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呐喊国企改革

    从朱镕基“拆雷”，到李荣融“护犊”，国企改革没有停止过，但始终曲折不断，非议不断。

    2011年2月16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右上角刊发了一篇题为《日本的另一个侧面》的文章。该文一方面回顾了日本崛起的奇迹，比较了中日两国人均GDP相差10倍的现实；另一方面在表述日本经济成就的同时，对日本社会保障体系的及时跟进给予了赞扬，也表达了羡慕。

    这篇文章给刚刚兴奋的中国人打了一针镇静剂——两天前，在情人节温馨浪漫的气氛中，中国GDP超越日本，以领先日本4000亿美元的优势跃居世界第二。

    面对如此骄人的成绩，中国的媒体此时一反常态地冷静，纷纷呼吁重视增长的质量。

    一年后的“两会”上，温家宝将2012年的GDP增长目标定为7.5%。8年来，中国GDP增长目标首次低于8%，与社会呼声保持了一致。对此，温家宝的解释是，要将重点放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

    2012年之于世界和中国，绝不是一个轻松的年份。

    2012年，服装加工厂老板们翻出5年甚至10年来的电话本、名片簿，按着上面的联系方式（尽管多数已经发生了变更），不厌其烦地尝试给曾经的品牌合作方打电话，渴求能争取来一些订单。规模大点的还好，那些十几、二十几个人的小工厂已经倒了不少。老板们现在要为了一张曾经不屑一顾的几百件衣服的订单争得面红耳赤。

    也许这些厂长们没有研究过，过去潮涌般的订单如今流向了哪里，但那些服装品牌商却很清楚，自己已不再需要中国的这些工厂。孟加拉国、越南、缅甸、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工人现在不仅能做沙滩裤、T恤衫，而且他们已经可以生产大部分成衣，他们工厂的设备也是最新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工资是中国工人的十分之一。中国东南沿海30年前的火热场景在东南亚重现，30年后中国的低成本加工业老板们眼睁睁地看着订单像流水一般流向成本更低的东南亚。中国的低成本加工业进入了“刮骨疗毒”的转型剧痛期。

    服装加工业只是一个缩影，在大型国企和国际资本的挤压下，这些低端制造业原本是民营企业的“避风港”，而现在的“避风港”已不可能容得下中国数量巨大的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只能拼命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在严重依赖外向型经济的中国，一旦外需萎缩加之通货膨胀，这些企业面临的便是灭顶之灾。

    如果服装加工正处于火烧眉毛的处境，那么山东的民营地方炼厂则更像温水里的青蛙，而把一捆捆薪柴添入火中的就是央企。一度，全国十大地方炼厂8家位于山东，山东地炼被称为中石化、中石油之外的“第三股力量”。同服装业一样，为了避免被淘汰的噩运，尽管受油源限制，时常开工率不足50%，但地炼企业还是得拼命扩充产能。况且山东省已经出台相关政策，2013年前炼油规模在200万吨以下的企业将被关闭，好死不如赖活着，规模大点将来也能卖个好价钱。

    然而自2008年开始，随着油价的再度飙升，地炼企业“油荒”更加严重，众多企业停产。紧接着，打着产业整合、互利合作的大旗，手握原油进出口权力或大量资本的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国化工、中化集团等央企纷纷强势进入，上演着地炼企业互相厮杀后的又一场“抢地盘”大战。不光是央企，国际巨头也盯上了这块肥肉，BP（英国石油公司）、康菲石油（Concophillips）、道达尔（Total）、壳牌（Royol Dutch Shell）、SK（韩国鲜京株式会社）等国际石化巨头和众多风投也蠢蠢欲动。这些大鳄们对于小规模的企业是不感兴趣的，下手的都是具有一定实力和规模的炼化企业，使得所剩的可被并购的优质资源越来越少。

