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望江南赋不成

    那是个动荡的年代，全世界都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霾笼罩，祖国大部分地区都受到战争的影响，无数的中国人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大喊"还我河山"，响彻山河。远在千里之外的华人们也通过各种渠道关心着国内的战事，很多人都回到国内，钱钟书一家三口就在其中。

    杨绛回来之后才知道，在母亲去世的前一年，日本第一次空袭了苏州，家中只有年迈的双亲和大姐、小妹。杨家的宅子比普通民居要大一些，飞机就在杨家上空一圈一圈盘旋，以为是什么政府要地，需重点打击。家人只能来回躲藏，小妹后来回忆说："真奇怪，害怕了会泻肚子。"在逃难的时候，全家都泻肚子了，后来躲到苏州香山。

    转年秋天，母亲得了"恶性疟疾"，在战乱期间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一直在发高烧，在香山沦陷前便去世了。战事如火如荼，为了让妻子有个好的"安身之处"，父亲用几担白米换得一具棺材，将妻子入殓安葬。下葬那天，下着蒙蒙的细雨，似乎在为这个时代、为这个家庭的遭遇哭泣。

    这里并没有属于杨家的墓地，只能临时借一个坟地，也没有墓碑，父亲就在周围能写字的地方都写满了母亲的名字，地上、瓦上、树上、石上都有，布满了不舍和思念。一同下葬的还有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

    杨绛总叫她"三伯伯"。平时杨绛很少回忆她，也很少聊起她，因为三伯伯不太喜欢她，她也不太喜欢三伯伯。三伯伯在日寇攻陷苏州的时候，为了保护几个学生遇难了。

    这个三伯伯比杨荫杭小六岁，杨绛评价她的长相就是"她不令人感到美，可是也不能算丑"，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笑的时候会有酒窝，杨绛听父母闲聊的时候提起过一件事：祖母一次当着三姑母的面，拿着她的一张照片说："瞧她，鼻子向着天。"听到这个话的她气坏了，大声喊道："就是你生出来的！就是你生出来的！！就是你生出来的！！！"当时家里人传为笑谈。

    三姑母后来嫁给一个"低能的"大少爷""。杨父形容这位大少爷十分不堪，说他总笑嘻嘻的样子，露出紫红色的牙床，嘴角还一直流着口水。就因为对方跟自己家门当户对，便让三伯伯嫁过去，杨绛的母亲之前听说过对方"大少爷"的那个情况，跟祖母反对这门亲事，但是只挨了顿训，亲事还是照办了。

    后来具体嫁过去发生了什么，杨绛就不得而知了，只听说那大少爷的脸都被三伯伯抓破了，三伯伯回到娘家之后执意不肯回去，后被"凶婆婆"闹到娘家，三伯伯到杨绛母亲房里躲着，婆婆也冲进来要抓她走，后来她说她是如何也不会再去蒋家的，也就跟蒋家撕破了脸，当时留的声名很不好，他们骂三伯伯是"灭门妇"，应该就是没有给他们家生儿育女吧。

    那时的杨荫榆年纪也不大，十八岁左右的光景，杨荫杭让她去上了学。后来在一九〇七年的时候去了日本留学，在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现"茶水女子大学"的前身）毕业，据说三姑母很精通日本的繁杂礼仪。一九二九年左右，苏州市为了青阳地日本租界的事还来请三姑母和日本人交涉，结果好像双方对她很满意。

    后来杨绛的三姑母在北京的女子高等师范学院工作，做"学监"，那时三姑母很喜欢杨绛，觉得她聪明伶俐，回校有活动时还会带上杨绛。一九一八年，三姑母由教育部资送赴美留学。

    三姑母出行的那天，杨绛去了，她记得那天好多学生来送行，有当时教杨绛的老师，还有几个年纪比较大的学生都哭了，杨绛并不懂是因为什么，三姑母在车上也抹泪，那是杨绛第一次看到火车，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送行，而且还哭，后来她回想，那应该是三姑母最得意和骄傲的一天了。

