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人民解放军一年多的战略进攻，国共两党关于新旧中国的大决战的时机成熟。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辽沈、平津、淮海三次大决战，歼灭了国民党赖以进行反动统治的有生力量，为新巾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民党在军事上大失败的同时，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也面临着大失败。新年伊始，李济深、何香凝等国民党内的民主人士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紧接着，宣告民盟恢复成立的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标志着中国各民主党派政治上新的进步。民主党派纷纷响应中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标志着国民党政治上日益崩溃。在经济上，国民党政府1948年的法币发行额至8月21日止，已达6636946亿元，较1947年6月增发了47万余倍。而法币购买力急剧下降，上海批发物1至8月上涨了50倍至100倍。
为了挽救即将崩溃的反动统治，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召开"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宣布"还政于民"，宪政开始。在经济上发行金圆券，设置三大经济管制区。然而这些措施并未能挽救其反动统治，反而促进了国民党在大陆反动统治的最后灭亡。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
中国革命到1947年下半年发生了伟大的转折，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取得伟大胜利的鼓舞下，代表中间阶层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逐步认识了美蒋的反动面目，放弃了对蒋介石和中间路线的幻想，转而寄希望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于是在1948年初出现了国民党内爱国民主派的革命联合，准备建立联共倒蒋反美的统一革命组织。
早在1946年3月，国民党民主派人士李济深、冯玉祥、陈锦枢、龙云等即在重庆筹商组织反蒋团体。1947年2月李济深抵香港，同蔡廷锴一起定出反蒋纲领。同时，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即民联）在上海召开第四次政治会议，通过《政治会议政治报告》，提出组织广泛的坚强的统一的民主联合战线，用尽一切手段，甚至不惜流血，争取人民的基本自由和政治权利，提出国民党内民主派应联合起来战斗的号召。于是，国民党内民主派加快了联合的步伐。李济深利用自己既是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的主席，又是民联公认的指导者这一有利条件，决定首先在澳港地区实现民促、民联的初步联合，成立"民联民促南方联合执行部"，李济深被推为联合执行部主任。该部的成立，实现了国民党内两个民主派组织的初步联合，为民革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为进一步推进国民党内民主派联合组织的筹建工作，1947年4月底，李济深约中国劳协理事长朱学范到何香凝家中，三人商谈成立革命组织问题，一致认为在蒋介石决心打内战的情况下，必须成立一个组织，把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组织起来，推翻蒋介石政权。同年夏，何香凝、李济深写信给在上海、南京的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信中说："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策一切。"同时，李济深与旅美的冯玉祥取得联系，互相配合，遥相声援。5月29日，冯玉祥在纽约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政府逮捕学生，要求立即停止这种暴行。李济深6月9日对记者发表谈话，对冯玉祥的声明深表同情，并预言："全国人民被迫奋起，敲响了独裁者的丧钟，为时已不远矣。"李济深接着和何香凝在6月17日联名发表《致海外同志暨同胞书》，在痛斥蒋介石种种罪行的同时，号召"吾党海外同志暨同胞，本先总理（孙中山）遗志，继续过去援助革命运动之光荣传统，为祖国之独立自由而贡献一切"。
在海外的冯玉祥积极配合。他将李济深和何香凝的联名书在华侨中散发，扩大政治影响。7月，他对来美国的朱学范表示赞成成立革命组织，推翻蒋介石政权，并认为：现在要联合国民党内部爱国力量组成革命组织，请李济深出来主持工作比较恰当。朱学范回国后，将冯玉祥的态度作了汇报，促进了筹备工作的进展。
关于国民党内民主派联合组织的名称、政治纲领、内政外交政策等问题曾进行过充分讨论和协商。蔡廷锴建议新组织取名为"民主和平运动大同盟"，上海的民联提出定名为"国民党民主派联盟"。冯玉祥从美国复信表示赞同成立同盟。宋庆龄也从上海捎回口信给何香凝，表示："早年我与邓演达、陈友仁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莫斯科宣言》，以示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后来，我曾想过’临时行动委员会‘之一步，可以改为’革命委员会‘。"何香凝立即倡仪这个革命组织可以称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保留"国民党"三个字，说："当前南京政府在战场上已经败北，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不少人对各自的前途正在抉择，形势需要我们这样做。"她还指出："在当前的有利形势下，只有善于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这个组织才会兴旺发达，才能在与共产党真诚合作中发挥分化敌人的作用。"何香凝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成。
国民党内民主派组织的联合即将实现，由谁来担任主席呢？何香凝、李济深、柳亚子、彭泽民、李章达、陈其瑗6位国民党元老联名《上孙夫人书》，指出："夫人为总理遗志的继承人，负有完成总理救国救民伟大事业的任务，所以我们深切盼望夫人命驾南来，主持中央，领导我们。"宋庆龄通过中共香港地下党负责人转告说，她赞成并全力支持成立国民党的革命派组织，但她以现在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比参加民革更为有利。民革成立条件已经成熟。
年11月12日，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促）、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联合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民主分子，在香港召开国民党民主派联席会议，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2月25日，召开第二次联合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告本党同志书》等文件。1948年1月1日，民革正式宣告成立，由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王葆真、朱蕴山、陈劭先、李章达、陈其瑗、何公敢、张文、邓初民、朱学范、李民欣和郭春涛等16人为常务委员，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柳亚子为秘书长。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下设政治、组织、宣传、财务4个委员会，由冯玉祥、朱学范、陈劭先、蔡廷锴分别担任各委员会的主任。民革成立初期，作为民革组成部分的民促、民联仍然单独存在，相对独立地开展活动，其地方组织也没有参加民革，直到1949年11月才与民革合并。
民革的政治主张体现在第二次联合大会通过的一系列文件中。成立宣言郑重宣布：1948年1月1日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集中党内忠于总理忠于革命之同志，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并发布行动纲领，愿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并进，彻底铲除革命障碍，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成立宣言庄严声明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助长内战的政策，号召人民一致起来，"要求美军及顾问团退出中国，停止军事及财政援助，不承认蒋介石独裁政府之一切卖国借款及订定之中美商约"。
行动纲领规定："本会以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为最高理想"；"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之对内对外政策为基本原则"；"本会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成立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代表的联合政府，"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
