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
忽南忽北，忽东忽西，
时热时凉，时巨时细。
虽有方向，但不拘泥；
有所追求，却不刻意。
自然而生，自由流徙，
可兴祥云，能催暴雨，
倘被激怒，会狂呼怒吼，
若得抚慰，则气敛声息……
哦，
东拉西扯的这些文字哟，
就是我风一般的思绪……
“算账”的学问
中国有句成语，叫作“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个“虑”，就是算账——广义的算账。人类中，除了头脑有疾病的以外，大概个个都“会”，也都“要”算账的，小到平民百姓的柴米油盐、针头线脑，大到富商巨贾的股票期货、国家政府的财经外贸。从古时候兵家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到而今的电子战、信息战以及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等，无一不是在算账。可以说，整个人类世界，就是一架大算机，人人都可能成为被别人拨拉的算子，而每个“算子”同时也在拨拉着别的人或物。
然而，尽管人人都在算账，但人与人的算法却大不相同。
朱自清先生二十四岁时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匆匆》，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的手里溜去；像针尖上的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这是一种算法。这一算，算出了生命的“惶恐感”，算出了奋斗的动力。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感悟：“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正由于不愿意“白白走这一遭”，所以他成了中国文化历史天空中一颗让人不敢漠视的亮星。
和朱自清算法不同的，是这样算账的声音：我是某年月日参军（参加工作）的，张三比我晚多少多少年，然而人家现在已经正团（处）好几年了，我才是个副团（处）。算账的过程中，流露出了不满、嫉妒，乃至怨恨。
也有人算：当年在粮食困难时期，为了多分一点口粮，娘把我的年龄改大了两岁，可是如今退休，比实际同龄的人早退休两年。这两年里，在职的提升工资，每月比咱多拿若干，两年下来一共是若干若干。而这个差别是长久的，多了不敢说，往后再活二十年应该不成问题吧？二十年差下来，那该差多少啊！再加上住房补贴、生活补助、奖金津贴，杂七杂八，我的天哪，亏透了、亏死了！这世道真他妈的太不公了！
这一算，算出了遗憾与惋惜，也算出了不平和愤怒。
二十多年前，我所在单位有一位干部科长，对于送上门的礼物，无论贵贱轻重，一概来者不拒。而且面对“还望笑纳”的乞求之声，从来是只“纳”不笑。为什么呢？他坦率地说：“这个位子是我花了代价换来的，现在我要加倍地把成本往回收。”回收成本，天经地义，凭什么还要给你们笑？原来他心中是存着一个账本的。
二十多年后，有些地方的官职都明码标价了（例如福建省周宁县），科长几万，县长几万，大家全都心知肚明。于是大家都算账，我花八万买个局长，三年后收回的就可能是八十万，那是多大的利润啊！投资与收益相较，暴利的营生，何乐而不为呢？
除了经济账，也有算“人格价值”账的。二十多年前，有一部热播电视剧叫《新星》。《新星》里有个公社书记叫潘苟世，群众蔑称之为“潘狗屎”，因其身上的衣服非常富于变化：见了领导是“前襟长后襟短”，而见了群众则又变成“后襟长前襟短”了。在领导面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而在群众面前又腆腹仰首，不可一世。依照潘苟世们的思维逻辑，账大概是这样算的：我虽然在领导面前当了“孙子”，但我在群众面前却当了“爷爷”。一反一正，不就拉平了吗？在百姓面前抖了威风，领导还让我升官长工资，精神、物质双丰收，多划算呀。
不过这只是潘苟世们的算法，历史老人却是另外的算法。当潘苟世在领导面前弯下腰“前襟变长后襟变短”的时候，领导肯定没把他当“人”看，不管是高尚的领导还是卑劣的领导，都不会打心眼里敬重他，充其量视其为一条摇尾乞怜的哈巴狗；而当他在群众面前腆起肚子吹胡子瞪眼，衣服“后襟变长前襟变短”的时候，他自以为当了“爷爷”，殊不知群众心里同样把他当“孙子”看，而且还是可耻的“不肖子孙”。不但不会产生任何敬重，反而只会对其更加鄙视。他在“人格价值”方面得到的其实是双重的损失。当他“赤裸裸地回去”的时候，除了留下臭名、骂名之外，其价值和养殖场的公鸡、公猪绝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假如真有另一世界，当他在那儿查看他在这个世界来去的账目时，肯定会发现他的生命账簿上只有耻辱的“负数”。
网上有一个县委书记卖官的统计表，尽管还很不完全，但名单已经不短：河南上蔡的杨松泉，山西翼城的武宝安，陕西商州的张改萍，四川营山的杨毓培，安徽和县的杨建国（因名单太长，恕不一一开列）……仅安徽一省，到2006年就有十八名县委书记卖官受贿被揭露，其中安徽定远的陈兆丰最为“著名”，因受贿千万元以上，被人们称为“千万书记”。这些贪官在贪污受贿时肯定是算账的，但可惜他们只算眼下如何“进账”，却没想将来如何“结账”。福建省周宁县县委书记林龙飞，当年大权在握、炙手可热之时，也曾狂妄算计要当一个“把官卖光、把财政的钱花光、把看中的女人搞光”的“三光书记”，但就是没有算到2005年1月他自己会被判处死刑，而且财产全部被没收。假如他当初能把账算到这一层上，大概也就不会那样疯狂地卖官受贿了。
当上帝给了人类一个聪明的大脑的时候，人类就开始算账了。从原始人的结绳记事，到现代人运用每秒可进行亿万次运算的计算机，人们的账是算得越来越精细了。但是，有许多账却是无论多么高超的计算机都算不出来的。明朝被百姓呼为“海青天”的海瑞去世时，宦囊中仅余纹银数两，连丧事都是学生和下属募捐才得以办理的；起草过美国《独立宣言》，担任美国第三任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晚年生活极为困顿，以至于民众不得不自发捐款为其还债。周恩来总理为中国人民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临终时他和邓颖超的积蓄加起来仅四千余元……我不知道把这些材料输进计算机之后，计算机会输出怎样的数字。但我在看这些材料时，却常会不由自主地热泪盈眶。如果单算钱财账，他们是贫穷的；可若要算“人生价值”账，他们又该是多么富有啊！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真的，且不要说茹毛饮血的原始人，单是自有文字记载、进入文明阶段以来，从这个世界上匆匆走过而被命名为“人”的这种毛少（或没毛）的两条腿动物，不知该用多大的数字来计算，但是，真正能被称为“人”的，又有多少呢？爱算账的人们，实在应该好好算算这笔账，算一算我们自己能不能计入这个数字。假如将来在“人”的账本上找不着我们的位置，到世界来这一趟，会不会觉着亏得慌呢？
刊于2007年9月28日《青海日报》
晚会·楹联·园记
——我与“砺剑文化”的情缘
第二炮兵工程学院文化建设的成就，是学院几代人辛勤努力的结果。但是，能让学院校园文化建设以“砺剑”为标识掀起一个高潮，成为在军内外都有较大影响的一个品牌，却是近几年的事情。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后，随着全党、全国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我院的砺剑文化建设也才在原有的基础上层楼更上，有了今天的光荣与辉煌。2008年5月，“全军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座谈会”在我院召开，与会代表在参观之后，都对我院的校园文化建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总政首长热情赞誉说：“如果全军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都达到了二炮工程学院的水平，那么军队院校就走在了全军的前列；如果全军都能达到院校的文化建设水平，那么军队就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这些赞誉，使全院人员都深受鼓舞，作为砺剑文化建设的参与者，我自然也感到十分欣慰和自豪。大会期间，大连海军舰艇学院的章润钦教授专门为我题写了一副“嵌名联”：“怀仁怀义军中文化高手，砺剑砺心校园艺术名人”。虽然朋友题赠未免有溢美之嫌，但是说我和学院的砺剑文化有着特殊的“情缘”，倒也确属实情。
屈指算来，我从军三十七年，有二十六年是在二炮工程学院度过的。我到学院的时候，改革开放刚开始不久。毫不夸张地说，学院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化建设前进的每一步，都在我心里留有深刻的记忆。我不仅亲眼见证了学院文化建设前进的足迹，而且一直行走在建设校园文化的队伍里。
我是1983年从原铁道兵调入二炮工程学院的。自从来到学院以后，就一直没有脱离学院的文化工作。或参加文艺演出，或组织文化活动，1987年到二炮多个基地二十多个连队调查研究，几人合作撰写了《连队文化工作手册》，1988年以此为教材，率先在军队工科类院校开设“军队基层文化工作”课。该教材后被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90年获全军优秀图书二等奖。1994年由我撰稿、学院电教中心拍摄的反映学院文化建设成就的电视专题片《凝聚军魂的工程》，在全军院校文化建设经验交流会上，受到总政首长和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
我和学院的文化建设的情缘是很深的，择其要者，“晚会·楹联·园记”六个字，大致可以勾勒出一个简要的轮廓。
晚会
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校园文化陶冶性情、润物无声的功用，培育优秀的部队基层军官，是学院从初创时期就确立的指导思想，在近五十年的岁月中，除了“文革”十年，校园文化建设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
1983年5月我调入学院后，起初在宣传处任干事，因而对学院的文化建设也就了解较多。那时候学院的领导对文化活动的基本要求是：要有文化活动队伍，更要有学员自发组织的各种文化活动。要让文化活动充分体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中的“活泼”二字。那个时候，学院有篮球队、体操队、足球队，还有军乐队和业余演出队。三支体育队伍参加陕西省的比赛，常常能夺得奖牌和锦旗。业余合唱队参加比赛，还获得过西安市第一名。尤其让人高兴的是，学员队的文化活动特别活跃，除了队与队之间经常组织体育比赛之外，各个队还经常在学院的露天舞台上自办文艺晚会。你一场我一场互相暗暗较劲，那形势也很有点“如火如荼”的味道。那时候，学员办晚会，常邀请教员和机关干部参加演出。我第一次在学院的舞台上亮相，就是参加一个学员队的晚会。他们知道我能唱几句秦腔，就向我发出了邀请。谁知从此一发不可收，这个队也叫，那个队也叫，在学员自己举办的晚会上，我唱过秦腔《血泪仇》，唱过陕北民歌《赶牲灵》，唱过当时很流行的《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等。
1990年底，为了参加二炮于1991年5月举行的第三届业余文艺会演，我算正式跻身于学院的文艺“正规军”行列，担任学院业余演出队队长和创作组组长。除写了一个小话剧、一个相声、一个“诗乐舞”、一首歌词、整台晚会串联词以外，还担任了小话剧中的男一号。起初，由于二炮对演出队人员数量有限制，而舞蹈队员不够数，我和俱乐部主任王凤远还被导演安排去跳舞。那年我三十八岁，王凤远三十七岁，硬胳膊硬腿逗得大家忍俊不禁，最后导演才放了我们一马。那次会演，学院的节目虽不能与各基地的节目一比高低，但是鲜明的院校特色和比较高雅的文化品位，还是博得了领导与观众的好评。学院获了十多个奖，我自己获得了创作二等奖和优秀演员一等奖。从此之后，这业余演出队长一直当了七年。直到1998年我四十五岁的时候，改由年轻人接任。从1991年到1998年，每年学院演出队要奉献两台晚会，上半年下半年各一台。节目基本上是自己创作。
搞文艺晚会最让我感到自豪的，是2002年为了迎接和庆祝党的十六大召开而举办的学院首届“文化艺术节”。在党的十六大精神的感召和鼓舞下，学院领导更加重视文化工作，专门成立了文化教研室，我被任命为第一届主任。在学院和政治部领导的关怀支持下，全院上下密切配合，使得那一届文化节显得特别有气势。除了大型的书法、绘画、摄影、文学作品展览和数十场各种体育比赛外，单是文艺晚会就组织了五台。让学员中有文化专长的人都得到了充分展示的机会，使得学院的文化氛围空前浓厚。至今，许多老学员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还依然心潮澎湃，津津乐道。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学院的文艺演出也在不断上层次。2007年，为了庆祝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也为了迎接总政在我院举办的“全军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座谈会”，学院专门成立了“砺剑艺术团”，一批新生力量在蓬勃成长，演出水平在不断提高，在向“专业水平”迈进。去年11月和今年5月演出的两个版本的《砺剑青春100分》文艺晚会，把学院的文艺演出水平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文艺晚会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出学院文化建设的发展变化。看到今天有这样高水平的文艺晚会，我这个老文艺爱好者真是打心眼里感到高兴，时代在前进，祖国在前进，我们学院也在大踏步地前进。我没有理由不高兴！
楹联
说起我和“砺剑文化”的更为直接的缘分，不能不提到我为一系所拟的一副对联。而“砺剑”一词在学院的文化载体上首次出现，和我所撰写的一副楹联有关。
1998年，时任一系主任（现为武汉二炮指挥学院训练部长）的王耀鹏同志找到我，提出了让我为他们系写一副楹联的要求。
我知道王耀鹏同志是一个非常热爱文化并且也很有文化的人，他对文化育人的功用有着非常深刻而独到的认识，而且他对“楹联文化”情有独钟。早在他任军务处长的时候，就让我为军务处所管辖的警通连写一副对联。在提这要求的时候，我们曾经对楹联的功用有过讨论。我们说到了昆明滇池大观楼上的天下第一长联，自然也说到了当年黄埔军校大门的那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王耀鹏当时就说：“你看这对联写得多好啊！学员们从学校大门出入的时候，每看一次对联，就是对心灵进行一次净化和陶冶。”早期在黄埔军校学习和工作过的人，那人格的品位都相当高，不能说和学校当时的教风、校风没有关系。早期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能出那么多人中精英，这一副对联可以说也是大有功劳的。一副好对联给人的教育，常常比上几节政治课的作用还要大。他让我针对警通连的特点，拟一副对联，既要能给官兵鼓劲，又要能体现他们工作的特点。所谓“警通连”是警卫和通信连的简称。这个连队担负着警卫和通信双重任务，而通信中既有无线通信，也有有线通信。于是我就拟了这样两句词：线连春秋传捷报，枪挑风雨卫和平。上联说的是通信，连接春秋传送捷报，既包含着责任，也显示着自豪。下联的意思更明白：警卫，不仅应该想到只是保卫一个学院的安宁，而是通过这一方的安宁为祖国安宁和世界和平做贡献。
王耀鹏对这副楹联很满意，很快就在警通连的门外写了出来。
后来，王耀鹏荣升一系主任，1998年四五月间，他又一次找到我，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对联既要激励斗志，还要能体现本系的专业特色。经过几天思索，我拟了一联。上联是：今日校园卧薪尝胆砺剑刃；下联是：来日疆场拉朽摧枯驭龙头。联中的龙头比喻导弹弹头，而剑刃则比喻学员的思想品德和能力素质。“磨砺剑刃”就是培养高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砺剑”是教职员工和管理干部的神圣使命。他们必须呕心沥血、尽职尽责地为国防建设培育优秀的导弹部队基层军官，就像把一块块尚带着铜绿铁锈的原材料磨成一柄柄锋利的宝剑一样，舞出去就能“一剑封喉”、克敌制胜。同时，“砺剑”也是学员自身的崇高义务。要想使自己成为祖国母亲御侮杀敌的“干将”“莫邪”“太阿”“龙泉”，在校期间就必须努力学习、刻苦训练，只有自己的“剑刃”锋利了，走进部队时才能真正做到“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由于学院从1988年开始，就已经打破了原来单纯教学的办学模式，开始迈进了“教学科研两副重担一肩挑”新的历史时期。而学院的科研任务，多数和提高导弹性能、精度有关，因而“砺剑”就还包含着“磨砺大国长剑”这一层意思。无论是从教学说还是从科研说，无论是提高人才质量还是提高武器性能，用“砺剑”一词来比喻都比较恰切。
正由于“砺剑”一词比较切合学院的工作实际，于是这一词语很快便被不断使用。2000年6月，学院将毕业学员每年举行的合成演练命名为代号“砺剑—20××”；2001年1月，学院政治部将《校园文化报》改为《砺剑报》；2001年3月，由二炮几位作家写的长篇报告文学《砺剑灞上》出版；尤其是2002年学院第六次党代会上，将“博学笃志，砺剑图强”确定为校风，使“砺剑”这一词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2003年，前任院长、现任二炮副参谋长包富红创作了六首反映学院发展历程的歌曲，题为《砺剑组歌》；同年10月，学院新一届领导班子全力打造以展示“砺剑精神”为主要内涵的园区建设工程，使砺剑文化不仅有了规模更大的声势，而且也有了更为引人注目的承载形式。砺剑文化真正成了一道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
园记
这一次飞跃，固然是学院党委集体的智慧结晶，但是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政委袁有望同志所付出的心血是有目共睹、不可抹杀的。袁有望政委来到学院工作之后，曾经和许多同志就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交换过意见。在和机关一位年轻干部交谈时，这位干部说了自己的观点：前人有言，大学之大，不在于有大楼而在于有大师；大学要提高品位，必须要在文化上下功夫。大师不在于知识，而在于文化。学院要想实现创建全军一流名校的大目标，必须从文化着眼，从文化着手，打造文化品牌，既要从精神品德、人文素养等“软件”上着力，也应从校园建筑设施方面着力。
谈话让袁政委深受启发，他想到了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醉翁亭……文化是虚的，它总得有一个醒目的载体让原本虚化的文化实在起来。经过较长时间的勘察与思考之后，一个宏伟的文化园区建设计划产生并很快实施起来了。他组成了一个文化园区建设领导小组，亲自任组长，经常带小组人员勘查现场，讨论园名，设计园中景点。在园区景观设计时，袁政委特别强调每一个园子都要有一个园记。而撰写园记的工作，袁政委和我有过多次交谈。他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意思：我们的园区建设，绝不仅仅是修几个供人乘凉的亭子，让小孩子玩耍的水池，或者种几株罕见的树木花卉，而是要在这廊台亭榭之间凸显文化，要让那些奇花异卉碧树绿草都洋溢出文化的气息。而在凸显文化气息的多种方法手段中，园记之类的文字尤为重要。如果没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千古名句，那么岳阳楼只不过是一个设计比较精美、气势比较宏大的建筑物而已。而岳阳楼不是普通建筑物而成了令古今中外无数游客仰慕的文化胜景，就因为《岳阳楼记》提高了它的文化品位。“楼记”是岳阳楼的“魂”，有了这个“魂”，整个楼才有了精、气、神。所以，我们所建的园子要显出文化底蕴来，“园记”绝不可少。而撰写园记的主要任务，一定要我来完成。
我觉得袁政委说得很有道理，而且态度又那样诚恳，同时，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提高人文教育质量原本就是我这个文化教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我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目前学院的七个文化园区有五个“园”——迎宾园、砺剑园、博学园、育才园、尚武园——的“记”上都署着我的姓名。实事求是地说，署着我名字的五篇园记，每一篇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并非我单打独斗的果实。一般都是在我起草了初稿之后，交由各级领导和全院教员、学员传阅讨论。大家“横挑鼻子竖挑眼”，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由我根据大家的意见再做修改。如此反复几次之后，再由园区建设领导小组和学院党委拍板决定使用。
在七个文化园区中，砺剑园是核心园区，所以，在多篇“园记”中，袁政委也把《砺剑园记》当作重中之重的“工程”来抓，他提出要求：“砺剑精神”要在“园记”中予以阐释，文章要显得有气势。领导的要求高，我在这篇园记上花费的心思也多些。总的来看，这篇园记我自己也还是比较满意的。不敢说完全体现了砺剑精神，其文采也根本不敢望先贤名文之项背，但毕竟还是说出了一些应该说的意思。
杀敌御侮，我们固然需要先进的武器，但是，和需要武器相比，我们更需要掌握先进武器的人才。如果把导弹比作倚天长剑，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才则是比导弹更有长度的“宝剑”。几十年培育人才，就是几十年磨砺长剑。“砺剑”是对几十年学院全体人员辛勤工作的比喻，也是一种形象化的概括。可以说，为国防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而不懈奋斗、默默奉献的精神，就是“砺剑精神”。
“人喻导弹为倚天长剑，故学院之事业可称为砺剑事业。”“砺剑者，不懈奋斗、自强不息之谓也。常砺思想之剑，则疑云可破、迷雾能穿，任凭风飞雨卷、霭横烟斜，全院官兵则始终目标明确，人生航向永不偏离；苦砺人才之剑，则学员皆是国之干将莫邪、太阿龙泉，需其崭露锋芒之时，均可闪紫电、凝青霜，呼啸而出，所向披靡；永砺武器之剑，则导弹横空出世，遨游九霄，于保卫神圣国土、捍卫世界和平之伟业中，神威大显。”
几篇园记，也许不会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但是在整个砺剑文化建设的浩大工程中，它也确实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也许在多年之后它将被人们忘记，或者被更新奇的形式取代。但是，当我回忆起砺剑文化建设掀起高潮的那段岁月时，将永远难以忘记我和砺剑文化的这份情缘。
刊于2008年5月6日《砺剑报》发表时有删节，此为原稿全文
爱之愈深痛之愈切
——《秦之声》缘何衰败之我见
三秦儿女及西北五省区的秦腔戏迷们，至今大概都还记得，从1986年至2002年间，在全国戏曲不景气的背景下，西北大地上却掀起过一个历时十余年的秦腔热潮。“八百里秦川豪气飞扬，三千万儿女高唱秦腔”的动人情景，不仅构成了当时三秦大地上一幅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瑰丽图画，而且也成了全国文化原野上的一道亮丽风景。掀起“秦腔热”的主力军陕西电视台“秦之声”栏目五次荣获全国电视文艺节目最高奖——“星光奖”，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主持人多次来陕西主持向全国转播的秦腔节目。一时间，曾经慨叹“秦腔即将灭亡”的论调变成了被人们讥嘲的笑柄，而热爱秦腔事业的人们则意气风发信心百倍，人们似乎已经看到，一个姹紫嫣红百花烂漫更加繁荣兴旺的秦腔艺术的春天马上就要来到了。
然而，曾几何时，一度已经销声匿迹的“秦腔将亡”论似乎又有了“甚嚣尘上”的势头。因为持论者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论据——曾经领尽风骚、成为全省甚至全国收视率最高的金牌栏目《秦之声》，已经令人无比痛心地衰败了。
作为深深热爱秦腔艺术的一名观众，作为非常喜爱演唱秦腔的一个戏迷，我虽然对“秦腔将亡”之说十分反感，虽然对《秦之声》栏目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但时至今日却又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秦之声》确实是衰败了。
凭什么这么说呢？论据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被官方和大众都认可的“星光奖”，已经很久不再垂青《秦之声》，至少在近八年内的“星光奖”评比中，《秦之声》都名落孙山，甚至连一些“学会奖”、地区奖，《秦之声》也都榜上无名。