    一九二四年，杨荫榆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她是有史以来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三姑母很敏感，觉得孩子们不喜欢她，觉得杨绛可能是其中带头的，所以她开始不喜欢杨绛了。

    日本入侵的时候，三姑母家住在盘门，周围都是小门户人家，经常有日本人来搜刮，三姑母多次去找当地的日本军官，指责他们纵容自己部队的人去奸淫掳掠。日本军官就真的让部下退兵了，当时一些胆小的人都躲在三姑母家，觉得相对安全一些。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两个日本兵搜到三姑母家去，不知道说了什么，三姑母就跟着出门了，结果走在桥上的时候，其中一个日本兵就开枪了，另一个人给她抛到河下。后来他们发现，河里的三姑母还在游泳，并没有死，就紧接着开了几枪，看着水里泛起了红色的水花才停下，三姑母就这样去世了。

    后来杨荫榆跟杨绛的母亲一起下葬了，因为时间仓促，也因为当时物资紧缺，棺材甚至没有抛光，杨绛觉得它也象征了三姑母坎坷的一生。

    其实杨荫榆从蒋家出来之后，完全可以再嫁人的，可是她已经不屑于嫁人生子了，她甚至忘记自己是女人，恋爱和婚姻都没有再提及，只是想专心做她的事。杨荫杭曾说："申官（杨荫榆）如果嫁了一个好丈夫，她是个贤妻良母。"

    只能慨叹时代带给她的不幸吧！如论多么辉煌与惨烈，最终都是埋在这黄土之下。前几年，青年学人陈远曾经给杨先生写信，想和她聊聊杨荫榆先生，杨先生回复说："过去的事情不想再说了，算了吧。"

    夫妻四十年，弹指一挥间，白驹过隙来不及回头已经苍老，杨荫杭舍不得留妻子一个人在这里，便带着家人又回到苏州老家，此时家中已经一片狼藉，东西大部分都已经烧的烧，丢的丢，只剩下些粮食，也只够家里几个人糊口而已，饿不死罢了。

    日本人的侵略远没有结束，一群日本兵挨家挨户地搜刮，还抓"花姑娘"，让杨家姐妹惊恐万分，她们之前逃难的时候已经都剃光了头，也换成了男生的打扮，日本兵来的时候她们就躲进柴堆里，担惊受怕地挨过一天又一天。

    钱钟书一首题为《哀望》的诗刻画了他们当时悲伤的心情：

    白骨堆山满白城，败亡鬼哭亦吞声。

    孰知重死胜轻死，纵卜他生惜此生。

    身即化灰尚赍恨，天为积气本无情。

    艾芝玉石归同尽，哀望江南赋不成。

    杨绛带着圆圆继续坐船到了上海，来接她们的是钱钟书的弟弟。他先把她们娘俩接到了钱家，这里是钱钟书的叔叔家，杨绛称呼他为小叔叔，因为小叔叔跟钱钟书的父亲是双胞胎。

    钱家当时是花了大价钱"顶"来的几间房子，因为当时战乱，上海是难得的避难所，天南海北的人都来上海避难，房子变成了最紧俏的资源。这个房子本就不大，却住了不少的人，杨绛只能跟钱钟书二弟的媳妇和儿子挤在一间房。

    此时的上海已经成为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孤岛"，即使幸存，也时刻有被吞噬的危险。国民党撤出上海后，日本全面侵略上海，大军驻守，处处设卡，上海只有少部分地方是相对安全的，那便是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势单力薄地处在日本兵的包围中，孤岛更孤！

    虽然外面情况危险，但杨绛心里惦念着父亲，不愿停留，第二天就带着圆圆去看父亲，当时父亲住在本就生活在上海的三姐家，地方比较宽敞，她终于见到了父亲，那天三姐正在医院生孩子。

    重逢瞬间，似乎沧海桑田，杨绛感觉父亲似乎一下子就变老了，眼神也不像之前那样精神，表情很疲惫，后来杨绛才知道父亲一直大量地服用安眠药，想必是母亲离世之后父亲无法入睡。但是看到最喜欢的女儿回来，还带着外孙女，父亲的喜悦溢于言表。看到沧桑的父亲，杨绛心里很不是滋味，不禁想起母亲来。