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内各民主派和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已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共同目标下实现了联合，标志着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已同国民党反动政府彻底决裂，使蒋介石统治集团更为孤立，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更为加强。中共对民革的成立表示热烈欢迎，支持并赞成其政治主张。中共中央发言人指出，要夺取革命的胜利，必须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明确表示愿在新民主义的革命事业中，和所有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团体一起，为实现共同的目的而携手前进。1948年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同中共一起筹备成立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主要民主党派之一，为新中国的建设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宣告了"中问路线"的破产。民盟绝大部分领导人和广大盟员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斗争，沈钧儒表示："民盟一定要继续搞下去！内地不能公开搞，就到香港去搞。"中共在民盟极端危难之际，再次给予民盟热情支持和帮助。1947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发表《蒋介石解散民盟》，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对民盟的迫害，充分肯定民盟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指出："人民更加确切地认识民盟在若干历史关节中，实行了与中共在部分民主纲领上的政治合作，从而推进中国民主事业，乃是民主同盟光荣。"中共同时诚恳指出民盟不应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某些派别存有幻想，中间道路是没有的。针对民盟今后的方向，中共诚恳指出："民盟之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道路的可能性。"这就为民盟指出了正确的前进道路。
年7月至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并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中共的号召和帮助下，民盟决定重组民盟。民盟常委沈钧儒、章伯钧及副秘书长周新民等于1947年11月下旬秘密从上海到香港，同民盟中执委邓初民、柳亚子、朱蕴山、刘王立明、沈志远、李伯球等会商，积极进行恢复民盟组织的活动。12月间，沈钧儒、章伯钧等先后多次召开在港民盟中执委谈话会，一致表示拒绝接受民盟为非法团体的命令，决定以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在香港开展组织活动，推选沈钧儒、章伯钧为中执会召集人，组织中央领导机构；还决定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恢复民盟总部，并为此成立由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组成的筹备小组，负责筹备和召开一届三中全会。
经过积极筹备，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于1948年1月5日至19日在香港召开。会场上悬挂着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和陶行知遗像。参加会议的有：沈钧儒、章伯钧、史良（沙千里代）、朱蕴山、周鲸文、周新民、柳亚子、邓初民、何公敢、刘王立明、李文宜、杨子恒、李伯球、沈志远、李相符、冯素陶、罗子为、陈此生、罗涵先、吴晗（千家驹代）、楚图南（周新民代）、李章达（萨空了代）、郭则沉（杨伯恺代）、丘哲（云应霖代）、韩兆鹗（郭翘然代）、黄艮庸（罗子为代）、范朴斋（周鲸文代）、张云川（王深林代）、辛志超（王却尘代）等29人，民盟南方总支部、西北总支部、上海市支部、重庆市支部、云南省支部、福建省支部、港九支部和马来亚支部的代表12人列席。沈钧儒和章伯钧主持了这次全会，沈被推为全会临时主席，并致了开幕词和闭幕词。整个会议，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是开幕典礼和各级工作报告，使大家对于上下各级的具体情况得到明确了解；在第二阶段，检讨过去历史，严肃批判了中间路线思想，批评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沉痛地接受历史教训；在第三阶段，分组审查。全会最后讨论通过了《一届三中全会紧急声明》、《一届三中全会宣言》和《一届三中全会政治报告》3个重要文件。
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紧急声明》郑重宣布：否认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无理而又狂妄的举行，"不能接受本盟总部于去年11月6日在南京反动独裁政府的劫持与威胁之下，未经合法会议而发表的’辞职‘、’解散总部‘及’停止盟员活动‘等声明"。庄严宣布：民盟要"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言》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民盟对时局的态度与主张：第一，"南京国民党反动集团既已关闭和平之门，且不复容许任何不同意一党专政的反对党存在，则欲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已不可能由谈判妥协中求之。我们必须粉碎一个独裁反动贪污腐化的政权，才能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廉洁有效能的新政权。"第二，"我们要反对的不只是独裁者个人，而是那代表地主豪绅买办封建的整个集团。为了彻底消灭整个反动集团的统治，中国人民就得彻底消除这一反动统治所寄托的经济基础，那就是彻底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关系，实行耕者有其田，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第三，"坚决地反对美国目前的对哗政策，反对美国把中国当成远东反苏反共的基地，反对美国反动派一切直接间接危害中国主权的行动"，决不承认美国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定的一切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条约、协定。第四，中国共产党为民主事业奋斗的历史，"是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本盟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本盟愿伸出手来，欢迎一切民主党派的合作，而且要与一切民主党派结成坚强的民主统一战线"。
《一届三中全会政治报告》指出了民盟的立场，表示：民盟的立场"就是人民的立场，民主的立场，因而也必然是革命的立场"，为此要反对中立的态度和所谓中间路线。报告强调说："民盟对国事，自然应该明是非，辨曲直；是非曲直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在真民主与假民主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报告指出："自从本盟被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勒令解散以来，一切所谓’中立‘、’中间‘的说法和幻想，实早已被彻底粉碎了"，民盟"今后自应当积极的支持以人民的武装去反抗反人民的反动的武装"。
三中全会还对民盟的各级组织状况作了具体的规定，在上海、北平分设华东与华北执行部，各级地方组织尽量缩小，省市执委不得超过5人，县市分部不得超过3人。全会着重对中央领导机构作了调整与充实，由沈钧儒、章伯钧等以民盟中常委名义领导全盟工作。凡各处会主管人尚未来香港者，由大会选人暂代：周新民代理秘书处主任，章伯钧兼代组织委员会主任，沈志远代理宣传委员会主任，冯裕芳代理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萨空了代理国外关系委员会主任。
中国共产党对民盟的重建表示热烈欢迎，给孑巨大支持。中共中央发言人1948年3月6日发表谈话，高度评价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明确表示：我们欢迎民盟重建其领导机关，我们愿意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中和所有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团体，一道为着共同目的而携手前进。
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民主同盟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这一变化，无疑是民盟的历史转折，进一步扩大巩固了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促进了中国革命之发展，从此，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又迈开了新的一步。
中央研究院评选第一届院士
世界各国的国家研究院或科学院，大致可以可分为两类，一是在研究院或科学院下设置若干研究所，如苏联科学院；一是其下不设置研究所，如美国科学院。但是不论那一类，一般都由院士组成。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设法推行中国科学研究的体制化，1928年仿照苏联科学院体制，成立中央研究院。同年11月9日公布的《国立巾央研究院组织法》，规定中央研究院"直隶于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机关"，负责"实行科学研究"和"指导联络奖励学术研究"。
为进行科学研究，中央研究院成立时曾计划组建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国文学、考古、心理、教育、社会科学、动物、植物等14个研究所，计划到1946年设立23个。但是到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被推翻时实际上只成立了地质、天文、气象、物理、化学、工学、动物、植物、数学、医学、心理、社会、历史语言等13个研究所或筹备处。
为指导、联络、奖励学术研究，组织法规定中央研究院"设评议会为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以院长聘任之国内专门学者30人组织之，院长为评议会议长，本院直辖之学术研究机关主任为当然评议员"。但是当初未能组织起来。到1934年5月地质学家丁文江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后，在他的努力下制订了《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条例》。该条例规定，首先由国内各国立大学有关院系的教授从全国学术机关中推选出候选人，然后由各学术机关负责人与国立大学校长投票选举30人，由国民政府聘任为评议员。聘任评议员和由各研究所所长担任的当然评议员，合组成立评议会。1935年6月20日，第一届评议会在南京召开，从而产生了全国性的学术评议机构。
