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坐实总代理位置的华润。1978年、1979年国家先后允许广东、福建和京津沪三个地区设立驻港窗口公司，代理本省市对港出口。此后，随着内地驻港窗口公司的增多和港商到内地发展“三来一补”业务，华润独家垄断内地、香港两地之间贸易的局面被打破。
转眼到了1978年，一向爱好体育运动的邓小平恢复工作，他打电话给“北京电视台”（央视前身），希望该电视台可以转播该年度的世界杯足球比赛。因此，开播已20年的“北京电视台”想了办法——盗用国际广播卫星的公共信号，首次对世界杯半决赛、决赛进行了转播。当时每百户城市职工的电视机拥有率不过13.8%，众多农村甚至还没有用上电，更别说电视机。因此，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整栋楼的住户纷纷凑到一台电视机前看电视节目。显然，对于首次接触世界杯的中国人来说，它无疑是一档稀奇的节目，热得打着赤膊、摇着蒲扇的中国人在电视里看到阿根廷世界杯上球迷和球员搓手取暖还略有不解。
年初，元旦那天，“北京电视台”新增一档栏目叫作《新闻联播》，《新闻联播》开播的首位主持人李娟，拿着油印的串联单在略显简陋的条件下第一次录制《新闻联播》的画面也被载入了央视的历史画册。多年后，这档节目成了中国收视率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节目，也是全世界拥有观众最多的电视节目。
7月20日开始的三天时间是这一年的高考日，学子们奔赴考场圆那梦寐以求但曾破碎了的大学梦。这次考试地理试卷上的一道题目是：北京夏至时，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什么季节？610万考生中的大多数甚至都不能很顺地念出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城市的名字，更别说掌握它的气候特点。有些刚刚观看过“北京电视台”世界杯决赛转播的考生还算比较幸运，他们根据阿根廷世界杯上球迷紧裹大衣、口冒寒气的神态，或许可以推测出地球的那边正值隆冬。
同年，国家各部门纷纷派出干部出国考察，考察范围很广，囊括了美、日、欧、苏联、东欧等众多国家和地区。因为计委提出了“8年引资180亿～200亿美元”的计划，并要求进一步落实引进规划。这些干部中的大部分人从来没离家这么远，更别提到资本主义国家考察，那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他们回来之后，周围的人们追问他们出国的见闻：日本人每两户有一辆小轿车，95%以上家庭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反观国内，尚有2亿人的温饱问题亟待解决。听完考察归来的干部们对外国人生活的描述，人们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原先脑中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并非想象的那样，原来不断支援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竟如此落后。对比之下，干部们不免感觉“寒碜”，深受刺激。同时他们也领悟到：资本主义并非一无是处。这一年，有12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亲身体会了世界和中国的落差。他们想到邓小平前段时间刚刚提出的问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到底在哪里？怎么才能发挥出来？我们的人民好多人饭都不够吃，这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吗？
而邓小平在年底也带着一连串的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亲赴日本“取经”，他对记者笑称自己是去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管理和技术经验。当陆续参观完当时日本最大的4家企业后，邓小平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此前，他已经相继考察了东南亚的诸多国家，相信他的心里已经有了一杆秤。
种种迹象表明，此时的中国正在努力地触摸世界、追赶世界。而面对陌生而又新鲜的世界，中国的决策者，为了举国的人民和自己的信念，决定发动一场新的“战役”来缩小中国和世界的差距。
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路，这短暂的5天和之前的36天工作会议为之后的几十年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三中全会先向前看，看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从而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筹划今后，看我们的道路怎么走。
继而，中国开启了伟大的改革开放的大门，春天来了。
全国的重心重新回到了经济建设上，而半封闭的中国也即将敞开胸怀，拥抱世界。很多人已经隐隐约约感受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紧接着，中国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对内的改革和对外的开放。
