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撑——战争年代的“潜伏者”

    它们生于何时、何地？为谁而生？又为谁而战？它们的历史本来面目究竟是什么？

    1931年，上海。受周恩来的委托，时任中共特科负责人的陈云将两根金条交给了一个20出头、刚刚加入共产党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叫秦邦礼，当时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负责人秦邦宪（即博古）的弟弟。伴随着两根金条，秦邦礼还有一项重要任务：用这两根金条作为资本，以开店做掩护，采购急需的物资，如当时被国民党严密控制的无线电、药品等。可能此时的周恩来和陈云都没有想到，这两根金条将会带来怎样重大的影响。

    1938年，在香港当时最繁华的商业街皇后大道上，一个叫联和行的公司挂牌成立。除总经理杨廉安（即秦邦礼）外，小小的联和行仅有杨廉安的夫人黄美娴和一名实习生。联和行的设立表面上是为了团结香港及海外支持抗战的民主人士，接受和保管各界抗日捐款和物资，实际上是以贸易做掩护，联络同情我党、支持抗战的海外华侨，接收、保管华侨的部分捐款，并为根据地筹集经费，采购急需的各种物资和药品。

    日后在中国商界赫赫有名的超大型央企——华润集团的外贸历史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1948年春，联和行与设在朝鲜半岛的朝苏船轮公司达成协议，租用该公司货船运送大连、烟台与香港间的往来物资，打通了解放区和香港之间的贸易通道。东北、山东解放区的大豆、人参、药材、猪鬃、皮货等农副土特物陆续由联和行运至港澳市场卖出，然后为解放区买入急需的五金、钢材、西药、轮胎、汽油、麻袋、印钞纸、通信器材等物质，支援了解放战争。官方的说法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华润公司始终心系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千方百计突破封锁采购和运送根据地和解放区急需物资，并在1947成功打通了香港至东北的贸易通道。1948年至1949年，他们成功地接送了4批民主爱国人士，从香港赴北京参加新中国第一届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保证了政协会议的胜利召开。

    1932年秋，与陈云交给秦邦礼金条相隔一年左右，刚从上海总商会商业补习夜校毕业的卢绪章同另外两人筹措150法币，设立了一家名叫“光大行”的公司。从此，另一家新中国成立前最重要的企业在上海诞生。“光大行”后更名为“广大华行”，它是上海地下党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直接受周恩来领导，是中央直属秘密机关。广大华行及其子公司都在地位显赫的外滩亚细亚大楼办公，卢绪章作为该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在上海已经成为颇负盛名的实业家。后来，卢绪章被称为“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他实行“与狼共舞”的策略，交往的均是国民党政要、权贵，与陈果夫称兄道弟，坐的是豪华汽车，出入纸醉金迷的场所，佣人成群，俨然是一个大资本家做派。因为只有这样的做派才能混迹于国民党的政经圈内，壮大广大华行，他数次被怀疑为共产党员却屡屡化险为夷。

    就是这样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广大华行为早期中共开展活动筹措了大量的资金，成为新中国成立前我党最大的企业。

    而上海解放后，当卢绪章穿上那身真正属于他的军装时，他毅然将财务全部交公，一无所有，重新开始，去新成立的中国进出口公司（中国众多贸易型央企的母体）任总经理，为建国初期的外贸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我们翻开上海档案局封存已久的广大华行原始档案，谁又能从这些泛黄的经营账簿中看出曾经我党活动的蛛丝马迹呢？

    1948年，联和行进行了改组扩大，更名为“华润公司”，公司设在香港中环毕打街毕打行六楼，并于12月18日正式挂牌，钱之光先生为华润公司首任董事长，杨廉安依然任总经理职务。

    曾经担任过该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宁高宁的诠释说法是，之所以称为“华润”，是与毛泽东的字“润之”大有关系。但官方的正式说法是，华润之名，蕴含着“中华大地，雨露滋润”之意。70年前的华润集团，名字还叫联和行，在香港中环一个不起眼的小阁楼里挂牌成立，还只是一间只有3个人的小商号。

    据记载，从1952年起，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华润公司一直是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在港澳及东南亚的总代理，成为新中国与世界贸易沟通的第一道桥梁。

    华润总代理地位的确定，在华润的70年大历史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地位的确定是三次机构合并的结果。

    根据华润集团董办的高级信息员朱虹波所写的“华润史话”的有关文字记载，第一次合并发生在1949年的3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党所领导的另一间贸易机构——广大华行下属的南洋商业银行、民安保险和广业置地公司划归华润领导，加之原有的华夏公司和天隆行，华润共有5间公司。

    华润的第二次合并发生1952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系统、华东系统和华南系统相继在香港设立了16家公司。这一年的10月，中央办公厅决定将华润公司划归中央贸易部直接领导，中央贸易部也就是后来的外贸部和外经贸部。同年，中央贸易部将在港的这16家机构进行了归并。以港销为主的土产、食品业务分别划归德信行和五丰行经营，其余进出口业务划归华润公司经营，金融业务划归银行线领导，航运业务则由华夏公司经营，并明确规定华润公司是中国各进出口公司在香港的总代理。

    第二年，即1953年，华润进行了第三次合并。中央贸易部将设于广州的南洋贸易公司归并华润，由南洋贸易公司领导的五丰行、德信行同样一并归属华润公司领导。

    经过连续三次的合并，华润的实力明显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和巩固。到1954年，新中国驻港贸易机构已经全部划归华润公司实行集中领导、集中经营。一个超级“垄断”的贸易巨头俨然初具规模。

    期间，华润公司于1952年开始对陆续划归来的公司与原有的业务机构进行了重组，并组建了进口部、出口部、运输部、资料室、经理办公室和财务部等部门。其中，进口部设五金矿产组、机械仪器组和化工组；出口部设土产、矿产、食品、什品、丝绸、茶叶、粮油、畜产8个组。而进口部和出口部的业务则分别与北京的进口大楼和出口大楼的各公司的业务形成对口。

