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乐者天地之和
乐之所以具有平衡人的内在情感、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是因为乐源于天地自然的和谐与秩序。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搞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于是电影、电视就把地方的歌舞搬上了银幕，有的地方还成立了摄影的社团、绘画的兴趣小组，以为这样就是搞文化建设了。
文化的核心是什么？是道德，是能唤起人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心。
《论语》讲：“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意思是，礼啊！礼啊！难道就是呈献玉帛这个仪式吗？乐啊！乐啊！难道就是敲钟打鼓吗？
在我们传统文化的论坛上，有一位老师专门讲了一堂课，题目叫《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相信听过这一堂课的人，都能够切实感受到音乐的教化力量。
我们应该流行什么样的音乐呢？
有的企业把这些德音雅乐放在企业之中，如青岛的一个企业，工人在厂房里劳作的时候，都放着《推动摇篮的手》《跪羊图》《妻子你辛苦了》《丈夫你辛苦了》，就使得这些员工在工作的时候也知道要感恩父母，自己的工作是为了让父母放心。这样的话，一种平和的气氛也就产生了。
但是，现在社会普遍流行的却是古人所谓的靡靡之音，像我们现在流行的歌曲都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孩子把心思都放在异性身上，他的心思怎么可能放在学业上呢？我们也看到一些小小年纪的孩子，就唱那些“给我一杯忘情水”。还有一些孩子喜欢摇滚乐，骨骼、身体都没有发育完全，就随着音乐疯狂扭动身体，对身体健康、对心性的培养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作为领导者，如果喜欢听这种靡靡之音，就会使人意志消沉，萎靡不振，沉溺于享乐，而不务正业。正业应是如何把人民教导好，如何把政事处理好，使社会安定和谐，不要有那么多上访的人。但是因为自己喜欢这些靡靡之音，经常去KTV等娱乐场所，最后怎么样？没有把时间精力放在政事上，最后导致人民怨声载道。
《吕氏春秋》对乱世的音乐做了这样的描述：“乱世之乐，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以此骇心气，动耳目，摇荡生，则可矣。以此为乐，则不乐。故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主愈卑，则亦失乐之情矣。”
这一段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提醒。《论语》有：“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声，就是郑国的音乐，也就是“淫声之哀者”。雅乐，就是先王的雅正之乐，中正和平，能够调和性情，与人的本性相应。郑国的音乐淫哀，容易感动人，使人心妄动，但是不得性情之正。当时有很多人都喜欢郑声，不知雅乐，结果以淫乱雅。
《礼记》强调：“先王之制礼乐，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古代的圣王制礼作乐，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口腹耳目的欲望，而是教导人们培养出正确的好恶之心，回归做人的正道。乐的作用在于和，使人形成“和”的性情，使社会有一种“和”的气氛，所以它能够移风易俗。
儒家非常重视音乐对人心的影响，主张音乐应该有益于人的教化。认为以道为主导的音乐，有益于人心性的提升；而以满足感官刺激作为主导的音乐，则将社会导向混乱。
所以《乐记》里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在中国古人看来，音和乐是有所不同的。低层次的音，它是悖逆天道中庸的原则，对人性的宣泄毫无节制，会引导人走向颓废或者暴戾的极端，最终毁灭人性，这也被称为亡国之音。
而高层次的乐是天道的体现，使人在享受音乐的同时，受到道德的熏陶，涵养心性，是入德之门。换句话说，只有符合道的音才被称为乐。所以《乐记》中说：“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
《礼记》中就记载了魏文侯与子夏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向我们说明了音和乐的区别。
魏文侯问子夏：“我正襟危坐，穿着端服、戴着礼帽来听古乐，却昏昏欲睡，唯恐要睡着，但是当我听郑卫之音的时候就不知疲倦。”
春秋的时候，就有了古乐和新乐之分。所谓的古乐，就是指自黄帝、尧舜以来，圣贤相传的雅乐，譬如舜的《韶》、禹的《夏》等，节奏缓慢庄重，富有寓意。而新乐则是指当时人所做的淫声乐曲，如郑卫之音，恣意放荡。
子夏回答：“古乐齐退齐进、整齐划一、乐声和谐、平正宽广，弦匏笙簧等乐器应之以节，以鼓表示开始，以金铙来结束。君子通过乐舞可以互相交流心得，谈古论今，述说的无非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正是演奏古乐的意义。而新乐的乐舞进退都弯腰屈体、参差不齐、奸邪之声泛滥，使人沉溺而不能自拔。并且不时有倡优侏儒侧身其间，男女混杂，尊卑不分，犹如一群猕猴相聚。乐终之后也没有什么获益，更不能联系历史事实给人以启发，这就是演奏新乐的后果。现在您所问的是乐，而所喜好的却是音。乐和音虽然相近，其实不相同。”
魏文侯就说：“那请问音和乐到底有什么不同？”
子夏回答：“古时天地和顺，四季有常，民有道德，五谷丰盛，疾病不生，又没有凶兆，都恰到好处，这称为‘大当’。然后圣人出现了，确定了父子君臣的名分纲纪；纲纪一确立，天下才真正安定了；天下安定之后，端正六律，调和五声，用乐器为歌曲伴奏，用诗歌来表示颂扬，这就是德音。德音才能称为乐。而现在您所喜好的是滥无节制的溺音。譬如郑国的音乐，音调滥无节制，使人心志放荡；宋国的音乐过于安逸，使人心志沉溺；卫国的音乐急促快速，使人心志烦乱；齐国的音乐狂傲邪僻，使人心志骄逸。这四种音乐是‘淫于色而害于德’，都是过分地放纵情欲，有害于人培养美德，不能称之为乐。所以，祭祀的时候也不能用它们。”
最后，子夏还提醒魏文侯，说：“作为国君，一定要谨慎选择自己的好恶。因为国君喜好什么，臣下就会做什么；上层干什么，百姓就会跟着干什么。《诗经》说‘诱民孔易’，其实就是指上行下效，国君喜欢什么，就会带动整个社会兴起这个风气。”
《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乐之所以具有平衡人的内在情感、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是因为乐源于天地自然的和谐与秩序。所以真正伟大的音乐能够成功地模拟自然的和谐，在人民中间建立起一种平和的气氛，只有这样的音乐才是有意义的、可取的。
“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所以，音乐是为了和谐父子君臣之间的关系，而使万民归附亲顺的，这才是古代圣王立乐的宗旨所在。
那么古人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判定音乐的好坏？是不是出于个人喜好？
我们知道，古人认为人性都是平和的。好的音乐一定是与本性相符，对于明明德有帮助。所以《礼记·乐记》中讲到，人性原本是平和安静的，但是由于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就起了种种贪欲之心，当这些欲望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以及人的觉心（觉悟的心）被物质世界所扰乱的时候，就丧失了自我，被欲望所淹没，从这里就滋生了叛乱、违抗、狡黠、欺骗及普遍的不道德。因此才出现了以强凌弱、以众欺寡、弱肉强食，鳏寡孤独、老弱病残无所养的局面，这就是乱世的表现。
由于音乐是源于心灵的内在运动，因此也能够渗透到心灵的最深处。好的音乐就是那种能够引发人进行心灵内在反省的音乐，是那种让人心平气和的音乐。
所以《乐记》说：“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着其教焉。”音乐是圣人所乐的，不是一般的人为了寻求感官刺激所乐的。它可以使民心向善、感人至深，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所以古圣先王特别重视音乐的教化。这就告诉我们，音乐教育是培养和改变人的道德质量、维护社会和谐最有效的途径。
关于音乐对心灵潜移默化的教育意义，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都有深刻的认识。
孔子在《论语》中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认为乐对于平衡人的内在情感和外在行为，达到社会和谐至关重要。
古希腊的著名思想家毕达哥拉斯提出教育的目的，就是灌输一种对和谐的爱。我们可以通过欣赏音乐的美，而成为和谐的人。音乐不仅仅是娱乐，在教育中，音乐是被用来传授道德的，它可以控制品格中欲望的和富于侵略性的部分。所以毕达哥拉斯还通过音乐教育来塑造弟子们的品格。他相信，人的实际追求，是通过对感官的反复灌输而形成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追求什么，通常是因为我们经常接触什么。比如，我们的耳朵经常听什么，眼睛经常看什么，耳濡目染，习惯成自然，最后就成为我们的追求。
毕达哥拉斯是古希腊第一个通过韵律和曲调的形式建立音乐教育的人，说明人们改正坏的品格和达到对激情的控制，以恢复人心原初的和谐状态是可以通过音乐达成的。从这些曲调中，他还设计了检查和治疗各种身心疾病的方法。更令人惊奇的是，他运用神的启示而设计出来的曲调，很容易地改变并控制了弟子中出现的各种精神上的激情和欲望，如沉溺在痛苦中的愤怒，还有遗憾、嫉妒、创伤的恐惧、各种形式的欲望和侵犯性、食欲不振及松弛懒惰和狂热等。
通过适合的音乐，就像通过精心调制的草药，把受困扰的人恢复为拥有和谐美德的人。在史书中就有记载，毕达哥拉斯曾经对着一个醉汉吹奏不同的曲调，制止了他的疯狂行为，恢复了他清醒的头脑。这说明音乐能通过节奏和乐调，进入人心灵的最深处。所以一个孩童从小就受到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在他的心灵深处就牢牢地生了根，他自然就会变得温文尔雅；如果受了坏的音乐教育，结果就恰恰相反。
柏拉图也说：“一个真正受过音乐教育的人，在他的心里会有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的美。表现在有形的体态举止上，会有一种与之相应的调和的美。在社会交往中，由于心灵的统一作用，他对于同道必然会气味相投，一见如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而对于浑身不和谐的人，他避之唯恐不及。而正确的爱就是对于美的、有秩序的事物的一种有节制的、和谐的爱，这与纵情任性截然不同。而音乐教育的最后目的就是达到对这种美的爱。通过音乐教育，可以使人的心灵成长得既美且善。”所以好的音乐可以在人的内心培养起和敬的态度，这才是音乐教育的根本，而这种和敬的态度一旦养成，人的行为也自然会表现出仁义礼智信。
我们看到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倡导学习传统文化，而且带头听京剧。
京剧和现在的流行歌曲相比有什么不同？京剧对于陶冶人的性情，培养人的浩然正气特别有帮助。所以你看学京剧的小孩，都非常稳重、落落大方，不像那些喜欢唱流行歌曲的，特别是喜欢摇滚乐的孩子，一直蹦蹦跳跳的。
戏曲里的内容都是宣讲五伦八德的道理，倡导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所以虽然古代的妇女没有读多少圣贤书，但是她们做人懂得忠孝节义，懂得孝敬公婆，懂得对丈夫有恩义、有道义、有情义，她有贞操观念。这是什么原因？都是因为受了这些民间戏剧、民间艺术的影响。
所以“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对于社会风气的倡导，音乐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民惟邦本
贤德之人的可贵之处，就是教导君主要经常对百姓施以恩惠，不要过分地役使民众。这都是从根本上教导君主国泰民安的道理，而非技巧和枝节上的指导。
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深得老百姓的拥护，领导干部必须安民、爱民。
人民是一切政事的根本，所以贾谊在政论书《贾子》中说：“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尚书》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中也有这样一句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管子》则指出：“人主能安其民，则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忧则忧之，有难则死之。人主视民如土，则民不为用。主有忧则不忧，有难则不死。故曰：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
《说苑》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齐宣王来到社山打猎，老百姓听说了，都赶过来慰劳他。齐宣王很高兴，赐令百姓父老，可以免收租税。百姓们就很欢喜，纷纷拜谢，只有一位老人家闾丘先生没有拜谢。齐宣王看了之后说：“可能我的封赏不够丰厚，大家嫌我封赐得太少，那就再赐令百姓父老不用去服徭役。”大家听了更加欢喜，又纷纷拜谢大王的恩典，但是闾丘先生还是没有拜谢。齐宣王就问他：“先生是不是觉得我有什么过失，所以两次都没有拜谢？”闾丘先生说：“我听说大王到此游猎，所以特地来拜见大王，希望从大王那里得到长寿，希望从大王那里得到富裕，还希望从大王那里得到尊贵。”齐宣王一听这话，觉得这个老人家太贪心了，就对他说：“人的生死都是有定数的，天道会定时夺去人的寿命，我没有办法让你长寿。虽然我们的仓廪府库很充实，但那是用来防备不时之需的，也没有办法让你富裕。我们大的官职没有缺额，小的官位又太卑贱，所以也没有办法让你尊贵。”闾丘先生说：“我希望您能够选拔那些有美德的人来做官吏，让他的法度、制度公平合理，这样我就可以稍微得到长寿了。赈济百姓要适时，不要有事没事随便烦扰百姓，这样我就可以少许地得到富裕了。希望您发布一个命令，命令年少的人尊敬年老的人，广布教化，兴起孝悌之风，这样作为老者的我就可以稍微地得到尊贵了。”最后，闾丘先生又说：“如果您让我们不交田租，也不去服徭役，那么仓廪必然会空虚，国家也没有可指使的人了，这本来就不是我所希望的。”
这位闾丘先生虽然是一介布衣，但是他考虑得很深远，不是只看到眼前的蝇头小利，而是从国家的前途来考虑。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民如子，就应该选择委任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来做官，如此百姓才能够得到长寿、富裕和尊贵。
古代君王非常重视选任德才兼备的人来辅佐自己，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非常重要。《新序》中就记载着这样一个典故。有一个官员有事来请示齐桓公，齐桓公对他说：“把这件事禀告仲父就可以了。”后来又有一个官员来请示，齐桓公还是说：“把这件事告诉仲父就可以了。”如此三番五次，凡是有人来向他请示，他都让人家去请示仲父。旁边的一个人看了之后就说：“一则告仲父，二则告仲父，易哉为君！”齐桓公说：“我在得到仲父之前确实感觉治国很难，但是得到了管仲的辅佐之后，我干什么不很容易呢？故王者劳于求贤，逸于得人。舜举众贤在位，垂衣裳恭己无为，而天下治。汤文用伊、吕，成王用周、邵，刑措不用，用众贤也。”这是因为贤德的人兴起了教化之风、德才兼备的人能够被重用而产生的效果，所以领导者能够尊重贤者，自己就可以做到垂拱而治。
为什么求贤不容易？因为贤德的人没有私心，出来做官、做事绝对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是看领导者有无诚敬之心，辅佐这样的人能否使自己的学说得以推广，使天下得以治理。
在齐桓公刚刚任用管仲治国的时候，管仲说：“贱不能临贵。”于是齐桓公就拜他为上卿，但国家还是没有得到治理。齐桓公就问：“我已经拜你为上卿了，可是国家还得不到治理，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回答说：“贫不能使富。”齐桓公听了，就把齐国一年的税收都赐给管仲，然而国家还是得不到治理。齐桓公又去问原因，管仲回答说：“疏不能制亲。”于是齐桓公就把管仲立为“仲父”，尊之如父，又给他很好的待遇，最后，齐国大安，齐桓公也称霸天下。
孔子听到这件事，做了这样一句评论：“管仲之贤，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所以，古人经常感叹：“世之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孔子家语》中有一句话，唐太宗经常引以为鉴，就是：“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以覆舟。”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创下“贞观之治”，是因为不仅自己经常听这样的劝谏，还经常用这样的话教导太子。
《晏子》中记载着这样一个典故。齐景公到麦丘去游猎，见到一个当地人，就问他：“您高寿啊？”这个人回答说：“我已经八十五岁了。”齐景公听了之后说：“真是长寿！给我说一句祝福的话吧！”这个人就说：“祝君长寿，祝您的寿命比国家还长！”齐景公听了说：“很好！再说一句祝福的话吧！”这个人说：“祝君主的后代子孙都长寿，都像我这么年长！”齐景公又说：“说得很好！再说一句祝福的话吧！”结果这个人就说：“使君无得罪于民。”齐景公听了之后就有点奇怪了，他说：“确实有下民得罪于君主的，这是可能的。怎么还有国君得罪于百姓的呢？”晏子在旁边听到了，就不失时机地说：“国君您说错了，请问像夏桀王、商纣王这样的暴君，是君主诛杀了人民，还是人民诛杀了君主？”这一句话说得很契合时机，齐景公一听就说：“寡人过矣。”并把麦丘赐给了这位年长之人作为食邑。
周文王、周武王、齐桓公、齐景公，他们对于贤才，不仅非常尊重，委以重任，而且还非常愿意听他们的劝告。这些贤德之人的可贵之处，就是教导君主要经常对百姓施以恩惠，不要过分地役使民众。这都是从根本上教导君主国泰民安的道理，而非技巧和枝节上的指导。
《贾子》中有这样一句话：“自古而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矣。”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为什么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君王的根本。在历史上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汉书》记载，在周初的时候，大概有一千八百个诸侯国，也就有一千八百个诸侯国的国君，他们役使民众非常轻微，每一年百姓服徭役不超过三日，国君有很多的财富用不尽，国库还很充实。但是秦始皇统一以后，他让这一千八百国的人民来奉养自己，人民筋疲力尽还服不完劳役，财富用尽了还供不上他的需求。为了供养秦始皇一个人，天下的人都很辛苦，可还是不能令他满足。疲劳的人得不到休息，饥寒交迫的人没有衣服穿、没有食物吃，无辜被判死刑的人没有地方去上告。人人与他结怨，家家与他结仇，所以天下就这样败坏了。然而，秦始皇居于灭绝之境却不自知，因为“天下莫敢告也”。天下人为什么不敢告诉他实情呢？因为他没有养老的恩义，没有辅佐的臣子，没有敢犯颜直谏的士人。他骄纵恣意地实行诛杀，贬退了提出批评的人，杀戮了犯颜直谏的人。臣子们吓得战战兢兢，苟且地投其所好以求能够容身，比喻他德行的时候，就说比尧、舜还贤明；称赞他功劳的时候，就说超过了汤、武。这个典故告诉领导干部，重视人民，必须让人民说话，要能够使下情上达。
中国古人很重视听取人民的劝谏。《潜夫论》讲：“故治国之道，劝之使谏，宣之使言，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治国的道理是要劝导臣下能够犯颜直谏，使人民都能够广开言路，君主就能够明察秋毫，下情就能够上达。
《管子》记载，齐桓公有一次向管仲请教，他说：“我想拥有天下而不失去天下，想得到权力而不亡失，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管仲回答：“不要忙于首创，不要忙于作新，而要随着时节因缘的成熟自然地把事情促成。不要以自己私人的好恶损害了法律的公正，你要认真地考察人民所厌恶的，从而引以为戒。”“黄帝立明台之议，尧有衢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谏鼓于朝，汤有总街之庭，以观民诽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在这里，管子劝谏齐桓公效仿古圣先贤，主动听取民众的批评，这样才能够知道自己的得失，保持天下不失。