第二，节目收视率大幅下降。当年，报刊和电视屡屡公布“《秦之声》获最高收视率”：平时收看《秦之声》的观众保持在百分之十三到百分之十八（即每百人有十三个至十八个人收看），到了节假日，尤其是春节，收视率往往突破百分之二十。《文汇报》和《南方周末》曾发表评论，号召全国电视栏目“学学《秦之声》”。而近些年的收视率则每况愈下，从《陕西广播电视报》每周公布的收视率排行榜看，《秦之声》数年前就已跌出西安地区电视节目收视率的前十名，收视观众连百分之三都不到，让人有说不出的悲哀。播出时间从晚上的“黄金时段”被挤到下午这种说不出名目的时段，也已清清楚楚地表明：《秦之声》大势已去！
第三，当年中央电视台多次与陕西电视台联手转播秦腔节目，而近几年《秦之声》录制的节目几乎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很难看见。当年《秦之声》录制的春节戏曲晚会、大型戏曲节目，一台比一台精彩，西北各省纷纷播放。而近年则连一台也没有了。
第四，只要稍微深入到广大民众中间去，听到的绝大多数都是对目前《秦之声》的抱怨与批评；“秦腔四大名旦”评选，声势造得挺大，然而不仅引来许多非议（只要上网看看帖子，就知此言并非空穴来风），而且也很快成为明日黄花，并未得到广大观众和同行的认可；“秦腔名人堂”的造势演出，台下稀稀拉拉的观众，也不能不让对秦腔振兴寄予厚望者黯然神伤……
那么，陕西电视台曾经风云激荡的金牌栏目《秦之声》为何会由当年的辉煌走向今日的衰败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指导思想的错误转换，丧失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秦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承载着秦人的精神内核、文明成果、伦理价值、审美取向等诸多内容。“戏以载道，戏以正风，戏以涵理，戏以弘德”，一直是真正的秦腔艺术所追求的目标，这也正是秦腔艺术魅力与价值之所在。通俗地讲，秦腔艺术之所以数百年来能在中国大西北广袤的土地上广泛流传、经久不衰，就因为它能表达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的心愿，符合广大民众的精神需求和审美判断。因此，要想让秦腔艺术保持生命活力并不断焕发光彩，心中必须牢牢记着人民大众。
众所周知，当年《秦之声》之所以受欢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栏目的主办者眼里有观众，心里有人民。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文艺工作必须坚持“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为什么要办《秦之声》？就是要宣传“道”，宣传“礼”，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要让三秦儿女、西北人民得到秦腔艺术的精神滋养，就是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要让秦腔这颗中华艺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永远放射光芒。用当年《秦之声》创办人张西园的话说，就是“不能让先人留下的宝贝到咱手里失继了，不能让三秦大地的人民骂咱是白吃饭的”。
正是凭着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社会责任感，当年的《秦之声》第一代编导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为继承和弘扬秦腔艺术想了许多办法。他们知道，一切艺术的根都深植于人民大众之中，不为人民大众着想，不以人民大众的愿望、喜好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任何艺术都是没有生命力的。要想让秦腔“热”起来，秦腔工作者不仅要自己走到人民群众中间去，而且也必须让秦腔从人民大众中间走到电视传媒的“大雅之堂”上来。所以，自1992年到2001年，十年间他们不怕艰难，不顾疲劳，翻山越岭，让电视转播车开进山乡，开进村镇，在全省举办了六十多个区县八十多场的秦腔大赛。那时万人空巷争看秦腔大赛的场景，至今回想起来还让人感动与震撼。除了举办各区县的电视秦腔大赛之外，还举办了多次面向西北五省区乃至全国各地的秦腔大赛。仅以1997年的“尖庄杯”秦腔大赛为例，全国各地报名参赛的选手就达数千人。不但有业余选手比赛，还有专业演员的比赛。比赛要求专业演员“展示绝技，表演绝活”，促使专业演员努力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也使那次大赛达到了历届大赛前所未有的水准。
节目办得好，收视率自然高。看到《秦之声》收视率高，许多大型企业、名牌产品都到《秦之声》来做广告，而且争先恐后举办以其产品命名的大型秦腔比赛：“公主杯”“钟楼杯”“太阳神杯”“尖庄杯”“西凤杯”等大赛，至今仍令人们记忆犹新，而大赛时发生的许多动人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令人惋惜的是，2002年之后，在创办《秦之声》栏目的第一代编导相继退休以后，栏目面向社会招聘，一批应聘者通过竞争上了岗（以下简称现工作人员）。为了所谓的“超越”老《秦之声》，现工作人员在“创新”的名义之下，将原来的许多优秀传统丢掉了，把原来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也抛弃了。大规模的群众大赛没有了，电视转播车下乡已凤毛麟角一般稀罕。尤其令人难过的是，现工作人员不再把满足人民大众的需要当作办节目的目标，而把“创收”当成了工作的追求。打着第一代编导打造的《秦之声》这个金字牌匾，到处跑赞助、拉广告。播广告成了远远高于提升戏曲艺术质量的工作，以致有人满含辛酸地戏称“秦之声”变成了“钱之声”。目光不再瞄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让节目呈现一种少数人折腾的“贵族化”倾向。《秦之声》不再是出人出戏的平台，而成了少数人沽名钓利的“市场”。“四大名旦”“四小名旦”评选，“秦腔名人堂”造势，“戏迷大叫板年终十万元大奖总决赛”等，尽管花样变了不少，炒作也弄得“热火朝天”，但工作方向却严重偏离了人民大众。这种偏离所产生的“效应”，除了产生许多莫名其妙的矛盾之外，就是人民大众对《秦之声》节目的远离，从而使《秦之声》失去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二、从东施效颦到邯郸学步，学标忘本，丧失了原本拥有的特色优势
实事求是地讲，《秦之声》是全国电视文艺节目中最早的戏曲栏目，它的许多成功的经验被许多兄弟省市电视台所借鉴。直到目前依然在全国声望颇佳的河南电视台的《梨园春》栏目，也是在《秦之声》栏目出现之后好多年才创办的，毫无疑问受过《秦之声》的启发。但人家之所以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在于人家是善于借鉴而不是刻意模仿，人家学习，学的是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态度、基本精神，而不是简单模仿某种做法，因而人家就能在“电视戏曲群众大赛”的基础上创造出“打擂”这种观赏性、娱乐性很强的形式。然而，《梨园春》打擂形式的成功，并不意味着《秦之声》采用这种方法也一定出彩。因为在艺术上从来都是“第一个用花比喻姑娘的是天才，而第三个用花比喻姑娘的则是蠢材”。在艺术上，别人成功的“活”路子，往往就是自己的“死”路子。可惜现《秦之声》工作人员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也“照猫画虎”模仿《梨园春》来了个“戏迷大叫板”——每期四人参赛，产生周冠军、月冠军一直到年终的总冠军。其模式几乎就是《梨园春》票友擂台赛的翻版。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仅没有收到《梨园春》擂台赛誉满全国的效果，反而因为其中出现的种种弊端而招来了各界的非议和广大观众的诟病，落了个东施效颦的下场。
为什么会这样呢？笔者以为，现《秦之声》工作人员在模仿过程中走进了两个误区：
第一，设置“戏迷大叫板”十万元大奖，把人们对艺术的热爱引向了对金钱的追求。十几年前的秦腔能够掀起那样令人瞩目的热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范围广阔的群众大赛，大赛分为初赛、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这种比赛形式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能让所有愿意参赛并有一定演唱水平的秦腔爱好者都能得到展示的机会。比赛周期长，在所有参赛者都充分展示的基础上优中选优，就可最大限度避免遗珠之憾。这样经过反复筛选而进入决赛的选手，基本上都是经得起考验、能得到群众认可的优秀选手。参赛者个人演唱的水平高，大赛的整体水平自然也就高，秦腔艺术的整体质量就能不断得到提高。
当时的多届群众秦腔大赛，并没有多少奖金。以1996年的“太阳神”杯大赛为例：获得“太阳神杯秦腔大赛特等奖”，奖金不过五百元，一等奖也只有三百元。然而那时大家心里都十分愉快，并没有后来“戏迷大叫板”时的那些莫名其妙的矛盾。因为当时大家的心里看重的是秦腔艺术，看重的是为秦腔艺术发展做贡献的这份荣誉。而“大叫板”以十万元大奖为诱饵来调动戏迷的参赛积极性，立刻就把人们对秦腔艺术的热爱变成了对金钱的追求，无形中便降低了《秦之声》的艺术品位。
第二，标准混乱的淘汰，挫伤了参赛戏迷的积极性。每期只有四个选手的比赛，导致周冠军、月冠军的水平严重参差不齐——前一期四位选手水平都很高，而周冠军只能有一人，另外三人只能惨遭淘汰；后一期四位选手水平都很一般，仍然得产生一位周冠军。而前一期中淘汰的任何一位选手，其水平都比后一期的周冠军高很多。如此做法，不仅大大影响了节目的质量，而且也大大挫伤了参赛戏迷的积极性。活跃在民间而演唱水平很让人赞赏的秦腔戏迷（有的完全可以称为“票友”）很多，而“大叫板”出色的选手却凤毛麟角；专业院团里身怀绝技者大有人在，而《秦之声》舞台上“常露峥嵘”者的表演却往往令人大跌眼镜。为何如此？积极性受挫之故也——唱得好的遭淘汰，唱得差的成了“冠军”。失去了标准的比赛，要想吸引更多水平较高的参赛者，自然就非常困难。
三、艺术良知的失衡，导致艺术品质下降
近年来《秦之声》的收视率之所以不断下滑，就因为其艺术品质在不断下降。而造成节目艺术品质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栏目主办者及参与者的艺术良知严重失衡。主要表现如下：
1.“戏迷大叫板”的评判失度，致使矛盾纷争不断。
在田秉毅、张西园等《秦之声》创办人相继退休之后，现《秦之声》工作人员中曾有人发出过这样的“豪言”：“×××时代已经超过了张西园时代！”（笔者在参加的一个座谈会上亲耳听到此“豪言”，著名评论家李星现场曾予以反驳。）如何证明“超过”了呢？有知情者透露，那就是：“要让当年在《秦之声》拿过特等奖、一等奖的选手，在他们主办的‘戏迷大叫板’中，往往连个周冠军都拿不上。”
后来的事实果然是：曾获“太阳神杯”特等奖的宗晓娟，获一等奖的赵芳、申北京、赵平良等，都在周赛或月赛中败下阵来。
艺术良知失衡，必然评判失度，所以就产生了许多矛盾，就有了许多纷争：宗晓娟曾要和《秦之声》打官司，孟金平的众多支持者则打着横幅在广电中心门外示威（网上也闹得沸沸扬扬）……2003年“年冠军”决赛，从现场观众的录像中可以清楚看出，康令智的分数已经进入前三名，但最终却被“黑”掉。据说当事人依据录像资料要打官司，主办方抵赖不过，则以别的方式将此事抹了过去……偶尔出现不公，人们还可以理解为是失误，假如接二连三甚至更多地出现不公，人们就不能不对主办者乃至评委们的艺术良知产生怀疑。
2.秦腔四大名旦的评选不当导致非议不断
“秦腔四大名旦”评选，被现工作人员视为工作亮点，视为秦腔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标志。然而未等此“盛举”锣停鼓歇，质疑声、嘲笑声就已云涌风起。无论是圈内的秦腔专业人士，还是圈外的广大人民群众，都对此颇有微词。“微词”的焦点就是“评选不当”！
首先，秦腔名旦的概念含混。网上“三月雪”的博文中就有这样的质疑与评论：“我不知道所谓的‘四大名旦’是什么时间、范围的名旦。倘若只是近十年的，勉强还说得过去；如果是一个概念模糊的‘秦腔四大名旦’，我想主办者、评委其实都是自欺欺人。”
其次，秦腔名旦的标准模糊。所谓名旦，首先得有“名”，而这个“名”是必须得到广大观众认可且经过一定历史阶段考验的演员才能享此荣誉。名旦必须有自己的代表剧目，而此剧目不仅广大观众耳熟能详，而且其艺术水准也一定是公认的上乘水准。“四大名旦”必须是在观众认可的“名旦”中评选“四大”。京剧四大名旦，个个都有自己的代表剧目而且形成各自的流派。即以秦腔为例，一提李正敏，人们马上会想到先生的《二进宫》《三击掌》，一说苏蕊娥，《花亭相会》四个字自然就跃入脑海，其他如肖若兰的《蝴蝶杯》《河湾洗衣》，马友仙的《窦娥冤》《断桥》，张咏华的《庚娘杀仇》《冼夫人》，郝彩凤的《游西湖》《祝福》等，爱秦腔者全都家喻户晓。而此次评出的“秦腔四大名旦”，除了李梅主演的《迟开的玫瑰》和李娟主演的《杨七娘》广大观众还比较熟悉，可以算作她们的代表剧目之外，另外两位的代表剧目就实在有些令人摸不着头脑。笔者曾在近一百名秦腔爱好者中做过一次口头调查，百分之七十的人说不出她们的名字和演过的让大家熟知的戏。因此，所谓的“秦腔四大名旦”就很难让人信服。“四旦”评出多年后，许多观众仍说不出其中两位的名字，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再次，名旦评选方式多弊。评比或者选举，亲属应该回避（即亲属不能在评委圈内或者可能影响评委评比的权力范围内），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常识。只有按照这种常识办事，评比的结果才有公信力。当年的京剧四大名旦评比，其结果之所以令人口服心服，就因为评比的过程很有“君子风范”：艺术家只凭自己的艺术去赢人，而观众也凭着自己的良知去投票。然而“秦腔四大名旦”评比过程中，单是用手机、座机、网络等“现代化”的工具拉票、投票，就已使“名旦”的含金量大为降低。更有甚者，其中一位“名旦”（即很多观众叫不出名字的两位之一）的丈夫，恰恰就是现《秦之声》栏目的重要人物。这种“内举不避亲”的“壮举”之所以引起人们的议论纷纷，就因为这一举动违背了中国人“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的避嫌常识，影响了主办单位的声誉。而不少在群众中颇受好评、很有影响力的旦角演员连参赛圈都没有进去，就更让广大观众对“秦腔四大名旦”评选“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此外，“秦腔名人堂”的草率炒作和尴尬收场，同样没能在振兴秦腔的大事业中起到积极的作用。用“网聚秦之声”里一位网友的话说，“名人堂”的运作，是典型的“无病呻吟，隔靴搔痒”。为什么呢？因为其艺术标准是莫名其妙的。正如有些戏迷在网上质疑的那样：名人的标准怎样界定，影响多大算是名人，哪个时期的名人，多少名人能装进名人堂？由于这些问题都没能从理论上搞清楚，所以热闹一番之后，也就无声无息了。用乡下戏迷的话说：“开了笸篮大的花，连米粒儿大的籽也没结出来。”艺术良知失衡，不在真正提高秦腔艺术质量上下功夫，单是折腾一些华而不实的名堂，广大观众最终是不会买账的。
关于《秦之声》衰败的原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多人自然会有很多说法，但对现工作人员素质不高（单看字幕中举不胜举的笑话，其素质即略见一斑）、又缺乏第一代编导的敬业精神，看法则是一致的。现工作人员中有的不懂戏、不爱戏，又不注意学习，正如戏曲界诸多老艺术家所言：“有的人就没看过几个戏，却跑到《秦之声》去导戏，不恶搞才怪！”
金牌栏目的衰败，令观众痛心。本人由于爱得挚切，所以更觉痛得深沉。当前陕西正在打造名牌，向文化强省奋斗，而原有的名牌却衰败了，这实在应该引起主管领导的高度重视！首先要倾听民意，特别要多听逆耳忠言，整顿队伍，提高素质，重新审定新形势下《秦之声》的办栏目方向，确定栏目的思想定位、艺术定位、文化定位、风格定位和经营定位，明确“创收必须以节目质量为支柱”的方针。若能够这样，《秦之声》或许还能重新焕发出辉煌光彩。
历史是人民写的，但首先是自己写的。自己用行动来写，然后人民才用心、用嘴、用笔（濡布帛、刻竹木、镂金石）来写。这是永恒的规律，谁也无法改变。
刊于2011年第3期《秦腔艺术报》
为师当“水火”兼具
——关于师德之我见
“高尚之师所具之德，既应是水，又应是火。”这是我从教数十年的一点感悟与心得。肯定有人奇怪：“水火不容”，这是常识，怎能同时比喻“高尚师德”呢？其实，妙就妙在这里：优秀的教师，本来就是一个“火性”与“水性”兼而有之的人。
一个好教师，首先应该是火源。或摩擦（钻木），或击打（碰石），总而言之，得让自己先具备了能够引燃他物的热度与亮度，然后接近那些原本具有发光发热潜质却不曾燃烧的木头、柴草、煤炭、原油……用自己的热能去感染它们，让它们也释放出热量与光芒。所以，善于发现具有潜质的学生和学生身上的潜质，让看似没有作为的人而大有作为，正是一个优秀教师应该具有的美德。那些动辄断言学生“难以成器”的老师，是愚蠢的，也是缺乏美德的。
好的教师，还应该是火种。当狂风暴雨、洪涛巨浪袭来时，它可以暂躲于洞穴，也可以潜藏于灰堆，但它身上的热力绝不能丧失。当暴雨洪水过后，它必须用自己的光和热，把那些淋湿了的树枝、煤块烘干，让它们重新燃起熊熊火焰。所以，那些自己曾经饱受磨难但却始终斗志不减，并鼓励失去热情、心灰意冷的学生重新树立信仰的教师，格外让人敬重。
蜡烛是早已被人用滥了的比喻，而且教师的真实处境也远没有“蜡炬成灰泪始干”那样悲壮，但是直到目前，蜡烛似乎仍然是个大家都喜欢、都认可的喻体。一个具有烈火情怀的教师，他的一生的确是在燃烧和照亮中度过的。“燃烧自己”是他生命的形式，“照亮别人”是他生命的价值。
一个深受学生尊敬和爱戴的老师，他绝对是冬天的火盆、火炉或者火堆。学生有苦恼愿意向他倾诉，有困难乐意找他帮忙。在他身边，冻僵的手掌会重新伸展，冰封的心门会豁然洞开，凝霜的原野会重新开放出鲜艳的花朵。他用心中的火焰给了学生温暖，自然，他就赢得了桃李满天下的春天。
美好的师德还应该是水，形态当然也各呈意趣。有时是泉源、雨滴，有时又是河流、大海。清澈纯净时，几乎不含一丝杂质；浩瀚博大时，又似乎一切都可包容。
如泉源般清澈纯净即没有贪欲。教师是人，固然要有基本的生活条件，但如果视教育为产业，既然教书就要赚钱，这样的“师德”就实在和清水相距甚远。教师不能脱离尘俗但却应该远离喧嚣，在淡泊名利中积极进取，在清苦宁静中乐观向上。真、善、美的统一，应是教师道德的理想境界。
如雨滴般亲切温柔，就会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举动——走在教学楼里，弯腰捡起学生扔下的废纸；行在大操场上，给迎面的学生送去一个亲切的笑容；对药家鑫之流的残暴行径愤怒声讨，对孟祥斌的高尚行为由衷赞颂……所有这些细节，都会给学生深刻的影响，有时候甚至会影响学生的一生。
如河流般勇猛坚韧，就是要正直无私，捍卫真理、伸张正义。面对邪恶，要敢于挺身而斗；遇见腐臭，要善于挥手扫除。激浊扬清，涤污荡垢，力争为民谋利之荣，不蒙助纣为虐之羞！一个追求真理愿意为正义献身的教师，不仅要给学生传授文化知识，更要培养学生具有追求真理、实现社会公正的勇气。
如大海般博大丰富，就是要把“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必须有一桶水”的古训，变成自己实实在在的行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能者为师，不耻下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万不可“充实自己”时懒惰懈怠，而“为人师表”时又打肿脸充胖子，强不知以为知。当一个好教师，就要既熟悉本学科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以求知识层次之“深”，还要了解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具有比较广泛的文化修养和兴趣爱好，以达知识面之“广”。只有具有“海”样的胸怀，才能拥有“海”量的知识。要想不误人子弟，不贻误事业，没有“水”样的师德如何能行？老子曰：“上善若水”。以此来指导教师建树美德，大概也是非常有用的。
毋庸置疑，任何比喻都不会十全十美，百分之百恰贴。把师德比作火与水，这是我的感悟，也是我几十年的追求。
刊于2011年9月12日《火箭兵报》
端午节的联想
说起端午，总会让人产生很多的联想。想起吃粽子，想起赛龙舟，想起佩戴的香包，想起戏曲《白蛇传》里那杯让白娘子现了原形吓死了许官人的雄黄酒……甚至想起了在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中，韩国人居然要把端午节申请为他们国家的文化遗产……
关于端午节的叫法，据研究者称有二十多种，比如：端阳节、重午节、五月节、龙舟节、浴兰节等。从时令上说，农历五月初五是“阳气”最直（端）正盛的时候，而所有的动植物在阳气的滋育之下都非常活跃，所以，全国各地都有端午节做香包盛香药以防御毒虫侵害的习俗。
关于端午节的来历，说法也有多种，说是为了纪念东汉时期孝女曹娥者有之，说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期吴国忠臣伍子胥者有之，说是早在周朝时期为了驱毒避邪而设节者亦有之，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却愿意相信这种说法：端午节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
前面几种说法，研究者都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为佐证，但问题是：为什么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相信且愿意认为是为了纪念屈原的呢？
纪念屈原这一说法，最早出自南朝梁代吴均《续齐谐记》和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据说，屈原投汨罗江后，当地百姓闻讯马上划船捞救，他们个个心急如焚，每只船都划得飞快，但一直找到洞庭湖，却始终不见屈原的尸体。为了寄托哀思，百姓们纷纷回家拿来米团投入江中作为鱼鳖之食，以免鱼鳖糟蹋屈原的尸体。于是就有了后来赛龙舟和吃粽子的习俗。唐代诗人文秀曾作过一首题为《端午》的诗，诗云：“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读了文秀的诗，前边的问题自然而然也就有了答案：端午节之所以“万古传闻为屈原”，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屈原是一个“直臣”！
屈原之“直”主要体现在：第一，面对昏庸的楚王，朝中许多大臣都采取阿谀奉承的态度，而屈原则置个人生死利害于度外，多次忠言进谏，直言不讳指出楚国危机四伏风雨飘摇的形势，规劝楚王改弦更张。虽然一再遭受排斥打击，但他始终不改初衷。第二，当他看到“信见疑，忠被谤”的局面不仅未得好转，“葹妒其臭，茝兰竟被芟蒩”的情形反而更加严重的时候，他选择了直接而决绝的道路——投江自杀！他要用自行结束自己生命的形式，向污浊黑暗的社会现实表示抗议！他要向世人表白：具有纯洁高尚精神的人，绝不会苟且偷生而与恶浊社会同流合污！
在汨罗江边，他曾和一位渔父有过一段对话。渔父说：“看看朝廷那么多官员都活得那么有滋有味，为什么你却活得这样悲苦呢？”屈原回答：“因为那些人都醉了，只有我是清醒的；因为那些人的身上都沾满了污臭，只有我一个人是清白的。所以，我就只能是痛苦的。”渔父说：“别人全都醉了，你不妨也喝一点；别人全都脏臭了，你也不妨在身上弄点污秽，这样，你的痛苦不就会减轻些吗？”屈原回答：“这我根本做不到！”于是他选择了投江。
人们之所以纪念屈原，就因为屈原身上体现出了一种高贵的精神！他的苦闷，他的悲愤，他的忧心如焚，不是为个人的官职，不是为自己的利禄，而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哀民生之多艰”，正是他苦闷、悲愤、忧心如焚的根源。恰恰因为这样，他才赢得了世世代代千千万万人的敬仰。
世人之所以敬仰屈原，就因为世上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一种价值取向——应该清清白白地做人！人活什么？活的就是个精神，就是个过程，就是“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从古及今，想“万寿无疆”者不计其数，然而又有谁真正活过了二百岁呢？既然肉体生命最终都会从人世间消失，那么，只要能留下高尚的精神，少活几十年又有什么可遗憾呢？
屈原投江而给华夏子孙（包括中国大陆和所有海外华人）留下了一个端午节，对于后世的启发应该是多方面的。国家政府把这一天定为法定节假日，让全体中国人在放松身心的日子里，思考端午节的文化意蕴，无疑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刊于2012年6月26日《火箭兵报》
无法“逃离”的故土
一天，外孙指着我胸前的资历牌问：“爷爷，你这上边是多少数？”我说：“你数数看。”他数完后说：“是四十一。”我说：“对。爷爷当兵已经四十一个年头了。”说完，自己心里竟不由自主地生出了几许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啊！军营中度过了四十一年，竟真像“一眨眼”似的。“人生天地之间，俯仰一世”“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等诗文，刹那间也都从脑海深处跳了出来。