这一年的冬夜里，安徽小岗村18个农民用颤抖的手指在“生死状”上画押，这一颇具符号性的事件昭示着中国开始了对内的改革，联产承包很快开始，盛着“大锅饭”的那口“铁锅”终于要被击碎了。
而接连不断的干部外出考察，则为实施对外的开放做足了工作。
邓小平还找到年事已高的荣毅仁等几位工商界元老，在人民大会堂摆了火锅，边吃边探讨中国的经济建设、对外开放①，征求他们的意见。
与此同时，中央已经制定了多项外资引进计划和先进技术引进计划②，并先后划定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多个经济特区首先对外开放，中国已经迫不及待地行动了起来。
原有的外贸体制和已经到来的对外开放并不统一，对外开放的到来意味着对外贸易的放开，更意味着延续近30年的外贸垄断终将在这个“中国外贸活动的一个活跃的春天”被打破。
政策转变接踵而至。各省、直辖市、沿海城市纷纷被准许设立贸易公司，贸易公司顿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同时，一大批颇具中国特色的工贸公司风起，这些公司多数由贸易公司和工业生产公司合资成立。而这些工贸公司虽不以外贸公司命名，所做业务却均是对外贸易，只因不属外贸部管辖，所以叫工贸公司。大量涌现的工贸公司和地方贸易公司对原有的专业外贸公司的业务构成了严重的冲击。
同时，国家开始缩减指令性计划内容，转为扩大指导性计划的内容，配合市场调节。又一个中国特色的名词——“双轨制”诞生了，即计划内和计划外的两条不同轨道并行，如外汇的双轨制、物资价格的双轨制，等等。指令性计划内容是外贸国企传统得以维系的主要业务来源，这一业务源的缩减对外贸企业的影响是巨大的。为了更好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国家还逐渐取消了对亏损外贸企业的补贴，试图使企业回归本位，实现自负盈亏。
种种政策相继出台，外贸企业赖以生存的垄断政策不断被剥离，仅剩下一些维持生计的业务。这时外贸企业发现，除去那些依赖了几十年的垄断政策外，它们拥有的只是一个“皮包”，它们与此时大量涌现的“皮包”公司相比，只多了国家的政策，别无所长。这时有一些外贸人开始思考未来的出路。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内外信息沟通愈加便利，对外贸易再不是一项神秘的活动，外贸企业现在不行动，晚一点可能连行动的机会都没有了，它们只能赶在完全开放之前布局、变革，幸存的概率才会大一些。作为生存了几十年的外贸企业，它们对国外市场了解得较为深入，对传统的国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形势也很了解。中国出口产品相比其他同类产品较为粗糙，包装也较为简陋，这些问题也曾困扰它们多时，随着计划经济的逐步转轨，旧的以产定销的模式必将向以销定产转变，外贸央企需要有更多的思考。
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坐实总代理位置的华润。1978年、1979年国家先后允许广东、福建和京津沪地区设立驻港窗口公司，代理本省市对港出口。此后，随着内地驻港窗口公司的增多和港商到内地发展“三来一补”业务，华润独家垄断内地、香港两地之间贸易的局面被打破。
何谓“三来一补”？其实就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这是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初期尝试性地创立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它最早出现于1978年的东莞①。而“三来”企业主要的结构是：由外商提供设备（包括由外商投资建厂房）、原材料、来样，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由中国企业提供土地、厂房、劳力。中外双方对各自不作价以提供条件组成一个新的“三来”企业；中外双方不以“三来”企业名义核算，各自记账，以工缴费结算，对“三来”企业各负连带责任。随着中国制造业的逐渐发展，2000年后，“三来”结构给企业带来了多方面的问题，显得越来越不适应加入WTO后中国的发展。至于补偿贸易，则是一种由国外厂商提供或利用国外进出口信贷进口生产技术和设备，由我方企业进行生产，以返销其产品的方式分期偿还对方技术、设备价款或信贷本息的贸易方式。
在1978年、1979年的那段时期，水货冲击、低价倾销、客户货源流失、代理渠道混乱现象日益严重，这个时候的中粮，则开始了与外资的合作，并启动了实业化投资的序幕。但华润当时的境况却没有这般的轻松——怎么办？总代理的位置被打破之后的华润该何去何从？
根正苗红的华润并不“信邪”，华润认为凭借自身的老资历，国家一定会给予照顾。于是，华润初期应对的策略就是一个“堵”字，借此希望国家制定有关政策，保护自己，减少竞争，从而巩固总代理的地位。殊不知，历史的发展潮流是不容主观改变的——外贸经营体制的改革已经是一种时代的选择和潮流，而只有顺应这种潮流并主动应变和突围，才能再造生机和活力。因此，华润的“堵”之策略并没有奏效。
就在华润上下为之挠头的时候，中粮很显然已经走在了前头——除了将可口可乐这个“金龟婿”赚到自己手里之外，还在1980年的4月，成立了第一家全资海外公司，即中粮纽约有限公司，以此拉开了海外战略的序幕。
华润必须改革了，即经营体制从行政管理向企业化运营转型。
