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队发动的全面进攻，经过人民解放军近一年的奋战，很快就被粉碎。于是国民党军队在1947年对解放区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企图从山东、陕北两翼将人民解放军扼制到华北而消灭之。但是，人民解放军陕北三战三捷、山东盂良崮大捷，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企图。紧接着，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渡过黄河，发起战略反攻，将战争引到国统区，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国民党的失败并不仅限于军事，在国统区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危机：台湾"二二八"起义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物价飞涨，加速了国统区经济的崩溃；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高涨，形成了第二条反蒋战线。国民党为了挽救其即将崩溃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在政治上改组国民政府，延揽青年党、民社党参加，打扮成"多党"政府：加紧对民主运动的迫害，下令解散民盟；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研究如何解决危机，等等。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如调查全国人口，命名南海群岛各岛屿等等。
国民政府公审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
12月13日，日军华中方面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指挥日军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六、第一一四、第六、第十八等师团三路合围攻占南京。随即，这些灭绝人性的兽军进行了烧杀淫掠的"大竞赛"。见到中国男子便杀；见到中国女子就强奸，奸后再杀；大肆焚烧房屋，抢掠财物。在持续6个星期的杀戮中，中国人民被杀害者达35万之多；在1个月内，南京市内发生的强奸事件，有2万多起。在这群兽军中，纵兵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最甚的，就是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这个师团是最早从中华门攻陷南京的日本部队，直到1937年12月21日开拔去攻占芜湖为止，一直驻扎在包括雨花台在内的中华门一带。从12月13日至21日，是日军暴行的最高峰，而中华门一带又是日军奸淫烧杀最严重的地方。因此，谷寿夫对南京大屠杀负有严重责任。
罪犯终将受到正义的审判。1946年夏，国民政府将谷寿夫从日本引渡回中国受审。1947年2月6日，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举行公审大会，正式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
下午2时，公审大会在南京励志社大礼堂举行。审判长石美瑜，检察官陈光虞，陪审官葛召棠、宋书同、李元庆、叶在增，旁听者千余人。检察官陈光虞提出起诉书：
谷寿夫，男，66岁，日本东京都中野区富士见町人，曾先后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及陆军大学毕业，一生充任军职。1928年任日军第三师团参谋长，调至中国山东，阻碍国民政府统一。1937年8月任师团长，率部来华，在华北作战，任意抢劫，并强迫中国妇女作肉体之慰安。12月13日，攻陷南京中华门，分驻中华门外一带。该犯于17、18两日参加入城式及慰灵祭，以宣扬其威武，并为摧残中国抵抗精神与民族意识起见，同中岛、牛岛、末松等师团发动举世震骇、旷古惨劫之南京大屠杀，被害总数达30万人之众。
起诉书列举了谷寿夫的罪行共四项，即：（1）破坏平民财产，放火焚烧民宅；（2）随时随地，纵使官兵洗劫民产；（3）强奸中国妇女，不服或抗拒者，则遭屠杀，甚至有被轮奸者达30余次之多；（4）屠杀中国民众，纵使官兵举行杀戮竞赛。
检察官宣读完起诉书后，审判长石美瑜起立讲道：检察官是以战争罪、违反和平罪及违反人道罪起诉被告，证人2000余人，证件954件。审判长先讯问了谷寿夫的出身及担任何职后，问道：被告身为高级军官，担任军事教育要职，对于侵略战争，依被告所知，应由何人负责谷寿夫诡辨：说起侵略运动，与我全没关系，对于国策及侵略计划，完全不曾参加。
审判长问：进攻南京时，进攻中华门是否为第六师团部队，曾遭遇中国军队强烈抵抗否谷寿夫答称：进攻中华门时，曾遭遇激烈抵抗，尤以雨花台之战为烈，前后共4天，方抵达城中。
审判长问：据调查，被告部队首先进城，中岛部队于12月14日进城，而大屠杀于12日和13日即已开始，此责任应由谁负谷寿夫诡称：大屠杀之事，我于战事结束后阅读报章方才晓得，余驻南京1周，即奉调至他处，在最先两日中，没有屠杀这回事。
审判长于是责问道：本庭于中华门一带开调查庭时，检举日军暴行者600多人，皆为12日和13日大屠杀受害人亲属，那么这些受害者究为何人所杀谷寿夫狡辨：12日、13日，战事激烈进行，平民遇害，亦属难免。2月7日，军事法庭继续公审谷寿夫。谷寿夫继续狡辨声称"12、13两日，中华门已成无人之境，不可能有暴行，即有，也是其他部队所为，非本人部队"。于是法庭提出确实人证之案件共2784件，分为：枪杀1159件，用刺刀刺死667件，集体屠杀315件，烧杀136件，打死69件，先刑后杀33件，先奸后杀20件，炸死19件，水淹11件，其他355件。每～案件被害人数不等，多的达几万人，并非一案一人。在这2784案件中，发生于中华门内外一带的有887件，占了1/3。因此，被告谷寿夫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月8日，审判继续举行。谷寿夫仍然狡称12、13两日不可能有屠杀行为；即有，亦当系中岛部队所为。庭长于是又提出集体屠杀案3件：（1）1937年12月12日日军进城时，将被俘中国军队5.7万余人于17日在草鞋峡用机枪扫射后，将尸体投江；（2）15日屠杀军民9000余人，幸免者9人，当时逃出的殷有余可作证；（3）16日晚将5000余人驱至下关江边，以机枪扫射，有投江逃生的梁清芳、白震宇两人可作证。
月10日，军事法庭在宣判书上列举了确切证据后宣判：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等等，罪恶累累，证据确凿，无可掩饰，判处死刑。
国民政府参谋总长陈诚，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关于日军战犯谷寿夫纵兵屠杀案，呈报蒋介石批准。报告称："查被告谷寿夫，系日军傈悍善战之将领，在二十六年（1937年）12月会攻南京一役，率领第六师团任前锋，因遭我军坚强抵抗，血战四昼夜，始于同月12日傍晚攻陷中华门，忿恨之余，乃于人城后，与会攻将领巾岛、牛岛、末松等，共同纵兵，分头屠杀，并奸掠焚烧，以示报复……是被告系与各会攻将领作有计划之大规模屠杀，及焚烧奸掠，至为明显。且以剖腹、枭首、轮奸、活焚之残酷行为，加诸徒手民众，与夫无辜妇孺，穷凶极恶，无与伦比，不仅为人类文明之重大污点，即揆其心术之险恶，手段之毒辣，贻害之惨烈，亦属无可矜全，原判拟处死刑，似无不合，拟予照准，当否？请核示。"蒋介石批示："如拟。"
4月26日，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处决。
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挑起全面内战；同时也由于国民政府官僚资本的空前膨胀，致使财政开支激增，造成空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
关于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1946年有人就指出：1个师每个月的开支是12亿元，200个师每月便是2400亿元，一年便是28800亿元。实际上，1946年国民党军队全年军费支出约为6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原定预算支出总额2.5万亿元的2.4倍，占该年实际支出总额7万亿元的86％。这样，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以后所接收的大量日伪敌产、国民党中央银行所掌握的大约9亿美元的外汇和600万两黄金及美援共计23亿美元，很快就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中消耗殆尽。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的空前膨胀，也大大增加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投资和银行放款。如资源委员会1947年的预算即为11000余亿元，占该年财政总预算的2.6％；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刚成立时，就同中央银行订立了200亿元的透支合约；中国蚕丝公司一次也拨付了5亿元的资本。其他官僚资本各类企业，其中包括以"民营"名义开办的官僚资本企业，其所需要的大量流动资金也主要依靠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
上述两方面大大加重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负担，人不敷出造成巨额赤字。1946年，国民党政府全年财政总收人为法币19791亿元，据国民党政府大大缩小的支出数字55672亿元，赤字仍有43000余亿元，超过支出总额的78％。1947年财政总收入为13万亿元，总支出为40万亿元，赤字27万亿元，占支出总额的67.5％。到1948年上半年，国民党政府财政实际支出为400余亿元，而收入只有50余亿元，差额达到350亿元。可谓无财政可言了。
面对如此庞大的财政赤字，仅仅加重苛捐杂税和发行公债已无济于事，便大量发行法币，其发行量呈惊人的天文数字增长。从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到1948年8月19日法币破产、金圆券发行时止，法币发行的累积数额如下：
这样，1948年8月19日的法币发行量比上年底增加17.2倍，相当于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的1085倍和1937年6月抗战爆发前的428824倍。法币发行简直是一泻千里，连印钞机都赶不上印刷。
恶性通货膨一张与恶性的物价上涨互为因果，形成了几何级数的上升。以重庆、上海两地趸售物价为例，1946年12月与收兑伪币结束时的同年5月相比，分别上涨了43％和50％；1947年12月比上年同期分别上涨13.9倍和13.7倍；1948年8月19日又比上年底分别上涨34.9倍和55.3倍。若以1948年8月19日的趸售物价同抗战胜利初的1945年9月相比，则重庆上涨了1177倍，上海上涨了13884倍。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承认，1947年全国物价即经历了4次上涨风：第1次为年初至2月底，物价总指数上升68％；第2次为4月下旬至7月中旬，上升100％；第3次为9月中旬至10月下旬，上升74％；第4次为11月巾旬至年底，上升30％。1947年底，南京趸售国货的价格，较1937年上涨了104004倍，其中金属类上涨最剧，为178377倍；零售国货上涨了100505万倍，其中以燃料为最，达到159245倍。
如果要形象地描述国统区的物价上涨情况，可从如下1937年到1947年100元法币购买力的时人有关形象比喻中看出：
年可买大牛2头，1938年可买大牛1头和小牛1头，1939年可买大牛1头，1940年可买小牛1头，1941年可买猪I头，1942年可买火腿1只，1943年可买鸡1只，1944年可买小鸭1只，1945年可买鱼1条，1946年可买鸡蛋1个，1947年可买1／5根油条。
