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位教师尖兵

    抗战结束后，钱钟书陆续发表了不少的作品集，《人·兽·鬼》是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这本书的手稿是杨绛在兵火仓皇中留存下来的，钱钟书在两人留存的样书上写下这样一段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这是对一个爱人最高的认同和赞美了吧，杨绛和钱钟书一直保持着这种最美好的关系，相敬如宾，举案齐眉。

    有人把文坛的夫妻分为三种：一种是始终生活在自己亲人的身影中，例如，许广平和张兆和；或者一方极其出众，相比之下另一方虽有才华却不够闪亮，例如，萧红和丁玲；还有一种就是齐头并进，相互扶持，钱钟书和杨绛就是这第三种了，可谓是"天作之合"。而更难得的是，他们的女儿阿圆后来也十分出色。

    杨绛并没有因为站在钱钟书的成就面前变得暗淡，她对文学的研究、对翻译的钻研都让人敬仰。两个人经常一起研究一本书，发表自己的意见，并讨论，互相补充，对对方的作品提意见。在钱钟书身边，杨绛是一位称职的同行者，又做好了作为妻子应该做的一切。对于每种角色的扮演，她都尽心尽力，让人称赞。

    阿圆小时候身体虚弱，经常生病，让父母都很揪心。上小学的时候，只上了一两个星期就生病了，被接回家，反复几次，她从来没有完整地上过一个学期的课程，后来杨绛决定在家教阿圆，所以阿圆的整个小学都是妈妈在家教的。

    一九四七年冬，阿圆病最严重的一次，右手的食指骨关节肿大，检查的结果是骨结核。医生对杨绛说："此病目前无药可治。"阿圆含着眼泪跟妈妈说："我要害死你们了。"小小的她竟然懂了医生的意思，杨绛看着可怜的娃娃，心里万分难过。

    好在医疗条件日益变好，家中的条件也有了改善，杨绛听医生的话喂阿圆按时吃药，吃维生素和各种补养品，并且卧床休息，十个月后竟然好了。杨绛这才松了一口气，阿圆算是被妈妈抢回来一条命。

    后来大夫说，一般的孩子如果得了这种病，大多数都会转到脚部，然后转到头部，命不久矣。阿圆康复之后，整个人胖了一圈，杨绛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但是紧接着她就病了，天天发低烧，体重也一直在掉，检查又查不出原因。

    之前的杨绛是个闲不住的人，就算看书也会一边织毛衣一边翻书，她说自己的双手已经进化成"自动化的机器"。生病之后她就没有了精神，总是打蔫儿令钱钟书很担心。一九四九年，钱钟书接到清华大学的聘书时，说："换换空气吧，也许换了地方，你的病就好了。"被钱钟书说中了，他们到了清华大学一年后，杨绛就自愈了。

    虽然阿圆的功课是妈妈在家教的，但是她完全继承了爸爸妈妈爱读书的优点，对什么也都领悟得很快。十一岁的时候，她随爸爸妈妈到无锡老家团聚。白天的时候一群孩子在院子里吵吵闹闹，阿圆也不好奇，独自躲在厢房里看书。爷爷在一旁睡觉，她看到爷爷脚在外面露着，便过去给爷爷掖被子，然后守在桌子前安静地看书。

    爷爷醒来，看到她十分乖巧地在那里，便跟她说话，问她看的是什么，还考了考她，结果大吃一惊，还小的阿圆居然读过了《西游记》、《水浒传》，而且还读外国小说。于是爷爷称赞阿圆是"读书种子"。阿圆很开心听到这样的夸奖。

    阿圆在上海读完了初中一年级，来到北京以后，本应该读初二，家中打算让她上清华大学的附中读书，但是她的年纪不符合要求，太小了，学校只让从一年级开始读起。阿圆后来便不去学校学习了，跟妈妈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生活，杨绛刚开始辅导她学习，初中二三年级的课程都没有问题，却有一科让杨绛有些头痛，就是代数。