评议会的任务之一是评选院士。中央研究院的组成分子原称"会员"，并有"名誉会员"。1940年朱家骅继去世的蔡元培担任院长后，评议会多次议论选举"会员"。大家觉得"会员"一词太俗，傅斯年提议改称"院士"，评议员们表示赞成。1946年10月，第二届评议会第三次年会决定设置院士，并为此修正了《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于1947年3月公布。
根据修改的组织法的规定，中央研究院首次院士由评议会从全国学术界成绩卓著的科学家、社会学家中选出，其资格条件有：（1）"对于所专习之学术，有特殊著作、发明或贡献者"；（2）"对于所专习学术之机关，领导或主持在五年以上，成绩卓著者。"院士的职权有：选举院士和名誉院士；选举评议员；议订国家学术方针，受政府委托，办理学术设计、调查、审查及研究事项。
根据院士的当选资格，中央研究院通告全国各大学、独立学院、专门学会和研究机关，要求他们分别按数理组、生物组和人文组提名，也可由评议员5人以上联署提名，以8月20日为截止日期。到期后，筹备委员会曾先后召开6次会议，拟出初步名单402人，产生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工程学、生物学、农学、医学、药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语言学等学术领域。
于1947年10月15日在南京召开的第二届评议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规程》。根据选举规程，从初步名单402人中审定院士候选人150人，于同年11月25日公布。在公布的4个月内，各方面可以对任何候选人的资格提出意见。
年3月24日至26日，第二届评议会第五次会议在南京召开，主要任务是评选院士。会议规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选举，经全体出席人数的4／5投票同意方可当选。会议原定从150名候选人中选出80至100人，最终选出81人。这81名院士，有1／4出自中央研究院，其余来自各种学术研究机关，如国立北平研究院和隶属政府机关的地质调查所、资源委员会、中央卫生实验院；来自于各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辅仁大学、湘雅医学院等；也来自于私营企业系统，如永利公司黄海化工研究社等。这些当选者当选的主要是凭个人的研究成果，不只是靠所在机关的权威性。名单如下：
数理组。数学：姜立夫、许实条、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物理：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化学：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地质：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气象：竺可桢；工程：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
生物组。动物：王家楫、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植物：胡先骑、殷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医学：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药学：陈克恢；体质人类：吴定良；心理学：汪敬熙；生理：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农学：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
人文组。哲学：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中国文史：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历史：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语言：李方桂、赵元任；考古：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美术史：梁思成；法律：王世杰、王宠惠；政治：周鲠生、钱端升、肖公权；经济：马寅初；社会：陈达、陶孟和。
年9月23日至25日，第一届院士会议在南京召开。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主持会议。他在致词中叙述了院士产生的过程，重申了院士的任务，并呼吁政府和社会各界支持、鼓励学术研究，满足研究条件，造成研究风气，扩展知识领域。81名院士中，华罗庚、李四光等18人当时在国外，陈寅恪、梁思永等10余人请假，到会48人，他们是：萨本栋、陈达、茅以升、竺可桢、张元济、朱家骅、王宠惠、胡适、李书华、饶毓泰、庄长恭、周鲠生、冯友兰、杨钟健、梁思成、汤佩松、陶孟和、凌鸿勋、肖公权、袁贻瑾、吴学周、汤用彤、余嘉锡、秉志、陈垣、周仁、胡先驌、严济慈、叶企孙、李先闻、杨树达、李宗恩、伍献文、柳诒徵、李济、戴芳澜、苏步青、邓叔群、吴定良、谢家荣、俞大绂、陈省身、殷宏章、钱崇澍、冯德培、傅斯年、贝时璋、姜立夫。
第一届院士会议召开后仅仅7个月，国民党政府即被推翻。在81名院士中，除了1949年、1950年两年去世的外，朱家骅、凌鸿勋、王世杰、王宠惠、李济、董作宾、李先闻、傅斯年、吴敬恒去台湾，李书华、陈省身、吴大猷、汪敬熙、吴宪、林可胜、陈克恢、袁贻瑾、李方桂、胡适、赵元任、肖公权等12人寓居美国（后来胡适、吴大猷先后回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大多数人在大陆解放时留到大陆，或从海外陆续归国，其中46人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当初的150名院士候选人中，有70人成为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初期的领导成员中，除副院长陈伯达外，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都是1948年产生的院士。这些科学家为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奠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召开
国民党在军事上进攻人民解放军的同时，着手从政治上巩固反动统治，给自己披上"民主"的外衣。在1946年11月国民党军攻占华北重镇张家口的同时，召开所谓"制宪国大"，通过等于《五五宪草》的《中华民国宪法》。可是，反共反人民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先后被人民解放军所粉碎。人民解放军1947年6月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军被迫防御。在此情况下，国民党为维持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又企图从政治上打气，于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召开所谓"行宪国大"，选举蒋介石、李宗仁为正副总统。国民党这种违背全国人民意志的倒行逆施，不但未能挽救其反动统治，反而加速了其灭亡。
按照"制宪国大"的规定，国民党政府于1947年3月31日颁布《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罢免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立法委员选举罢免法》、《监察委员选举罢免法》等有关行宪的各种法规。6月13日，成立了以张厉生为主席的"选举总事务所"，负责选举事务，准备"行宪国大"的召开。11月21日成立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以孙科为主任委员。并规定从即日起至23日止，在全国各地同时举行国大代表选举。
国大代表选举乌烟瘴气，舞弊情事大量发生。国民政府新闻局局长董显光在给行政院的报告中称：有的"将选举权证扣留不发，待投票时利用中小学生，轮流投票，常有一人投票至十次以上者"；有的雇佣他人"轮流投票，每次给钱若干"。有人揭发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包办选举，候选人全系其亲戚或亲信，内中当选的四女性，一为马的庶母，二为马的四姨太，三为马的儿妾，四为马的庶母之义女。
更有甚者，关于"代表资格"问题的争斗更反映出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没落。原来规定国大代表由国民党中央和民社党、青年党两党分别提名，然后经"民选"产生；并规定国民党党员非经国民党中央提名不得当选。然而，各地未经国民党中央提名而由"选民"选出的"代表"就有600名之多，致使原来约定分配给民青两党的名额几乎全被挤掉。国民党中央于是命令这600名代表，把名额让给"圈定"的国民党党员和民青两党。这些花血本贿选弄来"代表资格"的"民选代表"对此规定极为愤怒，纷纷以"国法"对抗"党纪"，拒不退让，组织"民选代表联谊会"请愿。一些由国民党提名而落选的人也跟着吵闹。天津一个"民选"代表，抬棺材到"国大"会堂。另有10人到会堂绝食。蒋介石亲自出来训话也无济于事。3月29日晨，只得派军警和卡车拖走绝食者，拉走棺材，始得开会。
开会场上更热闹。在蒋介石作《施政报告》和白崇禧、俞鸿钧、陈启天、俞大维、俞飞鹏、王世杰、张厉生、朱家骅、谷正纲分别作关于军事、财政、经济、交通、粮政、外交、内政、教育、社会等情况报告与检讨时，与会代表不感兴趣，有"呼呼入睡的"，"有养神的，有闲谈的，有吃花生的"，"女代表有脱鞋弄足的，有梳头的"。会场内嘘声、叫声、打骂声不断，甚至闹到"全场鼎沸，人人离座，拂袖挥拳，大打出手"的地步。蒋介石不得不出面进行训斥。
在"行宪国大"召开期间，国民党六届中央全会临时会议召开，专门讨论总统候选人提名问题。蒋介石在会上出人意外地提出自己不愿参加总统竞选，而建议由"一卓越之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蒋的盟弟张群解释说："并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位虚位之首，所以他不愿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常会能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理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于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张群的这一建议。经过这番安排，蒋介石表示"尊重"和"接受"全会的决定。
月18日，"行宪国大"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之权。4月19日，举行总统选举，蒋介石以2430票（出席代表2734人）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陪选的居正仅得269票。蒋介石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有职有权的总统。
