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修身始于戒贪
在位者一定要戒止贪心，特别是为民父母者，不能与民争利。如果想独占财利，必定会招致民怨，甚至导致灭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领导干部要牢记“堤溃蚁孔，气泄针芒”的古训，坚持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从一点一滴中完善自己，严以修身，正心明道，防微杜渐。那么，政德修养从哪里入手呢？
在《群书治要》这本讲治国理政的书中，用大量的篇幅告诉在位者、从政者应该如何修身。《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意思是说君主自己的身修好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也不再是什么难事了。修身又从戒贪开始，这是合乎治国平天下的次第的。
楚庄王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一心一意想把楚国治理得强大，让百姓安居乐业。《群书治要·列子》中记载，有一次楚庄王向詹何请教说：“怎么治国？”詹何说：“我仅明白修身却还没明白治国的道理。”楚庄王很真诚地说：“我得以尊奉宗庙，拥有整个国家，我希望学会怎样来守护它。”詹何回答说：“我不曾听说过君主自身修养很好而他的国家却没有秩序的，也不曾听说过君主自身修养不好而他的国家却安定的。所以，根本就在于自身修养。像治理国家这种次要的事情，我就不敢对您讲了。”楚庄王听了，说道：“你讲得很好。”
如果君主是贤德的君主，他也必然会用贤明的臣子。《群书治要·魏志下》中有这样一句话：“书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所谓的“不世之君”即不是每一个时代都能出现的卓越君主，所谓的“不世之功”即不是每一个时代都可建立的伟大功勋。
修身从哪里开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位者一定要戒止贪心，特别是为民父母者，不能与民争利。如果想独占财利，必定会招致民怨，甚至导致灭亡。
《史记》记载，周厉王登位，贪图财利，亲近荣夷公。这时有一位忠臣叫芮良夫，劝谏他说：“王室大概要衰微了吧！”为什么？接下来就说到了这样一句话：“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这个荣夷公喜欢独占利益，却不知道会因此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财利是天地之间万物所依赖生存的资源，如果要有独占的现象，造成资源分配不均，害处可就大了。“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大家都需要用到这些财利，怎么可以独占？“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专有独占财利，所惹怒的人一定会很多，他这样做却不知道有大的祸患，还用这个方法来教唆君王，君王的统治怎么能够持久？
这里芮良夫的劝谏非常诚恳，也非常直接，可以说是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来劝谏君王。这是古代忠臣一贯的做法，如果看着君王做错事而不去劝告，就是陷他于不义。芮良夫接着说：“普通人独占财利，还被称为强盗。您如果干这样的事，归附您的人就会很少了。荣夷公若被重用，周朝必定会衰败。”
可惜周厉王没有听从劝谏，还是任用荣夷公为卿士，让他主管国事。周厉王施行暴虐统治，奢侈骄纵，国都的民众都纷纷议论他的过失。这时，召公（也就是召穆公）又来劝谏他说：“民众都忍受不了您的政令了。”结果，周厉王很恼怒，他找了一个卫国的巫师，派他去监视那些指责自己的人，只要这个巫师来报告有谁诽谤自己，便立刻把诽谤的人杀掉。于是议论朝政的人愈来愈少了，诸侯也不来朝见了。
周厉王更加严厉，结果“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都的民众都没有人敢讲话了，在路上相遇时，也只能互相用眼色示意一下。这下周厉王高兴了，得意地对召公说：“你看，我能消除非议了，民众都不敢乱讲话了。”召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召公这句话也成了历史名言。他说：“你这不过是塞住民口罢了。堵住人民的嘴巴比堵住河流的后果还要严重。河水堵塞蓄积，一旦决口，受到伤害的人一定很多。堵住民众的嘴巴也是如此。所以，擅于治水的人要疏通河道，使水流通畅；治理民众的人，要让民众发泄，让他们讲话。放手让民众讲话，政事的好坏得失都可以从这里反映出来。民众想在心里，说在嘴上，成熟的意见便可予以推行。若是堵住他们的嘴巴不让他们发表意见，那么支持您的能有几个人呢？”
周厉王仍然不听。三年之后，大家联合起来反叛，袭击周厉王。周厉王逃跑到彘地。后来，周宣王即位，整顿政事，效法文武、成康的遗风，诸侯重新归附周朝。
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能够创下“贞观之治”，和他熟读《群书治要》这本书密不可分。《贞观政要》里记载着唐太宗与臣子的谈话，从中可知，他确实是把这些教诲力行在治国之中了。
《贞观政要·论贪鄙》中记载，贞观初年，太宗皇帝对侍臣说：“如果人有一颗价值连城的明珠，没有不视之为宝贵的，但是如果拿着宝珠去射鸟雀，岂不是很可惜吗？而人的性命要比明珠珍贵得多，但一看到金银钱帛而不畏惧法律的惩罚，立即就收受，这就是不懂得爱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且不能拿去射鸟雀，怎么能用比明珠更加贵重的生命来换取财物呢？群臣如果能够尽忠职守、正直公道，有益于国家、有利于百姓，那么官职、爵位立即就可得到，一律不必用这种受贿的手段求取荣华富贵，随便收受财物。赃物、贿赂暴露以后，自身也将受到损害，确实是很可笑的。”在这里，唐太宗用了一个“明珠射鸟雀”的形象比喻，告诫官员，不能拿着自己的官位不珍惜，去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否则只会得不偿失。
贞观二年，唐太宗又对侍臣说：“我曾经说过，贪婪的人不懂得爱财的道理。例如，五品以上的官员，俸禄优厚，一年所得的收入本来就很多了。如果接受别人的贿赂，不过几万钱而已。一旦丑行暴露，就会被革去官职和俸禄，这样做哪里是懂得爱财的道理？他们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且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如果国君很贪婪，必定亡国；做臣子的、做领导的很贪婪，必定丧命。唐太宗还列举了历史上的一些这样的例子，告诫臣子不要做这样得不偿失的事。唐太宗作为皇帝，秉持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时时警告朝廷百官，让他们引以为戒。
贞观四年，唐太宗对公卿大臣说：“朕整天都不敢懈怠，不但忧念、爱惜百姓，也想让你们能够长守富贵。天高地厚，朕长久以来小心谨慎以敬畏天地。你们如果能总是像朕敬畏天地那样，小心地遵守法令，不但百姓安乐，自己也可常得快乐。”古人说：“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
“贤者多财损其志”，虽然原本是贤德之人，财富一旦多了，可能就会骄奢淫逸，过着放纵的生活，从而不思进取。他的志愿就不像以前那么坚定了。所以“自古公卿出白屋”，很多有成就的人，年轻时生活都很贫苦，为的是让自己长守这种清白的志向，磨炼自己的意志。
“愚者多财生其过”，没有智慧的人，给了他很多的钱，结果他拿着钱无恶不作。不知道拿着钱去做利国利民、弘扬传统文化的事，为自己累积更大的福报，反而去过骄奢淫逸的生活，结果不仅是富不过三代，甚至可能富不过当代，这一生还没有过完，就已经败落甚至锒铛入狱了，这是不读圣贤书的过错。
所以唐太宗说：“这话可以引以为戒。如果徇私贪污，不但破坏国法，伤害百姓，即使事情没有败露，心中怎能不常怀恐惧？恐惧多了也有因此而导致死亡的。”实践证明，贪官整日都是战战兢兢，他们的这种压力、紧张，让自己身心都不得安宁，所以有的领导干部英年早逝，和这种不必要的压力也是密切相关的。
“大丈夫岂能为了贪求财物，而害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使子孙蒙受羞耻？”不仅害了自己，一旦锒铛入狱，自己的家人、儿孙都会跟着蒙羞。走到哪里，人家都在背后指着说：“你看他们家的谁谁谁，因为贪污受贿，被关到监狱里了。”从这些对话中可见，唐太宗是一个真正明理的人，他自己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的。
贞观七年，唐太宗到蒲州巡视。当时的蒲州刺史赵元楷是隋朝的旧臣，在隋大业十二年，隋炀帝游江都（即今天的扬州）的时候，就是赵元楷负责供应美酒、饮食。隋炀帝与萧后及后宫的美女酒杯不离口，所以赵元楷因“献异味”被提升为江都郡丞，初尝“媚主”的甜头。现在唐太宗来蒲州巡视，他又故技重演，令老年人穿着黄纱单衣，在路旁迎接拜见皇帝，并且大肆修饰官署的房屋，修建、装饰城楼城墙以讨好唐太宗。除此之外，他还暗地饲养了几百头羊、几千条鱼，准备送给皇亲贵戚。
唐太宗知道这件事后把赵元楷招来，斥责说：“我巡察黄河、洛水之间的地区，经过了几个州，凡是用度所需，都是由官府的物资供应。你给我们饲养羊、鱼，修饰庭院屋宇，这种行为无疑是已灭亡的隋朝的坏风气，现在不能再实行了，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意，务必改变旧习。”赵元楷听后又惭愧又害怕，几天吃不下东西就死去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隋朝很快就灭亡了，而唐太宗能够在短短的时间便安定，创下“贞观之治”？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唐太宗能够从古籍之中汲取经验教训，明白修身是治国之根本。
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书说：“宣州、饶州的大山有很多银坑，如果开采出来，利润很大，每年可收入银钱几百万贯。”一般的领导者听到这样的建议会怎么样？如果是贪财好利之人，一定会非常高兴，说这个建议好，然后找人马上去开采。但是唐太宗熟读经书，他说：“我贵为天子，这些东西一点儿也不缺乏。我缺乏的是什么？我需要的是什么？我只需要有好的建议，来推行善事，以有益于百姓。更何况国家增加几百万贯的钱，怎么能比得上得到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才呢？”这些都是古圣先贤的教诲。古人不以金银财宝为宝，而是以人才为宝。
他接着说：“你不推举贤能，建议善事，也不揭发奸邪之人，使权贵豪强震惊敬肃，只会说出租出售银坑以获取利益的事。过去尧舜把璧玉扔进山林，把宝珠沉没深渊，因而美名被称颂千古。后汉的桓帝、灵帝却重利轻义，是近代有名的昏庸之君。你这样做，是要把我当作桓帝、灵帝吗？”短短几句话，就能够看出明君的风范确实与众不同。不仅如此，他当天就勒令权万纪停职回家。
《论语》中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如果在上位者没有贪欲之心，你就是去奖赏人们，人们都不会去偷盗的。如果在上位者特别喜欢珍奇之物，贪财好利，那么上行下效，大家也都会竞相追逐利益。所以唐太宗能够把唐朝治理好，创下一代盛世，成为一代明君，绝非偶然。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又对侍臣说：“古人说，飞鸟栖息于树林，还唯恐树木不够高，要筑巢于树木的顶端；鱼藏于水中，还唯恐水不够深，穴居于水底洞穴之中。然而它们仍然被人们所捕获，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们贪图诱饵、抵不住诱惑。现在大臣接受任命，居高官、享厚禄，应当忠诚正直、清廉无私，这样才没有灾祸，才能长守富贵！古人说：祸福无门，唯人自召。那些以身试法的，都是因为贪图财利，这与那些鱼和鸟又有什么不同？你们应当好好想想这些话，作为借鉴和告诫。”
古人提醒我们，面对财色名利，要有一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慎独、慎初、慎微、慎欲”，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增强拒腐防变的免疫力。
可见，学习《群书治要》有助于反腐倡廉。如果领导干部都能够读一读、看一看古人是怎样身体力行圣贤教诲的，就知道在位者一定要戒止贪心，不能与民争利。如果想独占财利，必定会招致民怨，甚至导致灭亡。贪财好利的结果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大学》中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尚书》中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经》中也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如果领导干部真正明白并深信这些道理，人生必然少走很多弯路。
二、欲不可纵
不要做那些无益之事而耽误、妨碍了那些有益的事，这样才能成就事业；不看重奇异之物、不轻视实用之物，百姓才能富足。
《群书治要·老子》中有“五味令人口爽”，五味是指酸、甜、苦、辣、咸五种味道。在这里也泛指各种味道或者调和众味而成的美味食品。“口爽”的“爽”有丧败的意思。过度重视这些美味，也会伤害到自己的味觉。人如果特别喜欢辣、辛等味道特别重的食物，吃到最后舌头都吃坏了，不敏锐了，一些食物的原味，譬如说青菜原本的清香就尝不出来了。人对食物的欲望愈淡、口味愈轻，他的味觉就愈敏锐，愈能够吃到食物的原味。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吃味道很重的食物，愈吃口味愈重，给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最后就会生这样或者那样的病。像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心脏病等，都和吃的味道过重有关。欲望愈来愈重，最后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了。
《群书治要》最后一卷中的《抱朴子》里有一篇文章《酒诫》，把饮酒的危害描述得淋漓尽致。
“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无豪锋之细益，有丘山之巨损。君子以之败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鲜不及祸。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绝，又不肯节，纵口心之近欲，轻名灾之根源，似热肠之恣冷，虽适己而身危。小大乱丧，亦罔非酒。然而俗人是酣是湎。”
后边还描述了酒后乱性的癫狂场景及各种酒徒的不同丑态：在宴席刚刚开始时，还显得谨慎庄重，说话较少且仪容整齐。像咏《诗》那样和悦恬淡，举杯恭祝身体健康，虽然微醉，还能自我把持。可是没过多久，就感到身体飘飘然，两耳发热。于是琉璃、海螺制成的酒器都满上了，斟满、干杯，没干完要罚酒的酒令喊得更加带劲了。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仍不许离去，甚至将人所乘之车的车键拔出来投入井中。这时候醉得口里吐出了脏物，鼻子里流出了鼻涕，真是有失常态。不时蹁跹起舞，离开座位，边喊边叫，像开了锅的水一样沸腾。有的和人争辩求胜，有的哑哑独笑，有的自言自语，有的呕吐得几案座席到处都是，有的跌倒爬行、行走踉跄，有的摘下帽子、解开腰带。平日操守好的，也变得像华督那样四处乱看；平日性情怯懦的，也模仿大力士庆忌那样显示能耐；平日性格稳健的，变得如飞蓬旋转，四处叨扰；平日端庄严肃的，却像鹿跳鱼跃一样闹腾不已；平日不善寒暄的，也都会拊掌来附和叫好；平日谦恭而与世无争的，也变得趋炎附势，去同地位高的人交往。这样，廉耻的礼仪毁弃了，而荒唐错乱的毛病出现了；卑鄙的品性显露，傲慢凶狠的态度产生了；精神错乱，善恶颠倒。有的醉酒者驾驶着马车，奔向坑谷也毫不惧怕，把高低不平的山坡当成了蚂蚁穴；有的登上高处，脚踏危岩，快要坠落还不觉察，把悬崖深渊当成了牛蹄印；有的任意摔东西泄愤；有的对妻子儿女发酒疯；有的对奴仆乱用酷刑；有的甚至用利刃刺杀六畜；有的在屋里点起烈火；有的则迁威怒于路人，加害于朋友；有的因酒后发疯轻慢了严厉的主人而被杀；有的因触犯了凶暴之人而陷入了险境；有的虽说的是尊敬的言辞，但烦琐而背离常理；跪拜的礼节虽多，但是徒劳而毫无敬意；臣子在君主、父母之前失礼，年幼卑贱的人在尊长面前无礼轻慢；把一般的闲谈视为攻击谩骂之辞，把忠言劝告当作是侵犯自己，于是拔刀相向而不计后患，挥动棍棒而不顾前后，最终结下血海深仇，招来杀身大祸。
酒所引起的灾祸，多得难以记载。人们欢聚时，却没有人舍得放弃饮酒。举杯之声不绝于耳，不管能不能喝，都开怀畅饮。把残留的酒滴说成是没喝完的剩酒，认为对方迟迟不喝就是看不起自己；把整瓶酒都倒给所敬之人，殷勤反而变成了不厚道。劝酒不肯端杯，催促不肯饮尽，难看的脸色、难听的话便因此产生了。
古时候发明酿酒的仪狄因向大禹进献美酒而被疏远，夏朝因此而兴起；酒糟堆成山，酒浆满池，结果夏桀、商纣因此而亡国。丰侯获罪，是因为头上顶着酒樽，口中衔着酒杯；刘表政事荒废、衰败，是因为他珍藏着伯雅、仲雅和季雅三个酒爵（就是三种酒杯）。赵武失去民众，子反被杀戮，灌夫被灭族，季布被疏远斥退，子建被免官黜退，徐邈被禁言，都是因为酒，但是社会上的人们喜爱饮酒并以饮酒为乐的人很多很多，而戒酒怕酒的人却很少很少。乐之者众，戒之者少，劝诫的箴言又怎能有效果呢？只希望君子能够节制饮酒。
这一段话把饮酒的危害描述得淋漓尽致，那些喜欢饮酒的人确实应该引以为戒。
很多人说，“饮酒可以减轻压力”，其实这句话似是而非。饮酒就是麻醉自己。有痛苦的时候才需要麻醉。人为什么会有痛苦？很简单，就是因为人该承担的责任没有承担好，没有读书明理。唯有承担起责任，把五伦关系处理好，人生才会愈走愈充实，才不会觉得空虚。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而不需要用醉酒麻醉自己，从而躲避痛苦。
《左传》上记载，鲁庄公二十二年，陈国发生动乱，太子御寇被杀。公子陈完流亡到了齐国，齐桓公想让他做卿。陈完辞谢说：“我是流亡到齐国的人，您收留我就是对我很大的恩惠了，怎么敢接受这么高的官位呢？”最后齐桓公任命他工正，也就是主管工匠的官职，陈完就接受了。随后他请齐桓公喝酒，两人喝得很高兴，不知不觉就到了晚上。齐桓公说：“我们点上灯接着喝吧。”因为正喝到高兴的时候，觉得还没有尽兴。齐桓公喝得这么高兴，如果是普通人，一定会答应他的要求，但是陈完没有答应。他说：“我只是选择了在白天来招待您，没有选择在夜晚招待您，所以不敢听从您的命令。”这就等于把齐桓公给直接拒绝了。陈完还陈述了拒绝的理由：“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中国人说无酒不成席，这个酒是帮助完成礼仪的，不能够没有限度地喝下去，这才符合义，这才是适宜的。能让君主完成礼，同时又不饮酒过度，这才是对君主真正的爱护。话说到这种程度，齐桓公当然不好意思再继续喝酒了，一场酒席也就到此结束了。
从这里我们看到，即使对于国君的要求，古人如果觉得不符合礼仪也都会婉言拒绝。做什么事情都不要过度，都要有分寸，要符合礼的节度。
古人说“无酒不成席”，我们要明白，这个酒是帮助完成礼仪的，绝对不是以此为借口，喝得酩酊大醉、满足口腹之欲，这才是中国的“酒文化”。
什么是文化？能够上升到文化层次的，一定是要以文化人，它要能够变化人的气质，使人转恶为善、转迷为悟。酒是表达敬意、表达感恩的，如果你喝得过分了，由清醒变得糊涂，喝醉之后，胡言乱语、吐了一地，就失去了领导者的风范，就让人轻视，没有了威仪，那怎么能够称为文化？这个就是变化气质变化到相反的方面去了。《朱伯庐家训》中也说：“宴客切勿流连。”当然，半夜喝酒就更是不对的了。
“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群书治要·老子》）骑着马驰骋、打猎，追逐野兽，马又一直在运动中，人会心神不宁，心性会被引发得比较狂野。在杀野兽的时候都是一种杀戮的心，与人的慈悲心是不相应的。孟子说：“君子远庖厨，所以全吾恻隐之心也。”在厨房里经常杀小动物，杀生害命的事见得多了，就见怪不怪了，人的同情心、慈悲心就愈来愈少了，所以，君子远离庖厨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恻隐之心。
唐太宗是武将出身，很喜欢打猎。有一次他外出打猎，途中突然遇上了大雨，他的雨衣也被浇漏了。这时他问谷那律关于雨衣的事。谷那律当时担任谏议大夫，他有一个绰号，叫“九经库”，是当时的名臣褚遂良给他起的。我们现在讲的十三经是宋朝以后确定的，在唐朝初年的时候，明经科，考九经。九经是指三礼、三传、《易》《书》《诗》，合起来称为九经。三礼是指《周礼》《仪礼》《礼记》；三传是指《左传》（《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谷那律被称为“九经库”，说明他对经典非常通达。
唐太宗问谷那律：“雨衣怎么样做才不会漏雨呢？”谷那律回答：“如果用瓦来做，肯定不会漏雨。”怎么能够用瓦来做雨衣？那是不可能的，穿在身上很重，也不方便。“听思聪”，唐太宗就明白了。谷那律的言下之意是希望自己不要经常出来打猎，那就不会被雨浇到了。唐太宗对他的回答大为赞赏，赏了他五十锦，还有一条黄金为饰的带子。从这里我们看到，唐太宗虽然喜欢打猎，但他也熟读经书，知道打猎的害处。当谏议大夫提醒他的时候，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并且鼓励人们给他提建议。
“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群书治要·老子》）“难得之货”是指很贵重的、难以获取的货物，譬如说金银珠宝、珍禽异兽、玉石古玩等，这些东西都会让人心浮动。“妨”是损害的意思，就是人看到这些金银珠宝、珍禽异兽、玉石古玩等起了贪心，要去追求了，有些人的一生都会耗费在物欲的追求中。很多人买房子、买车子，买这些昂贵的奢侈品，耗掉了一生的精力，最后连自己的孩子、家庭都没有照顾好，更谈不上个人灵性的提升了，最后人生也会很悲哀。
除了对自身的伤害之外，对社会风气的伤害也很大。《淮南子》记载，衰败之世的社会风气有一个重要的特点，“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就是重视远方而来的东西，珍视难得的财物，而不注重生活必需品，使天下质朴敦厚的风气日渐淡薄，以清为浊。这种“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的风气一旦形成，人们就会去抢购、收藏这些东西，想方设法地获得这些东西，结果偷盗的现象也会愈来愈多。
