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间教室，就是我读初中时的那一间。坐在我的同学上午坐过的凳子上，想一想自己身份的变化，不知道该喜该悲。
圈子学区共有一处联中、六处小学，公办加民办，有几十位教师。三点钟左右，学区校长点一下名，开始学习文件，再讲一讲工作，不到两个小时就散会。因为有一些公办教师要回家，与分开了一个星期的家人团聚。学区校长家在洙边公社，离圈子有三十多里山路，他散会后立即骑上自行车上路，看来是归心似箭。
这样的会，我开过六七次，就到了快放寒假的时候。周六这天又去，刘校长讲完话后宣布，发工资，发补贴。老师们听了都面露喜色。我以为这事与自己无关，起身要走，宋家星却说，甭走，你也应该有。我留在那里，看着老师们一个个到刘校长面前签字、领钱，走到一边再数一遍，欣欣然揣起来。
发到宋家沟小学，校长果然叫到了我的名字。我过去一看，是1971年11月和12月的民办教师补贴，共四元。我签了名字接过来，那两张深绿色的票子让我心花怒放，因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领取属于我的现金。我想，当民办教师真好，不光能挣到工分，还能跟国家领一份钱呢！
当时，我们生产队的工值是五毛钱左右，也就是说，干一天活，记十分工，到年终分配时能顶五毛钱。然而，因为要扣口粮款，家家户户很难分到现金，有些人口多、工分少的家庭，还要向队里“倒找”。
在我十三岁那年，全家七口人，父亲挣的工分抵顶不了口粮款，我家成为“倒找户”。没有钱交，只好挂账。这事给了我很大刺激，我觉得，我作为长子，已经十三岁了，应该帮父亲挣工分养家了。那时正值隆冬，队里没有活儿，要想挣工分，只能早起拾粪。因为队里鼓励这事，每天早上安排会计在粪场等着，谁拾来粪给谁过秤，十斤记一分。我发现了这个门道，就早早起床，背着粪筐出门。我先在村里的大街小巷转悠，遇到人粪、畜粪或禽粪，统统收入筐中。因为早起拾粪的人很多，转悠半天，收获寥寥，只好去村外的道路上、山沟里。那些地方也有人在“淘宝”，我只能跟在人家后面捡漏。起得早，天不亮，有时会将黑乎乎的石头当作粪蛋子，让我负担沉重。太阳出来，我发现筐中赝品不少，就气鼓鼓地剔除。终于捡满一筐，背着回村让会计过秤，一般有二十斤左右，能挣二分，相当于一毛钱。看见会计在账本上记下，我带着用一筐粪撑起来的成就感，昂首挺胸地回家。父母心疼我，不让我拾粪，我不听，每天早上都去，刮风下雪也拦不住我。我没有手套，手背冻成紫红馒头，继而开裂，经常出血。现在想想，我的成人礼就是在那个冬天完成的，从那以后，我就觉得自己不是孩子了，是大男人了。
十五岁的我，领到每月两元钱的民办教师补贴款，悄悄计算：这相当于我起二十个早晨拾二十筐粪，或者在队里从早到晚干四天活儿呢。
我想，我要把这四块钱花掉，享受享受。买什么呢？低头看见，母亲给我做的棉鞋已经又脏又破，很不保暖，就决定换一双新鞋。散会回家，路过大结庄的供销社中心店，进去看看，恰好有四块钱一双的棉鞋，我就买了。那鞋是黑布帮，胶皮底，我穿上试试，脚趾像暖室里的花瓣一样怡然舒展。回家一展示，父母都很高兴，弟弟妹妹既羡慕又嫉妒。
那年冬天，我的双脚特别温暖。过年的时候串门，感觉自己高人一等，走路时将脚抬高，坐下时将脚前伸，唯恐大伙看不见我的新鞋。
过完寒假开学，再到学区开会，又领了一次补贴。这次还是四元，却是一个月的。校长讲，国家提高了民办教师补贴。我算了算，这相当于我起四十个早晨拾四十筐粪，或者在生产队里干八天活儿。我还这样算：我因为未满十八岁，是“半劳力”，虽然在学校里每天的工作量和别的老师相等，但队里只给我记八分。我一月领四块补贴款，等于把这份差别补上，和整劳力挣一样多了。这么算来算去，心中更加惬意。
然而，这回领到的四块钱，我不好意思自己花掉，而是交给父母三块，补贴家用。那时我家经济拮据，长年难见现金。父亲虽然当着支部书记，除了偶尔陪上级来人吃一顿好饭，别无外快。我记得，有一回赵氏家族有姑娘出嫁，我家要送两包“喜果子”，就是要买两包点心送去，但父母没有钱，只好向别人借了两元。还有一次，弟弟上耕读班要订一个本子，向母亲要钱买纸，母亲拿不出钱，只好给他一个鸡蛋，让他去供销社门市部去换。
那个年代，我们那儿家家都穷。现金收入，只有如下几条途径：