副总统的选举，集中地反映了国民党内蒋系与桂系的派系斗争。李宗仁在美国支持下，决意参加竞选。蒋介石对此极为恼火，对李说："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均由中央提名，副总统候选人已内定孙哲生。"要李"顾全大局，退出竞选"。李宗仁置之不理，迫使蒋介石放弃由"中央提名"的办法，同意李宗仁、于右任、程潜、莫德惠（社会贤达）、徐傅霖（民社党）等人为副总统候选人。孙科本无意当副总统，但蒋介石为击败李宗仁，硬是劝孙科出面竞选。竞选人需贿买国大代表，拉选票。李宗仁竞选费达黄金1万多两。孙科没有钱竞选，"则全部费用由蒋先生拨付"。在4月23日、24日的两次选举中，无人超过代表总额一半的票数。此时蒋介石示意程潜放弃竞选，支持孙科压制李宗仁。当晚程潜声明放弃竞选。李宗仁以退为进，也宣布放弃竞选。这使李、程二人的支持者对蒋介石异常不满，纷纷罢选。孙科处境尴尬，也只得宣布放弃竞选。国大不得不停开。蒋介石无法，只得疏通李宗仁、程潜取消放弃竞选。于是经过4月28日、29日第三、第四次选举，李宗仁以微弱多数战胜孙科当选，李得票1438张，孙科得票1295张。
月1日，"行宪国大"闭幕。5月20日，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宣誓就职。这一只在选举总统、副总统的"行宪国大"并不能挽救国民党政权腐败灭亡的命运。新华社发表《旧中国在灭亡，新中国在前进》的社论指出："蒋介石统治中国21年所追逐的最后一出戏"，"是演得这样难堪，以致人们不知他们是在作喜事，还是在出丧"。就连张发奎、罗卓英等43名国民党人在联名致蒋介石书中也称，召开"行宪国大"是"草率从事，违反民意"。
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
国民党政府自挑起全面内战以来至1948年，不但在政治、军事上走向土崩瓦解，而且在财政经济上也陷入最后崩溃的边缘。1947年度财政赤字达27万零800余亿元。1948年上半年财政赤字为224万亿元，下半年的财政预算，7、8两月即已花光。为了弥补巨额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大量印发钞票，法币发行额至1948年8月21日止已达6636946亿元，较1937年6月增发了47万余倍。东北流通券的发行量也迅速增长，从1946年的275亿元增加到1948年7月的31918亿元。
通货的恶性膨胀，带来的是物价飞涨和币值猛跌，法币购买力急剧下降。如以米计算，上海每市担白米1948年1月值法币150万元，5月值580万元，8月值6500万元。上海批发物价1948年1至8月上涨了50倍至100倍；如以8月物价同1937年1至6月平均物价相比，上涨了500万至1100万倍。以法币同美金、美钞相比，其贬值的速度更为惊人：每两黄金1948年2月合2200万元，到7月则为1.1亿元，到8月更超过了6亿元；1美元1948年1月值法币17万8千元，至8月就上涨60余倍，达1108万多元。法币的贬值已贬低到不抵自身的纸张和印刷费用了。
为了挽救这一濒于崩溃的财政危机，1948年6月王云五向新任行政院长翁文灏建议，以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所存黄金和证券作保证，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采取政治力量来收兑或收存全国人民所持有的金银、外币，实行管制经济。根据这一建议，行政院于1948年8月19日以"总统命令"名义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开始实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其要旨为："（1）自即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2）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3）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4）整理财政并加强管理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收支。"行政院同时还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和《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主要规定：（1）金圆券总发行额为20亿元，每元法定含金量为0.22217克，分兑法币300万元和东北流通券30万元，兑换期内，法币和东北流通券可按规定折合率流通使用。（2）黄金、白银每市两分兑金圆券200元和3元，银币每元兑2元，美元每元兑4元，一切金银、外币只中央银行有权收兑、保管，兑换期限至9月30日止，过期未兑、未存者，一经查出，即予没收。（3）所有中国人（华侨除外）的外汇资产数量，均需于12月31日前向中央银行申报登记，并交其保管。（4）实施"限价政策"，各地物价一律冻结于8月19日之水准，并不再按生活指数发放薪金。（5）禁止工厂罢工、怠工。
为了实施上述法案，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广州、天津三地分别以俞鸿钧和蒋经国、宋子文、张厉生为经济管制督导员。这些督导员，除拥有全权执行上述一系列控制及监督措施之外，并拥有行政及指挥警察的权力。以图靠政治和行政的力量与警察的手段来兑换人民手中的金银外币，挽救经济困境。国民党舆论公然叫嚣要借"一二颗人头祭刀"，"刑乱世用重典"。
金圆券发行的最初6个星期里，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政策下，上海等地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市民被迫将手中的金银及外币兑换成金圆券。国民党政府在全国掠夺的金银外汇，据翁文灏1948年10月向立法院的报告，共值美金2亿元。于是，国民党政府便宣布币制改革"成功"。
但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其政府的报告中早就预言，金圆券的发行，"有一个真正的危险存在着，即这些通货膨胀的力量可能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果然，国民党政府限定物价的政策很快就被打破，因为商人所在限价之下无利可图，便纷纷停止、歇业、囤积商品，隐匿物资。正由于货物奇缺、贸易停滞，又促成抢购狂潮，人们拼命的抢购，造成物价飞涨。10月2日，上海首先发生抢购风潮，市民见物即买，尽量将金圆券花出去，深恐一夜之间币值大跌而大受损失。上海南京路一带的著名绸布号和河南路的呢绒店，开门后人群蜂拥而进，满架货物倾刻被抢购一空。抢购风潮迅速从上海蔓延到其他城市。天津"百分之九十九的货架都空空如也"，北平"米麦粮食店早已十室十空"。后来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抢米风潮。上海抢米风潮，一天达27起之多。米荒使上海陷于瘫痪之中，商店货物卖掉了，补不进货；工厂因无原料，纷纷停工停产。
物价上涨，金圆券贬值，又造成了兑换狂潮。人们看到金圆券步上了法币的覆辙，都争先恐后抢兑金银。有些商人雇用大批失业者日夜候在银行门前，进行疯狂抢兑。更有些工厂商号停止营业、生产，出动全体职工前往中央银行抢兑黄金。到1948年11月，市面流通金圆券的数额超过了8月19日。金圆券发行20亿元的限额被打破，金圆券信誉大跌。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被迫于11月10日宣布取消"限价"，12日又公布了《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等法令，宣布金圆券贬值10倍，并撤销了金圆券发行20亿元的限额。此后金圆券的发行便如决堤洪水，无边无际地泛滥起来。11月发行量为33.94亿元，12月为83.2亿元，1949年1月为208.22亿元，5月又猛增至679.458亿元。金圆券也同法币一样变成了废纸。1949年4月15日，金圆券一天之内贬值40％，黄金每两与金圆券的比价达到1比750万元，美金1元与金圆券比价达到1比14.8万元，同1948年8月相比，上涨了3.7万倍以上。同期间的物价上涨也相当惊人：以1948年8月物价总指数为准，11月上涨了25倍，12月为35倍，1949年1月为128倍。这样，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进行的"币制改革"完全破产，市场物价上涨幅度完全"听其自然"，国统区的经济也随之全面崩溃，而经济的总崩溃又促进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最后灭亡。
蒋经国上海"打虎"
在国民党政府"官倒"猖獗严重危害到统治财政基础之际，在1948年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之时，国民党政府设立上海、天津、广州三大经济管制区，分别以俞鸿钧、张厉生、宋子文为经济督导员，而分别以蒋经国、王抚洲、霍宝树为经济督导副专员。督导员除具有全权控制、监督各项经济措施的实施外，并具有行政及指挥警察的权力。在这些督导员、副督导员人中，最为显目的是上海经济督导副专员蒋经国。蒋介石把儿子放在上海，企图挽救上海地区的经济崩溃。国民党宣传机构也声称，"刑乱世，用重典"，要以"一二颗人头祭刀"。
蒋经国立即走马上任，试图有一番作为。他组建了"戡乱建国大队"、"上海青年服务队"，提出了"只打老虎，不打苍蝇"的口号。在万人大会上，蒋经国声称要进行"第三次革命"，要建设新上海。在青年军人联谊会上，他又声称："我们相信，为了压倒奸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全全市人民生活，上海的市面，是绝不为华丽衣着，而放弃打击奸商的勇气。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他警告"官倒"说："上海许多商人……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与商人勾结，政府要加倍惩办。"他还充满信心说："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他声称："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
造成声势之后，蒋经国1948年8月23日至27日，指挥上海市6个军警单位全部动员，下令"对违犯物价管制规定者，吊销执照，没收货物，对负责人法办"，对私藏金银外币和从事"官倒"的狠狠加以打击。一时间，上海人称"蒋经国打老虎"，蒋经国成了显赫一时的"打虎英雄"。
蒋经国处理的第一个案件是陶启明案。陶启明任财政部秘书，利用职权，泄露经济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进行投机。陶被逮捕服刑。第二个案件是上海警务部科长张亚尼和警务部第六稽察大队长戚再玉，二人均因勒索而被处死刑。第三个案件是王春哲，因囤积居奇被处死。