《论语》记载，季康子患盗，就去请教孔子。孔子回答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如果你自己不贪图财物，包括这些远方而来的财货和难得的珍宝，即使你奖励人们去盗窃，人们都不会去做的。上行而下效，上边喜欢什么，下边就会跟着效仿。上边的人重视伦理道德，下边的人也会注重修身；上边的人重视这些难得之货，下边的人也会跟着去收藏、抢购。《老子》中说：“我无欲而民自朴者也。”如果在位者自己没有欲望，那么百姓之间的风气也就自然淳朴。
《群书治要·尚书》中记载，在周武王时期，西旅国来向周朝朝见时，献上了一种名叫“獒”的猛犬。太保召公得知此事后，立刻撰写了《旅獒》一文，提醒劝诫周武王。这篇文章写道，圣明的君王慎修德行，四方外族之邦来归顺朝见，不论远近都献上当地的特产，不过是一些吃穿器具之类。圣明的君王于是借此来显扬恩德于异姓诸侯国，使他们不要荒废了政事；又将宝玉分赐给同姓的诸侯国，以表达对亲情的重视。人们不轻看这些物品，因为它代表了君王的恩德。
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玩弄人就丧失了自己的品德，玩物就丧失了自己的志向。不要做那些无益之事而耽误、妨碍了那些有益的事，这样才能成就事业；不看重奇异之物、不轻视实用之物，百姓才能富足。犬马不是土生土长的不畜养；珍禽异兽不在国内繁育。不要把远方之物看得那么宝贵，远方的人就会归服；所看重的只是贤德之人，近处的人就会安心。平时不慎重对待细微的行为，最终会损害大德。就像要堆起九仞的高山，却功亏一篑。若能真诚地奉行这些劝告，百姓将永保安居，天子才能世代称王。
古人“见微知著”。看到有人送了猛犬“獒”，立刻就担心周武王沉溺于远方之物，把远方的贡品看得很珍贵，而丧失了自己的德行。所以，马上就写了这篇文章来劝谏，防微杜渐。
如果人的心思都花费在追求远方之货、难得之财上，人心就不会用在提升德行方面。甚至他会问你，什么叫“明明德”？那对我有什么用？当然能这样问的人已经不错了，因为他还知道有一个“明德”需要“明”。有些人醉生梦死、沉溺于欲望的享受和满足之中，一天一天地堕落却不自知，哪里还懂得“明明德”？
一个好的领导者的作风，会带动整个社会好的风气。古人说：“公门好积德。”一个人的影响力愈大，社会地位愈高，责任愈重，积德或者造恶也就愈容易。
习近平总书记的办公室所摆的照片都是和家人的合照，由此可见，主席提倡重视家庭伦理，重视孝道，重视父慈子孝，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特别是2015年，在办公室里又摆上了《群书治要》，这本书被誉为“主席最爱读的书”。习近平总书记这也是在引导我们要重视学习圣贤典籍，重视汲取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他的办公室还摆着很多的活页夹，说明做领导者的要勤于政事，日理万机；还有一些照片是和老百姓在一起的，是告诉领导者要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要爱民。这些都是在引导一种好的社会风气。
三、万恶淫为首
在古人看来，人体是一个小宇宙，一旦放纵欲望，整个身体就都会失衡。一个人要想修身立德，戒色、戒淫是首要的。
《群书治要·春秋左氏传》记载：楚国讨伐陈国夏氏的时候，楚庄王欲纳夏姬为妃。申公巫臣谏阻说：“不可以这样做。君王召集诸侯出兵，是为了讨伐其罪。现在若纳夏姬为妃，说明君王是贪其美色。贪色为淫，淫当重罚。《周书》说：‘明德慎罚。’若号令诸侯兴师，却获取重罚，这就是不谨慎。君王应考虑这些问题啊！”楚庄王于是打消了纳夏姬为妃的念头。
中国有一句古话，“英雄难过美人关”。这句话有待商榷，因为真正的英雄一定能过美人关，过不了美人关的人便不配称作英雄。大英雄不是能够战胜千军万马的人，而是能够战胜自己的毛病、习气、欲望的人。
中国人历来尊关羽为武圣人，佛教也把关羽尊称为护法神，因为关羽在曹营十二年，一面是金钱、美女的诱惑，一面是奉嫂为兄的忠义。为了保护两位嫂嫂的安全，关羽每日都在两位嫂嫂居住的卧室外面下榻，夜读《春秋》。后人用“亘古一人”来称赞关公的忠义，几乎所有关帝庙的对联也都以这四个字作为横批。所以，英雄确实能过得了美人关，因为他心中存着道义。
那么英雄如何才能过美人关？难过的这个美人关，大多数都是因为自己所喜欢的人，是出于情感上的需要或心灵上的爱慕。对于这种情况，首先要区别爱与情的不同。
古人把爱称为慈悲。因为慈悲的爱是理智的，是出于智慧，是不变的；而情是感性的，它表现为情执，是可变的。今天海誓山盟、海枯石烂、永不变心，明天就可能反目成仇，甚至成为冤家对头。爱是清净的、无私无求的；而情是被染污的、有求的，往往和欲望联系在一起。爱是平等的，特别是菩萨的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对普罗众生，都是相同的；而情则是有等差的，通常指向特定宠爱的对象。
爱是真正为对方着想，繁体字的“愛”写作一个感受的“受”，中间有一个“心”字。爱是用心感受对方的需要，特别是要帮助对方提升境界，所以，爱给人的感觉是温暖的，带给人的是心性的提升。而情的希求是从对方那里获得欲望的满足或者至少是心灵的慰藉，因而它带有索取、占有、控制的性质，一旦满足不了，就容易由爱生恨了。
譬如说，看到自己喜欢的人和别人在一起，你还能一如既往地对他好吗？你可能立刻就怒火中烧。这说明情是不可靠的，是可变的。如果一个人沉溺于欲望的享乐，整天卿卿我我，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往往会丧失意志力，志愿不能够坚定，也提不起自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终将一事无成。所以，情不仅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和寿命，而且还会使灵魂堕落。历史上很多皇帝寿命都很短，就是纵欲所导致的。
认识到这些区别，就要转情执为真爱。一个人一生中能够遇到与自己投缘的人是非常不容易的，人与人之间的善缘可遇不可求，一定要懂得珍惜。要做到相识、相知、相惜、相爱，这个爱不是沉溺于欲望的满足，而是相互帮助、相互成就，不能够相牵放纵欲望、同赴地狱，那就既辜负了今生为人、提升灵性的机会，也辜负了对方为自己的种种付出，既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对方不负责任，那就不是爱，而是害了。我们想一想，如果一个人真爱一个人，怎么忍心带着他一起堕落、同入火坑呢？
“英雄难过美人关”的另外一种情况，更多的是受欲望的控制不能自拔。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深信因果，要明理，知道欲就是深渊。古人在这方面讲得很多，如“色字头上一把刀”，因为这一把刀，把所有的功名利禄削得平平的，让你一无所有。
《尚书》里也说：“天道祸淫最速。”天道就是自然的规律，它给淫乱的人、放纵的人带来灾祸是最迅速的了。这些道理在我们的身边都能够观察得到，一个省部级及以上的官员突然锒铛入狱了，调查发现，背后基本上都有沾染女色的原因。要认识到色欲的危害，要发起羞耻心、畏惧心、勇猛心来改过，特别要多读善书。
很多人说，我们现代人所受的诱惑，与古人相比不知高出多少倍。确实如此，现代人不读圣贤书，反而受西方一些不良思想观念的影响，两性关系变得愈来愈随便，女子的贞操观念也愈来愈淡薄。再加上电视、网络的广泛传播，使得两性关系混乱不堪，邪淫的现象也愈来愈多。
要避免受到色欲的诱惑，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必须戒慎视听，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远离污染源，保持自己的清净心。第二，要明白贪淫好色得不偿失。特别是邪淫危害很大，所以，各个宗教都把“不邪淫”作为一条重戒。
概括一下，邪淫的危害有多种。本来有功名，就没有功名了；本来可以赚很多的钱，也赚不到了。还使自己身心不安，家人蒙羞，一旦东窗事发，除了自己的名声受损，家人也会跟着蒙羞。还会招致事业不顺利，身体各种各样的疾病。现在各种性病愈来愈多，很多性病都是致命的。邪淫还会触犯妄语、绮语等戒律。因为要邪淫，就要蒙骗亲人、家属，就要说妄语，还要去说一些诱惑别人的话，所以，也触犯了其他戒律。“欲是深渊”，沉迷于欲望，就等于发展了人禽兽的一面而忽视了灵性的提升。
古人也有很多的方法来克除邪淫的欲望。譬如说“不净观”。古人把人体比作一个臭皮囊，外边好像装饰得很好，穿着绫罗绸缎，还喷上香水、涂上化妆品等，但实际上里边装着都是像血、肉等很肮脏的东西。
狄仁杰年轻的时候，一表人才，英俊潇洒。有一年他进京赶考，留宿一家旅店。旅店的主人正好是一个刚刚死去了丈夫的少妇，白天她看到狄仁杰玉树临风，一表人才，不免动了爱慕之心。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狄仁杰还在刻苦读书，她就主动去敲门。狄仁杰听到敲门声，起身把门打开，看到一个打扮得非常妩媚的女子。女子很主动地向他说明了来意。狄仁杰先是心里一惊，但是马上镇定下来。他突然想起一位老人家给他说过的一番话：“你一生主贵，以后一定能够成为达官贵人。但是千万要小心，一定不要败坏在女色手上。因为这个‘色’字头上一把刀，这一把刀会把你所有的功名利禄都削得平平的，让你一无所有。”狄仁杰问：“一个人年纪轻轻，又遇到女子主动投怀送抱，不动心确实有点难，那怎么样才能面对女色而不心动呢？”老人家就教了他一个办法，说：“当一个人面对女色而心动的时候，不过是被表面所迷惑。其实一个人好看就好看在外边的一张皮而已。在这张皮的底下，都是些血肉相连，还有一些肮脏的管道，流淌着肮脏的东西。人就像一个臭皮囊一样。别人送一个皮囊做礼物，皮囊外面雕着花绣着朵，雕制得非常精致，让你一看就爱不释手。但是你把这个封口打开，发现皮囊里装的是血肉啊、屎尿啊这些非常肮脏的东西。这个时候，谁还愿意把她抱在怀里？肯定是迫不及待地一把推开，避之唯恐不及。”狄仁杰在关键的时候想到了老人家的提醒，他就把这个方法也教给了这个女子，他说：“你这样观我，你发现我也没什么可取之处了。”狄仁杰最终成了一代贤相，名垂青史。
明白了这一点，对于事实真相就比较明了，就不会被表象所迷惑。人之所以能够克服情欲，是因为人性本自清净，好色是空的，这个色是虚妄的，因此是能够克服的。譬如说，你听说有一位漂亮的女子在宾馆里等着你去和她约会。你迫不及待地坐上车，跑到宾馆，把门打开一看，哪里有什么漂亮的女子，里面的是自己的妹妹。这个时候你不仅没有了淫心，而且会很生气。这说明人的欲望是假的，是不真实的，是虚妄的。既然是虚妄的，就是可以克服的。古人提醒我们，可以把这些漂亮的女子视为自己的亲人，譬如说自己的姐姐、妹妹等。这样就可以以礼相待，做到“发乎情，止乎礼”。
人性本自清净，一切法从心想生。很多人沉溺于单相思，缠绵悱恻，不能自已，其实都是自己想出来的，不想就没有痛苦。但是很多人还是忍不住想，这就是习气，要下功夫去克服，就是要学会转念。
人为什么要追求色欲？因为人还不能够自足，就是没有感受到内心的清净法喜，没有体会到古人所说的禅悦为食、法喜充满，所以，才会追求外界的刺激。如果你能够体会到法喜，就是从你内心涌出的、像泉水般的源源不断的喜悦，外在的感官刺激对你就没有吸引力了。古人说：“世味哪有法味浓。”
四、好名之患
领导者的祸患，没有比爱好虚名更大的了。一旦领导者爱好虚名，下属就很容易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投其所好。
《群书治要·体论》说：“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人主好名，则群臣知所要矣。”领导者的祸患，没有比爱好虚名更大的了。一旦领导者爱好虚名，下属就很容易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投其所好。“夫名所以名善者也，善修而名自随之，非好之之所能得也。”美名是为了褒扬善行的，自身注重修养，美名自然会随之而来，并非是因为个人喜好美名就能得到。
《论语》里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不要担心自己没有一个好的位置发挥才能，这不应是我们所担心的重点，应该担心的是有什么样的德行、能力，立功、立德、立言于社会，甚至传承千古。能有后世子孙值得学习的地方，给他们以启迪和教导。不要担心自己的名声不够显扬，而应该追求足以使名声得以显扬的德行和能力，做到实至名归。
《群书治要》里记载着邹穆公的故事。邹穆公做国君的时候，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吃的不讲究美味，穿的不讲究衣饰华丽。但是对老百姓却非常宽厚，爱民如子。邹国虽然很弱小，但是像鲁国和卫国这样的大国都不敢轻视它，齐国和楚国也不能够威胁它。邹穆公过世的时候，邹国的百姓非常哀伤。邹国四邻的百姓听说邹穆公过世，都朝着邹国的方向表达哀思，琴瑟的声音都听不到了。因为他们觉得这么好的一位国君过世了，自己乐不起来，直到邹穆公过世一年之后，才重新听到了琴瑟的声音。
贾谊评论：“故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能够以仁爱之心对待别人，别人回报的也是仁爱。正如《孟子》所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能够给天下人带来福祉的人，自身的福气也自然会到来。
《群书治要·体论》：“苟好之甚，则必伪行要名，而奸臣以伪事应之。”君主如果过分地喜好美名，贪图虚名，就一定会用虚假的行为来求取美名，那么奸邪的臣子也会以虚假之事来应和，下面的人也会弄虚作假来附和上面的好名之心。君主如果喜欢虚名，自然就会喜欢听恭维的话、赞叹的话、肯定的话。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所感召的臣子也是谄媚、巴结、阿谀奉承之人，将会听不到自己的过失，看不到事实的真相。
《群书治要》里记载着齐宣王好射的故事。齐宣王很喜欢射箭，而且特别喜欢听别人夸自己能够使用硬弓，以显示自己的臂力过人。其实他所用的弓，拉力不超过三石（一石相当于一百二十斤，三石就是三百六十斤）。齐宣王把弓拿给左右的侍从拉，左右的侍从都假装努力尝试，但是拉到一半就停止了，好像自己拉不动，还说：“要拉开这样的弓，力量至少不下于九石，除了大王您还有谁能使用它？”于是齐宣王一辈子都认为自己所用的弓拉力是九石，这难道不是很可悲吗？这说明一个君主、一个领导者好大喜功、贪图虚名，就会感召阿谀奉承的臣子投其所好。
现在也有类似的现象，有些政府官员好名，导致一些地方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的风气盛行。孔子提醒我们：“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整个社会对官员的政绩评价标准是GDP的增长速度，但是地方上的GDP没有那么高的增长速度，为了使自己不落后于人，政绩上有可夸耀的地方，那就只好虚报数字。数字是官员假报上来的，因为假报的数字能让上级满意，能得到提拔，所以，“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现象就出现了。
有些知识分子也不像以前那样踏实、务实。为了追求知名度，写了一篇又一篇文章，出了一本又一本书。这些文章和书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东拼西凑而来，能够真正对人有启发、对社会有帮助的东西却不多。特别是现在一些高校的博士论文，洋洋洒洒十余万字，真知灼见却寥寥无几。现代人没有古人有智慧，就是因为心太浮躁、太急功近利了。
现在举国上下都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导重视了，下面的人也自然响应。那么我们把弘扬传统文化落实在哪里？应该落实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上。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是能够把道弘扬起来的。自己首先要对传统文化有深入的理解，能够身体力行传统文化的教诲，让社会大众从我们身上看到学习传统文化的益处，这才是“人能弘道”。但是如果走上急功近利的道路，开很多座谈会，写很多文章，不能身体力行，于国于民就没有真实的利益。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一个德才兼备的老师谈何容易！缺少老师是因为根基扎得不够牢。第一是学术上的根基。我们从小没有经过童子功的训练，没有学过古文，文字的功底、文言文的功底都不够。第二是德行的根基，这是更重要的一个根基。一个人要克服一种习气，如发火、嫉妒心等，都是要很长的时间，十年、二十年的时间，都不一定能调节自己的习气。
国家弘扬传统文化，很多人都站出来办学校、弘扬国学。很多人抱着很大的期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学学校学习。但老师的素质却让家长大失所望，连带着对传统文化也丧失了信心。这些问题都是急功近利、贪好虚名所导致的。
如果有一个人因为贪好虚名而弄虚作假、谄媚领导却受到了褒奖，普天之下的人都会起而效法。君主以虚伪来教化天下，还想要人正直、信实、敦厚、质朴，的确是太难了！可见，领导者如果好大喜功，下面就会出现浮夸风。现在社会假冒伪劣充斥，也是虚伪的风气盛行所导致的。
君主身居高位又处于深宫之中，好像在容易迷路的云梦泽游玩一样，需要左右之人来指正方向，所以，选取左右之人非常重要。但是，如果君主左边的人今天说：圣上的功勋真是伟大啊！明天右边的人又说：圣上的声名真是显赫啊！今天听到臣子这么说，明天还是听到臣子这么说，如果不用事实加以考察对照，君主就会扬扬自得，认为自己可以与尧舜齐名，自己的教化广播，实现了天下太平。所以，一个人左右两边的人经常赞叹他、称颂他，久而久之他就会自以为圣明。
如果领导者喜欢听谄媚巴结的话，好大喜功，喜欢虚名，那么任用的群臣也必将个个卑微平庸，都不称职。君主好大喜功、贪图虚名，臣子愿意来到他的身边，以获取私利，那些正直的人是不会来侍奉这样的君主的。君主好名，就感召不到真正有德之人的辅佐，感召的臣子也都是谄媚巴结之人。
《群书治要·晏子》中记载，晏子逝去之后十七年，齐景公宴请诸位大臣饮酒，大家兴致很高又去射箭。齐景公射出了一支箭，箭脱靶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大厅之中饮酒的诸位大夫异口同声地说：“好箭法！好箭法！”像出自一个人之口。齐景公一脸的怒气，大声叹息，把箭抛开了。齐景公很生气，是因为自己的箭射得都脱靶了，臣子们还赞叹他的箭法好，阿谀奉承已经到了极致。
齐景公对刚走进来的弦章说：“弦章，我失去晏子已经有十七年了，再也没有听到有谁指出我不对的地方。今天我射箭脱了靶，但叫好的声音却整齐划一，如同出自一人之口。”弦章很有智慧，他回答：“这是诸位臣子没有才德！以他们的才智，不足以明察君主的过失；以他们的勇气，不敢触犯君主的龙颜，才出现了众口一词的情况。但臣也听说，君主喜欢穿的，臣子们就喜欢穿；君主喜欢吃的，臣子们也喜欢吃。尺蠖（一种像毛毛虫似的无脊椎动物）吃了黄色的叶子，身体就发黄；吃了青色的叶子，身体就发青。可能君主您还是喜欢听谄媚之言吧！”齐景公听了说：“你的话很有道理！”齐景公也能反省自己，知道今天的局面和自己有关系，是因为自己喜欢听谄媚巴结的言语。
不称职的臣子，只会依君主的命令行事，不敢有自己的主张。靠这些独断的君主和凡事照办的臣子，会引发社会讹诈和虚假的风气，如此却能使天下得到大治，是从未有过的事。古人看问题很深刻，说得也很中肯。如果臣子看到问题都不敢犯颜直谏说实话，都是唯领导的马首是瞻，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
一个人好名有很多种表现。好名的心很微细，它不像好利那样直接，贪图钱财。好名是无形的，要懂得认真去反省。作为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出名。
一是没有赞叹就没有做事的动力。如果自己做了事没有人肯定、没有人夸奖，好像做事的动力就不足。换句话说，名闻利养的心在推动着我们努力地去做事。古人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果这件事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有多少人去做？
二是听不进批评和忠言劝谏。现代人没有学过《弟子规》，不知道“闻誉恐，闻过欣”，对别人的批评很难听进去，一般的人都不敢来给你指正问题。只有身边至亲之人，看到问题，担心你走弯路，才愿意批评你。但是你已经习惯于听赞叹和好的名声了。即使至亲之人对你的批评建议，都不能够听进去，甚至产生逆反心理，最后导致众叛亲离。
要想让能够犯颜直谏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身边，经常指正自己的过失，必须自己培养起“闻誉恐，闻过欣”的雅量，听到别人讲我们的过失要非常欢喜。孔子的弟子子路是“闻过则喜”，听到别人指正他的过失，就非常高兴，很愿意接受。大禹就更进了一步，“禹闻善言则拜”。听到别人给他进谏，指正他的过失，大禹都会给人家行礼表示感谢。所以大禹能常常看到自己的过失，改正自己的过失，福分自然就到了。就像脸上有一个黑点，别人告诉我们：“你脸上有一个东西，赶紧把它擦掉，免得出去被人笑话。”我们便感谢他给自己指出来。如果做人处事、待人接物都不圆满，别人指正出来了，我们却没有虚心受教的态度，那就是因为我们的好名之心太重了。
《孔子家语》里也有类似的教诲：“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君无争臣，父无争子，兄无争弟，士无争友，无其过者，未之有也。”一个人认识自己是最难的，很多时候人的眼睛都向外看，看到的都是别人的过失，很少有反省自己的。有人说，人生中背着两个包袱，一个包袱上写着他人的过失，另一个包袱上写着自己的过失。我们在走人生之路的时候，往往把写着他人过失的包袱放在了面前，一低头就能看到，而把写着自己过失的包袱放在了背后，怎么看也看不到。
对症的办法就是把两个包袱调换一下位置，这样就可以更多地看到自己的过失。孔子告诉我们，当你看到别人过失的时候，马上反省自己，“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这样的问题，马上反省自己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问题。反省之后，才知道他是来提醒我们的，我们也有这样的问题，否则就不会看到这样不如意的事情出现在我们面前。另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要有善友、有可以规劝你的朋友或兄弟姐妹，来指正你的过失。但这需要自己度量大，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建议，而不是一味地找借口和理由。
三是做了一点点好事、取得了一点点成就、获得了一点点奖励，就生怕别人不知道，希望尽人皆知，尽量宣传自己，这也是好名的突出表现。
四是喜欢高高在上，希望被人尊敬、被人赞叹。一旦没有受到足够的尊敬，就会不高兴，甚至生闷气。我们要体会自己有没有好名的心，其实很容易。譬如我们去讲课，下课后突然有人叫“刘教授”，你心里有没有一丝丝的高兴？心里还想，你看，别人都认识我。这个心一起，你就要提醒自己“好名的心”。当别人说：“刘教授，我们能不能照张相留作纪念？”心里就很高兴，你看我名声这么大，别人都要纷纷跟我合影，这也是“好名的心”。