    同时，为了进一步发挥总代理的作用，华润公司按照专业化经营的原则，还相继成立或控股了一些公司，比如，1958年因增持股权成为华润下属公司的中国国货有限公司、1964年在原轻工部基础上成立的华远公司和同年成立的大华国货有限公司、1966年通过增持股权而成为华润下属公司的中艺（香港）有限公司以及同年设立的中国广告有限公司等。这些公司后来也陆续成为与其业务对口的内地进出口总公司在港澳地区的总代理。

    而在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华润公司积极为内地购运大批军需物资，开展反封锁、反禁运的斗争，积极开展对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并取得显着的成绩。

    1952年11月，华润公司迁址中银大厦9-11楼办公，承担了国家所赋予的中国各地进出口公司在港澳及东南亚的总代理地位的重任。

    或许当时的创办者们根本无法想象，当年的两根金条、150法币，仅有3人的小商号联和行、3个人创办的广大华行等一系列红色企业，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积淀后，已经成长为坐拥上千亿资产规模的超大型央企，并在地产、零售、纺织、啤酒饮料等多个领域影响着中国老百姓的生活。

    相对于这些嫡系，肇始于洋务运动时的轮船招商局——如今的招商局集团的经历则更为传奇。

    1949年9月19日，经过缜密的计划，海辽号轮船长方枕流在从香港赴汕头途中起义，经过伪装和九天九夜的航行，驶入了中国东北港口大连。

    随后，毛泽东复电祝贺海辽号起义成功：庆贺你们在海上起义，并将海辽号驶达东北港口的成功。

    这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直接领导的第一艘海轮起义。之后，在海辽号的号召下，起义的海员驾驶着船舶，冲破了美国和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回到大陆，并开辟了华南沿海运输线。

    1950年，起义后不久，招商局成为中国在香港的全资国有企业，并于之后在深圳蛇口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改革开放的工业园区——蛇口工业区，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

    多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招商局起义，拉开了今日一个超大型央企——招商局集团崛起的序幕。截至2013年年底，招商局集团的利润总额在央企中排名第10位，管理着4.42万亿的总资产，俨然成为一艘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型航空母舰。

    突围——在贸易封锁中自强不息

    1949年10月，中央政府即设立了中央贸易部，内设国外贸易司管理新中国的对外贸易，1952年又专设了对外贸易部。在中央贸易部和对外贸易部的统一领导下，先后组建了地方对外贸易管理机构，确立了国家对对外贸进行统一管理的机构体系。

    ——《中国经贸五十年》

    1950年，对于新中国来说，是极其复杂的一个年头。

    在这年的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指示》指出，这次整风运动是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不纯问题。主要是领导干部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的联系。这次整风的重点，是各级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而主要方式就是阅读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之后的6月14日至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拉开了全国土地改革的序幕。

    与国内的形势相比，国外的形势要严峻得多。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坦克大炮开到了朝鲜，一时间朝鲜半岛的战争局势牵动了世界，并危及到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0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向彭德怀、高岗、贺晋年、邓华、洪学智、解方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10月19日，首批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作战。

    这个时候的新中国除了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枪支弹药的军事霸权挑战外，同时也面临着“封锁禁运”的经济霸权的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采用“封锁、禁运”的办法来威胁并企图阻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以达到扼杀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1949年11月，美国等14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巴黎成立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的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从1950年起，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了疯狂的“封锁、禁运”政策，并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变得更加疯狂。

    根据史料记载，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美国所提出的诬蔑我国为“侵略者”的非法决议案，并于16日成立了以美国为首的专门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的“额外措施委员会”。5月18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的提案。8月，美国国会又通过了臭名昭着的“巴特尔法案”，要求各受“美援”的国家严格执行“禁运”政策。在美国的拉拢和压服下，到1953年3月，对中国实行禁运政策的国家共有45个。而1952年9月，巴黎统筹委员会增设中国委员会，作为执行禁运政策的专门机构，并制定了封锁中国的“特别货单”。至此，西方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无论从行动上、策略上，还是组织上都趋于完善。

    在“封锁禁运”的外部形势影响下，新中国的刚刚萌芽的外贸工作一时间处于非常严峻的局面。怎么办？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开始亲自领导并部署制定对外贸易工作方针以及反“封锁禁运”的斗争策略：1950年3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二十三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其中就规定，在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领导下，设立全国范围内贸易专业总公司。由此，全国一大批外贸央企如雨后春笋般显现，并渐渐形成一股庞大的外贸央企群落，为新中国的贸易事业开创了新的局面。

    1950年，《天津日报》刊登了这样一条启事：中国进口公司于3月10日在天津市成立，依据商品种类，下辖多家专业进口公司，后分立为中国进出口公司（主营对资业务）和中国进口公司（主营苏新业务）。面对严峻的封锁局面，直接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只能“绕着弯”做生意，而当时的香港就是大陆和外界的贸易中转站。由于此时国民党并不清楚华润公司归谁所有，因此华润得以在建国初期的对外贸易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而伴随着1950年开始的国外形势的巨大变化，以及“封锁禁运”政策的开展，中国就更需要华润挺身而出，投身到积极抗争的事业当中去。

    当时的华润已非昨日。就是在1950年这一年，华润与怡和洋行达成华润成立以来最大的一笔出口生意，即100万吨大豆。而华润的前身联和行从当初的两三万港元、从业人员只有3名起家，到1950年的时候，已经有职员20多人，进出口额达到5000万美元。

    不能不说，在长达30年的总代理的日子里，华润坚实地履行了历史所赋予的职责，保证香港市场供应，协助内地制订对港及海外出口计划和扩大出口，衔接货源并建立销售网络，20世纪70年代，经华润的对港出口总额已达700亿港元。同时，华润广泛地与世界各国加强贸易联系，进口内地所需商品，赚取外汇，为计划经济年代的中国外贸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华润立足香港，稳健经营，建立了卓越商誉，在壮大自己基业的同时，又处处体现了对香港和祖国的承担。

