方针。中国方面参战部队有第六战区部队和第九战区第十、第二十六、第三十三集团军及王耀武、李玉堂、欧震兵团和江防军，共19万余人的兵力，由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10月2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对常德会战的兵力作了部署：第六战区王敬之第十集团军第六十六、第七十九军，王缵绪第二十九集团军第四十四、第七十三军，以各军之一部于河沼地带阻击日军，各军之主力利用津澧河流及暖水街一带之山地，以侧击伏击方法击破进犯之日军；以王耀武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第五十七、第五十八师驻常德桃源（其中第五十七师固守常德），主力置于太浮山附近准备机动；以驻浏阳之施中诚第一○○军第十九、第六十三师直接支援常德，准备挺进至益阳待命；以中美空军向沙市、监利、石首、华容之日军及沙市岳阳问日舰轰炸；以第二十六、第三十三两集团军各以二三个师向当面目军之弱点深入攻击；第九战区以两个师兵力向岳阳以东地区日军之弱点深人攻击，第五战区以两个师兵力向京山皂市袭击。各策应部队应于11月4日以前移于第一线附近待命开始攻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为协助第六战区参加常德会战，令梁汉明第九十九军预守洞庭湖，击败进犯之日军；令方先觉第十军、鲁道源第五十八军、傅翼第七十二军和古鼎华暂编第二军赶赴沅江两岸作战；令鄂南新编第十六师、第三挺进纵队陈庚部、湘北杨汉域、第四十挺进纵队王剪波部，在岳阳武汉铁路间寻机牵扰敌人，遥为策应。
月2日，常德会战开始。日军第十一军在司令官横山勇指挥下，开始向第六战区第十、第二十九集团军防守的第一线阵地展开全面进攻：右路第三十九师团全部及第五十八师团古贺支队由江陵、沙市向松滋方向进攻；中路第三、第十三师团由陡湖堤、闸口向公安方向进攻；左路第一一六师团、第六十八师团附第四十师团户田支队及宫胁支队由藕池口、石首、华容地区分别向澧县和南县进攻。日军发动进攻后，于3日占南县，4日占公安，5日占松滋。第六战区中国守军利用沿江湖泊的障碍与工事，予日军以消耗。日军要占领常德，必须占领暖水街，方可保障其右侧之安全，因而日军中路主力猛攻暖水街，遭到中国守军第七十九军的顽强抵抗，乃转向澧水上游，猛攻石门、慈利等地。中国第十集团军主力乘机向暖水街进逼，以期与第二十九集团军协力夹击日军于澧水以北地区，但因连日大雨，部队行动受阻，未能完成预定任务。右翼日军陷安乡后，进迫津市、澧县，与中国军队形成对峙。左翼日军于10日进抵赤溪河、仁和坪、聂家河、枝江一线。至15日，日军连克津市、澧县、石门等地，并强渡澧水南犯。中国第六战区遂以主力转至慈利以西地区，侧击由石门、澧县南下之日军；令第十八军由三斗坪赶至澧县、津市地区牵制日军；第九战区亦抽调第十军由衡阳北上，驰援常德守军。中国空军与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也进行了配合作战，在10日至28日间，先后出动百余架次轰炸机与战斗机，袭击澧县、津市、石门、王家厂、澧水、藕池口等地日军集结部队、日军仓库与江南运输船只，击沉日军木船40余艘；并与日机展开空战，击落日机4架。
月18日，日军分三路进犯常德：第三、第一一六师团各一部为中路，经澧县南窜直趋城垣；第十三师团一部为右翼，经慈利进驻桃源；第六十八、第四十师团各一部和独立第十七旅团扰汉寿、沧港、牛鼻滩侵陷德山。以左右翼的钳形攻势攻常德的侧背，企图以四面围攻占领常德。21日，日军攻占桃源。军事委员会为歼灭日军于常德附近地区，令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以常德为核心竭力抵抗日军进攻；另调集第六战区主力及第九战区一部，以第十八军为第二线兵团，于沅水南北地区，由南、西、北三方面采取包围攻击；并令第九、第五战区对驻岳阳及其以东、荆门、大洪山地区及怀宁等地区日军加紧攻击，以策应常德决战。
日，日军由东、西、北三面向常德城郊发动夹击进攻，并配以飞机、大炮轰炸，又施放毒气。中国守军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常德保卫战。25日，日军迫近城垣，中国守军依托阵地与日军展开激战，阵地几经反复，战况甚为激烈，日军攻势一再受阻，与此同时，中国外围军队由沅江、澧水两岸纷纷赶至常德附近，并于26日对常德、桃源等地日军形成包围态势。26日，中国军队攻占慈利；27日攻克桃源；30日夺回常德东面的德山及常德车站，并攻击常德沅江南岸之日军。
至11月28日，常德守军第五十七师以血肉之躯坚守常德11天，各级指挥官伤亡达595人，杂兵编人战斗，亦牺牲将尽，重武器被击毁90％。日军久攻常德未下，使得日本天皇大怒，乃严令第三师团主力于两天内进占常德。28日，日军发动了更为猛烈的进攻，中国军队因伤亡过重、未及补援，被日军突破城垣，进占市内一些地方，中日军队开始进入巷战。中国守军第五十七师师部所在地常德中央银行成为中日争夺的要点。11月30日，日军以飞机轰炸常德中央银行，并投掷燃烧弹，日军步兵从东、西、北三门分别推进。中国守军士兵全部战死在自己的散兵位置上，常德城内火海一片。12月1日，日军继续加强进攻，常德城内仅有兴街口经中山西路和大西门这一片城区归中国守军掌握。12月2日，日军继续推进，兴街口北头守军被烟火薰死，其余守军也大部在肉搏战中壮烈牺牲。第五十七师从11月18日至12月2日，已鏖战15昼夜，敌空炸、炮击、毒攻、火烧，屹不为动。枪弹不继，代以梭标、石头、徒手、血肉之躯相搏；人马牺牲过大后，增以伙佚、马佚、卫生队、政工人员及城内警察一部；弹尽粮绝，碉堡毁、房屋烧、城墙破，常德被夷为一片焦土。全师及配属部队共计8529人，仅存321人。常德保卫战共毙敌1万1.2。由于守卫常德的中国军队死伤过重，被迫放弃常德。12月3日，常德沦陷。
