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纪念的历史悲情

    对于中国人来说，二战就等于是抗日战争。对于我们这些四五十岁的人来说，在我们的成长岁月里，各种文艺作品中有关抗战题材的特别多，小说、戏剧、电影林林总总。即使在文革那个百花凋零的日子里，能看的电影“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就有两个是打日本鬼子的。只是，在我的印象里，抗战更多的是英雄主义的胜利凯歌，是一个中国人用土枪土炮土地雷，轻而易举地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过程——Too easy！至于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记忆里，几乎是不存在的。

    可事实上，中国抗战胜利是惨胜，是一连串惨烈的抵抗和失败，国土遭沦丧，人民被屠戮。有跟占绝对优势的敌机格斗最后拼尽性命的空军，也有整团整师甚至整军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的陆军，更有操着土枪土炮甚至大刀长矛跟敌人拼命的游击队。当然也有不少原来就是军阀的军队，虽然也抵抗过，但由于种种原因被遗落在沦陷区，结果生存不下去而投降的。

    说实在的，纵观抗战的历史，凯歌行进的时刻并不多见，有的只是惨烈，虽然可歌可泣，甚至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但毕竟是惨烈的。我们可以骄傲，说我们虽然是弱国，现代化程度不及法国的百分之一，但是法国投降了，我们没有，但这改变不了我们抗战惨烈的事实，而且由于在二战的盟国中，我们抗战的时间最长，从“七七事变”算起有8年，若从“九一八事变”算起则有14年，所以，我们经历的磨难，遭受的牺牲，也是最多的。

    这个世界最应该悼念自己在战争中牺牲的人民的，实际上是中国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没有经历过这样长时间的磨难和牺牲。连号称最为灾难深重的犹太人，被纳粹屠杀了600万，但他们是被间接地用工厂化的方式处理掉的，而中国人却往往是被拿着最现代化武器的中世纪野蛮人，面对面地杀掉，显然，其场面要更加血腥和残忍。当时的中国，按黄仁宇的说法，是一个无法用数字来管理的国度，所以，我们的战争损失，实际上一直是笔糊涂账（日本的右翼，往往在这一点上跟我们胡搅，好像当年在南京如果没有杀掉30万人，就不算大屠杀一样），但是，问一下那些经历过抗战的老人就知道，中国几乎每个家族都有死在战争中的人，或者是战死疆场，或者是死于战火，更不知有多少人，在逃难途中饿病而亡。在战乱中，众多的斗升小民丧失了仅有的一点家当，好不容易经过十年积蓄养成的民族工业，多半毁于一旦。

    反思战争，应歌颂正义战胜邪恶。不过，更应该明白的是，战争是罪恶的，是最可悲的悲剧，即使是不得不应战的被侵略者，战争给他们带来的也绝不仅仅是反侵略的胜利凯歌。对战争中英雄主义的歌颂，理所应当是为了消灭战争、遏止战争，而非激起年轻人对战争的渴望。

    教授与平等观

    北大医学部某研究所要求教授轮流值班做门卫，据该所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说，“教授只是一个职称，不是什么特殊人物，即使是特殊人物也要和其他员工一视同仁”。

    这样的平等观，真是绝妙好辞。是的，一个学校，教授跟扫地、看门的员工，的确应该是平等的，但不意味着教授就应该去做看门和扫地的工作。如果这样的“平等”成立，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求看门和扫地的员工进实验室进教室呢？再说，教授不是特殊人物，那么领导包括这位办公室的负责人，是不是也应该不是特殊人物，更应该扫地和做门卫呢？

    中国的大学，教授已经相当贱了，在学校发的各种表格里，教授跟扫地和做饭的人一样，属于教职工，或者员工。在住房改革之前，分房子的时候，教授绝对竞争不过做饭的大师傅，至于小车班的司机，更是难以望其项背。在一些人眼里，学校最重要的是干部和后勤人员，一个是领导，一个是经济基础，教授当然不能没有，但是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教授却有的是，实在不行，找个有学历的，给他个职称就结了。即使在社会上看起来教授还相当风光的今天，一个所谓的大牌教授，到了校领导面前，还不是大气都不敢出！

    一直研究高等教育的熊丙奇教授告诉我一个故事，1950年前后，当时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邀请该校著名物理学教授Rabi作演讲。Rabi是194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艾森豪威尔在开场白中客气地说：“在众多雇员(Employee)里，你能够获得那么重要的奖项，学校以此为荣。”但是Rabi回敬说；    “尊敬的校长，我是这个学校的教授，你才是学校的雇员。”

    这样的事情，在过去的中国也有过，民国时的大学，从来没有人认为教授是学校的员工，教授的聘书，都是校长亲自恭恭敬敬送上门的。周作人先生从日本留学归来，蔡元培先生一次次登门拜访，请他来北大教书。反过来，如果哪个教授觉得学校有所不敬，那么转身就走，连招呼都不打。那个时候，中国有很多牛教授，因此才教出来很多牛学生，至今让我们感慨不已。