    数学方面的确不是杨绛擅长的，便问阿圆："妈妈跟不上了，你自己做下去，能吗？"没想到，阿圆居然真的无师自通，学起来并不吃劲，后来参加了一九五一年的考试，被贝满女中录取，代数居然是满分，杨绛特别为自己的女儿骄傲。

    其他时间，阿圆还帮爸爸做一些简单的事，她的心思很细，很多事情大人没发现，她就发现了。她帮爸爸登记学生考试的分数，发现有两个人的课卷都用了不寻常的紫色墨水，阿圆说，这两人肯定是一对朋友，后来果然被她猜对了，连钱钟书都很惊讶。

    当时钱钟书经常出门，出门前便多次嘱咐，不是让大的看好小的，却是让小的照顾好大的。

    阿圆使劲地点点头，事实上，确实是她照顾妈妈。一次下大雪，家中做事的老李妈不在，没人往屋里挑煤，阿圆知道妈妈肯定不会让自己去做这个事，但是她又想做点什么帮助妈妈，便一个人去雪地里把盖住的猫屎都挑了出去，让妈妈少一个工序，做起来轻松些。

    爸爸不在，阿圆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像一个小大人，什么事情她都想着，还担心妈妈的安全，她心里时时念着爸爸的嘱托，她要做好。

    后来阿圆住校了，每周末可以回家，她不像其他同学一样，把脏的衣服和床单都带回家里，她总是自己洗。同学们都说她不像是独生女，一点没有被娇惯的影子。阿圆被评为"三好学生"，老师让回家跟妈妈谈谈"三好学生"的感想，杨绛说她："哪三好？"阿圆的身体一直不好，这个"三好学生"是给的荣誉罢了。

    阿圆的身体果真不好，后来又有复发的迹象，便听大夫的建议休学一年，跟妈妈在家，陪妈妈读书，陪妈妈去图书馆借书，对于读书这件事她的痴迷程度完全继承了父母，而且也是各种书籍都喜欢，还学习了俄语、英语。

    阿圆上学的时候因为学习成绩和其他表现都很优秀，被推荐入团。有一天她回家的时候，表情十分凝重，好像被什么事情困扰着，后来她说："他们老叫我入团，我总说，还不够格呢，让我慢慢争取吧；现在他们全都说我够格了，我怎么说呢？"她还说："入了团就和家里不亲，家里尽是"糖衣炮弹"了。"杨绛这才知道，女儿原来是怕入团了，就需要跟家里保持距离，就不亲昵了。

    后来阿圆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毕业后留校做了一名老师，她之前就说，自己的志愿是像爸爸一样当"教师的尖兵"，家中对阿圆的这个决定都十分支持，后来阿圆证明了，她做到了"尖兵"。

    高校范围内的大调整开始了，杨绛和钱钟书被安排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职位也从教授变成了研究员，住所也从清华园迁到了中关园，两个人还给新家起了一个雅致的名字："容安室"，乐观的生活态度一直伴随着两个人的生活。

    杨绛没有中断自己的翻译"事业"，在间隙时间中翻译的一些作品受到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解放后她翻译了四十七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获得了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全中国散文翻译──杨绛最好"的夸奖。

    过五关斩六将

    一九五六年，"拔白旗"的运动又开始了，所谓"拔白旗"就是指在当时"大跃进"的过程中，把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一些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对其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的做法就是"拔白旗、插红旗"。

    杨绛的一些涉及西方文学的论文和钱钟书的《宋诗选注》都是"白旗"，杨绛暗下决心，今后再也不写文章了，省得被拔，只做翻译。钱钟书说她是"借尸还魂"，她只是想借此"暗度陈仓"。如果从此让她不再接触文学和书籍，那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

    "反右"的开始，让他们周围的很多朋友落难了，杨绛夫妇小心处事，谨慎地生活着。到了一九五八年，灾难还是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两人都被扣上了"帽子"，文章被称为资本主义的"毒瘤"，成了不可不拔的"大白旗"。