一是年终分配。有的家庭劳力多、工分多，能分到钱，多的能分几十元。但是如果“倒找”的家庭多，交不上钱，该分钱的就会拿不到现金，只在生产队的账本上留下一个空头数字。
二是卖猪。多数人家都养一头猪，让它吃糠吃草，有的人家还将人便当作猪的添加食品，将粮食的效能发挥到极致。辛辛苦苦喂上一年，交给公社食品站，能得百十块钱，再买来一头幼猪将家庭养殖业继续下去，剩下的几十块钱，便是家里的重大收入了。这钱不能随便花，要留着办大事，如盖屋娶儿媳妇、给老人置办棺材等。
三是卖柴草。我们那里有山场，秋后分给各户一片，让他们“割山”。割来的杂草，搂到的树叶，用于自家烧火；收获的松树枝、檗椤（柞树没长大，尚在灌木阶段），一般家庭都不舍得烧，用于卖钱。沭河西岸的平原地区，经常有人拉着地排车来收柴火，一百斤能出三四块钱。这一项收入也很重要，各家能进账十几块或者更多。在我们那里，有一种庄稼叫“马穇”，收获时间较早，可用来缓解饥荒。它的叶子干了变白，有韧性，可用来结蓑衣。各个生产队都种几亩，将马穇秸子分掉。各家分到这种蓑衣草，也能卖几块钱。有的妇女手巧，将叶子擗下来，结成蓑衣拿到集市上卖，会增值不少。
四是卖粮油。生产队无论收获多少粮食，只能按照上级规定，分给每个社员三百六十斤“口粮”，五斤“口油”，其余的都要作为“爱国粮”低价卖给国家。那些粮食和花生油，本来就不够用，有些人家却吃糠咽菜，炒菜时少放或不放油，省下一些拿到集市上卖掉。
五是卖鸡蛋。家家户户都养鸡，却很少舍得吃鸡蛋，因为一个鸡蛋值五分钱，可以到门市部里换日常生活用品，如火柴、煤油、食盐之类。有的妇女，生火没有火柴了，也没有盐下锅了，好不容易等到一只母鸡下了蛋，捡起来就往门市部跑，到那里换来一盒火柴和一把盐，才把穷日子继续过下去。“鸡屁股银行”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是卖头发。许多妇女早上梳头，都将掉落在地上的头发收拾起来，在指头上绕作一团，塞进墙缝。等到串四乡的货郎进村，妇女们将那些积攒的头发抠出来，去换针头线脑，换“洋红洋绿”（绣花丝线的染料）。大姑娘的辫子值钱，一根能卖好几块，如果到了急需用钱时，有的姑娘会忍痛割爱，将大辫子铰掉卖钱。在我们那一带，就发生过好几回老人得了急病，闺女铰辫子卖钱买药的事情。有一位姑娘，铰了辫子也没能救回娘的命，出殡时，大家看着她用白孝布裹着的短发茬子，个个落泪。当然，有的姑娘爱美，不舍得。有一个老头，家里实在缺钱了，老是盯着闺女的大辫子看。闺女看透了他的心思，明确告诉他：“爹，你把眼珠子瞪成鸡蛋，瞪成鹅蛋，俺也不给你铰辫子！”老头气急败坏，逢人就讲他闺女不好，不孝顺老的。
七是卖布票。那时，许多物品都是凭证供应，买布要用布票。上级每年发给每人面额为一丈六尺五寸的布票，能买五米多一点的布幅，做一身衣裳。儿童领的布票，是成人的一半。有些人家视布票为现金，不舍得用，千方百计省下来卖钱。因为有些人家儿女办喜事用布多，布票不够用，会向别人购买。乡间各个集市，都有一个买卖布票的角落。1970年代，一尺布票能卖三毛钱左右，一人一年发的布票，能卖五块来钱。于是，各种节省都出来了，衣服破了照常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如果实在需要置办新衣了，一尺布票可买三尺三的孬布、半尺布票可买一尺的“半尼龙”便成了抢手货。商店里有时会卖不要布票的裤头，这也成为一些不想光着屁股睡觉的年轻人的首选。有一位农村青年去县城买，见了漂亮女售货员心里紧张，他本来要问“有不要布票的裤头吗”，却说成了“有不要裤头的布票吗”。女售货员莞尔一笑：“有，这里的布票，都是光屁股的！”他闹出的笑话，在我们县广泛传播。还有这样一件怪事：少先队员戴的红领巾特别畅销，因为不用布票就可购买。人们买回去，多是做裤头。我老伴年轻时在板泉公社综合厂缝纫店工作，经常接这种活儿。如果拼接巧妙，两条红领巾可做一条三角短裤。她手法娴熟，一点儿面料也不浪费。她也想给我做一条，但因为还没结婚，不好意思送裤头，我才得以幸免，没让红领巾包在我的臭屁股上。后来，上级发现了红领巾热销的异常情况，发下通知，要求拿着学校介绍信才能买，让那些节俭之人十分失望。
来钱之路貌似不少，但每一条都是狭窄难行，时断时续。有一些路本来没有，也不应该有，是人们被逼无奈闯出来的。所以，望钱若渴的父老乡亲，得知民办老师月月都有补贴款，心理严重失衡。有人就说：“队里有一份，国家有一份，这是骑‘双头马’！”还有些细心的人这样算账：“当老师的，多数时间不下地干活，省了锄头，省了铁锨，省了镢头，省了镰刀，省了穿戴，省了粮食，还跟国家领一份钱，不公平，一万个不公平！”