1981年年底，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贾石率港澳工作组来香港考察了华润的经营体制，并听取了华润的改革设想。第二年年初，外贸部下发了《关于华润公司经营体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决定扩大华润在进口、转口、自营、本地零售和贸易辅助业的经营范围，即扩大华润集团的“势力范围”。这些决定对华润经营体制的转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意见》下发后的第二年，即1983年的9月，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下属公司以资本为纽带被改组为华润全资拥有或控股的附属企业。华润集团的成立为华润按照香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经营企业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这也为日后华润集团的成长壮大以及宁高宁大刀阔斧的改革提供了先天条件，奠定了基础。
紧接着的1984年，华润集团提出了“依靠内地、立足香港、面向世界，把华润办成以贸易为主的多元化、国际化的大企业”的经营方针。华润集团由此走上了一条与内地不同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当然，说到外贸体制改革，不能不提到一个公司，那就是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
其实，正如前文所述，外贸体制改革早在1978年就已经开始了。这一年，中国第一家工贸公司——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的成立，标志着外贸总公司垄断全国外贸的局面被打破。而此前，全国只有14家外贸企业。但仅仅一年之后，就发展到了192家。
1984年9月，以“简政放权”为基调的外贸体制改革报告被通过。自此，省级外贸公司数量也开始显着增加。据当时的外经贸部统计，从1979年下半年到1987年间，全国共批准设立各类外贸公司2200多家，比1979年增加了11倍还多。
因此，有评论称，以一家工贸公司的成立作为打破垄断的先声，很具象征意义。因为它反映了当时的中央高层对经济规律的认识的过程，和对现实的清晰的判断——长期以来，工贸分家、产销脱节，造成了出口产品不适销对路，产品质量差，以及生产企业缺乏出口积极性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一改革，似乎已经开始往“打通产业链”的方向努力。对于传统的外贸央企而言，这一缺口一旦打开就再不能封上，开放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不可逆转的潮流。而新出现的这一群体——工贸公司，至今仍有众多活跃在市场上，并具有不可小觑的竞争力。
当年的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家集团型企业，简称中设集团。该集团是以国际工程业务、成套设备业务为核心业务，以国际贸易业务和科研设计及国际服务业务为主要经营业务的大型国际化综合性企业。
经查阅，中设集团在中国商务部公布的2007年度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前50强企业中，名列第六位；2008年度，名列第三位。在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前50强企业中，名列第九。此外，中设集团连续多年被美国着名的《工程新闻记录》（ENR）杂志评选入国际最大的225家承包商排名表，2003年曾排名第64位。
同时，该集团的国际工程总承包和成套设备出口业务遍及五大洲，涵盖发电、输变电、轻工、纺织、食品、建材、交通、铁路、港口、通信、广播电视、船舶及冶金、矿山等多个行业。其国际贸易业务多年来稳步发展，已经形成遍及世界120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网络，中国许多大型汽车制造企业、石油化工企业、冶金矿山企业、电力企业、重型机械企业以及城市环保的大型成套设备都是由该集团引进的。
①之后不久，荣毅仁奉命负责组建了当时被称为“对外贸易窗口”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即今日的中信集团。
②1978年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为1.67亿美元，1980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为-13亿美元，那几年投资力度可见一斑。大部分的技术引进工作由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负责，该公司同为外贸央企群落的一员。