《汉书》说：“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古代圣王的制度，由史官在前面记载君主的过失，“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就是把皇帝、君主的言行、事迹都一一记载下来。乐工要诵读规劝的谏言，平民百姓在道路上可以批评时政的得失，做生意的人在市场上可以随意议论朝政。这样国君才能够听到自己的过失，重要的是能够改过。见到正义的、符合道义的就应该听从，这样才能够永久地保持天下。
相反，“折直士之节，结谏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争，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让正直之人的气节受挫，把可以犯颜直谏的臣子的嘴给封住，群臣都知道这个君主做错了，但是不敢谏诤，天下以犯颜直谏为恐惧，这是国家最值得忧患的大事。
要让民众说话，要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且从他们表达的意愿之中，为政者要看到自己的得失。历史上，有很多贤明的君主都是主动去求取百姓的意见。例如，《新序》中记载，齐桓公去见一个叫稷的平民百姓，结果他一天跑了三次都没有见到稷。跟从的人就说：“作为一国之尊、万乘之主，见一个平头百姓，一天来了三次都见不到，那就应该就此作罢，不要再去了吧！”齐桓公就告诉他：“你说得不对。有德行的士大夫、读书人轻视爵禄，因此他也会轻视他的君主，而那些不想称霸天下的君主会轻视有德行的士大夫、读书人。纵然这位先生轻视爵禄，可是我怎么敢轻视称霸天下呢？”齐桓公一连去了五次才见到了稷。其他人听到这件事就说：“齐桓公对于布衣之士都能够如此尊敬，那对于一般的诸侯国君肯定会更加尊重。”所以这些人都纷纷来朝拜。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历史上贤明的君主不仅要让百姓说话、宣泄自己的意愿，而且还主动去求取谏言、了解民情，这样才能够使民情上达。
《后汉书》中记载着杨震的一段话：“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则洗目改听。所以达聪明，开不讳，博采负薪，尽极下情也。”在尧、舜时期，进谏的鼓、可以批评的木牌都立在朝门之外，让人们随时可以进谏。周朝和殷朝的圣哲君王，对百姓的怨言甚至责备都是洗耳恭听，这样才能使自己耳聪目明。开放言路，无所忌讳，甚至要去征求那些砍柴的平民百姓的意见，使下情上达。这个论述告诉我们，古人十分重视采纳民众的意见，并根据民众的意见来判断时政的得失，以此来改善政治。
《群书治要·孙卿子》，也就是《荀子》中，有这样一段话：“有社稷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故人主欲强固安乐，则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则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国，则莫若求其人。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也。”
这一段话论述的逻辑很清晰，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领导干部一定要“爱民而安，好士而荣”。
三、仁者爱民
有尊位的人，德行不可以浅薄；官阶高的人，管理不可以琐碎；辖地广阔的人，制度不可以偏狭；管理很多人口的人，法律不能够严苛。
天是万物的保护伞，君主是万民的保护伞。凡是有生命的东西如果不被雨露所润泽，天就认为有负万物；一国的人民如果不能够沾濡到君主的恩泽，那么做君主的也以此为羞耻。这就告诉我们，天子之所以称为天子，就是因为他顺着天道而行事，他作为人民的父母才能够名副其实。所以，爱民是君主应尽的本分。
《群书治要·汉书（二）》有这样一句话：“《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圣人取类以正名，而谓君为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天子是人民的父母，所以才称王天下。圣人通过比喻的方式来正名，所以把君喻为父母，显明仁爱德让才是治理天下的根本。
《群书治要·典语》也说：“王者所以称天子者，以其号令政治，法天而行故也。”君王之所以被称为天子，就是因为他办理政事是遵循天道而行的。天道都是好生而恶杀，天都有仁爱之心。所以《群书治要·政要论》说，古代治理国家是“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在三皇时期，也就是在伏羲、神农、黄帝的时候，他们是以“道”治天下，达到了无为而治。到了尧、舜的时候，“失道而后德”，他们是以“德”来治天下。
《说苑》记载：“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尧帝念念存心于天下的百姓，心里记挂着这些穷苦的人民，对于百姓的苦难、罪过都感到哀痛，也对众生不能顺利生长感到忧虑。如果有一个百姓挨饿，尧就说是自己让他挨饿的；有一个人受寒，尧就说是自己让他受冻的；有一个人犯罪，尧就说是自己的过失使他犯罪的。尧仁德昭著，道义树立起来了，德行广博，教化也很广泛。他不用去赏赐，人民自然勉力行善；不用刑罚，人民自然得到治理。“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先宽恕百姓，以这种仁恕之心待民，然后再去教导百姓，这是尧的治国之道。
到了夏、商、周时期，“德”也没有了，他们以“仁”来治天下，以爱民如子的心来管理百姓。《六韬》中记载，周文王向姜太公请教治国之道。太公回答说“爱民”，并做了形象的比喻：“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他统御人民就像父母慈爱自己的子女一样，就像兄长慈爱自己的弟弟一样。见到他们饥寒交迫，就为他们感觉到哀伤。见到他们劳苦奔波，会为他们感觉到悲愁。
周文王的仁爱之心，不仅是施及百姓，而且还施及枯骨。《新序》记载，有一次，周文王建造灵台，要挖个池沼，但在挖地的时候却挖到了一具死人的骨头。有关的官吏就把这件事报告给周文王，周文王命令他改葬。官吏说：“这是一具无主之骨。”周文王说：“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我就是他的主人，又到哪里去求他的主人呢？所以就命令官吏给他更衣、置办棺木，把他改葬了。天下的人听到这一件事，都说周文王真是太贤德了，他的恩泽都能够泽及朽骨，又何况对人呢？人们评论说，有的人是以金银财富为宝，他得了这些宝就使国家危险了。周文王得到了朽骨而表明了他仁爱的心意，结果天下的人都纷纷地归心。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仁”也是越来越少了，那些称霸的人则是以“义”来治天下的。
《新序》里记载着“臧孙行猛政”的故事。臧孙这个人施行很严苛的政治，受到子贡的批评。臧孙就把子贡召过来向他请教：“我没有奉公守法吗？”子贡回答说：“你是守法的。”他说：“我不廉洁吗？”子贡说：“你也很廉洁。”臧孙说：“我没有执政能力吗？不能够办事吗？”子贡说：“你也很能办事。”臧孙就说：“这三者我都唯恐自己做不到，那么既然这三者我都能做到，为什么你还批评我呢？”子贡说：“你虽然守法，但是好以法来损害人；你虽然很廉洁，但是因为廉洁而很骄慢；你虽然有执政能力，但是以此就欺凌属下。”
子贡接着说，为政就像调琴瑟一样，如果大弦上得太紧，小弦就会崩断。所以，有尊位的人，德行不可以浅薄；官阶高的人，管理不可以琐碎；辖地广阔的人，制度不可以偏狭；管理很多人口的人，法律不能够严苛。这是自然的法则，“罚得则奸邪止矣，赏得则下欢悦矣”。如果你的刑罚得当，那么邪曲不正、作奸犯科的事就能够制止。如果你的奖赏得当，那么属下都应该欢心喜悦地拥护你。但是，现在却不是这样。
子贡又说，你没有听说过子产是怎么治国的吗？子产治国的时候，用仁爱礼义来教导人们，役使人民从不违道，所以政事非常宽松。对于奖赏的多少，难以确定时就宁可从重；对于惩罚的轻重，难以判定时则宁可从轻。因为实行了这样宽松的政治，子产治理郑国七年之后，社会风俗非常和平，自然灾害都没有，国家也没有需要用刑处罚的人，监狱都空虚了。子产过世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百姓听说了都痛哭流涕，非常哀伤。百姓说：“子产已经死了，我们还怎么能过上安稳的生活？如果能够使子产重新活过来，用我们家任何人的生命去换取子产的生命，我都愿意。”子产活着的时候，被人们爱戴。他死了的时候，人们都为他感到悲伤，做官的人在朝廷里哭泣，商人在市场上哭泣，农民在原野上哭泣，姑娘在她自己的内室里哭泣，琴瑟声音也都听不到了，大夫的佩玦不戴了，妇人把她的簪子、耳饰也都摘下来了，人们在大街小巷痛哭流涕，这就是他行了仁恕之道的缘故。
而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呢？听说你有病了，人民都非常欢喜，互相祝贺，说：“臧孙病了，最好他能够死去。”你的病刚刚有一些好转，人民都非常恐惧，说：“臧孙的病又痊愈了，我的命运太不幸了，为什么臧孙没有死呢？”所以你看，你病了的时候，人们都非常欢喜，互相祝贺。你生活在这个世间，人们都以你为恐惧。你害人的心可见有多么深了！你这样办理政治，怎么还能够不遭受批评呢？臧孙还是明理的，他听到子贡的劝谏很合理，就主动把位置让出来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虽然你赏罚分明，也很廉洁，但是对人民过于苛刻，人民也不会感恩戴德，而且还会怨声载道。所以，子贡说了这样一句话：“盖德厚者报美，怨大者祸深。”德行深厚的人，回报给他的也很丰美。与人结怨太深的人，自己也有灾祸。所以说，最大的德行莫过于“仁”，最大的祸害莫过于刻薄、苛刻。这就告诉我们，为政要宽和、仁恕，而不能过于苛刻。
春秋战国时期，以“义”来治理国家，能够循理而治。《晏子》记载，齐景公在位的时候，有一年大雪下了三天都没有见晴。齐景公披着“狐白之裘”，坐在堂上。晏子来进谏，站了一会儿，齐景公就说：“真奇怪，雪下三天了也不觉得寒冷。”晏子听了之后说：“天气真的不寒冷吗？”被晏子这么一问，齐景公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晏子说道：“我听说古代的贤君，自己吃饱时便想到还有百姓在挨饿，自己穿暖时便想到还有百姓在受冻，自己很安逸时便想到百姓的劳苦。可惜您现在却感觉不到啊。”齐景公说：“善！寡人闻命矣。”齐景公很难得，他一听晏子说得对，马上就赞叹，说：“我懂得你的教诲了。”于是下令取出府库中的皮衣，开仓放粮，救济那些挨饿受冻的百姓。这就告诉我们，春秋战国时期，这些君主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也是因为他们做到了循义而治、循理而为。
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些君主、官员还不失仁义之心，做出了很多让人感慨的事情。比如说，季文子在鲁国做宰相的时候，他的妾不穿丝绸、马不喂粮食。有一个仲孙大夫就向他进谏：“您是鲁国的上卿，可是你们家的妾不穿丝绸，马也不喂粮食，人们都认为您这样做是吝啬，而且对我们国家也不光彩。”季文子说：“是这样吗？我看到国人的父母还穿着粗布衣服、吃着蔬食，我因此不敢奢侈。而且我听说君子是以德行来使国家光彩，没有听说过是以妾和马来使国家光彩的。所谓的‘德’，就是如果我有获得也让人家有获得，这样才可以推行开来。如果骄奢淫逸，每天沉迷于光彩的纹饰，不能够反躬自省，这样怎么能够守卫自己的国家？”仲孙大夫听了之后，很惭愧地退了下去。即使到了春秋战国，出现了很多“臣弑君”的现象，但是仍有许多国君和臣子能以义来治理国家，以仁爱之心来对待百姓，事事循理而为。
《群书治要·政要论》中有这样一段阐述。“服一彩，则念女功之劳”，穿一件丝织品就要想到织女的辛劳。“御一谷，则恤农夫之勤”，进用一粒谷子都要体恤农夫劳作的勤苦。“决不听之狱，则惧刑之不中”，判决那些未加详审的诉讼，就唯恐刑罚不当。“进一士之爵，则恐官之失贤”，晋升一个人的官位，就怕这个封赐有失贤明。“赏毫厘之善，必有所劝”，即使是赏赐微小的善事，也要让它能够起到劝人为善的效果。“罚纤芥之恶，必有所阻”，即使是对微小的恶事进行惩罚，也应该起到劝阻恶事、给人以警告的作用。“使化若春气，泽如时雨”，使他的教化像春风一样，像适时的雨露润泽万物。“消凋污之人，移薄伪之俗”，要减少那些道德腐化的人，改变轻薄虚伪的风俗。“救衰世之弊，反之于上古之朴”，要挽救衰败世道的弊政，返回到上古的淳朴。“至德加于天下，惠厚施于百姓”，把这种高尚的德行施于天下，把仁慈、厚道施及百姓。这就是告诉我们，做君主的应该念念体恤百姓的不容易，做事应该非常小心谨慎，生怕得罪百姓。
《政要论》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的君主很难，稍有不慎就会导致人民怨恨，把他推翻，所以时时要体恤人民的辛苦。
四、富民安众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啖腹，腹饱而自毙。
《管子》中很明确地说了一句话：“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治国首先应该富民。
怎么样富民呢？古人眼中的“富民”可能和我们现代人所认为的“富民”不太一样。《晏子》记载，齐景公请教晏子：“富民安众难乎？”晏子回答说，很容易。“节欲则民富，中听则民安，行此两者而已矣。”如果能够节制欲望，人民自然富裕；审判诉讼能够公平合理，人民就会安定。
在古人看来，并不是说去刺激消费、发展经济、追求GDP的增长，人民才富裕。其实单单追求GDP的增长，往往会导致两极分化，人民并没有真正地富裕，财富还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说苑》上记载，魏文侯向李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刑罚的根源在哪里呢？”李克回答：“产生于人民邪曲不正、放纵奢侈的行为。凡是奸诈、邪曲不正之心，都是因为人们饥寒交迫才生起来的。过分放纵安逸的人都是把心思耗费在纹饰之上。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佚者，未尝有也。”
因此，如果上面不禁止奇技淫巧，奇技淫巧的事情越来越多，奢侈品的生产越来越多，导致的结果就是“国贫民侈”。如果这个国家贫穷，而人民又奢侈浪费，那贫穷的人为了过上好的生活一定会去做奸邪之事，富裕的人一定会放纵自己的欲望，骄奢淫逸，这就等于是驱使人们去做邪曲不正的事。当人民已经被驱赶上了邪路，又用法律来诛杀他们，这就等于给人民设置了陷阱。所以，刑罚的兴起是有根源的。如果君主不堵塞它的根本，而在枝节小事上进行督促，这是“伤国之道”。
《群书治要·崔寔政论》里也有一段类似的阐述。崔寔讲：“夫人之情，莫不乐富贵荣华、美服丽饰、铿锵眩耀、芬芳嘉味者也。”古代的人对人的欲望看得很清楚，所以把“欲”比作深渊。人的欲望如果没有节制，任其发展，最后人自己也没有办法来束缚自己。所以，古人通过礼法、制度来严格地防患于未然，而且让人把欲望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做到欲而不贪。
国家的政策一旦有了偏失，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人民就都去追求奢侈浪费、僭礼的生活，并不需要人去宣传劝导，而是时势潮流驱使他们这样去做的。这是天下最让人忧心的事情之一。
世间奢侈之风越来越重，服饰都违背礼制，没有实用价值的器具越来越昂贵，而农业这个本业却越来越低贱，务农、种桑的人很勤苦，但是收入却很微薄，从事工商业的人很安逸，但是收入和利润却丰厚百倍。这样就会导致农夫都放下锄头去雕花刻镂，织女也放下织机去学习刺绣。如此一来，亲自耕种的人越来越少，从事末业的人越来越多。荒地虽然有开垦，但是因为人们没有把心思放在种地之上，所以没有尽心尽力地去耕种、收割，怎么会有丰收的年景呢？财富都集聚在少数官商之手，百姓穷匮，于是很多人就沦为奸寇、强盗了。国家的仓库越来越空虚，监狱却人满为患。一旦年景不好，那受饥挨饿、流亡过世的人就不可胜数，而由于从上到下都很穷匮，所以也没有办法做到互相接济。“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根本被削弱了，国家也会陷入危难，这是国家最大的忧患。
这告诉我们，中国古人之所以“重农抑商”，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农业付出得多，收入得少，而工商业付出得少，收入却很丰厚。两者有着鲜明的对比。如果国家再不重视农业的话，亲自去耕田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贞观政要》其实也秉持了这样一种“节欲则富民”的理念。书中讲，“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啖腹，腹饱而自毙。”如果想使天下安定，必须首先使自身端正。没有自身端正影子却是歪斜的，没有上面治理得很好下面却是混乱的。“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
这告诉我们，历代的明君能够治理好天下，缘于他们自己率先垂范，节制自己的欲望，能够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
《孔子家语》记载，鲁哀公向孔子请教怎样理政。孔子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鲁哀公就问：“那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孔子就说：“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鲁哀公接着又说：“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国贫矣。”孔子说：“你不知道《诗经》上有这样一句话吗？‘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平易近人的仁德君子执政，他是百姓的父母。既然是百姓的父母，哪有子女富裕而父母贫穷的事呢？”
这告诉我们，在古圣先贤看来，国君和百姓是一体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而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
爱民要富民，还要分配公平，分配不公就不是爱民的表现了。古人对这一点也有很多阐述。
《汉书》里有这样一段论述。他说，现在的农夫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砍伐薪柴，非常辛苦，还要支应徭役。春天不能避开风尘，夏天不能避开暑热，秋天不能避开阴雨，冬天不能避开寒冻，四季之间没有一日可以得到休息。私下里还有送往迎来、吊问死者、探问疾病、养育孤儿、抚育子孙，这其中包含了那么多的辛苦。另外，还会有自然灾害、暴虐的政治、赋敛的不适时、朝令夕改这些事情加到他们的身上。他们有的东西可能因为太多，半价就出卖了，没有的东西要用两倍的代价来获取，结果就有很多人卖了田地、住宅、儿孙来偿还债务，这就是农夫的生活。
那么那些商贾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大商人积储了很多商品，价格高的时候可以加倍获得利润。小商贩坐在摊子上贩卖，因为他手里有着一些别人没有的货物，每天在市场上游荡，趁着上面征敛很急迫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卖出去，他得到的利润也是加倍的。所以，这些商人，男的不用亲自去耕种，女的不用亲自去养蚕织布，但是穿的却是非常华丽的丝绸，吃的也是珍馐美味。他们没有农夫的辛苦，但是大地所生产的东西却被他们所享用。又因为他们家产很丰厚，所以结交了那些王公大人，他们的势力可以超过官吏的势力，进行权钱交易。他们到很远的地方去游逛，冠盖相望，不绝于路。这样就导致商人兼并了农夫，农夫流离失所，一旦农夫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服就可能作奸犯科。
所以你看，在古代的时候，也很重视这种分配的公平。当社会有不公平的时候，臣下就要向皇帝劝谏，劝导皇帝重农抑商。
当然，利民还包含一点，就是当官的人不能和小民争利。在《史记》上记载着公仪休的故事。公仪休做宰相时，别人送鱼给他，他说：“我做宰相自己买得起鱼，不用别人送。一旦我吃了你的鱼，改天把宰相的位子给丢了，谁还给我送鱼呢？”公仪休非常重视法律的公平，他要求属下不要与民争利。他家种的蔬菜非常好吃，他就把自己家的蔬菜拔掉了。看到自己家的织工织的布非常好，就让织女回家了，把织机也烧掉了。为什么呢？他说：“如果我们自己家种的粮食、蔬菜这么好吃，自己家织的布这么好，那么谁还会去买那些农人的粮食呢？谁还去买那些织女的布呢？”
五、取信于民
人民喜欢人际关系和谐、人伦关系稳定，每一个人都过上幸福、安乐、安全的人生，不要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做领导的就要兴起道德教育。人民不喜欢颠沛流离、不喜欢战争，做领导的也要解民之忧、济民之困，不要动不动就挑起战争。
《史记》记载，在几千年前，就曾经出现过三种不同层次的管理。子产在治理郑国时，把法律监督机制设计得非常严密，老百姓想欺骗他都做不到，他达到的是“不能欺”的境界。
西门豹在治理邺县时，把法律设计得非常严苛，只要老百姓一犯法，就给予严惩，他达到的是“不敢欺”的境界。