    教授牛不起来，是因为学校已经变成了衙门。现在的大学很像一个县衙，校长是县太爷，说一不二，谁见了都怕，机关干部是六房书吏，跟县太爷分享一点权力，而教授则是三班衙役，跟扫地看门的一样，都是从事贱业的贱民。只有混进机关干部队伍，弄个处长副处长千千，才会有点出息。而学生则处在最低层，属于交粮纳赋的百姓，好在他们只不过临时在这里交粮纳赋而已，而教授则在一个单位，差不多要干一辈子。在大学里，不仅校长、院长和系主任是教授的领导，连机关里的一个小科长，也一样以领导自居，说起话来颐指气使。

    从来没有听过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即使在非洲，让教授值班做门卫的。这样的出格之举，还理直气壮，无非是权力的傲慢，衙门里特有的权力傲慢，除了领导之外，所有的人，无非都是奴才，让你做什么，就得做什么，教授不过是一介有职称的杂役而已。

    教授的抄袭案

    大学里的学生，无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交作业写论文，从前是泡图书馆抄，抄完了之后，比较有“职业道德”的还夹上一纸条：此处已抄过。提醒别的同学别抄重了。

    现在同学们大抵足不出户，从网上“荡”就是了。学生抄，教授也抄。就目前已经暴露的文抄公来看，还真不乏大人物。比较高明的是从外文著作里抄，东一点西一点，最好是不同的语种都有点，让你查起来找不到头绪；次一等的是从港台的著作里扒东西；最下等的就是在国内有关著述里拼，张三的嘴，李四的鼻子，王二麻子的额头，一篇文字如果仔细寻的话，大概可以找出十几二十个人的产品来。当然，近来有勇敢者就可着一个人抄，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书，就是一个复印件。从海外归来的某些海归，则干脆把人家的文章换成自己的名字，连抄的功夫都省了。

    学生的抄和教授的抄，毕竟有所不同。学生抄，东窗事发，大多脸不变色心不跳，除非是攒书被人告上法庭对簿公堂要赔钱；但是教授抄，如果被人揭发出来，脸上还是不太好看的，所以，怎么也得有点动作。躺下装死是最常见的，只要尾巴被人抓住，马上什么也不说，闷起头来装死，任人家怎么问，就是一言不发，不认账，也不反驳，硬着头皮顶住，只要坚持几个月，等风声一过，再西装革履地出来，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该做什么做什么，该说什么说什么，甚至张开大嘴批判学术腐败也没有问题。比较勇的是出来反击，写文章反击，胡搅蛮缠，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更勇猛的是跟揭发者打官司，你还别说，还真有李鬼把官司打赢了的，李逵倒败诉。当然，最有办法的是通路子，找关系，把不良影响消弭在萌芽之中，如果哪个媒体的从业人员敢不识趣，那么，人家说了，你的上级会找你的！

    比起学生来，教授的抄袭案，有好些其实不是偷。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某些教授那里，在学生的文章上面挂名成了一种“规矩”，只要学生的文章有点意思，就非挂不可，好一点的，挂了名发表后不分稿费，差一点的连稿费一并吞掉，一点也不给学生，自己名利双收。这其中，有学生本不愿意却被逼无奈的，有半推半就的，也有主动投怀送抱，先生欣然笑纳的。我们看到，这些事还真不好定性，里面有强抢、豪夺，也有强奸和通奸。当然，挂名的先生如果赶巧碰上学生的大作其实是抄的，那么东窗事发的时候，自己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没法说了。

    偷人钱财是偷，抄人家文章也是偷。如果哪个学生和教授一时兴起，顺人一个钱包，估计被抓住了大家都会认为他是贼，脸面丢个干净。抄人家的著述，其实跟偷人钱财没什么两样，但是感觉上其情节似乎要轻得多。学生为了交作业，大家可以在一起公开地抄，为了避免抄重，还要相互参照。那些忙于给导师（老板）打工做课题的学生们，大抵也是公开地抄，只要把主持课题的老师一个人瞒住就好，反正老师都忙，到处赶场，哪里有工夫去核实，加上课题原本就是骗钱的道具，只要能把钱骗到手，谁又会去叫真。教授们抄，相对而言，比学生要隐蔽一点，讲究一点策略，但内心的道德压力决没有决定顺人钱包的时候那么大，顶多也就是忸怩半晌，然后该出手就出手，其厚颜无耻之程度，让旁观者见了都不好意思。

    偷人钱财只伤害被盗之人，而偷人文章，不仅伤害被盗之人，而且败坏了学风，伤及整个学术共同体的尊严。每年期末，考试的时候老师都在监考，为的是防止学生作弊抄袭。如果老师率先垂范，带头抄将起来，那我们还在乎学生的这点小动作干什么呢？他们的小抄，一不算偷盗，二不涉及知识产权，无非是想骗个好分数。

    造假的技术含量

    直接感受造假的技术含量，是因为盗版书。卖文为生的人，稍有成绩，总难免遭遇盗版的尴尬，从前有读者寄来让我签名的盗版书，质量都很差，近来则日见其佳，好到了真假难辨的地步。