到了1949年5月21日，买1粒米，就得用金圆券130多元，所以当时有所谓"粒米一百元，寸土十五万"的说法，可见物价飞涨达到了什么程度。
国统区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使得国统区人民生活在死亡线上。比如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工人的实际工资，如以1936年7月到1937年6月为100计，到1946年4月已降为26.47，1947年4月又降为20.34，1948年4月降为17.14，同年9月更降为14.77。再如，1946年11月小学教师工资每月只有1万多元，初中教师每月3万元，高中教师每月3.5万元，而当时的米价，11月11日是2.1万元1担，11月12日是2.8万元1担，11月16日是3万元1担。1947年成都的国民小学教师，平均每小时授课费4000元，而当时1碗茶水就要8000元。
农村经济受到的打击更为严重，农村经济濒于破产。国民党政府实行征实、征购、征借"三征"政策，迫使农民收受一天天在贬值的法币，却不许农民用法币来缴税，缴税必须交纳实物，使农民遭受更惨重的压榨，生活更加悲惨。1946年各地饿死的人数即达1千万人。1947年，各地饥民达1亿人以上，占国统区总人口的1/3。
国统区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标志着国民党政府统治在经济上即将全面崩溃。国统区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形成了反蒋第二条战线。这加速了国民党政府政治上统治崩溃。
国民党"官倒"猖獗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各级官员，尤其是掌握着党、政、财、经各项大权的权贵以及他们把持的所谓国营机构，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权，在金融和物资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投机倒把，从中渔利，从而使"官倒"盛行，严重危害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基础。
.国民党"官倒"的猖獗，首先表现在权贵们利用手中的政治特权和对金融行业的控制，大肆进行金融投机。抗战胜利时，国民政府规定法币对美元的汇率仍然维持抗战期间的20：1。1946年2月下旬，国民党双系头子陈立夫以中国农村电影教育公司董事长的名义，按此汇率20：1预购外汇119万美元。刚一预购，国民政府就宣布正式开放外汇市场，将法币对美元的汇率改为2020：1；到8月中旬又调改为3350：1。这样在6个月期间，陈立夫的这笔款项，就翻了167.5倍。
国民政府黄金政策的变化，也为"官倒"创造了条件。抗战胜利后一段时期，金价较为稳定，但这一稳定很快就消失。国民政府规定自1946年3月起黄金可以自由买卖，中央银行抛售库存黄金。于是金价由1946年2月的每两售141万元，到12月上升到每两售316万元，上升了150％。在这过程中，国民党权贵抓住时机，通过各种渠道大量购进黄金。青海军阀马步芳设在上海的一个商业机构湟中公司，将青海省政府从财政部领到的所谓改善甘青、青藏公路工程费10亿元，通过丰余金号明目张胆地用公款买卖黄金，牟取暴利。像这种"官倒"，终于导致了1947年2月黄金风潮的爆发。
.商业行业也是国民党"官倒"肆虐的一个行业。权贵们经营的公司多如牛毛，仅上海一地就有：宋子文家族的孚中公司、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统一贸易公司、金山贸易公司、利泰公司等，孔祥熙家族的扬子建业公司、长江公司和嘉陵公司等，宋美龄的巾美实业公司，CC系的太平兴业公司、华美贸易公司和以国民党名义经营的"党营企业"等等。诸如此类的公司操纵了国统区的商业。宋家控制的台湾糖业公司以低价在台湾收购糖，其成本连同运费每市担是5万元，但是转地上海销售，则以1946年6月中旬开价的7.3万元上升到月底的12.3万元。权贵们常用的商业"官倒"手段，是利用政府的贷款，进行商业投机活动。1946年4月，国民政府发行"粮食贷款"10亿元，而受贷的主要公司恰恰是孔宋系统的商业公司。他们利用得到的贷款，高价抢购粮食，使上海的米价很快就由每担3万元跳到6.3万元。时人描绘说：糙米本来每市担卖5.1万元，"他们都硬要以5.5万元买进，一定要使大米打破6.3万元的大关。"
其中最为恶劣的是进出口"官倒"。1946年2月27日，国民政府公布《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规定于3月1日起对进出口贸易实行"限额管理"，明令禁止进口轿车、无线电机、冰箱等高档商品，规定："（甲）汽车7辆以下厂价超出美金1200元者自1946年3月1日起，（乙）卡车自4月29目起，（丙）无线电机、冰箱自11月25日起，均在禁止进口之列。"这样就严格限制了那些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民营商业。可是那些官僚资本的特权公司不但不受任何限制，反而借机独占了进出口贸易，"大量进口奢侈品如汽车、无线电机、冰箱及其他政府严禁进口之货物"。据财政部、经济部的联合调查报告，典型的有下述机构：
其一是中央信托局。自1946年3月1日起至1947年4月10日止，中央信托局代各机关及私人购买各种名牌汽车69辆，已进口44辆；并"奉行政院令"订购各种汽车140辆、旧车50辆，已进口新车98辆、旧车30辆。这两项共已进口新车142辆，其出厂价格均超出1200美金以上，并且"依法应予禁止"，但是"均有政府命令及政府发给之许可证准予进口"。
其二是中央物资供应局。该局于1946年12月进口冰箱3台、汽车13辆，1947年2月进口汽车5辆，到1947年4月17日止进口名牌"碧克"汽车3辆。这些汽车均未报经海关查验，而且都领有许可证。
其三是宋子良的孚中公司。该公司共进口吉普车780辆、旅行车101辆、卡特拉克牌2辆。其中吉普车在税则中列为轻便卡车，按规定自1946年4月29日起禁止输入。可是780辆吉普车中却有738辆在1946年5月以后进口，而孚中公司却称这738辆都是在4月29日以前已经起运或业已订购。实际上4月29日以前订购的只有200辆。另外，在该公司进口的108箱无线电收音机共60件，有40件是在已限制进口之后的1947年1月18日进口的，可是该公司却称是为中央航空公司代购的，领有许可证。
其四是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的扬子建业公司，最为典型。该公司为了独占汽车进口，1947年收买了外商利喊汽车公司，以每辆1800美元的成本进口奥斯汀和雪佛莱等轿车，而以5000美元一辆的高价在国内出售，不到一年就分红3次，计112.5万美元。
上述二局二公司足以反映出国民党"官倒"的形式和特点。从事各种"官倒"的往往不是国民政府大员本人，而是他们的亲属或与之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他们打着"合法"的旗号，干着非法的行为。他们运用手中的特权和通天的渠道，取得各种各样的"许可证"、"特许函"，也可以借助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并取得充足的外汇资金。
国民党"官倒"的猖獗，加速了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的崩溃，严重威胁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在1947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100名国民党中央委员提出：彻查官办商行帐目，没收贪官财产，以肃官箴，而平民愤。官办商号如统一贸易公司、孚中公司、中国建设银公司、扬子建业公司等，皆有利用特权，套购巨额外汇，输人大量奢侈品情事。
但是即将崩溃的国民党政府如何能够禁止"官倒"呢？1948年8月，蒋介石派其子蒋经国为经济特派员去上海打"虎"。蒋经国上台后决心大干一番，声称："扰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开刀就要从大头开刀。"可是打击矛头一旦触及到皇亲国戚时，便也无可奈何。蒋经国查知扬子建业公司大量屯积进口汽车、药品、呢绒以及各种纺织品、土特产、大米等，其"官倒"程度，为当时全上海之冠。孔令侃声称，如果蒋经国不放手，就叫其父孔祥熙公布蒋介石在国外的财产情况。宋美龄也电叫时在北平布置军事的蒋介石立即专机南下，说孔蒋两家有"共同利害"、"家丑不宜外扬"。蒋介石将其子蒋经国训斥一顿，叫他打消查抄之事。"官倒"的猖獗与不禁，加速了国民党政府军事、政治、经济的全面崩溃。
台湾"二二八"起义
沦为日本殖民地长达50年之久的宝岛台湾，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于1945年10月17日回归祖国。台湾人民对重新回到祖国怀抱感到欢欣鼓舞，可是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却使他们重新陷人水深火热之中。这样，台湾人民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蒋介石在收复台湾之后，决定对台湾实行特殊的政治建制和经济建制，实现"政治、军事的绝对独裁统治"，实行"统制经济和内地隔离的政策"。在行政上，设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规定行政长官掌握军事、行政和司法大权。被任命为行政长官的陈仪，兼任警备司令，在台湾建立起特务统治。在经济上，国民党政府"接收"了台湾90％的企业和70％以上的耕地，并沿用了日本的专卖制度，设立贸易局和专卖局，独揽内外贸易和烟酒专卖的权利，垄断了全岛的经济。在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之下，台湾经济同祖国大陆一样，物价飞涨，经济一片凋零。批发物价指数，以1937年6为基数，从1945年11月到1947年1月，粮食由3323元增加到21058元，衣服布匹由5741元增加到24483元，燃料也由963元增加到14091元。日本投降时的1945年9月，1元台币可买10斤大米，而到1946年12月，却要用120元台币才能买到10斤大米。这样，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12月仅一年零两个月时间内，台湾物价即飞涨了100多倍。另外，由于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的劫夺和垄断，台湾中小企业被排挤，致使大批工厂倒闭，生产下降，农业歉收。1946年底，台湾600多万人口中，竟出现约80万失业工人和300万饥寒交迫的农民。
与此同时，美国根据其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协商，也将其黑手伸向台湾：设立领事馆、新闻处，派遣"美国经济考察团"，控制台湾的石油、黄金、铁、锑等矿藏的开发权，取得经营台湾铝业、糖业的特权，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掠夺。美国飞机、军舰大肆在台湾空中、海面活动，并享有使用基隆、高雄海港的特权。因而台湾逐步沦为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和经济市场。
这一切，使台湾人民重新陷入苦难的深渊，当时流行着"轰炸惊天动地，光复欢天喜地，接收花天酒地，政治黑天黑地，人们呼天唤地"的民谣。台湾人民为反抗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和美国的奴役，进行了不断的斗争。到1.947年2月，终于爆发了"二二八"起义。
月27日晚，省专卖局专员叶德根带领9名武装缉私员，在台北延平北路以"逃税"为名，将女香烟摊贩林江迈的6000元现款和几十条香烟抢走，并以枪一柄砸伤林的头部。此举引起市民公愤。接着，缉私员傅学通开枪击毙抱打不平的市民陈文溪。群众怒不可遏，立即涌向国民党台北市警察局请愿，要求严办凶手，但请愿不果。这一震动台湾的"缉私血案"，成为台湾"一一一&，’起义的导火线。
