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把二胡，相当于我迈进县师范的拐棍。
赵玉恒老师买来二胡，没过多久调离宋家沟，这把二胡就归我使用，因为别的老师都对音乐不感兴趣。我一有空就操练，梦想自己拉得像赵玉恒那样好，让学生佩服我，让村里的人对我刮目相看。我想，如果我再进一步，能得到宣传队的认可，让我给他们伴奏，我就心满意足啦。
古罗马的哲学家普罗提诺说过：“音乐毫无疑问是一种巫术，它的魔力受到演奏者的欢迎，并为演奏者所追求；受到音乐迷惑的，不是人的意志或智慧，而是无理性的灵魂。”普罗提诺说的“无理性的灵魂”，就像释迦牟尼讲的“种子识”，代代相传，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躯体里轮回流转，生生不息。
在农村，每个时代都有一些被“无理性的灵魂”附体的人。他们不管生活多么艰苦，不管肚子是饱是饥，总喜欢聚在一起吹拉弹唱。“文革”时期，我们村的文艺爱好者组成“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经常在晚上和农闲时的白天排练、演出，无论村里给不给记工分，都不影响他们的热情。那时，我也有和他们一样的灵魂，最爱跑到他们那里，感受着串串音符变成丝声、竹声、肉声和金属声来撞击我的耳膜。
宣传队的人分两大类：一类是演员，一类是乐手。当演员我不敢奢望，因为我嗓子不太好，个子还没长高。但是，乐手大多坐着，不在乎个子高低，我要是拿着那把十九块六的二胡，往台边一坐，该有多么风光！要知道，宣传队的几把胡琴，都是低档货，都比不上学校的这一把。几个会拉二胡的，都眼馋得很，有机会就到学校用它拉上一曲。
宋家沟二村宣传队的乐手有四五个，乐器有二胡、板胡、笛子三种。有人说：“心里没有谱，不能拉二胡。”但是，宣传队的乐手大都不识谱。我问过他们，曲子在他们心里是什么样子，他们说是“浪当、浪当”。听到这样的说法，我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记曲子要用七个音符，他们只用“浪当”两个字，不是天才又是什么？
他们不识谱，“浪当”来“浪当”去，却比我拉得还好。我虚心向他们学习，重点学习二胡。怎样操弓，怎样调弦，怎样换把，怎样模拟出马叫、蝉鸣等特效声音。
我还向他们学会了两件事情：一是自制琴弦。因为二胡弦经常断，一旦断了还得跑到县城花钱买。丝制二胡弦，老弦是三分钱一尺，子弦是一分五一尺。钢丝弦就贵了，一根要两毛多。宣传队的人为了省钱省事，就用节育环代替。那东西用钢丝做成，盘成很细的螺旋，螺旋相接成环。他们托妇女主任从公社医院要来（那时还没有专门的计划生育办公室），把它拉直，再在筷子上拧一圈，反反复复地推拉，让螺旋彻底消失，这就有了亮闪闪的一根琴弦。让人遗憾的是，琴弦的粗细全都一样，使用时只好将外弦拧得特别紧，将内弦拧得特别松，这样才有五度之差。但不管怎样，宣传队员们硬是用节育环奏出了时代最强音。他们演奏时往往激情澎湃，头也晃，手也抖，拉着拉着，那根过紧的外弦“嘣”的一声断掉。我的琴弦也是常常断掉，就死皮赖脸向宣传队要来几个节育环，学他们的办法加以改造。尽管节育环放在二胡上不太好使，但并不妨碍我对它的喜爱。我曾经把玩着一个未加改造的节育环想，这么好的文艺器材，放进女人肚子里真是糟蹋了。
向宣传队学会的第二件事，是自制松香。拉二胡要用松香，以增强琴弦与弓毛的涩度，不然琴声不够响亮。到城里买松香，一是贵，二是不方便，有人就上山寻取。到松树上抠下一块块树脂，回家放进一个铁勺里在火上烤，将其熔成一团，倒进用地瓜或萝卜挖出的一个个小模子里，就有了一块块“松香”。拉二胡时，或将它烧化滴在琴筒上，或用它在弓毛上来回摩擦。不过，这种自制松香太松，即使滴上一大坨，用不了多久就没了。
