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略决战，国民党军的主力损失殆尽。为了在江南重整军队、挽救国民党的反对统治，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企图由李出面主持"和谈"。但是，进行和谈，又拒绝在协定上签字，其以和谈为烟幕、掩护再准备内战的阴谋充分暴露。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的前夜，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将工作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同时，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军队发展的需要，人民解放军进行整编，成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等野战军。在国民党政府拒绝和约之后，果断地发起渡江战役，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紧接着向全国进军，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大陆。
在军事上胜利的同时，新政权的筹备成立也在进行。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回答了即将成立的新政权的性质。接着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召开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新中国成立系列问题。在条件完全成熟之后，毛泽东在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整编
从1948年7月至11月，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共歼敌100万人。这样，就使中国的军事形势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军队下降到290万人左右，人民解放军则增至300余万人。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已经占了优势，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时机已经到来。为了适应这一根本转折，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必要对人民解放军进行整编。1948年11月1日和1949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先后颁布《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先将各大战略区的部队划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游击部队；将野战军分为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五大野战军，1949年2月又依次编为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华北野战军3个兵团直属中央军委。
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参谋长阎揆要，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副参谋长王政柱、李夫克，政治部副主任张德生，后勤司令员、副司令员刘景范、方仲如。原第一至第四纵队，依次改编为第一至第四军，第六至第八纵队，改编为第六至第八军，原各纵队所辖旅改编为师。每个军辖3个师，每个师辖3个团。各军另编有直属炮兵团、工兵团及警卫分队。各军编制序列如下：
第一军：军长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参谋长陈外欧。下辖第一师，师长黄新庭，政治委员余秋里；第二师，师长王尚荣，政治委员颜金生；第三师，师长傅传作，政治委员曹光琳。
第二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王震，副军长郭鹏、顿星云，副政治委员王恩茂，参谋长张希钦。辖第四师，师长顿星云，政治委员杨秀山；第五师，师长徐国贤，政治委员李铨；第六师，师长张仲瀚，政治委员曾涤。
第三军：军长许光达，政治委员孙志远，参谋长李文清。辖第七师，师长唐金龙，政治委员梁仁芥；第八师，师长杨嘉瑞，政治委员孟昭亮；第九师，师长朱声达，政治委员王赤军。
第四军：军长王世泰，政治委员张仲良，参谋长张文舟。辖第十师，师长高锦纯，政治委员左爱；第十一师，师长郭炳坤，政治委员高维嵩；第十二师，师长郭宝珊，政治委员李宗贵。
第六军：军长罗元发，政治委员徐立清，参谋长唐子奇。辖第十六师，师长吴宗先，政治委员关盛治；第十七师，师长程悦长，政治委员黄振棠。
第七军：军长彭绍辉，政治部主任黄忠学。下辖第十九师，师长何辉燕，政治委员朱绍田；第二十师。师长张新华，政治委员龙福才。
第八军：军长姚喆。辖第二十二师，师长樊哲祥，政治委员黄立清；第二十三师，师长罗斌，政治委员姜文华。
第一野战军直辖骑兵第一师，师长康健民，政治委员李佐玉。骑兵第二师，师长王智，政治委员王再兴。
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伯承，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下辖第三兵团、第四兵团、第五兵团及特种兵纵队和第五十八军，序号如下：
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阎红彦任政治部主任。辖第十军，军长杜义德，政治委员王维纲，军辖第二十九师、第三十师；第十一军，军长曾绍山，政治委员鲍先志，参谋长杨国宇，政治部主任刘华清，军辖第三十一师、第三十二师、第三十三师；第十二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王迈山，副军长兼参谋长肖永银，政治部主任李开湘，军辖第三十四师、第三十五师、第三十六师。
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郭天民，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志坚。辖第十三军，军长周希汉，政治委员刘有光，军辖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第三十九师；第十四军，军长李成芳，政治委员雷荣光，参谋长兼副军长王启明，政治部主任朱佩碹，军辖第四十师、第四十一师、第四十二师；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谷景生，政治部主任余洪远，军辖第四十三师、第四十四师、第四十五师。
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政治部主任甘渭汉。辖第十六军，军长尹先炳，政治委员王辉球，参谋长杨俊生，政治部主任吴实任，军辖第四十六师、第四十七师、第四十八师；第十七军，军长王秉璋，政治委员赵健民，参谋长刘星，政治部主任裴志耕，军辖第四十九师、第五十师、第五十一师；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参谋长陈明义，政治部主任郭影秋，军辖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三师、第五十四师。
特种兵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达，副司令员孔从周，参谋长徐立行。
第五十八军：军长孔庆德，政治委员方正平，辖第一七二师、第一七三师、第一七四师。
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唐亮。下辖第三兵团、第八兵团、第九兵团、第十兵团、特种兵纵队等，序号编制如下：
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谭启龙，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吉洛，参谋长李迎希。辖第二十一军，军长滕海清，政治委员康志强，参谋长吴泳湘，政治部主任邓逸凡，军辖第六十一师、第六十二师、第六十三师；第二十二军，军长孙继先，政治委员丁秋生，参谋长来光祖、政治部主任刘春，军辖第六十四师、第六十五师、第六十六师；第二十三军，军长陶勇，政治委员卢胜任，副军长兼参谋长刘文学，政治部主任谢元晖，军辖第六十七师、第六十八师、第六十九师；第二十五军，军长吴化文，政治委员何克希，政治部主任孔繁彬，军辖第一○三师、第一○四师、第一○五师。
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治委员袁仲贤，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参谋长何以祥。辖第二十四军，军长王必成，政治委员廖海光，参谋长赵俊，政治部主任兰荣玉，军辖第七十师、第七十一师、第七十二师；第二十五军，军长成钧，政治委员黄火星，参谋长熊应堂，军辖第七十三师、第七十四师、第七十五师；第二十六军，军长张仁初，政治委员王一平，参谋长陈宏，政治部主任李耀文，军辖第七十六师、第七十七师、第七十八师；第三十四军，军长何基沣，政治委员赵启民，参谋长张秀龙，政治部主任王德贵，军辖第一○○师、第一○一师、第一○二师。
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郭化若，参谋长覃健，政治部主任谢有法。辖第二十军，军长刘飞，政治委员陈时夫，参谋长廖政国，军辖第五十八师、第五十九师、第六十师；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政治委员刘浩天，参谋长贺敏学，政治部主任仲曦东，军辖第七十九师、第八十师、第八十一师；第三十军，军长谢振华，政治委员李干辉，参谋长夏光，政治部主任刘仲华，军辖第八十八师、第八十九师、第九十师；第三十三军，军长张克侠，政治委员韩念成，政治部主任欧阳平，军辖第九十七师、第九十八师、第九十九师。
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参谋长陈庆先，政治部主任刘培善。辖第二十八军，军长朱绍清，政治委员陈美藻，参谋长吴肃，政治部主任吴嘉民，军辖第八十二师、第八十三师、第八十四师；第二十九军，军长胡炳云，政治委员张藩，参谋长梁灵光，政治部主任惠浴宇，军辖第八十五师、第八十六师、第八十七师；第三十一军，军长周志坚，政治委员陈华堂，参谋长黎有章，政治部主任方中铎，军辖第九十师、第九十二师、第九十三师。
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政治委员张凯任，参谋长叶超，政治部主任喻新华。
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参谋长肖克、赵尔陆，政治部主任谭政。下辖第十二兵团、第十三兵团、第十四兵团、第十五兵团、特种兵司令部及两广纵队，序号及编制如下：
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劲光，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沛然。辖第四十军，军长韩先楚，政治委员罗舜初，参谋长何振亚，辖第一一八师、第一一九师、第一二○师；第四十五军，军长黄永胜，政治委员邱会作，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段德章，军辖第一三三师、第一三四师、第一三五师；第四十六军，军长詹才芳，政治委员李中权，军辖第一三六师、第一三七师、第一三八师、第一三九师。
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治委员莫文骅，参谋长彭明治，政治部主任刘道生。辖第三十八军，军长李天佑，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梁必业，参谋长曹里怀，军辖第一一二师、第一一三师、第一一四师、第一一五师；第四十七军，军长梁兴初，政治委员周赤萍，参谋长黄炜华，政治部主任孔石泉，军辖第一三九师、第一四。师、第一四一师；第四十九军，军长钟伟，政治委员袁舁平，政治部主任陈志芳，军辖第一四五师、第一四六师、第一四七师、第一六二师。
第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政治委员莫文骅，政治部主任吴法宪。辖第三十九军，军长刘震，政治委员吴信泉，政治部主任李雪三，军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一六师、第一一七师、第一五二师；第四十一军，军长吴克华，政治委员欧阳文，参谋长李福泽，军辖第一二一师、第一二二师、第一二三师、第一五四师；第四十二军，军长万毅，政治委员刘兴元，政治部主任郭成柱，军辖第一二四师、第一二五师、第一二六师、第一五五师。
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参谋长洪学智，政治部主任肖华荣。辖第四十三军，军长洪学智，政治委员赖传珠，参谋长黄一平，政治部主任张池明，军辖第一二七师、第一二八师、第一二九师、第一五六师；第四十四军，军长方强，政治委员吴富善，政治部主任谭甫仁，参谋长高体乾，军辖第一三一师、第一三二师、第一五七师；第四十八军，军长贺晋年，政治委员陈仁麒，参谋长舒行，政治部主任杨春圃，军辖第一四二师、第一四三师、第一四四师、第一六一师。
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司令员万毅，政治委员钟赤兵，参谋长匡裕民，政治部主任唐凯。
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雷经天。
除上述四大野战军外，中共中央军委总部直辖第十八兵团（徐向前）、第十九兵团（杨得志、罗瑞卿）、第二十兵团（杨成武、李井泉）、铁道兵团（滕代远、吕正操），并划分了若干军区。人民解放军的整编，在其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不但为根本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奠下了军事基础，并且使人民解放军向正规化、现代化迈出了极大的一步。
蒋介石下野
蒋介石为了维护其法西斯独裁统治，一方面在军事上挑起消灭人民解放军的全面内战，一方面在政治上召开"制宪国大"、"行宪国大"，给自己的统治披上"民主"的外衣。但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逐渐落空，到1948年11月、12月间，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中完全失败。在淮海、平津两大战役中的命运已基本注定失败，蒋介石的统治在军事上即将全面崩溃。在此情况下，国民党政府的靠山美帝国主义决定改变手法，企图以中途换马、策划"和谈"，来挽救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到1948年下半年，让总统蒋介石辞职，由副总统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的暗中策划便公开化了。
