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做"灶下婢"

    杨绛的戏剧作品陆续面世之后，杨绛的名字也经常出现在各大报纸和街头巷尾人们的口中，杨绛一度成为当时大学生和戏剧爱好者的偶像，有时钱钟书与杨绛一同出现在什么场合的时候，都会被介绍成："这是杨绛的先生。"

    钱钟书在看过杨绛的《弄真成假》之后，走在回家的小路上，心中有一个想法冒了出来。他对杨绛说，他要写一部长篇小说，这本书就是后来享誉国内外的《围城》。

    杨绛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她相信钱钟书有这个想法就肯定会做成这件事，对于文学，他们两个人都对对方有着充分的信任和期待。杨绛为了让丈夫心无旁骛地完成自己的想法，也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写作，便让钱钟书减少了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授课时间。

    这么做的结果就是收入紧缩，所以生活上只能更加节俭，恰巧用人家中有事不再做，她便甘为"灶下婢"，亲自打理家中一切事物。杨绛曾经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那时杨绛想尽办法节省开支，她自己和煤末，做煤球，瘦小的身体踮着脚站在大水缸前，总是弄一脸煤灰；她还负责上街买菜，钱钟书知道她不好意思去菜场，之前的她几乎没有机会去那里，便陪她一起去，两人边说边笑地把菜买回家。

    在创作《围城》的时候，钱钟书加入了很多跟杨绛一起经历过的场景，在这本书中也处处能看到现实的影子。在书中，描写苏小姐结婚的场景，就和他跟杨绛结婚的时候如出一辙，那个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新郎像极了结婚那天的钱钟书。

    在当时，杨绛的名气是远胜于钱钟书的，后来《围城》的成功证明杨绛的这般付出是值得的。《围城》前后用时两年，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六年。"两年里忧世伤生"，钱钟书在《围城》的序中慨叹这两年的时光。

    钱钟书也是个浪漫的人，虽然留学西方，但是他更喜欢送东方的礼物给杨绛，比如写诗。

    一九五九年他曾经给杨绛写过这样一段带着故事的诗："弄翰捻脂咏玉台，表编粉指更勤开。偏生怪我耽书癖，忘却身为女秀才。"言下之意，自己的笨拙让杨绛受累了，家中琐事只好拜托她，自己不会家务琐事，只是个会读书的书呆子，由此耽误了杨绛许多读书写作时间来照料自己，从而让杨绛的创作数量大为减少，几乎"忘却身为女秀才"。

    这一切可能钱钟书没有说过，但是都在他心中感恩与感动，赞杨绛为"最贤的妻和最才的女"。

    八年抗战，全国人民都经历了一场生死的洗礼，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沉重的，对胜利的渴望也就越发迫切，抗战前线捷报频传，一些先进的思想在全国广泛传播，每个人都希望和平民主的那一天快点到来。

    上海被日本人控制着，他们像是死神一样，每个国人都怕在街上遇到他们。但这是无法躲避的，就算你躲在家中不出门，意外还是会发生，他们还是会出现。每个深夜的警笛声，都是那样让人心惊胆战，不知道哪天会轮到自己。

    一天上午，钱钟书像往常一样去学校上课，钱家众人和杨绛都在家中，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杨绛放下手中的活儿忙去开门，门外站的是两个日本兵。杨绛第一直觉就是来者不善，便客气地请他们进来喝茶，让他们先坐。趁着倒茶的工夫，溜进卧室把父亲的一摞《谈艺录》的手稿藏了起来，稿子是手写的，纸张很薄。

    她倒好了两杯茶，端了过来，放在日本兵面前。日本兵问："这里姓什么？"

    "姓钱。"

    "姓钱？还有呢？"

    "没有了。"

    "没有别家？只你们一家？"

    "只我们一家。"

