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成为夫妻,结婚前的一次旅行是很有必要的。这是钱钟书在《围城》中的人物得出的结论,旅行不能短,至少一个月,这样能看破彼此,两个人经过舟车劳顿,难免心烦意乱,所以原形毕露,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不分开,那么就可以结婚了,所以蜜月跟结婚应该反过来。不过他自己本身却是后来才有的这等觉悟。
离开的钟声已经响起,两个人相互陪伴登上了去往英国的轮船,因为路途遥远,路上的时间要花费一个月还要多。好在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聊不完的诗,一同向往着接下来的生活,还有新婚燕尔的甜蜜,这让飘荡的时间显得不是那样难熬。
这是他们第一次长时间地生活在一起,虽然分在两个船舱,但是杨绛也发现这个鼎鼎大名的"书生"的好多问题,之前他总是说自己"拙手笨脚",现在看来不是自谦的。比如,他不会系鞋带的蝴蝶扣,甚至穿鞋子分不清左右脚,筷子也用不太明白,全然没有"做学问"时候的潇洒倜傥,像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她心里明白,这辈子她都要照顾他了,所谓的"相依为命"就是这个意思吧,她也庆幸自己跟着一起留学了,至少可以照顾他。虽然之前的杨绛自己都是一个娇小姐,什么都不会做。
在出国的行李中,钱钟书箱子中装的大多数都是书,他对书的热爱是狂热的,看到喜欢的书就想买下来。从国内带到英国的书数量不少,他们甚至还随身带着约翰逊博士的字典,没事的时候两个人就一起翻翻看。
到了英国第一站便是伦敦,在来到这里之前两个人都对伦敦充满了向往,书中那些景色和故事,让他们对这座城市未曾蒙面却好像相识许久,所以到了伦敦之后两个人决定住几天,好在距离牛津大学开学还有一段时间,两个人出门得比较早,这样还有空闲的时间。
钱钟书的堂弟钱钟韩、钱钟纬先于他之前来到伦敦留学,在异国他乡几个兄弟重逢相聚,钱钟书还不忘作了一首题为《伦敦晤文武二弟》的诗,以纪念这次难得的团聚。
见我自乡至,欣如汝返乡。
看频疑梦寐,语杂问家常。
既及尊亲辈,不遗婢仆行。
青春堪结伴,归计未须忙。
在亲人的陪同下,两个人还被安排参观了大英博物馆,也去了当地著名的几个画廊,一番游玩之后,两个人决定前往牛津大学办理入学手续。
钱钟书的所有事情已然被安排妥当,因为他是通过考试来到这里的,而且享受公费的学习待遇,根据之前考取的专业安排,他入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
杨绛是自费上学的,所以她需要办理的事情不少,本来也想读心爱的文学方向,但是学生名额已满,只能退而求其次地选择了历史,当时那里不提供住宿,所以只能自寻地方落脚了。
杨绛曾说:"假如我上清华大学外文系本科,假如我选修了戏剧课,说不定我也能写出一个小剧本来,说不定系主任会把我做培养对象呢。但是我的兴趣不在戏剧而在小说。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得造化弄人,只觉得很不服气。既然我无缘公费出国,我就和钟书一同出国,借他的光,可省些生活费。"
刚到牛津,钱钟书就上演了一出"好戏",杨绛回忆:"他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他是一人出门的,下公共汽车未及站稳,车就开了。他脸朝地摔一大跤。那时我们在老金家做房客。同寓除了我们夫妇,还有住单身房的两位房客,一姓林,一姓曾,都是到牛津访问的医学专家。钟书摔了跤,自己又走回来,用大手绢捂着嘴。手绢上全是鲜血,抖开手绢,落下半枚断牙,满口鲜血。我急得不知怎样能把断牙续上。幸同寓都是医生。他们教我陪钟书赶快找牙医,拔去断牙,然后再镶假牙。"