    父亲思念女儿，三年未见，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拉着杨绛的手，看着圆圆，眼中泛着慈祥的目光。因为当时寄居在三女儿家，他不便留杨绛和圆圆常住，便花大价钱临时出去租了个房子，想留杨绛和外孙女在身边住久一些。

    杨绛虽然想时时陪在父亲身边，承欢膝下，但是自己毕竟是钱家的媳妇，老住在娘家不好，懂事的杨绛便带着圆圆钱家住几天，自家住几天。

    一九四一年，钱钟书从湘西回到上海，杨绛开始长住在钱家。钱家人口众多，都生活在一起，狭小的空间里，生活着老中小三代人，杨绛不得不从之前的四小姐、留学生变身成为儿媳妇。

    做人家儿媳妇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谓上有老下有小，很多家务要学，还有自己的女儿需要照顾，那段时间的杨绛有些难熬。她本身跟钱家人并没有太多的共同话题可以聊。

    家中人一多，杨绛就会有些尴尬，后来她弄了个缝纫机躲在角落里，给钱钟书和圆圆做衣服，这样便有事情做了。

    在家里杨绛很少当着大家的面看书，她怕大家觉得她是在故意摆小姐姿态，留过学便瞧不起人。她就是这样，很照顾周围每个人的感受，虽然她很想有单独的时间来看看书，跟钱钟书聊聊天谈谈心，在国外最简单的生活变成了现在最奢侈的希望。

    之前在牛津留学的一天，钱钟书午睡的时候，杨绛在一旁临帖，中午的时间让人很容易犯困，不知不觉地杨绛便睡着了。钱钟书醒来，看到杨绛睡了，便用浓墨在她的脸上画了个"大花脸"。刚落笔杨绛就醒了，但是没想到杨绛的脸十分"吃墨"，洗了好多遍都洗不掉，脸都快洗破了依然有颜色，一旁的钱钟书像是犯错的孩子，呆呆地看着，从那以后就不敢再画杨绛的脸了，但却不时地只给她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后来有一天，女儿睡着了，钱钟书兴趣大发，又在女儿的小肚皮上乱画，这次他被杨绛一顿严厉地训斥，再也不敢妄为了。

    钱钟书哄阿圆玩有好多方式，都是他自创的，父女俩玩得很开心，外人都参与不进来，有时候连杨绛都只有在一旁看的份儿。那时候每天临睡之前，钱钟书在女儿的被窝里面"埋地雷"，但凡是能塞到被子里的东西，都被他一层一层地埋了起来，里面玩具、镜子、梳子、砚台，甚至还有毛笔，塞好之后，就等待女儿发现。

    时间长了，阿圆成了"排雷尖兵"，她会一遍一遍、一层一层地搜查，然后嘲笑爸爸，爸爸也不气馁，第二天接着埋，这么个无聊的游戏，两个人玩多少遍都不倦，每次都哈哈大笑。

    在上海沦陷的时候，大家生活在极度的压抑和恐慌中，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杨绛后来描述这件事的时候，用了很风趣的方式。当时是厨房着火了，三个人都在，父女俩这样反应："忽见圆圆惊慌失措地从厨房出来急叫："娘！娘！不好了！！！快快快，快，快，快！！！"接着钱钟书也同样惊慌失措地喊："娘！快快快快快！！！

    杨绛赶忙灭火，再看一旁的父女俩，丝毫没有紧张和恐惧，在一旁"快活地嘻嘻哈哈"。那天的杨绛"吃了一小碗粥，堵在心口，翻腾了半夜才入睡"。她总是跟在他们两个身后打扫战场。

    那段时间，杨绛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书香世家出身的小姐出嫁后，文能提笔作诗，"武"能做饭煮菜，在外落落大方、出口成章，在内相夫教女、侍奉公婆，得到了钱家老少一致的认可，连婶婶都夸她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盐钵头里的蛆，咸蛆（贤妻）也！"

