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蓬蓬挚情的篝火
跳荡成花朵的模样
在心的原野上
闪耀光彩散发浓香
然后变成刻刀
在心灵的碑石上
镌出温暖的诗行
任凭暴雨瓢泼狂风恶浪
任凭寒流滚滚大雪飞扬
温暖的真情啊
永远是——
年轻的战士
妙龄的女郎……
情勒·心香忘云
忠厚老师，实在哥
——怀念我敬爱的陈忠实先生
陈忠实先生去世了，我心中十分悲痛。站在医院的病床前，眼睁睁看着一个伟大的生命在一点点地远去，心中的感觉，用刀绞、箭穿、火烧、油煎……任何形容痛苦的词汇来描述，似乎都难以穷形尽相。
在他停止呼吸的那一刻，我流泪了。二十余年来他给我的诸多恩惠，全都涌上了心头。
此刻，我要把这些都写下来。
其实，有关他与我交往、给予我恩惠的许多事情，我早就想写，只是怕有“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之嫌，又怕得“攀附名人、巴结名人”之讥，所以一直没有动笔。如今，我所崇敬的大师、我所热爱的老哥走了，再不必忌惮“借名人以沾光”的猜度，我可以尽情诉说了。
受了陈忠实先生那么多恩惠，我必须说出来！不说，我会憎恨自己没良心！
四十四年前，当我还是不满二十岁的毛头小伙时，有一个非常奢侈的梦想，就是当一个作家。那时候特别羡慕那些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人，觉得他们特了不起。有一天，在生产大队办公室聊天，有一个人说：“咱河对岸西蒋村有个作家叫陈忠实，写的东西好多都在报纸上发表了。”我很惊讶：天哪！离咱这么近，竟然有一位作家！从此，陈忠实的名字就牢牢地印在我脑子里了。他成了我的偶像：一个生长在农村的青年，竟能在报纸、刊物上发表许多作品，这该是多么荣耀、多么了不起的人呀！
我很想到河对岸去拜会一下我仰慕的陈忠实，但，一是总忙着挣工分；二是还想通过优秀的“表现”得到贫下中农的好评，以便在以后的招工、招兵时能得到推荐；第三，也是最根本的，我的心里很自卑——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向报社投稿，可现在高中都毕业了，却还连一篇作品都没有发表过，见了那位仰慕的大哥，说什么呀？
拜会的心愿还未得实现，1972年底，我参军了，拜会心中偶像的计划彻底成了泡影。
我当的是铁道兵，修的是襄渝铁路，部队驻在陕西。我在团部当收发员，全团订的所有报刊都能看到。众多的杂志里，有《陕西文艺》，而在《陕西文艺》里，就时不时能看到陈忠实的作品——《接班以后》《高家兄弟》。虽然他的作品不是很多，但给我留下的印象总是特别美好，我觉得他的小说写得很实在，很有生活气息。也许还因为他是我的“近乡党”，所以格外关注他。
当然，所有这一切，陈忠实是不知道的。仰慕在我心里，热爱也在我心里，说白了，我只是一种“单恋式”的“神往”。
真正和陈忠实近距离接触，是在1986年的文学创作培训班上。
1983年，“百万大裁军”，数十万铁道兵干部战士集体转业前夕，我从铁道兵调到了第二炮兵工程学院（即现在的“火箭军工程大学”）。“作为从青海省转来的作协会员，我有幸参加了一次文学培训班。培训班上，陈忠实给我们上了一堂课。课间休息时，许多学员都跑到前边去和陈老师攀谈。我也挤到他跟前，跟他提说了两个青海的文化人（修筑青藏铁路，我在青海待了十个年头）——那两人跟我是朋友，且都说跟陈老师也很熟。我离开青海时，他们都对我说过，如果见到陈忠实，提提他们的名字，陈忠实肯定会想起来。尽管那时陈忠实在我们这些纯业余的作者心目中，无疑是必须仰视的人物了，但他仍然很热情，很平易近人，他果然想起了那两个朋友还询问他们现在都还好吧？”
那一次近距离接触，陈忠实给我的印象就是：人如其名——忠厚亲切，真诚实在！
一转眼到了1991年，我想出一本短篇小说集。那个时候，出书请名人作序已成为一种时尚，为了加重我作品的“分量”，我也想请个名人来为我的书作序。请谁呢？我第一个就想到了陈忠实。要是他能给我的小说集写个序，我那原本并不出色的集子，也许在别人眼里就有了光芒。可是就凭着从前的“精神向往”和培训班上的“一面之交”就请他作序，是不是架梯子摘月亮——太有点异想天开了呢？
然而，在一个朋友的指引下，这个异想天开的美丽梦想竟实现了。这个朋友叫陈西周。
陈西周是我们学校实习工厂的职工，由于都喜欢唱秦腔，我们成了戏友。听说他家在西蒋村，我就问他认不认识陈忠实。他笑着说：“何止认识，我们还是本家子呢！”我喜出望外，忙问可不可以通过他进一步和陈忠实认识并交往，进而请陈忠实为我的小说集写一个序言。西周笑着说：“这你不用找我，找新芳保准能行。”
新芳就是陈新芳，也是实习工厂的职工，我们原本也很熟悉。我问西周：“为什么找新芳就行？”
西周说：“新芳就是陈忠实的亲妹子呀！”
天哪！我跟新芳熟悉几年了，竟然一点不知道她就是陈忠实的妹妹！多少人跟陈忠实见过一面就成天吹乎，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陈忠实跟他有交情，而陈忠实的亲妹妹却一直没有拿这个名人哥哥来作为自己炫耀的资本——我对新芳的为人更加敬重了。
我去找新芳，向她说明了我的想法。新芳很坦诚地说：“论二哥的为人，他是非常乐意帮助人的。只是他这几年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连作协的好多活动都推辞了，不知他能不能抽出时间。不过我一定给他把这话说到。”
过了几天，新芳告诉我：“二哥说可以。他让你有空了到家里去见个面，把你要出书的稿子带上。”
陈老师如此爽快地答应，让我不仅喜出望外，甚至有点受宠若惊了：“真没想到二哥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跟新芳对话，称“陈老师”显然生分、外道，我自然也随着新芳称“二哥”。
“新芳说你放心去吧二哥待人实在得很。”
1991年10月30日，我骑着自行车从学校跑了近三十里路赶到西蒋村。
在村人的指引下，我找到了他家。那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农家院落，有一个门楼，嫂夫人正在门楼下做着针线活，我问：“这是陈忠实老师家吗？”
嫂夫人回答：“就是的。”
我赶快自报家门，表明了我的来意。
嫂夫人十分热情地让我进门，并向屋里喊了一声：“老陈，有客人来了。”陈老师在屋里应了一声，屋门口马上出现了他的身影。他手里夹着一支雪茄烟，微微笑着，很亲切地说：“新芳说了你要来，我专门等着你呢！”
我的心头立即涌过一股暖流，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
他边让座边给我倒水，我则匆忙从包里取出合订在一起的书稿。
我们都落座以后，陈老师拿起我放在桌上的书稿——十多篇带着杂志封面的铅印文字，多少有些惊讶地问：“这些稿子都是发表过的？”
我说：“就是。”
陈老师很诚恳地说：“现在出书挺难的，你这些作品都已发表过，怎么还……”
陈老师的体谅又一次让我感动，我便如实坦露心怀：“身为教员，要评职称。而评职称的一个硬件就是看成果。散见于各报刊的，叫文章；但若汇集成一本书，就叫著作。著作比文章的分值高。评不了高职，在军校再继续干就有难度，所以……”
陈老师听了连连点头，他说：“我明白了。你放心，序我一定给你写。不过你既然要出书，肯定得先把杂志上的文稿变成印书的文稿，这就是出版社说的‘一校稿’。打出一校稿后，你给我拿过来，看完一校稿再写序言不迟。我知道你让我写序言是想让这书好销一点。不过我要给人写序，就一定要认真把书看完再说话。那种不看稿子就信口开河的文章我写不来。我不能不看作品就胡发议论。”
见陈老师谈兴正好，我便问：“听说你最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
陈老师点头说：“是的。”
我问：“进展顺利吗？”
陈老师说：“还好。”
我问：“写的什么故事，书名叫什么？”
陈老师笑了笑说：“咱这一带有一句土话，说是‘锅盖揭得早了，就预死了’[1]。我也害怕‘锅盖’揭早了，把这作品‘预死’了，所以我给谁都不说。等将来写完后，你就啥都知道了。”
“很辛苦吧？”
陈老师笑了笑说：“你也是搞写作的，其中滋味你应该明白。”
我说：“真不好意思，你这么忙，这么辛苦，我还给你添麻烦。”
陈老师爽快地说：“那有啥？朋友嘛。”
临别时，陈老师说：“我这儿有一本刚出时间不长的书，送你一本，留个纪念吧。”说着就拿出一本豆绿底色、上有“Z”形条纹稿纸图案为封面的书，书名是《创作感受谈》。他拧开钢笔，十分认真地写下了“韩怀仁方家雅正”几个字，签了他的姓名，落款是“1991.10.30”。
这次交往，我从陈老师身上获得了很大的教益：一是他对朋友的真诚——绝不敷衍塞责。既然要评人的作品，就必须认真地阅读，那种随便瞄两眼便天马行空、信口开河的“评说”，他是十分厌恶的。第二就是他对自己作品那种严谨、虚心与慎重的态度——没有完成的作品绝不胡乱吹嘘。“我害怕锅盖揭早了就预死了”这句既通俗易懂又寓意深刻的自律之言，实在让我感佩不已，感慨良多。
回到学校后，我开始紧锣密鼓地找人把报刊上的文章在电脑上敲成电子文档。那时候我对电脑是一窍不通，更谈不上在电脑上打字写文章，一切都得求人，其间联系出版社又出了些“状况”，幸亏不久遇到了王世雄先生，说他可以帮忙，我这才又看到了出书的希望。就这么三折腾两折腾，一晃就到了1992年4月中旬。我带上打印好的书稿，沐浴着和煦的春风，再一次来到西蒋村。
陈老师问我：“这书稿咋弄了这么长时间？”
我把那些曲曲弯弯的过程给他详细述说了一遍，他也陪着叹息了一声，接着说：“你把书稿留这儿吧，我尽量抽时间尽快看，看完尽快写。等二校稿出来后，序言和正文可以放到一块，进行三校。”
过了不到二十天，我又到了西蒋村，告诉陈老师三校稿已经校完了。
陈老师一听十分惊讶，说：“呀，没想到你这儿进展得这么快！我原先出的几本书，从一校到三校，没有半年时间是出不来的。”
我说：“现在是电脑排版，快多了。”
陈老师一脸的歉意，连声说：“哎呀，那实在对不起，你的书稿我是认认真真看完了，可是序言还没来得及写呢，你看这不耽误你的事嘛！”他连声啧啧，深深自责，那种诚恳的神情，看得我心里又是一阵阵热浪翻滚。
我连忙说：“陈老师你千万别这么说，你现在正进行大部头创作，是绝对需要清静的。我让你看书稿、写序言，已经干扰了你的长篇创作，我给你添麻烦，你没有讨厌，没有拒绝，我已非常感激了。你再自责，我就更不安了。”
他稍稍沉默了一会儿，问我：“没有序言，对你书的销路影响大不？”
我说：“听说我要出书，好多学生都很支持，主动登记要买书的已有六七百人。如果再加上已经分配到部队的学生，估计销一千册不成问题，成本肯定能够收回。另外，王世雄老师说，书稿他全看了，如果你太忙，他可以写个序，只是嫌没有你的名气大、声望高。”
他又微微叹了一声，说：“这样的话，我心里多少还能轻松些。不过这事真有些对不起你。”
我知道他的长篇小说正在攻坚阶段，其创作之艰辛与内心之煎熬，外人实在难以体察，而我偏在这个时候来麻烦他，确实有点“没眼色”。（从后来许多文章提到的“如果这本书再不成功，我就跟你去喂鸡”的那声喟叹，以及他词作中“怎堪这四载，煎熬情”的表白，证明我当时的猜测还是靠谱的。）
所以我连忙说：“要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
那个“序”虽然最终并未写成，但陈老师待人的那种诚恳，那种实在，让我终生难忘。他把我集子里的作品全都认真地读了一遍，并给我谈了他的感受。他说：“从你取的书名来看，你对《今夜又是月圆时》这一篇是偏爱的，但是我倒更喜欢你的《寻酒启事》，觉得那一篇的构思很巧，而且意蕴也好……”接着他又谈了对集子中其他几篇作品的看法，有赞赏，也有委婉的批评。临别，他又一次诚恳地说：“这次没给你帮上忙，以后有需要我的地方，你尽管来。”
后来我真的又一次找他帮忙了，可是这回他帮了我的忙，我却做了一件很对不起他的事，至今回想起来仍然感到惭愧和痛悔。
1994年初，我完成了一个中篇小说，题为《朝霞红晚霞红》。写成之后，我到省作协去找他，他问：“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我说：“我想请你看看这个作品，如果你觉得还看得过眼，我想请你向有关刊物推荐一下。”言下之意，就是想借他的名声给作品找个发表的地方。
陈老师二话没说，立即开始翻阅。他以极快的速度浏览着，发现错别字或不妥的句子就用钢笔画一画，感觉不妥的段落，也在旁边做个记号。看完后他说：“总体感觉还不错，我画的那些地方你再斟酌一下，我给河南的《莽原》编辑部推荐一下吧。”说完就展纸提笔，很快写完了推荐信，信里说了不少赞美的话，恳请编辑关照业余作者的真情也显而易见。他把信瓤装进写好地址的信封后递给我，说：“回去把那些要改的地方改一改，然后和我这封信一起投给杂志社吧。”
我非常郑重地把信夹在一本刊有李星和陈忠实《对话白鹿原》的《文艺争鸣》杂志里，再把杂志十分认真地装进挎包。
我正打算告辞，陈老师说：“眼看就到饭时咧，作协对面有一家泡馍馆，我请你吃羊肉泡馍。咱事先说好，是我请你，不要结账的时候拉拉扯扯的不好看。”
几年交往，我对这位“忠厚老师实在哥”的秉性已了解很多，也就没有再客套，一起走进泡馍馆，一人一碗羊肉泡，边吃边聊。吃饱喝足后，揣着一腔的感激与感动，挥手和陈老师告别。
没想到回到家里打开挎包要拿陈老师写的那封推荐信时，我一下子傻眼了：那封信不翼而飞了！我把挎包翻了个底朝天，把那本杂志抖落了足有十多遍，可那封信仍然杳如黄鹤，无踪无影。我头上的汗立时冒了出来，急速启动大脑，回忆此前的每一个细节，忽然想起在站牌下等公交车的时候，我曾取出那本《文艺争鸣》看了有十多分钟。看见公交车过来，我把杂志塞进挎包就急急忙忙上了车。可能……不！不是可能，而是一定！一定是在那匆忙中，不慎把那封信弄丢了。我气得用拳头直砸自己的脑袋，悔得肠子都青了。你好好地在那儿等车，看什么杂志啊？要看杂志你也该把信取出来装到包里啊！车来了你不慌不忙上车不行吗？你丢的不是一封信，你丢的是你尊敬的老师、仁厚的兄长对你的一份深厚情谊呀！你往后拿什么脸面去见他呀？见了面他若问起稿子和信的事，你拿什么言语去回答他呀？
此后一段时间，我一直不敢去见陈老师，直到这年的4月底，我才厚着脸皮又到他家去了一趟。我老老实实地说了我丢失了那封推荐信的经过，并说出了我的羞愧与痛悔。说完便低着头等待他的责备或埋怨。谁知他听完以后，只是淡淡地笑了一下，说：“丢了就丢了。丢了就全当我没写过。现在还需要我再推荐吗？”
我说：“我再没脸请你写推荐信了。我来是向你报告一件事，前几天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个通知，让我到北京去参加一个会议，并要求带一篇最近创作的作品，我想把这个中篇带到会上去碰碰运气。”
陈老师说：“这样也好。如能得到会议的认可，也许有些刊物会要你的稿子来发表的。”
那次会议的全称是“首届中国文学现状与发展暨创作研讨会”，张炯、雷达、张同吾等十多位知名人士都参加了那次会议。《朝霞红晚霞红》在那次会议上获了个三等奖。我把这消息告诉了陈老师，他笑了笑说：“好事嘛。能被会议认可，你再往刊物投稿就更有信心了。”
我没有再找刊物，因为前不久接到王世雄先生的一个电话，说陕西旅游出版社要出一套《西部风情文库》丛书，反映西部风情的文学作品均可收入丛书，他向我约稿，希望我也拿一部书稿出来。
于是我就以《朝霞红晚霞红》压阵，另外又创作了三个中篇，合成一个中篇小说集，交给了《西部风情文库》主编王世雄。
《白鹿原》问世之后在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轰动，社会反响十分强烈，但同时也给陈老师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其他麻烦姑且不说，单是找他签名、题字、做报告的个人和单位就络绎不绝。同时作协的许多具体工作都得他或组织，或协调，或亲自动手，他的忙碌，完全可以用“焦头烂额”四个字来形容。可是尽管这样忙碌，他却一直以没能给我写成“序”为憾，1995年，当得知《朝霞红晚霞红》要出版的时候，他问我：“这次的序有人写了么？”
我说：“王世雄先生已经写了。”
他又问：“我能给你帮点什么忙呢？”
我说：“想请你给题写个书名。”
他很爽快地说：“这个不难。”说完，就在他的书房中展纸濡翰，聚气凝神，一会儿工夫，“朝霞红晚霞红”六个流利潇洒、自具风致的大字便跃然纸上。说句实在话，当年在自费出书的众多作者中，我的《朝霞红晚霞红》能够连出两版且近万之数很快售罄，绝对与“陈忠实题”那四个字的落款有着密切的联系。
最让我铭心刻骨的，是在《朝霞红晚霞红》问世不久引发的一场风波中，陈老师给我的安慰、鼓励与帮助。1996年6月，单位上一位颇有背景并有一定权势的领导突然向《朝霞红晚霞红》兴师问罪了，他不仅搬出了“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的最高指示，而且言之凿凿地指责这本书有三大罪状：一是有攻击邓小平理论的倾向；二是有性描写，属于“格调低下、精神污染”；三是“否定了单位的职称评定工作，给单位抹了黑”。一时间，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阵势了，我心里压力很大，分管政治工作的领导也有些惴惴然、惶惶然了。他对我说：“你能不能找到省作协，让作协给你的作品出一个鉴定性的证明材料。你这书不是陈忠实给题写的书名吗？如果他能以作协的名义对这本书有一个肯定性的评价，那么即便个别领导要兴师问罪，咱也就有了‘不怕’的依据了。”此事不仅关乎我的前途命运，而且还牵连到一些别的领导，事情确实非同小可。我赶紧跑到作协，找到了陈忠实主席。他听完我的叙述之后，非常惊讶，说：“呀！这都啥年代了，你们单位咋还有这种人呢？”我说：“没办法，现实中真就有这种人。”陈老师思考了一会儿说：“现在他们刚开始‘抓’我就去做解释，似乎不够妥当。让他们先‘抓’吧，如果他们真‘抓’得要影响你的个人生活了，作协一定会出面的。到时候，还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说不定一打官司，你的作品还火起来了呢。”有了陈主席的这颗“定心丸”，我心里一下子踏实了许多，便回单位向要“保护”我的领导做了汇报。
幸亏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不再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极左时期了，不但党的文艺政策更宽松，而且思想解放、心胸开明、态度稳健，既有政治头脑又有人文情怀的领导干部也越来越多了。当时学校的主官秉持正义明确表态：“对于作品，完全可以见仁见智，发表自己的评论；但对于作者，绝不能用‘文革’时那一套，动辄就粗暴‘处理’。”有了主官的表态，尽管少数几个“左视镜”佩戴者一直在咕咕哝哝、嘁嘁嚓嚓，最终却并没有形成能置人于死地的风浪。加之当时单位正巧发生了一起大案件，那几个貌似革命性很强的领导干部，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自顾不暇，所以在开了几个座谈会之后，那场看似“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风波，竟不动声色地风息浪止，不了了之了。当我把这个消息告知陈主席之后，陈主席感慨万千，后来就写了一篇散文，叫《朋友的故事》，发表在1997年第一期《新大陆》杂志上。
1998年，他的《白鹿原》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要请他去做报告的单位排开了长队，我们学校领导知道我和陈忠实相识日久，便让我去请他为我们的学员也做一场报告。我找到陈老师，说明来意，陈老师仍是十分慷慨地就答应了。他说：“不说咱们之间的友情，单冲着你们二炮是咱们国家最具威慑力量的部队，我都一定要去的。”他到学校来做报告那晚，近千人的大礼堂座无虚席，连两边靠墙的过道上都站满了人。他的演讲既高屋建瓴又朴实亲切，既深刻警策又幽默诙谐，引得听众不断发出热烈的掌声和会心的笑声。报告过去了十多天，《白鹿原》和陈忠实依然是学员谈论的一个热点话题。
2009年7月，《大虬》第一版印行后，作协创联部的领导对我说：“为了扩大这部作品的影响，建议给《大虬》开一个研讨会。”我把作协的这一番盛情向学校首长转达之后，学校首长非常支持。在作协和学校共同努力之下，《大虬》研讨会定于2010年10月23日在二炮工程学院隆重举行。
我非常盼望陈老师能参加这次研讨会，但又怕他来不了，因为他的事情太多了，他太忙了，而且，他的身体也明显大不如前了。此前不久，学校还曾让我请他再来搞一次讲座，可他极其诚恳地婉拒了。他说：“不是我拿架子，是我现在有个毛病，常常突然脑子里会出现一片空白，眼睛看着前面的人，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种状态一般都有十几秒钟，而且说不上啥时候发作。你说我要是坐在台上，突然间啥也说不出来，这咋对得起那么多的观众呢？”这次研讨会虽然把《大虬》这本书和会议安排都提前送给陈老师了，但我仍然担心他来不了，所以在开会前两天又给他打了一次电话。我刚一开口说“我是怀仁”，他马上就说：“不就是开研讨会要我在会上发个言么？不说咧，我肯定去。”
23日那天早上，他不仅早早就赶到了学校，而且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他开篇就说：“我曾经说过，韩怀仁是中国离我最近的作家。”见大家一愣，他紧接着又说，“这是就地理距离而言的。我在灞河南岸，他在灞河北岸，隔河相望，村庄与村庄大约就四五里路。因此我说他是我所结识的离我最近的作家。但人家事比我干得阔，肩膀上的星星我老是羡慕得很。”大家轰的一声笑了，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非常轻松活跃。
关于《大虬》，他足足讲了半个多小时，他从三个方面对本书进行了肯定，并说：“读来令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动与震撼。”
说实话，我当时坐在台下流泪了。因为他不仅看完了《大虬》，而且看得非常细致和深入！什么是知音？这就是！自己的心灵倾诉能得到自己仰慕的人的理解，文人之间还有比这更温暖的慰藉么？
在发言的最后，他说：“我是昨天晚上10点半才把这个小说看完的。整整读了三天，啥都没干。”
从最早的把《今夜又是月圆时》认真读完，到“三天啥都没干”就看《大虬》这本书，我的老师，我的兄长，你对我的深厚情谊，我心中的感激，该用怎样的词汇来形容啊？！
2012年11月9日，我儿子结婚，海力和李红代表陈老师不仅送来了很重的礼金，而且还送来了陈老师专意为我儿子婚礼书写的墨宝一幅，上书李清照词句：“星河欲转千帆舞，九万里风鹏正举”，寄托了对孩子的期望和祝福，殷殷深情，弥足珍贵。
2014年，我申请中国作协会员，在电话里我表示了想请他当我的介绍人的心愿，他欣然允诺，说：“这还有啥说的！你把表拿来我给你写就是了。”第二天我把申请表拿到家里，他戴上老花镜，伏在茶几上，很快就写下了这样几行字：
韩怀仁多年坚持文学创作，成就丰硕，作品深刻隽永，不仅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得到评论家雷达、李星等的赞赏，我愿介绍加入中国作协。
陈忠实2014.2.25
2013年春节期间（正月初七），我和朋友去拜访他。偏偏那天又听到了诗人雷抒雁不幸逝世的消息，陈老师十分感伤地说：“今年真是流年不利啊！从年前到今天，我已经接到三个好朋友不幸离世的消息了。”我们也随着感叹一番，为了不打扰他休息，聊了十几分钟我们便告辞了。
2015年春节去看他时，他说老是口腔溃疡，说话一多舌头就疼。到了6月份，一位朋友告诉我，陈老师在西京医院住院了。因为口腔疼痛，说话困难，心里也就比较烦，所以家人一般不赞成亲友去看望。但是作为受陈老师太多恩惠的我，他住院那么多日子我竟不去看一回，怎么也过意不去啊！幸亏他的儿媳李红是我们学校外语室的教员，我们很熟悉，我就向她表示了想去看看陈老师的心愿。李红在学校是优秀的青年教员，在家里是贤惠孝顺的儿媳妇，只要工作能走开，她总会去照看陈老师，经常做点可口的饭菜给陈老师送到病房去。一天，她给我打电话说：“韩教授，今天中午我给我爸去送饭，你老说要去看他，今天就坐我的车一块到医院去吧。”
到了医院，陈老师刚打完吊针，坐在床边休息。见了我就跟我打招呼说：“你倒做啥来了吗？”我说：“你住院这么长时间，我不来看看心里难受啊！你不要说话，我也不说话，我就看看你。你好好跟医生配合治疗，争取早日康复。”然后我们就面对面坐着，互相看着对方，谁也不说话。其实，通过双方的眼神，我们把想说的话都用眼睛“说”了。我心里想：什么叫“此时无声胜有声”？这就是啊！默默地坐了三四分钟，他向我轻轻摆摆手，说：“你回吧。”因为听新芳说过，他起初一直不肯治疗，急得孩子们没办法，还是新芳以妹妹的“权威”狠狠地批评了他，说：“你在父母跟前尽了心，行了孝，落下孝子名声了。将心比心，娃也不想落个不孝的名啊！可你不配合治疗，叫娃心里、脸上咋过得去吗？”这样，他才答应住院治疗。所以我和他握手的时候，仍然说了句：“一定要好好配合治疗啊！”
又过了些日子，我听李红说，用了北京一个名医的方子，陈老师的病情已明显好转，心情也好了很多。我听了心里就非常高兴。2015年中秋节和国庆节之间，航天四院文学协会会长伏萍女士提议去看望陈老师，我们便一起到了他家。去的时候，陈老师没在家，嫂夫人告诉说：“老陈这段时间恢复得很不错，今晚还和朋友在外头吃饭呢！”等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果真气色挺好。比我那次在病房见他时还微微胖了一点。我们都为他的身体康复而感到由衷的高兴，都祝愿他彻底击败病魔，完全恢复健康。
去年11月，我去了深圳，春节也是在深圳过的，过年只给陈老师家打了个电话。正月底回到西安，原本打算早点去看他，一是听说这段时间他的身体状况还不错；二是家事、公事、朋友事七七八八的比较多，一晃一个多月过去竟没和陈老师见面（这是我至今依然非常愧悔的一件事）。4月28日晚上10点多，忽然接到他妹夫建国的电话，他说：“二哥的情况不太好，在西京医院已住了几天了。”
我心里一咯噔，忙问：“这会儿咋样？”
建国说：“前两天已报过病危，今天能好一点儿。”
我说：“我现在就赶过去吧！”
建国说：“目前暂时看着还平稳，你不要太着急。你跟二哥相好那么长时间，到这会儿了，不给你说我怕留下遗憾。要看，你明天早上过来就行。”
29日早上5点半，我从学校门口打出租车，6点过一点赶到病房。病房里静悄悄的，新芳、李红、黎力、勉力和二女婿都守护在那里。新芳领着我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陈老师。尽管人已很憔悴，但神志还是清醒的。我说：“陈老师，我是怀仁。”他睁大眼睛看了看我，目光依然是那样睿智深邃。他想要和我说话，我忙拦住：“你啥都别说。”我握住他的右手，他竟把手挣脱出来又高高举起，三个手指捏在一起，似乎要什么东西。新芳说：“他是要笔，想写字。这几天人来看他，他一直用笔写。这会儿，你看手都没劲了，还想给你写哩。”我说：“陈老师，你不用说，也不用写，我知道你的心意。我要向你道歉啊！我从深圳回来这么长时间，今天才来看你，对不住你啊。你不要急，好好养病，配合治疗……”
陈老师眼睛睁得大大的，似乎很激动。我再次和他握手的时候，心里不由得有些发酸。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手啊！就是这只手，写出了传世巨著《白鹿原》，写出了那么多令读者喜爱、给人以精神滋养的文学作品，写出了不计其数给人以帮助的推荐信、介绍信、证明信。可是现在，这手竟是这样瘦骨嶙峋！
新芳说：“连着两天两夜了，他就睡不着，真急人。”
为了免得陈老师因激动而更加休息不好，新芳说：“咱到外头坐坐。”
在外间，新芳给我较为详细地说了陈老师病情的变化：“去年下半年，二哥的病明显是好转了，吃饭、说话都比从前好多了，过年以后看着也都好好的。可是半个月前，突然病情加重了。孩子们赶紧送他上医院，开头他还不大在意，后来才住进了西京医院……几个孩子黑明连夜都守在这里，可他……”说着，我们都无可奈何地流起泪来。
大约过了有半个多小时吧，守在里间的亲人不知是谁突然喊了一声：“呀，快叫护士！”……
医生尽心尽力了，护士尽心尽力了，他的儿女，他的亲人，全都尽心尽力了。
然而，无情的现实是，他——走——了——
在医护人员抢救的过程中，我是一点也插不上手，我只能站在旁边，一会儿看看被抢救的陈老师，一会儿看看病床旁边的监视仪，看着那屏幕上呼吸、血压、心率三个指标不停变化着的数字，紧张得呼吸急促，心跳加快。看着那数字在下降的时候，我的心就紧紧地揪成一团，看着那数字又一点点回升的时候，我似乎又看到了一线希望，那颗紧缩的心又稍稍能松弛一下。
然而，那数字虽然偶尔也有小幅的反弹，但总的趋势是在残酷地下滑。那一刻，我相信每一个热爱他、希望他不要离开的人，看着那下滑的数字，心都会像被一把利刃在一刀一刀地割着……疼啊！那是尖锐的、苦辣的、钻心刺骨的疼啊！
7点45分，这个世界上所有热爱他的人都不愿意看到或听到的时刻，还是板着冰冷的面孔，来到了。
我抚摸着陈老师那瘦削的肩头，叫了一声“陈老师啊——”竟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有任泪水在面颊上流淌……
亲人们都在流泪，都在抽泣，但都没有号啕。忽然，病房外边传来了一声先是压抑然后就像山洪暴发一般的哭号，那是一个男人的哭声，是撕心裂肺的哭声，哭声之大，整个九楼仿佛都被震动了。黎力、勉力、新芳好几个人都赶忙往外跑，那哭声一路向东跑到走廊的一个角落，谁听了都会觉得心碎。我跟着跑到跟前，才看清是跟陈老师朝夕相处了好多年的杨毅先生。孩子们都劝他：“叔叔你不要这样。这病房里还有别的病人，有的已是年近百岁的老人，咱不能影响别人！”（这就是陈忠实儿女的品德与胸怀啊！）
得到消息，到病房来的人越来越多了。赶我从照相馆给陈老师放大遗像回来，省委宣传部的领导、作协的领导等有关方面的人都来了。后面的事情那些能写的领导们都写了，无须我在这篇文章里赘述。
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作为朋友，在他弥留之际，我和他见上面了，而且又一次互相用眼睛“说”了心里话。
4月30日，洪庆文化协会在洪庆山上举行“槐花节诗会”（此活动策划已久，通知也早已发出，临时难以更改），我是主持人之一。为了表示对陈老师的悼念，我们在活动前加了一个环节（头天晚上，白来勤先生给我发短信提了这个建议）——全体起立，为陈忠实先生默哀三分钟。活动中，我又唱了一段悲情秦腔——《忠义人一个个画成图像》，表达了我对陈老师的哀思之情。
5月2日，灞桥区洪庆文化协会的几位负责人——刘炳南、雷焕性、伏萍、路桄畅和我，驱车前往省作协灵堂，吊唁这位具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大师。
陈忠实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定于5月5日举行，届时我将再去殡仪馆，和我忠厚的老师、实在的哥哥——陈忠实先生做最后的告别。
做完了这一切，我似乎觉得心里稍稍地安宁一些了。
然而——
我忽然又想起29日那天晚上做的那个梦了：陈老师静静地躺在医院的一个平板车上，护士推着他不知要往什么地方去。我和一大群人跟在车子后边，虽然没有哭声，但大家都神色凝重。不知是谁叹息了一声：“唉，陈忠实就这样走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陈老师一骨碌从平板车上爬起来，笑着对大家说：“谁说我走了？我是跟大家开玩笑呢。我不走！”说着，他便迈开脚步向大家走了过来。他上穿一件洁白的衬衫，下着一条深蓝色的裤子，脚蹬一双黑布鞋，步履稳重而矫健，模样竟是四十岁的样子，走得十分倜傥潇洒。人群里发出了惊喜的欢呼声，再看他时，他已站在一座高高的山峰上，微笑着向大家频频挥手……
梦醒时，我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清晨5点40分。仔细想想梦中的情景，我的眼里又泛起了泪花。
后天，就是和陈老师做最后告别的时候了，我真希望我梦中的奇迹能够发生。
其实，不是奇迹的奇迹早就发生了。当《白鹿原》问世的时候就已经注定：陈忠实永远不会离开这个世界、不会离开热爱他的人们，就像司马迁、曹雪芹、鲁迅一样，陈忠实将永远和热爱他的人们在一起！
2016年5月3日18时
刊于《延河》2016年第6期
注释
[1]“预死了”是灞河流域的方言，本意是指蒸馍时，因提前揭了锅盖，从而使“发面馍”未发起来而变成“死”面馍的状态。同理，蒸红薯、洋芋火候未到而过早揭盖造成夹生，亦称为“预死”。有版本将“预”写成“窳”，不确。“窳”字的本义是恶劣、坏，和“预先死亡”无涉。
写不完的故事——感恩夏老
凝视着题目上的这几个汉字，我心里充满了羞愧与痛悔。
愧什么？愧我没能在三年前把这篇文章写完。论理，我早就应该写完这篇文章了呀！可是……
悔什么？悔我没能在夏老生前把文章呈奉给夏老。按说，我早就应该捧出一篇感恩的文字给夏老看的，然而……
假如这篇文章在三年之前能让夏老看到，也许他会一如既往地说：“嗨呀，那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千万别把它看成是恩惠，老在心上放着。”但我相信，他心里一定会因看到这些文字而倍感欣慰的。可惜的是，我却没能让他在生前得到这样的欣慰，现在只能以此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了。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夏老已经去世三年多了。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有许多许多我应该感谢的恩人，而夏老则是那众多恩人中我不能不大书特书的一个！
在家里，我常给我的孩子说，在课堂，我也常给我的学生讲：我之所以能有人生后半辈子令我无比满足的幸福，多亏碰到了夏老。
夏老姓夏，名德安，江西人。因他年长我二十余岁，且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的老革命，所以，在他领导下工作的那些与我差不多同龄的战友们，都称他“夏老”。除了年龄的原因，更多的，则是从心里发出的尊敬。
我第一次见到夏老，是1973年8月间，在安康（当时铁十师师部所在地）。为了繁荣铁道兵干战（“干部战士”的简称。因“官”字带有封建等级色彩，所以那时候很少称“官兵”）的文化生活，师文化科举办了一个诗歌创作培训班。因我在业余时间常常写一些所谓“诗歌”的文字，且还不断向师里办的刊物《连队文艺》投稿，于是，我这个“新兵蛋子”竟成了“战士文艺骨干”，进了这个培训班（当时称“学习班”）。在这个班上，我见到了一个眼里闪着慈祥光芒、脸上挂着和蔼笑容、浑身透着儒雅气息的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主持培训的文化干事介绍说：“这是四十九团后勤处的夏副处长，是从北京来的文化行家。”尽管改稿几天我并未能和夏副处长有更多的直接接触，但是他脸上那让人一望便觉得十分温暖的笑容，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真正和夏老有了“零距离”的接触，是1975年4月中旬。
这一年的4月5日，铁十师四十七团发生了一件惊动了中央军委、在全军乃至全国都有很大影响的事件——关角隧道大塌方，一百二十七名干部战士被堵在了隧道里。经过十多个小时的紧急营救，一百二十七名战友全部脱险。一次惊天动地的事故，变成了“一曲共产主义精神的凯歌”。为了歌颂战塌方的英雄，师文化科调集了一批文艺创作骨干奔赴关角山，进行调查采访。不知是师文化科点名还是团里指派，总之实际情况是：我从团收发室被临时抽到采访写作组里工作了。
让我感到喜出望外的是，我被安排和夏老（此时他已是师文化科的副科长）住在同一间屋子里。夏副科长问我从前除了诗歌之外，还写过什么作品，我回答说在高中时写过一个五场秦腔剧，曾准备参加县上的文艺会演，后因剧中主人公是教师，歌颂了“臭老九”（知识分子）而没有歌颂管理学校的“贫宣队”，属于“政治上有问题”的剧目而在审查时被“枪毙”了，最终并未登上县里的会演舞台。没想到我这个“走麦城”的故事竟让夏副科长非常高兴，他说：“既然你写过戏，就给你一个任务，你给咱写一个小戏出来。”还跟我在安康见时一样：他态度亲切随和，说话不慌不忙，声调就像和煦的春风、温润的春雨，尽管对工作要求一点都不马虎，但日常的言谈举止始终是一个慈厚的长者、和蔼的老师。
接到夏副科长给的这个任务后，我心中充满了抑止不住的窃喜和激动，这是老天爷送给我的一个“时来运转”的机会呀！坦白地说，当兵时，我胸中是怀着“理想”的。这“理想”中崇高的成分——为保卫祖国而奉献青春和生命的思想——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更多的成分，却是“先吃个饱肚子，然后争取端上铁饭碗”。要想端上那个铁饭碗，就必须努力工作，凭借优秀的“表现”入党、提干，然后借着这个“跳板”彻底跳出农门，成为永久“在外头吃公家饭的人”。毫不夸张地说，当时从农村入伍的战士，几乎百分之九十都怀着跟我一样的“理想”，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可是在施工连队，我发现自己实在太缺乏竞争的资本或条件。因为在隧道里干活，无论是打风枪、支排架、排哑炮，还是刨石砟、扛圆木、推斗车……即使我把浑身的劲都“努圆”了，工作的“成效”也很难“出色”。为什么呢？先天“资源”不行啊！凑凑合合一米六的个头，用别人嘲笑的话说就是“站起来没人高，蹲下去没高”，刚一百斤出头的体重，加上笨拙的短胳膊短腿，和那些人高马大、魁梧雄壮的战友相比，怎么能不相形见绌？想凭施工干活取得优异成绩受到青睐而被提干，纯属痴心妄想。而在团部当收发员，分拣信件、收发报纸、登记包裹单和汇款单，凡具有初中文化的人，大概都能干好这份工作。若想凭着当收发的“表现”去获得提干机会，基本上也是白日做梦。但是，听老兵们说，师部文艺宣传队里提干的人“相当”多，假如能凭着创作特长而跻身到师宣传队去，那么……哈哈，大家都懂的。
揣着这“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的梦想，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任务中去了。
一个星期的时间，连采访带构思加上挑灯夜战爬格子，总算是“呕心沥血”写出了一个小歌剧。自我感觉良好，自然也满心希望能得到夏副科长“很好”或“不错”的评价。不料夏副科长看了我交的稿子后，微笑着说：“剧本的唱词写得还不错，不过剧情还得好好地下功夫呀！”
完了，失败了！人们看戏主要看啥？不就是看剧情吗？没有剧情的戏怎能吸引人、怎能在台上立住脚？“剧情”是一个戏能否成功的关键，然而恰恰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夏副科长让我还要“好好地下功夫”。这说明什么？这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剧本是个不能用的“废品”。夏副科长那样委婉地表述，完全是不忍心打击我的积极性。
事情的结局不言而喻——那个剧情还要“好好下功夫”的剧本无疾而终，我的“天鹅梦”也做醒了。剧本写成那样，估计我的“才能”在夏副科长心里也就“如此而已”了。想混到师宣传队去的“癞蛤蟆之想”从此收住，我又回到了团部收发室，老老实实继续当收发员。