孔子的弟子子贱治理单父的时候，以修身为本，教学为先，严于律己，重用贤人，把仁义忠恕的理念应用到管理之中，他达到的是“不忍欺”的境界。
子贱有个同学叫巫马期，他很想知道子贱是如何治理单父的，于是就乘夜色到单父去私访。巫马期看到一个人在夜色下捕鱼，这个人捕了很多鱼，看了一看，又把鱼放回到河里。他觉得很奇怪，就走上去问：“我看你捕鱼，为什么捕了很多鱼，又把它们放回河里去了呢？”这个人回答说：“我们的长官子贱说，不要去捕杀那些还在生长中的小鱼。而我刚才所捕上来的恰恰是那些还在生长中的小鱼，所以我把它们又放回河里去了。”巫马期听了之后非常感慨，回到孔子那里就说：“子贱治理单父，使人能够做到即使没有人监管，也像严刑峻法就在身边一样。不知他是靠什么方法达到这个效果的。”孔子说：“我听子贱说，一个人对身边的人、事、物有精诚之心，这种影响自然就会传达到远方，我想他就是把这种方法运用到管理之中了。”
这个捕鱼的人，可能并没有见过他的长官子贱，但是他能体会到子贱那种“爱民如子，视民如伤”的心。他信任子贱，认为子贱所制定的每一项制度政策，都是对百姓有利和可以长远发展的。孔子说，“信”这个字特别重要，“民无信不立”。如果人民不信任政府，这个国家就很难治理好。所以要治理好国家，首先要取信于民。
中国古人讲君仁臣忠，领导者仁慈、关爱属下，属下就会竭尽全力地完成领导交给自己的任务。他们是荣辱与共、休戚相关、一体的关系，互相感恩、互相合作、团结互助。把这种一体的理念运用到社会各个方面，就会使矛盾、冲突、问题都化解于无形。
北京有一家企业，在学习《弟子规》之前，这个企业人际关系很不融洽。后来他们集体学习《弟子规》，力行传统文化，几年之后，他们的企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一年发年终奖的时候，一位中层管理人员看了老板给他发的奖金，就来找老板，他说：“老板，你给我的年终奖太多了，大大超出了我的意料，我想把更多的钱省出来用于弘扬传统文化，用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
有一个代表团到一家企业去参观，中午考察完食堂很不满意，说：“给员工这样的饭吃，员工都不应该给老板工作。”下午考察完车间，他们的火气就更大了，说：“员工用这样的态度给老板工作，老板都不应该给他们饭吃。”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换位思考，没有将心比心。做老板的没有想到企业之所以有利润增长，能够长期稳定地发展，是因为有着一线员工辛苦的付出，起码对他们的身体健康要负责任，要把饭菜做好。员工感受不到领导的关心，工作也就是混时间、混钟点，只要把工资拿到手就行了。
《群书治要·六韬》中记载：周文王来向姜太公请教，说我怎么样才能治理好国家呢？姜太公对他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他对待人民就像父母慈爱儿女，就像兄长慈爱弟弟一样，“见其饥寒，则为之哀，见其劳苦，则为之悲”。
古代的圣王，对待人民的态度就如同父母慈爱儿女、兄长慈爱弟弟一样，所以古人说“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什么叫“视民如伤”呢？很多人说就是把人民视为受伤的病人一样，加以关爱，加以体恤。其实这个程度还不够，要把人民视为自己的伤病加以体恤，加以关爱。想一想，自己生病的时候，一定是想方设法四处求医，把自己的病医治好。所以，领导者对待百姓的疾苦，应该像救治自己的伤病那样心急如焚。
《春秋左氏传》在总结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原因时写道：“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群书治要·鬻子说》：“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上下相亲谓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谓之信，除天下之害谓之仁。仁与信，和与道，帝王之器也。”
君主法道，他发布的政令就是要为天下福，没有偏私。他的起心动念，念念在为天下人谋福利，这就称为道义。道义之君，必然是“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就像邹穆公一样为天下人所爱戴。
邹穆公在做国君的时候，对自己很刻薄，但是对老百姓却非常宽厚。可以说是做到了“爱民如子，视民如伤”。
邹穆公颁布了一个命令，喂养野鸭、大雁一定要用秕谷，而不能够用粟米（粟米脱了壳就是小米）。等到粮仓里的秕谷都用完了，他就派人到民间用两石粟米换一石秕谷。官吏们觉得这样做实在太浪费了，就向他请示：“我们用两石的粟米，却只换了一石的秕谷来喂养这些野鸭和大雁，那还不如直接用粟米去喂养它们，这不是很好吗？”
邹穆公回答：“你说得不对。百姓是光着脊背辛勤地耕作，不敢懈怠，才种植出这些粟米，难道是为了喂养这些鸟兽吗？粟米是上等人的食物，怎么能用来养鸟？你只知道算小账，却不知道算大账。周朝有一个谚语叫囊漏贮中，是说盛粮食的口袋漏了，但是粮食还是漏在更大的容器里。你没有听说过这个道理吗？君主是百姓的父母，我们把粮仓里的小米转移到百姓家中，难道这就不是国家的粟米了吗？让鸟吃这些秕谷，为的是不伤害我们国家的粟米。粟米在我们仓库里还是在人民那里，对我来说有什么区别？”
人们听了邹穆公的话就知道了，他们所私积的粮食和公家的粮食是一体的，这才是真正的富国之道。
正是因为邹穆公发政施令都是为天下人谋福利，而不是自私自利，他是一位有道之君。所以，邹国虽然是一个很弱小的国家，但是鲁国和卫国这样的大国都不敢轻视它，齐国和楚国这样的大国也不能够威胁它。
邹穆公过世的时候，邹国的百姓都非常哀伤。即使是邹国四邻的人民，知道他过世了，也全朝着邹国的方向寄托哀思。民间连弹琴瑟的声音都听不到了，为什么？因为这么好的一个国君过世了，百姓都乐不起来了，直到一年之后才又重新听到了琴瑟的声音。
在现代企业里，员工工作就是为了挣工资、养家糊口，一个人要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不仅要有物质上的保证，还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如北京禹杰联合商贸有限公司的企业文化，提出六项要求：要用积极的心态面对一切事情；每天反省自己的过失并努力改正；以利他之心多行善事；全力以赴把工作做好；每天都要感恩身边的一切；一定要谦虚，唯谦受福。
在开始的时候，员工可能有不理解，甚至还有抱怨。但是老板的真诚之心可以感化人，能够让人体会到领导确实是处处、念念为员工着想，做到了“民不求而得所欲”。可想而知，员工对领导的回报一定是忠心，竭尽全力地为企业付出，这就是以心换心的结果。
能够除天下之害，叫作“仁”。《大学》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人民喜欢人际关系和谐、人伦关系稳定，每一个人都过上幸福、安乐、安全的人生，不要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做领导的就要兴起道德教育。人民不喜欢颠沛流离、不喜欢战争，做领导的也要解民之忧、济民之困，不要动不动就挑起战争。历史上，周武王伐纣、汤王伐夏桀都是解民于倒悬，为天下人除害，所以他们都被称为“仁君”。
当然，有时“天下之害”不一定是别人，可能就是君主本身。如果君主利欲熏心、骄奢淫逸，为了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一定会去盘剥、残害百姓，伤害百姓的利益，那么他本身就成了天下之害。而他为了骄奢淫逸，每天只管放纵和满足自己的欲望，心思也不在治理国家、满足老百姓的需要上，国家肯定治理不好，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也看不到。所以，领导者首先必须要克除自己的私欲。
被称为大英雄的人是能克除自己烦恼习气的人，而不是战胜千军万马的人。一个人战胜自己是最难的，一个人能够战胜自己，那就无所不胜了。
“仁与信，和与道，帝王之器也。”仁爱和诚信、和睦与道义，都是帝王治国的法宝。
《体论》记载，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不同层次的管理：“德之为政大矣，而礼次之也。夫德礼也者，其导民之具欤？太上养化，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让，处劳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赏而欢善，畏刑而不敢为非，此治之下也。”意思是说，道德对于治理国家是最重要的，礼法其次。道德和礼法都是引导人们的工具。
在远古时期，在位者重视道德，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每一天都向善良的方面转变，这是潜移默化的，是最高层次的治理。其次是使人民交相礼让，即使身处劳苦也没有怨言，这是次一等的治理。最下一等的，就是用法律来治理，让人们因为喜欢赏赐、获得利益而行动，因为畏惧刑罚而不敢去做违犯法律的事情，这是最低层次的治理。
所以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追求的是“圣贤政治”，通过正己化人，以修身为本，教学为先，最终达到“不忍欺”的最高境界。
六、求贤于天下
衡量人才、选拔人才，应该根据他们的不同才能，设定不同的标准，给予不同的职位。这样，真正的人才才会各得其所。
《管子》说：“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就是说，明智的君主选择贤人，说自己勇敢的，就应该让他去带领军队；说自己有智慧的，就让他试着去担任一个官职。他去率领军队，取得了功劳，就举荐他、任命他；他去做官，能够把这个地方治理得很好，治理得很完美，那再任用他。将合适的人才用在合适的位置上，这样的求贤方式一定能将天下人才尽收囊中，使才尽其用。
但是，求贤用贤的实际情况有时却像《六韬》中记载的那样：君主非常重视举贤任德，但国家却得不到治理。这是为什么呢？姜太公说，虽然君主任命了贤人，但没有重用贤人，所以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而贤人得不到重用是有原因的，总结起来，是这七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用贤而疑。
《刘廙政论》说：“自古人君，莫不愿得忠贤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访之于众人也。忠于君者，岂能必利于人？苟无利于人，又何能保誉于人哉？”
人君如果自己不贤明，就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忠贤之士。那么即便忠贤之士来到他的身边辅佐他，他也会怀着一颗猜疑之心，向众人去调查。而这些人又不一定都是贤德而不嫉贤妒能的人，那就会对这个贤德之士有一些偏颇的言语和评论。如果君主听之任之，可能就会对忠贤之士产生怀疑，从而不予重用。
《新序》里说，贤明的人不被重用，是因为“不肖嫉贤，愚者妒智，是贤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岁不合者也”。不贤德的人会嫉妒贤德的人，愚钝的人会妒忌有智慧的人，所以贤明的人就被阻隔，不能够被君主所用，以致君主千载也难以碰到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有的是不肯用贤德之士，有的是用了贤德之士但不能持久，有的是用得很久但不能善始善终，还有的是不肖的儿子把父亲的贤明忠诚废弃了，这样所导致的灾祸和败亡难以一一记录。
贤人不被重用的根本在于君主自己不明智，分辨不清贤德之人，一味地听大家的评论。群臣认为一个人好，他就认为好；群臣对一个人有诽谤，他就认为这个人不行。“故谮诉不行，斯为明矣。”“谮”是诬陷的话，“诉”是诽谤的话。如果诬陷、诽谤的话都不能够通行，君主就能够判断什么样的人在说什么样的话，这才叫明智。
《刘廙政论》里有一段话：“君主之所以尊敬人臣，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任用了臣子并且对他信任，然后把重事都托付给他，他就能够帮助自己治理国家，保住太平。若多疑而自任也，则其臣不思其所以为国，而思其所以得于君，深其计而浅其事，以求其指撝。”
《典语》里把君主和臣子之间的关系做了比喻。“夫君称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与人主一体者也。”古代的人把君主称为头脑，把臣子称为腿和胳膊，这就表明大臣和君主是一体的关系——像一个身体一样，谁也离不开谁，互相配合，互相信任。
如果一个人不符合选拔标准，不是合适的人才，就不要白白地授予他官位。如果这个人值得信任的、德才兼备，那就任用他没有怀疑。君主任用臣子，就像身体信任他的手一样。臣子侍奉他的君主，也就像这个手触摸他的身体一样。“安则共乐，痛则同忧”，他们共享安乐，共过患难，是一体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还怎么能够互相怀疑呢？这就表明了君主和大臣的关系就像头脑和四肢的关系一样，应该互相信任，而没有任何疑虑之心。
第二，求全责备。
《文子》说：“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从古至今，从历史上看，没有十全十美的、德行无可挑剔的人，所以君子不求全责备于任何一个人。还有两个比喻：“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瑕；明月之珠，不能无秽。然天下宝之者，不以小恶妨大美也。”夏禹所佩戴的璧玉，也不是没有瑕疵的；夜明珠，也不是没有污点的。但是天下的人仍然认为它们是宝贵的东西，不以小小的瑕疵来妨碍它们的大美。“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长，而欲求贤于天下，即难矣。”现在却只记着别人的短处，而忘记了他的长处，还想在天下求得贤才，这是难上加难。
这些论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即使是很珍贵的璧玉、夜明珠，都不是没有瑕疵斑点的。如果我们对人求全责备，还想求得贤才，那就太难了。
第三，能不当官，任非其才。
《典语》还讲，要“料才核能”地去任用人才。“夫料才核能，治世之要也”。“料”就是要评估、估量。估量人才的才能，考核他的能力，这是治理国家的要务。凡是人的才能、他的用处，都是有一定的范围的，能力也有偏通之处，并非每个人都是圣人，有谁能够兼通百行百业、明白各种道理呢？所以明智的君主，都是衡量人的才能来给予任用。
在历史上，舜任命百官的时候，也是根据每个人才能的不同，给予不同的位置。比如说，任命皋陶来断狱，任命契为司徒掌管“五伦”的教化，任命禹来治水。因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特长，所以谁擅长什么，就让他去干什么，舜自己才能垂拱而治。
汉朝表彰功臣的时候，萧何、张良、韩信被称为“三杰”，根据他们的功劳，而给予不同的封号。张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很善于谋划，很善于用兵，运筹帷幄；萧何“振国家，服百姓”，最擅长治理国家、治理百姓；韩信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他擅长率军打仗，是一个很好的带队将军。他们的才能不同，因此给予不同的封号。更何况不是像他们这样的杰出人物呢？怎么可以对他们求全责备呢？
造父是善于驾车的人；师旷天生就是盲人，但是他的听力特别好，他辨音的能力特别强，所以“师旷知音”。这都是古代神奇的人。假使让他们彼此交换所从事的职业和技艺，即使他们都竭尽全力，但还是不能胜任。因为人的才能是有偏通的、有专长的，如果你使用的是合适的人才，这个人能担当其职位，那么国家一定会得到好的治理。这就告诉我们，来到我们团队之中的人，都是有所擅长的人。有的人擅长治理事情、做具体的事，有的人善于出谋划策，有的人喜欢文字工作，有的人擅长讲课，有的人擅长人际交往。他们的才能是不一样的，根据他们所擅长的不同，分配不同的任务，才能够各尽其才、才堪其任。
有的君主用了这些士人，还是不能够把国家治理好，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虽然任用了他，但是他的才能没有充分发挥，也没有根据他的能力给他一个适合的位置，因此很难获得功效，国家也得不到治理。
“马无辇重之任，牛无千里之迹，违其本性，责其效事，岂可得哉？”马没有像牛一样去负辇耕地的任务，牛也没有奔跑千里的能力。如果违背本性去任用它，还希望能够有功效，这怎么可能得到呢？任用人才也是一样的。
“使韩信下帷，仲舒当戎，于公驰说，陆贾听讼，必无曩时之勋，而显今日之名也。”假使让韩信对军队和战争的规划运筹帷幄，使董仲舒去率军打仗，使于公（善于断狱）到处去游说、当外交官，让陆贾（善于游说）判断案子，结果一定获得不了他们以前所获得的功勋，也就没有今日的显名。因为韩信善于打仗，却不善于筹谋；董仲舒擅长通古博今，却手无缚鸡之力；于公刚正不阿却不善辞令；陆贾善于辞令，但缺乏断案的魄力、决心：如果将他们安插错位，结果自然不尽如人意。
这个道理也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现在有些大学毕业生，毕业之后找工作，才非所用，他所从事的工作和他所学习的专业无法匹配，所以大学这四年的工夫都白费了。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各有所长，不可能尽善尽美，如果以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衡量人才，就很难选拔出真正的人才，有一些奇才会因为一个统一的标准被遗漏。我们衡量人才、选拔人才，应该根据他们的不同才能，设定不同的标准，给予不同的职位。这样，真正的人才才会各得其所。
第四，德不当位，功不当禄。
《管子》记载：“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君主所要审慎考虑的有三个方面，第一是臣子的德行和位置不相匹配，第二是臣子的功绩和他所享受的俸禄不相匹配，第三是臣子的能力和他的官位不相匹配。这三者是治乱的根本。
《傅子》记载：“不修行崇德，则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禄，不获此赏，此先王立教之大体也。”如果没有很高的德行，就不会获得这个名声，不能居于这个官位，不能够获得这个俸禄，也不能够获得这个封赏，这是先王立教的根本。
《袁子正书》讲，“今之为法曰：选举之官，不得见人，曰以绝奸私也。”现在的法律规定，选举人才的官员不能够去见当事人，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徇私舞弊。对这个观点，《袁子正书》并不认同。“夫处深宫之中，而选天下之人，以为明，奚从而知之，夫交接，人之道，不可绝也。”因为选官者处在深宫之内，还要选天下的人才，而且要选得适合，不能够选“非其才”，那你怎么能够知道这个人是贤明的人才呢？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正常人都应该要这样做的，是不能够断绝的。“故圣人求所以治交，而不求绝交人。”圣人治理国家，不是断绝人们的交往，而是追求怎么样使这个交往合情、合理、合法。“先王之用人不然，不论贵贱，不禁交游。”先王任用人才，不分贫富贵贱，也不禁止人们正常交往。他的原则是“以德底爵，以能底官，以功底禄”，以他的德行给予爵位，以他的能力给予官位，以他的功劳给予相应的俸禄。只要坚持了这一原则，再加上“具赏罚以待其归”，那么便无人敢背离正道。这是告诉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古人这个论述其实非常有道理。比如，现在博士生考试，很多导师为了表明自己很公正，在面试之前拒绝与考生见面，以示自己公正无私。但实际上，真正认识一个人才是很难的，没有和他交往，没有和他交谈，怎么知道这个人的德行如何、喜好如何、有哪一方面的才能呢？因此你可以尽情地和这些人接触，和这些学生交流，只要坚持不因亲疏远近定官职，而以德才多少授官位，只要把这个原则把握住了，你所录取的人一定是德才兼备之人。
第五，偏听偏信，受人蒙蔽。
《政要论》指出：“为人君之务，在于决壅。决壅之务，在于进下。”君主的要务在于排除蒙蔽，排除蒙蔽的关键就在于使下面的言论能够传达到君主这里。能够使下面的言论传达到君主这里，最关键的则在于广泛地听取众人的意见。
若想真正广泛听取大众的建议，关键要做到贫富贵贱都一视同仁，使得做奴役的、做童仆的、放牧的、养马的都能够畅所欲言，并且他们的意见都能传达到君主那里。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君主所听到的、所看到的就很广博，就不会轻易受蒙蔽。
在历史上，有很多臣子为了蒙蔽君主，就观察君主的喜好，君主喜欢什么他就顺着君主的意思去说，进而蒙蔽控制君主。秦朝赵高就是蒙蔽君主的佞臣。他看到皇帝很喜欢恣意游乐、放纵自己的情欲，便趁机对皇帝说：“当皇帝的之所以尊贵，就是因为他能够为所欲为，就是因为人们感觉他像神明一样。只有得到人民的仰望，君主才能够被尊重。而神明是只能听说，不能露面的，所以不能让大臣总是见到皇帝，这样才能显示出皇帝的威严。”结果秦二世就信以为真，从此赵高专权。秦二世最后丧身亡国时才幡然醒悟，原来自己被赵高蒙蔽了。这个典故告诉我们，如果偏信一个人的言论，就容易被人蒙蔽，而听不到下面的意见。
第六，妒贤畏能。
《荀子》说：明智的君主喜欢和大家共同商议事情，而昏庸的君主独断专行。明智的君主尚贤使能，进而使国家得到治理，人民安居乐业。而昏庸的君主妒忌贤德的人，畏惧有能力的人，于是就毁灭他们的功绩，致使国败家亡。这表明，妒贤嫉能的人做不了大事，而且还会把已有的功绩丧失掉。明智的君主对臣子用之不疑，而且认为臣子的贡献就是自己的贡献，臣子的能力就是自己的能力，这样才能具备最高的智慧，进行最好的治理。