    圆圆到了新环境有些搞不清楚状况，当时她正在学说话的时候，周围的人有说法语的对门太太，有说无锡话的爸爸妈妈，还有说普通话的人们，她开始东一句西一句地学起来。她跟杨绛说的第一句话是"那（外）公说我杜（大）那（额）角楼（头）"，让杨绛笑弯了腰。

    后来，杨绛三姨妈家的表姐把霞飞路的房子腾出一间给杨绛父亲和兄弟姐们住，地方还算宽敞，杨绛也有了一个安稳的住处，不用跟钱家人挤在一起了。

    杨绛刚嫁到钱家的时候，钱家本打算让杨绛像传统的女子一样，留在家中做家务，只相夫教子便好，不要出去工作。杨绛的父亲说："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

    不住在一起，便没有那么多家务事要做。随后杨绛被推荐给一个富商的女儿补课，内容是高中的课程，之前还偶尔去钱家，给公婆买些东西，有了这个补课的事儿之后，整天都安排了课程，也没什么时间过去。阿圆由自己的父亲带着，父亲自称自己是"奶公"，阿圆很喜欢"奶公"，总是玩得很开心。

    在外留学的三年，杨绛一直觉得愧对父亲的养育之恩，母亲离开之后，杨绛暗暗下决心要像母亲在时那样照顾父亲。霞飞路的住所成为大家聚会的地方，三姐和七妹时常回来，大家热热闹闹的。杨绛很细心，尽量把一切事情都替父亲想到，带父亲理发、买衣服、买鞋，还为父亲买爱吃的点心。

    女儿是贴心的小棉袄，这句话在杨绛身上体现得漓淋尽致。为了知道父亲喜欢吃哪种糖果或者点心，她将父亲床头柜上的罐子都分类装满，然后偷偷地去看哪个罐子缺得多，哪个罐子里的东西就是父亲喜欢的，然后就马上补齐。每次她都是轻手轻脚悄悄地去瞧罐子，以为父亲不知道，觉得自己做得"滴水不漏"，暗暗窃喜。

    在父亲去世之后，杨绛收拾父亲房间时，看到了父亲的一捆日记，那段时间的日记里父亲清晰地记录着这一切，父亲把孩子们暖心的举动看在眼里，变成了亲情上演的"小把戏"，如此胸怀的父亲，怎能不敬？杨绛看到这些文字，眼泪夺眶而出。

    "孤岛"上的旧时光

    日子在国难的背景中艰难地前进，这天一个"旧相识"突然到访，那就是之前杨绛母校--振华女校的老校长季玉先生。对于恩师的到访，杨绛十分意外，两人已经多年未见面了，杨绛已经从一个女孩晋升成一位母亲，季玉先生的双鬓也生了白发，沧桑了不少。

    杨绛很激动地说："怎么敢当让您来看我？"

    季玉校长直接说了此行来的目的，她想让杨绛帮她的忙，说："振华，振华，振兴中华！"杨绛看着眼中泛着泪光的老校长，很感动，却不知道自己能帮些什么，她以为是去学校教课，便说："我也许能教一两门课……只半年。"

    老校长没解释什么，说今天有事，明天详谈，留下地址，并约定时间后，便匆匆离去，留下满心疑问的杨绛。

    杨绛准时赴约，她原本以为会是振华女校的一些校友聚会，结果只看到季玉先生一个人。季玉先生告诉杨绛校董事会要请她吃饭，要让她做校长。听季玉先生这么一说，杨绛忙摆手，直说做不了做不了，说自己资历浅，没做过校长，而且还有更适合的人。

    季玉校长把她说的事情都推翻了，结论是，做也要做，不做也要做。说自己会帮助杨绛，教她如何去做这个校长。没等杨绛再说什么的时候，来接她们的车就到了门口，只得上车。

    杨绛不愿做校长还有一个不方便说的原因，便是父亲对她从小的影响：做什么也别做官。这么多年，杨绛看着父亲做这个官遭到了多少不平事，便一直听父亲的劝告，做专家也不做官，连大学里的系主任都不要做，安心做学问最好，这做校长的事情应了父亲之前说的一句话："狗耕田、牛守夜！"