痴心向往的路走不通，我只好安慰自己：不是人常说“行行出状元”吗？不是“条条大路通北京”吗？只要在本职岗位上好好工作，或许也能……
果然，1975年5月25日，我梦寐以求的第一个愿望终于实现——党支部大会一致通过，我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跨过了入党这道“门槛”，后面再争取提干，应该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虚幻梦想了。
果然（又是一个“果然”！），入党不久，我的直接领导——通信股长王志敏找我谈话说：“下一步，该考虑你的提干问题了。”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王股长给我说完这些让我心里燃起希望之火的话之后，他回去休假了。更没想到的是，他休假期间，“组织”决定让他复员了。
1975年，张春桥当总政主任期间，出台了一个军队干部转业的“新”政策：干部入伍前有工作单位的，可作复员处理。王志敏股长入伍前是湖南岳阳机瓦厂的职工，算是“有工作单位”之人，所以处理他复员是符合政策的。可叹的是，组织的这一决定，王股长还在鼓里蒙着。他休完假喜滋滋地把老婆和三个孩子接到了天峻，哪知道得到的通知却是：准备复员。气得他直骂他的同乡战友——同在一个股里的蒋参谋（当然是好友之间的昵骂）：“你个猪头！你也早早给我个信儿啊！我要是知道让我复员，老婆孩子就不来了，那些行李家具也不用兴师动众地折腾了啊！”
得知王股长被安排复员的消息，我比他还要难过。因为尽管不得不离开部队让他有些烦恼郁闷，但他毕竟还可以继续端国家的铁饭碗，领旱涝保收的工资，老婆孩子还都能吃让农村人眼馋的“商品粮”。而他走了之后，我提干的希望则立即变得十分渺茫。因为接替他股长职务的，是一直对我有着恶劣印象的赵参谋。
我自信不是个坏人，也没干什么坏事，赵参谋怎么会对我产生极为恶劣的印象呢？这里有一个背景，而这“背景”听起来很像是一篇小说。
1974年6月，我随团机关来到天峻县。当时通信股老股长郑土木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上高原，而新任股长王志敏尚在师特务连当连长没有报到，通信股的工作就暂时由赵参谋全盘负责。他是我这一阶段的顶头上司，工作上的直接领导。我觉得赵参谋虽是南方人但却有北方汉子的粗犷与豪爽，没有丝毫扭捏作态或小肚鸡肠的表现，所以，我们一直处得挺好。
然而有一天，我们发生冲突了。
那是1974年8月的一个星期天，正巧是往营里送口令的日子。
大军区保密规定，岗哨用的口令属于绝密文件，团收发室只能十天往营、连送一回，不能提前也不能拖后。
往常，全团四个营的报纸信件（当然包括保密件）都是由机关管理股派车往下送。可是这一天，派往一、二营的车有，而派往三、四营的车却没了。
我心里有些不踏实。为什么呢？因为几乎天天都能从广播里听到“美帝苏修国民党反动派亡我之心不死、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之类的惊悚之语，万一今天晚上有了紧急军事行动，三营四营没有口令可怎么办呀？万一由于口令的原因出了重大事故，我是轻则要受处分，重则要被军法处治的呀！
我的头顿时变得如同斗大了。
按说，我一个收发员的责任就是把报纸信件分理好就算完成任务，至于送不送得下去，那是领导的事。有了情况及时向领导报告，报告完了我就没了任何责任。可是那天偏偏是个星期天。星期天赵参谋不在机关。赵参谋不在我就找不到请示报告的对象。
赵参谋干吗去了？到草原上打猎去了。他很喜欢打猎，星期天到草原去打猎几乎是他雷打不动的“规矩”。我很想到草原上去找他，可是他开着三斗摩托，一跑就是几十公里，草原茫茫，四望无涯，我该到哪里去找啊？
紧急绝密文件要送，没有车而我的直接领导又找不到。我眼里急得几乎要冒火星。
突然，我脑子里爆发了灵感的火花：三营四营距团机关不就八九公里的路吗？通信排负责骑车往县城附近各直属队送信送报的何为民、崔长斌不是在吗？他们两个是临潼的老乡，平常和我关系极好，麻烦他们骑自行车辛苦一场，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
于是，我直接跑到通信排找到了何为民和崔长斌。他们两个二话没说，推着自行车就来到了我所住的帐篷。先把最要紧的口令交割清楚，然后他们捆好报纸和其他信件，脚一使劲，自行车便一溜风地跑远了。
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放心了，而且心里还暗暗地有些得意。我没有失职。我不但没有失职，而且还主动地分担了领导的责任。否则，今天的口令出了问题，我要受批评不说，赵参谋没准还要挨处分呢。我这么主动地工作，往大里说是为部队做了贡献，往小里说也是给他帮了忙。我想他听了我的报告之后，一定会对我大加表扬的。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当我汇报完之后，赵参谋竟然声色俱厉地问：“你一个收发员，有什么资格调动通信排的战士？”
太意外了！赵参谋的责问让我至少瞠目结舌了十秒钟。很显然，从他的话里我听出来，我今天的一系列努力，不是做了好事而是干了一件坏事——我犯错误了，这错误的名称叫“僭越”！调动通信排的战士是通信参谋的权力，我一个小小的收发员居然敢行使参谋的权力，实在也太狂妄了！问题如此严重，我就不能不说话。我得把“罪过”洗刷一下，不是说自己没犯错误，而是这错误不是故意犯的，而实在是出于无奈。
在目瞪口呆了大约十秒钟之后，我鼓起勇气说：“我本来是要向您请示的，可是……你不在。”本来下边的话是可以不说的，但我略略迟疑了一下之后，却咬了咬牙毫不含糊地说，“你到草原上打猎去了，我找不到你。”
也许这话刺到了他的痛处。他是去打猎了，可是打猎的成果却很不尽人意，他正为此恼火呢。所以听了我那句话以后，他更加火冒三丈地喊道：“我打猎又不会死在草原上，你就不能等我回来？”
泥人也有个土性子，更何况我还不是个泥人！虽然说你去打猎不犯法（那会儿好像还没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可是你一个通信参谋对工作是应该有责任心的呀！按规矩，你应该在去打猎之前把你分管的工作捋一捋，问一问你的部下今天开展工作还需要提供什么条件（比如派车）。结果你什么也没问，一大早扛着枪开着摩托就走了。现在却还对我主动工作大发脾气！我的火也冒上来了，呛了他一句：“你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这会儿向你请示，什么都跟不上了！”
“跟不上了就不送。明天再送也不迟！”
“那今晚站岗的口令怎么办？”
“电话通知嘛！”
“绝密件不能用电话传。这规定你给我说过至少三回。”
“你不说具体口令。就说让他们用昨天晚上的不就得了？”
“昨晚的口令用过之后，已经失去了机密性。再说，一、二营用新口令，三、四营用旧口令，因口令不统一出了问题怎么办？”
“通知一、二营也用昨晚的不就成了？”
我也不知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硬是要认那个死理儿：“咱们用的口令是全军区统一的。咱们团用昨晚的，还要不要通知别的团也用昨晚的？通知了别的团，还要不要通知全军区其他部队？”
不知是不屑于再和我继续辩论，还是真的理屈词穷了，赵参谋不再说话，一扭身进了他自己的帐篷。
表面上看，这一场“语言战争”我是胜利者，然而实质上，我是彻头彻尾地失败了。失败的证明就是在1974年年底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时，尽管别的支委们都认为“小韩表现不错，可以入党”，而赵参谋却说“这个同志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骄傲自大、自以为是，显得很幼稚，还不够成熟”。于是“这个同志”就只好在党的大门外继续“接受考验”。半年之后，也就是1975年5月，“这个同志”入党了。而“这个同志”入党的时候，赵参谋的支部委员已被撤换，新任的党支部副书记则是刚任股长半年多的王志敏。
也许是出于对党组织负责的态度吧，赵参谋是很想把这个“骄傲自大、自以为是”的家伙多考验一段时间的，没想到王股长刚当了支部副书记，竟让这家伙顺利地入党了！尽管湖南岳阳的王志敏跟陕西蓝田的韩怀仁并不沾亲带故，但王股长扶持了赵参谋想要教训的人，无异于举起巴掌打了赵参谋的脸面。赵参谋心里不爽，显而易见。
果然，王股长前脚离开部队，新任的赵股长后脚就把我从机关“下放”到了施工连队。当然，这样安排绝不是让我“深入基层加强锻炼”之后实现我的“理想”，而是让我得到一番劳动改造之后复员回农村去“修理地球”。
坐了一辆给工地拉沙子的翻斗车，带上我的背包和一个装满书的炸药箱，我从海拔三千四百米的机关“下”到了海拔三千七百米的关角山，开始参与“打通世界最高隧道”的光荣工作。
下连队不到两个月，正当我咬紧牙关接受“考验”的时候，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到师政治部文化科报到——驻勤！
这真是天降福音啊！这福音告诉我：命运还有转机，还不到绝望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个机会是怎么来的。我只能在心里暗暗地感谢上苍。
迎接我的是宣传队创作组组长方涛敏干事。他三十岁左右，脸面白净，容貌和善，一见面开口就笑，一笑就让人觉得很亲切。他一见面就非常坦诚地对我说：“小韩，我本来不认识你，这次调你上来，是夏副科长提出来的。”
夏副科长？！夏副科长怎么就想起调我了呢？他知道我从机关下放到连队了么？
方干事继续说：“调你上来，主要任务是搞创作。今年（1976年）铁道兵要举行文艺会演，全兵种各大单位都在积极备战，都想拿最好的成绩。那天开会讨论分析形势，大家都认为咱们师宣传队的优势是在声乐方面——咱们有好几个嗓子特棒的演员，出独唱节目，个个都是呱呱叫的。可是参加会演都上独唱，肯定不占优势，独唱不可能都得奖，评奖顶多给两个。可是不上独唱节目，那么多好嗓子就有点浪费，优势反倒成了劣势。最后有人出主意：弄一个歌剧！如能创作一个歌剧出来，让不出独唱节目的演员演歌剧，既让演员展示了歌唱才能，还能以独特的表演形式出奇制胜。”
方干事说得很兴奋也很恳切，可我还是有些摸不着头脑：这跟调我上来有什么关系呢？
方干事也许看出了我心中的疑惑，他接着说：“可是目前创作组的几个成员都写不了歌剧，编故事写个话剧还凑合，写歌剧谁都写不好唱词。”
是的，没有唱词就没法谱曲，没有词曲还叫什么歌剧？
“这个时候夏副科长说，四十七团有个韩怀仁，去年在关角隧道和我待了一段时间，写过一个本子，唱词写得很不错。把他调上来一起搞歌剧创作，应该没有问题。”方干事说。
原来是这样！
可亲可敬的夏副科长，我们有将近一年时间没有见面了，他居然还记得我这个身材瘦小、其貌不扬的无名小卒，我心里顿时觉得无比温暖。
很快，我就又见到了夏副科长。他来给我们创作组开会做动员。他还是那样笑容可掬，还是那样语若春风，身上散发着特别强烈的亲和气息，一句话，一个眼神，就能让人很想把心窝子的话掏给他听。
夏副科长向我介绍情况，说：“小韩，你是创作组的新人，在你前边来了三位。这位兰州大学毕业的方干事是你们的组长，这位张佩麟张干事，是四十六团宣传股的文化干事；这位是四十八团宣传队的曹建成小曹，他跟你是同年兵，但他是西安的学兵，比你早到部队两年。你们目前一共四员战将。你来的任务，就是在组长的带领下，深入采访，用心创作，争取写出一个让首长和基层干战都满意的歌剧剧本。尽管他们三个都很有水平，而且比你资格老、资历长，但你也有你的优势，比如写唱词，他们都不一定超过你。所以一定要自信，不要有任何自卑感，放开手脚去写吧。”
这一番鼓励，让我感到很温暖，从而也对完成任务充满了信心。我在心里叮咛自己：一定要加倍努力工作，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我随着几个老创作员一起深入连队，深入工地，认真采访，苦心孤诣，焚膏继晷，精心构思……
结果如何呢？我只能老实地说一句：我没有辜负夏副科长对我的举荐，没有辜负他对我的期望：几个人共同完成的剧本，在铁道兵会演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也许正是因为有这点“贡献”吧，在演出队进京并在各部队巡演期间，我暂回连队等待，1976年11月，又一次走进创作组，继续“驻勤”。
1977年元旦刚过，演出队领导给了我一个任务：到西安给演出队采购一批演出服。
从西安采购回来，意外地从战友张相民那里得到消息：四十七团决定处理我复员。复员名单已经打印停当，相民在军务股里亲眼看见。
为了不致自己的人生就这样被那几个小小的权势者随心所欲地“处理”，我在相民的帮助下，拦车，加油，连夜赶路，终于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了夏副科长。
我详详细细地讲述了在团里的遭遇，讲了我和那几个可掌控我命运的“权势者”的过节。最后我说：“我来给您汇报的目的，就是想在您这里得到帮助。如果文化科觉得我没什么用了，那我就认命，今年就复员回家了。如果觉得我的这点能耐还有能用得上的地方，我希望让我在部队再留一段时间，并且希望把我的军事实力从四十七团调到师里来，将来即便最终仍要复员回农村，我也不想从整我的那几个人眼皮底下走。”
夏副科长在听我叙述的过程中，神情越来越肃穆凝重，眼睛里不时闪动着火一样的亮光。我说完了，他说：“今年是建军五十周年，全军从上到下肯定要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文艺创作肯定会有很多任务，正是要用人的时候，怎么能让你走？他妈的（他这样骂人，我从前还从未听到过），几个干部合伙整一个战士，什么意思吗？！你的要求不过分，走，我马上去给军务科长说一声，把你的实力调到师政治部来！”
他一边说，一边迈出办公室，径直向军务科走去。我跟着他，心里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一般——七上八下地嗵嗵直跳。军务科长会怎样说？他能答应夏副科长的请求吗？一月份的青海乌兰县，寒风刺骨，可是我的手心却出了一层汗——毕竟，这是决定我人生命运走向的关键时刻呀！
夏副科长进了军务科长的办公室，我站在门外头。我听到了夏副科长对军务科长说：“小韩是个创作人才，不能轻易流失。今年创作任务重，正要派大用场。他们团里几个干部整人，要处理他复员。所以文化科想把他调上来，不是驻勤，是把实力调上来。”
几乎不到一分钟吧，我就听到了军务科长打电话的声音：“因文化工作需要，把你们团的韩怀仁调到师政治部来。你们抓紧把他的军事实力转上来。”
所谓军事实力，就是个人档案等一系列手续。包括组织关系、供给关系等等。
夏副科长出门看见我，平静地说：“说好了，你的实力很快就调上来。今年不会让你复员了。下面你就安心工作吧。不用再担心其他事，努力多写点好作品。”
悬在心上揪得我心里发疼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到地上了。向夏副科长敬完礼，我转过了身子。我没有哭，但我眼里溢满了泪水。
如果把命运比作一列火车，那么，夏副科长今天的这番努力，等于在一个站点上给我扳了一回道岔，让我的生命轨道改变了走向。尽管我不知道这条路能走多远，最后的终点会是怎样的风景，但至少避开了已经分明看见的风沙浓雾。什么是知遇之恩？这就是！我当时心中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我要报答夏副科长对我的知遇之恩。而最好的报答，就是加倍努力地工作，拿出成绩来，让人们看看夏德安看中的这个战士确实不是一块废料！
办完调动的手续后，我立即下部队进行采访，搜集能够创作的素材。我去了天棚区域的四十六团，然后又到哈尔盖地区，深入到四十九团的基层连队。
有一天我正在连队食堂吃午饭，忽然接到通知，让我立刻返回乌兰（师部）。急如星火赶到乌兰后方知：我们师出了一个英雄——四十八团副团长梁忠孟回乡探亲途中，拦惊马救小孩壮烈牺牲，铁道兵和铁十师都要进行大力宣传。以解放军报驻铁道兵记者站著名记者白天氛为领队，西南指挥部文化干事刘英杰为副领队，组织了一支十八人的采访队伍，我就是这“十八员大将”中的一员。夏副科长给我交代的任务是，除了完成有关的通讯报道之外，回来还要写一个歌颂英雄的戏，让演出队演出。
问心无愧地说，我工作是十分卖力的。因为我一刻也不敢忘记我是一个曾经被处理复员的人，不敢忘记夏副科长给我争取来的这一命运转机。我不敢不努力，不能不努力！在将近二十天的采访过程中，白天我跑工地，跑连队，找干部，找战士，凡是可能对梁忠孟生前事迹有所了解的人，能找到的都尽量找。我不停地在采访本上记录，晚上回到下榻之处，挑灯夜战，加班加点。前前后后写了多少稿子我已记不清楚，但在最后打印出来成形的五十份材料（亦称素材）中，有十份是我写成的。白天氛记者和刘英杰干事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不同场合的口头表扬不用说，据当时和我关系很好的宣传科干事张风雷说，白记者还曾向政治部乔主任提到了我的提干问题，说是：“如果你们师不提拔的话，我打算把他带到北京去呀。”（听到这话，我心里又是一阵热流翻涌）通讯报道任务完成（署我名字在《铁道兵报》和《青海日报》上发表的稿子有三篇，还有两篇是我撰写而以被采访者名义发表的）后，我立即又写了一个独幕话剧《梁忠孟》。剧本刚交给演出队排演，《梁忠孟的故事》编写组（“西指”刘英杰干事牵头）又“金牌调银牌宣”地催我赶快过去工作。书稿完成后，1977年9月下旬，我和张风雷干事带着稿子上北京，向铁道兵政治部送稿审查并联系铁道兵出版社商谈出版事宜。10月1日下午，我们荣幸地跟随铁道兵文工团走进了天安门广场，不但跟着大伙唱了好多遍“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游击队里有一个华政委”，观看了各大单位文艺工作者的联欢演出，而且近距离“仰瞻”了英明领袖华国锋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的仪容与风采（我们在天安门城楼下，他们在天安门城楼上，要想“瞻”，就非“仰”不可），自己兴奋了足足有半个多月。
在天津又采访了一段时间后，我们从北京返回。返回时，张干事特许我在家休假一个星期。
就在休假的这一个星期里，我从广播里听到了“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的消息。这是一个令全中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消息，尤其是对那些心存大学梦想，却因种种政治原因不能跨进大学校门的青年人，简直就是天大的喜讯。这一喜讯自然也勾起了我的大学梦想。上小学时我就梦想着将来要考大学，可是史无前例的“文革”把我的梦想击了个粉碎。不要说大学，连中学都难得好好地上。现在有了这个机会，而且年龄放得很宽——三十多岁的人都可以报考，我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
归心似箭——不是回家，而是回部队。回到乌兰，我就赶到夏副科长家，向他坦诚地说：“高考制度恢复了，我想考大学。”
夏副科长一听，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又一如既往地微笑了一下，说：“有这个想法好哇。”
参加高考，实现大学梦想，这是我人生的又一个关口。当着对我有知遇之恩的夏副科长，我不应该有任何的遮饰和隐瞒，我要把心里所有的话都说出来。卑微也罢，崇高也罢，总而言之实话实说：“我想考大学，说到底就是想解决个饭碗问题。说白了就是我想把当农民的泥饭碗换成吃公家饭的铁饭碗。今年我当兵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可是提干的希望依然很渺茫。所以，我想考学，万一侥幸考上大学，依照国家现行的政策，基本就能端上铁饭碗了。”
夏副科长收住了脸上的微笑，郑重而诚恳地说：“说起饭碗，其实你的提干问题我已经给政治部乔主任提过三次了。乔主任对你的印象也很不错，答应如果有了提干指标就给文化科留一个，直说了吧，就是准备提拔你。你可能还不知道，把你的实力调上来的时候，我并没有放到宣传队，而是放在了政治部。为啥？就为了在提干时让你少一点竞争，少一点障碍。”
我心里非常清楚，宣传队里那些战士，或是好嗓子，或是好舞功，或是小号吹得出色，或是跟头翻得惊人，个个都有“两把刷子”，因而个个也都想提干。个个都想提，事实上又不能个个都提，所以每次有了提干指标，宣传队里的竞争就非常激烈。而军事实力放在政治部，相对而言，竞争压力就小得多。夏副科长这样安排，真可谓用心良苦！我心里又是一热，眼眶跟着也就有些潮湿。
来创作组工作这一年多时间，我从不同的渠道也了解到了夏副科长的一些情况。
他幼年丧母，十几岁就出去自谋生路。很早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是铁道兵政治部文化部的干事，曾经带着文工团出国到抗美援朝前线去慰问部队。他爱人蒋慰祖老师形象好、嗓音好、文化修养又高，是铁道兵文工团的歌唱演员兼报幕员。他们两人都是为部队的文化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人。可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有人说他可能是国民党的区分部委员”——顷刻之间他就成了“历史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这“有人”先生是谁？没有确切答案。“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也仅仅“可能是”！但在那个年代里，就凭着这捕风捉影、信口雌黄的罪名，他被隔离审查，被关进“牛棚”，很长时间不能和妻子女儿见面。再后来就被送到了“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蒋老师受夏副科长牵连，堂堂正正的正连职干部，竟被按战士复员处理。没有了工作，也没有了工资。一家人在“五七干校”苦熬了几年，终因那些罪名都查无实据，他又被“安排”到了铁十师四十九团，来到陕南修筑襄渝铁路。
夏副科长原本是兵部的副团职干事，现在被任命为四十九团后勤处的副处长，属于正营待遇。后来因为文化工作需要，才把他调到师部宣传科“帮助工作”。蒋老师因为“什么都没有了”，只好在安康市文化馆当临时工。修青藏铁路时，师部搬到了青海省乌兰县，他们一家也来到了高原。蒋老师因为在文艺领域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所以被乌兰县文化馆聘请去当辅导老师。但因为没有任何工作关系和手续，所以虽然干活比正式工还正式，但她依然只能是个临时工。那时节，蒋老师也许是因为劳累，也许因为长期承受内心的苦痛，总之身体出现了让人很忧虑的状况。有一度，严重的椎间盘突出折磨得她走路都十分困难。夏副科长自己受的冤屈未能申雪，还连累爱人从军官变成了临时工。孩子幼小，需要他关爱与呵护；爱人有病，需要他服侍和照料；繁忙的工作更需要他东奔西跑，上下应酬，时常还会遇到很多莫名其妙的阻力和压力。眼睁睁文化科的工作就是他全盘负责，可他却只能当个“副”科长而转不了“正”。就因了科长前头是个“副”字，政治部党委的很多会议他就参加不成，许多重大事项他就表达不了意见……
难哪，夏副科长本人的处境本就十分艰难哪！可是，就在如此艰难的境遇中，他仍然为我的前途那样操心，那样劳神！这是多好的一个大好人哪！
也许是惺惺惜惺惺吧，也许“同是天涯沦落人”吧，也许正因为自己受过“整”，所以就特别同情受“整”的人吧。总而言之，他成了我生命历程中的一个恩人，一个贵人！
令人惋叹的是，尽管夏副科长为我提干的事做了很多努力，偏这半年多时间，兵部竟没有给师里放一个提干指标下来。所以夏副科长说：“既然有了这个机会，你也有这个想法，我支持你考学。为了你的前途，从长远考虑，能考上大学当然最好。考吧，考上了，上大学；考不上，回头再说你提干的事。”
还有比这更让人心里温暖的话吗？我眼里的泪水，差一点又夺眶而出。
经过七天复习，1977年11月，我在乌兰县中学的教室里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感谢命运，感谢上苍，感谢国家的大好政策，感谢夏副科长不断鼓励我努力学习并给我提供这次考学的机会，我如愿以偿，终于考上了大学。虽然青海师范学院在全国很没有名气，但对我来说，依然是梦寐以求的辉煌的知识圣殿。1978年2月底，我怀揣着“人生新路通行证”一般的录取通知书，走进了青海师范学院的大门。
临报到前，我去和夏副科长、蒋老师告别。夏副科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好好读书，将来会有大好前程的。”
上大学一年多，我虽然和夏副科长的通信一直没断，但却一直没有机会见面相聚。
1979年5月，我接到了夏副科长的一封信，说是他已调动到长沙铁道兵政治学院工作，回来搬家，近日将到西宁，约我到招待所相见。
5月8日，星期二，上午上完课，我向班主任请了假，赶到了西宁火车站东边不远的铁十师招待所，见到了一年多未见面的夏副科长和蒋老师。他们万分感慨地向我述说了这一年多的苦辣酸甜：四人帮粉碎了，罩在人民头上的极左阴云渐渐被驱散，连蒙冤二十二年的右派都平反了，夏副科长和蒋老师觉得自己这十多年蒙受的冤枉和委屈也该讨个说法儿了。于是他们给老单位（铁道兵政治部）写信，给老首长、老同志写信，请求把当年加在夏德安头上那莫须有的罪名洗清了，对蒋慰祖无辜受牵连而受的不公正待遇予以纠正。那个“有人”先生也终于良心发现，出具证明材料，说是“文革”初期，造反派整他，要他检举揭发暗藏的阶级敌人。他为了保全自己，就像疯狗一样胡咬乱攀。所谓“夏德安是国民党……”云云，全是他信口雌黄的诬陷。
终于水落石出，终于清浊明辨，终于拨云见天——泼在夏老身上的脏水彻底清洗干净了，受夏老蒙冤牵连的蒋老师的问题也顺理成章地得到了纠正——恢复蒋慰祖的军籍，补发十年的工资，按副营职务转业地方。夏副科长则调动到长沙铁道兵政治学院任宣传处处长。“文革”前就是副团职务的夏老，经过十三年的煎熬，终于熬成正团了。他职务前头的那个“副”字，终于去掉了。
十年冤屈得以昭雪，夏老和蒋老师回首往事时虽然仍不免伤感，但欢欣喜悦还是溢于言表的。毕竟，压在头顶的石头被掀掉了。国家重见光明了，家庭重见光明了，确实是值得庆幸的事啊！
能和恩人分享他们苦尽甘来的快乐，我心里自然也是满满的快乐！临别时，我把专意买来的一本相册送给夏老，扉页上，我写上了尽管没有文采但却满含深情的一首诗：
别夏老赠言
常恨口中言谫陋，不及腹内意深沉。
今朝挥手分离去，难尽脉脉万重心。
眼从湟水望湘水，心向长沙追故人。
不盼年年相聚会，唯愿辈辈是知音。
我知道，山阻水隔，年年聚会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但若能“辈辈是知音”，那就是人生最大最大的幸福了！
夏老到长沙以后，我们一直音问未断。1981年农历10月28日，是我母亲逝世三周年祭日，我从青海回到了西安。凑巧夏老也到西安政治学院参加一个学习班。得到消息后，我到政治学院去看他。夏老对我的前途十分关心，他问我：“提干的事自己有些啥准备没有？”
我说：“这还准备啥呢？按照现在的政策，所有大学生毕业都包分配，且都是干部身份。我大学毕业回去，顺理成章就应该是干部。这还用担心吗？”
夏老一听就急了，说：“小韩你可千万不敢大意。我听说咱师里有好几个上大学的战士，毕业后没有提干，竟按复员处理回去了。你一定要找有关人员问清楚，找到有关文件，千万不敢这么大大咧咧的。”
听夏老这么一说，我也有些发毛了。尽管在心里不断给自己打气说，不会的！不会的！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绝对不会按复员处理的！但在没有看到相关文件、没有得到正式命令的情况下，“干部”这两个字对于我来说依然只是一个美丽的梦幻啊！于是我不敢怠慢，第二天就买了从西安到兰州的长途汽车票——由于塌方，陇海铁路中断，据说要恢复通车还得一个星期。为了赶路，我只好坐长途汽车，先到兰州，然后再转火车回西宁。
到校后第二天，我就直奔青海省军区干部处（上学期间，我的供给关系、组织关系等，转到了省军区），询问我们毕业后的去向和待遇。干部处处长接待了我，非常热情地给我拿出了三总部（总参、总政、总后）联合下发不久的文件让我看，并问我：“你是哪年入伍的？”我说：“1972年底。”处长很高兴地告诉我：“像你这样已有十个年头兵龄的战士，按文件规定，回去职务定副连，级别定二十二级。”
这消息让我万分欣慰，一颗悬着的心又一次稳稳当当地落到地上了。我赶紧给夏老回信，把听到的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
夏老自然也很高兴。他对我的前途也完全放心了。尽管回部队后在待遇问题上也还节外生枝地出了一点小故事，但总体来说，形势大好——梦寐以求十多年的“铁饭碗”总算热乎乎地端到手上了。我几次在梦里含着眼泪对母亲说：“妈，您一直盼儿子能端上公家的饭碗，现在儿子端上了，这得感谢我的夏副科长。”母亲很恳切地叮咛我说：“你一辈子都不要忘了你的恩人！记住！噢！”梦醒时，我的眼角挂着泪，母亲在梦中的叮咛，我也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夏老以正处级干部离休后，住到了郑州铁道兵干休所休养。我也于1983年5月调到了西安二炮工程学院。每逢有到河南出差的机会，如果不是单位要求必须尽快赶回，一般我都要到郑州去看望夏老和蒋老师（她随夏老调到郑州后，在郑州铁路局生活处分管郑州局幼教工作）。见他们生活得很幸福，三个孩子都特有出息，事业都很成功，日子都很红火，我除了为他们全家祝福外，也常感叹：“真的是好人有好报！”从古至今，至理名言啊！
我多次去看望夏老，见他虽然也明显地苍老了，但身体总体看还相当不错。笑容还是那样慈祥温暖，声音还是那样亲切响亮，而且每天坚持看书看报，兴致来时也会提笔写一些诗文。2008年12月我去看望他时，他兴致勃勃地拿出了去年（2007年）蒋老师七十寿辰时他特意写的“贺寿诗”让我观览：
七秩寿赞
爱妻慰祖生于1937年12月15日，今国盛家齐又逢七十大寿之喜，感其恩德，为人正派贤惠耿直，特赋七言四阙以表祝贺兼作纪念。
人生难得一古稀，且逢盛世又家齐。叹我南北征战紧，里外劳累欠亲伊。
入世家运便遭屈，由此负重谋自立。廉俭敬业嫌浮躁，寒暖先人后薄己。
群妖鼓噪一时奇，无怨无悔伴五七。磨难熬到天明日，予期终将有今夕。
喜看阳光洒大地，乐见和谐心自怡。苦尽甜来堪欢唱，百岁再歌迎春曲。
德安亲笔 2007年12月 郑州
经历过许多的苦难，忍受过很多的委屈，但夏老始终能以一种乐观、达观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不幸，我心里曾十分坚定地认为：以这种心态应对生活的人，即便不会超过百岁之龄，过上九十大寿应该没有任何问题。然而，2013年2月2日中午12点左右，我接到了蒋老师从郑州打来的电话，她在电话中哭着告诉我：仿佛听到一声晴天霹雳，又如同头上挨了一记闷棍，我的脑袋一下子蒙了，“啊？”了一声之后，握着电话发愣，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蒋老师哽咽着说了夏老的病情，说是全家人和医院也都竭尽全力了，但谁都无力回天……
我说：“我马上赶到郑州去。”
放下电话，简单收拾了一下行囊，我立即打的赶到了西安北站，坐上了开往郑州的高铁列车。
下午4点多，我走进了郑州市伏牛路干休所夏老家中，拉着蒋老师的手，听着她痛彻肺腑的哭声，我不由得泪流满面。看到灵堂前夏老的遗像，他那温暖如阳光、和蔼如春风的笑容，我看了真想放声大哭，怕引得蒋老师更加悲痛，就强忍着哭声，深深地向夏老行了三个鞠躬礼。
2月3日上午，我们在殡仪馆向夏老做最后告别。那天，天上下着雨，料峭的寒风吹着雨丝，让人心里倍觉哀伤。这雨，是老天爷的眼泪啊！老天爷也在为这个好人离世而流泪啊！一个大好人——一辈子从不害人、整人，而只想着帮人、助人的大好人去世了，老天爷能不垂泪吗？我忽然想起了鲁迅《悼杨铨》里的句子：“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夏老关心帮助过很多人，那些受过他恩惠的人也都没有忘记他。当年在演出队吹黑管、现在是四川省人大秘书长的郭来宝乘飞机从成都赶来了，代表他夫人彭庆英（也是当年的演出队员）向夏老表示深切的哀悼。当年曾是长沙铁道兵政治学院宣传处干事，现在成了四川省副省长的魏宏，也让他的夫人赶到郑州，代他向夏老恭致哀思……
夏老生前曾有一个愿望，很想到西安来一趟，见一见当年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和战友，可惜因为身体原因，一直未能成行。2014年3月20至26日，趁着大女儿夏青来西安公干时可以抽出时间陪她，蒋老师赶到了西安。她一是想见见分别多年的姜宗农、贺介辉、方涛敏等多位老战友，替夏老了却一桩心愿；二是，蒋老师小时候一家人曾在西安住过好多年，她也想来看看当年的故居故址，重新品一品少年时代的人生况味。那几天，蒋老师很兴奋，十多位老战友欢聚一堂，有回忆不完的往事，诉说不够的话语，抒发不尽的情怀。十多位老铁道兵一起参观了我们火箭军高等学府的校园，一起上洪庆山品尝了水泉山庄的“农家乐”。此后蒋老师又看了西安古城墙，转了大明宫遗址公园和坐落于浐灞水畔的“世博园”。我们转着看着，走着说着，时不时就会谈起夏老，仿佛夏老一直就在我们身边，陪着我们一起在游玩观览。看着蒋老师渐渐从夏老离去后的悲伤心境中走了出来，战友们心里都感到十分欣慰，同时也替夏老欣慰。和蒋老师相亲相爱、相濡以沫、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夏老，他盼的不就是蒋老师能够幸福快乐地生活吗？
为了让蒋老师的晚年生活过得幸福且别有境界，她的三女儿夏放要接母亲到美国去住一段时间。因为出国时日的限制，蒋老师和孩子们商量，把夏老三周年祭日的时间略提前了一点，放到了2015年12月14日。那段时间我在深圳帮二女儿带孩子，确知追思时日后，12月13日我从深圳乘机飞郑州，14日上午同夏老的亲人们一起到陵园举行了祭奠仪式。虽然夏老已经离去三年了，但是亲人们回忆他的生平时，依然是悲声不断，泪雨滂沱。蒋老师难过得几欲昏倒，所有在场的亲人都气噎喉堵。我的胸中亦被悲痛塞满，任凭热泪在面颊上流淌，伴着哀伤的秦腔音乐，我给夏老唱了一段怀念烈士的秦腔。望着夏老的遗像，我说：“夏老，您给我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精神品德，也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只是我对不起您，早就说要写一篇感恩的文章呈奉在您面前，可是直到今天，却还没有完成……”
此刻，这篇文字似乎可以画上句号了。但是，我知道，关于夏老的故事，我还远远没有写完……
夏老，我的恩人，愿您在高远的天堂里快乐、欢欣！
2015年12月 草撰
2016年7月 改就
来兄离去，我想起了……
——大学同窗来盛福生活点滴记忆
2016年2月27日晚上，当我在手机里看到宏伟所发微信中“悼念来兄”那几个字的时候，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在脑袋嗡地响了一声之后，我死死地盯着手机屏幕，心里说：不可能吧？怎么可能呢？过年时他还在微信群里发红包，前几天还在微信里说身体好多了，准备2017年参加在青岛的同学聚会呢，怎么突然就离世了呢？
然而，残酷的事实告诉我：这是真的！
来兄真的走了……
2015年11月，参加完同学“广东聚会”后，因要帮二女儿看孩子，我和老伴带着孙子到了深圳。深圳有一位战友知道我爱唱秦腔，就介绍我认识了“深圳福田区秦腔协会”的朋友。2016年2月27日是个星期六，正是协会活动的时间，所以我吃完饭早早就赶到了那个活动站。唱戏的地方锣鸣鼓响，震耳欲聋，手机铃声一般很难听到，偏偏那天我的手机又忘了充电，没到下午，就自动关机了。整整一天，既没听到电话也没看到微信或短信。夜里十点多回到家中，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给手机充电。待电量可供手机运行时，我先打开了“七七级老同学”的微信群，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宏伟悼念老来的微信。
我的头真像被谁敲了一棍似的，登时就蒙了。我赶紧把聊天记录往前翻，发现前头已有好多同学表示了对来盛福老兄（师）不幸去世的哀悼。在娅楠发的微信里我看到了这样的内容：“短信班长也没回，可能没打开手机。”我连忙又翻信息栏看，果然看到娅楠18点46分曾给我发过两条短信：“班长，电话没接，很忙吧？我收到一个关于来大哥的信息，想确认一下。”“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可能是真的。”
我立即给娅楠回了短信，说了我的吃惊与悲痛，娅楠回复说：“看到来兄儿子发来的信息，我不太相信，给您打电话想确认一下，没打通时，就看到来兄朋友圈的信息了，我想可能是真的了。太难受了！心里……很悲伤……”
是啊，那么好的一位“同学大哥”就这么“冷不防”地走了，哪个同学不悲伤啊！
接下来，我又阅读了来兄儿子发来的讣告：
先父来盛福于2016年2月26日因病在天津市肿瘤医院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不知不觉，我的眼角淌出了泪水。我呆呆地坐在床沿上，回想着来大哥那忠厚、亲切、和善的面容，陷入了哀痛的沉思。有资料称：当代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是74～75岁，忠厚善良的来盛福大哥，怎么六十八岁就走了呢？来大哥是一个多么热爱生活、多么热爱生命的人啊！曾经，凶狠的死神想要把他强行拉走，可他硬是凭着极其顽强的意志，和死神搏斗了整整十年哪！
2006年，元旦刚过没几天，我接到了来大哥的一个电话。说是青海的医生已确诊他是胃癌，需要手术治疗。为了进一步确诊并且得到更好的治疗，他现在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的西京医院来了。他问我在医院有没有熟人，他想找一个医术高明的教授给他做手术。
尽管我在西京医院没有熟识的医生，但我们二炮干休所的所长却是和我关系极好的战友。因为经常护送离休老干部去治病，他和西安的几家大医院都相当熟悉，找他，肯定能有办法。果然，他听了我的愿望后，立即找来了他们所里的刘军医。
刘军医也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他二话没说立即打电话联系，几分钟之后就答复说：“我的同学是四医大的教授，手术水平在西京医院普外科绝对一流。他已答应，所托之事，一定尽心尽力。你让你那位同学找他就是了。”接着就把那位教授的电话号码给了我。
很快，来大哥的电话回过来了，说手术时间已经确定，他想在手术之前和我见个面。