当年的颇具改革象征符号的工贸公司，其实也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20世纪80年代，中设集团使用卖方信贷方式成功出口了我国第一套210MW火电站，有力地推动了卖方信贷的发展。90年代，中设集团第一次将我国燃煤、燃气轮发电机组以及320MW火电机组打入国际市场；第一次在非洲中标4台30MW机组水电站承包工程；设计并安装了日融化300吨、500吨的浮法玻璃厂。进入新的世纪，中设集团第一次将我国22万线程控交换机出口到海外；第一次将有高技术含量的远程控制电表大批量出口到欧洲；2007年，第一次将600MW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电站和600MW亚临界发电机组出口国际市场……中设集团至今仍保持着“中国电站出口第一”的荣誉。
据资料记载，自1985年起，经贸部不再编制、下达外贸收购计划和调拨计划，而随着外贸经营权的下放，则规定凡是经批准经营出口业务的单位和企业，都要承担国家进出口计划任务。这等于一下子就将中粮等外贸央企，放进了自由竞争的海洋里，任由其和那些数量日益剧增的新外贸企业进行竞争。
要知道，改革之前的外贸央企由于垄断进出口而具有先天的优越感和“生杀予夺”的权力。而随着外贸体制改革大幕的启动和深入，外贸央企简直被“炮轰”了一番，血淋淋的，残酷而现实。
尽管各地都增加了新外贸公司，但与老牌的外贸企业相比，这些公司无疑是稚嫩的，尤其是在老牌外贸公司的故意刁难和消极抵制下，当时中国的外贸也有一团乱象的事实。
在这样的情势下，随着“十三大”的召开，外贸体制的改革来得愈加直接和凶猛，“十三大”也被视为一次直接改变老牌外贸央企命运的历史性会议。而此后所陆续颁发的各类外贸体制改革的文件，就如同一枚枚炮弹一样，残酷无情地落在了中国五矿、中粮等那些外贸央企的头上。它们警惕地注意到“要变天了”，并被迫开始了自我拯救的行动。因为，就在1986年的7月，钱嘉东代表中国政府在日内瓦提出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申请，中国开始“复关”努力。相信那时，看到这条信息的外贸国企大佬们眼前就有了将来的外贸景象图：关税降低、壁垒减少、互惠互利、行业放开，等等。如果“复关”成功，它们将何去何从？
不管怎样，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外贸体制的松动，一些地方政府在港的窗口公司也越发地活跃了起来，并在日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逐渐成为丝毫不逊色的大企业集团，如曾经造就股市辉煌的北控集团，如曾经造就红酒绚丽篇章的天津发展，还如上海的上实集团，等等，不一而足。
它们和老牌外贸央企，相互交织着，一起经历了中国外贸企业的酸甜苦辣以及前世今生……
风吹雨打第二波——“航母”变身“小舢板”
从“爷爷”到“孙子”，贸易型央企群落走到了历史的一个拐角深处。
1987年，是一个让几乎所有外贸央企都无法忘却的年度。在这个年度的10月，中共中央“十三大”召开，改革的热浪扑面而来，而外贸央企所面对的现实就是命运的沉浮。
中共“十三大”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其中，关于对外开放工作，“十三大”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正确选择进出口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进一步扩展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交流，坚决有步骤地改革外贸体制；必须继续巩固和发展已初步形成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十三大”以后，中国实施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主要措施是在沿海地区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要求沿海加工工业坚持“两头在外”（指生产经营过程的两头：原材料和销售市场）、大进大出。
不难看出，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显着加快。
而这一年的9月，《一九八八年外贸体制改革方案》获国务院通过。第二年，即1988年2月，国务院又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和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代理制所适用的进出口商品和代理商的主体资格作了原则性规定。这是一份迄今为止最能改变包括中国五矿、中粮以及华润等在内的中国老牌外贸央企命运的历史性文件。对于它们来说，文件的要命之处在于，“各外贸进出口总公司和部分工贸进出口总公司的地方分支机构与总公司脱钩”。
至此，经过近10年的改革和探索，建立在垄断经营和不完全竞争体制下的外贸代理制基本确立。
按照“十三大”提出的“促进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要求，从1988年开始，外贸企业普遍开始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并对轻工、工艺、服装三个外贸行业实行自负盈亏的试点。
这应当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贸体制的第一次重大改革。
应该说，这个时候的中粮，的确可以与国际四大粮商相媲美。
那时候的中粮主管着全国49家粮油食品分公司，拥有的独立核算的企业达1313个，职工总数超过了12万人，资产总额达165.15亿元，净资产总额则达到了24.3亿元。