钱钟书和杨绛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便是读书,对于图书馆的热爱也是一样的炙热。而他们所在的大学,拥有着世界一流的图书馆──博德利图书馆,他们还给它起了个外号:"饱蠹楼"。跟之前杨绛钟爱的清华大学图书馆相比,这里藏书更上一层楼,除了大量的外国经典书籍,还收藏了很多中文的文献资料,英国书业公司自一六一一年起印刷制作的每一本新书都会赠送给这家图书馆作为存书。
在牛津大学,自费生会有一件黑色的背心,背后会有两条黑色的飘带,钱钟书在牛津大学也算是自费生,所以他也得到了一个,经常穿着去上课。在牛津大学附近的地方,穿黑色背心的学生处处可见,算是牛津一道特殊的风景,杨绛十分羡慕,当时父亲在国内,身体不太好,还有一大家人需要养活,杨绛不忍心向父亲要钱来缴纳牛津大学昂贵的学费。所以她只能作为一个旁听生,并没有这件黑色背心。她很宝贝钱钟书的黑背心,在她心中它象征着牛津大学,背心被保存得很好。
二〇〇三年年初,国家博物馆要筹备百年留学历史的文物展,杨绛先生提供了当时与南洋公学留学生的合影,还提供了这件黑色的背心,虽然经历了连年的战火,辗转多地,家也是搬了又搬,它却依然被保存得很好,最后这件背心留在了国家博物馆。
牛津大学还有一样"特色"规定,这里上学的学生,每周都需要在学校的食堂里吃饭四五次,以此证明确实有在学校住校,没有长时间离开这里,有时候,同学都说吃饭比上课还来得重要。当时学校的伙食费对他们来说比较贵,还好因为钱钟书带家眷来的,照顾杨绛,所以他每周在食堂吃饭的数量相对少一些,一周两顿即可。
在牛津大学的这两年,除了完成课程,两个人大多数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像是如饥似渴的海绵,不知疲倦地吸收着海洋中的水分,他们阅读不限于文学作品,哲学、心理学、历史等都在他们的吸收范围中。而在阅读中,杨绛很大程度地扎实了自己的外文阅读能力和文学知识功底,这为她接下来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留学生活是美好的,尤其对于杨绛来说。在这里有大把的时间可供自己调配,因为他们住的地方每天提供四餐,不需要杨绛去做什么,房间也由这家人来打扫收拾。她并不是正式的学生,所以也没有固定的课程安排,从小到大,还从未有过如此的特权,自由且安逸。
在文学方面,杨绛一直认为自己是欠缺的,所以她给自己安排了阅读表,按照表上罗列的书一本一本地读下来,还认真地做了笔记,而且在图书馆中她占据了一个固定的位置,一有时间就去,那时图书馆读书的人不是很多,十分清净,想看的书就在手旁,对她来说像天堂一样。
牛津大学每年三个学期,每上八周的学,就有六周的假期。两人留学期间,学校有很多是从贵族中学毕业的纨绔子弟,很少用功读书,大多数时间都四处懒散,考试的时候才会用功读一下,而且经常会惹一些麻烦,比如喝酒打架这些触犯校规的事。钱钟书和杨绛上学期间从来没有触犯过类似的校规,连品行导师都称赞两人学习用功,还会偶尔请他们去家中喝茶。
两人居住的金家为他们安排了一个风景不错的房间,窗外就是花园,两个人没事的时候就会出去走走,呼吸下新鲜的空气,给大脑休息一下。他们把每天的这种安排称为"探险",在这个陌生的国度有太多前所未见的东西等待他们去发现,相比熟悉的地方,他们更喜欢走陌生的道路,每次都会有新发现,这让两个人都欣喜不已。
对于那段日子的回忆,总是安静又美丽。他们爱着那里的大街小巷,也喜欢当地人亲和的待人方式。