年8月24日，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来华调查后离华前夕，就发表声明指斥国民党政府麻木腐败，公开指出国民党政府须有"令人振奋的领导"。9月8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国务院的特别报告中进一步认为"作为国民党统治的象征的蒋介石，已经大大地丧失了他的地位"，而作为"民主"象征的李宗仁，声望"如日中天"。于是，美国在1948年4月"行宪国大"副总统选举中，支持李宗仁获胜。到1948年10月23日辽沈战役全局注定时，司徒雷登公开提出了"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的建议。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求救日益冷淡。1948年11月9日，蒋介石亲自致函杜鲁门总统，要求他"迅速……增加军事援助，并发表关于美国政策之坚定的声明"，因为在国共两党大决战之际，"此一声明足以鼓舞军民士气，并巩固政府之地位"。杜鲁门在11月12日的回信中加以拒绝。蒋介石仍不死心，又要宋美龄于11月28日飞抵华盛顿，希望：（1）美国发表支持中国反共目标的正式宣言；（2）派一美国高级军官来中国主持制定反共战争的战略计划；（3）核准一个给中国以军援与经援的三年计划，每年约需10亿美元。美国政府对此拒绝。
桂系则在美国的支持下，加紧开始了对蒋介石的"逼宫"。桂系实力人物、坐镇武汉的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在淮海战役中蒋介石嫡系黄维兵团被歼之际于1948年12月24日致电蒋介石，表示民心军心都不能再战，要求："（1）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2）。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3）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解决。"紧接着，副总统李宗仁、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发出通电，倡议和谈，并要求蒋介石下野。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和湖南、湖北、河南、广西四省参议会议长于12月30日发电要求蒋下野。
这样，蒋介石在军事上遭到致命打击的同时，外有美国的逼迫，内有桂系的"逼宫"，不得不以退为进，宣布下野，寻机卷土重来。12月31日，在国民党中央委员新年会上声称他的下野并不是情愿，"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接着于1949年元旦发表《新年文告》，提出在："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等条件下，愿意同中共进行"和谈"。他最后声称："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可见蒋介石所作出的要"和谈"和"引退"的表示，核心仍在于维持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
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于1949年1月14日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的所谓"和平"建议是虚伪的，蒋所提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声明同时指出，人民解放军虽然确有把握在不很久的时间之内消灭国民党政府残余军队，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共愿在下列条件下进行和平谈判：（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统；（4）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毛泽东的声明，获得了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对蒋介石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蒋介石见以"和谈"来挽救下野不成，不得不准备下野。事先他作好再起的布置：以陈诚任台湾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朱绍良、方天、薛岳分别为福建、江西、广东省政府主席，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命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库存现金移存台湾；命令蒋经国、俞济时到浙江老家溪口布署、装修通信网络，以便幕后操纵指挥。作好部署之后，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发表文告，称："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蒋介石的下野，表明国民党反动派"和平攻势"头一回合的破产，此后便由李宗仁出面"备战言和"了。蒋的下野还表明，蒋介石并未放弃国民党政府的实权，他仍在幕中操纵一切，作垂死挣扎。虽然如此，还是表明了他作为旧中国国家元首的地位被推翻了。
北平和平解放
人民解放军自1948年12月5日开始发起平津战役，到1949年1月17日，先后消灭了新保安、张家口、塘沽之国民党军队，随即百万军队兵临北平城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鉴于北平是驰名世界的文化古都，为保护其免遭战火，决定尽最大努力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北平；只有在和谈不成功的情况下才以战斗方式解决之。
国民党华北军政大员傅作义，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关键。他在平津战役开始之前，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地位，不愿离开华北，因而拒绝了蒋介石调他任东南行政长官、率部南下的命令，自信自己有一定实力，可以抵挡一阵，以便同国共双方讨价还价，形成独立力量。但是，在人民解放军消灭其在平张线上的嫡系部队并包围北平之后，才开始考虑实质性的谈判。
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的领导下，在平津战役开始后，就通过各种关系（比如通过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进行劝说），劝傅停止内战，进行谈判。傅作义也曾先后派李腾九、张东荪等人同中共地下党组织及人民解放军进行接触和谈。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总前委之一的聂荣臻向张东荪指出：傅作义除了放下武器，还能为人民做件好事之外，别无出路。但是此时双方只是接触，并未进行正式和谈：傅作义在于试探和谈条件，并非真意和谈；人民解放军是"利用此机稳住傅作义，解决中央军"。
到1948年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完成对北平包围之后，傅作义才下定决心进行和谈。12月14日，傅作义要李腾九找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系派人同其代表出城谈判。12月19日，东北解放军参谋长刘亚楼对傅作义派来的代表崔载之表示：欢迎和平解决，人民解放军保证傅作义及其部属的生命财产安全，给傅留下2个军，但傅部须把蒋系军、师头目逮捕起来，然后宣布起义。此时傅作义目的在于保存实力，走第三条道路，因而说北平城内蒋系兵力比他的部队多，逮捕其军官没有把握。因而，这次谈判未取得进展。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傅作义正同人民解放军秘密谈判，有起义可能，相继派军令部长徐永昌、国防部次长郑介民、次子蒋纬国前来劝傅、拉傅；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也前来劝说，表示美军支持傅。傅作义斗争激烈，十分矛盾，他一面声言要同北平共存亡，一面于12月23日致电毛泽东，表示赞同新民主主义和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准备起义，向全国发和平通电，呼吁停止战斗。
月22日、24日，傅部主力在新保安、张家口被消灭以后，傅作义见大势已去，和谈的积极性又进了一步。1949年1月7日，傅的代表周北峰、张东荪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总前委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正式商谈。1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总前委，表示："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3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1月12日下午1点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塘、绥问题。"依此原则，双方9日又进行商谈，并签订《会谈纪要》，规定傅作义在1月14臼午夜前答复。傅作义表示同意，要求北平的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和周北峰再次出城联络。
月15日，双方代表在通县会谈。聂荣臻告诉邓宝珊：由于傅作义拖延太久，人民解放军已下达攻击天津命令，故而此次谈判不含天津。这一天，天津解放。1月16日，平津前线司令部致函傅作义，向其指明两条出路，任其选择："（1）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2）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致函指出不容许再借和谈拖延时间，限于1月17日1时起，至1月21日14时止，考虑准备改编。随即双方商谈和草拟了《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
傅作义顶住蒋介石17日来电将蒋系第十三军少校以上军官及重武器用飞机运走的压力，并于22日宣布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的方案，向北平国民党守军发出了《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自即日起，北平守军按照指定地点开出城外，至31日移动完毕。1949年1月31日12时30分，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师从西直门开入城区接防，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人城仪式。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胜利之后，中国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承担着伟大历史责任的中国共产党为了解决在全国胜利前夜所面临着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1948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决议中，决定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出席全会的中共中央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董必武、林祖涵、康生、张闻天、彭德怀、林彪、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张云逸、贺龙、陈毅、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聂荣臻、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陈绍禹、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等34人，候补中央委员有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谭政、程子华、王震、张际春、云泽、赵振声、王维舟、万毅、古大存、马明芳、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王从吾、习仲勋、刘澜涛等19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向全会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全会批准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认为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8项条件作为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与军事集团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全会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并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通过了《巾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主要内容如下：
.关于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迅速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的方针。全会根据三大战役后的形势，认为今后解决残余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所谓"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解决敌人；所谓"北平方式"，即用和平的方法将国民党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所谓"绥远方式"，即暂时让其不动，待条件成熟后再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进行改编。全会指出，用天津方式解决国民党军队虽然仍是"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但是按照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去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增加了，强调野战军各级领导"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