月28日，台北市民举行罢市、罢工和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国民党一党专制政府"、"建立台湾民主自治政府"、"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口号，到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请愿，提出惩凶、赔偿及撤销专卖局等五项要求。而守卫军警竞开枪打死打伤多人。这一镇压，遂使请愿、示威等行动发展为武装起义。起义者包围长官公署、省专卖局等机关，占领省广播电台和邮电通讯机关，通过电台向全省宣布，台北市民已经起义，呼吁全省人民给予支援，要求各县市亦举行起义。在随后几天里，台北起义者封锁要道，断绝台北与外地交通，组织学生军，成立台湾自治同盟，组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致电蒋介石，提出"重用台省人材"、"专卖局废止"、"县市长民选"、"勿用武力弹压"等项要求。
"二二八"起义迅速发展到全省。2月28日晚，临近台北市的基隆市、台北县首先响应，进攻国民党军队驻地，袭击军用仓库。3月1日，新竹、彰化起义，袭击警察派出所，捣毁国民党市党部及机关多处。3月2日，后来成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领导人谢雪红领导台中地区起义。3月3日，台南地区起义，起义者控制了高雄市政府，建立"台湾革命军高雄支队"。3月4日，台东地区花莲、屏东起义，攻占军警宪机关。至此，整个台湾省除澎湖因受国民党海军镇压，未能武装起义外，各地都实行了起义，各级国民党政权大多瘫痪。
面对"二二八"起义，行政长官陈仪一面使用缓兵之计，答应要"恤死抚伤，依法惩凶"，以此缓和起义者的反抗情绪，一面急电蒋介石呼救："奸匪煽动，挑拨政府与人民问之感情，勾结日寇残余势力，致无知平民胁从者颇众。祈即派大军，以平匪氛。"蒋介石马上复电照准，并立刻命令驻宁沪线上的第二十一军在3月8日前必须赶到台湾，任命国防部长白崇禧为镇压专使，"权宜处理"。
月8日，第二十一军在美国军舰、飞机的护送下陆续赶抵台湾。从这天起至3月13日，台湾各地枪声不断，尸体遍野，血流成河，台湾同胞被杀害者达1万以上。
"二二八"起义是中国人民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和震撼了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的部分兵力，直接配合了祖国大陆上的人民解放战争。起义虽然失败，但台湾人民并未停止斗争，1947年11月12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立，继续领导台湾人民进行反美反蒋的革命活动。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
自国民党军队1946年6月底发动全面进攻，至1947年2月，人民解放军经过8个月的英勇作战，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于是从1947年3月起，蒋介石决定放弃全面进攻，改为对山东和陕北的重点进攻，企图从解放区的东西两翼同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作战，并将人民解放军堵在黄河以北，使战争继续在解放区内进行。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命令"西北王"胡宗南亲自率领西北预备队，向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进攻，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共产党的右臂，驱逐中共巾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月28日，蒋介石事先飞往西安同胡宗南布置进攻。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为34个旅23万余人。其基本部署是：以胡宗南集团担任主攻，从南线突破，占领延安；以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和榆林的邓宝珊，分别从西、北两线配合向解放区进攻，聚歼解放军于延安及其以北地区，或逼迫解放军东渡黄河。
当时，西北人民解放军只有6个旅2万多人，仅为国民党进攻部队的1/8。而且国民党军队在技术装备上也占优势，有飞机、坦克等半美械化装备，弹药充足。西北解放军装备很差，弹药奇缺，平均每支枪的子弹约30发，轻重机枪的子弹约500发，只有一个山炮营，炮弹很少。但是，陕甘宁边区是革命老区，人民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解放军又熟悉陕北地理民情，再加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广大人民的支持，可以击败国民党军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敌我情况，决定首先打击最疯狂的胡宗南集团，将其拖在西北，使之不能增援其他战场，以粉碎国民党军队整个战略计划，争取早日实行战略反攻。毛泽东指出，西北解放军要歼灭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要避开敌军进攻锋芒，不要保守地方，而应放弃延安及若干城市、地方，诱敌深入，寻找有利时机加以聚歼。3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和部分地方部队联合编成西北野战军，以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统一指挥。
月13日，胡宗南集团15个旅14万人的兵力自洛川、宜川之线北犯进攻延安。西北野战军以部分兵力阻击，掩护中共中央转移和群众疏散。3月18日，中共中央、各机关、学校撤出延安。3月19日上午，延安群众疏散完毕，下午，国民党军队先头部队进入延安空城。胡宗南立即致电蒋介石汇报"俘虏敌五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的"战果"。蒋介石得意复电，称："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年来积愤，殊堪嘉尚……"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是人民解放军对敌斗争的一个重大战略行动。毛泽东在撤出时指出："将来人们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决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就要倒霉了。"明确宣布："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来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仍留在陕甘宁边区指导全国解放战争并直接指挥西北战场，中央书记处组成以刘少奇为首、包括朱德在内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西北解放军撤出延安后，主力集结在甘谷驿、青化砭、蟠龙、安塞等地，以1个营的兵力同敌军接触，诱敌北进，主力则进入隐蔽状态，待机歼敌。3月25日，西北解放军集巾6个旅的绝对优势，在青化砭将敌军为保侧翼安全而派的1个旅歼灭，首战告捷。这时，国民党军发现西北解放军主力在延安东北，遂掉头东向，寻找西北解放军主力作战。解放军主力移至榆树坪一带隐蔽休整，只以一小部分兵力继续"蘑菇"。4月14日在瓦窑堡以南羊马河伏击歼灭敌军第一三五旅4700余人。羊马河之役后，蒋介石错误地判断中共中央及西北解放军主力正在东渡黄河，遂于4月26日以9个旅北进，妄图压解放军主力北上，东渡黄河。解放军将计就汁，主力撤至瓦窑堡西北集结待命，而以1个旅兵力扮成主力，沿途遗弃臂章、番号、旧军装等，作出仓惶败退模样，将敌军主力诱至绥德。然后集中4个旅主力于5月4日将敌军守蟠龙的1个旅6700余人歼灭。这样，西北解放军在撤离延安后的40多天里，三战三捷，歼敌1.5万余人，活捉3名旅长，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5月14日，陕甘宁边区军民在安塞真武洞召开了万人祝捷大会。
蟠龙大捷后，人民解放军即将发动全国反攻。西北解放军为了拖住西北国民党军队，便突然指向陇东，在6月底7月初又北上收复定边、靖边、安边三边，解放了边区西部长宽各300多里的地区。一直在陕北指挥作战的毛泽东于7月21日在靖边小河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前委扩大工作会议，研究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具体部署及陈赓部队南下问题。会议决定西北解放军从三边挥戈北上，佯攻榆林，配合刘邓大军南下，调动胡宗南军北上。胡宗南鉴于他压迫中共中央东渡黄河的战略目的并未达到，中计派钟松、刘戡分别率领左右两军北进，企图南北夹击西北解放军主力于绥米地区。西北解放军首先在常家高山一带全歼钟松第三十六师第一二三旅，再活捉旅长1人，接着于8月20日在沙家店地区全歼第三十六师6000余人。第三十六师覆灭后，刘戡掉头南逃，西北解放军乘胜追歼，先后在岔口、清涧、延长等地歼其9000余人。沙家店之战成为西北战局的转折点，西北野战军从此也由防御转入进攻，掌握了战争主动权。
国民政府改组
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召开"制宪国大"、通过一部违反旧政协精神的《中华民国宪法》之后，紧接着导演了"改组政府"的丑剧。
年3月15日至24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研讨如何结束训政，促进宪政，作好行宪的各项准备。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向全会致开幕词，声称此次大会是"结束训政的一次全会"，标榜此后要"重新厘定党和政府的关系"，说什么国民党此后"要自居普通的政党，要和各党派处于平等的地位"。全会指出了国民党要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原因在于："现在的结束训政，不是训政成功而自然结束，乃训政失败而不得不结束。"这表明了国民党企图通过实行宪政、"改组政府"以收拢民心的目的。全会还暴露顽固维持法西斯专政的企图。会议在声称各党派今后一律平等的同时，明确声称："今日党派虽多，舍本党而外，更无任何一党担负得起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的责任"；"中国盛衰兴亡的关键，不操于任何一党之手，而实操于本党之手"。全会通过了《宪政实施准备》等议案，并发表宣言，声称今后的"要务"就在于组成所谓"过渡政府"。
在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统一党内认识的基础上，国民党摆出尊重民意、建立多党内阁和准备行宪的姿态。4月17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选任孙科等28人为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副主席，张群、孙科、居正、戴季陶、于右任分别为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院长。4月18日明令公布。国民政府委员共29名（包括蒋介石在内）。其中国民党17人，除五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外，其他为张继、邹鲁、宋子文、翁文灏、王宠惠、章嘉呼图克图、邵力子、王世杰、蒋梦麟、钮永建、吴忠信、陈布雷；青年党4人，为曾琦、陈启天、余家菊、何鲁之；民社党4人，除1名待补外，其余3人为伍宪子、胡海门、戢翼翘；社会贤达4人，为莫德惠、陈辉德、王云五、鲍尔汉。此外，还聘请宋庆龄等13人为国民政府顾问。