    杨绛应付了两句后，就退到了屋子里。这时候叔叔看到日本人手中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杨绛的名字，便告诉杨绛躲一躲，她便从后门走了，去朋友家待了会儿，还吃了饭。这时候弟弟来了，说日本兵找的就是杨绛。如果杨绛不出现，日本兵就要把钱家人都抓走，杨绛就慌了神，让弟弟转告钱钟书千万别回家，说完自己就往家走。

    路上，杨绛买了一篮子鸡蛋，拎着继续往回走。她走到家门口，敲了敲门，开门的是婆婆，看到杨绛拎着篮鸡蛋站在门口，很是吃惊。杨绛忙摆摆手，示意婆婆别说话，然后自己说："我给您买鸡蛋回来了。"然后往楼上走，日本兵还在，家里被翻得杂乱不堪，东西散落一地，家中的柜子也东倒西歪。

    日本兵问她是谁，她说是"杨绛"，日本人大怒："那你为什么说姓钱？"

    她恍然大悟地说："我嫁在钱家，当然姓钱啊！原来你们是找我呀！咳，怎么不早说？我给婆婆买鸡蛋去了，她有胃病。真对不起，耽搁你们了，我这就跟你们走吧。"

    最后日本兵告诉杨绛第二天十点来宪兵司令部受审，说完就走了，军靴走起路来的声音都是那么让人心慌。

    全家人都惊慌失措，担心杨绛第二天去会不会出什么事，倒是杨绛不慌不忙，开始整理翻乱的东西，清点是否有东西丢失，最后发现日本人拿走了一本通讯录，还有几封信，钱钟书的手稿幸存。

    杨绛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因为什么得罪了日本人，但是也没有办法，只好晚上准备了很多，比如，日本人提问问题，自己要怎么回答才能解围。第二天到了宪兵司令部，杨绛被问了几个问题，填了个表，就回来了，告诉她可能还会找她，并没有受什么刑罚，万幸。后来听说日本人找的是跟她同名的别人而已。

    一同搞戏剧的朋友也有被叫到宪兵司令部的经历，显然没杨绛那样顺利，少则挨两个耳光，多则酷刑加身，生不如死，在日本人的黑暗笼罩下，人人岌岌可危。

    父亲去世后，杨绛汇集了父亲生前的一些文章，取名为《老圃遗文辑》。杨荫杭丰富的经历、正义的文笔，加上对现实有力的抨击，有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评价。

    杨绛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字里行间都是对父亲无尽的思念："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姐妹曾在霞飞路（现淮海路）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看见父亲书案上的一个竹根雕成的陈抟老祖像。那是工艺品，面貌特殊，父亲常用"棕老虎"（棕制圆形硬刷）给陈抟刷头皮。我们都看熟了，决不会看错。又一次，在这条路上另一家珠宝店里看到另一件父亲的玩物，隔着橱窗里陈设的珠钻看不真切，很有"是耶非耶"之感。"

    钱钟书写《围城》的时候，进度不算快，每天五百字左右，但基本是一次成稿，很少再改。他每段文字新鲜出炉，第一个"品尝"的一定是自己的妻子杨绛，他喜欢把写好的稿子让杨绛看一下，还跟杨绛交代接下来要怎么写，然后就盯着杨绛的表情，紧张得像个孩子。

    《围城》定稿之后，最开始是在《文艺复兴》上以连载形式出现的，随后又编入《晨光文学丛书》。读者反响很好，前后几十载，由多家出版社多次出版印刷，读者遍布国内外，都被这本小说所吸引。钱钟书的知名度迅速提高，之前那个戏剧作家杨绛也变成了"钱钟书夫人"。

    当李健吾看到钱钟书的手稿时，十分吃惊，不住地感叹：这个做学问的书虫子，怎么写起了小说呢？而且是一个讽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

    钱钟书的围城写得实在生动，很多人都信以为真，以为是真发生在钱钟书身上的事情，把《围城》当成了钱钟书的自传来读。读者纷纷来信，表示同情，一些心地善良的漂亮小姐还写信表达要与他做"非一般的朋友"，就只因为读了书，实在是同情钱钟书的婚姻，也倾慕他的才华。