《吕氏春秋》记载，卫灵公在天气寒冷的时候，要开挖一个深池。他的臣子宛春就进谏说：“天气这样寒冷还征发徭役，恐怕会伤害到百姓。”卫灵公就说：“天气很寒冷吗？”宛春说：“您穿着狐皮大衣，坐着熊皮垫子，所以您不觉得寒冷。但是百姓，他们的衣服破了得不到修补，他们的鞋子有了缺口也得不到编织。您自己感觉不到寒冷，但是百姓却能感到寒冷。”
卫灵公说：“你说得太好了。”就下令不再征发徭役。这时左右的人便挑拨说：“君主您开挖深池，不知道天气寒冷，但是宛春知道。由于宛春劝谏，您就下令不再做这件事。恐怕现在福德会归到宛春的身上，而怨气都会归到君主您的身上。”不过卫灵公非常明智，听到这样的离间之言并没有采用。他说：“你说得不对。宛春不过是鲁国的一个匹夫而已，是我举荐他、任用他，百姓还没有看到他的能力，也没有看到他的德行。我现在让百姓通过这一件事，看到他的德行和能力，就如同让百姓看到我有善行是一样的，他的善不就是我的善吗？”
《吕氏春秋》评论说，卫灵公谈论宛春的这句话，可以说明他明白为君之道，这是明君应该具备的风范。而“人主之不通乎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之则不能，任贤者恶之，与不肖者议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那些不懂得君主之道的人，却不是像卫灵公这样做的。他们自己没有能力，又厌恶贤德的人，对贤德的人怀有妒心，并且与不肖的人评议忠良，这是功名之所以受到伤害、国家之所以危亡的重要原因。
这段论述告诉我们，只要君主知人善任，任用贤德，不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就可以使天下得到治理。不需要耗费资财，天下的贤士都能因各得其所而喜悦。人民因为贤德之士的言传身教，自然也受到良好的教化，彼此和睦相处。
第七，已树而择。
《说苑》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鲁国的阳虎获罪了，他跑到北面的晋国去见赵简子。见了赵简子他就说：“唉，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去培养人、举荐人了。”赵简子就问：“为什么呢？”阳虎就说：“朝堂上的大臣，我所培养的超过了一半；朝廷上的官吏，我所举荐的也超过了一半；边境的守卫、将士，我所举荐的也超过了一半。但是现在，朝堂上的大臣在君主面前排斥我，官吏用法令来危害我，边境的将士亲自用兵士来威胁我。所以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推荐人了。”
赵简子就说：“唯贤者为能复恩，不肖者不能。”只有贤德的人才能知恩图报，不贤德的人做不到这一点。他做了一个比喻：“夫树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树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他说，种植桃、李的人，夏天能够得到休息，秋天还能吃到桃、李的果实。但若培育的是蒺藜，夏天不能够在树荫下乘凉，秋天得到的也只是蒺藜的刺。“今子之所树者蒺藜也，非桃李也。”现在你所培养、举荐的人都是蒺藜之类的，而非桃李。
“自今已来，择人而树之，毋已树而择之也。”从此以后，不要再把这些不贤德的人举荐出来，一定要先选择好，然后再培养他，不要培养、重用过之后才发现当初所选非人。
以上七个方面，就是贤臣不能得到重用的原因。
七、任贤必治
如果能够任用贤德之士，领导自身会很安乐，名声自然跟随而来，事情少而功绩多，国家得到治理，自身也能够安逸。
广义上讲，“君主”不仅仅是指一国之君，也包含了一个企业、一个单位、一个团体的领导人。领导任用什么样的人，直接关系到自身的命运。
《蒋子万机论》讲道：“夫君王之治，必须贤佐，然后为泰。故君称元首，臣为股肱，譬之一体相须而行也。”君王治理国家，必须有贤德的人辅佐，才能达到国泰民安。因此，君主被称为头脑，臣子被称为四肢，就像身体一样，他们必须相互协调，才能治理好国家。因此，用什么样的人，关系到君主的正邪。
《体论》讲道：“是以为政者必慎择其左右，左右正则人主正矣。”当领导的人，一定要审慎地选择亲近的人。如果亲近的人正直，就没有人不正直。人主能够正直，国家就兴起正气。
《说苑》中记载了一个典故。齐桓公请教管仲，问治国最大的忧患是什么。管仲说，最担心的是“社鼠”。齐桓公不明白，管仲就说，“社”（指土地的神像），是把很多的木头捆绑在一起，然后在上面涂了泥做成的。因为神像中间一般是空的，老鼠就常以神像为托身之所。如果你用烟熏它，就怕烧了一整根木头也烧不死老鼠；用水灌它，又怕把神像上面的泥给毁坏。不能杀死老鼠，是土地神像的缘故。齐国也有“社鼠”，就是君主身边的人。君主身边的人如果不正，就会蒙蔽善恶，让君主无法了解实情。君主身边的人仰仗君主的庇护，就会在百姓中夸耀自己的权势而鱼肉乡里。不诛杀他们，会给国家带来混乱；诛杀他们，他又是人主所庇护的人，很难把他诛杀掉，因此这些人正是国家的“社鼠”。所以，治理国家，最担心的是君主身边的人不正。
《尸子》讲道：“夫用贤，身乐而名附，事少而功多，国治而能逸。”如果能够任用贤德之士，那么自身会很安乐，名声自然跟随而来，事情少而功绩多，国家得到治理，自身也能够安逸。
《说苑》记载，孔子的弟子宓子贱在治理单父时，弹着琴，未离开公堂一步，单父就得到了治理。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巫马期也治理单父，他披星戴月，事必躬亲，忙碌得不能安居，不过单父也得到了治理。巫马期就问，为什么宓子贱弹着琴，很安逸地就把单父治理好了呢？宓子贱回答，我的做法是“任人”，任用贤人，而你的做法是“任力”，靠的是出力。“任力者固劳，任人者固逸也。”出力的人，他肯定会劳苦奔波。任用贤德的人，他自身就会很安逸，而国家也能够治理好。
任用贤德的人，具体的做法是把天下最贤德的人举荐出来，任为三公；把国家中最贤德的人举荐出来，任为九卿；把一县之中最贤德的人举荐出来，任为二十七大夫；把一乡之中最贤德的人举荐出来，任用为八十一元士。都是以他们才能的高低，给予适当的官职，让他们做合适的事。道德教化由天子达至百姓，以位重的人来制约位轻的人。
《昌言》里有段话说得很好：“王者所官者，非亲属则宠幸也；所爱者，非美色则巧佞也。以同异为善恶，以喜怒为赏罚。取乎丽女，怠乎万机，黎民冤枉类残贼。虽五方之兆，不失四时之礼，断狱之政，不违冬日之期，蓍龟积于庙门之中，牺牲群丽碑之间，冯相坐台上而不下，祝史伏坛旁而不去，犹无益于败亡也。”
这段话是说，君主所任用的不是自己的亲属，就是自己宠幸的人；所爱的不是美女，就是谄媚巴结的人。以和自己的观点相同与否作为评判好人坏人的标准，根据自己的喜怒来行赏行罚。喜欢美女就忽视了朝政，不理国家大事，黎民被冤枉、被残害。虽然对待各方祭祀非常恭敬，毫不违背四时之礼；审判案件，都是在冬日的时候来行刑。用于占卜的蓍草和龟甲，堆积于庙门之中；用以祭祀的纯色的牲畜，都成群成队地被系在竖石之上。占星的人，坐在占星台上不下来，祝史跪在祭坛旁不离去。纵然做到了所有这些，也无益于挽救他的败亡。
这就告诉我们，要从根本上寻找国家治乱安危的原因。国家的治乱安危，并不在于你找人来算一卦，就可以避免不好的事情发生。即使算卦的人能够推断出灾祸，但想要避免，还是要靠积德行善。积德行善，就能使整个社会风气转好，从而人们都做有道德的事。当然还要上行下效，在上之人能够率先垂范，任用贤德的人，用自己的所作所为给百姓做表率，这一点尤其重要。
《说苑》说：“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君主要想平治天下，而且使自己名垂青史，必须要任用贤德的人，礼敬读书人、士大夫。所以《易经·益卦》说：“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身处上位，而能够以礼敬的态度对待在下位的人，他的前途一片光明。《易经·屯卦》又说：“以贵下贱，大得民。”虽然身处高位，但能够谦恭地尊敬地位卑微的人，一定能够大得民心。“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将怀远而致近也。”如果明智的君主能够布施恩德，而且以谦恭的态度对待地位卑微的人，就能够安抚远方的人，并且使近处的人亲附。
《汉书》讲道：“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这是总结历史发展得出的一个经验教训。《典语》讲道：“夫世之治乱，国之安危，非由他也。”社会治理的好坏、安危，不是由其他什么原因所导致的。“俊乂在官，则治道清；奸佞干政，则祸乱作。”如果君主喜欢有才华、有德行的人，且贤能的人在领导的位置上，国家政治就会清明。如果君主喜欢逢迎巴结的人，且邪恶之人干预朝政，则祸乱就不可避免。
《墨子》提到一般人对于治理国家、任贤使能并不重视，有个很形象的比喻：“现在的王公贵族都想使他的国家富裕、人民增多，希望法令都能够合理有序运转，但却不懂得尚贤使能。从这里可以看出：士君子只明于小术，而不明于大道。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的王公贵族，有一只牛羊不能杀，他一定会找个好的屠夫来屠宰；如果有衣服不能裁制，他一定会找好的裁缝来缝制；如果有一匹病马不能医治，他一定会找好的兽医来医治；如果有张破弓不能张开，他一定会找好的工匠来修补。虽然身边有骨肉至亲、无缘无故富贵起来的、相貌俊美的人，但知道他们根本没有这个技能，所以一定不会让他们去做这些事，唯恐他们败坏了自己的财物。王公贵族对于这些事还算知道尚贤使能，但是对于治理国家，却不知道任用贤能。真正治理国家政务时，王公贵族就不假思索地举荐、任用他的骨肉至亲、无缘无故富贵起来的、面貌姣好的人。由此可见，这些王公贵族亲爱他的国家还不如亲爱他的坏弓、病马、衣服和牛羊之类的财物。所以说，天下的士大夫、君子都是明于小术，而不明于大道的。”
这个比喻形象恰当，说明我们对于一般的财物都知道去爱护，但对于治理天下却不是如此，都是任用自己的亲人、徒有其表的人和富贵的人。
《说苑》也说，没有恒常安定的国家，也没有恒常得以治理的百姓。如果得到贤德的人，国家就会安昌；如果失去贤德的人，国家就会危亡，从古至今无不如此。
《新序》中记载着魏文侯的一个故事。魏文侯非常重视贤才，每次路过段干木居住的巷子口时，一定会站起身来，扶着车前的横木向他致敬。仆人不解，就问他原因。魏文侯说：“这不是段干木居住的巷子吗？段干木是一个贤德的人，我怎敢不对他伏轼致敬呢？段干木是因为有德行而荣光，我不过是因为土地广阔而荣光。段干木富有的是道义，而我富有的不过是财富。土地不如德行，财富不如道义，我理应重用这个人。”所以他就给了段干木百万的薪禄，而且经常向他请教治国的道理。
魏国的人知道后，都非常欢喜。没过多久，秦国想兴兵攻打魏国。司马唐且听到此事后，就劝谏秦国的君主说，段干木是个贤德之士，而魏文侯对他礼遇有加，天下人没有不知道这件事的，这时还不该去攻打魏国。秦君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就按兵不动，不去攻打魏国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能够重用贤德的人，让天下人都为之叹服，不敢轻易对他有所企图。《孟子》中提到：一个人一定是先侮辱了自己，然后才被别人侮辱；一个家庭一定是先自己毁灭了自己，才让别人看到这个家庭有机可乘；一个国家一定是自己内部先起了纷乱，别的国家看到这个国家不团结，才会打它的主意。所以，一个国家如果内部团结一致，任用贤德的人，使上下都有公心，不自私自利，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别的国家也不敢对它别有企图。
《潜夫论》也说：国家为什么会乱？怎么能够判断出国家将要混乱呢？关键是看这个国家是否重视贤德的人。不重视贤德的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君喜欢财货。
《六韬》里说，如果在上位的国君喜欢财货，群臣就都喜欢获得利益。贤德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自私自利，欲望对他没有诱惑。贤德的人一旦不被国君重用，就会隐居起来。这个国家因为没有兴起好的教导——伦理道德的教育，于是人的自私自利的心都生起来，国家的祸乱也就到来了。
《新序》中还记载着一个典故。秦国要去讨伐楚国，先派使者去看一看楚国有什么宝器。楚王听到后，就把令尹子西召过来，问他：“秦国要观一观我们国家的宝器，我们国家的和氏璧、隋侯珠是不是可以拿出来给他们看呢？”令尹子西回答说：“我不知道。”楚王又召昭奚恤，询问他这件事。昭奚恤答道：“秦国是想看一看我国政治的得失，另有企图。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宝器在于贤德的臣子，像珍珠玉器这些玩好之物，算不上国家最宝贵的东西。”楚王听他回答得很有道理，就派昭奚恤来应对这件事。昭奚恤就在东面设立一个高台，在南面建了四个高台，在西面建一个高台。等秦国的使者来时，昭奚恤对他说：“您是我们国家的客人，请到东面的上位就座。”令尹子西坐在南面的高台上，然后太宗子敖、叶公子高、司马子反依次坐在南面。
昭奚恤自己就坐在西面的高台上，对秦国的使者说：“您想看一看我们国家的宝器，楚国的宝器是贤德的臣子。能够治理百姓，充实仓库，使百姓各得其所，有令尹子西在这里。手里拿着珪璧出使诸侯，能够化解彼此之间的仇怨，结交两国之间的友谊，使双方没有战争的忧患，有太宗子敖在这里。能够保卫国土、谨守边疆、不侵犯邻国，邻国也不能够侵犯我们国家，有叶公子高在这里。治理军队，整修军器装备抵御强敌，手里拿着战鼓激励百万民众，他所任用的人都可以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有司马子反在这里。缅怀先王霸业所成就的功绩，能够吸取治理动乱的经验，有我昭奚恤在这里。请您尽情地观看吧。”
秦国的使者听后，惊讶得无言以对，回去就向秦君禀告说，楚国有很多贤德的臣子，这时出兵打它，还不是时候。因此，秦国就没有去征伐楚国。
可见，历史上贤明的君主都是以贤臣为宝，而不是以珍珠宝玉为宝，因此国家才得以安定。
如果在位的人喜欢珍珠宝玉这些财富，结果会怎么样呢？《孟子》讲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从上面的领导者到下面的老百姓，都去争相获取利益，这个国家就处于危险之中。
《盐铁论》中对这件事也做了评论：“隋和，世之名宝也，而不能安危存亡。”隋侯珠与和氏璧，虽然是世间名贵的宝物，但是它们有什么用呢？并不能使危亡的国家得以安存。所以，“喻德示威，唯贤臣良相，不在戎马珍怪也。”你要彰显自己的威德，只有靠贤臣良相，而不是这些珍禽、异兽、珠宝等。因此，圣王以贤为宝，而不以珠玉为宝，这才是明智的选择。
《后汉书》讲道：“务进仁贤，以任时政，不过数人，则风俗自化矣。”一定要进用贤德的人，让他们来处理朝政。如果是真正贤德的人在位，不过几个人，社会人心就会得到感化，民风习俗也会由恶变善。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有道德学问的皇帝把儒、释、道三家的大德选为国师，自己跟着国师学习，对国师礼遇有加。因为儒、释、道的大德们都能够身体力行，而皇帝又对他们如此恭敬，“上行则下效”，整个社会就兴起了追求道德、爱好仁义的风尚。因此，如果我们能够选拔那些德才兼备、对传统美德有认知的人，每天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方电视台等宣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相信不过两三年，社会就会更加和谐。
《文子》指出了国家不任用贤德之人的原因。“上多欲即下多诈，上烦扰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争。不治其本，而救之于末，无以异于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因此，领导者之所以不能任用贤德的人，没有兴起教化，原因是他自己的欲望太多。自己欲望太多，就不愿意听圣贤教诲，因为听后他也做不到。他知道民众学后，就能分辨是非善恶，即使是民主选举，也不投自己的票，所以他不任用贤德的人，唯恐民众明了一切。
《文子》说，“社会上层的人欲望很多，底层百姓就会兴起欺诈之风；上面的法令繁多而缺条理，下面的百姓就不安定；上面的人有很多贪求，下面的人就会交相争夺利益。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只在枝叶上解决问题，就如同想止住水却开凿河渠、想要救火却往火里放木柴一样。”这告诉我们，要想任用贤德的人，必须有圣王出现。
《文子》记载：“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人经，非誉以导之，亲贤而进之，贱不肖而退之，刑措而不用，礼义修而任贤德也。”圣明的君主在世，他会把他喜好的和厌恶的明确地宣告天下，让人们有正确的行为规范，通过非议、称誉来引导舆论，通过亲近任用贤德之人、鄙视并罢退不肖之徒来治理国家。刑罚虽已颁布，但却能放置不用。这是礼义道德得到推行，而贤德之人得到重用的缘故。“朝无贤人，犹鸿鹄之无羽翼，虽有千里之望，犹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你的朝中没有贤德的人，就像鸿鹄没有翅膀一样，虽然想翱翔千里，但最终也不能够达到。想横渡江海，就要依托于舟船；想走远路，就要依托于马车；想称霸天下，兴起王业，就必须依托于贤德的人。“非其人而欲有功，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如果你所任用的不是合宜的人，而想成就功业，就如同在夏至当天还期望夜晚更长一样、向天射箭以求能射到鱼一样，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事对于虞舜、大禹这样的人都是很困难的，他们都会陷于困境，更何况是一般的君主！这就是说，要成就霸业的话，必须依托贤明的人。
《晏子》中记载了一个关于齐景公的故事。齐景公有一次问晏子：“我的先君齐桓公，曾经率领兵车三百辆，九次会盟诸侯，统一天下。现在我率领的兵车有一千辆，可以赶上齐桓公的业绩、在他之后一统天下吗？”晏子回答：“齐桓公率领兵车三百乘，九次会盟诸侯，一统天下，是因为他左有鲍叔牙、右有管仲的辅佐。而现在您左右全是娼优，谄媚、邪恶的人在前，阿谀奉承的人在后，又怎么可能赶上齐桓公而成就霸业呢？”
这就从侧面告诉齐景公，齐桓公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是因为他能够任用贤才、信任贤才。如果你也想称霸天下的话，不是效法他有多少兵力，而应该效法他有任用贤人的智慧和度量。
尚贤使能关系到国家的成败。古代任才都是以德行、才能高低为取舍，而不是任人唯亲，或徇私枉法。
八、贤主贵士
评价一个人是不是贤明，要看他是不是嫉贤妒能，能不能推荐德才兼备的人。
用人特别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孔子家语》说：“故弓调而后求劲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必悫而后求智能焉。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迩也。”弓必须调好之后，才能使它成为强劲的弓；马必须驯服之后，才能成为良马；士必须谨慎、诚实，才能让他再求智能。如果士没有诚敬之心，而多才多艺、能力很强，就像豺狼一样不可亲近。
《说苑》记载，周成王将要行成人礼，即行冠礼，周公让祝雍做一些祝词，并要求简明扼要。祝雍就说：“使王近于仁，远于佞，啬于时，惠于财，任贤使能。”意思是，希望大王能够亲近仁德的人，远离奸佞的人，珍惜时间，惠施财物，任用贤德的人和有能力的人。这里就提出“任贤使能”这个用人的标准。
那么，具体来说，应该任用什么样的人呢？
第一，任用孝廉之人。
自古以来，中国就把“孝廉”作为人才选拔的根本标准。
《孝经》说：“一个人不爱他的父母，而能够爱其他的人，这是和德行的本质相背离的；一个人不尊敬他的父母，而尊敬其他的人，这是和礼的本质相背离的。”
试想一下，一个人出门在外很久了，都不愿意回家看望自己的父母，这样的人，连父母的养育之恩都不能记在心上而想着去报答，他能够对领导忠心吗？如果他对领导很忠心、很听话，那也是因为有利可图。
“廉”，首先意味着不贪。一个人如果欲望过重，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就会去做一些违法乱纪、以权谋私的事。
“廉”，除了不贪，还有廉正的意思。《潜夫论》有这样一句话：“夫贤者之为人臣，不损君以奉佞，不阿众以取容，不堕公以听私，不挠法以吐刚。其明能照奸，而义不比党。”贤德的人作为臣子，他不会一味地谄媚巴结君主来损害君主的威德，不会阿谀奉承众人而苟且容身，不会败坏公家的利益来任意处事，也不会歪曲法律而畏惧权贵。他的贤明能够明察奸邪，他的道义使他不结党营私。这才是廉正的臣子。
《后汉书》记载着一个关于祭遵的故事。祭遵是颍川人，曾经跟着光武帝出征黄河以北，并被任命为军市令。在光武帝的家族中，有个小儿犯了法，祭遵就按照法律，严格地把他处死了。光武帝听了这件事，非常生气，想命令人把祭遵收监。当时任主簿的陈副就进谏说：“您常常想让军纪严明，现在祭遵奉法不避权贵，就是想让军令严明，使法令得到实施。”光武帝听这话有道理，于是就赦免了祭遵，并且任命他为刺奸将军。光武帝还经常告诫将领：“应该小心祭遵，我们家族中的一个小儿犯了法尚且被他杀掉，那他也一定不会对你们这些将领有所偏向。”光武帝平定了黄河以北之后，又拜祭遵为征虏将军。
由此可见，贤明的君主用人，都是用那些严格执法、不徇私枉法的人。光武帝任用祭遵，给他很高的待遇，祭遵也严格要求自己，所受到的赏赐都分给手下的人，确实做得非常好。他过世的时候，光武帝亲自去送他，看到他曾经坐过的车马，痛哭流涕。他过世很久之后，光武帝还经常对群臣说：“怎样能够找到像祭遵这样忠于职守、奉公守法的臣子呢？”光武帝也很了不起，因为他能够任用廉洁奉公的人。