但是，上面这些并不是"老虎"而是"苍蝇"，当打击矛头指向"老虎"时，蒋经国便遇到了麻烦。1948年9月底，蒋经国逮捕了蒋介石的世交、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女婿荣鸿元、亲戚黄以聪、詹沛霖、吴锡龄等人。杜月笙一方面公开声称，说他20年来，"爱护领袖，服从政府，众所周知。币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经国先生执法严正，不枉不纵，深致敬佩"。一方面却又不动声色地派人调查了孔令侃扬子公司非法大囤积之事，然后公开对蒋经国说："我儿子触犯法纪，罪有应得，但请一秉至公，平等办理。据我所知，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纱布货物，远远超过维屏等各家，请专员立即派员去查看，万勿使其逍遥法外。"蒋经国早已知道其表兄弟、孔祥熙大儿子孔令侃的情况，只是孔令侃后台太硬，又碍于宋美龄的颜面，故而隐忍不发。杜月笙公开宣布，蒋经国只得派出"打虎大队"，跟着杜月笙的人，团团围住扬子公司。
孔令侃立即向姨母宋美龄呼救。10月1日，宋美龄立即乘专机飞沪，同时急电时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布置平津决战的蒋介石立即中断会议回来。宋美龄到上海后，立即以继母身份要蒋经国撤销对孔令侃的处理。蒋经国顶回去说："这怎能服众？"宋美龄气恼地说："此案必须由你父亲亲自处理，在他未到之前，你不能乱动。"月2日，已到上海休息一夜的蒋介石要儿子去见他，对蒋经国训斥了一顿，要他放手。蒋经国垂头丧气地对亲信说："我只有先在家尽孝，而后再对国家尽忠了。"他只好辞职，于11月1日发表《告上海人民书》，称他来上海以后，"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反促进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11月6日，蒋经国悄然离沪。上海《大公报》发表《打虎赞》称："万目睽睽看打虎，狼奔豕突沸黄浦。""雷声过后无大雨，商场虎势尚依然。""世间到处狼与虎，孤掌难鸣力岂禁？"就在宋美龄飞沪的10月1日，国民党政府宣布烟类、酒类等7种物品税额增加71倍，商人哄抬物价，上海抢购风更加激烈，金圆券改革彻底失败了，国民党政府的经济管制完全失败了。
辽沈战役
辽沈战役是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所进行的一次规模巨大的战役。这个战役历时5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36个师47万人，使东北全境得到解放。
人民解放军之所以首先在东北同国民党军展开决战，是有深刻科学的根据的。在全中国西北、华北、中原、华东、东北五大战场中，东北战场对人民解放军最有利：（1）在兵力对比上解放军占优势，正规军70万，地方军30万，合计100万。而国民党军只有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约55万人。这样，东北战场是全国五大战场上兵力超过国民党军的惟一战场。（2）东北国民党军分布于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地区，兵力分散，态势突出，所占地区十分狭小，补给非常困难；而且战略意图或撤或守，正处于举棋不定状态。（3）解放军的后方巩固，支援战争的物质力量雄厚。由于具有这些条件，首先发动辽沈决战稳妥可靠。人民解放军如果歼灭了东北国民党军，就能粉碎其战略收缩的意图；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挥师人关，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决战；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因此，首先在东北进行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战役发起之前，毛泽东就制定了作战方针，指示东北解放军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主力南下北宁路，首先歼灭锦榆段之敌，攻占锦州。锦州是东北国民党军通向关内的咽喉、攻占这一战略要点，不仅割裂了华北傅作义、东北卫立煌两集团之间的联系，便于人民解放军向两翼机动作战，而且把卫立煌集团封闭于东北，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并可诱使沈阳的国民党军出援，造成打运动战之利。因此，攻克锦州是整个辽沈战役的关键，只要攻克了锦州，就掌握了战局的主动权。为配合辽沈战役，中共中央军委还指示华北野战军杨成武兵团发起察绥战役，达到牵制傅作义集团、使其不能增援辽沈的目的；并命令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配合进行。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指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1948年9月10日作出了北宁路作战计划：以6个纵队又4个师奔袭歼灭北宁路山海关、锦州、锦西以外各点国民党守军，切断关内外国民党军联系；以3个纵队（欠1个师）布于沈阳以西地区，以2个纵队布于沈阳以北，对付沈阳守军，并阻止长春守军突围；以第一兵团指挥第12纵队及6个独立师继续包围长春之敌，并佯为攻城以迷惑国民党军。
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东北野战军在辽宁义县至河北滦县300余公里上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至10月1日，先后攻占昌黎、北戴河、绥中、塔山、高桥、兴城、义县，并夺取了锦州外围要点葛文碑、帽儿山，锦州飞机场也为东北野战军炮火所控制，完全截断了华北国民党军从陆上增援东北的道路，并孤立、包围了锦州、锦西、山海关。
原以为东北野战军会首先攻打长春的蒋介石急忙于9月30日飞北平、10月2日飞沈阳，同华北、东北国民党军将领几经磋商，最后确定：令锦州范汉杰集团坚持固守，以求吸引与消耗东北野战军主力；从华北和山东抽调7个师，会同锦西、葫芦岛部队共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指挥；从沈阳地区抽调11个师另3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以求东西对进，增援锦州。
针对国民党军这一企图，东北野战军遵照毛泽东集中兵力于10天左右攻取锦州的指示，决定：以程子华指挥2个纵队又2个师布于塔山地区，阻击国民党军东进兵团；以16个师及炮兵纵队共25万人攻击锦州；以1个纵队为战役预备队；以14个师对付国民党军西进兵团；以12个独立师围困长春。
从10月9日起，东北野战军经5昼夜作战，扫清了锦州外围据点。10月14日，对锦州发起总攻，经过31个小时激战，全歼国民党守军，生俘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以下10万余人，解放锦州。同时，在人民解放军的威慑与争取下，国民党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2.6万余人于10月17日起义，其余守军在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领下于19日投降，长春遂告解放。
锦州的攻克和长春的解放，使东北国民党军全部覆灭的命运已成定局。而将介石仍然命令徘徊于彰武、新立屯地区的廖耀湘西进兵团同锦西、葫芦岛地区的东进兵团继续东西对进，企图重占锦州，并令第五十二军抢占营口，以便东北残余由陆路或海上撤逃。毛泽东对此指示东北野战军不打锦西、葫芦岛，集中全力围歼西进兵团。东北野战军按照此指示，以一部在黑山大虎山以北进行阻击，主力从10月20日夜起由锦州地区秘密迅速向东北方面回师，于26日将行进中的西进兵团包围于黑山、大虎山及其以东地区。经过激战，至10月28日晨，全歼西进兵团10万余人，并俘兵团司令官廖耀湘。
消灭廖耀湘西进兵团后，东北野战军立即向沈阳、营口前进，11月2日解放两市，歼敌13万余人。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辽沈战役及其他战役的胜利，使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已下降至290万人，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增至300万人。这样，中国军事形势进人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毛泽东称这一转折"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并估计"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济南战役
济南战役是华东人民解放军于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在山东战场上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也是彻底消灭山东残敌、解放山东全境进行的最后一次大战。这次战役，还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大规模围歼国民党军队主力和解放敌军重点设防的大城市的序幕。
人民解放军自1947年6月揭开全面进攻的序幕以后至1948年秋，经过外线和内线作战，共消灭国民党军队94个旅152万人。国民党军队虽然仍有兵力360万人，但用于第一线作战的只有170万。而且多为新补充兵员，战斗力及士气大为下降。而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到280万人，技术装备上已有显著提高，建立起了特种兵纵队，拥有一定数量的火炮和重武器，战争条件开始优于国民党军队。同国民党军队打大仗、打硬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政治局会议，指出同国民党军队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在部署东北野战军组织大规模的辽沈战役的同时，命令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
蒋介石基于其军队机动兵力下降，被迫从全面防御转为重点防御。1948年秋，国民党军事当局确定在中原和华东实行"三角、四边、十三点计划"，即：国民党军在华中、华东、豫陕战场集结65个整编师（军）共100万兵力，企图保住徐州、汉口、西安之间的三角地区；陇海路全线、津浦路兖州至浦口段、郑州以南平汉线、宝鸡至成都公路四条边；以及郑州、开封、济南、商丘、南阳、襄樊、确山、信阳、汉中、安康、钟祥、宜昌、合肥13个重要据点。济南就是这一计划最北端的战略据点。蒋介石制定的计划是，以10万重兵依托坚固工事，坚守济南，北与平津相支撑，东与青岛相呼应，以屏障徐州。为此，制定了以徐州3个兵团27万人北上的"会战计划"，即在济南遭到华东解放军的攻击时，以第二"绥靖"区王耀武部坚守济南，消耗疲惫华东解放军，然后以第二、第七、第十三兵团由徐州北援，企图在兖州、济宁间击破华东解放军主力，解围济南。