.关于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全会指出，从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以来，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的重心是在农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历史已经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完全成功的。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根本变化，"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当然，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之后，决不可以丢掉乡村，而必须城乡兼顾，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
为了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全会认为"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而"管理和建设城市的中心是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而服务的"。全会号召"全力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全会强调指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不能"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全会明确指出，在城市斗争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采取的基本政策。全会首先分析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尚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全会据此分析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并规定了实现这个总任务的基本政策，即：在政治上，全会充分估计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会甘心在中国的失败的，还会继续进行各种侵略、捣乱和破坏活动，因此必须强化"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经济上，全会详细分析了旧中国的经济状况，确定了没收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使人民共和国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利用和限制城乡私人资本主义，以及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能改变分散的、个体的性质"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政策。在外交上，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但要保护普通外国侨民的合法利益；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按照平等的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对于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只要他们不改变其敌视的态度，就决不给他们在中国以合法地位。要同外国人做生意，既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关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问题。鉴于中国革命胜利即将来到，全会告诫不要骄傲自满，不要贪图享乐，要警惕资产阶级的捧场，要警惕糖衣炮弹。毛泽东强调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明确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防止对个人进行歌功颂德。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及时地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问题，分析了中国的各种经济成份，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生产建设任务和这个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问题，探讨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这次全会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为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性执政党作好了准备。
国共和平谈判
蒋介石在军事上受到致命打击的同时，面临着国民党内桂系以"和谈"进行的"逼宫"，为了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于1949年元旦发表《新年文告》，抢过"和谈"旗号，声称他愿意在保存伪宪法和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条件下，同中国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于1月14日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二针见血地指出了蒋介石这一"和平"建议是虚伪的，实质上是企图保住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击中了蒋介石的"和谈"实质。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月21日以"因故不能视事"的名义宣告"引退"，由南京飞往奉化溪口，把职务交给副总统李宗仁"代理"，由李出面"备战言和"。
毛泽东在声明中提出了在8项条件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即：（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统；（4）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李宗仁上台后，即于1月22日发表文告，声称"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行政院同时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5人为谈判代表。1月23日，李宗仁令行政院施行所谓7项"和平措施"，主要是将各地"剿总"改名为军政长官公署、取消戒严令、释放政治犯、启封被封报馆等。1月27日，李又致电毛泽东，表示南京政府"业已承认以贵方所提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
但是，李宗仁的种种措施只不过是和平"空气"而已，南京政府的实权仍然掌握在仍是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手中。蒋在下野前就布置好了必要的操纵一切的军政措施，他把李宗仁推到前台，只不过是拟借李来"和谈"，争取3至6个月时间，在江南重新编练一支200个师400万人的军队。在他的操纵下，李宗仁既不能战又不能和，所采取的措施一件也不能付诸实现。而且，南京政府还掀起新的战争鼓噪：1月29日，参谋总长顾祝同密令国民党军队同中共"誓不两立"，要进行"长期战争"；2月13日，国民党中宣部发出《特别宣传指示》，要各地的国民党着重宣传"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
中共对这样一种情况下由李宗仁来进行的"和谈"了如指掌。但是，为了以真和平来揭露蒋介石的企图，中共没有拒绝李宗仁的和谈要求，于1月25日发表谈话表示"愿意在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声明的基础上和南京反动政府谈判和平解决的问题"，同时表明不欢迎作为主张最力的国民党派的主要干部之一彭昭贤为和谈代表。
李宗仁2月13日派出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率领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北平试探，邵力子以私人资格加入代表团。27日，该团带毛泽东致李宗仁的信返回南京。3月24日，南京政府指定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和为和谈代表（后来又加上刘斐），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组成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李宗仁和接任行政院长的何应钦为代表团拟定这样的谈判原则：（1）平等基础上的和谈，不接受不体面条件。（2）不同意建立以共产党为统治的联合政府；在两党控制区之问，划一条临时分界线。（3）不能接受中共八项条件，只同意在两方政府共存条件下讨论八项条件。这些原则的中心意思是力求"就地停战"和与中共以同等名额组成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达到"划江而治"实现"体面的和平"之目的。
月26日，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关于举行和平谈判事宜：（1）谈判开始时间为4月1日；（2）谈判地点为北平；（3）中共的谈判代表为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来加上聂荣臻），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同南京方面的代表团举行谈判；（4）按照上述时间地点，南京政府派遣其代表团携带8项条件所需的必要材料，以利举行谈判。
月1日，张治中率南京政府代表团到达北平。从4月2日至7日，双方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交谈，主要就战犯问题和解放军渡江问题交换意见。南京代表特别对"惩办战犯"这一条表示不能接受，并要求人民解放军不要渡江。对此，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4月4日评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指出："战犯不除，国无宁日"；"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向江南进军的。"月12日，双方在中南海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中共代表团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周恩来作了概括说明。张治中代表南京方面，提出了40多条修正意见。中共代表团拒绝了南京代表提出的"就地停战"、"人民解放军不渡江、不惩办战犯等不合理要求，但也作了有原则的让步"，对40多条修正意见，采纳的有半数以上。4月15日，双方举行第二次谈判，讨论和通过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8条24款。约4月20日为国民党政府签字的最后期限。
月16日，南京代表团推派黄绍竑偕同屈武携带最后修正案飞抵南京。桂系实力人物白崇禧对协定坚决反对。李宗仁、何应钦立即派人将协定送给蒋介石。4月20日深夜，李、何致电张治中要他们提出"成立临时停战协定"，拒绝在协定上签字。周恩来对此坚定指出："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一定要实现，不论用战斗或是用和平的方法。"在国民党政府拒签的次日，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发起了渡江战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将完全瓦解。
渡江战役
渡江战役是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而发动的一次规模巨大的战役。这一战役的胜利，结束了南京国民党政府22年的反动统治。
辽战、淮海、平津三大决战之后，国民党政府为保持长江以南半壁江山，一面放出"和平"烟雾，同共产党进行"和谈"，一面以70万大军部署长江防务。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75个师约45万兵力，布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间840余公里的地段上，其中54个师直接担任长江南岸防御，重点布署于京沪之间；另以21个师置于浙赣线担任第二线防御。以原华中"剿匪"总司令、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40个师约25万人，布防于湖北宜昌至江西湖口近千公里的地段上，其中27个师直接担任江防，13个师配置于长沙、南昌等纵深地区。此外，国民党军海军第2舰队和江防舰队共130余艘舰艇游弋于长江中下游，飞机300架位于南京、上海、武汉等地，支援陆军作战。蒋介石企图依托长江天险，构成所谓陆海空立体防线，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
人民解放军在粉碎国民党军"和平攻势"的同时，即作好在长江下游渡江作战的战略部署。毛泽东1949年元旦在为新华社撰写的新年献词中，就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宣布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完成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任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共7个兵团24个军约100万兵力，由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继续担任统一指挥，实施渡江战役，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心宁沪杭地区；另以第四野战军2个军约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南下武汉以北地区，钳制白崇禧集团，策应渡江作战。