骑着“双头马”，民办教师欣欣然也惴惴然。他们到队里分粮食，往往听到这样的牢骚话：“咳，黑脸的挣给白脸的吃呀！”一到星期天或放假，民办教师要回所在的生产队干活，不然那一天就没有工分。有的队长心胸不够开阔，会给民办教师派重活儿，或推车子，或挑担子。因为多数时间不出大力，民办教师干重活儿会吃不消，汗流浃背气喘如牛，老想休息一会儿。
我的手比一般人小，那年放了麦假，我到队里割麦子，别人一抓一大把，我抓得少就赶不上，累得精疲力竭，却又紧追不舍。有一天晚上月亮很圆，大伙借着月光，用车子往回搬割下的麦子。我拉了一会儿车子，到麦场边去小便。如果是正常情况，尿流在月光下是看不见的。但那天我忽然发现，自己竟然尿出了一道黑乎乎的抛物线！与此同时，我腰间隐隐作痛，与筋骨之痛不太一样。我明白，我尿血了，我的肾出了问题。但我害羞，回家也没告诉父母。第二天起来，尿流还呈酱油颜色，我不好意思请假，依旧坚持上工。好在那时我年轻，两天后小便又恢复正常。
那时我在队里干活，如果稍显疲倦，就会被人讥笑：“嗬，整天当闲肉，怎么没攒出劲儿？”
“闲肉”，是鲁南人对游手好闲者的蔑称。在某些人眼中，民办老师也成了“闲肉”。我多次碰到有人向我开玩笑：“你这块闲肉……”在他们看来，只要是不费体力不流大汗，无论你干什么，都是闲肉。
既然是“闲肉”，就不能比那些出大力的享受更高待遇。宋家星就遇到这样的事情：生产队里评工分，队长在会上讲，当老师的有工分，还在国家领钱，骑“双头马”，不能给他评十分！结果，宋家星只评上九分，让他当场受辱。他不服，第二天去找学区校长反映此事，校长专程来找我父亲，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我父亲又找到那个队长，让他给宋家星改为十分。那个队长嘟嘟哝哝，很不情愿地给宋家星恢复了原来的待遇。
民办老师的地位，就是如此尴尬：他们一脚站在讲台上，一脚插在墒沟里，半是农民半是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闲肉”这个称呼，说明了劳心者阶层从劳力者阶层之中剥离的艰难。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里，这种剥离不知造成了多少悲剧和喜剧。1992年，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闲肉》，展现一位民办老师的悲喜剧，发在《春风》杂志上，被《小说月报》转载。
毋庸讳言，那个时代，因为可以“识仨教俩”，民办教师当中有许多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包括初登讲台的赵德发。但他们大多能够发奋努力，让自己成为合格教师、优秀教师，骑着“双头马”，兢兢业业地工作。
后来，民办教师由骑“双头马”改骑“单头马”了。
一种是转为纯粹的农民。上级发现了民办教师队伍的参差不齐，多次考核、整顿，将一些教学能力差的人辞退。被辞退者，却再也拂不去满身满心的粉笔面子。1990年代，有一位被辞退的老同事向我诉苦：“毁了，咱教了大半辈子学，落了个肌肉松弛，回家干不好农活打不了工，村里人嘲笑，老婆孩子瞧不起，咱等于废物啦！”我听了这话，非常难过。
有一些民办教师重回庄稼地，是因为违反计划生育国策。在宋家沟，有两个人担任民办教师多年，因为想生儿子自行离职，带老婆孩子到东北当了“超生游击队”。有一位和我同岁，他母亲是宋家沟资格最老的接生婆，我和我女儿两代人都由她接生，但她就是接不来自己的孙子。他儿子带着老婆孩子去东北，不到一年出了事：老婆被人欺侮，他气得精神失常。回来之后，虽然儿子生了，但他的病情更加严重，整天不干活儿，只会抽烟、打老婆，只会蹲在一个地方发呆。另一位，干了十二年民办教师，生下两个女儿后，准备去东北生儿子。为了攒路费，他往信用社里存了二十块钱，坚持不动用，家里没盐了也不买，舀咸菜缸里的水代替。但他老婆到了东北迟迟生不下儿子，他们又受不了那里的寒冷，就回到临沂住着，当修鞋匠，当环卫工，后来终于生了个儿子。他年纪大了回到宋家沟，三年前当了环卫工，因为莒南县实行城乡环卫一体化，村村都设垃圾箱，要有专人打扫卫生。他穿着乡里发的红马甲，天天上街劳作，一个月能领五百块钱。
