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9年5月25日这一天，中国五矿总裁周中枢参加了集团公司企业规划发展部的一次党支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喜欢读书和思考的周中枢，向与会的员工推荐了一本书《新伦理学》。这本书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王海明教授编着的。周中枢要求大家要从此书中理解无私利他、为己利他和单纯利己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在工作中既实现自身价值，又报效企业和国家。

    寥寥几语，足见周中枢的“使命感”——作为大型央企的一把手，周中枢深感肩上担子的分量。

    其实，周中枢的这种“使命感”又何尝不是中国五矿的“使命感”与成长历程的最好写照呢！2010年是中国五矿整整60年的发展节点。这60年的风雨路程，按照周中枢的话讲，正好分为两个阶段——计划经济30年，改革开放30年。计划经济大家知道，外贸体制是政府体制，中国五矿的任务就是按照国家指定的方针政策完成进出口任务，用两句话来说就是“凭政策进口，靠计划吃饭”。在这个阶段，中国五矿主要起到了我国五金矿产品进出口主渠道的作用，当时五矿一家的进出口贸易额最高曾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改革开放之后，企业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开始转型，特别是进入“十一五”期间，通过重新定位和落实发展战略，企业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

    在周中枢看来，中国五矿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转型并实现跨越式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种特别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中国五矿已经成为一家使命型组织：有自己的价值观、战略观与责任感，并通过坚定而执着的行动力去完成。着名领导力大师弗兰西斯·赫塞尔本（Frances Hesselbein）女士曾这样说过：“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必须要靠使命驱动。崇高、明确、富有感召力的使命不仅为企业指明方向，而且使企业的每一位成员明确工作的真正意义，激发出内心深处的动机。”举世闻名的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在其着作中也不止一次地这样表达：“使企业遭受挫折的唯一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人们很少充分地思考企业的使命是什么。”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则在《基业长青》一书中总结企业永续经营法则时也提出，所有这些长寿的公司，都是具有强烈使命感的组织。这些组织大多拥有坚定的承诺，强烈的热忱，可怕的战斗力，紧密团结的团队和超强的韧性。

    其实，无论是在2005年战略目标初定之际，还是在2008年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漩涡中，包括周中枢在内的领导班子，一直带领着中国五矿不断地实行着突破式发展。成功并购OZ矿业公司那一役，惊心动魄，锲而不舍的精神让人难忘——正如很多人所说的那样，中国五矿完成了一个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也正是一种使命的力量，催动着中国五矿不断地进行变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五矿一直处在不断地变化中，自我变革与突破发展始终是中国五矿的基因。”在周中枢看来，中国五矿有着坚不可摧的自我变革的主动性基因，“变”是一个恒定的法则。

    但何为中国五矿使命型“内核”的主要表现形式？那就是发展能力、创新能力与责任能力。正如周中枢在2010年年中战略质询会上所表述的那样：“总结我们的经验，总结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央企业的要求，做到可持续发展就是几点。第一，要发展快。光发展不行，发展慢了也不行，发展慢了就是落伍，世界一流企业不会等你。第二，要有活力和创新能力。人家都做到服务到家了，你还一买一卖；人家都做到整体供货，谁也替代不了，而你做的谁都能做，有什么活力？你要做就做好。不能做到前三名就要淘汰，你做的商品没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就不要做。外贸企业不转型、不创新发展，就早不存在了。第三，要负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时刻要想到你的责任要比别人多，没有尽到后两个责任就不是中央企业”。

    “没有尽到后两个责任——社会责任与政治责任，就不是中央企业！”中国五矿的“使命的基因”与“使命的力量”，恰恰都定格在并浓缩于此。

    如此看来，央企也不乏“使命型组织”。

    （二）

    2009年12月31日晚，北京农展馆，宁高宁与柳传志同台获得了CCTV“十年商业领袖”的荣誉。

    两年多前，2007年7月的一天，宁高宁和柳传志也曾同台，针对“国企身份”的话题展开了一场微妙的讨论。柳传志几番向宁高宁“交流”和“请教”，还戏言说“可能得罪了宁总了”。柳传志的观点主要有两点：一是国企的体制确实很麻烦，往往阻碍了企业的发展；二是国企的领导人不容易，常常不是根据企业需要，而是根据领导的需要定战略，而且频繁换岗，常常是今天定了战略，明天就走了，最后耽误的是企业的大事。

