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人说：距离产生美，大概意思是怕朝夕相处久了，两看两相厌。但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所谓的"距离"，当你的恋人和你的灵魂伴侣、朋友是一个人的时候，无论在一起多久，都两看两情深，只叹白驹过隙，百年一瞬。

    一九四一年夏，钱钟书回到上海过暑假。之前对于离开清华大学转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事，他一直心中有愧，这段时间他获悉清华大学想要聘他再回去，他很高兴，所以这次回来他就辞去了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工作，做好了回清华大学的准备。

    之前钱钟书答应父亲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之时，有过一年之约。他只去那边待半年，每天侍奉父亲，端茶倒水，说话聊天。在国外的时候他学会了熬鸡汤，所以也会经常给父亲炖些鸡汤补身子，不过钱父似乎不太"领情"，他说："口体之养，不是养志。"很明显，两个人对"养志"的界定是不一样的。

    钱钟书曾经给清华大学的秘书长沈履写了封信，大致的意思就是："不知一年后可还我自由否？"一年后，钱钟书怕父亲反悔之前的约定。钱钟书是了解父亲的，果然父亲不想回上海，钱钟书便借着放假的时候，辞职回来。

    杨绛说，他像"痴汉等婆娘"一样等待清华大学的聘书，但是一直都没有消息，不知是石沉大海，还是本就空穴来风。他在焦灼中继续等待，他还是希望只是因为战事耽误了而已，一直等到年底依然没消息。此时战局发生了大变化，因为日方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上海在战争中沦陷，"孤岛"也被汪洋大海吞噬了。钱钟书只好留在上海和杨绛守在一起，面对越发动荡的现实，力求平静安全地生活。

    因为钱钟书一直没有工作，杨荫杭将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钟点授课让给了他，让他可以赚钱维持生活，自己也可以休息下。

    钱钟书刚从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归来的时候，因为旅途的颠沛辗转，样子十分狼狈，头发长了，也不整齐，一身长衫在旅途中也"蹂躏"得不成样子。阿圆见到了他，已经认不出是爸爸了，也不怪阿圆眼生，她已经近两年没有见过父亲了，她便站在那里警惕地盯着这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还把他的行李箱放到了妈妈的房间，她就更不放心了，小小的她还想保护妈妈呢。

    这种疑虑在晚饭时分爆发了，她大声对爸爸说："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一句话逗笑了在场所有的人，只有她表情依然严肃，皱着个小眉头，她要赶这个"陌生人"走。

    钱钟书看着女儿可爱的小模样，笑着问她："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这句话让杨绛记忆犹新，她不知道小小的人儿是怎么想到这些话的，钱钟书被女儿的话逗笑得前仰后合，他拉过阿圆，趴在她耳朵上说了句什么话，阿圆一下就改变了态度，跟爸爸亲昵起来，连妈妈都比不了。

    当时钱钟书说的什么话，成了他跟女儿之间永远的秘密，女儿是爸爸前世的小情人，是这辈子的小棉袄，阿圆还是爸爸的"好哥们儿"，到最后都是。阿圆最喜欢爸爸了，也最喜欢爸爸跟自己玩，用奶奶的话说，钱钟书和阿圆就是"老鼠哥哥同年伴儿"，两个人一起疯一起闹，也一起讨打，之前的阿圆文静乖巧，爸爸回来之后就变成了"人来疯"，闹得很。

    这也难怪，阿圆小时候乖巧是因为一群长辈教导她读书、写字、讲故事，却没有一个跟她玩的伙伴儿，爸爸回来了，变成了她的"小伙伴"，让她体会到了没有过的快乐，属于童年的欢笑。钱钟书疼女儿，从生出来就疼，为了给阿圆唯一的全部的爱，他跟杨绛决定只要阿圆一个，把阿圆放在心尖儿上，一起玩耍成了父女俩的相处方式。

    钱钟书来到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顶替岳父的岗位，做钟点教学，一段时间后被学校正式聘为教授，而且一直工作到抗战结束。工作期间，钱钟书与同事陈麟瑞成为很好的朋友，两家住得很近，两家的太太也成了好朋友，经常来往，杨绛后期的剧本创作也是受了麟瑞的影响，当时他很鼓励杨绛进行戏剧创作，这也成为她走上这条道路的一个原因。