骑另一种“单头马”，就是转正，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我1978年秋天通过考试转正，是“文革”后山东省“民转公”的第一批。后来又有第二批、第三批。进入1990年代，国家决定加快民办教师消化速度，差的辞退，好的转正，至新世纪之初，“民办教师”在全国不复存在，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在宋家沟，我的老同事宋家星、宋家壮和后来当上民办教师的十几个人都先后转正，包括和我一起上过初中的五叔赵洪臣、周盼义、王玉建、解桂兰四人，以及我堂叔赵洪亮、堂婶宋秀美、二妹赵德芬等。不过，王玉建转正后，有一次乡教委要抽查老师的备课簿，他被抽中，急忙去办公室补写，紧张之下倒地而亡。
民办教师转正后，工资不断上涨。宋家星1993年转正时在相沟中学教地理课，之后调到乡教委当出纳，1996年担任成人教育校长。五十六岁离岗后，在村里住着没事，整天到村中央的老年活动中心和别人打牌。有人问他开多少工资，他说：“睁眼一百。”意思是早晨睡醒一睁眼，就有一百元收入。一些人妒意十足，说他是“拉恣话”，不愿再和他一起打牌。当然，也有人羡慕不已。他妻子病故后，很快有一个漂亮女人前来续弦。在一起过了七年，女人要去临沂看孙子，让宋家星一起去住。宋家星不同意，与她分手，又找了一个更漂亮的小老太太，活得很滋润，很幸福。他现在的退休工资更高，已经是“睁眼二百”了。
宋家壮，1996年转正，现在也是“睁眼二百”。退休后，他到外乡一所学校当过几年门卫，还在本村干过环卫工。2014年相沟撤乡改镇，镇委镇政府要编印一本《魅力相沟》，宋家壮是撰稿人之一。他平时还经常打零工挣钱，到本村建筑队搬砖和泥，一天能挣一百。打工的日子里，他是“睁眼三百”了。
对民办教师的转正，多数人赞成，也有一些人反对。得知我要写一本关于乡村教师的纪实文学，一位曾经担任县委书记的老领导给我发来短信，这样讲：“有一些教师在品行、知识方面有缺陷。有的不称职，因历史演变过来，曾经的大锅饭，泥沙俱下，而未能择优选拔和严格考核。而他们现在的待遇与农民的收入太悬殊。一边种地，一边教书，普遍教得不好，退休却高薪，遭到农民的反对。更有甚者，没有待遇的，曾经干过多年教师的多年上访，争取到待遇。社会上系列上访有示范作用，有人说某地生产队干部也要组织上访，实可忧也，甚可忧也。”
老领导的话，代表了一部分人对民办教师转正的不认可。他说的“争取到待遇”一事，是指前些年一些担任过民办教师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讲台的人频繁上访，要求解决待遇，山东省就在2004年1月出台了《关于向农村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教龄补助的实施意见》。文件开头讲：“原民办代课教师为我省农村基础教育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为使原民办代课教师共享发展成果，积极改善民生，推进社会和谐，经研究，决定向我省农村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教龄补助，并制定本实施意见。”《意见》规定，曾在农村公办中小学（含农村公办幼儿园）教师岗位上连续工作一年以上（含1年），离开教师岗位再没有被国家机关或者企事业单位录用，且已经年满60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按教龄每满一年每月补助20元。这就是说，如果当过十年民办教师，年满六十，每月可领二百元教龄补助。钱虽然不多，但这些人觉得，政府没忘了他们，这是经济待遇，更是政治待遇。
这部分人，又骑上了让庄户人羡慕的“双头马”。
我从老同事那里得知，在落实这项政策的时候，个别人钻了“空子”。有的人从没干过民办教师，也找人写证明，通过了审核，领到了补助。邻村就有一位妇女，大家都知道她从没教过学，却也成了教龄补贴领取者，让人们颇感疑惑。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