    就算死，也要死在祖国

    随着书籍的畅销，很多电视台向钱钟书发出请求，想把《围城》从书中搬到荧屏上。最开始钱钟书是拒绝的，他觉得小说妙趣横生，拍成电视未必会有同样的效果。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黄蜀芹，偶然间在延安的一个小书店里看到两本《围城》，便都买了下来。说起来，黄蜀芹与钱家还有些缘分，她的父亲就是当时钱钟书的旧相识──黄佐临。黄蜀芹在拍戏的间隙就靠在小土炕上读这本书，被故事深深地吸引。她就有了拍《围城》的想法，但是她怕去了会被赶出来，之前便听说钱钟书先生曾言"拙作上荧屏实不相宜"。要拍《围城》，必先拜访钱钟书夫妇。

    黄蜀芹便联系了父亲，让父亲帮自己写封"介绍信"，而且做了充分的准备，跟其他的工作人员反复阅读原著，体会其中含义，编写了电视剧本，然后带着信来亲自拜访两位老人。

    到了钱家，两位老人得知是朋友的女儿，十分热情，杨绛给她讲了钱钟书创作《围城》的始末，让大家更好地感受这个故事创作的背景。还对她说："写《围城》的是淘气的钱钟书。"这句话给了黄蜀芹很大的灵感。

    黄蜀芹的父亲黄佐临正是杨绛话剧《称心如意》的导演，在黄蜀芹小的时候，父亲经常骑着自行车带她去当时的长城电影院剧场排演这部戏剧。那时总会遇到在路上散步的杨绛、钱钟书，经常都会聊两句再各自去忙，黄蜀芹对这个镜头记忆深刻。

    黄蜀芹带来的剧本，杨绛仔细地读了两遍，标记出来四十多处她认为不妥的地方，并且提出修改的意见，连道具和场景的选择上，她也给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后来都被采纳到拍摄中。

    如何突出主题成了黄蜀芹的困扰，杨绛便写了几句话给她："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钱钟书很同意杨绛的这句解析，对他作品最了解的人，永远都是他的夫人杨绛了。后来这两句话作为旁白，出现在了电视剧的一开头，也成为了这部剧的灵魂。

    《围城》拍成电视剧总共十集，导演当时因为受伤，是在轮椅上完成这个工作的。当时导演和演员陈道明、葛优等人认真地核对剧本和原著，前后拍了一百多天，每个镜头和环节都力争体现原著风格，让那些本在书本里的人物，立体地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电视剧上映之后，他们一家三口都看了，很欣赏里面人物的表演，他专门写信给黄蜀芹说："与适自英国归来之小女，费半夜与半日，一气看完。愚夫妇及小女皆甚佩剪裁得法，表演传神……此出导演之力，总其大成。佩服佩服！"

    那段时间他们的生活中，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朋友，就是傅雷。傅雷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美术评论家。他也曾留学法国巴黎大学，算起来还和钱钟书、杨绛是校友。

    傅雷一家那段时间与钱钟书、杨绛也走得很近，两家住得不远，所以有时间了就会互相走动，促膝长谈。大家都对这个社会有太多要控诉的事情，都在黑暗中期待黎明。人们在畅谈中释放压力，抒发情感，那种心灵与心灵碰撞的火花，在回忆中依然闪亮。

    在杨绛的记忆中，傅雷总是挂着笑容的，与外界说的"严肃死板"截然不同。他总是和钱钟书面对面聊天，手拿着烟斗，嘴角含笑，他和钱钟书很聊得来，可以聊很长时间，按照杨绛的说法就是："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钱钟书是唯一敢与他当众开玩笑的人。一次还有其他朋友在的时候，钱钟书和傅雷开了个玩笑，另一个朋友以为钱钟书是个"没轻没重"的主儿，便赶忙使眼色，告诉他"闯祸了"！傅雷不但没生气，还跟着大家一块笑。