第二天，上完两节课后，我从学校赶到了西京医院。也许正赶到“饭点儿”了吧，来大哥和他的妹妹、妹夫在西京医院大门外接到了我，没等我询问手术准备情况，他抢先开口说：“咱们先一块吃饭，吃饭的时候慢慢说。”进了饭馆趁着等菜的工夫，来大哥告诉我：“刘军医托的那位教授和我见过面了，人特别好。但不是他给我做手术，而是另外一位教授。”我很意外，忙问是什么原因。他说：“在给你打电话之前，我已经挂了教授门诊号。原以为住院很难，想让你找个熟人先住上院，然后再托水平高的教授做手术。没想到接诊的教授给我诊断之后，很快就给我办妥了住院的有关事宜。好像医院有个规定，哪位教授接诊，就由哪位教授主刀手术。”我有点急了，问他：“刘军医托的那教授不帮忙吗？”来大哥说：“那教授人好得很。他主动找到了我，问了我的病情，还和那位教授一起研究了手术方案。他让我尽管放心，说那位教授不但和他关系很铁，而且做手术也只会比他做得好，所以叫我不要有任何疑虑。”说完这些，来大哥略带遗憾与歉疚地说：“要是我不急急忙忙地先挂号，而是先和你联系就好了……现在这样，有点辜负你和那位刘军医……”
我忙安慰他：“咱托熟人的最终目的，不就是为了找个既负责任又有水平的医生把病治好吗？现在咱托的教授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也就跟他亲自给你做手术一样。最后你的病好了，就谁也没有辜负。别想那么多，安心配合医生治疗就是了。”
他妹妹和妹夫也都附和着劝他：“韩老师说得对，你别多想，明天好好配合医生就对了。”
因为刚做过手术的病人头几天不宜探视，所以我在来兄手术五天以后，和正在四医大附近一所高中补习的儿子一起到病房去看他。知道此时给来兄带任何食品都没有实际意义，所以我只让儿子买了一捧鲜花。术后的来兄虽然还很虚弱，但神志很清醒，心态也很乐观。当儿子捧着鲜花对来大哥说“祝贺伯伯手术成功，祝愿伯伯早日康复”的时候，来大哥脸上荡漾着幸福的微笑，眼角上也浮起了激动的泪花。说是要对我儿子表示奖励，硬拉着他的手塞给他五百块钱，让他去买学习用品。
后来多日，因为课多事忙，我没顾上去看来大哥。等稍有空闲想再去看他时，他竟已经出院回到西宁了。我在电话里怨他出院咋没说一声，他说：“知道你事情多，不好意思再打搅了。”
坦白地说，在来大哥治病的过程中，我只在他手术后探视过一次，对他的关心实在是太少、太不够了，后来我常为此而内疚不已。所谓的帮忙，也仅仅是跑了几步路，说了几句话，而所托的医生最终还并未亲自给他做手术，这算帮了个什么忙啊！可来大哥却经常在电话中感谢不已，使我内心很是惭愧。
2009年，我的外孙出生了，他得到消息后简直和我一样高兴，先是给孩子寄来了两身衣服，隔了一段时间还专门让他儿子在网上买了一个会唱歌、能舞蹈的电子玩具狗。他在电话里说：“这是我在网上相中的，让儿子网购的，小外孙一定会喜欢的。”三天后我们收到了礼品，不光外孙子高兴得不得了，全家人都被那只玩具狗狗逗得乐不可支。小外孙若是哭闹，只要狗狗唱起来、舞起来，他马上就会止住哭声，兴致勃勃地看着小狗嘿嘿地笑。如今外孙长大上小学了，那只狗狗又成了我孙子韩元熙（小名蛋蛋）特别喜爱的伙伴了。
2011年，为筹备我们毕业三十周年大聚会，我到西宁去和同学们商议有关准备事项，来大哥是我们那次“议事会”的专职摄影师，精神状态非常好。我临回西安时，他又特意买了虫草、鹿茸等好几样珍贵的礼物，非要我收下不可。见我推辞，他说：“你要不收下，往后咱就不要来往了。”
没办法，我只好收下。看着那些礼物，我心里热乎乎的特别感动。来兄所做的这一切，充分说明了他是一个特别重情意的人，是一个把别人微小的帮助也当作深恩大德看待而且还要倾情报答的人！什么是“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他的行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示范！老来真是个朴实、善良、忠厚的老大哥啊！
当年在校上学时，以年龄大小论，老来应是全班男生中的“大哥大”。张素丽是他曾经教过的学生，班委会成员也都是他“弟妹级”的同学，可他从没“倚长卖大”地摆老资格，始终以身作则，支持班委会的工作。
1980年他结婚时，班上好多同学到家去表示祝贺，来大哥欢喜得满脸放光，拿出家中最好的饭菜来招待大家。特别是那“青海味儿”十足的羊肉揪面片，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美好印象，至今想起那滋味来，还不由得舌下生津、馋涎欲滴。
2011年聚会时，病愈之后的来大哥简直像个小伙子似的，脖子上挂着照相机，一会儿登高坡，一会儿上低坎，照了这一拨，又照那一群，给同学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
2013年西安聚会，在金丝峡游览时，我隐隐地感到他的身体状况似乎已不如2011年，但他仍然非常快乐、不知疲倦地跟大家一起爬坡过涧，用他的相机记录下了那一个又一个欢乐的时刻、激动的场景。
西安聚会之后，我和来大哥再没见面。当“2015广东聚会”即将举行时，他却在天津住院了。电话那头，他用虚弱的声音说：“今年的聚会我大概去不成了。”接着简要地说了他这次发病的经过：那天他一个人在西宁的家里，突然昏厥就不省人事了。幸亏妹妹们早就和他约定，每隔一两个小时和他通一次电话，以此来判断他的安危。妹妹打他的电话无人接听，便急忙约亲人们赶到家中，这才把他从死神的手里抢了过来。他还半开玩笑地说：“要不是亲人们发现得及时，我可能已经和大家‘拜拜’了。”后来，儿子不放心他一个人在西宁，就把他接到了天津治疗。我问他治疗情况怎样，他说再住一个礼拜就可以出院了。
哪知道……
来大哥走了，同学们都十分难过。群里的同学几乎都在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表示了沉痛的哀悼。宏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托身在西宁的赵宗福、张银生两位同学代表全班向来大哥致以奠仪。宗福和银生不负重托，亲自到来大哥的灵前吊唁，并送上了花圈和一千元钱，表示了全班同学的心意。王湘江虽没赶上和宗福、银生同去，但却在吊唁后把宗福、银生代表全班敬献的花圈及吊唁现场拍了照片，并及时发到了微信群里，总算让同学们沉痛的心情得到了些许安慰。
来大哥走了，我想起了许多往事，拉拉杂杂写出这些，算是对来大哥的告慰吧。
来大哥啊，你的在天之灵应该看到了：同学们没有忘记你，大家都想你，念你，追怀你！那个世界如果有微信，我想你一定会在“群”里看到同学们对你的情义的。看到了，你也一定会像往常一样，露出憨厚、实在、欣慰的微笑。
来大哥，走好！
2016年3月18日凌晨 草成
2016年3月21日午后 改就
三张光碟
——回忆孟祥斌的一件往事
2007年12月3日下午，我去给“专升本”队的学员上写作课。当课代表钟福明（一个很有文才、对工作也极负责任的学员）迎接我时问我：“比我们高一级的专升本队有一个学员叫孟祥斌，今年6月刚毕业，不知教授给他上过课没有？认识他不？”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记忆力是越来越差了。常有这样的情形，当我想向学生表示亲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时，学生总会笑着说：“老师，你都问过五遍了。”为此我很尴尬，也很惭愧，但却无可奈何。
孟祥斌这名字我隐隐约约有些印象，但长得什么模样，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只好说：“好像教过，但现在记不得了。他怎么啦？”
钟福明说：“他牺牲了。”
牺牲，意味着一个有价值的生命从世界上消失了。近十余年间我已不止一次听到我教过的学生牺牲的消息。为那些年轻生命过早逝去我曾惋惜过、伤感过，也写过几篇文章。但是，近三十年间，我已体验了很多次和生命告别的苦痛：先是慈祥的母亲，后是勤劳的父亲，接着是虚龄仅三十八岁且死得很惨的三姐，再后来就是大姐夫、大嫂子、二姐夫还有六七位四十刚出头就匆匆离去的好战友……除了母亲去世突然和三姐死得悲惨使我感到了一种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的痛楚之外，说实话，随着参加葬礼次数的增多，牺牲、逝世、死亡等词汇，几乎已不能让我感到震动、惶悚，甚至惊讶了。所以我平静地问：“怎么牺牲的？”
钟福明说：“为救一位轻生投江的女子，他从十米多高的江桥上跳进……”
不知怎的，我的心竟不由自主地震动了。尽管对生命的诞生与死亡已有些麻木，但听到一个年轻军人为了搭救一个并不相识的人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时，我的心弦还是猛烈地震颤了。
虽然一时想不起他的模样，但还是为这个学生是从我们学院走出去的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在课堂上，我向学生抒发了这样的感慨：“鲁迅先生曾经称赞那些‘埋头苦干的，拼命硬干的，舍身求法的，为民请命的人’为中国的‘脊梁’，我们曾经培养过的孟祥斌就算得上是一个‘脊梁’式的人物。寒冷的冬天，刺骨的江水，一旦跳下去，也许既能救了别人自己还安然无恙，但，也许从此一去便不复返。可是他跳下去了，从十米多高的桥上跳到江水中去了，为了一个原本和他并不相干的生命。这不就是‘拼命硬干’的精神吗？”
感慨抒发完，我依然没有想起孟祥斌的模样，也没有想起他和我有过怎样的交往。
12月7日下午，学院在大礼堂举行孟祥斌事迹报告会，由他的同学、队长、毕业设计指导老师回忆他生前那些感动人心的生活片断。当我在投影屏幕上看到那个英俊帅气的小伙子时，觉得面熟，觉得仿佛有过交往。但什么交往呢？仍没想起来。
晚上，我坐在电脑前准备写作，打开了钟福明为我从网上下载的有关孟祥斌事迹的报道，有文字，有图片，也有影音资料，当看到孟祥斌的妻子“叶庆华”三个字时，脑子里突然闪过了一道电光：我想起了一封信——叶庆华给我写过的一封信。我赶紧走到客厅打开存放碟片的抽屉，找到了两盘“江西赣剧精选”碟片，在一张碟片的盒子里，找到了叶庆华的那封信……
至此，我和孟祥斌接触过的那些片断一下子全都连缀起来了。
2006年5月，我的个人专辑《大校吼秦腔》由陕西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后，我曾在课间休息时给学员播放过几个片断。下课后，一个浓眉大眼英气勃勃的学员来到我面前，高兴地说：“韩教授，我想买你一张光碟。”
我自然也高兴，问他：“你很喜欢听秦腔吗？是陕西人吗？”
他很谦虚地笑了笑，说：“我不是陕西人，不懂秦腔也不懂其他戏曲。可我爱人是个戏迷，她特别爱戏，我想暑假时把你这张碟带回去让她看看。”
由于要给碟片上签名，于是我知道了他叫孟祥斌。
暑假后开学不久，有一天下课我正要往回走，孟祥斌又来到了我面前，递给我两张光碟，说：“韩教授，你的碟片我爱人看了很高兴。她还给你写了一封信，要向你请教戏曲方面的问题。同时她还专意买了两张江西赣剧的碟片，让我送给你。”
接过碟片，我说：“非常感谢，请代我向她问好。我回去一定认真看。”
回家后，我先打开了叶庆华的信：
韩老师：
你好！请原谅我的冒昧打扰。我是个地方戏曲爱好者，但对秦腔知道得太少，故向你请教：秦腔是陕西省的省剧吗？秦腔起源于秦朝吗？它由几声组成？又与哪些剧有“血缘”关系？
我认为……
叶庆华很有才气也很虚心，信里谈了许多关于戏曲的问题，但惭愧的是，我因为太忙而小叶所问的问题三言两语又说不清，因而也就没有及时回信。两张碟片我都看了，一张叫《龙凤钗》，一张叫《情义冤仇》。剧情都引人入胜，而赣剧的唱腔特点，通过对这两张碟片的欣赏，我了解得也更深入了些。我打算稍空闲时，写一封长信回答叶庆华的问题。然而还没等我把想法变成行动，孟祥斌和叶庆华却出乎意料地一起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原来，国庆长假期间，叶庆华带着孩子到西安来看望孟祥斌，仍然惦记着向我询问有关秦腔的问题，两人亲自登门求教来了。
我们究竟谈了多长时间，说了哪些问题，我的记忆都模糊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每当这种场合，总是“好为人师”的我说得滔滔不绝，而来的人插不上几句话。还有一点也可以肯定，那就是叶庆华和孟祥斌都对我极尊重，听得极认真。尤其是孟祥斌，当小叶和我谈论戏曲的有关知识时，他很少插话，但始终带着憨厚的笑容，睁着明亮的眼睛，静静地、认真地倾听着。
说实话，因为来找我的学员比较多，加上我的记忆力衰退，所以谦虚、真诚的孟祥斌、叶庆华和我的这次交谈，我几乎忘记了。但是，当孟祥斌的英雄事迹感动了金华市、感动了全中国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这两张光碟和这一封信，看着这碟和信，我心里久久地不能平静。这碟和信究竟透露着怎样的信息，折射着怎样的精神呢？
我想，首先当然是爱——孟祥斌对妻子纯真而高雅的爱。但，更重要的，我觉得折射出了一种精神：认真。把一张秦腔光碟从西安带回弋阳交给妻子，再把两张赣剧光碟从弋阳带回西安专程交给老师，在没有得到老师“答复”的情况下，夫妻双双到老师办公室登门求教，这每一个细节不都诠释着“认真”二字吗？对妻子爱得认真，对知识也追求得认真。
孟祥斌牺牲后，我常常想，在整个救人的过程中，假如孟祥斌在“认真”二字上稍稍打些折扣，他就可以换成别的方式：打110，高声呼喊，从江边下水以给自己增加安全系数……这样，他既能保全自己又仍然不失高尚……
然而，他只选择了一种方式。他知道时间就是生命，能早一秒跳进江中，那在波涛中浮沉的生命就多一分生还的希望。他把共产党员的责任“认真”了，他把革命军人的使命“认真”了，他把舍己救人的崇高品德“认真”了，所以他喊了一声“来不及了”就义无反顾地跳进了冰冷的江中……
从三张戏曲光碟我联想了很多，但我觉得这联想既不是附会，也绝不牵强。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认真，无论对一个党还是一个人，都是无价之宝。
2007年12月30日
刊于2008年2月19日《火箭兵报》
文化入骨蔼然如春
——回忆我与国波团长的几次交集
我1972年12月走进铁十师四十七团的时候，就听老兵说过：我们的团长（当时称部队长）名叫国波。不过那会儿我觉得这个名字跟我的距离非常遥远——团长，那是多大的官啊！单是一个连长，就让我觉得高不可攀呢，更何况管着好几千人的团长！我这样一个刚由农村青年变成解放军战士的新兵，怎么敢奢望和团长面对面地说上几句话呢？
我怎么也没想到，一年之后，这奢望居然变成现实了——因为我由施工连队调到团机关当了收发员。收发室就在团机关院子，自然和团首长能天天见面。原来没有近距离接触时，觉得这些首长都高得像天上的星星，只能仰望，无法亲近。及至近距离和他们在一个小环境里生活工作时，才觉得他们都是实实在在普普通通的凡人。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喜怒哀乐，也各有各的个性。国波团长给我的印象是：虽然不苟言笑，但却和蔼可亲。在机关院子里，几乎没见他和哪个干部或战士说笑，但也没见他板着面孔训过人。尽管我并不知道他的学历，但是凭直觉我感到他是一个有文化或者喜爱文化的人。果然，1974年第一期的《连队文艺》（师政治部办的一个内部刊物）诗歌专号上，就发表了他的一首诗歌，证明了他确实是有文化的人。能写诗并且写的诗还能发表，他能不是个文化人么？当然，在刊物目录里看到“国波”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心里除了对团长更为敬重之外，还突然生出了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因为这期“专号”也发表了我的五首诗。我的诗能和团长的诗发表在同一期的刊物上，说明在诗歌文化的园地里，我跟团长是可以平起平坐的“诗友”呢！对于一个刚刚入伍一年的战士来说，这是多么荣耀的事啊！紧跟着的，就是一种亲近感。通过诗歌，我觉得和团长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不是有个成语叫“惺惺相惜”吗？团长既然爱诗，爱文化，想必对像我这样也爱诗的人会另眼相看吧。
果然，1976年2月，我和国波团长不仅有了真正的近距离——两人面对面，相距不到一米——的交谈，而且这次交谈让我感到温暖，也给了我一种不断奋斗的动力。
那是我人生道路上一次重大转折，铭心刻骨，我一辈子难以忘怀。
在和国波团长面对面交谈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军务股的林参谋发生了一次较为激烈的语言冲突（当然，没有骂人，也没有一个脏字，只是情绪激烈而已）。不过，这次冲突更深的根子却是扎在1974年的8月间，我和我的顶头上司——通信股赵参谋之间的一次争执。
那次争执的过程，在本书《写不完的故事——感恩夏老》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叙述，这里不多重复。争执所引起的最终后果，就是当赵参谋刚刚被任命为赵股长，他就“按照革命工作的需要”，安排我从机关下连队。
当时部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机关兵下连队，只要没犯过什么错误，一般都下到汽车连或卫生队，顶不济也到机械连、修理连，为的是能学个一技之长，将来复员回农村好歹也有个手艺。只有表现极差或有较大劣迹（如偷盗、贪污、不正当男女关系等）的机关兵，才下放到施工连队，多少有点“劳动改造”的意味（谁都不这样说，但却都心知肚明）。而新任赵股长对我的处理意见是：回到原来的连队——正在路基工地上施工的十三连。
说实在话，对于这样的处理，我不仅很失望，而且很难过，甚至很愤怒。
偏偏那天又出事了。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警卫排的老乡李建民（原临潼县西泉公社人）在他站岗的时候，离开岗楼走了三十多米，来到收发室给我还一本书，结果偏偏让军务股查岗的林参谋给抓住了。李建民知道大事不好，连忙紧张地解释说：“我给小韩还书来了。”
建民的紧张我完全理解——他下午刚刚被支部大会通过入党了，随意离岗的错误极可能让他的党员又变成水月镜花。我连忙指着桌上那本书作证：“就是。他给我还的就是这本书。”
我的话刚出口，林参谋立即勃然大怒，伸手在桌上狠狠地拍了一下，大喊一声：“没有问你，谁要你来多嘴的？！”
也许是心情不佳肚子里本来就憋着一股火吧，他这一声吼一下子把我的火也点燃了。我也提高了嗓门说：“我主动给你说说情况行不行？”
这一下，火全引到我身上来了。林参谋的声音更高，桌子拍得更响，而我居然质问他：“你身为干部，能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向你反映情况的战士吗？”
言来语去，林参谋竟然被我问得也有些反不上话来了。他愣了几秒钟之后，大声说：“我管不了你，咱们找团长去！”
就这样，晚上十点多了，我们三人（林参谋、管理股余管理员和我）来到了团长的房间门前。
林参谋敲门，得到团长允许后我们进入了他的卧室。团长本来已经睡下了，听林参谋说有重要情况，就披上棉衣靠在床头听汇报。
林参谋说：“我从大门口经过时，发现岗楼里没人，结果在收发室见到了那哨兵。我本来要批评的是那个哨兵，可是小韩却跟我大吵起来。”
团长问我：“是这样吗？”
我说：“小李到我屋里还书是事实。说到吵架，是因为我刚张口说明情况，林参谋就拍着桌子大声训斥我，我没压住火气，就争起来了。”
团长问：“还有别的情况吗？”
我说：“没有了。”林参谋也说：“没有了。”
团长说：“那好吧，你先回去。”他的声音是沉稳的，平静的，没听出来温和，但也没听出来恼怒。
走出团长的屋子我却并没有走，站在窗外，我听到了林参谋重新向团长进行汇报，他历数我的种种“劣迹”：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老乡观念严重，自由主义泛滥，喜欢背后议论领导，上班时间在屋子里唱歌，有时还让下边连队的战士在收发室里住宿……在他的表述里，韩怀仁就是一个品质很坏的兵，不说十恶不赦，起码也是个应该给予严厉惩处的货色。
也许是余管理员实在听不下去了吧，他插了一句说：“其实小韩平时表现还是很不错的，本职工作做得很好，没有出过差错，还经常到炊事班帮厨、打扫卫生，卸煤、储存冬菜，全是自觉自愿地义务劳动。真的表现挺好，只是今天晚上有点反常。”
林参谋“哼”了一声，说：“还不是因为叫他下连队，闹情绪呗！”
团长问：“他原来是哪个连的？”
林说：“十三连的。”
团长略沉吟了一下，说：“那就还让他回十三连吧。”
听到这里，我知道想下汽车连、卫生队、修理连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于是便转身离去，回到了自己的屋子。
我的心全冷了。唯有的一点温暖，就是那位善良的余管理员还说了几句公道话、良心话，让我又一次在背后听到了从别人嘴里说出的关于自己的好话。我很感激余管理员。
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想到的东西大概比我前二十年思考的总和还要多。我想到了缺吃少穿的少年时代，想到了艰难的中学生活，想到了一场“文革”彻底打碎了的大学梦，想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大哥轻率离开兰州炼油厂回到农村以后家中发生的一系列矛盾，想到母亲因自己没有一个儿女能端上国家的铁饭碗那失望忧伤的眼神……
然而现在，由于得罪了两个对我的前途有着决定性权力的人物，下连队劳动一年之后将打背包回家（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种猜想绝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我将是我们村子同一批兵中第一个被处理复员的人！我将怎样面对父老乡亲那质疑的目光：你犯什么错误了？你干什么坏事了？为什么别人都还在部队吃白米细面，却单单让你早早地回来“修理地球”了？最让我承受不了的，还是母亲那失望至极无比忧伤的眼神！她老人家肯定不会对儿子有半个字的抱怨，但她压在心底的悲苦，无疑是我难以承受的一座大山。
我绝望了！我入伍时的一切美好憧憬都烟消云散了！我在部队“好好干从而争取端上铁饭碗”的梦想彻底毁灭了……
于是，我想到了死！就这样回家，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啊！
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哭了一晚上，想了一晚上，最后终于仍然决定：活！咬紧牙关活下去！无论遇到怎样的挫折打击，都绝不要轻易去死！
第二天，公务班的战友悄悄告诉我：在听了林参谋历数我的多条“罪状”之后，团长已经决定，让我下到二营六连去。六连是二营最为辛苦的连队，在海拔三千七百米的关角隧道担负掘进任务。掌子面上的工作，最为辛苦不说，出伤人、死人事故的危险系数也最大。对于品行不端的“劣兵”进行改造，到这个连队去劳动就是对他最好的“教育”。
这个消息让我的心再一次沉进了冰湖雪窟，但是，我不甘心，我要为证明自己的清白做一次努力。我要说赵股长让我下施工连队，是因为1974年8月那次对他的冒犯；而林参谋则不仅因为这次我和他争吵，还因为我和战友们曾对他的许多作为进行过抨击。从基层连队来机关的战士，都想到收发室来看看有没有他们的家信。虽说不是“烽火连三月”的战争年代，但是“家书抵万金”的情愫却是古今一理。在通信技术很不发达的年代，家信无疑是战士想家念亲最好的精神慰藉。好不容易来一次机关（县城），谁不想在收发室看看有无家信并先睹为快？这种情不但是可“原”的，而且是可悯的，我没有理由不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其实来收发室看信的战友是五湖四海天南地北都有，相比而言陕西兵要多一些，于是林参谋就认为我的“老乡观念严重”。而他自己经常从连队食堂、团部库房拿肉、拿菜、拿花生米、拿午餐肉罐头，然后召集一帮老乡聚在一起，又是煎又是炒，吃得嘴角流油，喝得酩酊大醉，却不认为自己有“老乡观念”。他可以把工地上施工的木料成捆拿来给自己做箱子，而在路上看见某个战士或许因为刚干完活而没有把军装穿整齐，他就把人家叫住狠狠地“克”一顿。大家在我屋子里时不时地有所议论，也许是他从我的屋外走过时听到了，也许是有听到的人向他传话了，总之这就成了我“背后议论领导”的罪状，也是他憎恶我的原因。但是这些话如果不对首长说明，首长只听他的一面之词，心中也许真以为我就是一个品质恶劣行为可憎的“刺毛兵”了。把话说明，就是下连队，我也要下得清清白白，至少我认为首长心中会认为我是清白的。我没干坏事，我只是脾气耿直冒犯了顶头上司的尊严而已。
我直接去找国波团长。
喊了报告，团长让我进了屋。问我：“你有什么事？”
我说：“关于昨晚我和林参谋的冲突，有些情况我想向首长再做一些说明。”
团长说：“你是司令部的战士，有情况先向你们刘副参谋长反映吧。”那语调，不热，但也确实不冷。
我退出了团长的屋子，来找当时主持司令部工作的刘副参谋长。
刘副参谋长则明显的一脸冰霜。他斜睨了我一眼，冷冷地问：“是来做检讨的吗？”
我说：“昨天晚上吵架，我是有错误的。但是，林参谋的态度……”
没等我把话说完，刘副参谋长就大吼了一声：“昨天晚上一切都是你的错！林参谋没有任何错误！”
我压着自己的怒火，问：“首长，您能听我把话说完么？”
他说：“我不听！我一句都不想听！昨晚的冲突全是你的错，你必须做出深刻检讨！”
我说：“首长你还讲理不？”
他火气冲天地喊：“跟你这样的人我就不讲理！”
没办法，我只好又来找团长。
团长说：“让你找刘副参谋长，你找了吗？”
我说：“找过了，刘副参谋长根本不听我说话。”
团长说：“那好，你坐下来说吧。”
我说：“我还是站着说吧。”
团长微微笑了一下，从旁边拉了一把椅子，说：“坐下说吧，坐下咱俩好对话。”
那一笑，让我感到温暖。尤其是刚刚见识了刘副参谋长那一脸冷霜，就更觉得温暖了。他拉椅子让我坐下的举动，让我觉得非常和蔼可亲，我觉得他是一个能够倾听战士心声的首长，眼角竟不知不觉有些潮湿。
我坐下了，坐在团长对面，和他相隔大约一米的距离。
我望着他，他也看着我。他脸上的神色是平和的，目光也是温暖的。他说：“你把要说的想说的都说出来，我力争不插一句话。”
这神色，这目光，以及这说话的语气，一下子给了我要把想说的话全都说完的信心和勇气。我就从1974年那次争执说起，一直说到昨天晚上我情绪冲动的原因，说了足足有二十多分钟。这么长时间里，团长真的一句话都没有插，一直在静静地听着，时而目光里闪出几许诧异，时而微微皱皱眉头似在思考，时而还在桌面上放着的一沓公文纸上记上几个字。
我说完了，我承认我昨晚的冲动有错误，但是把我对赵、林的看法却也核桃栗子枣，一股脑儿都倒了出来，心中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舒畅。
团长听完以后，很亲切地说：“你说得很好。你说的好多情况我原先还真的不知道。说来这也是我有点官僚主义吧，和你们接触少，了解得更少。不过就你这次下连队的事，你也别想得太多。机关兵吐故纳新，新兵替换老兵，这也是部队的惯例，不一定有什么个人恩怨在里头。至于没让你下到直属队而让你去施工连，你也不要太计较。既然出了昨晚吵架那件事，现在再改变计划显然也不合适。军务股的同志往后还要开展工作。你也别把他们想得太‘那个’，现在让你去的是九连而不是六连，九连主要负责用电瓶车运送石砟，其劳累程度和危险程度，都要比六连好得多。你刚才也说了，你不怕吃苦，这我完全相信。何况九连的工作确实还不是太苦，那么多战士都在隧道第一线能坚持，我想你也一定能在那里干好的。下去以后别背思想包袱，好好干，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锻炼人，说不定以后你还会有更大的出息呢。”
团长的一番话，像在寒冷的大地上吹来的春风，像在焦渴的土地上降下的春雨，我的心情虽然还说不上豁然开朗，但那种委屈和愤怒，确实平静了许多。
后来，一位了解内情的干部告诉我：林参谋最初的确是一定要让我下到六连的。十三连虽是我的老连队，但却不让我去了，因为在草原上砸石砟铺路基，辛苦固然辛苦，但到底要安全得多。要教训姓韩的这个“刺毛兵”，还是放到六连让他尝尝掌子面的滋味才更有意义。是团长说了话，才又改变了计划。仅此一点，我又一次对国波团长心里充满了感激。
在给新来的收发员交代了所有工作事项之后，我打好背包，来到了关角隧道进口的二营九连。我记住了国波团长的话：“好好干，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锻炼人，说不定以后还会有更大的出息。”凭着自己以往的信念，我努力工作，很快不但赢得了连队战友的信赖，而且也得到了连队干部的好感，半个月之后就当上了少数民族班（主要是1975年青海、甘肃入伍的回族、撒拉族战士）的副班长。班长休假不在，我就成了班里的“最高领导”，带着十六个少数民族弟兄在隧道里大干苦干。倒石砟时斗车夹掉了中指的一块肉，我到营部卫生所包扎一下继续干活。装石砟时用力过猛，导致疝气复发，一大截肠子滑进阴囊导致走路时腹部被抽得疼痛不已，但我仍然坚持和战友们一起上工地，一次病假也没休。
我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向战友们证明了自己不是个坏人，大家和我相处得十分友好。就在我甩开膀子要在这艰苦的工作中实现自己人生梦想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个意外的好消息：师政治部要调我去文艺宣传队搞创作。从此，我的人生道路就又出现了另外一番风景。
我调离四十七团之后，再也没有见到国波团长，但是和他有限的几次交集，却成了我人生中非常难忘的珍贵记忆。
2014年，我见到了国波团长的儿子国立军，得知国团长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我心中不由得生出了几分伤感，不由得又想起了四十多年前我和他的那几件往事。
和国波团长接触虽然不多，但每当回忆起国团长时，“文化入骨，蔼然如春”几个字就会从心海里浮现出来。的确，能够真正让文化入骨的人，他无论处事还是待人，都绝对不会是一块冷硬的“寒冰”。这是我几十年人生体验的一点感悟。
愿老团长在天堂里永远快乐！
2015年10月
情勒·海阔河深
永远的兄弟
尽管我爱好文学写作爱得很早，但真正的“文学之路”，应该说是在青海才“正式”走起来的。
说起在“文学路”上的行走，我永远要感激一个人——原青海省文联主席、广播电视厅厅长王贵如先生。
我和贵如兄认识，是1979年在《青海湖》编辑部组织的一个“文学创作学习班”上。
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我侥幸地从铁道兵部队考进了青海师范学院（后更名为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因仍是军人身份，所以上学期间凡参加正式活动时，我都尽量穿着军装。
那天早上起床后，我叠好被子穿好军装戴好军帽，正打算去吃早饭，忽然听到门外有人说话。他那一口纯正、地道的陕西话，让我的心仿佛突然被一双温暖绵软的大手捧住了似的，热乎乎痒酥酥的，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感动。我自1972年12月离开故乡来到部队，见的是“五湖四海”，听的是“南腔北调”，除了陕西乡党在一块相聚大家都说陕西话之外，其他场合，基本上操的都是“醋熘”普通话（因普通话不标准，家乡话也变了味儿，听着酸溜溜的，故称）。到了青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更要讲普通话，所以很少听到陕西家乡话，今天在这儿听到这么动人心弦暖人心窝的陕西话，我的心仿佛已经和门外说话的那个人紧紧地贴在一起了。当然，乡音亲切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从那人说话的声腔语调上，听出了他不仅是个陕西人，而且是个非常实在的陕西人，立即产生了想和他说几句话的欲望。我拉开房门，门外果然站着一个中等个头，面容清瘦的中年人。他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一望就觉得十分和善。我忙用陕西话问：“老哥，你是陕西人吗？”
他回答说：“是的，陕西富平的。你也是陕西人吗？”
我说：“我是陕西蓝田的。”
他又问：“你是省军区的吗？”
我说：“我是铁道兵。现正在青海师范学院读书。”
他又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答：“我叫韩怀仁。”
一听我的名字，他突然兴奋地喊道：“噢？你就是韩怀仁？”
老哥的兴奋让我有点莫名其妙，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听我的名字就那样高兴。
也许他看出了我的疑惑，连忙又说：“我叫王贵如，在海西州委宣传部工作。我们海西办了一份杂志叫《瀚海潮》，你给我们投过一篇稿子，是一个短篇小说，对吧？”
确实是这样。我写了一篇小说，题为《驱不散的冤魂》，投给了《瀚海潮》。可是将近三个月时间过去了，既没见发表，也没见退稿（那时绝大多数编辑都很负责，稿件倘不采用，一般都会退还给作者的），我心里还正纳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老哥高兴地对我说：“你那篇稿子写得不错，编辑部的人都说是一篇好稿子。”
既然是好稿子，为什么就没有发表呢？
贵如兄进一步解释说：“《瀚海潮》准备近期改刊，把原来的三十二开本，改为十六开本。这样，刊物就会显得比原来的大气。为了不仅让外观大气、上层次，而且更重要的要让内容也大气、上档次，我们挑选了一部分优质稿件，留在改刊后的《瀚海潮》第一期上发。你那篇稿子就是留着准备第一期发的。只是由于编辑部人手少，工作特别忙，没有来得及给你发‘用稿通知’，有点对不住你。”
听了贵如兄这么诚恳的一番话，我眼眶立即有些潮湿，心里热辣辣的，波翻浪滚，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作为一个学生，尤其是以部队战士身份考上大学的一个学生，我那个时候是多么盼望能发表作品呀！我当兵最大的愿望是“争取提干”进而彻底“跳出农门”，然而惭愧的是，我在部队苦苦奋斗六七年了，至今依然是大兵一个。虽说上了大学回部队后提干的几率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有人大学毕业回部队后仍被处理复员的消息，也不是一次两次耳闻。为了保证大学毕业后能够提干的“保险系数”，我必须在读大学期间，争取在报纸杂志上多发表作品——不少已经提干的战友给我说过，在报刊上发表数量可观的稿件，正是他们能够“实现自己奋斗目标”的成功之道。更何况，我渴望多发表作品还有一个原因——我想尽快还账。1978年10月，我慈祥的老母亲不幸与世长辞，为了给母亲治病和料理丧事，我欠了同学和战友许多钱，而我每个月的津贴仅二十元多一点，我就是一分不花，要还完欠账也得好几年时间。战友是知心换命的战友，同学是特别要好的同学，以他们的品德心地而论，即使我三五年还不了，他们都绝对不会逼债的。可是人家不逼，咱好意思慢腾腾地拖么？所以，在那个时候，哪个刊物能发我的作品，能给我寄点稿费，简直就是我的恩人。现在，《瀚海潮》要发我的作品了，主管刊物的王兄还这样诚恳客气，我怎么能不感激得眼眶发潮呢？
然而，让我感动的情节并没有到此为止。
相识之后，越接触越觉得这位老兄心地善良，见识高明，值得敬佩，从心里真有相见恨晚的感慨了。听课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们也在一起。讨论时他说的话，几乎都是我想说而说不出来的。在给学习班讲课的人里，有一位“老革命”（此人早已离世，出于礼貌，恕我这里不写他的名字），也许是受极左思想影响太深的缘故吧，尽管那时粉碎“四人帮”已好几年了，可那位“老革命”讲的内容，几乎还是“文革”中的腔调。我听得十分反感，但却不知怎么反驳。王兄在讨论会上的发言就显得极有智慧，他既对那位“老革命”的观点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又把话说得极有分寸，不至于让“那位”的脸面过不去。
该吃午饭的时候，王兄对我说：“中午咱不在会议上吃了，西门外边刚开了一家饭馆，卖的是咱陕西的岐山臊子面。咱到那儿品一回家乡味儿去吧！”
这话正合了我的心思，一是我也很想尝尝家乡饭的味道，二是我还正“思谋”着找个机会请一请王兄呢。请王兄，说高尚一点儿，是报答《瀚海潮》编辑对我稿件的知遇之恩；说庸俗点儿，就是还想“巴结”一下编辑。于是我们就边说话边向西门走去。路上，我们又议论起那位“老左”领导的讲话。贵如兄说：“极左的那套东西，已经渗到这种人的骨髓里去了，想要让他们彻底转变，那是非常困难的。不过现在的大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极左那套东西肯定是要被彻底摒弃的。往后咱们搞创作，绝不要再受左的桎梏的束缚，一定要写出生活的本质，写出真实的人性，那样的作品才真正受人民欢迎，也才真正有生命力……”
我认真地听着，王兄的每一句话，让我都有醍醐灌顶一般的感觉。
说说话话，不知不觉就到了那家面馆。我们一人要了一碗岐山臊子面，尽管未必比别的吃食（如青海的手抓羊肉或羊肉揪面片等）味道更美，但那确实是陕西的味道，是家乡的味道，我们吃得特别高兴。
在我的“计划”里，这顿饭必须是我请王兄。可是吃完饭当我要开钱的时候，贵如兄竟一把拉住了我，死活不让我付账。他说：“是我叫你来的，咋能叫你开钱呢？我请客，你开钱，像啥话嘛？”
我说：“这顿饭应该是我请你才对呀！”
他紧紧地拉着我坚决不放手，说：“你要这样我就生气了！”
看着王兄真诚得脸色几乎都要变了，我只好不再坚持。尽管那顿饭也就几块钱，但王兄厚道为人的品德在我心里产生的震撼却是太强烈、太深刻了，以至让我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坦白地说，我那时候是个十足的功利主义者。写作，首先是为了“谋饭碗”——一个从黄土陇头走进绿色军营、父母都是老实本分庄稼人的农家子弟，我做梦都想成为“身穿四个兜、脚蹬黑皮鞋”的军队干部啊！当上了军队干部，我就能领取“旱涝保收”的工资，就能端上砸不烂、摔不碎的“社会主义铁饭碗”。可是这个“饭碗”不是轻易就能端上手的，那是需要“资本”的啊！可我有什么资本呢？一无位高权重的父母可倚仗，二无身份显赫的亲戚做靠山，我所能靠的，就是自己这一点可怜的写作能耐。倘有作品一篇又一篇在报刊上发表，那就是我提干的资本啊！而我的稿子能不能发表，决定权在编辑的手里啊！能结识一个对我的作品有所偏爱的编辑，那不就是我积累资本的“资本”吗？为了这个“资本”今后能长久地发挥效用，我难道不应该预先有点“感情投资”吗？可是今天竟然不是我请他，而是他请我！他发表我的作品，他要给我稿费，他居然还请我吃饭！这是多么令人敬重的人品、多么让人感动的情怀啊！
学习班结束了，但是我和贵如兄的友谊才刚刚开始。
不久，改版后的第一期《瀚海潮》以全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了。果然，我的短篇小说《驱不散的冤魂》就发在那一期上。很快，稿费也寄来了，居然有四十多块！这对当时手头拮据经济困窘的我来说，实在是雪中送炭般的一大笔收入啊！