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号称"多党政府"、"联合政府"。在组织构成上同以往的国民政府不同，它不是清一色的国民党人士，而有青年党、民社党和无党派的所谓"社会贤达"参加。但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并未改变，因为国民党六届三巾全会声称国民党坚决不放弃"责任"。国民党当局却声称，如果连同保留给共产党（条件是放弃武装）和民主同盟的11个席位，"则国民党员之席次，成为四十席中之十七席，尚不足全额之半数"。
月23日，行政院长张群宣布政府改组成立：王云五为行政院副院长，王世杰任外交部长，白崇禧任国防部长，俞鸿钧任财政部长，张厉生任内务部长，李璜任经济部长，左舜生任农林部长，甘乃光任行政院秘书长。张群在就职演说中宣称，国民党"业已开始结束训政，扩大政府基础"，国家已进入"训政到宪政的过渡阶段"。蒋介石宣称"多党政府"改组完成，说"改组后的政府，乃是青年党、民主社会党以及无党派人士与中国国民党共同组织而没有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国民党当局规定，这一改组的国民政府在"行宪"国民大会闭幕、总统府产生之后撤销。
针对国民政府改组的实质，新华社于4月22日发表社论《新筹安会——评蒋政府改组》，明确指出："蒋介石这一‘改组政府’的把戏，不过是继承袁世凯旧筹安会的一个新筹安会，其媚外、残民、打内战、走死路等特点，将无一而不相象。""旧筹安会出现之后，袁世凯不久就垮了台。新筹安会出现之后，蒋介石的命运决不会好过袁世凯，也许比他更坏些。"4月25日，民盟也发表宣言指出：改组后的政府既不是根据政协精神产生的，也不是促进和平实现民主的政府，只是一个扩大分裂，民社党、青年党、国民党三党"共同负责与共产党作战的政府而已"。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成立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后，国统区已经存在着的一系列问题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一部分国民党的御用文人担心国民党政权因这些社会问题而在反共内战中被推翻，于是决定成立一个研究会来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于1947年4月20日下午在南京公余联欢社举行。到会者有王慕尊、张金鉴、陶希圣、李庆廖、邵鹤亭、陈钟浩、刘振东、雷殷、杨玉清、马博庵、侯服五、周品威、彭仲怀、冯树敏、张世惠、杨应乾、杨家骥、邓皓明、汪国璞、许柏龄等120余人。大会由王慕尊主持。他在致词中说明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原因："世界大战之发生，系由于社会思想之错误。但世界大战之结束，则由于自然科学之进步。世人如欲根本保障世界和平，自应以正确而合理之社会科学思想，改造社会。吾人有鉴于此，爰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俾于我国学术史上放一异彩，以建立社会科学之总体系。"接着由侯服五简略报告了筹备经过。随即通过会章、组织社会科学书籍编译委员会等案。大会决定研究会的办事机构为理、监事会议，选举陶希圣、王慕尊、邵鹤亭、张金鉴、刘静文、刘振东、李庆廖、马博庵、陈钟浩、杨玉清、胡一贯、陈绍贤、程思远、李宗义、曾资生、袁哲、钱尚廉、侯服五、冯树敏、张世惠、杨家骥等为理事，选举许柏龄、胡云龙、李时友、黄诚毅、邓皓明、杨应乾、周品威等人为候补理事，选举雷殷、甘乃光、张鸿钧、张庆桢、谢扶雅、詹文浒、梅麟高等人为监事，选举汪浩、蔡殿荣、宝业绳等人为候补监事。会员300余人。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成立于1947年4月绝非偶然，它是为建立国民党"行宪国大"召开后所谓正统社会科学体系而成立的，试图将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纳人国民政府规定的范围内，因而属于国民党的御用学术团体。它刚一成立，就在致蒋介石电中表白："窃以建国开始，头绪万千，而学术研究一端，尤为首要，爰联络全国社会科学学术界人士，共聚一堂，潜研互讨，以谋社会科学之发展及其总体系之建立，俾于建国途中能贡一得。"本着上面的宗旨，结合国民政府所处的内政、外交、军事、经济各方面的困难，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展开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试图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它在成立不久，即于1947年6月6日召开了第一次学术座谈会，座谈的题目是《如何克服当前工业危机》。座谈会由国民党《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主持，来自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经济部、中央设计局、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中央大学、政治大学等单位的卢郁文、简贯三、高叔康、吴承洛、何会源、汪桂馨、李肇膺、张健民、张鸿钧、张金鉴、刘振东、王慕尊、曾资生、杨玉清、陈里特、许柏龄、杨家骥等出席。座谈会就工业危机出现的原因、表现、解决办法等方面进行了研讨，从这次座谈中可以概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工作情况：
工业危机是如何出现的呢？雷殷认为："目前造成工业危机的最大因素，便是财政收支不平衡，发行增加，物价上涨。因为物价上涨的时间很速，原料、工资的价格不断上涨，以致工业生产无法维持。"卢郁文说："构成工业危机的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没有政策，没有确定而一贯的政策。……有好多问题都没有搞清楚：第一，经济政策究以农为重抑以工为重，政府尚拿不定。农工固然不能偏重偏轻，但总应该有个重点。第二，实行工业建设究先发展重工业（国防工业）抑发展轻工业（民生工业），也没有决定。第三，无论轻重工业，究民营抑国营，何者民营，何者国营，如何民营，如何国营，也没有确定。第四，工业建设，究竟尽量提高工人待遇，增进工人福利，抑或积蓄资本，扩大生产，也没有决定。……第五，管制与自由没有确定，管制发生困难，就转为自由，自由发生困难，又转为管制。第六，政府的政策，因人而异。执政者喜欢自由便自由，喜欢统制便统制，对工业有兴趣便着重工业，对农业有兴趣便着重农业，偏袒工人便主张增加工资，袒护资本家便主张减低工资。这种种原则没有确定，处理经济问题实在拿不出政策，纵有，亦是乱线一题，矛盾百出。"关于工业危机的表现，是这次座谈会研讨的重点之一。吴承洛说有五点："第一，敌伪工厂之标卖，有一部份尚能善于利用，继续开工。一部份则辗转相售，分散出卖，因为目前经济不安定，大家却不愿办厂；无法办厂，纵标买回来，亦相机牟利。……第二，生产贷款，本为工业建设不得已的手段，主要的还是须要厂方自力更生。贷款的方式，在战时为物资，在战后为现金。实物贷放如果真能切合工厂需要，那是很好的。现金贷款则不然，一部份厂家都把它拿去投机囤积，……（这）与政府贷款之本意相违背。第三，……政府的财政政策似乎与经济政策发生矛盾，如标卖敌伪物资，虽然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但却减少了生产力。政府一方面卖出工业设备，另一方面又从国库拨款去救济工业，前门进，后门出。……第四，政府目前的经济政策是以财政为中心，一切施政均以平衡预算为主，所以目前政府的施政是以收支平衡控制财政，以财政控制金融，以金融控制经济，以经济控制社会，（这与先进国家）适得其反。第五，在工业分配上，……大多数的工厂和大多数的人才都集中京沪，内地很多工厂找不到人去干，京沪一带的技术工人找不到工作……"刘振东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第一，中国目前的工业很弱，无论设备、人才、技术、资金，都弱，而且弱得很可怜，很可怕。第二，中国目前的工业乱，无政策，无计划，无目的，无出路，无组织，想做就做，做了再想，乱七八糟，一塌糊涂。第三，巾国目前的工业是在暴风暴雨中，目前物价狂涨，工资提高，美货倾销，交通阻塞等等，无一不是工业的致命打击。"如何克服工业危机呢？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第一次研讨的最终目的。吴承洛回答说："第一，对于各种工业器材、设备、原料、人员，政府应统筹分配。建立新厂一时不可能，但至少旧厂的设备必须充实，对于肥了私人瘦了国家的工业贷款，必须改正。第二，工业分配地区应确定，人才不应太集中，民营工厂以赚钱为目的，当然不能多用人。国营工厂可以多用几个人，为国储才，以为他日工业建设之用。第三，股票市场应合理运用，以吸收生产资金。对于过去买空卖空的投机行为，应该取缔。第四，经济政策要放大眼光，不要只看到预算的数字。财政困难是一时的痛苦，工业建设才是国家真正的生命。"陈里特提出："第一，中国现在有劳而不获与不劳而获两种人，这种现象应该消除。第二，当前物价上涨的程度超过通货发行量，以树立法币信用。第三，政府依赖外国物资商品以平抑物价，无异于饮鸠止渴，应该自力更生。"也有很多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总结起来说，座谈会提出的解决原则是："安定社会人心，转移社会风气；改革政治，以政治力量挽救工业；修正并确立经济；切实检讨政府实行三民主义的决心与诚意；平衡财政收支，停止通货膨胀；恢复交通，疏畅运输。"解决的具体办法是："统筹工业原料器材之供应，举办长期贷款，实行定货制度，依照物价指数收购产品；管制贸易，开放外汇；发行产业证券，发展股票市场，工业地区与人才应作合理分配，确立工资政策，解除产品限价。"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就是这样来进行学术探讨的。它的成立与研究，都具有针对性，其建议供国民政府决策参考。尽管它是国民政府的御用学术团体，但毕竟将各方面学者组织起来，有助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之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专题研讨了一些问题，如土地政策、对日政策等等。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国民党掀起全面内战之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军事打击国民党军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领导。在1947年5月，领导国统区的学生界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形成了第二条反蒋战线。
国民党政府为了进行反共内战，在政治上非法召开"制宪国大"，在经济上滥发纸币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造成政治孤离，物价飞涨。而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的加深，又造成日益严重的教育危机，庞大的军费开支使教育经费大量削减，1947年教育经费仅占国民党政府全部财政支出的3％，导致学校教学难以维持，公教人员和学生的生活更陷入极度的困境之中。再加上教育制度日益腐败，国民党党棍充斥学校，特务横行，师生员工不但生活无保障，言论无自由，甚至生命也受到威胁。在饥饿和死亡的双重威胁的情况下，除了团结起来进行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之外，没有别的出路。