    不过，在孩子面前，傅雷几乎是不笑的，傅雷的两个孩子阿聪、阿敏喜欢留在客厅里，听大人们聊天。傅雷是不允许的，他或许出于自己的考虑，怕孩子理解错误，或出去说给别人听，那个时代是真正的"祸从口出"。

    一次，朋友们在客厅里聊得风生水起，好不热闹，不知他是突然想到什么，就轻手轻脚地来到客厅门旁，一把拽开门，看到两个小顽童正侧着脑袋听声儿呢，傅雷大声吼了一下，两个孩子急急忙忙跑上楼梯。太太忙跟了上去，唱白脸，两边疏通。大家继续聊天，笑声四起，傅雷又过去拽那扇门，两个孩子还在那里，跟着大家笑，真是"知子莫若父"啊，他就知道孩子还会下来。

    傅雷比之前更加愤怒，大声地呵斥着孩子，太太想劝却劝不了，其他人想劝不敢劝，孩子委屈地在那哭，只能待傅雷呵斥结束。这也许就是外界盛传的"严肃的傅雷"吧，大家面面相觑，领教了！

    胜利像黎明一样终将到来，人们殷切期盼的和平像温暖的阳光，温暖着被战争冷却的生活。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前方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举国欢庆。钱家人都聚在一起，商量着要纪念下这个日子，庆祝黑暗的过去。杨绛心里有些难过，便独自躲到了亭子里，默默地流泪，钱钟书过来安慰她。

    她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在世之时只愿能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可是这一天来了，父亲却不在了。钱钟书安慰她，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爸爸会为我们高兴，为国家高兴，我们终于熬过来了。"

    抗战结束后，钱钟书辞去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工作，来到中央图书馆做外文部总纂，主要负责编写《书林季刊》，徐鸿宝先生曾对战时中央图书馆馆长说："像钱钟书这样的人才，两三百年才出一个。"

    《围城》受到广大读者的热捧，钱钟书又在暨南大学兼任教授，还兼任英国文化委员会顾问。随着工作重心的改变，钱氏夫妇的生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之前只顾埋头创作的两人，有了越来越多的社交生活，也结识了更多志趣相投的朋友。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很多爱国知识分子都收到了国民党投过来的橄榄枝，钱钟书、杨绛也不例外，但是两个人毅然地放弃了去台湾的机会，不仅仅是因为拥护共产党，他们也不愿意离开自己从小到大生活的热土，这片土地刚刚经历了创伤，需要人们去抚平。

    一次钱钟书去南京汇报工作，回来得要比平时早很多，杨绛很奇怪，钱钟书说："今天晚宴，要和"极峰"（蒋介石）握手，我趁早溜回来了。"

    其间，钱钟书和杨绛有很多离开大陆的机会，台湾大学欲聘他做教授，他婉拒了；香港大学请他做文学院院长，他说"不是学人久居之地，以不涉足为宜"；英国也发来邀请，想聘他做高级讲师，他说"伦敦的恶劣气候"……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他们那么坚持，留在一个战争阴霾没有散去的地方，而答案也许只有当时的人们才能理解，那就是"他们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一次，杨绛先生与人讨论人生选择的意义时，说起在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曾许诺钱钟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这是一个很好的职位，很多人梦寐以求，也代表工作的成果得到了肯定，达到了世界水平。但是钱钟书一口拒绝不要，他解释说："那是胡萝卜。"他是不愿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愿受"大棒"的驱使。

    对于祖国的热爱，钱钟书总用柳永的两句诗解释，那便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祖国便是他舍不得的"伊"了！

    后来有人问他们，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当初没离开后悔吗？杨先生说："没有什么后悔的，人活着不一定全是为了享福。"

    杨绛在《干校六记》中这样说："我们的国家当时是弱国，受尽强国的欺凌。你们这一代是不知道，当时我们一年就有多少个国耻日。让我们去外国做二等公民当然不愿意。共产党来了我们没有恐惧感，因为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也没有奢望，只想坐坐冷板凳。当时我们都年近半百了，就算是我们短命死了，就死在本国吧。"