接着，贵如兄又给我写信，鼓励我继续给《瀚海潮》投稿。我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又写了几篇，《投案》《身后》《他比我笑得好》等，后来陆续都在《瀚海潮》上发表了，而且《驱不散的冤魂》《投案》和《身后》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好几篇评论文章对这几篇作品给予了很好的评价，安徽合肥的一位作者给编辑部写信，说不但十分喜欢《驱不散的冤魂》，而且还想把它改编成电视剧。编辑部把那封信转给了我，我也很快给那位从未谋面的朋友回了信，同意他改编。尽管后来那位朋友并未改编成功，但小说在当时的影响可见一斑。可以说，当时我能在文学创作上保持那样的热情，取得那样的成绩（除了在《瀚海潮》上发的作品外，其他十余家报刊上也有我的作品露脸），的的确确是受了王兄的影响。是他给我引导，给我鼓励，给我指点迷津，我才能不断地咬牙坚持，奋力前行。
1979年读大二时，依据有关政策，我结婚了。也许是由于两地分居，也许是别的原因，总之结婚两年多了，我们却一直没有孩子。1981年暑假，我因要完成部队急需的一项创作任务不能回家。为了实现能有个后代的愿望，便让妻来青海与我团聚。贵如兄和嫂夫人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发出热情的邀请，要我们俩无论如何要到德令哈他们家里去住几天。完成了部队的创作任务后，我和妻乘部队运输货物的大卡车来到了德令哈，来到了贵如兄家。
和王嫂虽是头一回见面，可见面后的感觉，仿佛我们二十年前就认识似的。王兄王嫂待人都特别真诚，但表现形式却不大一样。如果要打比方，王兄就像是一座锅炉，里头是熊熊燃烧的火焰，可外头看起来倒是平平静静，平平常常，甚至平平淡淡，只有走近他的内心时，才会发觉那热量蕴蓄得竟是那样巨大，那样深厚，那样持久。王嫂则是烈焰腾腾的篝火，明亮、灵动、活跃，打老远那热火气儿便扑面而来。她笑得很亲切，也笑得很坦荡，一搭话就亲得像一家人似的。王兄家住的是平房，一家四口住得紧紧巴巴，为了接待我们，王兄老早就安排好了住处，王嫂则是倾其所有，把家里所有好吃的好喝的都拿了出来，手脚麻利地做了七八个菜：羊肉、牛肉、粉条豆腐、白菜洋芋……应有尽有。当时虽然已改革开放，但物资还不是十分丰富，一下子见到这么丰盛的筵席，我们两口子真跟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一样，嘴里只有赞叹的份儿。
第二天，王兄又领着我俩到《瀚海潮》另外几个“当家的”——高澍、王泽群、董生龙的家里走了一圈。那些我曾经仰慕的文学老师、情感兄长，在王兄的引领下我全都见上面了。王兄的心意我明白，他想让我和《瀚海潮》的“大拿”们都认识一下，熟悉熟悉，以便今后有更多的联络，毕竟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朋友多了路好走”嘛。同时，我猜想，他这样做也是为了海西的文学事业有更好的发展——编辑多和有潜力的作者（我感觉他已视我为“有潜力”者之一了）交朋友，稿源充足且质量不低，对刊物来说无疑大有裨益。
在德令哈待了三天，知道贵如兄和其他几位编辑老兄的工作都很忙，第四天我们便打算告辞。没想到临别时王嫂又给了我们一个意外的惊喜——除了牛肉干等吃食之外，她竟然还给我们准备了一包至少有三斤重的驼毛！我们夫妻俩当时真感动得手足无措，嘴张得老大不知该说什么。驼毛这东西，别说在内地是稀罕之物，就是在青海，在海西，也不是谁想要就能随便获得的东西呀！
以后的许多年间，每当回忆起青海的时候，我和妻都要反复说起1981年暑假那三天的德令哈之行，说起王兄王嫂的厚意深情。
1982年1月，我大学毕业从青海师范学院又回到了我的原部队——铁道兵第十师。一有明确政策，二有我在学校的表现（上学四年间发表的十余篇作品也是成绩之一），我自然而然由士兵变成了军官，顺理成章地端上了“铁饭碗”，多年来悬在心上的一块“石头”总算是稳稳地落在地上了。
然而，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脚步，却仍然没有停止。
如果说从前的努力创作是为了“谋饭碗”，那么当“铁饭碗”已经端到手上之后，为什么还要劳心费神笔耕不辍呢？这，又和贵如兄的一堂课有关。
那是我大学毕业后在乌兰县师部文化科工作时的事情。
1982年夏，有一天，听说乌兰县文化馆要举办一个业余文学创作学习班，记不清是文化馆通知我们师文化科了，还是文化科听说这件事以后主动要求的，总而言之，我赶到学习班上听课去了。在学习班上，我意外地碰到了贵如兄我惊喜地问他怎么也到乌兰来了，他说是学习班上请他来讲课的。
贵如兄的讲课绝对是一流水平。他语言幽默，词锋敏锐，一会儿引用哲人睿语，一会儿吟诵古典诗词，一会儿阐释经典的文学理论，一会儿又结合他的创作实践现身说法，听众都听得十分入迷，既十分钦佩他的渊博学识，又特别欣赏他的智慧表达。他讲课时举的一个例子，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不知这个例子他现在还记不记得，反正我是终生难忘。在我几十年的讲课生涯里，我不止二三十次给我的学生复述过这个故事）。他是在讲伤痕文学时说到这个例子的。当时讲述的观点是：有时候，含蓄的表达往往比直白的表达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比如同是控诉“文化大革命”给人们心灵造成的伤害，刘新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等，都是影响巨大的作品，但是相对而言，都比较直白。那样的小说好不好？好！可要论对人心灵的冲击与震撼，有一个短篇小说（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小小说）的艺术魅力似乎要更胜一筹。
那故事是这样：有一个在“文革”中蒙冤入狱的男人平反出狱了，他的朋友想要给他压惊洗尘庆祝一下，就决定请他吃一顿饭。他们俩是在广州街道上见面的，朋友说正巧对面那家饭店有一道罕见的“特色菜”——活猴脑，一般人轻易吃不到，想让受屈的朋友“尝尝鲜”。
对于某些心肠冷硬的食客来说，活猴脑也许是一道极佳的美味，但对可怜的猴子来说，“这道菜”无疑是惨绝尘寰的灾难。刚刚出狱的这位于心不忍，朋友说：“既然来了，怎能白跑一趟呢？”不由分说连拉带拖就把他拽到了饭店后院的“选猴笼”前。
在“选猴笼”前看到的情形，实在让这个劫后余生的男人心惊肉跳：笼里的猴子一看有人进来，他们全都诚惶诚恐可怜巴巴地向食客们作揖，那可怜的眼神分明在说：“饶了我吧！千万别选我！饶了我吧，千万别选我！”男人心里一酸，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朋友见状也有些尴尬，就随便朝笼里指了一下。万没想到就这一“指”，下边出现的情景几乎要把那蒙冤男人的心撕碎了——刚才是所有的猴子都在作揖，而此刻只有那个被“指中”的猴子在作揖求饶，而其他的同类则一齐用力把那只作揖的猴子向外推……
男人忽然想起了“文革”，多少可怕与辛酸的往事一刹那全涌上了他的心头，他几乎是哭着跑出了饭店，一路飞奔，再也没有回头……
王兄讲述这个小说时，他的喉头是哽咽了，而我则忍不住热泪横流。因为这个小说让我想到了1966年我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
母亲因为不肯昧着良心诬陷他人，竟然在“四清”工作组的心目中成了“包庇坏人的坏人”，受歧视，被排挤，受打击，被批斗，因为看到母亲在一个批斗会上被辱骂甚至被殴打，我实在气愤不过，就骂了那些“积极分子”几句，结果十三岁的我也被拉上批斗会遭到“批斗”。后来在中学的教室里，一个同学“揭发”我“攻击过社教工作组”，刚刚还准备选我作为学生代表赴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同学们，一下子全都变了脸面，愤怒地声讨我，说“攻击工作组就是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这一罪名，不仅让我“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梦想成了泡影，而且班长一职也被撤销了……
王兄举的这个例子在我心里激起了强烈的共鸣——当灾难（不管是战争还是害人的政治运动）来临的时候，当人人自危而又个个想求自保、自免的时候，一旦有一个不幸者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对象，曾经和他是同一营垒的伙伴们，有许多就会为了自保而落井下石，陕西话称这种行为或现象为“掀下坡子碌碡”。
作者用含蓄的笔墨揭示这种“掀下坡子碌碡”的社会现象，探索人性深处的劣根性，是多么令人深思啊！还有，那个出狱的男子拼命向前奔跑而再也没有回头，寓意也相当深刻——“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人类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啊！
借着这个例子，王兄又讲了他的许多感悟：含蓄的表达有时比直白的表达更深刻、更隽永，具有更强的思想震撼力和情感冲击力。他号召业余作者一定要敢于写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要敢于描写真实的人生，揭示真实的人性，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把文学当作一件神圣的事业来干，要有古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化自觉，要有彭老总“我为人民鼓与呼”的历史担当精神，只有这样，搞文学创作才有意义，而且也才能干出名堂来。
那一堂课讲得太好了，赢得了与会者一致的赞扬和热烈的掌声。而那堂课对于我的创作，则确凿地有一种拨云见日、指点迷津的功效。我早期的作品，总体来说“过于直白”，如果说后来的作品多少能变得含蓄一点，与贵如兄那次讲课让我茅塞顿开关系极大。我在“端稳了饭碗”之后还能继续把文学创作当作神圣的事业来追求，即便到了老境仍然有为时代、为人民、为历史而歌呼的愿望，也是深受贵如兄那次讲课的影响。
大学毕业后，我本来也是有一番“雄心壮志”的——我想用我在大学学习的知识加上名师大家的指点，好好写一部大戏，歌颂我们铁道兵可歌可泣的事迹和贡献。然而，突然传来消息：百万大裁军！数十万老铁弟兄将要脱掉军装集体转业！为了让妻子和儿女也能“跳出农门”，吃上所谓的“商品粮”，在几个好心人（他们的故事我将另文记叙）的帮助下，我从铁道兵调到了西安二炮工程学院。
离开了青海，当面聆听王兄教诲的机会少了很多，但是我们的通信一直未断。我在创作上有了问题或困惑，常常向贵如兄请教。2003年，我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脉脉此情谁诉》（即《大虬》的前身），我把打印稿给王兄寄去征求他的意见。王兄特别认真地看完全文之后，除了热情的鼓励，他还非常诚恳地提了几条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意见是：“不着急，慢慢来。不必匆忙出版，要出就出一个打磨得比较精细的作品。”听从王兄的意见，我也真的就沉下心来，不再急功近利地弄什么“急就章”了。一边教学和参与学校的文化工作，一边慢慢地对小说进行修改。又经过了五年时间，在不少学生的催促下，我才将小说拿去出版，就是大家看到的《大虬》。
《大虬》问世后，我给王兄寄去了几本。很快王兄就给我打来电话，对《大虬》予以充分肯定。2010年，在学校和陕西作协联手给《大虬》召开研讨会前夕，王兄特意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题为《气蕴含藏有真味》。在文章中，他用热情诚挚的笔触对《大虬》评价说：
“《大虬》用一种带有浓厚陕西方言韵味的叙述语调，用一种平实、质朴、俗中见雅的文学语言，为我们讲述了发生在关中农村碧竹寨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农村的风云变幻与历史变迁，看到了中国这一历史时段农民真实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看到了他们的爱情，他们的奋斗、挣扎和面对困顿时的坚韧、顽强、包容、温情的灵魂底色。无论是思想分量的沉重，还是艺术表现的沉着，都可以表明，《大虬》是近年来农村题材创作的重大收获。对韩怀仁本人乃至陕西的长篇小说而言，无疑也有着突破性的意义。”
这篇文章在《陕西文学界》、青海《党的建设》和《雪莲》等多家杂志上发表后，又被多家网站和《铜川文艺评论》等刊物转载。
自从1979年与贵如兄相识，至今已经整整三十五年了。无情的岁月让我们都已步入老年而青春不再，但是我们的感情却历久弥笃、愈加深厚了。我于2012年退休，与前多年相比，清闲了许多，也沉静了许多。可越是沉静下来，就越是想起从前，想起一路走来给我帮助的人。他们给我的深恩厚情我无以回报，只能用笔记下一个又一个恩人的故事，算是给自己心灵的一种慰藉吧。
我的人生路上，因为有了贵如兄，便与《瀚海潮》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要感谢《瀚海潮》，感谢贵如兄。此生能与贵如兄为友，实实地三生有幸啊！
2014年5月23日 改就
刊于2014年《雪莲》第7期
我的患难弟兄
一
2012年，积贤兄得了一个宝贝孙子，取名叫雷函璋。猛听到这三个字的读音，我的心弦竟不由自主地忽悠了一下，颤出了甜甜的温暖和暖暖的甘甜。溯字面之古义，函为“包容广大、蕴蓄深厚”之胸怀，璋乃“至贵极坚、耀彩生光”之美器。以此二字为孙命名，无疑饱含着长辈对晚辈的希冀、期盼与祝福，吉祥美满，显而易见。但若单听声响，“léi hán zhāng”三个音，则让我情不自禁地联想到“雷、韩、张”这三个字来。
我不知道雷兄给孙儿取名时潜意识里是否曾蕴藏“巧妙铭记弟兄深情”的美意，但可以肯定地说，当我产生这样联想的时候，绝对不是自作多情。
坦白地说，在众多感情笃厚的战友中，雷积贤、张相民和我的感情，是远远深于其他人的。说我们是“铁三角”也好，“三人帮”也罢，总之，三人情谊之深挚笃诚，不唯我们自家心知肚明，其他战友，亦皆有目共睹。
雷、韩、张三人，我与雷兄相识最早，1964年，他上小学五年级，我上四年级。我们共同的母校叫“华胥公社轩辕小学”。不过那时候只能叫互相认识，离“相知”还有十万八千里。
和相民认识，则是在1972年征兵体检复查时。
不怕笑话，在雷、韩、张成为“铁哥们”之前，韩曾瞧不起张，而雷则看不上韩。
二
第一次知道张相民叫张相民，是在蓝田县医院复查身体的时候。
我们在医院过道上等待“透视”的当儿，一个脸面白净、浓眉大眼、个头比我略高些的同龄人向我走了过来，主动对我说：“我是张村的，跟你班上的满仓是一个村的。我跟满仓到你学校去过，我认得你，你不一定认得我。我叫张相民。”
我们学校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周边好多村子演过戏，而我这么个五短身材居然扮演过“样板戏”里的杨子荣、李玉和、郭建光等“主要英雄人物”，所以不少人认识我而我却不认识人家（也许这就是“名人”的荣耀或悲哀吧）。张村确实有我一位高中同学叫张满仓，但我对这位张相民却毫无印象。也许他真的跟满仓去过我就读的洩湖中学，但说实话，我真的不认识他。
他的长相比我好看多了，甚至可以用“英俊”二字来形容，可是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我心里却隐隐地有些看不起他。我是个急性子，说话快走路也不慢，可他无论走路还是说话都是慢条斯理、不慌不忙，无论看还是听，都让人发急。他完全没有年轻人（更不要说年轻军人）那种风风火火、朝气蓬勃的精气神儿。这种人怎么能当兵呢？不要说部队上真枪实弹的训练了，就是我们学校搞的军训和“拉练”，他这种“扑扑塌塌、木木囊囊”的样子，怕都跟不上趟。他到部队能适应艰苦的训练么？一旦有了敌情他能参加打仗么？
果然，到了新兵连，我的担心应验了，或者说让我看不起他的那些缺点全都暴露并凸显出来了。在齐步走、正步走的时候，他那慢节奏的步伐常常踏不到点儿上，因而也常常受到新训班长的批评。特别是晚上突然袭击式的紧急集合，更是让他难堪而痛苦——黑灯瞎火打背包，而且还要以最快的速度跑出去集合，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残酷的折磨。有一次，天不明搞紧急集合拉练，跟他同在一个班的雷积贤帮他拿枪，只让他背着背包，结果跑完几公里回来集合时，他不仅落到了队伍最后边，而且那背包全“散伙”了，他是把被子夹在胳肢窝里跑回来的。那狼狈的情形引得好多人偷偷地发笑，而他回到班里却哭了。他心里打起了退堂鼓，说是不想当兵了，想回家。张村大队只来了他和雷积贤两个人，每当他遇到困难时，积贤总是尽最大努力帮助他。见他居然有了退伍回家的念头，只好又批评又鼓励，宽慰他、安抚他：“好不容易有了这次当兵的机会，就这么回去不光惹人笑话，也对不住咱的亲人呀！不要再说回去的话，再难再苦也得咬着牙坚持。”好说歹说，总算把他劝住了。
我虽然没当面嘲笑过他，但是在心里头，是越发地看不起他了。
然而，后来，我们却成了可以“生死与共”的朋友。
促使我改变印象并对他心生敬重的媒介，是我那一身穿破了的旧军装。
在新兵训练将近一个月的时候，新兵团演出队队长到我们新兵一连来物色演员，我唱了《张思德之歌》中的一个唱段，就被队长相中调到了演出队，并且被委以“重任”——演一个小歌剧、说一段相声、在一个集体舞蹈中扮演“车把式”（属于领舞的角色），很是风光了一阵子。但是好景不长，由于自己过分天真（或曰幼稚），干了几件既可说是单纯也可说是愚蠢的事，惹得队长很不高兴，于是在老部队巡演结束后，我就下到了十三连，进了险滩沟隧道。而相民则因为原本就有裁缝手艺，被分到了团后勤仓库，在“钉补班”当了“钉补员”。
钉补班是一个很特殊的编制，今天的年轻人绝对很难理解。即便是不年轻的人，如果没有当过铁道兵，理解起来大概也不容易。
那年月，整个中国都不富裕，农民最为贫穷自不待言，即便是被称为“吃饭不要钱”的军队，物资也常常呈现出捉襟见肘的窘态。所以，那个时候在军队里，穿衣服坚持“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观念，不仅不会被视为丢人、掉价，反而会被认为是具有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高尚品德、优良作风。尤其是施工采用“人海战术”的铁道兵，干部战士的劳保用品本就是一笔数量巨大的消耗，为了让那些工作服、水靴能使用得长久一些，团后勤处就在仓库的编制里设立了一个“钉补班”，其主要任务就是把各单位送来的那些或破或旧的工作服、水靴等，通过补缀、缝连、粘贴等工序，“变旧为新”“变废为宝”，让其再度发挥“劳保”作用。
身在钉补班的战士，除了完成为公家“钉补”的任务之外，有时也会利用公家的设备——缝纫机，为个别战友缝补军衣、军裤。而能享受这种“优惠待遇”的人，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和钉补班的人“关系亲近”。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来自农村的战士，绝大多数都想节约点衣物给家里“减轻负担”或“增添荣耀”。减轻负担好理解：既不用花钱也不用发愁布票（那年月，没有“布票”光拿钱是买不来布的）就能得一件质量上乘的衣服；而增添荣耀的内涵则还要丰富些：农村人如果能穿一身“的确良”军装，那感觉绝对比今天的大款大腕穿所谓的名牌更幸福、更自豪。因为伟大领袖当时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号召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能有一身全国人民都要学习的解放军的服装，嘿，那是啥感觉、啥成色！
我和许多战友一样，也想给家里人省出一套军装、一双军鞋来，所以就在一个休息日里，和几个同乡战友一起到钉补班去“看望”有“钉补特权”的张相民了，去时带着那身有几个破口子的旧军装。说实在话，走近坐落在沙沟沟口的后勤仓库的时候，我心里是很有几分忐忑的。因为从前多次当相民对我表示友好亲近时，我则由于看不起他而表示过“残忍”的冷淡——分明看得出他很想和我多说几句话，我却往往敷衍了事地应付几句，找个借口转身就走开了。我相信这种冷淡相民是能感觉到的。然而，今天的所谓“看望”，其实是求他给我帮忙的，他会不会“还以颜色”也对我表示冷淡呢？他若拒绝为我缝补，我该怎么下台呢？我这张高傲的脸面该往哪里放啊？！然而让我大为意外的是，相民不仅没有一丝一毫的冷淡，反而热情得让我十分羞惭。他一视同仁地给我们几个同乡让座、倒水，一视同仁地给我们补衣补裤，临分别的时候，他竟做出了一个让我更加瞠目结舌的举动——他以极其快捷的速度往我的黄挎包里塞了一卷东西，并向我使了个眼色，不让我声张。
我回到连队打开挎包，才知道他塞给我的那卷东西是补好的一条旧军裤和一顶旧军帽。那个年代，有一段时间，领新军装时必须交旧军装，而收回去的旧军装，往往都是送到钉补班修补之后再作为施工服发放给施工连队。钉补班的地上堆了一大堆旧军衣和旧军鞋，谁也说不清具体数量，从中拿出一件衣服或一双鞋，本也难以追究。但是不管怎样“没数”，这些旧衣旧鞋依然是公物，个人送给战友，就是“徇私”。倘被别人发现，最起码也是要受批评的。然而相民却甘愿冒这样的风险给了我这样一份馈赠——那条旧军裤至少还有五成新啊！有了这条旧军裤，不但在平日的劳动中不会因新军装被弄脏而心疼，而且“交旧”时也有了“堂而皇之”的替代物，自然而然就能省下一套新军装给家里人带回去了。
那一刻，我在心里涌动着暖流的同时，深深地为我从前“蔑视”相民的行为而感到羞愧。从此，相民便成了我心中的一个牵挂。
三
也许是神秘的“缘分”使然吧，就在韩对张由于感激而亲近的时候，原先对韩印象不佳的雷，也悄悄地走到了韩的身边。
尽管在小学时我就经常和积贤见面，但由于不在一级，所以相互并无来往。印象中，他和我一样，也是个小个子，经常坐在班里的头一排。1965年他小学毕业后，我们几乎没见过面。等到1972年入伍前数日一起在杨庄水库劳动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就是我在小学见过的雷积贤。他变得太好看了！光彩闪耀的鼻梁，顾盼神飞的眼睛，挺得笔直的腰板，流利洒脱的步伐，最令我惊讶的是他居然长成了一个大个子！总而言之一个字：帅！我这样瘦气且矮小的人物，往他跟前一站就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而且从他的眼神里我能看出，他对我并不“感冒”。
新兵连，他在十二班，我在十一班，后来我又被调到了新兵团演出队，两人之间几乎没有交集。直到1973年六七月间，团里要举办各营演唱组文艺会演，我们才有机会聚在了一起。
也许正应了“天生我材必有用”那句话吧，尽管我从表演的舞台上被淘汰进了隧道，成了刨石砟、支排架队伍中的一员，但是当会演任务来临而要组建营演唱组的时候，从团演出队下来当领队的上海老兵王雪林却向连里点名要我，原因是他看过我投给团宣传股的诗歌稿，认为我能搞创作。而且，他也看过新兵团演出队的演出，认为我也是个不错的演员，于是我就成了演唱组的骨干，创作、表演，甚至管理的担子都让我担了一些。而十五连的雷积贤则因为多才多艺——字写得漂亮，有一副好嗓子，而且能拉二胡，当年在高中时就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骨干，顺理成章地也被抽到了营演唱组。
演唱组是清一色的男性，住一个大宿舍，吃一锅大锅饭，吃喝拉撒，天天在一起。我冷眼旁观，觉得雷积贤不但模样长得帅气，而且心地也特别善良。脏活重活、公差勤务、打扫卫生，他都争着去干，且常常是默默地埋头苦干，没有丝毫“刻意表现”（即显摆）的意思。渐渐地，我们说的话多了起来。有一天黄昏，我们相约到险滩沟十二连营房旁的山坡上去聊天。谈了些家常话之后，积贤诚恳地对我说：“怀仁，说实话，从前我确实是有点看不起你的，不是嫌弃你的外表，而是讨厌你的作为。无论是你教唱歌还是演节目，总觉得你是个‘显道神’（专喜卖弄自己的人），太爱表现自己。再加上听到别人的一些评价，我真的有点鄙视你。不过这次到演唱组跟你有了真切接触之后，我才发现你是个好人，是个很真诚的人，我才愿意跟你说心里话了。”
我脸上有些发烧，但心里又觉得特别亲切温暖。这么坦诚的表露心迹，让我和他的心一下子“血脉相融”了。
四
排练节目期间，我听到了一个不祥的消息：相民住院了！不是住在蜀河镇的团卫生队，而是住进了旬阳县的师医院。据说是精神上出了问题，而且病情不轻。我当时心里非常焦急，恨不得一步就跑到他的面前。可是会演在即，排练正紧，根本无法请假去医院看望他。好容易熬到演唱组会演结束，我又接到了一个通知，要求到安康师部宣传科报到，参加一个诗歌创作学习班。
由于我工余时间常写一些表现铁道兵生活的诗歌，写了以后就投给师部办的刊物《连队文艺》。虽然一首诗也没有发表过，但名字似乎在“上头”已经挂上号了。从师里一直通知到连里，点了名让我去参加诗歌创作学习班，而且说明了主要任务是改稿，大概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学习班约莫有十天吧，我改好了自己的五首诗，还帮别人改了三首，算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尽管有一首“批林批孔”的“诗”若干年后看时会让我羞得身上冒汗，但能在《连队文艺》上发表可称为我的处女作的五首诗，毕竟还是很让人高兴的。我写的钢笔字终于有变成铅字的了，这对我的创作信心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8月上旬的一天，学习班结束，我从安康乘船向沙沟返回。此时相民住院已将近三个月，我们也足足有三个多月没有见面了。船到旬阳县城时，我决定下船去看望（这回是真正的“看望”）相民。问清了师医院的方位，我就直奔医院病房。没见相民时，我莫名其妙地有些紧张，胸膛里像有个拳头在砸一样，咚咚地直响。前一阵子有老乡传得很邪乎，说相民病得很重，而且是躁动型的，见人就骂，有时还想动手。我听了真的很难过，那么一个老实、坦诚、善良的人，怎么能得了这种病呢？如果真是由于部队的压力让他变成了这样，当初真不如让他退伍回去呢！谁知看见相民之后，悬在心上的那块石头咚的一声就落地了——他不但精神完全正常，而且精神状态还相当的好。医院的伙食不错，他还微微显胖了一点呢。他告诉我，刚进医院时，人家还真把他当精神病人看呢。原因是，他有一段时间神经衰弱，经常睡不着觉，而且夜里时不时就乱喊乱叫。他说，也许是太过压抑了。我猜想，他本身就动作慢，加上又是新兵，免不了被班长、老兵经常训斥。他肯定很苦恼，很难过，时间长了，神经怎能不衰弱？
给医生和护士打过招呼，我们俩来到汉江边的沙滩，一边散步，一边聊天，家乡部队、天上地下、前程婚姻、过去未来，说了很多很多，很晚了才回到病房。刚巧屋里有空床，晚上我也就住在他的病房里。
过了不久，相民出院回到了他的钉补班，而我和积贤则又去了一趟安康，在师机关大院遛了一圈。干啥去了？参加会演去了。在团里举行的演唱组会演中，我们三营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单是我个人，就得了三个奖——两个创作奖，一个表演奖），所以，当师里举行会演时，不仅抽了团演出队的节目，还抽了我们三营演唱组的节目。准备会演和参加会演的那段日子，我跟积贤真是过得很快活。团演出队的伙食比我们连的伙食好很多，会演时的伙食则更好，居然能吃上白馍夹虾酱或豆腐乳。这两样东西我长了二十岁还是头一回吃到呢！而且，不光是物质生活好，精神生活也是丰富多彩，天天不是听音乐就是看舞蹈，同时，我们的心也贴得越来越紧了。
大约到了11月份吧，会演任务完成，我们在演出队那种滋润的日子也结束了，都回到了各自的连队。此时，十三连开掘的险滩沟隧道和十五连开掘的罗家岭隧道都已贯通，而棕溪公社红号村那一段却出现了山体滑坡的征兆。如果山体继续滑动，原来修好的路基将全部前功尽弃。经专家分析研究后，决定采用给山体打“锚固桩”的方法，来制止山体的下滑。“锚固桩”就是在有可能滑动的山体上挖掘一定深度和宽度的井坑，然后往井坑里浇铸钢筋混凝土，使其成为坚固的桩体，就像把漂浮的船只用锚固定在岸上一样。这些“锚固桩”按照一定密度连接起来，就能有效控制山体滑坡，从而保证修好的路基不被毁坏，设计好的线路不改道。
启动“锚固桩战役”，无疑是需要大量人力的，于是十三连告别了险滩沟，十五连离开了罗家岭，都来到红号原上安营扎寨了。十三连和十五连相隔不远，我和积贤隔三岔五也能见上面。见面聊天时我说过：在这场“锚固桩突击战”中，我一定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争取有个好的表现！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兵快一年了，我是一会儿演出队，一会儿演唱组，一会儿写节目，一会儿改诗歌，看起来挺“红火”，实际上蛮吃亏。因为同一个车皮拉来的同乡战友，好几个立了三等功，好几个加入了党组织，而我却连个营嘉奖都没有得过。长此以往，我那个“立功、入党、争取提干”的美丽梦想何年何月才能实现啊？
我开始塌下心来拼命干活了，即使严重的胃病犯了也咬牙坚持。因为胃疼本就吃得不多，就这不多的“进口物资”不一会儿又被哗哗地吐了出来，班长、副班长让我到卫生所去看病，我说：“不碍事，完全可以坚持到下班。”
就在我“表现”势头正猛的时候，六十三岁的老母亲到部队来了。
1974年2月中旬，元宵节过后不几天，我正在“锚固桩”工地干活，忽然听说有人找我。顺着“说话人”指示的方向，我看见了相民。我不知他有什么事，赶紧跑到跟前问：“你咋到这儿来了？”
他说：“咱婶看你来了。”
蓝田方言习惯，平辈人之间，为了表示双方关系亲近，常以自己对对方父母的称呼来指称，但前边须加一“咱”字。比如，我称积贤的父亲为叔，跟他谈及老人时就绝不说“令尊”而说“咱叔”。称“令尊、令堂”固然表示恭敬，但感情却显疏远；说“你爸、你妈”则不但显得更加生分而且显得缺乏教养。只有说“咱叔、咱婶”（临潼等地则称“咱叔咱姨”）才显得既亲热又尊敬。
相民说的“咱婶”，显然指的是我的母亲。母亲于辛亥革命那年出生，1974年她已六十三岁。20世纪70年代，饱经风霜、饱受苦难的六十三岁的农村妇女，实实在在已是年事较高的老太太了。老太太她是怎样翻山越岭渡江过河来到这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红号村的呀？
我确实是大吃了一惊：“她在哪里？”
相民说：“就在下边公路上。”
我问：“她是咋样来的？你咋知道的？”
相民说：“是我带她来的。我到西安去出差，顺便回了一趟家，因到你村上给战友家送东西时，军民他妈说想到部队上来，一是看望儿子，二是有一件要紧的事要跟儿子商量。她想让我给她领路，又嫌一个人来孤单，就约咱婶一块来了。”
我赶紧给班长请假，跟着相民来到半山腰的公路上。看见母亲，我是既高兴又心酸。母亲见了我虽然在笑，但我明显看出她脸色蜡黄，双颊凹陷，没有牙齿的嘴巴深深地“瓢”着，满脸的皱纹里隐藏着强忍的痛苦。母亲一世辛劳，牙掉得早，不到六十岁就镶了满口的塑料假牙。有那假牙撑着，母亲还不显得十分衰老，但是现在嘴里假牙全不见了，六十多岁的人竟像七八十岁的样子。
相民很内疚地说：“我没有把咱婶照看好，她的假牙在路上掉了。”
母亲的假牙怎么会在路上掉了呢？
相民说：“我跟咱婶、军民妈都是坐在拉货的卡车顶上的。秦岭山里的路旋来转去，咱婶晕车晕得厉害，呕吐时把假牙吐掉了。她当时难受得很，没来得及给我说。等到后来说明白，我下去顺路往回找，怎么也没找到。”
母亲见相民一个劲儿地自责，便忙为他解释：“不怪相民。一路上为了照顾俺俩人，他受了好多作难。为给我寻牙，他往回跑了好几里路哩。我吐天哇地把衣裳弄得稀脏，夜儿黑（昨天晚上）在镇安住旅店，人家嫌脏都不让我住，是相民给人家说了好多好话，人家才让住下了。相民一路上够辛苦了，我的牙掉了不怪他。”
一是要返回单位交差，二还要送军民妈到团部，相民又说了几句道歉的话，就带着满脸的歉意往沙沟方向走了。
尽管老母亲还没有从晕车的痛苦中完全恢复过来，但是她见到儿子之后那满脸的欣慰和幸福，似乎把一路上的艰辛痛苦全都抵消了。
母亲的高兴是纯而又纯的，因为见着了儿子，她的苦念之情得到了巨大的安慰。而我的心情却比较复杂。高兴是肯定高兴的。多少回做梦梦见母亲，这回母亲真到身边了，能不高兴吗？然而高兴的同时我又有些难过。难过什么呢？难过我没能给母亲带来她期望的快乐。尽管母亲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失望，但我心里知道，母亲一定失望了。因为我小时候常听母亲讲述大哥当年当兵的情景。大哥是1950年参军，在陆军二院（即现在的四医大唐都医院）警卫连当兵。由于有点文化，所以就当了文书。陆军二院距我家不过四十里，母亲曾抱着不满三岁的三姐到大哥的部队去过。大哥在部队的生活，让母亲感到非常自豪和幸福。大哥总是穿着整洁得体的军装，腰间的武装带上有时还别一把手枪，显得十分威武英俊。大哥是文书兼文化教员，常给那些文盲战士上课。全连从上到下，都对他十分尊重。连队的伙食，几乎天天都是白米饭、白馒头，一顿几个菜，菜里都有肉片子。特别是在饥饿至极的“三年困难时期”，听见白馒头、大肉片，真是不由得“口水直流三千尺”啊！从那个时候，我就对到部队当兵十分向往。参军时，“甘洒热血、保卫祖国”“听从召唤、奉献青春”“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思想或信念，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我自己非常清楚，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到部队里先吃个饱肚子，然后争取端上基本不再饿肚子的铁饭碗。在这个“大目标”下潜藏着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等“混出个模样”时，也让含辛茹苦一辈子的老母亲、老父亲享一点儿子带给他们的荣耀与幸福。
然而，母亲翻山越岭、摇晃颠簸、晕车呕吐、头昏眼花受了那么大的罪到部队来，她看到小儿子是怎样的一副形象啊！戴着安全帽，穿着施工服，肩上围着抬沙石筐的垫肩，衣服上沾满了搅拌水泥时溅到身上的混凝土点子，脸上大概也扑满了灰尘。这和她大儿子当年的军人形象，何止天壤之别啊！当年的陆军二院，虽然没有高楼大厦，但那房子的墙毕竟是砖砌的，屋顶也是瓦盖的。而小儿子现在的营房是怎样的营房啊！栽上几根木桩，钉上几片木板，在木板两侧裹上芦席，这就是营房的屋墙。在屋梁和屋墙之间，倾斜着铺上板皮（制作枕木后的废料），板皮上再铺上两层油毡，这就是铁道兵基层连队的营房了。儿子当的铁道兵，就住着这样的营房，就这样在汉江边上修铁路。
母亲脸上一直在笑着，一个劲儿说：“好着呢，好着呢。多少农村娃想当这样的兵还当不上呢！”我知道母亲说的是实情，但我心里还是由不得一阵阵发酸，时不时就有想掉泪的感觉。
连队的首长对来队的战士亲属十分亲切热情。指导员孟庆宇把母亲请到连部，嘴里“大娘大娘”不停地叫着，又是递烟又是倒水，一边嘘寒问暖，一边向母亲夸奖：“您儿子怀仁在部队表现不错，您老人家放心。”然后又对通信员说：“告诉炊事班长，加两个菜，让老人家就在连部吃饭。”
那顿饭确实还是丰盛的，一共四个菜，居然三个菜里都有肉。母亲的假牙掉了，光秃秃的牙床咀嚼那些肉菜显然有些吃力，但她依然显得十分满足。
营区里没有战士亲属能住的房子，连首长出面，向红号村的村民借了一间房子。墙是土墙，顶上盖的是陕南山里人自采的石板。连里的战友们，尤其是和我同一公社的老乡一起帮忙，从连里抬来两块床板，自己动手钉木架子，很快就支好了两张床。那间屋子在山崖边上，而且是一间单独的房子，原本是那户人家存放杂物和自酿柿子酒的地方。最令我羞惭的是，除了指导员招待的那一顿饭之外，后来的饭食就都是我用一个小盆从连队灶上往回打。承蒙连首长和战友们照顾，粗粮不给我搭配，每次都是白米饭和纯白面的馒头，但菜却只能是食堂的大锅菜，有豆芽、洋芋、白菜、萝卜，有时有洋葱、豆腐、粉条。也吃肉，但很少。遇到吃肉菜的时候，除了炊事员能略微照顾多打几片肉之外，有几个同乡战友（名字我已记不全了，但肯定有赵恩宏和张选民）就把他们碗里不多的几片肉也拨到我的盆里，说是让好好孝敬老人。
战友们的好心让我感动，但老母亲却享用不了。大锅菜的肉一般都不很烂，老母亲凭着光秃秃的牙床自然很难嚼碎，所以只能囫囵往肚里咽。下咽时那艰难情状，看得我差一点要掉下泪来。我亲爱的妈呀，你儿子既不能让你吃上熟软透烂的红烧肉，也不能给你提供口感好又容易下咽的肉罐头，你的儿子无能啊……
母亲见我难受，反来安慰我：“比起咱屋里的饭食，你部队上的这伙食就跟天天过年一样哩。这个年月，妈能吃上这么好的饭菜，真真也算是把福享了。”
母亲越是这样说，我心里越是像针扎似的隐隐作痛。
给我带来巨大安慰，也真正让我的老娘享了一点福的，是积贤。
母亲到来的第二天晚上，积贤和十五连几个同乡战友来看望母亲，来的时候带着他的黄挎包。他像在自己的亲娘跟前一样，和我母亲说了许多话，问身体，问吃喝，问老家的情况。快到熄灯时，他们准备返回。等其他几位战友出门后，他从挎包里掏出了一个深绿色的圆筒，迅速塞到我手里后说：“这是一听军用罐头，给咱婶改善一下生活吧。”
捧着罐头，我一下子愣住了，只说了一个“这……”字，竟再说不出第二个字了。
积贤严肃郑重地说：“这既不是偷的也不是白拿的，这是我从司务长那儿买的。旁人不一定能买出来，我在连部，话好说。连队条件不行，咱婶也吃不上啥好伙食，这算是我的一片心意吧。你啥都不要说，我得赶紧回去。要熄灯了。”说罢便扭身出门，大踏步追赶那几个同乡去了。
看着积贤越走越远的背影，我和母亲好久好久没说出话来。捧着那沉甸甸的罐头——不是一斤装的那种矮筒，而是二斤装的长筒铁皮罐头，我心头的热浪真似翻江倒海一般。这二斤重的猪肉罐头，花钱多少都放在一边，难得的是他对老人的关心体贴啊！他送来这二斤肉罐头，替我把心尽了，替我把孝行了！拂去了我心头的苦涩，铺满了温暖的甘甜。
有了这一筒肉罐头，每次我打饭回来，就用勺子挖出两三勺肉来，放在母亲的菜碗里，倒上一点开水化均匀。偶尔吃面条，就在面条碗里放上几勺。看着母亲吃得顺口、香甜，我心里那种浓重的愧疚感才渐渐地消失了。母亲每到吃饭时就要说：“积贤这娃真是个好娃，你交的这朋友是个好朋友。”
母亲在部队住了五天就返回了，可这筒罐头，四十多年来，我一直记着。
五
1974年4月下旬，我被调到团通信股当了收发员，6月上旬便随团部一起上了青海，驻到了天峻县城。而相民差不多也是那个时候到了天峻。仓库的位置在县城西边的荒原上，距团机关也就一千多米。他有了空闲就到我的收发室里来小坐，他那里偶尔弄到些好吃的，我也跑过去蹭点稀罕。
将近两年时间里，我们一起到布哈河边看过鱼，一起到藏胞的帐篷里喝过酥油茶，一起穿上藏民的衣服照过相，和同一个公社的战友“作战斗状”在草原上合过影……
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有大致相同的幸福，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大致相同的幸福往往给人留下的印象不深，而不同的不幸则往往刻骨铭心。
在那将近两年的日子里，我是快乐的，相民也是快乐的，所以许多快乐就像天边的彩霞，绚丽过后多数都忘却了。而1976年春节过后遇到的那次打击，却如同一场罕见的狂风暴雪，在我的头脑里留下了永生难忘的烙印。
那一段经历，本书中多篇文章有记，这里叙述从略。
哭了一夜、想了一夜之后，我找国波团长把自己的委屈做了倾诉，然后就坐了一辆拉沙石的翻斗车上了关角山。
下车后我把行李往院子当中一放，目光逡巡着寻找连部。这时从好几个帐篷里走出了十多个战士，全都投来了惊诧中含着鄙夷的目光：这家伙不知干了什么坏事，竟然被发落到了咱这个连队！