    杨绛之前的《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被指"不但不能帮助读者正确理解斐尔丁这位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反而歪曲、贬低了斐尔丁作品的意义……这样的论文会给我们的学习工作带来有害的影响"。

    这是一个不小的罪名，钱钟书也没有幸免，两个人在批判会上沉默不言，用无声表达着自己的遭遇，好在他们平时处事低调、为人随和，对他们批判的程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的。

    当年十月，文学所决定分批派人员去下乡改造，杨绛被分在了第一批，钱钟书在一个月后也被分配了下去，当时的阿圆已经在炼钢厂工作。

    阿圆在钢厂跟了一位师傅，因为她会画画，便让她去画图。但是之前画的画跟现在的完全不同，阿圆便到书店去买书学习，师傅很欣赏阿圆，因为阿圆能画出很精准的图来，并且按照她画的图便能做出模型来。最后在阿圆离开的时候，师傅还送给阿圆一个碗口大的毛主席头像，阿圆也算没受什么苦。

    杨绛本可以不去的，当时有规定，四十五岁以上的女同志可以免于下乡。她身体不是很好，下乡条件艰苦，她还担心家中一老一少，但是不去影响又不好，少不了人借题发挥，所以杨绛还是决定"下乡"一去。

    下乡的地方在北京附近的郊区，不算远，一起去的二十多个"同病相怜"的人，刚到山里，同行来的老先生指着远方一个在干活的姑娘说："瞧，她像不像蒙娜丽莎？"

    大家都认同他的这个说法，可惜的是山里的人不知道蒙娜丽莎是谁，不过他们从这些人的表情里觉得，应该是个很美的姑娘吧。这就是属于知识分子的笑谈。

    集体生活开始了，在这个陌生的地方，虽然有一同来的人做伴，之前杨绛也做了一些心理准备，但来到这里之后，她才发现接下来的困难是一个接着一个。

    杨绛后来写了一些文字，记录这段时间发生的"过五关"：

    第一关是"劳动关"，虽然杨绛不是生活在什么特别殷实的家庭中，但是农活她是没做过的，而且她现在已经不是年轻人，没有太多力气，所以只能给她挑些她能做的，比如砸玉米。

    第二关是"居住关"，杨绛之前好奇土屋茅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现在算是真真儿地看到了。来的第一天住的是一间空屋的冷炕，后又改到缝纫室的竹榻上，很小，翻身都会掉下来，最后住的是当地的托儿所，四个人挤在一起，这些经历都是她未曾预想到的。

    第三关是"饮食关"，平时杨绛胃口小，吃不了什么东西。来到这里早晚稀粥，穿插的是玉米面窝头，不好吃是其次，重点是吃不饱，还难消化。杨绛做梦都是吃好吃的，醒来之后，发现是黄粱一梦。

    第四关是"方便关"，这个关最难过，农村的厕所十分简单，缸上搭个板子就是了！一次杨绛吃绿豆粉面条，半夜闹肚子，壮着胆子跑出去，结果大门锁了，她是又急又怕，灵光一闪想到了之前家中养的猫咪，她便找了个地方挖了个坑，畅快后再填上，上面还撒了些落叶，灰溜溜地回到床上。

    第五关是"卫生关"，干净了半辈子的杨绛，那段时间体会到了水资源的宝贵，洗手洗脸都舍不得用，吃饭也只用手背一抹就算完了。

    虽然难关接二连三，不过杨绛有自己特有的慰藉，那便是钱钟书的来信。他的信是每天都有的，用规矩的小楷记录着所思所想所行，这是钱钟书一直有的习惯，不曾间断。

    大家都笑杨绛信多，其实大家心里都是羡慕的，亲人的消息是心中最大的牵挂。杨绛的信从不扔，都很规整地折好放起来，想起来拿出来再读一下，慢慢地衣服口袋就鼓鼓的，她都贴身带着。虽然信中内容没有不妥，但经过之前亲眼所见扣帽子的过程，她还是心有余悸，不太放心放在其他地方。