    也许曾经远走过他乡的游子们，更懂得对故土的深沉的情。"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放弃该放弃的，才有机会选择该选择的。人生有舍有得，舍得也！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正式解放，母校──清华大学发来邀请函，做外文系教授，这对两个人来说是梦想，也是荣誉，更是一种肯定。

    当时阿圆已经十二岁，跟着父母上了北上的火车，一只手抱着洋娃娃，一只手提着个手提袋，这是她最喜欢的玩具。手提袋里是自己给娃娃做的衣服装饰，娃娃她一路都抱得很紧，因为娃娃的肚子里装了几两黄金，这是她的秘密。

    清华大学，是这对夫妻定情之地，也是两个人确认人生方向的起点。上次离开是两个人，这次是一家三口居家搬至北京，这一来，就是一辈子，再也没有离开过，直到现在。

    清华大学早有规定，夫妻二人是不能同在这里做正式教授的，所以钱钟书入职做正式的教授，教大二英文，另开设《西洋文学史》和《经典文学之哲学》，还要辅导和指导研究生的学习。杨绛就做兼职的教授，教《英国小说选读》。虽然工资少了些，但是落个清闲，她自嘲是"散工"。专属散工的优惠就是，好多会议可以名正言顺地不去参加，但是这个散工的课程安排并不少于专职老师。

    新中国成立，全国普天同庆这份难得的和平，中国人终于可以自己做主人。荒废许久的教育行业重新复苏，清华大学比他们在的时候还要热闹，很多熟悉的朋友也回到这里工作，因为共同的经历，让大家都很珍惜现在的生活。

    虽然两个人都是全国知名大学的教授，但是生活得还很朴素，他们一向不在乎这些，对他们最重要的一直都只有一件事──读书。

    当时校园内的不少时髦女性开始追赶潮流，当时流行的装扮是灰色的长裤，上衣是胸前有两排扣子、腰间带有一个皮带的列宁装，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打扮，唯独杨绛依然是一身上海旗袍，在人群中十分抢眼。如果乘坐人力车的话，还会撑一把小伞，很是优雅。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态度温和，总是带着笑容，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

    钱氏夫妇家中布置得很简单，一张西式的长台桌，几把椅子，再就没什么家具了，家中最多的就是从清华大学图书馆借来的书，遍布屋子的角落。两个人不觉得艰苦，还很爱这个小家，除了必要的出行之外，基本都在家中读书度过，十分享受这样的生活方式。

    杨绛的翻译生涯是从抗战结束后开始的，第一次刊登的译文便得到了傅雷的夸赞。当时她正读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的散文《世界公民》，挑了其中的一段，然后自己加了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标题《随铁大少回家》就刊登在了《观察》上。可惜的是，当时的稿子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因为这个称赞，杨绛还受到了傅雷的"责怪"，当时杨绛听到傅雷的称赞，以为他只是照理敷衍，或者干脆就是客套，所以就照例谦逊地回了一句，傅雷忍了一分钟，然后用深沉的语气说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

    杨绛曾利用课余时间翻译过西方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杨绛选择这部小说，是因为书中的文学表达方式十分幽默，是她喜欢的风格，用幽默的语言让人轻易地接受一个深刻的故事。

    这本书通过讲述主人公流浪的生涯，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遭遇的各种事，反映了十六世纪西方社会繁华背后的腐朽。《小癞子》在文学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莎士比亚的《无事生非》、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都应用过其中的桥段，或者提及这本书的存在。但对于这本书的原作者是谁，却一直没有准确的答案。

    杨绛对这本书十分重视，先后翻译过两个版本，并多次修改。起初是将法文版翻译过来，后又将西班牙原文版进行翻译，力求最接近原著，又有中文特殊的文学色彩。

    此时，已经长大的钱瑗来到清华大学，十分开心，像是发现了世外桃源，她觉得清华大学是最美的地方。虽然只有十五六岁，但是她却深谙父母的兴趣爱好，也继承了这一点，她对妈妈桌子上的书充满了好奇，也开始大概地看一些外文的作品。杨绛很支持她的阅读，她说："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绝不打扰他。"