第二，任用德化百姓之人。
《吕氏春秋》说，忠臣孝子是当君主、做父母的人都特别想得到的，荣华富贵也是做人臣、做人子的所希望的。但是君主得不到忠臣，父母得不到孝子，臣子、儿女也不能够得到自己的富贵显荣。这都是因为不懂得礼义所导致的，而不知道礼义是因为不学圣贤教诲所导致的。所以古代的圣王，没有人不尊师重道。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人不尊师，无从了解大道，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及世俗的观念，那很可能会走冤枉路。
《荀子》记载：“非我而当者，吾师也。”能够批评我，且批评得很恰当，这样的人就是我的老师。“是我而当者，吾友也。”他表扬我，但表扬得恰当，这是我的朋友。“谄谀我者，吾贼也。”我本没有真才实德，没有能力，而他为了让我高兴，谄媚我、奉承我，这样的人是我的敌人。所以我们要区分清楚，我们身边的人是师、是友，还是邪佞之人。
中国历史上，任用大臣都是任德不任力，首先看他的德行。晋文公在逃亡的时候，陶叔狐跟从他。晋文公回国之后，他三次封赏，都没封陶叔狐。陶叔狐就去见咎犯，说：“我跟从君主逃亡已经十三年了，面色都变黑了，手足都长了老茧，可是现在君主回国，三次行赏都没有轮到我。是君主把我忘了呢，还是我有什么大的过失呢？”结果咎犯就把这句话告诉了晋文公。
晋文公说：“我怎么会忘了这个人呢？能够用道使我精神专注，用义来说服我，使我的名声得以显扬，使我成为德才兼备的君主的人，我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受到最高的奖赏；以礼来规范我，以义来劝谏我，使我不能够成为为非作歹的人，我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受次一级的封赏；那些勇猛强壮的勇士，有难在前，他就冲锋在前，有难在后，他就断后，让我免于危难，我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受到第三等的赏赐。陶叔狐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道理吗？能够为人效死的人，不如保存这个人的生命；和人逃亡的人，不如保存这个人的国家。三次行赏之后，就应该轮到有劳苦功绩的人了，而有劳苦功绩的人，陶叔狐应该是第一位，我怎么敢把他忘了呢？”
后来周朝的内史听到了这句话，就说：“晋文公要称霸了吧。”因为古代的圣王都是“先德后力”，优先重视的是德行，而不是劳力。晋文公可以称得上做到这一点了。
这就告诉我们，能够以德行教化百姓、言传身教的人，应该受到国家最高的重视，因为他可以使你的国家兴盛，而不至于有覆亡的危险。
第三，任用犯颜直谏之人。
这一点古书上讲得特别多，内容也非常丰富。
《韩诗外传》记载，晋平公到河里去游玩，很快乐，他就说：“怎么样能得到贤士共享这种快乐呢？”划船的人就跪下来对他说：“我们的君主不喜欢贤士罢了。珍珠产生于大江大海，玉器出于昆仑山，它们没有长脚，但是来到了我们的国家，原因是君主您喜欢它。现在有贤士，贤士长着脚，但是没有来到我们的国家，是因为您没有真正喜好贤士的意愿。怎么能担心没有贤士呢？”晋平公说：“我的食客，门左有一千人，门右有一千人。早晨的食物不够吃，就派人晚上去征收赋税；晚上的食物不够吃，就早晨派人到市场上征收租税。怎么还说我不喜欢贤士呢？”
划船的人就说：“鸿鹄一振翅就能飞翔千里，所依靠的是它翅膀上的六条强劲有力的茎羽，而背上的粗毛、腹下的细毛，增加一把不会让它飞得更高，减损一把也不会让它飞得更低，您现在的食客不过是背上的粗毛、腹下的细毛罢了。”意思是说，真正有用的、贤德的人少之又少。《诗经》说，谋划的人太多，事业就不能成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一个团体也好，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并不是人越多就越好，真正有贤德的、有能力的人是最重要的。
《新序》记载，晋平公向叔向请教国家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叔向回答说：“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大臣为了保存自己的禄位不敢犯颜直谏，身边的近臣因为怕犯罪不敢直言向君主禀报，结果下情不上达，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大臣重禄不进谏，是因为君主没有雅量，不愿意听人家的劝谏。所以这些大臣也会投其所好，说他喜欢听的话。古代圣明的君主，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会引导属下去犯颜直谏。
《吕氏春秋》记载，赵简子把他的一个叫栾徼的臣子沉到河里去了。他说：“我曾经喜欢音乐、美色，栾徼就把这些呈现在我面前；我曾经喜欢宫室楼台，栾徼就为我建设好；我曾经喜欢良马和善御者，栾徼也给我送来了。而我现在喜欢贤士已经六年了，但是栾徼却没有给我进谏一个贤人。这是在助长我的过失，而减损我的美德。”
能够以道理来督察责罚他的臣子，这样的君主就可以和他们共同做善事，而不可以和他们做错事；就可以和他们一起做正直的事，而不可以跟他们一起做邪妄的事。赵简子这件事，表明了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引导臣子去做正当的事。这就是“以理督责于其臣”。
《吕氏春秋》说：“贤主所贵莫如士。所以贵士，直言也。”贤明的君主最重视的无过于士，之所以贵士，就是因为他们能够犯颜直谏。如果他们说的话非常直接，那么君主就能够看到自己邪曲不正的地方。然而君主的通病，就是他既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却又厌恶直言。这就如同把水的源头阻塞了却想得到水一样。如果我们想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过失，那就要任用那些可以犯颜直谏的人。
《吕氏春秋》里还记载着这样一个典故。楚文王得到了“茹黄狗，宛路箭”，这都是非常有名的狗和箭。他到云梦去田猎，三个月都不回来。他从丹地得到一个美女后，每天和这个美女在一起，一年都没有去听朝，不务朝政。后来，他的太保申就说：“先王曾经卜卦，认为我作为太保是很吉祥的，现在您的罪理应受鞭刑。”
楚文王就说：“能不能变换一个方法，不要用鞭刑责罚我呢？”太保申就说：“我承继的是先王的法令，不敢废除。如果您不受这个鞭刑，我就等于是废弃了先王的法令。我宁愿获罪于您，也不愿意获罪于先王。”楚文王听了之后，就说：“好吧。”于是，太保申把席子拉过来，让楚文王趴在上面，把五十根细细的荆条绑在一起，跪着把它放在了楚文王的背上。如此做了两次，说：“大王您可以起来了。”楚文王就说：“既然有鞭笞的名义，你就不如痛快淋漓地、名副其实地打我一顿好了。”
太保申就说：“我听说，对于君子，能让他感到羞耻就可以了；对于小人，才要让他感到疼痛。如果让他感到羞耻，他都不改变自己的行为，那让他感到疼痛又有什么帮助呢？”太保申说完之后，就站起身走出去，请求楚文王把他处死。楚文王就说：“这是我的过失，太保您有什么过失呢？”楚文王被这个太保的忠诚所感动，后来他就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把太保申重新召回来，杀了茹黄狗，折了宛路箭，把丹地的美女也放回去了，并且开始一心一意地治理楚国，最后他兼并了三十九个国家，使楚国的地盘非常广大。
楚文王后来能够有这样的功业，都是太保申犯颜直谏的功劳。
《昌言》里说，人主有五种情况不可以劝谏：第一是废除皇后、废除太子，第二是对自己的情欲很放纵、不节制，第三是专宠一个人，第四是宠幸那些阿谀奉承的人，第五是骄贵外戚。有这五种情况之一，都不能够犯颜直谏。言外之意，如果臣子犯颜直谏，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但是太保申，虽然看到楚文王不节制情欲，而且宠爱一个人，仍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劝谏君主，可以说是忠义之士。
《易经》说：“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大王的臣子都忠厚老实、犯颜直谏，这不是为了自身。人臣之所以能够忠厚老实、犯颜直谏，去进谏他的君主，不是为了自身的安危，而是想匡正君主的过失。如果君主有过失，这就是危亡的征兆。见到君主有过失而不去劝谏，就是轻视君主陷于危亡的境地。轻视君主陷于危亡，忠臣是不忍心这样做的。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周围有敢于犯颜直谏的部下，冒着大不韪的、大不敬的后果，还能够劝谏你，这个人就是最忠心的人。
第四，任用不嫉贤妒能之人。
人为什么嫉贤妒能呢？是因为有私心，他想的不是让这个团体更团结、做得更好，而是怕别人能力超过自己，受到领导的重用，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这种人气量很小，成就也不会很大。中国有句古话：“观德于忍，观福于量。”看一个人有没有德行，就看他能不能忍，能不能忍辱；看这个人有没有福气，就看他有没有度量，因为量大福大。
《孔子家语》记载，子贡来向孔子请教，说：“现在的人臣，谁能被称为贤德的臣子呢？”孔子就回答说：“齐国有鲍叔牙，郑国有子皮，可以被称为贤者。”子贡就很好奇，他说：“齐国没有管仲，郑国没有子产吗？”因为管仲协助齐桓公治理齐国，子产做郑国的宰相，都是很有才能的人，把齐国和郑国治理得井井有条。
孔子回答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说是出力的人还是进贤的人贤德呢？”子贡回答说：“当然是举荐贤德之士的人才能够称为贤明。”孔子说：“对啊。我听说鲍叔牙能够让管仲显达，子皮能够让子产显达，而没有听说管仲和子产有让比自己贤德的人显达的。”
因此，评价一个人是不是贤明，要看他是不是嫉贤妒能，能不能推荐那些德才兼备的人。
《说苑》有一个典故，很发人深省，也是管仲所讲的。有一个卖酒的人，他的酒器非常干净，他的酒旗悬挂得也很高，但是他的酒搁酸了也卖不出去。他就问邻居是什么缘故。邻居就说：“因为你们家有一只猛狗，别人带着酒器想来买酒的时候，这只狗就迎上去咬人，这就是你的酒卖不出去的原因。”其实，国家也同样有“猛狗”，“猛狗”就是国家里有权势的人，那些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想来辅佐国君，但这些有权势的人却迎上来诋毁、陷害，这就是国家的“猛狗”。
这就告诉我们，贤能之人之所以没有被采用，也是因为国君身边所任用的人都是那些嫉贤妒能的人。他们就像“猛狗”一样，生怕贤德的人来到国君的身边取代自己的位置，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正是因为古人能够认识到贤德之人对国家的安危成败至关重要，所以在制度上就有这样的规定，即“进贤者必有赏，进不肖者必有罪”，而不敢推荐人才的人，被称为“无能之人”。一旦这样的制度实行，臣子都愿意推荐贤者。
第五，任用隐恶扬善之人。
《体论》说：“君子掩人之过以长善，小人毁人之善以为功。”君子都是把别人的过恶加以掩饰，来长养自己的厚道善良。而小人却是毁谤别人的善行善举，而且自以为有功，夸耀自己的功劳。所以古人观人，也要观这个人的言语，看他所说的话是经常称颂别人、夸奖别人，还是经常毁谤别人、挑剔别人。
《格言别录》上有这样一句话：“德盛者其心和平，见人皆可取，故口中所许可者多。”德行很高的人，心平气和，他见到每个人都有可取之处，都有比自己强的地方、值得学习的地方，所以他口里所赞叹的、肯定的人就很多。相反，“德薄者其心刻傲，见人皆可憎，故目中所鄙弃者众”。德行浅薄的人，他的心地是刻薄傲慢的，见到每一个人都有可厌恶的地方、不如自己的地方、可挑剔的地方，所以他眼中瞧不起的人就很多。所以我们通过看一个人是经常毁谤别人、挑剔别人，还是经常赞叹别人、称扬别人，就可知道这个人的善恶。
做领导的人应该都知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一个有德行的人，他念念不忘的是整个集体能够团结一致，能够把事情办好，所以他不会到领导面前说别人的坏话。当然，在开会的时候，要指出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应该畅所欲言，能够把这个问题摆在桌面上。开会之后，就不要在私下里说三道四，否则就有失厚道。
这就是我们看人、用人的基本原则：第一，任用孝廉之人；第二，任用德化百姓之人；第三，任用犯颜直谏之人；第四，任用不嫉贤妒能之人；第五，任用隐恶扬善之人。这就是领导用人时要坚持的五个基本原则。
九、礼贤下士
做君主的侮辱他的臣子，有智慧的人就不会为他出谋划策，能言善辩的人就不会为他出使其他国家，勇敢善战的人也不会为他去作战。
人才对于治理国家、管理企业至关重要，但现在却常常听到有人感叹：当今社会得不到好的人才啊！其实不然。
《傅子》说道：“夫圣人者，不世而出者也。贤能之士，何世无之？”圣人确实不是世世代代都有的，但是贤德之士、有能力的人，哪一个时代没有呢？既然有，为什么我们却得不到呢？《傅子》也有明确的论述：虞舜、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圣人，他们想实行王道，贤臣就会出现来辅佐他们；齐桓公想称霸天下，管仲这样的臣子就出现了；秦孝公想富国强兵，商鞅这样的法家人物就来辅助他了。所以说，“欲王则王佐至，欲霸则霸臣出，欲富国强兵则富国强兵之人往。求无不得，唱无不和，是以天下之不乏贤也，顾求与不求耳，何忧天下之无人乎？”天下并不缺乏人才，只看我们求与不求罢了。
《说苑》有一个典故：齐宣王坐着，淳于髡在旁边侍坐。齐宣王说：“先生啊，谈论谈论我有什么喜好。”淳于髡说：“古代的君王所喜欢的有四种，而您只喜欢其中的三种。”齐宣王说：“你可以详细地说给我听一听吗？”淳于髡说：“古代的人喜欢骏马，您也喜欢骏马；古代的人喜欢美味，您也喜欢美味；古代的人喜欢美色，您也喜欢美色。但是，古代的人喜欢贤士，大王您唯独不喜欢贤士。”
齐宣王是怎么回答的呢？齐宣王说：“国家没有贤士。如果有贤士的话，那我也喜欢他们。”淳于髡说：“古代有骅骝、骐骥这样的骏马（骅骝、骐骥都是非常好的马，是马中的精品），现在没有这样的骏马了，您就从众多的马中去选取，可见大王喜好骏马；古代有豹胎、象胎这样的美味，现在没有这样的美味了，但是您也从众多的美味中去选取，可见您也是喜好美味；古代有毛嫱、西施这样的美女，现在没有毛嫱、西施了，但是您也从众多的美女中去选取，可见大王也喜好美色。如果大王一定要等待尧舜禹汤时代那样的贤士出现才喜欢他们，那么尧舜禹汤时代那样的贤士也就不喜欢大王您了。”齐宣王听完之后，就默默无语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天下其实并不缺少贤士，德才兼备的人很多，只是领导者没有用心去求取罢了。
《中论》中有这样一段阐述：“凡亡国之君，其朝未尝无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尝无先王之书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即使是末代的使国家灭亡的君主，他的朝廷中也不是没有可以使天下大治的臣子，他的府库中也不是没有圣贤的典籍。但还是免不了灭亡，原因就在于“其贤不用，其法不行也”，有了贤德的人也不被君主重用，他的治国方法、策略也不被君主推行。
于是，“苟书法而不行其事，爵贤而不用其道，则法无异于路说，而贤无异于木主也”。即使把这些治国的理念方法都书写下来，记在典籍之中，但是统治者将它束之高阁，不去学习，任命了贤臣而又不采用他的意见和策略，那么，这些治国的方法就同路边的闲话没有区别，贤德之人也就像木制的神主一样不起作用。
所以天下并不是缺少贤臣，事实是，即使有了贤臣，往往也得不到重用，甚至统治者根本没有想方设法求取贤才。由此可见，尊敬贤才是非常重要的。
《孔子家语》记载，鲁哀公问孔子：“当今的君主，您认为谁最贤明呢？”孔子说：“我没有碰到过贤明的君主，如果非要说有一个贤明的君主的话，那就是卫灵公吧。”鲁哀公就问了：“卫灵公是怎么做的呢？”
孔子说：“卫灵公有一个弟弟，叫公子渠牟，他的智慧、信义可以治千乘兵车的中等国家，卫灵公对他很喜爱，并且非常重用。”
“卫国有一个士人叫王林国，他若发现贤德的人，一定会举荐，如果贤德的人被罢黜了，他还要把自己的俸禄分给他，所以卫国就没有被埋没的读书人。卫灵公知道了此事，便对王林国非常尊敬。”
“卫国有一个士大夫叫庆足，每逢多事之秋，他一定会出来帮助治理国家，而国泰民安的时候，他便从官位上退下来，让与那些贤德的人。因此卫灵公对他非常尊敬，供为上宾。”
“卫国还有一个大夫叫史鳅，因为开始和卫灵公政见不和，便想离开卫国。结果卫灵公在郊外住了三日，反省自己，琴瑟不奏，一定要等史鳅回国之后，卫灵公方肯回朝，所以我认为卫灵公是一个贤德的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正贤德的君主，一定会任用贤德之士，并对他们非常尊敬。所以若想真正获取贤才，必须用礼敬、谦让的态度。
《孙卿子》指出：“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嫚贤者亡。古今一也。”尊敬圣贤的人，可以称王天下；以贤人为贵的，可以称霸天下；尊敬贤德的人，可以免于灭亡；怠慢、侮慢贤德的人，会终究走上灭亡的道路。这是古今通用的道理。
《韩子》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周文王曾经去讨伐崇国，到了黄凤旧城的时候，他的袜带开了。他左右看了一看，发现没有一个人可为他系袜带，周文王便自己把袜带系上了。姜太公看了之后就问：“君王您为什么自己系上这个袜带呢？”
周文王说：“我听说，上等的君主，和他相处的人都是他的老师；中等的君主，所交往的人都是他的朋友；而下等的君主，所交往的人都是他指使的人。我虽然不贤德，但是和我相处的人都是先君的旧臣，所以没有人可以被我指使帮助我系袜带。”正是因为周文王的谦敬礼让，才使得众臣心悦诚服，最终推翻了商纣的统治。
《吕氏春秋》也说：“贤主必自知士，故士尽力竭智，直言交争，而不辞其患。”贤明的君主，一定要自己去结交、知遇那些士人。若士人觉得你对他有知遇之恩，就会竭尽全力地回报你。如果你做错了事，他就敢犯颜直谏，不担心自己被处死。
春秋战国时，豫让在晋国做智瑶的家臣。智瑶被杀了，豫让费尽心机想要替他报仇。豫让的朋友问他：“以前你侍奉过范氏，也侍奉过中行氏，但是他们被诸侯灭亡之后，你并不想着去为他们报仇。现在智氏被人灭了，为什么你一定要为他报仇呢？”豫让说：“以前的范氏、中行氏，在我寒冷的时候不给我衣服穿，在我吃不饱饭的时候也不给我食物吃。他们是以一般士人的礼节来对待我，那我也以一般士人的回报来对待他们。但是到了智氏这儿就不一样了，我吃不饱饭他就给我食物，我穿不暖衣服他就给我衣服。在朝会的时候，他一定特别地尊敬我。他是以国士的待遇来礼遇我，所以我也要以国士的态度来对待他，因此一定要为他报仇。”
这个故事主要是告诉我们，即使像豫让这样被称为国家贤士的人，也要根据君主对他的态度来选择回报的方式。对于一般的人而言，就更是如此了。
所以贤明的君主，一定要自己去结交而且礼敬贤德之士，这样才会拥有真正的股肱之臣、国家良将。
关于这点，《说苑》也有记载。齐桓公为了称霸天下，想让管仲来帮他治理国家。管仲说：“身份低贱的人不能统治身份高贵的人。”齐桓公就拜他为上卿。国家还是没有得到治理，齐桓公就询问原因，管仲说：“贫穷的人不能指使富裕的人。”齐桓公听了之后，便把齐国市场上一年的租税都交给了管仲。但国家还是没有得到治理，齐桓公便又询问原因。管仲说：“关系疏远的人不能够控制、管理关系亲密的人。”齐桓公听了之后，便把管仲立为“仲父”，以侍奉父亲的礼节来礼敬管仲。齐国终于得到了治理，而且最终称霸天下。
孔子听闻这件事情之后，便评论：即使是管仲这样的贤德之才，不得到这三种权力，也不能够使他的君主南面称霸天下。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齐桓公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与他对待管仲的态度是息息相关的。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不仅齐桓公因礼敬管仲而称霸天下，魏文侯也是因礼贤下士而称霸诸侯的代表之一。《说苑》记载，魏文侯从中山国急奔安邑，田子方在军队后面，途中魏文侯的儿子——太子击遇到了田子方，便下车快步走上前去。结果田子方还是坐在那儿，像原来一样一动不动，并且对太子说：“你替我告诉君主，在朝歌等着我。”太子听了，脸上露出不悦的颜色，他对田子方说：“不知道是贫穷的人待人傲慢呢，还是富贵的人待人傲慢？”
田子方回答说：“当然是贫穷的人待人傲慢了，富贵的人怎么敢待人傲慢呢？如果是一个君主，待人傲慢就会导致亡国。如果大夫对人傲慢，便会丧失地位。如果贫穷的人傲慢，他也只是保持贫穷而已，对个人而言没有什么损失。”太子听后，赶上了魏文侯，将田子方与他的对话转告了魏文侯。
魏文侯感叹道：“如果不是你的缘故，我怎么能够听得到圣贤人的这一番话呢？因为我在仁德方面比不上子方，所以对他很礼敬，才和他成为朋友。自从我和子方成为朋友之后，君臣之间的关系越加亲密，百姓越加归附，从这里我取得了友爱贤士的功效。当我想攻打中山国的时候，因为我在作战、用兵方面比不上乐羊，所以我就对他非常礼敬，结果乐羊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把中山国打下来献给我，那时我便取得了和武士交友的功效。如今，我之所以不能够稍有进步，就是因为我没有遇到以智慧傲慢我的人。如果我能够得到以智慧傲慢我的人，我的功绩怎么能够比不上古时的圣贤呢？”