这时应像古人所说的“闻誉恐”。听到别人称呼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在看我们的东西，我们应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生怕有一句话讲错了、生怕有一个态度错了，让人产生误解，给人错误的引导。这样的态度没有提起来，很容易被名闻利养污染了，自己还沉迷其中，不知道反省。还要想到，今天我们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上，和大家一起分享学习传统文化的心得，实际上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后默默地付出。譬如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为我们能够走到今天，付出了多少的辛劳。还有我们的老师，他们做了多少辛苦的工作，我们才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学习。感恩的心要生起，念念都是希望自己能够把所学的贡献给大众，对于他们的幸福人生、对于社会的安定和谐有所帮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不能够正确地面对挫折也是一种“好名的心”。现在出现心理问题的人，很多不是那些考得很差的学生，而恰恰是那些每次考试都考得很好的、成绩优秀的学生。像我小时候学习很好，考试总是第一名。一旦考第二名就觉得是很大的失败，患得患失的心特别重，生怕自己做得不够完美，不能够正确地面对挫折。
第五是嫉妒心特别强。不能够接受别人的名声比自己还大，不能够接受别人比自己更受重视。当老师在表扬某位同学的时候、当领导在表扬某位同事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见人之得，如己之得”吗？别人取得了成就，就如自己取得成就一样高兴吗？恰恰相反，就像条件反射一样，嫉妒心、愤愤不平的心就生起来了。我做得比他还好，为什么领导就看不到我，又去表扬他了？为什么我付出了这么多，就没有被看到、没有被重视呢？第二念如果我们想到，学习传统文化了，要懂得随喜功德，人和众生都是一体的，他做的善事和我去做善事，无二无别。别人做了善事，我们去帮助他、成就他，他所做的善事就是我所做的善事。但是这已经是第二念了，第一念还是有点不舒服，所以这些“好名的心”非常敏感细微。
一个人特别喜欢名声，患得患失的心特别强，还表现为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譬如与人相处的时候不是那么自在，担心自己的课讲得不好，不知道别人评价如何，这都是好名的表现。好名的心确实很微细，也非常难以克服，需要时时提起警觉。
《了凡四训》里说，“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副者，多有奇祸。”前几年，很多名人都出事儿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编造了一些假的经历，为自己贴金贴银、树碑立传，结果被发现了，最后身败名裂。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人，享有很盛大名声的人，他的名声必须和他的德行相匹配，才没有灾祸，如果名不副实，那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灾祸。
五、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小的过失就像扎进肉里的刺，赶快把它剔除；大的过失就像毒蛇咬了我们的手指，立刻就要把指头斩断，否则毒扩散了就会导致生命危险。
《群书治要·鬻子》曰：“大忌知身之恶而不改也，以贼其身，乃丧其躯，有行如此之谓大忌也。”人生最大的忌讳，就是明明知道自己身上有过恶却不改正，这会伤害自己的身心，乃至丧失生命。人有过而不改，确实会给自己招来灾祸。
人不能够改过，可能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没有认识到过恶的严重危害。《周易》里说：“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小人认为做小的善事没有什么益处，就不屑去做；做一些小的恶事，无伤大体，便不改过。结果罪恶日积月累，以致达到了无法掩盖和不可解救的地步。可见，灭家亡身都是因为有过失而不能改所导致的，所以古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第二，因为志向不坚定，所以改过的愿望不迫切。立志就是发愿。苏轼在研究古人之所以有成就的原因后，说了这样一句话：“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明代思想家王阳明也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先立志。这个志就像目标一样，人生有了目标才不会受诱惑。就像我们登山，山顶是目标，我们就不会在行走山路的过程中，看到鲜花很好看，就停下来去欣赏，被这些东西所诱惑。
那么应该立什么样的志向呢？清朝思想家唐甄说：“其为志也，以至于尧孔而不少让。”要立像尧帝、孔子这样的圣贤人的志向，也就是说要把成圣成贤作为自己人生的目标。所以，改过的关键就在于是否确立了人生的目标。
曾国藩先生终其一生，都在教导家人和后世子孙要铭记迁善改过的重要性。他年轻的时候，“自负本领甚大，每见人家不是”，三十岁的时候才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不足，立志学做圣人。他改正自己过失的方法就是写日记，通过日记记录自己一天的言语行为。到晚上的时候，回忆这一天，我的言语哪一点说得过分了，哪一点不符合圣人的要求了，然后加以反省、自责，并且公开自己的日记，让身边的好友来监督自己。
《了凡四训》里说，要“日日知非，日日改过”。“一日不知非，则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则一日无步可进。”为什么天下聪明俊秀的人很多，他们的德行却不能够提高，善业没有更多地增长？就在于“因循”二字耽误了一生。“因循”就是不改正自己的过失，没有勇猛心。
第三，身边没有好的榜样。放眼整个社会，圣贤人少，甚至连善人、君子都很少。而社会的污染又十分严重，可以说我们所接触到的人事物、物质环境、人际环境，很多都是让我们堕落的缘分，而不是让我们成圣成贤的缘分。因为我们看不到好榜样，身边的亲朋好友大多是在追名逐利、唯利是图，并且习以为常了。我们就习惯成自然，自己有过失不仅看不到，也不愿意去改正了。所以，古人说选择一个好的修学环境，对自己的修行特别重要。
在这种社会污染非常严重的情况下，要懂得亲师择友，亲近善良的、贤德的老师，选择善友，这比什么都重要。古人还说：“亲附善友，如雾露中行，虽不湿衣，时时有润。”和那些善良的、有德行的人交往，就像在雾水中、露水中行走一样，虽然打湿不了你的衣服，但是你时时能够蒙受他们德风的滋润，不知不觉地自己也被熏陶成了一个有德行的人。所以，对于好的老师、朋友，好的修学环境要特别珍惜，这样才能够“德日进，过日少”。
第四，一个人的孝敬之心没有提起。孝是中华文化的根，敬是中华文化的本。这个孝敬之心是慈悲心的根本，也是改过的动力所在。
关于这一点，我自己也有体会。我在上初二的时候，从县级中学转到市级中学。这个学校学习进度很快，我也不是很聪慧的人，第一次参加数学考试，满分一百二十分的卷子我仅得了五十八分，看到这样的分数，我自己很受不了，伤心得直掉眼泪。到初三毕业考试的时候，一百二十分的卷子，我得了一百二十分；还有一个一百分的卷子，我得了九十八分。一年的时间提升这么快，原因就是不忍心让母亲失望，因为母亲用自己一个人的退休工资，供我们三个孩子读书，她自己过得十分辛苦。为了不让母亲失望，我就非常刻苦，结果在一年之后，成绩大幅度地提升，最后考上了省重点高中。所以，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就，不在于他天生的资质有多好，而在于他有没有一颗孝心，有没有一颗感恩之心。
佛门中有一句话：“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说父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脱离苦海，做儿女的孝道才真正圆满成就了。那我们想一想，自己四十多岁了，四十多岁除了有一个虚名，还有因为这一个虚名所带来的浮华与傲慢之外，在道德学问上一无所成，没有让父母离尘垢，也没有让那些关心过我们的、帮助过我们的人有所获益。我们还敢悠悠放任，在这里浪费时间、混日子吗？你想一想，那么多如母般的众生，都等待着我们早日成就，去救渡他们于苦海之中，我们还敢不精进吗？所以你看一个人有孝心，他学习才有动力，不用别人去催促他，他也知道用功。
很多人之所以能够戒酒、戒毒、戒色，弃恶从善，吃苦耐劳，就是因为学习传统文化之后，把孝心提起来了。不希望父母再为自己担忧，所以把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气，在一般人看来不可克服的问题，都克服了。戒毒所的人说，用现代所谓科学的戒毒方式，能够真正戒掉毒瘾的人，只有百分之二而已，少得可怜。但是那些吸毒人员在学习传统文化之后，孝心提起来了，责任感、感恩之心提起来了，戒毒成功的比例就会大大提升。
关于改过，《了凡四训》这本书给我们讲了怎样改过，为什么要改过，改过有什么效验。《了凡四训》告诉我们改过要发三种心。这一段话说得非常好：“但改过者，第一要发耻心。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师，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尘情，私行不义，谓人不知，傲然无愧，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矣。世之可羞可耻者，莫大乎此。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以其得之则圣贤，失之则禽兽耳。此改过之要机也。”
第一，要发羞耻心。什么是羞耻心呢？让我们想一想，古代的那些圣贤如孔子、孟子，他们和我们同是丈夫，同是人，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百世师表，到今天不分种族、不分国家的人，一提起他们还非常恭敬，愿意向他们学习。而我自己却是一身瓦裂，“瓦裂”指一种陶制的器皿，一旦破碎就一文不值。
“耽染尘情”就是过分地放纵感官的享受和欲望的满足，“私行不义”就是偷偷地做着一些不仁不义的事情，却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为别人都不知道，就一天一天地堕落为禽兽，还自以为是、妄自尊大，世上最让人可羞耻的事莫过于此了。
所以孟子说：“耻”这个字对于一个人而言太重要了。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人有了羞耻心，就可以“知耻近乎勇”，进而改过自新，成为君子、贤人、圣人。如果把这个“耻”字给忘掉了，最后就一天一天地沦落为禽兽而不自知。这个是改过最关键的一点，要有羞耻心。这个“耻”字，正体字写作一个“耳”加一个“心”字，解释为“辱也，从心、耳声”。看到这个字，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耻”。“耻”是一个人听到别人说自己的过失，心生惭愧，表现在外就是面红耳赤。所以，“耻”是心有所惭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
孟子又说：“耻之于人大矣！”我们修行从哪里修起呢？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就是从培养羞耻心来做起。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羞耻心，做什么事都无所谓，那么久而久之，他可能什么事都敢做了。
第二，要发畏心，就是要有畏惧之心。有了畏惧之心，才有诚敬。“畏”就是害怕的意思，当然害怕中也含有恭敬。在过去，弟子对于父母师长都有一种敬畏之心，就是学生对于老师，儿女对于父母都有敬畏之心。敬畏就是既敬爱、又害怕。如果没有了这种敬畏之心，就不知道行为要有选择，就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这样的话，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现在这个社会知耻的人少了，有敬畏心的人少了，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就在于没有人教了，特别是现在的学校教的都是知识、都是技能，而因果的教育伦理、道德的教育却基本没有了。所以才没有羞耻心、畏惧心。中国古人不仅仅畏惧世间的法律，也畏惧天理，结果我们现在的人，法律有很多的漏洞，他们不畏惧了，更不畏惧天理，所以是“无法无天”，五伦关系怎么会不紊乱呢？当然在我们现代社会中，社会舆论的监督也越来越严密，所以一个人做了不合理、不合法的事，经常会被网络曝光，这个也让人感觉到敬畏。所以言谈举止都要小心谨慎，要能够对自己负责，否则确实是“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到后面才后悔，但悔之晚矣。
第三，要发勇心，也就是勇猛精进、改过自新。《了凡四训》说：“人不改过，多是因循退缩。”“因循”就是马马虎虎、得过且过，没有恒心、没有毅力，更谈不上意志，没有一定要把这个过失改正。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改过，觉得何必活得那么辛苦呢？退缩，就是退转，有的人一开始也下决心，但是遇到了困难，遇到了不好的缘分，受到了障碍，然后就是退缩。有的人发心要戒烟、戒酒，如果没有人去诱惑他，又有好的朋友在旁边经常提醒，他可能还能够戒上半个月、一个月，但是如果遇到了不好的缘分，那些朋友叫他去吃吃喝喝，大家又在一起抽烟，他就很难再把握自己，所以就因循退缩了。
《了凡四训》说：“吾须奋然振作，不用迟疑，不烦等待。”这就是勇猛心的样子，要振作起来绝不怀疑，立刻就改，不要说等到明天、等到明年，或者再给自己规划一个改正的日子。“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你想等到明日的话，那就永远也改不了，所以应该立刻就改，当下就改，像《了凡四训》里所说的：“小者如芒刺在肉，速与抉剔，大者如毒蛇啮指，速与斩除，无丝毫凝滞。此风雷之所以为‘益’也。”这就告诉我们小的过失就像扎进肉里的刺，赶快把它剔除；大的过失就像毒蛇咬了我们的手指，立刻就要把指头斩断，否则毒扩散了就会导致生命危险。
改过之人就要像这样坚决，毫不犹豫，当机立断，这是风雷之所以为益。风雷是《易经》上的卦，取它的相就是风吹雷动。春天的现象是万物生长，所以它有益叫“风雷益”，在此地，它是形容当机立断，勇猛改过的这种相状。如果一个人具备了这三种心：羞耻心、畏惧心、勇猛心，那么有过就会改，改过之后就会有一些效果。
改过除了发这三种心以外，还有三种方法，在《了凡四训》里也给我们讲了。
第一是从事上改。比如说，我们以前喜欢生气，喜欢邪淫，喜欢说谎话，从此以后就不邪淫了，不说谎话了，不生气了，这是从事上改。但是从事上改，却不明理的话就比较难了，所以《了凡四训》说：“善改过者，未禁其事，先明其理。”在还没有禁止这个具体的事之前，首先要明白道理，比如说，你喜欢嫉妒，你就要知道“嫉妒是拿别人的成绩来惩罚自己”。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制止、克服这个爱嫉妒的毛病，这就是第二个，从理上改。
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第三个：从心上改。《了凡四训》说：“过有千端，唯心所造，吾心不动，过安从生。”这就是很大的道理了。所有的过失都是心的一种产物，如果心不动，不产生恶念、邪念，总是一片慈悲，然后善意地对待人，这样就不会产生这些过恶了。
恶念、邪念一产生的时候，当下就能够意识到，能够把它制止，这是最高明的改过方法。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不怕念起，就怕觉迟。”不怕你念头生起了，邪念、恶念生起了，一般的人因为以前的习气而不生这些恶念，确实是很难的，但是这些恶念生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让它连续不断，你一生起恶念就马上有觉悟，马上能够转念，这个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告诉我们“种种诸过，不必逐类寻求”，种种过失，不必要一桩一桩地去想、一桩一桩地去改，凡是有恶念生起的时候，马上就能意识到，当下就能够制止，这是最好的。
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一心为善，正念现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一心为善就是念念为了利益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不是为了自私自利，这就是一心为善。如果你还夹杂着私利在里边，这个善念就不纯，就有夹杂。“正念现前”，“正念”是相对于邪念而言的。“邪念”当然就是错误的观念、见解、行为，这种错误就会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有伤害。这是告诉我们，从心上改是最高级的改过方式。
如果我们具备了这三种心，又学会了三种改过的方法，认真地去身体力行，那过失就很容易改正了。关于怎么样改过、改过的方法，还有效验，大家可以看一看《了凡四训》这本书。
六、君子四重
“君子不重则不威”，领导干部要从言语、行为、容貌、嗜好等方面注意保持庄重，久而久之，自然令人肃然起敬。
《论语》说：“君子不重则不威。”作为一国之君，如果言行不庄重，那就没有威仪，也不会让百姓生起尊重之心。在汉代扬雄的《法言》里讲到修身的时候，提出人应该取四重，那就是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重则有威，好重则有观。”言语庄重就可以为人所效法，所以在《弟子规》里关于言语的教诲很多。“凡出言，信为先。”
《群书治要》卷十一《史记》里有一个典故：“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叔虞是周成王的弟弟，有一次周成王跟叔虞开玩笑，把桐叶削成珪赠给叔虞。这个珪就是古代的诸侯朝见天子的信物。周成王就说：“用这个来封赐你。”史佚就请周成王选择一个良辰吉日，封叔虞为诸侯。周成王说：“我只是跟他开玩笑罢了。”史佚说：“天子无戏言。天子没有不慎重的话，没有开玩笑的话，话一说出口，史官就会记录下来，就要用礼仪来完成，用乐音来歌颂。”于是，周成王就封叔虞为唐国之侯。君无戏言，“天子无戏言”的典故就是出自这里。
在关于言语的慎重方面，《弟子规》还说：“奸巧语，秽污词，市井气，切戒之”，这句话就是告诫人们不要说欺骗人的话、不诚信的话、粗鲁骂人的话，当然也包括一些黄色的笑话，这些都是要避免的，否则就会让人失去尊重之心。
古人有一句话说：“力贱得人敬，口贱得人憎。”什么意思？一个人很愿意出力帮助别人，他会受人尊敬，这叫“力贱得人敬”；而“口贱得人憎”，是指一个人言语过多，说得又不是很妥当，就会遭人厌恶。
在《弟子规》里还有一句话，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就是“扬人恶，即是恶，疾之甚，祸且作”。这也是对我们言语上的要求。一个人如果经常把别人的过恶到处去宣扬，结果别人知道了这个人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就会对这个人非常痛恨，也无形中为自己埋下了祸根。而把别人的过恶到处去宣扬，这本身也是一种恶，不是一个有德行的人能够做得出来的。
古人提醒人们要厚道存心。厚道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要隐恶扬善，把别人的善事、好事，譬如说孝敬父母的、友爱兄弟的、朋友诚信的、尊敬师长的等等事例多多地去宣传；而把那些恶事大肆地去宣扬。《增广贤文》说：“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但是说什么、怎么说就体现了一个人的德行厚薄。
我们应该响应习主席的号召，传播正能量，把那个善人善事、好人好事，哪怕是身边小小的感人的事例都搬上荧幕。现在很多的地方电视台，都设立了弘扬传统文化的频道。譬如说，在广东省博罗县的电视台、河南巩义县、海南海口电视台等，专门开辟了一个频道或栏目，不断地讲传统文化的教育，结果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很多电视台这个节目一播出来，就收到很多热心观众的留言，他们纷纷打电话到电视台，说看了这个节目，对自己家庭和谐、子女教育、夫妻相处都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这个节目非常受欢迎。
讲话要讲究艺术。有人总结了讲话的艺术之一，说“要多说鼓励的话，少说批评的话。因为鼓励激发潜能，批评造成隔阂”。特别是我们在接触传统文化之后，在和人相处的时候，要特别讲究说话的艺术。因为有的时候，虽然我们是好心好意，确实是为了对方利益着想，但是说出来的话却很刺耳，会让对方很难接受。
即使是劝导别人，也有劝导的艺术。首先你要在对方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去劝谏他，指正他的缺点，对方就比较容易接受。而且在说对方缺点之前，还要先美其长，肯定他做得好的地方，然后委婉地说，如果再怎么怎么样，那就更完美了，这样的口气就比较容易让人接受。
而且古人也讲“因材施教”。这个人本来已经很自卑了，你对他的言语还很严厉、很苛刻、很挑剔，就会让他愈来愈丧失自信心。所以，言语确实非常重要，可能我们说了一句无心的话，但是别人听了之后会耿耿于怀，甚至因此产生隔阂。
古人说“三思而后行”，我们说话应三思而后言，要考虑到方方面面，不能顾此失彼。
古人还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我们给别人说一句爱语——宽慰的话、理解的话、体谅的话、鼓励的话，别人在寒冬腊月心里都感觉到非常温暖。但是我们恶语伤人，特别是在盛怒之下口不择言，说了一句很过分的话，结果火烧功德林。什么意思？就是你以前对朋友两肋插刀，很无私、很讲义气，为朋友付出无私无求，但是脾气一上来，盛怒之下便说了一句伤害对方的话，那么你以前对朋友的所有付出，别人都不记得了。就因为你这一句话刺痛了他，他可能耿耿于怀，从此就不再原谅你，而你以前对他的付出也都白费了。
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言重则有法”，即言语慎重就可以让人们效法。