    心里矛盾时，杨绛来请教父亲，这事该如何是好。杨荫杭之前是振华学校的校董事会成员，更了解振华女校的历史，对季玉先生的人品也是非常肯定，他的建议是：此事可做。

    经过思考，杨绛决定去做这个校长，便开始了准备工作。学校建校是个很烦琐的事情，杨绛过来任职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甚至连工资都没有。她开始忙着选择合适的地方租来当学校，需要去选择学校的老师，需要学习如何做预算，做薪水，需要学习如何去统筹各个老师，约束他们，这些季玉先生都一点一点交给她，最后，老校长将振华女校的美元存折和钤记印章亲自交到杨绛的手里，说："归你全权处理，我走了。"

    她觉得，杨绛像是学习飞翔的小鸟，如果不放手，它永远不敢自己飞。自己走了，杨绛一切都会做起来，她相信杨绛会做得很好。当时的杨绛也是暗自下决心，就算是"狗耕田"，也要耕好。

    一九三九年，筹备了一年时间的振华女校分校开始招生开学了，杨绛的父亲推荐了几个老师，杨绛也推荐了几个人过来，分别任各个学科的老师，而自己也没闲着，她教高三班的英语课。学校的老师班底基本完成，学校的学生有一部分是之前的，还有一部分是来上海逃难的家庭里的孩子，振华分校由此开始走向了正轨。

    杨绛是个很有责任心的人，尤其是对于她认为有意义的事。她做校长以来，一直兢兢业业，连陪女儿的时间都少了很多，女儿生病出疹子的时候自己都没有时间去陪，心中不免亏欠。但是看着学校的学生重新坐在课堂里，她又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她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去经营学校，管理教学，有了一套成熟有效的管理方法。

    半年下来，振华女校在杨绛手里经营得有声有色，聪明能干的杨绛没有辜负季玉先生的期望。但是她是真的很累，不但要做校长，还要继续给富商的孩子补习，还要教学校高三班的英语，忙得不可开交。

    因为不能时刻陪伴女儿，她只是难得地抽一会儿工夫，给阿圆唱个童谣，哄哄她笑，好在表姐家女儿跟阿圆岁数相仿，两个孩子时常一块玩，不吵架，小表姐读书，她就坐在对面听。

    有一次，杨绛看到阿圆看着小表姐手中的书出神，她看了一下是套《看图识字》，便也给阿圆买了一套，当时两岁半的阿圆居然认识每一个字，但是阿圆拿书却是倒着的。杨绛后来想明白，是因为阿圆在看小表姐读书的时候是坐在对面的，她用心地记住了每个字，但是看到的却是倒着的字。

    知道真相的大家赶忙教阿圆认字，小小的她完全继承了父母的智商，学字学得又快又好，学过就不会忘。

    阿圆从小就讨大家的喜欢，大家都爱哄着她，说她是个可爱的娃娃。杨绛觉得，阿圆讨大家喜欢是因为她很懂事，大人讲道理她就能听进去，而且能很明白，还很乖巧，很有自控能力，管得住自己。有一年阿圆得了场病，肠胃弱，吃什么不小心了便会坏肚子，小孩子都嘴馋，这个想吃那个想吃，但是如果哪个是妈妈说了不能吃的，她就乖乖地不再要，不哭不闹。

    有个学生给杨绛送来了一大篓的枇杷，阿圆从来没吃过，杨绛不敢让阿圆吃，怕她又闹肚子，阿圆就在旁边扯着杨绛的衣角，眼角还挂着小泪珠，眼巴巴地看着妈妈，这样的孩子怎么能让人不疼爱！

    阿圆三岁的时候，看见一个"朋"字，便喊妈妈说："这两个"月"在亲热呢！"杨绛十分惊喜女儿的"两月相昵"的妙思。钱钟书得知后高兴极了，诗兴大发，遂作诗一首："颖悟如娘创似翁，正来朋字竟能通。方知左氏夸娇女，不数刘家有丑童。"诗意为女儿聪慧有创意像父母，既有左思之女的貌，又有神童刘宴的才。