中共中央、毛泽东对济南战役极为重视，指示华东野战军必须集中全力，以20天至2个月左右时间完成攻克济南。1948年8月12日，毛泽东又提出"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的作战方案。在战役具体部署上，中共中央军委作了明确指示：攻战部队应以山东兵团全部再加外线兵团一部组成，首先置主力于西面，夺取机场，断敌空援，尔后依战况发展使用主力于最有利的作战方向；打援和阻援部队应全部置于援敌正面，不但应设法阻敌20天以上，而且应预定在兖州附近歼灭援敌一部或大部。为配合济南战役，中共中央军委又指示中原解放军进行配合，造成攻打徐州之势，达到牵制徐州之敌不敢北援的目的。
华东野战军前委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以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其中以2个纵队组成东集团，以3个纵队为西集团，以1个纵队为总预备队；另以9个纵队和3个旅共18万人组成打援集团，分别于巨野、兖州等地区夹运河而阵，担负对徐州北上之敌的阻援、打援任务。
济南战役于1948年9月16日夜正式发起，华东野战军攻城集团各部向济南外围攻击前进。至17日，西集团攻占匡李庄、杜家庙、琵琶山、崮山等地，逼近机场、腊山、党家庄；两广纵队及野战军司令部警卫团攻歼长清之敌。东集团第九纵队攻克城东屏茂岭山、砚池山，直扑外城；渤海纵队攻占韩仓，围攻王舍人庄敌。18日，西集团攻占古城、玉皇山等地，歼灭国民党军整第八十四师一部，并以炮火控制了机场。19日晚，国民党军整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下，率部3个旅2万多人举行战场起义，西集团乘机于20日拂晓全部占领了商埠以西以南阵地，东集团直逼东城垣。至此，华东解放军已扫清国民党济南守军外围据点，从四面包围了济南。
月17日，蒋介石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率第二、第十三兵团由鲁西南北援，第七兵团向徐州集结，准备沿津浦路向北攻击，企图实施其事先拟定的"会战计划"。中共中央军委获息后立即致电华东野战军准备阻击，并指出王耀武很有可能突围而出，向天津或青岛或临沂等处退路，务必布置好，达到全歼目的。遵此，华东野战军即令攻城部队9月20日迅速向商埠及城垣攻击，同时部署力量防敌逃跑，打援、阻援部队调整作战方案，准备集中打击已集临城的国民党军邱清泉第二兵团。
攻城部队激战至24日晚，连续突破外城和内战，全歼守军104290人（内有吴化文部2万人起义），活捉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人。由于华东野战军仅以8昼夜就迅速攻克济南，以及打援、阻援部队严阵以待，国民党军徐州地区的3个兵团惧怕被歼，未敢北援，蒋介石的"会战计划"完全泡汤。
济南的攻克，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队坚守大城市的信心。济南战役的胜利，为人民解放军夺取国民党军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取得了许多经验，过了"真正的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给予人民解放军全军将士以极大的鼓舞。中共中央军委9月25日批准了粟裕关于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两天以后，又向东北解放军首长提出歼灭卫立煌集团36个旅，并夺取长春、沈阳的任务。周恩来后来指出：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淮海战役
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华东、中原解放军及地方部队60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邱，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内，同80万国民党军队展开淮海大决战，歼灭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国民党军队。
在人民解放军发起完成济南战役之后，蒋介石感到徐蚌会战迫在眉睫，匆忙布置华中、徐州地区的防御：以白崇禧驻武汉指挥2个兵团、4个"绥靖"区共23万人，防御平汉路南段及长江中游地区，钳制中原解放军主力；调华中所属第十二兵团加入徐州方面，以增加该方面防御力量；以刘峙指挥4个兵团和4个"绥靖区"部队置于津浦路徐州、蚌埠段及其两侧地区，采取"攻势防御"，确保该段交通，以拱卫南京、上海。到1948年11月中旬，蒋介石又将从辽沈战场撤出的2个军投入，并为了加强指挥，又重任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令他全局指挥。
人民解放军的淮海决战方案有一个形成的过程。9月底，中共中央军委同意粟裕提出的由华东野战军出兵徐州、海州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同时针对刘峙集团一点两线（徐州一点，津浦路徐州以南段及陇海路徐州以东段两段）的部署及重兵密集便于机动的特点，确定了华东野战军以歼灭黄伯韬兵团和钳制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为作战目标。10月1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将整个战役划分为三个阶段，并着重指出第一阶段重心在于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11月9日、10日，果断地决定在徐州附近歼灭国民党军主力，勿使其南逃，并迅速攻克宿县以控制徐蚌线，断敌退路。至此正式形成了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于长江以北的决战方案。为加强领导，便于统一指挥，中共中央军委11月16日决定成立由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授以"临机处置一切"的权力。并责成华东、华中、华北三大区全力支援。
月6日，淮海战役正式开始，华东野战军从临沂、邹县一线分三路南下攻击黄伯韬兵团。蒋介石以为解放军目的在于攻打徐州，急忙命令4个兵团向徐州收缩。8日，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华东野战军迅速越过该部防线，将正在向徐州靠近的黄伯韬第七兵团包围于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22日加以全歼，黄伯韬毙命。徐州"剿总"刘峙哀叹："黄兵团覆没，所谓徐蚌会战的命运已经决定。"黄兵团被包围时，蒋介石命令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沿陇海路西侧向东增援，令孙元良兵团由宿县调防徐州，令平汉线上的黄维兵团迅速向徐州宿县一线前进。增援黄兵团的邱李兵团遭到了解放军东侧阻援部队8个纵队的阻拦，虽然付出近万人代价，仍被阻于离碾庄地区50余华里的地带。而在同时，解放军却在11月16日攻克了宿县，完成了对徐州国民党军的战略包围，并将来援的黄维兵团迎头阻击于浍河上游以南地区。
黄伯韬兵团被全歼后，蒋介石于11月24日将刘峙、杜聿明召到南京，决定三路会攻宿县，打通徐蚌联系，将徐州的3个兵团接出，退守淮南。具体部署是：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由固镇地区沿津浦线北进，杜聿明回徐州指挥主力南进，黄维兵团继续向宿县前进。
为粉碎这一会师宿县计划，解放军决定中间围歼，两头堵击。华东野战军分为南、北两个集团，分别堵击沿津浦路南北对进之国民党军；中原野战军全力歼灭黄维兵团。
赶来增援黄伯韬的黄维兵团11月24日渡过浍河后，发觉处境不利，掉头逃走，但已来不及，被解放军于25日合围于以双堆集为中心的地区。27日，黄维命令4个主力师打开缺口向南突围，但因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军第一一○师师长廖运周战场起义，突围未能得逞，遂固守待援。蒋介石为了援救黄维兵团，令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兵团由徐州南下，刘汝明、李延年两兵团由蚌埠北上。但在解放军的阻击下，未能达到目的。蒋见救援不成，黄维兵团有被全歼的危险，乃决定放弃徐州，由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兵团绕道南下；同时令刘峙飞回蚌埠督促刘汝明、李延年两兵团再次北进，南北对进，攻击中原解放军侧背，解黄维兵团之围，然后合伙南逃。
解放军早亦预料徐州国民党军撤逃，当杜聿明11月30日率部弃守徐州后，解放军即以11个纵队采取平行追击、迂回拦截和尾追的战术，于12月4日将杜聿明部3个兵团全部合围于永城东北青龙集、陈官庄地区，并于6日首先全歼企图突围的孙元良兵团。
到此时，解放军虽然分别合围了黄维兵团和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但一时难以全歼。于是便决定"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首先集中兵力吃掉黄维第十二兵团，同时挟住杜聿明集团，看住蚌埠刘汝明、李延年两兵团。12月6日，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至15日便全歼，生俘黄维。
黄维兵团被全歼后，杜聿明集团已成孤军，摆脱不了被全歼的命运。此时平津战役已经开始，为了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国民党军南下，并给被困之杜聿明集团造成更大困难以利歼灭，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遂决定对杜集团暂时围而不打，令淮海前线解放军进行战场休整，并对杜集团进行政治瓦解。到1949年初，平津国民党军已无逃跑可能，华东野战军遂于1月6日发起总攻。经4天战斗，全歼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生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击毙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第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逃脱。至此，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全部结束。
淮海战役历时65天，歼灭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5个兵团部、1个"绥区"司令部、22个军部、56个师，共55.5万余人。解放军伤亡13.4万人。至此，南线国民党军精锐师团丧失殆尽，国民党政府政治中心南京、经济中心上海等地已处于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淮海大决战的胜利，实现了毛泽东关于"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的科学预见。
陈布雷自杀身亡
年底，对国民党政坛产生极大震动的消息，不只是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的完全失败，还有蒋介石的心腹"文胆"陈布雷11月13日服安眠药而"安眠"于地下。