渡江战役总前委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率领百万大军于1949年2月初向长江北岸挺进。到4月上旬，解放了湖口以东地区除长江北岸的安庆、浦口等国民党军少数桥头据点外的全部地区。3月31日，总前委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于4月15日18时以全线渡江作战。为此组成西、中、东3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的战法，首先在靖江至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然后迅速割裂合围并消灭宁沪杭地区之国民党军队。具体部署是：以第二野战军9个军35万人，组成西集团，在枞阳至望江间渡江，以一部直出浙赣路，截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主力迅速东进，攻占芜湖、南京。以第三野战军8个军35万人，组成东集团，在张黄港至三江营间渡江。以第三野战军7个军约30万人，组成中集团，在裕溪口至枞阳间渡江，渡江后两集团迅速东西对进，钳形围攻芜湖、南京、镇江地区之国民党军主力，并向沪、杭方向发展进攻。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约20万人，位于武汉正面，牵制白崇禧集团，以为策应。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加紧赶造战船、水上作战训练、做好渡江前的一切准备。
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痛苦和争取和平渡江，中共代表团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于4月1日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双方于4月15日拟就了"国内和平协定"，并商定于4月20日午时签字。但是，国民党政府拒签和平协定。于是在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人民解放军遵照这个命令，向全国尚未解放的地区开始了空前规模的全面大进军。
月21日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中集团首先突破国民党军安庆、芜湖间防线，进占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地区。西集团接着在贵池、湖口间突破长江防线，占领东流、彭泽、至德、殷家汇、贵池等南岸阵地。东集团同时发起攻势，占领扬中、镇江、江阴。国民党江阴要塞官兵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发动起义，控制了江阴要塞，封锁了长江。
人民解放军西、中、东3集团相继突破国民党军所谓"千里江防"时，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迅速集中优势兵力，先求歼灭敌人，然后过江，直捣南京的作战方针，于4月22日占领浦镇、浦口，接着渡过长江，直逼南京。23日晨，南京总统府和行政院逃往广州，代总统李宗仁逃往桂林。当晚，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南京的解放，宣布国民党政府22年来反动统治的灭亡。毛泽东赋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予以讴歌："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距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南京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向南猛追国民党逃军。东、中两集团按计划迅速东西对进，于4月29日将南逃的国民党军5个军合围消灭于郎溪、广德地区。5月3日，中集团一部解放杭州。与此同时，西集团主力迅速出浙赣线，至5月6日就控制了浙赣线义乌至东乡段400余公里，完全隔断了汤恩伯、白崇禧两大集团的联系。
汤恩伯集团大部在人民解放军追击中被消灭外，其余8个军约20万人盘距淞沪地区，企图完成蒋介石下达的死守上海6个月至1年、以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美国保护下重新统治中国的任务。人民解放军于5月12日发起淞沪战役，至27日解放了中国最大城市、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上海。除汤恩伯率5万人登舰逃跑外，其余15.3万余人全部被歼。6月2日，崇明岛解放。
月14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鄂豫、江汉两军区部队，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1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16、17日解放了武汉三镇。第二野战军为迎接第四野战军渡江作战，于17日解放九江，22日解放南昌。
这样，渡江战役自1949年4月21日横渡长江起，至5月27日淞沪作战止，人民解放军先后解放城市120余座及苏、浙、闽、皖、赣等省的一部或大部地区，计歼敌11个军部、46个师共43万余人，为尔后向华南、中南和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条件。
国民政府抢运库存财物运台
国共两党辽沈、平津、淮海三大决战之后，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1月21日宣告"暂行引退"，由副总统代理总统。眼看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即将崩溃，蒋介石作好安排退路到台湾的打算。下野前任命汤恩伯专任京沪杭警备司令，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司令，为布置退台作好人事安排。当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解放南京、兵向上海之际，蒋介石立即要其子蒋经国迅速布置将国民党中央银行库存财物运台湾，由蒋经国负责督促，特务头子毛人风具体执行。
毛人风奉令后，在上海南阳路145号国防部保密局召开抢运会议，出席会议的是保密局各处处长。毛人凤传达任务说："南京现在已经被共军占领了，上海非常危险。估计共军在南京略事休整，就会来攻打上海。以长江那样的天险，还被共军打过来了，上海是不易守住的。我这次到溪口见了总裁。总裁指示说，已令汤恩伯保卫上海至少要守住一个月，叫汤会同上海市长陈良和行政院物资局局长江杓，将上海库存的黄金、白银和物资运往台湾，以免资敌。并给予我以下的任务：
协助汤恩伯、陈良等人办理抢运物资工作；控制上海的轮船、帆船及大小木船；集中沪杭甬一带的交警部队，以6个总队加人战斗序列，保卫上海，归汤恩伯指挥，以2个总队担任护运物资的工作。
监视上海的资本家，勿让他们将物资偷运往香港等地；发给应变费金元券1亿元。"几天后，汤恩伯召集上海市长陈良、行政院物资局局长江杓和特务头子毛人凤及有关负责人，开会决定如何抢运事项：
将中央银行所存黄金、白银和银元，悉数运往台湾；机器设备、车辆、纸张及暖气设备等物资，悉数运往台湾；棉纱、布疋、大部分运往台湾，一部分运往香港，由上海市政府派人到香港管理；所有招商局及民生公司等的轮船，除留一部分军用外，其余都交由物资局调用；所有护运工作，都由交警总局负责，由该局派2个总队专司护运；上海市政府派内政局局长陶一珊协助江杓处理调配船只。
抢运事项做得非常极密。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密令一艘军舰停泊在上海黄埔滩中央银行附近的码头边。警备司令汤恩伯密切配合，附近的江面实行严格的航行管制，任何船只不准靠近，港口戒严，从外滩、南京东路直到外白渡桥，都由士兵把守，一箱箱黄金悄悄地搬上了军舰。天未破晓，这艘满载黄金的军舰开出了吴淞口，加大航速，驶往台湾基隆。
代总统李宗仁知道后大为恼怒，认为蒋介石在拆他的台，于是将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撤职，以刘攻芸代理。然而，蒋经国又密电已到香港的俞鸿钧回来，在汤恩伯的配合下，将剩余的黄金、美钞又运往台湾。李宗仁发现时，为时已晚。
蒋介石抢运到台湾的黄金共有277.5万两，同时还有1520万块银元，另有1537.4万美元存人美国联邦银行的国民党政府帐号。这批财物为蒋介石在台生存发挥了重要作用，蒋经国自己后来承认说："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况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古话说，无粮不聚兵。如果当时饷粮缺乏，军队给养成了问题，那该是何等严重？"
《光明报》复刊
《光明报》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其创刊与复刊，深刻反映了民盟的历史及政治路线的演变。正由于这一原因，《光明报》在中国新闻报刊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年3月19日，乡村建设派、国家社会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青年党、救国会、第三党及一些无党派人士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政团同盟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能不在海外建立言论机关。于是派该盟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梁漱溟到香港去筹办机关刊物《光明报》。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光明报》于1941年9月18日即"九一八"事变纪念日正式创刊，由梁漱溟任社长，俞仲华任总编辑，萨空了任总经理兼副刊《鸡鸣》的主编，羊枣任国际新闻编辑。10月10日，《光明报》公开发表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的主张纲领》和《中国政团成立宣言》。10月16日，该报又发表了题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宣言》的社论，不但公开宣告了政团同盟的成立，而且介绍了其成立的目的。
在工作上，《光明报》为了顺利出版与发展，在创刊前即与各方面协商订立了下列五项出版公约："（1）抗战建国为国人共勉之大业，抗战建国纲领为公认之南针。在此前提下，举国之内，义不可有政敌而不可无诤友。吾人本此信念，于任何方面不取敌态度，而窃愿附诤友之义，贡其诤言。（2）眼前最初之要求为加强国内团结，本报言论是以此为目的，其讨论措辞，有不利于团结者均所不取。（3）民主精神为团结之本，其义甚迈并不在远、吾人以政治上实现民主为基本，而先以言论之民主精神自勉。（4）国内如有力之党派难抒发其言论，其大多数之国民未得自建其言论机关者，本报愿贡献国人为言论抒发之公共园地，凡无违背上原则者悉为刊载。（5）凡代表本报之言论例不具名，其余皆以具有姓名或笔名为原则，以明责任。"本着这一办报宗旨，《光明报》努力宣传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地主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民政府对此极为恼怒，要求英国殖民当局进行干预。于是香港政府非法搜查《光明报》社长梁漱溟，传讯总经理萨空了，诬谄《光明报》的宣传在于颠覆国民政府。同时，香港新闻检查处也无理删扣《光明报》的言论和新闻，将文章删得支离破碎，上句不接下旬，无法阅读。在这一情况下，《光明报》无法再办下去，于1941年12月14日宣布停刊。
全国解放战争爆发前后，中国国内的政治斗争极为错综复杂，中国民主同盟强烈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主张和平解决政治争端。为宣传这一主张，《光明报》排除一切压力与困难，于1946年8月在香港复刊，由萨空了负责督印，采取旬刊的形式出版发行。《光明报》复刊后，国民政府极为恐慌，又施加压力，要求港英当局取缔。在高压政策下，《光明报》坚持出版到1947年7月再度暂时停刊。这次复刊到停刊，《光明报》共出版了22期。
年3月，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宣布国共破裂，必须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中国共产党，首先宣布中共为"非法"政党。接着对民盟也下手，于5月3日宣布民盟为中共"所实际控制"、"其行动亦均系循中共意旨而行"。10月27日进一步宣布民盟也是"非法团体"。在此情况下，民盟被迫以张澜名义宣布解散，"中间路线"也因此宣告破产，民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章伯钧等出走香港，坚持反蒋斗争。
在国民党政府日趋崩溃的形势下，民主党派于重新结合起来。1948年1月5日至19日，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举行，决定恢复民盟领导机构，重新开展工作，并发表宣言宣布与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亲密合作，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为了宣传这一政治主张，全会决定复刊《光明报》。
年3月1日，《光明报》正式复刊，由陆诏任督印人兼主编。改旬刊为半月刊。复了刊的《光明报》办刊宗旨十分明确，复刊首期就发表题为《坚持路线、击破阴谋》的社论，阐释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指出："本年一月举行的中国民主同盟三中全会是一次民盟本身具有划时代的决定意义的会议。最重要的乃在于鲜明而坚决地确定了一条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总政治路线。"关于宣传中心，《光明报》指出，也就是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向全体盟员发出的号召，即："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围绕着这个宣传中心，《光明报》不仅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而且刊载了国内外时事通讯、读者来信和新闻照片。比如中共中央在1948年"纪念五一"的口号中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光明报》积极响应，发表章伯钧代写的评论《我们赞同迅速召开新政协》等文章；又如刊载了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于1948年3月31日从哈尔滨介绍他到达解放区以后的体会的来信。
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以后，中共和一些民主党派所办的新闻机构陆续迁入北平。《光明报》也随着民盟进北平而迁入。在新政协筹备召开的过程中，《光明报》为适应新形势下宣传的需要，正式于1949年6月16日改名为《光明日报》，改半月刊为日报。1953年改为各民主党派联合机关报，成为新中国具有重大影响的日报。
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