在英国,下午茶是重要的生活部分。很多社交生活和人情往来都是在下午茶中进行的,当时他们刚来英国,对于这种英式的茶不甚了解。好心的同学教他们如何去做:"先把茶壶温过,每人用满满一茶匙茶叶,四人喝茶用五匙茶叶,三人用四匙。开水可一次次加,茶总够浓。"
后来,钱钟书有了每天早晨从一杯牛奶红茶开始的生活习惯,可惜回国之后那种印度红茶就很难买到了,杨绛就自己尝试着用几种茶叶调出相似的味道,后来几经试验,她用三种红茶混在一起:滇红取其香,湖红取其苦,祁红取其色。
钱钟书很喜欢杨绛研制的红茶味道,所以直到现在,当时剩下的一些茶还被完好地保留在家中,杨绛说这些东西能让她想起英国那段美好的时光,只是物是人非,回不去了。
金家准备的伙食还算不错,只是钱钟书吃不惯英国本地的味道,所以就吃得相对少了许多,杨绛心疼他,怕他吃不饱消瘦了。而且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觉得金家的味道不如刚开始来的时候,加之住在一起总会有不方便的时候,所以杨绛想租一间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房子。
刚开始钱钟书并不支持杨绛的想法,因为他知道杨绛并不会做饭,住在金家至少可以有现成的饭菜吃吃。但杨绛已经打定了主意,也开始留心起报纸上的出租信息。
一连看了几个,都不是很满意,位置离学校都太远,上学不方便,路上还浪费时间,便继续找,好在并不着急,时间是很充裕的。
一天傍晚,她和丈夫照例出去"探险",路过一个高级社区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招租的广告贴在那里,两个人并没有直接去,等到回头再想看看那个广告的时候,它已经不在那里了。杨绛有些失望,但是不甘心,便壮着胆子敲开了那家的大门。
开门的是一位女士,杨绛以为对方会生气,但这位女士并没有,而是反反复复地打量着面前的这个东方姑娘,看得出杨绛有些紧张。随后她便带着杨绛去楼上看房子了,这个女士就是她后来的房东达蕾女士。
这个位于二楼的房子就是他们后来租下来的"家",共有两个房间,一个是卧室,一个是起居室,还有一个很大的阳台,下面可以看得见大片的草地和花园,风景不逊于金家。
其他的条件略显简陋,取暖需要用电炉,做饭也是电灶,而且厨房很小,这里的浴盆也引起了杨绛的注意,加热洗澡水的是一个盘旋的水管,看得出来年代久远,水需要经过盘旋的管道加热,流出来的才有温度。
杨绛大概地扫了一眼基本的情况,便回去了,她想叫丈夫一起来看一下这里的条件。钱钟书看过之后十分中意,这里离学校很近,过街就是,而且也免除了之前住在金家的种种问题。
杨绛很珍惜读书的时间,钱钟书的朋友或者同学来拜访的时候,之前只有一个房间,她也没有别处可去,便得跟着应酬着,不但时间浪费了,还得受着他们抽烟的味,现在不用了,房间宽裕得很,而且也不需要跟其他人共用厕所和浴室了。
不过新房子也有它带来的烦恼,租金是肯定要比住在金家的高,而且杨绛之前几乎没有下过厨房,但是她很自信,至少像之前金家的饭菜水平她还是可以达到的。
根据杨绛之前的预算范围,这个房子是他们俩可以承受的,所以很快就签下了租房的协议,准备搬家。
女儿做母亲,便知报娘恩
生活在摸索中前进,没有人生来就是高手,困扰是路上的雨花石,也许有时不那么平坦,但是可以防止你在路上滑倒。而幸福就像路边的花朵,只要方向对了,沿途的风景醉人心扉。
在那年的新年前后,两个人搬到了后来的这个房子,心情兴奋极了。搬家那天两个人忙活了将近一天,东西也不少,好在新房子里的储物空间充足,抽屉可以充分利用。因为之前并不做饭,自然是没有餐具的,所以借了房东的,简单地吃了口晚饭,两个人都很累,钱钟书早早地睡下了,杨绛却久久不能入眠。
新居的第一个黎明到来了,钱钟书起得很早,他想为还没起床的杨绛准备早餐,做好之后摆放整齐端到了杨绛的面前,她惊讶地看着这个男人,想起他说自己"拙手笨脚",竟有这番细腻的心思。到现在杨绛还记得那顿早餐特别的丰盛,黄油、果酱、蜂蜜应有尽有,还有最好的阳光。