“行重则有德”，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很庄重，就显得有德行、很稳重。特别是不合于礼的行为，绝对不去做。如果我们做事不符合礼，像现在很多领导干部，做了很多违礼的行为，结果被人拍下来了，还把这些不雅的视频传到网络上，结果一日之间就让自己身败名裂，甚至受到了盘查，还因此锒铛入狱。这都是自己的行为不慎重所造成的。行为慎重可显示出一个人的德行。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居安思危、崇尚节俭，奠定了大宋基业。有一次，赵匡胤的女儿魏国长公主穿了一件由翠鸟羽毛作装饰的短上衣入宫，赵匡胤见到后十分气愤，对公主说：“你把这件衣服给我脱下来，从今以后，不要用翠鸟羽毛作装饰了。”公主笑着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也用不了几根羽毛。”赵匡胤正色说道：“你说得不对。你穿这样的衣服，宫中其他人看到会纷纷效仿，这样一来，京城翠鸟羽毛价格便会上涨了，商人见有利可图，就会从四处辗转贩运翠鸟，这要杀伤多少鸟儿啊！你千万不能开此奢华之端。”公主听了赵匡胤的话，连忙叩谢父皇的教诲。
孔子曾说：“君子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孔子的这一观点在不少君王身上都得到了验证。赵匡胤以节俭为本，以身作则并约束家人，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士大夫竞相节约自勉，州县官上任时，奢侈浪费讲究排场的迎来送往都取消了，小官上任时，很多只穿草鞋、拄木杖徒步而行。赵匡胤之后的几个君王都很好地延续了他俭朴的生活作风。
有一个关于宋仁宗的故事，宋仁宗有一次对身边的近臣说：“昨夜夜不能寐，突然感到饥肠辘辘，非常想吃烧羊肉。”近臣就说：“您既然想吃，为什么不传旨要一个烧羊肉呢？”你看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要一个烧羊肉算得了什么呢？为什么还要强忍着不吃呢？宋仁宗说：“我怕我一旦传旨索要烧羊肉，恐怕从此以后就会成为惯例，即使不是每天都有烧羊肉吃，那时常也会有烧羊肉吃，此例一开就不知道有多少羊被宰杀。”所以宋仁宗说：“岂可不忍此一夕之饥，而启日后无穷之杀哉。”
皇帝贵为天子，要烧羊肉，要几只羊都很容易，但是他就是怕这个先例一开，很多人会投其所好，那就不知道要宰杀多少只羊了。
宋仁宗平时在私下休闲的时候，常常穿着那种洗了又洗的衣服，他的帷帐、被子都没有加纹绣，只是用那种一般的布帛制作。还有一次，有人向宋仁宗呈献了蛤蜊28枚，这是一种非常稀有的壳类海产品，而且这个东西很贵，每一枚价值一千钱。皇上怎么说的呢？他说：“我这一下筷子就要花费28千钱，这怎么能够忍受啊？我是不堪忍受啊！”所以宋仁宗被称为“仁宗”，确实名副其实。他的仁爱之心不仅仅推及万民，甚至推及动物身上了，这就是古人说的万物和我是一体的。
宋仁宗能够仁爱动物，这确实是古人所说的“以万物为一体”，把这种仁爱之心推及百姓身上，百姓怎么会不被感化呢？所以我们看一看古代的皇帝确实是身体力行，为了不开启奢侈浪费之风，就自己忍着不去吃这些美味，我们从这里也看到了宋仁宗做事谨慎的态度。
自己是皇帝，一个动作、一个旨意不知道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所以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非常地敬慎。
“貌重则有威”，就是我们的容貌庄重，就让人看到有威严。古人说：“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走有走相，睡有睡相。”即使一个外人都没有，也要慎重，不敢放逸。
所以在容貌上孔子也有教导，“色思温，貌思恭”。表情要很温和，虽然很温和，但是很恭敬。这样就让人觉得你很好接近、很温和，但是在你的面前又不敢造次，对你还非常敬重。这也是因为自己有威仪，做得恰到好处。
《礼记·玉藻》里说：“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
“足容重”，就是我们行走的时候，一定要稳重，像大象那样四平八稳，非常缓慢。曾国藩曾教导弟子，要“走路慢，吃饭慢，说话慢”。这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一种稳重的作风。古人说“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一个人若有定力，有这种稳重，无论遇到什么突发的意外事件，都能够保持冷静。保持冷静才知道应该如何去应对，才不至于慌里慌张。
“手容恭”，就是在坐的时候，手要敛。“起脚敛手”，在走路的时候也不能甩着胳膊，手容要恭敬。
“目容端”。“端”就是平的意思，即平视。眼光不要向上，也不能向下。向上、向下，或者显得轻视傲慢，或者显得很不屑。这也说明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如果我们很傲慢或者很刻薄，表现在眼睛上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观察会发现，有的人跟你说话的时候，眼睛骨碌碌地乱转，这说明这个人的心思很复杂，心眼很多，眼睛在那不停地动。
“口容止”。这个“止”就是《易经》中所讲的“吉人之辞寡”，是指说话不要太多，要懂得适可而止，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一个字都不要说。
孔子也说，随侍君子时容易犯三种过失，哪三种过失？“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话没到该说的时候就抢着去说，这说明一个人心浮气躁；该你说的时候，譬如说有人问到你了，你又隐而不说，这是隐匿之过；没有观察君子的神色就说话，就是不懂得说话的分寸，就像盲人。说话不看对方的表情，说了一些别人不喜欢听的话，别人可能都要发怒了，你还在那说，可能就让他火冒三丈，这是大为失礼的，这都是过失。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言语要谨慎，要懂得适可而止。
“声容静”，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不要大声喧哗，像噪音一样。譬如一小部分中国人在出国的时候，很喧哗，很失礼，所以不受外国人的尊重。这是我们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人特别值得深思的。据说有人去法国的巴黎圣母院，结果发现在圣母院里边用汉字写了一个标语：“请勿大声喧哗”。提醒我们中国人不要大声说话，所以特意用汉语写了一个标语挂在那里，专门给中国的游人看的。能够到巴黎圣母院去参观的人，是哪些中国人？都是我们中国的上层人物，或者是有钱的，或者是有权的，或者是我们说的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人，走出国门之后都有这样的表现，说明我们礼仪之邦的礼已经丧失到一定的程度了。
中国在历史上被誉为“礼仪之邦，华夏之族”。那不是我们自己封给自己的，是我们邻邦的人到中国来访问，看到中国人相处彬彬有礼，特别和谐，他们很羡慕，回去之后就向自己的国君报告，这些国君特别喜欢派使臣到中国来学习，所以把中国称为“礼仪之邦，华夏之族”。唐朝太宗的时候，万国来朝，把中国的皇帝尊称为“天可汗”，那就是天底下公认的领导者。说明什么？说明当时的中国人恭而有礼，而且影响到周边的人纷纷来学习。
现在怎么样呢？经过了若干运动，我们把中国的礼批判得体无完肤，称其为“吃人的礼教”，对它生不起信心，导致我们现在的人言行没有规范，受到外国人的嘲笑，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件事。这就是我们抛弃了自己的传统文化，抛弃了自己的礼仪、风俗所导致的。
“头容直”。“直”就是不要歪斜，要端正。我们在跟人交谈的时候，把头侧在一边，这就是没有做到“头容直”。
“气容肃”，就是我们喘气的声音不要太重，要给人一种肃静的感受。一个人恭敬心提起的时候，他就自然注意这些细节，呼吸都不敢出大气。
“立容德”，是指站立的时候不要倚在一边，即要端正，这样给人一种有德行的感受。
“色容庄”，是指色容要庄重。刚才我们讲到“色思温，貌思恭”，这些都做到了，就会给人威仪的感受，别人就不敢轻慢。所以古人从小教导孩子，“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十差九错，只为慌张”，这都提醒人们，慌里慌张是导致出错的原因。《弟子规》里也说：“事勿忙，忙多错。”
“好重则有观”。这个“好”就是嗜好。中国古人从小学习的是琴棋书画，这些嗜好都很高雅，都有可观之处。
总之，古人教导我们在言、行、貌、好等方面都要学其庄重。
在《群书治要·春秋左传》里记载着这样的一个故事：春秋时期，有一个大臣叫赵盾，他的君主晋灵公非常不守礼，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且做得很过分。赵盾作为臣子非常忠心，屡次犯颜直谏，但是晋灵公都不听，而且还觉得赵盾很烦，于是就起了一个恶念，派了一个杀手去暗杀赵盾。这个杀手在凌晨就到了赵盾的家里，看到他的卧室门已经开了，赵盾已经准备好要去上早朝。因为时间还早，所以他就穿好了朝服，恭恭敬敬地坐在那里闭目养神。他这种恭敬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杀手，他想一个大臣在独处的时候，还能够对国君表示这样的恭敬，这个人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如果把国家的栋梁给杀了，对国家、对人民就是不义。但是，他又接受了君主的命令——暗杀这个大臣，如果完不成使命，对君主就是不信。他思来想去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最后他就自己触槐自杀了。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一个人很恭敬的态度居然可以起到这样的感化作用，把来杀他的杀手都感化了。
我们看到有些德高望重的长者，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尊敬爱戴，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平时的恭敬心潜移默化培养出来的一种气场，这种气场让人能够自然而然地生起恭敬之心。
“君子不重则不威”，领导干部要从言语、行为、容貌、嗜好等方面注意保持庄重，久而久之，自然令人肃然起敬。
七、谦德之光
“让功于众，让位于贤，让名于上。”若有这样的胸襟和气度，在处事、待人、接物中自然懂得谦退，不会傲慢。
《群书治要·周易》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天道亏盈而益谦”，这个天道，我们可以从自然界的现象来观察，到十五的时候是满月，满月之后，就开始亏损。正是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古人教导我们要谦卑退让、舍财不贪。
天道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即过分的要受到制裁，不足的要受到补益，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规律。老子把这一规律运用得淋漓尽致。他说：“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他把处柔守慈作为自己的处世原则。这都是从观察天道的规律提出的为人处世的道理。
“地道变盈而流谦”，地道的法则就是改变盈满的，而充实谦虚的。在大地上同样注水，水自然流向那些潮湿的、低洼的地方。中国人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什么大海能容纳百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处在最低的地方，所以河流都自然地流向它。
《老子》中也说“上善若水”。为什么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水有一个特点，它善于给万物带来好处，但又与人无争，与世无求。最重要的是它能处众人之所恶，一般人都是喜欢高高在上，但是水却不同，它是处在众人所不愿意处、所厌恶处，就是它非常卑下。“故几于道”，所以它和道就相近了。道在低处，一个人只有谦卑下来，他才能够得道，才能够和明德相应。
“鬼神害盈而福谦”，鬼神危害骄傲自满的人，而施福给谦虚的人。
“人道恶盈而好谦”，人与人相处，自然地就是厌恶自满的人、骄傲的人，而喜欢谦虚的人。特别是作为领导者，要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必须能够感召很多德才兼备的人来到身边。
怎么样才能够感召德才兼备的人？他自己必须能够谦卑有礼，礼贤下士。所以《群书治要·文子》里说：“能成霸王者，必得胜者也；能胜敌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者也。”
自得的人就是《大学》里所说的，能够明明德的人。谦虚是我们的性德，是我们本性之中原有的，如果一个人傲慢了，就会给明德造成障碍。所以能够自得的人，一定是把谦卑柔弱作为根本的修养。这里边的柔弱并不是软弱，而是可以包容万物而不争，最终达到的是什么？“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的效果。你看水至柔，但是它动也刚，滴水可以穿石。虽然它很柔弱，但是可以胜刚强。当然这个胜，它自己没有这个胜的念头，是它自然地达到了这个效果，能够为人所服。
“谦，尊而光”，这个“尊”就是位处尊贵的地位。当他能够处在尊贵的位置，仍然能够谦虚处下，他的德行之光、他的德风就自然地影响到他身边的人，甚至影响到远方。一个人处在高位的时候，如果没有受到圣贤教诲、没有良好的引导，往往就会自视甚高、恃宠而骄。
所以《群书治要·文子》中说：“生而贵者骄，生而富者奢。故富贵不以明道自鉴，而能无为非者寡矣。”一个人生来就处在尊贵的位置上，往往容易骄慢；一个人生来就处于富贵之家，花钱就大手大脚。因为习劳知感恩，他没有经过勤劳就有很多的钱，不知道钱来之不易，所以花钱如流水，也不知道珍惜。所以“富贵不以明道自鉴”，如果一个人生来就有钱有权但是没有学道，没有按照古圣先贤的教诲去提升自己，“而能无为非者寡矣”，能够不做错事的，这样的人是很少的。这告诉我们“人不学，不知义”，学习圣贤经典，向古圣先贤求道，对我们的人生至关重要。
“卑而不可逾”。纵使他的地位卑下，没有高官，没有出仕做官，但是却不可逾越。他的德行不可逾越，他的德行可以教化一方。就像我们所讲的孔子，他没有富贵的地位、权势、财富，但是他被称为“素王”。为什么？因为他的德行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人，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而且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不仅影响到中国人，现在还影响到外国人。
“君子之终也”，是指君子能够自始至终都保持谦卑的修养，不会因为拥有了地位、财富、学问而改变他的谦虚，这样就可以善始善终。什么让一个君子能够保持善始善终？就是因为他有谦虚的品德。所以从这一段中，我们可以看到谦虚确实可以给人带来吉祥、亨通。
《群书治要·尚书》还说：“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
“惟德动天”，只有德行能够感通天地。“无远弗届”，不管多远的地方都会被感动，进而来归附、归顺，或者是来求道、求学。“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自满会招来损失，谦虚会得到益处，这是自然的规律。
我们在历史上可以看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的例子。在周公代理天子执政七年中，他以拜师之礼所求见的人有十个；以朋友的礼节去求见的人，有十二个；就是那些贫寒之士，可以优先见到周公的，有四十九个人；周公所举荐贤良的、德才兼备的人，有上百人之多；周公所教导的读书人有上千人；给朝拜的人封官的有上万人之多。
如果周公在代理天子处理朝政的时候有傲慢或吝啬行为，那么来求见他的天下贤德之士，就会很少了。即使有来的，也是贪婪或者尸位素餐之人，这是不能够帮助君主治理天下、使君主长存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周公虽然身处高位，但是对于有德行的人，他仍然非常谦虚礼敬，只有这种谦虚礼敬、礼贤下士的态度，才感召了这么多的人才来到他身边，而且不遗余力地帮助他。
在《尚书》里也有这样一句话：“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能自得师者，能够称王天下，能够建立王道政治。为什么他能够自得师？就是因为他对这些贤德之士是以尊师之礼来恭敬，把他们奉之为师。我们知道中国古人是特别尊师重道的，把贤德之人当成老师来恭敬，说明什么？说明一个人要有谦虚的态度，别人才愿意指正他的过失，帮助他处理朝政。“谓人莫己若者亡”，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的人会灭亡，灭亡的原因就是自高自大。
“满招损”，首先，自己的德行受到损害，而一旦一个人傲慢了，自己不能够明德，不能够明心见性，这是最大的损失。其次，一个人骄傲自满、轻视别人，就会与别人产生对立，让人心里不舒服，别人就会找你的麻烦，自己做事就会有障碍。再次，因为骄傲自满的态度，做事不能顺利圆满，就会招致失败，这个也是很大的损失。
有一句话叫“骄兵必败”，这句话来自历史的经验总结。在《国语》中就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在周襄王二十四年的时候，秦国带着军队去攻打郑国，结果这个军队经过了周天子所管辖的京畿北门。在路过北门的时候，恰好被王孙满看到，于是他就对周襄王说：“秦国的军队一定会打败仗，一定会受到上天的惩罚。”周天子一听就很惊讶，就问：“你怎么看到他的军队路过，就能够下这样的断言？”
王孙满就说了：“因为经过周天子的地方，应该是要行礼的，这叫尊重天子。可是他的军队经过的时候，只是把头盔摘下来了，但是身上的盔甲却没有脱下来，而且走了几步路之后，就马上又跳上了车，也就是说，这些士兵只是应付一下，并不是诚心行礼。而且这样应付应付马上就跳上车的有多少人？有三百辆战车，就是三百辆战车的士兵都是这样以应付的态度来行礼的，整个军队大部分对周天子的态度都很傲慢。”
王孙满接着说：“他们的军队非常轻狂又骄傲，轻狂了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不会深谋远虑，不会做好万全的准备。而且轻狂了就不会慎重，傲慢则会无礼。无礼，则做什么事都会随随便便。因为整个军队要去打仗，打仗的时候要进入很危险的地方，但是他们不慎重，又随随便便，以这样的态度去应战，那必败无疑。”
古圣先贤观察得确实很细微，他们熟读圣贤书，就能够判断出这个人的发展趋势如何、未来结局如何。一个人轻狂了，他就不慎重。面对战争都不慎重，那怎么会不打败仗？果然秦国打了败仗，军队回来，经过晋国的边界，被晋国打得落花流水，三个大将都被抓走了。所以古人看一个军队的作风，就能够看到战争的结果。对我们自己而言，则要时时反思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吉还是凶、是福还是祸。
“谦受益”，一个最大的益处就是他能够听取别人的教诲。“谦则受教有地，而取善无穷。”这个是在《了凡四训》里讲的。在《了凡四训》中，最后一章讲谦德之效，举了好几个例子。其中有一个例子，讲到丁敬宇，他年龄最小，但是极其谦虚。了凡先生看了之后，就对他的朋友费锦坡说：“这个人今年一定能够考上。”为什么？因为在所有人当中，他是最谦虚、最恭敬的，甚至受到了别人的侮辱，他都能够忍受；受到别人的诽谤，他都不去辩解。结果后来开榜，果然是最年轻的丁敬宇考上了。
《群书治要·周易》中有“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这个“劳谦”实际上是有功劳而谦虚的君子，这样的人必然会得到万民的景仰和归附。一个人有功就容易恃宠而骄，有功就容易傲慢；一个人不居功自傲，就不会招致嫉妒、障碍，而且还会让人们信服。
曾国藩先生对这个规律理解得特别深刻。所以别人都求圆满、求五福临门，他给自己的书房取了一个名字，叫“求阙斋”。这个“阙”通“缺”。因为他自己有权有势，又才华横溢，可以说是近乎完美了。这个时候如果不谨慎的话，居功自傲，皇帝很可能都会视他为眼中钉，群臣也会嫉妒他。为了避免灾祸，他就非常小心谨慎，而且是推功于上、让利于下。把事情做好了，功劳推给了皇帝；利益不独贪独占，要把它分给属下。这样无论是上级还是下级，都不会对你的成功怀恨和嫉妒。
所以古人说：“让功于众，让位于贤，让名于上。”若有这样的胸襟和气度，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自然懂得谦退，不会傲慢。
在《史记》里记载，周公的儿子伯禽要代周公去鲁地就任。在临行之前，周公反复地告诫伯禽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当今成王的叔父，于天下而言，我的身份也不低贱了，但是我在洗头发的过程中，要多次停下来去接见贤才；在吃饭的时候，也是因为接待贤士而多次被打断。”这个就是“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即使我这样的恭敬谨慎，还恐怕失去天下贤德之人。所以你到了鲁国一定要谨慎，不要因为你是国君，就对世人傲慢。”正是因为周公这样礼贤下士，所以能够把国家治理好。
中国古人有很多观察人的方法，观察一个人有没有德行，就看他是不是谦虚。如果一个人功成名就之后不够谦虚，不能够自卑而尊人，反而傲慢无礼、自视甚高，这个人的事业可能很快就会失败。
《说苑》和《孔子家语》都有记载，说孔子在瞻仰鲁桓公的庙时，看到庙中有一个攲器。什么是攲器？就是一个很容易倾斜易覆的器皿。孔子就向守庙的人问：“这是什么器具？”守庙的人回答说：“这可能就是叫作宥坐的器物了。”孔子说：“我听说过宥坐这种器具，贤明的君主将其放置在座位旁边，以此来警诫自己。这个器具有一个特点，里面空的时候它就倾斜，装水适中的时候它就端正，装满的时候就倾覆了。万物之中，哪有一个是满而不覆的？”
这个时候他的弟子子路就上前来问：“想要持满而不倾覆，有什么办法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孔子说：“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损之又损之道也。”聪明能干又有智慧，就要用愚笨的姿态来保持；功盖天下，就要用推让的姿态来保持；勇力震撼当世，就要用胆怯的姿态来保持；拥有四海的土地财富，就要用谦逊的姿态来保持。
这就是“损之又损之道”。换句话说，就是谦退再谦退、放低再放低的方法。
八、吉人之辞寡
一个真正具有能力并且实现了人生价值的成功人士，不会大肆渲染自己的成功，因为他满足于自己实实在在所拥有的一切。
《群书治要·论语》里记载：“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我们注意这个“欲”字。“欲”，固然不能不说，但是要做到“欲讷于言”。“讷”，就是说话迟钝、不抢着说，似乎说不出话来，这是指君子。凡是君子，说话都慎重，怕驷不及舌，所以五经里都强调慎言的重要性。
例如，《群书治要·周易》里记载：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