然而，我亲近宣传队，学习宣传队，宣传队对我并不“感冒”。有一位宣传队负责人看出了我的心思，直截了当地说：“就你那水平，练上三年也不一定行！”
这话对我打击很大。我想，你真是小瞧了我，我一定练出个样子给你看。于是，我在学校里、在家里有空就练，左手指上磨出了茧子，右大腿裤子上常有一片松香屑染出的白痕。我还在自己教的班级里开起了音乐课，学习赵玉恒的做法，教会学生之后用二胡领唱，进而为他们的合唱伴奏。别的老师见我将音乐课教得有板有眼，就替我上班，让我到别的班级教，这样，我就成了宋家沟小学的兼职音乐教师。
冬日里的一个周末，我在家门口遇见了推着自行车的宋金珂，他刚刚从相沟中心小学回来。他见了我说：“德发，县师范要办教师培训班，其中有一个文艺班。听你妗子说，你对音乐很痴迷，愿不愿去学习？”
我心中大喜，立即点头：“愿意！”
我在人生的旅途中，再一次得到了贵人相助。
两周后，我收到了莒南师范的入学通知。
报到在元旦之后，时令已是隆冬。我还是穿着原来的旧棉衣，却围了一条新买的“围脖”，深褐色，带格子的。我戴一顶蓝布单帽，上路后觉得北风特毒，就用“围脖”系在头上包起了耳朵。走完四十里路，来到与莒南一中相邻的莒南师范。
9月份来开全县教育工作会议时我就发现，两所学校在县城东北部占据了很大的地盘，如果比作田字，师范就是右下角的那一格。右上角的一格，则是两家共用的操场。这个操场，当时还用于县里召开大会，凡是万人以上的都到这里举行，我早在广播里多次听过现场录音。
报到时得知，我参加的是县师范停课几年后举办的第一期短训班，时间为四个月，有数学、物理、文艺三个班，文艺班学员共三十六人。同学中有公办教师，有民办教师；有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也有十七八岁的小年轻。相沟去的两个人年龄最小，都是十七岁，一个是我，一个是来自中心小学的刘凤兰。她从小就喜欢演唱，有艺术天分，十几岁时在公社驻地参加各种演出，扮样板戏里的小铁梅、小常宝，还能在《沙家浜》全剧中演阿庆嫂，轰动整个相沟公社。因为她眼睛大，小名叫“凤”，人们都叫她“大眼凤”。
文艺班的班主任老师叫刘善贵，是师范的体育老师，四十来岁，大个子，红脸膛，说话时身体前倾，肢体语言特别丰富。他留着平头，大冬天不戴帽子，让我们感到这位老师的卓尔不群。他和我们初次见面就开着各种玩笑，让我们感到轻松愉快。
我住的宿舍，是师范大院最后边的平房。屋里是四张双层架子床，我住在东北角那张的上铺。趴在床头，从后窗可以看到操场上正上体育课的中学生。同室的八个同学，有几个带了乐器，不是二胡就是笛子。有几个没带乐器，我猜想，他们一定是带了一副好嗓子。
大家做了自我介绍，原来八个人都是民办教师，这一下拉近了大家的心理距离。住我对铺的一个中年人笑着说：“咱们都是拉青屎的！”大家懂这话，听了都笑。因为庄户人多是吃粗粮青菜，所以叫“拉青屎的”；吃国库粮的多是吃大米白面，屎的颜色高贵，叫“拉黄屎的”。
住在他下铺的一个人接着说：“咳，咱们来县里学习，也要拉几个月的黄屎了！”
他的话大家也懂。因为我们来报到，都是凭入学通知，用地瓜干到粮管所换到粮票，报到时已经用它换了饭票。
大家接着叙年庚。有三十多岁的，有二十多岁的，不到二十的只有我和胡怀美两个。胡怀美大我一岁，来自县城西南方向十多里路外的春移官庄。从侧面看上去，他脸型像一弯新月——额头与下巴前突。正面看上去，最突出的特点是嘴像一个倒扣着的单括号。他很腼腆，很少说话。我当时根本想不到，他后来会成为我的同事，由我来操办他的丧事。