    对柳传志的话，宁高宁没有回应，几乎不语。其实，宁高宁一向认为在公开场合讨论国企问题简直是“浪费时间”，认为这样的问题“只适合在月球上谈”。这是他这样的企业家身上普遍存在的矛盾：一方面连自己也不清楚还能有多长的任期，另一方面又必须当好“放牛娃”，不仅要替国家把资产看好，而且还要使其增值。有着海归背景和信托责任感的宁高宁，一门心思地投入到了“放牛娃”的事业中去。

    这个“放牛娃”既喜欢舞文，又喜欢弄墨。1979年考大学时想当作家，第一志愿报的是中文系。山东大学当教授的舅舅知道后，跟他说靠写字不一定能吃上饭，于是宁高宁转学经济学。凭着所学专业和后来的美国留学背景，进了香港华润集团，踏进了商界。从当年的籍籍无名到后来的青云直上，爱读书码汉字的嗜好却始终没丢掉，20多年来共写了40多万字的经济管理随笔。他自言特别喜欢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他也试图以一种特别的管理方式和人文思想来激活已经在皇城根下安营扎寨50多年的超大型国企——中粮集团。

    与私人企业不同，这个国有企业的员工，并不是为了宁高宁个人打工。在这种状况下，如何凝聚、激励整个组织去实现共同目标，这是一门大学问，不是做一般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解决的。

    他历数摆在自己和所有中粮人面前的困难，足有108个：一个复杂的、转型中的、业务形态多重的中粮，如何进行重新整合？一个多层组织管理形式并存的庞大组织如何瘦身？在一个以业绩为主导的经理人评价系统内，如何导入一种更健康的、科学的、全新的体系？……这108个问题被一一解剖、讨论。他努力使他领导的企业充满活力，而不再是僵化呆板、按部就班的官僚组织。

    他一边马不停蹄地进行业务层面的整合——入主新疆屯河、重组中谷粮油、收购华润酒精和华润生化，一边通过倡导温暖愉悦、简单透明的“阳光文化”，在中粮内部掀起一轮又一轮“新思维、新管理”的战略管理重塑工作。

    2005年10月，他在北京宣布了中粮集团未来5年的战略目标：以粮油食品贸易加工为主的、多业务的投资控股企业，主要集中在粮食贸易、加工，食品加工、销售，土畜产，地产，酒店及金融服务业；建立国内外贯通的粮食贸易、分销、物流、加工体系，建立品牌食品的研发、生产、物流、分销体系；利用香港资本市场，促进体系及治理结构改革，确立真正国际化的大粮食、大食品加工及贸易商的地位。

    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中粮要实现“有限多元化”。

    2008年，中粮业绩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资产和营业收入都超过上千亿元，旗下拥有多家上市公司。2009年，宁高宁一如既往地纵横捭阖：2月，中粮以非常低的价格将五谷道场纳入囊中，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打进了方便面市场；5月，中粮推出了福临门牌大米；6月底，中粮宣布投资20亿元，对新疆果品进行全面的收购、加工和销售，并且加大了对悦活果汁的推广力度；7月，中粮“拿下”了蒙牛乳业，站在了中国乳品行业的最前端……中粮的5年战略目标，如期实现了。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宁高宁与柳传志可谓殊途同归，他们都展现出了这个国家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源——企业家才能。作为国有企业的领导者，国家的“放牛娃”，宁高宁最重要的贡献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扩张兼并，而是把创新精神变成了整个组织的行为。

    有人称宁高宁是“中国的约翰·摩根”，也有人称宁为“中国的伊恩·麦克米伦（Ian C.MacMillan）”。无论是中国摩根也好，中国麦克米伦也罢，他一直试图在忧患与危机中寻找着商业模式的突破。他是国有企业中职业化程度最高的经理人之一，是推动国有企业向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方向转变的代表性人物。