    民营炼厂与巨头们合作无异于“饮鸩止渴”，最终将难逃被巨头蚕食的命运。好比电影中经常出现的镜头：一个人将另一个人逼至山崖，当后者只能抓住半山树枝苟延残喘之时，前者又施以好意，借机征服后者，这种情况下的选择太少，也太无奈。这个无奈的人便是那些民企。

    央企在众多领域的频繁并购，不断使其成为焦点。国内挥舞的大棒和国外挥洒的钞票使得央企的规模越来越大。2012年7月9日，第16次《财富》杂志世界500强公布，中国企业上榜数又创新高，达到了79家，这一数量又一次超越了日本，仅落后于美国。中石化、中石油和国家电网再次杀入前10名。然而，如果与前10名其他能源企业的营业额与利润对比，难免寒酸。

    中国石油两巨头的利润率远低于世界其他石油巨头，也难怪民间抱怨石油行业垄断导致资本回报率低了，人们的结论是：这些石油巨头们之所以强大并非因为其管理、战略和技术的卓越。当然，石油巨头们自有它们的解释，国内油价的管控使得它们不可能像国际巨头那样为追逐利润不顾一切。将石油巨头每年的利润与它们强调的炼化亏损放到一起对比，已经成了媒体、网络上一种颇为流行的“娱乐形式”。

    而如果再看一下入选500强的银行业数据，我们则会有另一番感受。

    对比之下，国有四大行利润率之高简直令人咂舌，达到了巴黎银行的3～5倍、西班牙桑坦德银行的3～5倍、美国银行的17～30倍。尽管欧美正处于经济低谷，中西方银行业也不应当有如此天壤之别。

    看完这两组数据或许我们就能明白李荣融说的“为何央企赚了钱被骂，不赚钱也被骂”了。石油行业的央企，占据优越的资源、政策、融资优势，身处较其他行业竞争水平低得多的环境之中，其利润率竟与身处激烈竞争环境的国际石油企业相去甚远，不得不令人质疑其利用资产的效率低下，机构臃肿。

    而金融央企同样占据了天时地利，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竭力攫取利润，不得不令人怀疑其与民争利，为提高利润无所不用其极。

    前者不及，后者过头，引起了公众不同性质的强烈反感。用一句话来形容：谁也不会对本身没有实力但靠山强大的人做到心服口服。

    因此，改革呼声从来没有间断过。

    一方面，受到来自政府、社会、市场三种力量挤压的部分国企在喊着放权、改革，它们认为，束缚手脚对企业的长远发展非常有害。

    1984年，《福建日报》头版头条的那篇《请给我们“松绑”——55位厂长、经理呼吁信》发出的那一声呐喊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与那时被计划经济严重束缚的状况相比，现在国企的手脚已经被放得更开。不过高层薪酬及企业薪酬总额、企业大规模投资审批、企业管理制度的完善等方面仍受政府较多管控，这使得本已庞大的国企灵活性更为降低。因此，在遇到管控之时，譬如当油价上涨导致炼厂亏损，几个巨头的声音就包含着对国家管控的抱怨。而在国企经理人的聘用、流转方面，国企对改革的需求就更迫切。国企高层的薪酬上限和国企工资总额受国资委严格控制，单凭薪酬很难将优秀的经理人招致麾下，这也导致了国企内部变相福利现象的蔓延。

    另一方面，众多经济学家和行业内的企业家抱怨垄断政策严重阻碍行业发展，呼吁放开准入门槛，营造健康、积极的行业环境。相对于一些放开行业准入的呼声，有的甚至提倡将国有企业私有化。

    工、农、中、建四大行公布的2011年业绩显示，它们日赚17亿。在国内许多行业的中小企业面临低潮的时期，银行业俨然是另一片天地。

    “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2011年的“环球企业家高峰论坛”上，民生银行行长如是说。20年前，民生银行的这几个股东及时呼吁和跟进，民生银行作为民营资本破例得了银行业的一张“船票”，这才有资格在垄断的圈子里搭顺风车，拿到“高到不好意思公布”的利润。