    1955年，依据“苏新资（苏联、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合一，进出口兼营，以业务为对象，按商品分工”的原则，中国进出口公司和中国进口公司打乱了原有分工模式，分出了多家公司：机械公司，仪器公司，技术公司，外贸运输公司，五金矿产公司，以及轻工、工艺、粮油、纺织品等10多家公司。自此，贸易型央企群落正式摆脱母体，独立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它们中的许多公司至今仍然活跃，并已经成为一艘艘巨型的“航空母舰”。

    此时，一家超大型央企的前身浮出水面，那就是中国矿产公司，即今日的中国五矿集团公司，简称中国五矿。

    说到这家日后央企大鳄的草创时期，不能不谈及一位相当重要的历史人物，那就是商广文。

    1950年3月16日这一天，时任中央贸易部外事司处长的商广文，应召来到该司司长林海云的办公室，并被告知：根据在几天以前举行的政务院第二十三次政务会议上所通过的决定，部里决定将矿产贸易领域的中国矿产公司的组建任务交给他，并要求他务必迅速将业务开展起来。

    对于部里的这种决定，商广文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不仅在大学学的是采矿专业，对矿产熟悉，而且他实际上已经在做矿产贸易方面的工作。据史料记载，商广文曾于1949年的12月去江西组建了赣州钨矿贸易公司，第二年元月就开始向苏联出口钨砂。

    同时，商广文也是老革命家了。他1904年出生，1930年考入山西大学工学院，1938年来到解放区，并在薄一波领导的三公署工作，曾负责筹建一个水晶大队，后来加入抗日决死队，并参加国着名的百团大战、解放临汾等战役，历任供给股长、处长等职。全国解放后，商广文还筹建过上党煤铁公司。

    因此，无论是从资历、经验还是政治可靠性等方面，商广文都是筹建并负责中国矿产公司的头号人选。

    于是，1950年的4月7日，中国矿产公司正式开始办公。

    中国矿产公司成立初期有20多人，这些人有的是部里从山西抽调来的，有的是从北京招来的，还有的是从过去的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过来的。边学边干有激情是当时这些人最好的工作写照，而新中国的铁砂出口交易等贸易也恰恰从此开端。

    根据国家的要求，这家公司一方面积极发展对苏联、东欧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关系，甚至将对苏出口交货视同政治任务。根据《五矿五十年》的记载，1950年供苏4200多吨炼锡，数量大，任务重，公司及所属昆明分公司一道想方设法按时交货，周恩来总理曾为此于1951年1月27日颁发了“表扬令”予以表彰。据统计，中国矿产公司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贸易额在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高达80%以上。

    另一方面，中国矿产公司和中国五金电工进口公司也利用西方国家和亚非国家的利益矛盾，通过广泛开展同这些国家的交往，促进贸易关系和国家关系，争取进口或转口更多的急需物资，打破“封锁禁运”。

    这里所提到的中国五金电工进口公司，是于1952年9月1日成立的，主要经营对苏联、东欧各国的钢铁、有色金属压延材及制品、电工电讯器材等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后来业务一度扩大和延展，并更名为中国五金进口公司。

    直到1961年1月，根据当时对外贸易部的指示，该公司和中国矿产公司合并，称为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1965年8月，再次更名为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

    至此，中国五矿的名字沿用至今，并为日后的中国五矿集团奠定了基础。

    中国五矿同样为新中国的自力更生开创了贸易局面。

    周化民，曾在1952年11月至1956年10月间担任中国五金进口公司第一任经理，被认为是中国五矿开山的第一掌门人。

    出生于河北省任丘县曹庄的周化民，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1934年到1937年间在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上大学，通晓英文、日文。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尚未毕业的他投笔从戎，来到华北抗日根据地任冀中军区政治部干事，之后曾先后当过专署贸易秘书、主任和行政公署工商厅副厅长、厅长。全国解放后出任太原市工商局局长，之后升任山西省省府委员兼省工商厅厅长。由此可见，周化民是一位又红又专的贸易专才。

    就是这样的一位才子，掌舵新生的中国五矿公司。周化民后来的回忆称，当时且正值新中国实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之际，可谓是百废待兴、物资紧缺，尤其是钢材、有色金属缺口很大。公司又刚刚建立，人才也不足，因此挑战很大。但中国五矿公司最终还是圆满完成了国家和组织所交代的各项任务，尤其“在供应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需要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功不可没。

    据史料记载，在新中国实现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间里，中国五矿共进口钢材386万吨，占同期国内钢材产量的40%，进口各种有色金属21万吨，满足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特别是在1956年，中国五矿还第一次向国际市场上出口了一批质量完全符合标准的钢材，为日后的钢材出口打下了一个基础。

    时隔两年后的1958年，全国上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全民大炼钢铁之风刮起，这成为新中国历史上难以抹去的一种印记，悲壮而伤感。

    但就是在这一年，毛主席勉励要把五矿商品出口搞好。据《中国五矿报》文字记录，一位名叫雷兰弟的人回忆称，1958年的新中国正处于经济建设的浪潮中，天津还举办了首届出口产品展销会。当时，雷兰弟是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天津分公司的展台服务员。

    雷兰弟说，8月11日这一天，正当展馆工作人员像以往一样热情接待来访宾客时，他突然听到大门口处人声喧嚣起来。不久，就听人们说，毛主席来了！“说时迟，那时快，还未等我有时间去思索，毛主席他老人家已迈着雄健的步伐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到五矿展台边，走到了我的面前！”