陈布雷给其妻子王允默的遗书中，在表达其夫妻恩爱而不忍离去之情的同时，道出了他不得不离去之原因：
默君惠鉴：我鉴于自身体力精力脑力之衰弱，实觉已不能再对国家非常时期作丝毫之贡献，偷生人世，已无意义。因此数年来所萦绕于心之"决绝"观念，而复屡萌而不能自制，如此对国家不负责任，实为一种无上之罪歉，尤其对君卅年之眷爱，而我乃先君而自弃，竞蹈吟兄之覆辙，自私自了，我实负君，无容可求谅恕。但宛转寸肠，早已思量不止千百遍，我如此下场之后，在君或反而减少牵虑之痛苦。我年将六十，譬如在武汉撤退时，在武昌、重庆轰炸时遭遇不幸，千万望君退一步想，千万勿为我而悲痛。我尚有若干知友，当能照顾我的家属。人生至此，命也，尚何言哉！来日大难，君与令姊太觉孤寂凄凉，可将在国内之三儿召回一人留侍。后事如何，不忍预嘱。我一生爱惜名誉，今乃以如此不仁不义不智而弃世，徒供世斥，有负平生。然事属万不得已，君当了解出此下策，无可奈何，我的灵魂永远依绕君之左右，肠断心枯，不忍再往下写。我的躯体不值一钱，草草为我斥窀，即在南京薄埋之，千万勿为我多费财力也。痛极痛极，惟祝大局好转，国家长存，我虽死犹生矣。
陈布雷这个悲剧人物，其人生经历及家庭情况，恰如《中央日报》11月14日刊载的简历所说：
陈布雷先生原名训恩，字彦及，别号畏垒。浙江慈溪人，十四岁，补诸生。嗣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早岁致力教育及新闻事业，历任沪甬各学校教习，各报主笔，尤以辛亥革命在《天铎报》撰文及北伐前后主上海《商报》笔政最为海内宗仰。民国十六年以后，历任浙省府秘书长，教育厅长，中宣部副部长，教育部次长，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兼国防部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抗战期中，翊赞机务，卓著勋劳。胜利后任国府委员，现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代理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今年五十九岁。元配杨氏，继配王允默女士。子六：迟（字伯须）、过（字仲胜）、适、迈、遂、远，女二，孙男女三人。
陈布雷自1927年跟随蒋介石以来，为蒋起草了一系列文告、文件。其中著名的有1927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发表的《告黄埔同学书》、1928年7月的《祭告总理文》、1934年10月的《敌乎？友乎？》、1936年10月的《报国与思亲》……他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蒋介石对他的知遇之恩使他抱着"忠臣不事二主"的观念而"以死报国"。他在给蒋介石的遗书中写道：
"介石总裁均鉴：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部属布雷负罪谨上。"有的学者评价说："陈布雷之死，是在王朝末日一个走错了道路而又不能自拔的文士的必然结果。"此语入木三分。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和解放区的发展壮大，各解放区人民政府在新形势下逐步建立了新的金融体系。在此基础上，中央人民银行终于成立。
各解放区纷纷设立地区性银行，1945年11月，东北解放区在沈阳设立了全区性的东北银行，发行东北币。此外，东北解放区还设立了一些地方银行，主要有合江银行、牡丹江实业银行、吉林省银行、嫩江省银行、辽东银行等。1947年，这些银行先后并人东北银行，成为东北银行的分支机构。1945年11月，大连市在接收日伪银行的基础上，设立大连市工业、农业、商业三家银行；随后合并成立大连银行，1949年春也并人东北银行。另外，1949年春，改名为长城银行的热河省银行，也并人东北银行。
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原东蒙银行改为内蒙银行。1948年6月1日，内蒙银行改为内蒙古人民银行，发行内蒙币。与此同时，中原解放区于1948年5月设立中州农民银行，发行中州币。
在广东潮汕和东江解放区，1948年底、1949年春，分别设立了裕民银行和新陆银行。1949年7月两银行撤销，统一成立南方人民银行。
总结起来说，1948年以前，各解放区的银行及发行的货币主要情况是：东北解放区是东北银行，发行东北币；旅大地区成立关东银行，发行关东币；冀热辽边区，设立长城银行，发行长城币；晋察冀边区，设立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晋察冀边币；晋察鲁豫边区，设立冀南银行，发行冀南币；晋绥边区，设立西北农民银行，发行西北农民币；陕甘宁边区，设立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陕甘宁边币；中原解放区，设立中州农民银行，发行中州币；山东解放区，设立北海银行，发行北海币；苏皖解放区，设立华中银行，发行华中币。这些地区银行的任务分为对外和对内两项：
在衬外方面，主要是如何对付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1947年上半年之前，解放区还需要利用法币到国统区去购买物资，因此，一方面禁止法币在解放区市场上流通，同时适当吸收一些法币到国统区采购物资。1947年下半年之后，随着人民解放反攻开始和国统区经济日趋崩溃，解放区对法币采取了尽量少吸收、积极推出的办法。在1948年8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以后，解放区银行即拒收法币和金圆券。通过货币斗争，保护和提高了解放区的币值，如1948年1月，冀中各地通行的晋察冀边币每元换法币5.1元，到8月下旬，就可以换到775元。
在对内方面，解放区银行的任务是活跃经济，代理国库筹划财务，扶持生产。虽然由于巨大困难而难以做到财政收支完全平衡，而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靠发行货币来弥补，使得通货膨胀一度达到相当的程度，但是，由于解放区政府始终慎重控制货币的发行数量，并且由于解放区掌握了一定的粮食、布匹等重要物资，因而解放区的物价大体上平稳，避免了剧烈波动。如西北解放区1948年物价上涨1倍，而当时国民政府统治下的西安，物价上涨1400余倍。
随着老解放区的巩固发展和两个以上的解放区联成一片，解放区的金融系统逐步走向统一。1948年6月22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有关指示，要求各解放区将本年6月底以前货币的发行情况报告中央备查，今后若要增加发行，"必须事先将新拟增加发行总额多少，票面额多少及准备情形如何等等，报告中央批准"，从而为垒国的金融货币统一作好了准备。但是由于当时各解放区的行政、财政统一程度高低不同，同时因为战争正在进行，不可能立即将各解放区的货币完全统一起来，于是采取了逐渐统一的步骤，也就是首先使各大解放区内的货币按固定比价混合流通：在东北地区，长城币和关东币停止发行，三种货币混合流通，以东北币为主要通货货币，并逐渐收回长城币和关东币。在华北地区，晋察冀边币、冀南币混合流通，晋察冀边币停止发行，以冀南币为主要通货货币。在华东地区，华中币停止发行，统一流通北海币。在西北地区，停止发行陕甘宁边区，以西北农民币为主要通货。在中原解放区，统一流通中州币。
接着是各大解放区的货币互相兑换、通用。1948年10月初，中共中央批准华北与山东的北海币自10月5日起，按固定比价互相通用。华北与西北货币自10月20日起，按固定比价互相通用。中共中央同时还批准华东的北海币与华中币按固定比价，先在部分老区互相通用，至11月16日起，也实行了在两个解放区全区通用。这样，初步实现了华北、华东、西北、华中的货币统一。为确保货币统一不受干扰，中共中央还规定：私营银钱业虽然"暂准存在，但应严格管理"，不能发行货币，不准买卖金银外汇，不准经营投机贸易。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即将完全胜利，金融体系统一的时机成熟。在1948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就召开了华北金融贸易工作会议，讨论全国金融贸易工作的方针及发行新的全国统一的货币等问题。会议决定成立统一的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人民币，收回各解放区货币。同年11月18日，华北、山东、晋绥、陕甘宁等解放区协商决定，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三大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11月22日，华北人民政府正式发布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命令，规定从12月1日起，开始发行人民币，作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大解放区统一的流通货币，原有旧币逐步收回。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当时设在石家庄，第一任总经理为南汉宸。此后，除东北地区的东北银行和内蒙古的内蒙古人民银行暂时保持相对独立外，原各解放区的银行，陆续改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如山东省的北海银行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中州农民银行改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原区行，西北农民银行改为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等。大区以下省市设分行，县设支行。从而形成了新的国家银行机构网，实行了货币的统一。自此以后，中国人民银行成为新中国的中央银行，在国家建设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平津战役
平津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最后一个战略决战。在淮海战役鏖战之际，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共100万余人，在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领导下，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统一指挥下，于张家口、北平和天津等地区协同发起了平津战役。
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指挥下的国民党军4个兵团12个军连同其他武装共60余万人，在辽沈淮海两大战役震撼下，已成惊弓之鸟。由于美国、蒋介石、傅作义各有打算，因而撤守不定，南逃、西窜也不定。美国不愿意放弃在华利益，企图以直接援助诱使傅作义固守平津，牵制人民解放军南下，以掩护蒋介石在江南重整军力。蒋介石则以东南行政长官之职诱使傅作义南撤，以加强江南防御。傅作义则从自身利益计，拟西撤绥远老家，以保存实力，求得东山再起。由于美、蒋、傅都认为东北解放军至少休整3个月才能人关作战，所以不急于南逃或西窜，于是在1948年11月上旬南京军事会议上确定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据此，傅作义把蒋介石嫡系3个兵团8个军摆在北平以东及天津、唐山一线，将自己嫡系1个兵团4个军放在北平以西及平绥线上，形成东起唐山、中经平津、西至归绥的千里战线上一条长蛇阵，以便南逃或西窜。