为了适应国统区民主运动日益发展的形势，中共加强了对国统区的工作。在1946年12月16日即成立以周恩来兼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的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管理中共在国统区的一切工作，并负责训练这方面的干部。1947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指示，指出："针对目前蒋的镇压政策，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各地中共党组织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决定在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引导国统区人民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汇成反蒋统治的第二条战线。这样，国统区中处于严重经济危机和教育危机之中的广大学生，在中共的领导下，提出了"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战斗口号，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上海学生首先揭开了全国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序幕。1947年4、5月间，上海及南京两地学生发出"抢救教育危机！""向炮口要饭吃！"的呼声。5月4日，上海学生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到街头进行反内战宣传，遭到国民党特务、警察的殴打和逮捕，上海法学院有2名学生被打成重伤。5月5日，上海法学院学生罢课抗议。随后，上海各院校学生推派代表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请愿，要求严惩凶手。
与此同时，南京也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5月4日，南京中央大学教授会发表宣言，要求教育经费应占政府预算的15％、教员薪金应按物价指数调整等5项要求。13日，该校全校学生罢课，支持教授会，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将学生伙食费的标准从原来的每月2500元增至10万余元。15日，南京中央大学、国立剧专、国立音乐学院和东方语专等学校3000余名学生，联合举行游行，高唱"我们要饿死了"的歌曲，高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横幅，为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到国民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未能得到满意的答复。于是，南京学生在17日的代表集会上，决定在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大会开幕的5月20日那天，再次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派人到上海、杭州等地联络，组织华东各省高校一致行动；致电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一致行动，共同斗争。在南京高校行动的同时，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医学院等也派出代表到南京请愿。在北平，5月18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学生上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宣传。华北学生成立了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
对于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国民党政府采取镇压手段。5月18日，发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规定：人民团体与学生请愿，"人数以十人为限"，且"不得越级请愿"；禁止罢课、罢工、罢业，否则将"采取必要之措置或予解散"；凡"妨害公共秩序，阻碍交通，妨碍公务，损毁公私财物或伤害他人身体者"，"当地政府应采取紧急措施为有效之制止"，"其触犯刑法者，并送由司法机关处理"。
广大爱国学生并未因国民党政府的镇压而屈服。5月19日，上海、北平、天津等地大专院校开始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及罢课。同一天，南京中央大学召开系科代表大会，通过了《抗议政府剥夺人民请愿自由》的决议，决定坚持原定20日向国民参政会游行请愿的决议。当天晚上，到达南京的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及南京的大专院校共16所的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了5月20日游行、请愿的5项要求：（1）全国教育经费须提高至国家总预算的15％；（2）5月份学生副食费应增至10万元，以后按物价指数逐月调整；（3）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应一律享受公费待遇；（4）提高教职员与研究生待遇或生活津贴，并按物价指数逐月调整；（5）请政府直接指拨充足外汇，交学校定购图书、仪器及科学器材。
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16个专科以上学校学生6000余人举行了"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高呼"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要饭吃、要和平、要民主"‘的口号，向国民党政府游行示威、请愿。在珠江路口，游行队伍遭到早已准备好的宪警的水龙喷射和棍棒皮鞭殴打，重伤19人，轻伤104人，被捕28人。在国府路口，学生们冒雨同国民党当局的四层骑巡队对峙6个小时，高唱《团结就是力量》、《你这个坏东西》等歌曲，并绝食以示抗议。
同一天，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7000余名从北京大学出发，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高呼"反对饥饿，反对内战"、"恢复政协路线"、"提高教育经费"等口号，游行5个多小时。天津学生也举行了类似的运动。
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的"五二○"血案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学生斗争进一步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席卷长沙、昆明、重庆、广州、福州、南昌、桂林、开封、沈阳等60多个大中城市。京、沪、苏、杭18所学校成立学联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我们要用汗和血去换取一个真正独立、民主、和平、康乐的自由新中国"的响亮口号！北平、天津等地大中学生纷纷罢课抗议。各地高校教授纷纷举行罢教或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谴责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郭沫若、柳亚子、马寅初、冯玉祥等社会知名人士，声讨国民党政府对学生的镇压，赞扬学生的爱国民主精神。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等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分别致函、捐款，慰问学生。国民党政府制造的"五二○"血案不但未能将学生运动镇压下去，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慨，加速了其反动统治的崩溃。
孟良崮战役
国民党军队在发动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近1个月以后，于1947年4月6日又发动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企图达到其东西两面决战后，压迫人民解放军于华北加以围歼的目的。
为实施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国民党政府在1947年3月事先采取了许多措施：（1）在指挥系统上，撤销郑州、徐州两绥靖公署，成立陆军总司令部徐州指挥所，以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兼任指挥所主任，坐镇徐州，统一指挥郑州和徐州两个绥靖公署的部队。徐州指挥所把进攻苏北、山东解放区的主力组编成第一兵团、第二兵团、第三兵团，分别以汤恩伯、王敬久、欧震为司令官，再加上第一绥区至第三绥区所属部队和自武汉北调之整编第九师，总兵力达到24个整编师，60个旅，45万人。（2）在政治上，开动一切反革命宣传机器，发动谣言攻势，进行"心理战"，鼓吹人民解放军必然失败，并狂轰滥炸人民解放军后方，妄图摧毁解放区军民的意志。（3）在战术上，检讨了李仙洲集团在山东莱芜被歼的教训，采用密集队形，大集团滚筒式平推的方式，逐步前进，以避免被人民解放军割歼。顾祝同作出的进攻计划是：第一步先以一部兵力打通徐州至济南段津浦铁路和兖州至临沂的公路，压迫华东解放军退出鲁南；第二步全线展开，向鲁中山区莱芜、新泰、蒙阴、沂水一线进攻，寻找华东解放军主力决战，或迫其北渡黄河，以实现占领整个山东解放区、切断关内山东半岛和关外辽东半岛海上联系的目的。
山东解放区的华东野战军，以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共辖10个纵队27万人。针对国民党军队的部署，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说："对敌津浦集团北进不要阻止，让其进至泰安一线，于我最为有利"，"务使尔后作战经常集中六十个团行动"。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华东野战军在淄川以东的大矿地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做好迎击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从4月6日起至7月11日止，华东野战军对敌军作战，经过了新蒙之战、孟良崮之战和沂蒙山之战3次较大的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山东的重点进攻，而其中尤以孟良崮之战更具影响。
年4月6日，国民党军3个兵团共13个整编师约25万多人，分西、中、东三路，向新泰、蒙阴推进。4月22日至29日，华东野战军在新蒙地区全歼国民党军第七十二师及宁阳守军，5月1日又歼灭临沂西北第八十三师一部，共歼2.8万余人，打退敌军第一次进攻。虽然如此，国民党军队仍然保持高度密集，向主要目标进击，不易分割围歼，因而形势仍然严峻。自5月上旬开始，顾祝同命令第一兵团向沂水、坦埠线进击，整编第七十四师主攻坦埠，整第二十五师和整第八十三师各一旅掩护其左右两侧翼；命令第二兵团反击宁阳、泰安，沿津浦线两侧搜索前进；命令第三兵团向新泰、蒙阴地区追击，整第十一师主攻新泰，整第五师、整第七十五师攻击莱芜和吐丝口。顾祝同和蒋介石都认为，如此进攻，可保无虞。
华东野战军发现，整第七十四师位置比较突出，并且全部展开，与左右邻有一定间隙。该师是国民党军队的五大主力之一，清一色美式机械化装备，重武器多，火力较猛。该师历来是国民党军队中的"大少爷"，蒋介石对其补给、装备非常关心，因此为其他一些国民党军队所忌妒，矛盾较深。如果能歼灭该师，不仅可以极大地挫伤国民党军队的锐气，对敌各军产生威慑力，而且能够鼓舞人民解放军和强大敌军主力作战。为此，决定调集主力10个纵队迎歼该师于坦埠以南、孟良崮以北地区，决定以第一、四、八、九、六共5个纵队主攻围歼，以第十、三、二、七共4个纵队阻援，以特种兵纵队集结于沂水、下位间待命。