    中国当今有政策性银行3家，商业银行425家（大型银行5家，股份制银行141家，农村商业银行214家，外资银行65家）。美国的银行业尽管遭受了次贷危机的沉重打击，但美国银行的现有数量却仍然超过8000家。银行巨头们经常说，中国银行业没有垄断，但行业门槛高高地摆在那里。

    而众多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由来已久，与此不无关系。竞争不充分的银行业畸形发展，对于各行业的健康成长将有深远影响，新兴产业企业、中小企业在融资中的劣势将很难扭转。

    银行业也只是一个缩影。

    我国市场经济准入政策在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异。在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有72个，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个，而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只有41个。

    因此，从市场、行业健康发展的角度，众多改革呼声涌现。只有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引导更多非公有资本进入，与国有资本同台竞技，行业的发展才能趋向健康、充满活力。而一个行业环境的形成需要很长的制度建设期和维护期，推出有利于非公经济发展的一些政策，而后又打着行业整合的大旗将非公企业兼并，只能使非公经济望而生畏，不断从实体经济转向短期获利的行业，例如房地产行业。如此，行业环境会更加恶化。

    而在宏观上，为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政府对国企所进行的改革也频繁见诸媒体，我国的国企改革步伐也从未停止过。如今，无论是中央国资委还是地方国资委，也都在积极探寻：如何使国企真正起到国民经济中坚的作用，如何使国企成为真正的企业，如何营造健康向上的行业环境，如何使中国经济更加健康平稳地持续发展。

    从朱镕基“拆雷”，到李荣融“护犊”，国企改革没有停止过，但始终曲折不断，非议不断。随着经济危机的持续影响和国家大规模投资刺激政策的影响减弱，国企的利润开始持续下滑①。每一波的经济低迷都会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因为这时的改革阻力会小很多，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促进了国企改革。对于国企而言，利润下滑不是好事，但却创造了继续深化国企改革的契机。

    然而，1998年国企改革秉承的“退出竞争性行业”的理念在国资委成立之后似乎被慢慢淡忘，由“做大国企”取而代之，之前所做的退出努力几乎功亏一篑。国资委主导的国有企业重组，也多是国企内部的分分合合，民企难以从中分得一杯羹。

    整个中国，从许多街道上开店的小老板到国家高层领导，都在目睹并呼吁着国企和中国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不论理由是什么，大家的共识是，现在的国企仍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表现难以令人满意。

    而国企改革也面临着重新定位，也就是一些专家所称的“第二次定位”。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目标是“致富”，而到了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最大目标应当是“公平”、“合理”。中国2012年预期GDP增速的放缓正是政府意识到这一转变后所采取的措施。

    然而，改革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国企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如何改，如何使改革进行得持续有效、避免偏离改革方向，是摆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面前的又一个大问题。

    国企：存续以及如何存续

    既然国企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表征，应当存续，那么究竟以何种方式存续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任何没有目的的改革都是在做无用功，在改革之前我们必须搞清楚国企改革要达到何种目的、使国企展现何种状态？

    在对国企进行改革之前，我们必须清楚国企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概念都没有理清楚，那么国企改革就是空谈。这也是国企改革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国企为什么要存在？到底应不应该继续存在？如果这一命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也就不必再讨论国企改革的问题了。

    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明确写着：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那么国企的第一项任务便是保障国民经济的发展，保证国家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的控制力。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这一特点尤为明显。计划经济时代，大至铁路、飞机，小至火柴油盐，均由国家统配，其目的便是为国家的生产设定目标。生产、流通的计划使得国家的物资分配流向需要这些物资的地方，然而，由于计划经济本身的缺陷及其他种种因素，真正实现这样的目的相当困难。此时的国有企业遍及各行业，对各领域保持了相当的控制力。对于历经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的中国而言，也只有集国家之力配置资源才能保障经济的快速恢复。

