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宋家沟小学新校已经在村东建起两排新房，搬去了几个班。按照整体搬迁的规划，要再建一些房屋才够用。贫管组长宋家美一直在忙，又是筹集建材，又是现场督建。我上课之余成了他的小跟班，按照他的吩咐干这干那。这位花甲老人在建校中非常清廉，不贪不占。有一回，他带我去临沭县买木料，为了节省公款，竟然步行四十里山路，到他女儿家吃住。我在那里与老人通腿睡觉，见他哼哼着用手揉膝盖，知道他累得腿疼，心中对他充满尊敬。宋家美已经去世多年，但我每次回老家经过学校门口时，眼前还会浮现出他蹒跚而行忙忙碌碌的影子。
学校分作新旧两处，相距四五百米，我提着二胡上课，或者从新校往岭下跑，或者从老校往岭上跑。途经之处，一些在街边做针线活儿的妇女看着我笑，说我像个小卖唱的。我觉得受了侮辱，不好意思公开反驳，只是在心里给自己打气：我是小卖唱的？胡说八道。我是音乐教师，我是经过莒南师范培训过的文艺战士！
到了班里，文艺战士开始教唱新歌，用二胡辅助。此时我多想拥有一件新的武器，明确地说，想有一架风琴。我想，如果像在县一小实习时那样，弹着风琴让学生唱歌，那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场景。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宋家美管校建校，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我怎么好意思要求他买风琴？再说，全公社只有相沟中学和中心小学才有风琴，各个管理区的联中都没有，普普通通的宋家沟小学能买那样的洋玩意儿？
我只好继续当妇女们眼中的“小卖唱的”，提着二胡来回奔波。有的老师跟我开玩笑：“路这么远，让大队给你配一头驴，你骑着驴上课！”我想，那样的话我得改名，不叫赵德发而叫“赵得驴”了。
得一头驴，当然不是我的理想。继续在宋家沟教学，也不是我的理想。因为在县师范结业时，一个人生大目标在我前方赫然出现。
那是临沂师范音乐班。
莒南师范文艺班快结业的时候，安正老师突然找到我说：“临沂师范音乐班来咱们班招生，两年制的，咱们班选六个比较优秀的同学去考，你是一个。下午他们过来，在我的办公室开考，你两点之后去等着。”我一听，急忙向他道谢，问他考试考什么。安老师说，视唱肯定会有，你再展示一下别的文艺特长。
能参加这次考试，我激动不已。因为临沂师范是全临沂地区最权威的师范学校，能考上那里的音乐班，我会在艺术上有更高造诣。更重要的是，考上临沂师范，就会转户口，吃国库粮，毕业后当上公办教师。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呀！
与我一起参加考试的同学，是朱崇利、刘凤兰、滕华彩、曾昭玲、胡怀美。与他们相比，我水平差了许多。想到这一点，我心中满是焦虑与不安。
下午，六个考生准时去了安老师的办公室门口。他叫到谁，谁就进去。一个出来，再进去一个。叫到我时，我提着二胡往屋里走，心慌腿软。
屋里坐着一男一女，那是临沂师范派来的考官。女老师递过一张纸，上面是一段曲谱，让我唱出来。我一看很容易，开口就唱。等我唱完，男老师抬起两个巴掌说：“你听着。”他拍出一段节奏，让我模仿，我也根据临时记忆拍了出来。男老师又说：“你唱一首歌吧。”我早就准备了一首《我为祖国献石油》，中午到操场上练习了几遍，此时就站在那里唱。刚唱完一段，老师说：“好了。”摆手让我出去。我想，我还带了二胡，准备拉一曲的，怎么不让我拉呢？
疑疑惑惑走出去，心里想，人家可能没看中咱。考试结束，我打听结果，安老师说：“他们要回去研究一下再决定，你等着吧。”