    造假的技术，盗版书还是小意思。古董和假画制作，才算功夫。

    自古以来，造假的门派一向分两路。一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规模大，比如往茶叶里掺沙子，往食盐里掺沙子，往粮食里掺沙子等等；另一路则专走高精尖路线，量很小，但技术含量奇高，比如制作假古董。

    高手制作的赝品，即便行家里手，也往往不辨真伪。台北的故宫里，至今还能看到假的商周青铜器，显见是当年专家花了眼混进来的，多年前曾让人当宝贝辗转从北京运到四川，再从四川转到台北。

    不过，据说古董界造假技术最高的，要数书画，高手可以把一幅古画一层层剥开，真假掺起来，真里假，假里真，连最内行的专家也会被蒙在鼓里。

    过去造假的规矩一般是这样的，雅的、值钱的，往往走技术路线，而大路货则粗放经营，有什么掺什么，无非是为了多加点分量。现在时代变了，造假也在进步，即便大路货的日常品生产，造假掺假也开始走技术路线，而且还有了现代科技含量。比如往食品（包括动物食品）里添加三聚氰胺，增加食品的蛋白质含量，这个秘密谁发现的？大学的化工专业肯定不会教这些东西，首先实践这个的，肯定是位精通有机化学同时又肯钻研的人士。

    同样具有创意的造假，还有养黄鳝添加避孕药，海鲜养殖加四环素，据说都可以增产；给鸭子喂苏丹红，可以让鸭子生出红心鸭蛋，让人误以为是湖边吃鱼虾长起来的鸭子下的蛋；养大闸蟹加什么我忘记了，反正也是特有创意的。这样的添加，除了发明者特别具有联想力、创意之外，按道理还应该经过反复的试验，试错、比对、探索。

    如果国人把造假的创意、心思、干劲乃至精气神转而用在科学发明上，会怎么样？中国的专利技术肯定会有一个飞跃式的进步，中国的制造业不会像今天这样，由国外来料来图纸而中国厂商以加工为主，缺乏自主品牌，产品的量再大，也是在廉价为发达国家打工。

    显然风俗有点问题，一想到发财，每每首先考虑下三路的招数；制度及其操作也有问题。尽管有了专利局，国家也主张对知识产权加以保护，但现实的局面是，凭有知识产权产品获益的人或者公司，其收益往往不及盗版者。一个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写本书，只要稍有读者，立刻就会遭到盗版，然后就再也卖不动了。光盘、软件莫不如此。发明专利遭到盗用的官司，也所在多有。政府不是不管，有制度，有机构，但管只限制在表面上，禁者恒禁，用者照用。一个作者告诉我，他曾经在书市上当场抓住一个盗他书的人，送到稽查大队，前门送进，后门放出。

    如果正经动心思发明创造，得不到应有的报酬，甚至可能赔本的时候，人们的心思自然会往邪路上走。如果恰好又有这样的环境，邪路上的人，自然就格外精明，甚至格外有科学的精神、试验的耐心、探索的追求。

    造假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为什么总在这个方面动心思，甚至用现代科学技术在这个邪路上前赴后继。

    “擂台”的民族主义想象

    凡是表现近代武林高手的电影、电视，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会有中日高手比武的场景，霍元甲如此，陈真亦如此，就像传统小说戏剧中好人和坏人打擂台一样，坏的一方肯定诸多奸谋，使诈、用暗器、下毒，但最终好人还是打败了坏人，一如电影《叶问》中，叶问一连数掌，击得那日本将军瘫萎于地，然后昂然接受剧里剧外众人的喝彩欢呼。

    我很怀疑这种比武，都只是一种故事，并非真有历史的依据。    《叶问》里的故事，属于最粗糙的一个，很难想象，一个打伤日本将军的人，可以从容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日军占据的佛山，逃到同为日军占据的香港，然后安然无事？事实上，本人从事民国史研究多年，从来没有在民国史料中，发现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听说过别的同行发现过这样的史料。如果真有这样的比武，当年的报纸肯定不会放过。

    有意思的是，这样的事情，在今天却真的有了。前些日子，众多的媒体报道过中日双方搏击高手比武的事情，跟大家预料的一样，中国人战胜了日本人，我们看到了获胜者那高举奖杯的照片。只是，中国高手获胜之后，有人质疑，那日本高手根本就是日本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孰真孰伪，我是外行，无从判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现在人比较有眼福，不仅能看到戏剧的故事，而且能看到戏剧性的真实演出。

    到目前为止，至少还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很恨日本人，这样的恨，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文化的原因。在文化上，似乎很有血缘联系的中国和日本，彼此的讨嫌看来一时半会儿不会消失，尤其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讨厌也许更多一些。

    历史的仇恨，不用说日本人要负的责任更多一点。吃掉朝鲜和中国，是日本选择的现代化路径的前提，但中国没有类似的前提。可悲的是，日本是个学习西方的优等生，而中国只是一个中等生，因此，中国挨打、被欺负、遭吞噬，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在军国主义主导下扩张侵略的日本，能干出多少惨绝人寰的事情，事实上早已超出了现在日本人的想象。更加可悲的是，战后的日本，由于占领者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没有对自己进行彻底的反思，在国内留下了一个庞大而从不认错的右翼，在战后不长的时间，昂然进入最发达国家之列，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右翼，甚至重新部分地变成了日本复兴的火车头。