第二天开学，班主任刘老师走进教室。刘老师拿着一个本子，逐一点名，让我们相互认识。他讲了文艺班的办班宗旨，讲了学习纪律，而后诡秘地笑着宣布，学校研究决定，由杨子荣担任我们的班长。
杨子荣？《智取威虎山》上的打虎英雄？我们都愣住了。刘老师伸手示意，男同学朱崇利站起来向大家摆手。他二十多岁，模样与著名京剧演员童祥苓相似。我们扭头看看，一齐鼓掌。
刘老师还讲，安正老师负责文艺班的主要课程，下一节课由他来上。
第二节课，一位年轻的男老师来了。他长着一张白白嫩嫩的娃娃脸，头戴“三大扇”棉帽，脚穿黑亮皮鞋，“咯噔、咯噔”走上讲台，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问同学们好，让我们耳目一新。
后来我们了解到，安正老师祖籍日照，生于青岛，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他多才多艺，在大学里就是话剧团成员。毕业后分到位于坪上公社的莒南二中，在学校排练节目，被周围村庄请去排练样板戏，后来还被毛主席批示过的高家柳沟大队请去编排一台欢迎参观者的演出。当时县师范要办文艺培训班，却没有教师，有关领导发现了他，就调他到莒南师范。他教我们的时候二十七岁，还没有女朋友。
安老师果然有才，他教我们乐理知识，教歌唱艺术，教舞蹈编排，每天上四五节课，依然精力充沛，声音洪亮。他刻印的讲义，字体工整，整洁漂亮。
文艺班还开了键盘课，由一位姓王的老师教。全班只有一架脚踏风琴，放在讲台上供老师做示范演奏，学员们就在纸上画出键盘，跟着老师“弹琴”。下课后，大家争先恐后，挤到讲台上玩真的，你弹几下他弹几下。好不容易轮到我，我用双脚用力蹬动踏板，让琴肚子储满空气，却因为手指头不灵活，弹不出一个像样的乐句。我这是第一次接触西洋乐器，看见那些黑键白键排列整齐，像精灵的牙齿，心生敬畏。我将指头放上去，滑溜溜的触感入骨彻髓。
文艺班学员的业务水准悬殊。乐理方面，有的会作曲，有的连音符都认不全；歌唱方面，有的堪比广播里的歌唱演员，有的五音不全；键盘方面，有的双手并用，各种和弦手法都能娴熟运用，我却是第一次接触风琴。我记得，有一位中年男学员是公办老师，一有空就弹琴，两只手在键盘上飞快跳跃，让我看得眼花缭乱。我问他，你水平这么高，还用得着来学习？他向我一笑，来县城玩玩。
但我不是去玩的。我知道自己水平可怜，应该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我认真听课，认真做笔记，认真学习歌唱与演奏。我最痴迷的是风琴，心想，这么好的洋玩意儿，宋家沟是没有的，我要多多亲近，早点学会。于是，课间与晚自习时，我一旦发现风琴前面无人，就跑过去弹一会儿。我学会了用右手弹主旋律，还想用左手和弦。但是因为手小，把不过八度，只好用左手拇指做低八度单音伴奏，等于一下下打拍子。
晚上，我们有时到教室里自习，有时男女成群上街游逛。我们看电影，看演出，还经常到工会俱乐部看篮球比赛，因为我们的班主任刘善贵老师经常去打球。他穿一身球衣，来回带球飞跑，每投中一次，我们就为他鼓掌喝彩，让他很是得意，频频向我们打响指。在体育课上，刘老师也是指挥倜傥，讲解并示范如何打球，如何跑如何跳，让我们受益颇多。
这期间，有一件事情让我特别烦恼：下巴上的胡子越来越黑。按家乡的风俗，不结婚不能刮胡子，有些未婚青年就自己动手拔除。我的做法是，用一个小小的铁夹子夹住，一撮撮用力拔掉，直至下巴变得干干净净。有一次晚饭后逛街，刘凤兰当着许多同学的面问：“赵德发，你的胡子呢？”我捂着嘴没有回答，羞得无地自容。我那时的性格，就是内向、自卑，动不动羞得满脸通红。