所以魏文侯能够称霸天下，就是因为他对仁人贤士非常礼遇。田子方对他的太子这样傲慢，魏文侯不仅没有指责，而且还教导太子用仁爱之心去结交有德有才之士，所以魏文侯称霸天下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田子方这样对待君上的方法，招致了其他人臣的批评。魏文侯有一个弟弟，叫季成，他对魏文侯说：“田子方虽然是一个贤德的人，但他并不是拥有国土的君主，而您经常对他以君主之礼相待。如果有比田子方更贤德的人出现，您又以什么样的礼遇来对待他呢？”
魏文侯回答说：“像田子方这样的人，不是你可以议论的。因为子方是有仁心的人，有仁心的人是国家的珍宝。有智慧的人理应被国家器重，知识广博通达的人应该被国家所尊崇。一个国家，拥有有仁心的人，群臣之间就不会相争；拥有有智慧的人，四邻的诸侯便不敢存窥视之心；拥有广博通达的人，人主的地位就越来越尊崇。所以像田子方这样的人，不是你所能够议论的。”
从这两个故事，就可以看到魏文侯的明智。他任用贤才，即使别人对他所任用的贤才有所微词，他也依然信任如故。这也是他最终成就霸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任用贤才方面，能和魏文侯相媲美的就是赵简子。《新序》记载着赵简子一个类似的故事。赵简子走上一条狭长又弯曲的山路，群臣都下车光着膀子帮他推车，只有虎会不帮忙，他自己扛着戟，还唱着歌，也不去推车。赵简子看了就非常不高兴，便说：“群臣都来帮助推车，而虎会你单单地扛着一个戟，还唱着歌，你身为人臣，侮辱了君主，该当何罪呢？”
虎会回答说：“作为人臣的侮辱了君主，那罪过是死而又死。”那赵简子就问了：“如何叫死而又死啊？”虎会说：“首先罪臣自己被处死，然后他的妻子儿女也受到牵连。这叫死而又死。君主您已经听到了臣子侮辱君主的下场，您想听一听做人君的侮辱臣子的结果吗？”赵简子说：“那是什么结果？”虎会说：“做君主的侮辱他的臣子，有智慧的人就不会为他出谋划策，能言善辩的人就不会为他出使其他国家，勇敢善战的人也不会为他去作战。有智慧的人不为他出谋划策，国家就危险了；能言善辩的人不为他出使其他国家，那就不能够和别的国家交好；勇敢的人不为他去作战，边境就会受到侵犯。”
赵简子听了，觉得非常有道理，就拜虎会为上客，对他非常敬重。所以古代的君主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成就，也绝非偶然，与他们对待贤德之士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说苑》记载着一个故事。田忌离开了齐国，奔往楚国。楚王就问他说：“齐国和楚国常常想互相吞并，您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田忌就回答说：“如果齐国任命申孺做将军，那楚国只要发五万的兵士，使上将军率领他们，就能够擒获敌军将领的首级而返。但是齐国如果使眄子做将军，楚国即便征发了所有的兵士，而且加上楚王您亲自做将军出征，也仅仅是免于不被擒获而已。”
结果，两军交战，开始的时候，齐国确实是派申孺做将军。楚国便征发了五万士兵，派上将军率领，果然就带着敌军将领的首级凯旋。之后，齐王换眄子做将军，结果楚国征发了所有的兵士，而且楚王亲自率领，最后确实是仅仅没有被敌军擒获而已。
楚王就问田忌：“先生您为什么很早就知道了这个结果呢？”田忌回答说：“申孺为人有这样一个特点，他侮慢、轻视贤德的人，又对不肖之人很轻贱。他这种态度，使得贤德的人和不肖之人都不愿意为他效力，因此得以灭亡。而眄子，他尊敬贤德的人，又爱那些不肖之人，所以贤德的人和不肖之人都会竭尽全力承担责任，因此楚王您大败而回。”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看一个将军能否打胜仗，只要考察他的德行就可以了。若他是贤德之士，对属下的态度毕恭毕敬，便会不战而胜。而如果将军好大喜功，刚愎自用，那么结果不言而喻。所以，“以礼敬人”在各个方面都特别重要。
《尸子》说：“下士者得贤，下敌者得友，下众者得誉。故度于往古，观于先王，非求贤务士，而能立功于天下，成名于后世者，未之尝有也。夫求士不遵其道，而能致士者，未之尝见也。”礼贤下士的人能够获得贤才，能够对敌人礼敬的人可以化敌为友，能够对众人礼敬的人可以获得众人的称誉。所以纵观历史的发展和古代圣王的治国经验，如果不依靠贤才，没有哪个先王可以立功于天下、成名于后世。而且君主若没有按照道来求取贤才的话，那么贤才也是招揽不到的。这说明，礼敬的态度非常重要。一个领导者对贤德之士有礼敬的态度，他才能够得到贤德之士的帮助，才能够成就事业。
这个道理在《说苑》也有说明。《说苑》记载，孔子对宓子贱说：“你治理单父，大家都非常高兴、满意。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宓子贱回答：“我对待百姓的父亲如同对待自己的父亲，对待百姓的儿子如同对待自己的儿子，体恤那些孤儿，而且百姓有丧事的时候，我都为他们感到哀痛。”
孔子说：“你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还不足够。”宓子贱便接着说：“我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的人有三个，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的人有五个，结交的朋友有十一个。”孔子听了之后说：“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的有三个，可以教导百姓孝了；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的有五个，可以教导百姓友悌了；结交的朋友有十一个，可以教导百姓好学了。但这也是中等的善事，中等的人会归附，还是不足够。”宓子贱听了之后便又说：“在百姓之中，比我贤德的人有五个，我对待他们非常恭敬，他们教导我治理国家、百姓的方法。”
孔子说：“想成就大事的人，秘诀就在于此了。以前尧舜都是非常谦恭地对待臣下，这样才招来贤德之士，帮助他们治理国家。所以能够举荐贤德的人，这才是百福的根本、神明的关键。可惜你治理的地方太小了，如果你所治理的地方大，你所取得的成就就可以与尧舜相继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若想真正使百姓归附，礼贤下士、尊敬贤才是至关重要的。
十、女子显坤德
一个真正有德行、有智慧的女人，就像大地一样安静、祥和，效法坤道的自然无为，使万物自然而然地生长演化。
如果大地不稳定，会发生地震，给生灵造成很大的伤害。一个女子不安静、脾气不好，会给家里带来不安定的成分。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出自《群书治要·周易》。
《周易》的乾、坤二卦，不仅仅指天地、阴阳、君臣，也指男女。乾卦为男，坤卦为女。在《易经·系辞》里就讲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子要效法乾道，女子要履行坤德。所以中国文化讲男道女德，这个道是道德的道。也就是男子要行天道，女子要显坤德。坤德是指大地的气势宽厚和顺，君子应该效法坤卦的精神，以深厚的德行容载天下万物。
那么，女子应该如何效法大地，学习大地这种宽厚的精神呢？
大地很厚重，所以才能够承载、接纳万物。也就是说，女子要有大地般深厚的德行，容载万物。具体而言，厚德载物这个“厚”，可以用十二个字概括：宽、容、忍、让、谦、卑、柔、顺、慈、良、贞、静，这是从坤卦学到的女德精神。
第一是宽。宽就是要心胸宽阔。也就是说，做女子的要有大地般开阔的心胸，不能斤斤计较，没完没了。一个人有宽厚之德，才能让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轻松自然，而不是战战兢兢，很紧张，有压力。因为一个人如果事事都挑剔、事事都计较，就会让周围的人感觉到很不轻松、很不自然。
第二是容。“地之秽者多生物。”在大地愈是污秽肮脏的地方，植物反而长得愈茂盛。大地的这种容，是一种平等的容纳，对于人可以容纳，对于动物、植物可以容纳，而且即使是毒蛇猛兽这样的动物，也都可以平等地容纳。所以我们要学习“容”，就是学习大地的平等精神。这个平等心很不容易。普通人对亲人、自己喜欢的人，那是怎么说都说不够，怎么相处也不会烦。但是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往往就不愿意说一句话，敬而远之。这都是平等心不够导致的。如果我们看这个喜欢，那个讨厌，这还是没有平等心的表现。
“容”除了表现为平等心之外，还要能够容人之过。我们知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既然每一个人在修学的过程中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过失，那我们就要能够容忍、理解、接纳，而不能够求全责备。当一个人犯过失的时候，你愈是能够容纳，就愈能引起别人的惭愧心，就愈能感化他。
第三是忍。这个忍，下边是一个心字，上面是一个刀刃的刃，这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心上放了一把刀，用刀割你的心的时候，你还能够心平气和，这才谈得上真正的忍。所以我们讲忍耐、忍辱，表现出来就是脾气好，从来不发脾气，待人一团和气，满面春风。
第四是让。让就是不居功。为什么一个人能够做到让，特别是让贤，就是因为他无我，他不自私，他心心念念在公利上，念念为国家、大众所着想。如果在一个团队中工作，也是念念为这个团队的发展、前途着想，他一定会把德才兼备的人推举出来，让贤于人。
第五是谦。谦卦的卦象是地山谦。平时高山都是在平地之上的，但是在谦卦之中，高山宁愿居于平地之下，所以称为地山谦。谦卦告诉我们，自己虽然有功、有才能，但是不居功自傲，还处处让着别人，不以才智盖人。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并不是说女子什么都不会，她可以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但她从不自以为自己很能干，自己再能干，也还是能够听从家人的安排，永远谦虚，永不自以为是。
第六是卑。中国古人讲男尊女卑，一般人听到男尊女卑，就认为这是贬低女性，其实这是完全误会了古人的意思。古人讲的“男尊女卑”，指的是男子要效法天，像天一样宽广无私，像天一样自强不息、统领万物。做女子的要效法大地，能够包容、承纳万物。所以她必须卑下，永远处在最低处。并不是说你处在低处了，你就受轻贱、就不重要了，万事万物都要依靠大地才得以生长，我们所用的资源也全来自大地，所以她更重要。我们再看海，正是因为它低，所以才能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与人争，天下莫能与之争，这是古人教导女子要卑弱的真实含义。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女德教育教材是《女诫》。《女诫》的开篇，就是讲“卑弱”。一般人看到“卑弱”这两个字，就以为女子生来就地位卑微。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老子》云：“柔弱胜刚强。”古人教女子要效仿大地，效仿地德，永远处在最低处成就万物，但是自己又不居功。做女子的也要这样，有才而不显，有功而不居。
第七是柔。我们经常说女子柔顺如水。水有什么特点？“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而且水随方就圆，把它放在方的容器里它就是方的，放在圆的容器里，它就呈现圆形的状态，恒顺众生。所以，柔让人不忍心伤害她，还会生起保护她、帮助她的心，这个就叫以柔克刚。如果男子是刚的，女子也是刚的，刚与刚相对，必然会产生矛盾。这个柔弱并不是软弱，像《老子》里边讲：“柔弱胜刚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柔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女子的要求，其实任何一种文化之中，都在强调女子的温柔。譬如说，著名作家哈地曾经写道，在新西兰某处的墓地上有一块陈旧的墓碑，上面刻着一个女人的名字和这样一行字：“她是多么温柔可爱。”
第八是顺。顺就是和顺、顺从、配合。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夫义妇听”，这个听就表现为顺从。在坤卦的《彖辞》中讲道：“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这里就讲到，做女子的应该顺从、成就自己的丈夫，这就需要有深厚的德行。女子要听从丈夫，前提是“夫义”。也就是丈夫要讲道义，如果丈夫不讲道义，女子就不能够一味地听从。
汉朝的班婕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班婕妤在汉成帝刚刚继位时被选入后宫，开始的时候做少使，深得汉成帝的宠爱，很快就被封为婕妤。有一次，汉成帝在后宫游玩，打算和班婕妤一同乘坐车子，班婕妤推辞说：“臣妾观察自古以来的图画，发现圣明的君主身旁坐的都是有名的大臣，只有夏商周三代的亡国之君身边才有受宠的女子，现在陛下若是与我同乘一辆车，那不就是和那些亡国之君差不多了吗？”汉成帝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就不勉强她了。太后听了这件事，非常高兴地说：“古时候楚国有一位樊姬，现在又有了班婕妤。”
第九是慈。这个慈上面是一个“兹”字，下面是一个“心”字，慈就是念兹在兹。我们经常说慈爱，爱是用心地感受对方的需要，用心地感受丈夫、儿女的需要，以至于达到念兹在兹的程度。所以女子有慈爱，就能让整个家庭氛围非常温暖，每一个成员都感受到被爱包围。
人的心态转变其实也是在一念之间。这一念可以让一个平凡人变得很伟大。其实家庭主妇为家庭所付出的一切，可以说是最有意义、最值得做的一件工作。这件责任重大的工作，唯有妇女才能承担，因为她所扮演的妻子、母亲、儿媳等角色至为重要。古人讲，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如果一个家庭不健全、不幸福，又如何能够代代相传？所以母亲的慈爱非常重要。
第十是良。善良能够帮助丈夫成就德行，《群书治要》中节录了很多有后妃之德的女子的故事。譬如，《群书治要·后汉书》中节录了一位明德马皇后的故事。这个马皇后是伏波将军马援的小女儿，她被立为皇后之后，更加谦和肃敬。她所穿的衣服常常是用厚缯做的衣服，就是粗布的衣服，裙子上连装饰的花边都没有。
在汉明帝去世之后，她做了太后，亲自撰写《显宗起居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她删减了她的哥哥马防参与医药的事。汉章帝就问，说：“黄门舅从早到晚供养侍奉将近一年的时间，既不给他褒奖，又不记载他的勤劳，是不是太过分了？”马皇后说：“我不想让后世人知道，先帝多次亲近后宫的家人，所以不录。”汉章帝打算给舅舅们进封爵位，也没有被马皇后允许。马皇后不给自己的兄弟们进封，是考虑到整个国家的兴衰，不愿意给整个国家造成不良影响。
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凡是有作为的皇帝，背后一定有一个有女德的皇后在旁辅佐，共同成就一代盛世。
第十一是贞。中国人认为一个女子要守身如玉，一定要洁身自好、珍爱自己、尊重自己，这个就是贞洁自尊。作为女子，特别是作为姑娘，一定要懂得自爱，懂得珍惜自己的身体。
第十二是静。就是安静而不浮躁，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大地很安静、很平稳。这个“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代表家，下边是一个“女”字，女子在家，这个家就平安、幸福。
在《周易》坤卦的《文言》里，孔子讲道：“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卦六爻皆阴，它是至柔的，但是在变动的时候，却也显示出无比刚强。地体不动，极为安静，但能够生长万物。
一个真正有德行、有智慧的女人，就像大地一样安静、祥和，效法坤道的自然无为，使万物自然而然地生长演化。这个安静也体现在做女子的要谨言慎行，她的行为才能够方正，才能够为人所效法。
十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一个人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就会养成什么样的人格。而家教，则完全是受中华传统美德的影响。
在二战前夕，有一批欧洲学者一直在研究，四大文明古国之中，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得以传承至今，绵延不衰？最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人特别重视家庭教育。
中国人说“闺阃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教授们曾经向一位长者请教：我们现在都在讲化解世界冲突，促进世界和平，您认为世界冲突的来源是哪里呢？这位老人家回答，世界冲突的根源在于家庭，在于父子之间的冲突，在于夫妇之间的冲突。
我们想，一个孩子成长在一个父母经常吵架的环境中，从小也就学会了吵架和对立思维。相反，一个孩子生长在诚敬谦和的氛围中，父母从来都不吵架，一直和睦相处、同甘共苦，遇到问题都是主动承担责任的，他走上社会也会诚敬谦和，不会想到用武力、用对立的方式解决问题。
“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2016年春，中央一频道在《新闻联播》之前曾经播放过一部动画片，讲的是郑义门。郑义门的家族从宋朝到清朝共出了173位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廉洁奉公，没有一个人贪赃枉法，就是因为有严格的郑氏家规。郑氏家规对怎么教育儿女、怎么与邻里相处、怎么做官都有清楚的规定。所以，家教对人的一生都有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告诉我们，家庭教育是教育的开始。
《习仲勋传》的最后一章就讲到了习家的家道和家风。书中有这样一些记载，我们分享一下。
齐心竭尽全力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环境，使习仲勋能够集中精力，一心一意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她从不干预习仲勋的政务，从不给他添麻烦，更没有因为是习仲勋的夫人而自恃高贵，出风头，生活上搞特殊化。受习仲勋影响，齐心多年来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20世纪50年代末，国务院机关周末晚上经常举办一些活动，在一次晚会上，有人看到齐心衣着简朴，议论说：“习副总理的夫人，怎么穿得那么土啊！”齐心回家说了这件事，习仲勋诙谐地笑着说：“土比洋好！”
习仲勋特别注意教育孩子从小养成节俭的生活习惯，他言传身教，从点滴做起。他经常用“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教育孩子，吃饭时掉在桌上的米粒都要捡起来吃掉，一丁点也不浪费，吃到最后还要掰一块馒头，把碗碟上的菜汁擦干净。这种无声的教育，使孩子们都养成了不浪费一粒粮食的好习惯。孩子们的衣服和鞋袜，大都是哥哥姐姐穿过了再让弟弟妹妹穿。
你看，这种注重节俭的习惯，不就是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体现吗？中国古人告诫我们：“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个人从小养成了节俭的习惯，他知道一针一线、一粒米都来之不易，才能学会珍惜。小时候知道惜福还要培福，也就是要努力学习，让自己有能力报效祖国；中年时用自己的所学所能来造福社会；老年时儿女都有孝悌观念，儿孙围绕膝下，享受天伦之乐，这是一种很幸福的人生轨迹。
《习仲勋传》还写道：“习仲勋还非常注意保护环境，节约水电。经常教育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厉行节约，习家人的节俭行为出乎人的意料。习仲勋习惯用浴盆洗澡，每次洗完澡的水留着让孩子们再洗，然后还要用洗澡水洗衣服。家里厅堂的灯晚上一般很少打开，他要求房间里只要没人，一定要随手关灯。在外面散步时看见地上有烟头，都会俯身捡起，扔到垃圾桶里。在他的影响下，家人一直保持着随手关灯、节约用纸、拧紧水龙头、自觉维护公共卫生的良好习惯。不仅儿女们，就连孙辈们也继承了爷爷的这些好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在全国反对奢靡之风，并在讲话中引用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的一句诗：“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提醒我们历朝历代，无一例外都因勤俭持家而兴盛，最后也都是因为骄奢淫逸而灭亡。
2001年10月15日，家人为习仲勋在深圳举办88岁寿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88岁是“米寿”，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习家三代人及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为他祝寿，这也是习家人难得的一次大团聚，唯独缺席的是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不是儿子不想参加父亲的寿宴，而是作为一省之长，他实在是公务繁忙、难以脱身，于是抱愧地给父亲写了一封拜寿信。