年，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已成定局，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成为中国共产党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将要成立的新中国性质是什么？各个阶级在这个国家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如何？新中国的内政外交、前途是什么？这都是中国共产党在筹备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央人民政府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且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正在制造混乱，对中国共产党大肆进行恶毒的攻击与诬蔑。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从各自立场阐述各自观点和要求：有些人企图否认无产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要与中共"轮流执政"；有的人提出走"协和"的外交路线，不要太"刺激"帝国主义。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协商过程中有必要进一步阐明关于国体、政体的理论和主张。1948年6月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概念。在同年中共中央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共建立的新国家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并指出不搞资产阶级的三权鼎立和国会制，要搞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光辉政论文献，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全面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为讨论新国家的重大问题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基本的依据。
毛泽东首先从根本上驳斥那种认为共产党人"自私狭隘"并把共产党领导同国民党一党专政混为一谈的荒谬言论，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前途和国家消亡问题，表明了中共党人在阶级、政党、国家政权问题上的根本观点。明确指出：阶级、国家政权、政党在将来都是要消灭的。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是促使这些东西消灭的条件。达到大同境域是人类进步的远景。这从而表明中共领导人民建立国家政权的目的是大公无私的，不是为少数人的狭隘的利益的。
毛泽东接着论述了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发展前途。毛泽东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就向西方寻找真理。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种种努力都失败了。只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人才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达到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道路。
毛泽东详细阐述了各阶级在人民民主专政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他说：
工人阶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因为这个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
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其中主要是工农联盟。工农两个阶级的人口占了中国人口的80％到90％。"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关于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因此这个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但是在一定时期内，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对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因此必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派别、代表人物参加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还着重论述了民主和专政这个中心问题。他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组成自己的国家，向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专政，对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这两方面，即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对外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世界持久和平。对内维护国家的独立、统一、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同时，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从中国历史发展看，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以至消灭阶级实现大同的条件。因此，它本身是不断发展的，也是需要强化的。
毛泽东的论述表明：人民民主专政既不同于资产阶级专政，也不完全与无产阶级专政相同。毛泽东这一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中国的发展，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指导思想。
"全国文联"成立
"文联"，即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它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成立的文学艺术界的统一组织。
在北京、上海等各大中城市先后解放的情况下，文艺工作者聚集北京，一致认为在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的情况下，文学艺术界有必要成立一个新型的统一组织，以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于是，郭沫若、茅盾、周扬等42人在1949年3月22日组成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着手筹备召开文艺界的代表大会，讨论成立新的组织。
经过一段时期的筹备准备工作后，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于7月2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650人，郭沫若担任大会总主席，茅盾、周扬为副总主席。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会祝贺，表示欢迎："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中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文艺方面的基本方针政策。郭沫若作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号召文艺工作者同人民大众结合，完成历史赋予的新的任务。大会发表的宣言号召："全国爱国的民主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紧密地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之下，和全国人民一起，为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与人民文学艺术的建设而奋斗。"大会决定正式成立全国文艺工作者的统一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通过了其章程。章程明确规定了"文联"的宗旨是"团结全国一切爱国的民主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和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文学艺术而奋斗"。章程规定"文联"的任务为"发动与组织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进行下列各项活动与工作"：
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通过各种文学艺术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艺术，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
肃清为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文学艺术及其在新文学艺术中的影响，改革在人民中间流行的旧文学、旧艺术，使之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批判地接受中国的和世界的文学艺术遗产，特别要继承与发展中国人民的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
积极帮助并指导全国各地区群众文艺活动，使新的文学艺术在工厂、农村、部队中更普遍更深入的开展，并培养群众中新的文艺力量。
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问互相交换经验，以促进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多方面的发展。
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组织有关文学艺术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以建设科学的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
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艺术的交流，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运动。
大会选出了"文联"的全国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席，茅盾、周扬任副主席。此后不久，在"文联"的协助下，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舞蹈、曲艺等文学艺术各部门的工作者协会相继成立。新中国成立后，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分会。中国共产党通过"文联"及各部门协会、分会，领导文艺工作者，为建设新型中国文化而奋斗。
国民政府发行银圆券
8月19日，国民政府针对国统区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决定发行金圆券。但是金圆券未能挽救国统区崩溃的经济，步了法币的后尘。随着金圆券的迅速膨胀和物价飞涨，金圆券的购买力也暴跌。如果以1948年9月金圆券刚发行时的购买力指数为1，12月就跌至到0.0603，1949年5月更跌至0.0000002，相当于1948年9月的1/500。这样，金圆券发行仅短短的9个月，就形成废纸，宣告彻底崩溃，成为世界金融史上寿命最短的货币之一。
国民政府虽然即将全面崩溃，仍作垂死挣扎。在金圆券即将全面失败时，行政院就在酝酿实行新的币制。1949年2月23日，迁到广州的行政院在院长孙科的主持下召开政务会议，通过《财政金融改革方案》。这一方案除了重申1948年11月发布的《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关于银币可以自由流通和买卖的规定外，又规定军费和军饷支出改以银元为计算标准。该方案于24日公布，25日便施行。与此同时，在南京的"代总统"宣布拨用库存白银的50％，作为同时在市面流通的金圆券之准备金。这样，国民政府迈出了由金本位制改为银本位制的第一步。
南京解放后，国民党政府逃到广州。7月2日，"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发布《改革币制令》，同时公布《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临覆灭时再掳掠一把，进行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次币制改革。这一改革的主要内容为：（1）中华民国国币以银元为单位，银元1元总重为26.6971公分，成色为880％，含纯银23.493448公分；（2）银元辅币分1分、5分、1角、2角、5角5种；（3）银元兑换券之面额分1元、5元、10元、50元、100元等5种，银元辅币券之面额分5分、1角、2角、5角等4种；（4）银元兑换券及银元辅币券之发行应有十足准备，其中银元、黄币或外汇合计不得少于六成，有价证券、货物栈单合计不得多于四成；（5）银元兑换券及辅币券发行数额，由中央银行按月报请财政部核明公告；（6）所有公私支付一律以银元为计算单位，各级政府税收及公营事业收费应一律收受银元兑换券。
国民党政府开始发行银圆券时，公布外币、黄金兑换银圆券的牌价为：港币每元兑换银元0.24元，英镑每镑兑3.12元，美元每元兑1.55元，黄金每市两兑75元。规定银元券的兑现地点是国民党势力还在的广州、重庆、福州、成都、昆明、桂林、衡阳、兰州、贵阳等地；其它各地则只能以平汇或委托代兑等办法处理。
然而，银圆券的发行充满了危机。广州政府每月预算支出约4500万元，而收人只有1000万至1500万元，月差约3000万元。蒋介石只同意每月自台湾库存中支取1200万银元，其大量亏空大部分只能靠不兑现的银圆券来填充。因此，银圆券不可能十足兑现。
银圆券一出笼，就首先遭受到人民解放军致命的打击。7月15日，新华社授权宣布，今后在新解放区只负责收兑银元，而对银圆券、银元公债及一切国民党地方政权发行的货币，均不负兑换的责任。号召尚未解放地区的同胞"应当坚决拒绝收受伪银圆券，凡已收受伪银圆券的，应当赶快向伪中央银行要求兑现，以便在解放后可以兑成人民券。"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坚决抵制。在广州，银圆券甚至引起了银圆本身行市的下跌，每元银圆由原来兑换8元港币，下降到7月中旬的3.3元。由于人民群众拒用，银圆券也就彻底破产。广州国民党政府原来幻想依靠2000万银圆发行银圆券1亿元，但实际流通的只有2000余万元。广州发行5000万元，实际流通1000万元；重庆发行3000万元，实际流通1000万元。