我们刚上了一个月的课，寒假到了。回家的头一天晚上，我们在教室里唱歌说话，很晚才回宿舍。胡怀美在路上扯扯我的袖子，让我停步，然后吞吞吐吐问我，能不能借给他一条裤头。这事让我既惊讶又犯难。我早就发现，胡怀美每天光着屁股睡觉。那时，农村人不穿裤头是很普遍的现象，我是当了民办教师才穿上了裤头。我来学习时穿了一条旧的，到县城后又买了一条新的。胡怀美家里穷，兄妹八个，他发的民办教师补贴可能是全部交给了父母。但是，裤头这玩意儿涉及个人隐私，我不想借给别人用。我就说，我的旧裤头破了，其实只有一条，没法借给你，你去买一条吧。他听了很是失望，回去脱掉衣服钻进被筒，闷闷不乐。
我不知道他第二天买没买裤头，后来也没问他。几十年来，一想起这事我就内疚。
放假期间，我到大队宣传队玩，他们知道我在县里学文艺，让我教他们节目。我就将安老师教的表演唱《战鼓催春学大寨》教给了他们。我用整张白纸抄了歌谱歌词，贴在墙上将大家教会，然后选出四男四女，一句一句传授给他们动作。他们学会之后，春节演唱会上就多了一个节目，让我很有成就感。
寒假期间，《人民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陕西文艺工作者改词、续词、编曲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选》，共有《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工农齐武装》《翻身道情》五首。与此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送了这五首歌曲。文艺班一开学，安老师就教我们这些歌曲，还把每一首都编成表演唱，让全班同学都学。有一间空荡荡的教室是文艺班的排练场，我们每天都去那里。安老师设计好了队形与动作，给我们做了分工，除了组成乐队的七八个同学，其余的都当演员。五首歌曲中，《翻身道情》由一个叫曾昭玲的女同学独唱，她的脸虽然黑，但嗓音高亢清脆，很有穿透力，将贫农妇女翻身后的喜悦表达得淋漓尽致。《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由滕华彩、李怀芬二位女同学领唱，她们的嗓音珠圆玉润，听着她们的歌唱，我们就仿佛看见了开遍陕北高原的山丹丹。我们这些普通的男女同学，按照安老师的编排，连唱边舞，变换出各种队形。
学完这五首民歌的表演唱，安老师又教了一些别的节目。那时流行一首新歌《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安老师寒假回家，向他妹妹学会，又教给了我们。他示范的唱与演，有浓烈的朝鲜风味，有女性的婉约与娇柔。我们男同学学不来，一些女同学则学得惟妙惟肖。刘凤兰担任领舞，几个月后她考进临沂师范音乐班，又把这个节目教给了那里的同学。
除了表演唱，安老师还教我们演戏。他组织我们先后排练了两出革命样板戏的折子戏，一出独幕话剧。
折子戏，是《智取威虎山》的第五场《打虎上山》和第六场《打进匪窟》。朱崇利长得像童祥苓，嗓子也好，杨子荣这角色非他莫属。杨子荣打虎上山，有一个“腾空跨叉”的动作很经典，剧照在当时广泛印发，安老师示范这个动作时，虽然穿着黑皮鞋，却跳得很高，动作、神态与剧照毫不走样，让我们崇拜得不得了。匪首座山雕，由年龄较大的姜绍亭扮演。我是座山雕手下的八大金刚之一，台词只有几句，而且是“众金刚”一齐说的。主要动作是弯腰仰脸，向英雄杨子荣作仰视状，表情极其狰狞，内心却必须极其虚弱。
独幕话剧，叫《革命家风》，内容是一家人面对公与私的矛盾，经过一番思想冲突，最后选择了大公无私。剧中三代女性，由女同学滕华彩、刘凤兰、刘志花扮演。有一个雷雨突降的情节，为了模拟雷声，老师不知去哪里弄来一块像乒乓球桌那么大的钢板，立在地上猛然一晃，就是炸雷骤响的效果。