信是这样写的：
“自我呱呱落地以来，已随父母相伴48年，对父母的认知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希望从父亲这里继承和吸取的宝贵与高尚品质很多，给我最深印象的大约如下几点：一是学父亲做人。父亲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我党同志的普遍尊敬，首先是因为您为人坦诚、忠厚。您曾教诲我，您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和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并一以贯之，这正像毛泽东说的，‘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二是学父亲做事。父亲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我辈与父亲相比，太过平庸，汗颜不已。但更令我们感动的，是父亲从不居功，从不张扬，对自己的辉煌业绩视如烟云。这才是成大事者的风范，永远值得我辈学习和效仿。”
“三是学父亲对信仰的执着追求。无论是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您的心中始终有一盏明亮的灯，永远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在社会上喊我们是‘狗崽子’的年代，我就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个大英雄，是我们最值得自豪的父亲。历史已经证明，您是一个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四是学父亲的赤子情怀。您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您热爱中国人民，热爱革命战友，热爱家乡父老，热爱您的父母、妻子、儿女。您用自己博大的爱，影响着周围的人们。您像一头老黄牛，为中国人民默默地耕耘着。这也激励着我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中，报效养育我的锦绣中华和父老乡亲。”
“五是学父亲的俭朴生活。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
习仲勋对儿子的影响确实是潜移默化、身教胜于言教。也就是在这样一种良好的家庭教育下，培养了一代领导人。习仲勋在最后的日子里对子女们说：“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这就是习仲勋留给子孙后代的享之不尽的宝贵财富。他以光辉的榜样，教诲儿女们如何做一个纯粹的、有益于人民的人。
《习仲勋传》还记载着这样几个故事。
习仲勋向来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待别人却是难以想象的宽宏大度。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一位秘书，在小说《刘志丹》事件中，经不住政治压力，违心地写过揭发习仲勋的材料。习仲勋复出后，这位秘书一直不好意思去见他。习仲勋从别人那里得知他住房有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时，就指示有关部门很快给他解决了一套住房，这使这位秘书心里更感不安和惭愧。在他生病住院时，习仲勋还专程去看望，他感动得泪流满面，哽咽不已。习仲勋却安慰他说：“你也是身不由己，我能理解，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安心养病吧！”
还有一个大学青年教师在文革期间打过习仲勋，文革后，这个教师所在的学校派人找到习仲勋调查取证，习仲勋对来人说：“当时都是年轻人，算了吧！”当外调人员要告诉打他的人的名字时，习仲勋摆摆手说：“我不需要记住这个人。”在文革中审查过他的专案组工作人员，有的时候办案态度恶劣，习仲勋不计前嫌，对这些人一律既往不咎。
看到这些，让我们想到了明朝袁了凡所著的《了凡四训》里的一句话：“人之无过咎而横被恶名者，子孙往往骤发。”说一个人他没有犯什么过失，也没有什么罪过，但是被人无端侮辱诽谤，给他加了很多的恶名，无缘无故地受冤枉，这时他还能够忍受，那么，他的子孙后代往往会突然就发达起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周易》告诉我们：“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也是历史经验。
东汉时期，有一位官员叫杨震，他赴任东莱太守时路过昌邑县，昌邑县令王密是他曾经举荐的。王密听说自己的恩人路过，就趁着夜色带了十斤黄金送给杨震，杨震拒不接受。王密说：“这件事没有人知道。”杨震说：“这件事天知、神知、你知、我知，这叫四知财，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
在这种廉洁作风的影响下，杨震一家都非常廉洁，可以说是很清贫。到晚年时，有同事劝他说，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子孙后代着想，留一点家产给他们。杨震说：“我留给我儿孙最好的财富，就是他们是一位廉洁官员的后代。”果不其然，他的后代子孙都受到杨震的影响，非常廉洁，而且连续四世都有儿孙做到“三公”的位置。所以，历史上说杨家是“四世三公”。
不仅如此，杨家还把他们家的堂号取名为“四知堂”，提醒凡是从这个匾额下走过的后代子孙，都要学习杨震不收“四知财”的精神，他的家风代代相传。前几年，杨家的后代到了缅甸，“四知堂”的堂号仍然存在，仍然在纪念杨家祖先廉洁的作风。杨家后人就是在这样的一种道德情操的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也正是这样一种良好的家风，使他们家代代有贤人出现。
一个人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就会养成什么样的人格。而家教，则完全是受中华传统美德的影响。
十二、上老老而民兴孝
在上位的领导者，他能够尊敬老年人，整个国家的人民，才会兴起孝养之风；他能够尊敬尊长，国家才能兴起友悌之风；他能够体恤孤儿，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人们才不会产生背离之心。
中国古人，一年都有两次祭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原因何在？如果一个人连祖宗都能念念不忘，每年定时祭祀，对于眼前的父母，哪有不照顾的道理？孝很重要，怎么样才能够在全国推行孝道呢？
《大学》有一句话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在上位的领导者，他能够尊敬老年人，整个国家的人民，才会兴起孝养之风；他能够尊敬尊长，国家才能兴起友悌之风；他能够体恤孤儿，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人们才不会产生背离之心。这就强调，做领导者的要率先垂范，做出榜样。
我们看看《礼记·文王世子》中记录的周文王在做世子的时候，是如何照顾父亲的故事。
周文王在做世子的时候，每天都要三次去给父亲问安。早上天刚亮，鸡鸣头遍，他就起床穿好衣服，到父亲的房门外，询问内侍小臣父亲今天的身体状况。如果内侍小臣回答说“安”，周文王就会很高兴。中午和晚上周文王都要重复一次早上的问安，细致的程度和早上一模一样，没有丝毫倦怠。如果内侍小臣告诉周文王父亲身体有不适，周文王听了之后脸上就会显出忧愁的颜色，在走路的时候都“行不正履”，和平时不一样。
每一次给父亲呈递饮食的时候，周文王都会亲自看一看饮食的冷热程度，不会让食物过冷或过热，以免伤害父亲的身体。在食物撤下去之前，他一定要问一问父亲吃得多还是少，吃得不够还是太饱等；还要问一问父亲喜欢吃的是什么，不喜欢吃的是什么，而且告诉厨师，凡是已经吃过的剩饭剩菜，就不能够再进奉给父亲了，“恐过时味变也”。直到厨师回答“善哉，应诺”，他才退下去。
可以看到，虽然周文王贵为世子（世子就是指当时的国王、诸侯的嫡子），可供使唤的人很多，他只要吩咐一下，下面的人就会尽心尽力地做好，但是他仍然要亲自去侍奉父母。
再看历史上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孝子，才能够使天下太平、国泰民安。汉文帝的生母薄太后生病三年，他照顾起生病的母亲来是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每次给母亲进奉汤药的时候，他一定都要先试一试温度，才敢给母亲饮用。汉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下面的奴仆非常多，只要吩咐一声，哪一个不会尽心尽力地去伺候他的母亲呢？但是他作为一个孝子，能够从内心散发出对母亲的细致关爱，事必躬亲，结果“上行而下效”，整个社会兴起了孝悌之风，实现了天下大治。
古代的那些圣王都是率先垂范，从身体力行之中给大众做孝亲的榜样。所以领导者率先垂范，能够力行孝道，并提倡孝道，这才是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的根本。
提倡孝道，具体而言，要让大众知道有四种父母特别需要尽心竭力地去侍奉。
“一曰老。”在父母半衰的时候，也就是五六十岁的时候，他们还能照顾自己的饮食起居；到了老态龙钟的时候，拄着拐杖，走路怕跌倒，还经常生病，衣食不能自理，生病时间还会很长，需要躺在床上，生活起居都要儿女照顾。这时候，就特别需要大家尽心尽力地照顾父母。
“二曰病，缠绵恶疾。”父母有病，躺在床上几个月、几年，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一会儿尿在裤子上，一会儿便在床上，弄得被子衣服都很肮脏，儿女侍奉父母最难的就是在这个时候了，而父母需要儿女照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了，中国人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实际上真正的孝子，就是父母亲有病，也能够一如既往地照顾父母。
“三曰鳏寡。”老而无夫叫“寡”，称为寡妇；老而无妇为“鳏”，称为鳏夫。“鳏夫、寡妇”到老的时候，虽然儿孙满堂，但是儿女们都在看电视，他们心里有事不知道向谁诉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也非常孤单，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没有老伴的老人，更需要子女的关爱和照顾。
“四曰贫乏。”贫乏之人因为抚育儿女，心力都费尽了，又要为儿女置办嫁妆、婚礼，用尽钱财。结果年轻的儿女吃饱了，穿暖了，住着好的房子，老父母却在垂首踌躇，看到别人吃美味，就禁不住流下口水。这样的儿女也没有想一想，自己的身体是从哪里来的，还经常埋怨父母没有财富留给自己，实在令人寒心。
以上这四种老人，如果儿女对他们不好，他们的怨气会很重。所以，对这四种老人要更加竭心尽力地照顾。具体需要怎么做呢？
第一，养父母之身要尽力。儿女奉养父母，即使做不到让父母生活不匮乏，也要竭尽全力侍奉父母，这叫“竭其力”。
东汉时期有一个江革的故事。当时社会很动乱，出了很多盗贼，为了避难，江革就背着相依为命的母亲到处逃难。在逃难的过程中，多次遇到盗贼要掳走他，每每遇到这种情景，江革就哭泣说：“我有老母需要奉养！”盗贼被他的一片孝心感动，也就不忍心加害他。后来，江革背着母亲到了邳下，钱财都用光了，很是贫穷，他只好每天都光着上身、赤着脚，去给人家做苦工来奉养老母亲。母亲所需要的东西，他都一一地筹备齐全，不让她有任何欠缺。
现在的百姓有江革那样困难吗？但是我们对父母的奉养，可能还没做到像江革那样尽心尽力，让父母衣食无缺。
第二，养父母的德行要尽力。如果遇到一些父母不够慈爱，特别是有些继母，对待儿女非常苛刻，甚至虐待，儿女也应该竭尽全力来养父母之德。怎么样养父母之德？闵子骞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孔子有一个弟子叫闵子骞，闵子骞的生母很早就过世了，父亲又娶了一个妻子，成为他的继母。继母后来生了两个儿子，对闵子骞就非常苛刻，好东西都留给了自己的儿子，活都让闵子骞去干。比如，在寒冷的冬天，她用棉絮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做的棉衣很温暖，给闵子骞做的棉衣却用芦花絮，一点也不保暖。
有一次，闵子骞和父亲外出，他在外面驾车子，因为天气太寒冷，车子没有驾好，父亲在盛怒之下拿着鞭子抽在了闵子骞的身上。结果一抽才知道，闵子骞所穿的棉衣是芦花做的，父亲十分生气，要把续弦休掉。这时，闵子骞立刻就跪下来给继母求情，说：“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他用宽宏大量解除了继母的危机，最后感化了继母。
闵子骞之所以能够感化父母，靠的是自己的德行。他的心非常柔软，不和人对立，最终才能感化刻薄的继母，替她提升德行。
第三，养父母的智慧要尽力。特别是当父母有过失的时候，不能一味地顺从父母，而是要竭尽全力地劝导父母。
《孝经》上说，如果一个父亲有能够犯颜直谏的儿子，就能让自己不至于陷于不义。《德育古鉴》上说，顺亲于情而不知顺亲于理，算不上孝子。比如，有的父母非常固执，性格很不好，结果导致一家老少不得安宁，儿女还一味地顺从，不知道耐心地劝导，就很难让家庭幸福。有的父母脾气暴躁，非常自私，不能够为别人考虑，结果搅得邻里不安，这个时候儿女一味地顺从，会让邻里对父母更加不满。有的父母为非作歹，做儿女的不去劝告，还一味地顺从，结果和父母一起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第四，养父母之心要竭尽全力。我们都知道有的人对父母的衣食供养非常充足，要什么就给什么，但是在养父母之心方面就做得不够了。《德育古鉴》说，有些人名为孝子，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孝子。如一些有钱人，嫌父母年老多病，对别人说：“父母不愿意和我们一起住。”就把父母送到养老院去了；有的害怕父母太偏执，就找一个原因，违逆了父母的意思，离父母而去，和父母分家了；有的厌弃父母耳聋眼花、腿脚不便、反应太慢，就不以和颜悦色的态度来侍奉父母。
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子路，子路好勇。有一次，子路对孔子说了这样一段话：“以前我侍奉父母的时候，自己吃的是豆叶等非常简单的食物，却要到百里之外为父母背米，不论严寒还是酷暑都是如此。等父母过世之后，我到楚国出游，跟从的车子有上百辆，享受的俸禄也很多，吃的是山珍海味，但是，我却思欲食藜藿，为亲负米，不可得也。”孔子听了之后说：“由也事亲，可谓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也。”
十三、师尊则道隆
凡是尊师重道的时期都是政治清明，乃至盛世出现的时期；凡是轻师贱道的时期都是王朝走向衰败和灭亡的转折点。
中华传统文化以孝亲尊师为根本，因而要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必须恢复师道尊严。只有重振师道尊严，以谦卑的心态仰承古圣先贤的智慧，方可真正实现21世纪的和平与发展。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谓道，即圣贤相传之道。“师道”其所以“尊严”，是因为真正的明师皆不标榜自己，而只是“为往圣继绝学”。“传道者”传承古圣先贤道脉的这种无我的精神，正是为师者所以光载千秋、万众敬仰之原因。
《学记》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尊师、敬学对于明德、传道、治国、平天下皆至关重要。
纵观当今之世界，无论贫富贵贱，大多身心不安。究其原因，人的烦恼及痛苦源于人对自身及所处环境的错误认识，从根本上讲，是不学圣贤教诲、迷失本性所致。通过学习圣贤教诲，可以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回归本性，获得人生真正的幸福。
要想在全社会兴起道德教化的风气，必须尊师重道。也就是领导人必须率先垂范，把那些有德行的、懂道理的贤德之士选拔出来，甚至推为国师，对他们非常尊重。而这个国师受到各级领导者的尊重，全国上下也愿意听从他的教诲。这样，崇尚道德的风气才能够在全国普遍流行。
中国传统社会重义轻利，医生和老师这两种职业最受世人尊敬。因为医生救人身命，不言财利。老师成就慧命，使人明道。古人云：“千金不卖道。”古代的老师不用学问谋利，如遇清寒而又真心向道的学生，不仅不收供养，还要补贴学生。正是为师者“谋道不谋食”的品质，备受社会尊重。
在中国古代，老师受到特别的尊重，从古礼之中就看得出来。孩子和父亲初次拜见老师的时候，父亲会带着很好的礼物表达对老师的恭敬。见了老师之后，父亲带着儿子先向孔子像行三跪九叩之礼，然后请老师上座，他再带着儿子对老师行三跪九叩之礼。
这个三跪九叩礼在古代就是最重的礼仪，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相当于三鞠躬礼。这样做一部分是父亲对老师的尊重，还有一部分是做给孩子看的。因为孩子心中最敬畏的人就是自己的父亲，而他的父亲对老师如此敬重，他对老师的教导怎么能不信从呢？家长教孩子尊敬老师，老师教孩子孝敬父母，这样孩子就很容易受教了。现在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孩子在学校被老师批评，稍微说得重点，父母就去找校长告状，校长又去找老师。最后的结果是即使这个孩子有了错，老师也不敢指正，孩子怎么会不一错再错呢？
在古礼中，对老师的尊重还有一些表现，如《礼记·曲礼》记载，男子二十岁行成人礼，他的朋友、平辈要送给他一个字，从此以后，他的亲朋好友，还有同学、同事都要称他的字，表示对他的尊重。他去朝廷做官，皇帝也要称他的字，只有父母可以一直称他的名，此外就是老师可以一直称他的名。这就告诉我们，老师和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父母给我们身命，老师给我们慧命。
皇帝接见群臣时都是面南背北，以君臣之礼来接见。但是他在接见老师的时候，就不能以君臣之礼了，他必须以主宾之礼来接见。一个站在东面，一个站在西面。这就说明虽然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是老师永远是老师。上行下效，皇帝都这样做，全国才兴起了尊师重教的风气。
在古代，父母过世，子女要穿孝服守丧三年。老师过世，学生要守心丧三年，虽然不用穿孝服，但是要在内心感念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老师的教诲。所以，中国古代对老师的尊重，都是通过具体的礼仪来表现的。
古人云：“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所谓人师，乃德行才识皆卓越者，可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不必在朝在位。在人类历史中，出现了不计其数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等，但是真正的人师却如珍如瑞。因为他们无论在诚意正心的修养上，还是在平治天下的智慧上，都堪为学人表率、足为后世取法。正是他们表里如一地为人演说圣贤之道，才令无数人重拾对圣贤教诲的信心，使圣贤文化薪火不灭、代代承传。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圣贤之道有赖于行道之师而光大。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曾子名参，比孔子小四十六岁。孔子认为曾子能够通达孝道，又非常有恭敬之心，所以就传授他学业，并专门将《孝经》传授给他。
孟子尊孔子，“虽未得为孔子之徒也”，却“私淑诸人”以求其教诲，学为“亚圣”，甚至超过孔子的很多门生。其原因只为“至诚”二字。所谓“至诚如神”，唯有至诚之心，才能感通天地之道，感通夫子之教。可见，对老师的尊重既是对圣贤之道的尊重，更是传承圣贤学问所必需的。
《论语》中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同理，如果君主希望百姓尊师重道，就必须自己率先垂范。古代圣王都明白上行下效的道理，因此，“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
汉明帝就是一位尊师的典范。据《资治通鉴》记载，汉明帝为太子时，曾向桓荣学习《尚书》，在他做皇帝后，仍以学生身份面对桓荣。汉明帝造访太常府时，以师生之礼与桓荣相见，并设几杖，召集百官和桓荣的弟子数百人一起向桓荣行弟子礼，并由他亲自执礼，带头听受老师讲学。
老师每有不适，汉明帝就派使者去慰问，而专门负责皇帝膳食和医疗的官员都络绎不绝地去服侍桓荣。汉明帝还亲自到老师家询问病情，进入老师所居住的街巷就下车步行，手捧经书走到老师跟前，轻抚老师垂泪哭泣。他还送与老师床具、衣物等用品，让老师更舒适地休养，久久不忍离去。从此以后，文武官员来探病，再不敢到门口才下车，而且都在桓荣床前下拜。桓荣去世，汉明帝亲自改换丧服送葬，并把老师安葬在尊贵的位置。