又一段新的生活开始了,这更像是真正的家庭,只有两个人决定着所有的事情,没有别人参与。像其他的家庭一样,他们熟悉了周围的环境,并且在附近的商店预订了鲜奶和面包,每天都有专人给送到家门口,而且都是最新鲜的。
钱钟书喜欢吃红烧肉,有了自己的厨房之后,他就开始酝酿自己的"巨作",杨绛肯定是不会的,他便请教其他中国的留学生,大家都是半懂不懂,便都献计献策,一起研究。
第一次做的时候,两个人守着锅,大火一直煮着肉,汤煮干了就往里添水,英国还没有生姜和做红烧肉的酱油,最后出来的红烧肉不但又咸又苦,甚至嚼不烂。杨绛回想起家中母亲做菜时是用"文火"加工,加上之前的经验总结,没有找到黄酒就换成了雪莉酒,第二次居然味道不错,钱钟书吃得有滋有味,杨绛也有了家庭主妇独有的自豪感。
慢慢地,她也悟出了很多做菜的学问,而且红烧肉的做法可以延伸到各种食材,她研究出了很多特有的菜,这些试验品钱钟书很买账,总是吃得意犹未尽。在异国他乡,两个相依为命的年轻人,虽然没有父母的引导带领,却也把日子过得"津津有味"。
生活少不了柴米油盐,经验也是在陆续地积累,杨绛把每一次尝试都看成是一次新的"探险",把每一段经历都整理好沉淀下来,无论成功还是失败。
不过有一样是杨绛一直不能驾驭的,便是收拾"活虾"。第一次弄的时候,杨绛之前看家里人弄过,便很在行地说:"得剪掉须须和脚。"可是她刚剪了一下,手中的虾猛地抽搐下,她一下子把剪子和虾都扔了,逃了出去。钱钟书看到狼狈的她,问她发生了什么,杨绛说:"虾,我一剪,痛得抽抽了,以后咱们不吃了吧!"钱钟书便跟她解释说,虾不会像人这样痛,反正他还是要吃的,那以后便由他来剪,杨绛来做。
到牛津的第一年,日子过得很有新鲜感,而且学习到了很多知识。杨绛说那是她一生最轻松快乐的一年了,只是思乡之情有些苦,还好有爱人陪伴。
到了假期的时候,两个人受邀做一九三六年"世界青年大会"的代表,到瑞士日内瓦开会。之后又去了巴黎,一番咨询后,他们注册了巴黎大学,因为巴黎大学不强制住校,而且有学习经历的要求,所以一九三六年的他们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也已经在巴黎大学注册了。
放假之前,杨绛跟房东沟通,想让房东给留一个条件更好一些的房子,回到伦敦之后发现,达蕾女士真的留了一个新的房子给他们,条件好了很多,两个人就搬了过去。
接下来,做饭成了杨绛每天的项目,钱钟书倒也不做甩手掌柜,也会打打下手,虽然两个人经济条件有限,日子过得稍显紧张,处处需要精打细算,但两个人一直相互扶持、互相陪伴。
杨绛不喜欢每天做饭,她觉得很浪费时间,还很麻烦,还痴人说梦般地说要是可以不用吃饭就好了。钱钟书曾试图寻一服"辟谷"的方子来用,像神仙一样不吃饭也可以"仙风傲骨",因为他也着实心疼自己的夫人。
日子平静而祥和,更大的幸福已经悄然而至。不久,杨绛发现自己怀孕了,两个人既兴奋又紧张,也在猜测这个宝贝是男孩还是女孩呢。
一次钱钟书与杨绛说起这件事,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杨绛笑了,并没有说什么,但是她心里另有希望,她希望女儿是像钱钟书的,所谓你侬我侬便是这个意思!
肚子里有了宝宝,杨绛开始小心翼翼,原本以为有了孩子不会太影响生活,但是现在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最开始的时候害喜就严重,没有办法专心看书。
钱钟书也很照顾杨绛,不但分担了大部分的家务,还很早地就陪她去牛津妇产医院进行检查,更是早早地预订了生产用的病房,也请求院长给介绍医生,医生本来以为东方人可能对大夫的性别有要求,便问是不是一定要女大夫,钱钟书只回答:要最好的!