“言行，君子之枢机。”
“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为什么呢？古人讲口为祸福之门，话要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再说，一个人的吉凶祸福，大半就都取决于口。
《易经》里有一句话说：“躁人之辞多。”如果一个人说话太多，那么他的前途就不会太乐观，寿命也不会太长。我们观察一下，如果一个人，滔滔不绝讲个没完，这样的人一定是烦躁之人，烦躁之人多半前途不平，会遭遇很多挫折，想长寿也是不容易的事。
中国古话说：“话多伤气。”说话对人的身体有影响，这不是纯粹的理论，而是积累经验得出的总结。中国人特别讲养生之道，道家说人的身体有精、气、神三种要素，也就是精神、气体还有无形的神这三种。
因此道家讲养生之道，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讲求“收敛”，收敛自己的精、气、神这三种要素。这种“收敛”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以用功，如在夜间睡眠的时候不要仰着睡，要右卧如弓；不要张开口，吐气要均匀，不要吐得那么大，这也不卫生。在白天也是这样，不必要的时候要闭着嘴，用鼻子呼吸。呼吸得均匀、柔和。所以白天没有必要的时候不要多说话，把呼吸调均匀，做事的时候，心里也要很定，不要浮躁。有些人一面做事一面心里着急；有些人做着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心里越不高兴，越逼着自己做，对身心两方面都不利。另外，如果我们为了发泄心里的闷气而到处宣扬恶事，受到的损失会更大。所以一个人要是真修，一定要做到心平气和，心里很柔和，在生理方面也不会伤气，因此话说得越少越好。
《易经》里也说：“吉人之辞寡。”一般人说话无非是要表达自己的心理，或者是讲人、讲事。说话凡是牵涉到人与事，就关系到人的利害、事情的成败，所以在说话之前要想一想，这些话说出来对人到底是有好处还是有害处。
有修养的人脑子一转就知道了，修养不够的人一时没有注意，说话冲口而出，也不知道已经把别人给伤害了。当然，言不仅仅是说话，也包括写文章、发表各种言论。
有的人往往把人家伤害了还不自知，对方知道后会报复，即使有时候对方不知道，但是因为说话人损害了人家的名誉、权利，还是要负责任。
如果讲话时很小心，就有“福”了。福是怎么来的呢？比如说，看到别人有忧虑，我们去开导一下；看到别人有恐惧，我们去宽慰一下；看到别人受了委屈、诽谤，我们说一句公道话，仗义执言，给人家解围、壮胆，这就是说话的功德。所以就看我们用口来做什么，用得好就能替人造福，自己也积了功德；用得不好就造了口业，妨碍了人家也妨碍了自己。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个典故出自《论语·颜渊篇》。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但是子贡却说：“惜乎！夫子之谈君子也。”君子文质彬彬，不仅本质好，注意外在的形式和礼貌，也讲文。只讲文而不讲质不行，就像有人鞠九十度的标准躬，在心里却对对方不恭敬，只有文而没有质，是不正确的。然而只讲质不讲文，也是不正确的。就像有些人，心地善良、为人淳朴，但是缺乏“文”方面的教育，乘坐公共汽车时连上衣都不穿，虽然他们有很好的本质，但是缺少外在的形式，也不会让人有好的观感。
所以子贡就说，君子应该“文质彬彬”，既讲外在的形式礼貌，也讲本质。君子话说出去，错了以后“驷马难追”，所以子贡说：“驷不及舌。”据此就成为两句话：“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告诉我们，话一说出去，是非善恶就决定了，再想后悔也来不及。
在《论语·子张篇》里也有相关记载，子贡说：“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不可不慎也。”一个人的心理、修养、学问都包含在言语中，所以说话不可以不谨慎。
颜渊问仁于孔子，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颜回很好学，他说：“请问其目。”请给我详细地讲一讲怎样把这个要求落实吧？
孔子就说了四句话：“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意思是视听言动都要符合礼的要求。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非礼勿言”，就是指说话要合乎礼。礼的内容包含很多，如恭敬人家、不损害人家，凡是不符合礼的话就不说。可是现在有些领导以说黄色段子为乐，完全做不到非礼勿言。
古人讲礼，对于口非常注意，教人要“守口如瓶”，因此我们平时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要注意，不要说错话。诽谤某一个人固然是不可以的，如果说了一句普通的话，虽然没有针对某个特定的人，但是话说出来伤风败俗，也会影响社会大众的心理，这个罪过也就更大了。
因此现在做大众传播事业的人要特别小心，想做社会大众传播事业，最好学习传统文化。有些不良媒体喜欢到处宣扬那些伤风败俗的事、绯闻、小道消息。这样的宣传不仅没有把人善良的一方面给引发出来，反而助长了人的恶，不能引起一个人的羞耻之心。
所以，做广播电视媒体的人要懂得应该传播什么，特别是那些公众人物说话更加要谨慎。如一个明星，当有记者采访他，问到他和一个女子不正当的婚外关系，这个男子为了遮掩自己的丑事就说了一句“这是一个正常的男人都会犯下的错误”，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影响很大，给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大家会认为，我们这么崇拜的人，都说这是一个正常的男人都会犯下的错误，那我们犯这样的错误也很正常了，这样就会引导大众做不仁不义不道德的事情。“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所以，公众人物说话更要谨慎。
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人对男子的道义、恩义、情义特别重视。任何一个有道义、情义、恩义的男子都不会轻易出轨，这才是我们社会需要宣扬的主旋律。
什么是虚言？很多人喜欢夸夸其谈，即喜欢自夸。自夸就是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有好东西，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自夸实际是由于怯懦，在别人面前感觉到有压力，因此要在别人面前展示现实中自己没有但比自己实际拥有的要好得多的东西，这样反而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压力。
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无论是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高声叫卖的人卖的东西往往是比较差的。
如果有人向我们炫耀他的优越性，我们就要懂得，这恰恰证明他并不具备这种优越性。无论这种优越性是学识、勇气，还是财富或社会地位方面的成功，我们都可以从他的夸耀里推断出他在这方面是一无所有的失败者。
一个真正具有能力并且成功的人，是不会大肆渲染自己的成功的，因为他满足于自己实实在在拥有的一切。我们还发现，如果我们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已经拥有的，那么我们很快就会失去自己已经拥有或者将要拥有的东西，并且会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挫折。
中国有一句古话：“虚言折尽平生福。”如果我们喜欢自我夸耀或者说谎，就会使得那些本来应该在我们命运中实现的实实在在的美好只能实现在自己的虚言之中。有很多人喜欢说谎，把自己想象中将会拥有的东西提前挪到今天拿来吹牛，没有得到什么就说自己得到了什么，自己租的房子说是自己买的房子，这都会折损自己的福气，一定要改正。
自夸很难维持长久，总有一天会被人识破，从而给自己带来巨大的不安，所以我们如果明白“口为祸福之门”的道理，就会慎重言语，言语才不会有太多的过失。
所谓慎言，范围很广，还包括不能说粗鲁骂人的话、挑剔抱怨的话、指责批评的话、怨天尤人的话，还有勾引诱惑的话、搬弄是非的话，等等。
我们不妨观察一下自己的言语，从早到晚，如果我们在说这些话，实际上就是在口吐毒舌，不仅浪费了时间，还损害了自己的健康，影响了别人的心情。
如果我们每一天都在挑剔、抱怨、指责、愤怒，我们想一想，受到最大伤害的人是谁？不是别人，首先是自己的身体。所以，为什么要口不出恶言？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别人负责。
“讷于言”，重点是教导我们说话要谨慎，而不是该说的时候也不说话。《论语》里记载，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愆”当过失讲，侍奉君子容易犯三种过失，像年少者侍奉年长的长辈，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怎么样才能做好呢？“博我以文，约之以礼”，要在学礼上入手，这个礼就是平常生活的规范，侍奉君子就是侍奉有德有位的人，与侍奉普通人不同，君子或有位或有德，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那么要从哪里做起呢？要从学习《弟子规》做起。
中国自古上学先念“口而诵，心而为”，口里念诵，心里研究，必须口里念熟，才能够在生活上随时提醒自己。之所以要把《弟子规》背诵下来，就是在生活的每一个境界中都能够时时提起。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就是话未到当说时而说，被称为躁。郑康成注：“躁，不安静也。”比如，君子还没有问，自己就先说，这就是犯了心浮气躁的过失。再比如，在集会的时候，如果在座的是你的晚辈，可以随意一些，如果在座的都是长辈，主席或者主人若与你说话你才可以说，如果没有人同你说话，你不问自说就是心浮气躁。
“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就是话当说而不说，被称为隐。孔安国注：“隐，不近情识也。”比如，君子已经问你了，你就应该把话明白地说出来，如果不说就是犯了隐匿之过。不论长辈晚辈若是问你问题，你吞吞吐吐，就是慢，骄慢很容易得罪人，便是过错。
“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没有观察君子的颜色就说话，“谓之瞽”。这个颜色表示意向，与人说话要看君子的意向而说，否则等于是盲人，大为失礼，所以也是过失。
九、好学近乎知
我们学习不能靠别人逼迫，必须自己知道学习的意义。要读圣贤书，要学做圣人。
“好学近乎知”，无论是求学还是求道，都必须好学、喜学、愿意学，这样才能有成就。凡是历史上有成就的人物都不是老师逼出来的，都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都是自主自愿地去学习，不用老师逼迫，他自己就废寝忘食，这样的人才能有成就。曾子就给我们做出了“好学近乎知”的榜样。
《群书治要·曾子》中就给我们讲了什么叫好学：“君子攻其恶，求其过，强其所不能；去私欲，从事于义，可谓学矣。”就是君子要能够“攻其恶”，责备自己的不良行为、自己的过恶；“求其过”，求自己的过失而不是去看别人的过失；“强其所不能”，自己还不会做和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要加强，勉励自己去做得尽善尽美；“去私欲”，要克除自己的私欲；“从事于义”，做事情都要依照义的标准来做。
古人告诉我们义的标准就是《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无论是起心动念，还是言语行为，我们都能够符合这三个标准，才叫“从事于义”，这样做才可以称得上“学”。
“君子爱日以学，及时以行，难者弗避，易者弗从，唯义所在。”这句话讲君子要珍惜时日来学习，古代的人学习都非常珍惜时间，只有废寝忘食地发奋读书，才能够有所成就。而且要适时地把所学的付诸行动，在生活中去落实。难做的不回避，容易做的也不盲从，只考虑是不是符合道义。“日旦就业，夕而自省，思以殁其身，亦可谓守业矣。”就是说白天攻治学业，到晚上就自我反省检查，一直到老死，一辈子都这样坚持，这才可谓坚守学业啊。这句话是曾子把自己的学习心得向我们汇报，我们知道他说的“吾日三省吾身”，说明他自己确实是这样去做的。
后面还有一段话也是表现出曾子的好学。“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不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让也。君子之学，致此五者而已矣。”孔子也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夫子附近一定有忠信的人，但是他们都没有他好学，所以孔子成为圣人。他是怎么样成为圣人的呢？是靠好学而成就的。我们讲“好学近乎知”，“好学”和“知”很接近，因为知是我们本性中所自有的，通过学习可以达到接近知。
《中庸》里告诉我们，怎么样才是好学？“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意思是说，学就要学会、学能，没有学到能的时候，就不能放下；我们有机会提问，那就一定要问得彻底；思考问题一定要思考透彻，思出一个结论，思出一个所以然；辨别问题时一定要辨别得非常透彻、彻底明了；我们要实行就要行到十分，不要只行到八九分就停止放下了。虽然人的能力、智慧、聪明不相等，但是只要肯学、好学都能够成就，所以不要自暴自弃，像《弟子规》里说的“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
虽然我们的能力比不上人家，人家一下子就做好了，但是我们下上千倍的功夫，我们的能力也能变强，就看自己肯不肯学、肯不肯干。
我们在生活中学习不能靠别人逼迫，必须自己知道学习的意义。读要读圣贤书，要学做圣人。所以学什么最重要呢？
学不是我们学知识、学技能，重要的是能够学圣贤教诲，也就是要读“四书五经”。中国古代的不少皇帝都很好学，我们现在人也很好学，但是学的内容和古人不一样。皇帝要学习的时候，一定是请一个对经典（包括儒释道的经典）很通达的人，给他讲解一段，带着群臣一起来学习。
在清朝康乾盛世的时候，皇帝都会礼请儒释道三家的大德，把儒家、道家、佛家的教诲讲给自己听，他带着文武百官一起学习，所以全国上下思想一致，自私自利的心也就没有生起。
慈禧太后当政的时候，她每一天也去听讲课，儒释道三家的大德每天在讲，结果听到大德们所讲的都像是在批评自己，最后她就把宫廷讲经的传统废弃了。结果怎么样？“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人不学圣贤书，自私自利的习气和欲望就会生起来，结果就导致了清朝政府的急剧腐败，最后被外族所侵。
凡是在历史上稍有成就的皇帝，他们都尊重历史，都熟读圣贤书，以史为鉴，所以学才能够“近乎知”，才能学成圣贤。
很多人学习有障碍，成不了圣贤，这个障碍是什么呢？在《大学》中有一句话，“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大道必须以忠信的心、诚敬的心来学习，才能够获得。如果自己很傲慢，还看老师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这个骄慢之心一生起来就学不到东西了。所以古人说，一个学生如果观老师的过失，这个人一定不会学有成就。
所以古人说“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那么，“千分诚敬，就得千分的利益”，我们没有诚敬，就获得不了任何的利益。即使这个人是个凡人，你把他当成圣贤来看待，你从他身上所得到的就是从圣贤那里得到的利益；如果这个人是圣贤人，你把他当成凡夫俗子来看待，即使孔子在你面前，对你也没有帮助。
我们同在一个学校学习，同在一个地方修学，有的人修学提升很快，而有的人却没有提高，什么原因呢？就在于我们的心不同，我们的态度不一样。所以曾子说：“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个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忠信。忠信是学习的要点，也是传授生徒的要点。比如，《大学》中说“忠信以得之”，《论语》也说“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论语·述而》也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些都是讲忠信的态度对我们求学的重要性。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学成，有的人却学无所成，主要是态度不一样。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群书治要·论语》）。
人有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者。“生而知之者，上也。”但是这样的人比较少，其余的普通人都需要学，就连孔子也承认，他是学而知之者，而不是生而知之者。譬如说，在《论语》中记载，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所以孔子一生好学，他自己和普通人不同之处，也就是他比别人好学。他好学到什么程度？以至于“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孔子一生好学，他学周公，好几次在梦里梦见周公。他研究某一个道理，可以终日不食，晚上睡觉也睡不着。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孔子是怎么样好学的。
孔子去向师襄子学琴，学了十天，仍然没有学习新的曲子。师襄子说：“你可以增加学习的内容了。”孔子说：“我已经熟悉乐曲的形式，但还没有掌握方法。”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又说：“你已经会弹奏的技巧了，可以增加学习内容了。”但是孔子说：“我还没有领会这个曲子的意境。”又学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你已经领会曲子的意境了，可以增加学习的内容了。”孔子还是说：“我还不了解曲子的作者。”又学了一段时间，孔子神情俨然，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时而庄重穆然，若有所思，时而怡然高望，意味深远。孔子说：“我知道他是谁了。那个人皮肤深黑，体形颀长，眼光明亮远大，像个统治四方诸侯的王者。若不是周文王，还有谁能作出这样的曲子？”师襄子听了之后，赶紧起身再拜说：“我的老师也认为这首曲子的确是《文王操》。”
孔子学音乐，学得很专精，学得很认真，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绝对不是浅尝辄止，一知半解就放弃了。
这里“不如学也”，就是“好古敏以求之”的意思。这个“古”，是指古书所记载的古圣先王的道理，所以孔子、颜回所学所好都是圣贤之道。所以孔子一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说自己没有什么发明创作的，所学习的都是古圣先贤的道理。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喜欢看书，也很好学，知识面也很广博，但是所看之书未必是圣贤之书，未必是经过历史的检验而沉淀下来的智慧。
我们读经典，学圣贤之道，这些都是大浪淘沙、为历史所一再证明的成果，所以我们绝对不会走错路。而且圣贤经典都是圣人心性的自然流露，他们都是明心见性之人，怎么能够说错？所以在经典之中所记载的道理没有错误可言。
很多人说经典之中有糟粕，“经者，常也”。称为“经”的东西，所记载的都是恒常不变的道理，没有糟粕可言。
有人问一位通达经典、有德行的长者：“经典之中有没有糟粕？”他说：“有。”“哪些是糟粕？”“看不懂的地方就是糟粕。”的确，我们看现代人对圣贤经典的批判，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圣人站在二十层楼，而我们一般人站在二层楼，我们体会不到圣贤人所体会的境界，还以二层楼的境界去批判二十层楼的境界。是因不懂，不懂经典的深义，还把古圣先贤的道理给误会了，所以才会导致被认为是糟粕。
所以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对自己所阅读的书、所看的电视节目都要有所拣择，不能什么都看、什么都学。在《贾子新书·修政语》里有这样一段话，汤曰：“学圣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静思而独居，譬其若火。夫舍学圣之道，而静居独思，譬其若去日之明于庭，而就火之光于室也。然可以小见，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贵尚学道，而贱下独思也。”
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比喻。汤说学古圣先王之道的人，可以把他比作太阳；一个人静思独居的时候，就像火光一样。如果舍弃了学习圣贤之道，而一个人冥思苦想，就像舍弃了外边太阳的光明，而去屋子里接近小的烛光。这个烛光可以让你有小小的见识，能够见到周围小的范围，但是开启不了你的大智慧。所以明智的君主，乃至圣贤、君子，都崇尚学习圣贤之道、崇尚读经典，而不是一个人独自冥思苦想。
这段话告诉我们，要学就要多学经典，多学圣贤之道，学习之后能够变化气质，这样才能够学有所成。
《颜氏家训》里有一段关于读书、求学目的的很好的论述。“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陵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
这一段话对我们知识分子，特别是对我们学儒学的人是一个很好的警告：学习，目的是求得长进。
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充实自己，以弥补自身的不足；现在的一些求学的人是为了向别人炫耀，所以夸夸其谈。
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利益他人，推行自己的主张，以造福于社会。像孔子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仁爱学说，目的并不是升官发财，而是为了使好的学说能够为国君所用，造福社会、利益人群，这才是他周游列国的真正目的。
现在求学的人大部分也是为了自身的需要，增长自己的才干，而不是为了做官。学习就像种果树一样，春天可以赏玩它的花朵，秋天可以摘取它的果实。什么是花朵？什么是果实？讲论文章，就好比赏玩春花。就像我们讲《论语》，讲道德，学习传统文化，这都是在赏玩春花。