对华北国民党军的企图，中共中央军委认为，能否稳住国民党军，不使其南逃西窜，不让它收缩集中，就成为能否全歼平津、张家口、唐山之敌的关键。据此作出了"稳住敌人，不使逃跑，分割包围。就地全歼"的战略计划。命令东北野战军于辽沈战役结束后，迅速秘密人关，出敌不意实施战略包围，力求全歼。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3人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统一指挥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百万大军。
月29日，平津战役开始，华北野战军根据毛泽东对国民党军分割包围、断其逃路的指示，包围了傅作义西窜绥远的唯一通道平绥线上重镇张家口，12月9日将傅作义嫡系第三十五军包围于新宝安，12月11日人关的东北野战军在康庄、怀来地区歼灭向西策应第三十五军的国民党军第十六军、第一。四军主力，从而完成了对平张线上国民党军的分割包围。为了防止国民党军从尚未完全断绝的海上通道逃走，人民解放军对平张线之敌"围而不打"，对平津、通线之敌"隔而不围"，割断国民党军联系，完成部署后再各个歼灭。毛泽东还致电华东野战军，暂停对被围的杜聿明集团的攻击，以免蒋介石迅速决定海运平津国民党军南下。
从12月12日起，人关的东北野战军主力以神速动作，出敌意外地提前完成了对平、津、塘国民党军的战役分割。这样到12月21日，人民解放军完全斩断了傅作义的一字长蛇阵，国民党军已无逃跑的可能，蒋介石、傅作义商定的"暂守平津，控制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局变化"的战略方针完全落空。
在平津战役最后部署完成之后，人民解放军即遵照毛泽东先取两头，后取中间，"只要塘沽、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的指示，对被围被隔之敌实行各个歼灭。12月22日夜，华北野战军向新保安国民党军第35军发起总攻，全歼该军1.6万余人，军长郭景云自杀。24日，华北、东北两大野战军在张家口以北地区全歼国民党军7个师5.4万余人，完成了对平张线上国民党军的消灭。
在北平以东到大海一线上，人民解放军本拟首先歼灭塘沽之敌，但由于该处地形不利于作战，且打塘沽时平津之国民党军有可能趁机突围，于是改打天津。人民解放军集中34万人，在天津国民党军警备司令陈长捷拒绝放下武器、和平解决的情况下，于1949年1月14日发起总攻，经29个小时激战，全歼守军13万余人，生俘陈长捷。1月17日，据守塘沽的国民党军5万余人乘军舰逃走，人民解放军追歼其后尾一部，解放塘沽。
天津、塘沽、新保安、张家口解放后，百万解放军云集北平周围，北平国民党军25个师25万余人已完全陷入绝境。人民解放军虽然已做好一切攻城准备，但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鉴于北平是世界驰名的文化古城，为保护其免遭战火，决定尽最大努力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北平；一旦和谈不成才以战斗方式解决之。经过努力，傅作义认清形势，下定了决心，坚定地接受了和平解放的协议，于1月21日达成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从22日起，国民党北平守军陆续开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按人民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编。31日12时30分，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师从西直门开人城区接防，北平城头上飘起人民解放军军旗，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历时64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部及1个警备司令部、3个兵团部、13个军部、50个整师共52万余人。人民解放军伤亡3.9万人。平津战役的战役，使华北地区基本上得到解放，其意义恰如中共中央在贺电中所说："华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连同东北、华东、中原、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及南方人民游击战争的胜利在一起，已经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中共宣布国民党头等战犯
在辽沈大决战完全胜利之后，在淮海、平津两大决战即将完全胜利之际，也即在中国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之时，中国共产党为了明确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责任，特此于1948年12月25日宣布了国民党头等战争罪犯名单。名单包括了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负有责任的43人，国民党发动内战时、中共宣布战犯时情况如下：
蒋介石，1946年发动内战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总裁，时任总统府总统、国民党总裁；李宗仁，1946年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营主任，时任总统府副总统；陈诚，1946年时任参谋总长，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白崇禧，1946年时任国防部长，时任华中"剿匪"总司令；何应钦，1946年时任陆军总司令，时任国防部部长；顾祝同，1946年时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时任参谋总长；陈果夫，1946年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CC系头子，时已去台湾；陈立夫，1946年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CC系头子，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孔祥熙，1946年时任中央银行总裁，时在美国为国民党政府索求贷款；宋子文，1946年时任行政院院长，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张群，1946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翁文灏，1946年时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孙科，1946年时任立法院院长，时任行政院院长；吴铁城，1946年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部长；五云五，支持国民党的"社会贤达"，曾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戴季陶，1946年时任考试院院长，1948年"行宪政府"成立后去职；吴鼎昌，1946年时任国民政府文官长，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熊式辉，1946年时任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营主任，后去职；张厉生，1946年时任内政部部长，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朱家骅，1946年时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仍兼中央研究院代院长；王世杰，1946年时任外交部部长，一直到1948年12月吴铁城接任为止；顾维钧，1946年时任驻美大使，时仍任驻美大使；宋美龄，蒋介石夫人；吴国桢，1946年时任上海市市长，时仍任上海市市长；刘峙，1946年时任华东"剿匪"总司令，时仍任此职；程潜，1946年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武汉行营主任，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1946年时任国民政府参军长，时任总统府参军长；卫立煌，1946年时在欧洲考察军事，曾任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营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余汉谋，1946年时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后曾任陆军总司令；胡宗南，1946年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48年时仍任此职；傅作义，1946年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营副主任，时任华北"剿匪"总司令；阎锡山，1946年时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太原解放后逃往南京；周至柔，1946年时任空军总司令，时仍任该职；王叔铭，1946年时任空军副总司令，时仍任该职；桂永清，1946年时任海军总司令，时仍任该职；杜聿明，1946年时任东北保安司令，时任徐州"剿匪"副总司令；汤恩伯，1946年开寸任南京卫戍总司令，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孙立人，1946年时任东北保安副司令兼长春防卫司令，时任陆军副总司令；马鸿逵，1946年时任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时任宁夏兵团总司令；马步芳，1946年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营副主任，时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陶希圣，1946年时任国民党《中央日报》总主笔，时仍任该职；曾琦，投蒋介石的中国青年党头子；张君劢，投蒋介石的民主社会党头子。
在上述战犯中，翁文灏、程潜、卫立煌、傅作义、杜聿明在新中国成立后均在大陆；孔祥熙、陈立夫、张君劢去美国，戴季陶1949年2月自杀身亡；李宗仁先去美国，后来叶落归根；其余先后逃往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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