等了十来天，我们结业离校，也没等到任何消息。回去仅仅过了一个星期，胡怀美突然步行三十里路到了我家。他进门后虽然脸上挂笑，但笑中的苦涩显而易见。我问他考试结果怎样，他说：“还能怎样？人家已经去临沂报到了！”我问是谁考上了，他说是朱崇利、刘凤兰、曾昭玲三个。我心中很失望，默默地点点头。胡怀美说：“我打听了，临沂师范来年还招新生，咱们再去考，不考上不算完！”他的情绪感染了我，我说：“嗯，咱们好好准备，争取来年成功。”
同学们虽然各分东西，但通信很频繁。我那段时间接到一些同学的来信，但每一封都是敞着口的。因为信件送到大队办公室，父亲身为大队书记，就将我的信拆开先看，看后再拿回家给我。男同学来信，他看就看了，可是他连我的女同学来信都看，让我十分恼火。虽然女同学来信并不是谈情说爱，只是说自己回去后的情况，鼓励我为党的教育事业多做贡献云云，但这毕竟是女同学私下里对我说的话，怎么能让别人得知内容？我给同学回信，让他们将信改寄宋家沟小学，这才杜绝了父亲妨碍我通信自由的错误行为。不过，改了地址之后，我并没有收到几封信，因为此时同学之间的通信热情已经大大降低。
暑假里，刘凤兰突然与她姐姐到了我家，她们是来宋家沟走亲戚的，一村的书记宋世前是她大舅。人家考上师范并没忘了同学，看罢舅舅又看望我，让我暗暗感动。但我自惭形秽，在她面前木讷呆板，让她扫兴而归。她走后，我母亲向人谝：“‘大眼凤’来找俺儿了。”我赶紧制止了她，让她不要再提这事。
胡怀美来信，约我一起去看望同学。那时，各个大队都有一辆公用自行车，主要用于干部外出开会。我们大队买来一辆“大金鹿”，父亲也想骑它，但他学车时摔倒几次，知难而退，这辆车子就由别的干部骑用。我向父亲讲，我要去找同学玩，他同意了，让我当天回来。我说，看看吧。就去大队部推出车子，出村上路。
我先去了胡怀美家。到那里发现，他家可用“熙熙攘攘”一词形容。因为他家人口太多了，他是老大，下面还有七个弟弟妹妹。他父母对我热情招待，做了饭菜让我和他们的大儿子吃，年龄小的弟弟妹妹在门外屡屡伸头，目光直盯着桌上的饭菜。我让他们进来一起吃，他们踌躇着要进门，胡怀美立即喝退他们。
吃罢饭，我俩推着自行车到了村东，胡怀美回头看看他的村子，恨恨地说：“春移官庄，春移官庄，春天早已经移走了，不在这里了！”我说：“春天在临沂师范，对吧？”他说：“对，来年咱们一定要考上，我可不愿一辈子待在老家！”我说：“我也不愿待在老家！”
两个十七八岁的小民办老师，就在那里发下了宏愿。我记得，我们说这话的时候，路边树上知了高叫，还向我脸上泚了一泡凉尿。
我俩骗腿上车，经县城往西北而去，到了六十里之外的朱崇利家。屋里太热，朱崇利带我们到村外河滩上说话。他的村庄叫泱沟，因为是沭河支流，每当沭河发大水，这条河的水就会向上倒流。我们坐在这条会倒流的河边，坐在浓浓的柳荫下，一直说，一直说。朱崇利当时是二十四岁，他以老大哥的口气回答我们的问题，临沂师范怎么样，来年考试要注意什么等。
说着说着，一个光着上身的老头走过来，讲他中午的奇遇：他见家里窗台上放着一碗剩米饭，就端起来扒到了肚里，吃完了心口难受，接着呕了，低头一看，地上那些米粒竟然会爬会拱，这才知道自己眼神不好，吃下了半碗蛆！
朱崇利听到这里，站起来对我们说：“走，咱们回去。”他在路上说，这人是个老光棍，脑子不好使，所以才弄出这样的恶心事来。
到了他家，老人已经做好饭菜等着我们。我捧起那碗大米饭，想起河滩上老头讲的，觉得自己碗里的米粒也要乱爬乱拱，抑制住胃部痉挛才吃下一些。
在这里住了一夜，我和胡怀美一大早往回走，途中到两个公社看望了两位女同学。在县城西边我俩分手，各自回村。我把自行车送到大队部，老会计瞅着我道：“回家小心点。”我知道，父亲见我昨天没回来，欺骗了他，肯定会生气。果然，我一进门，他就指着我破口大骂，说我怎么不死在外头？还蹿上来要砸断我的腿，叫我再不能骑着公车乱跑。多亏母亲把他紧紧扯住，我才逃脱了皮肉之苦。
经历了这场风波，我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一定要走出宋家沟，彻底离开农村！
