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同盟

    由于转型时期体制的特殊性，地方政府和某些部门在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过程中，起了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作用。因此，不仅某些政府部门跟特定的垄断行业形成了特殊的关系，而且地方政府和一些中央政府部门，各自权力的含金量也陡然暴涨。其结果是，一方面出现了跟市场化进程相悖的普遍的寻租现象，一方面也诱使政府部门有很大的积极性扩展自己的权力。

    现在所谓的利益集团，实际上是权力资本和金钱资本的混合体。日益增长的财富，不仅使这些集团在权力的运作上更加游刃有余，操控能力更强，甚至可以操控学术话语，为它们服务；而且具有更加强烈的冲动，影响政治的决策，使之为集团牟利。

    以前，我曾经将这种利益集团存在的经济现象称为诸侯经济，其实不对，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诸侯经济联盟。现时利益集团所表现出来的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的倾向，不仅仅是地方的问题，也不是部门的问题，虽然部门之间，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着资源的争夺，但更主要的表现形式，却是一种权力交换的关系。换言之，地方之所以在经济方面可以抗命，而且往往能够抗命成功，其中中央部门的暗中相助是免不了的。这里，从中央到各种行政力量和企业、官办协会、官员个人的关系网等势力，结成了十分复杂的权力关系。

    跟清末民国时期的官商关系有所不同，现在的利益集团，民营资本更多的是以偏婢的面目出现的，一位民营企业家形象地称之为国营资本的“二奶”。在利益集团中，国家利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民营资本家的利益以及官员自己的利益，搅在一起，成了一团解不开的乱麻。

    权力的交换无所不在，但主要还是体现在涉及公权力的审批的场景内。以我比较熟悉的高校领域而言，各种项目的审批与评比，往往演变成教育行政部门和知名高校之间的权力分赃，大家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分剩下了，才会轮到别的学校。“汉芯”事件这样大的学术作假，之所以能在数道关口面前畅通无阻，就是因为存在这样的权力分赃机制，在这里，所谓的学术标准，仅仅是拿来说事的某种借口。在其他领域，尤其是热门的经济领域，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各地“跑部钱进”的过程，不过是这种权力交换的一种形式，其他更加隐蔽的形式还有很多种。

    很有意思的是，由于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的存在，使得相关人员在权力操作过程中，虽然明知道存在违规违纪的问题，但心理障碍却相对小得多，而且由于利益集团中存在中央部门的份额及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的份额，所以，它们往往可以堂而皇之地打着国家利益的招牌，大肆进行掠夺，而不担心受到惩罚。

    实际上，在利益集团中，存在着一个面目不清的灰色地带，这个地带实际上流动着大量的官员个人资产，这个资产的数量之大，运作能力之强，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只是，这些资产，或者躲在民营资本的后面，或者隐身于国家资本的内部。以目前的老大难，各地非法和半非法的小煤窑问题来说，大家都知道小煤窑后面有官员入股，但官员的股份占到多大比例？恐怕不是人们一般想象的两成三成，据一些小煤窑主反映，实际上官员的股份，要高得多，甚至每年收益的多半，都入了官员的腰包。

    在这种权力交换中，一般老百姓的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肯定是受到损害甚至严重损害的，但所有的交换，哪怕看起来非常明显的权钱交换，都会有一个或者多个“国家利益”的理由，成品油只在涨价方面跟国际接轨，是为了国家利益，手机双向收费，是为了国家利益，铁路春运涨价，是为了国家利益，养路费费改税迟迟不能启动，也是为了国家利益，甚至连北京的出租车行业维持垄断，顽固坚持出租车公司的高额利润，也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它们甚至可以将90年代以后的许多改革，都变成为自己集团增加收益的“收费改革”，打的旗号，就是改革。

    事实上，利益集团的招数并不高明，明眼人一看就可以看出其中的猫腻，但它们的种种操作，还是可以照办不误，在媒体和学界的高调批评声浪中前进，其中的奥秘，就是权力交换联盟的存在。自从存在垄断权力起，这种权力就趋于结盟而不是纷争。在存在垄断权力的情况下，这些权力彼此结盟得到的利益，要远大于它们之间的争夺，这是一个古老的命题，显然，这个命题，已经被拥有众多高学历、高职称智囊的利益集团所明了。

    上访顽症与司法失效

    中国目前的上访顽症，从本质上讲，是司法失效所致。

    除了审理刑事案件之外，司法的主要功能，是调解民间纠纷，包括民民纠纷、官民纠纷和民间商业纠纷。即便在中国古代，行政官和司法官合一，县令调解民间纠纷，也主要是通过诉讼程序，也就是说，主要靠其司法官的身份来实现之。

    现代国家的政府本质上属于行政机构，其职能上就没有调解民间纠纷这一说。政府机构跟老百姓发生纠纷，还得司法来调处。既然中国已经制定了俗称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法，那么，就是承认了司法在调解纠纷方面的主体地位。从原则上讲，中国政府已经明确了各级行政部门，在法律上不承担纠纷的调解职责。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不仅各级法院在结构上受制于各级政府，而且在司法审理过程中，很难摆脱行政的干预。稍微大一点的案子，就会有各种来自党政机关和官员个人的“关照”。来自行政方面的影响，无所不在；至于民告官的好事，刚刚开始，就结束了，现在某些地方基本上无法进行行政诉讼。

    因此，很多本来很容易解决的民间纠纷、民间商业纠纷和官民之间的纠纷，往往会变得复杂异常。即使司法判决了，有一方会感到极大的不公。纠纷不仅没有得到调解，反而被激化。

    各种案件判决的结果一次次告诉人们，在某种意义上，司法的决定权其实不在法官手里，而在行政官员那里，尤其是主管行政官员那里。而主管官员的上级，才能管这个官员。因此，人们只能用上访来解决——即找更大的行政官员，出面干预。

    于是，即使已经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官员在老百姓眼里的角色，居然又退回到了古代，变成了什么事都管的官老爷、父母官。人们感到不平，就直接去找官老爷，一级不行，就找上一级，最后，干脆把希望都搁在中央政府身上，动辄上京告状。

    现代的制度，司法的存在，就治理而言是技术性的，即遵循法律条文，用司法技术手段解决绝大多数社会上的纠纷，从根本上阻隔民怨，使之不会危及行政部门，导致政府瘫痪。而古代地方政府，司法和行政合一，则起不到这种作用，很容易导致所谓官逼民反、社会动荡。好在古代政府能力有限，事务较少。而现代国家，由于经济活动活跃，事务特别繁忙，如果没有司法阻隔，问题就大了。

    如果一方面在制度上区隔了行政和司法，但在实际操作上，却由于担心司法失控，切不断行政干预司法的链条，有时还收紧锁链，地方政府或者地方政府某些官员，刻意把司法变成自己的工具，虽然有暂时的效用，但从长远看，却给自己找了无穷无尽的麻烦，这就是汹涌而来的上访潮。

    现在，中国政府应对上访潮，基本上还是靠行政网络。眼见是捉襟见肘，穷于应付。想要根本解决问题，唯一的路径，就是让司法回归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做回自己的本分，不要总是想做古代的父母官。

    吃官和官吃

    在这个世界上，有官，就有吃官的。吃官，市场化的吃法不算，比如专门定制官员消费品的，特制烟特制酒，甚至制作专门的官礼，专门编印给官员看或者摆书架的书。这都不算。

    真正吃官，而且吃得特别肥的，是专做官家工程的。

    自古以来的惯例，凡是官家的工程，工程费用就特别地高，老百姓吃一只鸡，花三个铜子，皇帝吃一只，要花三两银子。同理，盖一幢差不多的房子，官家盖和民家盖，成本得差到十倍乃至几十倍之多。一位官员告诉我，别说盖房子，就是装修，民房每平米顶多300元，但官房则至少得3000元，而且材料还特差，装完了很长时间都有一股甲醛味，主事的领导在里面办公开会，也不怕得白血病。