拥有四十一年军龄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离开生我养我的故土，也已经四十一年了。这样思量着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又想起了两个字来：逃离。
我曾不止一次地对我的学生说过：我当兵时的动机其实是并不纯洁、并不纯正的。要说“奉献青春、报效国家”的崇高思想一点没有，那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但说实在话，当时一心想当兵的最主要原因，却是想要逃离故乡——蓝田。因为在我二十岁之前的记忆里，蓝田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一个字：苦！
蓝田曾经是全中国最贫困的县之一。
儿时，常能从长辈们的口中听到这样的话语：
顺口溜有：进了蓝田县，就像进了母猪圈。（县城之脏乱差可见一斑）
歇后语有：蓝田的老爷——“码卡”。（此词语来历复杂，含义丰富，但最基本的，有“糟糕”“差劲”“糊涂”“不优秀”等意思。）
用谜语猜县名时，别的县是：俩和尚抬西瓜——三圆（三原）；两邻家无界墙——邻通（临潼）；羊圈里放鞭炮——惊羊（泾阳）；而我所居之县则是：狗舔油葫芦——难舔（蓝田）……
在我脑海中关于故乡的“词汇库存”里，几乎找不到多少赞美的词汇。这样的故乡，怎能不让人产生逃离的欲望呢？
然而，仿佛命中注定了似的，我最终并未能逃离蓝田，因为我无法逃离！
虚龄三岁时（1955年），我曾“逃离”过一次。那是随着父母一起走的。新中国刚建立不久，忽然传出了一个消息：政府计划在灞河上修建一座水库，而我家所在的拾旗寨将成为蓄水区。父亲想，与其将来被政府移民到不知怎样天高地远的去处，不如自己趁早寻觅一个比较理想的栖息之地。于是便在高陵县药惠乡银王村买了十五亩土地，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儿女（二哥三姐和我），定居在了银王。然而，1959年在我虚龄七岁的时候，我们又从高陵搬回了蓝田。原因有二：一是得到确实消息，原计划的水库已决定不修，百姓再无迁徙之虞；二是1958年全中国“大跃进”，大哥进了兰州炼油厂警卫队，家中只剩下大嫂和比我仅小两岁的侄子。那样一个大荒院，“院墙”是一道上崖的土坡，安全系数极低，尽管当时的社会风气很好，但一个年轻女人带着一个幼儿处在那样的环境里，也着实让老人放心不下。于是，十五亩土地无偿留给岳惠公社，一百五十卖了三间刚盖不久的瓦房，一家人又回到了蓝田。
从高陵回到蓝田不久，就发生了那场让几亿中国人永远难忘的“三年困难”。困难时期遭受饥饿的滋味，至今我仍记忆犹新。“三年困难”过后，刚过了几天能吃饱肚子的“好日子”，新的噩梦很快又来了：先是“四清运动”，接着就是持续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那样长的一个时段里，我对蓝田的总体感觉是：苦！而苦的最突出的标志则是：饿！从1967年虚龄十五岁开始，直到1972年参军离开蓝田，我几乎一直在“为解决肚子问题”而“奋斗”。
拾旗寨位于灞河北岸，河滩里有些水地可种水稻。然而种稻之人却难得吃上几顿大米饭，我们必须拿这种好吃的细粮到“河北”（渭河以北）或西安城里去换粗粮——苞谷或高粱，一斤换二斤，为的是多得一点谷物，把空虚的肚皮撑得稍微圆满一些。
1967年腊月的一天，我跟大哥以及一位探亲的现役军人，用架子车拉了约一百五十斤大米，打算到渭北去换苞谷。不料突然变天了，寒流袭来，气温到了零下十几度，渭河结冰，渡船无法通行，我们只好在一个叫“行者”的村子里停下。呼啸的北风吹到脸上真像刀子割着一般，那“旧套子”（即已用过多年的旧棉絮）填充的棉衣棉裤裹在身上，和几张薄纸相差无几。我的脸冻得乌青，浑身不住地发抖，脚和手僵得几乎不能动弹，如果不是那位善良的生产队饲养员让我们躲进储备麦草的窑洞，那天我真有可能被冻死（几十年过去了，我虽然不知那位善良饲养员的姓名，但却一直忘不了他）。钻在那尚能保持一点体温的麦草里的时候，我在心里问：你为什么会遭这样的罪？不就是因为蓝田缺粮吗？所以也就在心中暗暗发誓，假如将来有可能，我一定要逃离蓝田这个穷窝！
如果让蓝田人聚在一起说当年为吃粮而奔波的辛酸故事，估计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当年蓝田人广为流传的顺口溜中就有这么两句：“户口在蓝田，口粮在泾（阳）高（陵）三（原）。”然而，当时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却往往不肯承认这样的事实，以致演绎出许多掩耳盗铃的故事。
1972年暑期，我高中毕业回乡不久，带着好不容易从“鸡屁股银行”（四只母鸡）、“鸭屁股钱庄”（四只母鸭）和“绵羊储蓄所”（一只绵羊）攒下的三十多块钱，骑车到泾阳县云阳镇一个亲戚家买了一百多斤小麦，不料返回时被埋伏在玉米地里的高陵县市管会的人拦住了，硬说是投机倒把，要把粮食没收。我苦苦哀求，声泪俱下告诉他们：真的是家里缺粮，买回去自己吃的，绝不是投机倒把。然而人家就是不信，非要拿出蓝田县革委会的证明来才能放行。没办法，我只好回乡开证明。大队的证明好开，因为村里因缺吃而买粮的人很多，所以几乎没说什么话，大队文书就把证明开了。可是到公社却打了“绊子”——公社的秘书一脸严肃地说：“这证明怎么能开呢？要证明咱蓝田人粮食不够吃，这不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吗？”无论我怎样央求，人家就是不开。
公社革委会的证明尚且开不出来，要开出县革委会的证明就更是痴心妄想了。
一家人辛辛苦苦攒了那点钱就为了买粮，如今粮没买回来，连钱也都打了水漂。我痛苦极了，几次都想扑向迎面开来的汽车一头碰死。虽然心有不甘，但却一筹莫展。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忽然在街上遇到了一位高中同学。他毕业后回村当了大队的文书。跟他聊天时，无意中看到了他手上拿的一张纸，那纸上有一个醒目的大红公章——公社革委会的公章！我的目光立即被那红红的圆圈拉直了，声音有些发抖地问：“你手上拿的是……”
同学笑着说：“是一个会议通知。”说着就把那张纸递到了我手里。
接过那张纸刚扫了一眼，电光石火一般，我脑海里的“灵感”迸发了。为什么不能用这张纸“改造”（准确地说应叫“伪造”）一个证明呢？因为那通知很短，只有两行字。而字和公章之间却留下了很大一片空白。把那两行字裁掉，不就可以弄一个“很像样”的证明了吗？于是我问同学：“可以把这张纸给我吗？”
同学很诧异：“你要这干什么？”
我把前因后果以及想要这张纸的真实动机原原本本给他说了，同学几乎想都没想就说：“拿去用吧。通知的内容我都记住了。能用它给你帮个忙，也算我做了件好事。现而今这世事，唉……”
最后的结局是：高陵县市管会的人看了那“改造”的证明信并未怀疑它的真假，但却说：“我们要的是县上的证明，公社的证明不顶用。”当我的心又一次下沉的时候，他又找补了一句：“不过有了公社这证明，基本可以定性你不是投机倒把，但粮食还是不能给你。”
我问为什么，他说：“上头有通知，粮食不准出境。”
也许是看着我绝望的眼神有些可怜吧，他想了想说：“可以按国家定价给你退些买粮款。”
我是三毛一分钱一斤买的，国家定价是一毛一分。受了许多辛苦，费了许多周折，一粒麦子没买回来，三十多块钱变成十多块钱，我又回到了蓝田。
见我沮丧难过，母亲宽慰说：“我娃不要难受。好歹钱还回来了一些，没全叫人家没收就好得很了。没有麦也罢，苞谷面、红苕片、浆水菜咱都能吃……”
我在悄悄流泪的同时又一次暗暗发誓：一旦有可能，我一定要逃离蓝田！蓝田太穷了！
1972年征兵时节，我终于穿上军装成了一名铁道兵战士。当我穿上从罩衣到裤头全都是崭新的军装时，又一次悄悄地流泪了。那时我就告诉自己：为了能永远吃上那可以放开肚皮吃的白馒头、大米饭，你一定要在部队好好干！只有在部队永远扎住脚了，你才能永远逃离蓝田！
然而，当我在部队待过几年之后，忽然又很想念我的蓝田了。收音机里听到一个秦腔的旋律，我的心就像被一只柔软温暖的手轻轻地摸了一下，心弦不由自主地就会久久地颤动，思绪立即就会飞到灞河边，飞到蓝田县，飞回我的拾旗寨，飞回我的水家沟；因公出差，走在大街上，只要听到陕西口音说出“蓝田”两个字，我就不仅要回头张望一下，而且一定要停住脚步问一声：“你是蓝田哪达（哪里）的？”
我终于明白：我其实是逃离不出蓝田的，无论是清醒时在天涯海角，还是做梦时在天宫地府，我的身上、心上都刻着这样几个字：我是蓝田人！蓝田那一方土地承载着我将近二十年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我生命的根须扎在蓝田。
参军四年没回过家，我对蓝田的思念越来越急切，越来越强烈了。我想回蓝田去，看父母，看哥姐，看所有我想看的人。四年之间，家乡有变化吗？变化大吗？变成什么模样了？家乡人还再为吃粮发愁吗？看报纸、听广播，都说全国的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到处凯歌飞扬，天天都有捷报传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蓬勃兴旺，欣欣向荣……
写家信时，我也曾多次问到家乡的情况，回信总是说：“家里一切都好。”这样的话，我也不知真假，因为当年我给在兰州工作的大哥写信时，母亲总是叮咛：“远路上报喜不报忧，屋里无论多难，都要给外头的人说家里一切都好。”现在的情形跟那时的情形还一样不一样呢？
终于，1976年8月，我得到了参军以来第一次探亲休假的机会。
我满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出站口，刚走到车站广场，呼啦啦七八个人朝我围了过来。他们一个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有的伸过来一个脏兮兮的搪瓷碗，有的伸过来一只粗糙而乌黑的手，眼巴巴地望着我，一脸自卑地乞求着：“解放军叔叔，给点吃饭的钱吧！”“解放军叔叔，有馍给一口也成。”
我立即就明白了：他们是一群乞丐！
我当时仅仅是一个有着四年军龄的战士，即使在青海最艰苦的地方——天峻，一个月也只有十五元的津贴费。这次探亲，满打满算也就带了一百元钱。这么多要饭的，我怎么能打发得过来呢？可是看着他们那可怜的眼神（有的显然比我年长许多，却把我叫解放军叔叔），我又实在不忍心拒绝，就从兜里掏出了两块左右的零钱。这个一毛，那个五分地散着。正散发时，突然听到一声大吼：“解放军同志，别惯他们的毛病！”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个中等个头的男人，上穿白衬衣，下着蓝裤子，胳膊上戴着个红袖章，看样子是广场管理人员。那些要饭的见他来都慌忙跑开了，但眼睛仍恋恋不舍地看我。那人对着那些跑开的人骂道：“都是些懒垂子货！不好好在生产队干活，专门跑到这地方来给社会主义抹黑！”我问：“他们都是哪里的人？”那人鄙夷地哼了一声：“都是蓝田的一些懒垂子！”
我脑袋嗡的一声响，脸上顿时像着了火一样，拎起提包做了贼似的逃离了火车站广场。
“给社会主义抹黑！”这是多么熟悉的罪名啊！四年前，公社的秘书这样说过我，今天，这位广场管理人员又这样骂我的“乡党”！不是到处都“莺歌燕舞”了吗？他们为什么还要给社会主义“抹黑”呢？
带着一肚子的疑惑回到家，通过亲人的嘴才知道：四年间蓝田县并没有多大变化，还是照样缺粮……
母亲把四个荷包鸡蛋端给我，而她自己却端起了一碗蒸熟的红薯叶子，那红薯叶子里搅了一点黑麦面——准确地说，那只是磨得比较细的麦麸皮！当我要用鸡蛋换母亲那碗麸皮拌红薯叶时，母亲说：“这个好吃，我就爱吃这个。”
几颗泪珠落进碗里，那鸡蛋我是一口也咽不下去了。
那个时候，我在心里又一次发了誓愿：我一定要在部队好好干，一定要争取永远逃离蓝田，而且将来如果有可能，我要将父母也都接到部队，永远逃离蓝田！
然而，几十年过去了，我不但没有逃离蓝田，反而离蓝田越来越近了。1983年，当铁道兵即将集体转业时，仿佛鬼使神差似的，我竟调到了第二炮兵工程学院（现更名为第二炮兵工程大学），距蓝田县境只有几公里路程。从事文学创作几十年，薄薄厚厚地也出了七八本所谓的“著作”，然而仔细盘点时才发现，虽然我拥有四十余年的军旅生涯，而反映军队生活的作品却不到十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写的都是农村，所用素材几乎都来自蓝田。我终于又一次明白：我生命的根须早已深深地扎在蓝田这方热土上了，想“逃离”是逃离不开的。
更何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整体局势好转，蓝田的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还有贫困，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事，但是，如今无论走到什么地方，说“我是蓝田人”时，绝对没有一丝一毫的自卑和羞惭。值得蓝田人自豪的东西很多：蓝田的美玉，蓝田的名厨，蓝田的水晶饼、大银杏、大樱桃基地……尤其是蓝田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更让人心驰神往：从公王岭到华胥沟，从羲母陵到老冢湾，滚滚灞河，当之无愧是华夏民族血脉的源头（此观点已有学者论证）！大忠、大防“四吕”兄弟，关中大儒牛兆濂，文化巨子阎甘园……在蓝田的文化天空中，曾有多少耀眼的明星值得我们敬慕仰望啊！
生我养我的故土，原本是极富营养的。于是，我彻底明白我无法“逃离”故土的根本缘由了。
刊于《发现蓝田》2012年第3期
梦逐青山问照金
2011年5月，随陕西省作家协会赴铜川采风团，我第一次来到了照金。
照金这个名称，我恍恍惚惚在什么书上见过，但这个名称所指代的空间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却是一点印象都没有。当听说要去照金参观的时候，我心里还纳闷：那里会有什么好景致呢？然而，当我真正走近照金的时候，就像从未见过黄河的人突然见到了壶口瀑布，又像从未听过爆竹之声的人突然听到了大炮轰鸣一般，我的心灵被震撼了，被强烈地震撼了！
当乘车离开照金的时候，我回头又看了看身后山顶上那四个大字——点燃两支火炬的红“照金”和用碧绿青草精心结构而成的绿“照金”，一下子觉得那火炬已在我心中燃起了冲天的烈焰，那绿草也已在心里蔓延成了一片无边的绿海。返回西安以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照金成了我梦萦魂牵的亲人，好几次在梦中我又见到了照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我紧紧地拉住照金，和照金攀谈……
我问：当年，你觉得苦吗？
照金说：苦啊！但是……
照金是铜川市耀州区下属的一个镇的名称。据传，此名称为隋炀帝杨广所命。杨广北巡时路经此地，恰值夕阳余晖照耀在仪仗车辇及王公大臣的衣服上，金光四射，耀眼夺目，他便问此地何名，大臣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杨广当即颁旨：名此地为“照金”。从此，照金一名便传了一千余年。
当然，照金让我震撼的绝不是其名称的来历，而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悲壮故事。
照金之行，最令我心弦颤动的一个地方叫薛家寨。这里曾经是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大本营。
据介绍：薛家寨总共有五个寨洞，其中四个寨洞可以互相连通。洞内十分宽畅，大者能容纳二三百人，小者亦可容纳二三十人。传说这里曾是薛刚反唐的起兵之地。故有“薛家寨”之名。在红军革命之前，这里曾是当地人朱吉祥父子敬神修道之处。朱吉祥之父去世之后，朱吉祥看到红军打富济贫，军纪严明，十分感动，便主动把寨洞献给红军作为营地，自己也参加了红军游击队。1933年4月，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从兔儿梁迁到了这里，这里便成了当时陕北红军的指挥部。
这里山势雄伟，奇峰突兀，三面悬崖，壁立千仞，地形险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边区政府和红军游击队来到这里之后，修筑了北哨门、绣房沟口哨门等多处防御设施。除边区特委、苏维埃政府和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外，苏区修械所、被服厂、仓库、运输队、红军医院等单位，也都驻在这里。
走近薛家寨，首先让我心弦颤动的，就是眼前的悬崖绝壁。如刀裁斧砍一般的百丈悬崖，看一眼就让人魂悸魄动，但是就在这样的险绝之处，竟有十一位红军女战士义无反顾地跳了下来！
“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我们早已烂熟于心，东北抗联“八女投江”的故事，我们也都耳熟能详，但是照金有十一位女红军战士壮烈跳崖的故事，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那是1933年10月15日发生的一次战斗。
由于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大本营里只有少量的战斗队员和后勤人员留守。
10月15日拂晓是一个深带寒意的拂晓，山谷里吹着凄凉清冷的秋风。薛家寨的山谷里原本多树，在秋风的吹拂下，山谷里到处都是呜呜的吼啸声，像群狼、群虎、群狮的嘶喊。这个时候，一群比狼、比虎、比狮更凶残、更狠毒、更狡猾的两脚动物，趁着夜色悄悄地向着薛家寨红军大本营逼近了。在这群两脚动物中有一个卑鄙的小人叫陈克敏，他原本是红军队伍里的一个军官，但是，这是个心胸狭隘又心地歹毒的家伙，原本就贪婪成性、利欲熏心，投机革命原本就是冲着高官厚禄而来的，当尝到革命的艰难辛苦之后，深感大失所望，于是在国民党政府军的重金利诱之下，他叛变了革命而投降了敌人。这个叛徒对红军在薛家寨的布防情况了如指掌，甚至连绝壁上那条极为险要、鲜为人知的二百多米长的石缝，他也知道得一清二楚。这个拂晓，他像一只训练有素的导盲犬一样，领着他从前的敌人，举着屠刀向着他曾经的战友杀过来了。
毫无疑问，红军是有哨兵的。红军在很多险要处都设有哨卡。但是，也许正应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那句老话吧，也许留守的指挥员对那条险道的安全性太信任了吧，也许留守的指挥员根本没想到叛徒陈克敏会知道那条绝密的险道吧……总而言之，偏偏在那条极为秘密的小路口上，留守的红军竟没设哨兵。
悲惨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熟悉地形的叛徒带着敌军中身手利落的壮汉，从极其险要的绝壁石缝中攀上了山崖，尾随其后的敌军大部队在其前哨的导引帮助下，全都幽灵一般来到了山顶上，而此时对面山顶龙家寨又突然恶鬼喷火一般，用大炮向薛家寨开始了猛烈的轰击……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留守的红军战士并没有慌乱，他们以平素早已练就的警觉与机敏，迅速摸起熟悉的枪杆，在各自的位置上投入了战斗，展开了还击……
然而，毕竟是处于敌军包围之中，而且又有许多战友被偷袭得手的敌人夺去了生命，尽管他们毫无畏惧，英勇还击，但“寡不敌众”这一血淋淋的战争规律是谁都无法改变的，他们一个个都在激战中壮烈牺牲了。
面对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为了不致全军覆没，指挥员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接到命令的撤退了，那些没有接到命令的战士，也凭着战斗的经验和求生的本能，选择了退却——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这是老祖先留给后人的智慧格言。
有一队红军女战士（也许是服装厂的，也许是红军医院的）只剩下十一个姐妹了，她们想要突围，但是敌人猛烈的炮火和飞蝗一样的子弹，使她们无法前进。凶猛的敌人如张开了血盆大口的恶兽，喷着血腥吐着狂暴向她们逼近，她们只能一步步地后退、后退……哦，已经无路可退了！身后就是百丈悬崖。摆在她们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跪下来投降成为俘虏，要么转身跳下悬崖壮烈牺牲。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是在她们心里早已固化了的信念！而且眼前的敌人也未必给她们“瓦全”的机会！越逼越近的敌人狂呼乱叫着，那些污言秽语淫声浪调使她们清楚地知道：成为俘虏之后的下场将更为屈辱和悲惨！女人落入这些禽兽之手后，首先受到的就是无尽的凌辱，受尽凌辱之后再像猪羊一样被任意宰割……
这时，一位女战士呼喊道：“姐妹们，宁死也不当俘虏！”说完便义无反顾地转身，纵身跳下了那刀切斧裁一般的百丈悬崖。另外十个姐妹几乎连想都没想，便手拉着手，高喊着“宁死不当俘虏”的口号，纵身跃下……
当十一个年轻女子高洁的身躯在空中坠落的时候，她们的衣衫是破烂的，她们的头发是蓬乱的，她们身上有伤，脸上流着血，然而，她们就在坠落的那一瞬间，全都美得无与伦比，成了十一位最美、最为圣洁的女神！
在梦中，我问照金：当年，那样的事情经常发生，你不觉得苦吗？
照金说：苦啊！怎么能不觉得呢？但是，如果不革命，你想想……
我首先想到了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接着我又想到中国的古语：“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真的，如果当年没有那些不畏牺牲的革命者，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模样呢？
我问：后来，你觉得痛吗？
照金说：痛啊！但是……
毫无疑问，照金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上是建立过伟大功勋的。为了建立这片革命根据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付出了无法估量的心血与汗水。可以说，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共产党革命的业绩，如果以创建革命根据地为标志而论的话，“南有瑞金，北有照金”是实实在在、绝无虚夸的表述。当以瑞金为中心的南方革命根据地陷落敌手，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亦即开始万里长征时，照金则以其稳固的坚守为革命保存了以后发展的空间。正由于有了照金这块陕北红军的革命根据地，才使历尽苦难的中央红军在征途的徘徊中，坚定了“向家奔驰”的信念，和陕北红军会师后才有了“到家”的温暖。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当年没有照金这块革命根据地，被国民党军队追杀得只剩下一万多人的中央红军会在哪里扎住脚跟还真难以预料，而中国革命的前途会成为什么样子也真不敢设想。
饮水思源，抚木念本。按说，照金的功绩本不应该被淡化，更不应该被忘记。
当然，后来，延安成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大本营，全中国革命的中心，照金便渐渐不大有人提起了。
再后来，党中央从延安迁到了西柏坡，再后来，到了北京……
20世纪50年代初期乃至以后出生的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对照金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上的贡献不甚了然。为什么呢？因为解放后发生的许多事件，使照金蒙上了羞辱的阴影。高岗，这个曾经的陕北红军重要人物，后来成了“分裂党”的反党分子，1954年自杀了。为了纪念刘志丹，其弟媳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刘志丹》，而这部小说竟被康生这个大阴谋家定成了“反党小说”。
《刘志丹》一书遭到了令人悲叹的厄运，习仲勋等一批当年和照金有着血肉联系的革命者，都遭到了灾难——被审查，被批判，被斗争……此种政治背景下，谁提照金的历史功绩，谁就可能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祸患，因而照金也便像一个被泼了一身脏水又被锁进深闺的女子，既不能抛头露面，自然就很难展示姿容了。广大群众对她感到陌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照金党家山（薛家寨东面山梁）一个叫黑石崖的地方，巨大的山峰之下，有一个可容数千人的天然岩洞，是当年红军的粮库，当地人称作“红军洞”。
1992年，有两位记者搞了一次“重走当年红军路”的采访活动。一次采访中，记者从一位红军遗属王启云老人那里知道了红军洞的线索，并且写了有关红军洞的报道。
“丛生的灌木将红军洞掩藏在两山之间，站在沟口的人根本无法发现。红军洞寨墙仍在，依洞口山势而建……洞内有土墙围子、土炕、十多处整齐排列的灶台、木炭、草绳及破烂的草鞋。一线水流从几十米高的岩缝中跌落洞中，在洞底形成一条小溪……在洞外崖壁自然形成的凹处，有五六处土围子，最大一处可容百人，从乱石堆垒和烟熏火燎的情景看，曾遭破坏。在一处土围中，有被挖开的六个方坑，拂去上面的浮土，下面是一层深深的焦灰，应该是被敌人焚毁的粮仓。”
残存的遗址证明：红军洞在革命历史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然而由于前述众所周知的原因，它几乎被完全遗忘了。