孟良崮战役于5月13日打响，担任主攻的5个纵队各自按照既定目标，实行对整第七十四师的包围：第一纵队自蒙阴东北方向向纵深猛插，割裂了整第七十四师同其左翼整第二十五师的联系；第八纵队自孟良崮东北方向向西南穿插，割裂了整第七十四师同其右翼整第八十三师的联系；隐伏于铜石西南的第六纵队迅速向东北急进，抵达垛庄附近；第四、九纵队自孟良崮以北地区向南正面推进。5月15日，第六、第一两纵队协同攻下垛庄，第八纵队攻下万泉山，3个纵队打通了联系，封闭了合围口。至此，整第七十四师及整第八十三师一个团被合围在孟良崮、芦山地区。
蒋介石却错误认为，张灵甫整第七十四师约4万人占领了制高点孟良崮，华东解放军的合围是被该师拖到了孟良崮周围，以为决战机会到来。他企图用该师将华东野战军吸住，再用强大援兵实行反包围，然后来一个中心开花，内外夹攻。于是他一面严令张灵甫坚守孟良崮，一面命令10个整编师增援，企图将华东野战军消灭在孟良崮。针对蒋介石这一企图，华东野战军决定，在国民党军援军到达之前，速战歼灭整第七十四师；如敌增援，各阻击部队坚决阻击，保证主力部队攻击成功。
华东野战军以5个纵队打1个整编师，兵力上占绝对优势，而且整第七十四师重武器坦克和装甲车难以在石头山上展开，这样，整第七十四师摆脱不了被全歼的命运。战斗从5月15日拂晓开始至5月16日止，整第七十四师被全歼于孟良崮。该师上至师长下至马佚无一漏网，中将师长张灵甫被击毙。随后在6月底至7月中旬，华东野战军又在沂蒙山地区歼灭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这样，迫使国民党军队7个整编师从沂蒙山地区撤向鲁南地区，在沂蒙山地区只留下4个整编师。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基本上被粉碎。
刘邓大军挺进中原
自国民党1946年6月挑起全面内战到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英勇奋战，歼灭了国民党军队大量有生力量，使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降至370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降至150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由战争开始时的120万人发展到195万人，其中正规军100多万人，可以全部用于机动作战。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人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毛泽东对此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反攻。""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了这一转折时机，科学地分析了形势变化，不失时机地作出了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转变的科学决策。毛泽东向全党全军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随即在194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和部署全国战略进攻问题。9月1日发布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决定举行全国性反攻。关于战略进攻的方向，决定以中原地区为突破口，矛头指向大别山，因为：大别山雄峙于南京和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国民党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这里又曾经是老革命根据地，人民解放军容易在此立足，占据了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
毛泽东指示人民解放军进军大别山要采取跃进的进攻方式，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战略纵深，然后力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为实现这一战略计划，毛泽东作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周密部署。三军配合是：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直趋大别山；由陈毅、粟裕等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后一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由陈赓、谢富治等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两个纵队和一个军组成陈谢兵团为右后一军，自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三军在长江、淮河、黄河、汉江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逐鹿中原。两翼牵制是：以西北野战军在陕北出击榆林，调动胡宗南军北上；以山东野战军在胶东展开攻势，继续把进攻山东的国民党军队引向海边，便利上述三军的行动。
刘伯承、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部署，集中晋冀鲁豫4个纵队13个旅共12万人，于1947年6月30日突破东阿至濮城间长达300余里国民党军队黄河防线，发起鲁西南战役。国民党军事当局急忙从平汉路抽调5个整编师组成王敬久、王仲廉两兵团驰援鲁西南，妄图以第五十五师坚守郓城吸引刘邓大军于城下，然后两路会师，把刘邓大军消灭在黄河、运河三角地带或逼其回渡。刘邓大军识破这一企图，决心以攻敌一点（郓城）吸敌来援、啃其一边（定陶）、各个击破的方法，首先歼灭郓城、定陶、曹县之敌，尔后集中主力于运动中歼敌王敬久兵团主力。从7月7日至28日，歼灭国民党军队4个师部9个半旅共5.6万余人。这一胜利，迫使蒋介石从山东、陕西抽调11个整编师28个半旅的兵力增援鲁西南。这就打乱了其全盘战略部署，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并为跃进大别山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鲁西南战役结束后，刘邓大军计划休整20天，于8月15日南进大别山。蒋介石则错误地认为这一休整是刘邓大军连续作战后疲劳、无力再战的表现，便调集30个旅分五路向鲁西南合击，并企图利用雨季在开封附近掘开黄河大堤，水淹刘邓大军。在这种情况下，刘邓大军根据中共中央不要同敌人纠缠，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插大别山的指示，提前于8月8日，突然甩开敌军，分左中右三路向南疾驰，开始了千里跃进的壮举。8月18日，涉越黄泛区，渡过沙河。8月23日，突破汝河国民党军防线。26日，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
进人大别山后，刘邓大军经过1个月的艰苦作战，到9月底，共解放县城23座，建立17个县的民主政权，开辟了新的根据地，站稳了脚跟，从而把人民武装力量伸展到了长江北岸，同时向东威胁津浦路，向西威胁平汉路，攻击矛头指向重镇武汉和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心南京。
右后一军的陈（赓）谢（富治）兵团于8月22日在晋南平陆孟县问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先在陇海路洛阳至潼关以北、黄河以南地区歼敌3.1万余人，随后以一部出陕南，开辟了陕南根据地。主力于10月底跨陇海路南下，在伏牛山东麓广大地区胜利展开。
左后一路的陈毅、粟裕所率华东野战军8个纵队，于8月初挺进鲁西南。9月7日至9日，在沙土集全歼敌整第五十七师。9月26日从徐州至开封问横跨陇海路进入豫皖苏地区。
三路大军相互配合，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与"围剿"，驰骋在中原大地上。不但粉碎了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的反动计划，而且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津浦路的中原地区，建立了豫鄂皖、豫西、豫皖苏三大根据地，形成了互为犄角的"品"字形阵势，严重地威胁到平汉、陇海、津浦三路和国民党军队占据的郑州、开封、徐州等战略要地，将人民解放战争从解放区引到了国统区。从此，国民党军队被迫从战略进攻转为"全面防御"，从而结束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长期以来的战略防御地位，历史发生了伟大的转折。
国民政府公布全国人口统计数字
人口的调查与统计，对观察经济发展状况来说必不可少。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历届政府的反动与腐败，中国社会的巨烈变迁，很难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五院制国民政府1928年在南京成立后，宣称要遵照孙中山地方自治的思想，实行地方自治，实际上在地方自治的旗号下推行封建式的保甲制度。而实行地方自治的第一步是进行人口调查。因此，国民政府曾多次宣布人口普查。在1947年以前，有代表性的全国普查有两次。其一是国民政府刚刚成立的1928年，内政部根据16个省和一些市的报告，以及内政部对17个省的估测，宣布全国人口普查数为474787386人，这是个估计数。其二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内政部根据1936年至1937年各省市的报告，公布全国人口数字为471245763人，这也主要是靠猜测得出来的。
年11月至12月，国民政府违背政协精神，召开"制宪国大"，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宣布"行宪"日期为1947年12月25日。"行宪"日期即要到来，国民政府急忙又进行人口普查，以便按照人口比例选举"行宪"代表。于是又根据各省市的报告，内政部于1947年7月14日发表全国人口统计数字，宣布全国47个省市及西藏地区共有人口86262337户。461006285人，其中男子241485555人，女子219520730人。旅外华侨8700804人未计算人内。
"主要是靠猜测得出的。"美国学者、密执安大学教授费维恺指出，中国历次人口计算中最接近确切人口数字的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53年至1954年间进行人口普查登记的5.83亿（不含台湾省人口）。国民政府的公布数字虽然不确切，但也提供了各省市人口数的参考数，还是具有一定意义。
中共召开全国土地会议