165.15亿元这个数字在当时意味着什么？用“大鳄”来形容中粮一点也不为过。
根据有关报道记载，成立于1902年的美国ADM公司1987年的资产总额为33.154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23.4亿元，比中粮少40多亿元人民币。而美国ADM公司在那一年的美国500强企业中的排名第67位，在2007年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则排名第174位，并与嘉吉、路易达孚、邦吉合称国际四大粮商。
可以说，1987年的中粮称得上是世界上顶级的农业大公司之一。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级农业大公司，在从1987年开始的外贸体制改革中遭到了“炮击”：随着外贸体制改革的推进，各外贸进出口总公司和部分工贸进出口总公司的地方分支机构与总公司脱钩，中粮也难逃被“肢解”的命运——这一年的10月，在北京西郊的香山饭店，面对全国49个分公司经理，时任中粮集团总经理的曹万通在公司全国经理会议上无奈地宣布，中粮集团与各分公司“脱钩”。
昔日的旗下公司转瞬间就自立门户，并一下子成了中粮集团的最直接的竞争对手！
第二年的1月1日，49家分公司中的43家全部与中粮集团脱钩，中粮集团过去对分公司的投入以及许多实业项目等，也一下子被划转到了分公司。余下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山东、上海6家分公司尽管没有与中粮直接脱钩，但也都掌控了人事管理权、业务经营权等。这6家分公司拥有独立核算企业142个，职工1.2万人。
这样，曾拥有165.15亿元资产规模的世界级农业公司的总资产一下子缩减到了25.26亿元，净资产只有6625万元，而员工人数也一下子从12万人转瞬间减到不到500人。
而1988年这一年，国内外贸的形势也让中粮难以适应——外贸公司的数量进一步增加到了4000多家，而中粮要和这4000多家一起接受“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考核。
“走投无路”的中粮开始了自我拯救的行动——根据《中粮志》记载，中粮总公司的所有处室全部被改成了经营性的子公司，并相继在深圳、上海、大连等地成立了8家全资子公司，同时与外资和地方企业成立了一些生产型的企业。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粮才有了向实业化进军的一系列举措。
但问题是，向实业化转型的中粮，是否还应该承载保证国家粮食安全重大使命的责任呢？其实，这样的疑问至今依然不断。问题是，已经被“炮击”的中粮还有能力和希望承载这一责任吗？
这一切的一切都归结为一点，即中粮集团的本来使命应该是什么？应如何去定位它？
而当国际四大粮商在全球化时代来势汹汹的时候，从1987年就开始被“肢解”的中粮似乎已经无法再现当年“航母”的辉煌。摆在中粮面前的问题是：究竟是贸易第一位还是实业化第一位？或者说如何兼顾贸易和实业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追问恰恰应该是当前围绕中粮的最大的反思焦点。
然而，似乎很少人去关心和探讨这样的命题。
自此，也才有了后来的周明臣引领并改造中粮集团12年的故事，也才有了明星企业家宁高宁作为“空降兵”大胆改造和转型中粮集团的故事……
但问题是，中粮集团该不该重新做回一家农业大公司呢？似乎从1987年开始，本该做一间农业大公司的中粮就已经回不去了吧？
也在1988年这一年，中粮的外贸兄弟中化同样面临着与分公司脱钩的问题，以往的模式是：总公司的出口计划定了以后，会将出口任务继续下分到各个分公司、口岸。之前给中化供货的口岸公司主要为“广大上青天”——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5个。脱钩意味着总公司与分公司各自独立，互不关联，总公司管好自己就可以了。如果要出口，总公司（分公司）自己去找合约、找货源；而进口合约更是被各口岸公司拿走大半。
中化顿时变得很无助，不过此时它并未坐以待毙——中化陆续成立了自己的分公司来继续拓展进出口任务，并与自己以前的地方分公司竞争。行政形成的“腿”被卸掉以后，只能自己造“腿”来继续行走。于是有了中化国际的前身中化橡胶、中化塑料以及中化浦东等一直持续到现在的中化各分公司。不仅如此，中化甚至看得更远，它将布点的范围延伸到了海外，在海外众多国家成立了分公司，受自己控制组织进口货源。
而当1987年开始的外贸体制改革风浪刮向大江南北之后，也就是外经贸部将外贸权的审批工作下放给地方的短短几个月内，各地盲目批准成立了一大批的新外贸公司，于是一系列的管理难题和混乱状况出现了。
1988年10月，中央、国务院决定清理整顿公司，收回放权。
而在这一放一收中，至少类似中粮、中化这样的曾经有望一直与国际跨国公司竞争的企业“伤了元气”。
之后的中粮、中化相继吹响了向实业化进军的号角。
与中粮、中化等兄弟企业相比，中国五矿的日子其实也并不好过：20世纪70年代在“文革”动荡中求生存；20世纪80年代在开放阵痛中求发展。
1977年初，十年“文革”刚结束不久，中国五矿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经理会议。
据时任浙江省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总经办主任沈雄民回忆，这次会议由田光寿总经理主持，并安排了两个主要工作：一个是批判“四人帮”破坏外贸的罪行，另一个则是安排部署业务工作。