最后定下来的大夫叫斯班斯,两个人家也离得很近,根据检查的结果,孩子的预产期在乔治六世加冕大典前后,斯班斯说如果赶到了那一天,那就是"加冕日娃娃"了。
在英国本地,人们对英国皇室十分尊重和喜爱,生"加冕日娃娃"更是一种荣幸,不过钱钟书一家貌似并不感兴趣,连肚子里的孩子似乎也不着急来到这个世界上,过了加冕大典快一周了还没有动静。
那是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八日,清晨杨绛便有了分娩的迹象,钱钟书冷静地带着她去了医院。到了医院,阵痛减轻了,杨绛还挑了本书看,到了下午又吃了下午茶,杨绛还是没有临盆的迹象。
到了十九日,杨绛终于要临盆了,但是任凭她怎么用力,还是生不出来,医生为了确保孩子和大人的安全,对杨绛进行了麻醉,人工助产,这才生下女儿。
杨绛浑浑噩噩地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柔软的毯子里,自己的肚皮瘪了,浑身都疼,不敢动弹,护士问杨绛,为什么那么疼的情况下她都没喊没叫,杨绛有气无力地回答:"叫了喊了还是痛呀。"这件事让医院的所有护士都对这个瘦小的东方女人肃然起敬。
其实,那天十分危险,女儿出来的时候,已经浑身青紫,甚至都不会哭,后来护士不停地拍打婴儿的身体,她才幸而活了下来,哇的一声哭了,声音十分大,护士给这个中国娃娃起了个称呼"MissSingHigh",这个贴切的小昵称也一直沿用下来,被译作"高歌小姐",也音译作"星海小姐"。
因为这个女孩是牛津医院诞生的第二个中国孩子,所以大家都对这个"高歌小姐"十分重视,只是可怜了新妈妈杨绛,麻醉退去之后的疼痛让她难以招架。初为人父的钱钟书也十分辛苦,生孩子那天他来来回回四次,杨绛昏昏沉沉,医院还不让见孩子,钱钟书就在医院里焦灼地来回走。
最后护士特意把孩子抱出来给钱钟书看,他激动地来回打量着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然后就是看着这个女娃不停地笑,这个女娃就是他们这辈子唯一的女儿。
祖父为娃娃取了名号,名健汝,因属牛,便起一卦,"牛丽于英",所以号丽英。但是杨绛夫妇并不喜欢这个"美丽"的号,觉得拗口也不响亮,便自己起了名字,叫她钱瑗。又给起了种种诨名,最后圆圆成了最顺口的称呼,也叫她阿圆。
西方医院没有坐月子这个说法,但是杨绛身体不好,在医院住了三周还多,几乎就把月子度过去了,因为双方老人都不在身边,没人教他们该如何带孩子,他俩就在医院跟护士学,学习如何换尿布、洗澡、喂奶,有模有样的。
一个人在家的钱钟书,难免会发生一些小状况,他像个孩子一样,把闯祸的过程都汇报给住院的杨绛听,总是一句固定的开场语:"我做坏事了!"