    这种梦幻般的情景让雷兰弟惊呆了，他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这个时候，毛主席向雷兰弟伸出他那扭转乾坤的大手，雷兰弟赶紧用双手紧紧地握着，握着……毛主席仔细地看着展品，不时地询问着，雷兰弟激动地一一作了回答。随后，毛主席亲切地嘱咐在场的五矿人要奋发图强，把五矿产品搞得更好。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雷兰弟在1993年的时候向《中国五矿报》回忆并诉说的时候还记忆犹新：“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或捧起与毛主席的合影时，我的心情都像当初一样兴奋不已。毛主席来五矿视察是五矿的骄傲，是对全国五矿战线广大职工的鼓舞和鞭策，它永远激励我们开拓和进取。”

    1964年5月，周化民开始担任国家外贸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等职，直到1981年8月离职。这位老外贸人在1995年专门寄语中国五矿，“内部管理要现代化，要重视信息、重视人才，决策要科学化，管理要民主化，向社会主义的综合商社方向发展”。

    多年之后，中国五矿集团开始迈开了走向国际化的历程，并斩获颇丰：2007年，中国五矿总经营额为218亿美元，利润达到70亿元人民币；同年，在中央企业业绩考核中，中国五矿被评为A级，并位居世界500强企业第412位。中国五矿集团已经从昔日单纯的进出口贸易公司，转变为以资源为依托、上下游一体化的跨国公司；从单纯的产品经营企业，转变为产融结合的资产资本经营集团。

    与华润和中国五矿相比成立时间相对晚些，但又在贸易型央企中举足轻重的，则当属今日的明星企业家宁高宁执掌“帅印”的中粮集团了。

    中粮集团的历史通常被追溯到1952年的9月①，三家与中粮有历史渊源的公司同时成立之时，这三家公司分别是中国粮谷出口公司、中国油脂出口公司和中国食品出口公司。但当时的这三家公司还是各自独立，并没有统一的集团称号，直到1961年1月，三家公司才正式合并，并被命名为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

    跟华润和中国五矿类似，作为中粮前身的那三家公司的成立目的主要在满足国家战争的需要，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封锁禁运”政策进行抗争，以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成果和新中国的伟大事业。

    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是这个为了战争需要和新中国贸易事业突围需要所成立的中粮，已经连续20多年一直位列《财富》杂志世界500强的榜单中，并与美国ADM等跨国公司形成了竞合关系，还把美国的“糖衣炮弹”——可口可乐带回了中国大陆……

    且不说日后的中粮集团最终是如何变成“恐龙”并影响着国计民生的，单说20世纪50年代中粮刚刚成立的时候，正值朝鲜战争爆发后的西方发达国家一致对新中国“卡紧脖子”的时期，在这种情势下，新中国必须自力更生进行工业化，克服一切困难冲出西方发达国家的包围圈。而工业化则需要必备的贸易的支持。

    仅对中粮而言，就需要大量出口粮食以换取更多的外汇。根据《中粮志》的记载，20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粮食基本是大规模出口，很少进口，不像如今频发“粮食安全”的隐忧，需要进口。因此，作为中粮前身的那三家公司的名字都只是“出口”两个字，还不见“进口”之表达。

    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国内的粮食供应开始严重不足，再加上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三年困难时期，一时间粮食问题成了中国的大问题。在这种境况下，这三家公司原来的“出口”换外汇任务一下子变成了“进口”粮食了。由此，在1961年1月，三家公司合并成了一家公司：中粮公司。

    同样在1950年代“冒泡”的还有现在的中国中化集团。

    就在周化民任职中国五矿第一代真正“掌门人”的前两年，新中国第一家专业从事对外贸易的国有进出口企业——中国进口公司于1950年3月1日宣告成立。一年之后，中国进出口公司在中国进口公司和华北贸易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专营对西方国家的贸易，进口国内生产、生活急需的重要物资，支援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而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中国进出口公司陆续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家客商建立了贸易关系，出口快速增长，并开辟了国际石油和化工品的进口渠道，为成为国内石油、化工贸易的专业进出口公司打下了基础。

    而1952年，打破西方封锁禁运标志的《米胶协定》中橡胶贸易的执行者，正是中国进出口公司。

    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70%的耕地用于种植橡胶、椰子和茶叶等经济作物，橡胶出口是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主要进口的物资包括粮食、纺织品和机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大量囤积橡胶等军用物资，导致了世界橡胶市场的严重混乱。同时，西方国家主导的联合国巴黎统筹委员会明确将橡胶列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的重要物资。这样双重压力下，世界橡胶价格大幅下挫30%以上。锡兰等橡胶出口国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和财政损失，许多橡胶园难以为继。恰在此时，主要输出大米的国家大米出口量锐减，国际市场大米价格猛涨，锡兰试图向美国购进大米，美国却坚持以市场价格出售，而此时经济状况导致锡兰不能以市场价格进口大米。锡兰民众纷纷集会，强烈要求与中国开展贸易。

    在如此背景下，双方开始接触商讨贸易事宜。

    此时的美国意识到了情况的不妙，试图给锡兰政府更好的条件以阻止中锡贸易。对此，锡兰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唐·斯蒂芬·森纳那亚克（Don Stephen Senanayalce）给出的回答是：“锡兰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同中国签订贸易协定一事做得很对。至于美国给锡兰的满意条件，我们已等了一年多，现在太迟了。即使能获得两倍于我们能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得的利益，或者给我们500吨黄金，为了荣誉与尊严，锡兰也不会那样做。”

    1952年12月18日，《中国与锡兰关于橡胶和大米的五年贸易协定》，也就是着名的《米胶协定》签署，协议规定，我国每年以27万吨大米换取锡兰5万吨橡胶。事后，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朱德、陈云等：“中锡贸易谈判，已于今日谈妥签字。我们的收获是，锡兰以政府形式担负每年出卖5万吨橡胶给我们，以5年为期的义务，并承认橡胶涨价时，我们亦有权同时提出重议大米价格。锡兰的收获是，我们担负每年出卖27万吨大米，亦以五年为期的义务。1953年橡胶价格为32便士1磅，大米我们让至与今年一样54英镑1吨。如此，1吨胶等于5.57吨米。此事拟于后日发一公报，以影响东南亚。”