因为才艺一般，我在文艺班里不显山不露水，却一直发奋学习。乐理与视唱，我进步最大，拿过一首新歌，不用唱谱子，可以直接唱出歌词。再进一步，可以直接用二胡自拉自唱。一首新歌，到我脑子里会立即转化成谱子，我能够用简谱记录下来。为了结业后能教给学生更多的新歌新戏，我拼命搜罗，有空就抄。当时有一出新的样板戏《龙江颂》刚被推出，《人民日报》发表了整部剧本，轰动一时。等到《龙江颂》主旋律出版，安老师让同学从北京买到一本寄来，我立即借到手，用几天时间全部抄下，用了两个十六开本子。抄完此书，我又把《海港》的主旋律抄了半本。
这时，刘善贵老师到班里讲，莒南县春季运动会将要召开，莒南师范要出一支代表队，让大家报名。但是报名并不踊跃，刘老师就点了几个同学的名字。从那天开始，从三个班选出的二十来名学员就跟着刘老师训练，时间是早上和下午，有田赛、径赛多个项目。训练一段时间后，刘老师让十二位同学留下，正式组成师范代表队。我是被留下的一个，参赛项目是跳高和四百米中跑。除了我，文艺班还有张文德、陈常亮、刘顺运、胡怀美、刘凤兰、李克香六人。
训练正值“五·一”前夕。傍晚，我在操场上或跑或跳，身边是生龙活虎的男生女生；回到教室或唱歌或弹琴，沉浸在浓浓的艺术氛围里。有一天晚上回宿舍，我一个人走在校园中，感受到温馨和煦的春风，聆听着白杨树叶被春风撩拨出的响声，不由得停住了脚步。抬头看看，只见每一片新长成的杨树叶子都反映着月光，亮闪闪的，我心中生出一种深深的感动！我扶着一棵白杨树，久久地站在那里，泪水不知不觉涌出眼窝。
后来我一直认为，我对春天的审美意识，是十七岁那年在莒南师范才萌发的。在此之前，每年春天家中缺粮，母亲愁容不展，我的情绪也变得十分灰暗。所以，春天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个可怕的、让人难过的季节。而在十七岁这年，我第一次感到了春天的美好、人生的美好。
运动会在一中和师范共用的大操场上举行。开幕式上，我们师范代表队穿着学校发的运动服雄赳赳地入场。开赛之后，有几位同学表现出色，张文德晃着大个子，在长跑、跨栏、三级跳远比赛中都是第一名。这人后来考入山东体育学院。我是最差劲的一个，无论是跳还是跑，小组初赛中即被淘汰。我在师范吃了几个月的好饭，身体有点发福，影响了比赛。跑四百米刚到中途，就被别人甩到了后面，有观众指着我笑：“哈哈，那个小胖子跑不动了！”我听了很泄气，但还是拼尽力气跑到终点，是小组倒数第二名。停下之后，我的心脏像要爆炸，恶心欲吐，难受极了。
这是我平生参加的唯一一次体育比赛，至今想起还很惭愧，觉得对不起莒南师范，辜负了刘老师的厚望。
开罢运动会就到了“五·一”，安老师讲，现在我们要准备实习和毕业演出了。
实习，在几所县城小学，老师安排了一部分同学授课。我被分到莒南县第一小学，到一个三年级班教唱当时刚刚流行的儿童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我认真地写了教案，抄了歌片，到了讲台上却十分紧张。为何紧张？因为我忽然想到，眼前的这些孩子大多是县城的干部职工子女，是吃国库粮的，而我只是一个农村来的小民办老师，低他们一等。于是，我带着严重的自卑情结上课，声带高度紧张，示唱效果不佳，有些孩子脸上显露出蔑视的神色。我硬着头皮继续上课，教唱几遍，再坐下用风琴领唱。等到大家都会了，又让几个学生先后独唱。我让一个男生独唱，他“腾”地站起，气宇轩昂，居然唱得比我还好。这进一步加重了我的自卑，额头上汗流涔涔。终于把课上完，在现场观看的安老师对我说：“你不要紧张嘛。”我在心里说：我要是公办教师，就不会紧张了。