年12月，国民党政权在撤离大陆前对尚在流通的银圆券，采取如下措施：（1）允许四川省田赋征实"中央"应得的三成，以银圆券缴纳，预计可征谷270万市石，以每市石合银圆券6元计，应收回银圆券1620万元；（2）由中央银行拨出黄金11500两及价值银元35万元的镍币，交四川"省政府"及"省参议会"会同收兑银圆券，按金价每两800元计，共可收回银圆券955万元；（3）允许两广方面在田赋征实中"中央"应得的三成，以银圆券缴纳，预算可征谷109.5万市石，以每市石合银圆券6元计，应收回银圆券657万元。国民党政权希望通过这些措施，收回银圆券3200余万元，超过了实际流通量。但是，在人民解放军迅速进军西南诸省的情况下，国民党政权的希望基本落空。
年12月12日，国民党政权迁至台湾，银圆券便退出了历史舞台。从1949年7月至12月，银圆券发行不过5个月。银圆券的崩溃，宣告了国民政府财政金融在大陆上的彻底破产。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成立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非会），是蒋介石于1949年7月16日成立的御用权力机构和过渡机构。它的成立，适应了蒋介石控制"代总统"李宗仁、指挥国民党党政军的权力要求，标志着国民党政府作为全国性政府时"以党治国"工具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的历史宣告结束。
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因事不能视事，以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企图以李宗仁在台上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掩护他在台下编练200个师400万人的军队，维护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和谈破裂后，蒋介石即准备从幕后出转上台，以便"督促"国民党政府继续顽抗。4月22日，蒋介石邀请代总统李宗仁、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行政院长何应钦等到杭州会谈如何应付危局。李宗仁原打算利用会谈同蒋摊牌，要他交出全部实权。然而，蒋介石口口声声说全力支持李宗仁的领导，并宣称为了加强"党政联系"，应成立一"非常委员会"，凡重大决策，必须先经该会成立，然后交政府执行。李宗仁对蒋采取突然方式提出中非会非常不满，但与会者均附和蒋介石，李亦无办法。
月28日，从南京迁来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遵循蒋介石的旨意正式通过组织中非会代行中政会职权一案，蒋介石积极筹划中非会的成立。5月下旬，当李宗仁向他请示何应钦辞职后行政院长的继任人选时，蒋即趁机催李抓紧成立中非会，谎称"如非常委员会能早日成立，对此等要务之解决，必有助于兄之决策"。李宗仁对此无可奈何。6月11日，中常会通过蒋介石提出的委员名单。
月14日，蒋介石从台北飞抵广州，着手正式成立中非会，以幕后走上前台以便实施他"固守东南"、"经营西南"的计划。次日，蒋介石就召集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举行谈话会，向他们透露了他准备"改造"国民党的计划，提出了他早已拟定好的《国民党改造纲要》、《国民党改造实施程序》、《筹备委员会组织条例》、《总裁商议本案的意见书》等4个文件。7月16日上午，蒋介石以总裁身份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第204次会议，特邀"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参加，中心议题讨论国民党改造问题，并即日成立中非会。蒋介石在会上首先介绍他7月10日从台北飞到菲律宾访问情况，并交由黄少谷宣读联合宣言，宣称要同其他东亚国家一道努力，结成反共联盟，共同呼吁美国支持蒋介石。随后，蒋介石把一个对蒋访菲之行和联合宣言表示支持的中常会决议交由李宗仁来宣读，以示蒋、李的"团结"一致。会议最后针对国民党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宣布接受蒋介石提出的中非会组织条例和人选名单，正式成立中非会，取代中政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蒋介石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居正、于右任、何应钦、张群、阎锡山、吴铁城、朱家骅、吴忠信、陈立夫为委员，洪兰友、程思远为正、副秘书长。
中非会成立的当日，蒋介石即利用它来作出军政措施，实施其继续顽抗的计划。中非会第1次会议即讨论阎锡山提出的《扭转时局案》，该案提议以海军封锁海岸，以空军轰炸被解放了的城市，以陆军全部在西南地区固守。根据蒋介石的提议，中非会决定成立中非会西南、东南两个分会，分别以张群、陈诚为分会主席兼任西南、东南军政长官，负责西南、东南军政事宜。李宗仁对中非会的成立非常愤怒，指责它完全是蒋介石为加强其对国民党党政军的直接控制而设置的重叠机构。蒋介石因此也由幕后操纵转入前台亲自指挥。但是，中非会的成立并未能挽救蒋介石统治的灭亡命运，人民解放军发动的西南战役即证明此点。
中非会设立的第二个目的，在于蒋介石利用它来改造国民党。7月18日，中非会第2次会议就专门讨论蒋介石提出的《党务改造方案》。张道藩、谷正纲按蒋旨意，就这一改造方案的主要内容及其基本精神作了说明。蒋介石在会上宣称：国民党的改造是一个根本措施，必须党改造得好，才能刷新政治，发展经济，加强军事。9月20日，蒋介石在重庆为改造方案的实施发表《告全党同志书》。但是，改造方案未及实施，国民党就丢掉了西南这最后一块地盘，败退台湾。
到台湾以后，蒋介石着手建立清一色的蒋家天下，铲除元老派、党派，于1950年8月5日正式成立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代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职权，担负起"改造党政、改造国家的责任"。中非会这一过渡性机构的历史亦就到此中止了。
《人民日报》创刊
《人民日报》原为解放区的地方机关报，在解放战争后期，逐步发展成为一家全国性的著名大报，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
在抗日战争后期，尤其是在抗战胜利后初期，解放区的报刊事业发展迅速，一些当时著名的报刊相继问世。1945年8月至1946年5月，相继出现了山东解放区的《大众日报》、张家口的《晋察冀日报》、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东版）、晋绥解放区的《晋绥日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等。但是随着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解放区的报刊一度受到影响。中原解放区的《七七日报》、华中解放区的《新华日报》等一些地方报纸被迫停刊，《晋察冀日报》被迫转入山区。1947年3月，国民党军发动对陕甘宁边区重点进攻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随着中共中央撤出延安，而于3月27日停刊。中共中央机关报虽然被迫停刊，但同期几个大解放区的报刊却有一定的发展。《人民日报》正是在解放区报刊发展的基础上而发展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的。
《人民日报》最初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创办的机关报，创办于上党、邯郸大捷后的1946年5月15日。当时，国共两党正进行重庆谈判，国民党军企图给点"厉害"给中共看看，武力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同时发起舆论攻势，诬蔑人民解放军制造事端。针对国民党军的文武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军也针锋相对。司令员刘伯承指出："我们现在除打仗外，还得打笔墨官司。"于是，《人民日报》创刊于邯郸，后来撤至武安。宣传前线作战、后方生产和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回击国民党的舆论攻击。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是张盘石，副总编辑安岗。
年6月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进攻以后，解放区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而不断发展，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在1948年春联成一片，成为拥有1亿人口的华北解放区。1948年5月，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从陕北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同中共中央工委合并，于是决定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此时的《人民日报》每天出版对开四版一大张，发行4.4万多份，发行范围为华北解放区。
合并后的《人民日报》虽然是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但由于平山县当时为中共中央所在地，《人民日报》也就直接接受中共中央的指导，因而也就开始向全国性的报纸发展。为适应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1948年8月召集华北《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华北总分社举办记者学习班，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素质。刘少奇到班作重要讲话：（1）指出办报及新闻导向的重要性："报纸办得好，就能引导人民向好的方面走，引导人民前进，引导人民团结，引导人民走向真理。如果办得不好，就存在着很大的危险陛，会散布落后的错误的东西，而且会导致人民的分裂，导致他们互相摩擦。"（2）向记者们提出了做好新闻工作的4个条件：首先，要有正确的态度，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报道一定要真实，不要加油加醋，不要带有色眼镜"。其次，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再次，"要提高理论水平，要熟悉马列主义，特别要学习唯物史观、认识论、学习阶级分析方法"。最后，"要经常学习、研究，时时刻刻注意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刘少奇的讲话，指明了办好人民报纸要有真实性、人民性、阶级性和党性等基本原则。中共中央对华北记者的培训，为把地方性的《人民日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人民日报》，为由乡村办报转向大城市办报，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年12月，鉴于北平解放在望，华北《人民日报》社抽调一批人员随军北上，准备进北平办报。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的当日下午，《人民日报》先遣人员在范长江和袁勃带领下进城，立即筹办《人民日报》北平版，由范长江、袁勃分任正副总编辑。2月2日，《人民日报》北平版正式发行，创刊号头版头条位置即刊登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报纸很快就被一抢而空"。人们发出心灵之声说："我们热烈庆祝这份真正代表人民的报纸的诞生"。《人民日报》北平版是过渡性的报纸，出版时间较短，到194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华北版从平山县迁到北平出版后，就中止出版。在筹备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中共中央决定将《人民日报》从1949年8月1日起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期号续延，面向全国发行，以胡乔木任社长，张盘石任副社长，邓拓任副社长兼总编辑。从此，《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作为全国性的大报之一，在中国乃至全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
毛泽东评美国"白皮书"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利益考虑，决定扶持国民政府，作为它在远东遏止苏联的支撑点。为此，美国政府首先要求国民政府同中国共产党进行重庆谈判，企图以和平方式要求中共交出解放区、军队和枪，建立以国民党为统治中心的"联合"政府；同时大力装备、支持国民党军队、帮助抢占战略要道与交通线。在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之后，美国更是大力支持。然而，中国的历史再也不能任人主宰，历史发展的潮流很快就使国民党政府遭至失败。在国民党1946年6月底挑起全面内战后不到3年，南京即于1949年4月23日就被人民解放军所解放，南京国民党政府垮台。
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垮台，表明中国革命即将完全胜利，表明美帝国主义侵华援蒋政策的彻底失败。这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谁丢失中国"、这个失败责任谁来负的问题的争吵。美国国会内外的"援蒋集团"更加积极活动，把国民党的失败归咎于美国政府援蒋不力，甚至指责国务院有关人员失职或"亲共"导致了国民党政府垮台。当权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为了回答反对派的责难，给自己的对华政策辩护，突然摊牌，于1949年8月5日即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华返美途中，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并将同年7月30日艾奇逊国务卿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作为白皮书的序言一同公布。白皮书正文有八章，另有233个附件，首次披露了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以来至1949年、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美关系上的若干文献。白皮书一方面披露了美国侵华和国民党政府腐败的若干事实材料，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并认为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所致，其"结果非美国政府的控制所能及"。另一方面，不但公开地表示对中共的敌视和干涉，叫嚣要继续组织力量推翻中共所领导的新中国，而且歪曲中美关系和中国近代史，把侵略说成"友谊"，把中国革命发生的根源归结为中国"人口太多"和"西方的影响"，断言中国没有一个政府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共产党也办不好经济，迟早也会失败。