"五四指示"发布后，各解放区都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比如陕甘宁边区从1946年下半年贯彻"五四指示"到1947年春，基本上完成了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地主超额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的任务，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为人民解放战争准备了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条件。但是，由于"五四指示"是在国民党尚未挑起全面内战的背景下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和平，不能提出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规定了给几种人以必要的照顾，因此，约有1/3的地区土地改革运动没有展开，或没收和分配土地不彻底，有的地方走了过场，贫雇农没有翻身。为了总结"五四指示"发布以来的土地改革经验，纠正212作中主要是右的错误倾向，更深人地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下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充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中共中央工委于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主要研究了党内状况、农民组织及发扬民主问题，最后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个大纲于10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公布施行。
《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1）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明确指出要"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
土地分配的方法是"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
由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
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得侵犯。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的和比较完善的土地革命纲领，它肯定了"五四指示"中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但改变了"五四指示"中对某些地主照顾过多和对富农的土地财产原则上不动的规定。因此，大纲得到了广大农民、尤其是贫雇农的热烈拥护。各解放区通过宣传与贯彻土地法大纲，放手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与农会，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由农会统一平均分配，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高潮。到1948年底，在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在1.5亿人口的地区使1亿农民获得了土地。
土地改革的胜利，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加强了工农联盟，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广大农民踊跃参军参战，积极支援前线。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华北有近百万、东北有160万人参加人民解放军。广大农民抽出大批人力畜力组成担架队、运输队随军前进。1946年7月至1948年9月，山东有580万人，冀中有480万人随军出征。广大农民积极参加民兵队伍，开展对敌斗争。在解放战争中，民兵参战者228.4万余人，作战11.57万余次，共歼敌20余万人。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是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还必须指出的是，全国土地会议也有一些不足，主要是对前一段土地改革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缺乏注意，对某些地区土改不够彻底和党内思想、组织不纯的情况估计过于严重，因而使"左"倾错误进一步得到发展。但中共中央很快就觉察到了这些错误，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春努力加以纠正，公布《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等文件，着重纠正土地改革中的"左"的错误。
国民政府下令解散民盟
年底，国民党统治区内的人民民主运动发展起来，形成反美反蒋斗争的"第二条战线"。在这条战线里，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积极支持和声援抗议美军暴行的群众运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另外，针对国民党1947年4月23日成立所谓的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民盟不但拒绝参加，并于4月25日发表时局宣言，重申自己一贯主张，认为民主和平、团结统一为挽救中国当前危局的惟一途径。民盟还对国民党改组的政府作了郑重声明：（1）改组的政府是根本违背政协精神的，是扩大分裂的新政府；（2）改组的政府不是促进和平的政府，而是国民党领导，民社党、青年党两党参加的政府，是共同与共产党作战的政府；（3）改组的政府不是实现民主的政府。民盟在宣言中还重新声明自己独立的、和平的、公开的在野政党的身份，并郑重指出：在一个国家里，和平的、公开的在野政团能否存在，即是政治是否民主的考验。
国民党视上述民盟的所作所为为眼中钉，更加疯狂地镇压国统区内的和平民主运动。在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撤出国统区后，国民党政府就集中力量打击民盟。
年4月22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公开对民盟进行诬蔑，并公开提出否认民盟的"合法平等地位"。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准备打击迫害民盟的信号。
紧接着，国民党政府于5月3日公布了一个它捏造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和所谓某政治观察家的谈话，公开诬蔑"素以’独立‘、’和平‘、’合法‘自诩之民主同盟及其化身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团体，其组织已为中共所实际控制，其行动亦均系循中共意志而行"，指责民盟与各民主团体所倡导之民主统一战线，"亦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对此，民盟主席张澜于5月10日写信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张群，驳斥他们制造的谣言，表明民盟的立场，重申民盟是独立的、和平的、公开的在野政团，它的行动，遵循的是民主轨道，采取的是合法手段。
国民党无视民盟的声明，加紧进行迫害行动。5月}4日，行政院新闻局长董显光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对民盟的威胁性谈话："民盟与中共曾公开否认宪法及国民大会之合法性，该盟与反叛政府之中共既有密切关系，虽仍称系一和平之政党，然政府对该盟之态度将视其政策及行动如何而定。"这时，民盟仍然坚持以和平的、合法的方式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并发起和平运动。民盟中央同一天决定：民盟参政员全体参加国民参政会，联络同情和平运动的参政员、各民主团体共同发起和平运动，并由民盟总部成立专门机构，切实推进和平运动。针对董显光的威胁性谈话，民盟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罗隆基5月17日作了答复，再度重申民盟的一贯立场和政策，并对某些歪曲性言论予以驳斥。5月23日，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韩兆鹗5位参政员，向国民参政会提出《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建议："确定政治解决党争的大原则，依据政治协商会议的精神及路线，重新举行和平会议，以达到全国统一的最高目的的具体方案"；在恢复和谈之前停止征兵征粮和征实，切实尊重人权，保障人民自由，取消封禁刊物的禁令和释放政治犯等。5月29日，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章伯钧等在上海招待文化界，说明对这次和平运动的态度："第一，目的是要揭穿国民党虚伪的反民主的’和平‘攻势，以事实反对破坏和平的国民党当局；第二，我们今日争取的和平，不是要求恢复和谈，而是要使广大人民起来反内战、反独裁、反卖国。"国民党政府动用大批军警宪特于6月1日在上海、北平、天津、武汉、重庆、成都、桂林、南宁、广州、杭州、福州、西安、太原等全国各大城市，对民盟等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进步师生进行大逮捕。民盟中央委员杨伯恺、于邦齐等被逮捕。7月问，国民党政府公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武装镇压手无寸铁的工人、学生和民主人士，诬蔑民盟为策动学潮工潮之工具，谩骂民盟为"奸盟"，盟员是"奸匪"，声称对民盟上层"暂时容忍敷衍"，对下层则不必客气，格杀勿论。10月1日、4日，董显光对记者连续两次发表谈话，指责民盟是"中共之附庸"，"民盟分子破坏总动员，参加叛乱，反对政府"，说民盟"无独立之政治主张，有之唯追附共产党亦步亦趋"，宣称"政府对于民盟鼓动各地学潮种种阴谋，更获有确切证据"。
紧接着董显光的谈话，国民党特务于10月7日以所谓"通匪"、"贩毒"的罪名，杀害了民盟中央委员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10月13日，国民党的御用团体"中国文化界戡乱救国总动员会"，诬蔑民盟参加"叛乱"，"应与共匪同在讨伐明令之列"，提出"政府不宜再承认民盟合法之政党，而应以乱党视之，明令解散"。23日，国民党大批特务包围和监视南京民盟总部。27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28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的声明，声称："民主同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煽动五月学潮及上海工潮"，"作叛乱宣传掩护共匪之间谍活动"，并"企图颠覆政府"，着令"各地治安机关对于民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自应依据《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及《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以遏乱萌"。在前后几个月的时间内，民盟在各地的机关报刊均被查封。
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政策下，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史良、叶笃义等在上海举行紧急会议，决定派黄炎培、叶笃义到南京会同罗隆基向国民党政府交涉。黄炎培、罗隆基等奔走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行政院长张群等人之间，希望他们能出来说话。司徒雷登反劝民盟"光荣解散"，张群等也声称民盟必须解散。这样，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11月5日无果返沪。当日，在沪民盟中央委员张澜等举行中常委扩大会议，由黄炎培报告同国民党政府谈判的经过和结果。会上虽有各种不同意见，但经过讨论，最后决定民盟宣布自动解散。11月6日，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发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11月7日，张澜以个人名义在《时代日报》发表声明："余迫不得已忍痛宣布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并呼吁全体盟员"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