    应该说，战后的日本并非没有对那段侵略历史进行反思，但反思的声音，永远都压不过不认错的呐喊，这种呐喊跟冷战时特别的反共声音往往难分彼此，搅在一起，使得事情更加复杂化。而日本政府，对于战争的态度，又相对比较暖昧。反过来，作为受害者的一方，中国人的批判和反思，也因为冷战的缘故，显得过于脸谱化和功利化，很难令人信服，难以起到正视历史的作用。所以，当改革开放，中日再一次开始大规模接触之后，两国国民的关系，不是因经济联系导致的物质至上，就是仇怨再生，仇日和哈日，一如一枚硬币之两面。

    戏剧的民族主义，就是仇日一面的具体体现。这样想象的中日擂台在荧屏上出现的次数多了之后，每当日本球队来华比赛的时候，我们就会理所当然地把这些无辜的球员，当成昔日的日本武士，肆意叫骂，无所不用其极。

    国民中的一些人似乎对韩国人在历史片中的自我膨胀不以为然，但我们想象的擂台，其实跟韩剧意淫我们的唐太宗，没多少分别。

    “人肉搜索”的私刑

    对“人肉搜索”这种做法，褒贬不一。几桩闻名的人肉搜索事件中都充斥了社会正义感。叫好者称之为伸张了正义，贬低者说他侵犯人的隐私，最激烈的反对者呼吁国家制定法律禁止之，以保护人的隐私。

    但是，这种行为，无论搜索得多么解气，说到底，很类似于过去的私刑。私刑不见得都不地道，无论是负屈含冤者手刃仇家，子弟为父兄报仇，还是宗族将奸妇奸夫游街示众，在当时的道德氛围中，很多案例都有相当的正当性，可以博得大众的同情。（历史上很不地道的私刑的确有，但不见得占很大的比例。）

    今天的人肉搜索与过去的私刑一样，都是法制不健全的产物。一个正常的国家是不应允许私刑存在的，私刑意味着个人可以自己执法，显然，如果个人或者小范围的社会群体成为执法者，那么国家的权威就会因此受到损害，轻则秩序混乱，重则危及国家安全。因此，任何一个政府，只要当政者头脑清醒，都会用强力制止私自执法，无论这种行为有多么充分的道德借口。

    可是中国是个长期以来道德大于法律的国度，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又有过很长一段时间，以政策代替法律，以群众运动替代法制。从某种意义上说，私刑泛滥，恰是我们这个国家前现代特征的主要表现形式，即便社会的技术进步已经达到了跟发达国家相近的水平，互联网普及度几乎跟美国处于伯仲之间，这种现象依然会存在，而且人们似乎对此并不反感。

    政府要想制止私刑，或者人肉搜索这种变相的私刑，唯一的途径是健全法制，像虐猫、花心导致妻子自杀的行为，虽然未必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但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估计是逃不掉民事责任的。网民举报，充分合理。但如果聚众打上门去，闹得他们鸡犬不宁，就过了，变成了私刑。

    有充分的道义理由，可不可以启动私刑？如果是械斗打架，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相信多数人不会同意。但是，人肉搜索这种变相的私刑，一时半会儿危及不到搜索对象的生命，大家又可以解气开心，一定会有很多人乐意相从。但是，私刑的危害，无论真刀真枪，还是众口相啐，其实只有程度的不同，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法律秩序的一种伤害。这种行为，不仅损及国家法律的权威，而且对人们正常的社会生活，也不是好事。

    首先，这种行为的泛滥，有时候会伤及无辜，毕竟，大众不是执法者，没有具备执法机关所有的调查本领和手段，弄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其次，这种行为，容易被居心不良者利用，作为挟私报复的工具，真要是有人这么做了，又有很多满怀正义感又很热心的网民跟风，最后酿成大祸也说不定；最后，我们看到目前存在的人肉搜索，有的已经演变成了具体的攻击，比如把搜索对象的电话打爆，让他们无法正常生活，往人家门上涂粪，刷辱骂的标语，甚至全程跟踪辱骂，等等。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违法。

    无论国家是否应该立法制止人肉搜索，这种行为都不应该被提倡。像我们这种有着道德压倒法制传统的国度，在走向法制的道路上，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严禁私人自行执法。

    犯了错的小人物也有尊严

    报载，厦门整治街头小广告出狠招，江头社区的治安巡逻队抓了四个贴小广告的“现行”，随即用他们身上带的小广告贴满了他们的全身，然后逼着他们去清除小广告。新闻图片上那几位“现行”，连脸上都贴满了“膏药”，一脸的无奈。

    按中国的传统，百姓犯了错，必须接受惩罚，惩罚不仅是肉体上的，也包括精神和人格上的羞辱。比如抓到衙门去褪了裤子打屁股，在站笼里罚站，判死刑要插上牌子游街。不见官的民间惩罚也类似于此，在祠堂里当众用荆条抽打属于小意思，重的作奸犯科者，抓来，大抵要剥光了衣服示众（如果女的比较有姿色，大家剥衣服的积极性更高），然后再沉潭。总的来说，凡是惩罚，羞辱是免不了的，属于惩罚内涵中的应有之义。