    现在的官家，也特别喜欢做工程，别说特别的投资，就是日常经费，也有相当一部分都用在了修建上。就拿目前最薄弱的教育和医疗这块来说，都说政府投入不足，但就是不足的这部分资金，如果真的都投到基础的教育和医疗上，情况也比现在要好得多。在很多地方，政府投资来了，主管部门先截留一半。这样大一笔钱，都进行“机关建设”，似乎也不妥，于是就搞修建，年年修，年年建，每年都有堂皇的借口。一条路，修完了再扒开，房子也是装修完了再改装，今年把管道放这里，明年搬家，操场先弄塑胶的，然后再改草皮……所有的工程，程序都完全合乎标准，有发包公司管发包，工程竞包，监理公司管工程监督，最后政府验收，每个环节，经得起检验，要什么有什么，也完全合理，天衣无缝。

    但是，这些官家的工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工程费用高，比起民间的同类工程，高出几倍，已经是稀罕的了，一般都十几到几十倍的高，但是工程质量却相当一般，不是豆腐渣，已经算是阿弥陀佛了。更奇怪的是，每年有关部门的审核，也都像约好了似的，一起避开同比价高质次这个问题，只查程序。

    凡是吃官的，当然都是民营企业，但都是有来头的民营企业。是不是像坊间传说的那样，这些企业里面都有官员的干股，我们不知道，但特定的政府工程，必定只有特定的公司才能拿到，这也是公开的秘密。因此，凡是能吃官的地方，必有官吃，没有官吃，吃官的一般是吃不到肥肉的。

    官场传说，交通部门的官员是高危行业，落马快，河南一地接连三个交通厅长前赴后继，相继锒铛入狱。不知交通部门自己感到冤否，贪吃的又不是他们一家，只因为他们的工程比较大，而且扎眼，一有豆腐渣，就出事，瞒都瞒不住，那些能瞒住的，不扎眼的，太平官一任接一任，什么事都没有。是啊，连教育部门都有大笔的建设经费，小工程连年不断，累计起来，也是每年几十亿上百亿的花，就算有豆腐渣，也不明显，万一赶上地震什么的漏了馅，也没有什么人追究，干吗单跟交通部门过不去？小说《西游补》里秦桧跟阎王爷抱怨，说是前面的秦桧也多，后面的秦桧也多，怎么单让秦桧一个跪在岳飞坟前受苦？

    政府道歉的标准文本

    三鹿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作为三鹿集团所在地的“父母官”，石家庄市政府终于出面道歉了。道歉篇幅不大，不妨抄在下面：

    （三鹿事件，石家庄市政府的失误）一是政治上敏感性差，站位不高，只是就事论事，就请示说请示，对事故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没有上升到事关全局的、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高度去认识、去看待三鹿集团反映的问题。二是认识不到位，对后果估计不足。对这次事故的严重危害，缺乏前瞻性分析，错误地认为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提高了产品质量，就能够挽回影响，减少损失，以至于在国内外造成了重大不良影响。三是对企业考虑信任支持得多，对支持信任后带来的负面影响考虑不周，主观上认为三鹿为全国500强企业，是国家确定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涉及职工、农户众多，支持企业、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是政府应尽的职责，结果客观上使企业不但没有认识纠正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而且给职工、奶农以及广大消费者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特别是由于信息的迟报，贻误了上级机关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给群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危害，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据2008年10月1日新华网）

    道歉第一条最有意思，害死若干婴儿、造成上万婴幼儿害病住院的事件，石家庄市政府最大的失误，居然是缺乏政治敏感性，没有站在政治的高度上去看问题，而人命关天这个低得不能再低的古老常识，似乎只有站到政治的高度上之后，才可以被意识到，在没有站到这个高度之前，那么多患儿住院，甚至患儿死亡，似乎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潜台词就是：对不起领导，事弄大了，造成不好的影响，给领导添麻烦了。

    道歉的第二条，倒有几分老实。的确他们对事件最终变成国际丑闻的后果，严重估计不足。而且还半吞半吐地承认了自己惯用的危机处理方式，在隐瞒实情的前提下，暗中操作，一面安抚受害者，一面采取措施加以改善（有无效果另当别论）。潜台词是：各级领导干部务必要牢记，防火防盗防记者。

    道歉的第三条，实际上是在给自己开脱。说石家庄市政府处理此事的初衷是好的，谁能说“支持企业，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环境”不对？更何况又是这样一个全国500强的企业，“涉及职工、农户众多”，这些人难道不是人民群众，他们的利益难道不要考虑？潜台词：尽管惹了这么大的祸，我们市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是符合党的一贯政策的，即使出了错，也没有主观故意。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这样的道歉，都实在是太有才了。建议各级政府的秘书，应该把它拷贝下来，作为范文存档，以后凡是需要检讨的时候，改头换面拿出来就行。

    这种道歉，说白了，基本上不是面对“广大婴幼儿患者及其家长”的，而是给上级有关部门看的。

    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出了这么大的食品安全事件，面对成千上万的受害儿童和家长，我们的这个市政府所想到的，居然首先是政治敏感、政治高度，而“人命关天”这种做人的起码底线，理所当然被排在次要和附属的地位上。而所表达的歉意，首先是对给上级机关惹麻烦的内疚和恐惧，至于受害者的生命损失，中国国家形象的损害，中国制造的内在伤害，都在其次，甚至根本就排不上。

    以环保的名义拆猪场

    以环保的名义大拆猪场，在广东省愈刮愈烈，已经从珠三角，刮到了惠州。尽管平时该交的排污费和乱七八糟的费用都交了，一纸政令下来，推土机一开，养殖户全部的心血就变成了一堆土。

    养猪污染环境吗？本人在专业化猪场干过，应该说有点发言权。养猪的污染，无非是粪便，以及粪便处理不好招些苍蝇，基本上类似于过去农村环境中的卫生问题。只要猪场建在农村，这些问题都不成为问题。猪的粪便可以建沼气池，处理完的粪便可以肥田。在各种动物的粪便中，猪粪是最温和、肥效最高的一种，当年提倡农业“八字宪法”，对猪粪有特别的推崇，“猪粪是个宝，肥田离不了”是被写入歌词的。

    现在的农业，单纯依靠化肥和农药，才是真正的污染，而解决之道，至少有一条出路，是走生态化农业的道路，养猪、建沼气池、施用农家肥，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食物质量，才是真正的环保。

    现在之所以养猪变成了污染，因为现在的农业生产跟养殖业是脱节的。一方面，农业生产过度依赖化肥农药，不仅土壤日益板结，含毒量日增，而且作物质量下降，残留毒药增加，为了保持产量，又只能加大化肥农药的投入量，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大量的养殖业富含有机质的排泄物，却因为无法处理和处理不当，成为当地卫生环境的破坏者。

    需要政府做的，是将不衔接的两边结合起来，推广生态化农业，从根本上减少污染问题，尤其是化肥农药对人们健康的危害。只要能实现这种结合，养猪场的污染就不是污染，而是一种促进环保的东西。

    退一万步说，就算猪场的排污属于必须清除的污染，但是这种污染对人的危害，显然没有化学品对人的危害那么大，也没有空气污染那么直接而且无所不在。到过珠三角的人都能感觉到，那个地方每日每时的污染危害，其实是污浊的空气，以及已经变得很不干净的水。显然，对于空气和水污染，猪和猪场是不需要负主要责任的，需要负责任的，是那些排污不达标的工厂。