还好，连里知道我要下来，提前已有安排。临潼籍战友李克功把我接到了九班，而且把我安排到了靠火墙的铺位上（单是这一点，我已十分感动）。
晚上睡觉时，我把被子大衣全都盖得齐齐整整，可是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发现，大衣全掉到了地上，被子也只有一半在床上。我知道那是夜里发烧所致。在那个“惊心之夜”的前两天，我就感冒了。也许是由于感冒未愈加剧了高原反应（关角隧道比天峻县城高三百多米），也许由于情绪低落导致病情恶化，我起来刚一下地，只觉得眼前金花飞迸，头疼得像锥子在扎，天也旋地也转，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嘴里一股苦水哇的一声就吐到了烧火墙的灰坑里。在团机关的最后三天里，我只吃了两个馒头，喝过三碗稀饭，所以这时吐的，几乎全是胆汁。
克功帮我把被子和大衣刚拢到床上，副连长进来通知：赶快整理内务卫生，一会儿营里要来检查。我挣扎着把被子叠好，对副连长说：“我头疼得厉害，想去营部卫生室看看病，要点药。”
副连长是通情达理的，也许是他看到我嘴唇上那一层焦黑的燎泡了吧，也许是看到了我那憔悴的脸色了吧，也许是在帐篷外听到了我的呕吐声了吧，总之他一点没有为难地说：“你去吧。”
也许施工任务紧张，大家都忙于工作抽不出时间吧，也许因为我是从机关被“下”到连队来的，虽然没有任何人明说这是一个“接受改造”的对象，但“这家伙肯定犯了什么错误”却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共识。“这家伙”具体犯了什么错误或具有怎样的劣迹大家都还不摸底，所以谁也不敢（或不肯）轻易接近；或者也许见我并没到摇晃欲跌或昏迷欲倒的程度吧，总之，没有一个人问一声“要不要陪你去看病”。我默默地穿好皮大衣，戴上皮帽，头脑昏沉地走出帐篷。关角山上尖利的寒风迎面扑来，扎得脸面有些生疼。我眼前一阵发黑，便闭了眼站住脚缓了缓神，睁开眼抬起头，便看见了营区外关角山顶皑皑的白雪。脸上是冷的，眼前是冷的，心里，更是冷到了冰点。
我一步一步往前挪着，脚步沉重，心情更加沉重。想着自己的军旅前程可能即将终结，原先的宏伟抱负、美好憧憬全都将要化为泡影，心里不由得一阵阵疼痛。心里痛，头更痛，因而迈出的每一步，都像踩着冰雪，踏着泥泞。走出九连大门往右拐，上一段二十多米的缓坡就是八连。若在平常，这样一段路我几步就走完了，可是这天，我却走了很久很久。到八连门口时，我几乎走不动了，真想一扑摊坐下去。然而，残存的自尊在心底告诫自己：千万不能这样“显熊露怯”装孬种丢脸面！咬牙撑住，往上走，走过八连再往上不多远，就是营部了呀！
一步，一步……终于走到营部了。
没想到一进营部的院子，刚要寻找哪里是卫生所，竟看到了相民。我看见相民的时候，相民也看见了我。他一脸惊慌地问：“怀仁，你咋了？你咋到这儿来了？”
下九连之前，我就知道相民这一段时间一直在二营驻勤——专门来为施工连队修补帐篷和雨靴等。可他却不知道我突然被发落下连队的前因后果。
我摇摇头苦笑了一下，说：“一言难尽。我感冒了，头疼，想找医生要点药。”
相民赶紧扶着我走进营卫生所，军医看了之后说：“就是重感冒，再加上点高原反应，没有大碍。高原上的感冒拖得时间长些、显得重些。吃点药，多喝水，休息几天就好了。”
从医生那里拿了药，相民又扶我出了卫生所，说：“到我的帐篷里睡一会儿吧。”
二营专门给相民有一间帐篷，既是他的工作间也是他的宿舍。在相民的搀扶下走进帐篷，我觉得身上仿佛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就势便倒在了相民的床铺上。相民倒了一搪瓷缸开水，说：“叫水先凉着，我到刘忠汉那儿要些白糖去。”说完就急急忙忙跑出帐篷，走路全没有平常不慌不忙的“扑塌”样。刘忠汉是临潼战友，这阵儿是营部的“上士”（司务长的助手，分管伙食、财务）。几分钟后相民回来，手里端着半碗白糖，说：“我给忠汉说是你病了，他二话没说就挖了这些白糖。”他一边说，一边抓了一把白糖放进缸子里，搅了搅，然后端过来让我就着白糖水服药。
喝着甜甜的白糖水服完药，躺在床上，望着相民眼里透出的关切，我眼中的泪水竟像旺盛的泉水一样，骨碌骨碌往下淌，怎么忍都忍不住。我想起了在家生病时，母亲抚摸我额头时那温暖的手掌，想起了老人家看我时那充满焦虑的眼神，想起了给我端来退烧发汗的葱花酸辣汤和那一声声饱含疼爱的问候：“我娃这会儿觉着咋样？”相民不是能说会道的人，可他这一连串出出进进默默的行动，胜过多少问候话语啊！在我精神几乎崩溃、身体也极度衰弱的时候，相民端的水、拿的药、要的糖，让我那几乎临近冰点的心，感到了无法言喻的温暖。
在往营部走的路上，有那么一瞬间，我曾经萌生过这样的念头：复员！回家！不干了！——回到家，虽然粗茶淡饭，但总有父母的关爱、哥姐的操心，心里总能感受到那艰难之中的温暖啊！然而，在这里，当我浑身酸疼、头昏眼花的时刻，我只能一个人孤独地在寒风中挣扎前行。在不明真相的战友们眼里，我还是个来接受改造或惩罚的“有罪之身”啊！
然而，此刻，我心中的寒冰被温热的白糖开水融化了。在关角隧道旁，我知道自己并不孤独，知心的战友并未将我当作“罪人”看待，也没有因我“走了麦城”而冷落我。有这些温暖的感情支持，往后，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挫折，我都应该继续坚持。因为，人生还远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
六
3月下旬，我意外地接到通知，到师文艺演出队创作组搞创作。
这是文化科夏副科长给我带来的一次命运转机（尽管他调我时并不知道这是给我的转机）。因了这个转机，我想起了前一年的一件事。
前一年，在写关角隧道战塌方的故事时，我跟夏副科长住在一个屋子，得到了夏副科长在创作上的关心与指导。写完那个“基本不能用”的小戏后，我又回到了收发室。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我从床下拿出了几张羊皮。当兵三年了，还没怎样对二老表示过孝心呢。受别人的启发，我也想给父母一人做一件皮褂子。于是就托天峻邮局的好朋友邮递员老曾，帮我从牧民手中买了几张质量很好的“四大毛”羊皮。这天太阳正好，我把羊皮洗干净晾在收发室门前的场地上，准备过几天“熟”好后，让相民给做两件皮衣。刚巧那天夏副科长和几个人从收发室外经过，笑着说：“小韩你挺有办法啊！这么好的皮子，能帮我也买几张么？”我当时也笑着说：“没问题。”话说完也就完了，我并没有把话放在心上。因为根据当时的场合与氛围，我觉得夏副科长不过是随兴说了一句玩笑话，所以就没有当真。然而，就在我感到前途无望的时刻，夏副科长却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遇——他点名让我到师文艺演出队创作组来搞创作。这个机遇，让我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绝望中，看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希望。我心里充满了感激，同时也生出了羞愧：夏副科长一直记着我的创作“才能”，而我却没能兑现给他的承诺。将近一年时间，他既没亲自打过一回电话，也没让别人传递过任何信息，我到了乌兰后，他对羊皮的事也只字未提。他似乎根本就不记得有那么回事，也许他当时真的只是一句玩笑。然而，我心里却很不安。如果去年分别后我们再不见面，如果不是在我倒霉背运的时候他给了我命运的转机，我相信我会一直心安理得地“不当回事”——他是玩笑而说，我是玩笑而应，大家不过一场玩笑而已。然而如今，当我几乎天天要和他见面时，那种愧疚感就一天比一天强烈了。他去年认为我“唱词写得还不错”，今年要用写唱词的人时，他就果断地推荐了我。他是说话算话的，言信行果！而我呢，满口答应的事，过后却扔到了爪哇国，我是个食言失信的小人哪！
为了消除心中的愧疚，我抽空回了一趟天峻，又找到了老曾。老曾一听，立即回答说：“刚好我这儿有几张非常漂亮的‘二毛’皮，你拿去吧。”老曾的慷慨痛快，让我又惊讶又高兴又有些不好意思。老曾说：“这个也是帮别人买的。你拿走我给他再买就是了。我的牧民朋友多，好办。你被弄下连队的事我也听说了一些。而今，你一是为了兑现诺言，二也有报恩的成分。这样为人处事，我喜欢。你又不白拿，有啥不好意思的？”
我带着皮子回到了创作组，刚好创作组长方干事也在屋里。他一见皮子，眼睛顿时放出了惊讶的亮光。他问：“小韩你从哪搞到这么好的皮子？”
一是我没有多想，二是多少有些炫耀心理作祟，我竟稍显卖弄地说：“天峻县里我有好几个朋友。”
方干事笑着，眼里满含着真诚，说：“那你能不能也帮我买上几张？”
一听这话，我头大了。在师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知道，乌兰县尽管也养羊养牛，但它毕竟是农业县，牧业所占比例很小。在乌兰要买点粮食不是很难，但要买到品质上好的羊皮，还真不是容易的事。这时候我才进一步悟到：夏副科长去年说的那番话也许是真话而并非玩笑。他之所以一直没有催问，肯定是不愿意让我有任何压力。听了方干事的请求，我心里有点犯嘀咕。虽说在天峻县买羊皮比乌兰县容易，但是随着筑路大军的涌入，急速增长的购买量使羊皮也渐渐紧俏起来了。1976年，在天峻买羊皮已远不像前两年那么轻而易举，特别是想买到品质优良的皮张，没有一定的“关系”还真搞不到手。老曾虽然厚道，但他刚给过我几张“二毛”皮，我还能再腆着脸去找他么？
然而面对方干事的请求，我又不能“下软蛋”。既然得意地向他炫耀了自己的人脉资源，现在好意思“走悔棋”，说自己没那个能耐而拒绝么？自从到了创作组以后，我一直和方干事住一间屋子。他人挺和气、很热情，性格开朗，喜开玩笑，身为生长于城市的干部，从来没有看不起我这个“土包子”战士，而且干部们分了水果（苹果、橘子等），他吃的时候从来也没有忘记过我（对我来说，这是相当奢侈的享受）。在等级观念还相当严重的部队里，能遇见这么亲切随和的干部，实在是很幸运的事。拒绝他，我还真不忍心。
除了这层心思，我还有一层忧虑：能留在创作组工作，就等于逃离了那几个小小权势者对我的整治；如果创作组不要我了，我就只能打背包向后转回乡当农民了。而让不让我留在创作组，创作组长的话绝对具有“兴邦丧邦”的巨大作用。如果他不喜欢我，一句“这小子能力不行”，或“这家伙虽然能写，但人品不咋的”，就完全可以让我“屎壳郎玩粪球——滚蛋”。尽管从几个月的相处中我觉得方组长是个很善良的人，但是善良人也有他的喜怒哀乐和所好所恶呀！夏副科长也许是一句不经意的玩笑话你能那么郑重其事地“践诺”，我这儿诚心请你帮个忙你却一推六二五，你不是个“看客下菜碟”的势利眼么？
我知道自己很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在此情此境下，这“度”却是万万不可少的。前头在团里，由于太缺心眼吃了很大的亏，现在，为了前程，每一步都必须瞻前顾后、谨言慎行啊！所以，方干事的这个请求我必须答应。
我对方干事说：“好，我想办法。”
回到天峻，我先找相民。把那些曲曲弯弯的心思对相民诉完之后，我说：“老曾我绝不能再找了，即便人家不厌烦，我也不好意思了。我想找一找老李（蓝田乡党，天峻县财政局长，一个非常忠厚非常热情的老哥），或者再……”
没等我把话说完，相民说：“你谁也不用找了。刚好我这儿前些日子买了十几张羊羔皮，毛色很好，你把这个拿去就成了嘛。”
我说：“你买就是想给咱叔咱婶做衣裳的，我拿走了你咋办？”
相民说：“我这两年在天峻县比你的门路广，你拿走我再另找人。”
这话我信。他有裁剪手艺，加上厚道、热心，给部队和地方很多人裁剪过衣服，且全是义务劳动，所以积累的“人脉”相当丰厚。但是，尽管这样，在皮货已明显“供不应求”的交易背景下，他慷慨地把自己的心爱之物给了我，我还是十分感动。不过，交情已到了亲如兄弟的份儿上，任何感谢话都显得虚伪，所以我什么都没说，第二天便“满载而归”，返回了乌兰。
七
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也许老天真想让我和积贤成为情同手足的兄弟吧！它在冥冥之中驱使着我们，让我们风雨同舟、患难与共。1976年，当我的命运之舟颠簸起伏、动荡不定的时候，积贤也遇到了人生路上的磨难与不幸。
积贤善良、真诚、厚道、大方，在连里，无论干部还是战士，他都相处得很好。他的字很漂亮，文章也写得相当不错，说话利落，办事干练且有主见，连首长对他十分器重，营部的书记（相当于秘书，并非党委主官的那个书记）蔡海盛也对他非常赏识。蔡书记把他推荐给营教导员刘茂轩，刘教导员也一眼就看中了这个既帅气又能干的小伙子，很快就把他从十五连调到了营部，意图十分明显：作为“苗子”培养，随时准备提干。
形势大好，令人期待，所有喜他爱他关心他的人，都断定幸运的光环已经罩上了他的头顶，都在心里暗暗地为他祝福。然而，可叹的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句古话，偏偏又在他的身上应验了。
1976年7月间，组织派他到乐山去学习。这“学习”，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提干苗子”去接受培训。一般情况下，学习回来不多久，战士就提拔成了干部。按说，这是积贤的喜事，也是值得大家庆贺的事。然而此时，我们竟谁都高兴不起来。为什么？因为积贤家里遇到了两件令人悲伤的大事：一是家里祖祖辈辈居住了很多年的一孔窑洞塌了，二是慈祥刚强的老父亲病倒了！家里住处原本就窄狭，窑洞一塌，家人的栖身之所立即就成了大问题。令人更加悲伤的是，老父所患之病，竟是可怕的绝症——食道癌！家境本就贫寒，再遇上这样两件祸事，放到谁头上谁能不精神崩溃？老父亲一辈子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难，流血流汗养育儿女，如今刚看到二儿子在部队的前程有了希望，他老人家却要撒手人寰……
想到不久之后就要和老父亲永远告别，积贤真是心痛欲裂、痛不欲生啊！
8月份，演出队进京会演的时候，我休假回家探亲。
回家后，我到雷家庄去了一趟，见着了积贤兄慈祥的母亲和刚强的父亲。老父亲虽然已经很瘦弱、很憔悴了，但说话的那股硬气、那种亲热却丝毫未减。不知是他对自己的病况毫不知情，还是他早已把生老病死看得很开，总之说到他的病时，他神情平静，意态淡然，丝毫没有忧戚悲苦的神色。但是所有知道他病状的人，心里都仿佛压着千斤重的石头一般，沉甸甸地喘不过气来。
面对不公的命运，面对冷酷的病魔，面对狰狞的死神，我跟积贤兄一样，一筹莫展，束手无策。我除了用心和积贤兄一起承受痛苦之外，实在给他帮不上什么忙。休完假回到部队后，我给他家寄去了二十元钱。虽然这点钱对遭遇了大不幸的家庭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但多少表了我一点心意，良心也多少得了一点安宁。
土窑塌了，老父亲走了，然而积贤兄的苦难却并未到此为止。
从乐山培训回来，突然风云变幻——原来一直很器重雷积贤的山东籍教导员刘茂轩从三营调走了，继任的教导员是原十一连指导员，姓王，湖北人。这王教导员“新官上任三把火”，头一把“火”就朝雷积贤烧了过来——他原在十一连时的一个“亲密战友”被调到营部来了，雷积贤的工作由那位“亲信”接替。从语气到眼神，从吃饭到睡觉，人家显出了“水乳交融”的情谊，眼睁睁把雷积贤晾在一边成了“闲人”。只要不是瞎子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假如要王教导员推荐提干人选，他只会推荐“亲信”而不会推荐“上届领导选定的干部苗子”雷积贤。
人都是有自尊的，积贤的自尊心还特别强。尽管蔡海盛书记很舍不得他离开，但积贤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营部，重新回到了十五连。
八
我的探亲假休完了，而演出队还未返回高原，创作组暂时没有新的任务，我便又回到连队，等候再次“驻勤”的命令。
从9月初到11月中旬，我又回到了九连，以“回民班”副班长的身份，和十几个回族、撒拉族战士一起，为打通关角山隧道而出力流汗。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几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毛泽东主席去世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了，华国锋成了中国人新的英明领袖了。全中国在欢庆胜利的同时，似乎又隐隐地笼罩着动荡不安的阴云。
首长和机关的人都焦头烂额地忙着应付各种政治任务，夏副科长还能想起我这个无名小卒吗？一直得不到再次去创作组驻勤的通知，我的心像在火上烤着，又像在空中悬着，无依无傍，没着没落。夜里经常做噩梦：一会儿被一群鬼子兵追杀，躲无处可躲，逃无处可逃，常从梦中惊醒。有一天，我到仓库去找相民，晚上和杨年柱都睡在相民那个排的大通铺上。半夜里，全宿舍三十余人被一声惨烈恐怖的叫声惊醒，黑灯瞎火，大家都不明就里，全都跟着“啊——啊——”地惊慌呼叫，差一点酿成令人惊骇的“炸营”事件。
原来那一声惨叫是我发出来的。我做了一个极为恐怖的噩梦。
我梦见我被逮捕了。逮捕我的理由是我写了反动诗。因了这罪名，我将要被处以死刑。然而这死刑既不是砍头，也不是枪毙，而是接上高压电击死。击，还不是单个儿击，而是把一百个受刑者叠成一摞，从两头接电源。我眼看着和我一起被捕的难友被一群面目狰狞的魔鬼一个一个地摞起来，摞了好高好高，那些被摞在一起的人有的在悲伤地哭号，有的在尖利地喊叫，那哭声叫声令人毛骨悚然、魂飞魄散，我恐惧极了，刚想转身逃跑，忽然看见一个圆眼红发的家伙指着我喊：“九十九个，就差这一个，把他拉上来刚好一百！”话未落音，四五个青面獠牙的恶鬼就抓住了我的胳膊。我绝望到了极点，也恐惧到了极点，不由自主地就发出了惨烈的号叫……
那几个恶鬼把我放到最高头正要接电线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有人推我，同时也听见有人叫：“怀仁！怀仁！你咋咧？”我睁开眼睛，宿舍的灯已大亮，相民满脸惊疑地看着我问：“怀仁你咋咧？你喊叫啥呢？”我这才收回了惊魂，说：“我刚做了个噩梦。”相民和年柱都长叹了口气说：“你简直是给人‘收魂’哩呀！全排的人都叫你吓醒了。”后来听说，能把全排人吓醒的那声惨叫，简直就不像是从人的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太吓人了。
听人说，人做噩梦是由于心情过于焦虑，过于惶恐。我知道我焦虑和惶恐的原因，也清楚焦虑和惶恐的滋味，自然也理解积贤此刻的心情思绪。我们真正地同苦同难、同病相怜啊！十五连距我所在的九连约有六七里路，休息时间，常常不是我跑到十五连去找他，就是他跑到二营来找我。我们一起到草原上去散步，说理想、说担忧、说惶惑、说苦闷，然后又互相激励：坚持！咬牙坚持！不到山穷水尽，绝不轻言放弃！好好做人，努力做事，创造条件，等待机会！
这一时段相互的精神抚慰，远远超越了同乡在一起包饺子、煮面条、做麻食那种“物质层面”的欢乐和享受。
心灵的抚慰常会激起一点诗意的浪花，我们之间也互相用“诗”来表达情感，记录行止。这些我当时都记在了日记本上。几十年后，当我重新翻阅那字迹稚拙的日记本时，往昔的酸甜苦辣自然而然就涌上了心头。
1976年9月6日，我写的《塞上随笔》三首中，第三首是这样写的：
我嗟吁兮边风叹，吾友积贤道亦难。
窑倾又逢老父病，洒泪别家心何酸。
还伍心头忧更重，政宜握权刘教迁。
“天子”变更“朝臣”换，升擢之事复茫然。
权将愤激方寸掩，岸畔系舟待波澜。
这些句子记录了积贤兄当时的处境和心情，也记录了我对积贤兄所做的劝勉（实质也是自勉）。所谓“权将愤激方寸掩，岸畔系舟待波澜”，就是劝勉自己：暂时把委屈和愤怒藏在心底吧，眼下江中无水（或水浅），我们这“奋斗之舟”一时无法航行，那就先把船拴在岸边等一等吧。有一日天心顺畅了，风调雨顺了，江中兴起波澜了，我们也许还能乘风破浪呢。
苦瓜藤绕黄连树，世人都谓苦中苦。
我笑世人实在痴，有谁知晓其中福？
这四句，是1976年9月25日我记录积贤兄所作的一首七言诗。诗下有注云：“9月22日访挚友积贤，其时贤兄正复书与其未婚妻，因时境欠佳，感慨无限。诉衷肠，抒愤懑，成此绝句。余恐历久而忘，故录之。”
记得积贤兄给其未婚妻张香兰写信并赋此诗的背景，是刚刚收到香兰给他寄来手纳的鞋垫，以及手工编织的线背心。他感叹：“我家里穷，她不嫌；我而今没混出啥名堂，她也不嫌，还给我寄这些东西来。真真是一个瓜女子。我俩是一对儿的苦瓜蛋儿。”
虽然话语凄苦，但能看出，未婚妻寄来的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东西，其实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安慰，他于苦涩之中还是感受到了一种甜蜜的幸福。所以才有了“有谁知晓其中福”的句子。
在当时，我是知晓的。我想。
两个多月里，我们见过几回面，说过多少话，实在是难以尽述了。一言以蔽之吧，当时心里能想到的话，全都向对方倾诉，真正达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地步。在那些谈话内容里，两人既互相分担痛苦又不忘互相激励的话，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我于1976年10月4日写在日记本里的《感怀赠挚友积贤》，就应该是那时我们心灵交往的一个证明：
昔年曾把壮志立，意期青简留一迹。
今遭风欺暴雨袭，一腔赤焰岂便熄？！
时方东隅气正壮，安知困骏无驰机？
莫悲湿翅暂失意，当放长歌少叹息。
深省世途荆榛众，宁肯颅裂还碰壁。
纵令宏愿成乌有，临终不叹发徒稀。
若余先赴黄泉去，身后遗草烦故知。
识虽狭陋文虽浅，犹效子厚托禹锡。
此言酷肖伤怀句，反领却将壮心激。
诗后注云：“子厚乃唐人柳宗元之字。柳宗元与刘禹锡友情深厚，柳四十六岁即去世，临终时托刘禹锡整理其诗文遗稿。柳卒，刘将老友遗稿整理出版，遂使后人得见柳氏之文章情怀。”
这首诗是我经过一番痛苦思考后的心灵剖白，同时也是向积贤兄发出的共同奔跑的呐喊。“青简”也称青史，就是历史。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向报社投稿起，到上高中阶段撰写五场秦腔剧《育新人》，我心中一直都有一个作家的梦想，因而高中毕业当兵之前，对河对岸西蒋村有个叫陈忠实的人非常钦佩和敬慕，因为他虽然也是个高中毕业生，却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了不少作品。所以我当兵后也一直想通过勤奋的写作，将来在中国文学的“青简”上留下一点点痕迹。虽然现时段遭受了狂风暴雨般的打击，但是心中那曾经炽烈的火焰难道就此熄灭了吗？“东隅”指东方日出处，也指早晨。毛泽东主席不是说过“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吗？古人尚且有“东隅已逝，桑榆未晚”的豪情，我们这正在“东隅”时光的年龄，怎么能早早就丧失斗志呢？不错，我们暂时都是被束缚住腿脚的“困骏”，但是谁又能料定我们这暂时被“困”的骏马永远没有奔驰的机会？所以，我们虽然像被打湿了翅膀的雄鹰，即便暂时飞不起来也要乐观地面对苦难，面对挫折。如果真这样做了，即便没能实现理想，那几十年的努力也有价值，我们为此而掉的头发也并没有白白地变得稀疏。
那段时间，我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用自嘲的话说：除了心肝是好的以外，从头到脚几乎“坏”透了：头疼常作，眼疾时发，鼻中隔偏曲，鼻窦往往化脓，导致晚上睡觉不能用鼻而只能张着嘴呼吸；咽、喉、肠、胃，炎症不断；咳嗽气喘，痰中时带鳞甲样的硬片（后透视拍片，果然发现有时间久远的钙化点）；小肠疝气，致使走路多有不便；关节炎严重时，六月天棉护膝不敢离身；脚气病厉害时，大冬天不能穿鞋……所以，我当时曾莫名其妙地有一种悲观的预感：我大概活不过四十岁。所以才有了“若余先赴黄泉去，身后遗草烦故知”这样的话。我自知才华是远远不能望柳宗元之项背的，但我和积贤成为情深谊挚的朋友，却和刘、柳相似。柳宗元能托刘禹锡，我为什么不托雷兄呢？相民固然也是知心朋友，但相民的文化程度低，让他帮我整理所写的文稿显然不现实。那么，假如我早早先死了，而自己所写的东西还尚未问世，就只有拜托积贤兄来了却我的这个心愿了。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肯定是伤心的，但是，假如从反面来理解领会的话，难道不正是最好的一种激励吗？——既然天不假年，来日无多，为什么不抓紧时间多干点事，多写点诗文，多留下一点自认为是“痕迹”的痕迹呢？
我的这些思想，自然也在积贤的心中产生了共鸣。1976年的日记本里，记着这样的文字：
《至荒原与贤兄感怀唱和》
携手共到荒原上，触景生情心倍伤。
何日足登高山顶，同扶社稷做栋梁？
塞外漫步追往事，原上闲谈话明年。
面对雪山心含冷，心思荒火意复燃。
诗后小注：“1976年10月19日，某与挚友积贤同赴十五连，步行至草原，见远山积雪如银，近旁有荒火余灰。二人心血来潮，以成斯句。上为雷兄所写，下为余之所和。即记于草原。”
看见这段文字，当年的情景便历历在目。脚下的草原曾被人放火烧过，没有引起火灾，但却留下了一片灰烬。眼望远处的雪山，近思曾经的荒火，我们忽然来了诗兴。贤兄在伤情的时候，依然不失“足登高山顶，共同做栋梁”的豪情壮志，而我也在心含冰冷的失意中，激励自己重新燃起希望的火焰。
自从在师创作组驻勤之后，我养成了随身装一小本随时记录的习惯，所以当时就记下了彼情彼景。
四十年后回头看，我们仍然不觉得当时的心声有什么羞惭。“社稷”就是江山，就是国家，想共同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材，有什么可惭愧的呢？几十年后，无论是雷积贤还是韩怀仁，都曾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不敢说是支撑国家大厦的长梁巨柱，起码也在某个“屋宇”内发挥过托椽举檩、负重承压的作用。面对“栋梁”二字，问心无愧！
九
1976年11月下旬，我又一次接到了赴创作组“驻勤”的通知。
时间飞快，转眼就到了1977年的1月。创作组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情干，领导就给了我一个任务：到西安为演出队采购服装。
服装买好，打包托运，然后回蓝田，在家里待了三天。
三天后乘火车回到西宁，本来我应该从西宁招待所坐师里的班车直接回乌兰，但因太想见相民、积贤和四十七团的同乡战友，所以我就坐上了四十七团回天峻的班车。反正这段时间出差，我有一定的自由。
天快黑的时候，班车到了天峻县四十七团机关大院。我刚从班车上下来，就听到了一声大喊：“怀仁，得是人家叫你回来的？”喊声不仅惊讶，而且明显地带着惊慌。
发出这声大喊的，是相民。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便问：“咋了？”
他不回答我的问话，仍然神情紧张地问：“得是人家叫你回来的？”那种紧张、焦急、惊慌、担忧，简直就像知道有人正在追杀我，而我不但没有逃跑反倒来自投罗网似的。
我忙说：“没有人叫我回来。我是到西安出差，想见你跟积贤还有咱公社的乡党，才专门坐咱团班车的。看你急的这个样子，出啥事了？”
他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压低声音说：“人家今年叫你复员呢。复员名单都打好了，我在军务股看见了。”
这消息对我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现在的事实证明，我原来的猜测真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几个小小的权势者，果然就是我所推测的思路和安排：你逆了我的龙鳞，让我心里不痛快，我就要让你好好尝尝当“刺毛兵”的滋味。先到艰苦的劳动一线改造一年，然后，卷铺盖回农村修理地球。想在部队端上公家的铁饭碗，做梦去吧！本来是想让你小子吃点苦头再走，没想到你还跑到师里去吃了轻闲！对不起，复员吧。回你那又穷又苦的蓝田县去吧！和领导对着干，这就是下场！
相民说，消息千真万确！军务股有个人请他裁衣裳，最近跟他十分要好。他在军务股办公室的桌子上，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全团的复员名单。九连的名单上，确凿无疑地写着韩怀仁的名字。
这消息让我震惊，让我愤怒，也让我十分惶恐。如果我晚几天得到消息，复员名单一经团党委或上级军务部门批准，木已成舟，米已成饭，我恐怕就只能听任摆布而一筹莫展了。莫非是冥冥中真有神助？本来从西宁回乌兰顺理成章，我却鬼使神差地到了天峻。到了天峻那么巧就碰见了相民，而相民则恰好刚刚看到了复员名单！
一切都似乎是天意！这消息来得太及时了！
眼下还没有通知我回连队准备离队，就说明复员暂时还未成定局。我必须背水一战，为自己争取最后一线机会。为了这一线机会，我必须马上赶到乌兰，找到善良的夏副科长，把我的处境和心愿向他说明，看看夏副科长能否帮我躲过这一劫。
可是眼看着天已黑了，而天峻距乌兰有将近一百公里的路程。
怎么办哪？
相民拉着我来到团部外边的公路上，说：“咱们拦一辆去乌兰的军车。”
可是等了好长时间，却没有等到一辆军车。就在我近乎绝望的时候，过来了一辆地方车。见我们招手，那司机便停了下来。那时候军民关系相当融洽，只要是军人拦车，地方司机一般都会停下。听了我们的意图，司机有些为难地说：“我的车快没有油了，本想在天峻住一晚明天再走。如果你们能想办法给加些油，咱就今晚往乌兰赶。”
相民说：“好办。”然后上车把司机带到仓库，找到了和他关系要好的油料员王双保……
很快，加了油的汽车拉着我连夜赶到乌兰，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找了夏副科长。后边的故事，在怀念夏老的文章里有详细叙述，这里就不再多说。
后来，我经常想，那天我若是不回天峻，若是没在停车场见到相民，若是相民没有在军务股看到……我人生的命运，又会是怎样的走向呢？
四十年过去了，无论什么时间想起那一晚、那一幕，我都不由得眼眶发潮，鼻子发酸。
十
苦心人，天不负；有志者，事竟成。这是前人总结出的经验，也是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真理。
庆幸我们胸中的血液始终保持着应有的温度，我们始终没有放弃人生道路上的奋斗和追求，所以，终于，生活给了我们丰厚的回馈。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在夏副科长的关心支持下，我参加了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高考，穿着军装走进了青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的知识殿堂，成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本科大学生。
而在我上学半年之后，积贤兄也以自己出色的工作表现，被提拔为干部，穿上了四个兜的干部服，领到了旱涝保收的国家工资，成了真正端上铁饭碗的公家人！对于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来说，这就是命运的巨大改变，就是传统观念上的耀祖光宗！和我心心相印患难与共的积贤兄有了这样好的前程，我真想大吼一段秦腔向他表示祝贺！我仿佛看见他穿着那身干部服，站在三千四百米高的天峻草原上，向着故乡的蓝天，向着老父亲的在天之灵，发自肺腑地呼喊着：爸，您老人家一定看到了儿子不懈努力换来的今天！儿子堂堂正正做人，磊磊落落做事，没有给您老人家丢脸！
我是在青海师范学院的教室里读积贤兄那封报喜信的。我一边看信，一边流着喜悦的泪水。看完信我真是热血沸腾、心潮奔涌——曾经湿翅的大鹏，有了翱翔的天空；曾经被羁的骏马，有了驰骋的原野；曾经系在岸边的航船，有了波涛浩荡的江河湖海；曾经愁锁双眉的斗士啊，有了大显身手的战场！我激情难抑，当时就在教室里写下了这首《闻贤兄登云路感怀》：
喜讯方随鸿雁落，心潮骤涨泪滂沱。
展翅大鹏腾霄汉，脱羁骏马跃丘壑。
斗士舒眉酬壮志，征舟扬帆破洪波。
慈母晚年开颜度，老父应笑在冥廓。
几载云烟眼底过，万端思绪畅怀说。
不贺今日青云路，唯忆当年路蹉跎。
无边情意流笔底，不念颂词唱警歌：
愿君莫忘湿翅苦，百尺竿头应再跃。
日记本上注云：“得贤兄提干喜讯，知其苦苦奋斗多年，夙愿今日始偿。余闻此讯，欣喜欲狂，热泪交流。复其信时，随寄此诗。”
西天佛祖特意给唐僧师徒补足了“八十一难”，据说是为了让他们“功德圆满”。那么让我经受跟积贤兄一样的心灵巨痛，会不会也是老天爷有意安排的呢？是不是老天爷觉得如果不那样，我们二人就称不上是患难弟兄？总之，在积贤兄总算是苦尽甘来之时，我却经受了一场透彻骨髓的心灵创痛。
1978年10月间，我读大一的第二学期，忽然接到了“母亲病重，速回”的电报。当我从西宁急如星火回到西安赶至军大二院时，母亲已经因为庸医误诊误治，成了“去大脑皮层状态”的植物人了。她的眼睛虽睁开着，但谁也不认识。她说不了话，喝不了水，吃不成饭，全凭输液和胃饲管维持生命。据医生说，如果护理良好，维持两到三年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护理不好，能坚持半年就算幸运。那些日子，每当想到老母亲即将“大去”，我的心真像刀绞一样疼痛。她老人家养儿育女，劬劳一生，却几乎没享受过儿女给她带来的口腹之福。禽鱼肉蛋不要说，海味山珍更不必提，就是八毛钱一斤的普通蛋糕，她老人家都没能畅心可意地吃饱过一回。每次，在外头（仅是职工家属）的二姐回来，总会买上一斤鸡蛋糕。二姐本是让母亲吃的，可母亲却总是这个一块、那个半块地塞给孙子外孙们，直到最后只剩下指头蛋儿大一块了，她才会十分香甜地咽下去……
母亲一直盼望儿女中能有一个端上国家饭碗的人，好不容易盼着小儿子考上大学了，她自己却……听大姐、三姐说，她没有陷入昏迷之前，曾躺在炕上自言自语：“你也真真的没福呀！刚刚盼得怀仁考上大学了，你却要走呀！怀仁还没娶媳妇哩，你咋走得利呢？”哥、姐问她：“你病了，叫怀仁回来不？”母亲说：“娃正上学哩，不敢耽搁。不要打搅。”可是她陷入完全昏迷之前，却是盼我能在她跟前的。大姐说，那天黄昏时分，一直昏睡着的母亲突然用极微弱的声音问：“怀仁回来了没有？”问完，就闭上了眼睛，从此再没说过一个字。
“怀仁回来了没有？”这是母亲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也是留在我心上永远的伤痛。那几天，真正是肝肠寸断、烈火烧胸、椎心泣血、痛不欲生啊！有一天，我乞求医生想办法把我母亲唤醒，医生说：“我们已经竭尽全力，而老人家不可能再醒过来了。”听完那句话，我脑子里轰的一声，只感到一片火海向我烧了过来，火焰越来越高，越烧越近，几乎要把我焚毁了。脑子里越来越热，越来越疼，似乎已经听见有一根弦马上就要绷断了……若不是有人在旁边提醒我“想开点，想开点”，也许那一刻我会成为精神病……
积贤兄远在青海天峻，但我相信我的痛苦他一定感同身受。因为两年前，这样的人间至痛，他是真切体验过的。
同样，他对我母亲的病也无能为力。他能做的，就是很快汇来了二百元钱。
二百元，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但在1978年，这个数字已经相当惊人了。可做参照的是：我母亲在军大二院住了一个月，出院结账时，全部费用是二百四十块。
母亲出院后两天，我返回了学校（父亲和哥姐怕耽误我的学业，硬让我走）。回校后两周，就接到了“母病故”的电报。
料理母亲的后事必须要花钱，而大哥、二哥手头拮据且不敢向人借贷。因为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值还不到四毛钱。也就是说，辛辛苦苦出力流汗，即便一个月出了满勤，分到手的钱也不过十块左右（仅此一点，就可知当年的农村青年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想跳出农门）。更何况家境贫寒的人，是没人愿借给的——借给你，何年何月才能还哪？所以，借钱只能靠我。因为我此刻有了向人借钱的资本：我是大学生了，毕业就能端上铁饭碗，那铁饭碗里就有“蝗虫水旱无伤损”的铁工资，那铁工资就可以给人还账，借债者一般不担心钱会打了水漂。
从母亲住院到为母亲举行葬礼，前前后后我付出了五百多块钱，以至在分家算账时，生产队的干部都感叹：怀仁是“背了大头子了”。
我敢背且能背这个“大头子”，多亏了积贤兄这个坚强而有力的后盾啊！
每当我回想并提起当年这些事情的时候，积贤兄总是批评我：既然是自家兄弟，无论做了多少、付出几何，全都是应该的。老提这些，没意思！
然而我却与他有着不同的看法：施恩于人，既不求回报，也不自我标榜，这是施恩者的美德。然而，受恩于人者总是默而不宣、缄口不言，匿人之美，藏人之善，既不勒之于石，又不志之于书，甚至也不在别人面前真诚称扬，非但不觉问心有愧，反而感到心安理得，往轻里说，是不知好歹，没心没肺；往重里说，就是忘恩负义、狗肺狼心！社会呼唤人们常怀感恩之心，即便是对亲生父母的养育之情，都应该深表谢忱，更何况对没有血缘关系的朋友、战友？
所以，我要用我的文字感恩！尽管数十年的深情厚谊在这短短的篇幅里很难述说穷尽，但是能说出一点来，我心中得到的安详和宁静就会多出一点来。
最后再惭愧地说句实话：雷、韩、张的故事，我原本想在构思的长篇小说《老铁弟兄》里做详细讲述，只是计划虽已实施多年，迄今仍未完工。眼看“耳顺之年”又已越过数载，真害怕到老死之时仍未能了却夙愿，故趁此散文集出版之际，先写此篇，聊作存念。
此心此情，不知雷、张二兄以为然否？
2016年7月6日改就
有执而直斯乃为挚
——记朋友马士琦
我和马士琦先生成为朋友，时间不算很长，但也不算太短，大约十年光景。
观察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几乎所有的正常人都有朋友。因为人要在世界上活得有点意思有点滋味，朋友绝对是不可或缺的“要件”。
按照中国汉字的创造方法分类，“朋友”两字当均属“会意”字（《说文》以为“朋”乃“凤”之假借，后世亦有不同说法。余取“会意”）。“朋”者，两个不分高低而又并行为伴的同类肉体也（凡“月”字旁的汉字，绝大多数都与肉体有关）。友者，两只共同用力、互相鼓劲之大手也（看篆文便一目了然。汉儒郑玄释《周礼》云：“同师曰朋，同志曰友。”）。故人类社会中有各式各样的朋友，爱喝酒的有酒友，好抽烟的有烟友，爱文化的有文友，迷“搓麻”的有麻友，共坐牢的是狱友，同住院的是病友，一起当过兵的是战友，共同受过难的是难友，两肋插刀不惜生命生死相帮患难与共的是铁血朋友，因吃吃喝喝而相聚因分财析利而离散的则是酒肉朋友，臭味相投者人谓狐朋狗友，惺惺相惜者人称高朋雅友……千姿百态，林林总总。
和马士琦先生多年相交，若要在友情上分个类别的话，他可以说是我的执友、直友与挚友。
所谓执友，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与士琦先生能够相识相交，大概首先是“志”“道”同合而使然。
准确地说，十年之前，我们并不相识。真正见面接触，缘于一张报纸。