    ①2012年，国企利润已连续5个月同比下降。

    而自从1978年小岗村“大胆”分田到户之后，农村率先开始了所有制的改革，实行包产到户，同时也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0年后，乡镇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0多倍①，同外资和私有企业一起进入中国经济的众多领域，分担了国有企业原有的部分职能，非公有制企业完全可以在部分行业满足中国社会公众的消费。而国有企业的改革同时进行，在政企分开的目标指引下，放权让利，利改税、拨改贷、企业承包制、股份制等改革不断深入。此时的国有企业真正同私企、外资一样面对市场，它们不再无所不包。2009年时，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单位数量、总产值、资产总额、利润总额和从业人数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的比重已经分别下降为4.7%、26.7%、43.7%、26.9%和20.4%；私营经济的单位数量、总产值、资产总额、利润总额和从业人数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的比重已经分别提高到58.9%、29.6%、18.5%、28%和33.7%——除了资产总额和利润总额，其余指标已经大幅超过了国有企业，而且资产的回报率远高于国企。

    此时，国企所扮演的角色已经开始改变，在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伴随着公有制企业和非公企业的此消彼长，国企首先应当做一些非公企业暂时做不了、很难做或者不适当做的事情。例如：关系国家安全的军工企业，投资巨大、投资回报期长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投资巨大、没有回报的环保工程等。其次，国企应当在非公企业尚未成长起来的领域发挥原有的作用，给非公企业成长的时间和空间，国企和民企应当在行业内平等竞争，应当给民企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当经历了上述的第二阶段之后，国企应当从民企可以胜任的行业中退出，或者与民企平等竞争，不应当获得任何的优势政策，否则无异于改革的倒退。此时国企的重要作用应当是控制关系国家安全的相关行业和关系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行业。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行业并非是不营利的行业，恰恰相反，军工、环保、路桥、水利等行业的垄断属性也能为其带来丰厚的回报。但由于关乎国计民生或投资额巨大、周期很长等特征，就更需要保证安全、公平、合理的环境。国企更多以“公益者”的面貌出现，而非资源的抢夺者。

    当然，国企发展的第三阶段并非意味着国企要完全退出竞争性的领域，而是在平等的条件下与民企竞争。如果国企能够凭借其管理、技术取得市场领先地位，引导行业进步，同样能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同时还能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我们国企改革的目的应当是：在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国企发挥应有作用，保障国家安全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进行；在竞争领域，国企与民企同台竞技，消除国企和民企在政策、融资等方面的差异，让管理更科学、技术更先进的企业在市场中为消费者服务。既有利于消费者，亦有利于行业的不断进步。

    届时，国企将相当一部分利润上缴给国家，使国家将之用于社会保障。利润的大幅上缴对于国企来说并不意味着就是坏事，就好似成本的上涨反而可以促使企业节约成本，加大力度提高运营效率，向更为集约的方向发展一样。而目前我国国企由于处于高速的扩张阶段，每年上缴红利的比例非常低，实际上，将如此大量的资金交由国企自己支配对其并不一定是好事。

    曾经有人向国资委副主任邵宁问及国企的作用，他说：“国有企业的资产实际上属于国家，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一笔储蓄，一旦以后国家需要钱，完全可以动用。这几年，国家处于高增长时期，财政增收还很大。但今后不可能永远这么高，而且中国还将面临进入老年社会的问题，到那个时候，需要钱的时候，我相信这笔资产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这段话也是对国企主要作用之一的诠释。实际上，尽管中国仍处于高速增长期，财政收入每年均有大幅增加，但这些钱并不能满足中国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众多方面的需求，以后国家需要钱，其实现在的中国也很需要钱，国企的公益作用应当尽早凸显。现在的国企群落已经是巨无霸，如果再任其凭借资金、政策、资源优势肆意扩张，将来改革的难度无疑会增加，中国会形成更为畸形的经济结构。