真正的学问是什么？就是能够把自己所学的落实在生活之中，也就是他的德行、为人处世、待人接物都能够有所提升，能够把五伦关系做好，尽到本分，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十、重家风家教
曾国藩判断一家能否兴旺发达，主要看三个问题：第一，几点起床，是否注重养生；第二，是否自己的事自己做；第三，是否读圣贤书。
《群书治要·汉书》中记载着这样一段话，从中我们能够体会到古人对继承人的培养是何等的重视。“夏为天子，十有余世。殷为天子，二十余世。周为天子，三十余世。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有道而能长久，秦朝的君主无道而突然灭亡呢？这其中的缘故可想而知，就是教育继承人的方式不一样，重视程度不一样。
古人是怎样教育继承人的？
古代的君王，太子刚一出生就要用礼制来教育他。其实在出生之前，已经很重视胎教了。在出生之后，更要用礼来引导，让成年男子背着他，由专门负责礼制的官员穿好端服、戴好礼帽带着太子拜天，行祭天之礼，让他培养起恭敬、畏惧之心。路过宫门的时候，要把太子从背上放下来，以示恭敬（宫门就是皇帝处理政事的地方）。路过宗庙的时候（宗庙都供着祖先的牌位，是祭祀祖先的地方），要恭敬地小步快行，这是做孝子的行为规范。
再举一个周成王的例子。周成王尚在襁褓之中的时候，就请了召公做他的太保，周公做他的太傅，太公（就是姜太公吕尚）做他的太师。全国最有德行、最有学问的人来担任太子的老师。太保的职责是保护太子的身体，让他饮食起居都符合自然规律，讲究养生之道。太傅的责任是教导太子德义，培养他高尚的道德品质。太师是给太子各种训诲和教育、引导。这是三公的职责。
不仅如此，周文王还为周成王设置了三少，就是少保、少傅、少师。他们负责把太傅、太师、太保教导太子的事情表演在生活之中，让太子看到、学到。所以在孩提时，三公、三少就为周成王讲明孝、仁、礼、义的道理，用以引导他把这些道理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远离恶人。
这还不算，还挑选天下品行端正的、孝敬父母的、尊敬兄长的、博闻多识的、传道有方的人来辅佐、保护太子，让这些人和太子生活在一起。所以太子一生下来，看的就是正事，听的就是正言，走的就是正道，前后左右都是正派的人。
这样，太子平日习惯了和正派的人一起生活起居，他的行为就不会不正派。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从这里我们能够体会到，古代的君主是多么重视对继承人的教育和培养。
一般的家庭虽然做不到这样，但是也很重视对子女的教导。我们现在社会出现了富不过三代、富不过两代，甚至是富不过当代的现象，原因何在？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抛弃了传统文化，缺少良好的家庭教育、伦理道德教育。
对儿女的慈爱，不是要什么就满足什么。什么才是真正地爱护孩子？就是要把祖宗的德行、品质、精神，以及人生经验、创业教训传给子孙，让好的德行、家风、家道、家业代代相传，这才是真正爱子。
古人给我们总结出很多教子的格言，譬如，孝悌为传家之本，勤俭为持家之本，谨慎为保家之本，和顺为齐家之本，诗书为起家之本。现代人如果多读一读这些圣贤书，在教子方面也会少走很多弯路。
孝悌为传家之本。《孟子》里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现在的孩子被父母娇惯、溺爱，身体很弱，能力也很弱，没有自理能力，更没有任何承担挫折的能力，这就叫“爱之不以道，适足以害之也”。
勤俭为持家之本。要教育孩子从小养成勤俭的习惯，成由勤俭败由奢。
谨慎为保家之本。虽然家里很富裕，地位很高贵，但是为人处世要很恭敬、很谨慎，这样才能够长久地保持富贵而不失。所以《孝经》里说：“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
和顺为齐家之本。中国人常说“家和万事兴”，看一个家庭以后能不能兴盛发达，就看他们家能不能团结、能不能和睦相处。同样，看一个单位能不能兴盛，就看这个单位里的人能不能团结、能不能互助。
诗书为起家之本。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什么？因为古人所读的书是圣贤之书，所以“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圣贤书教导人天道、人道的道理，所以读了圣贤书，贵在明理，时时刻刻不偏离道，所以读书人受人尊重。
古人说：“惯子如杀子，养子不教如养驴，养女不教如养猪。”儿女以自我为中心，不孝敬感恩父母，认为父母的付出天经地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良好的家教。《德育古鉴》认为孩子不孝顺父母的根本主要是习以成性，并分析了七个具体原因。
第一是娇宠。因为父母对儿女怜爱太多，所以经常顺着孩子的性子，事事让儿女占先，养成了孩子任性自私的习惯。等他走上社会的时候，别人不买他的账，那怎么办呢？只好在父母身上变本加厉地索取。
第二是习惯。如果一个人的语言粗俗惯了，他就敢对父母说一些违逆的话；如果一个人对父母的照顾、行为简慢惯了，他就敢做一些放肆的事。父母都是习惯于把好东西先留给儿女，久而久之，儿女就习以为常了；父母经常拖着重病去做家务，久而久之，儿女也会习以为常，就不再关心父母的痛痒了。
第三是乐纵。有的人对朋友特别讲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陪吃陪喝，非常大方。但是对于父母呢？请一顿饭都觉得囊中羞涩，不愿意花那么多的钱，觉得浪费。对待自己喜欢的人很幽默，会想方设法地说一些话讨对方欢心，但在对待父母的时候，却无话可说、呆若木鸡；更有甚者，认为父母兄弟都是俗人，自己学了传统文化，境界高了，就不再愿意和父母兄弟相处。
第四是忘恩记仇。古人说：“受人滴水之恩，常思涌泉相报。”但现实情况往往是，人们对我们有恩，时间长了就淡忘了；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怨仇，每想起一遍就生气一遍，结果怨仇愈结愈深，久久不能忘怀。所以别人给你做一顿饭，你可能对他感恩戴德，但是父母天天为你做饭、为你付出，你却忘记了去感恩。
这就是“以亲爱为故常”，认为父母这样关爱我、照顾我，处处体会我的需要，为我付出、给我拿钱花，都是应该的。所以有时候父母为我们担心，我们还嫌他们多事，违背了我们的意愿；父母教诲我们，我们还对他们的用词挑来挑去；甚至在父母鼓励我们、夸奖我们的时候，还招致我们的厌恶；有时候，父母辛辛苦苦地庇护儿女，但是做儿女的不知道报恩，还都习以为常。对父母勉强自己的事，有时候因为不理解还怒目相向，对父母发脾气。对于父母眼前的大恩大德，我们尚且认识不到，更何况父母的胎养之劳、哺乳之苦，又怎么能够想象得到？这就是忘恩记仇所导致的。
第五是私财，也就是把财产看得太重了。财到了自己的手里，就认为是自己所有；而在父母的手里，还认为应该给儿女才对。钱财俱足的时候，就忘了父母；钱财匮乏的时候，就希望从父母那里得到钱财；求钱财求不到的时候，就怨恨父母；父母需要儿女赡养的时候，就更加厌弃父母。
所以我们在现代社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情：一个父亲孤苦伶仃地把独生子养大了，但是父子却为了钱财吵上了法庭，形同陌路。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想一想，我们这个身体到底是谁生养的？谁哺育的？既然这个身体都是父母给的、父母哺育的，这个财又是谁的呢？所以不能因为钱财和父母起纷争。
第六是恋妻子，这个“妻子”在古代是指妻子和儿女的意思。自己挣了钱买了好吃的，用来让妻子儿女高兴；有了空闲的时间，能够去休假的时候，就带着妻子儿女出去度假。但是这样一来，和父母相处的时间就愈来愈少，更没有想着去讨父母的欢心。
“不思子为我子，而我为谁子？”“亲子我，而我不顾，则我亦何赖有子哉？”对待妻子、孩子，当然应该很好地照顾，但是也不能因为照顾儿女妻子，就忘记了去孝敬父母。我们都看到，很多的人成家立业之后，对儿女、妻子关爱备至，但是却忘了养育自己成人的父母，这就是“娶了媳妇忘了娘”。结果会怎么样？结果自己的儿子以后也会如此对待他们。
第七是争妒。父母生的孩子有很多，父母对儿女的照顾和爱护，其实大体是平等的。但是儿女对父母却有顺有逆，所以父母对儿女的爱也是不一样的。顺着父母的，父母对他的爱就多一些；违逆父母的，父母对他的爱就少一些，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事。一个人如果不为父母所宠爱，不要怨恨父母，而应该心平气和，想一想父母为什么对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更好，而对我就不是那么好？所以父母对儿女有偏爱，可能还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得不好。如果看到兄弟姐妹被父母宠爱就咬牙切齿，怒气冲冲，让父母知道了，就会更加嗔怒。
以上这几种情况，是为人儿女应该时时警醒、事事检点、念念克制的。
《德育古鉴》中继续说：“勿以亲心之慈，我可自恕。”不要因为父母亲心地很仁慈，不和我们计较，就自己宽恕自己。
“勿以世道之薄，我犹胜人。”不要因为现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很多儿女都不赡养父母了，而我还能赡养父母、照顾父母，就认为我做得比别人更好。特别是我们现代社会，一些电视、媒体带来了一种很不好的负面影响，经常把那些儿女如何不孝敬父母的事情搬上电视。结果久而久之，观众就会觉得，你看天下的人都已经不赡养父母了，都把父母送到养老院去了，我还能够赡养父母、和父母住在一起，比那些人不知道已经强了多少倍。
如何改变这种情况？德教为先，以身作则，始从胎教，贯穿一生。
从对“教育”两个字的定义中，就能看到古人把做人的教育，视为教育的根本。在《礼记·学记》中，对“教”下了一个定义，就是“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即说教育的目的，是使人善良的一面不断增长，过失得以挽救。
如果我们的教育秉持了这种理念，那受教育的时间越长德行越高就是正常的。但现实情况往往不是这样，现在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不是把“长善救失”放在首位，很多家长都把孩子的课余时间用在学奥数、学计算机、学绘画、学钢琴上，学校也只把升学率作为评价一个学校教育好坏的标准，不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这一方面是因为现行高考制度不健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的教育理念出现了偏颇。
北大的一位教授说，现在的高等学校变成了高等知识技能的传习所，培养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什么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呢？
在某名牌高校，有一位某省的高考状元，他连续三年参加高考，都是他们省的状元。很多人就奇怪了，既然是状元，还需要连续三年去参加高考吗？原来考生的当地政府对高考状元都有奖励。这个考生第一年考中状元，政府给他奖励了十万元。他拿到十万元的奖金，觉得这个钱很好挣，结果在大学上了几天学，就退学回家了。第二年接着参加高考，又考了一个状元，政府又奖励他十万元。第三年他如法炮制，又退学参加高考，又赚了十万元。他通过高考，三年挣了三十万元。对这件事同学们也不觉得有什么，还很羡慕他。他自己对自己不诚信的行为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这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如果只有知识和技能的传授，道德教育完全没有了，那么学的东西越多人就越自私，对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危害就越大。
那什么是“育”呢？“育”是“养子使做善也”，仅仅把儿子养大、教他学知识那不叫“育”，必须顺着善良的方向去培养，这才叫“育”。教育是有先后次序的，这个次序，一定是《三字经》或者《弟子规》里所说的“首孝悌，次见闻”。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先培养品德，然后才学习知识和技能，先学习做人，后学习做事。
曾国藩判断一家能否兴旺发达，主要看三个问题：第一，几点起床，是否注重养生；第二，是否自己的事自己做；第三，是否读圣贤书。
“教”是上所施，下所效，这才是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途径。有一句话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可是很多人养了儿，又何尝知道父母恩呢？我们对自己的儿女照顾得无微不至，有求必应。但是对自己的父母，却不理不睬、不闻不问、漠不关心。教儿教女先教自己，自己做出一个孝亲的榜样，儿女自然会学着做。
中国古人有句话说：“言教者讼，身教者从。”父母只是用言语去教导孩子，他就会跟你起争讼，起逆反，说你都没有做到，有什么资格说我呢？“身教者从”，父母自己不用去说他，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做到圣贤书的教诲，久而久之，这个孩子自然就有变化。
十一、善事父母为孝
知恩图报，饮水思源，是人类的良知，不论古今中外，人类的良知是一样的。
“孝”，古人解释为“善事父母为孝”。关键就在这一个“善”字，怎样做才称得上善呢？我们可以体会一下，父母是怎么关爱儿女的？当孩子还不会说话、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时，做父母的要非常用心，才能够体会到婴儿的需要，是饱了、饿了，还是冷着了、不舒服了。
所以善事父母，首先要全心全意地关心父母。要学着用父母关爱儿女的心去体会父母的需要，这样才叫“善”。
佛教经典中有一本书叫《父母恩重难报经》，这本书专门讲了父母的恩德。
在这本书的开头记载着佛陀带弟子出游，结果在路上遇到了一堆白骨，佛陀就派弟子把这个白骨分成两堆，然后还对着白骨进行礼拜。弟子们看了就觉得奇怪了，为什么要对一堆枯骨礼拜，而且还要分成两堆？一堆的颜色是比较白的，看起来比较重；另一堆的颜色比较黑、比较暗，重量也比较轻。佛陀就说，这个比较轻的，颜色比较黑的骨头是女子的骨头；而颜色比较白的，分量比较重的是男人的骨头。弟子们听了更奇怪了，为什么人过世之后，还能够从骨头上辨别出是男是女呢？佛陀就告诉弟子，因为女子有哺乳的义务，要哺乳儿女就要把自己身体的营养通过乳汁输送给孩子。因为长期的哺乳，所以她的骨头就比较轻，颜色是黑的，而男子的骨头就比较重，颜色是白的。
讲完这些之后，佛陀又给弟子讲了父母恩重难报，他说“父母有十重恩”，也就是十个重大的恩德难以回报。是哪十重恩呢？
第一重恩，怀胎守护恩。母子都是有很深的缘分才成为一家人的，母亲怀胎一个月之后，儿女的五脏才生了出来，七七四十九天之后六窍就分开了。在这个时候，因为母亲怀孕在身，身体沉重，行动非常不便，好看的衣服、装扮也都顾不上了，连梳妆镜上都沾满了尘埃。
第二重恩，临产受苦恩。十月怀胎就很辛苦了，一朝分娩却不知道生得是否顺利，孩子是否健康。特别是在难产的时候，现在很多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是剖宫产，这个时候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每一天都像得了重病似的昏昏沉沉，这个痛苦只有生过孩子的人才能够有所体会。我们还听说有的母亲在生孩子的时候，痛得把床上的钢管都给拧变形了。
第三重恩，生子忘忧恩。母亲生了儿女之后，五脏张开，气也很憋闷，血流了很多，但是听到这个孩子是健康的，她马上就忘记了自己的痛苦，非常欢喜。
第四重恩，咽苦吐甘恩。父母恩深重，照顾儿女的时候宁愿自己挨饿受冻，也要孩子吃饱穿暖。做母亲的人，经常半夜醒来，专门看一看孩子的被子是不是被踢开了，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经常半夜起来照看儿女。
第五重恩，回干就湿恩。如果儿女把褥子给尿湿了，做母亲的宁愿自己睡在尿湿的褥子上，也要把干燥温暖的地方留给儿女，为的是让孩子睡得更安稳。
第六重恩，哺乳养育恩。父母养了儿女，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会对孩子非常关爱，每一天对他进行照顾、爱护、叮咛、嘱咐，没有止境。
第七重恩，洗濯不净恩。母亲原本也是天生丽质的女孩，脸色红润、肌肤细腻，但是因为要经常给儿女洗濯尿布，照顾孩子，姣好的容颜一天天改变，一点点衰老，就是为了让儿女逐渐成长。如果我们有时间和父母在一起，看一看父母的双手，就能够感受到长期劳作的人和不怎么干家务的人，手的差别有多大。
第八重恩，远行忆念恩。儿女长大要远行，父母的牵挂就开始了。临行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儿女已经走了很远，父母还不愿意回家，在那遥遥地望着，儿行千里母担忧。
第九重恩，深加体恤恩。儿女有了苦，父母的心是什么样的？父母的心就是宁愿代儿女去受苦，特别是儿女有病的时候，父母非常担心，希望这个得病的人是自己而不是儿女，能够代儿女去受这个病苦。父母对儿女的体恤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可以说是一种忘我的境界了。
第十重恩，究竟怜悯恩。“母活一百岁，常忧八十儿，欲知恩爱断，命尽始分离。”这就是告诉我们，父母对儿女的牵挂无时无刻不在，从来都没有止息过。即使父母已经活到一百岁高龄了，还经常放不下，惦记着他那八十岁的儿子。
我们从这十重恩就知道，父母的恩德确实无以回报，所以说，父母对我们有罔极之恩。《父母恩重难报经》还讲到，很多人做事情之所以不顺利，归根到底是因为不孝。
很多人觉得很奇怪：“传统文化就是不讲逻辑，我做事顺不顺利怎么能和孝不孝敬父母扯上关系？”因为一个人不孝敬父母，没有养成恩义情义的处事原则，他就会以利害的原则来为人处世、待人接物。
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形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吕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群书治要·孝经》）。
这句话是说天子应该怎么样行孝。天子真正亲爱自己的父母，自然也不敢厌恶别人的父母；真正尊敬自己的父母，也就不敢轻慢别人的父母。天子竭尽爱敬之心去侍奉父母，将这样的德行教化推行到百姓身上，全国都能看到德教产生的良好影响，这就是天子的孝道！《尚书·吕刑篇》说：“天子有爱敬父母的善德，天下万民都会仰赖他，国家便能长治久安。”
如果我们以利害、功利之心与人交往，结果所感召的也是一些以功利、利害之心和我们交往的人。
举一个春秋时期管仲与齐桓公选才的例子。管仲年纪大了又病得很重，齐桓公来跟他讨论宰相的继任人选。齐桓公说开方应该可以信任，因为开方本来是卫国的公子，放弃了卫国储君的位子来到齐国，一住就是十几年，而且在这十几年之中，从来没有回卫国探望过自己的父母。即使父母过世，他都没有回去看一下。这个人爱齐桓公超过了爱自己的父母，是不是可以信任了呢？管仲听了摇了摇头，他说：“人生在世，对我们恩德最大的无过于父母的养育之恩了。但是开方这个人却可以绝亲以干禄，一定是一个忘恩负义之人，可不能重用。”
讲这个故事的目的，不只是让我们增长见识，而是让我们来反省自己是不是开方——“绝亲以干禄”。现在很多人到国外去学习，毕业后在国外找到了薪水很高的工作，结果再也没有回到国内探望一下培养他成才的父母。这是不是“绝亲以干禄”呢？所以你看，现在人正做着这样悖德悖礼的事还不自知，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在《德育古鉴》里讲孝顺的时候，颜光衷曰：“天下哪有不孝的人？”因为孝是人的天性，这种天性在摇篮中、在襁褓中就能观察得到。襁褓中的孩子对父母的微笑、亲爱、依赖，都是源自天性，没有任何矫揉造作，没有人教过他。所以这种父子有亲不是装出来的，是天性。
“虽有不孝的人，而称之孝则喜，名之不孝则怒且愧。”“充此良知便是大孝根苗，只是习心习气不能自化，所以依旧不孝也。”将人本有的孝心、良心加以扩充，就是大孝的根本。大孝是什么呢？大孝是孝敬天下之父母，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奠定世界和平基础的美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就是一个孝子。在他年纪还很小的时候，威尔逊的父亲就去世了，家里很穷，母亲靠替人家洗衣服来养活他，并鼓励他读书。威尔逊深深地感受到母亲的伟大，对母亲的教导总是很恭敬地听从。他时常自勉，一定要发奋读书，无论怎样也不能忘了自己的学业，辜负了母亲的期望。后来，由于他品学兼优，在毕业时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授予的特殊荣誉。
当书记官以洪亮的声音宣布“本届获得品学兼优金牌的荣誉生是乌托罗·威尔逊”时，会场立刻掌声雷动！威尔逊忍住心中的激动，上台从校长的手里接过了金牌。但是，当他走下台时，却没有回到自己的座位，而是一直向家长们的席次走去。他到家长群中，寻找他敬爱的母亲，可是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他的母亲并非没来观礼，而是因为年老家穷，只穿了一件粗陋的旧棉衣来出席，与那些衣饰高贵的家长相比，她不好意思坐在前排，所以坐在了最后座的柱子旁。
威尔逊从前排巡视到后排，终于发现了他头发半白的母亲。他跑到母亲身旁，双手捧着荣誉金牌，很恭敬地对母亲说：“妈妈，请您接受吧！这金牌是妈妈多年辛劳养育所获得的成果，不是我的，我是替慈爱的妈妈领取的。”孝顺的威尔逊，感激母亲的辛劳养育，把自己的荣誉归功于母亲。当时整个会场的人看了，都深受感动，有好多人感动得流下了泪水！
孝敬父母，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是现在受了西化教育的年轻人，却认为孝顺是中国的古老思想，是落伍的行为。其实，知恩报恩，饮水思源，是人类的良知，不论古今中外，人类的良知是一样的。威尔逊是美国人，他没有受到中国的传统教育，难道也有中国的古老思想吗？这位荣获了品学兼优金牌、后来又成了美国总统的孝子，其行为也是落伍的吗？受西化影响的中国人，应该深思。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称得上善事父母呢？《群书治要·礼记·内则》有这样一段话：“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冠、緌、缨、端、毕、绅、搢笏，左右佩用，以适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气怡声，问所欲而敬进之，柔色以温之。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则复谏。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父母虽没，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