月4日，第九战区援救常德的后续兵团第五十八、第七十二军赶到，会同第六战区常德外围部队，同日军在常德近郊展开激战。12月8日，中国军队克复德山；9日，第五十八、第七十二军渡沅江会攻常德，从西、南、北三面围击日军，经过激烈巷战，收复常德。日军作战目的达到后，于12月11日开始撤退，第三师团向新安、合口附近撤退，第十三师团向石门附近撤退，第一一六师团向澧县附近撤退，第六十八师团向津市附近等澧水南岸一线撤退。中国军队乘机全线出击，收复南县、安乡、津市、澧县、王家厂、枝江、公安等地。1944年1月初，日军分别返还原地，常德会战结束。
常德会战历时50余天，中国军队歼日军2万余人，击落日机25架，但中国军队也损伤惨重，而民众和财物的损失更是不可数计。
开罗会议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顺利进行，中美英苏四国觉得有必要举行首脑级会晤，以协调对轴心国作战计划并对战后世界秩序作出安排。1943年6月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举行中美英苏四国首脑会议。6日，蒋介石婉拒罗斯福邀约。30日，罗斯福再邀蒋于秋季举行会谈。
罗斯福总统一直想发起中美英苏四大强国首脑会议，讨论盟国协同作战问题和战后问题。由于苏联当时仍与日本有所谓中立条约，加上丘吉尔希望在与斯大林会晤前，统一英美两国口径，故决定先行召开开罗会议，并邀蒋介石参加。10月28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极望能与蒋介石、丘吉尔会晤于某处，时间为11月20日至25日之间，地点可在埃及亚历山大港，会期3天。11月1日，罗斯福再次致电蒋介石，拟于11月20至26日问，在开罗附近与蒋介石、丘吉尔会晤。2日，蒋介石电复罗斯福，表示如约前往开罗会晤。为准备开罗会议，11月6日，蒋介石邀请史迪威商讨拟定在开罗会议上的提案，要求美国为蒋介石装备训练90个师的战斗部队，以充实其作战力量。此部队分3批，每批30个师，照预定计划收复缅甸的作战。3批军队所需武器装备应由美国援助。但此案在开罗会议上未被讨论。中国参加开罗会议的人员共20余人，即蒋介石、宋美龄、史迪威、王宠惠、商震、林蔚、周至柔、杨宣诚、俞济时、朱世明、蔡文治、董显光、郭斌佳、陈希曾、黄仁霖、陈平阶、俞国华、左维明、陈纯廉、陈纳德、刘敬宜。11月18日，先遣人员启程。19日上午8时，蒋介石、宋美龄、王宠惠、商震、林蔚、周至柔、董显光等人，由重庆启程赴开罗参加开罗会议。21日上午7时抵达开罗。21日下午3时丘吉尔抵达开罗，当天下午6时，蒋介石拜会丘吉尔。22日上午罗斯福抵达开罗。
月23日，中美英三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埃及开罗总统饭店举行会议。会议就三国联合对日作战、日本皇室地位、军事占领日本、日本对华赔款、中国收复领土、中美军事合作、朝鲜及越南、泰国的前途、统一指挥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商讨。关于三国联合作战问题，丘吉尔只要求中国单独在缅甸北部作战，牵制住日军不向英属印度进攻就可以了。因此拒不接受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要求英国出动海军从南缅登陆，配合中国军队南北夹攻，收复缅甸全境，以恢复滇缅公路，确保中国的补给线。蒋介石在坚持缅甸战役的同时，要求喜马拉雅航线的物资运输量必须保持一万吨，并要535架飞机。虽然丘吉尔一直坚持在缅甸作战英国不承担任何义务，罗斯福在丘吉尔的反对下，还在口头上向蒋介石保证，在反攻缅甸时，美英将在南缅出动海军配合中国作战。中美英三国彼此都作了让步，决定将全面对日作战方案改为规模较小的缅北对日作战方案。会议同意中国收复失地。关于香港问题，蒋介石要求收回香港，罗斯福也支持，且主张将香港变为自由港，但遭到丘吉尔的拒绝。
会议期间，蒋介石与罗斯福于11月25日进行了长谈，中心内容是国共合作及中缅战场作战计划。罗斯福提出向国民党军队提供90个师所需要的美国军需品，并使蒋介石成为四强首脑之一。作为交换条件，要求蒋介石在中国东北地区对苏联作出让步，把大连作为国际自由港，以换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蒋介石同意了罗斯福的建议。关于中国局势和国共合作，罗斯福通过和蒋介石长谈，感到失望，对蒋介石的信心也大不如前。
月26日，开罗会议结束。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共同签署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11月27日晚，蒋介石一行从开罗启程返国。28日，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会议，至12月1日结束。会议缔结了《德黑兰总协定》决定从东、西、南三面摧毁德寇，保证战后持久和平，并商议建立联合国的构想。斯大林在会上表示，一旦打垮德国法西斯后，只要给苏联一定时间，苏联将立即参加对日作战。在这次会议上，《开罗宣言》得到斯大林的同意。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在重庆、伦敦、华盛顿同时公开发表。