    陈麟瑞毕业于清华大学，先后留学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回国后在多所知名的大学任教，包括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长期从事翻译和戏剧创作，笔名石华父，有很多优秀的作品，《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曾出版过他的剧本选集，包括《职业妇女》、《晚宴》、《雁来红》等。他为人忠厚，待人谦和，杨绛对他印象很好，他的工作态度十分严谨，尤其是对剧本的要求更是严格。他对可笑事物的研究很深，还收藏了很多关于笑的心理学的书籍，杨绛常借来读。他还针对剧本的创作指导过杨绛，杨绛对此十分感激。

    在剧本的创作过程中，钱钟书的另外一个朋友──李健吾也给予了杨绛很多帮助，他是钱钟书清华大学的校友，曾经留学巴黎，回国后创办上海实验戏剧学校，长期从事外国戏剧改编，并自己创作剧本、短篇小说和散文，还会自己做戏剧的导演。他对福楼拜及莫里哀都有很透彻的研究，曾经大量翻译福楼拜的小说。

    钱钟书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在那段时间出版，陈麟瑞、李健吾对此提供了很多意见和建议，钱钟书为了表示对朋友帮助的感谢，几个人聚在一起吃顿饭，杨绛也参加了。席间聊起戏剧创作，大家一致鼓励杨绛尝试戏剧的创作，并聊到了很多中国当时戏剧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杨绛心中有了戏剧创作的萌芽。

    那段时间，战争依然在继续，之前辅导的富家小姐高中毕业后，她便不再教了。一段时间之后，傅东华带女儿去了内地，他女儿本在一个小学教书，这么一走，职位就空了下来，杨绛就接了这份工作。

    杨绛做什么都是很用心的，虽然她没有受过正规的师范院校培训，但是她有一套自己总结出来的方法。其他老师都不喜欢教一年级的孩子，因为刚从家中出来上学的孩子根本没有规矩，课堂上闹哄哄的。杨绛只用了三节课，便记住了所有孩子的名字，一旦哪个调皮捣蛋了，便直接叫他的名字，喝止住他，她从不笼统模糊地称呼学生"小同学"、"小朋友"，孩子们看到老师"洞悉一切"便也怕了，听话了。

    当时小学被日本人管制，属于半日制的学校。虽然杨绛不愿意跟日本人有任何交集，但是生活所迫，她只能继续在这里工作。

    当时上海处于水深火热中，日本人四处设卡，盘查来往行人，稍不留神就会有"杀身之祸"，每个生活在上海的人都在胆战心惊中度过。杨绛当时从位于辣斐德路的钱家到学校上班有一段很远的距离，她需要乘车到法租界，然后再步行一段不短的路程，穿过不是法租界的区域，然后再乘车才能到学校。

    那天，杨绛也经历了一次"胆战心惊"，后一段车是有轨电车，需要通过黄浦江大桥，但是桥上有日本兵把守，只允许空车过，乘客必须下车走过去，过了桥再上电车。路过日本兵哨位的时候，要向那里的日本兵鞠躬，日本兵上车检查的时候，所有的人也需要站起来鞠躬。杨绛很讨厌这个举动，那次她比大家站起来稍微晚了一点，被日本兵发现了，大怒，面目狰狞地走到她面前，用食指在她下巴处用力一抬。杨绛也大怒，盯着那个日本兵的眼睛，狠狠地说："岂有此理？！"

    寂静的车上，被四个铿锵有力的字响彻，大家都屏住呼吸，想这个弱小女子何来的胆量跟日本人叫板，大家都替同胞捏了把汗。

    日本人显然没料到这个女人是如此的反应，愣了一下，看着她的眼睛，就这样对峙了许久，杨绛丝毫没有退让或者示弱的意思，最后是那个日本人先"败下阵来"，转身下车离开了。

    车重新启动之后，车厢一下沸腾起来，大家都在议论这个女人是吃了什么熊心豹子胆，敢这般抵抗！

    此时的杨绛像是经历了一场战争，长出了一口气，回想了这个过程自己都后怕，差一点就闹出大事，恐怕性命都难保了，她便放弃了电车，开始走路上班，后来也辞去了在小学教书的工作。