    ①还有一种说法是中粮起源于1949年在天津成立的华北对外贸易公司。

    《米胶协议》中，橡胶的进口便由中国进出口公司负责。而《米胶协定》的签订对于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禁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而就是这个中国进出口公司，造就了今日的另一个庞大的央企集团中国中化集团公司，一家连续23次入围《财富》全球500强，并于2013年名列第119位的“恐龙”式集团企业。

    在《中国经贸五十年》的综述中，原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对新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贸易事业大致做了这样的描述：

    新中国逐步建立起国家统一管理的社会主义对外经济贸易。1949年10月，中央政府即设立了中央贸易部，内设国外贸易司管理新中国的对外贸易，1952年又专设了对外贸易部。在中央贸易部和对外贸易部的统一领导下，先后组建了地方对外贸易管理机构，确立了国家对对外贸易进行统一管理的机构体系。在此基础上，国家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统制全国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法令和法规，制定了有关的具体规定和实施办法，把全国的对外贸易置于国家集中领导和统一管理之下。从1950年起，国家还先后成立了一批国营专业外贸公司，统一经营全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及对资本主义国家重要物资的对外贸易。

    同时，根据《中国经贸五十年》记载，20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通过贸易和使用苏联政府贷款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156项重点建设项目的成套设备和技术，建设了一批钢铁、电力、煤炭、石油、机械、化工、建材等骨干企业，为我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

    因此，生于国家外忧之际的贸易型央企，在20世纪50年代对新中国的自力更生大搞工业化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支撑。对那时的央企来说，政治任务与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许许多多的人们为新中国的工业化贡献了青春和一腔热血。

    而当历史的脚步行进到1960年，当我们参考苏联列宁、斯大林创立的经济制度模式，建立起了覆盖全国民经济全局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之时，随着一场突袭来的中苏争端和关系的恶化，新中国的对外贸易事业遭遇了第一次较大的曲折。而央企也相应面临着一系列的挣扎和挑战，它们的命运开始起伏跌宕……

    国门初开——内忧外患之际的“挣扎”

    1972年国际钢铁贸易形势是，东西方钢铁集团加强垄断，共同对付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充分发挥新中国进口量大的优势，争取对中国有利的贸易谈判形式和较好的价格，该年10月，以中国五矿一名副总经理为团长的钢材代表团出访日本，在东京与六大高炉厂家洽谈钢材进口，提出了共同谈判的新形式：以中国五矿为一方，以日本的六大高炉厂家为另一方。这六大高炉厂家包括新日本、日本钢管、川崎制铁、住友金属、神户制钢、日新制钢，两方每半年议定一次价格、数量和交货期等，而中国五矿则是六大高炉厂家在中国的销售总代理。

    ——《中国五矿五十年》

    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际。

    曾经的亲密盟友苏联与中国关系的恶化，直接影响了中国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贸易，而且印尼也开始排华、反华，与中国停止了贸易交往。与此同时，恰逢三年最困难时期，新中国的国内情况也不容乐观，建设受到严重的影响，而从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则更使新中国的生产建设和对外贸易再次受到极其严重的影响。

    仅仅以中国五矿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营业绩为例就可见当时情况的严重性。据相关史料记载，中国五矿的出口贸易在整个60年代的10年里几乎年年下降，1968年和1969年每年出口仅仅1.9亿美元，低于1953年的水平；1961年到1965年的进口额均低于1959年的水平，其中，1962年和1963年两年的进口额均为1.6亿美元，处于历史的最低水平。而与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额在中五矿公司总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由20世纪50年代的80%一下子降到48%。

    另据中化集团的老同志回忆，1960年开完全国经理会后，各地均反映落实本年计划很有难度，于是总公司派出了督促小组，全力配合当时“促生产”的方针。地方反映缺原料，就迅速通过各种方式进口原料（当时甚至运送货物的汽车都要进口），只为保证货源。可见当时条件之艰辛。

    怎么办？这是当时新中国高层领导和国字头的贸易公司都在不断思考的难题。

    1960年8月，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对日贸易三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以及个别照顾等，此举改善了中日贸易关系，并因此推动了一些重要贸易项目的开展。同时，国内形势的严峻迫使国字头贸易公司的主要市场逐步向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移，摆脱对苏联、东欧国家的依赖。

    还是以中国五矿为例。根据《中国五矿五十年》披露，中国五矿20世纪60年代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钢材共计812万吨，已经占同期钢材进口量的82.1%。同时还大量进口了铜、铝、钴等重要物资，约84.69万吨，有力地支持了新中国执行“二五”、“三五”等计划建设。而20世纪60年代从苏联、东欧国家的钢材进口量已经从20世纪50年代的63%下降到36%，对欧共体和日本的进口量则上升到了59%。

    尽管新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但国字头贸易型公司都千方百计地支援国家经济建设。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庆石油会战中，中国五矿及时进口了当时国内不能生产的石油专用管13.3万吨，对大庆油田的顺利出油起到了重要的物资保证作用。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等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和科研项目所使用的钢材，几乎全部由五矿公司组织进口，中国五矿竭尽全力支持了当时新中国国内生产建设的需要。

    与中国五矿在五金矿产方面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相比，中粮则在粮油贸易方面实际支持着新中国，并在此间也形成了垄断的地位。1962年1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布，1961年中国进口了520多万吨粮食，合计105亿斤，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但1962年还需进口400万吨，合计80亿斤的粮食，共需外汇6.6亿美元。为了给各地组织货源，中粮开始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公司，并于1965年将公司更名为“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直到宁高宁于2004～2005年间空降到中粮任董事长，才将公司再次更名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而也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为了应对国际国内形势，中粮获得了最为传统的独家垄断业务——粮油贸易业务。