    然而，政府对于这些工厂排污的治理力度，远没有整治猪场这样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如果也能照此办理，珠三角的上空就不会还是这样污浊。至于化工厂，全世界都知道它们对环境的危害很大，潜在的威胁更是可怕，前年松花江的中石化污染事件，至今人们仍记忆犹新。但是，各地沿海沿江的地方政府，却往往热衷引进，PX项目刚被厦门人民反对掉，却又移到了漳州。即便在我的家乡长三角地区，很多既污染空气又污染水源的化工厂，也傲然挺立。

    为什么对真正威胁人民生活的污染源，不那么在意，甚至开门揖盗，对小小的猪场，在猪肉如此短缺的情况下，却以治污为名，痛下重手？其原因是养猪业没有多少GDP的含量，而其他的工厂，尤其是化工厂，GDP大大的。

    拆猪场，对外宣示的是治理污染的形象，告诉外面的人们，看，我们做了。

    改地名

    前段时间，河北有担任政协委员的某官员，提议要改省会石家庄的名字，他提出了三个替代方案，一是西柏坡市，一是冀都市，一是北宁市。原来的名字那么“土气”，而且格局小——都几百万人的大省会了，还叫“庄”。

    嫌自己所在城市的名字土气，大概是中国不少地方官员的共同心病。犯同样病的重庆万县人成功地把名字改成了万州（州比县大）。其实，万县的改名，很不彻底，不如径直改成“万省”，或者索性叫“万国”岂不更好？

    按照这样的思路，中国还有几个大城市也应该改名，而且迫切性更强，比如哈尔滨，满语是“晒网场”，乌鲁木齐，古准噶尔语是“优美的牧场”，都土气，而且小气，比“庄”也好不到哪儿去。深圳就更惨，明白就是深水沟的意思，不仅土气，而且不吉利，一不留神，连人带马都掉进去。

    中国的地名，从古至今，是有改的，以至于我们今天讲一个城市的沿革，总要介绍它曾经叫什么，后来又叫什么。一个名字从古叫到今的地方不多。但一个名字多有相当一段的稳定期，一般不会几十年就变一变。像北京这样，20多年内，从北京变成北平，再变回来的例子，并不多见，而北京的变，是因为地位过于重要，从北洋的民国变成国民党的民国，再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不得不变。

    在近代史上，地名变动最频繁的时期，是国人比较能折腾的时候。最倒霉的是北京的东交民巷，闹义和团的时候，被义和团改成“切羊鸡鸣巷”，专门跟洋鬼子过不去，不仅切羊，而且公鸡还叫——中国民俗，鬼怕鸡叫。后来“文革”了，又改成反帝路。

    说到“文革”，这是个改地名的高峰时期，我记得我所在那个边疆小镇，也改成了东方红，那个时候，地名叫“东方红”、“东升”、“卫东”之类的地方，大概全国得有上万个，再加上成百万叫这些名字的人，光听名字，就知道中国从山河到人都一片红了。

    地名总是改，会让很多人感到不便，地方越大，人口越多，涉及的人越多，麻烦就越大。如果像石家庄这样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大都市，真的如某些官员所愿，改了名字，那么全市上下光是改政府机构、国营单位、学校、医院的牌子、公章，商家牌匾，地名标志，恐怕就得花上很大一笔钱。而全市的老百姓，得花上不知多少年，才能适应新的地名。而外面的人恐怕会糊涂上很长时间，总也弄不明白石家庄到哪里去了（去年我找万县的时候，就曾经很迷惑过一阵）。由此造成的混乱、经济损失，不知道又会有多少，至于精神损失，大概只好忽略不计了。

    尊重民俗

    据凤凰卫视报道，贵州德江县发生民众围攻县政府事件，少数民众和警察受了轻伤。起因是部分民众要求按传统在主要街道舞龙，但政府出于安全考虑，今年将舞龙区域安排在另外一个地方。

    中国是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度，文化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民俗上。在广大农村地区，各种民俗活动跟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尤其逢年过节，如果没有热闹的民俗活动，比如社火、秧歌、舞龙舞狮，就过得没有意思。

    德江的舞龙活动，并没有什么特别，无非是四乡的舞龙队伍进城，在城里主要街道比试一番。四乡的村民进城，城里的居民出来观看，城乡一起热闹。

    这样热闹的舞龙表演，放在任何地方，要说没有一点安全问题，谁也不敢说，这个世界任何聚众的活动，都有安全问题，但没有人因为安全问题就不活动了，正像没有人因为担心丢钱包就不上街购物一样。如果真的担心安全问题，多布置一点警力，多注意些隐患就是了。

    当然，有人会说，德江县政府并没有禁止舞龙，只是将地点做了调整而已。不过，任何一种民俗活动，都有大致的习惯和规矩，舞龙舞狮在城里的主要街道进行，是一种习惯，但这习惯的背后，隐藏着活动能够持续的强大动力。舞龙舞狮经过城里主要街道的商家民居，背后的隐义是给这些商家和居民带来财运和福气，同时消灾祛难，商家是要看赏给钱的，在哪个商铺前舞的时间长，就意味着哪个商铺给的钱多，商家也借此暗中较劲、竞争。现在类似的活动，商家自不必说，就是国家单位，途经哪个单位，哪个单位也会出来表示一下。这样，舞龙舞狮的乡民，得到了相应的报酬，而看热闹的人，得到快乐，而单位和商家，讨了吉利，皆大欢喜。现在活生生把舞龙迁到一个不相干的地方，这样的舞龙，不仅看的人麻烦，舞的人也没了好处，有谁还会干呢？可以说，这种迁地的决策，等于是扼杀了这项民俗活动，难怪进城的农民要不满意。

    很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跟政府处置不当有关。社会管理者要学会尊重老百姓的民俗，尊重民俗就是尊重老百姓的生活、尊重老百姓。当然，尊重的前提，是要对当地的民俗活动有深切的了解和同情。

    儿童被拐与社会管理

    看网上消息，东莞千余男童被拐，后来平面媒体也报道了，还附有大幅照片，百余对失去孩子的父母走上街头，沿途派发寻人启事。据很多家长称，自2007年起，已经有过千名男童遭拐带，失踪地点遍及东莞各镇。虽然当地政府认为家长们报称的失踪儿童数量有些夸张，但几百人肯定是有的。

    如此规模的儿童被拐，说明在东莞这个地方，诱拐（据说还有明抢的）儿童已经成了一个具有规模的产业——一个黑社会性质的产业。

    这样的黑社会产业，在清末到民国年间，是相当发达的。一个社会的转型期，往往伴随着黑社会的成长，黑社会跟正常社会一样，需要产业来维持生计，一般来说，做土匪强盗打家劫舍，并非黑社会的“正道”，因为这种行业比较容易暴露，招致政府的围剿，他们的“正道”产业，一般是黄、赌、毒，除了这三样，诈骗和拐卖妇女儿童也是其中的大项，那时候，拐卖儿童被称为“拍花”，被传得神乎其神，说是可以用迷药把人迷住，使其自愿跟着拐卖者走，但更多的可能只是用迷药把人迷昏，方便行劫。

    那时，拍花的人多半是有组织的，盯梢、行动、转移、销赃一条龙，甚至很多地方还存在有地下的“入市”，拐来的儿童，统一交由入市的黑社会老大销售处理。在任何时代，都存在这样的市场，没有儿子或者儿子少的家庭，需要男童，因此，男童的生意比较好，女童也有销路，一般是买来做婢女，或者养大以后卖给妓院。在清末的时候，拐卖儿童的恶谥，有时候也被安在西方来的教会头上，但最后核实的结果，会发现其实都是黑社会为了转移目标制造的谣言。