    这份工作的待遇是不错的，除了工资之外，每个月还会有三斗的白米，战争年代食物是最珍贵的，虽然只是小颗的碎米，却远比市面上的好，当时日本人发给普通市民的白米里一半都是沙子，而且还是限量供应的。

    杨绛没了工作，钱钟书独自承担起养家的重担，那时的钱钟书受到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领导的重视，还收了一个拜在门下的学生──家境不错的周节之，学生总让钱钟书代为买书，书买回来他自己都不怎么读，基本上都被钱钟书读了。那段时间，虽然其他条件艰苦，但是书却是十分富足的，他还给每本书上都写了"戒痴斋藏书"，专门弄了个"戒痴斋"的印章。

    杨绛很知足，钱钟书对于这种生活状态也坦然面对，因为在他心中家人平安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他曾对杨绛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剧里剧外的"称心如意"

    战事继续如火如荼，沦陷的上海一切物资都吃紧，钱钟书一介教书先生靠本事吃饭，没有大收入，却也稳当。一次，有人送了一担西瓜到钱家，并没有指名说是给钱钟书的，杨绛以为肯定不是送给钱钟书的，谁会送个教书先生东西呢！

    不一会儿，送西瓜的学生来电话了，询问西瓜到没到，杨绛这才确定是送给钱钟书的，之前以为是送给堂弟的已经搬到那边房间里，得知这个后又搬了回来，这让阿圆开了眼，那么多大西瓜，都是送给爸爸的，爸爸竟然如此"有本事"，她说："爸爸，这许多西瓜，都是你的！──我呢，是你的女儿。"这点西瓜让阿圆骄傲了好些天，她和西瓜都是爸爸的，爸爸自豪地哈哈大笑。苦中作乐的他们，注定会乐观地生活下去。

    西瓜这类的东西，阿圆可以吃，但是爸爸却爱逗阿圆，看她生气着急的小模样。每次有吃的东西，他就说："Baby，noeat。"她就懂了，这是不能吃的，但是逗的次数多了，她就懂得看爸妈的脸色来确定是不是真的不能吃。一次爸爸说"Baby，noeat"，她看了旁边妈妈的表情，说："Baby，yeseat！"情急之下，六岁的她居然会造成语了，爸爸妈妈被她逗得哈哈大笑。

    战争给人们带来无止境的灾难，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戏剧变成了当时人们最喜欢的文艺方式之一，很多人通过话剧的形式把对生活的压力和对局势的看法都融入其中，很多话剧团应运而生，专业和非专业的都有。据统计，一九四二年的上海剧团有二十多个，演员两百余人，前后上演的剧目多达五十多个。

    杨绛在这个时候，进入了黄佐临夫妇、柯灵夫妇的视野。当时黄佐临、柯灵、李健吾和陈麟瑞几个人也组建了"上海职业剧团"、"苦干剧团"等剧团，当时上海职业剧团苦于无好剧本正在四处寻找。

    一九四二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陈麟瑞做东请钱钟书夫妇和李健吾吃烤羊肉，因为他改编的剧作《晚宴》上演了，几个好朋友在一起吃吃喝喝，十分开心。这家饭馆的烤羊肉很特别，众人中间围着一盆柴火，羊肉就在柴上烤，空手拿筷子是拿不出来的，火苗直蹿，只得拿两尺多长的大筷子去夹，倒也别有一番风味。

    陈麟瑞说，这种吃法来自蒙古人的正宗吃法，很有民族特色。这话让杨绛想起来曾经看过的书里的内容，便说出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云彩霞》里的蒙古王子，《晚宴》里的蒙古王爷了。陈麟瑞听杨绛绘声绘色地讲着故事，像亲眼看到一样，就说："何不也来一个剧本？"杨绛觉得自己缺乏经验，连看的次数都是有限的。不过朋友们的一再鼓励让她决定要试一试。

    杨绛开始着手创作《称心如意》，完稿后先送给陈麟瑞"指导"一下，因为她相信陈麟瑞的专业性，对于自己的剧本处女作杨绛显得十分谨慎。陈麟瑞看过后，说："你这个剧本，做独幕剧太长，做多幕剧呢又太短，内容不足，得改写。"