实习结束，安老师带领大家将以前学会的节目反复排练，还教我们如何化妆。他教的是油彩妆，先用凡士林打底，再上油彩，最后描眉画眼涂嘴唇，很是复杂。他选出一男一女两位同学，在他们脸上做完示范，就让我们自己给自己画。我画完之后，一位女同学瞅着我说：“你嘴唇本来就厚，一画更厚了。”我听后大窘，像旧时代的封建小姐那样羞羞地捂着嘴，再不敢让它暴露，直到下课卸妆。
此后，我们一次又一次化妆，一次又一次登台。我们在本校向全体师生演出；去县政府大礼堂参加莒南县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9周年文艺晚会；去城郊一个大队与下乡知青同台献艺；还去文疃公社演给群众看。
文疃之行让我终生难忘。我们先坐一辆敞篷大卡车，去了毛主席批示过的高家柳沟大队。在那里演出一场，又步行十八里去文疃演。老师借来一辆地排车，将乐器、道具放在上面，由男同学轮流拉着，一路上嘻嘻哈哈，兴高采烈。
在文疃，我逛商店时脑子犯了迷糊，只想着马上就毕业了，有些相片要回家挂着，没想到路远难带，居然买下了一个相框。它像八开纸那么大，花了我三块六毛钱。回县城的路上，我抱着相框坐在汽车最后一排。山间公路坎坷难行，汽车在中途下坡时做了个跳高动作，我的屁股被弹离座位。再落下时，只听怀里“咔嚓”一响，急忙去看，发现相框玻璃出现多条碎纹。我心痛不已，却舍不得扔掉，两天后抱它回家。我用胶布将玻璃黏合一下，放进一些我与同学的照片，挂在墙上向人炫耀。一些女同学在照片上本来端庄漂亮，却被玻璃碎纹弄得变形变丑。
5月29日，是我们离校的日子。相处四个月，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结下了深厚友谊。临别时，许多同学泪光闪闪，甚至痛哭流涕。学校向每个学员发了一个红色塑料皮笔记本，扉页上用红色油印了一句毛主席语录“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我拿着这个本本，让每一位老师和同学留言，别的同学也是这样。刘善贵老师提起笔龙飞凤舞，为我写下一句话：“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那个“勇”字，下面的一撇甩出老远，很像他踢足球时的腿部动作。安正老师的字纤小秀美，他给我写了几行诗句：
畅迎红日走
终生莫停留
志在百花繁开日
一览观赤球
我们还相互交换照片以作留念。我早已洗好了多张一寸单人照，是之前到县照相馆照的，此时向这个送，向那个送。当然，我也收到了同学送的一些。
那天晚上，我又去排练场，发现那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位女同学在弹风琴。她是位公办老师，身材娇小。看到我，她往旁边一挪凳子说：“来，咱俩一起弹吧。”我搬了个凳子过去坐下，和她一起弹了起来。弹的是什么曲子，现在已经忘了，反正是她弹高曲区，我弹低音区。琴下两张充气用的踏板，她踏一只，我踏一只。两条腿免不了触碰、摩擦，让我有点小激动。弹完一曲，她扭头冲我一笑，与我握了一下手，起身走出教室。
这是我平生唯一一次与女性共弹一琴。后来翻看留言，发现别人署名都用了真实姓名，只有她写的是“颂军”。是歌颂解放军的意思，还是“送君”二字的谐音？我不明白。至今也不明白。因为此人毕业后嫁到外省，与同学们断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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