我发愤努力，加紧操练。我将在师范文艺班领到的活页油印教材装订成册，翻来覆去研究；我将买来的《怎样拉二胡》、《怎样练习歌唱》两本书放在手边，有空就看。放学后，人家走了我不走，到空旷的教室里练习歌唱，练习二胡，练习舞蹈。偶尔去公社中心小学开会，中午休息时我就去弹那里的风琴，也不管人家烦不烦，不管自己的水平差不差。到开会时间了，我不得不离琴而去，坐到会场上，十个指头还在微微发抖，处于激动状态。
十七岁的我，成了一个百分百的音乐发烧友。那时的音乐发烧友不像今天，有高档音响，有MP4，有CD，有KTV，还可以在电脑和手机上K歌，可以到演唱会上挥舞着荧光棒或鼓掌器当粉丝。我发烧的主要表现，是广泛收集新歌新曲。每当有一首新歌流行，我千方百计都要把它搞到手，否则会寝食不安。我订阅音乐杂志，买歌本，收集每一张带了曲谱的纸片。那年夏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国务院文化组革命歌曲征集小组编的歌曲集《战地新歌》，我跑到县城买来，把上面的上百首歌全都学会。我还多次到县文化馆，讨要他们编印的演唱材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每周一歌”栏目，我备好纸笔，到了时间记谱记词，从那个节目里“下载”了一首又一首新歌。
舞蹈方面，我也下了功夫，又是练劈叉，又是练下腰。往后下腰比较艰难，但还能做到肚子一挺，两手在身后落地，两眼从腿裆里观察世界。劈叉似乎容易，我练了一段，把两腿前后分开，屁股一沉，就可以坐成“一字马”。
备考是在业余时间，本职工作该咋干咋干。我照样提着二胡到各个班级上课，把我搜集到的新歌教给学生。“六·一”儿童节前，我还精心编排了几个节目，让学生到学区师生大会上演出。我记得，有一个节目，主题是打倒美帝国主义，让几个美国大兵上场出丑。我找来几个蚕茧，剪出一道口子，夹在他们的鼻子上，冒充大鼻子。那时候，因为“美”这个字被美利坚合众国使用，我觉得它不再有“美”的含义，而是丑，丑极了。
有一段时间，教育系统掀起自制教具的风潮，我和同事们绞尽脑汁，或简或繁地造出了一些，如圆规、半圆仪、计算器、视觉暂留器等。我造的教具最没有技术含量却最费工夫：将一块褚红色的沉积岩敲掉棱角，用手抱着反复研磨，最终磨成圆球，准备在体育课上代替铅球。然而磨成后没舍得用，因为公社要办自制教具展览。送去后，不只在本公社展出，还被选送到县里的展览会上，获得一张奖励证书。
放了寒假，公社教育组举办汉语拼音培训，地点在相沟中心小学，我和几个同事前去参加。到那里才发现，给我们上课的竟然是安正老师。我喜出望外，到他跟前说话，问他怎么教起了汉语拼音。他说：“我在山师学的是中文，这是我的本行呀。”原来，莒南师范文艺班，只办了我参加的那一届，此后安老师就教起了语文。县里为基层小学教师举办汉语拼音培训班，他已经在好几个公社教过了。
安老师的汉语拼音教学也非常出色。他教给我们每一个声母和韵母的发音方法，“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一遍遍示范，不厌其烦，并耐心为我们纠错。三天过去，我的汉语拼音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安老师在班上讲，毛主席在1956年就做出最高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汉字改革，首先是逐步简化，最终要取消汉字，实行拼音文字。我听了很振奋，回去积极练习，找纯粹的拼音文章读，准备迎接那个中国人不再使用汉字的伟大时代。练过一段时间，我读拼音文章能和读汉字文章一样顺溜。