据耀州区委宣传部的边疆先生介绍：自从两个记者重走红军路并写了有关报道以后，直到2004年陕西省摄影家协会又搞了一次“红色摄影采风”活动，这个似乎已经被遗忘的地方才终于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听着介绍，我心中不由得翻起了多少有些悲凉的浪花：此前，肯定有许多人从这里经过，也知道这里曾经住过红军，但是谁也没有思考过它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蕴。这个石洞便像黄土高原上千千万万个土洞一样，默默地静静地在大自然的朝晖夕阴风雨晴晦中，度过一日又一日，度过一年又一年。当年曾经在这洞里呼喊过、歌唱过、欢笑过、哭泣过、战斗过、休息过的红军战士，有的早已倒在枪林弹雨之中，血肉化成云烟，白骨朽成灰土，他们是不可能再回来看望这曾经给他们遮蔽过风雨抵挡过寒冷的石洞了。而那些有幸活了下来而且在胜利之后在政府中有了一定职务的，他们住进了温暖而舒适小楼雅居……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成了人民的公仆，要干很多的工作，他们太忙了，所以他们也想不起这个石洞了。至于普通百姓呢，他们只知道这个洞当年曾经住过红军，红军在这里煮过饭、睡过觉，要打仗了就从这洞里出去了，打完仗了带些战利品又回到了这个洞里。后来，随着红军大本营的迁徙，这里也许再没住过军队，这洞就成了一个冷洞，一个荒洞，成了山间的松鼠、小鸟栖息的居处，山间行路之人突然遇到了风雨会进来躲一躲，有时候实在内急了，这里也是一个很好的方便的地方……
石洞有些凄凉，有些寂寞，但它仍然一声不响地看着日出日落，看着叶绿叶黄，看着冬雪春露，看着夏雨秋霜，看着人间的红旗招展，看着人间的锣鼓喧天，看着人间的潮起潮落……它仍然一如既往地接待着能接待的一切，野兔来了，接！松鼠来了，接！人来了，当然一个也不拒绝……
在通往红军洞的山路口，边疆说：“大家转头向左边上方看，看看能看到什么？”顺着他的指示，我们又看到了一堵石壁，和薛家寨的悬崖一样如斧砍刀削一般，齐刷刷地显出一派威严、凌厉、冷峻的气势。乳白色（或浅灰色）的石壁上，有一块地方呈现出深深的绛色，显得格外夺人眼目。猛看起来，像是谁在悬挂的乳白色大帐上滴了一片酱油似的。这有什么好看的呢？
边疆问：“大家看那图案像不像一位肩挎钢枪的红军女战士？”
经他一点拨，大家全都惊叹地呼喊起来：嘿呀，还真像！一位留着剪发、头戴军帽、精神抖擞的女战士形象仿佛突然从石壁上显影出来一般，越看越像。尤其是肩上挎的那杆枪，尖锐的刺刀直指苍穹，更显出了战士形象的英武动人。有人说：这就是当年红军战士英魂的投影啊！尽管谁都知道这是艺术创造，但却全都随声附和：就是！就是！
在梦中，我问照金：前多年受到那些委屈的时候，你心里痛吗？
照金回答：痛啊！怎么能不痛呢？但是……照金绝不怨恨。历史从来都是曲折前进的。从古到今，不知有多少英雄豪杰受过委屈、遭过磨难啊！宋朝的岳飞不冤枉吗？明朝的袁崇焕，更是冤得让人眼睛滴血骨髓生疼，欲哭无泪欲喊无声。但是，历史最终不还是很公正的吗？唐代诗人刘禹锡有诗云：“莫道谗言如浪深，莫道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淘尽狂沙始到金。”照金从来都相信这样一个真理：历史是人民写的，但首先是自己写的——自己用行动去写，之后人民自然会用心，用口，用笔去写，或濡布帛，或刻竹木，或镂金石。尽管也会有个别小丑在某一个时段内给历史的天空喷吐一些昏烟迷雾，但最终，迷雾是掩盖不了真相的。人民是永恒的，是谁都取代不了也欺骗不了的。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说法，也许能让某些灵魂缺少定力者心神迷乱，但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都坚信：只要人民不死，不管谁怎样打扮，“小姑娘”终究会在文明的长河里“洗尽铅华现真容”的。
我问：今天，你觉得爽吗？
照金说：爽啊！但是……
当年“闹红”的时候，照金很红。拨开了历史的迷雾，照金终于在世人面前闪耀出了它金色的光芒，在新的历史征程中，照金的历史价值、革命意义终于被人们认识并且也被广泛地宣传与赞颂了。照金这块红色根据地，又一次“红火”起来了。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尤其是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胸怀与气魄，对许多历史问题以更加求实、客观、科学的眼光予以观照，使历史的真实面貌更加清晰地展示于世人面前。照金又一次吸引了社会的视线，成了夺人眼目的“红色焦点”。不但研究革命历史的学者专家开始对照金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深入的挖掘，而且恢复重建革命遗址的浩大工程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2005年2月，“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遗址”被国家发改委、中宣部、国家旅游局等十三个部门列为全国一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2009年5月，照金革命纪念馆被中宣部列为第四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1月，又被中宣部、教育部、国防部列为首批国家级国防教育基地。
现在的照金纪念馆占地一百二十多亩。2010年，在纪念馆老展厅基础上，又扩建了新展厅，使得纪念馆的气势更为宏大。展厅陈列设计新颖，声、光、电等现代化设施运用巧妙，塑、图、文等展出内容布局合理，既保留传统风格又富有现代气派，典雅精致又大气磅礴，敛放有度，张力十足，非常生动地再现了照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伟大历史征程中的重要地位。饱经沧桑的照片、文物，将参观者的思绪拉向遥远的过去，形神兼备的立体雕塑和大型浮雕，不仅把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运筹帷幄时的音容笑貌刻画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更将陕北红军和广大革命群众创建根据地的战斗历程也反映得淋漓尽致。巨幅油画《照金丰碑》让人热血沸腾，百米长卷《艰苦岁月》则让人心潮激荡又感慨万千。走进安装有现代化多媒体设备的小型剧场，用现代科技手段展示革命历史的新模式让人顿觉得耳目一新：灯光闪亮处，一个又一个学识渊博的中国革命史专家走到观众面前，画龙点睛般讲述一段历史故事，阐释一条革命理论之后，随着变换的灯光又悄然隐去。接着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前辈便走了出来，他们或亲切交谈运筹谋划，或披星戴月奔波操劳，虽然情节过程都是现代演员的表演，但比起单纯的看图片听讲解来，这种方式显然更具吸引力、感染力和震撼力。
穿过新展厅的后大门，顺着山坡望上去，山顶上有一座巍然屹立、势入云霄的英雄纪念碑。望着碑前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家的塑像，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便油然而生。上山的路说不上险峻却也颇显陡峭。沿着数百级新砌的石阶，享受着路两旁新植树林的清香绿意，参观者来到山顶碑下，转头旋身极目四望，照金镇的全貌尽收眼底。哦，好一派繁荣繁忙、欣欣向荣的景象啊！道路正在拓宽，广场正在扩大，推土机轰鸣，装载机喧哗，运水泥、运沙石，运各种建筑材料的大小汽车，如流水，如穿梭……
参观的人越来越多了，有党政机关组织的，有大专院校组织的，更多的则是自发自由的旅游者。的确，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衣食无忧的人越来越多了。当大家解决了“果腹问题”（食）、“蔽体问题”（衣）之后，心灵需求问题就日益呈现在突出位置了。旅游的人多了，热爱红色旅游的人近年来更是有增无减，当人们看了井冈翠竹、瑞金水井、延安宝塔、西柏坡窑洞之后，很快就要潮水一般向照金涌来了！照金已经成为人们目光聚焦的一个热点了！
在梦中，我问照金：面对着一拨又一拨的来访者，面对往后更多更大的繁荣、繁华，你觉得爽吗？
照金说：爽啊！比起前多年的冷落寂寞、冷眼相待，今天怎么会不觉得爽呢？但是，照金知道中国的老子有句名言：“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照金早已宠辱不惊了。照金曾经有功，但照金绝不居功。照金仍然一如既往地忠诚于中国人民，忠诚于中国革命。照金绝不会因为多了些关注的目光，就飘飘然起来。照金知道自己的分量。“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自满得意），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灰心丧气），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这才是照金的风骨，照金的底蕴。唯其如此，照金才会永远闪烁照耀历史的金色光辉。
这种境界风骨是让我敬佩的。
我问：未来，你有新的目标吗？
照金说：那，当然……
山顶上，展现着一红一绿两个“照金”。红色照金是历史的照金，而绿色照金则是未来的照金。参观时镇领导说：“建设新照金，我们必须一手抓历史，一手抓未来。抓历史就是要尽最大努力搜集一切和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有关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组织人力进行梳拢整理，深入发掘照金革命历史的文化价值，宣传当年革命者的事迹功勋，弘扬老红军的革命精神，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高擎起当年革命前辈在照金点燃的红色火炬，让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看到照金火炬放射的耀眼光芒，让照金革命者的奋斗精神永远激励后辈为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而奋斗！一手抓未来，就是要在做好‘红色’文章的基础上，演好更加气势恢宏的‘绿色’活剧——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建设生态环境更加美好的新照金。能种树的地方种树，宜长草的地方播草，要让现在还呈现枯黄的所有土地，在不远的将来全都铺上绿毯，披上绿装，山是葱葱郁郁的青山，地是碧波翻滚的绿地，沟坡涧边，到处都有香花绿草，一年四季绿意不断，山山水水生机盎然……”
指着山下的一片房舍，区领导告诉我们：“那一片区的居民将来都要移到那边去。对面那个背风向阳的山洼，不久将会有一片居民大楼拔地而起，而在每户居民都安住新居且心满意足之后，我们再对老居民区进行拆迁改建。拆迁之后，那里将成为照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除党政机关办公之外，学校、幼儿园、影院、超市、宾馆、文体活动中心等设施都要建设齐备，而且要既紧跟时代潮流，又有超前的风采……”
哦，望着山顶那一红一绿两个“照金”，我更加坚定了这样的信念：照金有过光荣的历史，照金一定会有更加光辉的未来！
刊于《华原》2012年第五期
播撒善良的种子
——20世纪60年代学雷锋回忆
1963年，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发表的时候，正是我读小学三年级第二学期的时候。那时我刚刚十岁。说实在话，起初我只记得学校的黑板报上画了一个戴着栽绒军帽的解放军战士头像，模样很英俊，笑容很亲切，他的名字叫雷锋。至于为什么要向他学习、学习什么，则全是懵懂的。
但是到了下半年我成为四年级学生时，雷锋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不仅变得清晰了，而且也变得十分高大了。伟大领袖的号召，如同浩荡春风吹遍大地，全中国都掀起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我们这个农村小学里不但人人会唱《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歌，而且也能看到刚刚出版的新书——《雷锋的故事》了。
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雷锋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地被感动。心里常想：我要是能成为雷锋这样的人该多好啊！多光荣啊！可是怎样才能成为雷锋那样光荣的人呢？老师说：认真向雷锋学习，从一点一滴做起，只要雷锋能做到的我们也都做到了，我们也就成为和雷锋一样光荣的人了。
老师讲话时，我曾在心中暗暗发誓：凡是雷锋做过的好事，我一定要全都做到。不料下课后当我热血沸腾地把这个“宏伟理想”说给一位要好的同学时，他两句话就把我给问愣了。他说：“雷锋给战友、给灾区寄过不少钱，你有钱寄吗？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你有钱坐火车吗？”可不是吗？我自己家里很穷，作业本全都是正面写完之后反面再写，我特别喜爱的两个秦腔剧本《周仁回府》和《辕门斩子》还是冒着被打骂的风险从炕席底下“偷”了母亲的五毛钱买的。尽管事后母亲并没有打我，但我从母亲话语里听出，那五毛钱她原是准备给全家买盐和煤油的。家里穷成那样，我哪有钱给别人寄呀？至于火车，我也只是在小人书上见过，现实生活里，坐汽车也几乎是一种奢侈的梦想，更别说在火车上让座、倒茶、打扫卫生了。我的“要像雷锋那样伟大光荣”的宏伟理想在贫穷的现实面前，看来只能是一种幻想了。
不过很快，班主任的一番话让我一下子豁然开朗了。那天，班主任把我叫到他的房子，说：“怀仁你是班长，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中一定要带好头呢！”当我把心中的迷茫和困惑说给老师时，他扑哧一声笑了，说：“学习雷锋主要是学习他的精神，并不是要模仿他做过的每一件事。只要心里想着要当个对他人、对社会有用、有益的好人，就是实实在在地学雷锋了。比如歌里有这样的唱词：‘学习雷锋好榜样，艰苦朴素永不忘。’我看在艰苦朴素方面你就做得很好，身上的补丁衣服，你从来没有嫌弃过，这就是向雷锋学习的表现嘛！”
说来惭愧，我是家里的老小，因为贫穷，我身上穿的绝大多数都是哥哥姐姐穿过的旧衣服，补丁摞补丁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从前，我为老穿补丁衣服还经常委屈难过，有几回还向母亲发过脾气呢，没想到今天在老师这里，这不嫌弃补丁衣服还成了向雷锋学习的表现。这可真让我有些喜出望外。
受到老师的启发，我自然又想起了《学习雷锋好榜样》中的另外两句歌词：“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不能像雷锋那样给灾区寄钱、雨夜送老大娘回家、到建筑工地义务劳动，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集体做点好事还是能办到的呀。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我一直是班长。原先，放学后打扫教室是各小组轮着来的，不该我所在小组当值日生时，放学后我就和其他同学一样背书包回家了。可是自从班主任和我谈话以后，不管轮到哪个小组，我都坚持和同学们一起打扫卫生，最后一个离开教室，我觉得这就是在学雷锋活动中班长的带头作用，就是“集体主义精神”在自己身上放出的“光芒”。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
在打扫教室的过程中，我又有了新的发现，打扫汇集起来的垃圾中，有一半是同学们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废纸。我忽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把这些废纸收集起来，攒多了以后卖给废品收购站，卖来的钱不是可以交给班里作为班费吗？于是我又开始了在垃圾中捡废纸的行动。有的同学不理解，问我：“你捡这些烂纸干啥？”我说：“卖钱。”他们都笑了：“这么点烂纸能卖几个钱？”我说：“咱们不是刚学过‘集腋成裘、积沙成塔’的成语吗？雷锋叔叔的‘百宝箱’，就是一个螺钉、一个螺帽，一针一线攒起来的。这点废纸一点点攒，时间长了就能积少成多。”同学们虽然都没再反驳我，可对这点破纸的“前程”基本都不屑一顾。只有两个同学有时候会给我帮帮忙。我们把揉成团的纸展开，把沾在纸上的泥土揩净，一张一张铺平，一张一张摞起来，一般情况下都能捡到二三十张，多的时候甚至可以收集到六七十张。收集起来的废纸不好在学校里存放，我就把这些废纸带回家。“收获”小时，我就用手捏着，“收获”大时，我就折条树枝剥下树皮，用树皮把废纸捆扎起来。
正所谓“苦心人天不负，有志者事竟成”，半个学期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捡的废纸居然积了五斤之多，拿到废品收购站，三分钱一斤，居然还卖了一毛五分钱。一毛五分钱当时至少可以买三个写字本，班里搞活动，是可以作为奖品的。
我把这一毛五分钱交给了班主任，说这是我们学雷锋挣下的班费。班主任非常高兴，立即就在班上把我们大大地表扬了一番，说我们就是向雷锋学习的好榜样。
从四年级到六年级，我仍然一直是班长，而且因为学雷锋做好事，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说心里话，做了好事被表扬，那感觉真是好极了！
打扫教室捡废纸，卖了废纸作班费，我一直坚持到1966年小学毕业。虽然“十年浩劫”的打击曾让我一度心灰意冷，但是从1963年开始的学雷锋活动在我心中播下的美好善良的种子，一直都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后来，当我成为人民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员时，我给有困难的战友家里寄过钱，给灾区人民捐过款，当年认为难度很大的“学雷锋行动”，不用多么费劲也就做到了。当我步入六十岁也成为“老人”时，在公交车上如果遇到抱小孩的人（无论男女），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让出座位。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班主任那一番朴实而又深刻的话语，还时常在我耳畔回响：“只要心里想着要当个对他人、对社会有用、有益的好人，就是实实在在地学雷锋了。”
刊于2013年3月5日《火箭兵报》
清明时，想起了那次“祭扫”
一天暖似一天的春风吹过几场之后，迎春花的盛大“演出”刚刚谢幕，梧桐花、碧桃花、樱花、贴梗海棠花全都浓妆艳抹急匆匆地联袂登场了。校园里的景色告诉我：清明来了。
清明是一个节令（气），也是一个节日。清明之所以为节日，除了人们在大好春光中赏花、踏青，享受大自然魅力无限的美之外，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内容，就是祭祖。大到全世界华人瞩目的黄帝陵“公祭”，小到千千万万平民百姓的上坟、扫墓，所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饮水思源，不忘根本。在这祭扫的过程中，追思怀念故去的先祖和曾为今人之文明幸福生活有过奉献的圣哲、英烈，无疑是一次心灵的净化和精神的陶冶。
望着门外那一排如霞似锦的樱花，隐隐约约的，我看见有一队小学生抬着花篮正在向一座烈士陵园走去。我的心头不由得漫过了一股暖流。是的，孩子们是应该去的！陵园中的烈士的确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望着那渐行渐远的队伍，我自然而然便想起了2011年我和战友们在青藏高原天峻县烈士陵园那次不同寻常的“祭扫”。
在调入二炮部队之前，我所在的部队是铁道兵。尽管这支曾为国家铁路建设和国防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光荣部队后来集体转业了，但是早已不穿军装的铁道兵战友们仍然难以忘记当年那激情燃烧的岁月。2011年，一群早已退伍的铁道兵老战士，组织了一次“重走青藏线，弘扬铁道兵精神”的活动，我与“当年都是‘老铁’、如今都在二炮”的袁武学副教授也应邀参加了这次活动。
这次活动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到青海省天峻县烈士陵园去为烈士扫墓。我们都在天峻县关角山海拔三千七百多米的地方打过隧道，忘不了有几十个战友长眠在那里。
虽已时过两年，但那天“祭扫”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战友们在烈士纪念碑前排好队伍，默然肃立，主持祭奠仪式的王红旗同志仰望长天，声音哽咽地高声呼喊：“长眠在陵园的战友们啊，我们——看你们来了！”一语未了，他早已热泪横流……
王红旗在部队十余年间，从卫生员到军医，参加过无数次的抢救。不知有多少回，他亲眼看着十分英武帅气的战友成了残疾人；不知有多少次，昨天还生龙活虎的战友，今天就在他的眼前永远告别了人间……后来，他转业到了地方。如今他自己的事业已十分辉煌，一家人过得幸福无比，但他只要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仍常常忍不住泪如泉涌。
现场的男男女女，几乎全都受到了感染，无一不鼻头发酸，眼眶发潮。
凉风吹着。夕阳照着。已不显得很高的天空中，有沉沉的乌云向我们的头顶缓缓移来。仿佛也在表达着一种沉重的怀念与哀思。
我代表所有重走青藏线的战友向长眠的战友致辞。当我说到“每当皓月当空的夜晚，每当雪花纷飞的清晨，总有人朝着这海拔三千七百多米的高原上仰望——也许是你白发苍苍的父母，也许是你念念不忘的妻儿，也许是……”的时候，队伍里的兄弟姐妹们，啜泣之声一片……
奠酒之后，战友们一齐动手，擦拭烈士墓碑并为之重新刷油漆（出发前早有准备）。临行前，有几个战友反复叮嘱，要我到一位临潼籍战友的墓前照几张照片。为了不辜负战友的殷切情意，我们一起在层层叠叠的坟墓中寻找。找到那位战友的墓碑后，几位女战友争先恐后用抹布把墓碑擦拭干净，老袁则用毛笔蘸着油漆极其认真地涂描着墓碑上的文字。从西安出发时，一位未能同行的战友对我说：“老韩，你的秦腔戏唱得不错，可能的话，你给咱的战友在那儿唱几句，他几十年都没有听过咱的家乡戏了……”
我知道他不是开玩笑，所以就把平时用的便携式移动音箱带着。站在战友的墓前，我揿下了按钮，秦腔苦音慢板那沉郁慷慨、苍劲悲凉的音乐便在陵园上空弥散开来。我的声音已经嘶哑，但我仍用沙哑的嗓音唱着：“忠义人一个个画成图像，一笔画一滴泪好不心伤……”这是秦腔传统剧《赵氏孤儿》中的一个唱段。
我的眼泪潸潸而下，周围战友们的眼里也都闪动着泪光……
第二天，在乌兰县烈士陵园，我们又搞了同样的活动。吊祭之后，县民政局一位同志说了这样一番话：“躺在陵园中的烈士，不仅是历史的功臣，而且是民族精神的标杆。祭扫活动，不仅让烈士的英灵得到了安慰，而且也启示后人从烈士身上汲取精神，得到激励。祭扫陵园，怀念烈士，实质上就是为民族、为国家的未来发展聚集正能量啊！”
他的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大家都说他“说得真好”。
清明节又到了，想象着全国各地那千姿百态的祭扫活动，我似乎已感觉到了那无比强大的正能量正在华夏大地上奔突冲腾、汹涌澎湃……
刊于2013年4月6日《火箭兵报》
“红坑”叩问
引言
西安城东约二十公里，有一镇名曰洪庆镇（现已更名为“洪庆街办”）。距其镇约三华里处有一村，名曰洪庆堡（相邻一村名洪庆沟，现均属临潼区）。细究根底，“洪庆镇”之名盖由“洪庆沟”“洪庆堡”之名而来，而“洪庆”二字则由“红坑”演变而来。当地古方言，小而浅的“坑”读kēng，大而深的“坑”则读为“qīng”，排泄污水的大坑，则呼为“渗坑”（色n qīng），坐牢房叫“坐坑（qīng）子”，至今七八十岁以上的老者口中依然如此。
“hóng qīng”者，“红坑”也。
据传此地为当年秦始皇坑杀儒生之地——数百儒生，流血甚多，所覆黄土，皆成红色，居高临下而望，一个血色之坑赫然在目，此处即被当地人称作“红坑”。汉时，此地一度曾名“愍儒乡”，唐时亦有“旌儒乡”之称，清末民初，当地乡贤曾将“红坑堡”改为“兴文堡”，然“红坑”一名历经数千年却仍未被人忘却。
几十年间，“洪庆”一名在西安东郊（包括与其相邻的蓝田县西部地区）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后生晚辈中能知其由“红坑”演变而来者，实属凤毛麟角，少而又少。笔者出生之地距此不过二十余里，少年时期曾对长辈们把“洪庆”的“庆”不读“qìng”（庆，四声）而读“qīng（轻，一声）”甚感奇怪，但却一直不知端详，直到1991年底，洪庆镇几个文化人邀我去参加“红坑文学社”的活动，我少年时期曾在心头翻腾过许多回的疑问才算得到了较为明晰的解释。
一
我工作的单位是一所军事院校，距传说中的“坑儒谷”不过一公里之遥。来学校工作三十余年，我曾很多次在“坑儒谷”边徜徉漫步，眼望着弥漫在骊山西南麓谷间野上的朝岚暮霭，困惑，惆怅，莫名其妙的伤感等多种情绪，也像那些岚霭烟雾一样，常常在我的胸间萦绕纠缠。为了对“坑儒谷”的来历弄个明白，我曾一次又一次披经阅典，查寻资料。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所器重的卢生、侯生因对秦始皇不满而逃跑之后，秦始皇非常恼怒，说：“卢生这些家伙，我给他们的待遇十分优厚，他们反而诽谤我，加倍败坏我的声名。我派人考察那些（从六国而来）身在都城咸阳的儒生，发现他们中有的人居然散布流言蜚语以迷惑广大百姓。”于是就派司法官员立案全部审问那些儒生。结果那些知识分子们互相传言、攀扯举报，最后确定了四百六十多名“犯禁者”，在咸阳将他们全部坑杀（活埋），并且发出布告，让天下人都知道目的是要给后边那些仍欲犯禁者以严厉的警告。