    杨荫杭对这个外孙女特别宠爱，像对小时候的杨绛一样。那么多年，这么多兄弟姐妹，没有人跟杨荫杭在一张床上睡过，之前没有战乱的时候，杨荫杭的床很大，现在逃难出来，床只比单人床大那么一点点，但是他也要阿圆与他睡一起，不愿分开。

    床上还有杨荫杭的一个宝贝，是一个台湾席子包的小耳枕，那是之前杨绛母亲还活着的时候给他特意做的，中间留了个窟窿，可以放耳朵，母亲去世后，父亲对这个更视为宝贝，他却只给阿圆睡，看着阿圆的时候也总是笑着的，怎么看都看不够。

    杨绛的弟弟留学维也纳医科大学要回来了，杨绛觉得家中太挤，便主动提出出去住，搬出去之前，外公和挨在身边的阿圆说："搬出去，没有外公疼了。"阿圆一下子就懂了，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了下来，像是珠子连在一起，大眼睛被眼泪遮住了一半，把外公的膝盖都浸湿了，很少落泪的外公也跟着哭了，好不伤心。

    小阿圆那时候已经会走了，闲不住，总是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姿势像极了钱钟书，连平时看书时翻书都是一个样儿的，杨绛都奇怪，钱钟书不总在，她是什么时候学的呢？

    阿圆在大姨的指导下，学会了好多字，跟父母一个样儿，特别爱看书，还爱挑长的故事看，杨绛就给她挑带着画的故事书买。一次，她买了一套《苦儿流浪记》，阿圆在旁边开始翻看，哪知刚看了个开头就大哭起来，很伤心的样子。杨绛忙安慰，告诉她这只是个故事，而且只是个开头，读下去结局是好的，但是阿圆还是很伤心，看到这本书就哭，杨绛只好把书藏了起来，不让它来惹女儿伤心。

    多年以后，阿圆已经是大学教授了，有一天她告诉杨绛，她找到了《苦儿流浪记》的原作者是谁，译者又是谁，结局是怎样，原来那份牵挂并没有被妈妈藏起来，而是偷偷地留在她的心底，一直到成年。

    虽然有人陪伴，但阿圆还是喜欢和妈妈玩，杨绛因为工作很少有时间陪阿圆，阿圆看到妈妈走进家门，她就紧紧地跟在后面，像个小尾巴，但是当妈妈坐下打开本子的时候，她就会走开，小脸蛋上写满了落寞。她知道妈妈要工作了，没时间陪自己，她觉得是那些本子抢走了自己的妈妈，用自己小小的拳头打那些试卷，眼里还有泪珠儿，杨绛看了心疼得不得了。

    被冷落了的，不只是在身边的人。当时的钱钟书只身在外教书，相对清闲些。之前的三年两个人事事都在一起，回到国内就这样分开了，他很不习惯杨绛不在自己身边，之前的他就有个习惯，如果不在杨绛身边，他就会每天认真地写日记，把一天发生的事都记下来，留给杨绛看。

    他常常给杨绛写信，但是收到的回信却少之又少，杨绛实在是太忙了，他写下"万念如虫竞蚀心，一身如影欲依形"。一九三八年九月下旬，他有一次机会回上海看望家人和亲属，但是时间很短暂，当时杨绛正为筹备建校四处奔走，他心疼她太辛苦，但也十分支持她这么做，毕竟杨绛的一身才华，留在家里太可惜了。

    吵架的约定

    夫妻一辈子，没有不吵架的，有的架吵了就是吵了，过去也就过去了，有的架会成为生活的调味剂，让人从中吸取经验，以防后患。前者让夫妻矛盾像井中之石，越积越多，后者让夫妻矛盾像深井之水，越沉越清。

    钱钟书回来的时候，钱家没有他住的位置，因为辣斐德路的那几个房间已经被亲戚们挤得满满的，杨荫杭得知女婿回来，便叫两个女儿跟他挤一挤，然后把房间让出来给钱钟书。这个安排让钱钟书很开心，因为有了跟杨绛单独相处的时间，两个人结婚之后哪有过这般长时间的分开，巴不得有这么一个小屋子让他倾诉衷肠。