"我做坏事了,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做坏事了,把台灯弄坏了";"我做坏事了,门轴两头的球掉了一个,门关不上了"……
这个时候,能安抚他忐忑心情的只需要杨绛的一句话"不要紧"。这三个字能让他真的放心,他很相信杨绛说的话,只要她说了不要紧,那就是真的不要紧。
这种信任不是空谈,是有根据的。之前钱钟书的额骨上长了个疔,好久都没下去,杨绛跟他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然后她从一个护士那学来如何热敷,便每过几小时就给他做一次,没过几天疔随着热敷的纱布连根拔掉了,一点痕迹都没留下,从此杨绛的"不要紧"成了钱钟书的"定海神针"。
后来"不要紧"真的就不要紧了,杨绛回到家后,桌布洗干净了,台灯修好了,门也修上了,杨绛回来的家才像家……
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没有限制生育孩子的数量,但是他们这辈子只要了阿圆一个。杨绛回忆钱钟书曾经对她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那么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面前这个智慧又单纯的男人又用一句话柔软了她的心。
两个新手父母开始在家自己抚养孩子,当时的钱钟书在准备自己的论文答辩,时间紧任务重。但是有一天很少下厨房的他居然端出来一碗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搁在汤里。这是他亲手为娘儿俩熬制的,一碗鸡汤,一家三口受益。
"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他吃肉,杨绛喝汤,阿圆"吃"妈妈,人生之乐不过如此,钱钟书总是用这样的细枝末节感动着杨绛,让杨绛的心时刻为他悸动,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在伺候月子中,钱钟书完成了自己的论文答辩,顺利地获得牛津大学的学位,一切看起来都很圆满了。
全世界的时尚之都
求学的路是没有尽头的,尤其是对如饥似渴的年轻人。有人说,书读多了是平添烦恼,但事实上如果因为读书增加烦恼,说明书还是读得不够多。只有脚下的基石够稳,才能穿透薄雾看蓝天。
牛津大学的学业结束后,两个人按照之前的计划开始前往时尚之都巴黎,早在前一年两个人就已经在巴黎大学注册。
当时阿圆也就刚过百天的大小,胖乎乎的十分可爱。夫妇二人带着娃娃一起来到法国,住进了之前朋友帮忙租下的公寓。
那时候的阿圆是个可爱的娃娃,在伦敦的车上一个乘客看着这个东方娃娃入了神,夸她是个"aChinababy",这个巧妙的夸奖让杨绛不禁沾沾自喜,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一个中国娃娃,也可以理解为一个瓷娃娃,是夸阿圆皮肤好呢。连检查行李安全的海关人员都看着这个漂亮的娃娃,放松了行李检查,很快办理通过。
一路上主要是杨绛照顾阿圆,钱钟书手笨,抱不好孩子,杨绛便也不要他抱,怕阿圆不舒服,只让他拎行李箱,里面都是他的书,还有一台打字机。因为有孩子,一路上受到了很多优待,所以虽然路途漫长,却也不难过。
巴黎大学也是有着丰富历史背景的学校,培养教育了很多优秀的人,也以宽松的教学风格出名,之前的牛津大学在很多方面都有限制,住校和吃饭都有相应的规定,而巴黎大学却宽松很多,让学生有更多自己选择的空间。
房东太太是一位叫咖淑的夫人,已经退休了,所以就以招租为生。这座公寓位于市中心,也靠近车站,位置很好。房东每天给房客做三餐,价格合理,样式丰盛,是个比较善良的房东。每天吃饭的时候,大家围坐在一张餐桌前,很热闹,大部分都是单身的房客。
杨绛和钱钟书一向最珍惜时间,但是咖淑夫人家吃饭的"战线"实在太长,餐点十分丰富,一道一道菜上来,一顿饭可能要吃两小时,而且钱钟书不太习惯西方的餐饮习惯,好在租的房间有厨房,吃了一段"集体饭"后,他们就开始自己起火了。
巴黎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当时很多华人活动在巴黎市区,在大学或者公寓附近总会遇到华人,甚至是熟人,杨绛和钱钟书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经常往来。异国他乡,大家都像亲人一样互相帮助。