白皮书的发表，适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在筹备。当时，中国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美国存在着幻想，提出要"协和外交"，不可太刺激英美。白皮书恰好在客观上成为美国侵华罪行的自供状，成为中国人民认清美帝国主义本质及其特点的难得的反面教材。新华社于8月12日发表了《无可奈何的供状》，开始了对白皮书的大讨论。接着，8月14日至9月16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5篇评论。毛泽东对白皮书的批判，着重从历史观上来说明问题。
.针对白皮书大谈所谓中美"友谊"和美国宣称的推行"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的行政和领土的完整、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的外交"基本原则，毛泽东以历史事实进行论驳，指出美国侵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指出其侵略"更加注重精神"方面，告诫人们要划清友谊和侵略的界限，告诫人民一方面要珍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联系，一方面在同帝国主义政府交往时，不要忘记其侵略的本质特点，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
.针对白皮书歪曲中国历史，把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归之于"人口过多"和"西方影响"这一谬论，毛泽东指出：白皮书所说的"西方影响"，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利益，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这是侵略，而这侵略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中国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确实学习了西方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及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但是都失败了。只有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学来了马列主义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以后，才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使中国历史改换了方向。毛泽东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类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毛泽东反驳白皮书此点之后，解释了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深刻地指出：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为自己准备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遭受失败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帝国主义的侵略，弓1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和革命。
.毛泽东依据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掌握，阐明了帝国主义和人民的两种根本不同的逻辑。他指出：自1840年以来，美国就是侵略中国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在1946年至1949年间，"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藉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当前美国侵华政策虽然破产了，但他们还要继续捣乱。他归纳起来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定律。""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毛泽东评白皮书，引起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以及各界人士广泛的注意和讨论。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声明、评论，批判白皮书，知识界展开了一场对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中国民主同盟8月23日发表《对美帝白皮书的斥责》，指出这本书"使中国知识分子把马歇尔、赫尔利、魏德迈、司徒雷登们在中国唱卖的西洋镜完全看穿。即令所有对美帝尚存些微幻想的自由主义分子，亦必为这本白皮书所唤醒"。中国民主建国负责人8月24日发表谈话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凭哪一条也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和条件。只有新民主义，才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中国人民这场对白皮书的批判，对于提高对帝国主义本质和中国革命的认识，对于加强各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起了积极作用，对新中国的成立，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
在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胜利发展下，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日益成熟。在此情况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讨论成立新中国的各种问题。
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提出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希望民革、民盟与中央共策进行。
中共的号召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5月5日，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袖李济深、何香凝（民革）、沈钧儒、章伯钧（民盟）、陈其尤（致公党）、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廷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致电毛泽东，同意召开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表示要"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从8月起，各方面代表人物从全国各地及海外陆续到达解放区。11月25日，中共中央代表同到达哈尔滨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经过协商，就新政协的性质任务达成了协议。决定由中共及赞成中共号召的23个单位组成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起草筹备会组织条例，同时确定了新政协参加范围、召开时间和共同纲领的制定问题。
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章伯钧、蔡廷锴、章乃器、朱学范、陈其尤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提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2月25日，沈钧儒、李济深等35人由东北到达北平。9日，宋庆龄应中共中央的邀请，欣然由上海到北平。
月15日至1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有23个单位134人参加的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关于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等文件，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的筹备会常委会。9月17日，筹备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基本通过了政协组织法草案、共同纲领草案、政府组织草案，决定将政协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政协参加单位及代表名额，即：党派单位14个单位，即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代表142人，候补代表23人；军队代表6个单位，正式代表60人，候补代表11人；区域代表9个单位，正式代表102人，候补代表14人；团体代表16个单位，正式代表206人，候补代表29人；特邀人士宋庆龄等75人。这五个方面包括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民主阶级、各界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共有代表662人。如此广泛的代表性，就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
年9月21日下午7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这次会议，并致开幕词。他庄严宣布："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共同纲领》是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重要文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各少数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规定新中国的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普选产生。规定新中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受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和统一的纪律。规定新中国具有五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定新中国应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文教政策的主要内容。规定新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规定新中国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规定了人民政协是全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代行其职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仍将长期存在，成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协商机关。
《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基于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中央人民政府设立委员会，组织政务院，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组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国家军事的最高统辖机关；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为国家司法的最高审判机关和最高检察机关。
月30日下午，会议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由180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由63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董必武、贺龙、林伯渠、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陈云、邓小平、陈嘉庚、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钧儒、沈雁冰、黄炎培、张治中、傅作义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代表们一致通过了宣言、向人民解放军致敬电和竖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办法及碑文。会议还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并改名北京；采用公元纪年；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
会议在军乐队演奏的义勇军进行曲声中胜利闭幕。朱德副主席致闭幕词坚定地表示："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20世纪一次中国历史上的划时代大事。
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成立之日起，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经过28年的艰难斗争，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胜利。在这一历史时代转变关头，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和各民主人士团结一致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好了一切准备。