    杨绛之前确实没有写剧本的经验，换作别人听到上面的话，就可能放弃了这件事，杨绛却没有，她认真地参考了陈麟瑞的建议，把之前整段的大故事，拆成了四幕剧。稿子写完了，却缺个名字，杨绛思来想去，在亭子里来回地转，忽然心中就冒出来个词，就叫《称心如意》！

    剧本经过细心地改写之后，交给陈麟瑞看。陈麟瑞看过之后说："这回行了。"便把本子交到了李健吾的手中。

    杨绛在等待消息，不知道会得到怎样的评价。没过几天，接到了李健吾的电话，内容是：《称心如意》立刻排演，黄佐临亲自导演，李健吾也参演其中，那一刻杨绛十分开心，像是一棵树终于开花结果了，有一种收获的喜悦。

    更让人兴奋的还在后面，经过一段紧张又密集的排练，一九四三年春天，《称心如意》正式公演，杨绛的作品第一次搬上舞台。

    在此之前，杨绛一直用"季康"这个名字，戏在正式公演之前，需要在印刷的宣传片上印作者的名字，李健吾让杨绛起一个笔名来用，之前总有人把"季康"两个字读在一起就成了"绛"，那便叫"杨绛"吧，这灵机一动的名字，跟了她一生，大家都称呼她为"杨绛先生"。

    公演期间，宣传做得很足，海报上"杨绛"两个字十分大，很显眼。连季玉先生都看到了，还特意向杨绛要了两张票，要带侄女去看，看完评价说很好，还问她："是你公公帮你的吗？"一句话把杨绛问笑了："这和我公公什么相干？"

    还有人给钱钟书打电话道喜，以为本子是钱钟书写的，惹得杨绛大笑。剧本写出来的时候，杨绛曾让钱钟书看过，无奈钱钟书对戏剧没什么兴趣，草草看过后说了句"不错不错"就完了。

    《称心如意》所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关于上流人士的下流品行，看透大上海浮华背后的真实世界。李君玉因为失去父母双亲不得不投靠亲戚，却不受亲戚们欢迎，处处遭排挤，像烫手的山芋，谁都不愿接受，最终却机缘巧合得到了朗斋舅舅的偏爱，认作孙女，有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好结局。故事是泪中含笑，笑中有泪，幽默和辛酸交织在一起，浑然一体。

    剧中的人物性格各异，都代表了当时特殊时代人的特征。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关键词，祖荫──好色、冷酷，他夫人──虚伪，祖贻──崇洋媚外，祖懋──怯懦，他夫人──庸人自扰、杞人忧天，穿插了表兄妹繁杂的爱情观，交叉成了一台好戏。主人公经历了许多辛酸又可笑的事，最后称心如意，就因为她本身不卑不亢、不屈不挠的劲头儿。始终强有力的语言和新颖的幽默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称心如意》的一举成功让杨绛感到意外和兴奋，其实这并不是偶然的，殷实的语言功底，广读书的文学素养，留学的经验和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力都是助她成功的支撑。当时的上海正处于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特殊时期，也处于新旧社会交替的大背景之下，一场属于文化的"盛世华章"正在酝酿。杨绛初出茅庐，便一举成名，叫好声不断，这接二连三的好运让杨绛觉得真是太"称心如意了"！

    该剧上映后，也受到很多专业人士的点评。其中复旦大学教授赵景琛在《文坛忆旧》一书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杨绛女士原名杨季康，她那第一个剧本《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李健吾也上台演老翁，林彬演小孤女，我曾去看过，觉得此剧刻画世故人情入微，非女性写不出，而又写得那样细腻周至，不禁大为称赞。"

    杨绛最开始写剧本的时候，还有自己的一些小心思，那时没有了稳定收入的工作，她觉得写作或许能带来不错的收益，虽然《称心如意》广获好评，但是所收到的版税钱，只够几个朋友下顿馆子，吃顿熏鸡熏肉的。