    在中国这个地方，无论如何反传统，但传统却总是阴魂难散。没秩序的时候，上下各色人等互相惩罚、一起羞辱，有秩序的时候，则惩罚中的羞辱，就专门留给下等人。总而言之，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对人权的理解依然一片茫然，似乎不知道，即使再卑微的人，也一样是有人格和尊严的，而且要尊重人家的人格和尊严。

    我们的文化里，“人格”或者“尊严”这样的概念，在以前是没有的，类似的东西只有“面子”。中国人之爱面子，曾经让初来乍到的西方人很是大惊小怪，总是在书里写来写去，但也总是写不明白。不错，中国人是很在乎面子，如果一件事让他在实利上吃了亏，但却有相应的精神上的好处，即有了面子，那么他大抵是会高兴的，反之也是一样。

    中国人的面子有很多层面的内容，被人看得起叫有面子，替人说项成功叫有面子，做事做成了同样是有面子，甚至被官府抓了很快被放出来也是有面子。最重要的是，面子是有等级的，不同等级的人，面子的概念是不同的，面子也是有运用范围的，如果一个人的面子可以遮住有权施加惩罚的人，那么羞辱就不容易落到他的头上。一般说来，等级高的人面子大，遮蔽范围大，等级低的人面子小，遮蔽的范围也小。无论面子大小，只要伤及面子，总是令人难堪的事情，往往比肉体的伤害更加令人不舒服，除非此人是浑不论的滚刀肉。

    从实施惩罚的效果角度，凡是需要惩罚的时候，往往要触及对方的“灵魂”，羞辱其人格，为的就是让这个人和其家人没面子，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如是，效果才好。只是这种羞辱性惩罚的运用，往往强化了人们的暴虐心态，只要有机会，大家都乐于表演羞辱别人的闹剧，或者观看羞辱人的表演。过去的县太爷不会当众打缙绅先生的板子，那是因为相对于县太爷而言，缙绅的面子足够大。如果换成皇帝，而这个皇帝又足够暴虐的话，管你是谁照样打，明朝不是有廷杖吗，意思就是即使贵为大臣，惹恼了皇帝，照样当众打屁股。那个被文人捧得很红的雍正皇帝，还干过这样的事，不打也不杀，赐块“名教罪人”的匾，叫某大臣（钱名世）挂在自家的堂上，就是要羞辱你和你的全家，宗族里游街或者沉潭，都轮不到族长老爷，即使他老人家也不免偷香窃玉，不过一旦落到绿林好汉的手里，族长老爷的面子就不一定能保得住。

    只要面子遮蔽不到的地方，羞辱就有可能发生。无论你官当得多大，地位有多高，只要上级领导发了话，羞辱就免不了。清朝皇帝经常发动群臣对某个人搞大批判，群臣无不乐于响应。明朝的永乐帝将建文帝的忠臣家眷发往教坊为娼，众军汉特别踊跃地前往蹂躏。总之，羞辱发生的时候，往往是众闲人狂欢的时刻。文革时，无论给大人物戴高帽子游街，还是给村里的破鞋挂上真的破鞋示众，参与的人都一样地兴奋。

    不过，在正常年景，最易发生的惩罚性羞辱，还是在最底层的人们身上。一个社区，往往是边缘的人最倒霉，只要有点事，大家就会群起而攻之。但是他们也比外来的同类处境好些，因为那些外来的人，地位既低，又没有熟人的情面，所以，只要他们犯了事，肯定是全区共讨之，羞辱自然是无法避免。

    回顾厦门发生的事情，如果那几个贴小广告的人与治安联防队员是一个社区的，可能命运未必会如此惨，但是，这些看上去民工一样的外地人，有谁会在意他们的感受呢？

    一个不懂得尊重人的社会，人是没有地位和尊严的。今天落在外地民工头上的羞辱，只要机会成熟，同样会落在另外的人头上，无论你地位多高，活得多体面。从本质上讲，对犯错甚至犯罪的人的羞辱，如果说对这些人有什么改变的话，那么更可能的是让他们变得更加暴虐，仇恨心理更加恶化。

    庙会的“皇帝”

    京城的庙会，从来不缺人气，一年比一年人多。光门票的收入，主办单位就赚了个满盆满罐，遑论摊位收入。

    为了争人气，京城的各大庙会，还争相请来了皇帝。今年京城的庙会花样翻新，天坛、地坛、北海等著名旅游景点纷纷上演祭天、祭地、祈福等“皇家大戏”，“‘皇帝’成了庙会的主角，呈现一道华丽的风景”。    (2009年1月28日新华网)

    这样的皇家大戏，十多年前，我就在地坛庙会上见识过一回。不过，今年的“皇帝”祭地仪式可是今非昔比，文武百官、侍卫仪仗浩浩荡荡，皇帝也高大气派，衣衮华丽，整个祭地仪式像模像样，三跪九叩，煞有介事。