原文是这样：“始皇大怒曰：‘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重：加倍昭示）吾不德（不德：没有美好德行）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廉问：较为平和的审讯询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黔首：老百姓）。’于是使御史悉案问（案问：严厉地审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258页。括号内注释为本文作者所加。）
《史记·儒林列传》中还有这样的记载：“及至秦之季世（即末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这大概是“坑儒”事件在史书上最早的记述。但司马迁说的是“皆坑之咸阳”，而今天之咸阳市与洪庆镇相距约四十公里，按古代的里程计，至少也有七八十里路，秦始皇为什么不嫌费事而把儒生们拉到这里来坑杀呢？
到了唐代，为《史记》做注解的张守节在其《＜史记＞正义》中，对坑儒事件又做了新的补充：在上文“坑术士”三字之后，张守节注解说：“颜（师古）云，‘今新丰县温汤之处号愍儒乡。温汤西南三里有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相传以为秦坑儒处也’。”
而颜师古引用的则是东汉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中的说法：“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更改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也。”（《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3117页。）
到了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学校考》中，综合前人记述后这样记载：“始皇使御使案问诸生，转相告引，至杀四百六十余人。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令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余人。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诸生议，坐以‘非所宜言’（犯“说了不该说的话”这种罪）者，又杀数十人。”从而推出秦代不止一次坑儒的结论。
当代人高云光（曾任陕西教育学院图书馆馆长）考证：今洪庆镇秦时属咸阳畿内，汉代为新丰县辖，名曰“愍儒乡”。唐玄宗时在此曾建“旌儒庙”，命中书舍人贾至撰文勒石，彰祭先贤，故此乡又有“旌儒乡”之称（公元1970年在洪庆堡发掘出土现存临潼博物馆的唐刻儒生像即为明证）。是乡老人记忆犹新的一座马王庙，于1958年“大跃进”时被毁，高先生认为“以此可证此地即为古之‘马谷’。”
也许史学界对这些资料还有许多不同观点在继续争论，然而我是相信，或者说，我是愿意相信这些记述的。第一，人类的历史，有许多就是通过口口相传而记录下来的，比如中国的黄帝、尧、舜，外国的特洛伊木马等，至今仍没有可靠的实物以资证明，然而人们却对这些传说深信不疑。一个红坑，流传了几千年，大概不会是无风起浪、无中生有之作。第二，汉时名此地为“愍儒乡”（愍，同悯，同情怜惜之意），唐时在此建“旌儒庙”（旌，本指饰有羽毛的旗帜，引申为昭示、表彰），肯定不会是当时统治者的捕风捉影和心血来潮突发奇想。第三，坑儒既是历史铁案，那么坑儒必有处所。在找不出别的坑儒遗址之前，而在秦时确属“咸阳畿”的“洪庆”地区，就极可能是司马迁所说的“皆坑之咸阳”中的“咸阳”。
退一万步说，即使这个地方压根儿与那场文化惨案没有任何关联，单单一个“红坑”的传说，就足以令人魂悸魄动，心神震撼。“红坑”两字，蕴蓄着很多的历史内涵，包藏着很多的人世辛酸，汇聚着很多知识分子的血和泪，因而它不能不让人久久地咀嚼与思索。
当我一回又一回在“红坑”附近徘徊驻足的时候，当我的目光一遍又一遍地在那些史书的字里行间游弋的时候，我眼前便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出那个惨不忍睹的场面，耳畔便萦绕了那惨不忍闻的声音……
二
那是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之后的一天。
那一天，虽然不一定风和日丽，但绝对不是凄风苦雨。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从都城咸阳的城门中拥了出来。旌旗飘摇，伞盖如云，车轮滚滚如雷霆乍过，人声喧哗似海水翻腾。车上坐着的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知识分子，因知识渊博被称之为“博士诸生”。他们得到了皇帝的赏识，皇帝有一个让大家都颇费心思的问题向他们咨询，在都城咸阳畿内骊山西南侧的一个深沟里出了一桩怪事：冷冬寒天，北风凛冽，别的地方都冰封雪裹、草木凋零，而这个名叫“马谷”的沟里却有瓜生长，不但长得茎肥叶绿、花朵繁盛，而且居然还能结实，那瓜实居然还长得十分硕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天降祥瑞，还是预兆祸祟？谁能说得清楚？诸生博士们个个都饱读诗书，人人都学富五车，于是就纷纷以自己的学问对此奇怪现象进行解释。然而，你说的他不一定认可，他说的你又未必赞同，一时间还难以有个统一的认识、一致的结论。于是丞相李斯就发话：既然大家不见实物谁都说不明白，那么你们就到实地去考察一下吧。
博士儒生们虽然学识渊博，但是他们谁都没有未卜先知的功能，谁也没想到他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个早就设计好的圈套，谁也不知道那一天就是他们数百人生命完结的日子。他们不知道，始皇帝早已讨厌他们对新政策说长道短，早就想除掉他们了。而丞相李斯也早已向有关部门授意，一个秘密的阴谋早就在悄悄地实施着——骊山不是有温汤么？骊山的“汤”为什么温？因为骊山是一座死火山（当然李斯们其时未必能说出这种现代地理学的术语）。正因为这里曾经是火山，所以这里的地表温度较之别处自然要高出一些。沟越是深，沟内地表距离温度高的地层就越近（也许沟的地表就在那有温度的地层上），此沟地面的温度必然不低。其实早就有人发现，在马谷旁的这个沟里，即便是滴水成冰的数九寒天，青草依然碧绿，鲜花依然开放，为什么？就因为这儿温暖！这个秘密之地，“有关部门”知道，但来自四面八方的诸生博士却未必知道。“有关部门”于是就派人在沟里悄悄地种了一些瓜——也许是南瓜，也许是西瓜，也许是……总而言之，是能开花结实的瓜。
在让这些知识分子们前往“冬日瓜实”的马谷“实地考察”之前，早有人在马谷两边也许并不茂密的树林里埋伏好了持有强弩利箭的士兵。那些儒生博士们进入陵谷之后，看见那样叶绿实硕的奇异景象，也许都不由得得发出了一阵阵惊叹。正在他们引经据典、高谈阔论、各抒己见、争论不休的时候，突然间，从山谷两岸的树林里射下了蝗虫一般密集的箭镞，那些锋利的箭镞射进他们的头骨，穿过他们的眼眶，钻入他们的喉头，插在他们的胸腹上、心脏上……鲜血如同喷泉一样从他们身上喷涌而出，他们惊恐万状，乱作一团，他们的满腹经纶、五车诗书在此时此地全派不上任何用场。他们撕心裂肺地尖叫着、哭号着、乞求着、哀告着……也许还夹杂着几声愤怒的咒骂和懊悔的叹息吧，然而，这个时候全都没有了任何作用！他们倒下了，一个，两个，几十个，几百个……他们全都倒下了，有的已经停止了呼吸，有的还在呻吟挣扎……
也许是害怕有些头脑灵活者“诈死”而再逃脱吧（阴谋实施者一定认为：以这些家伙的智慧，完全有这种可能），也许是害怕把这些“人中精英”用如此阴险狠毒的手段杀害又暴露其尸骨会引起上天的恼怒吧（千古以来唯一的始皇帝是非常信奉上天的）。总之，用机弩射完了箭镞的士兵们，又开始“从上填之以土，皆压”。山谷两岸的黄土被士兵们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和各式各样的动作“挥洒”着，一层一层压在了那些被射杀的儒生身上，以致“终乃无声”。
终乃无声！
好一个“终乃无声”啊！
没有了号哭，没有了呐喊，没有了呻吟，当然也没有了任何不同意见的声音。然而那鲜红的血液还在涌流，还在向压在身上的黄土渗透。射杀儒生的士兵们走了，指挥射杀儒生的将军也走了。空阔寂寥的蓝天下，留下了一个颜色殷红的血坑。
这一段血淋淋的历史，出现在东汉的官方典籍《诏定古文＜尚书＞序》中，撰写者叫卫宏。
有学者曾经质疑：《诏定古文＜尚书＞序》中言之凿凿的这一事件过程，为什么和秦始皇相隔仅七八十年时间的司马迁在他的《史记》里没有说到，而距秦王朝二百多年的卫宏却掌握了这些材料？他是从哪里掌握这一史料的？说不清史料的来源，他的记述可信吗？
确实，从做学问“态度要认真，原则要刚硬，方法要科学，标准要合理”等方面来说，学者提出上边的质疑完全无可厚非。卫宏没有点出他这些材料的来源，其说法的确是应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但是，如果我们采用胡适老先生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似乎也可以得出卫宏之说大概“并非空穴来风”的结论。我们可以先拿远的类比，关于黄帝、伏羲、女娲、神农、尧、舜等人的事迹，最早的记录者大概也说不出其“材料”的出处，那“出处”就是人们的口口相传。公元1971年发现的秦兵马俑，司马迁没记载过，其他人好像也没有清楚地记载过，那么公元20世纪的人说这些兵马俑是公元前二百多年的秦时之物，到底可信呢还是不可信？
不管别人怎样质疑，当地的百姓是信的，信了几千年。
我觉得我似乎也应该是相信的。
我相信！
相信之后，我便常常站在那座石碑旁，向历史、向亡灵——包括那些被坑杀的儒生和杀死儒生的李斯及嬴政——发出一遍又一遍的叩问。
三
我第一个想问的，是李斯。
李斯先生，当年你被秦王嬴政那道逐客令驱出都城时，你当时心里究竟是怎样复杂的感受，我不能确知，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你并不想离开都城，或者说得再直白一点，你不想放弃你在心中早就描绘好的人生蓝图——做鼠要做“仓中鼠”，为人要为“人上人”。而现在你却和其他的客卿一样，将要被驱逐出秦国了，你的人生目标眼看就要成为泡影了，所以你不甘心，你还想再拼一把，是吧？虽然没有人给你唱“爱拼才会赢”的歌，但是你仍然拼了。你的“拼”，就是在即将离开都城时，给胸怀大志但却刚愎自用的嬴政上了一道奏章，这就是被后来的司马迁录在《史记》里的那篇《谏逐客书》。
说实在话，你那篇文章写得真是太好了！无论是结构还是语言，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说理的技巧也堪称一绝，以致几千年来被人称颂，被人作为论说文的范本，到了公元21世纪，它还是《大学语文》教材中的重点篇目。这一点，你真得要感谢司马迁，如果他不把你的文章收到《史记》里，而是像你烧其他人的文章一样也烧掉了，也不记了，那么今天的人是绝不会知道你竟然那样有才，你的文章竟然那么有文采。
还是说你的文章吧。你说服人的技巧真是太高了，所以嬴政就被你说服了，而且服得五体投地（从他后来给你的待遇就可以看出他是真的很喜欢你）。你在文章里先说了他老祖先的功绩——说了秦穆公、秦孝公，又说了秦惠王、秦昭王，最后得出了“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纳），疏士而不用，是使秦无富利之实而国无强大之名也”的结论。嬴政之所以能被你说得心悦诚服，就因为你很会揣摩他的心思。第一，你给他举的例子是他的祖先，既让他感到荣耀（有那样优秀的祖先），又让他不得不服。他可以对齐桓公的求贤“不避仇”（重用了曾经谋杀他的管仲）不以为然，也可以对燕昭王求贤“不拘格”不屑一顾，但是他绝不能对自己的祖先看不起。第二，你所说的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事实是最容易打动人的。你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为喻，告诉嬴政一个道理：“王者（读wàng，称王之人）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明其德”目的何在？为的是“跨海内制诸侯”完成统一大业呀！那时候，你是何等的明白，何等的清醒呀！可为什么六国归为一统之后，你说过的这些让后人至今依然认为很有启发意义的名言，自己竟然背道而驰了呢？
我相信你绝对知道“广采博取、集思广益、广开言路”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这些道理你在《谏逐客书》里早已说得明明白白）。假如在统一六国之后，你能善待并且影响嬴政也能善待那些来自六国的知识分子，真诚地关怀他们，实在地重用他们，以“泰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择细流”的胸怀，采纳他们合理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他们能不替大秦王朝效力尽忠吗？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谓“君待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待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的道理，以你李斯所具有的冰雪聪明，怎么会不明白呢？如果你们（李斯和嬴政们）能像当年嬴政对你那样来对待六国来的儒生，不说高官厚禄，就是能像对待秦国上流社会的人一样来对待他们，相信他们都会对始皇帝忠心耿耿、尽职尽责的。即以引起焚书坑儒这一事件的肇始原因——齐人淳于越的直言谏诤而论，就足以说明六国儒士对秦的忠诚。不是吗？司马迁在《史记》里清楚地记着：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
很显然，周青臣在这里只是一味地歌功颂德、拍马溜须。而拍马溜须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讨秦始皇的欢心。他的目的“立竿见影”地实现了。因为始皇听完之后马上就“悦”了。
照常理，论常心，淳于越此时应该把秦始皇的心态看得很清楚了。如果他想得到安全（他是外来户——齐人，非产于秦者）并进一步得到荣华富贵，他完全可以随声附和，也献上一通诸如“伟大、光荣、英明、正确”之类的颂词。那样的话，无论“为自己求安求荣”的目的能否达到，有一点则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秦始皇绝对不会不“悦”。
然而，博士淳于越是怎样表现的呢？
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卒通猝，突然；卒有：突然出现）田常[1]、六卿[2]之臣，无辅拂（bì，通弼，帮助之意），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且不论淳于越的主张到底是否正确，但他对秦始皇的态度是忠诚、恳切的，这一点则显而易见。他的话里有着明显的忧患意识：如果突然出现了像齐国的田常、晋国的六卿那样发动的事变，让原本属于姜姓（齐）、姬姓（晋）的权力位移到了别人的手里，该怎样应对、如何相救呢？他希望秦始皇“师古”，也为的是嬴姓的统治能够维持得“长久”，无论如何那“动机”对秦始皇而言应当是不坏的。相反，周青臣刻意吹捧的“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的所谓“圣绩”，则不仅是地地道道的谎言，而且还传达了一种可怕的麻痹思想，对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绝对有害而无益（后来不久“二世而亡”的现实就证明了这一点）。
面对这样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秦始皇是什么时候态度呢？《史记》说：“始皇下其议。”
“下其议”三字十分耐人寻味。这三字，曾有不同的解释。一说“下”为动词，即“交给下边”。意思是秦始皇把淳于越的“言论”（其）交给下边的大臣们去讨论（议）；一说“下”为意动用法，即认为“其议”低下、卑下，不高明，不正确。按照第一种理解，秦始皇还是挺有“民主”作风的。他自己不表态，而是把淳于越的言论交给下边的大臣去讨论，最后若给淳于越定罪，那也是“大家”的意见，而不是我听不进你的意见。按照第二种解释理解，秦始皇压根儿就不绕那个弯子，直接就明确表态了：你的这番议论我认为不好——下！
究竟哪一种理解更符合司马迁的表达呢？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向司马迁当面请教了，所以我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选择了。我是选择后者的，因为就在这一段里，秦始皇有三次表态：当听完周青臣的马屁颂词之后，秦始皇的态度是：“悦”；而在后边听到你李斯先生的议论之后，“制曰：可！”“悦”和“可”都表示了明确的肯定和赞赏，那么对和他“悦”“可”意见相反的意见，他明确地表示鄙薄：下（以之为下），似乎更合乎情理，也更符合这位千古一帝的个性特征。
也许正由于看到了嬴政的明确态度，你李斯才更加大胆地放开来说了。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制曰：“可。”
李斯先生啊，你的一番长篇大论，旁征博引慷慨激昂，确实很让人“震撼”。但通览之后，除了觉得你毁灭文化及文化人的心肠十分狠毒之外，就是给人留下了一个“一阔脸就变”的恶劣印象。想当初在《谏逐客书》中批评嬴政过失时，你是何等真切直率：“……然则是所重者，在乎珠玉，所轻者，在乎民人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此所谓籍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然而到了功成之时，马屁竟也拍得十分高超而高明：“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对皇帝的吹捧和对儒生的蔑视，表露无遗，毫不掩饰。更让人意外的是：你当年为了说服嬴政留下你，不是也拿“五帝三王”说事吗？“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这不是你在《谏逐客书》中的原话吗？那个时候，你满怀崇敬地以“五帝三王”为榜样，怎么到了这会儿，就变成“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了呢？你当年以“五帝三王”之“古”，可以“非”秦王嬴政之“今”，怎么到了今天，就要对“以古非今者”施行诛灭三族（族）这样残酷的刑罚呢？《诗》《书》那是前人留下来的多么宝贵的精神财富啊！怎么这会儿在你的眼里竟都成了洪水猛兽了呢？非但要把“敢藏《诗》《书》百家语者”全部送到守、尉那里“杂烧之”，竟至狠毒到把“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杀戮之后抛尸街头）的地步。你也是个知识分子啊，为什么对你的同类竟如此地残酷无情呢？你不仅置你的同学韩非于死地，而且还要把那么多的文化精英“处理”得那样的悲惨呢？这到底是为什么？是什么东西让你发生了那样“天翻地覆”的变化？
朦胧的雾霭中，我仿佛看到，李斯背着身子，似乎在擦眼泪。你羞愧了么？你内疚了么？你后悔了么？
你应该是后悔了。因为当你最后被处以“夷三族”的刑罚、将要被腰斩于咸阳时，你看到受你牵连的几百个鲜活的生命都走在奔赴刑场的路上，那些妇女和那些天真无辜的孩子都将要惨死在那雪亮刀剑之下时，听着那些凄惨的哀号之声，你肯定后悔了！那个时候，你如果仍没有丝毫悔意，那你就连人类最起码的良知都丧失了！三族！三族中该有多少人哪！当你荣华富贵春风得意耀武扬威吃香喝辣的时候，他们中间有的人可能跟你沾了点光，可是有许多的人也许连你掌权得势后的任何“优惠”都没有享受上（比如那些还在襁褓中的孩子），可是现在当你即将被处死的时候，他们也得跟着你终止自己的生命历程。那些可怜的妇女儿童他们知道什么呀！但是他们很快也就将在一道道刀光闪过之后，鲜红的血流喷涌……你肯定后悔了！因为你那时候对跟你走在一起的老二（也许是老三，史记中记载的是“中子”）说了这样一番让后辈不知多少人都感慨万千的话。你满脸淌着纵横的老泪问儿子：“现在我想牵着一只小黄狗，从咱们老家上蔡的东门走出去，到田野里去抓兔子，你说这还办得到吗？还有可能吗？”你儿子没有回答你，你们父子两个只是抱头痛哭！
是的。这个时候你们父子只能抱头痛哭了。只是不知当你们抱头痛哭的时候，是否想到了骊山深谷中的那个鲜红的血坑？是否想到了那几百个华夏人种里头的文化精英被坑杀时哭爹喊娘呼天抢地时那悲惨的哭声？
照常理、常情，当你被关在监狱等待处死的那些日子，你肯定想了很多，也许你想到了你“焚书坑儒”的“壮举”，想到了你的同学韩非临死时那不甘心的眼神，想到了被你矫诏而害死的太子扶苏……但是，不知道你是否找到了形成这一切的最初根源？
不过从你和儿子那肝肠欲裂的哭声中，人们可以猜测：你也许真的找到“根源”了。那“根源”就是：你人生的目标就是要做一个“仓中鼠”。
在你漫长的人生历程中，你肯定有过无数的生活细节，但司马迁只记下了你的几个典型的细节：（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这段记录真是精彩极了。当时你已经是一个小吏了，是一个可以吃官粮的“机关干部”了，已经和最底层的百姓（黔首）有明显区别了，但是你仍然不满足。当你看见厕所里的老鼠吃着脏兮兮的东西，看见人或者狗走近时，常吓得仓皇逃窜。可是粮仓里的老鼠，不但有吃不完的很干净的粮食，而且住着风雨无忧的大房子，丝毫没有见了人犬惊恐慌乱的狼狈相。于是你就有了对人生的感悟：人的有能耐或没能耐，就跟这老鼠一样啊！完全在于他自己所处的生活地位呀！处在好位置上，没本事也显得有本事，处在一个不好的位置上，有本事也会显得没本事。所以你就坚定地立下了人生的志向：做老鼠就要做大粮仓中的老鼠，做人当然就得做人上之人！
这大概就是你人生喜剧和悲剧最根本的原因。你的人生目标定位从一开始其实就出现了错位。为了实现你“做仓中鼠”的人生目标，你确实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你拜荀况为老师，而且确实成绩优秀，学有所成，单是你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就让古往今来无数“想干一番事业”的“有志者”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事实也证明，你非常有心计，无论是外交还是内政，你都有非常过人的出色表现，然而，正由于你的人生观从一开始就出现了本质性的错误，所以你虽有如此高超的“工作能力”，最后的结局却仍然让人唏嘘不已。当你和你的老师告别时，你向老师坦率地说出了你的人生观点和价值取向：“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人生再没有比处于卑贱地位更大的耻辱，也没有比穷困更甚的悲哀！所以，你奋斗的目标就是要脱离卑贱的地位，走出穷困的境遇，攀向荣华富贵的高峰！
当然，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不想卑贱穷困，你想尊贵通达，这原也是人之常情，本也无可厚非。但是悲剧的祸根在于，你把个人的荣华富贵看得太过重大了，其实在你之前，李耳先生（当时和后辈的人都称他为“老子”）、孔丘先生、孟轲先生、庄周先生，甚至包括你的老师荀况先生都说过意思差不多的话，就是人当自己想要过得好一点的时候，也一定要想到让别人也过得好一点（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且在追求个人的“幸福指数”时一定要有个限度，千万不能贪得无厌。然而，可惜的是，你把他们的话全都忘了，或者说你压根儿从心里就没把他们说的话当回事，甚至你还可能对他们的理论学说、人生观点、价值取向嗤之以鼻（在你老师面前，你已经明明白白地嘲笑过他们了），所以，你就一步一步地向你想要奔赴和不想奔赴的人生驿站和人生终点走过去了。你以出奇的才华混到了秦国权臣吕不韦的门下，又以那篇千古流传的《谏逐客书》征服了秦王嬴政，你得到了嬴政的高度信任，不仅位居宰相，而且儿女们也都和王室攀了亲，你一家（也许还惠及了某些族人和亲戚）炙手可热、红得发紫，用你自己的话说，就是“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身在“富贵极矣”之时，你的学识和修养还让你记得你老师给你讲过的“物极必反”的宇宙哲理，也曾发出“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的忧虑之叹。但是为什么在叹了之后却仍旧依然故我，我行我素呢？根子还在于，你对荣华富贵太迷恋了。正由于太迷恋荣华富贵，所以你之前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的那些至理名言，你此刻是并不会认真思考，更不必说切实地践行了。正是为了保住自己“仓中鼠”的地位，所以在个人私利和公家大义相冲突的关键时刻，你选择的是“个人私利为上”。当秦始皇突然在沙丘“驾崩”，而赵高阴谋矫诏让胡亥篡位来和你商量的时候，他摸准了你灵魂的死穴——自己的私利重于一切，所以就连珠炮似的向你提出了几个问题：“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於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