2003年11月13日那天，我曾经给其上过课的一个学生来到我的办公室，说：“韩教授，向阳公司有个马士琦老师，你认识不？”我赶紧在记忆的仓库里搜索朋友的姓名，但遗憾的是没有“马士琦”这个姓名的储存，我只好如实说：“不认识。”学生又说：“他是一个挺有名气的书法家，又是一个发表了许多新闻作品和文学作品的作家。他的书法作品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国大报上都刊登过好多回呢！”学生的话让我很惭愧。我的字写得很不像样子，常羞于示人，但却一直未能下苦功夫练习书法，和书法家接触不多，对书法作品也很少欣赏，见到报纸上刊登的书家名作，往往是只求能认识“是个啥字”就行，向来没有仔细琢磨过其书体风格，更不必说记住那些奉献墨宝者的名字了（也许这正是我字总写不好的原因吧）。所以我仍然据实回答：“我还真的没有注意过。”这个时候，学生捧出一份报纸，说：“这是马老师特意收藏的一份报纸，这报纸上有一篇专门写你的文章。马老师早就关注你了，这份报纸他已保存了多年，今天专意让我送给你。”
这一下我才真有些吃惊了：素昧平生非亲非故，我既不是文学名家又不是艺术大腕，只不过是军校里的一个普通教员而已，这位马先生怎么会关注我呢？他已是一个颇有成就的书法家、作家，居然把与我有关的文章保存了那么久，这其中包含着怎样的一种感情啊？！说实话，我真的有些“受宠若惊”了。我赶忙接过报纸，那是一张《军工报》，上面的日期是：1997年8月2日，星期六。第四版头条即是两个年轻记者李友和周迎春写我的文章——《文华声茂缘根深》。在版面报眉的空白处，有两行钢笔字：
韩先生大鉴：久仰大名，早听朝晖多次提您，深感敬佩！此张报我收藏了六七年，现转您，较我藏之更有价值和意义。
马士琦敬上
2003年11月12日于公安向阳分局
后面是两方鲜红的印章，一方上镌“半杓轩”三言，一方上刻“马士琦印”四字。
在那一刻，我真的十分感动。字虽是钢笔字，但写得极有章法，极有情致，骨格朗然，力透纸背，一望便觉书者颇有书法家的风采，然而“大鉴”“久仰”“敬佩”“敬上”几个谦词，舍“你”用“您”的称呼，却又让人觉得他的态度是那样谦虚，语气是那样谦和，内心是那样谦逊，甚至“半杓轩”斋名的命意，也透着十二分的“虚怀若谷”——才华学问，“半杓”而已。不敢自大，不能自满之“自律”追求，显而易见。这样一个才学人品让人敬重但却与我从未谋面的人对我能如此关注，能把与我有关的文章珍藏那么久，我怎么能不感动呢？
感动之后，自然便生出了一个愿望：我一定要和他见上一面。凭直觉，我认为他与我一定志同道合。
于是我给学生说：“有机会的话，我想和马老师认识认识。”
时隔不久，我们便见面了。一见面我们都笑了。因为不说别的，单是外在形象，我们就有许多相似之处。一是个子都不高（尽管他比我略高些许，但总体上在人群中还属于“不高大者”之类）；二是脸都比较黑，“白面书生”这样的词汇绝形容不到我们身上；三是笑起来都有一股憨劲儿，憨劲儿里都透着明显的诚厚。我相信自己是个“心灵不设防”的人，而一见马士琦，觉得他也是那种不需要设防就能相交的人。
于是，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果然，志同道合。
二十多岁，当我处于人生低谷须要对前途做出判断抉择时，我曾对自己的“能耐”做过“解剖”：第一，嗓子能唱几句秦腔，所以当时最“伟大”的理想就是复员后能到某个县剧团去当个演员，好歹也算个“吃商品粮的”；第二，有一点高中文化，而且嘴也能“叭叭”，算是有点“口才”，如果当演员无望，就当一个乡间的民办教师；第三，如果连民办教师也当不成，那么就只好走第三条路——写作。自己本就喜欢写，原先的作文也常受到老师的好评，前两条路都走不通时，那就一边在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一边坚持业余写作，走浩然（《艳阳天》的作者，当时是我崇拜的偶像）和陈忠实（他就在我家河对岸，其创作成就一直是我关注的热点）的路，没准儿哪一天还能实现当作家的梦想。几十年后，当我重新“盘点”当年的理想与追求时，终于发现，在唱戏、教书和写作这三条路上，我最喜欢的其实还是写作。
而马士琦先生在这一点上也正和我一样，他也非常喜欢写作。他比我幸运的是，他有非常良好优越的家学渊源。马先生的父亲学贯今古，通晓文史医药，且在书法领域有极高造诣，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是耀州区、铜川一带的文化名流，享有很高声誉。受父亲影响，马士琦从小喜爱书法，对写作亦极为痴迷。用他自己的话说，正是凭着书法与写作的特长，他从耀州区文化馆的电影放映员，被选调到了西安铁路局安康分局的宣传部门。
他热爱写作，更热爱生活，为了把他所热爱的生活反映出来从而让看了他作品的人更加热爱生活，他焚膏继晷，废寝忘食，深入铁路工人底层，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搜寻新闻线索，采集创作素材，安康分局所辖铁路沿线，到处都有他留下的足迹，到处都有他洒下的汗水。
苦心人天不负，有志者事竟成，他的写作水平迅速提升，他采写的稿件一篇又一篇见报。仅1980年8月，就有两篇散文特写在《中国青年报》二版头条刊发，影响巨大，赞誉之声鹊起。他写报道，写散文，写评论，写一切“可写”与“能写”……他觉得，用笔为时代讴歌的同时也能抒发自己的心声，实在是人间一种难以言喻的巨大快乐。在这一点上，我与他的感受是完全相同的，因而我们的心灵是完全相通的。
除了写作上的志同道合外，在阅读上，我们也有着同样浓厚的兴趣。因而只要引入写作和阅读的话题，他就有说不完的话，我们成了名副其实的“执友”。
交往稍稍深入之后，才发觉他更是一位可爱的“直友”。
所谓直，首先是生性直率、直爽，为人耿直、正直，说话往往是“扛竹竿进城门——直出直入”，谈问题直击要害，说毛病直截了当。这种“直”人有时可能让许多人觉得不好接受，但却是孔老夫子教导人们应该结交的第一种人。孔子语录有言：“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意思是说，应该交那些心地坦白秉性正直的人，敢于直言不讳说真话的人为朋友；交那些胸怀博大、能够包容他人的人为朋友；交那些见多识广、学问渊博的人为朋友。因为这样的人对自己立身行事大有补益，故称“益友”。
马士琦就正是这样的一位益友——直人。他对人对事态度鲜明，他所喜爱的，直言赞美，即使有“溢美”之嫌，也全无顾忌，因为他是真心喜欢，所以他就想把“己之所喜”说到极致。他所不喜，便直言抨击，哪怕因此而得罪人，也绝不后悔。我的长篇小说《大虬》出版后，我按照以往的惯例，给走动较多、交往频繁的文学界朋友每人赠送了一本，当然也给他送了一本。这本书我是费了不少力气弄出来的，送给朋友当然也急切地想听到朋友的意见反馈。一段时日之后，当灞桥区几位文友聚会时，鹿志锋先生率先拿出了洋洋七千余言，刘炳南先生、袁积特先生也都拿出了他们情不自禁写出的评价文字，马先生却真诚直率地说：“你给我的书我只简单地翻了翻，还没有细看呢。”明知道说这样的话会让我有些失望或失落，但他仍然实话实说，“我看书有个习惯，不看则已，要看就要一气看完。等有整块时间读完后，我再说话。”
交往多年，我相信他一定能说到做到。果然，2009年11月30日凌晨5时许，手机突然发出的声响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睁开蒙眬睡眼，慌忙打开手机，原来是他发来了一条短信，内容竟是一首四言诗：
不舍昼夜，历时一周，
押运征途，潜读《大虬》……
诗后注云：
马士琦赋在《大虬》读完之际，时为2009年11月30日凌晨4时28分，于石家庄站编组场航天四院自备车包厢。此时半月当空，浓雾锁寰，万物寂静……
他在执行任务的征途中“不舍昼夜，历时一周”将《大虬》读完，又在“半月当空，浓雾锁寰，万物寂静”的黎明赋诗抒怀，且写完后当即用手机短信发出……所有这一切，一是足证他的守信敬诺：不读则已，要读就一气读完；二是足显他大有晋人王子猷雪夜访友之风——兴至而出，兴尽而返，直人直性，快人快语。读完之后真激动，激动之时就写赞美诗……尽管我知道自己的斤两，也大致清楚《大虬》究竟具有怎样的思想与艺术价值，但是当看到他在诗中所写“下届茅奖，当在其中”这样溢美与期盼兼而有之的句子时，心里还是十分温暖、十分感动和十分激动的。此后在我和他的通话中，他又告诉我，他不仅把这首“短信诗”发给了我，而且还发给了十好几家报刊编辑部。为什么？为的是《大虬》能得到更为广泛的宣传（后来事情也果如他之所愿，有七八家报刊发表了那首诗）。
他的“直”当然不仅是直截了当地对《大虬》的赞美，也有直言不讳对《大虬》的批评。那是在他用心读完《大虬》之后，当我们又见面的时候，他把我送给他的那本《大虬》又带回来了，带回来时书里面夹了少说也有近百个白纸条。落座后，他开门见山就说：“虽然我对《大虬》很喜欢，也说了不少赞美的话，但是书中存在的问题，我还是要给你指出来。”接着他就从夹纸条的地方翻开书，十分认真地指出书中存在的问题：这个地方掉了一个字，那个地方的语句有毛病，这个地方少了一个标点符号容易让人产生误解，那个地方用了一个别字意思表达不清，年月日用这种方式表示不符合规范，这句方言所用的字应是这个而不是那个……其间，他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都不能在书中出现，这是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在自己的书里，一定不要留下任何遗憾！”
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他的看法并不完全准确或正确，但他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那种严肃认真的态度，着实在我心中不断掀起温暖的波澜。什么是直友？这就是！能和这样直爽的人为友，值！
他所提的意见，有一大半都被我采纳。《大虬》修订版的面貌和初版相比，有比较大的改进，应该说，马士琦功不可没。
既为执友又是直友，毫无疑问，便是挚友。
挚者，诚恳之谓也。挚友，词典上的解释是：亲密的朋友。由于志同道合，更由于他的坦诚直率，自然而然我们就成了亲密的朋友。由于亲密，他就常把我的事情当作他的事情一样来操心。召开《大虬》研讨会，他比我考虑得还周到，从专家的邀请、会场的布置，到主持词的草拟、发言者的顺序等，几乎每个方面每个细节都给我提醒。太白文艺出版社和汉唐书城配合西安市文化部门搞读书活动，让我到现场去签名售书，他从头到尾都陪伴着我。签售的前一天，他不仅一再提醒我要准备一些宣传《大虬》的材料，而且还亲自弄了一摞宣纸短条，准备在签名盖章之后蒙于盖章处，以防印色染了书的封皮或书舌。露天广场上时不时就起一阵大风，我所带的“易拉宝”宣传广告画一次又一次被风吹倒，他显得比我还着急，到处搜索能使广告画固定的物件，一会儿搬来会场摆放的花盆，一会儿找来弃置场边的水泥预制块，发现这两样东西都不太管用，他又连撕带拽，在不影响签售台布置的前提下，利用台边的胶带纸，硬是费尽心力把广告画牢牢地固定在了签售台旁。大太阳底下，他累得满头大汗，但忙完这件事后他并没有休息，而是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书店卖书的“货摊”旁边，拿着《大虬》的宣传简介，当起了《大虬》的宣传员和义务推销员（忙活半天，卖书的钱全归书店，他一分钱也得不到，故曰“义务”）。
最近，当听说我打算给儿子办婚事，他又早早地为我筹划起来了，说是要亲自挥毫书写喜联——为楼洞的大门写，为新人的洞房写，为酒店的门口写，还要为婚礼的现场写……和关心《大虬》研讨会、《大虬》签售一样，他把我儿子婚礼的许多细节都替我想到了，想得很细致，很全面。
有这样的挚友，我真的觉得挺好，很幸福！
其实，马士琦的朋友很多，而他能拥有那么多朋友，凭的就是他的热心、真诚和正直。因为直言不讳给太白文艺出版社所出的《东望长安》提意见，他和出版社的编辑曹彦、《东望长安》的作者郑征成了好朋友，当发现著名书画家季庆先生即将出版的诗集里存在一些格式规范方面的问题时，他又十分坦率地一一指出，于是他们也成了坦诚相见的朋友……
马士琦有众多的朋友，每个朋友与他都有一段故事，这一个个故事组合联缀起来，他的奋斗经历，他的品德才能，他在文学与书法领域的造诣与成就，以及他为贫困山区捐赠书籍、为地震灾区义卖书法作品等热心公益事业的桩桩件件，便都十分鲜活地展现在了人们面前，一个可敬又可亲的马士琦也就带着憨厚的微笑向我们的心中走来了。
我要再一次说：能和马士琦成为朋友，我真的很高兴！
首刊于2012年12月6日《西部法制报》，后被多家期刊转载
他是一朵智慧的祥云
——我所认识的郑智云先生
歌曲《永远是朋友》里有两句歌词写得好：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这确实是一句大实话。我和郑智云老师能成为朋友，完全得益于另外一位朋友——马士琦。换句话说，正是由于有了和马士琦这位朋友的交往，才有了机缘认识这位让我十分敬重的“新老朋友”——郑智云。新，是说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老，一是指他的年龄，二是指心灵感受的深度。
去年，我写了一篇和马士琦先生相识相交的散文——《有执而直斯乃为挚》。这篇文章马士琦推荐给了《铜川文艺评论》，文章很快就在杂志上发表了，我和马士琦自然都十分高兴。不几天，马士琦又在电话中告诉我：“《铜川文艺评论》主编郑智云先生很想与你认识，同时也很想看看你的长篇小说《大虬》。郑老师是蓝田人，和你是乡党，人特别和善、真诚、热情，也非常有才华。你们两人要是见了面，肯定能说到一块儿。”
我与士琦先生已为挚友，他所推崇、敬重的人，肯定错不了。于是便将签了名的一套《大虬》，让他带给了郑老师。
很快（大约不超过十天），我就接到了郑智云老师从铜川打来的电话。电话中，那中气十足、铜钟金磬般明亮的嗓音，让我一听就觉得十分振奋。那声音，完全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四十多岁的壮年汉子的声音，没有一丝苍老衰颓的气息。得知他已年届七十时，我真惊讶得有些瞠目结舌了。“美不美泉中水，亲不亲故乡人”，乡音往往是心灵沟通的媒介。他一口纯正的蓝田话，让我的心一下子就跟他贴近了。郑老师在电话里说，《大虬》一书他收到了，但他还没有来得及细看正文，只看了《再版序言》和《后记》，书就被老伴“抢”去阅读了。郑老师说：“我老伴看得很投入，很认真，而且对此书的评价也挺高。往往是看完一段或一章，就要给我讲一讲书里的故事和人物，显然是书的内容把老伴吸引住了。能把我老伴儿吸引住的书，一定是一本好看的书。老伴儿看完之后，我也一定要看。”
果然，一段时间后，郑老师又主动给我打来电话说：“我把《大虬》读完了。确实是一部值得向读者推荐的好书！不仅故事很好看，更重要的是歌颂了崇高的正义、美丽的爱情和忠诚勇敢等优秀的民族精神，是一部传递‘正能量’的书。我也看了你捎来的那本《＜大虬＞评论集》，觉得里面有不少文章写得相当好，你选出几篇有分量的，给我用电子邮件传过来，我想办法在《铜川文艺评论》给你再宣传一下。”
一番话真如一股暖流从胸间漫过，我深深地被感动了。我连郑老师的面还没见过呢，他就这样热情慷慨地为宣传《大虬》而倾注心血了。他这样热情慷慨地为一部他认为是“传递正能量”的作品劳心费神，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有文化人的良知啊！他以自己的行为向人们（至少是向我和我的朋友们）证明了在当今时代，不凭私人感情，没有物质交换，也不靠金钱铺路，还是有人会出以文人的良心和慧眼，对那些有益于社会的作品给予传播和宣扬的。
评论《大虬》的一组文章发表后，郑老师说要给我邮寄一部分刊物过来，我给郑老师说：“不用邮寄，我亲自来拿。”一者，我不愿郑老师再受麻烦。二来，也实在想见见这位真诚热情的老兄。于是，2013年5月中旬，我专程从西安赶赴铜川去取刊物，终于和我钦敬的郑老师见面了。
我赶到郑老师所在的工作单位门外给他打了电话，他在电话中说：“你略等片刻，我马上下楼来接你。”在此以前，我既未见过他本人，也未见过他的照片，但当看见一楼大厅正向外走的那位面容和善、步履矫健、眉目间闪动着智慧灵光的男人时，我断定那一定是郑智云先生。
果然是他。
他满面春风，笑声爽朗，言语亲切，诙谐风趣。他说说笑笑领我上楼走进他的办公室，办公室的几个年轻人全都十分热情地和我打招呼，称我“韩教授”。显然，郑老师早就把我的情况对他们介绍过了，而他们也都真诚地把郑老师“介绍”的朋友当成了自己的朋友。郑老师像父亲一样吩咐年轻人干这干那，而年轻人也像他的孩子一样，非常愉快地落实着“父亲”的“指示”。感受着屋子里那种慈爱、随和、亲切、温馨的氛围，郑老师的为人，已在我的脑海中有了清晰而深刻的印象。
那天我们在一起吃饭，说了很多文学上的事，谈了许多文化界的人，郑老师喝了些酒，酒助谈兴，他豪爽、率真的秉性流露得更加淋漓尽致，也让我觉得更加亲切，更加可爱。他的人生观点、他的艺术见解，竟与我是那样相契相投。同为蓝田人，我觉得与郑兄实在是相见恨晚！
随着交往的日益深入，郑老师从电子邮箱里给我发来了他的一些作品。阅读之后，我不由得感叹：郑智云先生真是一朵“充满了智慧的祥云”啊！
祥云就是象征祥瑞的云彩，它能给人们带来和平、幸福、吉利、和谐、热烈、喜庆等。北周文化名人庾信曾有言：“祥云入境，行雨随轩。”唐人赵彦昭在他的诗中也写过：“祥云应早岁，瑞雪候初旬。”祥云过处，焦渴的人们能得到久盼的喜雨和瑞雪，饥饿者可得饱食，寒冷者可得温暖，疲累者可得休息，困窘者能得救助，美可得到弘扬，善能得到光大……一句话，祥云就是让世界和人类生活变得越来越好的云！
那么，郑老师这朵“云”，具有“祥”的特征吗？
回答是：毫无疑义！
首先，他是一个富有善心的男子汉。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自己：“卑微的社会地位决定了我今世与权力无缘，更无法去体会使用权力役使他人的福祉和精神套餐，但我时时在提醒自己：做个正直的人，对社会有益的人。”
“做个正直的人，对社会有益的人。”这是他给自己定的做人准则，也是他一直追求的人生目标。
在极左政治横行的年代，郑智云阴差阳错地领受了一个任务——在“五七干校”负责管理一批“牛鬼蛇神”（其实绝大多数是蒙冤受屈的老革命干部和优秀知识分子）。其中有一个干部，本人已经年逾花甲却还有一个年届九十的老父亲。知道“大去之期”不远的老父亲病中托人带话，很想在临终前最后再见儿子一面，可是被“管理”在“干校”的儿子没有人身自由，不可能想走就走。想到即将与世长辞的老父这样卑微的愿望都不能实现，那位干部心如刀绞，痛苦不堪。他流着泪来向郑智云诉说苦衷，希望能给他一个了却心愿的机会。郑智云对这位老干部十分同情，可是他又非常清楚：放这位被监管对象回去探亲，是有巨大政治风险的，一旦被人告发，给自己带来的将是难以想象的灾难。可是不放这位干部回去，他的良心又很难承受“忍看他人痛苦”的煎熬。就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善良的老友吴树民给了他巨大的精神支持，在吴树民的帮助下，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较为妥善的“暗放”方案——悄悄找来便车，暗暗送人出行，然后让探亲者在第二天拂晓时分“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两个富有善心的男子汉做了一件与人为善的事情——让一位孝顺儿子了却了“尽孝”的心愿，他们内心的善良则在那个冷酷的年代闪耀出了令人感动的温暖光芒。
其次，他是一个倾心为社会涂抹美丽色彩的有良知的文化人。
郑智云先生在日常生活中舍身帮人、热心助人的事，可谓“多如繁星”，与他相知、相熟的朋友，几乎人人都能说出一堆故事来。然而，在我看来，他更大的“善举”，还在于他以自己手中的笔，不断地向社会释放“正能量”。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这样说：“我是个体力、智力和本事都微薄的人。我因自己不能为这个世界做几件像样的事而深感抱愧，唯一可自慰的是我曾经用自己的智识点燃过不少孩子们稚幼心灵的火苗……我也没有忘记用笔为这个社会涂几笔色彩。”
诚如所言，几十年间，他的确用自己的笔为这个社会涂出了许许多多让人赏心悦目的色彩。几十年的写作成就向人们证明，他是一个富有良知的文化人。他是诗人，写出了许多激励人们上进，给人以人生启迪的诗歌佳作；他是作家，用自己的笔热情地为奉献者真情歌呼。《栉风沐雨二十载，披肝沥胆保平安》是他为铜川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写的报告文学，记述了交警的辛劳，歌颂了交警的奉献精神。《路在脚下延伸》是他为铜川矿务局徐家沟煤矿矿长梁陆顺及领导班子吟唱的深情颂歌。赞美艰苦奋斗，彰显顽强不屈，昭示大公无私，讴歌忠诚无畏。而看到不良贷款给银行乃至给国家经济将带来严重损害的时候，他则慷慨激昂地振臂高呼：“努力改善信用环境，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
文化人的良知在他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他是一个敢说真话、实话的评论家！当今社会，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钱的诱惑力和侵蚀力已经弥漫到社会各个角落。在这种情形下，原本是社会良知代表的评论家，纷纷被金钱俘虏，有的甚至丧失良知，为文学垃圾、艺术毒瘤大献赞歌颂词，明明是广大读者嗤之以鼻甚至愤怒声讨的东西，那些评论家却还极尽美化之能事，把无聊当有趣，视脓疮为花朵，让无数的青少年不知美丑之分野。然而，郑智云却能在这种迷雾漫天、美丑难辨的文化环境里，保持自己心灵的纯净，做一个有良知的评论家。
他在评论杨智华的作品时说，智华写小说能“跳出缠绵悱恻的‘思古幽情’，把笔触投向现实生活，切入政治和社会道德视角，这是有良知的作家所具有的社会责任。”
在肯定作家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时，所凸显的不正是评论家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吗？社会需要有良知的作家写出真正对社会、对人类有益的优秀作品，给人民创造真正优质的精神食粮，更需要有良知的评论家对那些优秀作品做出准确而响亮的评价，昭示其美的内蕴，挖掘其崇高的价值，而不是拿了人家的“润笔”就廉价地吹捧，奉腐朽为神奇，把污秽当美味。
郑智云所秉持的评论家的良知，不仅在他的表白中，更在他的行动里。当铜川作家吕峻涛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西部农村性贫困调查》发表之后，郑老师不仅表现出极大的欣喜，而且情不自禁地为这部反映民生疾苦、揭示社会病状的优秀作品高声叫好。他立即写出了题为《作家的良心与责任》的长篇评论，在洋洋洒洒六千余言的文章中，他热情夸奖吕峻涛做了“一件功德事”，而且以鞭辟入里的分析，对作者直面人生的胆识与慧眼给予高度肯定。他对作家人文品格的美学认知，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与风范。他在评论中指出：“大凡报告文学作家都有使命感、独立品格、忧患意识和牺牲精神，是那种‘周乎万物，道济天下’，努力‘经世致用’，对社会人生走向光明进步有着宗教般虔诚精神的人，吕峻涛就是这样的作家。”
是的，吕峻涛是这样的人，而郑智云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人呢？
当看到时下文坛上的种种乱象和恶浊风气时，郑智云就遏止不住心中由良知而产生的义愤，毫不留情地发出呐喊：
奇怪的是，眼下在我们中国，却从阴穴里吹出一股邪风：肆无忌惮地对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精英们戏说、恶搞、亵渎、糟蹋。说什么“一个章子怡比一万个孔子都有效果”，诸葛亮被诬为想篡位做皇帝；“诗仙”李白成了街头混混；屈原、司马迁、岳飞、鲁迅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全无尊严可言了。让人难于接受的是恶搞、亵渎者大都是名牌大学有“教授”头衔的文化人。殊不知一个民族总有它坚守不能移易的原则，心目中有着自己的偶像。这一座座历史的丰碑，一个个核心价值人物是万不能被恶搞、被戏说和亵渎的……如果想以恶搞名人成为“名人”，我想其结局必然会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他嘲讽那些恶搞者为“蚍蜉撼树”，奉劝他们“再别干那些伤天害理的蠢事了。”
除了上述诸多方面以外，这朵“云”的“祥”还表现在，他是一个既具有博大胸怀又具有过人胆识的悲天悯人者。当看到中国西部农村那既令人触目惊心又让人悲泪长流的性贫困现象时，他出于对性贫困者的深切同情，大胆地说出了他的振聋发聩的观点：
人对美的追求一般都是和性联系在一起的。爱美、好色是正常人的正常心理反应，也是一种正常的需求和正常的表达。但这些光棍们在那个远离文明的偏僻山村找不到爱。他们旺盛的性欲找不到宣泄的渠道……唯一的出路只有忍耐，持久的忍耐！好在我们这些淳朴的农民兄弟很自尊，很自爱，他们极少为此走向犯罪。他们在彷徨中期待，在期待中彷徨。由此，不难令人想到我们的道德法庭原本就是一个祭坛。我们社会在某些方面于毫无知觉中扼杀人性，纵容罪恶，鼓励忍受，这是多么可悲！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发紧，但我想这种非人的生存状态迟早总是要变的。
通过这样的文字，我们看到的不正是一个既非常善良又极其勇敢的郑智云吗？这样的“云”，又怎能不是祥云呢？
当然，祥云要真正发挥“祥”的作用，绝对是离不了智慧的。而郑智云这朵“云”实实在在是充满了“智慧”的。
他的“智”，表现在许多方面。
“文革”期间，帮助“牛棚”中的孝子看望父亲，没有相当的智慧，是绝对做不了这件善事的。
能让评论《大虬》的文章在《铜川文艺评论》杂志上发表，也是一件需要智慧才能实现的目标。第一，作者不是铜川的作者；第二，书中所写事件、人物与铜川亦无牵连；第三，《大虬》并没有在铜川开过研讨会；第四，作者没有给杂志掏过一分一文的版面费。四条理由，任何一条都可以成为阻止在杂志上发表《大虬》的评论文章的“太行王屋”。然而，那些文章竟然发表了，而且一下子发了六篇，占用了十多个页码。这一“奇迹”的发生，决然离不了郑智云先生的智慧。
当然，他的智慧更多地表现在他用笔、用作品给当代和后世留下了数量相当可观的精神财富。
在文学创作上，他是一个多面手。除了在文艺评论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之外，郑智云先生还写诗歌、散文、小说，杂文、报告文学，写舞台剧、广播剧、电影文学剧本等，文学“武库”中的“十八般兵器”，他几乎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件件“兵器”都使得风生水起，得心应手。广播剧《山月不知心里事》，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广泛传播，受到了无数听众的高度赞誉。
在大量的文艺评论和杂文中，他的智慧更是展示得多姿多彩。概要说来，我以为，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他的认识新颖、尖锐；第二，他的分析深刻、透辟；第三，他的感悟旷达、睿智。
能为我上述观点做论据的例子实在太多太多，这里，我只简要地列出几段来。读者诸君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通过这些片断的“语录”，对郑先生的人生智慧大致也就有个概貌性的了解了。
在讨论“祸从口出”“因言惹祸”“少说为佳”“沉默是金”等社会生活问题时，郑智云表达的观点是：
上苍给人造了张嘴，除了吃饭，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说话。人多是靠说话去交流思想，传情达意，去表达需求的。说话是人赖以生存、发展，走向文明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人剔除了说话，变成哑巴，步入无声的洪荒时代，与鸟兽、植物何异？当然，上述这些聪明人所谓的“寡言”“少说话”，仅仅是“少”而已，但我想，人决不能因噎废食，当说话时不说话或少说话，作为有灵性的人未免太沉闷，太悲哀了吧！
关于审美，他这样说：
美，必须是真实的，真诚的，可以被感知的。虚假、虚伪，不为人知的东西不美。但是真实的东西只有当它是合理的，有生命力，有用的，合乎广义的善的，即于人有用、有益、无害的东西是美的。
关于人生晚境，他这样表述：
秋境的我们将闪耀着一丝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鸣奏着一曲圆润而不刺耳的声音。我们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从从容容地过自己的生活。
关于人生奋斗，他激励人们：
记住，成功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是来自于不断的拼搏与奔忙，所有的幸福都来自拼力地奋斗和坚持。有志气的穷丈夫们，把一切都展现在行动中，有行动的穷丈夫会变成赳赳的大丈夫的。
郑智云先生给读者提供的许多有关人生的哲言睿语，是我人生中收获的一笔财富。当我进入花甲之年的时候，能认识郑智云先生是我莫大的荣幸。身边常有一朵“智慧的祥云”缭绕着，这人生该是多么幸福的一种境界啊！
写于2013年10月24日
刊于《华原》2014年第一期
“火星儿”与火焰
——我的文学路与陕西作协的温暖
2010年10月23日，在为我的长篇小说《大虬》召开的研讨会上，李星老师曾经这样说过：“严格地说，韩怀仁并不是文学圈子里的人，但是他业余搞创作，却取得了令人高兴的成绩。”
李老师的话让我很感动，因为我觉得他给我的定位非常准确。只有对我“知根知底”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真诚恳切的话。的确，我不是文学“圈子”里的人。我的文学创作，是地地道道的“纯业余”。从1972年入伍穿上军装，到2013年退休脱下军装，军旅生涯前后共计四十二个年头，属名副其实的职业军人。
不过在当兵十年之后，我身上又多了一个标签——作协会员。先是青海省的，后来又成了陕西省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刚入伍时，我当的是铁道兵，在汉江边上修筑襄渝铁路。襄渝铁路通车之后，又奔上“世界屋脊”，修建青藏铁路哈（哈尔盖）—格（格尔木）段。在铁道兵待了十一个年头后，1983年5月，我调至西安二炮技术学院（现称二炮工程大学），先当宣传干事，后当语文教员，在这个单位一气工作了三十一个年头，直到退休。
能成为作家协会的会员，其缘由不言自明：因为业余从事文学创作，也还写了一些作品。从发表诗歌处女作到出版长篇小说《大虬》，历时四十年，出了七部书，说句大言不惭的狂话吧：虽然没在文学的“圈子”里混，但多少也算是为中国的文学事业做了点贡献的！
如果以自己手写的钢笔字变成文学刊物的铅印字为“起点”，那么，我文学之路的起点在陕西；如果以创作的文学作品引起“省级文坛”的注意为起点，那么，我文学路的起点在青海。
发表处女作的时间是1974年。那一年，我的五首诗歌第一次由钢笔字变成了铅印字。发表我诗作的载体是一个全中国极少有人知道的“师级刊物”（约等于地方上的“地级刊物”）——《连队文艺》。
1977年，我的一个堂侄告诉我，我的一首诗曾在当年陕西省最高级别的文学刊物《陕西文艺》上发表过。我听了非常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给《陕西文艺》投过稿——不是不屑，而是不敢。我知道我作品的水平远远达不到《陕西文艺》的高度。但堂侄却斩钉截铁地说：“我绝对在《陕西文艺》上看见过，肯定是你的诗。”他在铜川一所中学教书，看到我们铁十师《连队文艺》的几率极低，而他们学校所订的报刊中，确凿地订有《陕西文艺》。况且他所述说的诗歌内容，也确实是我那五首诗中的一首，依情推理，他之“所说”，似乎又并非空穴来风。然而我还是奇怪，觉得不可思议，思来想去始终摸不着头脑。许久之后仔细琢磨，才觉得也有“可能”。那“可能”就是：我们师分管文化工作的同志把部队的刊物给《陕西文艺》编辑部送过。当时我们的师部就在安康，宣传科与编辑部有联系也属正常，军队“内部刊物”上的作品能被《陕西文艺》这样的公开刊物选发，也是我们师文化工作的一种荣誉啊！
我至今仍不敢断定堂侄说的是否属实，因为我始终没见过那期《陕西文艺》。如果属实，那么，这应算是我在文学路上留下的第一个清晰的“脚印”，这“脚印”是在陕西踏出来的。当然，话说回来，即便堂侄之“所说”完全是子虚乌有，而能于部队“驻陕”之时我的钢笔字变成了铅印字，陕西也应算是我文学之路的“起点”。
不过，那时候有这种“起点”的人很多，我的所谓“作品”，如同大森林中背阴坡里一片没任何特色的叶子，注定了根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丝毫注意。
我的作品多少能产生一点“响动”从而引起“省级文坛”注意的事，发生在青海。
1974年6月，我随部队上了高原。1977年11月，被“文革”中断了十年的全国高考，石破天惊般地恢复了。在部队首长的关心、支持下，当兵六个年头、虚龄二十六岁的我鼓足勇气参加了高考，结果竟幸运地走进了青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由于入学前在师业余演出队搞创作，有写剧本、快板的基础，所以进了大学后，便开始尝试小说创作。1979年5月，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最后一次行使权力》在《青海湖》杂志上发表了，此后，《瀚海潮》《雪莲》《青海日报》等报刊又连续发了《驱不散的冤魂》《投案》《身后》《讨账》《分家》《两个毛遂》等九个短篇小说，我的创作终于开始引起青海省文坛的“注意”了——多篇小说得到了专家和读者的好评，不仅有评论家写评论，而且《分家》和《乐吧，庄稼汉》还都获得了省一级的奖励。
大学毕业后我又回到部队，本来还雄心勃勃地想在文学创作上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呢，谁知突然传来了“百万大裁军”“铁道兵要集体脱军装”的消息。为了妻儿日后能随军而吃上“商品粮”，在没有任何背景但却有很多善良人帮助的情况下，只付出了两支“牡丹”牌香烟的代价，我幸运地调到了西安二炮技术学院（而今听来，简直“天方夜谭”一般）。
我是1983年初在青海加入青海省作协的，因为回到了西安，1986年我将会员关系转到了陕西作协，于是便又成了陕西作协的会员。
成为陕西省作协会员后，我本人的创作以及我所在学校的文化工作，都和陕西省作协有了非常温暖、亲密的联系。
陕西是文学大省，有一支实力非常强大的作家队伍，甚至有在世界文学天空中都能看到他们所闪光耀的“亮星”。有他们夺人眼目的光耀在，我这个在青海文坛刚刚引起一点点关注的业余作者，无疑要被淹没得无影无踪、无声无息。
然而，尽管这样，我依然感到十分温暖。
首先是我有了和那些“亮星”级人物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陈忠实、李星、贾平凹、路遥、王愚、赵熙……好多好多陕西作家、评论家，我心里对他们早已十分仰慕，但可惜山阻水隔，一直没有和他们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成为陕西作协会员后，多次参加作协组织的活动，不仅能和我仰慕的作家、评论家面对面说话，手握手问好，而且还和陈忠实、李星等老师成了朋友。而他们痴迷文学、勤奋写作的精神，更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与激励。路遥为了写《平凡的世界》，几乎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他那种为了文学事业而奋不顾身的拼命精神，令我十分敬佩，万分感动。贾平凹一部接一部地出长篇，且问世的作品几乎都能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轰动或激起较大的波澜，这种持续不断的“高产”，没有对文学的痴迷，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他的成就让我羡慕，他对文学的执着坚守，也深深地感染着我，激励着我。陈忠实扎根于民间，埋头于历史，摒弃热闹繁华，甘愿清贫自守，栖身于白鹿原下的农家小院，心无旁骛，潜心写作，最后终于向世界奉献出一部无愧于历史、无负于后代，同时也无憾于自己的“枕头作品”——厚重至极、堪称传世经典的《白鹿原》。他的行为，一直是我在心中默默仿效的楷模。
其次，是创作上得到了作协的关心和指导，学校的文化工作也因我和陕西作协的联系而得到了推进。从1988年起，通过我和作协联系而来到“炮校”（当地群众对我校的习惯称呼）给学员讲过课的，就有陈忠实、王愚、李星、闻频、肖云儒、雷涛等多位作家、诗人、评论家。几位大家名流的讲座，让学员们大开了眼界，人文素养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就我个人而言，常和这些名家大师接触交往，他们的指导、帮助，除使我的写作水平得以不断提高之外，说句俗气的话吧，甚至在我评定职称、提升职务方面都帮了很大的忙。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今夜又是月圆时》是郑文华老师设计的封面；中篇小说集《朝霞红晚霞红》是陈忠实老师题写的书名；长篇小说《大虬》出版后，李星老师特意呕心沥血撰写了评论，并在《文艺报》上发表。陈忠实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星老师在《陕西文学60年》的文章里，都对我的《大虬》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很好的评价，让我心里感到十分温暖与欣慰。
作协几届领导与众多老师对我的指导帮助，桩桩件件我都铭记在心，鉴于篇幅，难以尽述。这里，我特别想说的，是陈忠实老师对我的深情厚谊。
我和陈忠实老师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在1986年省作协举办的文学创作培训班上。我刚把会员关系转来不久，就获得了参加培训的机会。陈老师为培训班授课，我是听课的学员。陈老师在讲课中，多次说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从他的言谈中，我听得出他对《百年孤独》的喜爱几乎到了推崇备至的程度。他的态度和情绪，让我受到了巨大的感染，于是趁午饭后的间隙急忙赶到鼓楼旁的一家书店，也买了一本《百年孤独》。授课之后，我们有过短暂的交谈，陈老师留给我的印象是：亲切、真诚、实在、没架子！于是1991年，当我想出一本短篇小说集的时候，就萌生了让陈老师为书写个“序”的念头。
经过友人的引荐，陈老师果然很痛快地就答应了。
见面后，陈老师非常诚恳地说：“我给你写序绝对没问题。只是我给人写这些文字，必须要把所有作品都看了以后才敢说话。我不能不看作品就胡发议论。所以你不要着急，略微等一阵儿。”
我见陈老师谈兴正好，便问：“听说你最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