年10月1日，是一个光辉、伟大的日子。这一天，北京天安门城楼楼檐上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会标，宫墙的正中挂着毛泽东主席的彩色画像。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布就职。委员会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检察长。会议责成他们迅速组成各个政府机关并开始执行各项政府工作。会议决定接受《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会议同时发表公告，向世界各国政府严肃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愿和遵守平等互利及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下午3时，首都30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就位。军乐队奏起《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主席开动电钮，将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这时，54门礼炮齐鸣28响。在这庄严、热烈的时刻，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随即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接着，朱德总司令下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及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朱德总司令下达命令之后，阅兵式开始。朱德总司令为阅兵司令，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为阅兵总指挥。受阅各步炮骑兵部队由东向西分列经过主席台。伴随着受检阅队伍行进的步伐，人民空军14架战斗机、教练机首次翱翔在首都上空受检阅。阅兵式达3个小时。晚上，天安门广场变成了红灯的海洋。举着红灯游行的群众通过主席台时高呼："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在扩音器前大声地回答："同志们万岁！"在午夜即将来临时，无数的彩色花炮从广场四周发射出来，夜空中犹如万朵新花竞相开放，编织出美丽的图案，点缀着节日的夜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光辉灿烂的新纪元开端。在中国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她的成立，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成为独立的、人民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备受压迫剥削的中国人民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从一个混乱、分裂、贫困落后的国家，逐步成为一个安定、统一、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创造了前提条件，奠定了基础。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这个胜利使世界殖民体系遭到致命的打击，大大地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激励和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结成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战胜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使中国人民获得了解放。没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
西南战役
西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完成渡江战役之后，发动的又一次规模巨大的战役。该战役自1949年11月1日起，至1950年10月24日止，历时近1年。西南战役的胜利，解放了四川、贵州、云南、西康、西藏诸省区。至此，中国大陆全部获得解放。
年10月，人民解放军先后解放了华北全境，华东、西北和中南大部地区。国民党军在大陆上只剩下胡宗南、白崇禧两大集团，蒋介石企图依靠这两支残余力量，确保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同人民解放军"持久作战"，以便拖延时间，卷土重来。为实现这一战略企图，蒋介石8月29日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军事会议，作出军事部署。会议认为人民解放军不一定会立即进军西南；如欲入川，必从川北而来，因为鄂西、湘西、川东一带地形险阻，交通不便，行动困难，而川北则交通便利。蒋介石据此分析，"决定拒匪于川境之外，即以陇南与陕南为决战地带，而不在川境之内与匪周旋。"遂以川陕边为防御重点，沿秦岭、大巴山、巫山、武陵山组成"西南防线"。具体部署是：以胡宗南部第五、第十八兵团8个军沿秦岭主脉一线组成第一道防线；以第七兵团等部6个军沿白龙江、米仓山组成第二道防线；以川湘鄂边"绥靖"公署宋希濂部第十四、第二十兵团6个军位于鄂西地区，与位于川东地区第十六兵团3个军相配合，扼守川东门户；以第十五兵团3个军位于南充、大竹、达县地区机动；以第十九兵团分散配置于贵州黔东；另以云南"绥靖"公署4个军、西康省主席刘文辉1个军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4个军分别防守昆明、雅安、宜宾、重庆、成都等地。
与蒋介石的估计恰恰相反，中共中央军委作出了从川南、川东进军的大胆战略构想，布置人民解放军对残留在西南的国民党军队实行大迂回动作，突然插至其后，断其退路，完成包围后消灭。为此，中共中央军委以第二野战军主力从湘黔边境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并切断国民党军退到云南之路；以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滞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第二野战军主力完成战略部署后即迅速人川，攻占川北，然后南北两路解放军夹击国民党军于成都地区而消灭。为了迅速解放和接管西南各省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西南局和西南军区，以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经营西南川、滇、黔、康、藏。
月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川、黔作战，西南战役正式打响。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由湘西直出贵州，守军溃不成军。11月15日，人民解放军袭占贵阳，21日攻占遵义。接着，第五兵团主力北上，至12月初即攻人川南纳溪、合江、自贡等地。与此同时，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由鄂西、湘西同时向宋希濂发起进攻，迅速突破守军川鄂边防线，歼灭宋希濂部主力和第十五兵团大部于咸丰、南川地区，并乘胜解放重庆外围。接着于12月30日解放重庆。至此，人民解放军切断了四川国民党守军向黔滇的主要退路。
蒋介石见人民解放军首先发起川黔迂回作战，于11月下旬令胡宗南集团从川陕边防线上退往成都地区。12月9日至11日，国民党政府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候、潘文华以及兵团司令官郭汝瑰、王伯勋等，分别在昆明、雅安、彭县、普安、宜宾宣布起义，康、滇两省和平解放。蒋介石眼见其战略企图已经失败，于12月10日率其"国民政府"飞逃台湾。
人民解放军乘胜进军，南北夹击数十万国民觉军数十万于成都地区。经过争取，国民党军第十五、第十六、第二十、第七、第十八兵团分别在罗广文、董宋珩、曾苏元、陈克非、裴昌会、李振等的率领下举行起义，仅第五兵团继续顽抗而被迅速歼灭。12月30日，人民解放军进驻成都。接着，人民解放军人滇消灭残留在滇南的国民党2个军。1950年3月12日，又向残留在西康西昌地区残部发起攻击，至4月7日，全歼残敌1万余人。至此，西南战役基本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93万余人。
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川、滇、康、黔4省后，着手解放西藏。西藏地方当局分裂势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拒绝人民解放军提出的和平解放政策。于是，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只好于1950年10月发起昌都战役，24日解放昌都，消灭藏军主力5700余人，打开了进藏门户。这样，西藏地方当局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的协议。人民解放军根据协议规定，于8、9月间分路进驻西藏，11日，先后到达噶大克、察隅、拉萨、日喀则等地，胜利完成了进驻西藏的任务。至此，西南战役完全结束。
蒋氏父子逃离大陆中国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违背民主发展潮流，顽固坚持个人独裁法西斯统治，掀起全面内战。但是，其企图很快就被人民解放战争所击碎。到1949年1月21日不得不宣布下野，让李宗仁来代行总统职权，自己退居幕后指挥，仍然企图维护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
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各机关仓惶逃往广州。7月16日，蒋介石以总裁身份召开国民党中央常会，决定成立他自任主席的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规定非经该委员会批准，国民党政府一切政令均无效。8月1日，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在台北草山正式成立，下设军事、外交、党政、财政、秘书等组，蒋介石从而重建了个人领导体制，进一步加强了对国民党党政军的直接控制，开始又从幕后走向前台。
走向前台之后，蒋介石着手在大陆上的最后挣扎，抓紧部署东南和西南地区的军事，以图指挥残余国民党军队负隅顽抗。蒋介石拟定的计划是：经营台湾，为最后的根据地，守住沿海岛屿，与台湾相呼应；控制川、滇、康，以西南为后方。为实现此计划，广州国民党政府在7月18日设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以陈诚为长官，负责指挥东南沿海闽、浙、粤、台的军事；仍以张群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指挥西南川、康、滇、黔的军事。8月24日，蒋介石由台北经广州到达重庆，亲自实施其经营川滇、控制西南以图东山再起的计划。他到重庆后，即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的名义处理军政事务。8月27日，召见防守湘鄂边区的宋希濂，听取军事汇报；下午接见胡宗南，研究稳定川局的办法。29日，主持召开张群、胡宗南、刘文辉等人参加的西南军事会议，声称必须固守西南，使其成为"复兴"的根据地。
月1日，朱德总司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上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一切残余部队，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各路人民解放军遵照命令迅速展开攻势。10月7日，进攻华南的人民解放军一部攻占韶关，粤北门户被打开。10月12日，从南京迁来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都重庆。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即攻占广州。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迅速击败福建方面的国民党军汤恩伯、朱绍良等部，解放福州、漳州、厦门，蒋介石"固守福建"的计划亦破产。
蒋介石自知"两广势难保持，在华南丢掉后，在大陆上必须保有西南地区"，将来才能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所谓"反攻"。因此企图凭西南山川之险、天府之富及残余军队同人民解放军"持久作战"，从10月中旬起，蒋介石带着其子蒋经国常川驻渝，亲自处理西南军务。他认为，人民解放军最可能由陕西越秦岭人川，因此决定"以陇南、陕南为决战地带"，以川陕边为防御重点，将胡宗南集团沿秦岭、大巴山、武陵山部署，构成所谓"西南防线"。然而进军大西南的人民解放军，出其不意，采取大迂回的战略，避开正面之国民党守军，穿过湘黔边境，接连解放贵阳、遵义，截断国民党军后路。人民解放军紧接着进攻川东、川南，国民党守军要么起义，要么被歼。11月29日，国民党政府又自重庆逃往成都，次日，重庆宣布解放。
在重庆解放前后，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同蒋介石的明争暗斗发展到分道扬镳。11月3日，李宗仁以出外"巡视"为名离开重庆到南宁。蒋介石几次电催李"力疾返渝"，均被李以"胃疾复发"为由拒绝。11月20日，李宗仁因不堪再当傀儡，从南宁飞往香港，随之于12月5日"赴美就医"，拒绝蒋介石要他以"副总统"身份赴美的要求，声称自己是合法的"代总统"，并宣布在美"遥领国是"。
月7日，蒋介石在成都召集张群、阎锡山晤谈，初拟迁"国民政府"于西昌，但看到大势已去，夜间决定迁往台北。12月9日，"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宣布起义，云南、西康宣告和平解放。12月10日，卢汉打电报给在成都的刘文辉、邓锡侯，劝他们扣押蒋介石，做"人民政府第一功臣"。电报为蒋系特务所侦悉，侍卫这时又发现蒋介石所住中央军校附近出现了"可疑人物"，于是，蒋介石慌忙带着蒋经国等人于当天下午2时乘飞机离开成都飞往台北。
蒋介石自1927年背叛国民革命、成立国民政府以后，曾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总统、国民党总裁，统治中国长达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蒋介石父子最后逃离大陆，标志着这种统治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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