    社会形态比较固定化的时候，黑社会往往不发达，因此拐卖儿童的也比较少见。前现代的城市，政府对于街坊居民的管理比较严，而农村存在各种乡社组织、宗族组织，基本属于熟人和半熟人社会，连走街串巷的手艺人和艺人都脸熟，给流民社会留下的空间不大，如果有帮会和秘密宗教组织敢于做拐卖儿童这种伤天害理之事，那么，很快会招致民间社会大规模的讨伐和打击。

    但是，到了近代的转型时期，现代城市扩张，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新兴的城市没有原来的维系模式，大量流动人口也使得政府原来那套固定化的居民管理模式失效，城市和集镇流民大幅度增加，农村原来的乡绅和宗族自治的结构也遭到破坏。结果政府和社会两方面，对于人口和社会管理，都逐渐处于脱序状态，因此给黑社会留下了大量的空间。事实上，从清末到民初，中国的帮会和秘密宗教，一度占据了社会的小半壁江山，上海的帮会老大被人称为“闻人”，活跃在社会各个阶层，政府也不得不依靠他们来维持秩序。直到抗战前夕，这种情况才稍有好转，政府对于非固定化的人口管理，有了一点门路，但这个过程又很快被日本侵华战争所打断。

    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至少在人口与社会管理方面，跟清末民初有些相似，都处于转型的当口。改革前，所有人都身属一个单位，或者工厂街道，或者农村公社，政府习惯于固定化的管理方式，户籍、居住地、工作地点，大体固定，按图册、地点、单位索入，大体跑不了。改革以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一轮的城市化工业化的浪潮，带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而那种从原模式中衍生出来的收容管理办法，由于弊病过大，经过孙志刚事件之后，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包括珠三角这样高度工业化的农村地区，还没有学会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动态地管理人口，旧体制下的户籍制度，也部分阻碍了管理上的进步。因此，在治安管理和人口管理方面，像东莞这样的一些地区，的确处于相当混乱的状态，为黑社会的滋生壮大留下了空间。

    东莞如此大规模的儿童走失，说明珠三角地区黑社会的这一产业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从业人员”人数众多，而且组织严密（其他地区，也有抬头之势）。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先富起来的人比较多，很多人不甘于遵行现行的一胎化的人口政策，于是儿童尤其是男童的市场需求增加，也促进了这一罪恶产业的发展。

    不消说，这种黑社会产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属于罪孽深重的犯罪，应该加以严厉打击。但是，真正想要使打击奏效，绝非简单加强警力可以实现，必须伴随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回到从前，已经不可能，不要让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固定化的户籍制度，成为人口管理的障碍。应该实现居民一体化，落地即可获得就业，租购房即可得到当地居民身份，同时完善金融、社保、医疗体系，使大多数状况下的流动人口，处于可以追踪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黑社会也许无法完全根除，但至少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拐卖儿童这样的恶罪，也可得以有效控制。

    不能用一个错误修正另一个错误

    这年头，政坛的新闻总是比较多，不仅多，而且具有某种娱乐功能。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吴晓灵女士，建议国家垄断城市路面停车场，大幅度提高停车费，用来补贴公共交通，从而减少汽车导致的空气污染。（据2009年4月24日新华网）

    现在汽车尾气污染很厉害，据说已经成为空气主要污染源之一。发展公共交通，减少汽车保有量，这种方案已经被人提过多次。而吴常委建议的创意，在于国家垄断停车场，“大幅度”提高停车费，比如从1小时10元，提高到20元。据说，这样还可以增加就业（不知道根据何在？现在的停车场人手似乎早就满了）。

    吴常委的建议，肯定会令有关部门欢欣鼓舞（当然也有副作用，到底归谁垄断？也许会有一番竞争乃至厮杀），但是老百姓肯定不会高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国家垄断的事业，似乎对老百姓都不怎么样。石油垄断，国外涨价，咱们跟着涨，说是跟国际接轨：国外降价，咱们不降，说是坚持中国特色；电讯费用，硬是比香港贵十倍以上，移动通讯，某些地区到现在依旧坚持双向收费：公路收费，原来说的是收费还贷，一垄断，贷款还完了，收费却没完没了。眼下吴常委提议停车场也要垄断，而且大幅提高收费标准，小老百姓一听，明显的感觉到腰包又要瘪了。只要垄断了，不用提，后面将大幅度涨价，想怎样就可以怎样，提到每小时100元，老百姓也没辙，要不怎么叫垄断呢！

    咱们再来看看吴常委的提议的后果。人们都知道，中国的汽车，有相当大的部分，尤其是那些经常开动的部分，属于公车。这些年来，中国人的公车增加速度，绝对要高于私家车，各级政府部门尤其是那些实权部门，公车和变相的公车，居然可以达到人均一辆甚至1.5辆，某些大型垄断国企，比如石油部门，则达到人均两辆甚至更多，连专职的司机都两辆车，一辆公用，一辆私用。公车改革喊了很多年，方案提出无数，就是改不了改不动。这样的公车，根本不在乎停车费多少，如果停车场被国家垄断了，正好钱从这个口袋进了那个口袋，所以，提高停车费，对这部分车没用。对于私家车，提高停车费，的确可以起到缩减保有量的作用，或者让它们少出来上路，但是，少出来之后，停车费的收取，也会减少，自然也起不到补助公共交通的作用，公共交通事业也还是发展不起来。

    有权者不在乎收费，因为可以报销，有钱者也不在乎收费，因为那微不足道。只是苦了中小民营企业，它们的经营成本会因此而提高，更苦了那些开破车代步的小白领，公共交通没有起色，代步的小车成本大幅度提高，不用呢，要迟到、丢工作，用吧，停车费大幅度提高，每日得多掏多一倍的银子。吴常委的提议如果真的实行了（这个可能性还真不小），那么，最可能的结果是，公车改革彻底泡汤，公车数量大幅度增加，政府开支也大幅度增加，私家车保有量萎缩，尤其是小排量的车更加萎缩，收费员的就业没增加，小白领失业率提高，中小企业破产增加，也顺便增加失业，可尾气污染却依旧严重。

    其实，我也主张要控制污染，也主张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尤其是城市地铁，尽量减少公私车辆上路的时间。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现代化发展到今天的情形下，汽车和汽车工业，的确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的支柱，汽车要控制发展，但不等于不发展，对于汽车造成的污染，不能用回到牛马车时代来解决，出行像孔子那样，坐着牛车周游列国。我们只能在减少尾气排放、发展清洁节能车的方向上解决问题，在清洁能源技术没能完全过关的情况下，就得发展小排量车，发展净化尾气的技术。老百姓买车，还是得鼓励，只是让他们别用来上班代步，只用在度假出游就好。

    如果为了减少污染，就平白地增加一个国家垄断的行业，拼命地提高收费标准，那么受害者，只能是一些小企业、小百姓，还有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国产小排量汽车事业。

    仅仅有安慰剂是不够的

    深圳试行公务员职位分类管理制度，据有关人士说，这是跟先进国家公务员管理制度接轨的一种尝试。从“老爷”到“干部”，再到“公务员”，称谓的变化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再学习人家的管理方式，无论如何都值得称许。