    20世纪70年代，一些国字头贸易公司积极与国际贸易市场开展商务谈判，并争取好的价格。这个年代里，中国五矿就揭开了中日钢铁贸易的新篇章，即钢材共同谈判。

    按照有关的说法是，共同谈判形式满足了新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对钢材进口的大量需求，显示了独特和突出的作用，应该被载入新中国钢材进口的史册。

    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五矿是在动荡中求得发展的。这个年代，正是新中国执行第四个与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时代，但“文革”的冲击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一度让国家的经济濒临崩溃的境地。周恩来总理在艰难的困境下尽力作为，邓小平也一度复出工作，经济形势相对有所好转，而对外贸易工作也得以在艰难困境中发展着。

    而在这段时期主持中国五矿工作的是一个叫田光寿的老外贸人，他曾在1973年5月到1978年11月任职中国五矿的总经理，后来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工党副主席等职。根据《中国五矿报》的记载，田光寿上任伊始，就与公司的其他几位同志找到当时主抓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并在其家里进行了工作汇报。田光寿的回忆称，当时陈云认真听取了田光寿等人的工作汇报后，询问中国五矿公司目前经营有什么困难。田光寿回答说，外贸工作有其特殊性，市场往往不遂人愿，如果能有一定的机动资金，工作就主动多了。陈云听后又问，你们想要多少（资金）？田光寿回答说，一亿元就差不多。听了田光寿的回答，陈云笑了，并说道，你们的胃口不大嘛，就给你一个亿！

    与陈云的此次沟通，田光寿记忆深刻。他对《中国五矿报》说：“陈云同志以经济学家的胸围韬略看到了中国五矿事业的发展前景，作为国家领导人给予了中国五矿大力的支持，使我深受鼓舞，也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

    田光寿到底是何许人也，为何能够主舵中国五矿这样一个重要的外贸央企公司？实际上，田光寿可是“老革命”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16岁的他辍学参加了家乡河南清丰县的抗日游戏队，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冀、晋、豫一带开展革命工作。他先后担任过县委书记、地区宣传部长、地委副书记等职。全国解放时，田光寿又奉命南下，任长沙市委组织部长。1952年他北上进京，担任了交通部人事司副司长。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在当时的交通部部长、中国农工党主席章伯钧的影响下加入了中国农工党。1966年他调到外贸系统，先后担任外贸运输总公司总经理、中国五矿公司总经理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等职。后来任职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工党副主席。

    按照田光寿自己诙谐的说法就是，“除了没当过演员，什么都干过”。

    就是这样的老资格外贸人在中国五矿总经理任上积极在艰难的处境下开展进出口贸易，并取得了一些成绩：1973年到1977年中国五矿的进出口额有较大增长，每年在20亿美元以上，而1978年创下了进出口总额达47.81亿美元的纪录。

    田光寿在中国五矿总经理的任上，还积极开辟西方市场，开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

    1975年3月，中国五矿公司欧洲推销小组远赴伦敦，被英国商界报纸称为“值得记载的事件”。之后，中国五矿公司所开展的一系列远赴国外的考察调研和推销工作，改变了以往出口主要靠交易会的传统做法，为20世纪80年代在海外广泛建立分公司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同一年的9月，田光寿以中国贸促会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出访美国，受到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的两次接见，在美国商界一度引起很大的反响。

    但田光寿和中国五矿公司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沟通和合作的做法，却被当时的“四人帮”污蔑为“卖国”。根据《中国五矿报》记载，田光寿和他的团队尽可能地顶住了压力，带领着中国五矿艰难地前行着。

    “潜伏者”华润也没有闲着。同样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华润为内地紧急采购粮食。1962年华润参与内地鲜活冷冻商品供港的“三趟快车”计划。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华润则协助内地将国产石油、大米打入香港市场，同时通过石油贸易促进中非、中泰关系的正常化。

    根据华润史料记载，这段时期华润建成的重要设施有沙田和青衣油库、远洋轮船公司、乐声大厦商场和长沙湾货仓等。截止到1978年，华润的进口额达到25.3亿美元，也增设了工矿产品部、纺织品部和石油化工部等不同职能部门，而下辖的二级机构更是多得不得了。

    华润当初有中国的“小外贸部”之称，因为华润当初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和协调内地和香港两地的贸易，努力扩大国货对港的出口，而内地所有驻港贸易机构的管理方式都与外贸部相似，对下属单位采取的是政府机关式的行政管理。可想而知，当初的华润的权力和影响力是何其大，只不过在很大意义上说是行政的，而非市场化的。

    直到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如华润一样的国字头贸易企业们开始了努力探索新形势下的企业真正的发展之路。

    而打响与外资合作前锋炮的则是将绝迹了30年的可口可乐重新带入中国大陆的中粮集团——一家已经在粮油贸易领域坐稳垄断位置的央企。

    它们嗅到了开放的“春天的气息”，但也伴随着难以言表的阵痛。

    “收费站”的日子——因势而生的“大爷时代”

    外贸群体是计划经济环节的“大爷”：共和国由于物资匮乏，大量设备、原材料均需从国外进口，国内生产厂家的领导会经常出入外贸部门催问所需进口设备、原料是否到货，所以这些外贸公司属于传统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如果一不小心你去外贸公司迟到了或犯了其他什么小的差错，则会被狠狠地批评，甚至会让你写检查。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看来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不过在某外贸公司却的的确确发生过，而把这个生产厂的厂长批得狗血淋头，并要求他写检查的居然只是外贸公司一个最基层的业务员。可见当时的外贸公司的傲慢程度。