这段文字中有许多孝敬父母的细节，儿女侍奉父母，应该是鸡刚刚啼叫，就要起来洗脸漱口，穿戴恭谨，再到父母所居住的地方嘘寒问暖；父母如果有过错，要心平气和地低声劝说，如果父母听不进去，就要更加恭敬、更加孝顺，待父母高兴的时候再次劝说。如果父母发怒不高兴，甚至打得自己头破血流，也不能厌恶埋怨，还要更加恭敬孝顺。父母去世之后，儿女将要做善事的时候，想到要让父母留下好的名声，就一定要实现它。
很多人看到这一段话会觉得太烦琐了，现代人公务繁忙，办事讲效率，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家庭之事上呢？我们来看一个故事。有一个朋友到日本去留学，娶了一位日本姑娘回家。他的父母第二天早晨起来时，发现这个日本媳妇穿着和服，妆化得很细致，像去参加正式宴会一样装扮一新，跪在了公婆的门外。公婆一打开门，她马上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说：“请问爸爸妈妈，昨天晚上休息得好吗？”这个举动把这老两口吓了一跳，不知道这个儿媳妇出了什么事。
从这个故事我们想到什么呢？如果儿女平时都是以这样的礼节来侍奉父母公婆，他们还会对着父母大吼大叫，还会不奉养父母吗？所以，礼仪文化确实起到了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但是这么好的礼仪文化，我们却认为是吃人的礼教，把它给废弃了、批判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现在父子之间的关系，公婆和儿媳之间的关系，都处理不好，甚至还要吵上法庭。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中国的文化断层了。从这个故事也可以看出，我们礼仪之邦的礼仪，自己没有传承，却已经跑到日本人、韩国人那里去了，在他们的生活中还能够看到中国人的礼仪。
有一次我们到斯里兰卡去访问，他们的导游告诉我们：如果这个孩子，在家里是辈分最小的，他就要早起半个小时，为什么呢？要给爷爷奶奶跪拜、问好、告别，然后再给父母、伯伯、叔叔跪拜、问好、告别。
形式可以损益，但是礼的精神必须保存。做晚辈的，如儿女、儿媳、女婿，要知道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和本分，对父母公婆要有起码的恭敬之心。
首先，善事父母，要养父母之身。让父母衣食无忧，经济上有保障，这仅仅是孝养父母最起码的要求。就像《孝经》所说：“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对普通百姓来说，就是要顺着四时的变化，按着自然的规律来生产、生活。自己的言行举止都符合法度，即使是很富裕也不过分地追求奢侈浪费的生活。这样才能够奉养好父母，让父母安心，这就是一般百姓的尽孝方式。
其次，善事父母，要养父母之心。有一个弟子问孔子什么是孝，孔子回答：“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如果仅仅是赡养而不尊敬父母的话，怎么能够把人与禽兽区别开来呢？所以，赡养父母最重要的是从内心表达出对父母的恭敬和感恩之心，要养父母之心。
而养父母之心，除了尊敬父母之外，还要做到“父母唯其疾之忧”，也就是说，除了为你的疾病担忧，父母完全不必再为你的其他任何事情而担忧了。能做到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孝子。
《礼记》中有一则“乐正子春”的故事。子春在下堂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的脚伤到了，几个月后，他的脚伤痊愈了，但是脸上却闷闷不乐。他的弟子就问：“老师，您的脚伤已经完全恢复了，为什么您还郁郁寡欢、面带忧愁呢？”子春就说：“我听曾子说过，父母生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身体，我们要把这个身体完完整整地保养好，才是一个孝子。所以一个孝子，每走一步路都不敢忘记父母；每说一句话也不敢忘记父母。每走一步路都不敢忘记父母，所以有河可过，有船可乘，就不会涉水过河；有光明大道，就不走邪僻的小路，不敢以父母给的身体去做危险的事；每说一句话都不敢忘记父母，就不会口出恶言。我们不出恶言骂人，别人也不会以愤愤不平的言语来骂我们。不辱没自己的身心，不让父母蒙羞，才是真正的孝子。”
从这里就知道，一个真正的孝子确实做到了每走一步路，不敢忘记父母，每说一句话，不敢忘记父母，那他怎么敢去贪污受贿、违法乱纪呢？这就告诉我们“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原因，因为按这样的标准行事的孝子，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人了。
关于养父母之心，《礼记》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一个对父母有深爱的孝子，他和父母说话的时候，一定和颜悦色，说话声音也是很温柔的。
再次，善事父母，要养父母之志，这个“志”是志气的“志”。我们知道父母培养儿女，都是对他有期望的，希望他能够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奉献。《孝经》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礼记》里讲：“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如果你的生活起居不庄重，人家会说你没有教养，像我们这一代人最怕的就是别人说我们没有教养，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不仅说了自己还说到了我们的父母，让我们的父母蒙羞，所以居处不庄，就不是孝道了。
“事君不忠，非孝也”，侍奉君主不尽心尽力，这也不是孝敬。如果不忠心侍奉君主，做了违法乱纪的事，最后东窗事发，锒铛入狱，让父母蒙羞，确实是灾及于亲。“莅官不敬，非孝也”，做官没有恭敬心，也就是对自己的事业不恭敬，不尽心尽力，这也不是孝。“朋友不信，非孝也”，朋友之间不讲究信义，人家也会骂你，会伤害到父母。“战阵无勇，非孝也”，上战场没有勇气，这也是不孝。“五者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这五者做不好，都会给父母蒙羞，甚至给父母带来灾难，哪里还敢不孝敬父母呢？
最后，善事父母，要养父母的智慧。《弟子规》里说：“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并不是说父母所作所为就都是正确的，如果父母所作所为有违大道，我们就要委婉地劝谏，让他更改。
曾子在孔子的弟子中，以孝著称。曾子曰：“孝子之养老，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马尽然，而况于人乎？”
关于曾子的孝，有个著名的典故，孔子说：“参也鲁。”有一次，曾子和父亲一起锄草，他却把苗给锄掉了。曾子的父亲非常生气，盛怒之下拿着锄头就要打曾子。曾子毫不回避，被父亲打昏在地。醒来之后，又怕父亲因为一时激怒下了重手而后悔，就“援琴而歌”，想让父亲不要担心。
这件事被孔子知道后，非常生气，对弟子们说：“你们去告诉曾参，他从此以后不是我的学生了，不要再来见我了。”
曾子虽然知道孔子很生气，不想见自己了，甚至不要自己当学生了，但是他依然很恭敬，还要去向老师请教，说：“我这样做认为已经是尽到孝道了，但是为什么老师还不要我呢？”孔子说：“如果你的父亲在盛怒之下，一不小心下手太重把你打死了，那就会让别人都议论他没有仁爱之心，所以你这样的做法并不是真正为父亲好，而是会陷父亲于不义之中。”
孔子告诉曾子，以后如果再遇到类似的事情，应该是“大杖则走，小杖则受”。曾子从这里才知道孝并不是一味地顺从父母，一味地顺从父母还可能会陷父母于不义。
所以，要提升父母的智慧，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也学习圣贤教诲，能够求圣求贤，这样一生才不会白过。这就告诉我们，善事父母实际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十二、兄友弟恭
在现代社会，兄友弟恭可以引申为，一个团队有没有发展，看这个团队成员之间是互相称赞还是互相诋毁，这是一个团队成败的关键。有德行的人知道，要把团队的气氛带和谐，这比什么都重要。
“悌”的含义是“善事兄长”。在古人看来，兄弟姐妹，骨肉一体，是一个身体，谁也离不开谁，所以相互之间要友爱，要做到兄友弟恭。
“友”的意思就是，做兄长的要友爱帮助弟弟妹妹，而做弟弟妹妹的对兄长要恭敬、要听从。如果兄弟姐妹不和睦，就会让父母操心，这就是大不孝了。所以，一个能够善事父母、有孝心的人，也一定能够善待兄弟姐妹。“兄弟睦，孝在中”，兄弟之间能和睦相处，孝便自然体现其中了。《弟子规》里有几句话，用来处理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合适。
第一句话是“财物轻，怨何生”。兄弟姐妹之间更重视骨肉之情、手足之情，把财物看得淡一点、轻一点，这样怨恨又怎么会产生呢？
汉朝有个读书人叫缪彤，字豫公。在他小的时候，父母双双去世，兄弟四个人同住在一起，缪彤是长兄，把三个弟弟照顾得很好，还帮助他们娶了妻子。三个弟弟娶妻之后，纷纷要求分田产、分家业，而且还屡屡发生争夺。缪彤听说后很愤怒，也非常难过，就关起门来哭，自己打着自己说道：“缪彤呀缪彤！你勤学修身，学圣贤之道，为的是要以身作则，感化周围的人，能移风易俗。可是如今连自己家里的人都没有办法说服，更何况去感化别人！”缪彤如此自责，大声痛哭，弟弟跟弟媳们听到后很受感动，都在门外叩头，向缪彤忏悔、谢罪，希望长兄能原谅他们。
其实缪彤自挝时完全没有对弟弟们的指责之心，而是真诚地反省自己，从而触动了弟弟跟弟媳们的良心。其实坦白讲，弟弟们怎么会不知道缪彤对他们的人生很重要，可欲望上来就会被冲昏头。而哥哥这种至诚的反省，又把他们的良心给唤醒了，后来一家团结在一起。
“言语忍，忿自泯。”兄弟姐妹在相处的时候，言语互相忍让一下，少说一句，语气委婉一点，那么愤愤不平的心就自然泯灭了。
宋朝有一个人叫周文灿，哥哥住在他家里，吃他的、用他的，还拿他的钱去喝酒，喝醉了之后就耍酒疯，回来就打周文灿。邻居们看了之后都为其打抱不平，要来骂他的哥哥。这时周文灿是怎么做的？周文灿出去挡住了他的邻居，说：“你们不要离间我们兄弟的感情。”兄弟之间的那种骨肉之情，处处为对方着想的心，让周文灿对哥哥没有丝毫怨恨。他的这种情义可以感动邻居，邻居也会知道应该让兄弟和睦相处，而不是让家庭失和。
很多人好像是向我们说我们亲人、朋友的不好，实际上这都是没有从一个家庭、一个团队的整体和睦来考虑。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一定是希望这个家庭成员之间团结互助、和睦相处，因为家和万事兴。一个团队有没有发展，看这个团队成员之间是互相称赞还是互相诋毁，这是一个团队成败的关键。有德行的人知道，要把团队的气氛带和谐，这比什么都重要。
《朱子治家格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一家的兄弟姐妹在一起过日子，最忌讳的就是起了争讼，把彼此送上了法庭，打起了官司。古人看到哪一家因为家产打起了官司，就能够判断出那一家的家道一定会衰落，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叫“家和万事兴”。
历史上有一则“诚感让田”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叫严凤的人，他对兄弟的友爱感动了同乡的两个不和的兄弟。故事中施佐和施佑是两兄弟，他们做官之后都回到家乡，但是这两个人因为田产的问题起了纷争，而且互不相让，还结了怨仇，亲戚朋友从中劝说，但都无效。有一天，弟弟施佑见到了素以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著称的同乡严凤，就把自己和哥哥争田产的事情告诉了他。严凤听了之后，皱着眉头长叹道：“可惜我的兄长身体太弱，如果他能像你的哥哥那样强壮有力，可以尽数把我的田产夺去，那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严凤说到这里，想到自己的哥哥身体瘦弱，不禁哭出声来。施佑非常感叹，也非常感动，所以他就拉着严凤的手来到哥哥的家里，向哥哥道歉，说自己不应该和哥哥争田产。他的哥哥也非常感动，从此以后，他们各以田产相让，和睦地生活在一起。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正是严凤的那种对兄长发自内心的真挚的友悌之情溢于言表，才能够感动乡人施佐、施佑两兄弟，让他们不再因为田产而起纷争。
中国古人说：“观德于忍，观福于量。”看一个人有没有福气，就看他有多大的心量。
法昭禅师曾经写过一首诗，专门描写兄弟姐妹之间的深情厚谊。“同气连枝各自荣，些些言语莫伤情。”一家的兄弟姐妹就像从一棵大树上长出的不同枝杈，长大之后，有了各自的事业；在相处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言语的不忍让而伤害了彼此之间的骨肉手足之情。中国人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孔子教导弟子，首重德行，其次就是重视言语，然后才是政事、文学。由此可见，如何说话，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思，能够坚持自己的想法又不伤害别人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一门艺术。
“弟兄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争端”，弟兄姐妹之间相处，只要能够守住一个“忍”字，便能相安无事。我们看一看这个“忍”，上面是一个刀刃的“刃”，下面是一个“心”字，这个字告诉我们什么是忍，当我们的心上有一把刀刃来割，我们都能够处之泰然，不起怨恨之心，这就叫“忍”。假如别人说一句不好听的话，说一句比较直接的话，便不能够忍受；别人稍微怠慢一点，稍微不礼貌一点，便不高兴，那么我们的忍辱功夫，就一点都没有了。对于陌生人的侮辱诽谤，尚且能够容忍，对于弟兄之间的言语，稍微直接一点，稍微过分一点，又怎么会忍让不了呢？
“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回为弟兄。”上了年纪的人非常有感触，逢年过节的时候，兄弟姐妹好不容易碰到一起，会突然发现哥哥姐姐的头上多了几根白发，脸上多了几道皱纹。我们还有多长时间能够相处在一起，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呢？
汉朝时候，有一个人姓赵，单名叫孝，表字常平，和他的弟弟赵礼，很是友爱。有一年，年成歉收，一班强盗占据了宜秋山，把赵礼捉去了，并且要吃掉他。赵孝知道后就赶紧跑到强盗那里，恳求那班强盗说：“赵礼是有病的人，并且他的身体又很瘦，不好吃的。我身体生得很胖，情愿代替我的弟弟给你们吃，请你们把我的弟弟放走。”强盗还没有开口说话，弟弟赵礼就抢着不答应，说：“我被将军们捉住了，就是死了，也是我自己命里注定的，哥哥有什么罪呢？”两兄弟抱着大哭了一番。强盗被感动了，就把他们兄弟俩都释放了。这件事传到了皇帝那里，皇帝就下了诏书将事情昭示天下，加以褒奖，这是兄友弟恭的最佳典范。
恶至杀人而食的盗贼，而且当盗贼们饥肠辘辘亟待食人之时，尚可被感化起慈心，世间还有不能被感化的人吗？《大学》中说：“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讲的正是这些。
“眼前生子又兄弟，留与儿孙做样看。”兄弟姐妹长大成家后有了孩子，孩子之间也成为兄弟姐妹。如果上一代做到了兄友弟恭，能够互相关心和帮助，那么下一代也就从我们身上学到如何相处，所以要给儿孙做一个好的典范。
在中国的历史上，兄弟姐妹互相关爱的故事非常多。如唐朝唐英公李勣虽然贵为仆射（仆射即唐朝的宰相），但在姐姐病重的时候，还亲自为她烧火煮粥，以致不小心烧掉了自己的胡须。姐姐看到后就劝他：“你贵为仆射，下边有很多奴仆婢妾，他们都可以供你使唤，何必要亲自动手为我煮粥呢？”李勣说：“我亲自为您煮粥，并不是因为没有下人可以供我使唤，而是想到姐姐年纪已经很大了，而我自己的年纪也很大了，渐渐衰老，我们的时日都是有限的。虽然想长久地为您煮粥，来尽我的一点心意，但又能有多少次呢？”
评论说：“古称孝子爱日，若英公之奉姐亦可谓爱日者矣。”什么叫“爱日”呢？就是古代的孝子都珍惜时日，知道父母年老日衰，在世间不会太长久了，就特别珍惜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古人的这些行为就告诉我们，行善不能等，行孝不能等，行悌也不能等，要趁着父母兄弟都还健在的时候，多给予关爱。
《孝经》说：“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侍奉兄弟能够友悌，随顺之心就可移于对待长辈。古人接着评论说：能尽孝道的，其心和；能修悌道的，其心顺。所以“和顺”这两个字就把孝悌的精神给说出来了，这就告诉我们，中国古人是以礼治天下，以孝悌治天下。
如今仁爱不兴，或者说五伦关系紊乱，讲仁慈博爱也都没有效果，什么原因呢？在国外，对老、弱、病、残、幼等需要帮助的人，政府会给予很多福利待遇。但是现在的某些人不仅没有感恩之心，反而还做出了很多假证据，为的是获得政府更多的资助，这些现象的原因出在哪里呢？有人引用孔子的话：“孝悌也者，其人之本与。”就把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给指出来了，仁爱不兴，都是由于不孝不悌。
如何才能修福、修慧，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要行孝道、行悌道，然后再给人家讲孝道、讲悌道。
意大利有一个《机会》杂志，想通过采访一位非常有名的人来提升杂志的品位和影响力，他们就想到了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为了去采访比尔·盖茨，他们围绕“机会”这个话题设计了三个问题让比尔·盖茨来回答，这三个问题是：您认为最不能等待的事是什么？您认为谁不会第二次前来敲门？您认为现在最需要抓住的是什么？他们认为比尔·盖茨会回答“机会”，这样他们就能大写文章，对《机会》杂志就会产生非常正面的影响。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答案竟然是这样的：第一，我认为天下最不能等待的事是孝顺；第二，不会第二次前来敲门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初恋；第三，恕我直言，最需要抓住的是行善。
这件事被报道出来之后，美国的《生活周刊》在卷首语就发表了这样一个感慨，它说：在现实社会，人们总认为最不能等待的事是机会；最不可能第二次前来敲门的是机会；最需要抓住的是机会。其实这种来自战场和商海的观念并不适合生活。
在比尔·盖茨眼中，孝不能等，行善最重要、最需要抓住。所以我们不要只羡慕他是世界首富的这个果，这个果下面一定有根，那就是《大学》里所说的“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早在2008年6月21日，比尔·盖茨夫妇在接受英国BBC电视台《Newsnight》访问的时候，就表示要把自己580亿美元的财产全数捐给名下的慈善基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分一毫也不会留给他们的子女。他说：“我们决定不把财产分给我们的子女，我们希望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
所以，孝悌不仅仅是古人的观念，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观念，而且也是现代人的观念，也是西方成功人士的观念。
《孝经》也说：“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这个“至德要道”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孝，就是悌。孟子也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仁爱之心要从爱自己的父母做起，把这种仁爱之心推而广之，关爱百姓，关爱人民。然后又把爱民之心推而广之，扩大到万事万物上。这就告诉我们，要想宣扬仁慈博爱，让大家都有爱心，必须找到爱的原点；而这个爱的原点，就是孝悌。
十三、敬妻守道义
天堂和地狱，就在人的一念之间。这一念是指你是处处想到自己的利益，还是处处想到对方的利益。这个念头的改变能使我们将苦恼家庭和地狱家庭转为和乐家庭和天堂家庭。
《群书治要·孔子家语》说：“昔三代明王之必敬妻子也，盖有道焉。妻也者，亲之主也；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
以往夏商周三代的圣明君主，必定尊重、爱护妻子与儿女，这是有道理的。妻子是祭祀祖宗、照顾父母的主妇；儿女是祖先的后代，怎能不尊重呢？所以君主对于妻儿没有不尊重的。
从这句话中我们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不敬妻子，更没有歧视妇女。
中国人讲男女有别，这个“别”字，并不是身份和地位上的差别，而是指男女在职责上有分工，那就是“男主外，女主内”。这种分工完全是根据男女的心理、生理特点来安排的。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特点，所以承担着不同的责任。
特别是中国古代属于农业社会，创造经济收入、养家糊口，使家人衣食无忧，这些重大的责任主要由男子来承担。这就要求做丈夫的要有恩义、有道义、有情义，并不是自己在外面工作，接触的人很多，就可以寻花问柳、见异思迁。而妻子承担着教育儿女的责任，那就要求她自身必须有良好的德行，这样才能够言传身教，把儿女教导好。
古代的圣王一定是敬重他的妻子的，为什么？因为她要负责祭祀祖先、孝敬公婆、助夫成德、和睦妯娌、教育子女，责任无比重大，所以妻子特别受到尊重。古代的妻子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不图名、不图利，一心一意地帮助丈夫事业成功，把家庭照顾好，让他无后顾之忧。所以丈夫对妻子怎么能够不感恩、不敬重？
如何敬重妻子？做丈夫的要有为夫之道，要做到领妻而不管妻，就是把妻子领在为人处世的大道之上，而不是事事都去管她。管人是地狱，你去管她的话她也会不服从，甚至会逆反。那怎么样领妻呢？就是你自己要走在做人的正道上，自己要立住“三刚”。男子要立住“三刚”，那就是“性刚无脾气，心刚无私欲，身刚无嗜好”。
性情刚正体现为什么？并不是说你脾气很大，脾气很大的人被称为暴夫，很软弱的人被称为懦夫。丈夫的刚正恰恰体现在他能克制自己的脾气，不随意发怒。如果丈夫的脾气不好，身边的妻子、儿女就没有安全感，就会很紧张、很有压力，从而不愿意和他相处。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会因为一点芝麻大的小事而大发雷霆。