在这五个问题中，前三个问题你也许会不以为然（潜意识里你也许会认为你比蒙恬能力强、功劳大、谋划得更长远），但是后边的两个问题你绝对不能不正视！在和太子扶苏有长久深厚感情（旧）并深得太子信任（信）这一方面，你比不过蒙恬，尤其在“无怨於天下”这一点上，你更无法和蒙恬相比！你在百姓们（也许还有王公大臣）中间结的怨恨的确是太深了！蒙恬带领着将士们，栉风沐雨，披星戴月，不辞劳苦守卫在边疆，随时准备迎接出生入死的战斗；而你，身为丞相，虽然帮助嬴政结束了七国纷争的战乱，但是天下的百姓却丝毫没有得到休养生息啊！大量的兵役徭役、修长城、造皇陵、建阿房宫……哪一项不需要人民付出血汗乃至生命的代价？广大百姓的负担有多么沉重、生活有多么困苦是能用语言形容的么？而所有这一切，嬴政固然难辞其咎，但是你这“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当朝丞相能脱了干系么？假如在那关键的时刻，你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并能以天下大局为重，舍“私利”而顾“公益”，坚决粉碎赵高的阴谋（以你当时的权势与地位，这是易如反掌的事情），那么还会有后来发生的你个人的悲剧和大秦王朝的悲剧么？
司马迁在为你专门写的《列传》里，最后说了一段让后世无数人深长思之的话：
李斯……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適（嫡）立庶。诸侯已畔（叛），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
司马迁说：人们都认为你李斯对大秦王朝是极忠诚的，最后却“身被五刑”而死，觉得你死得冤屈，死得可惜。但是他从“根儿”（本）上来对你进行了考察之后，则认为你的实际情况与世俗的议论是不一样（“异”）的。那“潜台词”我想你是明白的，那就是：你最终的悲剧其实是你自己一手创作、导演并表演的，你怨不得别人，你是自种恶果而自食，你是木匠戴枷、铁匠戴镣——咎由自取，自作自受啊！假如你从“根儿”上就没有做“仓中鼠”的欲念，没有把自己的个人私利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么，他认为，你是完全可以和历史上有名的周公姬旦、召公姬奭比肩并驾的。然而可惜的是，同样都是辅佐君王，周公、召公在历史上是个啥角色？而你呢？
司马迁对你的评价，你服气吗？
哦，李斯先生，你不说话。你在想什么呢？
注释
[1]指春秋时晋国的之范、中行、知、赵、韩、魏六氏。《左传·襄公十九年》：“公（鲁襄公）享晋六卿于蒲圃，赐之三命之服。”《韩非子·孤愤》：“所以谓晋亡者，亦非地与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专之也。”
[2]齐国原是姜氏的封国。公元前481年后，齐国的大夫田常及其后人逐渐控制国政，以至于自立为国君，并由周安王册命为齐侯，姜齐遂变为田齐，史称“田氏代齐”。
四
接下来我要问的就是你——被称为“千古一帝”的始皇帝，嬴政。
不管你曾经拥有多么大的权力，也不管你生前或死后有人把你捧成神圣，或有人把你贬成魔鬼，我只把你当人看。因为你只活了五十岁，而且是突患重病不治而亡，死后尸体腐烂还发出了臭味儿，为了封锁你已死亡的消息从而实现他们的阴谋，李斯和赵高甚至动用了“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的法子。所以，你既不是魔鬼也不是神圣，你实实在在只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那么，作为人，你从这个世界走了一趟，你自我感觉“走”得怎么样呢？
确实，单从“实现个体生命价值”这一点来说，你真的没有白活一回！“流芳百世”也好，“遗臭万年”也罢，你确实是成功了。在你的祖辈为你奠定的雄厚基础上，你凭着自己的智慧谋略、胆识勇气，灭掉了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统一了天下，进而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行车的道路，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的目标，在你执掌天下的时期所修的万里长城，后来竟至成了华夏中国的标志，你为自己设计并派人监造的陵墓，至今考古界还不敢轻易开掘，为你“守护”陵墓的秦兵马俑，如今被称为可以和埃及金字塔等世界历史文化奇迹齐名的“世界第八大奇迹”，从而也让今天的临潼人民乃至陕西人民跟着你沾光，发了不少的“古迹财”。你把在你之前的“三皇五帝”全没放在眼里，你觉得自己比他们都伟大，所以把他们曾经使用的“皇”和“帝”一股脑儿全拿了过来，自称“始皇帝”，而且把从前普通百姓皆可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朕”据为己有，成为你的专用代词，把原本属于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条件地变成了你的私有财产……不说别的，单从这一点来说，你就是不折不扣的“千古一帝”了。因为自从你独创了“皇帝”和独霸了“朕”之后，中国“帝制时代”的两千多年时间里，所有的最高统治者，谁也没能超越你。尽管后来的武则天也创造过几个字，但她和你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你确实成功了！因为无论如何，谁都无法在历史的册子上把你的名字和你的人生经历抹去。你确确实实成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其他任何形象都难以替代的符号。
然而，你真的成功了吗？
是的，华夏大地上几百年分裂混战的局面，终于在你手里结束了，你让这一大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类重新实现了“统一”——大家“统统”来听从“一”个人调遣号令！但是，你“统一”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呢？确实，“统”成一个国家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没有了，但是人民到底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没有呢？如果你“统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天下所有的生灵都成为你随心所欲摆布的棋子、任意揉搓的泥团、随便践踏的花草，那么，你的“统一”就没有太高的值得赞美的价值！
天下百姓盼望统一，是希望天下太平——统一了，都成一家人了，都“在一个锅里搅勺把”了，就不会你争我夺“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地混战厮杀了，母亲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妻子相依相伴的丈夫，也就不会被不断地驱赶到战场上去表演那“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生命惨剧了。天下百姓盼望统一，是盼望在那肥沃的土地上有强壮男人耕种的身影，在那丰收的原野上有幸福女人放飞的歌声，在那北风呼啸的寒冬里，有一家人闭上柴门走进茅屋围坐在火堆边的其乐融融，而绝不是把原来姓田姓赵的指令换成姓嬴的指令，依旧没日没夜无休无止地流汗流血、妻儿离散、背井离乡。
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一个最高权威的领导者？就因为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发现，只有形成强大的群体，才能有效地抗击野兽、天灾以及同类中别的族群的侵害。只有组成较为庞大而强有力的群体，才能保证个体生命的安全和生活的安稳。而要形成一个有效的庞大群体，就必须有一定的“秩序”和一个或几个极为优秀的同类成为“领导者”或“领导集团”。领导者的“优秀”必须体现在：要么具有极高超的智慧，要么具有极强健的体魄并能释放出非常巨大的力量，而最优秀之处，就是他们既有博大的胸怀又有仁慈的心灵。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奋勇搏斗，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护本群体其他成员不受伤害。他们以自己的无私奉献赢得群体大众的拥戴，于是，“首领”就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大家之所以心甘情愿接受首领的领导与指挥，就因为大家知道，只有服从“他”或“他们”的领导与指挥，群体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所期待的利益。女娲是这样受拥戴的，黄帝是这样受拥戴的，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武几乎都是这样受拥戴的。在他们的领导下，众多零散的部落“统一”了，统一成了一个“天下”，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天下”生活得安稳而快乐，这“天下”自然也就维持得相对长久一些（至少也都在二百年上下吧）。这，才是天下百姓真正盼望的“统一”。
可是嬴政先生，你“统一”的目的是这样吗？历史是铁面无私的裁判者，他老人家给出的回答是最有说服力的回答。他说你不是！如果你还不服气的话，他就会问：为什么商汤、周武能在统一之后统治数百年之久，而你统一之后仅仅十几年，大秦王朝就土崩瓦解了呢？
所以，从做帝王的角度讲，往前看，你没有赶上商汤、周武，往后看，你也比不上汉文帝、唐太宗等。作为帝王，你开创并经营了一个短命的王朝，在“成功帝王”的考场上，你该给自己打多少分呢？
唐朝诗人章碣写过一首诗，叫《过秦始皇陵》，诗云：“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嬴政先生啊，当你的亡灵看到这样的诗篇时，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呢？你自以为功劳盖过了你之前历史上所有的皇和帝，但最终你在后世百姓心目中分量到底有多重，恐怕你永远也掂量不出来。你的被层层绿树掩映的陵墓虽然造得很有气势——虎踞龙盘（尽管到你进入这座坟墓时工程依然没有完全竣工），可是这到底有什么用呢？你就是造得“势入浮云”最终不还是“崩”吗？而且最可悲的是，同样的青山秋草，路人为什么“唯拜汉文陵”呢？汉文帝他体恤百姓啊！他与民休息啊！他才真正懂得为皇为帝之道啊！死后还一直让百姓怀念敬仰，那才算没白当一回皇帝啊！
当然，你也许会说，你看今天，我的陵墓前是多么热闹、何等风光啊！来看兵马俑的大多数游人（不管是高官政要还是普通百姓）也都要顺便来看看我的陵墓啊！而汉文陵前的景致能和我这儿相比吗？可是，嬴政先生，你如果仔细品一品两座陵墓前观赏者的目光，也许你会品出不同滋味的，尤其是当人们看到那些为你殉葬的男男女女白森森的骨殖的时候。
到了21世纪，人们多数都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当官（皇帝可看作是部分人类中最大的官）是暂时的，做人才是长久的。因为当官仅仅是在某一个时段做人的一种形态。
那么从做人的角度讲，你成功了吗？当然，当初你肯定认为自己是成功的。因为当周青臣等献上那些谄媚的颂词时，你是“悦”的。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观点，你也许表面上会谦虚一下，但你的潜意识里肯定认为自己是成功的，是从古到今（你的“今”）最最成功的一个人。单是“始皇帝”的创意和“朕”的专用，就已清楚地表明你心里对自己的评价了。当然，你生前“身边”的拍马溜须者和你死后“灵旁”的赞美欣赏者，也都说你的人生是很成功的。
不过在我看来，这要看对“人”的标准怎样界定了。自从人类成了“万物之灵长”之后，人不但能给其他生物命名，尤其是能给自己命名了。那么，在命名的时候，这名就一定有一个内涵标准。如果把能直立行走、能发出比较复杂的声音、表达比较复杂的情感、做出比较复杂的动作，在其他方面（体现生命本能的吃喝拉撒、争夺交配权和领地，为了自己欲望的最大满足而毫不留情地残杀异类甚至同类等）和别的动物基本没有差别的“高等动物”称作“人”的话，那么你绝对是极大地成功了！可是，如果换个标准，即超越前边所说的“那些”而赋予更多内涵的标准，符合这个标准才能叫“人”的话，你的所谓“成功”恐怕就要打很大的折扣。因为在你前边，庄周先生曾经提出过“人”的三种境界——“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你究竟达到哪个境界了呢？
“圣人无名”是能称得上圣人的人，是从不会刻意追求个人名声的高扬或长存的。然而辩证法就是这样有趣：他越是不追求名声，他却越有名声，最后竟被人们视为圣人。而最高境界的“至人”，他是连自己整个的肉体生命都不放在心上的。他让自己的肉体生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自然而来，自然而去，在这“来去”的路途上，他把自己生命中所有的一切都自然地奉献给“路途”上需要自己的人。他是“忘我”了，“无己”了，然而他的生命却真正地永恒不朽了。至人，就是最高境界的人。达到这样境界的人，大概才能算是最成功的人吧？嬴政先生，你达到这样的境界了吗？
你笑了。
不过你笑得有些尴尬，有些羞赧。因为你知道，你远远没有达到！你虽然很有本事，但你的私欲太重了。你太看重你的肉体生命了，你想让整个的天下万物灵长都受制于你，以及你生命的延续——子孙后代。为了这一点，你把天下的美女都网罗在你的后宫，让那些女人为你生下千千万万的后代，然后便是：皇帝由你开始，一传二，二传三，一直千秋万代绵绵不绝。你称始皇帝，你儿子称二世，不就是这意思么？你不光拼命地繁殖后代，而且还要千方百计使这肉体保持旺盛的活力。可是，大自然的规律是公正无私也是残酷无情的，你忽然悲哀地发现，你的精力似乎越来越不济了，你开始恐惧了（和老子、庄子洒脱地笑对生死比起来，你真是太可怜了）。当你成为始皇帝的时候，你大概真的是无所畏惧的，可是你现在恐惧了——恐惧“天”，恐惧大自然铁面无私的规律了。然而，你不想死，不愿死，你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你想“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你想“万岁万岁万万岁！”可是老天爷似乎不给你这个面子，所以你除了不远千里兴师动众地“祭天”之外，就是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地寻找“不死之药”。为了找到你梦寐以求的仙药和仙术，你确确实实是费尽了心机。
司马迁在专为你写的《本纪》里有这样一段：
始皇冀得不死之药，卢生说秦始皇：“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于是始皇“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处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弗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257页）
摸准了你的心思之后，极力为你张罗不死之药的卢生出了个馊主意，说是只要把你和某个妃子睡觉的地方秘密起来，就能获得不死之药。其实这种谎话，只要稍微动动脑筋，就能看穿那是自欺欺人的鬼话——毋令人知？这个“人”是谁？如是泛指，就是天大的笑话：所居之处，岂能无人？与你同眠共枕的妃子不是人？给你担任警卫的不是人？所以，你在某个宫里秘密地“幸”某一个女人，怎么会没人知道呢？既然有“人”知道，你的不死之药就“殆不可得”，可你偏偏就相信这样的鬼话。
编出这套鬼话的卢生，肯定是早早就给自己留了后路——因为从一开始你的行踪就不可能没人知道，而且世上没有长生不老之药，他们比谁都清楚，所以，一旦因弄不到药而你要降罪于他们时，他们立即就会搬出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死之药得不到，是因为你的秘密行踪被人泄露了。”他们戏弄了你，却很轻松地推脱了责任。然而，曾经聪明绝顶的你此刻却愚蠢至极地相信了那些鬼话。
有一段时间，你秘密地“幸”在梁山宫。从山上你看到了丞相把自己仪仗的排场弄得很大，脸上便现出了不悦的神色。可是你后来发现丞相仪仗队伍的车也减少了，马也减少了，不再那么张扬地招人耳目了。于是你断定，必是身边人泄露了你那天的反应；泄露了你那天的反应，就等于暴露了你的行踪；暴露了你的行踪也就等于断了你获取长生之药的路径。于是你专门成立了“专案组”严刑拷问，结果没有一个招认的。“没人招认”绝对难不住你，这样小小不言的“难题”怎么能难住你这样具有雄才大略的人呢？你只需轻轻地用手指头点一下，那天所有在你旁边的人就全都被抓起来了，并且很快全部被处死了，就像捻死了一群蚂蚁一样。
从此以后，你的行踪倒是真的都“莫知所在”了，然而你所祈求的“不死之药”得到了吗？你那贵重的生命“长生不老”了吗？从逻辑上说，你给自己定位为“始皇帝”的时候，其实应该是知道自己肯定会死的。因为如果你一直不死，就绝不会有“二世”乃至“万世”出现；同时，既然有“始”，就必然会有“终”，这么浅显的道理，你怎么就愣是搞不明白呢？
卢生“们”肯定知道所谓“不死之药”的骗局早晚会露馅儿，所以他们逃跑了。他们逃跑了，你这才意识到被愚弄了，于是你心里就积下了一股恶火，而这股恶火你必须要找一个方式来发泄，痛快淋漓地发泄！于是，那些对你并无深仇大恨的儒生们就成了你发泄恶火的对象，你终于下狠手把他们坑杀了……
坑杀儒生的理由，据说是为了你的大秦王朝江山稳固，然而，那么多的知识分子被“坑”之后，你的江山稳固了吗？还是唐朝那个章碣，他在另一首诗里这样嘲讽你：“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你以为儒生们读的书多，思想复杂，爱发议论，杀了他们就能消除威胁你统治的隐患，可是，真正把你大秦王朝推翻的刘邦和项羽，却恰恰是两个不怎么读书的武夫啊！你把书烧了，把读书人杀了，究竟有什么用呢？
你想长生不死，然而“天”（大自然）的规律却要让你的生命之树在第五十个年轮上枯萎，而且最后还让你的“龙尸”在大热天里发臭，嬴政先生，你当初寻求不死之药的时候，想到过你会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吗？以这种方式终结生命，而且在身后还留下了那么多令人嘲讽与诟病的“污点”，你的人生真的很成功么？
我想，你如果能够开口说话，无论如何也应该以你的人生经历，给后来那些迷官、贪财、恋权、爱势、私欲膨胀的人类说点什么吧？
怎么，你不说？那么，你又在想什么呢？
五
最后我想问的，就是你们——用鲜血染出“红坑”的众位儒生了。
按说，我实在不应该再惊扰你们了。你们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死得那样惊慌失措，那样悲苦凄惨，的确是应该安安静静地不要再受打搅了。不过，根据当地村民的传说，我猜想，你们似乎并不愿那样安安静静地昏睡，你们还是想诉说的，一直想诉说。当地人把你们的葬身之谷称作“鬼沟”，原因是每当阴雨连绵的夜晚，常能听到从那条沟里传来凄厉的哭声。村民们说，那哭声，父亲听见过，爷爷听见过，爷爷说不仅他自己亲耳听见过，而且他爷爷的爷爷老早老早就听见过。两千多年了，那哭声就一直没断过。那哭声肯定是那些用鲜血染红土坑的冤魂，也就是你们——被坑杀的儒生发出来的。为了抚慰你们的亡灵，汉文帝时期，这里的行政区划被命名为“愍儒乡”，清楚地表明了对你们的同情与怜惜。到了唐玄宗时期，又在这里建过“旌儒庙”，既告慰你们的灵魂，又彰显文化的功绩。可村民说你们却一直在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两千多年了，你们为什么哭？
我想，你们一定是感到委屈，感到哀伤，感到悲愤。你们学了很多知识，你们原想用你们的知识为新兴的王朝做出一份贡献。你们向始皇帝提建议，对他的不能恤民安民的行为提出批评，其实最根本的目的，是想要让这个新兴的王朝长治久安，更加繁荣，也建树起像文、武、周公一样的不朽事业呀！不管那周王朝后期的王权是否名副其实，但那大周的国号好歹也维持了八百年哪！春秋、战国那个时候，那个学术的风气是多么令人心神舒畅呀！老子讲他的清心寡欲，清静无为，“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孔子讲他的“仁者爱人”，“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说他的“王道”；墨子说他的“兼爱”；庄子说他的“逍遥游”；孙子说他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表面看起来似乎谁都不服谁，但实际上谁都不会彻底否定谁。因为大家所有的学说和议论，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让这个充满了苦难的人间减少苦难从而变得美好幸福。理论上尽可以争得面红耳赤、热火朝天，但谁都不对谁进行人身加害。而正是在这样七嘴八舌的争鸣之中，人类的智慧互相碰撞，从而绽放出了更加明亮灿烂的思想火花，皇皇华夏民族的思想宝库里才有了那么丰富而璀璨的思想瑰宝。依照以往的经验，你们都以为这个有着雄才大略的始皇帝一定会有更加广阔的胸怀，一定能够包容各种各样的声音，一定会保障人类的各种智慧都能得到闪耀光芒的空间……可是你们任何人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最后竟然落了那样悲惨的下场。所以你们要哭，是这样吗？
当然，在老前辈的亡灵面前，我是没有资格说长道短的。不过，为你们着想，想让你们不致太过委屈，我还是要责怪你们几句：孔丘先生不是早就告诫过人们“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言，失言”吗？面对那种不值得给他出谋划策的人，你们为什么还硬要向他忠心耿耿地献计献策呢？你们那样做、那样说，不仅对不起你的那些“言”，而且更对不住你们的“命”呀！要说悔，你们真该把肠子悔青的呀！
怎么？我对你们的“批评”你们并不以为然？而且，你们也并不后悔？为什么呢？哦，你们觉得，既然身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有知识分子的担当，哪怕是遭到暗算，遭到屠杀，该挺身而出说话时还是要说话的。当他们应该担当道义的时候，不是依然有那么多的“脊梁”无所畏惧奋不顾身么？村民们以为你们一直在哭，其实是村民们的误解，如果仔细品鉴，听出来的，也许正是一种别样的笑声。
啊，起风了。
伴着阵阵微风，夕阳映照着的骊山红得十分艳丽。“长安八景”之一的“骊山晚照”，还真是让人心旷神怡啊。在怡人的晚照里，我凝望着刻有“秦坑儒谷”四个大字的石碑，久久地沉思着。石碑的背面，有一篇不短的碑文，那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始皇暴虐，焚书坑儒，民不堪其苦，二世而亡。先贤诸儒罹难，历代悼祭不辍。居是乡人，追念仰止，缮其冢，重修旌儒庙，今勒石昭揭，誌其崇文仰贤志也。”（陕西教育学院图书馆馆长高云光撰书，秦始皇坑儒遗址纪念馆筹建处勒石，1994年4月25日）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二十年过去了，除了竖起一座厚重的石碑之外，“坑儒遗址纪念馆”并没有修建起来，但是每年春末夏初，总有数百名军校学员在教师的引导下来到石碑旁，说李斯的功与过，说嬴政的败与成，说儒生的失与得。因为就在“坑儒谷”旁不远，有一所为导弹部队培养军官的大学，在这所高等军事学府里，文化建设近多年来一直搞得如火如荼；因为学校上上下下都明白一个真理和事实——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文化强国、文化强省、文化强校，现在正成为华夏儿女的共识和切实行动。铁的事实证明：文化，其实是谁都毁灭不了的！既然人类需要文化，发明创造了文化，文化的生命就是强大而永恒的，谁想毁灭文化，只能说明他愚蠢。几百个儒生的肉体生命是被暴力消灭了，但儒生们所拥有的文化生命却是谁也消灭不了的。只要有人提起秦始皇和李斯，就不会忘记那些被坑杀的儒生。在儒生们被坑杀两千多年之后的今天，儒生们的“祖师爷”孔子——那个命运多舛、一辈子也没有十分风光过的教书先生，在全世界的威望却远远超过了秦始皇，据说现在全世界已有一百多所“孔子学院”，而“秦始皇学院”似乎还没有一所，看到这样的情景，儒生们能不发出欣慰的笑声么？
儒生们的笑声似乎已经回答了我的叩问，于是，我也笑了。
刊于《终南文化》2014年春之号
把“约会”进行到底
从穿上军装的那天起，我就有个强烈的愿望——在部队一直工作到老。
当兵四十一个年头后，在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办理了退休手续，我的军旅生涯算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可以说，自从和“八一”约会之后，数十年间，“八一”对我恩深情重，我对“八一”的深爱，也始终坚定不移。