陈老师点头说：“是的。”
我问：“进展顺利吗？”
陈老师说：“还好。”
我问：“写的什么故事？书名叫什么？”
陈老师笑了笑说：“咱这一带有一句土话，说是‘锅盖揭得早了，就预死了’。我也害怕‘锅盖’揭早了，把这作品‘预死’了，所以我给谁都不说。等将来写完后，你就啥都知道了。”
“很辛苦吧？”
陈老师笑了笑说：“你也是搞写作的，其中滋味你应该明白。”
我说：“真不好意思，你这么忙，这么辛苦，我还给你添麻烦。”
陈老师爽快地说：“那有啥？朋友嘛。”
尽管后来由于多种原因，那个“序”最终并未写成，但陈老师待人的那种诚恳，让我终生难忘。他把我集子里的作品全都认真地读了一遍，并给我谈了他的感受。他说：“从你取的书名来看，你对《今夜又是月圆时》这一篇是偏爱的，但是我倒更喜欢你的《寻酒启事》，觉得那一篇的构思很巧，而且意蕴也好……”接着他又谈了对集子中其他几篇作品的看法。
这次交往，我从陈老师身上至少获得了两大教益：一是他对朋友的真诚——绝不愿敷衍塞责。既然要评人的作品，就必须认真地阅读，那种随便瞄两眼便天马行空、信口开河的“评说”，他是十分厌恶的。第二就是他对自己作品那种严谨、虚心与慎重的态度——没有完成的作品绝不胡乱吹嘘。“我害怕锅盖揭早了就预死了”这句既通俗易懂又寓意深刻的自律之言，实在让我感佩不已，感慨良多。
《白鹿原》问世之后在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轰动，社会反响十分强烈，但同时也给陈老师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其他麻烦姑且不说，单是找他签名、题字、做报告的个人和单位就络绎不绝。同时作协的许多具体工作都得他或组织，或协调，或亲自动手，他的忙碌，完全可以用“焦头烂额”四个字来形容。可是尽管这样忙碌，却一直以没能给我写成“序”为憾，1996年，当得知我要出中篇小说集《朝霞红晚霞红》的时候，他问我：“这次的序有人写了么？”
我说：“既是文库组织者也是责任编辑的王世雄先生已经写了。”
他又问：“我能给你帮点什么忙呢？”
我说：“想请您给题写个书名。”
他很爽快地说：“这个不难。”说完，就在他的书房中展纸濡翰，聚气凝神，一会儿工夫，“朝霞红晚霞红”六个流利潇洒、自具风致的大字便跃然纸上。说句实在话，当年在自费出书的众多作者中，我的《朝霞红晚霞红》能够连出两版且近万之数很快售罄，绝对与“陈忠实题”那四个字的落款有着密切的联系。
最让我铭心刻骨的是在《朝霞红晚霞红》问世不久引发的一场风波中，陈老师给我的安慰、鼓励与帮助。1996年6月，单位上一位颇有背景并有一定权势的领导突然向《朝霞红晚霞红》兴师问罪了，他不仅搬出了“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的最高指示，而且言之凿凿地指责这本书有三大罪状：一是有攻击邓小平理论的倾向；二是有性描写，属于“格调低下、精神污染”；三是“否定了单位的职称评定工作，给单位抹了黑”。一时间，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阵势了，我心里压力很大，分管政治工作的领导也有些惴惴然、惶惶然了。他对我说：“你能不能找到省作协，让作协给你的作品出一个鉴定性的证明材料。你这书不是陈忠实给题写的书名吗？如果他能以作协的名义对这本书有一个肯定性的评价，那么即便个别领导要兴师问罪，咱也就有了‘不怕’的依据了。”此事不仅关乎我的前途命运，而且还牵连到一些别的领导，事情确实非同小可。我赶紧跑到作协，找到了陈忠实主席。他听完我的叙述之后，非常惊讶，说：“呀！这都啥年代了，你们单位咋还有这种人呢？”我说：“没办法，现实中真就有这种人。”陈老师思考了一会儿说：“现在他们刚开始‘抓’我就去做解释，似乎不够妥当。让他们先‘抓’吧，如果他们真‘抓’得要影响你的个人生活了，作协一定会出面的。到时候，还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说不定一打官司，你的作品还火起来了呢！”有了陈主席的这颗“定心丸”，我心里一下子踏实了许多，便回单位向要“保护”我的领导做了汇报。
幸亏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不再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极左时期了，不但党的文艺政策更宽松，而且思想解放、心胸开明、态度稳健，既有政治头脑又有人文情怀的领导干部越来越多了。当时学校的主官秉持正义明确表态：“对于作品，完全可以见仁见智，发表自己的评论；但对于作者，绝不能用‘文革’时那一套，动辄就粗暴‘处理’。”有了主官的表态，尽管少数几个“左视镜”佩戴者一直在咕咕哝哝、嘁嘁嚓嚓，最终却并没有形成能置人于死地的风浪。加之当时单位正巧发生了一起大案件，那几个貌似革命性很强的领导干部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自顾不暇，所以在开了几个座谈会之后，那场看似“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风波竟不动声色地风息浪止，不了了之了。当我把这个消息告知陈主席之后，陈主席感慨万千，后来就写了一篇散文叫《朋友的故事》，发表在《新大陆》杂志上。
如果把陈忠实先生给我的关怀、帮助视为多少有点“私情”的话，那么，2010年由省作协和学校联合为《大虬》举办的研讨会，就绝对是作协组织对作者个人的“公意”了。
2009年7月，《大虬》第一版印行后，作协创联部的领导非常热情地对我说：为了扩大你作品的影响，建议给《大虬》开一个研讨会。我把作协的这一番盛情向学校首长转达之后，学校首长非常支持。在作协和学校共同努力之下，2010年10月23日，《大虬》研讨会在二炮工程学院隆重举行。陈忠实、李星、肖云儒、畅广元、雷涛、李国平等近三十位陕西文学界的名流、领导欣然赴会研讨；原青海省文联主席王贵如、中国作协著名评论家雷达均向研讨会发来了评论文章；陕西省委宣传部、第二炮兵政治部都向会议发来了贺信，学校首长及学员二百余人到会聆听专家研讨。领导之重视，气氛之热烈，在我校历史上可谓空前。尤其令我感动的是，陈忠实、李星、肖云儒、畅广元几位老师，他们有的已年逾七十，有的正在“奔七”，可是他们竟都把那几十万字看完了，而且在充分肯定热情鼓励的同时，都提出了非常恳切并富有建设性的意见。那次研讨会，真像是在我们学校点燃了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很久很久，那火焰的温度和明亮还一直在校园里回荡着，闪耀着！
如果说我的文学路上还曾经闪过几个微弱的火星儿，那么，我必须深深地感谢陕西省作家协会！正因为陕西作协始终在用燃烧着的火焰向我输送温暖和明亮，我的脚下才有了能够迸出几粒火星儿的热力与光能。
2014年5月12日 改定
收录于《作家与作家协会》太白文艺出版社2014年10月第一版
“重走”深情
离开青海回到陕西已整整三十一年了，但是至今，我的许多梦境却还常常由青海湖、关角山、布哈河、乌兰县、德令哈等名词与画面构成。我知道，那是我又想青海了。我想青海，是因为我曾在青海生活过十个年头。那十年，是我青春蓬勃的十年，是我满怀梦想的十年，是我艰苦奋斗的十年，是我汗水、欢笑、眼泪、鲜血相互交织的十年，也是我精神、思想经受“炼狱”考验从而向“天堂”飞升的十年！青海待我恩高情厚，青海在我的心中已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二故乡。青海有我终生难忘的恩人、挚友，有我永远尊敬的老师和经常想念的同学，更有我刻骨铭心而无怨无悔的人生经历——我修过青藏铁路，我当过铁道兵。
作为一个兵种，“铁道兵”已经在新中国的军事历史上消失整整三十年了。但是，作为一个寄托精神的殿堂，“铁道兵”不仅一直矗立在数十万曾是这支部队一员的所有官兵的心中，而且必将在中华民族的奋斗史册上，永远显示其不朽的巍峨与光辉。铁道兵里有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青藏铁路有几天几夜说不完的动人故事。数十万曾经的“老铁弟兄”，很多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永远无法消散的“铁兵情结”，无论是早先退伍的还是后来集体转业的，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强烈愿望：重走一回青藏线，再回当年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看看！哪怕驻留那么一小会儿，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啊！
正是为了追寻这种神圣的幸福，2011年8月，来自山东、江苏、浙江、广东、江西和陕西六个省份的近四十名铁道兵老战士和曾经在襄渝铁路上同铁道兵战士一起洒血挥汗、出生入死的陕西“三线学兵”（“学兵”是“学生民兵”的简称）自发组织起来，举行了一次“重走青藏线”的活动。这次活动，既是圆梦，也是寻根，更是一次心灵的朝圣。我有幸全程参加了这次活动，心中的感触很多。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三年了，但至今回想起来，仍忍不住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一
“背上了（那个）行装，扛起（那个）枪，雄壮的（那个）队伍浩浩荡荡，同志呀你要问我们哪里去呀，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这是在启动仪式和前行的路途中，大家经常放声高唱的《铁道兵之歌》。每当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总有人忍不住眼眶湿润，忍不住喉堵声咽。因为歌声很自然地引起了老战士们的很多联想……
“辞别了天山千里雪，又见那东海万顷浪；才听塞外牛羊叫，又闻（那个）江南稻花香。同志们哪，迈开大步呀，朝前走啊！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
歌曲真实地描绘了铁道兵战士“四海为家”的生活状态，真切地抒发了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的豪迈情怀。歌曲的曲调是轻松欢快的，表达的情绪也是乐观放达的。然而，如果把这“轻松欢快、乐观放达”比作一枚“精神金锭”的话，那么，这“金锭”无疑是由许许多多的“生活矿石”冶炼提纯而成的。那些“矿石”有着怎样的质地呢？“矿石”里都包含着哪些“元素”呢？哦，对了，只要抚着“金锭”稍微多“看”两眼，那些“元素”便都会清晰地显现出来了，那是——强烈紫外线照射下的挥汗如雨，刺骨寒流裹挟中的奋力拼搏，打风钻呛人的粉尘，爆破后刺鼻的硝烟，突如其来的泥石流，猝不及防的大塌方，排除哑炮时意想不到的爆炸，支撑排架时难以预知的断裂，活泼泼一群战士走向工地，血淋淋几个伤员抬上汽车。还有，打进行囊的一本本伤残证书；还有，烈士陵园那一座座坟墓；还有……
既然构成“金锭”的“矿石”里含有那么丰富、那么复杂的元素，那么，吟唱这首老歌的铁道兵老战士心中流淌的，就绝不会单单是一种欢乐与豪迈，可以肯定地说，与欢乐豪迈“并辔而行”的，还应当有一种情愫，这种情愫就是“悲壮”。对，悲壮！震撼天地、激荡山川的悲壮！
为了修建青藏铁路，有许多铁道兵战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因此，祭扫烈士陵园、怀念逝去的战友是这次“铁道兵重走青藏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基于这一考虑，在这支队伍的行程计划上，早早就安排了三个“必去”的重点地方：一是天峻县城，二是关角隧道，三是乌兰县原师部所在地。
天峻县城之所以是这次“重走”必访且首访之地，一是因为1974年铁四十七团上高原后团部即驻扎在天峻县城，二是铁四十七团为修铁路而牺牲的烈士多数都安葬在天峻县城外的草原上，三是此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袁武学和我都曾是铁四十七团的战士，都在天峻县工作、战斗过几年。
天峻县虽是海西州所辖之地，但它却和玉树、果洛为同一等级的艰苦地区（四类地区）。初到天峻时，我们发现了一个在外地人看来十分奇怪的现象：这里的厕所均修在半空中，须上半层楼的高度才可方便。厕所为什么要这样修呢？后来才知道，因为进入冬季后，天峻地区的最低气温几乎接近零下四十度，如果没有这样的“高度”保证，人们“方便”时的排泄物就会迅速冻硬而顶住人的下体，从而使“方便”变得很不方便（仅此一点，当地气候之恶劣即可见一斑）。冬天，寒风吹到脸上，无异于刀子在割。而狂风吹起时，拇指盖大小的石子会噼里啪啦朝脸上打来。“一川碎石大如斗，风吹满地石乱走”——唐代诗人岑参诗中所描绘的情景，在当年的天峻地区实在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如今也许会好一些）。因为天气太冷，天峻县城没有一株乔木。四十七团进驻天峻之后，团机关曾在营房周围搞过一次规模不小的植树活动，栽过许多树苗。那些树苗当年夏天确实是活了，绿莹莹的叶片在那片广阔却荒凉的草原上，显得格外可爱。可是第二年，都快到夏天了，树干上仍然一粒绿芽儿也看不见。——经过一个冬天，所有的树全都被冻死了。天峻草原上的草也很矮，能长得稍稍高一点的，就是河边沙滩上的红柳。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地方，我的战友们吃着只有七成或八成熟的馒头、面条，在自己没有打井之前，喝着用冰块化成的含有牛羊粪尿的冰川之水，照样精神抖擞地铺路基、打隧道、打风枪、刨石砟、排哑炮、战塌方……奉献着青春年华，也奉献着宝贵的生命。
离别天峻几十年了，天峻现在变成什么模样了？长眠在天峻草原上的战友们，你们还好吗？
由于急切地想要看到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尽管所乘的大轿车已经开得很快了，但是心里仍觉着跑得慢了点。
啊，终于到了！下午6点多钟的时候，我们赶到了天峻县城。尽管依然没看见一株稍高一点的乔木，但天峻县城的变化还是让我跟老袁惊叹不已：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原来低矮灰黄的土坯平房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令人目不暇接的一座又一座气势恢宏的崭新建筑，有的是厂房，有的是居民楼，有的居然是档次相当不低的宾馆酒店。原来用沙石铺成横贯县城的唯一的一条“街心大道”，如今已变成了沥青路面，而且这样宽阔平坦的大道有好几条，街道上居然有出租车来来往往！想当初，我们在县城街道上散步，从东往西把县城走个“穿堂正过”也不过十几分钟，哪里还有出租车的用武之地啊！我清楚地记得，当年埋葬战友的那片墓地，绝对是距县城偏远的“郊区”，然而现在烈士陵园已处在县城的“中心地带”了。
别梦依稀，今非昔比。变化真是太大了！
高原上，天黑得晚些。我们在义海宾馆安顿好住处之后，太阳尚未下山。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行程，大家顾不上休息，便怀着肃然、愀然的心情，赶到了位于县城中心的烈士陵园。
由于日程紧迫，在祭扫烈士墓之前，我们都没来得及给天峻县民政局和县政府打招呼，因而来到烈士陵园时，心中实在是有点“感慨万千”。
远远望去，烈士陵园里竖着一座说不上雄伟但也还算高大的纪念碑，走近了即看到正面碑文写着“为修建青藏铁路光荣牺牲的铁道兵战士永垂不朽”，侧面和背面则镌刻着光荣牺牲的铁道兵战士的姓名和籍贯。我们知道烈士们的英灵还是有所寄托的，心里多少还是感到了一些温暖。
然而，陵园的整体面貌实在让人有些心酸：大门没有了，也许是为了拦住牛羊吧，“门”口挂了一张铁丝网。纪念碑周围的栏杆都已朽烂，满园的荒草让人心中陡增无限悲凉。落日正在西下，残霞宛如鲜血，凉风萧瑟，碧草凄迷，更增添了祭扫时的悲哀气氛。
轻轻摘下挂着的铁丝网，战友们走进陵园，在烈士纪念碑前排好队伍，默然肃立，此行的副领队王红旗同志主持祭奠仪式，未曾开言已热泪盈眶。他仰望长天，声音哽咽地高声呼叫着：“长眠在陵园的战友们啊，我们看望你们来了！”
一语未了，他已泣不成声。
没有过铁道兵经历的人，也许永远不会明白，只要提起那些牺牲的战友，王红旗这个堂堂男子汉为什么总会涕泗交流。
“男儿有泪不轻弹”，那是“只因未到伤情处”。王红旗从学兵到正式的铁道兵，从卫生员到军医，在隧道里，在掌子面上，在救护室里，参加过无数次的抢救，看见过许多许多的鲜血。不知有多少回，他亲眼看着十分英武帅气的战友成了残疾人；不知有多少次，活生生的战友在他的眼前停止了呼吸，永远告别了人间。他自己如今事业十分辉煌，一家人幸福无比，但他只要想起那些曾经为中国铁路建设献出过鲜血和生命的战友，总常常忍不住泪如雨下。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说这话的人是个铁骨铮铮的勇敢斗士——鲁迅！
说出“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的苏东坡，是一个在中国文化史上光芒万丈的铁汉子！
感慨“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的辛弃疾，写“鬓先秋，泪双流”的陆游，叹“将军白发征夫泪”的范仲淹，个个都是气薄云天的男儿汉、大丈夫！
红旗的流泪，是真男儿、铁汉子的真情流露。
真情总是让人感动的。现场的男男女女，几乎全都受到了感染，无不鼻头发酸，泪光莹莹。毕竟，那一座座坟头下躺着的，都是跟自己一样在祖国的铁道建设工地上流过血洒过汗的战友啊！
一条青藏线，数万铁道兵，这里蕴藏着多少血肉情义啊！
默哀！
凉风吹着，夕阳照着。已不显得很高的天空中，有沉沉的乌云向我们的头顶缓缓移来，仿佛也在表达着一种沉重的怀念与哀思。
战友李甲明随身带来的音响，播放着《怀念战友》的歌曲：
“亲爱的战友，我再也不能听你弹琴，听你歌唱……”
那一刻，生者与死者的精神交汇，历史与现实的血脉相融，埋葬着五十五位铁道兵烈士的陵园，显得是那样宏阔，那样博大，那样肃穆，那样崇高与神圣。
我代表所有重走青藏线的战友向长眠的烈士们致怀念哀悼之辞：
“每当皓月当空的夜晚，每当雪花纷飞的清晨，总有人朝着这海拔三千四百多米的高原上仰望。那也许是你白发苍苍的父母，也许是你念念不忘的妻儿……”
队伍里的老铁弟兄、学兵姐妹，一个个忍不住吸鼻子擦眼睛，啜泣之声一片……
正副领队牛禧峰、王红旗深情地拿出千里迢迢带来的“铁道兵酒”，无比悲怆地呼喊着：“亲爱的战友们啊，请喝一杯咱们老铁自己的酒吧！”
散着洌洌芳香的酒水，酹向纪念碑前的地面，我们的泪珠，也随着潸潸而下。
奠酒之后，战友们一齐动手，擦拭烈士墓碑并为之重新涂刷油漆（出发时王红旗早有准备）。临行前，何为民、鹿曙光等临潼籍老战友多次叮嘱，要我到临潼战友刘改过的墓前照几张照片。为了不辜负战友的情意，我在层层叠叠的坟墓中寻找，好几个战友也帮着寻找。终于找到了，战友们争先恐后恭恭敬敬地用抹布把墓碑擦拭干净，袁武学接过油漆，手执毛笔，一笔一画十分认真地在墓碑上涂刷。当年刘改过牺牲时年仅二十二岁，为了给死去的他争取一身新棉衣、一床新棉被，好几个临潼的战友还和领导哭闹过一场，而在刘改过牺牲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一直守口如瓶，不敢让他年迈的父母知道儿子牺牲的真相。而今他离开人世已经三十多年，而他年迈的父母也已经魂归西天，当年迈的父母和年轻的儿子在另一个世界相见时，他们会说些什么呢？从临潼到天峻，数千里之遥，改过即便有兄弟姐妹，怕也很难有人来这里看望……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悲从中来，喊了一声：“改过啊，战友们托我们看你来了！我知道你很久没有听到咱家乡的秦腔戏了，今天，我就在墓前给你唱一段吧——”
我打开了随身带的便携式移动音箱，秦腔苦音慢板那沉郁慷慨、苍凉悲怆的音乐在长满了萋萋荒草的陵园上空弥散开来。我的声音已经嘶哑，但我仍用嘶哑的声音唱着：
忠义人一个个画成图像，
一笔画一滴泪好不心伤。
幸喜得今夜晚风清月朗，
可怜把众烈士一命皆亡！
这是传统剧《赵氏孤儿》中的一个唱段。
泪水在我的脸上流淌。我相信刘改过和陵园中所有的战友都听到了我心海里潮水的翻腾。
告别陵园的时候，已是暮色苍茫时刻。当大家再次把那张铁丝网张挂起来的时候，看到破败的塔基围栏、纪念碑后边一堆一堆的人粪和牛粪、离离落落的荒草……我的心头又一次涌上了难以抑止的悲凉。
……
我们在下榻的义海宾馆正吃晚饭的时候，领队牛禧峰进来对我说：“天峻县民政局长来看望大家了，你跟袁大校出去和局长见个面吧。”
民政局长很是客气，不住地表示抱歉，随行的几个工作人员给我们几个人献了哈达，并送来了矿泉水和抗高原反应的“红景天口服液”，局长一再声称自己不知道我们要来祭扫烈士陵园，对自己的工作不到位很是愧疚。
听到这些话，我内心的郁闷似乎稍稍缓解了些。当我们提出烈士陵园那种荒凉甚至凄凉的状态时，局长解释说：“因为随着天峻县建设形势的发展，原来在荒僻之处的陵园，现在已处于县城的中心位置，民政局已向县政府打了报告，请求把烈士陵园迁出县城。新陵园建成之后，就绝不会是目前这种凋残破败、令人难过的状态了。”
他一再表示：当年为修建青藏铁路洒血流汗牺牲生命的人，是高原人民的恩人、功臣，如今高原人民的生活因铁路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烈士是绝对不该也不会被忘记的。他请大家放心，说是一定会让长眠在天峻的烈士英魂得到安妥的。
我在心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但愿三年五载之后，这位局长的许诺当真能变成现实。
二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来到了关角山。
“关角”是藏语（一说为蒙语）音译，意为“登天的梯子”——上到这里，再有几步就可上天了。什么意思？高啊！关角山平均海拔三千八百余米，铁路要铺到格尔木，必须要敲开柴达木盆地的这道“东大门”。而敲开大门的唯一办法，按照最初的工程设计，必须在海拔三千七百米的高度打通一条长达四千零一十米的隧道。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条隧道是世界上最高的铁路隧道。
打通这条隧道，可谓一波三折。1958年8月，在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汹涌浪潮中，西宁铁路局的职工在几近荒无人烟的关角山上打眼放炮，开工建设；1961年，因国家遭遇空前困难，隧道工程被迫停工。隧道两端的掘进深度折合成洞两千五百五十一米。尽管当时的全国性灾难使得铁路工人们撤离时非常难过，但他们仍然很用心地把已经打了半截的隧道“临时封闭”起来。工人们相信，当全国人民走出那可怕的饥荒灾难之后，在国家形势整体好转之后，这条隧道肯定还要继续修建的。果然，1974年，铁道兵十师四十七团的官兵们“三上高原”，在这里安营扎寨，重新开始了异常艰辛的战斗。
四十七团接手的是一个“半拉子”工程，其施工难度甚至比开掘一条新隧道有过之而无不及。从1961年3月隧道工程下马，到1974年3月铁十师接手，整整过去了十三年。十三年的地质变化，十三年的积水浸泡，十三年的无人管护，使得当年的半截子工程呈现出“焦头烂额、百病缠身”的面貌，让新的施工者心焦头疼。“其未成型的隧道衬砌、临时支护以及开挖暴露的围岩，在排水不良、无人管理维护的条件下，出现了严重的变形、坍塌等多种病害情况。”（摘自尹玉练先生所编著之《挑战极限·岁月如歌》）同时，1961年设计的隧道高度，也已不适应1974年火车行驶需要的高度，因而还需要在原隧道“边墙”下继续挖掘数十公分，重新对边墙根基进行水泥浇铸，以增加隧道的高度。在这样的基础上重新施工，如果要打比方，就好比养育了一个虽然已经半大但却百病缠身的孩子，实际上比养育一个按照优生优育法重新生出的健康孩子要费神得多。可是为什么当时不能放弃旧隧道重新再开一个新隧道呢？原因有二：一是根据地理条件，最初设计所选的线路，从此处开掘距离最短，工程造价最低。若从别处另开，长度都将超过这里，而工程造价也必将会更高；二是西宁铁路局的工人老大哥已开掘了一大半，若将其废弃，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浪费，既有人力物力，更有工人老大哥那份珍贵的感情。归根结底，最主要的还是当时国家的经济力量薄弱。反复权衡，虽然施工难度更大，但从为国家节约资金的角度讲，让这个“病孩子”重新焕发生机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为了给并不富裕的国家减轻负担，铁道兵全体干部战士愿意慷慨奉献自己的一切——不就是多出力多流汗吗？不就是多受伤多流血吗？“为了不让毛主席拄着拐棍上拉萨，无论多大的牺牲，我们都在所不惜！”“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宁愿把骨头埋在风雪高原上，不修通青藏铁路，绝不下山！”……
在今天很多人看来，这些话简直不可思议，然而那个时候，这些话确实发自大多数铁道兵干部战士的内心。这些发自内心的豪言壮语掷地有声，震撼着隧道，震撼着关角山。关角隧道给人们留下了许多许多的故事。那些故事，可令天地变色，可令草木动容，能催人泪下，会引人深思，令人永生难忘。
在我和袁武学的生命历程中，我们都跟关角隧道结下了不解之缘。
袁武学于1974年3月底作为先头部队最早一批来到高原，一来就在关角山西侧的隧道出口处设防安家，然后就一直在隧道里施工奋战。我是6月份随团部一起上的高原，一直住在天峻县城。干的是战友们都比较羡慕的“轻松、安全、干净卫生”的机关工作。1975年8月，袁武学被推荐上大学很荣耀地离开了关角山，我却于1976年2月被“贬”到了关角山。为什么说是“贬”呢？因为当时有一条大家都心知肚明却又心照不宣的“不成文法”：机关战士如果被列为“提干苗子”而下到工地去劳动，那叫“锻炼”；但如果被列为“复员对象”下到工地去劳动，就叫“改造”。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被“下放”，确实属于后者，明显地带有惩罚的性质。为什么要惩罚呢？因为我那时年轻气盛口无遮拦，曾因工作和顶头上司发生过激烈的争执，而且私下里也对某些干部的不正之风进行过抨击。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私下的议论，最后都被当事人悉数知晓。当面顶撞和背后议论，自然就成了我“骄傲自大、目无领导”的铁证，有如此“劣迹”之人，不改造怎么能行？改造一年之后令其复员回乡，这便是当时我得罪过的几个“掌权者”的计划。1976年是中国人民大悲大喜的一年（三个伟人相继离世，松潘、唐山接连地震，斯乃大悲；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此为大喜），也是我个人经历极为痛苦复杂的一年。那一年，我从几乎完全绝望到又重新充满希望，完成了一次从“精神炼狱”到“思想天堂”的飞升。其间的苦辣酸甜以及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我将在另一部著作里细说，这里，我只想特意说说我的战友袁武学。
袁武学之所以被推荐上大学，因为他是一个二等功荣立者。
他之所以荣立二等功，是因为他曾做出了“超人”的贡献。
那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事件，也是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
1975年4月5日10时45分，关角隧道发生特大塌方，骤然间将一百二十七名官兵严严实实捂在了洞内。隧道本来就缺氧，通风的管道又统统被砸断，洞内人员生死未卜，情况万分危急。
本就在施工第一线的营首长，如同烈火焚身。
团首长得到消息，如同听到晴天霹雳。
师首长赶到塌方现场时，眼里几乎能喷出火焰。
铁道兵首长从北京乘飞机到青海共和县空军机场，再从机场驱车疾驰赶到了关角山下。
抢险！要以最快的速度抢险！
救人！要不惜一切代价救人！
这是当时所有获知消息的人——无论是部队的军人还是地方的老百姓——最急切的共同心愿。
一百二十七名官兵！一百二十七条汉子！一百二十七个鲜活的生命呀！
好在铁道兵是一支久经生死考验的英雄部队，他们奋力和死神搏斗并最终把死神打败的经历何止成千上万！他们有的是从死神手中夺回战友生命的经验！
现场抢险指挥部果断决策，抢险突击队迅速组成——排险专家、副连长肖崇炳担任抢险突击队队长，十一班副班长袁武学则成为突击队尖刀班最前端的“刀尖”……
无论死神布下怎样险恶的罗网，“刀尖”都必须竭尽全力把它割破！这是袁武学和抢险突击队所有战友坚定不移的信念。
起初，排险专家肖崇炳身先士卒，他察看了塌方的状态后迅速做出判断，塌方的岩土石块主要来自隧道拱顶，也就是说，塌方是拱顶坍塌，而左侧浆砌牢固的边墙则还稳稳当当地挺立着，沿着边墙刨掉塌落的土石，借助边墙的力量用方木做倾斜支撑，即可迅速在边墙和砟石之间搭起一个可容一人屈身活动出入的空间，这个空间不断向洞里延伸，就可成为一条通道，一条让被堵战友逃离死神魔掌的救命通道。
肖崇炳熟练地干着，袁武学认真地看着。不大工夫，细心机敏的袁武学就弄明白了支撑的原理，很快就掌握了操作的要领。他主动走到肖崇炳跟前，诚恳地说：“副连长，我年轻，有力气，让我来干吧。你在后边指挥就成了。有啥困难我立即向你请教。”
肖崇炳对袁武学的能力是绝对放心的，他二话没说，就把工具交给了袁武学。
接过肖崇炳手里的工具，袁武学就扑到了与死神“过招”的最前方。他知道，救人如救火，最重要的是速度，因此动作必须要快。但他同时又知道，要想救出被堵的战友，自己就必须活着，因此又必须十分谨慎小心。他趴伏在狭小的导洞里，机警地观察着，灵敏地动作着：先用钉耙把面前的石砟刨到自己的腹下，然后蜷缩身子，用双脚使劲把石砟蹬给紧跟其后的战友，战友把蹬出的石砟揽进畚箕，一个接一个往后传。袁武学根据刨出的安全空间，迅速估量出所需方木的长短，喊一声所需的尺寸，后边的战友立即把需要的方木递进来（外边的战友几秒钟就可用电锯锯好所需尺寸的木料），袁武学凭着矫健的身手和平日工作的丰富经验，在石砟中刨好支撑点，三下五除二将方木支撑妥当，再在两根支撑好的方木之间棚上短木板防止石砟继续下落。一段长五六十厘米的安全空间完成后，他接着又继续前边的动作，刨砟，蹬砟，要方木，要棚板……就这样，几十厘米、几十厘米地向前推进着，一米，两米，十米，十五米……生命的通道不断地向前延伸，一小时，两小时……战友的深情也在不断地向前传递。淋漓大汗早已把袁武学的浑身衣服浸透了，但他顾不上吃一口东西，也顾不上喝一口水，竟连续干了七八个小时。战友实在心疼他，连长便下命令让班长硬把他换了出来，叫他休息片刻，吃点东西。由于长时间缺氧，加上过度劳累，袁武学从导洞内爬出后刚一站起来，就觉得天旋地转，一下子就晕了过去。战友们把他从洞顶扶到平地上，给他吃了两个馍馍喝了几碗水，劝他好好地休息一下。然而洞内战友的生死一直揪扯着他的心，他担心其他同志不熟悉操作要领而耽误时间，便不顾战友们的劝阻，又一次冲上最前沿，当起了和死神搏斗的“刀尖”。
当导洞挖到二十多米的时候，袁武学感到呼吸特别困难，四肢无力，胸口像塞了一团棉花。他想，我们在洞外都憋得难受，堵在里面的战友一定更遭罪。要是能捅进一根管子去，既能通气，又能传消息，那该多好啊！他的想法立即得到抢险指挥部的支持，一根长长的钢管很快就送进洞来了。可是当袁武学想要从拱墙和石砟之间那道小缝隙往进插钢管时，他忽然又犯愁了——管心是空的，一捅不就堵住了？他身后的党百发此时急中生智，连忙递上一只工作手套，说：“把它套在管头上，捅透了塌方体，再一退不就行了？”
这一招果然见效，洞外的同志拼足全力向洞内打钢管，不一会儿钢管就从洞外捅进了洞内。洞内的战友接到钢管，立即敲打以示回应，然后取掉套在钢管上的手套，从钢管口向洞外报告：“首长、战友们，我们还活着——”
经过全体官兵的共同努力，最后，被捂在洞里的一百二十七人，爬过塌方顶部三十二米长的生命通道，全都安然无恙地回到了战友身边，创造了中国铁路建设史上人与灾难斗争的一个奇迹。
几十年后人们谈论这个奇迹时也许是轻松的，而在当时，那种风险、那种压力、那种辛苦与痛苦，今天在幸福中生活的人是很难体会的。在仅能容一个人屈着身体活动的小导洞里，即使袁武学是运动员出身，身体素质过硬，连续干十几个小时，那毅力也是超乎常人想象的啊！除了体能的巨大付出外，还须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塌方的体积究竟有多大？导洞要挖多长？多久时间才能挖通？捂在里边的人有没有身受重伤急待救治者？严重缺氧的情况下，没有死伤的战友还能坚持多久？头顶上的碎石还在不断下落，还会不会有更大的塌方发生？死神就在旁边狞笑，死神的巨掌就在头顶悬着，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或闪失，都有可能被死神掳走，丝毫不能大意……
凡在关角隧道奋战过的人，凡参与了那次抢险救人工作的人都知道：在那一时刻，“刀尖”就是在鬼门关前捋死神的胡须，就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向上帝做抵押，就是为了战友而舍生忘死，就是为了使命而奋不顾身！那时袁武学胸中所激荡的，该是怎样豪壮的情愫啊！
然而，事后袁武学却对此壮举看得很平常，每当大家说起对他的敬佩时，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那是亏了我有一个好身板。那种形势下，谁上去都会那么拼命干的。”而且为将自己行为的英雄特色淡化，常常会很低调地来点幽默：“其实我也是怕死的。当时我就教了我身后的战友一招，一旦塌方，千万别乱喊，赶快一人抓住我的一条腿往后拖，残了不要紧，可别让土石捂死我。”
有过这样的经历，袁武学和关角隧道的感情便可想而知。所以，走近关角隧道时，袁武学如同见着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他和洞壁拥抱，与铁轨亲吻，那种真挚，那种亲热，令人自然想起“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的诗句来。当年铁道兵的一片深情，霎时间感染了“重走团”的全体成员，感染了守卫隧道的武警官兵，感染了沉厚雄伟的关角山。
守卫隧道的武警官兵告诉我们：由于老关角隧道存在着先天的致命缺陷——本地段独特而复杂的地质因素导致修好的隧道经常出现“病变”，因而国家已决定另外再修两条单线平行的新关角隧道。几年之后，这条老隧道将不再使用了。
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很为祖国铁路建设的飞速发展而欢欣，但不知为什么，心湖里却也荡出了几轮酸酸的涟漪。
2014年4月15日，据中央电视台报道：随着两声爆破巨响，新的关角隧道已全线贯通，全长三十二公里多。通车之后，原来需要两个小时才能越过的关角山，往后只需要二十多分钟……
真的，也许是明年，也许是今年年底，当年铁道兵曾经为之付出很多的老关角隧道，也将和铁道兵一样，成为一段供人回忆的历史了，但是我相信，发生在这个隧道里的故事，以及那些故事里所蕴含的精神，无疑仍然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永远放射着耀眼的光芒。
……
三
告别了“天路卫士”——守卫关角隧道的武警官兵，上午11点左右，我们赶到了乌兰县。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另一番景象。
在这里，我们受到了感动，更受到了震撼。
也许是事先打过招呼的缘故，乌兰县对我们的到来格外重视。县委书记因公务未能亲临现场，但他委托县委常委——县政法委书记以及县人大副主任（前民政局长）和现任民政局长等多人陪同。几位领导早早地乘车在县城外十几公里处迎接，并直接陪着我们来到烈士陵园。
这个陵园与天峻的相比，用“天壤之别”描述也许有些夸张，但用“景象迥异”来形容，却仍觉得难尽其意。纪念碑峭拔凝重、肃穆大气，烈士的坟墓和墓碑也都排列得整齐有序。墓碑上的字迹鲜亮，烈士的籍贯生平记述得清晰明了，言简意赅。虽然给烈士敬献的花圈早已准备妥当，但是许多女战友还是从草原上采来了鲜花。祭奠的程序和仪式，大致和天峻烈士陵园相同，但此时与彼时的感觉却完全两样。这时心里多的是温暖，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天空中的太阳特别明亮。
在这里，我听到乌兰县前任民政局何局长说了一番话，这番话让我的心弦发生了剧烈的震颤。他说前多年，乌兰县的烈士墓和民众的公墓是混在一起的（即使现在，也仍然只有一道短墙相隔）。而在那些公墓中间，有些墓主人的后人发达了，或当了官，或发了财，就给其先人立碑饰墓，弄得气象非凡，气派很是了得。而烈士的墓则相形见绌，显得破败，显得寒酸。有一年，当一群少先队员来陵园扫墓时，看到反差巨大的墓园景象，一个孩子感叹说：“看来，没有后人的烈士，还是很可怜哪！”
孩子的感叹如同一枚炸弹，在何局长的心海里“炸”起了久久难以平息的洪波巨澜。国家公务人员的良知使他不断地向自己的灵魂发出叩问：这些躺在陵园中的烈士都是曾经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今天国家的发展、进步，人民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用鲜血、生命换来的。他们不仅是历史的功臣，而且是民族精神的标杆。让他们的灵魂得以安妥，让他们的坟墓展示光辉，就是让他们的精神昭示后人，就是为民族为国家的未来发展储蓄正能量。如果让孩子觉得当烈士很凄凉、很悲惨、很可怜，那么后代中谁还愿意去为了大众而奉献自己的生命呢？不把烈士陵园修得让亡者安心、生者欣慰，我这个民政局长就是一个千古罪人！
良知与责任感促使他下决心要让烈士陵园“旧貌换新颜”。于是，他四处反映，多方奔走，多次向县上打报告，三次下西安和铁二十局（即原铁十师）有关领导磋商。终于，在中铁二十局的大力支持下，各方资金汇合，投资数十万元，烈士陵园才有了今天这样的面貌与气象。
据工作人员说，陵园修好以前，曾有二十局一位姓周的首长来陵园凭吊，他看着陵园的情景，竟忍不住潸然泪下且痛哭失声……
中午饭是乌兰县的领导特意安排的接待，其丰盛是不言而喻的。席间的深情、盛情难以尽述，当我们向乌兰县的领导们表示感谢的时候，何局长说了这样几句话：“你们别谢我们，我们还要谢你们呢！铁道兵解散几十年了，你们还不忘老战友，千里迢迢风尘仆仆来这里看望、悼念战友，不忘旧情者必有大德！你们本身就是我们的榜样。”
我不敢说我们一行都是有大德者，但我敢说，我们此行，确实充满了深情！
来自江苏徐州的陈全林，曾在五〇团待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部队就住在希里沟。当车子路过他们当年的驻地时，他情不自禁地高声呼喊着，手舞足蹈着，全然不像一个已过“知命”而将奔“耳顺”之年的人。为了回去能让老战友看到他们原来驻地的变化，他不吃饭也要赶回老连队驻地拍照，而与他同行的小任，则不仅在原部队驻地照了相，还捡了一块不小的石头装进了挎包，说要带回故乡，给那些老战友说：“看，这是咱们营房门口的石头啊！”