“心刚无私欲”就是不能够娶了媳妇忘了娘，偏爱妻子、儿女而薄待父母，这样就没有走在做人的大道上了。
“身刚无嗜好”，是指做男子的要修身，首先把自己的不良嗜好去掉，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更不能好色。自己修养很好，又能够创造经济收入，使家庭生活有保障，还能做到有恩义、有道义、有情义，这样的话就让妻子自然而然地佩服，愿意听从你的教导。当然这个教主要是身教胜于言教。所以做丈夫的敬重妻子，就体现在他对妻子很体贴，对妻子对这个家庭的付出非常感恩，还要让妻子有安全感、有依靠，生活得很踏实、很幸福。
什么是幸福？现在人追求幸福，因为方向、手段错误，结果愈追求离幸福愈远了。幸福不是要有很多的钱，要有很大的房子，要有很豪华的轿车，而是充满喜悦地生活。
但是现在很多人因为受到西方错误价值观的影响，有很多错误的观念在流行。譬如说，有一个电视台的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栏目请了一位女嘉宾，她说了一句话，现在成为众多女子追求幸福的目标。她说了一句什么话？她说：“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后面笑。”我们想一想，一个人都坐在宝马车里哭了，有什么幸福可言？但是她宁愿去追求一种虚荣，被人羡慕，而不愿意去追求踏踏实实的幸福。这种错误的观念使很多人虽然付出了很多、很辛苦，但是心灵却愈来愈空虚，因为他们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喜悦。
当然做丈夫的还是要很浪漫，什么叫浪漫？中国古人最懂得浪漫，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有一个人看到一对年轻的恋人在夕阳下散步，就很羡慕，说有什么比这更美的吗？结果旁边的一个人听了之后就说，有，是老夫老妻。你看两个人恩恩爱爱，互相付出、互相感恩，结果到老的时候还能够相伴在一起，感情愈陈愈香，做丈夫的做到这些，才是一个好丈夫。
有一个公式，一加一等于几？数学上等于二。我们在现在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一加一等于二的家庭已经非常少了。为什么呢？因为妻子和丈夫两个人在那里纠缠、怀疑、不信任，很多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内耗上，所以一加一不仅不等于二，很多时候是小于二、小于一，甚至还是负数。怎么样才能做到一加一等于二，甚至大于二呢？我们要做到“夫有义，妇有德”。一个家庭，丈夫有丈夫的责任，妻子有妻子的责任，只有各正本位，各行其道，才能做到一加一等于二，甚至大于二。
《群书治要·后汉书》记载了“糟糠之妻不下堂”的故事。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一直守寡，在朝廷诸位大臣中，湖阳公主看中了宋弘，于是就托弟弟光武帝来为她说媒。在君臣畅饮之际，光武帝说：“我听说，一个人有了钱之后，就会换衣服、换鞋子，而一个人有了荣华富贵之后，就会换妻子。”宋弘一听，就站起身来向光武帝行礼说：“陛下，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宋弘把这句话说出来，光武帝就没有办法再说下去了，而这一句话传到了朝臣耳朵之中，满朝文武吃惊的同时，也让一部分人感到羞愧。
能够和皇帝的姐姐成亲，成为皇帝的姐夫，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一件事。但是宋弘见利思义，感觉到这件事不符合道义，即使能做皇帝的姐夫，都不愿意。
此后一直到今天，都还有“糟糠之妻不下堂”的说法。一个读书人，他立身行道，影响的不仅仅是自己一家人，而且会影响世世代代的人。
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幸福不是建立在金钱、地位、名利、欲望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恩义、情义、道义的基础上。幸福不是金钱堆积出来的。两个人同甘共苦、相依为命、互相关心、彼此扶持，这不就很幸福吗？
刘廷式和苏轼同朝为官，早年他和邻居家的一个女子口头订婚，后来他去读书，五年之后考中了进士，回到了家乡。但是发现这个邻居家的女子双目失明了，这个女子的家人说：“我们家的孩子已经双目失明了，不配再做你的妻子了，更何况你现在衣锦还乡，门第不相匹配，所以这一桩婚事，不如就算了吧。”但是刘廷式信守承诺，执意娶这个女子过门。他说：“我不能够违背自己的良心，我已经答应了要娶她为妻，就一定要做到。”他把这个女子娶过门之后，这个女子对他当然是感恩戴德，对他照顾得很用心，为他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也被教育得很好，后来都考中了状元。所以，一个人有德行，他的儿女也会非常成才。
后来刘廷式到高密去做通守，通守就是太守的助手，当时的太守就是苏轼。在做通守的过程中，刘廷式的妻子得病过世了，刘廷式哭得很伤心。苏轼劝导他说：“我听说人是因为美色，才会生起情爱，因为情爱才会有厌恶或者喜欢的感觉。而你的妻子，不是一个美人，还是一个双目失明的人，有什么哀痛可言？”
刘廷式听了之后说：“我所哀痛的，只是因为我失去了一个曾经和我同甘共苦、筚路蓝缕的妻子，我并没有想到她的眼睛是失明的。如果真的如你所说，一个人因为美色，才生起情爱，因为情爱才有伤心的感觉，那么你看在大街上，挥着袖子、挥着手绢，每一天引诱挑逗你的那些红尘女子，她们都长得很美，那她们都可以做你的妻子吗？”
苏轼听了之后很惭愧，非常感佩刘廷式的德行。在中国历史上，这样见利思义、见得思义的男子非常多，可惜的是我们的电影电视剧很少把这些搬上屏幕，反而把那些后宫的钩心斗角搬上了屏幕。其实那些都是现代人的演绎，都是以现代人的心去解读古人，很多都是误导。
对于妻子来说，应该做到有德行。好的妻子，首先来自好的姑娘。所以说：姑娘是世界的源头。那些大江、大河，如果它的源头不是很清的话，再到下边也不可能很清澈，所以世界各国都把女人的影响看得非常重要。
英国思想家斯迈尔斯在《品格的力量》中谈道：“女人的影响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不管在哪个国家中，她们的状况都影响着这个民族的道德、行为方式和品格。哪里的女人品质恶劣，那个社会的品质也就恶劣；哪里的女人道德高尚有教养，那个社会就繁荣、就进步。”
用印光大师的话来说，就是“天下的太平与否，一大半责任都在妇女的身上”。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女儿，而不是儿子的话，那你更需要重视她，要把她教导好，因为她关系到我们民族的品质。
好姑娘应该有什么样的品格呢？有人对姑娘做了这样的描述，“姑娘性如棉”，意思是姑娘的性格要像棉花一样。棉花有什么特征呢？首先，棉花非常柔和，所以作为姑娘应当非常温柔，不能非常暴烈、脾气不好，或者非常挑剔。其次，棉花非常温暖，我们把它做成棉衣，穿在身上感觉到很保暖、很温馨。再次，棉花可以纺成线，非常有耐力，所以女人也要非常有耐力。最后，棉花非常洁白，所以中国人认为一个女子要守身如玉，一定要珍爱自己、尊重自己。
那么姑娘成为妻子后，夫妻怎样相处才能够和睦呢？关于夫妻相处有一条箴言，只要守住这一条箴言，就一定可以白头偕老。这条箴言就是：“只看对方的优点，不看对方的缺点。”
一位老师在演讲时说到这条箴言，话音刚落，台下就有一位女士非常踊跃地举手发言说：“老师，我的丈夫没有优点。”这个话说出来之后，老师走到这个女士的面前，对她说：“这位女士我真的很佩服你，因为你这么有勇气、这么勇敢。你的丈夫，他一个优点都没有，你居然还敢嫁给他。”
很多人都非常健忘，结婚之前，没到下班的时候，会不停看表，觉得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然后想对方喜欢吃什么菜，今天去哪一家菜馆他（她）才更欢喜；不知道对方喜欢看什么电影，我应该带他（她）看哪部电影才更能够投其所好；甚至还在想不知道对方喜欢喝哪一种咖啡，到哪一个咖啡馆才更浪漫。彼此可能处处都在想对方的需要，当人能够用心感受对方的需要的时候，就会感觉爱意浓浓，觉得非常美好。可是当结婚证一领，彼此心态可能就完全变了，从我能为对方做些什么，变成了对方能够为我做些什么。因为心态的改变，就处处去要求对方，去苛求对方。所以幸福其实就在人的一念之间，这一念就是你是看对方的缺点，还是看对方的优点。
在生活中有四种不同的家庭：第一种叫天堂家庭，第二种离天堂家庭还差一点，叫和乐家庭，第三种叫苦恼家庭，第四种叫地狱家庭。每一个生活在地狱家庭里的人都是战战兢兢，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突然吵起架来，让家人都不得安生。天堂和地狱实际上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是想住在天堂，还是想住在地狱，取决于自己的态度。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希望生活在地狱家庭，但是他可能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做。那应该如何去做呢？下面我们讲一个天堂和地狱的故事，大家就知道怎么去做了。
天使对一个人说：“我可以带你去看天堂和地狱，你想先去看什么呀？”这个人说：“那我就先去看看地狱吧。”于是他就跟着天使来到了地狱。只见里面摆着两排长长的桌子，桌子上摆了很多菜和一些筷子，筷子都很长，有两尺左右，人坐在两边。有人说：“开始！”这些人都拿起筷子夹菜，迫不及待地往自己的嘴里放。因为筷子很长，所以在夹菜的时候大家就打起架来，把菜碰得遍地都是，结果谁也没有吃到美味佳肴。
这个人看了之后，觉得地狱的景象实在是不怎么好，他说：“算了算了，我还是去天堂看一看吧。”于是他又跟着天使来到了天堂。来到天堂一看，还是那样两排桌子，桌子上放的也是同样的美味佳肴，筷子还是两尺长。当有人说“开始”的时候，这些人都夹起菜往对方的嘴里放。其中有一个人，他的人缘特别好，有几个朋友同时把菜夹到他的嘴里，他都吃不了了。
天堂和地狱，就在人的一念之间，这一念是指你是处处想到自己的利益，还是处处想到对方的利益。这个念头的改变能使我们将苦恼家庭和地狱家庭转为和乐家庭和天堂家庭。
如果我们能够经常看到对方的优点，对对方的优点加以肯定，并做到《弟子规》里的“恩欲报，怨欲忘”，我们这个家庭关系一定会变得非常和睦。
十四、择贤而友之
权力的运用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展开的。对于掌握着大小权力的领导干部而言，一旦拥有了权力，有些人就把权力当成“资源”来开发。如果掌权者迷恋“资源”开发，追求权力寻租，早晚会出事。行贿的人人都是垂钓者，受贿的个个死在鱼钩上。
选择和谁交朋友的时候，要选择那些有仁德的人，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无友不如己者”。“亲仁”非常重要，《群书治要》中有很多地方都论述到了这一点。
《荀子》中有一段话说得特别好：“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辨智，必求贤师而事之，择贤友而友之。”
一个人一生道业、学业、事业能不能成就，关键在于选择什么样的老师，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这两个都是他道业成就的助缘。“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如果你所遇到的是真正贤明的老师并且向他学习，那你每天听到的都是尧、舜、禹、汤这些古圣先贤的道理。“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如果你得到好的朋友，所见到的都是忠诚、信实、恭敬、礼让的品行，因为这个朋友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所体现的就是忠信、敬让。
“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你每天在仁义方面都有进步，但却不自知，这是潜移默化的结果。“今与不善人处，则所闻者欺诬诈伪也，所见者污漫、淫邪、贪利之行也。身且加于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如果结交了不善之人，所听的都是欺骗的、巧诈的、虚伪的言行，所看到的都是邪污的、卑下的、放荡的、邪曲不正的、自私自利的行为，致使自己被处罚还不知不觉，这也是潜移默化的结果。
《吕氏春秋》中有这样一个典故，说楚国有一个很会看相的人，给很多人看相都说得很准。楚庄王知道了这件事，很好奇，就把他请来问：“听说你会看相，而且看得很准，有没有这回事啊？”
这个人回答说：“我并不是很会看相，只不过是会观察人们所结交的朋友。如果我所看的人是一个布衣百姓，他所结交的朋友个个孝顺父母、尊敬兄长、淳厚善良、行为谨慎、畏惧法律，那他的家庭会一天比一天兴旺，他做人也会一天比一天安定，这样的人就被称为吉人。如果我所看的人是一个侍奉君主的大臣，他所结交的朋友都是诚实守信的、良好品行的、好做善事的，那他侍奉君主会一天比一天好，他的官职会一天比一天提升，这样的人就被称为吉臣。如果我观察的这个人是一个君主，他的朝臣都是贤德之人，左右侍奉的都是忠诚之人，君主一有过失，左右都敢犯颜直谏，指正他的过失，那这个君主的国家会一天比一天安定，他自己也一天比一天受人爱戴，天下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心悦诚服，这样的人就被称为吉主。”
所以，只要观察一个人所结交的朋友，就能够判断出他的前途命运如何了。这就告诉我们，亲近有仁德的朋友，对自己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近年来，在一些落马贪官的忏悔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交友不慎”。事实一再证明，有些官员就是因为交友不慎，在人生路上付出了惨重代价，由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权力的运用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展开的。对于掌握着大小权力的领导干部而言，一旦拥有了权力，有些人就把权力当成“资源”来开发。如果掌权者迷恋“资源”开发，追求权力寻租，早晚会出事。行贿的人人都是垂钓者，受贿的个个死在鱼钩上。
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提醒领导干部：“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所以，即使是清官，在交友方面也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朋友的影响潜移默化、至为深远。《群书治要·墨子》记载的一则故事，说明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
墨子见了染丝的人之后感叹：“洁白的丝放进青色的颜料里进行洗染就变成青色，放进黄色的颜料里进行洗染就变成黄色。如果投入的颜料变化，那么所洗染成的丝的颜色也跟着发生变化；丝放进五种不同颜色的颜料里，它就变成五种不同的颜色。所以，对于所浸染的（人、事、物），不能不谨慎啊！”
《群书治要·孔子家语》中也记载着孔子的一个典故。
孔子有一次说：“我过世之后，子夏的德行会一天比一天增进，但是子贡的德行却会一天比一天减损。”曾子就问：“夫子您为什么这么说呢，凭什么判断出来的呢？”
孔子就说：“子夏喜欢与比自己有学问、有道德的人相处；而子贡却恰恰相反，他喜欢和那些不如自己的人交往，别人称赞他有学问、有道德，他感觉就会很好。”
后面孔子又说：“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所使。”然后得出结论：“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者焉。”
这些都告诉我们谨慎地结交朋友非常重要。一位职务犯罪人员在狱中这样告白：“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朋友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人生。人际关系、朋友交往看似小事，实为关键。好的朋友不会带你步入误区，甚至会在你迷途时当头棒喝，促你清醒；而不好的朋友从一开始就注定在坏的方面影响你，诱发你人性中罪恶的一面，使你意志消沉，甚至沦为罪犯。”
他这段迟来的忏悔，道出了人生交友的真谛。领导干部对财色名利的贪欲，一旦遇到恶友的引诱，很容易利令智昏、情令智迷，结果陷入欲望的泥沼而不能自拔，从而走上不归路。
所以亲近仁德的善友，对我们德行、道业的提升都非常有帮助。这就是《易经》里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道理。也就是说，志同道合的人自然会相互吸引，成为朋友。而“亲仁”，更重要的是能选择有仁德的老师，自己的一生才会少走很多弯路。
朋友应以道义、信义相交往。古人有句话说：“以利交者，利尽而交疏；以势交者，势倾而交绝；以色交者，花落而爱渝；以道交者，天荒而地老。”
现在很多人感叹交不到真心朋友，大家都以利害之心与人相处，这是为什么呢？“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以利害之心与人交往的，没有用恩义、情义、道义的心与人交往，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去关爱，忙于追名逐利。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这样的人也就结交不到真心的朋友。
朋友之间的道义突出表现就是：朋友有信，不能欺骗朋友。
汉代的张劭和范式同在太学读书，感情很好，学业结束之后，各自拜别，各回家乡。拜别时，他们约定在两年后的今天，范式要去拜访张劭。过了两年，到了约定的日子，张劭对母亲说：“今天我有一个朋友范式要来拜访我，要多准备一些饭菜来招待。”母亲说：“那是两年前的约定，而且我们两家相隔千里之遥，他会不会来啊？”张劭就说：“我这个朋友，非常诚信，他一定会来的。”母亲看他说得这么肯定，就准备好饭菜，结果范式果然到了。
张劭和范式之间这么讲求信用，感情也会越来越深，交情也会越来越好，古人的这种诚信的故事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春秋战国的季札，是吴国的公子，要出使鲁国，在途中路过了徐国。徐国国君就宴请他，在吃饭的过程中，徐国国君的眼睛一直盯着季札身上的佩剑看，佩剑是出使别国的信物。
古人说：“视思明，听思聪。”季札一看，就明白徐国国君的心意了，他心里想：“等我完成了出使任务从鲁国返回来，路过徐国，我就把这剑赠送给徐国的国君。”打定主意后他就出使鲁国去了，在完成出使任务回来时路过徐国，才知道徐国的国君已经过世了。但是，季札仍然信守承诺，来到了徐国国君的墓前，把剑挂在他墓前的树上。
随从的人员看了觉得很奇怪，说：“公子啊，这句话您没有说出来，又没有答应要把剑赠送给徐国的国君；再说，即使您答应过他，他现在都已经过世了，您又何必这样做呢？”季札回答：“虽然徐国的国君过世了，但是我心已经许诺了，我不能够违背自己的心意。”最终还是坚持把剑挂在了树上。
《论语》中讲：“故旧不遗，则民不偷。”君子不遗忘他的老朋友，则国民风俗就不会淡薄，若要人人都能厚道，就应该“故旧不遗”，也就是对亲戚朋友不能忘。
《礼记·檀弓》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元壤原来是孔子的老朋友，他学的是另一派学。元壤的母亲死了，孔子就送了他一具棺椁，元壤却跳到椁上唱歌赞叹。丧母唱歌是严重的违礼行为，孔子的弟子就劝孔子和他绝交。
但是孔子说：“亲者不失为亲，故者不失其为故。”这两句话中第一句是说元壤和他母亲的关系，元壤虽然讲的是世间法以外的学问，但却不是大逆不道，他仍然对母亲有孝心，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并没有断除对父母的孝心。第二句则是说孔子与元壤的关系，他既然没有断除孝心，所以我也不能割断与他的故旧友谊，仍与元壤全交，老朋友依旧是老朋友。
学者，特别是学圣贤之道的人，必须学圣人那样不遗故旧，才能够让社会风气变得淳厚。特别是当领袖的能够对故旧不忘，百姓也就渐渐厚道。
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美国访问，特意前往艾奥瓦州的马斯卡廷小镇，访问27年前接待过他的一些老朋友，和他们进行茶叙。结果这一次访问被赞为“最富有人情味的亮点”，也是习近平同志访美人文交流的点睛之笔。
作为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同志在百忙之中还不忘记27年前接待过他的美国老友——一般的平民，这样的做法为大家做出了一个榜样，即《论语》里所说的“不忘故旧”。所以我们学着孝敬父母，对朋友厚道有加，大家就会跟着学习而转变。
贫贱之交不可忘。《诗经·小雅》中有一首诗叫《伐木》。这一首诗主要是讲对朋友故交应该重视，不要把朋友故交给忘记了。
《伐木》是宴请朋友故旧之诗，自天子以下到平民百姓，没有不需要借助朋友之力，而能成就功业的。如果君主能够热爱亲人、保持家庭和睦，友爱贤者不忘故旧，老百姓也会效仿他的品德，社会风气就会自然回归于淳厚了。下面我们看这一首诗：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
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听之，终和且平。”
意思就是说，当年在山里，我们一起伐木的时候共过患难，还能够听到嘤嘤的鸟鸣之声。后来小鸟偶尔从深谷中飞出，迁居于山顶高大的树木。高居的小鸟，依旧嘤嘤而鸣，不停地呼唤着幽谷内昔日的友人。小鸟都知道不忘故旧，何况是那位君子，怎么会不寻求旧友呢？
这首诗告诉我们，即使是一只小鸟，尚且知道聚集在高大的树木上不忘记呼叫朋友，更何况是人呢？怎么能够不求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和自己共同成就事业呢？这也告诉我们：即使君子身居高位，但是也不能够忘记故旧和朋友。
《小雅》中还有一首关于朋友的诗，叫《谷风》。《谷风》是当时讽喻周幽王的诗，因为当时天下风俗变得越来越薄，朋友之间的恩义已经荡然无存，所以作者写了这首诗来讽喻周幽王。这首诗是这样写的：“将恐将惧，维予与女。将安将乐，女转弃予。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意思是，当年你遭遇厄难，唯有我与你同行；如今你处境安乐，便全然抛弃了故人。人哪！你怎么可以因为一点点小怨，全忘了我当初对你的深恩！
从这些诗句之中，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诗歌确实有移风易俗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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