    杨绛回忆说："衣袋里实在装不下了，我只好抽出信藏在提包里。我身上是轻了，心上却重了，结果只好硬硬心肠，信攒多了，就付之一炬。"她心中自然是百般不舍的，如果留到现在，将会是多么特别的回忆。

    两个月过去了，下乡的任务提前一个月结束。在离开之前，每个人都要有下乡的"评语"，杨绛的内容就是说她能和老乡们"打成一片"，这是下乡受教育的认同，杨绛还有点得意。

    杨绛和钱钟书一前一后回到北京，继续生活。阿圆的工作成了一个大问题，当时的工作是学校分配的，她当时填的志愿是"支边"。想到女儿要去不知道哪里的"边"，做父母的是一千一万个舍不得。但是最后学校分配的工作下来的时候，家里都高兴起来，因为学校安排阿圆留在学校做助教，也就是女儿不用离开了，一家人还可以在一起。

    当时家中的阿姨不太擅长做菜烹饪之事，一家三口便去吃馆子。点菜是门学问，钱钟书总能选到好吃的菜，像挑书一样，总是能选到中意的，女儿也有这个本领，唯独杨绛，选的菜总是不中吃。

    不过这不影响一家人吃饭的心情，因为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大乐趣，便是观察其他桌子的客人，钱钟书和阿圆总能从细枝末节推断出很多事，还能编出前后事来，有眉有眼的。一顿饭下来，就像看了一场大戏，只要"我们仨"在，快乐就在。

    一九六六年，杨绛和钱钟书也一前一后被监管了。没有工资，存款冻结，只给点生活费，吃的方面也都限制，只允许吃窝窝头、咸菜和土豆，衣服和穿着各个方面都受到了限制。

    两个人也都有了新的工作，钱钟书扫院子，杨绛打扫女厕所。两个人还自己制作了工具，干得有模有样的。有人说，杨绛把厕所收拾得连水箱的拉绳上都没有灰，瓷坑和瓷盆都擦得雪亮，厕所"焕然一新"。

    但是事情并没有告一段落，"战斗"还在继续，斗争会成了家常便饭，隔三岔五便会有一次，身心俱疲。

    那时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方法很多，钱钟书的头发被剃掉了横纵两道，现出一个"十"字，这就是那个时期所谓的"怪头"。这怎么见人，还好杨绛有办法把这"怪头"抹平，就是都剃光了，真是妙招。

    可是没两天，杨绛也受到了这种"待遇"，被剃了半个头，钱钟书急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也不能跟自己一样弄个和尚头吧！杨绛安慰他总会有办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还真被她想到了办法，之前阿圆剪过一次大辫子，她一直留着，用手帕包着放在柜子底下。她便找了出来，熬了一夜做了个粗糙的假发套，她还打趣说小时候就羡慕弟弟剃光头，现在算是实现了"半个"愿望吧。

    但是戴上了才发现，真发假发区别太大，当时是夏天，戴上之后根本不透风，颜色也不一样，放了很长时间有些黄了，但是没办法，这是她唯一想到的招了。

    第二天，她硬着头皮出门了，坐公交车的时候，被售票员看了出来，大喊："哼！你这黑帮！还想上车？"杨绛又气又恼，说："我不是黑帮！"

    车上的人都看她，她也没心再解释，就下车了，走着去。街上的人也发现了她奇怪的头发，指指点点。买菜的时候，人家也不愿意卖给她，后来就钱钟书去每天买菜，她只负责一周出去一次买煤。

    她走在街上还是会心惊胆战，生怕又惹什么事端出来。她还托人买了个蓝布帽子，孩子们眼尖，总能认出来，然后就伸手揪她的假发，所以她看到孩子都躲得很远，钱钟书倒是没有顾忌地跟她走在一起，但他也是个光头先生，自身难保，更保护不了杨绛。