但我知道，国家实行拼音文字，那是一个长远目标，我眼前的目标还是要考临沂师范音乐班。我边工作边准备，一天一天盼望着考试。刚过春节，我就写信给朱崇利，让他打听考试的事情。他回信说，临沂师范还要去莒南招生，时间定了就告诉我。胡怀美比我还着急，经常到县城打听消息，还去一些老师那里请教专业上的问题。
有一天，朱崇利写信透露考试的时间与地点，那天我早早骑车进城，找到了设在莒南一中的考场。去应考的人有几十个，都是莒南县的文艺青年。师范文艺班有三人，是上一年落榜的胡怀美、滕华彩和我。
考试开始，我紧张地等待着，去了好几次厕所才听到叫我的名字。进去之后，还是先考识谱能力和节奏记忆，然后是唱歌给考官听。我准备的是《我爱这祖国的蓝天》，在家练过无数遍，此时很投入地唱了起来：“我爱祖国的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白云为我铺大道，东风送我飞向前……”哪知道，我刚唱过这几句，男考官举手叫停，让我突然从白云上摔下，在东风中折翅。这么粗暴的拒绝，真让咱接受不了。2005年国庆期间某电视台搞了个歌手大赛，有位男孩在海选时受到了和我同样的待遇，做个鬼脸大声抗议：“我还没到高潮呢！”我那时候说话比他专业，觍着脸对考官说：“我能唱到高音A。”你猜人家怎么答复咱？“那没意义！”
我知道，我完了。我灰头土脸走出来，强笑着和同学打了个招呼，狼狈不堪地离开了那儿。
时隔不久，莒南有三个人接到了录取通知书，一个是胡怀美，一个是滕华彩，另一个是莒南东部的一位男性民办教师。
后来的日子里，主考老师的那句话整天响在我的耳边：没意义，没意义。我此时才明白，自己缺乏音乐天分，唱功很差，要想考上音乐院校，无异于猴子捞月。
明白了这点，我万分沮丧，觉得前途一片灰暗。
那时候，我的发小们陆续定亲，我家也经常有媒人上门，但我概不答应。我母亲与街坊四邻的女人们在一起拉呱，说到自己还没找上儿媳妇，感到很没有面子，回家就在我面前唠叨。我奶奶更着急，她生下第五个儿子的第二年我就来到世上，让她颇感自豪，十几年过去，她又希望能早早抱上重孙子。我第二次落榜的那个夏天，又有媒人向我父亲提亲。这个媒人与我父亲关系不一般：我父亲十八岁担任农村信用社业务员，二十九岁被公社党委任命为宋家沟二村党支书，邻村小结庄的刘彦世接了他的班，二人经常在一起喝酒。有一次，酒酣耳热之际，刘彦世要把连襟的女儿介绍给我父亲当儿媳妇。他连襟是板泉公社管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后来的副镇长），老婆孩子在沈保村，离宋家沟只有五里地。父亲回家一说，母亲和奶奶立即同意。我不愿早早定亲，他们就轮番做我思想工作，苦口婆心，恩威并行。我让他们叨叨烦了，就说：“你们看着办吧！”父亲高高兴兴地找刘彦世定下相亲时间，那天带着我奶奶、我母亲、我姑姑、我婶子、我妹妹，还有我，呼呼啦啦一大群人，去了宋家沟与沈保村之间的河滩上。那边也是浩浩荡荡一大帮，由刘彦世的连襟杜洪恩率领。两群人相距几十米远，相互拿眼光扫视。我当时的心态像局外人，麻木不仁地站在一边，向对面看了一眼，也没有看清目标。过了几分钟，刘彦世让两边分头讨论，男女双方就各自后退百十步，站成一堆讨论起来。这边，我奶奶首先发言，用手比划着道：“长得不孬，腚盘子那么宽，咱们要了！”她一拍板，别人也纷纷赞同。问到我，我还是那句话：“你们看着办吧。”
我的终身大事，就在十八岁那年的夏天定下了。
暑假后开学，我继续在宋家沟小学教音乐，但我不甘心这样过一辈子，经常思考往后该怎么办。有一天我突然生出野心：我嗓子不好，考不上音乐学校，就在作曲方面下功夫吧，我当个作曲家让大家看看！
于是，我把主攻方向改为歌曲创作，自己作词自己谱曲，写一首向外投一首，梦想自己写的歌能从李双江、罗天婵等著名歌唱家的嗓子里飞出来，被全国人民传唱。我查到了《工农兵歌曲》《红小兵歌曲》《解放军歌曲》等编辑部的通信地址，一有新作就寄给他们。在那个秋天，几家编辑部的废纸篓里肯定都有我的贡献。