很多有孩子的家庭,都选择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去照看,这样的话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有人也劝杨绛把阿圆送去,杨绛打听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家的孩子跟阿圆一样的年纪,小小的娃娃。
朋友说,小朋友送到那里要很规矩地生活,吃饭、喝水、睡觉都要按照规定来,杨绛听了这个,不禁心疼起孩子来,就舍不得了,决定还是把孩子带在自己身边。
租住的公寓里,有一个太太是做公务员的,平时丈夫不在家,而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所以很闲,太太很喜欢阿圆,见面总是喜欢抱抱,舍不得放下,也会把阿圆带到自己家,哄着玩。阿圆跟着她也不哭不闹,相处得很融洽。就这样,在杨绛和钱钟书都有课或者忙不开的时候,她就帮忙带孩子,也帮了不少忙,杨绛也会多少付些报酬给她,表示感谢。
因为巴黎大学的学习相对宽松,两个人并没有把精力转到很多更有实际意义的书本上,之前在牛津大学必须按照学校的要求来,所有的课程必须学习,在这里他们为自己制定了特有的"课程表",他们很用心地学习法文,经常去看法文的书籍,也会逛旧书市场淘"宝贝"回来。
在读书的兴趣方面,杨绛和钱钟书绝对是志趣相投,两个人都广读诗书,种类广泛,常常读起喜欢的书来,便忘记了时间,再抬起头已经是深夜了。
在巴黎的这一年,让他们两个人真实地了解了法国特有的文化,也对欧洲整体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尤其是语言及文学方面,两个人一年内读过的文学经典不计其数,从十五世纪的诗人维容开始,到十八、十九世纪,林林总总。所读的书不拘一格,大有海纳百川之势。
而对于语言的热爱,让杨绛在法国这段时间有了很好的学习环境,她利用一切可以练习的机会阅读和交谈,了解欧洲文化更深层次的东西。钱钟书也毫不示弱,中文、英文、法文、德文还有意大利文,无一放过,像极了海里的鱼,肆意地翻转游动,那段时间他们的阅读量叫人赞叹。
除了读书以外,他们还一起读诗和背诗,内容不限,不论是中文的还是西文的,通通都来者不拒,他们的"探险"依然继续。他们还喜欢猜测故事。如果看到不同的房子,便会一起猜测里面住着什么样的人家,会有怎样的故事;如果看到人流中的形形色色的人,就猜测那人有怎样的身份,要到哪里去。
钱钟书在语言方面似乎比杨绛要敏感一些,在刚来到法国的时候,两个人曾经同读过一本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当时两个人读起来是有些吃劲的,钱钟书的生字还要更多一些,一年以后,杨绛已经不如他认识的字多了,他还有些小得意。
看书这件事,应该是遗传的。否则刚能坐稳的阿圆,就像个大人一样拿着一本硕大的书,一坐就是好半天,不哭不闹。杨绛给她一支笔,她就在书上画来画去。
房东太太教杨绛如何做"出血牛肉",她和钱钟书把鲜红的血给阿圆吃,圆圆吃得很开心,西方的东西她还都吃得惯,所以小身体十分结实,用杨绛的话形容就是"很快地从一个小动物长成一个小人儿"。
杨绛仔细看过阿圆小小的手脚,粉嫩嫩的,因为吃得好,所以浑身都是胖乎乎的。阿圆好多地方都像爸爸,手脚的骨骼都很像。钱钟书也喜欢女儿,看看这,亲亲那,有时候闻闻她的脚丫儿,还装出恶心要吐的模样逗杨绛,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好不欢乐。
大人看书,阿圆就抢着看,有时候她安安静静自己一人画书玩,很乖巧,她最喜欢爸爸妈妈推车带她出门去"探险"。她最早能说的话是"外外",要求外边去。
之前在国内的时候,杨绛在老师的指导下发表过几篇文章,这让她对自己的创作方向更加坚定。在出国留学的这段时间,她在广泛阅读和学习的过程中没有荒废自己的写作,她也写了很多优美的文章。《阴》是一篇很美的散文,短句之中可见殷实的语言功力。
"一根木头,一块石头,在太阳里也撇下个影子。影子和石头木头之间,也有一片阴,可是太小,只见影子,觉不到有阴。墙阴大些,屋阴深些,不像树荫清幽灵活,却也有它的沉静,像一口废井,一潭死水般的静。
"山的阴又不同。阳光照向树木石头和起伏的地面,现出浓浓淡淡多少层次的光和影,挟带的阴,随着阳光转动变换形态。山的阴是散漫而繁复的。"
离家已经几年,虽然有爱人的陪伴,但是思乡之情总是萦绕心头。杨绛经常给家里写信,也会收到家里的回信。一来一回,在路上耽误的时间很长,但是收到信还是能安慰这个在异国他乡的灵魂。