    钱钟书自小爱看字典，这个倒是和杨绛一样，杨荫杭发现了这件事，对杨绛说："哼哼！阿季，还有个人也在读一个字、一个字的书呢！"杨荫杭很欣赏钱钟书，两个人十分投机，相谈甚欢，观点也很多都相同，平时两个人都很缺乏聊天的对象，所以两个人凑到一起难免聊很久。

    但是钱钟书是个很孝敬的人，每天早上都会从杨父家回钱家给家中长辈请安问好，杨绛因为筹建学校的事焦头烂额，便只能他自己来，自己回。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杨绛发现他的神情有些不太对，知道肯定是有什么事发生了，问了才知道，是父亲来消息，想让他到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做外文系的主任。

    这件事情也不是钱父的一时兴起，在此之前，钱父就到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帮助一位故友廖世承去建校，钱父想让儿子来自己身边，这样方便照顾自己，也有了个伴儿。

    钱钟书并不想去，因为在清华大学的这份工作他是真心喜欢，而且机会实在难得。但是钱家上上下下都希望他能听父亲的安排，他也动摇了，便问杨绛的意见是什么。

    这时杨绛告诉他，他应该尊重自己心中最真实的想法，想去还是不想去，把道理都讲给家里人听，让他们知道钱钟书自己的希望是怎么样的。

    无论是长幼之间，还是夫妻之间，总会出现意见不统一的时候，解决分歧的方法很重要，并不是一味妥协或者一味坚持就是对的。

    之前在刚出国的轮船上，杨绛和钱钟书发生过一次争吵，吵架的原因后来想起来有些可笑，是为了一个法文"bon"的读音问题，钱钟书的读音被杨绛称为乡村口音，钱钟书不服，觉得杨绛读得不对，两个人便争吵起来，钱钟书还说了些过激的话，杨绛也没让着他，两个人唇枪舌剑，谁也不服谁。吵了半天，没有结果，杨绛找了一个会说英语的法国太太给评断，到底钱钟书的读音有没有问题。

    法国太太仔细地听了钱钟书和杨绛的读音，下结论说杨绛是对的，钱钟书的口音确实有些问题，争吵告一段落。但是说了那么多伤人的话，两个人无论输赢，都很伤心，后来两个人对这种分歧商量出来一个对策，那就是各持己见，对方不干预，允许有第二种答案存在。

    虽然对于分歧的出现，两个人通过"实战"总结出了方法，但是从那以后，两个人都很少吵架，大多数事情都是商量着处理，好在两个人的观念大部分都是一致的。这次钱父要求钱钟书换工作的事情，杨绛也想让钱钟书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来，每个人都有决定自己选择的权利。

    后来杨绛也问了下父亲，想听听父亲的建议，但是她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却只有沉默和沉思，父亲的沉思让她陷入久久的思考，这毕竟是一件大事，钱钟书应该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也不能强硬地反抗家中的意见，最好的方法就是表达立场。

    钱钟书决定听杨绛的建议，跟家中交代自己的想法，杨绛那天也陪他回了钱家，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所有人的"群起而攻之"。钱钟书在家中的施压下妥协了，看着丈夫脸上细微的变化，杨绛心疼不已，但也束手无策。

    后来钱钟书给清华大学外语系主任叶公超写信，把要辞去工作的事情说了一下，但并没等到回信，后来他就去了蓝田国立师范学院。

    在他刚出发后没几天，杨绛接到了清华大学的电报，内容就是问钱钟书为什么不回复梅贻琦校长的电报，杨绛想了一下，他们夫妇并未收到过梅校长的电报呀！因为钱钟书还在路上，那个时代无法及时联系上，她只能把收到的清华大学电报转寄给了蓝田国立师范学院──钱钟书的新工作地点。