其实，我那时写出的都是些垃圾。歌词，都是政治口号；谱子，则简单而粗糙。农村人把不找师傅、独自钻研的木匠叫作“憋木匠”，我就是一个音乐创作上的“憋木匠”。寄出去的作品如泥牛入海，一首也不见回音，“憋木匠”着急了。我想，我不能这样闭门造车，我应该去找同学请教，在一个星期天，骑车去了八十里之外的临沂师范。到那里见到莒南的几位同学，我的自卑感油然而生，说话期期艾艾，不好意思请教写歌的事，怕他们说我不自量力。说了一会儿话，朱崇利、胡怀美带我去学校食堂吃过午饭，到路边杨树底下坐着，只见一男一女从校门外走进来，脚步轻飘，面带羞容。胡怀美指着他们笑道：“喏，又有一对搞上了。”我看着那对恋人心想：考上学真好，能在学校里搞对象。哪像我，要遵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临沂师范，后来升格为临沂教育学院，再后来并入临沂大学。当年考上临沂师范音乐班的几位同学，各有各的命运轨迹。朱崇利毕业后留校，担任校团委书记。因为妻子是农村户口，他后来回到家乡，当了几年中学教师，转行到乡党委工作，从乡党委纪检委员的位子上退休。其他四位同学，毕业后都回莒南当了音乐教师。几年后，刘凤兰跟随丈夫去聊城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工作。滕华彩的丈夫早早去世，凄惨了几年又改嫁别人。曾昭玲毕业后嫁给县教育局长的儿子，到县一中教音乐。她与丈夫吵架，发现丈夫有一副金嗓子，把他也培养成了歌手。丈夫前几年去世，曾昭玲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居士，整天念经拜佛。
胡怀美的一生更是令人唏嘘。他毕业后当了一段时间的音乐教师，被调到莒南县文艺宣传队任演奏员，二胡、笙、手风琴都是他的强项。在那里，他与一位女演员恋爱、结婚，并开始迷恋烟酒。后来我在县委组织部工作时，他经常找我要求改行，我向有关领导提建议，让他到城关镇当了宣传干事。我从山东大学作家班毕业后到日照工作，筹建文联，他又找我，要跟着我干。他来后先当办公室秘书，多年后担任市文联秘书长、副调研员，兼任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副调研员是非领导职务，却享受副处级待遇。市委下文公布后，胡怀美兴奋得很，专程回老家到祖坟前烧纸放鞭，报告喜讯。可惜的是，两年后他得了癌症，于2006年4月23日去世，享年五十二岁。我主持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并护送他的骨灰回老家。我跪在春移官庄村东他的新坟前磕头时，正在拔节的麦苗青青嫩嫩，戳在我的脸上。我在心里说：老胡呀，当年咱们在你村边一起发誓，要拼死拼活离开老家，你怎么又早早回来，躺在这里了呢！那一刻，我的泪水汹涌而出，洒在他的坟前。
而1973年秋天，我看望了几位同学，从临沂师范回来后，依然在宋家沟小学迷茫着，痛苦着，挣扎着。我还是不安现状，还是想冲破桎梏，改变自己的身份与命运。
我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好继续当着“憋木匠”，歌曲写了一首又一首。我想，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能不能像愚公移山感动上帝那样，就这样一个劲儿地写下去，最终有一天能够感动编辑大人，让我的作品发表呢？
（未完待续）本栏责编 李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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