    一次，钱瑗在读书的过程中真的遇到了不懂的问题，便去问爸爸，求个解答。爸爸并没有直接告诉她答案，他希望培养女儿自己寻找答案的习惯，便让她自己去查字典。阿圆听话地去查，查一本没有，又查一本还没有，直到查第五本字典后，她才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她也懂了爸爸的良苦用心，体会到了如何"做学问"。

    现实中的"控诉大会"

    平静的生活没有过得太久，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周年之际，掀起了一轮学习《毛泽东选集》的高潮。各地高校率先在老师范围内开展了思想改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知识分子成了改造的第一批对象。

    周恩来为此专门在京津高校教师学习会上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知识分子需要改造思想，认真学习，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成为文化战线上的战士。

    这样一场运动，当时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参加了。杨绛的《洗澡》正是记录了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和她本人的一些想法，当时全国上下的"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被大家称为"脱裤子、割尾巴"，但是"脱裤子"这个词实在是不适合从知识分子的口中说出来，所以被戏称为"洗澡"。

    《洗澡》是杨绛截止到现在唯一的长篇小说，前后共十八万字，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并说（杨绛）"运用对话，与曹雪芹有异曲同工之妙""《洗澡》中的人物，都是"儒林"中人。不过最好的一段，许彦成、杜丽琳和姚宓的三角故事，却是吴敬梓写不出来的"。

    虽然这是一本小说，里面没有真人真事，更没有杨绛的影子，她只是准确地描写了当时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一个故事，"气氛是完全真实的"。

    舒展说杨绛是"文艺领域各种样式的大票友，文、武、昆、乱不挡，生、旦、净、末满来"！对于一位七十岁的老人能写出这样的作品，确实让人由衷地佩服，但是杨绛却用她的家乡谚语回答："那叫作"猪头肉，三不精"！"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一些事情的处理上出现了一些比较"左"的方式，对于需要改造和批判的事情界定混淆，导致一些本不该被反对的东西也被拽了进来。在最开始的时候，知识分子们并不太理解"三反"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只知道是专攻于自己的专业，并没有参加政治相关的活动，怎么就变成了需要被"批判"的对象了呢？

    杨绛在这场活动中，也受到了影响。当时的整个清华大学已经没有了往时的宁静与祥和，尤其是她和钱钟书最钟爱的地方──清华大学图书馆。很多西方文学著作被定义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毒瘤，杨绛实在不明白，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具体的思想改造包括三个阶段，它们是思想动员阶段、酝酿讨论阶段、声讨控诉阶段，其中最让人纠结的便是酝酿讨论阶段。杨绛参与过几次"酝酿会"，主要的内容就是几个人讨论其他的人有什么是需要被改造、被控诉的，并且收集相关的资料，这让每个参会的人都陷入了很残酷的思想斗争，毕竟之前都是很好的同事和朋友，而这么做很容易让被讨论的人陷入"困境"。

    杨绛不仅参加过"酝酿会"，还被参加过。杨绛当时已经在做思想检讨，因为她素来"与世无争"，只是个"散工"，平时也追求做个贤妻良母，所以她的问题相对简单，不严重，检讨也就一次通过，没有反复。

    开控诉大会就在通过杨绛检查的当天晚饭后。她本来以为检讨一次通过也不会有什么其他事，但是半路出现个"程咬金"站出来控诉杨绛：

    "杨季康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

    "杨季康先生甚至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

    杨绛很奇怪，这个女学生义愤填膺地大声宣讲着，但是她并不是杨绛的学生啊！在场几千人都被这一幕吓到了，都看着杨绛。她对突然发生的状况显然没有预料，只好装作没有听见，波澜不惊。因为接下来还有要控诉的人，这个"浪潮"很快就过去了。