    菜园的约会

    一九六九年，杨绛夫妇等知识分子被集中到一起生活，因为他们两个算是年纪比较大的，对他们比较宽松，让他们回自己的地方住，但是也要参加集体的学习和训练。

    两个人是不同单位的，所以训练的地方不在一起，但是都在食堂吃饭，所以偶尔还能在食堂约个会，说说话。

    这一年十一月三日，天气已经很冷，杨绛在学校门口等公交车，人群中发现钱钟书正在向自己走来，很匆忙。

    杨绛看到他的神情就知道有事情发生，他凑过来，很小声地说"待会儿告诉你一件大事"，就跟着杨绛一起上了来的公交车。

    他告诉杨绛，组织上安排他去下干校，这个月十一日就走，杨绛听了心里一惊，太突然了。本以为能跟钱钟书一起庆祝他六十岁的生日、吃长寿面的，这么简单的愿望也泡汤了。

    这次的下干校跟之前的下乡不一样，这次是所谓的"连锅端"，不但是人过去，连行李、家当也要跟着一起去，这也代表回来的日子遥遥无期。

    动荡的岁月，让人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刚刚结束了战争的酷刑，又遭遇了接连的"暴风骤雨"，当生活已经在风雨中飘摇时，一切美好都显得很珍贵。

    杨绛帮着他收拾东西，带了很多经过加工的衣服，因为此行的目的就是锻炼和劳动，所以杨绛把衣服都二次加工了一下。首先，她凑了好多个绸子，用缝纫机接在一起，做成一个耐脏的毛毯套子；又把一条裤子容易磨损的地方重新加厚了一下，有横有纵的线交错着，十分厚，钱钟书很欣赏，说像一个走到哪带到哪的垫子。

    钱瑗是大学毕业八年之后才结婚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她与同校历史系的王德一结婚，两个人有共同的绘画爱好，同在学校的美工队，也都毕业后留校做了老师。当时在五十九届的同学间流传着关于美工队"妖魔鬼怪"四员大将的传说，其中王德一因为名字里的"一"也常被读作"妖"有了自己的绰号，物理系一位会变"魔"术，生物系那位早有"小鬼"之称。四人中，钱瑗作为唯一的女性，原本并无绰号，既然排行第四，人们便硬加了个"怪"字在她头上。"妖"和"怪"经过多年交往、恋爱，然后结婚，被戏称为"妖怪联姻"。本来幸福的婚姻，因为后来特殊时期的"剿杀"活动终止。

    当时的杨绛领着女儿、女婿到车站送钱钟书，伴着火车的远去，钱钟书似乎带走了杨绛的心。

    他去的地方是达罗山县的五七干校，很偏僻的一处地方，条件艰苦。两个人依然保持着书信联系，这是他们多年的习惯，改不掉了。

    杨绛在北京的日子也同样不好过，虽然不至于食不果腹，但却一直在学习改造着，当时她所在的地方被分配去挖防空洞，然后把书运进去。这是一项大工程，而且还是个体力活，身材瘦小的杨绛也算上了年纪，做起来有些吃劲。

    她平时生活中为人和善、乐善好施，很多人都接受过她的帮助。她生活的那个地方，谁家有困难，她都尽力去帮。同事的母亲生病，她也帮着寻医问药；邻居家境不好，她便买东西多带一份给他们，过年过节还给寄钱，那时候她本身也不富裕。就是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给周围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围人看到她的防空洞"任务"做起来力不从心，便都要帮她做，她说帮对方打一套毛衣作为报酬，但是对方执意不要，只是看她一个人不容易。后来轮到她下干校的时候，行李也是所里的年轻人帮助打包送走的，在那个人人"独善其身"的年代，这已经十分难得。

    不过这个时候，另一起悲剧在发生。她的女婿，阿圆的丈夫王德一在这场"浪潮"中也受到了牵连，说他是"过左派"的组织者，限制了他的自由，要挟他交出名单。他曾经对杨绛说："我绝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

    在杨绛下干校的前夕，王德一含冤而去。这不是唯一的悲剧，杨绛的妹妹杨必也因急性心脏衰竭去世，父母和三姑母的墓也被破坏，多个好友也蒙冤离去了，这一切都让杨绛欲哭无泪。