    1972年冬，格外寒冷的北京迎来了一群美国客人——理查德·尼克松夫妇率领着一群美国政府官员访问中国。这个来中国之前对中国的印象只有“很多人”的总统坐在中国政府的豪华轿车里，透过狭窄的车窗帘间隙，观察着这个令世界都备感好奇的国家首都。由于所有机关、学校等单位均将下班时间延长到了8点以后，尼克松看到的只有空空的街道。这样的景象和巴基斯坦总统告诉他的几百万人在街上呼喊的画面形成了巨大反差。一周之后，《中美联合公报》签署。从此，封闭了20多年的中国拉开了通往世界的关闸。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局面也在逐渐打开。

    1973年，向来不平静的中东再次掀起了战火，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了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掌握石油资源的阿拉伯成员国宣布收回石油标价权，将原油价格从3美元提高到了近11美元，使油价暴涨两倍多。随着各国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石油已经被运用到了发达国家的各个层面，油价的暴涨对于不能“自食其力”的国家来说是一场灾难，因此这次事件被称为第一次石油危机。这次持续三年的危机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日本就是其中一个，价格高昂的石油使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而作为世界上原油供给率最低的国家，日本急需开拓中东之外的石油进口渠道，首先进入其视野的便是友善的中国邻居，这一意向很快传递到了中南海。而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已经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国人备感自豪的大庆油田正生产得如火如荼。

    此时正值中国外交局面一筹莫展之际，这一高度保密的信息被上报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处请示，并经商议同意出口，同时周恩来指示：“向日本出口100万吨原油的事，一定要办好，水分不能高，要合乎标准。外交部要掌握政策，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原油出口，千万不能看作小事。”此事交由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也就是后来的中化集团负责。当时的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风光无限，专司全国化工产品进出口，包括石油、化肥、橡胶以及相关的化工品，全国各地的化工品进出口公司都是其分支机构。

    作为1993年之前换取外汇的主要途径，国家对石油出口格外重视。

    1973年5月8日，一艘双雄丸号油轮缓缓停靠在中国大连口岸，两个押船的日本人——中川勇三和贺井昭夫上岸后满脸微笑，对友好的邻居表示了感谢。15小时后，装船完毕，油轮离岸返回日本，中国第一次向日本出口大庆原油圆满完成。这一年，中国成为石油净出口国。而1978年到1985年，中国累积向日本出口了大约5000万吨原油，中日之间的贸易总金额达到了200亿美元左右。

    此后几年里，中国的原油销往了巴西、新加坡、美国等非社会主义国家，也支援了古巴、巴基斯坦等兄弟国家。

    对外贸易局面的逐步打开，催生了原本兢兢业业的外贸企业群体的焦躁之性。手握对外贸易专营权的它们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壮大着。

    而对外贸易专营要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统制对外贸易政策，即对外贸易由国家统一管理、控制和调节，也就是我们常提的“垄断”一词。中央直接以指令性的计划管理少数的专业贸易公司进行进出口贸易。当时的形势下，统制对外贸易一方面可以保证我国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统筹兼顾调动全国资源，另外也能使我国步调一致地参与国际竞争，避免内部的互相竞争。

    在长达20年的石油进出口贸易中，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同样被国家赋予了石油等商品的垄断性进出口权力，专营石油进出口贸易，这是其他公司是无法染指的。而在石油国际贸易领域，20世纪90年代之前实行的仍是计划经济，人们形象地称此种类型的贸易公司为设在海关的“收费站”。在计划经济中，它也只负责这一道工序——计划经济就像一个庞大的工厂，各类型的公司都只负责这个工厂生产中的一道工序，完成某一环节后将直接落到下一环节的公司。而当时的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负责的就是进出口这道工序，至于进出口后的货物去向，自会有相关的部门跟进。如原油进口之后，国内的炼油公司将货提走；出口时，则负责催货源，并将原油运出国门。

    除石油外，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专营的业务还有化肥、橡胶的进口，靠着国家的垄断性政策，中化一船一船卖化肥，只要坐着等，客户就会找上门。

    同一时期，中粮专营的是粮油的进出口贸易，中国五矿专营的是矿产金属的进出口贸易，其模式与中化别无二致。同时，从对中国进行封锁的国家进出口商品则要经过华润这一关“倒手”，否则便难以成交。

    就是这一进一出，巨额利润便由此而生，它们是当时国家“出口创汇”政策的直接执行者。

    因此，彼时的外贸行业是一块“香饽饽”。与国内的生产企业不同，这些公司的工作人员要经常接触国外的经营者，他们懂外语、擅攀谈，穿西装、打领带，在国人看来很是洋气。

    如此“大权”和“自命清高”使外贸公司同其他国企一样滋生了官化的弊病。

    此时，由于共和国物资匮乏，大量设备、原材料均需从国外进口，国内生产厂家的领导会经常出入外贸部门催问所需进口设备、原料是否到货，所以这些外贸公司表现出一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派头，外贸群体是计划经济环节的“大爷”。如果一不小心你去外贸公司迟到了或犯了其他什么小的差错，则会被狠狠地批评，甚至会让你写检查。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看来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不过在某外贸公司却的的确确发生过，而把这个生产厂的厂长批得狗血淋头，并要求他写检查的居然只是外贸公司一个最基层的业务员。可见当时外贸公司的傲慢程度。

    30年后，中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外贸企业失去了很多权力，很多“兄弟”企业倒下了，幸存下来的也早已褪去了光鲜的外表，在市场经济之路上继续跋涉，回首往昔不免唏嘘。

    2001年冬季的一个夜晚，历经15年“复关”辛酸，当中国“入世”代表团团长石广生在众人的注视下在入世协定书上签字之时，多哈会场内一片寂静，每一位在场人员都意识到这一时刻终将载入史册。随后，在热烈的掌声中，WTO总干事迈克尔·穆尔（Michael Moore）请大家举起酒杯，共同欢迎中国加入WTO的大家庭。也许只有真正经历过外贸企业垄断生活的人才明白这个夜晚对它们的命运意味着什么。