可这种联系在她刚生完阿圆不久就中断了,好长时间都没有家中的消息。后来杨绛在报纸上看到国内好多地方都沦陷了,包括自己的家乡,她开始担心起来,不知道遥远的故乡自己的亲人有没有危险。但苦苦联系不上,杨绛开始慌乱起来。
这时候杨绛接到了三姐的信,说是父亲带着家人来到了上海,让杨绛安心读书。之前大姐也来过信,说家里一些大概的情况,杨绛总觉得信中少了关于母亲的事情,她便询问,却没有人回答她。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杨绛的大姐才把事情告诉杨绛,原来母亲已经在逃难的时候去世了。这是杨绛第一次遭到如此大的打击,她还没来得及跟母亲分享自己做母亲的感动,老话说"女儿做母亲,便是报娘恩",但是报娘恩的机会就这样被老天收回了。杨绛伤心不已,那些天几乎以泪洗面,钱钟书陪在她身边,努力地安慰着。
杨绛后期写了一篇《回忆我的母亲》,里面提到:"我曾写过《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我很奇怪,怎么没写《回忆我的母亲》呢?大概因为接触较少。小时候妈妈难得有工夫照顾我。而且我总觉得,妈妈只疼大弟弟,不喜欢我,我脾气不好。"
虽然在巴黎的学习生活很顺利,而且钱钟书的奖学金还可以继续一年,但是杨绛和钱钟书决定回国去。当时世界大环境都不太好,日本正在大范围地侵略中国,他们待在国外还能相对安全一些,但是两个人商量了一下,还是要回去。他们看着报纸上刊登的国内的消息,义愤填膺,想要回到国家和亲人们一起战斗。
亲情的召唤,国家的兴亡,一声声地响彻在他们的耳旁,两个人中断了进行到一半的学业,踏上回国的路程。回国的船票十分难买,他们托了很多人去买,最后由里昂大学为他们买到了回程的票。
钱钟书的家也没有幸免于难,钱钟书的家人在战争的纷乱中辗转多地,最后躲在了亲戚家,算是暂时躲过劫难。
杨绛的母亲过世之后,父亲就没有来过信了。远在他乡的杨绛思念母亲,更是心疼父亲,但是这种情感显得这么鞭长莫及。
在决定回国之后,钱钟书开始联系国内的同学和老师,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来保障一家三口的生活。随着信件的发出,陆续也收到了很多的回执,其中的一个机会让他十分欣喜。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邀请他回去做外文系的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大学南迁昆明,联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
其他人留学回国一般都是先当讲师,慢慢晋升才有机会到教授,而他直接回去就做教授,西南联合大学对钱钟书的重视可见一斑。
当时给他定的薪水是每个月三百元,那个年代这份收入也算可观,钱钟书决定就去那里,便着手准备回去的相关事宜。
杨绛的父亲当时所在的上海被称为"孤岛",她一心想去探望父亲,无奈跟钱钟书分开走。
三年前出国时,新婚的他们晕船得非常厉害,这次上了船,杨绛总结出来一些规律,她教钱钟书:勿以自己为中心,而以船为中心,随船倾侧……钱钟书体会了一下,似乎挺有效的。
来的时候是两个人,回的时候是三个人,来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对陌生世界的向往,轻松愉悦,回去的时候虽然带着爱的结晶,却因战事心情沉重。
因为对船上伙食没有准确的预估,她只为阿圆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乳制品和辅食,但是等到登船时候才发现跟来的时候状况完全不一样。长期的战乱,让物资十分匮乏,几乎没有什么精心准备的食物,只能简单地维持温饱。
大人还好,可怜了刚刚断奶的娃娃,船上摇摇晃晃过了半个多月,阿圆几乎天天吃土豆泥,带的辅食根本不够,上船时本来白白胖胖的她下船时瘦了一大圈,做妈妈的杨绛不免自责,却也无可奈何,只能感叹大环境。
船只到达香港之后,钱钟书带着部分东西独自上岸了,按照计划他从香港经过海防再去工作的地方:云南。杨绛抱着圆圆站在船头甲板上看着渐渐变小远去的他,孩子还小,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杨绛心里五味杂陈,这是婚后他们两个人第一次分开,她放心不下钱钟书,却更担心年迈的父亲,想到这里她心头一阵酸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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