    受到认同的杨绛思如泉涌，一鼓作气创作了《弄真成假》、《游戏人间》、《风絮》。其中《弄真成假》成为她的又一喜剧代表作，上演后，成为了中国话剧界的经典作品。

    在剧坛上大显身手

    人们为什么喜欢看戏剧？因为自己的人生看似已经"定论"，却又好奇别人的世界是否也是阴晴圆缺。一场戏，个把小时，就能把另一个世界的喜怒哀乐呈现在眼前，谁都难免沉浸其中。有些话不能在现实中说出口，有些事不能在现实中成真，却可以在戏剧中找到希望。

    《弄真成假》完成于一九四三年十月。故事讲的是在浮华的社会中，人们都幻想用捷径来摆脱贫困窘迫的处境，结果弄巧成拙，却也有了应该有的结果。

    男主人公周大璋仪表堂堂，却家境贫寒，寄居在亲戚的小阁楼里，幻想娶了地产商张祥甫的女儿，有了可观的陪嫁，就进入了上流社会。为了这个目的，他抛弃了原有的情人张燕华，可张燕华是张祥甫的亲侄女，在叔父家寄人篱下，以为嫁给"诗礼之家"的周大璋后摆脱困境，最后的结果是周大璋、张燕华"弄真成假"。没有人梦想成真，但应了那句话──人生需要揭穿。

    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主人公的身世让人可怜之余，又发人深省，诙谐幽默的语言，反映了社会嫌贫爱富的丑陋。这部戏更注重人心理之处细微的描写，讲述了一个就发生在身边的故事，让人笑过之后发现自己就生活在这样"一场戏"中……

    该剧一上演，便获得了比《称心如意》更好的反响，各大报纸都在刊登相关的评论，连演员都以出演杨绛的戏剧为傲，更是联名写了封感谢信给她，这也改变了戏剧界之前多以翻改外国作品的状况。

    李健吾先生这样评价："假如中国有喜剧，真的风俗喜剧，从现代生活提炼的道地喜剧，我不想夸张地说，但我坚持地说，在现代中国的文学里面，《弄真成假》将是第二道纪程碑。有人一定嫌我过甚其词，我们不妨过些年头来看，是否我的偏见具有正确的预感。第一道纪程碑属诸丁西林，人所共知；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弄真成假》的作者杨绛女士。"

    当时杨荫杭带着几个女儿一同去看了这部戏，亲临现场才知道观众的反应是如此热烈，多次都是全场哄笑，氛围很好，便问杨绛："全是你编的？"杨绛笑着点点头，回答："全是。"父亲骄傲极了。

    这部剧的影响性一直持续到现代戏剧界，在二〇〇七年，杨绛先生九十六岁高龄那年，《弄真成假》再次搬上话剧舞台，杨绛先生专门写来一篇名为《"杨绛"和"杨季康"──祝贺上海纪念话剧百年》的文章，感叹："想不到戏剧界还没忘掉当年上海的杨绛。……我惊且喜，感激又惭愧，觉得无限荣幸，一瓣心香祝演出成功。"她同意在不修改原著的前提之下，免费授予该剧的版权。之前杨绛很犹豫，近些年翻拍的老戏众多，很多戏都为了迎合当下人的口味，改得面目全非，后来在导演杨昕巍多番解释和保证后，杨先生才同意。

    《风絮》则是杨绛唯一的悲剧作品。该作品讲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专注于社会改革，带着妻子到乡间去，遭遇事情入狱后，妻子与友人齐力挽救的故事。戏是从主人公出狱开始演起的，充满斗志的他发现，妻子早在他服刑的一年中移情他处，对方正是跟妻子一起营救自己的人，纠结的两段恋情上演了一幕人间悲剧。

    《风絮》这个名字，是钱钟书起的，所谓风絮，就是飘在风中的一朵杨花，虽然洋洋洒洒地曾经飞在天上，但总有一天要落地，成为一颗等待发芽的种子，也暗喻人就算有着无限宏达的理想，总是要坦然面对实际，否则便会迷失在风中，飘零一生。

    杨绛的三个戏剧代表作，两部喜剧夸张地讽刺着社会中的每一种丑陋，让人们看到人性的污点，也弘扬了正确的能量。悲剧则是让人去思索人性的对错，让人去探索更深层次的存在意义，更加震撼心灵。

    杨绛的剧本有着她自己的特点，每部都有错杂深入的剧情，机智风趣的对话，值得推敲的细节，引起共鸣的笑料包袱，十分引人入胜。对于语言和对话的处理，体现了杨绛对语言和文化的了解，有如行云流水般顺畅，完全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艺术水平。