    这一年的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按照中国的入世承诺，中国将逐步放开企业的进出口经营权，在3年内取消贸易权的审批制，仅保留石油、化肥、烟草、粮食、棉花等8大类商品继续实行国营贸易管理。此外，还要逐步取消补贴，降低关税。中国将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那个令国营外贸群体怀念，被众多人们批评的垄断群体，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消逝也在思考着，在它们的面前只摆着一条路：要么革新，要么消亡。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因为，此时的它们，还在舒服地享受着计划经济中“收费站”角色的好处。

    新中国建立后，大批背负社会主义理想的苏联专家或携家带女，或抛家舍业来到中国，援助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为中国的基础工业、国防、教育等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其中包括了一批苏联经济学家，他们被中国政府安排四处讲学、开会，介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介绍进口怎么算、出口怎么算、计划怎么做、怎么去落实。当时参与开会、学习的很多经理都难以理解，政府如何能统筹、计划整个中国4万万人的需求和供给，而每个老百姓一年吃多少、穿多少，工厂生产多少、采购多少要耗费多少的人力物力？

    更让他们感觉不可思议的是，凭借着整个中国对社会主义的无限热情，至1956年，新中国已完成了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及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计划经济的体制，而未采取充满盲目性和不确定性的市场经济。这时，一部巨大的国家机器（一家超大型的国家公司）开始运转，这个国家的每个工厂、公司、商店都是这个机器的部件（部门），外贸公司也不例外——专司对外贸易，进出口业务。在强有力的计划经济操作下，中国取得了研制出核武器、自产了小轿车、粮食增长迅速等至今都深受其益的成就，并援助了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

    新生中国的基础工业比较落后，生活水平较低，各类产品和原料均供不应求，因此需要进口大量的基础设备和物资。第一个问题是外汇，于是便有了延续多时的“出口换汇”政策；第二个问题是封锁，于是依托在香港的华润等公司进行周转，最后回到大陆。

    此后几十年中，每年的春天，国家的计划委员会（如今已转变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都会召开本年度的计划工作会，这个计划会一般会持续一个月左右①。会议将商议本年度的“盘子”，这个“盘子”无所不包，生产多少钢铁，甚至多少纸、笔、发卡都在这个“盘子”里。总的“盘子”定了之后，会向下分，内贸与外贸分开，各省分开。如一部分大豆要出口创汇，黑龙江出口多少、辽宁出口多少都须在此时定下来，报送所属的部委。各部委开会，明确自己本年度的指标和来源，然后再层层开会，直到基层，将指标落实、分解。

    外贸公司的经理们思考的是如何完成计划和如何超额完成计划，根据上级数据办事。外贸国企兢兢业业，为国进口、出口，想尽各种办法进口急需物资，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外贸公司内均设有计划处、货源组，货源组负责到全国各地催促出口货源，且需要帮助生产企业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如进口原料、运输工具等的短缺——这一职责被形象地称为“打补丁”。总之，外贸公司将通过各种方法完成每年的出口任务。

    计划经济中的物资均是凭票供应，如粮票、油票、布票等，有钱没有票也难买到想要的东西。而计划经济下的各个环节所产生的利润、亏损也均由国家统筹，企业只是个执行体，完全处于政府计划部门和行政主管机构的控制之下，既不能自主经营，也不能自负盈亏，因此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企业。

    也正因如此，计划经济下的中国公司并非真正的公司，其财权最后均集中于中央，由中央统筹规划。由于当时急需外汇，而国内生产成本过高，所以众多商品均亏损出口，但不用企业负担，而由政府补贴；同样，如企业赢利，则要上交，不可自由使用支配。可以说，当时的企业没有赢利的概念，因此也并没有所谓的赢利模式。在企业心中，只有收入和亏损的概念，而这两个概念也会由上级部门进行统筹、协调，不用企业费多少心。

    当时统管外贸行业的是对外贸易部，外贸部下属的中化、中粮、五矿、中机等公司各司其职，均会分摊到自己专营产品的进出口任务。如本年要创汇多少②，进口燃料、粮油、矿产等多少均有细化。但僵化的年度计划会使得出口产品价格难以浮动，经常造成库存积压；另外一个造成库存积压的重要原因便是，商品种类单一，缺乏多样性——清一色的军绿色衣服是对当时商品种类单一的直观反映。但同样是计划经济、大锅饭，这些库存积压也并不用公司来负责，自会由主管部门协调处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的外贸公司也只是进出口的一道收费站、换汇站（但其负担的功能可能不止于收费）。

    外贸、工业、服务业、农业等环节都只是国家这个大公司中的一个部门。如果更形象一点，外贸负责的是采购和销售，工业负责生产、制造，服务业、农业负责后勤保障等，诸如此类。

    随着中美建交，外交困局逐步解开，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的逐步频繁、成熟，外贸公司已然成了一个类似收费站的群体。出口时货源由国内的生产厂家提供，外贸公司最多会去催收货源，众多外贸公司的业务员甚至都没有见过他们天天买卖的货品。进口时货物到港，直接发送到生产公司、部门。外贸公司坐着收钱、付钱就行了，属于典型的坐商。多年之后，垄断政策没了，一个做了多年化肥进出口业务的外贸公司业务员第一次在港口见到了真正的化肥，第一次清点化肥，第一次感受到做业务的艰辛。

    沉浸在权力与优越之中的外贸公司已经隐隐察觉，中国正在逐步走向开放，而事实也正如此，束缚着外贸公司手脚的各种羁绊慢慢被解除。此时的它们又惊又喜，惊的是自己的垄断优势可能会慢慢失去，喜的是终于可以放开手脚经营企业，它们的命运伴随着“芝麻开门”，慢慢地回到了自己的手中。

    当然，一半是痛苦，一半是希望。甚至，痛苦要多过希望。

    ①遇到情况特殊时，该会会延长，如1962年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之后，该年的计划会历时75天。

    ②当然，外贸公司每年的创汇任务会再往下划分，压给各地方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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