中国五矿公司开始努力恢复正常的经营管理。
据资料统计，1979年，中国五矿公司进出口贸易额猛增至61亿美元左右，比1969年增长近7倍，而与其建立了稳定的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也已经达到123个，其中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就达109个。
1978年年底，曹中枢就任中国五矿总经理。这个人同样是老外贸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位曾经担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荣毅仁副手的老外贸人，在1963年到1981年间一直在中国五矿公司工作，历经了中国五矿在“文革”期间的风雨飘摇以及外贸体制开放之后的阵痛。
曹中枢1915年生于山西太原，小学毕业后因为家境困难，就学做小买卖维持生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八路军，先后当过八路军太行合作社副社长、山西林县货站经理等，开展解放区对敌战区的贸易，筹措军需物资。抗战胜利后，被派往山东临清担任第三贸易公司经理。1949年，曹中枢在新中国最早的外贸机构中共华北政府华北贸易公司担任副经理。两年之后，又在新成立的中国进出口公司担任副经理。1955年中国进出口公司业务划转到各个专业公司，曹中枢被调到中化，并于同年的9月被任命为经理。1959年，曹中枢奉命组建中国基地局，并于1960年5月任第一任局长。后到中国五矿任职。1981年则被荣毅仁指名调任中信。
提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五矿，曹中枢对《中国五矿报》回忆说：“五矿那时候的买卖做得挺大的。公司积极与比利时、意大利、西德（联邦德国）、英国等国的一些大的贸易组织开展贸易，进口了钢材等大量的重要物资，支援了国家的建设”。
从1978年起外贸体制的松动所给中国五矿带来的影响与带给其他外贸类央企的影响是一样的。对此，摆在中国五矿面前的现实问题就是，必须要有突破性的举措，而这些举措则是更多借中国开放的东风展开。这些举措主要聚焦在海外发展、实业投资以及金融资本方面。
中国五矿不能忘却的深刻记忆是：1987年开始经贸系统试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而从1988年1月1日开始，根据国务院的决定，省市五矿分公司与总公司全面脱钩，就像中粮集团与各省市分公司脱钩一样，省市五矿分公司自此划归地方管理。这就导致中国五矿总公司与其所属的省市分公司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同时，中央所属有关部委和各省市也先后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多家外贸公司，并取得了五金矿产品的外贸经营权，率先打入了五金矿产品这类以初级加工产品为主的外贸经营领域，从而打破了中国五矿总公司30年来对五金矿产品垄断经营的局面。
据资料记载，1982年国家对出口商品实行分级管理、分类经营，中国五矿总公司的经营品种和经营范围也因此先后遭到多次调整和缩减：原来经营的部分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48个小有色品种）都先后移交给中国冶金进出口公司；而煤炭的进出口业务则被移交给新成立的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1986年，中国五矿再次被“割肉”，国家政府间记账外汇协定贸易项下的有色金属品种被划归新成立的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公司。
“（由于）调整，五矿总公司减少进出口额4亿美元以上，持续经营的品种也因众多外贸公司的竞争而受到很大的影响。比如，由于钢材进口普遍推行代理制，随着各省市经营钢材进口的外贸公司数量逐渐增多，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国已达73家，五矿总公司经营的钢材进口量占全国比重逐年下降，1979年以前为100%，1982年为87.3%，1989年为70.6%，1990年为60.2%。”中国五矿如是说。
被“割肉”的中国五矿，无疑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挑战，就如同中粮和华润一样。
首先是出口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全国出口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1988年起又进行外贸体制改革，总公司与省市分公司脱钩，出口计划随分公司下达到省市，多年扶持的出口货源基地大部分都划归到地方，如此，中国五矿自营出口计划只有1000万美元。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只要对比一下，就能得知：1987年的出口实绩12.73亿美元，是1000万美元的127.3倍！巨大的落差自然导致中国五矿总公司上下压力重重。
同时，中国五矿先前一统天下的进口局面也被打破了，中国五矿不得不与已经变成直接竞争对手的原旗下省市公司以及新成立的其他外贸公司一起“抢食”，其心理状态可想而知，仿佛从天上一下子掉到地上一般，狠狠地摔了一下子。