我最早认识“八一”，是在电影银幕上。那是在我十岁左右（1963年前后）的时候，我在乡间的打麦场上看到了几部电影——《狼牙山五壮士》《苦菜花》《地雷战》《地道战》等。播放那些影片的时候，最先出来的总是一个四周都在放光的五角星，而五角星的中心处，便是用“八一”两字组成的图案。那些电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凡是开头有“八一”图案的电影，都让我激动得热血沸腾——拍的是激烈的战斗，颂的是不怕牺牲的英雄。不知不觉，我对“八一”二字便产生了深深的热爱。
年龄稍长，多读了几本书，我不仅知道了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王杰、欧阳海等英雄的故事，而且也听到了毛主席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指示，于是心中就有了一个梦想：如果能在“八一”军旗下当一名解放军战士，那该是多么光荣、多么幸福的事情！全国都要学习的人，那该是多么高尚、多么伟大的人啊！然而那个时候心里却又常常自卑：我无比热爱解放军，可这支光荣伟大的军队能不能让我走到那鲜红的“八一”军旗下呢？假如要打比方，那就是：我很想跟“八一”有个约会，可“八一”肯不肯接纳我，我心里还真的没底。因为那个时候想和“八一”约会的农村青年太多太多了，我这个家庭成分是“中农”的“回乡知青”，部队会要吗？
幸运的是，1972年底，托父老乡亲真诚关爱的福，我被推荐参加了目测，参加了体检，最后又通过在粗瓷碗里放玉米豆的“投票”方式，我被“选”成了参军应征者。
为了考验我本人及家属对参军的诚意，接兵的排长到我家里进行了一次家访。排长对我父亲说：“我们是铁道兵，是修铁路的，打隧道、架桥梁，工作非常劳累、辛苦，你舍得让儿子去吃这个苦吗？”
我当时真害怕父亲有一句话说得不妥当而让我从军的梦想成为泡影，直想代替他说上几句有“政治水平”的话，没想到父亲的回答既出乎我的意料，也让我十分感动。
父亲说：“舍得。我这儿子从小就在庄稼地里干活，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不怕。”
排长又说：“在我们铁道兵部队里，死人的事经常发生。万一遇到意外，就会有牺牲……”
父亲回答得更加斩钉截铁：“牺牲也不怕。我有三个儿子，就是牺牲一个，我还有两个呢。不怕，你就让他当兵去吧。”
就这样，我终于如愿以偿地穿上了军装，真正地和“八一”约会上了。
当兵以后，先是在陕南修襄渝（湖北襄樊至重庆）铁路。后又转战青海高原修建青藏铁路。1977年恢复高考，我从部队考入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穿着军装从地方大学读了四年书，毕业后重又回到了铁道兵部队。我原本想用自己的所学的知识在部队大干一番事业，没想到回部队不久，忽然传来一个消息：国家要大裁军，铁道兵数十万弟兄全都要脱下军装集体转业了。那个时候，我和所有的铁道兵弟兄一样，心中感到十分痛苦。我们都爱这身军装，都爱军人这种职业，更爱军人的这份荣誉。然而为了国家大局，我们只能把这份痛苦埋在心底，默默地面对即将到来的现实。
由于太留恋部队了，于是有人向有关首长询问：假如自己能联系到愿意接收的部队单位，可不可以在集体脱军装之前调到别的部队去？感同身受又体恤下情的首长说：可以。
于是我也开始四处联系。通过一个朋友的推荐，我和二炮技术学院（二炮工程大学的前身）的干部部门取得了联系。我向学院写了一封自荐信，除了对自己的“能力”做了基本不夸张的介绍之外，还附上了自己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特别将自己在上大学期间发表的九篇小说装订成一个册子，取名“学步集”（文学路上刚刚“学步”之意），一并寄给了学院。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在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只付出了两支“牡丹牌”香烟的“代价”（来询问调动情况时，给干部处长和干事一人让了一支），竟顺利地实现了“跨兵种”调动。学校风气之良好，干部品质之正直，让我一下子对二炮部队有了极大的好感，也更激起了我对人民军队的热爱。我在心中暗暗发誓，到了这个新单位之后，一定要百倍努力地工作，为“八一”军旗增添光彩，绝不能犯任何错误给“八一”军徽抹黑。
在学院工作三十一个年头之后，我参军时的梦想得到了完美的实现——我真的当了一辈子兵，穿着军装在我热爱的部队退休了。二十年前（1994年），我曾写过一篇散文，题为《军装赋》，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也许有一天我将不得不和军装告别，但是，在进火葬场之前，我一定要给儿子留下遗言：假如还保留骨灰，一定别忘了在骨灰盒上放一套军装！”
今天，当又一个“八一”建军节来临的时候，我则要自豪地说：自从我和“八一”有了约会之后，“八一”始终没有抛弃我，而我对“八一”的热爱，也一直忠贞不渝。
刊于2014年8月1日《火箭兵报》
高碑挺立天地间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虽然已经年过花甲了，但每当唱起电影《英雄儿女》主题歌里这几句歌词时，我仍常常会不由自主地热血沸腾甚至热泪盈眶。眼前总会浮现出那一幅惊天地泣鬼神的画面：纷飞的战火，弥漫的硝烟，震耳欲聋的炮声，猎猎飘动的战旗，英雄王成高喊着：“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然后手握爆破筒，拉开导火索，满眼燃烧着对敌人无比仇恨的火焰，纵身向潮水般涌来的敌群跃去……然后是巍巍高山、滔滔江河和辽阔无边的大地。
每当想到这样的画面，我就在心里问自己：历经风霜雨雪春花秋实数十年岁月流水的淘洗，为什么这画面还是那样清晰，那样令人感动，那样让人血脉贲张、心灵震撼？这时，我也常常会听到一个声音告诉我：因为那画面凝结着的，是烈士之魂！烈士之魂不仅是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更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永恒存在——只要人类不灭绝，烈士精神就一直会被人崇拜，被人敬仰。烈士之魂必然永远生机蓬勃，永远枝叶葳蕤，永远花朵鲜艳！自然，那画面也就会永远清晰，永远生动。
烈士之魂之所以会成为一种永恒的存在，就因为，只有为正义事业而牺牲的人才能被称为烈士，只有“为人民革命事业而牺牲”的人才能被称为“革命烈士”，而“正义”和为了保持正义而进行的“革命”，则是绝大多数人类永远不可或缺的需要、向往和追求。
关于“烈士之魂”的定义，也许不同的人会给出许多种不同的说法。但是不管表述怎样“不同”，有一点却应当是完全“无异”的，那就是，当这个人献出生命的时候，他的目的绝对是为了“利他”而不是“利己”。三国时期的曹植曾在他的《白马篇》里写过这样的诗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诗句不仅给后人留下了“为国捐躯”“勇赴国难”“视死如归”的成语，更给人们留下了烈士之魂的“标准”——之所以能够“视死如归”，就因为捐躯所赴的是“国难”。革命烈士车耀先的英名之所以永远辉耀革命史册，就因为他以“愿以我血献后土”的精神，“换得神州永太平”；何敬平“愿把这牢底坐穿”的誓言之所以掷地有声，就因为他“坐穿牢底”的目的是“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陈毅元帅当年在被敌军围困、形势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所写的《梅岭三章》，六七十年来之所以一直感人肺腑，就因为他在那特定的历史时刻写出了永恒的烈士之魂：“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我今日的牺牲，为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自由幸福！面对屠刀，从容高歌“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的革命烈士夏明翰，则更直接明确地道出了他勇于牺牲的真谛：“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只要能实现让天下受苦人得解放享幸福的共产主义理想，那么，即便砍掉自己的头颅又有什么要紧？！
烈士之魂，就是为正义、为人民、为革命事业而甘愿牺牲的高贵精神。
烈士之魂之所以永恒，不仅在于因其高贵而永远被广大人民群众在心中珍藏，而且更在于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一个英雄倒下了，千万个英雄站起来”就是这种生命力、感召力的生动体现。烈士之魂就像一株耸入云霄的大树，历时越久，其根须越深远，枝干愈粗壮，花叶愈繁茂。不用看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单是翻开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史册，我们就会发现，在闪耀烈士精神光辉的天空里，亮星竟然是那样密集，那样繁多，多得令人目不暇接，简直数都数不清。从李大钊、赵世炎到杨靖宇、赵一曼，从方志敏、刘志丹到董存瑞、刘胡兰，从黄继光、邱少云到雷锋、王杰、刘英俊，从欧阳海、梁忠孟到孟祥斌、陈大桂、沈星……
于是我不由得便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名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数都数不清的烈士，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正由于有了这数都数不清的“脊梁”，中华民族才能够生生不息，繁荣强大，以不容任何小丑藐视、蔑视的高贵姿态，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烈士之魂是永远飘扬的旗帜，烈士之魂是永远盛开的花朵，烈士之魂是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烈士之魂是整个人类文化历史的永恒瑰宝！只要我们永远高持这瑰宝，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完美实现。
刊于2014年9月30日《火箭兵报》
我的“集邮传奇”
屈指算来，我集邮已有整整四十年的历史了。细想起来，多少还有点“传奇”色彩。
我爱上集邮，和老曾有关。
老曾全名叫曾玉德，青海省互助县人，1975年时，他是青海省天峻县邮局的投递员。
与老曾相识，缘于我的工作。
我是1972年参军的，当的是铁道兵。
新兵训练是在户县进行的。新训结束后，坐了三天“闷罐子”火车，绕道湖北赶到了陕西省安康市白河县。在汉江边的石头滩上，我被分到了铁十师四十七团三营十三连。坐卡车来到陕南旬阳县蜀河镇，我和战友们一起开始向一个叫“险滩沟”的隧道发起“进攻”，流了很多汗，多少也流了一点血（一次从三米多高的排架上摔下来，锋利的石头在手掌根划了一道挺深的口子，缝了六针），算是实实在在为襄渝铁路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也许是工作还算踏实，也许是多少有点文化（高中毕业），1974年初，当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拿起笔做刀枪”，满腔怒火“批林批孔”的时候，连队指导员把我作为战士理论骨干，带到团里参加了一个理论培训班。在这个班上我发了一回言，鬼使神差地又被通信股的股长发现并看中，不久就被调到位于沙沟的团部，当起了收发员。
收发员，其实就是负责接收发送全团报纸、信件的战士，名义上，“职务”与基层连队的班长相当。
就因为当上了收发员，我和集邮结下了不解之缘。
襄渝铁路修通之后，全师官兵又“背上了行装扛起了枪，满怀豪情斗志昂扬”地奔上了青海高原，开始了“雪域天路”的修建。1974年初，我所在的铁四十七团到达青海省海西州天峻县，主要任务是打通海拔三千七百多米、全长四千多米的关角隧道。这隧道是当时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隧道。团部设在天峻县城，收发室随团部，自然也在县城。由于干的是收发报纸信件的工作，所以和县邮局打的交道最多，尤其和几位邮递员非常熟悉。
最熟的就是老曾。老曾很善良，也很热情，不但帮我从牧民手中买过羊皮，而且还常给我讲一些做人的道理。他不仅健谈，而且谈话也很有“文化”水平。一件很偶然的小事，他让我爱上了集邮。
那是1975年的一天，他把报纸、信件和我交接完毕之后，说是今天所有投递任务都已完成，就顺势在我房间的椅子上坐下了。我很喜欢和他说话，就给他倒了杯开水，然后便一边分拣信件一边和他聊天。突然，他指着我的脚下喊道：“小韩，这张邮票你要不要？”那表情，惊讶、欣喜，同时还充满了神往，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似的。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看到了脚旁的一枚邮票。邮票画面上，正中间是一个身着蒙古族服装的青年妇女，她牵着一匹白马，两旁各有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孩子正亲切地向她微笑。我知道这是新近刚发行的邮票《乡村女老师》中的一张，面值八分。
那年月，部队官兵和亲友交流感情的主要方式就是写信，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平信。人多信多，几乎每次都是一麻袋。信件在袋子里互相摩擦，往往就有粘贴不牢的邮票被“挤”得掉了下来。我把信件倒在地上分拣，每次分完，地面上总会落下些脱离了信封的邮票，少则一两枚，多则三五枚甚至七八枚。收信的战友最关心的是信封里头的内容，对信封外的邮票则很少有人留意。我原本也和他们一样，对那些邮票毫无兴趣。只要信能到达战友手中，没有邮票有什么要紧？在我眼里，那些掉下来的邮票和撕碎的废纸没什么两样，厕所旁边的垃圾堆将是它们最后的归宿，所以就随口说道：“我不要。”
老曾立即弯腰捡起了那枚邮票，脸上居然布满了欢喜的颜色。
我对他的行为和表情十分不解，就问：“这旧邮票还有用吗？”
老曾没回答我的问题却反过来问我：“你不集邮吗？”
“集邮？”这两个非常陌生的字眼弄得我满头雾水，我问，“什么是集邮？”
老曾似乎明白了我在这方面完全是一张白纸，于是笑着给我解释：“集邮，简单说就是收集邮票。把零散的邮票或者其他邮品收集起来。”
我依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收集这些有什么用呢？”
老曾想了想说：“大道理我给你也说不来。明天，我把我的集邮本拿来给你看看，也许你就明白了。”
第二天，他果然拿来了两个很精致的绸面大本子，兴致勃勃地对我说：“来看看我的集邮本吧。”
他刚小心翼翼地打开本子，我的目光立即就被拉直了，仿佛看见了一幅奇异的图画。那些平时在我眼里普通之极的邮票，在他的本子里竟放射出了那样令人惊叹的光彩——那些小小的带着齿牙的彩色方块纸片，既平整又光洁地粘贴在白净的纸面上，仿佛受过训练的队伍似的，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不同的行列。那行列有的长，有的短，但汇集到一个页面上，宛然几支将要参加大型联欢会的舞蹈队在同一场地上待命，五光十色，异彩纷呈，自成姿态，各有意趣。
老曾轻轻地一页页地翻着，一行行地给我解释：“这是1962年发行的一套‘纪’字头的邮票，内容是‘梅兰芳舞台艺术’，你看，这一枚是他演《抗金兵》的画面，这一枚是他演《宇宙锋》的画面；这是1965年发行的一套‘特’字头的邮票，内容表现的是少年儿童体育运动，一套共八枚。这是一套……”
他如数家珍一般向我展示着他的收藏，我则看得如痴如醉，听得似傻似呆。天哪！原来这集邮竟是这么神奇有趣，竟有如此美妙的风光景致啊！那一枚枚小小的邮票，不仅是一座座微缩的艺术花园，而且也是一套套精炼的历史丛书啊！观览这些邮票，不仅能任意游览色彩斑斓的艺术花园，而且也能随时步入悠长的历史隧道，去参加“开国一周年”“建国十周年”的庆典，去会见“革命青年的榜样金训华”和“石油铁人王进喜”……
通过老曾的介绍，我增长了许多集邮的知识，知道了什么是特票、纪票、信销票，懂得了首日封和小型张、小版张的区别等。也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有所感悟：集邮原来是一项很高雅的业余文化活动啊！能让人开眼界，长见识，能让人怡养性情，陶冶心灵。
从此，我爱上了集邮，并开始了集邮的行动。我是收发员，身在收发室，自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每次从信封上“自动”掉下来的邮票，我再也不往垃圾堆里扫了，而是全部装进了一个备用信封。同时，我采用“三个面向”的方式，开始主动搜集。
一是“面向机关，当面求索”。往机关各个办公室送报送信时，若发现了自己尚未收集到的“新”票，我就开诚布公地向收信人询问是否保存邮票，如果对方没有保存的意向，我就等着他把信拆开后，用自带的小剪刀从信封上把邮票剪下来。让我欣喜的是，绝大多数同志都非常慷慨，我要哪一张，他们就让我剪哪一张。我早期所集的邮票，几乎有一半就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得来的。
二是“面向基层，电话请留”。当然，“请留”的对象主要是我一个公社的同乡战友。原先，每当在收发室看到同乡战友的信件时，我常常“以公徇私”——利用收发室的“专用电话”早早地向他们报告。虽然当时并无“烽火连三月”的战争，但对于身在高原远离亲人的战士来说，哪怕是半张纸的一封平信，也有着“家书抵万金”的价值。能早几个小时得到“有家信来”的消息，心里就会早几个小时得到安慰和幸福。自打懂得集邮的意义后，在“徇私”向战友报告消息时，就会加一句“你信封上的邮票还要不要”的询问。乡友们几乎百分之百地回答：“不要。”这时我就提出要求：“那你就把信封和邮票都留着，别弄脏弄破了，过些日子我找你去拿。”尽管有的战友为了让我少受麻烦曾多次说过“你要觉得有用就直接从信封上撕下来”的话，然而我却很少那样做。一来，直接从信封上撕很容易把邮票撕烂，二来，我也不愿战友看见信封被撕的痕迹心头不愉快，所以基本都是采用“电话请留”的办法。这种途径收集到的邮票，为数也不算少。
第三就是“面向邮友，互相交换”。在天峻县时，主要是和老曾交换。他手头有不少富余邮票，多是建国初和“文革”前的老邮票，而在新邮票的收集方面，他却没有我的“成果”多。他虽在邮局工作也很爱集邮，却从不随便撕扯别人邮件上的邮票，他的这种职业道德很让我感动。我之所以要当面向战友索求而不擅自利用“优越条件”强行撕取，和他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1977年恢复高考，我从部队考进了青海师范学院。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王宏伟（现为新华社甘肃分社社长）也是一位集邮爱好者，“集龄”比我长，“库藏”也比我的多。不过世上的事往往总会应了那句老话：“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在我总量远不及他的“库藏”中，也有他所没有的“稀罕物儿”，于是我们在互相鉴赏邮册时也交换各自的富余，邮册就又丰富了不少。
在西宁，第一次买到了专用的集邮册，集邮生涯算是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本人经济状况的不断改善，我也逐渐改变了“四处求索”的集邮模式，开始从邮局订购集邮年册了，实现了从“土八路”向“正规军”的飞跃，一年买一本，每本都是新票，二十余年来从未中断。
不过说实在话，虽然后来集邮的“档次”提高了，但我从中感受到的乐趣却少了许多。因为我看到很多人把集邮变成了一种拜金色彩非常浓烈的商业行为，特别是某些邮局把卖集邮册作为“任务”向员工硬性摊派，实在让人心中有一股说不出名堂的滋味。我爱上集邮，是因为觉得这是一项高雅的文化活动，除了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外，还能为自己的工作提供帮助（比如讲课讲到“中国古代服饰”这一知识点时，我把1980年发行的那套J58邮票拿到课堂让学生浏览，就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我从来没想通过集邮去发财，所以当有人知道我集邮而想要买我的部分收藏时，我一概都拒绝了。将来我的后辈会不会用我之所集来换钱，我无法预知也无法掌控，但起码在我的有生之年里，我不会那样做。我只想在检阅我的集邮成果时，欣赏奇丽的艺术，追忆逝去的历史，回味寻觅的乐趣，思考多彩的人生。
上边说的，就算是我的“集邮传奇”吧。
刊于2015年7月10日《青海日报》
冰山仙境梦中游
——观《青海风光》邮资明信片之《格拉丹东》随想
看到《青海风光》邮资明信片里的格拉丹东雪峰，我便想起了我到过的一个地方。那里，天上飘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地上积着能将人埋没的积雪，左看是险峻奇绝的冰山，右看是晶莹剔透的冰宫，举目四望，冰塔林中，有高耸入云的冰柱，彩虹一般的冰桥，有神秘莫测的冰洞，还有鬼斧神工雕琢出来的冰斗、冰舌、冰沟、冰桥、冰草、冰针、冰蘑菇、冰钟乳……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冰雪的世界里，却奔跑着野牦牛、藏羚羊、藏野驴、高原兔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银装素裹的山上山下，炎炎烈日照耀着，冰消雪融成一道道清澈明亮的小溪，潺潺溪水滋润着辽阔的草原，草原上盛开着五颜六色的野花，成千上万只蝴蝶在姹紫嫣红的花朵间翩翩起舞，罕见的黑颈鹤在熠熠闪光的冰柱林中惬意地飞翔，成群的牛羊在碧绿的草原上云朵一般轻轻地飘动，穿着美丽服装的藏族同胞跳着欢乐的舞蹈，数十名藏族青年骑着各色骏马在举行赛马大会，马儿像箭一样向着那些冰塔林奔驰，而且一边奔驰一边高呼：格拉丹东！格拉丹东……
奇怪吧？您一定会说：世上哪有这样的地方？这种神仙待的地方，你大概是在做梦吧？您还真说对了，这种仙境，我确实是在梦里见到过，而且见过不止一次。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呢？这就得说说几年前我的那次青藏之行。
那是2011年8月，我和四十余位“老铁战友”重走青藏线时，曾在唐古拉火车站向一处美景远远地眺望了几分钟。那处美景的名称就叫作“格拉丹东”。
“格拉丹东”是藏语，意为“高高尖尖的山峰”。位于青海省西南部格尔木市唐古拉山乡境内，是唐古拉山脉的最高峰。系由南北长达五十余公里，东西宽三十余公里，攒聚约五十余条山岳冰川群所组成。格拉丹东冰峰西南侧之姜根迪如冰川是长江正源沱沱河的发源地，故这里亦被人们称为“长江之源”。
格拉丹东雪山除了是长江的源头，它还是一个绝佳绝妙的旅游胜地，因为在它东面的山脚下，有一个面积约八百平方公里的冰塔群，被当地人们称为岗加巧巴（意为“百雪圣灯”）。
由于“重走”活动的行程计划中没有到冰塔群观光的安排，所以我并未能亲自走近格拉丹东冰川，但是，听去过冰川观览的战友介绍：那里有高达六七十米的冰塔林，高耸入云，一座挨一座，有的像撑天玉柱，有的如摩天水晶楼，有的似宝剑，寒气凛凛直刺云天；有的状如奇塔千姿百态，简直是一座奇美无比的艺术长廊。有些冰塔的底部经过融化，形成了许多干净而舒适的冰房，门前挂着由许多细长的冰柱构成的帘子，步入其中稍坐片刻就有一种温暖如春的感觉。造物主的神工鬼斧，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听着战友的描述，除了生出些“只能耳闻不能目睹”的惋惜之外，就只能对那神奇的仙境注目远望了。当我站在站台上向格拉丹东雪山眺望的时候，却情不自禁地就想到了1974—1984这十年间我的老铁弟兄们修筑青藏铁路的那些日日夜夜，想起了隧道大塌方后战友们与死神搏斗抢险救人，想起了我在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下顶风冒雪推斗车、倒石砟……
1984年铁道兵集体脱军装转业的时候，青藏铁路只修到了格尔木。除了当时国家政治经济条件不允许这个大背景之外，唐古拉山区“永冻层”的难题，也是铁道兵战士当年把铁路未修到拉萨而不得不憾离青藏高原的原因之一。格拉丹东冰川地段，是青藏铁路全线气候最恶劣、地质条件最差、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斜坡湿地广布，高地温、高含冰量冻土地段较长，冻胀、融沉作用强烈；安多以南还分布有岛状冻土和深季节冻土。冬春时气温很低，寒风凛冽；七八月份天气转暖时，雨水又非常丰富，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几分钟前还是晴空丽日，可是转眼之间，刚刚飘过来的一片云彩就变成了雨雪或者冰雹。
为了攻克在高原“永冻层”上修铁路的科技难关，当年铁十师五十团十三连的战友们曾在唐古拉山区高寒地带进行过异常艰苦的探索与实验。当他们从山上下来体检时，发现许多战友的心脏都发生了变形。尽管后来战友们带着遗憾下了高原，但当中铁二十局（即脱了军装的原铁道兵十师）的弟兄们“四上高原”（我们1974年上高原是铁十师“三上高原”）再次擂响“要把铁路修到拉萨”的战鼓时，当年十三连战友用青春热血与生命换来的宝贵经验，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铁路终于通到拉萨了，铁龙终于向着布达拉宫高声鸣唱了，许多战友们流下了感慨万千的泪水，他们为自己当年的血汗没有白流而感到万分欣慰。