    这趟路程，前后花费了钱钟书三十四天的时间，这之后他才看到杨绛转过来的电报，心中十分愧疚，觉得对不起之前母校对自己的重视和期望，无奈他也有自己的苦衷，造化弄人吧！

    这件事情让叶公超先生十分生气，以至于一次他见到袁同礼说："钱钟书这么个骄傲的人，肯在你手下做事啊？"钱钟书能理解叶先生的生气，毕竟自己干了还不满一年，母校又很重视他，还对他"特殊"安排，而他就这样辞职转校了。叶先生可能会以为是钱钟书骄傲了，已经不屑于在他手下工作了。但是事实上，钱钟书对母校老师的尊敬，对叶先生的崇拜，连杨绛都深受感染，他怎么会是那种骄傲的人呢！

    待了短短几天，又是要分开的时候了，那天只有杨绛一个人送他走，依依不舍却万般无奈，依依惜别却终会分开，情深至此，夫复何求。那天送行的情景，两个人牢牢记了几十年……

    之前与季玉先生说的半年时间很快就到了，杨绛便认真地写了辞职信邮寄给在东山的老校长，季玉先生得知消息后很快赶到上海，问杨绛为何要辞职？杨绛只道是之前约定的半年期限已到，她也算如约完成了"任务"，现在要交成绩了。季玉先生不同意，劝她再继续干半年，杨绛答应了，也说好了暑假就辞职。

    半年过去了，期末考试也结束了，杨绛又提起这件事，季玉先生还是不想让她走。千辛万苦挖来的人才，学校也管理得十分顺畅，怎么能轻易放走？可是面前的杨绛去意已决，两个人都很坚持自己的想法，后来杨绛想了个办法，推荐沈淑来做这个校长，并征得了沈淑的同意。沈淑是杨绛的同学，也十分优秀。

    暑假时，杨绛召开了董事会，要在会上宣布自己辞职的事情。季玉校长感到奇怪，到场的人只有几位核心人物，董事长没有来，便问："沈淑怎么还没来？"

    杨绛答："她等杨永清先生用汽车接她和Dr.Nance一起来。"

    杨永清先生是东吴大学第四任华人校长，Dr.Nance是文学史博士，东吴大学第三任洋校长，两个人都是校董事会成员，他们平时是很少参会的，季玉先生这才明白杨绛的用意是什么，马上叫几个核心人物闭门商量对策。

    随后，杨绛被三位老前辈叫来谈话，结果就是，辞职，可以！辞了大家还会留她，她就不可以再坚持了。

    杨绛虽然不想这么做，但是老前辈的话不容反驳，只好低着头不说话。这时沈淑一行人也到了，那天沈淑已经做好上任校长的准备，还精心地打扮过了。但是会议的进程果然就如老前辈们所言，辞了，被挽留了，不能反驳。

    杨绛并没有放弃，陆续地找大家说辞职的事情，最后季玉先生实在是拗不过她，只好任命其他人了。杨绛终于辞职了，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她对振华女校的关心是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对季玉先生的愧疚之情也一直都在，还以老校长为原型创作了短篇小说《事业》，来纪念这位让人尊敬的教育工作者。这位"孑然一身，以校为家"的老校长，成为杨绛一辈子的牵挂，而且季玉先生终身未婚，像季玉先生自己说的：我已经嫁给了振华！

    杨绛这段校长经历告一段落，名义上她做了两年，事实上只做了一年，还是半年又半年地坚持下来的。这段经历，让她收益颇丰，不是物质上的，是精神上的，她知道了为人处世之道，也增加了人生的经验，之前以为自己做不来的事情，也做得顺风顺水，不过她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梦，那个想法一直存在于她的心底，丝毫没有因为时光的远去而淡化。梦想最闪亮的不是因为成功的喜悦，而是一直存在的坚持。

    振华中学上海分校校长，是杨绛一辈子当的最大的"官"，她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却谦虚地认为"我做小小一个校长，得到一个重要经验，影响我一生。我自知年轻无识，留心在同事间没半分架子，大家相处得很融洽。但是他们和我之间，总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我无法融入群众之中。我懂了做"领导"的与群众的"间隔"，下决心：我一辈子在群众中，一辈子是老百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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