    不过，看一下这个制度的内容，就会发现，所谓分类管理，无非是建立公务员的级别升迁制度，所谓按年资升级。不再非得升了官，有了职位，才享受某一级别的待遇。以公务员人数最多的公安系统为例（这个系统的公务员人数，在深圳占公务员总数的一半），哪怕干了一辈子都是一个普通警员，但只要不犯错，级别却可以比年资低的领导还高。

    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可以缓解众多公务员争官跑官乃至抢官的压力。这些年来，不止跑官者无所不用其极，黄道、白道、黑道什么道都走，玩全武行的、动刀动枪甚至动炸药的都不再少见。毕竟，正常情况下，领导总是比被领导要少，中央人事部控制得严，职位就那么多，大家一拥而上地抢，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跌死的太多，没有跌死但挤不上去的，未免心怀怨望之心，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同时，这种挤法，也给了有权派官的人太多的机会，太多的诱惑。其二，可以有效缓解各级机关增设领导职位的压力。免得一个处级单位，一屋子科长，半屋子副处，再加上几个处级什么员。官多成灾，干活的人没有，指手划脚的人成群结队，开工资领福利的类似开群众大会。

    公务员分类管理，的确是发达国家的惯例。实行这个制度，也是安抚公务员的一种安慰剂，让进了这个队伍的人，安心在里面规规矩矩地干，够了年头，一辈子有保障。同时又可以尽量避免把官职变成对公务员的一种奖励，可以尽量选择优秀而且合适的人才到负责位置上来，提高行政机构的效率。

    但是问题是，这种制度的实行，东西方的政治背景不同，政治文化不同，因此，单单挑出一个细节性的制度来实行，肯定会有麻烦。在发达国家，公务员所得到的好处，基本上都体现在级别上，但是中国不同。一个人在“干部队伍”里，有职位没职位，含金量大大不同。就算没职位的人级别高，工资也高些，但这点好处与职位本身带来的各种有形无形的好处，简直就没法比，说天壤之别一点都不过分；再说，中国的政治文化，无论做什么行业，人们都习惯用升官与否、升官快慢、官位高低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没当官，就等于孙猴子没有了棒子耍，贾宝玉的脖子上没了灵通宝玉，一辈子没有官职，就注定一辈子让人看不起。当然，比较起来，官职的含金量在文化层面上的价值，还是比不上实际中的好处的。

    因此，要想真正缓解人们对官职的狂热追逐，首先要做的，是限制公务员的权力，尤其要限制有官职者的权力，让这些人被各种因素制约得死死的，被媒体盯得牢牢的，一出轨，就官不聊生。否则，只改细节，过不了多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制度总是免不了要磨损、失效的。

    迎来送往

    官场上的送往迎来，太平常了。一个官员升迁高就，原单位要送，新单位要接，只要这个官员级别足够高，权力足够大，迎送的规格就能顶破天，吃不完的筵席，排不完的仪式，而且逐年自动升格，撑破了天，也不罢手。

    不仅官员履新如此，平时的送往迎来也如此。平级官员来，迎出衙门；如果是上级主要官员下来检查工作，那可就声势浩大了，被检查地方的主要官员，甚至四大班子都要倾巢出动，来到自己的地界边上，早早恭候。接到衙门所在，自然是鲜花鼓乐，还有礼炮。领导离开的时候，也一样送到地界为止。

    咱们是文明古国，官场迎送自有传统，古代官员送往迎来也很热闹，迎则启中门，放礼炮，排仪仗，送则张筵席，送万民伞，有的时候还要安排人躺在人家的轿马之前，做卧辙挡路之状，表示舍不得这个官员离开。

    官员离任为什么要迎送？那是因为人家升迁高就（至少是平调，如果降职，这种仪式即便有，也因陋就简，马虎了事）。迎送，就是一种感情投资，规格越高（破格最好），档次越高，声势越大，被送迎者脸上越是有光。筵席上交杯换盏、谀词泉涌、歌舞连天，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享受，只要被迎送者感觉到了这种享受，所谓的感情投资，也就资金到位了。

    至于对前来检查工作的上级领导的迎送，更是感情投资，表达的意思不仅有热情，还有恭顺、小心、听话，等等。

    虽然说前程好坏，还要看另一种投资所付出的资金多少，但是感情投资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不仅表示投资者的恭敬温顺，至少在表面上，表明了此人日后对待自己的基本态度（其实多半不可靠），而且让接受者感觉到做官尤其是在升迁时的莫名荣耀，没有这种荣誉，就如项羽所说，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

    所以，没有感情投资，另一种投资就不能起作用，或者作用起得不那么明显。官场的感情，多半是靠鲜花、笑脸、杯盏、马屁和隆重的仪式堆出来的，但是大家习以为常，假作真时真亦假，最后则弄得真假不分。清醒的时候，多半官也不做了。

    省长骑自行车的可行性

    山东省省长在节能日骑自行车上班，成为当下的一大新闻。在照片上，悠然踏着自行车的省长，笑容可掬，很是放松，但前后左右的随从，却神情紧张，显然，他们是在担心首长的安全。

    自古以来，中国的官员出行，断然没有步行的，车马舆轿，前呼后拥，鸣锣开道，不出则已，一出来，就地动山摇。如此招摇，一则宣示权威，二则大摆官老爷威风，三则昭告百姓，提前规避，凡是避之不及的小贩，被轿夫一脚踢翻摊子，活该倒霉。

    进入民国之后，官从老爷变成公仆，但是随从依旧，轿子不抬改轿车了。那时来华的外国人，对中国的官僚多半反感，讽刺挖苦。他们中一个特别胆大的人——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在陕北的窑洞里，发现陕北的共产党领袖，被国民党悬赏10万大洋的毛泽东，窑洞门口居然只有一个哨兵，出门跟别人一样，迈着两条腿走路。

    同样这些人进入北京之后，想要如此轻车简从，就变得不可能了。一方面，有点级别的领导出门，必须有大批的人来陪，自己带一部分，下级也要出来相应级别的领导迎接；另一方面，有严格的保卫制度，什么级别配什么程度的保卫。制度越来越严格，也越来越繁琐，以至于到了今天，只要有点级别的领导，出来走走，一律里三层外三层，内卫、外卫，甚至事先要戒严，清理行人行车。领导要见老百姓，必须事先把人挑选好，组织停当，甚至连如何欢呼，如何对答，都事先排练好，到时候按预演的台词说就是。

    中国毕竟不在战争状态，也不是恐怖分子横行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处处如临大敌，戒备森严，排开若干层的保卫，真的那么有必要吗？有人保卫也就罢了，非得有那么多人陪同吗？一个省级领导到了乡里，相关的市级和县级领导都得跟着，不跟着，就不符合制度，对领导不尊重。

    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省长想要骑自行车出行，实际上很难。只要领导骑了自行车，就给陪同和保卫的人出了大难题，让他们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可以预料，山东省长此番骑自行车之后，有关部门一定会对他反复建议，劝告他不要继续下去。

    大城市禁放烟花爆竹是必要的

    自打发明火药以来，我们用它的最多的场合，不是开矿，也不是战场，而是逢年过节时在自己的家门口。放鞭炮喜庆、热闹，据说可以驱邪，吓走小鬼，预示着来年日子的火爆。更多的时候，燃放烟花爆竹还可以用来比富斗气，两个村，两个宗族，两个店铺，两个家庭，都可以借此较劲。

    燃放烟花爆竹有着强大的民俗惯性。一禁放，不仅较劲的无从发力，更加严重的是，人们会因此感到过年时没气氛。

    但这种民俗的形成，是在传统农村环境里。在农村放放鞭炮，一般来说，动静不会太大，因为整体的人口密度不那么高，不会形成在一个区域内几万人齐放烟花爆竹的场面。可是将这种民俗搬到城市，尤其是楼房密布的居民区，麻烦就来了。在这样的社区，过年期间家家户户放起鞭炮来，响声震耳欲聋，硝烟弥漫，气味呛人，喘气儿都难。简直像发生了一场战争。