民盟被迫解散，也宣布了中国"第三大党运动"的失败，"中间路线"彻底破产。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立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是在台湾人民1947年"二二八"起义失败后，由参加起义的台湾籍民主人士成立的民主党派。
反对国民党政府残暴统治的"二二八"起义失败后，一些参加起义的幸存者有的到上海等地，有的到香港继续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这些台籍进步人士认识到，要坚持进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残暴统治，要谋求台湾人民的幸福和解放，就必须组织一个能团结和组织台湾各界人民的政治团体。于是，"二二八"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如谢雪红等，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着手进行筹建台湾人民革命组织的工作。
谢雪红，女，台湾彰化人。1925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底被派赴莫斯科，进人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8年在上海参加建立台湾共产党，任候补中央委员。随之到台湾从事革命活动。1947年参加台湾"二二八"起义，为台中地区的主要领导人。起义失败后，转赴上海、香港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年8月，谢雪红同杨克煌、苏新等人一起酝酿组建台盟。9月，他们成立了"新台湾出版社"，发行新台湾丛书，揭露美蒋反动派对台湾人民的残暴统治，反映台湾人民的政治要求，在台湾人民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台盟的成立准备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有了一定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后，谢雪红等人征得台湾岛内革命团体的同意和支持，并取得了在大陆的台籍革命人士李伟光等人的支持，于10月成立了台盟筹备委员会，负责草拟文件等项准备工作。经过一段筹备准备后，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等人在香港召开台盟成立大会，亦称第一次会员代表会。大会决定将组织定名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设总部于台湾省台北市。会议讨论通过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纲领草案》、《同盟规程草案》、《筹备会时局的口号》和《第一次会员代表会文告》等一系列文件。会议规定了同盟的宗旨，决定同盟的最高权力机关为盟员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为理事会。会议对同盟的各级领导机构和组织机构、地方基层组织的设置及同盟的经费募集等也作了规定。会议推举谢雪红、杨克煌、苏新为台盟领导人，但当时没有宣布。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宣告了台盟的成立。11月18日，香港《华商报》发表了《台湾人民筹组"民主自治同盟"》的消息，宣告台盟成立。12月1日，《华商报》又公布了台盟纲领、规程、时局口号等文件。但台盟的领导机构在当时并未宣布，直到1948年7月12日，才在香港公布了台盟总部的成立和总部负责人的名单。
台盟的政治主张，反映在它成立时所制定的一系列文件中：
.在政治上，（1）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实现民族独立。台盟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确立独立自主之外交"，"中国之领土及领海不许任何外国军队之驻扎"，"不许日本侵略势力之复活，反对非法的对日和约"。（2）赞成和接受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实行人民民主制度的主张，明确提出"打倒独裁专政，实行人民民主制度"，"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设立民主联合政府，建立独立、和平、民主、富强与康乐的新中国"等一系列主张。（3）针对国民党政府对台湾省实行高压政策、钳制言论自由的罪行，台盟明确提出"撤销欺压人民的保甲制度、国民身份证办法及连保联坐的措施"，"立即释放民变被捕者及一切政治犯"，"撤废人民团体组织条例，取消新闻杂志登记制度"，"解散政治、经济与秘密警察及一切特务机关"，"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一系列政治主张。（4）针对当时台湾同胞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和实行地方自治的要求，台盟明确提出了"以实现台湾省之民主政治和地方自治为宗旨"，并规定了实现这个宗旨的具体原则和措施，如省为地方自治最高单位、省与中央实行均权制、省可自定省宪、省长及县区乡长一律由人民直接选举、司法绝对独立等。
.在经济上，台盟主张"打倒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取消苛捐杂税"，"实行耕者有其田"，"恢复生产，救济失业者及贫民"等。
台盟成立后，将原来的"新台湾出版社"改为台盟的宣传机构，继续出版《新台湾》、《明天的台湾》、《台湾二月革命》、《自治与正统》、《台湾人民的出路》、《愤怒的台湾》等书刊，宣传台盟政治主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反对美国军队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要求美军撤出中国。同时，反对台湾独立，同"台独分子"的分离主义运动进行坚决的斗争。台盟的成立，使台湾岛内外有了一个公开的人民政治团体，对于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反对美蒋反动统治，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具有重大的意义。
国民政府命名南海群岛各岛屿
南海诸岛是中国南海中大小共200余座岛屿、沙滩、礁、暗沙和浅滩的总称，分布范围大致在北纬4。附近至210附近，东经109°36′至117°50′之间，东西距离约900千米，南北距离约1800千米。早在汉代，中国人民就发现了南海诸岛，随即来到上面辛勤开拓，努力经营。随着中国人民开发经营南海诸岛，中国历代政府便开始对南海诸岛进行管辖并行使主权。自北宋始，中国政府派水师巡逻。
方志明确记载了南海诸岛是中国的领土。比如明清时期地方政府修纂的《广东通志》、《琼州府志》、《万州志》等地方志书，都在"疆域"或"舆地山川"等条目中记载："万州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这里的"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即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属当时的广东省琼州府万州（今海南省万宁、陵水县境）管辖。另外，许多官方舆图也可以证明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如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编绘的《大清中外天下全图》、乾隆二十年（1755年）编绘的《皇清各直省分图》、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编绘的《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以及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编绘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等等，都绘有南海诸岛，而列入清朝的版图范围之内。
世纪后期以来，富饶美丽的南海诸岛不断引起外来侵略者的觊觎。他们派人到南海诸岛进行所谓"调查测量"，并妄称首先"发现"了这些岛屿，绘制海图，给岛屿"命名"。1933年7月，法国殖民主义者强占南海诸岛中的9岛，中国政府虽屡提抗议，未能生效。在中国抗战中，法国乘机将占取的西沙群岛并人安南。日本军队1942年初南进强占海南岛后，相继侵占西沙、南沙。1945年日本投降后，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中日本无条件归还中国领土的规定，国民政府于1946年11月至12月间，派林遵、姚汝钰为进驻西沙、南沙群岛舰队正副指挥官，会同其他高级官员，乘永兴、中建、太平、中业等舰前往东沙、西沙、南沙群岛接收，并在岛上举行接收仪式，立碑纪念，派兵驻守。
由于帝国主义者侵占南海诸岛时期，按照自己意图"命名"，国民政府收回后，很有必要统一命名。于是在194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整理命名南海诸岛各岛礁如下：
东沙群岛。包括东沙岛、北卫滩、南卫滩。
西沙群岛。包括永乐群岛（内有甘泉岛、珊瑚岛、金银岛、道乾群岛、深航岛、广金岛、晋卿岛、森屏岛、羚羊岛）、宣德群岛（内有西沙洲、赵述岛、北岛、中岛、南岛、北沙洲、中沙洲、南沙洲、永兴岛、石岛、银砾岛、北礁、华光礁、玉琢礁、磐石屿、中建岛、西渡滩、和五岛、高尖石、蓬勃礁、湛涵滩、滨湄滩）。
中沙群岛。包括西门暗沙、本固暗沙、美滨暗沙、鲁班暗沙、立夫暗沙、比征暗沙、隐矶滩、武勇暗沙、济猛暗沙、海鸠暗沙、安定连礁、美溪暗沙、布德暗沙、波伏暗沙、排波暗沙、果淀暗沙、排洪礁、涛静暗沙、控湃暗沙、华夏暗沙、石塘连礁、指掌暗沙、南屏暗沙、漫步暗沙、乐西暗沙、屏南暗沙、民主礁、宪法暗沙、一统暗沙。
南沙群岛。危险地带以西各岛屿有双子礁、北子礁、南子礁、永登暗沙、乐斯暗沙、中业岛、渚碧礁、郑和群礁、福禄寺礁等；危险地带以东各岛屿有海马滩、蓬勃暗沙、船长暗沙、半月暗沙；危险地带以南各岛屿有保卫暗沙、安渡滩、弹丸礁、皇路礁、南通礁等；危险地带以内各岛屿包括礼乐滩、忠孝滩、神仙暗沙、东坡礁、仙安岛、信义暗沙、司令礁、都护暗沙等。
国民政府的此次命名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承认。世界许多国家出版的地图都标注西沙、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如1954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版的《世界大地图集》、1954年至1967年间苏联出版的《世界地图集》、1957年罗马尼亚出版的《世界地理图集》、1968年法国出版的《世界普通地图》、1968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版的《哈克世界地图集》、1973年日本出版的《中国地图集》等等，都把南海诸岛标注为中国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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