    本书前面几章已经列举过一些国家的国有企业状况，国有企业对于各国经济均发挥着重要的补充和保障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甚至连美国这样高度崇尚市场自由的国家也拥有数量不少的政府企业，只是美国国有企业多分布于私人无法做、做不好或无利可图的行业，如邮政、公共交通、自来水及环保等领域，而且影响很有限，生产总值仅占全国GDP的5%。我们探讨国有企业的第一个问题应当是量：应当有多少国有企业，哪些领域应当有、哪些领域可以有？第二个问题是质：国有企业如何管理，是完全市场化还是政府介入？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美国部分大型联邦国有企业的董事会甚至由总统、副总统、民意代表等组成，政府在企业中的影响举足轻重。如果完全撇开政府，让国有企业在市场中竞争，也就丢失了国有企业本身的属性。既然是国有企业，必然和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一个“度”的问题。

    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非常高，但仍拥有如此多的国有控股企业，由政府部分操控甚至直接参与管理，这些企业200多年来始终在发挥着其被设定的作用；新加坡政府关联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亦高达60%以上。因此，简单地提议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可能解决了现阶段国企带来的众多问题，但是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更多的不可控的问题。国企改革不是简单地卖掉、分掉就能解决的问题，而需要从长远的角度，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企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既然国企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表征，应当存续，那么究竟以何种方式存续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任何没有目的的改革都是在做无用功，在改革之前我们必须搞清楚国企改革要达到何种目的、使国企展现何种状态。

    综合各国的经验来看，国有企业大部分分布于回报率低、回报周期长的社会保障类、公益类行业；同时在竞争性行业中，也可以适当允许国企与民企在相同的条件下利用市场规则竞争。有了这样的目的，我们才能真正思考国企改革的下一步究竟应当怎么走。

    国企改革，谁说了算

    中国国有企业分布很广泛，涉及领域很多，已经到了改革的攻坚阶段，公众对此有很多期待。在竞争性领域，国家应该放弃对国有企业的支持，让国资、民资公平竞技。

    ——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国企改革所涉及的利益体众多，例如政府相关部门、国企高管及职工、利益相关者、行业内的其他企业等。如何进行国企改革，不同主体所给出的答案都会不同，我们目前所做的可能更多立足于政府、国企关联体，而忽视了行业内的企业以及大多数民众的普遍感受。说到底，国企改革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它触及到了社会各个层面。

    国企改革应当权衡各个方面的利益进行，虽然很难做到不偏不倚，但也应做到起码的机会平等。如果过度重视民间力量，为追求速度将部分国企私有化，则很难避免俄罗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老路和21世纪初MBO的众多弊端；而过度重视国企内部及外部关联体的利益，则会导致国企改革由于受到巨大阻力而无法继续进行，甚至出现倒退。权衡各方利益，这也正是我们在未来国企改革的道路上需要继续克服的最大困难。

    李荣融一直在说，培育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是他一生的梦想，国企改革的信念在他心中从未动摇。可是到他卸任之时，国企距离这一目标仍相差甚远。这其中有受制于中国企业整体发展水平的原因，也有阻力巨大、制度欠缺的原因。

    按照他的表述，国家的每一个行业均应当有一两家超大型的企业来集中行业的力量，即由10%的企业产出行业80%的利润，而中小型的民营企业则起到配套作用，这样才能拥有较高的效率。他还认为应当给中小企业由小变大的机会，使之与大企业竞争，并举出苹果、诺基亚的例子佐证。然而，时至今日，在国有企业进驻的各个行业，中小企业面对国有企业似乎无能为力，最关键的可能还是体制——市场准入机制、市场管理机制等，这些机制形成了民企面前的一只只“拦路虎”。

    当然，根据我们的设想，国有企业的改革不是一刀切的，而是分行业、分步骤进行的。一步到位的改革方式目前为止还没有被任何一个国家找到。

    首先，根据本书此前的表述，未来的国企中一部分将从事外资和私企很难掌控的一些行业，如军工、水利、路桥基建等。这些工程既关乎国家安全和国民生活，又需要巨大的投资和很长的投资回报期，应当由国有企业来管控。而目前我国这些行业的状况正是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行业内的国有企业不需要改革，它们改革的方向是：高效、透明。不断暴露的贪腐丑闻、不合规程序、不达标工程已经将这些行业的国有企业逼到了必须改革的地步。而向高效、透明的方向进行改革，只能靠政府和相关主管部门不断推动，借由不断的透明化改革，促进企业的效率改革，从而起到监督作用。而论到底，这些行业的国企仍然是企业，它们每年的利润必须按比例悉数上缴。