    尤其是大城市，人口密集，楼宇相连，如果燃放烟花爆竹，一方面燃放密度大，而且城里相对来说比较富裕，可以购买大个的烟花；另一方面，居民楼之间空隙小，空地稀少，燃放出事故的危险性明显要比农村大得多。住在高楼大厦，尤其是在超高层建筑里面，一旦发生火灾，逃生相当不易。

    尽管城市管理者高度警戒，但每年只要燃放解禁，就势必会有出事故被炸死炸伤的人，以及大小火灾发生，警察和消防部门高度紧张，连年都过不了；每每还累及那些根本不参与燃放也不想燃放的人，不说兴许会遭受无妄之灾，就说那些因病需要静养的病人，那些受不了惊吓的老人孩子，那些心脏不适的人，无端地摊上这样的“战争”，弄得不好，危及生命，并非危言耸听；更不用说那些没有表达权的动物，那些城市里的飞鸟，那些没有经过战争训练的宠物，城市郊区农民养的鸡鸭，它们绝对不欢迎每年一次的隆隆炮声。

    花费上亿资金的央视大楼，就因为小小的烟花，化为灰烬。

    即使发生这样重大的火灾，如果在城市居民中投票表决的话，我相信至少在目前，烟花爆竹的开禁派依旧可能会占上风，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实在太喜欢年节间由烟花爆竹带来的喜庆的感觉了。

    但是，凡是涉及人的生命安全的事情，是不能用投票来解决的。

    道理很简单，一万个人和一个人是一万比一，但一万个人也没有权力表决伤害一个人的生命。燃放烟花爆竹，的确可以给很多人带来快乐，但不放，却并不会给这些人造成什么伤害；反过来，如果燃放，却确确实实会给另外一些人造成实实在在的威胁，包括死亡的威胁。试想，如果在万众欢腾的爆竹声中，有人真的因此而受到惊吓死去，哪怕死的不多，一个城市仅仅死几个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这种欢腾，还有意义吗？更何况还有那些被烧毁的建筑物，以及里面无端被毁灭的家庭，损失的财产，死伤的人命。

    我们在产生这个民俗的时候，即使有城市，也不会像今天这样高密度居住，而且没有今天这样的高楼。应该说，在城市发展到如此规模，居民密度如此之高，城市管理和安全维护如此复杂的今天，我们如果还像生活在农村时那样燃放鞭炮，让每年过年期间都像遭遇了一场战争，一场持续多天的战争，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的。

    一个现代的社会，首先是一个文明的社会，一个能保护少数人利益的社会，一个基于人道的社会。我认为，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烟花爆竹不应该开禁。

    放鞭炮可以带来快感，讲人道同样也可以带来快感。后者对于人来说，似乎更加重要一些。

    网络实名制与减压阀

    文化部有关负责人称，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实行网络实名制。    （据2009年12月7日《广州日报》）

    网络实名制之所以在中国遭到网民的强烈反对，不是因为广大网民对于网上匿名诽谤造谣有着特殊的爱好，而是担心背后来自权力部门的追迫，比如因为批评了当地政府而招致的跨省追捕等事。

    中国正处在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尤其是官民矛盾日益尖锐。我想，现在的官员，大部分都受过高等教育，都知道社会需要减压阀。

    所谓的减压阀，就是让社会的不满情绪有个出口。如果没这个出口，也许短时间会相当平静，但终归会有那么一日，不满的能量积聚，爆发出来，就是毁坯甚至毁灭性的。可是，中国的事，从来都是道理归道理，实践归实践。虽然人人都明白减压阀的道理，但各地政府包括大学的领导人，却总希望网上一片歌舞升平。

    在很多地方，包括大学，当地或者本单位的论坛，实际上早就实行了严格的网络实名制。以至于那里的论坛，只能谈吃、谈穿、谈怎么泡妞。网民别说想批评自己的领导，就是发泄一下不满，一律会遭到封杀，如果哪个漏网之鱼冒了出来，多半也会遭遇事后的追究。这年月，因发帖（绝对不是诽谤或者造谣）而遭到追究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记得有一年我们学院一个学生发了一个对专业不满的抱怨帖子，还遭到追究。前段时间南京大学的一个帖子，居然承蒙教育部领导的关注，发帖者被严厉追究。

    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此精心构建太平，即使憋出了事，也只是局部问题。但是，如果国家的有关部门也不管什么减压阀，一味打造这样表面的太平盛世，事情就不会那么简单了。

    为什么没人管管网游？

    在我看来，眼下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危害最大的，其实不是色情信息，而是网络游戏。

    网络游戏是个巨大的产业，由城及乡，在这个巨大的产业下，成千上万患有网瘾的少年儿童，十个里面有九个都是因为网游。

    人类的缺陷之一，就是可能对某种外在的事情具有强烈的依赖。吸毒可以有毒瘾，赌博可以有赌瘾，沉迷网络游戏，也可以有网瘾。好色，也是人类的一种特性，但好色成瘾者却不多。戒毒很难，但真正的难度，不在于戒除吸毒者生理上的毒瘾，难在戒除其对毒品的心理依赖。而赌博更是如此，赌博的历史比吸毒还长，自古以来，是人都知道赌博是害，害人害到家破人亡，但是，一旦沾上这东西，就是难以戒除，有的赌徒在家徒四壁之后，甚至赌咒发誓，砍掉自己的手指头，以示戒赌之决心，但时过境迁，还是情不自禁扎进赌场，再做冯妇。

    网络游戏的性质跟赌博一样，里面既有知性的挑战，也有利益的诱惑，更有对人生机遇的追求和对人生命运无常的碰触，因此，只要沾上，漫说是未成年人，就是成年人，也未必能抵抗得了。就跟有赌瘾的大人孩子所犯的毛病一样，有网瘾的人，也会彻夜不归，也会寝食俱废，学业、事业就更谈不上了。天大地大，不如网游大，爹亲娘亲，不如网游亲。到任何一个小城镇，别的没有，学校周围肯定一排网吧，里面一堆堆的孩子在打游戏，学习再好的孩子，只要被吸引进去一回，那么这孩子从此就不是学校的人了，为了跟爹娘要钱玩网游，动手杀人案子也不少见，就跟过去为了赌资杀爹杀娘杀妻子一样。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父母，凡是孩子教育比较失败的，大抵跟网游有关。我一个同学跟我说，当他一次次深夜从网吧里找出他失踪的孩子的时候，真是恨不得一把火把这些网吧都烧了。

    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如此害人的东西，面对如此多父母的血泪控诉，却一直没有人出来管管？每次一个有关网游的重大刑事案件被曝光之后，有关部门顶多限制一下网吧，暂时少批几家，让网吧控制一下未成年人入内，风声一过，又一切照旧。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的无数个网吧，有多少真的限制了未成年人？更何况，还有大量未成年人在自己家里上网打游戏，很多家长对此已经无可奈何了。不仅没有人管网游，只要反对网游的声音出来，就会有铺天盖地的反对声压过去，好像网游的出现，真的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的智力似的。