《开罗宣言》全文为："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盟国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诸方面加诸敌人。此项压力已在增长之中。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我三大盟国抱定上述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家目标一致，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开罗会议对于从速打败日本侵略者起了积极作用，也加强了中国作为世界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中国和蒋介石的声望。会议所发表的《开罗宣言》，确认了中国收复领土的权利，符合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战后处理日本问题的重要依据。
东江纵队成立
10月21日广州沦陷后，在中共广东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广东沦陷区人民勇敢地拿起武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10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曾生以侨港惠阳青年会回乡工作团为基础，将工人、农民、学生、华侨和内战时期在东江一带的红军游击队员100余人，组成海员游击大队，以淡水为中心，建立抗日根据地。12月2日，中共惠（阳）宝（安）工委在叶挺将军的老家育英楼，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纵队，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治委员，郑晋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1938年底，在惠阳抗日武装的威胁下，日军被迫退出惠阳。1939年春，在南海、顺德、中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收复淡水，攻克坪山，解放淡水、坪山至大鹏湾地区的20万人民；5月，袭击沙头角成功；6月，围困葵涌日军据点，迫使800多名日军逃窜；在峡口战斗中，为掩护群众转移，以一个小队的兵力同10倍于己的日军激战4小时，除1人生还外，全部壮烈牺牲。从1939年11月起，在广九铁路两侧不断打击日伪军，几经发展，力量遍及珠江三角州，并以淡水为中心，建立了东江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9月，发展为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第五大队。1941年，组建东江人民抗日游击纵队，曾生任司令员。1942年2月扩编为东江人民抗日游击总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于1941年12月8日发动了对香港的进攻，为保卫香港，东江抗日游击总队配合英军作战，于12月13日沿东江向西，对广九线、深圳一带日军侧击；15日续向广九布吉方面集结之日军袭击。20日，进抵横冈，并向西南方向攻击。与此同时，积极营救陷港国际友人及同胞达数千人，其中有国民党驻香港代表陈策、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及其他国民党要员、英国官员、香港大学教授及新闻记者等。
随着东江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力量的日趋扩大，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43年12月2日，正式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东江纵队公开发表成立宣言及领导人就职通电，宣布接受中共中央领导。东江纵队由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梁鸿钧任副参谋长，邬强任参谋处长，何启明任军事处长。下辖7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蔡国梁，政治委员陈达明；第二大队，大队长阮海天，政治委员李筱峰；第三大队，大队长邬强，政治委员卢伟如；第四大队，大队长刘培，政治委员曾源；第五大队，大队长彭沃，政治委员卢伟良；武装工作队队长邬强；惠阳大队，大队长高健，政治委员谭天度；宝安大队，大队长曾鸿文，政治委员何鼎华。全军共8500余人。
东江纵队成立后，积极向北发展，创建了以罗浮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1944年9月后，东江纵队先后又扩编6个支队，总辖9个支队，约9000余人。司令员曾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政治委员林平，政治部主任杨康华。第一支队，支队长卢伟良，政治委员陈达明；第二支队，支队长蔡国梁，政治委员张持平；第三支队，支队长彭沃，政治委员陈志强；第四支队，支队长阮海天，政治委员黄业；第五支队，支队长刘培，政治委员饶黄湘；第六支队（1945年3月组建），支队长叶基，政治委员曾源；第七支队，支队长高健，政治委员黄宇；西北支队，支队长蔡国梁，政治委员邓楚白；北江支队，支队长邬强，政治委员李东明。
年，东江纵队以一部分兵力在港九铁路展开全面破击战，并袭击香港、九龙；同时，派出主力部队向广州西面的鹤山、新会等地发展力量；还组织海上游击队，在广州湾、大鹏湾、大亚湾海面袭击日军运输船只。经过一年奋战，到1944年底，东江纵队共歼灭日伪军2600余人，东江抗日根据地扩大到东起惠阳、西迄三水的广大地区，总人口100余万人，东江纵队也发展到拥有万余人以上的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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