    大会散去的时候，外文系主任吴达元过来小声问杨绛："你真的说了那种话吗？"杨绛回答："你想吧，我会吗？"其实吴达元是了解杨绛的，但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他也不能多说什么，只是点点头，表示相信杨绛，却不敢多表示其他的任何内容。

    杨绛带着一肚子的莫名其妙回到家中，家人都睡了，她悄悄躺下，回想着晚上发生的一切，心说："假如我是一个娇嫩的女人，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呢？我只好关门上吊啊！季布壮士，受辱而不羞，因为"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我并没有这等大志。我只是火气旺盛，像个鼓鼓的皮球，没法按下凹处来承受这份侮辱，心上也感不到丝毫惭愧。"想到这里，她也释然了。

    第二天早上，杨绛专门挑了件喜庆的衣服，精心梳洗，光鲜地出门去。换作其他人，前一天当着众人被"控诉"成一个罪人，第二天肯定是躲在家里，不想见人。单单杨绛不这样，她偏挑了人最多、嘴最杂的菜市场去逛，倒是要看看这些人是什么反应。也可能是拥有这种乐观坚强的性格，才是真正的杨绛，才是那个用"喜剧"态度对待人生的人。

    时隔不久，《人民日报》上便刊登了关于控诉大会上女学生点评控诉杨绛的文章，杨绛以为此事一出，她的教师生涯算是到头了。结果是到了下学期，不但课程没有被取消，选修她课的人反倒多了，还得感谢《人民日报》为她做了宣传。

    杨绛从不为自己做过多的解释，她觉得：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随他们怎么想去吧。人生在世，冤屈总归是难免的。这场运动中，杨绛算是跌跌撞撞地过来了，也算比较幸运了，在这场特殊的"运动"中，她收获了更多的坚韧。

    幸运女神并没有眷顾每个人，很多人在这场斗争中没有坚持到最后，选择了一些极端的方式结束了生命。杨绛曾撰写过《忆高崇熙先生》，为我们讲述了她跟钱钟书经历过的生命的凋零。

    崇熙先生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在化工系任职，并兼任了当时化工厂厂长，专业素养极强，与钱钟书夫妇当时是不错的朋友。他当时也被卷入了思想改革的浪潮。杨绛回忆那是一个秋天的周末，杨绛和钱钟书闲来无事出去散步，便去了化工厂附近的高家，只有高崇熙一人在家，他正坐在那里，看到来访的他们有些意外，便请他们入座，倒了水。钱钟书问起了他们厂里的思想改造和控诉大会情况如何，他说："没什么事，快完了。"

    杨绛觉得高崇熙似乎情绪不高，表情有些尴尬，便借口说还有其他的事情，拉着钱钟书起身离开。高崇熙并没有继续挽留，却是送了又送，送出客堂，送出走廊，送出院子，直到工厂的大门口，然后他就站在门口目送杨绛和钱钟书。

    回来的路上两个人聊起此事，都觉得有些奇怪，高崇熙并不是古板冷淡之人，定是遇到了什么事情，两人都觉得他今天有些怪。

    第二天，一个噩耗传来，高崇熙服了氰化钾自杀了。听到消息的杨绛十分后悔，说："只恨我们糊涂，没有及时了解。"类似的事情在那段时间接连出现，生命似乎一下子变得脆弱不堪，不能承受生命之重。

    文人的爱情总是美好的，不是因为总能赶到好的时代和好的背景，而是他们更懂得生活中"苦中作乐"的浪漫。一帆风顺只是句美好的祝福，难念的经却也是那样真实地存在。

    命运赋予我们诸多苦难，不是为了让我们对人生失望，而是要将我们打磨得更加坚强，去迎接更好的生活。当杨绛和钱钟书流落在荒郊之间，他们乐观地完成了生命的历练。如果当时他们也选择了轻言放弃，我们损失的不仅仅是几部经典的作品，而是一代文人高洁的灵魂。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