    年节的庙会，是老百姓扎堆找乐的场合，把个“皇帝”弄出来，排上阵势，三跪九叩地给大伙演一场，倒也没什么。只是我有两个地方不太明白，一是干吗出山的皇帝都是清朝的打扮，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王朝，难道只有满清王朝的皇帝才配出来祭天祭地吗？二是庙会上演戏，无论曲艺还是杂耍，无论扮演村姑还是小丑，大家都是平等的，怎么单单皇帝成了主角？

    所以，庙会里的皇帝，不仅仅是一个戏里的角色，一个好玩能吸引观众眼球的角色，明显还有其他的意蕴。

    地坛庙会上“皇帝”早就现身了，但为什么近年才变得风光鲜亮，而且招引得其他的庙会也跟风效法？这是因为近年来的皇帝，已经全面吃香了，在传统儒学复兴的大潮中，甚至在此之前，皇帝已经悄然占了先。当然，最走红的，还是离我们最近的满清皇帝，铺天盖地的满人皇帝戏充斥了电视屏幕，以至于人们只要想到皇帝，就是红顶兽毛大帽子的满人皇帝形象，一说到公主，就是满人的格格，太监，也只能想到李莲英的尊容。

    传统复兴，难道是帝王意识的复兴，是三跪九叩的皇家礼仪，是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在原本就没有清理干净专制意识的中国社会，即使是游戏和演戏，只要大家耳濡目染多了，等级观念、权力意识、尊卑格局不难复制。

    皇帝梦

    古代中国是个身份不固定的国度，不像中世纪的欧洲，贵族是贵族，农民是农民，怎么也颠倒不过来。中国的平头百姓，有时候连皇帝之尊都敢觊觎。种地的陈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小亭长（相当于今天的派出所所长）刘邦看见秦始皇出巡，说：“大丈夫当如是焉！”

    从那以后，帝王梦谁都做，只要有机会，就会拉队伍出来碰碰运气。曹操说要是没有他，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确如此，不能说人家吹牛。但尽管这样，还是没有挡住那个“织席贩履”的刘备钻进四川做了皇帝。

    年头乱的时候如此，年头太平的时候也一样。眼下被吹到天上去的康乾盛世，每年都得抓出几十上百个称王称帝的逆案，不知从哪儿冒出个教门，有个几百个信徒，就敢关起门来在炕头上称九五之尊，大封三宫六院、丞相将军。这种状况大概一直持续到了解放后，直到改革开放，才算好了些，大概资讯发达了，就是有疯子要当皇帝，也没人理、没人捧，只当他是疯子，所以，这些年是不大听说有皇帝案了。

    皇帝案没有了，不意味着皇帝梦也消失了。君不见，现在一打开电视机，满屏幕的皇帝戏，那个“王朝”，这个“帝国”，这个“天子”，那个“大帝”，没完没了，再加上些太后、皇后和宠妃，好像电视世界被皇帝家包办了一样。帝王戏满天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但收视率高，肯定是决定性的因素。换句话说，老百姓乐意看。

    老百姓看看皇帝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这种戏密集到了这个地步，几乎三换频道就能碰上皇帝的时候，怎么说都有点不正常。特别是，荧屏上的这些皇帝，几乎没有反派，个个都风流倜傥、才貌无双，外加智勇双全，只是偶尔犯点人人都要犯的小错误，可爱得紧。

    这种状况至少说明我们这个民族似乎对皇帝有着过分的喜爱。这种喜爱，放在有点权势的人脑袋里，反映在行动上，一不留神就会出点蹊跷事：一个镇政府办公楼，能盖成天安门模样；一个小小的县级市，也要搞阅兵，大喊“同志们好！”    “首长好！”宁可犯错误，也压抑不住地要学最高领袖。至于一手遮天，搞一言堂，做土皇帝，最后一头栽倒的，也是层出不穷；平头百姓无权无势且无勇，但喜爱皇帝也有麻烦，至少总是忍不住把自己的上司当皇帝，说什么听什么。许多土皇帝之所以跋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下面的人都自动跪下了，说什么都跟着喊“喳”的缘故。

    想要做皇帝的人，与顺从皇帝的人，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有权了就作威作福，自我感觉就是皇帝，没有权的时候就低眉顺眼，让别人感觉是奴才。皇帝和奴才之间的感觉转换非常迅速，朝为田舍郎，暮坐天子床，反过来也一样。

    编剧和导演，常常依据“可看性”随意塑造角色，在他们眼里，帝王将相的历史无非是些泥巴捏的小姑娘，不仅可以随意打扮，还可以任由他们的性子捏圆捏扁。有良心一点的，还告诉你他那是“戏说”，而那些没良心的，干脆公然宣称自己的作品就是正剧，是尊重历史的。