从“爷爷”到“孙子”，贸易型央企群落走到了历史的一个拐角深处。
一来二去之后——“瓜豆皆种”
20世纪80年代的中粮简直是四处出击，甚至还做过彩电、纺织、陶瓷等业务，但这些业务最终都没什么起色，“泥沙俱下”。中粮投资的盲目性可见一斑。与此同时，国家也发出了“走出去做生意”的政策号召，希望央企能实施海外的发展战略。刚被“肢解”的中国五矿看到了一丝“希望”。
已经从“航母”变成“小舢板”的央企，开始四处出击。
相比较而言，中粮在20世纪80年代率先开始了自我拯救的一系列行动。当然，这些行动部分在日后确实奠定了目前中粮的产业基础，比如葡萄酒业务、食用油业务，但更多的行动则是盲目的、无效的，是“病急乱投医”的典型表现。
根据《中粮志》记载，中粮的第一家合资公司、也是外贸系统内成立的第一家中外合资公司就是中国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1983年8月，中粮集团、香港远大酒业（实际上是中粮在香港的公司）和张家口长城酿造公司，在河北张家口市沙城成立了这家公司，标志着中粮首次进入实业领域。而这也是1978年外贸体制松动及改革以后中粮首次做出的自我突破举措。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回应，尽管这种回应在当时似乎更多的是出于被迫和偶然，但恰恰是这种被迫和偶然在多年后造就了中粮在葡萄酒业务领域中强有力的市场地位——足以与中国的葡萄酒龙头企业张裕抗衡，葡萄酒已成为中粮食品公司业务的核心组成部分。
其实，那时候的张裕也不像今天这样有名气。尽管张裕葡萄酒公司早在1892年就成立了，但一直鲜有突破性发展，不能与国外葡萄酒品牌相媲美。这或许也让当时的中粮看到了市场的机会和希望。另一方面，1983年沙城酿酒厂成功研制出了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瓶干白葡萄酒，这应当是当时中国在葡萄酒领域中的一次“重大技术创新与突破”。如何将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成为市场结果？沙城酿酒厂将目光盯在了中粮身上。于是，两家企业自然而然走在了一起。而为了获取在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惠，香港远大酒业也参与其中。
此后的1988年，中粮又利用旗下的法国鹏利公司与昌黎酿酒厂成立了第二家葡萄酒合资企业——华夏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事后，中粮的几家葡萄酒公司发生了很严重的“内乱”，如何有效整合一度成为中粮的难题。
中粮集团下属有三家葡萄酒制造厂，分别是位于河北张家口沙城的中国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位于河北昌黎的华夏葡萄酒有限公司和位于山东烟台的烟台中粮葡萄酒有限公司。早期，1983年长城葡萄酒即在河北沙城产区投资建厂，生产出了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和第一瓶香槟法起泡葡萄酒，两大品种均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被欧美酿酒专家誉为典型的东方美酒。中期，1988年中粮在河北昌黎产区投资建厂，生产出了中国第一瓶世界级标准的干红葡萄酒，并且中粮又首次代表中国干红在第二十九届法国国际评酒会上获特别奖。后期，1999年中粮又在山东烟台产区投资建厂，通过全新的经营模式吸收世界上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管理经验，进一步丰富长城品牌。
长期以来，三个企业共用同一个“长城”品牌，但却各自为政，在研发、生产、销售、人事等方面保持独立并且互相制约，这使“长城”品牌一直处于内部相争状态。因此，“长城”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是杂乱无章的，消费者在日常消费中往往会产生“哪个才是正宗的长城？”这样的疑惑，这对“长城”品牌价值的提升是非常不利的。而且在调查中发现，大多数的消费者并不知道长城葡萄酒是中粮集团的产品，这样的无形资产被白白浪费，十分可惜。
2003年，中粮酒业以总代价1.85亿元人民币增持中国长城葡萄酒公司50%股权，收回“长城”的品牌管理权，对旗下三家“长城”的利润、品牌形象、市场渠道和生产管理进行统一调配。中国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成为中粮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从此，国内“华夏长城”、“烟台长城”、“沙城长城”三个长城葡萄酒品牌结束了“内乱”。中国“长城”葡萄酒以整体品牌形象拓展国内外葡萄酒市场，大大增强市场竞争力。
除了进军葡萄酒业务，中粮在那个时代还养过猪。据记载，1985年5月中央1号文件全面放开生猪市场，结果国营收购锐减，年收购量维持在120万头左右，市场上出现了第一次猪价大的波动。怎么办？为了保证港澳地区的活猪供应，国家立即要求中粮斥资率先从国外引进优良种猪品种，在湖北建立起丹麦长白、英国大约克和美国杜洛克核心群种猪场，在武汉建立种猪测定中心。
尽管当时中粮的举措是在国家的要求下进行了，但似乎谁都不会想到若干年后的中粮，在宁高宁的执掌下，造油、造葡萄酒、造巧克力，不仅进军畜牧业和养殖业，而且还以全产业链的名义并购蒙牛乳业，从而“杀进”了牛奶行业……