    如此看来，央企的领导者也不乏企业家才能和德鲁克所说的“创新精神”。

    （三）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社会应理性地看待国企发展问题。

    比如，宁高宁的理由是，从给国家贡献的角度看，10年前国企发展不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而现在国企经过改造已经给国家创造了财富，在给国家交税，在带动国家GDP的增长。从所有制角度来说，国企大部分都上市了，好民企也都上市了，它们都属于“公众型公司”，应该被放到资本市场这个框架下来看其内部自身能不能做好。从企业界的角度来看，不管是民企还是国企，要看这个企业自身是不是提供了好产品，是不是有竞争力，是不是给社会做出创新性的引领。

    目前国企在一些类似石油、航空等主要行业里的“强势”是有缘由的，“没有一个国家是乱来的”。因为“这样做是不是效率高，是不是成本低，提供了什么好的服务，社会怎么来评判它，这可能是重要的。如果反过来说，因为做得不好而来竞争，这种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所有人把这种竞争放到社会所有制中去争论，10年也不会进步”。

    无论是民企还是国企，其实都该将其做成一个民族企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定是要有企业来代表的，民族企业最终是属于国家的。现在国企也好民企也罢，“我都希望做好”。

    宁高宁曾意味深长地对《第一财经日报》的资深记者马晓华女士表示，中国人目前对所谓企业身份的重视远远高过对企业自身质量的重视，没有人会讲中国的企业到底有没有竞争力，有没有新产品，有没有研发、组织架构、核心技术能力等优势。

    其实，“现在国有企业一直在缩小其比例，应该比较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宁高宁如此表示。

    然而，目前看来，作为企业，央企最为重要的目标仍然是创造利润、扩大规模，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愿意承受亏损后经济、舆论、体制的重压。也正因如此，它们必须马不停蹄地扩张，而它们的竞争对手也必然受到打压。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对很难解的矛盾。

    （四）

    事情真的会如此简单吗？或者，如此复杂吗？争辩将会继续，而且愈发激烈和开放。不在争辩中“死去”，就在争辩中“活着”。一切都需我们耐心等待。

    但争辩的背后，实际上是人们对公平与正义的渴望，因为人们常常把央企当作政府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与利益攫取的“温床”。

    笔者曾与大学同窗好友、一位已经在学界小有名气的青年学者聊天，彼此都聊到了如今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下一步发展，谈到了“中国似乎也脱离不开类‘双向运动’大思维下的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中国似乎正酝酿着两种行动：一种是必须坚决打破垄断利益集团的垄断，尤其要解决那些垄断大国企的垄断问题，使其分化与重组，不至成为中国继续改革的羁绊；另一种则是在通过市场改革来提升效率的同时重视公平。因此，政府的有效干预与国家保护的行动就会出现，新《劳动合同法》就是一个明证。但问题是，公平与效率如何兼顾呢？这似乎是中国要面对的最最核心的问题。

    实际上，“双向运动”是着名社会学家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提出的。在其名着《大转型》中，波拉尼指出，在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大行其道之前，经济活动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被社会关系所支配和决定。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在社会关系中居于决定性地位，市场将劳动力、土地、自然等一切都商品化了，金钱成为万能，劳动者和自然环境失去了社会的保护。放任市场经济必然引发反向运动，社会的力量阻止自由市场对人及其社会关系造成进一步的损害。

    于是，在纯粹的市场经济里，双向运动同时存在：一种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运动，市场扩展到全球的所有角落，市场中商品的数量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增长；另一种是反向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社会自我保护以免遭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的侵害。前一种运动的主角是资产阶级，后一种运动的主角是劳工阶级。波拉尼认为，“双向运动”的出现，使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成为必要。政府干预主要表现在为社会提供福利，通过其主导的再分配缓解社会矛盾，提供劳工参政的机会。

    对于处在全球金融危机之中的美国等西方国家而言，政府又重新走到台前进行积极干预，这似乎正反映了双向运动的思维。而一些企业被重新收归国有，比如英国伦敦皇家银行等，也似乎在说明政府意志和市场精神的博弈与平衡。这种情况到底会产生一种怎样的结果，目前还不能下结论。

    尽管我们不能照搬双向运动的理论来审视中国的情况，但笔者认为，至少可以说，中国正在进行某种类“双向运动”吧：一个是强调效率，另一个则是保证公平。然而，效率与公平究竟能否相得益彰而不是彼此相悖？

    毫无疑问，中国下一个30年的所有机遇与挑战也皆来自于此。而其中，国企问题是一个自始至终都绕不开的核心挑战之一。何去何从，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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