    电影电视是大众文化的主要传播途径。眼下，皇帝戏已经影响了不止一代人，越来越多的人把荧屏上的故事当真事，皇帝的形象不仅高大，而且越来越可爱可亲，个个都是好儿子或者好孙子、好丈夫、好情人兼好父亲。过去有个编排乡下人的故事说，两个乡下人下田割稻的间歇，一个说，皇帝老子如果割稻的话，肯定使金镰刀，另一个道，瞎说，皇帝哪里用得着割稻，还不是躲在树荫下，西瓜吃吃，芭蕉摇摇。现在，电视剧里的皇帝形象，已经在走下神坛趋向人性化的过程中，变得跟当年乡下人嘴里的模样差不多了，不知哪一天，我们在街上就会碰到的。不过，即使是当年乡下人嘴里的皇帝，也是皇帝，也一样有着生杀予夺的专断权力。这样的皇帝，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山寨”风

    最早知道山寨，是在《水浒传》里，除了朝廷就是山寨，而山寨是跟朝廷对着干的地方，最大的山寨，就是水泊梁山。

    这两年，“山寨”一词，不知怎么就跟盗版手机联在了一起，山寨机就是仿制的名牌手机。进而所有的仿制品，都被冠以山寨的头衔，有人把只小毛毛狗修剪涂染成熊猫模样，也被人称为山寨熊猫。

    山寨走到今天，已经跃出了原来的窠臼，收编了“恶搞”，忽视了模仿，变成了深受年轻人喜爱的一种行为，跟“朝廷”（文化意义上的，下同），跟“正统”对着干，其行为和“成果”，已经有了太多的创造性。凡是在“朝廷”里没有地位，或者说看不上“朝廷”的一本正经的人，都纷纷立起旗杆，自称山寨。“百家讲坛”有了山寨版的，“春节联欢晚会”也有了山寨版的，从前的恶搞高手，都聚拢在山寨旗下，各显神通。在优酷和土豆网上众多的视频节目、长长短短的电影，告诉人们，在影视这个据说需要大量投资和专业人士的领地，也已经山寨林立。

    有心立山寨的好汉，都得有那么两下子，否则，网上注定一片倒彩，山寨立马就被人铲平了。现在这么多挤不进“朝廷”的才俊之士，若是没有山寨，可怎么得了！草根的才子们，总得有个发挥的地方，山寨就是这样的地方，有观众，有喝彩，也有批评，不像“朝廷”，只许说好，不许说不好，而且门槛还那么高，比如像影视界，进门不易，据说还有潜规则。有了山寨就好多了，一架DV，几个伙伴，三下五除二，拍了视频弄到网上，一样有粉丝，有人喝彩，说不定哪天被有力者看上了，就招安了。

    其实，同为文化行业，出版界早就有了山寨，现在满地的书籍，包括装帧那么漂亮的书籍，有多少是正规出版社出的呢？山寨已占据大半壁江山。

    在文化领域，有“朝廷”就该有“山寨”。有的山寨是为了造反，有的山寨是为了招安，被招安的别嘲笑昔日的山寨兄弟，更别想一统江山。一个颜色画不出画来，一个音符成不了乐曲，对山寨宽容一点，天塌不下来。

    京剧进课堂

    京剧进中小学课堂，是教育部的指令。虽然曲目上选了太多的样板戏，但此举倒不见得是要为“文革”张目，其用心还是复兴传统文化。

    有人说教育部打算喂孩子狼奶。不过，且不说教育部其实不认为那是狼奶（即便是狼奶，也是红色的），就算有同感，为了灌输传统文化，也顾不得那些了。依我的猜测，复兴传统文化，已经成了教育部门的大局。我不打算评价这种复兴，我的疑问是，凭行政部门的一纸政令，就可以让孩子喜欢上京剧吗？

    不错，京剧的兴起，靠的是晚清皇家的喜好和追捧，粗通文墨的慈禧太后是个戏迷，也是不折不扣的京剧第一大恩人。不过，京剧真正的兴盛，却是在民国时期，真正让京剧红起来的，是民间的力量。那个时候，京剧就等于是流行歌曲，报社的记者，每日每时，就像盯今日的周杰伦、刘德华一样盯着当时名角的一举一动。所谓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都是记者评出来的。大家喜欢捧谁，多少都有点道理，坤伶不少，但单凭脸蛋走红的，却一个也没有。台上角儿在唱，台下精英和大众都在哼，特别喜欢的，还花上大笔的银子请老师教，就像今日给子女请老师教钢琴和小提琴一样；会唱上两口的，还可以花更多的银子请名角陪你唱，这种人，叫做票友。那时在北京城里，无论哪个角落，都会听到流行的唱腔，成年男人，一句不会的人不能说没有，但真是很少，风气所及，小孩子自然也喜欢，我就看到过很多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说起他们小时候如何逃学听戏的趣事。

    可是，京剧这种红，却跟政府的法令没有任何关系，教育部也从来没有下过命令，要哪个学校学唱京剧。尽管达官贵人中有不少戏迷，但纯粹是个人行为，跟政府无关。

    一种艺术形式，民众喜欢与否，不是强制灌输能奏效的，除非政府有本事，能像当年推行样板戏一样，将所有的文娱形式都屏蔽掉，八亿人民八个戏，而且提到政治的高度，借党政系统强力高压推行，广播电视每日轰炸，不听也得听，听了，还不许有半点不同意见，否则就是反革命，要进监狱。