唐太宗之所以在隋末战乱后短期内就开创了“贞观之治”，使天下太平、万国来朝，与他尊师重道并赐予皇子、诸王学习《群书治要》密不可分；清朝“康乾盛世”的缔造，更与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设立了礼请儒释道大德为“国师”、坚持讲经教学的制度相关。
天子之所以应尊师重道，因为天子的职责是践行圣道，而老师的职责是传承圣道。天子唯有从师而学，才能修德明道进而平治天下。
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兴衰，可以发现：凡是尊师重道的时期都是政治清明，乃至盛世出现的时期；凡是轻师贱道的时期都是王朝走向衰败和灭亡的转折点。正如《荀子·大略》云：“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
在古代“天下之命，悬于太子”，能否尽早为太子选择明师教导，决定着国家的安危。这说明，国家是否有真正的后继人才，主要取决于是否有好老师的教导。所谓“天下有真教术，斯有真人材”，唯有身体力行圣贤教诲的君子圣贤成为传播社会正能量的主体，才能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作出重要贡献。
师道，背后承载的是千年万世的圣贤智慧。尊师，就是尊重古圣先贤、列祖列宗。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尊重师道，就是尊重当人的自性。
唯有尊师重道，我们才能回归纯净纯善的本性，把扭曲的人性导归正途；才能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存，化解当今人类社会的种种矛盾冲突，从而把世界带向一个安定和平的未来。
重振师道，无疑乃当今之要务；师道之隆，必然为天下之福祉！
十四、慎终追远
厚德是由行孝而来，而民风之所以不淳厚，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教民众孝道。所以要想使民风淳厚，必须从孝道这个根本入手。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圣贤施教，以孝为本。如果领导干部能够把慎终、追远这两件事做好了，人民会被他的德行所感化，民风自然归于淳厚而不刻薄。这就告诉我们，厚德是由行孝而来，而民风之所以不淳厚，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教民众孝道。所以要想使民风淳厚，必须从孝道这个根本入手。
孔安国注：“慎终者，丧尽其哀。追远者，祭尽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归于厚矣。”
“丧尽其哀”就是指父母过世的时候要谨慎地办理丧事。谨慎治丧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是要以哀戚为本。《吕氏春秋》对于丧礼的来源有一段阐述，说孝子尊重父母和父母疼爱子女，这种情意甚于肌肤之痛。当父母、儿女过世，自己所敬重的、所疼爱的人死后如果被抛弃于沟壑，按人的感情都是不忍心的，所以才有了安葬死者的礼仪。“葬”就是藏起来的意思，这是孝顺父母的儿女应该慎重的。这就告诉我们，“丧礼”是出自孝子敬爱父母的一片心，并不只是外在的礼仪，所以应该以哀戚为重。
第二是不可以厚葬。《吕氏春秋》说：“慎终，就是以生者的心为死者去考虑，而没有比不要惊动死者、坟墓被挖掘更重要的了。”要让死者不被惊动、坟墓不被挖掘，最重要的就是使掘墓者无利可获。举个例子，如果有人在墓前安放一块石碑，上面写着这样的话：“墓中有珠玉玩物、财物宝器甚多，不可不挖，挖了一定大富。”人们一定会讥笑他，觉得他很愚蠢，但是世间人实行厚葬的做法其实和这个人的做法是一样的。
尧、舜、禹等古圣先贤都以节俭的方式被安葬，并不仅仅是吝惜费用，也不仅仅是厌烦辛劳，更重要的是为死者考虑。古圣先王所憎恶的，就是让死者受辱，而有人挖掘坟墓就必定会使死者受辱。如果实行俭葬，他的坟墓就不会被挖掘，所以先王的安葬一定会从俭。口说敬爱、怜惜死者的人很多，但是真懂得敬爱、怜惜死者的人却很少。
“爱之反而害之，欲使其安稳，反而使其危及”，不就是说厚葬的行为吗？那为什么世间厚葬之风还屡禁不止呢？
《吕氏春秋》也给出了答案：现在世俗大乱，安葬越来越奢侈，这不是安葬的本意，不是替死者考虑，而是生者以此相互夸耀。然而世人不明白，厚葬本是“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辱，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务，此非慈亲孝子之心也！”
历代那些开明的皇帝、皇后熟读史书，所以在过世的时候都命令或者立下遗诏要俭葬。
长孙皇后临终的时候，对唐太宗最后的嘱托是这样的：“臣妾的本家，有幸因为婚姻而成为外戚，既然不是因为有德行而被选应，就容易走到危险的地步。要想长久地保全，就千万不要赋予他们重要权力，只以外戚俸朝请就很庆幸了。妾活着既无益于时事，死后不可厚葬多费，而且埋葬就是隐藏，要让人看不到。自古以来的圣贤，都推崇节俭薄葬，只有无道之士才大建陵墓、劳费天下，被有见识的人所讥笑。只请求能够依靠山势而埋葬，不需要堆起坟头，不需要用棺椁，所必需的器物用具都使用木、瓦的，节俭薄葬送终就是不忘记臣妾。”
“追远者，祭尽其敬。”在丧葬之后，需依礼依时追念祭祀。追远的“远”字有两个含义，第一是指父母过世已经久远，第二是指祖父母以至历代祖先距今已远，皆需追祭以时，祭祀的时候毕恭毕敬。因此孔安国注云：“祭尽其敬，子子孙孙如是追远祭祀，视为不忘本。”
《礼记·祭统》对祭礼的来源做了这样的阐述：“夫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中生出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这就告诉我们，祭祀是由内心发出的对父母祖先的感念之情，表现在行为上就是祭礼。既然祭礼是从内心所产生的，就要有恭敬之心。
《礼记·祭义》对祭时有明确的要求：“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频频祭祀会让人厌烦，厌烦就会失去恭敬之心；祭祀太少会让人感觉怠慢，怠慢就会使人淡忘。所以在古代的祭礼中，对如何祭祀、什么时候祭祀，以及祭祀的次数、频繁程度都有明确的记载。
在古代，中国人是顺着天时季节的变化来举行祭祀的，一年有两次，春天举行“禘祭”，秋天举行“尝祭”。到春天雨露滋润大地之时，君子踏露而行，自然会有一种惊醒的感觉，思念故去的亲人，似乎他们也像春天一样重新回到了人间。在秋天的时候，霜露覆盖了大地，君子踏霜而行，自然有一种悲凉之感，这种悲凉之感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思念着故去的亲人。所以，春祭和秋祭的意义是：用快乐的心情把亲人迎回来，再用悲伤的心情将他们送走。
除了依时依礼之外，祭祀最重要的是表达出内心的诚敬之心，那就是毕恭毕敬。孔子在《论语》里也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果祭祀父母祖先，要像父母祖先在面前一样恭敬；如果祭祀神明，则要像神明在面前一样，不敢有丝毫怠慢，这都是“祭尽其敬”的表现。
《礼记·祭义》对于祭祀之前、之中、之后应该如何做，都有明确的要求。比如，在祭祀之前，要进行斋戒，对内要调摄内心，使内心清净，把心从外物上收回来；对外要隔绝一切交际娱乐、房事等活动。斋戒时心思要集中于思念死者生前的起居、住所、音容笑貌、饮食习惯、志趣、爱好，这样专心斋戒三天，就能将要祭祀的先人活现在心中。
在古代，家家户户都有祠堂，祠堂里供奉的是祖先的牌位。每到春秋祭祀的时候，将全家人召集在一起，除了礼拜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讲述祖先的德行，以念念不忘父母祖先的功德。要常常思念、追怀父母祖先对国家民族的贡献，在祭祀时才更显示出诚敬之心、思慕之心。如果对自己家族的历史不了解，就表现不出恭敬之心，这也是一个人忘本的表现。
除了祭祀之外，“追远”还有一个重要方式，就是修家谱。在古代，每家都有自己的家谱，而这个家谱每年都要整理一次，叫修家谱。一年之中，有哪些人过世了，哪些人出生了；一个人一生的行迹，对国家、民族、人民的贡献，都要以简要的方式记载在家谱之中。有了家谱，我们就知道自己的远祖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原因到这个地方来定居的，一共传了多少代，历代祖先对这个地方、国家有什么贡献，等等，这才称得上是“追远”。
修家谱有什么好处呢？《礼记》说“不娶同姓”，修家谱就会发现，父母就是两个姓，往上推，父母的父母也是两个姓；以此类推，推到前面很多代之后，你就发现其实所有的姓都是一家人，不是炎帝的子孙，就是黄帝的子孙，所以我们称为炎黄子孙，中华民族确实是一家，全国一体的观念就有了。
家谱除了培养中国人一体的观念之外，就是要学习祖宗的德行。家谱上都记载着在哪朝哪代出了哪位有德行的祖先，以及他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每到祭祀的时候，常常宣讲祖先的德行，这对后代子孙是一个警醒和教育。我们作为他的后代子孙，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小心谨慎，不能给祖先抹黑。
在历史上也可以看到，许多皇帝确实是按照圣贤的教诲在做。比如，《雍正皇帝圣谕图解》中有一个关于明仁宗的故事。明仁宗还在做太子时，有一次明成祖到了南京，退朝之后就召见东宫官杨士奇，问道：“你辅佐太子已经很长时间了，对他了解得也很清楚了，这个太子的为人到底怎么样呢？”杨士奇就回答说：“殿下仁孝恭敬非常人可比。”明成祖听了之后说：“你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些具体的事例来说明呢？”
杨士奇回答说：“每逢祭祀的时候，太子一定会亲自检查所有的祭器，绝不假他人之手。比如，去年按照惯例要举行祭祀的时候，正好太子得了痛风病，医生告诉他要服药发汗才可以治愈。太子说：‘如果吃药发汗，怎么可以亲自参加祭祀呢？’左右的人就说：‘那可以让别人代替您参加祭祀啊！’殿下就回答说：‘皇上把祭祀的使命交付给我，我又派遣别人来代替，这不是违背君父的命令吗？’所以他就带着病亲自去参加祭祀。祭祀完毕出了一身的汗，结果病就痊愈了。再比如，每每给皇帝进奉食物和其他物品时，太子一定会亲自检查，把封条封好，然后才派遣下人出发。”
明成祖听了之后就说：“这些都是为人子应当做的事情。”杨士奇说：“自古以来的大圣大贤，都只是把该做的事情做到了极致而已。”也就是说，圣贤人也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只是毕恭毕敬地、认真负责地完成自己的本分而已。
明仁宗“躬阅祭器”的故事给了我们很多启示：皇帝对于祭祀这样诚敬，就能够起到上行下效的作用。所以他当了皇帝之后，这个国家也被治理得很好。
《礼记》说：“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说文解字》解释教是“上所施，下所效”，所以身教胜于言教。我们要教属下孝道，教学生尊敬老师，但是如果自己的父母、老师都已经过世了，那该如何身教呢？《礼记·祭统》就讲了重点：“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君子的教化一定要从根本上来教起，从孝道教起。那怎么教呢？“顺之至也，祭其是与？”能够把孝敬之心体现到极致的就是祭礼啊！为什么要实行祭礼呢？就是在上的人能够定时追念父母、祖先、老师，下面的人才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孝道。
“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祭而不敬，何以为也？”如果举行祭祀而心无恭敬之念，为什么还要去祭祀呢？这就给我们指出了重点，也就是说我们教导属下、学生，自己必须有恭敬之心。这个恭敬之心不是装出来的，不是为了教育而表现出来的，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诚敬与感恩，才能够让人受到感化，从而上行下效。
通过举行祭祀教导人民心地厚道、不忘本，所以要想使国家太平、社会和谐，必须从孝道入手。要使人心厚道，就要提倡慎终追远，恢复祠堂、提倡祭祀，还要修治家谱、绍述祖德，倡导不忘本、知恩报恩、饮水思源。
十五、善制而后致治
好的制度当然重要，但并不是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实现天下大治，还必须有好的辅佐人才来推行这个好的制度。
古代的道德教育之所以得力，恰恰是通过各种制度来保证推行的，而并非我们所认为的忽视了制度建设。道德教育不能是空洞的说教，国家管理者希望人民有什么样的德行、怎么做事，就要建立恰当的制度来鼓励人们这样去做。
尧舜时期，并没有施行肉刑，而仅施行象刑。所谓“象刑”，就是指象征性的刑罚。比如，一个人犯了错，就让他穿着和平常人不同式样、不同颜色的衣服或鞋子，表明这是耻辱的事，引起他的羞耻之心。唐虞时代没有施行肉刑，但人民都不犯法，动乱也就停止了。这就说明，古代的人是从制度的设计上来培养人们的向善好德之心的。
从法律制度上看，《孝经》上讲“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前面我们讲了孝很重要，必须从法律上加以保证。对于不孝的人，则要依法惩处，而且要严惩。
从教育制度上看，中国古代都有庠序，有太学。庠序就是在乡一级设立的学校，太学就是在国家设立的大学，他们的教育内容都是仁慈博爱。所以，古人从小接受的都是圣贤教育、道德教育，是长善救失的教育。
从考试制度方面来说，隋唐开始实行科举考试，考试的内容都是圣贤经典。
古人为什么会有政治抱负、报国情怀、浩然正气、献身精神呢？《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论语》上也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他们从小受到的都是这样的教育，而且参加科举考试也必须通达这些经典，所以必须去学习。
用人制度也特别合乎人情，像孔子所说，富与贵都是每一个人所向往的，谁不喜欢追求高贵的地位、不希望富裕起来呢？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古代的人设置制度，也是顺着人情来设置的。
《群书治要·傅子》记载，用人制度有这样一个原则，那就是“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没有德行的人不能当领导，没有为国建功的人不能享受俸禄。这样一个原则一设立，人们不是去追求富贵，而是追求德行，追求建功立业。这样就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培养自己的德行、为国家多作贡献上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选举制度。
汉代实行举孝廉的人才选拔机制，地方官负责把这个地方具有孝廉品质的孩子举荐出来，由国家培养，作为官吏的候补。因为这个孩子孝，就会对国家忠；因为他廉洁，就没有贪心。
为了使这个地方官能把真正具有孝廉品质的孩子举荐出来，而不是把自己的亲朋好友举荐出来，还有一个奖惩制度加以保证，那就是“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官员所推荐的人，确实为国家建功立业了，推荐者就会受到国家最高的赏赐；相反，官员手下的人才因嫉贤妒能被埋没了，他就会受到国家最高的惩罚。有这样的制度，地方官就会竭力把德才兼备的人推选出来。
《群书治要·刘廙政论》记载：为政者最重要的事就是使官吏清廉。但是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能做到清廉呢？虽然选了像许由、伯夷这样廉洁的官员，又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刑罚，有贪必惩，有令必从，实际上却没有很好的效果。奸巧的事越来越多，欺诈的事情也越来越大。
这是因为：“知清之为清，而不知所以清之，故免而无耻也。”意思是，知道应该让官吏清廉，但是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让官吏清廉，官吏做了坏事，就想方设法免于法律的制裁，并以此为荣。
“日欲其清，而薄其禄，禄薄所以不得成其清。”想让官员清廉不贪污，但是他的俸禄却很微薄，微薄的俸禄不能够使官员保持清廉。官员的收入太少了，不能够维持有尊严的生活，特别是和别的阶层对比，收入差额很大，心里就不满了。
一个官员的俸禄很微薄，又掌握着很高的权力，批一个字就是好几百万甚至上亿的项目，他心理能平衡吗？“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禄者，则欺而浊。”想让官员清廉，但是没有给他们提高俸禄，那么官员就会欺诈，官场的作风也会很污浊，很多贪污受贿的情形就会出现。古人把这称为“饿犬护肉”“渴马守水”，那怎么办呢？
高薪养廉还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知重其禄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则竭而不足。”官员位置很多，很多人都是人浮于事，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增加他的俸禄，那么人民的负担就更重了，就会对高薪养廉产生不满。所以，高薪养廉的前提是“少其吏”。
“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尽其力者，则事繁而职阙。”精简了官吏，职位减少了，却不知道如何让人竭尽全力地尽好本分，那么事情又变得繁多起来，职位又显得缺少。所以精简机构之外，还要提高官员的责任感，让他们能够竭忠尽智，这样高薪养廉才是可行的。
《群书治要·魏志》有这样一段话：“夫除无事之位，损不急之禄，止浮食之费，并从容之官，使官必有职，职任其事，事必受禄，禄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当今之所宜也。”把无事的官位废除，不着急的俸禄减损，奢侈的花销停止，职务重叠的合并，职任其事的官员一定有他应尽的本分，做了事才能给他俸禄。这是自古以来普遍适用的规律，我们今天也可以借鉴。
如果职位繁多，职责混乱，就会人浮于事，官员职位很多，俸禄都很微薄，他们对自己的收入不满，可能就会贪污受贿、与民争利。只有人当于事，俸禄充足，官员腐败又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他才会珍惜职位并廉洁奉公，最终形成良性循环。
这是从激励制度上保证官员廉洁，并进而保持一定的职业操守。除了对官员的激励外，还有对平民百姓的激励。
《群书治要·韩诗外传》记载：“古者必有命民。”命民，是指古代的君主下诏命封赏的平民百姓。为什么要封赏平民百姓呢？“民有能敬长怜孤、取舍好让、居事力者，命于其君。命然后得乘饰车并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皆有罚。”
“取舍好让”，在面对利益的时候，能够谦让为先、礼让于人，这样的人国家不能够让他吃亏。如果他越是谦让越是吃亏，那人人都会去争、去抢了。
“居事力者”，就是做事很负责任、尽心尽力地把事情做得圆满的人。这样的人受到封赏，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应该向谁学习。
这个平民百姓虽然身份、地位卑贱，但是很有德行，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对社会风气的好转起到了引领作用，给社会大众做出了好的表率。他尊敬年长之人，怜恤孤儿，这可以培养、激发人们的仁慈之心。如果人人都有恭敬心、同情心，社会的风气就会很好。这样的人能够给大家做这样的表率，对社会有这样的贡献，国家就会给他下诏封赏。
“故其民虽有余财侈物，而无礼义功德，则无所用其余财物。”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一个人即使有富余的财物，但是不讲礼义、没有对国家建功立业、没有德行，那他也没有办法使用他富余的财物。
为什么现在社会食品安全问题这么多？就是因为有些人见利忘义，为了追求财富而不择手段。我们现在都在说制度有问题、制度不完善，制度问题的根本何在？那就是没有设计一种合理的制度，鼓励人们向善、培养德行，使德才兼备的人受到尊重、提拔和重用。这正是我们的制度最应该考虑的地方。
“故其民皆兴仁义而贱财利。”“命民”的制度一实行，有德行的人受到皇帝的封赏，人们就不会再把财物看得很重，而是把德行仁义看得很重。“贱财利则不争；不争则强不凌弱、众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乱斯止矣。”
《群书治要·傅子》里有这样一句话：“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意思是明智的君主一定是顺着好的制度，才能够达到社会大治的结果。换一句话说，好的制度重不重要呢？当然重要，但并不是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实现天下大治，还必须有好的辅佐人才来推行这个好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德才兼备的人，是更加重要的，这个德才兼备的人，必须是靠道德教育培养起来的。好的制度可以把德才兼备的人，选拔在合适的位置上，让他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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