远远望着格拉丹东雄伟而俏丽的身影，我们在回味当年艰苦奋战历史的同时，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后来筑路人的一片苦心：唐古拉车站地处多年冻土区，位于青藏铁路的最高点，海拔五千零六十八米，是当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火车站，也是青藏铁路最重要的旅游观光车站。为了方便旅客在唐古拉车站观赏并拍摄到唐古拉山主峰——格拉丹东的雄姿，筑路人精心选择车站位置，在能望见各拉丹东雪峰的最佳地段建设站台。旅客只要站在站台上往西望，就可以看到唐古拉山六千六百二十一米的最高峰格拉丹东雪峰的美丽容颜。拿出性能稍好点的相机，就能清晰拍到格拉丹东令人惊叹、令人神往的画面。
我用相机也拍了几张格拉丹东雪山的远景，重新上车后那些曾在冰塔林一饱眼福的战友又开始了绘声绘色的讲述。他们说：那些冰塔林，其形状真是千姿百态，有的就像雕刻大师精心雕刻而成的水晶塔，塔身在阳光的照射下，闪动着五颜六色的光柱，那些光柱纵横交错，让整个冰林仿佛变成了一个彩虹的世界。风儿吹过高耸直立的塔顶，立即就传出法铃一般悦耳动听的声音。有的冰峰简直就像玛瑙雕成的骏马的耳朵，两边对称和谐得实在让人击掌叫绝。最神奇的，是在冰林深处，有一座断体的冰塔，其残存的根部有个深深的裂缝，这个冰缝中竟能闪烁出灿烂的七色光，色彩缤纷，变幻莫测，引人入胜。究竟这是哪里来的光，竟无人能说得清。有人说是山神头顶的宝珠闪的光，有人说是龙宫里龙女颈上项链的晶光，也有人说是冰山仙女掌上明灯闪耀的灵光……
听着战友口若悬河的讲述，看着车窗外草原上的野牛、野驴、藏羚羊和雪鸡，不知不觉，人世间有生命的美和无生命的美全都交织融合成一个和谐的世界了，于是我就有了本文开头那个美丽的梦境。
格拉丹东，我虽然没能走近你身旁触摸你那纯洁晶莹的肌体，但是能在梦中畅游因望你而生的仙境，也让我感到非常幸福了。
刊于《国家名片上的丝绸之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
赤岭日月千古情
——观《青海风光》邮资明信片之《赤岭胜景》有感
我曾在青海工作、生活了十年，青海相当于我的第二故乡。所以当看到2002年发行的《青海风光》邮资明信片，我的心就像一张安静的古琴突然被一双大手使劲拨了一把似的，久久地颤动不已，久久地余韵难息。看到第八幅图片《赤岭胜景》时，我不由得轻轻地喊了一声：这不就是我多次经过的日月山吗？
想起日月山，沉睡在心海深处的一些句子，竟像随水游动的鱼儿似的，忽然全都向脑际涌来了——
迎风冒雪，站在日月山上，
我睁大双眼极目远望——
望见了千里之外的长安，
望见了千年之前的大唐，
望见了文成公主西进吐蕃的队伍，
望见了贞观之治的大气与辉煌！
传说中公主留下的日月宝镜呵，
至今依然在这里闪耀光芒！
迎风冒雪，站在日月山上，
我张开双臂让激情飞扬，
铁道兵肩负着神圣的使命，
定要把通天的铁路修到西藏！
山高路险，雨雪风霜，
任何困难都无法把我们阻挡！
今日的人民子弟兵啊，
大无畏的精神与日月同光！
如果上边这些文字也能称之为诗歌的话，那么这首近乎标语口号式的诗歌，是三十多年前我在青海时信笔涂鸦的产物，题目叫《日月山抒怀》，记在我的日记本里。诗前有一小序，文曰：“前日乘师机关班车自西宁回乌兰，途经日月山，风雪交加，坡陡路滑，几处危险路段，乘车人需下车并推车前行，情景颇狼狈。至山顶，环视漫天风雪，忽有所感……”这段文字，记录了那次乘车路过日月山被风雪所困的经历，也记录了那时候自己心中的所谓“豪情壮志”。
我1972年参军，当的是铁道兵，在陕南修完襄渝铁路后，1974年6月又奔上了青藏高原，投入了修筑青藏铁路的战斗。在海拔三千七百余米的关角隧道干了一段时间后，被抽调到设在乌兰县的师政治部创作组工作。因工作关系，我多次往返于西宁与乌兰之间，日月山也成了我多次驻足逗留的地方。
日月山，南北朝至唐代时叫作“赤岭”，是北魏和吐谷浑、唐和吐蕃的界山，因山顶砂土赤红而得名。2002年发行的《青海风光》邮资明信片上，展示日月山风光的图片，就命名为《赤岭胜景》。
赤岭，地形险峻，战略位置重要，早在汉代，就已经是我国“丝绸辅道”的一大驿站，唐代时，赤岭更是唐蕃古道的必经之路。
那么“赤岭”后来为什么又被叫成了“日月山”呢？这与一段豪迈的历史有关，也与一个美丽的传说有关。
据《唐书》记载：贞观（627～649）年间，唐王朝与边疆各民族和睦相处，各族首领纷纷派遣使者向唐朝公主求婚。当时的吐蕃国王松赞干布开明治国，为引进文化、加深友谊、安定边境，在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后，派禄东赞到长安求婚。唐太宗应允了求婚要求，便将容貌美丽又德才兼优的文成公主许配松赞干布。公主远嫁，唐太宗准备了各种日用器皿、珠宝饰物、绫罗绸缎及书籍、药物、蚕种、谷种等众多物品作为嫁妆，还派乐队、工匠等一起随同。
公元641年正月，礼部尚书、江夏郡王李道宗护送公主从长安起程，经咸阳、陇西、临夏，渡过黄河，进入青海，沿湟水西行。过赤岭后，先与嫁给吐谷浑王诺曷钵的唐朝弘化公主，在大河坝附近的馆驿中，举行盛大宴会，唐、吐蕃、吐谷浑三方亲朋欢聚一堂。之后，公主一行继续南行。松赞干布亲自率兵在扎陵湖南岸，筑馆安营，迎接公主，李道宗主持了隆重的婚礼。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经玉树进入西藏，4月15日抵达今之拉萨，受到吐蕃人民隆重欢迎。
这是历史上真实的事件，在民族团结的史册上放射着永不磨灭的光辉！
文成公主为加强汉藏人民团结远赴吐蕃联姻，沿途留下了很多史迹。汉藏人民出于对公主的热爱，便根据这些史迹创作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日月山的故事，就是诸多传说中一个典型的代表。
传说，文成公主将要离别长安的时候，皇后亲自送给她两面宝镜，一为日镜，一为月镜，说是有这“日月”两镜相伴，她往后的日月一定会更加光明。同时，如果她思念故乡和亲人，只要打开这两面宝镜，故乡的青山绿水就会有声有色地浮现在眼前，亲人的音容笑貌也会栩栩如生宛在身边。
文成公主行至赤岭，知道这里是大唐和吐蕃的分界之地，越过赤岭，就将离别大唐王朝管辖的土地，心中不由得便生出无限的眷恋与酸楚来。向前西望吐蕃，天阔云低，草原苍茫；回头东望长安，烟云渺渺，踪影全无。思念故土、故人情切，于是便拿出皇后赐予的“日月宝镜”来看。在镜中，她果然看到了长安的景色和亲人，感到分外亲切温暖，但一想到故土、故人从此之后只能成为镜中之影而不能真实亲近，便不由得伤心地落下泪来。思乡的泪水汇集成了一条河流，由东向西，一直流进了青海湖，就成了今天有名的“倒淌河”。不过文成公主尽管思乡思亲之情十分热切，但一想到自己身负着唐蕃联姻通好的重任，便决定把“日月宝镜”留在赤岭之上，以断眷恋之情，下定决心毅然前行。公主离开赤岭后，两面宝镜便在赤岭的山口南北，化成了两座状如人乳的山峰，峰顶平阔圆满，如同一轮太阳和一盘圆月，从此，人们便称赤岭为“日月山”。藏语称“尼玛达哇”，蒙古语称“纳喇萨喇”，都是太阳和月亮的意思。
从地理学的角度看，日月山具有独特的地理价值和意义。《中国国家地理》称：日月山为南北走向，海拔三千五百多米，属祁连山的一个支系。它是青海省农业和牧业的分界线，是中国季风区和非季风区的分界线，还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分界线，而它更重要的划界功能，则是分开了中国河流的内流区和外流区。青海境内日月山以东的河流均是外流河，以西的河流则是内陆河。
由于地理位置独特，所以构成的景色自然别具风致。这里山峦逶迤，峰耸岭峙，虽然气候寒冷但却雨水充沛，山之两侧均生态优良，各呈其美。山之西边，苍茫的大草原广袤无垠，丰茂的牧草如同连天的绿毯，成群结队的牛羊和粗犷豪放的牧歌，把这片神奇的土地装点得如同仙境一般；山的东边是农业区，远远近近的村落里飘动着袅袅炊烟，层层叠叠的梯田，纵横交错的阡陌，以及绿如碧涛、黄似金海的麦田，实在是美不胜收，让人流连忘返。
随着国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近多年到日月山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喜欢日月山，除了它的自然景观引人入胜之外，更具魅力的则是它的人文内涵。
为了纪念文成公主进藏和亲，赞扬她促进藏汉团结的精神，人们不仅将赤岭称之为日月山，还在日月山顶修筑庙宇，供奉文成公主塑像虔诚参拜。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唐朝和吐蕃友好协商，约定以赤岭为两邦之分界，并树立界碑以为标志。界碑既明确了各自的疆域权属与责任，又表示了双方互相尊重的友好态度，成为民族和睦友好的象征。而供奉在分界岭上的文成公主像，更成了民族团结、血脉相连的最好见证。
2011年8月，战士和西安的学兵战友共四十余人，举行了一次“弘扬铁兵精神，重走青藏线”的活动，我亦随队前往。途经日月山时，当年风雪中推车的情景犹在我的脑海浮现，而眼前的景象更让我们这些老铁战士感慨万千。山还是那山，峦还是那峦，但三十年间的变化真是有如天渊啊！三十多年前这山峦是落寞凄凉的，而今则是喧闹欢腾的。公路更宽阔似乎也更平坦了，山坡上绿草蓬勃，盛开着五彩斑斓的野花，漫山遍野五光十色的彩旗飘得人眼花缭乱，再加上各式各样星罗棋布的帐篷，景色愈发显得壮观。山顶的日亭和月亭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格外绚丽鲜艳。半山腰那洁白的文成公主雕像，既亲切温和，又肃穆庄严，瞻拜者虔诚焚香，而升腾缭绕的轻烟，更给这座大山笼上了一层神秘而圣洁的光环。有人问：日月山高不及昆仑山，险不如积石山，既无苍翠的森林，又无嶙峋的怪石，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人到这里来朝拜观光呢？我想，友人所作的下面这首小诗，也许可以作为答案：
赤岭的远山，
谱写着优美的诗篇。
巍巍的红岩啊，
凝铸着不朽的忠心赤胆。
可爱的公主啊，
虽然你的脚步已经走远，
但你留下的日月宝镜啊，
却要辉映千年万年……
2015年4月26日
刊于《国家名片上的丝绸之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
修订稿《我心中的日月山》刊于《集邮情怀》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
盐湖，我擦肩而过
——《青海风光》邮资明信片之《盐湖夕照》勾起的回忆
看着《青海风光》邮资明信片上的《盐湖夕照》，我的心一下子又飞上了高原，飞回到了三十多年前，想起了我几次擦肩而过的茶卡盐湖，想起了我的战友在其间修筑铁路的柯柯盐湖。
盐湖的风光是神奇的，神奇的盐湖确实是青海值得自豪的美景之一。
现代地质科学认为：盐湖的形成缘于地壳的运动。若干万年之前，现在的青藏高原本是一片汪洋大海。后来，在剧烈的地壳运动中，海底越升越高，渐渐地就变成了今天世界上最大的高原。在海底变成高原的过程中，一部分海水留在了一些低洼地带，就形成了人类今天所能见到的许多盐湖。
青海有大大小小的盐湖一百多个。在众多的盐湖中，最出名的是茶卡盐湖、察尔汗盐湖、柯柯盐湖和马海盐湖（一说为昆特依盐湖），它们都分布在柴达木盆地，号称“柴达木四大盐湖”。
四大盐湖中，茶卡盐湖是面积最小的一个，但却是名气最大的一个。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四年级的语文课本上就有关于茶卡盐湖的内容。它之所以最有名气，首要的原因就是：它是人类开发最早的一个盐湖，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开采历史。早在公元前206—公元25年的西汉时期，当地羌族人就已经知道采盐食用。《汉书·地理志》记载：“金城郡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室、仙海、盐池。”仙海就是今天的青海湖，盐池指的就是茶卡盐湖。
茶卡盐湖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茶卡镇。茶卡镇地处109与315国道交汇处，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站点。
“茶卡”是藏语，意即盐池。它夹在祁连山支脉完颜通布山和昆仑山支脉旺尕秀山之间，呈椭圆形状。湖面海拔三千一百余米，原本是一个外流湖，向东流入共和盆地，然后注入黄河。约10万—13万年前，地质又一次发生构造隆起，茶卡盐湖就变成了内陆湖。湖水面积及水深受季节影响很大，雨季来临时，湖面东西长可达15.8公里，南北宽9.2公里，总面积105平方公里，相当于10个杭州西湖。而到了干旱季节，湖水面积就大幅度缩减。湖底部有石盐层，一般厚5米，最厚处达9.68米。在湖的东南岸，有长十几公里的玛亚纳河注入。由于有这条主要河流和其他几条季节性河流的不断注入，湖中开采过的卤水，几年之后又会重新结晶成新的盐层，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宝库！
除了产盐，优美的自然风光也是茶卡盐湖格外诱人的因素之一。四大盐湖中，唯有茶卡盐湖是固、液并存的卤水湖，镶嵌在雪山草地间而非戈壁沙漠上。水域宽广，银波粼粼。悠悠白云在天空飘荡，巍巍苍山在湖边耸立，蓝天、白云、雪山映入湖中，如诗如画。湖边漫步，在盐的世界里徜徉，再放眼望一望四周的牧草与羊群，真有说不尽的惬意舒畅。
正因为茶卡盐湖具有生产、旅游两相宜的特点，因而在国际国内旅游界和青藏高原风光游中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它与塔尔寺、青海湖、孟达天池齐名，被称作“青海四大景”之一，同时还被《国家旅游地理》杂志评为“人一生必去的五十五个地方”之一。
然而可惜的是，这么好的地方，我却几次和它失之交臂。三十多年前，我身为铁道兵之一员，在修筑青藏铁路期间，多次翻越关角山，往来于天峻和乌兰之间。其实，出了天峻县城，由东向西行进，翻过关角山再向西南斜插下去十几公里就到了茶卡盐湖，但时至今日，我仍然没能“零距离接近”，亲眼一睹这位“高原素女”的芳容。
眼看和茶卡盐湖就要“零距离接触”，最终却只能与之擦肩而过的经历，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次。
1975年8月的一天，身为团部收发员，因要向师通信科报送一份材料，我乘专车去了一趟乌兰。那时候正是草原上最美的季节，芳草碧绿，鲜花芬芳，农区的土地上麦浪如海，牧区的原野上羊群似云。临去乌兰时，我暗暗地在心里做了计划：完成工作任务后，一定要去茶卡盐湖看一看。在小学的课本里早就知道有个茶卡盐湖，现在这茶卡盐湖就近在咫尺，怎能不到实地去看看呢？更何况回来时只需司机多踩几脚油门，多年的愿望就能实现。然而人间的许多事，往往是“人算不如天算”“计划赶不上变化”，仅仅因为通信科参谋的一句话，我的如意小算盘就被彻底打碎了。
交接完材料，参谋说：“这儿有个保密急件正好要送到你们团，你来了，又带着军车，顺便捎回去交给你们保密员，好吧？”我能说“不好”吗？经我手发送接收的秘密、机密乃至绝密的文件少说也有数百上千份，这本来就是我分内的工作，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在保密文件登记本上签名的时候，我心想：完了。想去茶卡盐湖看看的计划彻底泡汤了。身带保密文件，必须专车专送，绝对不能随便转游，这点保密常识我有，坚决执行纪律和保密规定的觉悟我也不缺，就这样，第一次和茶卡盐湖失之交臂。
第二次，是1977年刚过完春节，我因为要完成一项创作任务，到基层连队采访了一些时日。当素材收集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决定从哈尔盖返回乌兰。这次我又做好了计划：乘一辆到乌兰去的运料车，路过茶卡的时候，让司机把我放下。自己看完盐湖之后，再到公路上挡一辆军车回师部（开军车的司机碰见军人拦车，绝大多数都会停车）。就在我收拾妥当准备出发的时候，宣传股的同志突然告诉我：刚接到师政治部电话，要我火速返回师部，说是有紧急任务。军令如山且十万火急，我哪还敢再去盐湖看！回到师部才知道，我们师里出了一位英雄——四十八团副团长梁忠孟，回乡探亲途经青岛，拦惊马救小孩壮烈牺牲。为了宣传英雄事迹，师里要紧急组织一个写作班子，我即是这个班子的成员之一，要立即赶赴四十八团进行调查采访。那天回乌兰路过茶卡镇时，我只能在心里惋惜地说：茶卡盐湖，咱们只能后会有期了。
然而后来却再没有遇到机会。1983年我调回西安后，虽也回过几次青海，但都没能去成茶卡盐湖。每当回忆两次与茶卡盐湖擦肩而过的经历，在略觉遗憾的同时，也感到十分欣慰，毕竟为了工作而误了旅游，还是挺有意义的。
有幸的是，我的许多铁道兵战友都与茶卡盐湖亲近过，从他们对盐湖之美的描述中，我也得了许多美的享受。
2014年，为了寻访当年曾经流过血汗的故地，缅怀为修建青藏铁路而牺牲的战友，中铁二十局的十几位战友，驱车奔赴青海，其间，也顺道去了茶卡盐湖。他们说，茶卡盐湖现在已经成了青海省著名的旅游景点。在这里，可以看现代化大型采盐船采盐时喷水吞珠的壮丽场景，可以透过清亮的湖水，观赏形状各异、正在生长的朵朵盐花。特别是太阳将落时的晚霞夕照，把湖面装点得无比绚丽，置身其间，人会陶醉得如同进了仙境一般。而艺术家精心制作的巨型盐雕，也让人感到十分震撼。
一位战友说：“站在盐湖边，最突出的感受就是：太壮观了！”
哦，令我神往却又两次擦肩而过的茶卡盐湖，有机会我一定要了却我的这个心愿，一定要去看看你！
2015年4月27日
刊于《国家名片上的丝绸之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
江东门街上的思绪
在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时刻，我不由得便想起了十多年前的南京之行。
2000年春节刚过不久，我因出差到了南京。公事忙完，自然也想转转看看。毕竟，南京是中国历史上的“六朝古都”，值得观赏的人文景点很多。而身为从事人文教育的教员，这样好的学习机会是不应该放过的。在观览了夫子庙、贡院等几个景点后，我又去拜谒了中山陵，瞻仰了雨花台烈士陵园，自然也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说实话，在中山陵和雨花台，我的感受相对来说是单纯的，那就是崇敬和感动，然而在江东门街418号的大屠杀纪念馆，我的心情却是极其复杂的。有苦痛，有愤怒，有悲哀，也有难以准确描述的惆怅……
沐浴着和煦的春风，我站在江东门街上，心潮起伏，难以平静。回想着在馆内的所见所闻，我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在纪念馆里，我看到了许多幅日本强盗屠杀残害南京同胞的照片，那些场面触目惊心，有的简直令人发指，看着，听着，我时而心如刀割，时而怒火中烧，时而咬牙切齿，时而感叹嘘唏……走出纪念馆，我仍然不能忘记那一篇篇浸满血泪的文字：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长达六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
六周！四十多天哪！南京城里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少被嗜血成性的日本鬼子任意杀戮，那血腥的场面和凄惨的哭声是怎样的惨不忍睹和惨不忍闻啊！只要闭上眼睛略略展开一点联想，我的心就疼得颤抖不已。
“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全城发生两万起强奸、轮奸事件，无论少女或老妇，都难以幸免。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
《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
……
惨哪！三十多万中国人鲜活的生命，竟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被那些灭绝人性的野兽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毁灭了！一座原本美丽的城市竟到处弥漫着血雨腥风！我恨哪，我恨到极端之时，真恨不得让老天爷来一次亘古未有的海啸，把那个生长了那么多“人形野兽”的岛国彻底淹没……
然而，当我对侵略者切齿痛恨的同时，我不由得又想：那场惨剧的发生到底是为什么呀？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惨剧呀？！日本侵略中国时，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口，而日本人口当时仅七千三百多万。为什么一个人口六倍于敌、国土数十倍于敌的泱泱大中华，竟被我们称之为“小日本”的打了进来，而中国的军队在侵略者面前常常“土崩瓦解”，打进中国的日军在初始阶段简直“如入无人之境”？
早在南京大屠杀之前十二年（即1925年），鲁迅先生就曾经非常痛苦地思考过这个“为什么”的问题，思考之后也曾给出过他的答案：“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先生说得太深刻、太准确了！泱泱大中华之所以屡屡被外族蹂躏，“祸根”其实原本在我们自身！今天，当我们在“公祭日”祭奠那些死难同胞的时候，在“胜利日”欢庆胜利的时候，除了对屠杀者予以谴责和憎恨之外，我们恐怕更应该想一想怎样才能使那样的历史惨剧永远不再重演。炎黄的后辈子孙应该永远记住的究竟是什么？
前辈哲学家老子有言：“胜人者，力；自胜者，强！”要想让那些凶恶的丑类永远不敢对中国人蔑视和凌辱，我们必须自身强大！而自身强大的根本途径，首先就是我们必须铲除自己身上的那些“劣根”！
这就是那一天，我站在江东门街上的思绪。
十多年时间过去了，那思绪却依然挥之不去地缠绕于心。
为什么？因为鲁迅先生当年憎恶且痛心的那些“劣根”，在九十年后的当今，依然司空见惯地呈现着。比如：
“见胜兆则纷纷聚集”——当运动员在奥运会、“世界杯”等竞技赛场上得了冠军的时候，当歌手在大赛中获得金奖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会被鲜花簇拥，被赞美包围，被欢呼笼罩……无数的媒体记者趋之若鹜，要签名的，想合影的，人山人海；想要一睹“胜利者”金面的“粉丝”们排成长队，络绎不绝，获了“诺贝尔奖”之后，作家莫言老家的墙土都被许多“崇拜者”包回家中去供奉……
“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昆明暴恐案发生时，“附近的商店和餐馆也成为临时避难场所。王定庚跑进了一家商店，里面挤满了年轻人，商店老板把门上了锁。过了一会儿，听到外面有人喊‘安全了’，挤在店里的人走出来，准备返回站前广场。但不久，广场上又有人喊‘还有危险’，大伙儿又跑了回来。”（摘自2014年3月3日《人民日报》：昆明火车站的十二分钟）
多么生动的描绘！多么可悲而又可耻的现实啊！——能够避难的商店里，居然“挤满了年轻人”！听到“安全了”就纷纷走出来，听到“还有危险”“大伙儿又跑了回来”！这“跑了回来”的“大伙儿”里，除了老人孩子之外，里头该有多少“年轻人”哪！
还有，央视播放过的一个又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件：在一个小区内，众目睽睽之下，一个醉鬼将一个男人活活踢死，围观的数十人竟无一人上前阻拦凶手或对受害者救助！小女孩玥玥被汽车碾压，十八个路人从她身边路过，竟无一人伸手救助！后来的评论说，假如那十八人中有一人伸手，小玥玥就有生还的可能。然而可叹的是，没有……他们都怕什么呢？怕给自己惹麻烦！“麻烦”就是“败兆”，劣根深长的人们，怎能不“纷纷逃亡”？
正由于“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的劣根依然在蓬勃旺盛地生长着，所以“少有失败的英雄”就依然是一个普遍的、大家都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那些尽管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但却没能拿回奖牌的运动员、歌者、舞者、奋斗者，谁见过他们的门前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有几个仰慕者会去找他们签名、合影？
“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大概至今仍然是一个令人羞愧而不安的社会现实
如果鲁迅先生九十年前就痛心疾首呼吁消灭的“劣根性”不除，若干年后，“战具”胜过我们或者不如我们的他国异族，就可能再次对我们侵害欺凌，而且“如入无人之境”！
这不是杞人忧天，也绝不是危言耸听。
值得庆幸的是，今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强国自胜”的认识已十分清醒：“劣根旺长”必然会“腐败丛生”，腐败盛行必令民“异心激增”，上下离心离德必导致国家“体弱多病”，而多病之国焉能不受人欺凌？因此，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勇气与毅力，强力反腐、“打虎拍蝇”势在必行。铲除腐败则民心振奋，民心振奋则国力强盛，国力强盛则外敌畏惧、人民安宁。因此，打死吞噬民脂民膏的“老虎”，消灭传播病毒、细菌的“苍蝇”，猎回逃往海外的一个个“狐狸”，就是铲劣根而“自胜”的一个具体行动。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保证自己既不是“老虎”“狐狸”和“苍蝇”，而且能成为主动“打虎灭蝇”的主人，那么，华夏子孙也许才能称得上是真正强大的“龙之传人”，南京大屠杀那样的人间惨剧才能永远不在神州大地上重演。
刊于《百花岭》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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