不过，对于1988年后的中粮而言，最实质性的突破就是打造食用油业务。1987年12月1日，也就是中粮这个曾经的世界级农业公司动了“大手术”的一个月后，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丰企业贸易公司和鹏利有限公司共同投资3500万港元，组成了南海油脂工业（赤湾）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合资公司：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是蛇口开发区的企业，投资175万港元，占5%；深圳宝丰企业贸易有限公司是中粮在深圳的全资子公司，投资525万港元，占15%；外方企业鹏利有限公司投资2800万港元，占80%。而鹏利有限公司则是1973年中粮在香港与嘉里集团成立的合资公司，嘉里占51%，中粮则占49%。
自此，中粮进入了深耕食用油领域的时代，埋下了历史的隐患。
总的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中粮简直是四处出击，甚至做过彩电、纺织、陶瓷等业务，但这些业务最终都没什么起色，“泥沙俱下”。中粮投资的盲目性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国家也发出了“走出去做生意”的政策号召，希望央企能实施海外的发展战略。刚被“肢解”的中国五矿看到了一丝“希望”。
1981年11月3日，香港企荣贸易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这是中国五矿第一家中国内地之外的独资企业，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走出国门的为数不多的中资企业之一。
这家新成立的企业，肩负着的使命从本质上与中国华润总公司在香港的华润公司是一致的，即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下求得生存与发展，既要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又要学习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则，为中国五矿跨国经营摸索出一条道路。
据记载，这家公司以钢铁和有色金属为主营业务的公司，在短短的几年间使自己的经营额持续递增到数亿美元，最高年营业额达到7.89亿美元，成为在香港有实力有影响的中资企业之一。
其实，早在香港企荣贸易有限公司成立的前一年，即1980年，中国五矿的海外战略就隆隆地拉开了大幕。这一年，中国五矿驻美国、英国、日本代表处和第一批海外公司——位于比利时的企白公司（后随煤炭业务一并移交给中煤公司）、位于美国的企美金属贸易公司都相继成立。从1980年开始的此后10多年时间里，中国五矿又陆续在美国、英国、香港、日本、德国等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代表处、独资或合资公司。
“海外机构的发展给五矿总公司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不仅促进了五矿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同时还开展了五矿商品以外的贸易和金融、运输、仓储、房地产等业务。”《中国五矿五十年》接着写道，“海外企业在国外的经营活动，扩大了五矿的影响，增强了五矿的实力，为五矿总公司创建跨国集团公司打下了基础。”
中国五矿绝对是响当当的大牌外贸公司。有两个历史事实可以体现出其实力的雄厚和在业界的地位：一个是1987年为加强我国钢材进口的统一管理，外经贸部指定中国五矿在日本、德国、美国、澳洲以及香港的一批企业做钢材进口的代购网点；另一个则是中国五矿海外机构推销我国出口产品的金额在1987年为4.2亿美元，1990年则增加到5.3亿美元，占海外机构进出口总额的35%。
事实上，中国五矿同样在1988年国家正式深度开启外贸体制改革之后，积极开展内地的出口生产和开发投资，并先后投资了生产通信光缆的深圳光通公司、生产三基色荧光粉的深圳企荣公司，以及生产多种新开发稀土产品的上海跃龙公司等实业项目。
同时，中国五矿根据国内出口开发和发展海外企业网络的需要，利用香港发达的金融市场，在香港又成立了重点开展金融、投资业务的企荣财务公司。根据中国五矿公司的记载，这家财务公司自成立之日起，就成为中国五矿海外的资金运作中心，在支持五矿系统的投资活动和海外企业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手抓实业，一手抓金融，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中国五矿总公司正走在自我拯救的大道上——将突然而至的“危”转成难能可贵的“机”，这家庞大的外贸五金矿产品央企显然开始了二次创业。
而其当时所投资的一系列实业项目，也在日后为其真正形成实业化版图发挥了不可小觑的历史作用。
同时，就在这部分外贸央企信心满满、多脚扩张的过程中，也或多或少为自身的日后发展埋下了隐患。恰逢此时，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又是一个寒冬，又是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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