    我没有能力进行调查和统计，不知道全国有多少孩子患了网瘾，也不知道多少家庭因为网瘾而被毁掉，但我知道这个数字肯定不小。

    相反，我却看不到中国孩子的智力这些年来提高了多少。大学里的教学质量逐年往下走，本科不如专科，硕士不如本科，博士不如硕士，不强调通俗化，教学根本进行不下去。

    所谓“网游”，无非是以科学和先进科技名义弄出来的一种赌博游戏，只是这种游戏，在今日的市场化时代，已经形成了跨国的商业巨无霸，在戕害无数幼小身心的同时，也吞噬掉了我们某些主管部门的灵魂，因此可以横行无忌，成批地吞掉下一代。

    台湾的怪胎

    台湾陈水扁家族，传出有大笔的钱汇往瑞士。一向作为独裁和贪赃者销赃、洗钱天堂的瑞士，自“9·11”之后，改了规矩，对来路不明的钱要追查。谁也没想到，掉到井里的，居然是“台湾之子”陈水扁。陆续的调查表明，陈水扁来路不明的钱还远不止这些。

    消息被证实之后，台湾岛内在破口大骂和唉声叹气之余，也在检讨，为什么会让这个家伙A了这么多钱去，如果不是外国人揭发出来，单凭台湾的国民党加上媒体再加上检调机关，还真的就奈何不了这个虽然下台但依然操控着民进党的大人物。有人说，这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民进党已经跟陈水扁形成了一个共犯结构。也有人说，这是因为台湾社会只讲意识形态，不讲是非。还有人说，是因为台湾的亲绿人士，把本土价值放在了道德价值之上。

    在我看来，陈水扁这个怪胎，是台湾民主过程中派性加娱乐政治的产物。

    人的社会很容易形成派性政治，只要政治是公开的，政客需要人们表态，人们对政治的热情比较高，就会自动站队。派系纷纭，诸侯林立当然也有可能，但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最合适的，是分成截然对立的两大派。在民主制度比较成熟，选民政治热情不太高的发达国家，派系政治会升华为政党政治，无论多党制还是两党制，选民都不大可能为了某个党去跟人玩命。但是，在民主政治推行之初，制度还没有随之成长，老百姓热情却很高，也喜欢意气用事，政客再加以煽惑，派性是免不了的。台湾政治，就有太多的派性色彩。

    派系的形成，跟价值无关。尤其是截然对立的两大派系，绝对不可能一个派系共享同一种价值观，而另一个共享另外一种。聚合成一个派系，无非是一些人对这个派系的政客感兴趣，既可能是对其政治表达感到听得入耳，也可能是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有好感，甚至长相和动作，都能成为亲和某一派系的理由。就台湾而言，所谓“本土”，不大可能形成为一种政治价值，顶多是种地方意识和乡土情感，就算是亲绿人士，也不大可能认可他们的政治领袖公然打家劫舍、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因此，谈不上是本土价值高于道德价值。

    派系跟意识形态更没有关系。即便是发达国家的选民，也不见得对意识形态有多大的敏感，西方政客的竞选，也很少有截然不同的政治主张，更何况台湾。亲绿的人们，亲和台独的主张，不是他们真的主张台湾独立，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恐惧，一种大半来自于台独政客渲染和鼓噪出来的威胁和恐惧，如果这些老百姓一旦发现其实并不存在这种恐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台湾独立与否，根本不会在乎。

    当然，派系不是黑社会组织，台湾的民进党虽然可恶，但毕竟还不是犯罪集团，即便那些在选举中拿了陈水扁钱的绿营的立法委员，也不见得就是陈水扁的共犯，如果他们有过错的话，是忘了问一声，为什么他们的领袖会有那么多钱，一皮包一皮包地拿给他们。

    派系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自己人都是对的。台湾社会所谓“只问蓝绿不问是非”的现象，不是不问是非，或者不知道什么叫是非，而是对所有关于自己人的“非”，一概不相信，相反，对于对方营垒的“非”乃至“恶”，却深信不疑，哪怕仅仅是捕风捉影，哪怕荒唐透顶。此番如果陈水扁不是自己认了账，把钱汇出去，大概引起的绿营反弹，一时半会儿不会这么大。就绿营基本队伍而言，对于蓝营和媒体揭发出来的有关陈水扁的种种弊案，此前一概视为阴谋和抹黑，这回出事，连出身知识界的民进党新党魁蔡英文都说，原来从前的传闻都是真的。可见，如果不是陈水扁自己承认，她也不肯相信自己人真的会干坏事。

    派系政治已经很没理性了，台湾政治还有更没有理性的娱乐化倾向。民主政治有娱乐性，哪个国家也在所难免，此番美国大选，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如果没有热辣的“奥巴马女孩”助选，未必就能战胜希拉里。可是，台湾的政治却更像是娱乐明星大赛，政治人物会作秀，而台下的追随者也像追星族那样疯狂和死忠。在这方面，显然蓝营不如绿营，长相俊俏的小马哥，人气虽然旺，但追随者的死忠程度，却远不及陈水扁的粉丝。人家居然像歌星有歌友会一样，有自己的“扁友会”，无论陈水扁发生了什么状况，都会死忠到底。

    派性政治和娱乐政治结合生出陈水扁，一点不奇怪。不过，民主制度的好处是，人不可能疯狂到底，人群里总有明白人，派系和娱乐，一旦妨碍了饭碗，疯狂的人也会清醒的。

    黑色风暴吹袭下的玻璃天花板

    1776年在费城签署《独立宣言》、家里使用着黑奴的美国建国先贤们，做梦也想不到，两百多年后，他们所建立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合众国，居然要迎来一个黑人总统。

    2008年美国大选距离投票日不足两周的时候，一个父亲是肯尼亚黑人的中年男子，名叫奥巴马的人，民调已经大大领先对手，一只脚已经踏上了白宫的台阶。即使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最偏爱的人，此时也只好祈求上帝赐予奇迹了。此番美国大选的唯一疑点，看起来只有“布拉德利效应”是否会再次起作用了。所谓“布拉德利效应”，是指1982年长期担任洛杉矶市长的黑人布拉德利竞选加州州长，选前民调显示布拉德利会获得胜利，但选举结果却相反。有时，在反种族歧视的氛围下，白人选民在民调的时候，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不会向调查机构说实话。这种微妙的民调效应，已经在美国的选举历史上出现过多次。这次会否旧戏重演，在选举结果未最后出炉时，还不好说，但多数选举专家的观点是，这次，这种情况再现的可能性并不大。

    不过，这种最后的疑虑，已经说明这次选战的特殊性。如果换成是两个白人对决，2008年大选肯定是一个没有悬念的大闷片，执政8年的共和党人，几乎把所有的事都弄砸了，那边每个月砸进上百亿美金的伊拉克战争的泥坑尚在，这边金融风暴又一下子几乎把美国扫回到了1929年，多数美国人突然发现，自家的钱包瘪了很多。中国有句老话，形势比人强，在这种形势下，选举换人，一般都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这次的换人，碰上了美国最坚固的玻璃天花板。奥巴马掀起的黑色风暴，能否吹塌这个强度很大的玻璃天花板，谁也不敢打保票。

    当今的美国，3K党不再到处活动，对看不顺眼的黑人动私刑，在公车上，黑人也无需再给白人让座，南部的大学，黑人入学也无需联邦军队护送；南方的小镇上，白人对黑人犯罪，陪审团也不再可能黑白不分，一味袒护凶手。自南北战争以来，经过百多年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抗争，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地位早已今非昔比。所有人，只要公开发言时有种族歧视之嫌，就会有麻烦。歧视，有时甚至在表面上似乎反了过来，著名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案，在几乎证据确凿的情况下，陪审团居然判辛普森无罪，众多的白人，虽然几乎一致断定这个黑人明星是个杀人凶手，但却无可奈何。