    第二类的企业便是仍然在行业内占据主导甚至垄断地位的企业，且尚未有充分实力的民企能对其地位构成威胁，如运输业、电信业、银行业等行业的企业。这类企业的改革方向应当是，放开垄断，与民企同台竞争。国企在资本上已经较民企有巨大优势，如果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却在竞争中仍处于不利地位，那么这样的国企一定是存在问题的。该国企要么迅速进行调整改变，适应市场的发展，要么被淘汰出局。此类行业中的国企最大的作用是要保证在行业的成长过程中经济的稳定运行，同时给予民企成长的空间和时间。只有多种所有制企业相互竞争、学习，才能不断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和企业的不断进步。而我们之前的种种改革虽然名义上对国企进行了分拆、重组，但对行业准入却鲜有触及。这种分类组合型的改革虽有一定效果，但其意义并不大。而市场体制的改革、重组可能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克服重重阻力——当然也包括来自国企内部的巨大阻力——来完成。

    第三类企业便是那些处于准入机制已经放开，市场相对成熟的行业内企业，例如房地产、食品饮料、化工品等行业的企业。我们看到，在这类行业的部分细分行业中已经很难看到国企的身影，原有的国企要么破产，要么被兼并重组，退出了这些竞争激烈的行业；而在另一些行业内仍然有一些活跃的国有企业，比如我们列举过的一些外贸类央企，这些国企通过不断升级、创新，在竞争较为激烈的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居于领导地位，被视为国企经营的模范和国企改革的标杆。可以看出，只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才能使国企的能力得到提升，变得更为优秀。这种类型的国企需要市场来锻造，应当由市场中优胜劣汰的不二法则来决定这些国企的存续与消亡。

    现阶段，社会对国企尤其是央企产生越来越多质疑根本原因就是，国有成分的企业逐渐壮大，乃至阻碍了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这种情况主要集中在上述的二、三类企业中。由于国企改革的阻力巨大，虽然30年来国企与民企均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国企改革的成效似乎并不理想，仍然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近几年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后，“国进民退”的批评之声充斥着各种媒体。不由得使我们将1998年国企改革之时设立的目标与这10多年的路径进行对比。彼时提出的“逐渐退出竞争性行业，重点发展关系国计民生行业内国企”的路线至今日已被颠覆。十几年前就提出的将国企推向市场的目标至今仍未实现，如今国企越来越逐利的发展趋势已经使社会颇为担忧。

    其实，社会并非为国企赚取巨额利润担忧，而是担忧国企赚取的巨额利润被用于何处。2001～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获得利润总额为4.91748万亿，2008年账面利润总额比2001年增长了2.79倍，净利润比2001年增长3.25倍。业绩喜人，可如此多的利润增长为何没有为老百姓带来同比例的回报和生活的改善？

    国企改革所触及的利益群体之庞大使得国企改革不断反复，然而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增长要求国企必须做出改变。只有相关利益群体抱有同样的目的，才能将国企改革不断进行下去。

    那些在竞争性行业中存活下来并表现优秀的国企是国企改革未来的一种方向，但不是终点，国企改革任重而道远。

    未来的方向究竟是什么？人民是“国企”的主人这点，究竟如何落到实处？

    这的确是一个无法预知答案的难题。

    转眼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已过半载，《决定》中提及的国企改革方向一时燃起了不少企业的希望，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中国移动等一个个“巨头”投身于改革大潮。“混合所有制”更是成为各大企业官网推送的首要关键字。尽管发展混合所有制已成为国企改革的共识，但“和谁混”、“怎么混”成为改革进行到现阶段的最大难题。

    ①到1987年，乡镇企业数量从1978年的152万个发展到1750万个，增加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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