“铁道兵战友重走青藏线”的活动已经过去三年了，但那些场景至今仍时常在我的眼前浮动。我永远忘不了那一次非同寻常的“重走”，永远忘不了铁道兵老战友的那一片深情。
2014年6月17日 改就
刊于《今日柴达木》2014年第二期
大美海西文化人
因为从二十一岁到三十岁这段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我是在青海度过的，所以，我一直把青海视为我的第二故乡。而在青海的十年里，除了在西宁上大学的四年，其余时间我都是在海西度过的，所以最难忘的还是海西。海西是艰苦的，但海西也是美丽的。海西可说可道的美景很多，可赞可颂的人则更多。在天峻、乌兰、德令哈，我接触过许多海西人，他们身上那种淳朴、憨厚、热情、直率的品格，都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然而，真正让我深刻感受到海西人崇高美德、大美情怀的，则是一个堪称“老海西”的文化人。他就是数十年来我一直感佩敬重的老哥——青海省文联原主席、青海省广播电视厅原厅长兼党组书记——王贵如。
贵如兄1968年从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到海西工作了，从州委宣传部干事、副科长、副部长直到州文联主席、州委副书记，一干就是几十年。那些年里，他奔波于草原，穿行于戈壁，在牧区救灾，到农村扶贫，顶风冒雪，栉风沐雨，迎风斗沙，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累，甚至有过在草原上迷路几乎身陷绝境的惊险经历。所以，称他为“老海西”，我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
我和贵如兄认识是1979年在《青海湖》编辑部组织的一个“文学创作学习班”上。
第一次见面，当贵如兄知道我就是韩怀仁的时候，不仅非常高兴地向我告知了一个好消息：我的短篇小说被定为“优质稿件”将在改版后的《瀚海潮》上发表，而且他还主动掏腰包请我吃了一顿岐山臊子面（前文《永远的兄弟》中有详细叙述，这里从略）。
不久，改版后的第一期《瀚海潮》以全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了。果然，我的短篇小说《驱不散的冤魂》就发在那一期上。很快，稿费也寄来了，居然有四十多块！
几十年过去了，为什么这件事一直让我难以忘怀呢？我想，这大概就是美德的力量。正是通过这样的小事和细节，我看到了一种境界，一种情怀，一种大美之德！这美德就叫：无私与公正！那时候，我的身份仅是一个士兵，一个学生，一个没有权势、没有背景、无人推介、无人引荐的投稿人，然而，就因为一篇编辑部认为“写得不错”的稿子，贵如兄跟我头一次见面就对我那样尊重、那样真诚热情，简直让我受宠若惊。他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他善良天性自然流露之外，我认为他这样做，实际也是以自己的行为向作者昭示海西文化人的美德——办刊物，既不是给某个“圈子”打造牟利的工具，也不是给所谓的“同志”建设营私的据点，而是要继承古圣先贤的文化传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实实在在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贡献！所以对于所有的稿件都一定“唯质是取”——不看来头，不看背景，不看脸色，不看关系，不看是否会“巴结”。凡是提供优质稿件的作者，无论其出身贫富地位高低有名无名，全都一视同仁，一律表示真诚的恭敬与尊重。
和贵如兄相识之后，我们便有了更多的交往。交往越多，领略“海西文化人”的美德也就越多，而那些美德对我人生的影响也就越深，越大。诚实地说，我最初从事文学创作时，是十分“功利”的，就是想以发表作品为“敲门砖”而为自己谋一个“铁饭碗”。然而，在“端稳了铁饭碗”之后还能继续把文学创作当作神圣的事业来追求，的确与贵如兄及“海西文化群”的影响分不开。
1982年夏天，在乌兰县文化馆举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上，贵如兄为业余作者讲了一堂课。在课堂上，他不仅讲了他对文学的许多感悟，而且还满怀激情地号召业余作者：一定要敢于描写真实的人生，揭示真实的人性，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古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化自觉，要有彭老总“我为人民鼓与呼”的历史担当精神。他说：“只有这样，搞文学创作才有意义，而且也才能干出名堂来。”
那堂课给我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在后来的日子里，每当我写作有所懈怠的时候，贵如兄的那番话便会在耳边响起。更为重要的是，贵如兄自己勤恳笔耕、不懈奋斗的作为，也为我树立了极好的榜样。贵如兄并不是专业作家，他几乎一直在做行政工作。别的不说，单是级别较高的领导职务就有：海西州委副书记、省文联主席、省广播电视厅厅长兼党组书记。担任领导职务，属下人员的业务能力、工作质量、职称评定、住房分配、家属就业、孩子上学、生病住院、去世追悼，以及关乎单位发展前景的种种大事小情，哪一样他不操心能行？然而，他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风儿吹过田野》、报告文学集《西部大淘金》（合作）、电视解说词集《离天最近的地方》等多部文学著作，由他撰稿并主持拍摄的电视专题片《青海湖之波》《古海潮声》《遥远的唐古拉》都获得青海省“五个一”工程奖；《青海湖之波》1994年又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金奖，与南京电视台的《伟人周恩来》、广电部的《解放》同登最高领奖台。这些成绩和荣誉，哪一项不要付出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在了解他的工作情况并看到他的文学成就的时候，我便不由得在心里惊叹：贵如兄真把他生命的全部能量都燃烧释放出来了！他真是个“绝不肯浪费丝毫生命”的人哪！于是他不懈奋斗的美德，也就成了我不能懈怠的动力。
通过贵如兄的介绍引见，我很幸运地又认识了那个在“瀚海”上掀起文化“浪潮”的“海西文化群”。这个“群”里，除贵如兄外，还有高澍、王泽群、王文泸、安可君、董生龙、井石等。和这些文化精英们接触之后，他们的人生遭遇让我感慨万千，而他们忍辱负重、忠贞爱国、勇于开拓、乐于担当的美德，则更令我感佩不已。不说别的，单看学历，就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天资聪颖、才情横溢的饱学之士——王贵如、安可君毕业于兰州大学，高澍毕业于清华大学，王文泸毕业于青海师范学院，王泽群毕业于山东莱阳农学院，董生龙毕业于西安公路学院。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拥有如此学历的人，不说是凤毛麟角，起码也是稀有珍宝。然而他们却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被“分配”到了海西地区。王贵如、安可君进了都兰农场，高澍进了都兰农机厂，王泽群在“农建十二师”当了军垦战士，董生龙则在柴达木汽车修理厂当工人。那时候的海西，其荒凉与艰苦情状，今天“80后”“90后”的青年人是难以想象的。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把这样一批富有才学且志存高远的文化精英放到那里，“政治歧视”的意味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他们一个个虽有委屈却并无抱怨，都怀着建设祖国、改变海西面貌的一腔热忱，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干得非常出色。尤其在“四人帮”被粉碎、中国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他们身上所蕴藏的文化能量，全都像火山熔岩喷发一般，在海西的文化天空中“喷”出了一幅令全国文坛瞩目的绚丽图画。在当时州委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王贵如热情推荐，高澍、王泽群、董生龙纷纷从都兰、大柴旦等地汇集到了德令哈，虽然王文泸调动到了西宁，安可君调动到了兰州，但他们仍然心在海西，情系海西，力量贡献于海西，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光辉闪耀的“海西文化群”。这个群体很快就创办了一个立足海西、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文学刊物——《瀚海潮》。《瀚海潮》以优秀的作品向世界发声，在中国当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令人惊叹的影响。这群文化精英不懈奋斗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令人钦佩，而身处逆境却不甘沉沦的精神则更令人尊敬。王泽群出身于三代书香门第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十年动乱”中，家庭遭受重大灾变，他在母亲自戕后精神痛苦不堪，竟至双目失明多年，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逐渐治愈。不幸的是在治疗眼睛时医生错用药物，又导致他双耳重听，使他的世界始终“半明半暗、未聋似聋”。然而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境遇中，他却一直笔耕不辍，创作了数量巨大的文学及影视作品，并获得国际、国家、省、市级大奖五十多项（次）。《青海日报》副总编辑王文泸、青海省作协主席董生龙以及英年早逝的高澍，全都是无论境遇顺逆，从来不肯放弃文学的追求奋斗者，他们最终也都以其丰硕的创作成果，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回首身在青海的十年，我观赏到的美丽景色不少，接触到的好人美德更多。单是海西文化人的大美之德，再用数倍于斯文的篇幅也述说不完。最后胡诌小诗一首，聊表不尽之情吧。
高原岁月十秋春，霜风似火淬骨筋。
瀚海潮中试劣橹[1]，青唐[2]城外见真心。
澍泽群龙美若画，文暖万众贵如金。
花甲已过忆不尽，大美海西文化人！
2014年10月2日 改就
刊于2014年11月14日《青海日报》
注释
[1]劣橹：指本人投往《瀚海潮》的稿件。
[2]西宁古曾有青唐之称。
难得“虎王”是知音
——“画说”阮班超先生对我的深厚情谊
早就想为阮班超先生写一篇文章了。可惭愧的是，这个念头在心中“冲动”了好几年，却一直磨磨蹭蹭拖到现在才动笔。什么原因呢？当然，家事繁多、杂务繁忙可以说是一个并非推托的借口，但最主要的，还是心中那份说来也许会让人生疑的“惧怯”——惧“步人后尘”，怯“拾人牙慧”。
在陕西乃至全国的书画界，阮班超早已是声名远播的大画家了。“中国杰出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获得，独领风骚的“虎画”参加全国“百虎展”及在北京举办个人画展引起轰动，数百幅作品在《人民日报》《中国文化报》等数十家报刊上发表并广受好评，作品一再被国内外政坛要人及国家级院馆收藏，艺术经历赫然载入《艺术中国》《一代名家》等大型画册。许多名流大家都对他的画意、画风、画品做了精湛、高妙的评论。比如：
国家政协原副主席王忠禹说：“阮先生的虎，画出了一种和谐、一种理想，是我们当代中国繁荣富强的象征，具有代表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作家周明说：“阮班超先生的画具有文学性，内涵细腻丰富，感情真挚动人。”
著名文艺评论家雷达说：“阮班超的画，俗中带雅，有着很高的品味。”
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说：“阮先生画出了虎自然属性下的一切品格，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著名画家崔振宽说：“阮班超的虎非常传神，具有人文情态，非常动人。”
著名评论家费秉勋说：“以我之见，班超画虎，在秦当为高手之一，在国内亦应有显著地位。”
……
面对着如许澎湃汹涌的高超评论，我心里忖度，无论我怎样搜肠刮肚、绞尽脑汁，也决然超越不过那些高人而写出有新意的评论来了。班超兄的画如同一座雄奇苍莽的大山，山间的风景绮丽，内蕴丰厚，“飞流直下三千尺”“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站在其间只有惊呼赞叹的份，用什么文词言语来形容都觉得难尽其意。已经“名家有评在前头”，我自然就“眼前有景道不得”了。这便是我一直迟迟未敢动笔的主要原因。
然而，每当我展开班超兄赠我的那两幅精心画作时，心里总难免涌起一种“对不起朋友”的歉疚。他慷慨地送了我两幅呕心沥血之作，以及非常精美的画册，我领受了他非常厚重的情谊却没有写出一篇哪怕是“豆腐块”般的短评微论来，若有人要给我戴一顶“辜负挚情、不识人敬”的帽子，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
时光在不断地流逝，流逝之速让我常常感到惶恐，我内心的歉疚也变得越来越沉重了。沉重的歉疚告诉我：必须得说些什么了。
说什么呢？当然，如果不惮“步人后尘、拾人牙慧”之讥，就阮班超虎画的人文意蕴、哲学思考、生命叩问等，依然有很多很多话可说。比如，我可以这样说：
阮班超的虎画之所以使人惊叹，让人敬佩，令那么多名流大家激赏，就因为无论是近代著名画家任伯年，还是被称作“虎痴”、被誉为“画虎大师”的张善孖（张大千的二哥），抑或是与阮班超同一时代的冯大中，尽管他们的虎画都价值高贵，但谁都无法遮掩阮班超虎画的价值与光芒。这其中的缘由就是：阮班超之虎画与往古当今画虎名家所画之虎有着迥然不同的神态意趣，他有自己独特的境界风骨。
细品阮班超众多心裁别具、意蕴新奇、独呈风致的画虎佳作，无论是谁，首先都得承认，阮班超画的确实是虎——非狮，非豹，当然更不是猫！那千真万确是虎的形体，虎的威势，虎的皮毛骨骼、姿容步态、生存环境、活动背景，然而当人们略微用心观赏片时之后，却又不得不拍案惊呼：他画的根本不是虎！他画的是“人”！而且是有着丰厚文化底蕴的“人”！他笔下那一个个活灵活现的虎，有着深沉的哲学思考，有着悠远的生命忧思，有着博大的母子之爱，有着缠绵的夫妻之情，有着高人韵士的风雅，有着名僧老道的仙风……比如《风神》中的那只虎，体态十分雄健威猛，但神情却十分亲切和善，虽然也张着大嘴，呲着獠牙，但却没有丝毫凶狠之像，反倒像是十分开心地对着山林、向着人间放声大笑，让人竟不禁想起寺院里那位笑口常开的大肚子弥勒佛来。
阮班超虎画的人文意蕴之所以特别突显，除了在构图、造型、着色、设意、传神、表情等艺术手法上有着不雷同于他人的精妙之处外，还因为他的创作有一个特色，就是画卷上常有画龙点睛的诗文。例如，当三只小老虎竖起耳朵、睁大眼睛，天真而惊讶地向远处观望时，画幅上方则有词题曰：“天籁不足惊，应宜倾耳听”；浮云掩映着一轮圆月，一只独虎在山间漫步，画面的题词是“山高月乃近，淡泊心自闲”；而在一只幼虎依偎母虎的画面上，则题着鲁迅先生的名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两只小虎临崖远眺，他题的诗句是：“少小遨游知仙子，一片闲云束行装”。其他如“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翠竹岂止近人物，白云何尝远灵性”“石含精神淡光冷，云挹澹然秋气清”等，无一句不是人的感悟、人的情怀。阮班超完全把虎“人化”了。而他把虎“人化”的目的，正是为了表达他对美好人间的一种理想与渴望……
类似上边这些话，如果要继续说下去，再说个“三筐两篓”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但说来说去总觉得仍然在名家大腕那些话里打转转。而和名家大腕们相比，我没有他们那样的超拔学识和卓异眼光，怕是无论怎样努力，最终仍难免“步人后尘，拾人牙慧”。
所以，我一直在为这篇文章作难。
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一日夜间，我忽然听到一个声音说：“为什么不从我们说起呢？”我惊讶地循声望去，原来是三只老虎正在深情地注视着我。我看着老虎有些眼熟，但却不知在哪里见过。正诧异间，虎们又说话了：“愣啥神呢？我们就是‘虎王’送给你的嘛！”梦醒之后我顿时豁然开朗：为什么不从这两幅画说起呢？从这两幅画作说起，也许还真能说出些“属于自己的”话呢。
班超兄以其大作赠我，缘于我的长篇小说《大虬》。
2010年4月在深圳，我曾将拙著《大虬》给书画家王继庆（笔名季庆）先生赠送了一本。是年11月中旬的一天，继庆先生来电话说：“有两个朋友看了《大虬》之后，非常喜欢，想到学院去和你见个面，认识一下。”
多年以来我一直认为：对于写作（尤其是文学创作）的人来说，读者就是上帝！所以每当听到有读者对我的作品有所回应的时候，我就像虔诚的教徒听到了上帝赐予的福音一般，心里总会涌起一阵阵温暖的激动与感动。更何况，继庆兄说要来的这两个“读者”，一位是铁路运输学院的蒲宏教授，另一位则是有着“西北虎王”美誉的著名画家阮班超先生。如此“有分量”的读者因看了小说而想来看我，这让我不仅喜出望外，而且还着实有些受宠若惊呢。
第一眼看到阮班超先生的时候，那气质和神态，就让我的心不由得怦然一动。他那栗色的国字形脸膛上，挂着温和亲切的微笑，但同时又分明透着朗峻、坚毅的神色，身上洋溢的阳刚之气浩浩乎沛沛然，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他是一个“很有男人味儿”的男人！一瞬间，我脑海里竟电光石火般闪出了我小说中的主人公——大虬！眼前的“虎王”很有点我心目中大虬的气韵呢！
继庆先生介绍说，他把《大虬》带回西安之后，被蒲宏教授看到，很高兴地拿去读了，之后蒲教授又将《大虬》推荐给了阮班超先生。阮先生竟然对这部书产生了极大的阅读兴趣，连续几天手不释卷，不仅一口气读完了全书，而且还边阅读边在书眉和书侧写了不少的评语和感想。于是话题就集中到了对《大虬》的评论上。几位老师都对《大虬》表示了让我惊喜的赞赏，尤其是阮班超先生对《大虬》的喜爱，让我的眼睛和心灵都产生了一种湿漉漉的感觉。他诚恳的话语，赞许的眼神，让我仿佛看到了这样一个画面：
一个农夫，经历了无数的日晒雨淋，洒下了许多的心血汗水，终于有一天，他耕耘的那块土地上长出了几茎绿苗，一株绿苗上竟然还绽开了一朵小花。尽管农夫自知花朵的香气谈不上馥郁，色彩也算不得艳丽，但他仍很希望有人能注意到这花的存在。假如有人投来赞许的目光，农夫就会觉得是很奢侈的精神享受了。然而他却一直担心，担心花虽然开了，但却如同开在无边无际的沙漠上一样，没有任何回应，有的只是死一般的静寂。现在，他感到十分庆幸，因为不但有人对他的花朵给予了关注，而且还给予了那么热情的赞美。那“赞美者”竟然还是观赏过多种奇花异卉、具有很高审美眼光的高人！那高人取得的成就和声望，本是农夫应当仰慕和歆羡的，然而高人现在却对“农夫的花朵”热情地大唱赞歌！
农夫和赏花人原本素昧平生，不存在所谓“圈子里人”的互相吹捧，那赞美完全是发自肺腑的，不是聊表安慰的客套，不是照顾面子的应付，也绝非期待“交换”的敷衍……
一股温暖、甜蜜，深入骨髓的热流在“农夫”的心里流淌。湿漉漉的感觉无法阻遏地涌上了农夫的眼眶。
画面里的农夫是我，而那位神情最专注的赏花高人，就是阮班超。
很自然地，我想到了“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美丽故事，而且不假思索地就断定，阮班超是我和《大虬》的一个知音！
“西部虎王”是你的知音？该不会是自作多情吧？起初，我心头确实浮动过这样的疑云。不过这疑云很快就被强劲的清风吹散了。这清风就是——我不仅当面听到了阮兄因喜爱《大虬》发自肺腑的言语，在《五色石》杂志上看到了他赞美《大虬》的文章，而且手机还收到了他填的一首词——《别调望海潮·三访韩教授》，其词曰：
洪庆宝地，校标指空，“二炮”护国称雄。坑儒坑畔，两千年矣！更兼武纬文经。《大虬》上银屏，捧再版新书，心潮翻涌。长安东里，崇文蔚然成劲风。
惺惺相惜惺惺，看酒溢樽盏，论座高风。诗就盈泪，谈吐玑珠，立地论文即成。逞兴争话锋。只恨时不我再，满鬓霜生。难得今逢，知音醉倒琴韵中。
除了这些文字，最让我心热、心动、心灵震颤的，是他赠送给我的两幅画作。当我反复对这两幅画用心揣摩之后，“我认他是个知己，他果然就是个知己”的信念就越发坚定了。
阮兄的赠画，常让我想起苏轼的《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那篇妙文记叙了这样一个故事：苏轼因对王安石变法有不同看法而遭到“新党”的打击排挤，他只好“自请外任”到基层工作。这位具有“宰相之才”的大文豪虽然外表很乐观，但是他的表哥文同（字与可）却清楚地知道他内心深处其实是藏着巨大痛苦的，于是就画了一幅《偃竹图》寄给了苏轼，并告诉他：“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所谓“偃竹”，就是被压倒而不能直立伸展的竹子。这竿虽被巨岩恶石压弯但仍然不屈不挠昂首向上的偃竹，正是苏轼当时处境及其人格最好的象征。苏轼后来重览此图时之所以痛哭失声，就因为文与可在这幅画里寄托的亲切安慰、深情理解、真诚崇敬和由衷赞美，给正处于逆境的他以极大的精神鼓励。
伟大的艺术家用画面传达出来的情感与思想，往往比作家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更丰富、更真切、更深邃，更耐人寻味，从而也更具有情感冲击力和思想启迪作用。在反复欣赏班超兄赠予我的画作时，我常常这样想：
阮班超先生送我的第一幅画作，是他看完《大虬》之后，第一次来看我时特意带来的，题为《归去来兮图》。画面上那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眼睛如明净澄澈的秋水，像雪一样纯洁，如同刚破土而出的禾苗一样天真，他拍着一只雄壮的老虎的脖子。老虎大张着嘴，却显出了温和亲切，简直就像一个伟丈夫在咧嘴憨笑。葱葱郁郁的青松为背景，男孩肩上扛着几根竹枝，面带微笑，无忧无虑，潇洒自然……
“归去来兮图”五个字让人不能不想到《归去来兮辞》，不能不想到陶渊明。想到陶渊明，就不能不想到他所向往的人生境界，不能不想到他的高洁的精神品格，不能不想到他人性复杂的多个侧面。
诚然，“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时，他是“潇洒飘逸”的，“放旷豁达”的，也是“其乐融融”的！正因此，很多人都“封”陶渊明为“田园诗人”，说他追求的是“自然平淡”。然而，清代龚自珍却有诗云：“莫道诗人总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意思是陶渊明的内心既有追求和平、安宁、恬淡、自然，不受功名利禄羁绊、活得自由潇洒的一面，同时又有憎恨污浊社会、想要扫除邪恶的另一面。鲁迅先生说得好：（陶渊明）“除了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难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
班超兄的《归去来兮图》，我以为是一幅与鲁迅先生“灵犀相通、思想契合”的杰作。画面所喻，正是陶渊明的“全人”或者“完全”的陶渊明！天真无邪的孩子，是靖节先生“平淡自然”的象征，而令人神旺的猛虎，则是陶潜先生“猛志常在”的神妙写照。虎的威猛之气丝毫未减，然通体却散发着善良正义的光辉。这正义善良的虎气，正是追求赤子般纯真境界的内在动力。孩童与虎如此和谐相处，正是陶渊明“全人”精神的美妙表达。
阮班超的画作为什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呢？靳鸣翔先生是他的学友，几十年和他情谊笃厚，对他的人生经历及人格品性了解得十分透彻。靳先生曾在文章中这样介绍阮班超：
“他不愿意‘攀富结贵’，不愿意‘赶场子混个脸熟’，一切处之泰然，安之若素，这就是他‘处厚’‘处静’的定力……他漠视视穿衣吃饭这些被常人美其名曰‘生活质量’的东西，自觉地和现世物欲拉开距离，把自己浸泡在‘据于德，依于仁’的自我修为中，始终如一地把‘德性’‘做人’放在首位。当个好人，当个有本事的人，当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既能挣脱名利的羁绊，同时还能用虎一般的威猛之气来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不活脱脱就是陶渊明精神的现代诠释么？在《归去来兮图》中，班超兄巧妙含蓄地表明了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那么他把这样一幅蕴含深意的作品送我，是认为我也属于这种境界中的人吗？
我感动极了。
2010年之前，我们从没见过面，可是不多的交谈中却发现我们的“三观”竟惊人的一致：饱受极左政治祸害但却没有对生活和社会绝望，虽然人生路途艰难但却从未停下奋斗的脚步。主动告别职务晋升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军级单位政治机关，义无反顾地走向手执教鞭的三尺讲台；两次递交请辞教研室主任的报告，旨在给年轻人创造锻炼的机会与空间；主动要求免去教授职务，从而给其他同事腾出名额；努力从事文学创作，却不刻意攀龙附凤去钻所谓的“文学圈子”……我深知自己的学识才情永远不敢与陶渊明相比，但对人生境界的追求却一直以陶潜先生为楷模。老子的名言“吾不争，其谁能与我争”是我经常在心中默诵的“真经”。阮兄送我《归去来兮图》，定然深知我亦喜爱陶渊明。不是知音，怎会有此举动？
班超兄送我第二幅虎画是在2012年，那时距我们第一次见面又已经一年多了。他来参加洪庆文友在我校举办的诗文书画展示会，特意给我又画了一幅六尺整张的“双虎图”。他郑重地将画送到我手中时，情意款恳地说：“这是我特意为大虬而画的。”由于当时人多忙乱，我并未对阮兄的苦心大作仔细欣赏。及至活动结束回家后认真品味时，我的心弦又一次不由自主地强烈震颤了：
画面上是两只含情脉脉的老虎，一只神态安闲地伏卧于苍松翠林之下，若有所思，似有所待，双目微眯，满足幸福之情态仿佛山间的岚霭，氤氲缭绕，弥漫荡漾。而另一只则体格健硕，雄风洋溢，俯首垂目，雄健的身躯亲昵地向那只卧虎轻轻靠拢。它的左前肢稳稳实实地踩着地面，右前肢则轻柔地似举未举。那神情、那举动，分明是刚刚从远方走来，饱含深情地向自己的爱侣打着招呼：“亲爱的，你好吗？请相信，有我来陪伴，你永远不会孤独的！”那种亲切与温柔，任是槁木之心，也不能不为之而情动了。“有情方显真豪杰！”两只情意绵绵的兽中之王，即使是谈情说爱，也充满了英豪之气。画面下方题句曰：“不向峰顶吼，来伴林下卧。”
这是怎样的境界啊！那只远道而来的健硕雄虎，它本可以攀上高峰绝顶，睨视众生，君临天下，吼声响震四野，大展兽王雄威的。然而，他却放弃了那种作威作福的风光，而心甘情愿地奔到这安静而寂寞的林下，来陪伴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攀峰登顶的心中所爱……看着画面，读着诗句，我的鼻头不由得有些发酸，眼眶也不由自主地有些泛潮。好一个“不向峰顶吼，来伴林下卧”的英雄之虎啊！这不就是《大虬》中的陈大虬吗？以大虬的聪明才智和胆识气魄，他若是愿意紧跟“形势”，想要迎合“潮流”，只要稍稍转换一下“方向”，他完全可能出人头地，飞黄腾达，从而跃上人生的“峰顶”，抖几回令世人艳羡的威风，做一个让势利之徒仰视的风云人物。然而，他没有。他为了真心爱他而他也真心痴爱的毕莲仙，宁可承受世俗的嘲谤、儿子的不解、小人的攻击、极左政治的歧视迫害，放弃极有可能辉煌的“前途”，一辈子忠贞不渝，陪伴着美丽但却命途多舛、饱受苦难的毕莲仙。这种真爱，既像鸳鸯、鸿雁一样美丽温柔，也像猛虎长吟一般豪壮激越，令人感佩，令人惋叹，也令人心灵震撼。
班超兄说这幅“不向峰顶吼，来伴林下卧”是特意为《大虬》而画的，我真为大虬和莲仙感到幸福——茫茫人海里，他们也遇到知音了！
能得“西北虎王”阮班超为知音，我感到十分荣幸。我想，陈大虬、毕莲仙有知，他们也一定会感动、感激得涕泪交流的！
刊于《长安》2015年第二期
“柏赖子”的贡献
——襄渝铁路险滩沟隧道遇险亲历记
凡救过我们性命的人，我们都应该感谢他，记住他，否则就是忘恩负义。
所以，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忘不了那个曾被我们看不起但却救了我们十多人性命的“柏赖子”——一个四川籍的铁道兵战士。
1972年12月入伍后，我被分在铁十师四十七团新兵一连。因多少有点“文艺特长”，新训一个月后，又被抽调到新兵团演出队去排练节目。新训结束，坐了三天三夜闷罐车，从西安绕湖北赶到了驻地在陕南旬阳沙沟的“老部队”。新兵团演出队在“老部队”各营巡回演出结束后，我即来到十三连，被分配到十二班担负隧道排架支撑任务的木工班。
木工班有个1971年的老兵（1970底入伍，其实就比我们早两年），名叫柏代志，四川开江人。他的老乡根据名字的谐音，给他取了个绰号，叫“柏赖子”。
我从团文艺宣传队到十三连的头一天，他就对我说：“你这个新兵蛋子啷个搞起的嘛？在文艺队不用打风枪刨石砟，漂亮的女娃儿又多，耍起好安逸噢！你到这险滩沟来干啥子吗？”
单是这几句话，他在我的心目中就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第一，我虽是新兵，但却很讨厌别人称我们为“蛋子”。可他却特别喜欢把我们这批1973年入伍的兵叫“新兵蛋子”。他嘻嘻笑着，说因为林彪外逃的“九·一三”事件，1971年底全军都没有征兵。由于没有新兵入营，所以在其他老兵面前他们就一直是新兵，且一直是“蛋子”。我们入营后，他们才算是彻底摘掉了“新兵蛋子”的帽子。他说：“老子连着当了两年‘新兵蛋子’，吃了好大的亏，现在就要多喊你们几声‘新兵蛋子’，好把我们吃的亏补回来。”为了“补亏”，他就有意在我们面前拿老兵的架子——动不动就喊：“新兵蛋子，来帮老兵做件事情。”第二，我虽然对女人也很有好感，但他那种“跟漂亮女娃儿耍起好安逸”的说法，让我总觉得有一股“流氓味儿”。
所以我就很“正气”地回答说：“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到哪安家。党认为十三连需要我，我就在十三连好好干呗。”能在新兵团演出队待，那些革命歌词我还是记得很熟的。
他听了后先是“扑哧”一笑，接着就“嘿嘿嘿”地大笑了一阵。笑罢，他说：“格老子的，你个新兵蛋子还给老子唱高调子哩。你是人家文艺队不要了才发落到这里来的。”
他这句话还真刺到了我的心痛处。我不得不在心里承认他的坦率和我的“虚伪”。新兵团演出队解散后，队长选了一部分“优秀演员”留在了“正式的”老部队演出队，“差火的”也就是不怎么优秀的，就分到各个施工连队了。我没有被留在“上头”而是被分到了“下头”，说明我是“不优秀”的。可是出于虚荣心，我还要打肿脸充胖子，用革命的高调来掩饰自己被淘汰的失落。
险滩沟这地名儿是怎么来的，我并没有调查研究过，顾名思义想当然吧——也许，这条沟在进入汉江的地方，泥沙乱石在汉江的航道上形成了一处险滩；也许，这条沟本身就十分凶险，每当暴雨洪水时期，沟里的泥沙乱石会在拐弯或转角的地方形成多处险滩。不管怎么说，此沟能以“险滩”名之，肯定和“险”有关联。
不过我还是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
他又是嘿嘿一笑说：“险滩沟就是这沟里出的险事多。死的人多。”
接着，他就讲了一件令我不寒而栗的事情，和我同年入伍的一个洛南兵，第一次进隧道，就被电瓶车挤死了！进洞之前，排长、班长和老兵都反复交代过：隧道的洞壁上，每隔一段都有一个凹进去的避车洞，如果遇到拉石砟的电瓶车过来，一定要赶快跑到洞里避车。可是这位从山区农村来的战友从来没见过像小火车一样的电瓶车，当看到那个长龙一样的家伙跑过来时，他竟像吓傻了似的，虽然听到了躲车的命令，但两条腿却一步也迈不动，呆呆地站在轨道边茫然不知所措。偏偏那一段既是弯道而空间又比较狭窄，等到老兵发现险情想要拉他时已经来不及了。由于洞内光线昏暗，当司机发现这个战友想要急刹车的时候也已为时过晚。就这样，他被斗车挤伤了，大家连忙送他到卫生队去抢救，可惜最终还是因为失血过多而不治身亡了。
我本来就对进隧道心怀忐忑，听了这件事，心里越发紧张了。第一次跟随战友们进隧道时，心脏“怦怦”跳得跟怀里揣了个小兔子一样。不过，随着进洞次数的增多，那种“谈洞色变”的恐惧感渐渐也就消失了。因为熟悉情况后我马上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尽管洞内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但只要提高安全意识，随时注意观察，头脑灵活些，动作机敏些，一般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可是这个“柏赖子”总是给我们发号施令，一会儿说这里不敢去，一会儿说那里有危险，叫我们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说是在隧道里干活，一定要听老兵的。偶尔有谁没听他的指挥，他就会很不高兴地教训人家：“这个鸡巴屌兵，老兵的话都敢不听！”我们几个新兵都不喜欢他，都暗地里说他是既没当上班长也没当上副班长，就想在我们几个新兵身上来过一过“当指挥员”的瘾，而且指挥我们完全是为了他自己不干活。
大约是我进隧道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我们上的是大夜班，任务是把上一班爆破后炸松的石砟装进斗车运出洞外。在那个大家都羡慕“商品粮”“铁饭碗”的年头，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的新兵，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心中都揣着一个梦想，就是想通过在部队“好好干”，最后能够争取“留队”从而彻底跳出“农门”。所以在工作中，人人都想给领导和老兵留个好印象。到了工作面，我们七八个新兵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甩开膀子干了起来，有的用钉耙刨，有的用畚箕撮，遇到大块的石头，索性就伸开两只胳膊抱起来扔进斗车。谁都不想落后，眼前仿佛只有那些石砟，全然没想到还会有什么危险（起码我当时是这样，只想着干活，而没想着别的）。这天晚上，柏老兵还和往常一样，象征性地在石砟堆旁扒拉了几下，就站在一边点了一根烟，一边抽，一边指挥我们。同时，他还不断地向着洞顶望上几眼。我心想，这个懒家伙又开始摆他的老兵谱儿了，心里很有些瞧不起他。但部队就是这样，等级是比任何地方都森严的，老兵就是有这点特权，没治。我们头上边的洞顶，是上一个工班刚刚支撑好的排架。用大大小小木料支撑起来的棚架，遮住刚刚爆破以后洞顶和部分洞壁那龇牙咧嘴的面目，也挡住洞顶部因震动而可能随时掉落的碎石，这就是排架的作用。在我眼里，那排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完全可以放心地在下面刨石砟装斗车。可是“老柏”却不断地说，这排架看起来有点不太稳当，他告诉我们干活时一定要机灵些，随时注意安全，千万别傻乎乎地光闷着头干活。我当时在心里说：你大概是想偷懒不干活，故意要充当义务安全员吧？其实每个工班儿都配有专职安全员的。我们那晚的安全员是九班副班长，一个1969年入伍的上海老兵。
干了一会儿，忽听老柏向九班副喊：“有一个小石块砸到我安全帽上了。”我听了很不以为然，其他的新兵大概也和我一样地不以为然。进隧道施工，没有浆砌的洞顶总难免时不时掉落小石块，我们都戴着安全帽，谁也没出过什么事。但是老柏却很认真地再一次喊了一声。这一声显然不仅是喊给九班副听的，所以我们也都不约而同随着他的声音抬起头来朝洞顶看了看。
身为安全员，九班副自然不敢大意。他连忙走到柏老兵身旁，打开装有四节电池的长筒手电，开始朝洞顶观察。就在这个时候，洞顶又连续掉下了四五块小石砟。柏代志大喊一声：“要塌方，快撤！”这一下我们才都慌了，慌急之间竟有些晕头转向。柏代志一个箭步冲到我们几个新兵跟前，把我们朝后搡了一把，大声喊道：“别朝外跑，快向下导坑里撤！”我们在他指挥下，连滚带爬跑进了石砟堆后边的下导洞里，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儿，就听得“轰隆”一声巨响，我们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当时心里一沉，暗暗喊了声：完了！我们肯定被埋在导洞里了。待塌方的声音平息下来十几秒钟之后，我们的眼前露出了依稀的光亮，那是隧道口方向照进来的灯光。这一下我们才都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我们既没有被塌死，也没有被堵埋在导洞里面。
当确信头顶再没有塌方危险的时候，我们扒着塌下来的石头和木头，从导洞里爬了出来。出来之后全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塌下来的石头和木头足足有二三十立方，如果不是及时躲避，我们十几个人肯定全都没命了。
死里逃生！我们逃过了一劫！这是柏代志的贡献啊！我们从心里感激他，不管是嘴上还是心里，都不再称他为“柏赖子”而称“柏老兵”了！这个时候，他平时劳动不积极、不卖力，却喜欢指挥新兵等等毛病，似乎都有了非常宝贵的价值。试想，假如那天晚上他跟我们一样都拼命地想表现，只顾着埋头干活……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1974年5月，我离开连队到团部当了收发员，6月，因修建青藏铁路，我随团部上了青海，和“柏老兵”就再没见面了。后来，就听说他复员回了老家。几十年过去了，尽管我们失去了联系，但是当年险滩沟隧道里历险的情景，却仍然历历在目。每当想起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就忘不了那个可爱的“柏赖子”。前年，有位铁道兵老战友从四川来，我还问起过“柏赖子”的情况，那位战友说：“我离他家也挺远，这多年也没联系过，不太清楚。估计日子是不会差的。啥年月了嘛，大家的生活都比过去好得多了嘛。”
“估计不会差”，这就是我得到的关于“柏老兵”的最新消息。
刊于《军休工作通讯》201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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