    下干校那天，阿圆独自来送杨绛，看着女儿孤单的身影，万般滋味涌上心头。她让阿圆回去，阿圆又不肯。坐在车里的杨绛闭上眼睛，不敢看窗外女儿颤抖的身影，脑海里却出现了女儿自己在凌乱的家中独自收拾房间的情景。忙睁开眼睛找阿圆，却找不到，泪就下来了，流在脸上，滴在心里。

    杨绛时隔许久再见到钱钟书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又黑又瘦，看起来遭了不少罪。后来听说他在那也算是有优待了，他只需要看看东西，巡巡夜，偶尔做做"信差"，算是清闲的差事了。

    她下的干校与钱钟书不在一个地方，有个一小时的车程。当时规定，没有特殊事情是不能随意走动的，他们也只能继续书信往来。当时杨绛被分配到"菜园班"，就是在菜地旁边蹲守，二十四小时守着。

    钱钟书当"信差"的路径正好路过杨绛守着的菜地，所以每次来都能路过这里，跟杨绛田边约会，说会儿话。在其他的时间，杨绛都用来看书和写信，把想到的和经历的事情都记录在纸上，钱钟书来的时候就交给他。杨绛曾经这样记录过这段时间的约会："我们老夫妻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

    一次，大家都在地里劳作，杨绛也在其中，这时有人发现菜地的旁边有座坟，杨绛喃喃自语说："死的人多冷啊，坟地里草都没有！"大家都有些奇怪，当时正值盛夏，为什么她会感叹冷呢？后来大家才知，杨绛得到消息，女婿王德一在批斗中不堪其辱自杀了，她是心寒，也替女婿心寒。

    到了这里，就"既来之，则安之"，虽然没有在学校时候的条件方便，但是她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创作事业。她根据在干校的这些经历，后来创作了《干校六记》，生动形象地记录了当时的事情。杨氏风格的文章用平实的语言，掩盖了很多血腥残暴的现实，也体现了她乐观的性格，像之前创作喜剧一样，用她的态度记录现实。

    一次，杨绛找钱钟书控诉，今天有猫儿给她送礼了，礼物就是两只血肉模糊的老鼠，就放在了她的床上。刚开始没有开灯，朦胧之间她用手探了一下，开灯之后的状况给她吓得魂不守舍，跟同住的朋友拎着床单角才敢倒掉。

    第二天一早天不亮她就起了，开始一桶一桶地提水洗床单，不记得洗了多少遍，只记得床单上的血是洗不掉了。

    钱钟书安慰她："这是吉兆，也许你要离开此处了。死鼠内脏和身躯分成两堆，离也；属者，处也。"

    一句话逗得杨绛哈哈大笑，钱钟书的牵强解释她是不信的，但是他认真的模样像真是这么回事一样，这是属于他们之间的默契，一句话让她放松了许多。

    就在这年年底，一个消息似乎印证了钱钟书的解说。那天钱钟书来田边找到杨绛，也带来了一个消息，有人告诉他，北京来电话，有一批"老弱病残"要遣回北京，这个名单里有钱钟书。

    杨绛听了自然高兴，钱钟书身体不好，干校的生活条件又十分有限，他回去了还能有人陪着阿圆，而且她也会有一年一次的探亲机会。

    因为之前的消息是朋友告诉他的，后来钱钟书从邮电所取回确认名单的时候，看到名单上确实有自己的名字，还专程来田边告诉了杨绛。

    等到名单公布之时，发现全然找不到"钱钟书"三个字，中途发生了什么已经不得而知。

    冬天都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春天真的来了，却要感谢冬天之前的铺垫，才让此刻越发动人。经过了大风大浪，才知道平静也是难能可贵；经过了暴风骤雨；才知道波澜不惊更是一种超脱。

    因为对生命的尊重，对梦想的执着，杨绛一家人携手走过了那场黎明前的黑暗，黑暗中家人彼此手拉着手，这样才可以不失散，你为我遮风挡雨，累了我做你的大树靠山，一同流泪，彼此擦干，一同微笑，彼此陪伴。家人，感谢你们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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