    我承认，我们这一代被轰炸的人，的确连血液里都有了样板戏，就是理性上十分讨厌，有时候还是会不知不觉哼上一句。不过，如今教育部十分强势，学校没有敢不听话的，估计也没有办法让小学生放弃周杰伦选择刘长瑜。

    选择的困境

    处于恋爱中的男女，尤其是比较出色的男女，选择是个难题。古希腊有位哲人提出过一个哲学命题，说是一头驴子会在两堆完全相同的干草面前，由于无法抉择而饿死。显然这是人的困境，不是驴子的，如果是驴子的话，这畜生根本就不会选，随机走到一堆干草面前吃就是，吃完了这堆，再吃那堆，只要肚子受得了，它包圆。但是人没有这样的洒脱，当面临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各有优长的人追求的时候，往往拿不定主意。

    东汉的应劭是个做官做得相当好的人，但他却喜欢写书（他写的书，不像现今我们官员不是别人操刀，就是讲话报告汇编），他的一本书名叫《风俗通义》，里面记录了一位女孩怎样选择恋人的故事。漂亮的姑娘有两位追求者，东邻这位长得帅，但家境贫寒，西邻这位长得不怎么样，但家境富裕。那个时候，虽说皇帝老儿已经独尊儒术，但礼教似乎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女人在家里还有相当地位，女孩的婚姻也不是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这个女孩的老爸，征求女孩的意见，到底想跟谁。女孩想了一下，回答说，我在西家吃饭，在东家睡觉。

    说实在的，如果现在的婚姻制度允许，这种干脆利索的解决方案，未尝不是当今许多女孩的最佳选择。可惜，这种方案有过于单向考虑的倾向，即使在男女关系比较随便的当时，都不现实，更何况现在？所以，必须想其他的办法。

    替代方案有很多。首先，可以考虑出题考试，某位名门闺秀，待字闺中，出题考试，考上的就选为东床佳婿；其次，可以考虑比武招亲，支个台子，让人来比武过招。不过，这两种办法在古代，都属于没影的传说。

    第三种方案是海选，适于候选人人数众多的情况，古代小说称之为抛绣球，一个绣球抛出来，砸到谁的脑袋上就算谁。这种事儿，古来只见诸小说，今天也没有人效法。

    第四种方案是委托给老爸，像东晋的郗太尉的宝贝闺女那样，任凭老爸在一堆候选人中挑，挑上谁算谁，最后挑上一个在东床吃饼的腆着肚子的家伙。严格来讲，这种方案，要算是诸方案中最可靠的一个。有点包办婚姻的嫌疑，但其实不是，因为这些备选对象，事实上都是女方或者男方自己接触交往过的，自己感觉都不错，只是拿不定主意，选哪个好，委托给一个经验丰富的人去进行专业化考查，近似于企业聘请职业经理人，而且这经理人还不用付费，哪儿找这样的好事去？如果没有了老爸，委托给靠得住的朋友甚至公司都未尝不可，只是千万注意，不要委托给跟自己同性别的朋友。

    如果以上四种方案都不喜欢，还可以考虑第五种，这就是进行偏好选择。这种方案有点难度，因为选择者自己，首先要明白自家的偏好是什么，换句话说，就是要明白你到底要什么图什么。如果就图个老实过日子，那么看谁老实就选谁；如果喜欢带出去拿得出手，就争取选那个漂亮的；如果图的是具有共同语言，那就选个文化教育背景相似的；如果就图个逗自己开心，那就找那幽默有趣的。总之，偏好决定一切，不看别的，只看偏好，一票否决。说实在的，别看我说得似乎很不靠谱，其实绝大多数年轻人，在选择自己伴侣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奉行偏好第一主义，不管口头上的理由有多少，实际上决定性的因素，都是自家的偏好。

    最关键的，别总是犹豫不决，拖到所有不错的候选人都失去了耐性，离你而去，然后不得不进行次一等级的选择，到了这个境地，真的面对次等人物之际，从前的情景就会出现，曾经沧海难为水，无论如何都难以在次级选择中心平气和，只好再拖。其实，就目前我的目力所及，剩男剩女，都是当年的好男好女。

    剩男剩女的困境，是要面对年龄增长而价值递减的定律。突破困境的最好路径，是别跟从前一样按常规的方式寻觅配偶。剩下的人多了，自己就成了群，也就有了选择的余地。这时你会发现，其实大家一起扣除年龄的因素，这样的群体，优势特别明显，不仅成熟稳重，而且多半事业有成，前途光明。问题是，剩下的男生往下找，害得剩下的女生只能往上找，找来找去，都在制造代沟，结了婚，以后也不一定过好。其实，结婚过日子，还是同一个年龄段的人结合，最为合适。说是剩男剩女，其实也大不到哪儿去，成家立业生孩子都不耽误，年纪大一点结合，更加理性，经过风雨，也知道彼此相让，懂得妥协的必要。

    困扰了大家半天的所谓剩男剩女问题，其实，无非是晚婚晚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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