    杨绛的几个戏剧的剧本后来被收录在世界书局出版的《剧本丛刊》之中，新中国成立后于一九八二年重新出版。

    在她创作的故事中，每个阶层的人物都存在，无论是位居高位的上层人物，还是市井小民，都会在故事中有着一席之地。旧中国中具有代表性的那些人物类型，让人们看到除去外表之后的灵魂到底是什么样的。杨绛有一双可以剖析世界的眼睛，站在精神层面主导着故事的发展动向，温暖该温暖的，抨击该抨击的，讽刺需要讽刺的。

    杨荫杭看过《弄真成假》后的不长时间，也就是一九四四年春，带着家里几个人躲回了苏州庙堂巷的老房子里。

    当时阿圆跟外公关系很好，外公走了一段时间，便很想念，暑假时候杨绛因为事情脱不开身，便让阿圆跟七妹一家去苏州老家。阿圆很开心，不但能看到外公，还有一群兄弟姐妹一起玩。

    那段时间，阿圆玩得很开心，虽然老房子已经十分破旧。只是从苏州回来之后，她便没有再见过那个总是哄她玩的"奶公"了，杨荫杭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去世。

    当时父亲病重的时候，弟弟打电话通知了杨绛，杨绛当即决定第二天便回苏州。当时上海还在沦陷当中，铁路等要道都被日本人严控把手，火车票很难搞到，所以汽车成了唯一的途径。

    第二天一早，杨绛和弟弟妹妹买到了回苏州的客车票，客车条件十分差，当天下着雨，车顶却只有一块破烂的帆布，乘客十分多，车里人挤人，只有很少的人抢到了座位，当时的杨绛已经无心顾及车上环境，一心只念着父亲要没事才好。

    到了下午三点，汽车到了太仓，但是前方的路断了，河上连桥架子都没有，根本没办法继续。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司机决定开回上海，怕在这里耽搁到天黑，没办法继续走不说，还可能遇到山贼或者日本兵，到时候就性命难保了。

    杨绛急得团团转，但是一点办法都想不到，只好跟车又回来，回来的车开得飞快，逃命的速度。

    回到上海钱家，一家老小都坐在客堂里，杨绛进来说："走了一天，又回来了。"疲惫不堪的她发现，大家的表情都有些凝重，仔细一想，大家都坐在这里，似乎像发生了什么，杨绛一下子明白了，愣住了神。

    钱钟书走过来，拉着她的手，对她说："刚才苏州来电话了，爸爸已经过去了。"这句话像一句响雷震在了杨绛的头顶，她止不住地痛哭起来，那一夜，杨绛和弟妹三人，都没有睡。

    后来家人托人买了火车票，杨绛一行人才回到苏州。父亲的棺木已经停在了大厅，上面有父亲的遗像。杨绛像从前一样，走到厨房，为父亲泡了一碗盖碗茶，端到桌子前……

    父亲离开，做女儿的伤心不已。钱钟书很尊重自己的岳父，因为岳父的一言一行都很正直，他和岳父同爱诗词，常常在一起聊天。岳父走后的衣物和鞋子，他都可以穿，从不忌讳，因为他从心里敬爱岳父。

    杨荫杭就盼着，什么时候战争能够结束，一切可以回到平静的生活，没有战争和杀戮，只有其乐融融的笑脸。但是，到最后他也没有等到这一天的到来，杨绛每次说到这里，都会叹息。

    怎样的人生才可以被称为成功的人生？杨绛用她的实际行动，给了我们一个完满的答案，她会与爱人一同收获成功。

    在戏剧创作顶峰的时刻，杨绛选择辅助钱钟书进行创作，正是她的奉献才成就了后来的《围城》，他们的称呼从"杨绛的丈夫钱钟书"到后来的"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她的心中，装满了幸福。

    自古以来，夫唱妇随，也只有在爱情中不计较自己的得失，才能换来更美好的未来。奉献从来不是一纸空文，需要莫大的耐心和毅力，更需要心中那种无怨无悔的等待。对于爱人才华的信任，让杨绛相信等待的结果一定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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