    可是，美国社会依然存在着看似无形的玻璃天花板，有宗教的，有性别的，更有种族的，这些天花板阻挡着非“黄蜂”    （WASP，WhiteAnglo-Saxon Protestants，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族群上升的渠道，尤其是阻挡着他们进入白宫之路。以欧洲的经验论，其中最大也最坚固的天花板，要数种族意义上的这块。

    美国人做好准备，迎接一位黑人总统了吗？看民调，60%以上的白人都会说，他们准备好了。但是人们能信吗？毕竟在现在的美国社会，黑人的犯罪率还是最高，黑人社区也最混乱，多数底层白人和蓝领白人，真的就改变他们多年对黑人的成见了吗？更何况，奥巴马不但是个黑人（有一半黑人血统），而且亲属当中多数都是穆斯林，这又触动了自“9·11”之后美国人的又一根敏感的神经。可是，我们看到，在选战之初，籍籍无名的奥巴马一步一个脚印，先是战胜了先前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前第一夫人希拉里，然后又一步步把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逼到墙角。是伊拉克战争的助力？还是金融风暴的吹袭？抑或是奥巴马本人的魅力，以及他选举班子的精明才是造就今天局面的原因呢？

    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英文著作很多，毕竟这个大选，跟踪的学者和媒体记者已经太多了，但是这样的中文著作，我们还没有看到，不，现在有了，摆在我案头的——《奥巴马：他将改变美国》1（《奥巴马：他将改变美国》，作者刘亚伟、吕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给了我们中国读者一个非常详尽的回答。这本书用讲故事的方式，介绍了美国的选举和选举制度，告诉我们奥巴马是什么人，他从哪里来，走过什么路，受过什么挫折，他是什么样子的。这本书还告诉我们，为了撞破各种玻璃天花板，不同宗教、不同性别和种族的美国人，走过了什么样的路。它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在一个混血的黑人身上，会再现一个古老的普通美国人的美国梦，这个梦有天真，也有世故，有认真，也有固执，有保守，也有进取，每个人都有梦，每个人都找不到，但一直在找。梦里有迪斯尼里才有的小镇，有好莱坞才有的侠气和仗义，有欧洲农庄里才有的宁馨。在每个早上5点就起床开车上班、晚上8点就上床就寝的内地美国人心中，都有这样的梦。不管是谁，只要能唤起这部分很守旧也很闭塞的美国人的梦，他就赢了大半。当然，奥巴马的命也足够好，伊拉克战争成全了民主党，但金融风暴则彻底成全了他，如果像书中所说，奥巴马的竞选，是一股黑色风暴的话，那么，将这个风暴鼓荡到一定烈度的，就是今天席卷这个世界的金融风暴，或者海啸。

    《奥巴马：他将改变美国》的作者之一刘亚伟教授，是我的老熟人。一次，我跟他谈起了林达——我的另一个好朋友，真名叫李晓林。我说他也可以写点林达那样的著作，给中国人介绍美国的制度，美国的选举，别老是坐在象牙塔里居高临下俯瞰众生。没想到几年之后，这样的书，还真就出来了。真的跟林达的书一样，流畅，明白，清楚，某些地方还很有味道，一口气读下来，如夏日饮冰，痛快淋漓。

    我的读书经验告诉我，好读的书，不仅能让人读进去，而且肯定会让人有所收获的。

    四川这个地方出神仙

    当年的道教，就在这里发祥。但历来雏凤清于老凤，后来者居上。

    当年道教的创始人张陵，虽然被尊为天师，也还是人，而他的后辈，缙云山上新建的绍龙观的李一道长，已经变成了活神仙，弟子见了他，有称“天尊”的。

    道教最高的神三清才被尊为天尊，可见，活神仙李一的仙品，已经登峰造极。

    李一的神迹，总让人想起四川另外一个活神仙刘从云。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有哪个不知刘神仙呢？

    刘神仙，刘从云，原名刘宗培，清朝最后一年，创立一贯先天教，在谱系上，跟王觉一的一贯道没什么关系，但却也号称三教合一，唬人的法术基本上抄袭的是道教，再糅合上一点民间白莲教的功夫。跟李一一样，刘从云在一般人看来，的确有两下子，什么气功、龟息、扶乩、占卜，无所不能。当然，给人看病，更是小菜一碟。

    至于这种功夫的效验，是他和门徒们吹出来的，还是真有其事，谁也说不好。只是，自古以来，但凡会点打坐、站桩，对于健身祛病多少都会有点益处，几乎所有的民间宗教，都是靠这个起家的。

    当然，每个教门，都有一个活神仙。一般的站桩和打坐，经过神仙的点化，往往就会神奇无比。

    刘从云的门徒被告知，人在两肾之间直到天门穴，有一根红线，练久了，就会显现，再练，就会浮现出一个红珠，红珠上下浮动，会幻化无穷，直至成仙。这种说法，跟李一道长的站桩站出气息流动来，其实异曲同工。

    当年刘从云的辉煌和认栽，都跟他参与政治有关。在众多的四川军阀中，刘从云看上了刘湘。而刘湘苦于没有精神控制部众，也正好利用一贯道。刘从云在川中弟子众多，耳目众多，所以，在几次四川军阀混战中，占卜占出来的主意都不错，帮助刘湘至少从形式上压服了群雄，统一了四川，所以更受信任。

    还有，刘湘居然答应刘从云，练了一支神军，而且出任剿共的前敌总指挥。外界都说，人家是海陆空三军，而刘湘有海陆空神四军。不过，即使是神仙，到了顶峰，就该栽了。

    最后，刘从云这个前敌总指挥，碰上了根本不信邪的红军第四方面军，仗打得一败涂地，神仙变成了窝囊废。神仙破产，跟刘湘闹翻，只好流落江湖，直到1950年代被捕入狱，死在了监狱里。

    刘神仙的悲剧，跟他所处的时代有关，乱世英雄起四方，凭什么不让道长也雄起一下？

    其实，在他之前和之后的众多出身江湖的道长们，或者说活神仙们，绝大多数没有他这般的政治野心。他们展示神迹，无非是为了借教敛钱。门徒的崇拜，就是来钱的通道，为了让这个通道更加宽敞，神仙的神迹，就得神乎其神。一旦名气大了，一般的教徒，也就不大好能见到神仙的面了。

    神龙见首不见尾，道理上是说得通的，刚出名的时候当然得见人，出了名之后，就不能轻易见人了。名气越大，越要保持神秘。

    不过，古人还是抵不过今人的聪明。

    古代的神仙，往往都在民间教门里招摇，动不动就自创一个，名字越玄越好，比如刘神仙的一贯先天教。若他们在正经大教里招摇，一般都会有麻烦。

    但是，今天的神仙，都在官方认可的宗教里记录在册，尽管人册时间不长，本质上无非是个江湖术士，但人家有“单位”，有师承。神仙也知道，如果没有了这些，开门办班收钱，别说动辄数千一万，就是几百，也是非法的。弄得不好，还会遭致打击。

    古代没有媒体，神仙自我宣传，只能靠门徒口耳相传，效率低得紧，而今天的神仙，电视上一吹，杂志封面一上，天下皆知。再拉上若干名人，强行派他们做徒弟，火借风势，不烧太没道理。

    所以，古代的神仙，在官方档案中，一个个教案记录的，无非是：挣了几百亩良田、几间大瓦房，某些好色的，还弄了几房妻妾。而现在的神仙，山下排队送钱的，不知凡几，挤破头。挣钱比做房地产还要容易。

    四川这个地方出神仙，神仙多了，有钱人乐意沾仙气，尽管沾，但一般的小民，最要紧的，还是看好自己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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